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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管 薪酬激勵 股權激勵 盈余管理 對策
一、高管激勵引起盈余管理
現代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使企業所有者追求的股東財富最大化與企業管理者所追求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目標間存在偏離。由于企業高管對其經營成果并沒有剩余索取權,往往其付出與所得并不成正比,因此高管往往并不關注如何盡力提高企業業績,而是專注于自身薪酬與名聲地位。為減少此種成本,企業往往通過設計與高管努力程度掛鉤的報酬制度對高管實施激勵。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企業股東很難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因此,衡量高管努力程度僅能從企業績效入手,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通常為會計指標,而會計盈利指標容易被管理層利用其職權與信息優勢進行操縱,且高管可以通過對會計方法、會計估計、會計政策等的靈活選擇,即進行盈余管理,使企業盈余指標更符合績效評價制度期望,從而提升自身報酬。
二、基于薪酬激勵的盈余管理
薪酬激勵制度將高管薪酬與企業盈利指標相聯系,企業盈利指標越高,高管得到的薪酬也越高。國外相關研究發現,高管薪酬契約存在上下限約束時,當預期無法達到契約約定下限時,高管更傾向于選擇遞延收益的會計方法,即洗大澡行為;當預期超過契約約定上限時,高管也會傾向于將本期收益遞延到后期,使后期盈利水平更容易達到契約要求;當預期在契約約定上下限之間時,高管則傾向于采用增加收益的會計方法。眾多學者也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操縱性應計利潤與高管薪酬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薪酬激勵構成公司盈余管理的一大動因。
三、基于股權激勵的盈余管理
與薪酬激勵相對的另一種高管激勵手段股權激勵也被許多學者證實會引起盈余管理。根據利益趨同效應假說,高管持股使高管得到部分剩余索取權,使高管利益追求與股東利益趨同,減少高管對企業資源的侵占行為,高管努力程度增加,從而減少企業成本。但是,股權激勵在促使企業降低成本的同時,也會引起高管的短期行為與財務舞弊。國外研究表明,企業在利好消息公布前,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在利好消息公布后股價提升,管理層從中獲利;抑或在不利消息公布后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避免股價下跌給管理層帶來損失。實證研究表明,盈余管理與企業管理層股權、期權激勵強度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高管期望通過盈余管理提高股價以獲取持股薪酬,或將發行股價控制在低水平而為自己謀取私利。肖淑芳等的研究證實了我國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計劃公告日前的三個季度存在向下的盈余管理行為。
四、對策研究
(一)優化高管績效評價體系
我國高管績效評價體系絕大多數都是基于會計盈利指標,容易刺激高管進行盈余管理以使報酬最大化。因此,現行績效評價體系應得到改革,由以會計盈利指標為基礎逐步向以市場指標為基礎轉變,由單一指標向多重指標評價體系轉變。一方面,市場指標的引入有助于高管減少短期盈余行為而更多關注企業長期利益,使高管利益與股東利益結合起來,從而減少企業成本;另一方面,多指標評價體系可以全面評價高管貢獻,降低高管激勵引起盈余管理的動機,同時,多指標評價體系可使短期評價指標與長期評價指標并重,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同時得到評價,高管盈余管理行為得以有效遏制。
(二)獨立激勵設計與考核機構
現代公司管理層的激勵設計與授予決策通常由管理層擬定,董事會批準執行。高管往往能利用自身職權與對企業信息的掌控,設計對其有利的激勵方案。同時,由公司內控部門評價高管努力程度以進行激勵授予時,缺乏獨立性。因此,針對高管薪酬激勵設計與考核板塊,應獨立設立不受高管直接控制而直接對股東負責的部門,對高管激勵制度進行獨立設計、評價與考核,最大程度地保證獨立性、公正性與權威性,杜絕由于激勵制度引起的盈余管理行為。
(三)加大股權激勵比例
盡管股權激勵與薪酬激勵一樣會引起高管盈余管理行為,但這種關系并不如薪酬激勵顯著,同時,相對薪酬激勵而言,附有條件的股權制度能夠更好地促進高管利益與股東利益相統一,這種附加條件可以是股份鎖定期制度等。我國高管股權激勵還處于成長階段,加大股權激勵賦予高管更多剩余索取權,在對高管形成長期激勵的同時,減少了高管平滑會計利潤、遞延企業收益等盈余管理行為。
(四)增大高管違規舞弊成本
高管進行盈余管理通常通過粉飾財務報表進行。由于我國投資者保護機制的缺失,相關制度安排對投資者保護并不到位,盡管有《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對證券市場形成基本保護,但針對高管責任的相關法規并不完善。這導致相對于高管盈余管理收益與其風險,高管違規進行盈余管理成本較小,收益與成本嚴重失衡,變相刺激了盈余管理行為,上市公司利潤被肆意操縱。針對于此,一方面,證券管理部門應加強監管與法制建設,增大管理層對違規操縱會計報表的責任,使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并重,提高高管盈余管理的法律成本;另一方面,會計事務所作為獨立第三方審計機構,應更多關注高管盈余管理行為,增大高管盈余管理的操作成本,從而使股東權益得到保障。
參考文獻
[1]雷光勇,陳若華.管理層激勵與會計行為異化[J].財經論叢,2005(04).
[2]戴云.基于高管薪酬契約視角的盈余管理問題探析[J].商業會計,2011(12).
庫巴網是我很不小心的一次創業,現在回過頭看,我們2006年選擇在網上賣大家電是個錯誤—確實有消費價值、利潤率比較高、電商(化)也很快,但是這個生意太大了,根本不是我們能做得了的,能力和資源上都做不到。不過幸運的是,我們對這個行業比較了解,做的速度非常快,幾年時間做到了幾個億,到2012年3月我離開的時候,庫巴網的規模已經將近20億元。 2007年,庫巴網銷售額為1000萬元,2008年為1億元,2009年為3億元。2008年年底前,京東已經進行過兩輪共3100萬美元的融資,把庫巴網遠遠甩在后面。王治全曾對《創業家》這樣描述過那個階段:“訂單仍然在增長,只能觀賞,沒有資金采購?!?和國美的合作很失敗
我們生意很大,但糟糕的是,從頭到尾基本上只有2008年有凈利潤,而且利潤根本拿不出來,因為生意滾得速度太快了。
2009年1月,庫巴網銷售額1800萬元。我們那時候做電商完全不用考慮市場問題,只要把公司經營好就可以了,但是當你處于這種狀態時,你會覺得很痛苦,因為資源跟不上。如果資源大于產出,你相對比較幸福,如果資源跟不上的話,團隊壓力是巨大的,而且第一次創業,你又沒有所謂的光環效應,全靠自己幾個兄弟,但是只靠幾個兄弟肯定不夠。
我們又比較倒霉,因為金融危機,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全年,VC都關上了大門。2010年上半年,我們決定不再陪VC玩了,選擇跟產業資本玩。電子商務必須三個要素來支撐:供應鏈、資金和流量,而此前百度出手都很失敗,騰訊直到2010年下半年才出手,所以我們選擇了國美。
跟國美合作的結果大家也知道,去年我們離開。離開是各種綜合因素決定的,也是自愿的,對我個人和團隊來講,這是一種幸福。許多創業者都會遇上這樣的困境—自己的企業規模起來了,但是問題卻很大,過的不是你要的生活,一地雞毛!我知道劉強東現在的日子絕對不是自己想過的,被架到上面去后,你就下不來了,責任驅使著你痛苦地往前走。
完成并購后,我跟團隊的人說:不要想錢的事兒,大家把事情往好的方向去做,完全不要顧及個人私利,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太重,該怎么做就怎么做。這有好的一面,但可能也是這讓我們與整個國美體系格格不入。國美和蘇寧這些大企業,是伴隨中國的人口紅利和改革開放起來的,創始人的膽識比較高,要求整個體系執行力要超強。大多數員工在這樣的企業文化和管理體系中,經過長時間的適應、培養和磨礪,與我們原先思考問題的角度、做事的風格等存在一些差異。我離開國美時,說過是基因不同,也是想說明有些東西很難改變。 沒有扛不住的事
像我們團隊創業這么苦的,很難找到第二個。我們2006年開始創業,砸了四千萬元,不斷地砸,連高利貸都借過,按天扣的。我們團隊一度半年都沒有領過工資,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投入進去,壓力巨大。我們發現自己好像確實扛不住了,但是事實又告訴我們,沒有扛不住的事。我們跟國美談完合作,很不幸因為一些特殊原因,資金遲遲不能到位,當我們意識到快彈盡糧絕的時候,發現自己并沒有死掉。
當年我們很多兄弟離職后出來創業,基本上沒有成的。他們提出來的口號都是,別人干不行,我們要干的話肯定能掙錢,但現在有幾個生意是能一直掙錢的呀?一不賺錢,整個團隊就散了。
我們團隊還好。虧損的時候,每個月,各地分公司一定會回北京開會。我告訴大家:只要多堅持一天,就一定有希望。另外,我們做的事對社會有價值,讓消費者受益,同時推進整個產業鏈進步,讓效益更高,順應了大趨勢應該沒錯。
到了2011年,當時做電商的兄弟們,只要2010年上半年沒有倒下,全部拿到錢了,哪怕一兩年的公司,大家基本上算緩過勁兒來了。當然,因為大悲大喜之后又膨脹,他們現在又遇到新一輪的痛苦。 兄弟 被我“毀掉”的兄弟
昨天晚上,我看完電影《中國合伙人》時還和朋友聊,我一個很好的兄弟被我“毀掉”了。
他大學一畢業就和我一起干,能力超強,庫巴網就是他一手挑起來的。但一個能力超強和雄心特別大的人,往往特色鮮明,或者說優點和缺點都非常突出。這樣的人你如果用不好,就把他毀了,公司也一樣被毀了。這種特質的人做事經常追求極致,也往往會把員工逼到墻角,按說最適合做電子商務零售業渠道了,因為電商成功的第一條就是必須符合低成本法則。如果沒有這個競爭優勢,你不可能把電商做好,但員工都是人,你過于咄咄逼人,也會有非常負面甚至毀滅性的一面。這一塊我放權放得太多了,權限沒有界定好,造成公司里面角色定位一連串的不清晰。
某種程度上說,執行力還是很重要的。我們做事情,沒有最優方案。方案只要對了,哪怕效率低一點,一樣有個好結果。你的最優方案再優,執行不到位,大家意見不統一,一樣會出問題,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核心,讓團隊之間無條件信任。如果不行,我覺得很難走下去。
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的作用放大,覺得自己付出了更多?!吨袊匣锶恕分?,假如沒有鄧超和佟大為扮演的角色,“新東方”照樣能成,但是沒有“俞敏洪”,肯定不成,因為鄧超和佟大為演的角色就是個技術人才,這些人關系到企業夠不夠優秀,而不是企業的生死。電影自始至終都沒有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中國合伙人》中,鄧超飾孟曉駿,祖父輩皆為高級知識分子,為圓留學夢只身闖紐約,人物原型為徐小平;佟大為飾王曉,是酷愛作詩的憤青和泡妞高手,人物原型為王強;黃曉明飾演成東青,人物原型為俞敏洪。三人共同創辦了一家英語培訓學校。
而我一直在容忍那個兄弟。后來,我跟朋友聊起這事的時候,朋友說,你要記住,有些人注定是無法合作的。我發現,我們倆真的不是能合作的人。比如,我給他授權一件事,他會認為那個事就是他的事,當我去評判這個事好壞的時候,他就覺得我損害了他的權威、動了他的利益。到了這個地步,我覺得公司肯定會出事,不是我走就是他走。
