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經濟體系內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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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化經濟體系內涵范文

一、循環經濟的概念與內涵

循環經濟，即在經濟發展中，遵循生態規律，將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融為一體，實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是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物質的和諧循環。其中，廢物處理必須體現“3R原則”，即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也就是要通過資源循環利用使自然資源投入最少、向環境中排放的廢棄物最少、對環境的危害或破壞最小的經濟發展模式。

對循環經濟本質和內涵的界定可以大致區分為狹義循環經濟和廣義循環經濟。狹義循環經濟概念認為，循環經濟是通過廢棄物或廢舊物資的循環再生利用來發展經濟,也就是利用社會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廢舊物資進行循環、利用、再循環、再利用，以至循環不斷的經濟過程；廣義循環經濟認為，循環經濟就是把經濟活動組成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使所有資源都能不斷地在流程中得到合理開發和持久利用,使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不良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度。

可以看出,廣義循環經濟所指的“用于循環的資源”要比狹義循環經濟所指的寬泛得多,且“循環的方式”也有不同。狹義循環經濟突出廢棄物或廢舊物資的循環再生,是將原來社會生產的開環處連接起來的經濟循環。而廣義循環經濟里已經沒有廢棄物的概念，它強調所有資源應該實現在經濟體系內的循環利用，不僅要求把開環的社會生產閉合起來，即包括狹義循環經濟概念,還要求按照循環利用資源的要求改變整個社會系統,包括技術支撐、生產組織方式、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倫理道德觀念等等，實現經濟、環境、生態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因此，也被稱為生態經濟。

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

二、中國發展循環經濟勢在必行

循環經濟是以市場驅動為主導的產品工業向以生態規律為準則的綠色工業轉變的一次產業革命。其萌芽狀態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鮑爾丁提出，如果人類不合理地開發資源，破壞環境，將會使地球走向毀滅。發達國家為提高經濟效益，避免環境污染，以生態理念為基礎，有步驟地重新規劃產業發展，提出循環經濟發展的思路。

近年來，循環經濟被正式稱為“促進人類與自然協調與和諧”的全新經濟模式，形成一股新經濟的潮流和趨勢。由于這一理論直接關系到許多發展中國家未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因此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一經提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便紛紛表示認同，并制定相應的措施和政策，走以最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為基礎的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路。

長期以來，我國傳統的社會經濟模式是一種物質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特征為“資源―生產―消費―廢棄物排放”，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高強度地開采和消費資源以及高強度地破壞生態環境質量來實現的。當前，我國煤電油運全面持續緊張已經成為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煤炭價格上漲，鐵路車皮緊俏，一些地方拉閘限電，這些多年從未有的現象再次出現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繼續沿襲傳統的發展模式,以資源的大量消耗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將難以為繼。以2003年為例，我國GDP約占世界GDP的4%，而年鋼材消耗約2.6億噸，占世界的25%；煤炭消耗約15億噸，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約8.2億噸，占世界的50%（也有說是40%）。

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最近我國已明確提出：中國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優化資源利用方式為核心，以提高資源生產率和降低廢棄物排放為目標，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和運行機制，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并明確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編制“十一五”規劃的重要指導原則，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編制各類規劃。加強對發展循環經濟的專題研究，加快節能、節水、資源綜合利用、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等循環經濟發展重點領域專項規劃的編制工作，建立科學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研究提出國家發展循環經濟戰略目標及分階段推進計劃。

三、我國發展循環經濟存在的障礙

第一，在觀念認識方面

對發展循環經濟的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一是對我國嚴峻的資源和環境形勢認識不足，缺乏對發展循環經濟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認識；二是對經濟發展和環境間的關系及其矛盾了解和關心不夠；三是對循環經濟的概念、內涵、作用了解不夠、知之甚少。因此，對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內涵、理論基礎及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

第二，在制度及實施機制方面

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價格體系、稅收體系以及財政金融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和部分宏觀產業政策仍是服務于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制度和政策， 沒有形成適合于循環經濟的制度體系和實施機制。例如我國目前的基本稅收制度是建立在增值稅基礎上的，2003年增值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為32.5%，接近于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消費稅的總和，而消費稅只占5.9%。這種稅制結構實際上是鼓勵多消費、少增值。企業越是節約原材料，其增值比例就越高，就必須支付更多的增值稅。對于廢舊物利用的企業來說，其原材料價格很低，其產品成本主要是生產過程中的增值構成的，它就必須支付更高比例的增值稅。顯然，這種稅收制度從根本上制約了循環經濟發展。

第三，在法律法規體系方面

從總體上看，我國還沒有形成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框架。我國關于發展循環經濟的立法思路尚不清晰，已有的一些規定比較原則籠統，可操作性不強；相關法律之間存在著不夠協調、相關的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問題，缺乏必要的強制性標準等技術法規。在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機制，往往過多照顧部門的意見而沒有采納群眾和專家的合理建議，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實施的后效評估機制。現行有關的環境保護法律中的一些制度，其著力點是末端治理，不能適應新形勢下污染防治和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

第四，缺乏支撐循環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

目前，我國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某些技術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但總體上看，循環經濟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明顯滯后，多數企業還沒有能力開發大幅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關鍵技術。循環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科學研究作基礎，包括循環經濟的理論研究，雖然我國的廢物和包裝材料的回收利用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但卻是技術含量低、廢舊物資被降級使用，沒有發揮循環經濟的最佳效應，也沒有與食品安全、環境安全的有效保證有機地結合起來。

四、政策建議

循環經濟建設符合全社會、全人類的根本利益。既有利于節約成本、增加收入、減少浪費、促進技術進步、增加經濟效益，又有利于自然環境的良性發展，促進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統一。但是現階段發展循環經濟還沒有得到全社會的普遍接受與實施。這一方面有思想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全社會對資源供給的有限性認識不足，過分追求物質產量，忽略了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制度建設沒有重點考慮如何充分利用經濟資源，沒有將對環境的損害納入生產成本，使得本應由企業承擔的成本由社會承擔了。同時，還有技術方面的原因，對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需要的設備的科技含量較高，在科技發展水平不夠的時候，對廢棄物只能進行簡單處理，不可能進行較高層次的回收利用。由于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我國的循環經濟建設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政府在循環經濟建設方面投入很多，但是企業、公眾反應不積極，使得循環經濟發展緩慢。

