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整體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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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整體方案范文

青海地處三江源頭，世稱“中華水塔”，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生態功能和地位極其重要，但同時也是生態系統極為敏感脆弱的地區。因此，綠色發展既是青海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擔起歷史責任的必然要求。“十三五”時期，我們將在履行好國家和人民賦予的責任同時，緊緊把握綠色發展機遇，以綠色發展協調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實現。

理念提升 夯實綠色發展認同基礎

理念決定行動，世紀初以來，青海之所以在生態保護方面取得重大成效，首先取決于生態立省理念的確立和強化，以及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同。對生態責任和綠色優勢，青海歷屆省委省政府都有深刻的認識，不斷鞏固和強化生態立省戰略，在理念革新、制度設計、功能布局、工程推進等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省委2007年12月青海提出“生態立省”，2012年5月青海省十二次黨代會提出“打造生態文明先行區”。黨的十以來，高度重視青海的生態工作，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通過認真學批示和系列講話精神，我們對綠色發展的認識得到了升華，措施進一步強化。2014年11月，省委十二屆七次全會確立了以生態文明理念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方略，為生態文明邁入新時代夯實了的政治保證和思想保障。我們也十分重視生態文明和文化的宣傳教育，從世紀初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建立以來，通過不懈的政策引導、輿論宣傳和工程示范，使廣大群眾切身體會到生態保護帶來的諸多實惠，同時也使生態文明理念逐漸厚植人心。下一步，我們將以觀念先行促進生態先行，實施生態文化建設行動，加強生態環境省情和綠色價值觀教育，積極培育生態文化和生態道德，倡導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消費模式，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生態保護，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良好局面。

工程建設 夯實綠色發展工作基礎

工程治理是生態保護和建設的硬支撐。在國家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們深入實施生態立省戰略，優化國土空間開發利用，把大部分地區列為禁止或限制開發區域，在三江源、青海湖、祁連山實施了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加大退牧還草、退耕還林力度。經過不懈努力，重點治理區生態環境明顯改善，黃河源頭瑪多縣重現千湖美景，高覆蓋度草地正以每年23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長江、黃河、瀾滄江對下游供水能力明顯增強。通過工程實施，在項目設計、施工組織、科技攻關等方面，我們還形成了一支生力軍，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下一步，針對總體生態環境尚未根本好轉、重點生態工程占應治理區的覆蓋面不足40%、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保護區生態退化等問題，我們將堅持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完善“一屏兩帶”生態安全格局，力爭到2020年實現重大生態治理區全覆蓋。加快推進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青海湖流域生態保護與綜合治理二期、祁連山和柴達木水源涵養地等重大生態工程，從整體上恢復和強化生態功能。全面提高區域生態治理和植被覆蓋率，實施高原濕地保護、沙漠化防治、高寒草原建設、東部地區水土保持等生態修復工程，持續推進退牧還草、退耕還林草、天然林、防護林和湟水河兩岸南北山造林綠化等專項工程，努力維護高原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強化江河源頭水生態保護，加強水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完善的水土流失綜合防治體系，增強大江大河水源涵養功能，呵護好“中華水塔”。

綜合治理 夯實綠色發展社會基礎

生態環境質量與民生質量息息相關，必須呼應大眾利益關切，滿足他們對良好生態產品的需求，從而贏得社會各界的支持。近年來，針對大氣、水和土壤污染直接影響群眾生活質量問題，青海各級政府采取全方位舉措，開展西寧大氣污染綜合治理行動，落實湟水河系統治理方案，實施農牧區清潔工程，集中開展生態保護執法大檢查，促使東部城市群空氣質量、湟水河水質持續改善，農牧區面源污染得到遏制，國省道、重點景區及周邊、農村連片環境得到凈化，人民群眾生活環境質量得到好轉。下一步，我們在發揮政府主體責任和主導作用的同時，將著力調動社會各界共建共享積極性，繼續抓好湟水河流域綜合整治工程，確保居民生產生活用水安全；深入推進東部城市群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劃，加快重點企業和園區環境治理步伐；堅持城鄉環境治理并重，廣泛開展“家園美化行動”，實現重點城鎮生活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全覆蓋和穩定運行；加大農牧業面源污染防治力度，統籌農村飲水安全、改水改廁、垃圾處理，推動農藥、化肥等減量使用，實施種養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無害化處理，全面提高城鄉凈化、美化水平；發揮媒體監督和群眾監督作用，使大眾受益于生態環境改善，也使生態環境受益于大眾參與。

