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安全的內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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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論文摘要］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經濟戰略利益的無風險或低風險的狀態，表現為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沒有受到嚴重損害，使得經濟危機的風險因素處于可以控制的狀態。基于此定義，可以設計出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及其不同的權重確定方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準確地定義國家經濟安全概念的內涵是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前提條件。國內已有的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方式，混淆了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以及產業安全、區域經濟安全等概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再度成為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評價指標體系存在著混淆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國家關于經濟安全的決策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種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方式不準確，這直接影響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和兩級評價指標的選擇。

一、對已有定義方式的比較分析

學術界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尚未有定論，大致可以分為狀態說、能力說等幾大類。能力說側重于動態評價，狀態說側重于靜態評價。動態評價優于靜態評價之處在于，它不僅著眼于今天，而且著眼于未來；不僅評價現在的能力，還可以評價未來的能力即潛力。缺點是能力只是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手段而非國家經濟安全本身，因為有無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還要通過國家經濟安全的狀態來檢驗，具有強大的能力，只是具備了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國家經濟就安全了。例如，人們曾經認為美國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是最強的，但2007年，美國卻不能預測和阻止次貸危機演變為全面的金融危機。當然，從靜態上說，能力表現為狀態；從動態上說，狀態也是一種能力。例如，現在國家經濟安全的良好狀態是實現未來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來國家經濟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來證明。

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不僅是物質力，也包括變可能為現實的主觀力，因此，評價能力難以得到比較全面的客觀數據的支持，許多指標只能依靠主觀打分。例如，關于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一個國家經濟抵御國內外各種干擾、威脅、侵襲的能力，一個國家得以存在并不斷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1］的定義，其中，第二、三個指標就很難主要運用客觀數據進行評價。而狀態作為結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觀指標來反映，從而使建立定量評價指標體系更為容易，更能作出比較精確的判斷，而這對于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過程。例如，當我們對若干時間點的國家經濟安全狀態進行連續測度時，就可以得出某個時期國家經濟安全變化的走勢圖，從而把握其實現或者受損的規律。但是，過程說依然以狀態說為基礎，因為每個測度點都是對這個時期國家經濟安全狀態的評價。

二、國家經濟安全內涵和一級評價指標的再研究

雖然傳統的狀態說在國家經濟安全定義方式上比較科學，但它在定義內涵的選擇上卻因為過于寬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狀態說的多數定義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利益不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壞和威脅的狀態”［2］，或者“指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內外諸要素的安全”［3］，這就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內涵混淆起來了。沒有國家經濟發展的確沒有經濟安全，然而僅僅有了經濟發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國家經濟安全。把國家經濟安全等同于國家經濟發展，其結果是，許多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換個名稱就可以變成國家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反之亦然。這種概念的混淆會影響到國家經濟安全評價的準確性。

國家經濟安全也不是國家一般的經濟利益不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壞和威脅的狀態，而是重大特別是根本經濟利益沒有受到破壞和威脅的狀態。趙英認為：“能夠提到國家經濟安全層面來認識，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強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國家經濟利益體系中的重大國家經濟利益。”［4］雷家骕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指一國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的最為根本的經濟利益不受傷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經濟利益受損也列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國家經濟安全研究就會因為漫無邊際而不得要領，或者因為負擔太重而影響其主要功能的發揮。

重大特別是根本的國家經濟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關一個國家的經濟前途和命運的戰略利益，而能夠對它們構成嚴重威脅的莫過于基本經濟制度、經濟受損和經濟危機發生這三個主要方面。

1．基本經濟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是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區分開來的重要一級評價指標。由于國家屬于上層建筑，使得國家經濟安全風險不僅來自于生產力領域，而且首先是一個生產關系問題。鄭通漢認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是個制度問題”［6］。

西方制度經濟學家在研究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時，也按照他們的價值觀，把“自由在未來不會遭受侵害”［7］（P96）作為一個重要標準。經濟制度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經濟體制是一定經濟制度所采取的組織結構和表現形式，反映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國家經濟發展屬于生產力領域，它涉及經濟體制而不涉及經濟制度。

2．經濟

經濟是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反映，對內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方針政策的自主制定權、經濟活動的管轄權、重要資源和戰略產業的控制權等，對外主要表現為國際經濟秩序的平等制定權、國際市場的自由利用權等。