這也可以通過成本――收益來進行分析。一項循環方案即使在理論、技術上可行，若“成本――效益”指標不如非循環方案，那么在實踐中也難以采用或大規模地采用。由于每個獨立的生產單位都是以利潤最大化作為生產目標，在社會成本承擔者的劃分不明確的時候，企業生產不用承擔社會成本，減少了其總成本，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因而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積極性不高。因而，對政府來說，不僅需要不斷增加投入來帶動循環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加快循環經濟發展制度建設，明確規定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成本，促使其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少廢棄物排放量，建立循環經濟建設的微觀基礎。同時，通過立法、稅收優惠、金融支持等全方位建設，為循環經濟建設提供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實現我國循環經濟建設全面發展。

因而，發展循環經濟不是由某個政府部門就能夠完成的，這需要全社會，各個部門共同努力，協調工作，才能促進循環經濟建設的順利實現。為此，必須從以下幾方面來加快循環經濟的發展：

第一，通過政策來引導循環經濟的發展

應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產業政策應強調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環境保護；在投資政策和項目選擇及對投資方向的鼓勵和限制上，要向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方向傾斜，對發展循環經濟必需的一些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進行直接投資或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支持。

第二，建立促進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制度

確立立法框架，研究形成基本法、綜合法和專門法構成的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抓緊研究制定《節約能源法》和《清潔生產促進法》等的配套法規，及資源綜合利用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規，研究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研究制定并實施排污權交易制度，以經濟的手段減輕污染物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根據地區的發展水平實行不同的污染物排放標準，提高廢棄物排放的收費標準，加強監管，使發展循環經濟的企業在財務上能夠營利。實施能效標準標識和認證制度，制定科學的生產規程，規范生產過程中的每個環節，從源頭把關，預防和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第三，大力開發實用技術，形成循環經濟發展的技術支撐體系

循環經濟的發展，最終要靠技術進步。加大創新力度，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技術支撐，將循環經濟的技術開發納入國家中長期科技計劃，確立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原則、工具及方法，包括產品生態設計原則與方法、物質流分析方法和供應鏈管理的原理和技術、提高生態效率的經濟技術效益分析原理與方法等；研究開發一批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平臺性和共性技術，諸如信息技術、資源節約和替代技術、能量梯級利用技術、產業鏈延長和鏈接技術、零排放技術、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術、生物催化技術、可回收利用生態材料和回收處理技術、環境監測技術以及網絡運輸技術，以及降低循環利用成本的技術等。積極推進清潔生產，并且把著眼點從單個企業擴大到生態工業園，通過試驗示范，建立一批生態工業示范園，形成新的發展模式，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四，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形成社會共識

第2篇：現代化經濟體系內涵范文

現展是整個現代社會的生態、經濟、社會諸方面都得到發展,可以概括為生態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三個方面。因此,可持續發展不是指單純的經濟發展,而是三種可持續性相互聯系、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共同組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系統整體。這個統一體中,是以生態可持續性為基礎、經濟可持續性為主導、社會可持續性為根本目的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三種可持續性的高度統一與協調發展。經濟可持續性是可持續性的經濟定義,也就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可持續發展,這主要是指發展不以傷害后代人的利益為前提來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保障人類發展的長期利益或后代人的持續收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可持續發展經濟可以定義為:“當發展能夠保證當代人的福利增加時,也不會使后代人的福利減少。”〔戴維•皮爾斯,1996〕

然而,在我國的實際工作中,對這個定義產生了一種誤解,譬如,有人認為可持續發展經濟只注重人類發展未來的長期利益,而不關心當代人的目前利益或經濟當事人自身的利益。事實絕非如此。可持續經濟發展,雖然說著眼是要解決當代的發展與后代的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保障子孫后代的利益;但要從這個基本立足點出發,優化社會總資源配置,從而解決好當展過程中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改善之間的協調關系,并形成相互適應的良性循環,不斷提高保證人民群眾目前需要和長遠需要的供給能力,這就把人類發展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以便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和后代人的需求。因此,經濟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們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增長和可獲利性,它要求國民經濟系統保持它的產出水平等于或大于它的歷史平均值的能力,是個產出沒有負增長趨勢的系統,而且經濟增長既重視數量增加,又重視質量改善,還要降低消耗,節約資源,減少廢物,提高效率,增進效益,力求經濟增長和經濟收益的變異性較低或最低,從而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以生態的可持續為基礎。因為按照生態經濟學的觀點,現代經濟社會系統是建立在自然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巨大開放系統,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經濟運動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進行的。任何經濟社會活動,都要有作為主體的人,作為客體的環境,這兩者都是以生態系統運行與發展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的。

同時任何社會生產,不論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以至人類自身生產,所需要的物質和能量,無一不是直接或間接來源于生態系統。所以,在生態系統和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中,生態系統是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考慮到生態環境改變對社會經濟的決定作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必須以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及其生態資源的持久、穩定的供給能力為基礎,使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絕對建立在它的生態基礎上,并確保這種基礎受到絕對保護和健全發展,使其能夠長期地、穩定地支撐現代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可見,生態可持續性不僅是經濟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的基礎,而且是人類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是現展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實踐也已證明,現代經濟可持續發展實質上是生態可持續性和經濟可持性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作用的結果。它既不以犧性生態環境為代價片面強調經濟發展;也不以犧性經濟增長為代價片面強調生態發展,而是強調生態可持續性和經濟可持續性必須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建立起協調互促型生態與經濟相協調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現代經濟在生態與經濟兩個良性循環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又必須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所謂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即指這種發展既能保障當今社會多因素、多結構的全面協調發展,又能為未來社會多因素、多結構的全面協調發展提供基本條件,至少不削弱這種發展能力。這是一種長時期促進社會公正、文明、健康發展的社會全面進步過程。社會可持續性問題的中心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它強調人的全面發展,人類物質、精神生活多種需要的滿足,生存與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和社會公正的實現。這些正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目標,而且,這些也只有通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能逐步實現。因此,可以說,可持續經濟發展是三種可持續性相互適應與相互作用的結果。在可持續發展系統整體中,可持續經濟發展處于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是建立在它與生態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相互適應與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的。三種可持續性相互適應、相互作用、互為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生態可持續性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性起基礎性的決定作用,社會可持續性對經濟和生態的可持續性起動力和保證作用,這種作用的發揮,人類經濟活動才能在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中進行,從而保證經濟良性循環,推動經濟系統持續發展和不斷前進。當然,經濟可持續性對生態和社會的可持續性起著主導性的調節作用,它不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為實現和保持生態和社會的可持續性創造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從而促進自身的發展。因此,只有在三種可持續性相互作用的協調互促過程中,才能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保持經濟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二、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最佳模式是物質、人力、生態三種資本共同增殖