改革創新 夯實綠色發展制度基礎

制度改革和創新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重要保障。近年來，青海生態建設取得長足進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使各方面的資源和力量得到有效配置。當前，青海作為生態文明制度 “國字號” 改革試點地區，不僅肩負保護好生態的重大責任，還要為全國提供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對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部署后，青海及時印發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總體方案》，并依據責任分工形成具體任務的工作臺賬，成為全國第一個出臺“總設計圖”和“總施工圖”的省份。一年來，我們堅持試點先行和整體推進相結合、改革舉措與重點工作相結合，深入推進各項改革和制度創新，共出臺40多個方案報告和意見辦法，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開局良好，特別是在草原生態保護補獎與保護責任效果掛鉤、擴大生態保護管護公益崗位規模、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等方面進展較快。下一步，我們堅持試點先行和整體推進相結合，探索構建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重點落實主體功能區制度，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實施分類指導的區域政策。在自然資源產權、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等8項基本制度、32項重點改革任務上取得重大突破，力爭形成一批改革亮點，以先進健全的制度體系保障生態文明先行區建設。

經濟轉型 夯實綠色發展經濟基礎

第2篇：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整體方案范文

關鍵詞：對象化；自然；自由；生態文明

生態問題的日益突顯，使馬克思的自然哲學思想得到了進一步關注和研究，尤其是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象性關系的思想。“馬克思自然哲學思想的重點在于突出了‘關系’的重要性，即從‘對象性關系’的角度出發去認識自然、理解自然，特別強調對自然客體的認識過程中包含著主體的參與，這種自然哲學觀念無疑是超越他那個時代的，并被20世紀最新自然科學發展的成果所證實。……作為自然哲學觀念的一個新的制高點。2面對資源日益枯竭、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們要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要樹立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理念，這就需要借鑒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象性關系的思想。如果說人與人之間能夠通過互相理解而包容、體諒對方，能夠約束自己遵從法律法規而不傷害對方，能夠因為同樣的人格而尊重對方、適應對方，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那么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也應考慮到自然這一“他者”作為對象性的存在物，在利用自然又不傷害自然中實現人的自由。然而，現實情況卻是，人往往忽略了自然這一“他者”的自性、規律和價值而僅僅考慮自身的欲望和需求，結果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沖突與對抗，最終限制了人的自由，阻礙了人的自由發展。欲恢復人與自然的和解，更好地建設生態文明，走向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我們只有再回到馬克思，從他的對象性思想中尋求解決對策的理論資源。

一、意識與馬克思的對象化思想

意識主要是指具有感知系統的生物能夠利用其感知系統進行感知、記憶和推理的活動。一般認為，只有人才有意識，但當我們看到某種動物表現出對某人或同類的感恩和互助、利用某種現成的工具來尋找食物等行為時，我們也認為其是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記憶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動物解放運動的教父彼得?辛格就認為動物具有感受快樂和痛苦的能力，因而動物應該得到人類道德的關懷和保護，而不是遭受虐待。生命倫理學家史懷澤則進一步提出，應該把道德關懷的范圍由動物拓展到所有的生命，認為善的本質就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