首先，經濟是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區分開來的又一種一級評價指標。因為當一國經濟受到侵害時，該國經濟往往仍然在發展甚至因為外資大量涌入而出現一時的繁榮。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史以及西方《劍橋中華民國史》關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國“黃金十年”的說法，主要根據就是這十年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但這十年恰恰是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大買辦資產階級相互勾結瘋狂掠奪中國的十年，中國不僅經濟而且政治都受到了嚴重侵犯，其間先后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的“”和“”。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國家依附型經濟發展模式通過盲目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一度取得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但卻付出了經濟受到較大損害的代價。這些情況表明，經濟發展不等于經濟安全，如果一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害導致經濟不安全，就遲早會影響經濟發展。

其次，把經濟作為國家經濟安全獨有的一級評價指標，也有利于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區域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區別開來。因為區域經濟作為一國的地方經濟，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經濟問題；非戰略產業安全較少涉及經濟問題，戰略產業安全涉及經濟問題但不能獨自維護它。例如，應對國際經濟禁運和封鎖就非某個具體產業或企業力所能及，它屬于國家經濟安全甚至國防安全的范疇。再如，糧食和石油在產業安全的視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國家經濟安全的視角下卻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國防公共品。

3．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獨有的一級評價指標，因為經濟危機意味著經濟發展的暫時中斷。經濟危機風險狀況指標還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穩定區別開來。國家經濟出現不穩定并不等于經濟出現危機。從兩者產生的原因來看，導致經濟不穩定的因素相對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導致經濟危機的因素相對要少，但烈度卻要大許多。在兩者的應對手段上，治理經濟不穩定主要靠宏觀調控中的經濟、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經濟危機則主要靠宏觀調控中的計劃、行政等措施。在實現機構上，國家經濟穩定主要靠宏觀經濟部門，而國家經濟安全除了宏觀經濟部門之外，還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國防部門參加。

因此，國家經濟安全在內涵上指的是一個國家經濟戰略利益的無風險或低風險的狀態，主要表現為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沒有受到嚴重損害，導致經濟危機的風險處于可控狀態。這一定義及一級評價指標體系的再選擇，使我們能夠較好地把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同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以及區域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區別開來，從而為二級評價指標體系的再選擇奠定基礎。

三、國家經濟安全二級評價指標的再選擇

除了定義方式和內涵方面的原因外，國家經濟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容易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相混淆，還同經濟安全狀況和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之間存在著聯系有著直接的關系。

下面分別展開分析。

1．經濟安全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這些評價指標主要包括：

（1）經濟方針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測度一國自主決定本國經濟發展方針的狀態。

（2）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的投票權重。它可以測度一國是否能夠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峽無危險通過率。它可以測度一國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程度。

（4）重要資源的外資勘探率和開采率。它可以測度一國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資源的狀態。

（5）戰略產業中的外資比重。它可以測度一國有效掌握自己戰略產業的程度。

（6）被歧視性反傾銷率、被歧視性反補貼率、對外投資的非國民待遇率。它們可以測度一國自由利用國際市場的狀態。

上述指標中，有效掌握本國戰略產業的指標似乎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的壟斷程度指標相重合，但實際上，它們之間有較大的不同。因為反壟斷規范的對象不僅是外資企業，也有內資企業，維護的是國內市場的競爭秩序，而國內市場競爭秩序與國家經濟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盡管美國先后頒布了《謝爾曼法》、《克萊頓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哈特·斯考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等反壟斷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過了修正《1950年國防生產法》第721條的《艾克森－弗羅里奧國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過了《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國際市場的指標似乎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的進出口和投資、引資指標相重合，但細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國家經濟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國際市場”主要不是從進出口和投資、引資數額方面來評價，而是通過被歧視性反傾銷率、被歧視性反補貼率、對外投資的非國民待遇率等二級評價指標來判別的。而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二級評價指標更是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所沒有的，因為從一般的進出口額上分析問題，能否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因素已經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慮將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資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戰略產業、自由利用國際市場這三個指標合并，設立GNP（國民生產總值）這個綜合性指標。該指標作為一國國民在本土內外的所有產值，可以較好地反映外資對該國重要資源、戰略產業的控制情況以及該國國民在國際市場遭受歧視的情況，而GDP指標在這里是無能為力的。2．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這些評價指標主要包括：

（1）GDP負增長率。因為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過剩的危機，GDP負增長是其最重要的表現。

（2）采購經理指數、失業率。這兩項指標可以進一步測度經濟危機對企業和就業的損害程度。

（3）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率。這也是經濟危機的重要表現，因此，擴大對社會固定資產的投資成為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重要措施。