合作者分手后發生的事情,往往令人意想不到,甚至非常失望、非常受傷。我也在反思,為什么會變成這樣?我覺得,自己的責任也很大,因為我從一個打工者轉變為老板的時候,沒有意識到怎么去做老板,沒有意識到老板的責任。當我已經是公司最大的股東時,還總是希望依靠別人,希望別人能夠幫我分擔責任,盡我的義務,然而這個義務不該別人盡,責任也不該別人扛。你既然對別人做了這樣的事情,就會造成別人的心態發生巨大變化。 感悟 沒有合伙創業這一說
我覺得就沒有合伙創業這一說,創業就是你自己一個人創業。如果在某個公司,你是一個所謂的合伙人,你就做好聽話的準備,一定要服從別人。
如果你真的把別人當成合伙人,那你就傻了。我很贊同史玉柱的做法,我覺得他能走到今天就是因為他看透了核心團隊的組建問題。《中國合伙人》里最糟糕的情節就是“俞敏洪”最初太把別人當哥們兒了,但是沒有人是你真正的哥們兒,在每個事情上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哥們兒。所謂的價值觀一致也只是相對的事,你不要把價值觀一致放大到利益上去考驗他,否則隨著差異體現出來,關系必須完蛋。就像把權力關到籠子里一樣,每個合伙人一定要厘清自己的定位,沒有人跟你一條心。 合伙人不是你身體的延伸部分,永遠不要想完全控制別人,或者讓別人跟你一條心,那是沒有意義的。
所謂的合伙人是有限的。首先,要看清楚,合伙人不是你身體的延伸部分,永遠不要想完全控制別人,或者讓別人跟你一條心,那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盡可能把兄弟感情放到工作中去,把殘酷的一面放到制度中去。這個制度一定要寫死,不能用感情代替制度,或者用感情代替現實的利益劃分。就像分雞蛋的故事一樣,A不吃雞蛋,每天把雞蛋給B,結果來了C,A把雞蛋給C,B就不干了,覺得你為什么給C?利益也是一樣的,你可以適度給一點,但是千萬不要形成慣性。公司一定要想清楚誰是不可或缺的,誰是最重要的,誰是付出最多的。為了公司長久發展,該誰利益分得多,就誰分得多。
永遠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所謂合伙人,大家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想清楚,不然的話就沒法玩。 不要畫股權的餅 柳傳志也反對企業在創業早期實施股權激勵,他說,給股權實際是因為舍不得給人高工資,被激勵人并不認可其價值。而股份如果賣給風險投資公司,得到的錢會高得多。
有一個兄弟,現在做藝術品做得不錯,前兩天跟我見面聊到合伙人的問題,問我如何用期權和股權激勵。我說,你為什么做這個事情?不就是為了降低成本,希望別人跟你一條心?但是你用股權和期權真的能降低成本嗎?
創業者與其給別人畫一個看不見的餅,不如盡其所能關心別人一點。錢不一定是唯一解決之道,每個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有的人需要你的尊重,有的人希望跟你的關系走得更近,有人希望更八卦一點,比如開會宣布的事情提前5分鐘告訴他,他就會很受用。每個人的差別是很大的,與其畫餅,不如好好琢磨一下骨干員工到底需要什么。就像《中國合伙人》里,成東青送給孟曉駿一套別墅的時候,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對方要的是尊重,于是成東青幫孟曉駿冠名了一個實驗室。
更讓人驚嘆的是,在不到4個月時間里,公司一筆3億元、年化收益率18%的信托投資就獲取了原則上一年才會有的收益;而一筆無從查閱、來去匆匆的千萬元壞賬轉回,讓瑞茂通2014年一季度實際上已經萎縮的凈利潤看上去仍舊強勁增長。
瑞茂通高超的凈利潤調節術,是否能夠讓其繼續安然度過2014年的業績考核呢?
年終大額補貼助力業績達標
2012年8月,瑞茂通向ST九發注入核心資產,實現曲線上市。彼時瑞茂通承諾,所注入資產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將分別實現3.77億元、4.44億元和4.89億元的凈利潤,否則將按利潤差額對上市公司進行補償。
2012年12月,瑞茂通股權激勵方案草案修訂稿,考核指標改為2012-2014年凈利潤分別達到3.8億元、4.5億元和5億元,且是以扣非后的數據為準,但與業務經營相關并在營業外收入中列示的政府補助不予扣除。
然而,《證券市場周刊》記者發現,正是借助于政府補助,瑞茂通才得以完成2012年和2013年的業績考核目標。2012-2013年,瑞茂通扣非后的凈利潤分別為3.25億元、3.87億元,分別較考核目標數額低5500萬元、6300萬元;但同期瑞茂通獲得的政府補助分別為7172萬元和8152萬元,成為助力瑞茂通業績達標的關鍵因素。
從2013年年報的“政府補助明細”可以看出,2012年,瑞茂通的政府補助主要來自于浙江寧波、江蘇泰州和青海西寧等地,2013年的政府補助主要來自于山東煙臺、青海西寧和那曲等地,瑞茂通在這些地方設有子公司或孫公司。
蹊蹺的是,瑞茂通2013年10月剛成立的一家孫公司煙臺瑞茂通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煙臺瑞茂通”),2013年當年就取得了煙臺地方財政資金獎勵4200萬元,占2013年瑞茂通政府補助總額的51%。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2月18日,瑞茂通公告稱,12月16日,煙臺瑞茂通以15065萬元競得煙臺市國土資源局掛牌出售的一宗9萬平方米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對此,瑞茂通董秘張菊芳表示,公司注冊地在煙臺,補助款屬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這種年終突然獲得大額政府補助的現象在2012年也同樣出現過。2012年12月31日,瑞茂通公告稱,全資子公司西寧德祥商貿有限責任公司和江蘇晉和電力燃料有限公司近日分別獲得政府補助1095.44萬元和2152.405萬元,合計達到3248萬元,占2012年全年補助總額的45%,全額計入2012年營業外收入。
假如瑞茂通沒有在2012年末和2013年末的關鍵時點收到上述政府補助,其股權激勵的業績考核任務就無法完成,這不得不讓投資者對其主營業務的盈利能力產生懷疑。
收益超高的信托投資
2013年12月5日,瑞茂通公告稱,全資子公司那曲瑞昌煤炭運銷有限公司(下稱“那曲瑞昌”)擬以自有資金3億元購買國民信托理財產品,期限不超過36個月,預計年化收益率18%。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2013年年報當天的2014年3月25日,瑞茂通在理財產品轉讓公告中披露,2013年12月26日,那曲瑞昌在未作披露的情況下已將1億份理財產品以11800萬元的價格轉讓予浙商匯悅財富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浙商匯悅”)。而就在3月25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那曲瑞昌將剩余2億份理財產品以23600萬元的價格再次轉讓給浙商匯悅。
這意味著,原本計劃經過1年投資才能得到的收益,瑞茂通不到4個月就實現了,真實年化收益率超過54%。按正常邏輯,浙商匯悅敢于接盤,意味著該理財產品極具投資價值,年化收益率應遠超54%。既然如此,瑞茂通為何又急于出售理財產品呢?張菊芳表示,轉讓時一方面公司需要現金,一方面浙江匯悅有低成本資金,價格也符合對方接受的標準,交易符合相關規定。
工商資料顯示,浙商匯悅成立于2013年5月10日,注冊資本5000萬元,法人代表陳越孟,股東分別為湖南中御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浙江浙商創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和杭州易和紡織品有限公司,進一步查詢發現,這些公司全部為私人公司,股東都是自然人。
百度百科顯示,陳越孟為浙江浙商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1969年出生于浙江寧波,畢業于浙江大學中文系,有數例投資企業成功上市的經歷。
且不論浙商匯悅最后的投資回報是否能如其所愿,瑞茂通在第一次轉讓理財產品時沒有任何公告,已經違反其自身制定的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四十六條之(一),即購買或出售資產屬于應披露交易范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理財產品轉讓產生的1800萬元收益已經計入2013年的“投資凈收益”,相當于2013年凈利潤的3.8%;第二次理財產品轉讓產生的3600萬元收益隨后計入了2014年第一季度的“投資凈收益”,相當于2014年一季度凈利潤的32.4%。
主業不振 布局金融業
2014年一季報顯示,當期公司營業收入同比增長44.4%至16.40億元,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同比增長31.6%至1.11億元。從表面上看,瑞茂通一季度營收和盈利均表現強勁,但當季度轉讓理財產品獲得的一次性投資收益3600萬元,比較扣非后凈利潤更為恰當。根據一季報,2014年一季度扣非后凈利潤為7953萬元,略低于2013年一季度的7995萬元。
此外,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的營業總成本中還有一項金額為負的“資產減值損失”。一季報并未對該項轉回的資產減值損失進行說明,但根據之前年報披露的信息,瑞茂通的資產減值損失均來自壞賬損失(如應收賬款),其中2012年壞賬損失為67萬元,2013年為1161萬元,兩年合計1228萬元。而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轉回的資產減值損失達到1186萬元,意味著其幾乎把前兩年已經認為無法收回的壞賬都收回了。
但這部分失而復得的收入并非是在2014年一季度期間創造,如果再扣除這部分收入,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實際產生的凈利潤僅為6767萬元,較2013年一季度的7995萬元下降15%。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一季度,瑞茂通的營業收入同比大幅增加,凈利潤縮水表明公司實際的銷售凈利率嚴重下滑。計算可知,2014年一季度,其實際銷售凈利率為4.12%,而2013年一季度為7.04%,同比下滑近3個百分點。2014年一季度,公司毛利率為15.15%,基本和2013年一季度持平,凈利率的下滑應歸因于增速較高的銷售、管理和財務費用。
另外,令人疑惑的是,2013年末,瑞茂通的應收賬款較2012年末翻番達到9.11億元,而計提的壞賬準備幾乎沒有增加,數額也沒有超過60萬元(壞賬準備比率0.06%);其他應收款增加1.86倍達到1.78億元,計提的壞賬準備增加1.28倍,數額不超過50萬元(壞賬準備比率0.24%),兩項壞賬準備總額未超過100萬元。
但在解釋2013年壞賬損失為何較2012年增長16倍達到1161萬元時,瑞茂通卻稱是由于應收款項計提壞賬準備增加,但年報中卻沒有關于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以外任何應收款項壞賬準備的計提說明,多出來的1060多萬元壞賬準備無從查閱。而且,2014年一季度1186萬元壞賬失而復得,千余萬元的壞賬損失可謂來去匆匆,但對敏感的利潤指標已經產生影響。
張菊芳表示,公司報表經過專業會計師審計,相信不存在問題。主營煤炭供應鏈管理的瑞茂通一直因為其毛利率遠超其他煤炭貿易企業而備受質疑。瑞茂通解釋稱,摻配、加工等處理業務使其一般貿易運輸業務有所增值,而且在會計處理上運雜費被列入銷售費用,不像其他企業放在營業成本,導致毛利率較高。然而,這些解釋仍不足以令人信服:如果真那么賺錢,為什么其他煤炭貿易商不開展同樣的業務?
上市公司:拓維信息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東:李新宇及其一致行動人宋鷹、
周玉英(合計持股48.71%)
從無線增值到移動教育的重心轉移