可持續經濟發展,顧名思義包含二層意義:一是要經濟發展,二是經濟可持續。所以從財富的角度來理解可持續經濟發展,就是社會的總財富隨著時間推移有所增加,至少不減少,也就是保護社會總資本存量的非減性,那么這種經濟發展可以認為是可持續的。因此,從社會總體上,保持總資本存量非減或有所增殖,這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也是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但這只是必要條件,并不是充分條件。因為,這里所說的社會總資本是指包括人們通常所說的經濟資本即實物資本或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的總和。其中,強調生態資本存量保持非減或有所增殖方才構成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口、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生態之間協調發展,保持生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必須確立三種資本相互轉化與相互增殖的基礎上保持社會總資本存量增加的觀點。

(一)三種資本的劃分是現代經濟學發展上一次質的飛躍

長期以來,傳統經濟學只是從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的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的經濟現象和過程來研究人類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性,把經濟發展過程看成純粹是由社會經濟系統本身的規律支配的,而不受那些支配著自然生態系統進化和發展規律所制約的封閉體系,不重視經濟活動和自然界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因而將生態發展過程排除在社會再生產運動過程之外。這種傳統的、狹義的、不完全的經濟發展觀,突出表現在它沒有把人類社會經濟體系看成是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之上,把人們經濟活動和生態環境作為有機整體來研究社會資本運動及其規律性;而是將社會再生產過程看成是和生態資本運動過程毫不相關的、甚至對立的純粹的經濟資本運動過程。因而生態資本運動過程就被排除在社會總資本運動過程之外。

和傳統經濟學相比較,作為現代經濟學的生態經濟學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把自然生態系統包括進來,把作為人類公共財富的自然生態納入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從而把現代經濟運動看成是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作為有機整體來研究經濟運動的規律性。80年代后期以來,對于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研究擴大了許多原有的概念,提出可持續發展。從探討生態與經濟一般的協調發展關系,深入到研究不考慮生態的經濟帶來極不經濟的后果,尤其是脫離生態資本運動的社會總資本運動帶來的非可持續性的惡果。這是生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轉變。現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把生態資本作為社會總資本的重要內容,納入社會總資本運動研究的范圍,確立三種資本相互轉化與相應增殖的基礎上保持社會總資本存量隨時間推移有所增加的理論。這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對生態經濟學理論的新發展。傳統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也是把國民財富增長的主要因素看成為物質資本積累,甚至不少人把它看作是唯一源泉。雖然說也有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看到,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不僅是經濟因素,而且有非經濟因素,除物質資本外,還有技術創新、人力資本、自然因素等。

尤其是柯林•克拉克認為,物質資本積累只是經濟增長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而且不是一個關鍵因素。他曾明確指出:“我相信,種種情況已經摧毀了一個至今流行甚廣的觀點,即經濟增長速度主要取決于資本能夠積累的速度”。(1937)但是,從總的來看,西方經濟學家長期以來是崇尚“物質至上”,把物質資本的作用估計過高。因此,從18世紀中葉以后,物質資本決定論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處于主導地位。直到本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現代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使經濟增長的傳統因素作用逐漸削弱,而其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不斷增加,特別是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高質量勞動力的作用日趨突出,使西方經濟學家不得不開始同忽視活勞動作用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決裂,從物質資本決定論,轉向重視人力資本,甚至提出了人力資本決定論的觀點。其中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為創始人的人力資本學派,論證了人力資本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人力資本的形成、特征、投資和收益等問題,為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人力資本學說所提出的人力資本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決定性因素的理論,使經濟增長理論實現了由“物”到“人”的轉變,是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向現代經濟發展理論轉變的重要標志。與此同時,本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現代人類面臨著嚴峻的生態環境惡化的全球性尖銳問題,其中資源和環境等生態問題已構成現代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制約因素。尤其是80年代以來,全球生態危機標志著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今后人類的經濟活動,發展現代生產力,必須走以生態生產力為基礎與經濟生產力相適應的協調發展之路。因此,現代經濟發展必須與自然生態發展的狀況相協調,已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

這就使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生態資本或環境資本對現代經濟發展和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從不同角度闡述了生態資本是現代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制約因素和基礎性決定作用,從而形成了社會總資本由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三種資本構成的可持續發展資本理論模式。這是現代經濟發展理論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的重要表現。如果說,人力資本理論突破了社會資本就是物質資本的傳統資本理論模式,是理論上的一種前進。但這種進步仍然沒有克服傳統經濟學只是從社會經濟體系內部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的經濟現象與經濟過程來研究社會資本運動及其規律的缺陷。而生態資本理論的提出并把它納入社會總資本之中,形成為可持續經濟發展資本理論,則是將人們經濟活動和自然生態環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研究社會總資本運動及其規律性,這就完全克服傳統經濟學缺乏生態觀念,基本上不考慮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與生態環境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的根本缺陷,正確地、如實地反映了現代經濟運動的實際狀況和社會再生產運動的真實全貌。這是現代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它為21世紀現代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三種資本的基本內容及其相互轉移

1•物質資本是通過人在經濟活動的投資由人類創造的社會物質財富。從它的實物形態來看,物質資本的形成大致分為三個方面:對機器設備、庫存及工廠的經營投資,居民住房建筑投資,對道路、機場和城市與農村的其他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等。

2•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們經濟社會活動的投資所形成的人的素質的提高,即對人力的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主要表現在:一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表示的資本;二是人力資源的質量表現為勞動者的知識、智力、技能、經驗、健康、組織、管理水平及綜合各種生產要素、創新技術的能力等;三是人力投資的產物,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投資主要依賴五個方面的支出: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勞動力流動及其家屬遷徒的支出、在職工人的培訓費用支出、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支付的科研和技術推廣費用支出。其中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核心,它對現代經濟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所以人力資本理論把人力資源視為一切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看作現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和決定性因素,成為一國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