（4）財政赤字率。經濟危機爆發后，政府采取各種擴大公共開支的措施，勢必造成或者加大財政赤字率。相對于前幾個指標雖然有時滯性，但財政赤字率提高卻是經濟危機發生后的普遍現象之一。

（5）通貨膨脹率。財政赤字率增加、稅收減少，一般會促使政府采取通貨膨脹的措施。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一些已無利率可降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實行的所謂“定量寬松”政策，就是實施通貨膨脹的委婉說法。

（6）物價指數。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雖然不是同一個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為直接的結果。（7）金融資產縮水率。在全球化時代，虛擬經濟迅速膨脹，經濟危機越來越表現為金融危機，因此，金融資產縮水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危機的最重要現象之一。

（8）貿易收支赤字率、資本收支赤字率。這兩項指標對一些加工貿易型的國家受國際經濟危機影響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匯資產安全率、外債償付安全率。這兩項指標可以測度經濟危機對一些外向型國家的損害程度。

雖然上述評價指標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們之間的閾值是不同的。如果說經濟發展的閾值是“微起微落”，經濟穩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經濟危機則表現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標方向設計上，經濟發展基本上是正指標，經濟穩定以正指標為主，而經濟危機則以負指標為主。另外，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除了重合指標外，也有許多經濟危機所不具有的評價指標。

四、小結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通過對國家經濟安全定義和評價指標的再選擇，可以將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概括于表3。在表3的基礎上，還有以下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1．國家經濟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完整性與全面性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蓋了評價指標體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級評價指標不能說應有盡有，卻涵蓋了國家經濟安全評價的主要方面。未來應根據國家經濟安全實踐的需要，進一步補充能夠提高主要評價方面精確度的指標，但不應該追求面面俱到，因為“預警指標過多，不僅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延長預警周期，難以及時預警，而且還會降低預警效率，降低預警的可行性，難以達到預警的目的”。［9］

2．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的權重如何確定需要進一步研究

現在大致有兩種確定多指標權重的方法：

第一，兩級評價指標體系分別采用不同的權重確定方法。第一級評價體系的指標少，可以采用主觀賦值法特別是專家打分法來確定它們之間的權重。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在未開放條件下，內源性風險大于外源性風險；在開放條件下，外源性風險則要大于內源性風險。因此，俄羅斯1996年10月公布國家經濟安全指標體系時，由于既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又深深陷入蘇聯解體后的經濟危機中，因此，24個指標中只有6個是外源性風險指標，其余都是內源性風險指標。

第2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每個國家對自己國家的能源安全關注點都有一些爭議，國際能源機構、國際學者也有一些爭議，國際社會學者也有一些爭議。作為一個完整國家能源內涵，我們的著眼點，首先是合理增長的能源需求，如果短期內的能源需求非常強烈，突破了承受的能力，那能源也是不安全的。滿足各種能源需求的供應能力，這是能源安全內涵的核心。能源安全就是要供給上，持續、多元地供給，石油時代要能夠把石油、天然氣供得上，今后新能源時代，比如可再生能源時代，要把可再生能源供應上。

我國能源安全面臨中長期風險。從中長期來看，我國能源安全面臨五方面的風險：一是敞口式的能源消費。二是落后的能源發展方式。三是步履艱難的能源轉型。我們從不清潔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四是積重難返的體制機制。五是尚待健全的走出去戰略。去年利比亞的問題，現在敘利亞的問題，等等，暴露出走出去會面臨更多的挑戰。

其中，第一種風險，敞口式能源消費，通俗地講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這樣能源需求增長非常快，能源需求增長非常快以后，在某一個階段會帶來問題。比如2000年到現在能源需求、經濟增長比較快，帶來的問題是我們的能源需求遠遠高于世界水平。在金磚五國中比別人高很多，我們現在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大國、第一溫室氣體排放國，這就面臨什么問題？發展中國家對你也有看法，發達國家認為以后能源安全這個旗就要你扛上，經濟社會所承受的代價比較大。