如果單純地以外在事物為對象，對自然界作出一種直觀的反映，那么人的意識與動物或其他生物的感知活動或心理活動是沒有多少區別的，這是人的最初意識，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于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一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1。達爾文及之后的達爾文學派和拉馬克學派等一切進化論者，都認為動物有理智，和人之間沒有本質區別，僅僅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相關的實驗證明，動物或其他生物的感知活動或心理活動是自發的，而人的意識則是自覺的，能夠通過對感知到的事物的信息進行存儲、記憶、分析、判別、排列、分類、取舍等，從而形成自己的思想，這是人所特有的主觀能有裕也是人與其他生物最大的或者說本質的區別。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認為動物有能力作出某些計劃的、經過事先考慮的行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動物具有與人類接近的高級的心理活動，但同時認為動物由心理活動而引發的行為與人的意識引發的行為是不同的，“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2。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從感知能力出發去界定意識，那么人與其他生命是處于同一層次的，但人又畢竟異于其他物種，這點不同就在于人的意識具有主觀能動性，既可以把自身當成對象加以反思、反省、反觀，又可以對客觀世界有能動的反映，同時還可以有理性地參與、能動地指導人的實踐活動而創造出對象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人的意識的活動是人所特有的活動。

人在意識基礎上展開的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即是馬克思所說的對象化的活動。“對象化”的活動有兩層含義：其一，人要有對象意識，認識到所有事物都與周圍其他事物處于相互聯系的對象關系中，這種依賴對象或者表現為依靠對象才能生存，或者表現為依賴對象來確證自身的本質。如“太陽是植物的對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確證它的生命的對象，正像植物是太陽的對象，是太陽的喚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現，是太陽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表現一樣。……一個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沒有對象，就不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就是說，它沒有對象性的關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對象性的存在。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也就是說，事物都是現實的、具體的物，與外在于自身的周圍的事物緊密相連，依靠這些外在的對象提供生存和發展的資源，也依靠這些外在的對象來確證自身及在宇宙中的位置。其二，人能夠發揮主體能動性去“化”外在于自身的對象，或創造出新的對象，使對象能夠更好地滿足人類自身的需求，并能夠確證人類的情感、欲望、自由意志、理性、道德、社會性等本質力量。馬克思認為，人的有意識的活動是人類所特有的活動，這種活動不是像動物那樣和自己的生命活動直接同一，而是人有意識地把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從而既能夠按照自身的內在尺度進行生產，也能夠遵循規律，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事物。當人能夠有選擇性、自主性地安排自己的生產，能夠自如地面對自己的產品，能夠知道自己是有獨特意識同時也是具有共性的類存在物時，我們就可以說他是自由的。

既然意識總是某人或某物的意識，而某人或某物又總是與周圍的他物處于對象性關系中，那么可以確定的是意識總是與對象相關，是關于什么的意識，如關于自然、社會、關于自我，等等。關于自我的意識即自我意識，自我意識的作用在于分清我與外在事物的對象性關系，更在于能夠按照自身內在的需求和外在的規律來改造對象世界，即“化”對象世界。由此就出現了在意識基礎上對對象的認識活動和改造活動能夠實現主觀與客觀相符合或相一致的問題，即正確還是錯誤的問題。如果沒有對客觀世界如人、自然和社會正確把握，如果不能夠正確認識自身的欲望、情感等需求，在對象化的過程中就會出現一系列的沖突，甚至對抗。當今生態危機的出現就是人類沒有把自然當作一個活生生的有機整體，任由自身欲望過度膨脹而過度改造自然界造成的。資源枯竭的自然界、滿目瘡痍的自然界既折射出我們部分人類貪婪、丑惡的本質，也使人類陷入艱難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回到馬克思，就是要重新調整人類的認識和行為，即正確看待自然、人類自身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對象性關系，合理調整人類改造自然的對象化活動，這將有助于我們明白由保護人、愛護人延伸至保護動物、保護自然，對自然講道德的意義和必要性。