拓維信息公司屬于計算機應用服務類行業,主要產品或提供的勞務包括:電信、煙草行業系統集成服務,無線增值服務,教育培訓服務。2011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3.72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01%;由于為戰略發展加大了投入,同時攤分股權激勵成本,全年實現利潤總額8926.48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30.10%,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凈利潤6620.96萬元,較上年下降40.21%。
2011年,公司在電信增值業務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中受到產業上下游的擠壓,無線增值業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傳統增值業務收入嚴重下滑。從行業分布情況來看,系統集成及軟件業務收入1.02億元,比上年減少21.49%,毛利率比上年減少3個百分點;無線增值服務收入2.70億元,比上年增加18.59%,毛利率比上年減少7.13個百分點。從主要子公司情況來看,主要經營增值電信、咨詢服務、網絡游戲開發等業務的湖南互動傳媒有限公司2011年實現營業收入13701.69萬元,主營業務收入13701.69萬元,主營業務利潤7535.06萬元,凈利潤同比下降24.78%主要系傳統增值業務下滑所致;主要經營卡通網站的籌建和互聯網增值電信服務業務的湖南米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實現營業收入1101.05萬元。
2011年,公司通過布局移動教育領域,積極發展移動互聯網產品,移動教育產業全年實現營業收入6983.65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69.44%。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公司開展產品跨界創新,將動漫與旅游跨界融合,打造精品;以影視劇《我的青春在延安》為依托,開發系列產品,打造紅色主題精品的能力逐步提升。同時,公司充分發揮渠道優勢,在各省深化運營商合作關系,簽訂15個省的支撐合同,形成全面的支撐格局,全年文化創意產業實現營業收入8274.59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1.07%。
拓維信息的戰略目標是成為國內移動互聯網行業具有影響力、名列前茅的公司。公司通過教育三大核心業務的互聯互通,打造“教育與移動互聯網交叉領域的第一品牌”;在文化創意方面,以手機動漫為重心,打造全媒介、全運營的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全新、全齡、全贏”的發展愿景;在軟件方面,沉淀技術經驗、加大研發投入,打造可復制的信息化解決方案,為用戶提供 “產品 + 平臺 + 運營”的優質服務;在移動電子商務方面,公司將借助渠道優勢,進一步拓展電子票務市場,力爭打造電子票務界的“攜程網”。
2012年,公司將保證系統集成及軟件開發業務收入,擴大文化創意產業、移動教育產業的業務規模,繼續探索移動電子商務新模式,整合上下游產業鏈,形成產業集群效應。 加強公司治理,提高內部管理水平,注重企業戰略與企業文化的塑造,繼續完善公司管理體系建設,加快公司向移動互聯網服務企業的轉型。公司多年來在整合動漫產業上下游合作方及與政府相關部門溝通上取得一定成績,動漫大賽更為整合業界資源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同時,公司作為中國移動手機動漫基地運營支撐方,目前已建立優秀的運營支撐團隊,并構建了面向全國的分省運營支撐體系。作為國內動漫龍頭企業,公司參與了國家手機動漫用戶服務標準的制定工作,引導動漫產業更好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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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文化類上市公司爭搶動漫一杯羹
杭州宋城旅游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宋城股份,股票代碼:300144)主營業務為主題公園和旅游文化演藝的投資、開發和經營,主要業務板塊包括了文化類主題公園宋城景區(核心產品為旅游文化演藝節目《宋城千古情》)和游樂類主題公園杭州樂園。宋城股份多年來提供杭州動漫館作為中國國際動漫節的舉辦地,并從中收取展位租賃費和活動門票費。2011年,杭州動漫館門票收入為592.38萬元,比2010年的787萬元減少了24.71%。由于從今年起,杭州動漫館不再作為中國國際動漫節的舉辦場館,宋城股份正在將其改造建設為大型動漫樂園——“爛蘋果樂園”,傾力推出覆蓋青年和兒童市場,以科技文化為核心、浪漫溫馨為主題包裝的全新的動漫樂園,并計劃于今年第三季度投入運行。
廣東高樂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簡稱:高樂股份,股票代碼:002348)致力電子電動塑膠玩具的研發、生產和銷售,產品涵蓋電動火車、線控仿真飛機、機器人、電動車、女仔玩具及磁性學習寫字板等諸系列,為市場提供科技含量高、品質優良的玩具產品。2012年,公司將在進一步加深與已簽約的全球加菲貓卡通形象合作的同時,洽談合作新的卡通形象以便擴大授權玩具的市場份額。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時代出版,股票代碼:600551)是國有大型出版傳媒企業,控股子公司包括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安徽美術出版社等,并投資于安徽時代漫游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有129 種圖書366 次登上各類排行榜,《淘氣包馬小跳(漫畫版)》《動畫中國》《中國紅》《經典天天讀》等一批暢銷書脫穎而出;《三國演義(漫畫版)》《戴震全書》《梅蘭芳藏名家書法集》等200 多種精品出版物榮獲省部級以上優秀圖書獎。不斷涌現的優質獲獎圖書,受到廣大讀者認可的暢銷新書,凸顯公司在出版主業有作為、有品牌、有影響。
安徽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皖新傳媒,股票代碼:601801)的主要業務包括教材銷售、一般圖書銷售、音像制品銷售、文體用品及其他、廣告業務等。根據“十二五”發展戰略,公司積極推進新技術與傳統業務融合和“文化走出去”。目前,已與國內外相關行業的一流企業達成合作意向,將通過股權、技術、業務等多種合作方式,進入數字教育、現代物流、動畫及衍生品制作領域。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天舟文化,股票代碼:300148)主要業務為青少年類和社科類圖書策劃與發行。公司全資子公司湖南天舟華文儷制傳媒有限公司2011年營業收入為3253萬元,比上年減少922萬元,凈利潤為206萬元,比上年減少874萬元。主要原因在于該公司改變經營策略,主銷動漫等少兒類圖書,減少教輔類圖書的銷售,導致營業收入同期減少922萬元,并影響到凈利潤大幅減少。2011年3月10日,公司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設立江蘇鳳凰天舟新媒體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490萬元,占49%),主營業務為網游、動漫、影視類圖書和新媒體產品的開發,充分借助互聯網、影視媒體全面開發原創圖書的商業價值。
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南傳媒,股票代碼:601098)主要業務包括出版、發行、物資、印刷、報媒等。公司旗下擁有全資子公司湖南天聞動漫傳媒有限公司,并與日本角川集團合資建立了廣州天聞角川動漫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現代動漫關鍵性技術開發與“大動漫”支撐體系建設》項目獲得政府扶持資金195萬元。公司提出要打造以動漫和游戲為基本功能的青少年娛樂服務平臺。推動天聞角川打造更多更好的動漫產品;物色國內優秀的社區游戲和SNS 網絡公司進行戰略合作,進一步重組和豐富公司以青少年人群為主要對象的動漫游戲產業鏈。
中原大地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大地傳媒,股票代碼:000719)的主要業務包括出版業務、物資銷售業務、印刷業務等,控股子公司包括海燕出版社等。2011年,公司以高檔兒童畫冊、動漫和優秀少兒電子出版物為重點,以引進國外優秀青少年讀物和開發智能型出版物為新的開發領域,加快推進實施精品戰略,“小兔湯姆”系列、“棒棒仔系列”、“生態圖畫書系列”等繪本產品線,“漫畫國學系列”、“漫畫古典文學系列”、引進版“杰米歷險記系列”等漫畫系列產品線,鞏固和壯大了在少兒出版領域的領先地位。
(一)著力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以轉變發展理念為牽引,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維護市場秩序,確保民營經濟市場主體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為民營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一流的營商環境。
1、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全力營造“零障礙、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務環境,力爭成為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服務效果最佳省份。清理規范審批事項,按照“合法、效能、責任、監督”原則,加大對審批事項的梳理、規范和清理力度;建立健全審批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推行行政審批標準化管理制度,切實解決互為前置、權責脫節和多頭審批等問題;按照“整合資源、共享信息、統一平臺”的原則,以電子政務應用為先導,以工商網上辦事系統為突破口,探索實行“一證多用”、“一證通用”電子認證服務系統;加快推進電子審批平臺建設,制定網上審批規范和流程,實現網上公開申報、受理、查詢、辦復,全面推行證照電子化和全程電子化登記管理。
2、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按照“非禁即準”、“非限即許”的原則,通過第三方機構評估制定“負面清單”,并以條例、法律的形式,大幅放寬民營資本進入限制。制定支持民間投資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的具體實施意見,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投資風險”的投資運行機制,推行特許經營管理模式,探索通過公開招標等方式選擇投資主體,支持民營資本公平競爭進入相關行業和領域。設立民間資本投資項目庫,形成向社會公開推介項目的長效機制。建立健全公平競爭機制,使各類企業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3、建立規范透明法治環境。樹立良法善治理念,加快建立符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能夠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營商法律體系,打造公平公正、規范透明的法制環境。加快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深化權力內控機制建設,加大權力運行監督力度,推行涉企收費公示制度。建立民營企業法律幫扶機制,加強市場監管,嚴厲打擊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等行為,整頓市場環境、規范市場秩序。密切跟蹤調控和監管的新思路新方法,積極推進第三方監管機構和第三方檢測機構建設,探索大市場大監管模式。