3•生態資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類社會活動的自然資產,但這樣說并不能理解為人們通常所說的自然資產是“大自然的恩賜”。這是因為,在現代生態系統中的生態環境已經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那種沒有經過人類勞動改變的“天然的自然”,在當代的世界里可以說已經是為數不多了。因此,只有或多或少投入一定量的人類勞動,才能再生產出達到維持生態環境具有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使用價值,這樣,在多數情況下,生態資本實質上是人造自然資產。所以,生態資本主要包括四個方面:能夠直接進入當前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資源環境,即自然資源的總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環境消納并轉化廢物的能力(環境的自凈能力);自然資源(及環境)的質量變化和再生量變化即生態潛力;生態環境質量,這是指生態系統的水環境質量、大氣環境質量等各種生態因子為人類生命和社會生產消費所必需的環境資源;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的使用價值,這是呈現出來的各環境要素的總體狀態對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有用性,如美麗的風景向人們提供美感、娛樂休息、以至滿足人類精神文明和道德需求等生態服務功能。現代經濟社會越發展,人類就越要求優美生態環境質量,生態系統的整體有用性也就越來越重要。因而生態資本存量的增加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就日益重要。

生態經濟再生產理論告訴我們:不管經濟社會形態如何,任何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所需要的物質和能量,無一不是直接或間接來源于生態環境系統。因此,經濟社會系統的社會物質財富來源于自然生態財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是人類經濟活動將自然物質變換成適合人們需要的經濟物質,這既是物質財富不斷形成和增加的自然過程,又是價值不斷形成和增殖的社會過程。所以,人類經濟活動把生態資本變換成物質資本,增強人類經濟社會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才能使社會生產與再生產得以維持并不斷發展。然而,物質資本不斷增加,就要消耗生態資本,生態環境質量也會下降,尤其是枯竭性的資源存量就會減少。但是,這些生態資本存量的減少,可能還沒有全部為人類生產與生活所消費掉。這就是說所消耗生態資本的一部分可能以利潤或投資轉化為物質資本積累起來了。這種積累包括用于職工培訓、技術革新、科學研究等方面的智力投資,形成人力資本;或用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經營投資,形成物質資本;或用于恢復維護生態環境具有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的投資,轉化生態資本,以及用于替代石油、森林等人造自然資產如水能、風能開發和人工森林營造等方面。還有,在現代經濟社會條件,人力資本已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推動物質財富的不斷增長;同時,人力資本用于生態環境建設,對于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恢復和維護生態資本存量起著重大作用。很明顯,三種資本之間是可以相互替代轉化的。

(三)三種資本共同增殖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

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全人類的共同選擇,但由于各國的國情和發展背景各有差異,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就有所不同,因而三類資本組合的狀態也各不相同。從發展中國家來說,基本上都是在經濟基礎薄弱、科學技術水平低的條件下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在正常情況下,一些國家必然大力發展經濟,推動科技進步,盡快增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是毫無疑義的。尤其是象我國這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使我國進入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歷史時期,因而將長期面臨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和尖銳矛盾。為了有效解決這種矛盾,我們黨和國家制定和實行兩個根本轉變戰略、科教興國戰略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實現我國跨世紀建設藍圖的基本國策與關鍵措施。實行兩個根本轉變的直接目標是驅動經濟增長,加快經濟發展,增強經濟實力;實施科教興國就是要切實地把我國現代化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軌道上,增加發展的科技支撐能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首要任務,就是合理分配和利用資源,保護與改善生態環境,增強發展的生態支撐能力。因此,認真實施這三大戰略,從發展目標和發展趨勢來看,應該說是能夠保證三種資本共同增殖的。但是,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我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三類資本組合狀態,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1)物質資本(km)增殖,人力資本(kh)增加,生態資本(kn)增殖,這樣三種資本共同增殖就會使總資本(k)的存量隨時間保持一定的增長,即實現了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社會總體的可持續發展。所以,社會總資本存量可表示為:k′=lm′+kh′+kn′([′]表示資本增加,[-′]表示資本減少)。這是三種資本組合的理想模式和最佳形態,也是我們經濟活動所追求的高強度經濟可持續性。

(2)物質資本增長,人力資本增加,生態資本持平,社會總資本存量也是隨時間有所增長,也可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總體的可持續發展。所以,社會總資本存量可表示為:k′=km′+kh′+kn,這是三種資本組合的低級形態,是我們經濟活動所必需達到的三類資本組合的目標模式,可以稱為弱強度經濟可持續性。

(3)物質資本增長,人力資本增加,而生態資本減少;但前二者增加量多于后者減少量,那么,社會總資本存量是增加的,至少不減少,保持總量持平或增加,可以表示為:k′或k=km′+kh′+kn-′,這是三類資本組合的失調形態,是我們經濟活動要盡力防止和避免的不能確保可持續性的狀態。然而,有些西方學者認為,生態資本轉換為物質資本,使社會總量資本持平或增加,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并稱為“弱可持續性”。我們不贊同這種觀點。因為,社會總資本持平或增加,這只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并不是充分條件。有人說得好:“財富總量在替代意義上的持衡或增加并不等于可持續發展,或者更確切地說,并不能確保可持續發展。”(潘家華,1996)

因此,我們必須加上保持生態資本的非減性,才構成可持續發展的充分條件。這里至少有兩個不可改變的客觀事實:第一,生態的不可逆轉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許多自然資產的開發利用都具有不可逆轉性,如物種消失、濕地開發對原有生態系統的破壞、環境功能發生了不可恢復的損害等,這就使得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增殖,在實際上不可能補償這類自然資產的減少。因此,我們的經濟活動就應該盡量避免對生態資本存量的不可逆轉性的破壞。同時,生態的不可逆轉性還使某些至關重要的生態資本無法或至少是很困難通過建立其它資本形成來補償。第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來看,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實現,一方面給現代人類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和這些國家勞動者素質的極大提高;另一方面卻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的嚴重生態惡果,使全球性生態資本急劇減少,造成當代人類靠挪用后代人的生態資本過活。然而,從發達國家的社會總資本來說,卻是在不斷增加,至少沒有下降。但是,這種靠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是不可持續性的,或至少是持續性不夠的,因而才產生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和戰略。現在,人們對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期以來所走過的道路進行認真反思,明智地選擇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道路,其核心問題就是使社會總資本持衡或增加的條件下,保持生態資本的非減性,力爭達到三類資本共同增殖,從而確保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可持續發展經濟要求體制、技術和生態的創新