二、對象性中的“他者”與自由的開顯

“人要有自由首先要有‘自’，所謂自由就是不受他者束縛，那就要有‘自’和‘他’的區別。有機體有了‘自’和‘他’的區分，就可以‘依自不依他’，就可以擺脫‘他’的束縛。”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自我意識的形成標志著人類主體意識的萌芽，也標志著自由意識的覺醒。其一，自我意識的生成，意味著他人意識的存在和他物的存在與自身相對立。也就是說，若自己沒有對自身與他人、自身與他物的區分，不可能有自我意識的產生。如黑格爾就認為：“事實上，自我意識是從感性的和知覺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來的，并且，本質上是從他物的回歸。”2法國思想家萊維納斯對此有很高的評價，認為黑格爾雖然是“同一”哲學的最大代表，可“恰恰也是黑格爾發現了‘他者’，并為‘他者的出現開辟了特有的空間”3。馬克思的對象化思想繼承了黑格爾的關于“他者”的思想，即通過與對象打交道來認識自身，通過對象化來確證自身的本質力量。其二，自我意識的形成標志著自由意識的覺醒，如馬克思指出的：“自由的首要條件是自我認識。”4這是因為自我意識使人類自身開始意識到自我與外在世界是不同的存在者，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雖受惠于外在的對象世界，但同時也受到外在世界的限制，甚至是束縛與逼壓。人類總想對外在的客觀世界的必然性探個究竟，以期能夠擺脫必須性而獲得更多的選擇性與自主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人類不斷謀求自身解放的歷史，謀求從自然的支配中解放出來，謀求從社會的壓制中解放出來，謀求從欲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即使必然性不可擺脫，也要對必然性有充分的認識，并利用必然性為自身謀福利，從而獲得一定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和解放不是抽象的，不是立于云端的，也不僅僅是精神上的逍遙自在，而是在人的對象化的實踐活動中獲得的具體的自主性、自立性，既不被強迫、干涉，又能夠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不斷實現自我、完善自我。伯林的兩種自由觀很好地闡述了自由的真諦：人總想有一塊屬于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和侵犯的領地，在其中個體可以逍遙自在，這種自由是“免于……”消極的自由，也是最基本的自由，即處于無拘無束、沒有限制與束縛的狀態中；此外，人還追求“去做……”的實現自我的積極自由。由此觀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論述的自由觀就包含伯林所謂的兩種自由，既有不涉的消極自由，也有自主發展自我的積極自由。如我的生命不被剝奪、不被虐待，我的勞動是自主的、自覺的，而不是被強迫的、被壓制的，我的勞動產品是歸我支配的，而不是被他人占有的，等等。

沒有“他者”，自由是否可能？近現代追求的自由往往是沒有“他者”的自由。如萊維納斯所認為的，近現代倡導的是“同一化”的思維方式，追求的是自我中心的自由，而“將他人看作我的自由實現道路上的障礙，我在追求自由的時候，就必須肯定我對于他者的權力，我為了自由可以對他者行使暴力，直至進行屠殺”1。但是，自由是關系性的，必須是有“他者”或者說對象的自由，“沒有他者，自由就沒有目的或基礎。在面對面中，他者給予我的自由以意義，因為我被賦予了真正的選擇：對他者承擔責任和義務，或者充滿仇恨和暴力地拒絕他者。他者授予我真正的自由，并且將因我如何行使這種自由而受益或受害”2。自由不是為所欲為，毫無限制，而是在對“他者”承擔責任、有所擔當、有所約束中才能獲得，這種有限的自由是有德性的自由，是康德意義的道德自由。由此向我們澄明的是：自由的性質在于關系性或者說對象性，自由必然與自我意識、能力及外在物相關聯，自由必然有“他者”的或隱或顯的在場，我們追求自由時必須對“他者”予以尊重，必須考慮到對方的存在與發展需求，從而對自身的行為有所限制，達到主體與主體的共在與相互回應關系，或者如布伯所說的“我―你”的非利用的共生關系，自始至終與對方協同發展。