(二)著力培育民營經濟市場主體。按照培育一批、引進一批、扶持一批、壯大一批的思路,完善政策體系,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市場主體數量快速增加。
1、培育一批市場主體。強化創業載體和創業服務體系建設,大力實施民營市場主體倍增計劃。一是實施民營企業倍增計劃。設立自主創業獎勵資金,定期舉辦創新創業大賽,對創業典型進行獎勵,營造濃厚的創業氛圍。實施“扶持創業行動計劃”,發揮創業帶動就業扶持資金的放大效應,引導社會資本發起設立創業投資機構,扶持一批省級重點創業投資項目,培育一批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市場前景好、發展潛力大的初創期企業。二是加強創業載體建設。加大省市創業帶動就業扶持資金支持力度,綜合采用撥款、貼息、以獎代補等方式,每年評估認定20處省級創業孵化示范基地、創業示范園區,優先保障創業基地用地供應,對創業基地創辦3年內企業給予一定比例租金補貼。三是構建完善的創業服務體系。加強創業服務平臺建設,為創業者提供項目信息、政策咨詢、流程指導、風險評估、技術支持、融資援助、跟蹤扶持等“一條龍”服務。依托院校、企業、園區等,給予培訓補貼,完善創業教育課程體系,開展創業教育和訂單式培訓。
2、引進一批市場主體。構筑高效招商合作平臺,打造投資樂土,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匯聚山東創業發展。一是打造公共招商平臺。整合招商信息資源,建立重點行業骨干企業信息資源庫,構建統一、開放、規范、高效的信息共享平臺,完善招商引資激勵機制,積極引進各類市場主體。積極開展產業鏈招商、以商招商、園區招商、科技招商、網絡招商、展會招商、旅游招商等,著力引進一批有利于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的績優型、科技型、旗艦型企業。二是實施“魯商回歸”工程。建立針對全球魯商商會的信息庫和重大信息公共服務平臺,使全球魯商及時了解掌握山東發展的重點領域和優惠政策,吸引魯商回歸創業;每年召開一次全球魯商商會聯誼會,在魯商密集的地區開展駐點招商,加強宣傳推介,鼓勵魯商回鄉投資創業。三是實施省外商會“引鳳”工程。建立與駐魯商會常態化聯系交流機制,成立由省領導掛帥、有關部門參加的聯絡服務小組,發揮其宣傳山東、招商引資的作用;制定駐魯商會招商引資獎勵辦法,每年召開總結表彰大會,重獎在“引鳳”工程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商會。
3、扶持一批市場主體。針對中小民營企業受市場波動影響大、承擔風險能力弱的特點,建立健全幫扶機制,幫助經營困難的市場主體健康發展。一是實施危困企業救助工程。通過電子政務平臺建立企業呼叫系統,對因資金、技術、人才等制約經營困難的民營企業,納入重點幫扶困難企業名單,制定一企一策扶持辦法,開展一對一服務,幫助企業走出困境。二是支持危困企業轉產轉型轉移。在符合城鄉規劃的前提下,對“退二優二”就地轉型發展企業,其土地用途不改變的,各地可按該企業當年經法定評估機構評估的生產設備凈值價,給予一定比例的獎勵;對騰出的排污指標,可實行有償收儲。對“退二進三”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退出企業,經認定符合城鄉規劃、環保、產業發展等要求的,對原土地在依法補償的基礎上,可再給予一定的獎勵。對因成本因素需要轉移的企業,搭建合作平臺,鼓勵在省內轉移,最大限度減少市場主體退出數量。
4、壯大一批市場主體。著力培育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型民營企業集團,做強一批中小企業,加快推動“個轉企”,形成以龍頭企業為引領、中小企業緊密配套的市場主體結構。一是著力培育龍頭企業。設立大型骨干民營企業名錄,將年營業收入超50億元的民營企業列為省重點培育對象,鼓勵發展總部經濟,制定大型民營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資產重組的扶持措施。鼓勵民營企業參與省級重點項目的建設,加強與國內外大企業大集團的合作,提升產業層次和核心競爭力。二是提高中型企業的協作紐帶效應。支持現有中型企業擴大產業規模,鼓勵生產相同產品的小企業通過經營權和資產轉讓、聯合并購等方式實現兼并重組,使其盡快成長為中型企業,在接受核心骨干企業輻射帶動的同時,逐步發展成為具有輻射帶動能力的新節點,充分發揮承上啟下、聚散調節的重要作用。三是實施小微企業成長行動計劃。搭建融資平臺和擔保平臺,幫助小微企業擴張資本、擴張規模;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政府采購力度,對高新技術產品,優先納入政府采購目錄;開展小微企業集合債券發行試點工作,增強小微企業融資能力。制定技術、信息、資金、市場網絡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支持大中型企業加強與關聯小微企業的協同聯動。四是實施“個轉企”工程。建立“個轉企”重點培育庫,全面掌握個體工商大戶的經營狀況,在稅收優惠、收費減免、融資服務等方面制定個性化的扶持措施,支持個體工商戶升級為企業。設立提供“個轉企”咨詢、指導及業務辦理的綠色通道,落實配套政策,優化服務環境,開展政策宣講、法規講解、登記答疑等輿論宣傳,引導個體工商戶升級為企業。
(三)著力提升民營企業整體素質。著力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完善商業模式創新的促進機制,放大名牌的帶動效應,夯實內生發展動力,全面提升民營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綜合競爭力。
1、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導民營企業以股份制改造為重點,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創新民營企業經營模式,提升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水平,促進民營企業向科學化、現代化管理方向發展。一是優化企業組織結構。開展民營企業股份制改造規范試點,加強政策傾斜,在費用減免、手續簡化、稅收優惠等方面給予支持,引導民營企業推進多種形式的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健全內部激勵約束機制,推動民營企業由傳統家族式管理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政府搭建平臺,支持民營企業積極引入資本雄厚、技術實力強、品牌價值高的戰略投資伙伴,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提升發展素質。二是創新企業經營模式。順應現代企業扁平化、無邊界化、彈性化、網絡化、虛擬化發展趨勢,引導民營企業再造管理流程,探索建立事業部群、矩陣組織、模塊小組等組織體系,創新經營模式,提高運行效率。引導行業民營骨干企業建立戰略伙伴庫,圍繞產品研發建立合作機制,基于互聯網進行聯合設計,提高企業集成創新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設水平,加強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在產品研發、裝備設計、生產制造過程中的應用,大力發展柔性制造、敏捷制造、精密制造及虛擬制造,促進傳統制造模式轉型升級。
2、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完善支持政策,開展商業模式創新試點工作,引導民營企業優化服務模式、強化集成創新,加強在線維護、合同能源管理、連鎖銷售、現代物流、專業化的總集成總承包等新型商業模式的應用,深入挖掘產業價值,挖掘新的利潤增長點,以商業模式創新帶動民營經濟發展。發揮電子商務在商業模式創新中的作用,加強專項資金支持,打造一批網絡零售平臺、大宗商品電子商務交易平臺、行業電子商務平臺和綜合性電子商務平臺,鼓勵民營企業利用第三方平臺開拓國內外市場。支持“好品山東”做大做強,大力推進“魯貨網上行”活動,鼓勵民營企業應用互聯網強勢平臺“上網觸電”,引領消費理念,培育消費熱點,拓展消費需求,實現線上線下資源整合和企業價值最大化。
3、提高名企名牌比重。大力實施商標品牌戰略帶動工程,以名牌企業、名牌產品為依托,全面提高商標注冊、培育、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豐富商標內涵,增強品牌競爭力,提升民營企業國內外知名度。一是提高品牌數量。實施商標品牌培育工程,加強商標戰略工作專項資金的扶持,加大對品牌創建活動的獎勵力度,打造一批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知名度的民營企業,在全球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知名品牌。提升知名民營企業的要素資源保障能力,支持開展品牌創新、質量創新和標準創新;支持知名民營企業申請中國工業大獎、中國質量獎,優先推薦其產品出口,優先納入政府采購名單。在具有傳統地方特色并形成一定規模和優勢的區域,依托產業集群或龍頭企業打造區域品牌,開展區域品牌創建試點,加強集體商標、聯盟標準、區域名牌基地建設,培育一批特色民營經濟區域品牌。確定一批商標戰略示范縣(市、區)、園區、企業和運用效益較好的地理標志商標,發揮典型示范帶動作用。支持民營企業主導或參與行業、國家和國際標準制訂修訂,落實好《山東省聯盟標準管理辦法》,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山東民營企業標準。二是強化品牌經營。加強品牌推廣平臺和品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支持發展專業品牌運營機構,提供信息咨詢、產品開發、市場推廣等方面的專業化服務。實施品牌質量提升工程,支持民營企業利用開展品牌資本經營,加強品牌創新和品牌管理,通過兼并、收購、轉讓、特許經營、有償使用等方式經營品牌,實現品牌價值提升。實施國際化推進工程,選育一批競爭力較強的民營經濟品牌,設立“山東制造精品”指導目錄,依托各類媒體和國內外知名展會,重點加以推廣。三是加大保護力度。堅持創牌與保牌并重,實施商標保護工程,建立健全政府、司法、企業三方聯動的品牌保護機制。加強品牌保護的法制建設,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加大對知名民營品牌的保護力度,嚴厲打擊各種假冒行為和侵犯商標、專利、版權、商業秘密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裝、裝潢等違法行為,創造有利于品牌快速發展的良好環境。指導民營企業加強商標權自我保護意識,幫助企業解決商標糾紛問題,努力維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
(四)著力發揮民營經濟在轉型升級中的引領作用。按照高端高質高效發展方向,加快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合作組織,提升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塑造民營經濟轉型發展新優勢,發揮民營經濟在轉型升級中的引領作用。