在現代經濟社會條件下,影響社會總資本增殖、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很多,分析起來又很復雜。但在諸因素中起直接的、長期的、主要的作用因素,應該是勞動、資本、體制、技術、生態。這些因素是通過體制創新、技術創新和生態創新三種創新相互作用與相互推動著社會總資本存量增殖,確保經濟及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

(一)制度創新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

所謂制度創新就是指能夠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變革,從而產生一種更有效益的制度的變遷過程。制度創新之所以能夠推動經濟增長就在于:一個效率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夠減少交易成本,減少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差異,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活動,使勞動、資本、技術等因素得以發揮其功能,從而極大提高生產效率和實現經濟增長。這種制度創新理論,無論是對歷史上的美國、英國、荷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還是對當今中國近十幾年來的經濟增長的實踐,都有很強的解釋力。近十幾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這么快,主要就是由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制度創新,即變革現存計劃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這就說明了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制度創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還要指出的是,從可持續發展來說,能夠保證經濟可持續性的經濟制度,不僅僅是指物質生產領域的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變革,而且包括精神生產、人類自身生產和生態生產等領域的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變革,使之都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制之中。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物質再生產、精神再生產、人類自身再生產和生態再生產的相互適應與協調發展,才能促進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生態資本共同增殖,從而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技術創新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技術創新不僅僅是指技術系統本身的創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產過程所導致的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并使它轉化為能在市場上銷售的商品或工藝的全過程。它包括市場調查、研究開發、工程設計、試制和生產過程、規模生產、技術擴散、市場營銷等環節的全過程。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完整過程,也是新技術與經濟發展的有效結合與協調發展,它是一種經濟行為,在本質上是經濟創新。只有在預期收益超過預期成本時,技術創新才得以實現。所以,技術創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動科技發明創造成果在生產中的應用,促進新市場的開拓,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取得經濟收益的最大化,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科學技術是知識形態的生產力,即是潛在的生產力,它只有通過技術創新及其擴散而進入生產過程,使它和生產緊密結合,才會轉化為現實的直接生產力。因此,技術創新是科學技術進入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運動的基本方式,也是科技進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途徑。技術創新不斷出現,就不斷引起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擴大與發展,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從實踐上看,科技進步與創新確實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已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支柱。而技術創新則能夠不斷地、長期地推動經濟發展,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

(三)生態創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竭源泉

生態創新是指包括生態系統本身的變革,創造新的人工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生態化,即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再生產各個環節生態化過程。這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完整過程。它的內涵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態創新是人們有目的改變人與環境的生態關系,建立高質量、高水平的良性循環的生態環境系統,使生態環境系統愈來愈社會化,越來越顯示其經濟社會的特點和功能。在當代,人類符合自然規律要求的經濟活動,雖能夠按照預期的目標去改變自身與環境的生態關系,即不僅改變無生命的環境,而且改變生命有機體,還能改變生物與環境的生態關系,使生態系統的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更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第二,人類的經濟活動,在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指導下,不僅是能夠改變自然生態,而且能夠創造新的自然界,引起環境變遷,使大自然不斷增添它原來沒有的東西,即將原來純粹的自然界或稱第一自然界越來越多地變成“人工的自然界”或稱第二自然界。這樣,一個個人工生態系統遍布大地,使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不斷地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地進化與發展。

第三,生態創新還越來越是經濟社會生態化運動,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這就是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再生產各個環節愈來愈生態化,越來越顯示其生態環境的特點和功能。在當代,人類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廣泛采用清潔工藝、少廢無廢工藝、生態工藝,進行無公害生產,并能使用“無廢料化設備”裝備國民經濟各部門,在更大范圍和更大規模上使社會生產過程生態化;大力發展綠色產業、綠色市場、綠色營銷;實施綠色戰略,開拓綠色科技,建立綠色銀行;加強綠色教育、發揮綠色法律的作用,推動綠色消費運動的迅速發展等都是生態革命即生態創新的內容。

第四,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現代經濟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和能量,歸根到底還是來自生態環境系統的自然物質和自然能量,使之發生形態的變化,生產出適合人們需要的各種經濟產品。因此,生態創新的本質特征就是研究生態環境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物質循環與能量轉化的關系,創造更多的物質和能量,促進生態與經濟良性循環,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的有機結合與協調發展,確保現代經濟及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因而,生態創新的根本目標是要增加生態環境系統運轉的生態資本,增強生態環境系統的轉化功能,提高自然物質和經濟物質轉化效率,從而提高生態環境系統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供給能力及其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因此,生態創新是實現現代經濟與生態環境有機統一與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是推動現代經濟及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

(四)三種創新相互作用推動著現代經濟可持續發展

我們把生態創新納入現代經濟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式,就很自然提出了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生態創新各自在這個模式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并運用它建立制度、技術、生態創新的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經濟運行理論。在這個三位一體的有機統一體中,三種創新相互作用與相互推動著現代經濟健康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這是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準確地揭示了現代經濟運動過程中的制度演變———科技進步———生態改善之間的必然的、內在的、本質的的聯系,它不僅強調了制度在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的保障作用和科技的主導作用,而且突出了生態在現代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作用。對此,有必要作以下幾點說明:

第一,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制度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技術屬于生產力的范疇。這就從哲學高度上解決了當代科技進步與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揭示了科學技術對當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第一位的變革作用。根據科學技術對現代生產力發展的第一變革作用的理論,我們完全可以說,技術創新較之制度創新對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具有第一位的推動作用,有更深層次的重要意義。所以,從長期來看,技術創新會推動制度創新,制度創新保障技術創新的功能得以發揮與實現,成為推動現代生產力發展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源泉。

第3篇：現代化經濟體系內涵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城市化的迅猛發展，生態危機日益嚴重，能源危機，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氣候變暖，荒漠化、動植物物種大量滅絕等各類相互聯系的危機日趨嚴重，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也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20世紀50年代前后，不斷爆發的環境危機以及出現世界聞名的“公害事件”，敲響了環境保護的警鐘，人類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系。1953年，美國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J.H.Steward)在《進化和過程》一書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文化生態學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把握文化生成與文化環境的調試及內在聯系。這一時期，一些從事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與研究的國際組織相繼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1956年成立的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等逐漸在相關領域發揮重要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地理學的理論方面，自然與人文的統一性已經在全世界得到確認。在人地關系方面，形成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論”，從而奠定了現代地理學的統一性與綜合性。和諧論主張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以謀求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間的協調，例如日本學者石田寬就曾提出“預防破壞景觀，建設一個和諧的景觀”的主張。