有“他者”的自由才有可能。這里的“他者”如果限于人與人之間通過相互的理解、尊重、守法、退讓等方式來獲得自由，則僅僅是人在社會中獲得的自由，但人不會滿足于這種自由，他還將追求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從自然界中走出來的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追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自由，本身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由于自然與人的差異性，沒有人格、不會聲明自己的權利，近現代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這一“他者”的時候，往往遺忘了自然的自性，即作為一活生生的有機整體有其自身的自然規律和生態規律，有其自我調節的限度。當近現代人遺忘了自然的整體有機性，遺忘了自然可以確證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性，相應地也就遺忘了對自然應有的德性。遺忘的過程使人好像獲得征服自然的自由，人們可以利用先進的科技手段任性地把自然當成死的物來切割，可以對自然資源隨心所欲地開發、占有和荒，可以把自身制造的“三廢”或有毒的物質任意地排放。然而，最終自然以洪水、沙漠化、水污染、土壤染污、空氣污染等生態災害來確證這些自認為能夠控制自然的人是多么的貪婪無知、道德冷漠、視野狹隘和人格渺小，他們自認為追求到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結果卻是作繭自縛，把自己和他人拋進了不自由的境地。面對全球化的生態危機，我們應該重視馬克思的對象化思想，在追求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時，把視野從人與人之間拓展到人與自然之間，就像環境倫理學呼吁的那樣，把道德關懷由人延伸至其他物種和整個自然，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時也能夠保護自然和養育自然。如此，與人和諧的自然將不會報復人類，而是以豐富性、多樣性和平衡穩定的“他者”的身份來承認人的品性與自由。也就是說，人在追求自由時，也讓自己的對象物即“他者”自在存在，使其按自身發展規律生存與發展，而不是干涉、壓迫和控制“他者”。因而人在自然面前的真正自由，不是要毀滅自然，不是對自然的征服，而是要參與到自然的解放當中，讓人在自然中完善自身，也讓自然自在存在，人自由也讓自然自由。布伯認為，真正的我是有人格的我，是佇立于關系中的人，我因參與實在而成為實在，“一切實在皆是活動，我參與它但非占有它。……‘我’之參與越充實，‘我’之實在越豐盈”1。有人格的我，認識到我是關系中的我，就不會僅僅把自身當成是一種功能，一種利用者，而是參與到雙方互動的實在的活動中，“我”與“你”相互依賴、共同存在。在生態危機這一時代背景下，這一“你”應該既包括人，也包括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等。

三、馬克思對象化思想的自由蘊含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從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到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地位，從《關于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到《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文件的相繼出臺，我們可以看到黨和國家對改善環境質量、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視和重大舉措。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系統的、長期的工程，非一朝一夕、一人一力所能實現的，必須落實到我們每個公民身上，依賴所有公民哿ν心，按照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理念，樹立發展和保護相統一的理念，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樹立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理念，樹立空間均衡的理念，樹立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并在這些理念的指導下持之以恒地踐行綠色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