1、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深入貫徹落實《山東省六大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指導計劃》,加大對民營企業技改項目的支持力度,鼓勵民營企業通過核心技術產業化、先進裝備更新、信息技術應用、工業設計改造等手段,推動產品向終端、優質、精細、高檔方向發展,提高傳統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支持民營企業加強研發設計、生產流通、企業管理等環節的信息化改造,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支持民營企業通過建鏈、強鏈、補鏈、斷鏈等形式,拉長產業價值鏈條,強化原材料深加工、關鍵技術研發、設計營銷、終端服務等對行業發展控制力強或利潤空間大的關鍵環節,促進民營經濟向高端高質高效方向發展。對向境外轉移過剩產能的民營企業,可按規定享受出口設備和產品退稅政策。妥善解決民營企業在化解過剩產能和淘汰落后過程中的人員安置、債務處理、企業轉產等問題,支持相關民營企業向提供配套、提供服務轉變,實現產能化解淘汰與轉型發展的有機結合。
2、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大各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項引導資金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采取委托貸款、優先股、可轉債等方式,優先支持一批持續進行研發和成果轉化、擁有核心自主知識產權的民營企業。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和科技金融,建立完善技術和知識產權交易市場,開展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抵押、小微科技型企業貸款擔保等,優化投融資環境,推動民營資本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匯集。加大對省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示范基地的支持力度,鼓勵各地出臺適宜基地發展的政策,放大資金的集成效應和政策的疊加效應,促進技術、人才、項目、資金加快向基地集聚。選育50家技術含量高、特色鮮明的民營高新技術企業,加大扶持力度,依托其培育壯大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鏈。力爭到2017年,全省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民營企業比重達到80%以上。
3、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深入落實加快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以工業化夯實產業基礎,以城鎮化拓寬發展空間,以市場化注入發展活力,以信息化增強技術支撐,集聚各類資源向服務業傾斜,努力構筑高增值、多層次、廣就業、惠民生、強帶動的現代服務業產業體系。支持民營企業走品牌化、標準化、連鎖化、網絡化的發展之路,大力發展醫療健康、教育培訓、養老養生、社區服務、住宿餐飲、文化旅游、交通運輸等生活業;制定生產業發展規劃,引導民營企業發展現代物流、研發設計、產品營銷、電子商務、金融服務、戰略咨詢等生產業;深入實施文化數字化工程和創意山東計劃,扶持發展一批能夠成為研發投入主體、技術創新主體和創新成果應用主體的文化創意民營骨干企業;完善支持政策,鼓勵民營企業大力發展服務業新業態。
4、培育農村新型合作組織。加快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完善扶持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政策措施,壯大龍頭企業,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推動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現代農業經營方式創新。按照構建完善的“產地運輸加工轉化配送市場與銷售”的全產業鏈思路,培育一批旗艦型農業龍頭企業;以合同契約或產權聯結等多種形式,加快構筑“行業協會+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專業大戶”的組織體系和經營機制,提升全省農業規?;?、集約化、標準化經營水平。結合鄉村旅游工程,加大支持力度,充分挖掘農業多種功能,形成一批集觀光、體驗、科普、休閑、旅游等內容于一體的民營企業。
5、提升產業融合發展水平。順應產業融合發展、制造業服務化趨勢,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根據市場需求發展多種服務形式,積極提品整體解決方案、個性化研發設計、在線支持服務、產品全生命周期運行維護、精準化供應服務、電子商務、多元化融資服務等,促進制造業從以產品制造為核心的傳統發展模式向基于產品提供綜合服務模式的方向轉變,盡快形成高端生產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新格局。充分發揮電子商務的先導性帶動作用,推進電子商務研發、服務平臺和基礎設施建設,大力培育網商,加快推進“電子商務+傳統行業”融合發展模式,促進電子商務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
(五)著力構建民營經濟服務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整合社會資源,增強服務意識,著力構建和完善民營經濟服務體系,打造高效服務平臺。
1、構建生產要素保障體系。加強政策引導,強化資金、土地、人才等生產要素保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一是強化資金保障,著力破解“融資難”。鼓勵金融業金融機構開發適合民營企業特點的金融產品,擴大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信貸規模。支持民營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債券、中小企業私募債券,擴大債券融資規模,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私募股權基金,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支持民間資本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融資擔保機構,探索設立“互助合作基金”,完善再擔保制度,提升融資擔保水平。鼓勵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開發有針對性的新型金融產品,發展無形資產抵押、供應鏈金融、小額貸款保證保險、貸款信用保險等業務,緩解民營企業資金周轉壓力。二是強化土地保障,著力破解“用地難”。充分發揮各類園區作用,鼓勵和引導民營工業項目向工業園區集中,引導和促進項目落地。按照產業結構調整和淘汰落后產能的要求,鼓勵民營企業通過盤活存量土地、改造利用閑置場地等方式,建設、使用多層標準廠房,提高土地空間利用率,實現“少用地、集約用地,努力保障民營企業的用地需求。三是強化人才保障,著力破解“用工難”。引導民營企業建立柔性化引才機制,發揮人才中介、獵頭公司等中介機構的作用,暢通引才渠道。鼓勵民營企業采用股權激勵、期權激勵、技術入股、成果獎勵等多種形式,吸引高層次管理人才、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健全人才合理流動機制,規范民營企業薪酬增長機制,增強民營企業人才的職業歸屬感。推進校企合作,加強勞動力資源的儲備和培訓,立足需求開展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
2、構建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充分利用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完善民營企業公共信息平臺,為民企發展提供快速、準確、及時的信息和政策導向。大力推動省級民營企業公共信息平臺建設,健全網上企業庫、項目庫、產品庫和技術庫,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匯總企業相關信息及動態變化情況,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務。指導和幫助各市建設分網站,實現國家、省、市三級聯網和信息共享,加快建設區域內統一認證的信息平臺。鼓勵企業在平臺網絡上免費信息,積極為企業提供最新最全的全國各地政府采購信息及其他相關采購信息,設置“民營經濟信息服務熱線”,為企業“打包訂制”各類商業信息、投融資信息、會展信息、人才信息、行業動態等,暢通民企與政府、金融機構雙向、多向信息交流。
3、構建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堅持創新驅動,把科技創新擺在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進一步優化科技創新環境,支持企業科技創新,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破除單位、部門壁壘,整合創新資源,加強科技專項資金等資金的扶持力度,制定研發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方案,加快構建由科學數據和儀器設施共用、研發機構和技術轉移示范機構協作、創業孵化基地與推廣服務中心聯手、科研院所和企業技術人才共享的研發公共服務平臺,為民營企業創新提供服務支撐。引導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業的科技信息、成果轉移、知識產權、大型儀器設備以及專業技術服務資源市場化運作,實現大型科學儀器設備、科技文獻信息、檢驗檢測等資源的共享共用。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通過委托開發、聯合開發、技術入股、對重大技術難題組織聯合攻關等多種方式,培育建設一批由民營企業牽頭、高校和科研院所參與的新型創新聯盟。
(六)著力激發民營經濟創新創業活力。進一步加強政策引導,優化發展環境,破除發展障礙,激發全民創新創業活力,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努力將民營經濟打造成為山東經濟增長的主體力量和強大支撐。
1、建立投資創業服務平臺。建立健全創業服務機構,積極為創業者提供項目開發、創業培訓、開業指導、政策咨詢、融資貸款、政策扶持、跟蹤指導等服務。構建省市縣三級創業培訓咨詢服務機構網絡,加強對創業者的培訓工作,擴大創業培訓的覆蓋面。加強對企業管理、市場營銷、法律法規等方面的培訓,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同時利用平臺整合投資信息資源,為我省有效承接產業轉移、擴大招商引資提供服務。
【關鍵詞】戰略性新興產業;智慧浙江;對策建議
一、引言