第一位喚起人們關注自然環境的是美國海洋生態學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即現代人由于濫用DDT及其它殺蟲劑，已經傷害許多生命，嚴重的改變了自然生態。人類再不節制，未來的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熱鬧繽紛，而是一片死寂與靜肅。由于對環境脆弱本質和相互依賴的特點認識不足，人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破壞著自然環境。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K.E.Boulding)發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形成以生態經濟效益，即生態系統和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的經濟效益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主張在人口，工業迅速增長，自然資源消耗加劇，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大工業和現代農業所造威的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把經濟發展同環境，資源，生態結合起來研究其經濟效益。此時，原有的東方文明中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重新引發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文化景觀和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主張將其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責。

20世紀60年代以后，與景觀和環境相關的概念開始出現在有關國際文件中，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62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2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保護景觀的目的，指出“為本建議之目的，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修復無論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藝術價值，或構成典型自然景觀的自然、鄉村及城市景觀和遺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通過的《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跡的保護中引入了環境的概念。指出：“歷史古跡的要領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i969年，L.麥克哈格(L.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一書中，從自然、歷史、人文的角度探討了環境問題，描述了自然過程如何引導土地開發。規劃設計結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標志著生態學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規劃之中。

隨著社會經濟和現代工業化的高速度發展，自然資源、人口、糧食和環境等一系列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人類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大，正在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生物圈。為了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依據和有效措施，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制定了國際生物計劃，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人與生物圈(MAB)國際組織，開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態系統與人類活動的關系，以及農業，城市。污染等有關的科學研究。同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次明確了“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其中“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而遺址則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遺產”則包括：“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其中“文化遺產”中的“自然與人聯合工程”引起人們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會議在內羅畢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第一次提出了“歷史和建筑地區”的概念，指出：“‘歷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區’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遺址的任何建筑群。結構和空曠地，它們構成城鄉環境中的人類居住地，從考古、建筑，史前史，歷史，藝術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價值已得到認可。在這些性質各異的地區中，可特別劃分為以下各類史前遺址、歷史城鎮，老城區、老村莊。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跡群”。同時明確了“環境”和“保護”的定義，即“‘環境’系指影響觀察這些地區的動態、靜態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環境”。在這層意義上，定必不僅涉及趨于靜態的文物，建筑物與遺址，還考慮到社會文化進程中的動態性以及歷史和建筑地區環境要素的延續性，而“‘保護’系指對歷史或傳統地區及其環境的鑒定，保護。修復。修繕，維修和復原”。之后，人類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更加引起世界范圍的重視。

1977年12月，一些國家的著名建筑師、規劃師，學者和教授，在秘魯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遺址，簽署了具有宣言性質的《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歷史遺產的保存和保護”部分指出：“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存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址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在該的結束語中寫到：“古代秘魯的農業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贊賞，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偉，也由于它明顯地表現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現形式是一座對生活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在同樣的思想鼓舞下，我們純樸的提出這份”。這一在文化景觀遺產地誕生的莊嚴，無論對城市規劃領域的觀念更新，還是對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擴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恰好也在1977年，《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為《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細則予以公布，明確提出了評價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標準及其真實性、完整性和相關管理要求。在理論界，J.D.西蒙茲(J.D.Simonds)在《大地景觀》(1978)中全面闡述了生態要素分析方法、環境保護，生活環境質量提高，乃至于生態美學的內涵，從而把生態景觀研究推向了“研究人類居住空間與視覺總體的高度”。

1980年8月，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M.J.Wise)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環境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仍的處境中，如何協調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美國未來學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坎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電腦的發明標志著人類進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時代，并將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政治準則、生活方式、社會傳統及意識形態等。美國經濟學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提出了未來社會的十個發展方向。在諸多學派中，人文主義學派強調城市空間秩序最終是生態秩序的產物，人類社會在生物學和文化的兩個層面上被組織，從而發生著類似于生物界的競爭，淘汰，演替等過程。生態主義學派強調城市是一種生態系統，人的生活要從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必須放棄那種認為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想法，變得謙虛、溫和與適度。這些思想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尊重順應，到控制征服，到保護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諧共處的演進過程，啟發人類在獲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時，應謀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環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態和自然過程》中重點論述了城市的自然演進過程與城市空間營造的關系問題。

以上國際文件中的定義，理念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為文化景觀概念形成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在文化景觀遺產保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8屆會議上，關于文化景觀的概念已經予以提出并討論。會議指出“純粹的自然地已經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為影響之下的自然地，即人與自然共存的區域，這些區域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價值”；“應將‘文化’與‘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兩級化；《世界遺產公約》目的不是‘選定’景觀，而是在一個動態的和演變的框架中保護遺產地的和諧與穩定，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使人們逐步意識到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該“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華盛頓》列舉了歷史地段應該保護的內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間形式：建筑物和綠化，曠地的空間關系：地段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包括與自然和人工環境的關系等涉及文化景觀的內容。從這些內容看，歷史地段保護更關心的是整體環境，強調保護和延續其中人們的生活。該還歸納了保護歷史地段共同性的問題，指出“今天，由于社會到處實行工業化而導致城鎮發展的結果，許多這類地區正面臨著威脅，遭到物理退化、破壞甚至毀滅”。

在我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在20世紀20～30年代，通過外國傳教士和我國派往的留學生而陸續傳入國內。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地進行講授，其中以法國人文地理學家J.白呂納(J.Brunhes)為代表的人地相關論和以英國經濟地理學家L.D.斯坦普(L.D.Stamp)為代表的經濟地理思想具有廣泛的影響。前者認為人對人地關系的形成具有選擇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導經濟地理應用于城鄉規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理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有關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城市地理，邊疆勘察、地區綜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錯。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經濟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以外的人文地理學其他的分支均被視為唯心主義學術思想而一概摒棄”。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摸清各地區生產布局。流域區劃，鐵路選線，區域規劃，農業區劃以及建設條件，資源儲量，生態環境等方面情況，為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于是就出現了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結束。