第一，以馬克思對象化思想為指導，樹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理念。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理念主要涉及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評價自然的價值和地位，怎樣才能做到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馬克思認為，人是從自然界演變、發展而來的，人的肉體生存和精神活動都同自然界相聯系，人靠自然界而生活，整個自然界就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為了生存必須與自然界進行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自然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人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而使自身的情感、欲望、道德、社會性、理性和自由意志等本質進入自然，改變自然，人化自然，實現主體客體化；同時，人也是自然本質的對象化，自然生生不息的本質體現在人的無窮的創造力上，自然的本質和規律進入人的思維從而指導和規約人的活動，豐富人的本質也改變人的面貌，這是客體主體化。從人對自然的依賴、人與自然相互確證對方的本質力量上我們可以看清人與自然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自然的地位是崇高的。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自然當然也是很有價值的，為了更好地保護自然，可以恰當地評估自然的價值，把自然資源當成一種資本而加以重視。但是我們也要明確的是，自然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整體，不可能被完全地拆卸分割，因而在進行自然資產評估或進行生態補償時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大視野，不要急功近利，而是要整體保護、系統修復和綜合治理，這彰顯了另一個理念是不可或缺的，即要樹立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認識作為有機整體的自然是生生不息、不斷創生的，如果我們能夠把握人與自然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又是互相確證對方的本質力量的，那么，我們對自然的態度就會是敬重的和尊重的，就會自然而然地像對待人那樣平等地善待其他物種，給他們同等的倫理關懷，就會順應自然的本性、遵循自然的規律去改造自然和保護自然，使它們如其所是地自在存在，就會約束自身的行為，使生產和生活排出的廢棄物限制在生態系統的承載范圍之內。當自然界呈現多樣性的物N，生態系統處于動態的穩定性與平衡性中，人類就會從綠水青山中獲得源源不斷的生存與發展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第二，以有意識的、自由自覺的勞動為中介，去“化”對象世界，使人與自然成為和諧的統一體。馬克思認為，人的生命活動與其他動物的生命活動具有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就在于人能夠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把自然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和認識，并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使人的有意識的類本質得以證明，這種活動，即是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人如果僅僅滿足于順從自然而生活，像古希臘斯多葛學派那樣，這種消極自由并不是馬克思所主張的自由。馬克思所倡導的自由是在對自然必然性即自然規律有所認識和掌握的基礎上，遵循自然規律并按照自身的尺度對客觀世界進行改造的自由，這是積極的自由、實現自我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在勞動實踐中生成的，需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但又不是人的隨心所欲、任性胡為，而是要認識到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因而在追求自由時必須要關照到周圍“他者”的存在，在“化”對象世界時，要理解對象及其本性，要把“化”的行為看作是調整性、改善性和理解性的行為，而不是征服性、控制性的行為。當我們致力于改造自然界，同時又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時候，我們的具體行動必然要使用技術、工具等手段，為了我們獲得的財富和自由是可持續性的，我們所運用的技術和工作必須是生態的、環保的，使人與對象世界能夠進行充分和深入的交流，從而全面感知對象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領悟人與對象世界既具有各自的特性又有共性的統一性。只有理解到人類自身與自然雖有不同，但又息息相關且具有本質統一性的一面，個體和企業等主體才能進一步認同國家從大局出發、高屋建瓴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認識到對自身的規制與約束并不是與自身的長遠利益相違背，如此就能自覺遵守這些法律法規，自覺遵照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要求，擔當應有的社會責任和生態責任，實現他人利益、自然利益與自身利益共增長。當企業等組織積極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致力于發展遵循“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雙向的、循環的、非線性流程的循環經濟，當所有的主體都能自覺自愿自律約束自身，使自身生產和生活所排放的廢棄物在自然的分解、還原和吸收的能力范圍之內，我們就有希望走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生態社會。

四、結語

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雖然屬于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能夠從自然界中超，能夠反觀自身，形成自我意識，在了解自身的欲望、情感、德性和自由意志的同時，又能夠把握自身外在的對象世界及自身與外在對象世界的關系。布伯說：“僅在關系中人方可感悟萬有之唯一性，僅在唯一性中感悟之人方可懷具萬有一體之心胸。”1北宋思想家張載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這二者的思想主旨有異曲同工之妙，皆認為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性，都主張愛一切人、愛自己的對象物。人只有在成己成物、在萬物與我共生中才能實現真正的自我。對于近現代追求自由的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個性化發展與自由發展的過程中，同樣需要關照到“他者”的生存與發展，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與發展的資源時需要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保護自然著重點在于樹立尊重自然、把山水林田湖看成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更在于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發展方式。只有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努力踐行綠色出行、適度消費、低碳生活，人作為對象性的存在物才能與自然實現和諧發展，才能在“我―你”的本真關系、共在關系中獲得人自由，也讓自然自由的無限自由。

[作者介：黃翠新，臺州學院學院副教授。]