能源安全是一個重要的話題。我們國家從2000年到現在，到今后，能源安全問題在我們國家會越來越重要。從能源安全問題來講，隨著大國的崛起，我們不光要維護東北亞地區、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的能源安全，很多的重任都不斷落在我們頭上。最近有一個報道，好多人在研究美國能源自給力現在變成80%了，美國對進口的需求依賴在不斷下降。這個問題雖然表現在數字上，但從能源安全內涵上，美國把維護能源安全的重擔逐步轉移給發展中大國，要卸給我們。所以我們怎么樣保障未來的能源安全、未來的能源是不是安全的，這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我們的基本思路是，要保障未來的能源安全，就是要統籌國內國際能源發展的兩個大局，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立足國內，面向世界。按照互利合作、多元發展、協同保障的新的能源安全觀，建立我國能源安全的保障體系。我們要堅持節能環保優先，引導合理能源消費，堅持多元發展，優化能源結構，堅持國際互利合作，重復利用國際資源等等。

第3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礦區；礦區資源環境安全；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38-0061-02

礦區在我國社會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國的礦區不僅是礦產賦存、生產和供應基地，而且還具有社區的功能。我國國情決定了對于礦區這類特殊的區域，資源環境是其持續發展的最根本基礎，沒有良好的資源環境條件，礦區的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所以開展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1研究對象的界定

1.1礦區

目前對礦區的不同界定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從礦山企業的角度出發還是從礦區行政區劃來考慮。無論從何種角度出發，都可以發現礦區是一具有空間有限性和連續性的特定地理范圍，是具有一定空間功能、聚集功能、連接功能等的社會群體所在區域，并有其自身特有的自然環境特征。本研究認為，作為分析研究論及的礦區理論上可以有三種劃分方式：第一種是以行政管轄范圍劃分，這種方法劃分的礦區具有明確的邊界；第二種是以礦山企業范圍（井田）的邊界線劃分，即由幾個礦井所組成的井田范圍，這種劃分也有明確的邊界；第三種是以生態功能區劃的劃分方式，這種方法劃分的礦區并沒有明確的邊界線，而是根據區域生態結構和功能來確定范圍。

1.2礦區資源環境

在資源環境科學中，資源環境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自然資源，即人類財產的來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二是環境，即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及其質量。

自然資源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人類所能開發和利用的自然環境因素的總稱或對象；自然環境，一般指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球表層的自然因素。

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是針對同一自然界而言的從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而產生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就所指的具體客觀事物而言，兩個概念實質上并不存在截然區別的界限。由于一個自然體兼有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特性。因此，資源和環境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個自然體表現的兩方面功能。實質上，資源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緊密相關的，環境問題可以說就是資源問題，或資源問題包括環境問題。因此，礦區資源環境安全涉及很多方面。本著突出重點的原則，筆者認為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應側重于礦產開發引起的其他自然資源與環境安全的影響。故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研究對象即為礦區除礦產資源外的其他自然資源與環境，包括土地資源及其相關環境、水資源及其相關環境、大氣資源及其相關環境等。它是礦區人類活動的基礎，是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要素。

2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定義與內涵

資源環境安全是指一定區域無論是當代還是后幾代人都可以持續、穩定和經濟地獲取自然資源，同時，又使人類生存發展所依賴的自然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處于良好狀態或處于不受或少受破壞與威脅的狀態。資源環境安全是一個具有空間層次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對于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筆者認為人類在礦產資源開發的過程中，應對礦區其他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破壞和恢復控制在良好的狀態范圍內，即資源環境破壞及其整治后不應威脅礦區人類生存和發展，應能為礦區持續發展、礦區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提供良好的資源環境基礎。它具有以下含義：

（1）礦產資源的充分、合理開發。這是保障國家層次上的礦產資源安全所要求的。

（2）礦產開發對礦區其他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影響或破壞應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使其在礦區資源環境承載力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而不使其遭受毀滅性的破壞。

（3）對不可避免的資源環境影響或破壞要盡可能對其治理，并恢復到良好的狀態，以維持資源環境的功能。

（4）保障礦區資源環境安全即是保障當代及后代礦區居民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

因此，礦區資源環境安全是一個多目標的決策問題，它要求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要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兼顧，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兼顧，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兼顧。從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含義可以看出，礦區資源環境安全是與礦區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對應的，當資源環境承載力超載時，資源環境系統不安全，反之則安全。

3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系統的特點

礦區由于礦業生產的特點，與一般區域有著很大的特殊性，所以威脅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因素也相應具有特殊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

3.1累積性

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對其他資源環境的破壞具有很強的累積性。目前礦區出現的任何資源危機或資源環境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較長時期沉淀的結果。累積性要求所進行的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能涵蓋一定的時間、空間范圍。