近30年來，“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歷史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區域地理學等學科中被廣泛應用，并對其定義與內涵進行了系統的考證與闡釋。譚其驤先生推動了我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對我國民族遷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同時致力于區域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他強調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是“人地關系論”，研究的目的是謀求人地關系的協調。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主張從研究文化景觀來分析人地關系。侯仁之先生倡導以現代地理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變遷，園林營建、水源開發利用，地下古河道復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點等，對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不斷提供科學的依據。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議將大學歷史課中的“中國沿草地理”改名為“中國歷史地理”，認為歷史地理學的任務是探討一個地理環境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發展演交的規律。1962年，他發表了《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進一步闡明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及與傳統沿草地理的重要區別，使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以后的數十年間，他先后出版

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地理學概述》等專著，為這一學科的建立，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侯仁之先生這一理論體系的闡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現代文化景觀遺產研究的獨立探索。

上述眾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皆成為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思想基礎。同時，我國關于區域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早在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探討了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基本經濟區分布情況，并認為它們是我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和地方區劃的地理基礎，實際上也與文化發展演變的區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學導論》中指出，“長期以來，地理學科總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互相密切聯系的組成部門。但近30余年來，我國一直按照1950年代蘇聯一部分地理學者的片面論述，把地理學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門各自獨立的學科，不僅割裂了自然與人文現象的客觀聯系，還把人文現象的研究局限于經濟上的生產配置這一狹隘的范疇之內”。今天“人文地理學正和新興的環境科學、生態科學，區域科學與行為科學相結合，力求在解決世界性資源短缺，人口危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等重大社會問題上作出貢獻，從而促進了人文地理學在方向內容與方法上的創新”。譚其驤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籠統地，簡單地談論中國文化，而在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區差異應予以足夠的注意”。

在考古學研究方面，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學的年代譜系，在全國各地就已經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細化。長期以來，人們稱黃河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視黃河流域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將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迅速擴展了人們的視野，面對各地不斷涌現的史前時代的城址、祭壇、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們看到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國文明起源過程的新層面，也了解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遠，成份之復雜。“多元一體”是我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間的差異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系，無疑是認識區域文化的一個重要思路，也是區域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基于“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復雜多樣的自然地理單元，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家們對我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開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觀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還有不少著眼于具體文化現象的歷時性或共時性區域研究成果，為深入了解我國文化遺產的區域特性，以及發展演變的時空背景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也成為我國文化景觀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走向成熟的轉折期，經過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終于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發展道路，一個帶根本性的學科理論，這就是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著眼于各地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從全國范圍將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點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己、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說”，即“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區域差異，也闡述了文化的歷史傳承。這一學術思想在考古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帶動了國內區域考古學的深入發展，嚴文明先生曾論及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中原、甘肅，山東，燕遼，江浙和長江中游六大文化區。張光植先生也曾將龍山時期文化劃分為相互關聯的山東，良渚、黃河中游、齊家河。清龍泉五個區。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學文化特征而進行的區劃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區域性。上述考古學文化的劃分，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文化內涵豐富多采，正如蘇秉琦先生言簡意賅地概述為“滿天星斗”。

文化景觀遺產的探索與國際共識

隨著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內涵和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化，促使人們從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遺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和相應的保護方式，手段、體系，受到關注與保護的文化遺產類型也在不斷擴充，例如“歷史城鎮”、“傳統村落”，“運河遺產”和“文化線路”等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這些新型文化遺產的共同特點，都體現出文化與自然兩者的密切關聯和相互結合，世界文化遺產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并擁有了更為深刻的涵義。1987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考察我國申報項目――泰山時，發現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遺產項目的獨特價值，即它不僅符合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也同時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促使了在世界遺產類別中，“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一新類別被認可。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最終確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1992年10月，世界遺產中心會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法國的拉貝第皮埃爾召開關于將“文化景觀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專題研討會。這是文化景觀遺產在邁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為了適應文化遺產的整體區域與多樣化類型，來自各成員國的專家分別對《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見，討論了新修訂的文化遺產評估標準，并總結出文化景觀遺產的定義、分類和提名等方面規定，建議將杰出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體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上，決定將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在《世界遺產公約》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遺產的體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觀遺產”這一新的類型。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意義重大，使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文化遺產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其背景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生存環境日益遭到破壞，人類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維持生物的多樣性，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健康的發展。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的內容，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文化景觀遺產代表著“自然與人類聯合工程”，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兼具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保護的要求與特性。長期以來，世界遺產始終在“文化”與“自然”兩個支點之間尋求平衡，而文化景觀遺產將文化與自然兩種因素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平衡與穩定。“文化景觀”是指自然與人類創造力的共同結晶，反映區域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特

別是出于社會、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環境影響與環境共同構成的獨特景觀。“文化景觀”也是從較大的范圍、較充分的規模去發現和認識在某種特定環境中人的創造和生存狀態。