當前浙江社會經濟發展需以信息、知識資源為支撐,通過透明、充分的信息獲取,廣泛、安全的信息傳遞,高效、科學的信息處理,均衡有效地提高浙江省運行和管理效率,改善公共服務水平,使整個浙江省如同智慧的人,讓市民能均等享受到智慧浙江的服務和應用。智慧浙江是基于數字浙江[1]基礎之上,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加速發展的背景下,以互聯網、物聯網、電信網、廣電網、無線寬帶網等網絡組合為基礎,利用和融合更為先進的技術,促進物人之間的互動能力,提高智能化程度。從促進產業發展的角度看,智慧浙江建設無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還是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都有巨大的需求拉動作用。通過智慧浙江的建設將建立智慧電力、智慧海洋、智慧基礎設施、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醫療、智慧公共安全等智慧應用體系,這將促進“十二五”浙江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物聯網產業、新材料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海洋新興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的崛起,并能進一步鞏固浙江省在電子商務、文化創意、傳統制造業等領域的優勢地位。戰略性新興產業[2]是引導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搶占新一輪經濟和科技發展制高點的重大戰略。浙江省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抓住推動智慧浙江建設的契機,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二、智慧浙江建設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影響
1、建設智慧浙江是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建設智慧浙江將進一步引領帶動物聯網、云計算等產業發展,突破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瓶頸,推動以文化創意、物聯網等為重點的城市經濟迅猛發展,以智慧交通、電力等為重點的城市基礎設施承載能力大幅提升,城市能級邁上歷史性高度,為城市化提供更大馬力的發展引擎。
2、智慧浙江建設也有利于催生大規模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智慧浙江建設將帶動大規模產業鏈的形成,包括物聯網設備與終端制造業、基礎支撐產業、物聯網軟件開發與應用集成服務業等。通過智慧浙江建設相關產業的建設與發展,可在增加RFID和傳感器等數據采集設備制造產業、海量數據處理和信息管理服務提供商,催生龐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鏈。
3、智慧浙江建設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目前,我省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其中物聯網、先進裝備和新材料等與智慧浙江建設直接相關,加上文化創意、應用軟件等現代服務業,建設智慧浙江可以直接為五大行業創造市場需求,這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所必需的條件之一。
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對智慧浙江建設的作用
1、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是智慧浙江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浙江省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面臨著人口數量眾多、人均資源不足、生態環境脆弱的巨大壓力。因此,要通過智慧浙江實現改善民生的任務,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新興產業,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拓展經濟增長空間,從而使全體人民能夠通過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的發展,不斷滿足自身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是智慧浙江建設作用發揮的平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是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的戰略重點,是浙江省經濟與產業走向創新驅動、內生增長軌道的重要動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將推動智慧浙江建設的健康持續發展。第一,通過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可以使我省在新能源、環境保護、新一代電子信息技術等新興技術及新興制造業領域鞏固和增強競爭優勢,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以保持在全球先進制造業中的領先地位。第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能帶動智慧浙江建設中傳統產業的技術發展與轉型升級。第三,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可以推動我省科技創新的發展,為智慧浙江建設集聚雄厚的技術基礎。
3、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是智慧浙江建設取得國際競爭新優勢,掌握發展主動權的需要。當前,全球經濟呈現出愈來愈激烈的競爭態勢,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為了奪取這場競爭的戰略制高點,紛紛抓住當前科技發展正孕育著新的革命性突破的時機,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加快對新興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布局。因此,智慧浙江建設必須審時度勢,統籌安排,科學預測和確定全球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選準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領域,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優先發展規劃,力爭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
四、對策建議
1、積極推行智慧城市與農村建設試點
加強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統一思想,明確方向,做出戰略部署。組織制定智慧浙江產業發展實施方案,協調解決智慧浙江產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落實各項相關政策。開展智慧杭州、智慧寧波、智慧農村建設試點,推進一批先行試點建立智慧區域,探索智慧化建筑、交通、農副產品等社會領域智慧化建設。在智慧浙江建設中,強化智慧杭州、智慧寧波等在全省智慧建設中的引導和示范作用,引導其它區域的智慧化建設。出臺對農村智慧產品購買使用的鼓勵政策,推動智慧技術的下鄉活動,促進廣大農村新型消費方式的形成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強與智慧浙江相關的面向農村居民的信息知識培訓,提高廣大農民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意識。同時,注重智慧浙江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合理銜接與協調,通過制定浙江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區域布局規劃等相關制度,力爭形成各市戰略性產業的互補性發展,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空間上合理布局。
2、整合智慧浙江產業鏈,構筑創新模式
通過智慧浙江建設,推動形成以大企業為主導的產業鏈整合模式,引導和激勵中小企業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一方面要引導龍頭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開展協作分工、交流合作,延伸產業鏈,促進智慧浙江配套支撐產業和協作體系發展;助推企業高端切入、搶占產業發展先機,逐步成為競爭力高、帶動性強的區域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鏈;支持具備條件的大企業通過跨國合作和跨國經營,提升企業在國際分工合作中的地位和水平。另一方面建立現代化的科技中介網絡服務平臺,為科技中介創造市場需求,鼓勵企業與科研院所等通過科技中介引進浙江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過程中急需的核心關鍵技術,助力智慧浙江建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鏈的培育與完善。積極主動搶占產業鏈高端環節,超前培育和扶植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提升浙江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3、加速形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把技術創新前端的基礎研究、前沿研究,中端的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發、技術服務、技術交易,后端的投融資服務、項目產業化、創業孵化、人才培訓等融合成一個有機的創新創業網絡。充分利用我省現有平臺的優勢組建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引導聯盟核心企業通過戰略協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大力推動現有的產學研合作聯盟升級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鼓勵我省企業聯合高校、科研院所積極組建高層次和高級別的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成為行業和區域聯盟的主導者和核心成員。強化省科技廳等部門在指導和引導我省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培育與建設中的作用,使我省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成為全國典范。在進一步鼓勵大企業成為我省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中心和催化劑的同時,引導中小企業繼參與以大企業為中心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充分利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增強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制定各產業的技術路線圖,整合各種重新資源,形成創新合力。制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自主創新路徑,通過專利池運作和標準平臺打造自主創新高地。
4、建立和拓寬多元化投融資渠道