3.2突發性

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災變通常呈現突發性，這是由礦區資源環境系統自身性質決定的。礦區資源環境系統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處于動態的平衡之中，當人們開發利用煤炭資源獲取所需要“負熵”的同時，將不同程度地影響或打破這種平衡，包括自然資源環境系統內的平衡和自然資源環境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間的平衡，使煤炭資源環境系統熵增大。而且這種演替過程往往呈逆向的，在時間上包括漸變與突變、連續與間斷、波動與周期等各種演變形式；在空間上，則是系統內部各要素的消長、進退和更換、環境結構和功能變動、演化和重構、環境質量的退化等。

3.3滯后性

由于累積性的特征，礦產開發對其他資源環境產生的后果顯露要相對滯后一段時間，一些現象在開采初期是沒有表征或是不易觀察到的。但當表現出來以后，安全狀況就已經很嚴重了。因此，在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中，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提前做出調控決策，防患于未然。

3.4時空動態性

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總是處于不斷的發展中的，它與礦區的發展階段和生命周期是相對應的。因此必須要有一套有效的評價、監測預警的技術系統，當前“3S”技術（GIS、GPS及RS）能很好解決這些問題。

4礦區資源環境安全與礦區可持續發展

礦區可持續發展研究，著眼于因礦產資源開發而形成并且受資源開發直接影響的區域進行的分析研究。礦區可持續發展具體包括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環境可持續、經濟可持續以及人口與社會可持續。將礦區資源環境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內涵作比較，不難看出，對礦區可持續發展而言，保障資源安全意味著應有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生態環境安全意味著應有環境可持續；而只有資源環境安全才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由此可見，礦區可持續發展強調或包括了資源環境安全。資源環境安全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基礎，離開這個前提條件，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都不可能實現。礦區資源環境安全強調的是一種基礎性作用，而可持續發展是指一種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目標或戰略，這種發展模式有助于保障礦區資源環境安全。

實施體現資源生態化利用、符合循環經濟架構的綠色開發戰略是實現礦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資源環境安全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前提和基礎，也是衡量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的重要判據。資源環境安全的概念來自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核心，即人類需求滿足、公平以及自然資源環境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協調發展。

（1）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發展的最終訴求，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滿足人類需求應以可持續發展為前提，可持續發展所強調的需求滿足是指基本需求及社會發展需求。

（2）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同時，應考慮到代際公平。代際公平，實際上是自然資本與物質資本在時間上的轉換。無論是可耗竭自然資源還是可更新自然資源，都要求當代人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利用應以不破壞后代人的生存與發展為前提。

（3）對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應是在維持資源環境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由于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可避免要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和破壞，而生態環境的保護有制約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因此，礦區資源環境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從自然資源持續利用及人類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考慮，都應協調礦產資源開發與資源環境培育的關系。

5結論

對于礦區這類特殊的區域，資源環境是其持續發展的最根本的物質基礎，沒有良好的資源環境條件，礦區的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本文主要對有關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探討，包括研究對象即礦區及其資源環境的界定、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內涵及其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等問題。

參考文獻：

第4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論文關鍵詞]大學生 非傳統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學生安全教育是使在校大學生增強安全意識，掌握基本安全知識和技能，更好地適應大學和今后生活的需要而進行的教育，是維護高校安全、穩定的重要途徑。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社會的發展進步以及影響大學生安全因素的增多，安全的內容也在不斷拓展，安全概念在外延和內涵上都有大幅的擴充和加深。在這種背景下，高校學生面臨的安全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的范圍，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也開始對高校學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高校學生安全教育應在大安全觀的框架下，將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結合，不斷提高針對性和實效性。

一、非傳統安全的內涵及其主要內容

（一）非傳統安全的內涵

非傳統安全問題由來已久，但直到目前，學術界對“非傳統安全”尚無被統一認可的權威定義。通常認為，相對于以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和外交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傳統安全而言，非傳統安全更關注那些由非政治因素、非軍事因素和非外交因素引起的，對人類的生存、人民的生產生活、國家的穩定發展等方面造成重大影響和威脅的安全問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本質區別。一方面，部分非傳統安全問題是從傳統安全中演化而來，只是各自的具體成因、安全主體、涵蓋范圍、關注重點的不同。另一方面，兩者研究的主要焦點和由此形成的路徑卻有本質上的差異。余瀟楓、林國治認為，傳統安全更關注“戰爭現象”，主要是通過技術來應對安全的挑戰，形成“戰爭—和平—不可持續安全—戰爭”的循環式路徑。而非傳統安全則更關注“非戰爭現象”，主要是通過價值來應對安全的挑戰，形成“發展—和諧—可持續安全—可持續發展”的上升式路徑。