第3篇：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整體方案范文

[關鍵詞]環境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價值空間；生命周期

[DOI]10.13939/ki.zgsc.2015.44.038

當前環境污染問題嚴重，跨行業、跨領域、系統性的思考、設計治理大氣、處置固廢、處理污水、修復生態的商業模式，是推動環境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依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2015年2季度上市公司行業的分類結果，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業（行業大類代碼為77）共有14家上市企業，其中中小企業板3家，創業板6家。由于博世科（300422）、偉明環保（603568）是在2015年上市，缺少對應數據，可觀察12家上市公司2012―2014年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都是正值，因此，當前環境企業商業模式運行整體比較合理，環境企業迎來一個好的時代。但不同環境企業的利潤值變化是有差異的，利潤值連續變大的企業有7家，即中國天楹（000035）、桑德環境（000826）、國電清新（002573）、碧水源（300070）、中電環保（300172）、永清環保（300187）和中電遠達（600292）；出現波動的有3家，即凱美特氣（002549）、東江環保（002672）和維爾利（300190）；連續變小的企業有2家，即國禎環保（300388）和高能環境（603588）。商業模式是影響企業獲利能力或潛力的重要決定變量，通過透視這14上市企業的商業邏輯，可以洞察到環境企業商業模式的創新策略。

1 商業模式結構的分析框架

好的商業模式是環境企業成功的根本。但當前，商業模式仍然是異質性的概念，如商業模式就是解釋企業如何工作的一個故事；從技術中獲取價值的一個中間構造； 做生意的一個方法；企業已實施戰略的一個映射；組織創造、傳遞和獲取價值原理的一個描述；決定企業如何做生意的一個相互依賴、相互連接的活動系統[1][2]，而Cavalcante et al.（2011）將商業模式視為一個核心重復的標準過程（Core Repeated Standard Processes）。[3]從本質上看，商業模式完成兩大功能性任務：價值創造和價值獲取。因此，李永發和李東（2015）認為商業模式由三個組件組成：顧客價值主張（Customer Value Position）、盈利模式（Profit Model）和可重復的核心標準過程。[4]其中顧客價值主張組件定義了顧客價值；盈利模式組件定義了企業價值，可重復的核心標準過程成為顧客價值主張和盈利模式的約束條件，界定顧客價值主張和盈利模式實現的可行值。為了更直觀且更有效說明商業模式價值創造和價值獲取的功能，我們提出一個價值空間的概念，將價值空間定義為顧客價值與企業價值之積。參見下圖，由于組件間存在一個匹配關系，實際商業世界中，商業模式不同的組件或許存在冗余資源或活動，因此若假設CVP表示顧客價值主張組件的實際效應，PM表示盈利模式組件的實際效應，CRSP表示可重復的核心標準活動組件的實際效應，S（t）表示在時刻t時CVP，PM和CRSP產生的價值空間，即直角三角形的面積，則S（t）=CVP×PM，并且商業模式從時刻t1到時刻t2產生的總價值空間V=∫[DD（]t2[]t1[DD）]S（t）dt。一個特定商業模式最理想的狀態是各個組件間完美匹配，不存在冗余或不足狀態。

商業模式CPC 結構框架

2 商業模式的生命周期

企業商業模式生成演化是一個迭代過程，包括四個階段：探索階段、匹配階段、復制階段和重塑階段。企業家洞察到一個獨到的、有價值的商業概念，然而在商業概念實驗實踐之前，都應該歸屬于商業模式的前生命階段。但一旦進入實踐階段，哪怕只是剛吐芽的種子，盡管還產生不了任何實際價值，但作為真實模式的存在，進入到探索階段。探索階段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找到藍圖模式，就是為這個商業模式幼苗想到理想的培養方向、目標。探索階段之后，就是匹配階段，此時真實模式和設計的藍圖模式相互融合、調整、修正，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是調和模式，因此調和模式不等于藍圖模式。調和模式是一個理想與現實都妥協的穩定成果，若是產生的價值空間足夠大，便進入復制階段。但是商業模式效能不可能永遠維持在一個高水平，利潤區會因為顧客需求、市場競爭以及政策規制等變化而發生漂移，因此，商業模式必然會從復制階段進入重塑階段，在位者對當前的商業模式進行迭代、轉型。