自1992年文化景觀遺產正式確定為世界遺產中的特殊類型以來，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許多變化，對于人類與自然的關聯，被明顯重視起來，衡量世界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也經歷了多次改變與調整。其中，許多實質性的進展與文化景觀遺產類別的納入，以及對其不斷深入的思考直接相關。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使世界遺產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遺產所代表的自然與文化，人類與環境、物質與非物質遺產之間的關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附錄中，把文化景觀分為“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和“關聯性文化景觀”三種類型。“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出于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園景觀，它們經常(但并不總是)與宗教或其他紀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聯系。“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關聯性文化景觀”以其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證為特征。文化景觀遺產作為連接文化與自然的紐帶，更加體現出“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一種和諧與平衡，與以往的單純層面的遺產相比。它更強調人與環境共榮共存、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都柏林舉行“有關具有突出世界價值的文化景觀的專家會議”，提出了“未來行動計劃(文化景觀)”。該行動計劃總結了有關提供“成員國在確認，評價，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觀進八《世界遺產名錄》的資格方面的指導”，以及準備“對文化景觀進行專題研究”的建議。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屆會議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與平衡性《世界遺產名錄》的“全球戰略”。并認為主題研究可以作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的有效方法。人們意識到，歐洲建筑與宏偉，壯觀的人造景觀等古跡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占據優勢地位，而具有深度，復雜度和與環境建立多樣化聯系的傳統文化卻鮮有代表。而這種不平衡性正是由于過去將“文化”與“自然”遺產過于簡單地一分為二所造成的，新納入的文化景觀遺產顯然可以作為調整失衡的杠桿。同時，《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斷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進行調整和完善，逐步擴充世界遺產的類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價值。1977年～2005年間，《操作指南》先后修改達17次。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素方面，從重視單一文化要素的保護，向同時重視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綜合要素保護的方向發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復合特征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觀遺產，均成為國際社會探討加大保護力度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國際景觀生態學會(IALE)與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舉辦的大型學術活動中，都有景觀與文化的專題討論會。1994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第90屆年會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神話，景觀、通訊”專題報告會；1994年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大會提出，要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來規劃和管理土地資源，促進文化景觀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1995年國際景觀生態學會大會上對景觀類型與人類活動特征、景觀建設的量化因子、21世紀的文化景觀、持續發展與文化景觀等命題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態導向”的概念。他認為美國城市的無序蔓延及其對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將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置于生態過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態優化”的思想。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積極響應，并開始從“生態優化”所強調的單純“保護”，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開發的“生態導向”思想方向發展。在這一思想推動下，美國在區域開發中開始推行“精明增長”計劃，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護農地，保護生態與社會人文環境、繁榮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長目標。精明增長作為一種旨在平衡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區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此期間，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國際公約和文件相繼問世，成為人們步入21世紀的共同行動綱領，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例如1996年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會議，發表了《伊斯坦布爾宣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會議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我國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之一。21世紀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思想成為人們解決所有與生命現象有關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強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極為重要。同時，在21世紀，國際上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即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拓展為包含景觀在內的四個層次，文化景觀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賦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觀既是“生物多樣性的最后儲藏所”，也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或缺的內容，既是反映過去人類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的證據，也應該成為人類土地持續利用的樣板，并為人類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與文化多樣性的機會。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的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例如美國最早通過設立“國家公園”(nationalpark)制度，堅持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學性，將重要的文化景觀遺產地收歸國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積的、類型豐富的國家財富；在意大利，一般強調不改變文化遺址現狀，尤其重視環境要素的保護，例如在龐貝遺址的保護中得以充分體現；在英國約克郡曾通過“地下古跡分布圖”的編制為保護對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從而免遭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破壞，在日本，通過國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護實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為歷史史跡保護區被整體保護下來：在德國，結合現代航空測量，遙感技術，頻繁對國土范圍內的文化遺存進行普查。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理論和方法的

形成經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逐漸達成共識。2001年2月，來自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考古，建筑、市鎮規劃及遺產地管理等領域的專家相聚越南會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研討會，探討建立和頒布最佳保護范例的區域性標準，以確保亞洲遺產地的內在價值得到應有的保護。會議強調了遺產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在亞洲，天然和人造遺產不僅與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環境有著不解的聯系和淵源，同時也是更多非物質性文化傳統的表現背景。因此，與會專家尤其強調了自然遺產地，非物質遺產和文化景觀的保護規范間的相互關聯性”。針對文化景觀，會議認為“文化景觀是指與歷史事件。活動，人物相關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地理區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資源以及野生動物或家禽家畜”。與會專家認為“文化景觀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機哲理和觀點，必須得到了解和保護”。同時，“文化景觀并非靜態。保護文化景觀的目的，并不是要保護其現有的狀態，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種負責任的。可持續的方式來識別，了解和管理形成這些文化景觀的動態演變過程”。200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會安通過了《會安草案――亞洲最佳保護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7屆會議期間，曾就擬在維也納“中央車站項目”場址建造三棟高層塔樓的問題，以及就世界各地歷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遺產城市及其附近，出現的高層建筑建設這一常見問題展開了辯論。經過辯論，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就這一問題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2005年5月，主題為“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管理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的國際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實地考察了維也納歷史城市景觀的保護狀況。維也納的歷史城市景觀以中、低層公寓樓為特點，樓房普遍為4―6層，整個城市的屋頂采用19世紀古典主義建筑風格，形成協調的城市文化景觀。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頂和尖頂，從城市的各個角度清晰可見，發揮著地標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紀50～70年代的幾棟高層辦公建筑，由于位于歷史中心的邊緣地帶，當時并沒有被視為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侵擾。2001年，維也納歷史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提高了市民對城市文化景觀價值的認識，他們對新的高層建筑可能對城市輪廓線和文化景觀遺產產生的影響提出質疑，并由此引發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維也納會議還討論了有關北京、加德滿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維拉和危地馬拉城等世界遺產城市的高層或當代建筑的案例，這些城市一直在不斷投資興建新的基礎設施、住房和辦公場所，且這種現象會持續下去，并進而對城市文化景觀構成長期威脅。

維也納會議討論的焦點包括，如何協調歷史文化名城或歷史地區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在滿足持久投資需要的同時不破壞城市的歷史特點和文化特征；如何確定文化景觀可以接受的變化限度，如何建立適用的評估和評價標準等問題。會議形成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維也納備忘錄)，并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9屆會議通過。《維也納備忘錄》是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側重于當展對具有文化遺產意義的城市整體景觀的影響，其“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國際和相關建議中通常使用的“歷史中心”，“整體”或“環境”等傳統術語的范圍，涵蓋的區域背景和景觀背景更為廣泛，綜合考慮了當代建筑、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文化景觀完整性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提倡采取綜合方法維護城市景觀的重要聲明，并作為《內羅畢建議》的補充性區域級指南。在此基礎上，2005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屆《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宣言》，宣言“強調將當代建筑恰當地融入歷史城市景觀中的必要性，并強調在計劃進行當代干預時開展文化或觀賞影響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締約國”將《維也納備忘錄》中確定的原則納入各自的遺產保護政策”。

在2005年版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一直以來沿用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相關標準進行了合并，規定，“如果遺產符合下列一項或多項標準，世界遺產委員會將會認為該遺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1、代表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2，體現了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重要的價值觀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3，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4，是一種建筑，建筑群，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發展階段：5、是傳統人類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由于不可扭轉的變化的影響而脆弱易損；6，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7，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地區，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包括生命記載和地貌演變中的地質發展過程或顯著的地質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陸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落演變，發展的生態和生理過程；10，是生物多樣性原地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或保護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