積極促進浙江省風險投資市場發展,在明確企業投資主體的基礎上,建立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等共擔的風險投資機制,形成融合金融機構、民間資本等的多元化智慧浙江產業發展的投融資機制。支持信用擔保機構對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提供貸款擔保,探索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等品種創新,對符合條件的智慧產業發展項目、智慧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優先提供信貸支持。優先支持符合條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市直接融資,支持尚不具備上市條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在場外交易市場掛牌融資。支持未上市的與智慧產業相關的企業開展股權轉讓試點,拓寬創業投資退出渠道。優先推薦符合條件的與智慧產業相關的企業發行企業債券、公司債券、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
5、推動關系民生的智慧產業園區的發展
依托具有優勢的產業集聚區,培育一批創新能力強、創業環境好、特色突出、集聚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示范基地,延伸產業鏈條,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外部資源進入園區,形成以龍頭企業為主導、中小企業配套、上下游產業合理布局的區域產業發展格局,輻射帶動全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注重圍繞智慧產業自身發展的重大需求,選定關鍵的技術和領域,通過政府投資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大技術協同攻關。鼓勵各地方政府根據區域產業集群的發展特點和需求,針對提升智慧產業競爭力的需要,通過政府引導和支持,推動關系民生的智慧產業[3]發展。將智慧產業作為產業發展的重要模式加以推廣,將智慧產業納入政府采購,在政府部門和公用事業的信息化應用中采購相關智慧產品,以政府采購引導智慧產業的發展。
【摘要】投資人與企業家的關系是現代企業治理的關鍵,二者關于企業運營決策控制權的分配合作方式對資本和企業的收益都有重要影響。本文通過博弈模型分析,發現合作是投資人和企業家行為的納什均衡解,在重復動態博弈中聲譽機制作為市場信號對投資人和企業家具有良好的激勵約束。因此引入網絡征信概念構建能夠使聲譽機制顯性化的平臺,在協調投資人與企業家關系、提升資本運營效率層面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 投資人;企業家;公司治理;聲譽機制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源協同發展機制研究”(12xyj002) 以及西安市軟科學項目“金融資本支持科技產業發展研究”(SF1303)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徐京平,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投融資管理;張榮剛,西北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公司投融資管理。
一、引言
企業作為現代經濟的微觀細胞,是資本、勞動以及管理等資源的有限集成體。尤其是現代企業在開放市場環境中,其資源皆是從外部輸入,通過企業這種特殊組織的“加工”提純成具有價值創造的新產品。而在企業這種與外部資源交換的機制中,資本由于其相對稀缺性,在企業運營中的影響權重較大,對企業具體的運營管理所產生的介入性沖擊也較強。在一般意義上,資本的持有者投資人與企業原有管理者企業家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有限背離也會對企業最終的價值創造和效益輸出帶來沖擊?,F代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的本質是資本雇傭勞動。財產權是最重要的權利,企業融入的資本是投資人提供的,所以在企業中,理應由投資者單向地支配企業家。無論對于投資人還是管理者而言,在有限理性的基礎上,對利益和非利益的追求都是最大化,故對于資本所有權和企業管理權兩權分離的投資人和管理者來說,基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由于道德風險、機會主義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存在,二者的核心問題體現在授權與控制,即委托-的權屬配置。但是從美國公司治理的危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兩權分離的層次越多,委托鏈條越長,現代企業在投資人和企業家的利益背離中的運營效率也越來越低。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指出,在兩權分離的企業中,管理者是在“使用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錢財,也就不可能盼望他們會有像私人公司那樣的警覺性去管理企業”。企業家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在融入資本時,確實如斯密所言是在使用他人資本,但是其不同于單純的職業經理人,與投資人不是簡單的委托關系,而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企業的所有者,故企業在融入資本后,企業家如何協調與投資人之間的關系,實現投資人投資收益最大化與企業管理者的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有效統合,成為企業在引入投資后的關鍵問題。
二、現實情況和本文主要思路
(一) 投資人與企業家關系的現實情況
中小企業和傳統的家族式企業由于所需資本的有限性,其融資方式多以信貸為主,而較少涉及創投等權益性投資,投資人和企業家通常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社會人情關聯以及角色的重合性,故投資人和企業家之間的矛盾在該類型的企業體現不多。而當企業規模擴張到到一定程度時,科斯邊界的存在迫使其必須引入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此時權益性投資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對沖使其成為多數有資質企業的首選融資方式。然而在引入資本的同時,投資人的利益訴求也必然要通過投資標的企業去實現,因此投資人的介入必然會對企業長期形成的類均衡化的管理架構形成外部沖擊,與企業原有管理者之間的利益同盟關系也會由于不確定性以及道德風險、機會主義等因素的存在而難以完全契合,進而影響企業的運營績效,甚至出現投資人出于自身理性的介入而導致雙方共損的非理性結果。投資人與企業家之間關系的協調程度,對企業發展有深遠影響。遠的來說有國美投資人與管理者關系破裂導致經營業績大幅下滑且幾年難以翻身,近的則有雷士照明投資人對其創始人和管理者“逼宮”導致股價暴跌①,企業運營動蕩。那么從理論上看是否投資人與企業家之間就是授權與控制的純零和博弈,傳統的委托-模式在這種關系協調上的捉襟見肘是否有解決之道,約束-激勵機制能否加以重構來有效調和投資人和企業家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思考既是現實企業治理的需要,同時也是新資本-勞動關系中需要重點考慮的方向。
(二) 本文的主要思路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加爾布雷斯從企業的權力核心出發將企業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家的企業”,一類是“成熟的企業”。在“企業家的企業”中,權力是屬于資本家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資本家其實就是企業家。而“成熟的企業”的權力核心是技術結構層,即由各種技術人員、專家、高級經理人員組成的領導核心②。對于成熟企業而言,其通過融資而引入的投資人在對企業控制權上是有單向正驅動的,即投資人基于自身決策的完全實現有沖動也有激勵去實現對企業的完全控制。而基于資源分工和專業化考慮,企業原有管理人無疑在企業管理和運營決策層面是有知識優勢的。本文基于投資人和企業家之間在企業控制權上非完全妥協的假設③,通過構建投資人和企業家之間的博弈模型得出合作是其實現雙方共有價值的納什均衡解,并引入聲譽機制,摒棄投資人和企業家之間傳統的“控制與被控制”理念,分析在企業共同體架構下,二者授權與分權關系所引致的聲譽機制作為信號在增大投資人和企業家二次投融資成本、風險分擔和規模效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通過模型分析,本文發現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和信息不對稱的約束下,投資人和企業管理者-企業家之間在有限分權與授權的過程中,良好的合作是二者實現價值最大化的最優方案,是二者關系的帕累托最優;引入聲譽機制模型,分析發現投資人和企業家的努力合作程度在重復博弈中雖有邊際效應遞減的趨勢,但是其在N-1期的努力合作都是正的,且聲譽機制的激勵作用越強,其努力合作的程度也就越高。
(三) 與本文相關的文獻
與本文相關的理論主要有兩支。第一支文獻涉及投資人和企業家作為管理者之間的關系。Gor?man and Sahlman(1989) 認為投資人是企業所需資金的重要提供者,其進行的非資本活動是創業企業成功的重要原因。投資人的非資本活動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對企業管理的干預(intervention),二是對企業管理的支持或服務(support or advice)(Kaplan and Stromberg,2004)。Hellmann and Puri(2000,2002) 的研究表明,投資人提供的管理支持或服務會對項目的增值起到重要作用,同時這種管理支持或服務的深度和廣度將受到合約設計的影響。Kaplan and Stromberg (2004) 的實證研究表明,投資人對企業管理的干預與其掌握的控制權正相關,而其對企業管理的支持或服務則與風險投資家所擁有的權益份額正相關。同時認為雙方的行為(在本文中定義為雙方的努力合作水平) 同時影響企業的價值創造,指出投資人和企業家管理者實際是一個團隊(teams/partnership) 關系。第二支文獻主要涉及聲譽機制問題。Fama (1980) 是最早研究聲譽機制激勵問題的經濟學家,其核心理論是在競爭的經理人市場上,時間可以解決那些不受經理人控制的隨機變量所帶來的波動,使得經營的狀況完全反映經理人的市場價值。Holmstrom(1982) 將Fama的理論模型化,指出盡管聲譽機制能夠揭示經理人的能力,但經理人的努力程度一般會隨時間的演變而呈現遞減趨勢。Gomes (2000)據貝克爾(George Baker,2000) 建立的聲譽機制的激勵強度與經理期望目標和業績指標之偏差的關系式,說明了經理人期望目標和業績指標之偏差程度。Milbourn(2003) 研究了聲譽機制在股票市場上的運用,指出一個善待中小股東的聲譽機制能夠創造更大價值。余鑫、陳園(2005) 認為追求良好的聲譽是企業家成就發展的需要,同時投資人追求良好聲譽是為了獲得長期利益,是二者長期動態重復博弈的結果。
三、投資人與管理者關系的博弈分析