商業模式生成演化的過程，其產生的價值空間在時刻發生變化，過程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對于一個特定企業的特定商業模式而言，其創造出的價值空間必然是一個有限值，并且從商業模式投資到實際價值的產生存在一個時滯，因此，商業模式創新必然要有足夠現金流支撐到商業模式可創造出足夠大的價值，支撐企業可持續發展，而且還要選擇合適的時點重塑商業模式，通過不斷迭代，延續企業的壽命。

3 商業模式創新策略

3.1 創新顧客價值主張

深層次洞察政府、社會、客戶的環保痛點，善于描述獨特的價值主張。中國環境保護部《2014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161個空氣監測點城市中超過90%空氣質量年均值超標；4896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較差級和極差級水質的監測點比例共為61.5%。環境問題嚴峻，社會十分關切。若能在改善環境層面做出大的貢獻，將是環境企業提升社會聲譽、口碑的關鍵切入點。2013年，桑德環境發現鄉鎮環保是政府和社會的一個重要痛點，具有爆發性成長的潛力，于是創新鄉鎮環保的商業模式，并在土壤修復市場提前布局。上市公司，如永清環保和國電清新，從裝備制造商、環保設施運營商轉向定位于綜合環境服務商，本質上，改變環境企業對顧客價值的定義。

3.2 創新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創新策略主要聚焦于收入源、創收頻率、獲利時間的設計。環境產業是一個法規和政策引導型產業。2013年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用制度保護環境和資源。2014年3月，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將節能環保產業建設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朝陽產業。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環境法》迄今為止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企業排污成本增大。法規和政策對于企業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嚴格性約束，為環境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商業模式創新的市場動力源于兩類客戶：一是政府類客戶。環境條件成為城市評比的一項核心要素，關乎城市、當地政府及其主政者重大利益，政府訴求成為環保市場爆發的示范力。中國環境保護部《2013年環境統計年報》顯示中國2013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是9037.2億元，污染治理設施直接投資為4479.5億元。二是企業類客戶。2013年8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意見》（國發〔2013〕30號），明確未來3年的發展目標：節能環保產業產值年均增速在15%以上，到2015年，總產值將達到4.5萬億元，成為國民經濟新的支柱產業。環境企業的盈利點主要在于：環保設備銷售、環保項目設計與安裝、總包、托管運營、建設運營。不同盈利點創造價值空間的能力不一致、價值耗散的風險不一致、從投資到價值獲取的時滯性也存在差異。

3.3 創新可重復的核心標準過程

增加、減少、創造、刪除、創新、整合可重復的核心標準過程中的核心活動，實際有效擴大商業模式特定時點的價值空間。環境保護是一項綜合性工程，需要推動行業領軍企業、相關科研院校、重點客戶和金融服務組織構建產業鏈網，促進不同價值活動之間的相互匹配、增強活動互補性，從而創造良性循環圈。跨界協同創新將會創造驚人的生產力，比如，大量碳元素留存于空氣中變成為污染物，而回歸土壤中就是肥料，因此，相關領域的跨界合作可以產生企業與企業間的共贏、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環保產業發展到現階段，企業間的并購行為會使得商業模式的核心活動發生改變，從而改變商業模式創新進程。碧水源模式的本質是一個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創新PPP模式，戰略引入互補性合作者，必將加速其復制擴張的進程。國禎環保從設備商向解決方案提供商轉型，方向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累積經驗、資源轉化、人員變動、觀念轉型，必然會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

參考文獻：

[1]Amit R，Zott C.Creating value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12，53（3）：41-49.

[2]Zott C，Amit R，Massa L.The business model：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37（4）：1019-1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