投資人和企業家等管理者作為標的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通過一定的契約將各自的權利與義務予以固化,這種約束機制是對二者在資本關系存續期間所結成的利益同盟的一種行為節制,但是其約束范圍和力度是相對有限的,二者作為有限理性人基于風險偏好和價值最大追求的推動會使其行為跨越契約約束的邊界。而就風險偏好而言,通過影響投資人和企業家行為進而影響二者之間的關系。投資人和企業家作為企業利益相關者,其風險偏好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投入企業的生產要素的性質;二是其參與企業分配的形式。在“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的合約框架里,投資人以一定權益資本的形式參與企業經營,以享有企業剩余收入的形式參與企業分配;而企業家則具有股份所有者和企業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因此既有所有權收益也有控制權收益。對投資人而言,其更多地追求資本在短期內獲得足夠收益,進而尋找另一只“能下更大蛋的雞”。而對企業家而言,與投資人更注重短期投資回報率的風險偏好不同,其身份的二重性決定了其在運營決策時更趨于長期穩健。由于風險偏好的差異,投資人和企業家作為相對成功的人士對自身決策行為的堅持在有限理性下更為固執,因此在控制權不絕對占比的情況下,二者意見分歧、行為背離就容易導致關系不協調進而影響企業運營④。
就企業而言,投資人和企業家之間的激勵就是二者關系協調、共同努力精誠合作,使企業能夠不斷地創造價值,使二者的利益能夠得到最大化的滿足。因此,只有當二者相互合作處于良好狀態時,才有可能使資本投入和原有企業之間產生1+1>2的效果,也才能充分發揮合作伙伴的群體作用,提升企業的整體效能。投資人和管理者作為利益相關者,其現實行為經常發生背離,那么雙方合作是否可行,其理論依據何在,我們構建模型進行分析。
假定投資人和企業家的風險偏好不同,且二者在合作上具有一定的互補效應, 則有Yi = f (m1,m2) 。其中Yi 為企業的預期產出, m1 和m2分別為投資人和企業家努力工作的產出。設m1s 為投資人不合作時的工作, m2s 為企業家不合作時的工作⑤。且雙方的合作具有一定的互補效應,互補系數為β ( β1 為投資人對企業家的互補, β2 為企業家對投資人的互補)。如果雙方不合作,則有
作,合作) 方式的各自期望收益均大于各自不合作狀態下的期望收益,因此(合作,合作) 也是二者關系處理的帕累托最優方案。
四、引入聲譽機制的模型分析
通過博弈分析,我們發現對于投資人和企業家而言,協調關系、精誠合作是帕累托最優選,為后文分析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由于有限理性、機會主義的存在,投資人和企業家在風險偏好不同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固執地堅持己方的利益訴求,并通過介入企業的決策、運營等實務來實現其階段性的價值最大化⑥。如果雙方利益訴求的背離度較大,則雙方行為就會偏離帕累托最優。很明顯,當博弈只進行一次時,投資人和管理者只關心一次性的成本收益。但是,如果博弈重復多次,則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人和管理者會為了長遠利益選擇不同的均衡策略。這是重復博弈理論的一個強有力的結果,同時這種重復博弈也可以塑造投資人和企業家的聲譽,并對其未來的預期收益帶來影響。
聲譽機制的核心是投資人和企業家為了在后續企業運營以及二次投融資中降低成本,獲得未來的預期收益,其就有動力去建立良好的聲譽機制。當投資人因為單次利益訴求而與企業家等管理者關系僵化,則在后期的企業決策和運營中,企業家會有基于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進行報復的動機。而投資人如果因與企業家等管理者關系不協調導致企業運營業績差,則其未來在市場中進行二次投資的時候,由于聲譽機制信號作用的存在,在競爭性的資本市場中其投資進程會受阻,投資效率下降。而對企業家等管理者而言,其與投資人關系協調、合作順利而具有良好聲譽,則使投資人對其行為選擇的非對稱信息轉化為對稱信息,同時借助聲譽機制,將融資企業管理者和投資人之間的混同均衡轉變為分離均衡,既有助于管理者從該投資人手中獲取二次投資,同時也有利于其在開放的資本市場中獲取融資。
投資人在選擇以資本形式進入企業時,屬于價值搜尋階段的他組織行為。而當資本以契約形式進入企業,資本和企業在一定的架構中就有了共生性,此時就進入自組織狀態。而自組織的重要特征就是非線性和巨漲落,尤其是在當今信息高度爆炸的時代,聲譽機制作為一種價值信號,其在傳遞過程中通過非線性和巨漲落會使聲譽機制的信號功能形成大喇叭效應,即將良性和劣性的聲譽信號放大化地傳遞給利益相關者,而這很明顯會極大地影響投資人和企業家的遠期收益。
下面我們分析聲譽機制對投資人行為的影響,為了分析方便我們假設投資人在所投資企業中的行為分兩個階段, 每個階段的產出函數為Yt = αt + ω + ut 。其中αt 為投資人與企業家之間在工作方面的努力與合作程度, ω 為投資人的個人能力,其在階段內相對固定,不隨時序變化。ut為外生變量。假定ω 與ut 呈獨立正態分布,期望值為零,方差為σ2ω 與σ2u , ut 各階段相互獨立。
由于我們假設投資人的行為周期只分兩段,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認為投資人在第一階段的最優努力水平大于0,在第二階段最優努力為α2 = 0 。假定資本市場完全競爭,投資人的收益等于預期產出
但出于維護自身聲譽進而獲得更高遠期收益的考慮,投資人會使第一階段的努力合作水平大于0。而且ε越大,聲譽機制的激勵程度越強,投資人的努力合作水平也就越高。
同理,如果引入重復博弈,將投資人與企業家的合作關系延展到N期,除最后一期努力合作程度αt 為0外, α1 到αt - 1 的值都大于0。并且仍然假定投資人是有限理性的,其努力合作程度雖然有邊際效用遞減的趨勢,但是隨著這種合作階段的延展,合作期數越多,其在自組織框架下,這種合作關系的自我修復、彌合的程度也就越強。因此即使合作期數無限長,其在自組織框架中的一階最優也是可以實現的。同樣對于企業家而言,在同一模型下分析結果也是相同的。因此對于投資人和企業家而言,很明顯二者之間的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在現實中投資人將資本投入企業,則和企業家等管理者在一定階段內形成部分利益共同體,其博弈行為會貫穿整個契約過程,因此,聲譽機制對二者的激勵與約束既有理論意義也有現實基礎。
五、模型的現實意義與結論
國美以及雷士等現代企業引入投資之后,投資人與企業家等企業原有管理者之間爭奪企業控制權進而雙方關系難以協調,導致企業運營動蕩、業績下滑的典型案例,充分說明了資本介入企業之后,其投資人與企業原有管理者之間關系協調程度的重要性,而現代企業在資本資源上基本都無法自給自足,融資是每個企業在一定階段內都必須面對的問題。當下企業的融資難,使資本具有較大的話語權,拋開債務融資不談,權益性融資尤其是創投性質的權益融資,在引入資本和投資人專業的扶持之外,隨之而來的對企業決策、運營的介入和干涉也就不可避免,而這必然與企業家等企業原有管理者在控制權上形成分歧。企業在進行融資引入資本的同時,如何處理與投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投資人如何處理與企業家之間的關系,成為二者都必須深思的問題。
通過模型的分析我們發現,資本進入企業之后,投資人與企業家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價值聯盟,通過契約規則的約束無法完全消弭投資人和企業家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道德風險行為。在投資人與企業家關系博弈的模型中,當任何一方采取不合作行為時,其二者的收益都無法實現最大化,只有當行為決策方案為(合作,合作) 時,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完全理性的行為可能無法得到雙贏的結果。博弈分析從理論上解決了投資人和企業家之間合作的必要性,即只有合作才能最優。同時還必須有切實可行的機制對納什均衡決策加以固化,因而我們引入聲譽機制分析投資人和企業家基于聲譽考慮進行努力合作的可行性。聲譽機制的引入,對投資人和企業家的激勵約束是雙向的。對投資人而言,由于是多次重復博弈,其在企業內部與企業家是多次合作關系,如果第一次合作關系破裂,則后續企業家有動機進行報復;而在企業外部,如果投資人與企業家關系不協調導致企業業績下滑,既不利于資本增值也不利于投資人在市場中對其他優質項目的投資。而對企業家等管理者而言,與投資人合作關系的好壞,除了影響其自身的收益之外,還影響其從同一投資人手中獲取二次投資以及從市場中進行融資的成本。明顯地,如果由于企業家等管理者導致合作關系不協調的聲譽作為負向信號進行傳遞,其后續獲取融資的難度會加大,融資成本也會大幅提高。
在現實中,聲譽機制的效應范圍較為狹窄,局限于利益相關企業以及利益相關人的有限圈子內,信號傳遞和輻射的波段較短。因此基于理論和模型分析,本文認為可以建立能夠展示投資人和企業家聲譽的資質平臺,使聲譽這種價值信號能夠有效傳遞并在市場中通過影響未來成本和收益來約束和激勵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故而依托網絡和征信體系,將電子商務的理念引入投資人和企業家關系的聲譽機制中,在投融資電子商務平臺的征信體系中加入聲譽模塊。該模塊主要包括投資人和企業家的投融資歷史數據和收益數據、雙方互評平臺以及第三方數據認證平臺等。
首先,將聲譽機制與征信及網絡平臺相結合,通過將事關未來投資收益、企業未來發展的聲譽和信用資本納入考量,為企業融資和資本投資甄別信息提供了新渠道。聲譽機制借助網絡平臺增大了投資人和企業家之間關系不協調的信譽成本,因而投資人不愿選擇聲譽不好的企業家所在企業進行投資,這恰為聲譽好的企業在同等市場條件下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機會。
其次,對于投資人和企業家等管理者的關系而言,聲譽機制的隱性激勵也能長期達到顯性激勵約束的效果。在資本市場越來越開放、競爭性越來越強、企業越來越成長的情況下,基于信息不對稱以及機會主義的行為難以長期保證投資人和企業家的收益。成熟的投資人和企業家,在長期合作中所形成的良好聲譽會形成規模,對雙方未來收益的實現都有正向推動,這也為企業在引入投資后如何處理與投資人的關系以實現雙方共贏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現實樣板。
再次,將聲譽機制的信號作用與網絡平臺相結合,還必須借助于完善的社會征信體系和誠信環境。當然這也要求宏觀上強化社會信用體系、企業信用體系,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同時還從整體上提高了金融的運營效率。
注釋
①雷士為實現業務擴張和順利上市,引入賽富亞洲成為第一股東,于兩年后投資人奪取企業控制權,將企業創始人和原實際控制人逼離企業。
②“成熟的企業”中外來投資人與企業原有領導核心間的關系是本文研究對象。
③對于企業而言,原有創始人或者管理者在不被并購的條件下不可能完全放棄企業控制權來迎合資本的介入需求;而投資人在將資本注入企業之后,也不可能完全不干擾企業的運營決策,因此該假設具有現實依據和理論可行性。
④對于風險偏好型的投資人,其可能追求短期效益,進而通過資本的介入在企業運營中采取激進行為,從而達到類似于風險投資快進快退的效果,以提高資本運轉效率。而對于風險厭惡型的投資人,其更多地追求長期穩定收益。對于管理者而言,基于風險偏好的不同,其行為體現在企業運營上也有激進和穩健、短期和長期的區別。如果二者的契合度比較高,則關系較為協調;反之則相反。
⑤為了便于建模分析,文中將投資人與企業家等管理者的關系協調、合作良好的狀態記為“合作”,反之則為“不合作”。
⑥投資人和管理者都要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那么按照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原則,投資人和管理者按照契約分享企業的合作剩余。但是投資人更注重投資回報套現和短期收益,而管理者則更注重市場運營和長期收益,故管理者相對于投資人而言,更趨于風險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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