（二）非傳統安全的主要內容

非傳統安全問題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社會公共安全、金融經濟安全、科技信息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其他安全領域。一般認為，第一，社會公共安全指社會全體成員公共生活的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恐怖事件和重大等內容。第二，金融經濟安全指國家金融經濟秩序正常，根本經濟利益不受損害，以維護國家經濟正常運轉為核心內容。第三，科技信息安全指國家科技發展、信息系統、信息網絡等方面的安全。第四，生態環境安全指人類的生產、健康和生存環境等的安全。第五，能源安全指為保障一國的國防安全和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通過維護能源供需渠道，規避對本國的生存和發展構成的重大威脅。第六，文化安全指維護本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及核心價值體系，防止其遭到外來破壞和顛覆。第七，其他安全領域。如人口安全、宗教安全、生物安全等。可見，非傳統安全對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十分重要，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大學生是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安全問題不僅是大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中經常要遇到的問題，同時也是畢業以后走向社會必然要遇到的問題。因此，掌握包括非傳統安全在內的一定安全防范知識和方法將會使大學生在人生的過程中獲益良多。同時，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有利于拓展大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

目前我國大學生的安全教育顯然存在諸多問題，主要有：一是大學生安全教育實施狀況并不樂觀，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為零散，系統性不強，現有大學生安全教育的教材時代性、現實性、科學性、實用性稍顯欠缺，內容也不夠完善。二是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理論體系急需更新。目前我國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理論體系基本還屬于傳統架構，并沒有從整體上完成對大學生傳統安全教育和非傳統安全教育的理論構建。三是對于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傳統的安全防范教育，對新出現的非傳統安全教育的問題探討不透徹，對如何開展這方面安全教育的研究也顯得模糊。因此，將非傳統安全的內容納入大學生安全教育，有利于拓展大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對進一步加強大學生安全教育起到促進作用。

（二）有利于進一步增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

一般認為，非傳統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安全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概念，其構成要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的發生，引起了人們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高度關注。因此，在大學生安全教育中加強非傳統安全的教育，能夠使大學生與時俱進，主動地適應國家安全形勢的新變化，樹立新的國家安全觀，進一步增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更密切地關注和應對當前非傳統安全問題對國家的威脅和影響。

（三）有利于大學生的健康成長

大學生活可以說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但是，一部分大學生在大學里思想單純，安全意識淡薄，往往不太關注自己的安全，對各種安全隱患缺乏必要的重視和警惕，這當然也包括了非傳統安全問題。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這部分學生往往會因為缺乏相關安全常識和社會經驗而處置不當，給自己、學校、社會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目的在于幫助他們提供安全意識，掌握相關知識，學會在學習生活及社會活動中更好地保護自己，防范各種對自己成長產生負面影響的事件，臨危不亂，逐一化解，確保自己的健康成長。

（四）有利于高校的安全穩定

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發展戰略機遇期，綜合國力發展迅速，GDP總量已經躍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還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困難、風險在等著我們去克服。從國家安全領域來講，當前我國的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但仍存在許多復雜、瞬息萬變的因素，切不可掉以輕心。從高校的安全穩定來講，境外敵對勢力以高校大學生為重點目標，以非傳統安全為主要手段，加緊各種滲透破壞活動。例如，通過互聯網絡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價值觀進行宣傳，散播詆毀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息，煽動民族分裂等破壞活動等。可見，高校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仍然較大。因此，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將有利于抵御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有效維護高校的安全穩定。

三、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主要策略及途徑

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是一項相對復雜的工程，各高校需要轉變安全教育觀念，積極擴展非傳統安全教育內容，優化非傳統安全教育方式，強化非傳統安全的實踐演練，全面提高大學生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轉變觀念，增強大學生安全的責任意識

“學生安全無小事”。安全是一個大學生完成學業、健康成長的基本條件。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應首先轉變觀念，增強大學生安全的責任意識，在把握當前學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的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加強對大學生非傳統安全的研判，做好教育，備有預案，深入推進安全、穩定、和諧校園建設。在此過程中，高校要特別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對高校的新威脅，在思想、安全層面上加強對學生的正確教育和引導，切實擔負起保護學生安全的責任，使學生能夠健康成長，學校保持安全穩定。

（二）與時俱進，積極擴展非傳統安全教育內容

以往的大學生安全教育主要關注傳統安全問題。但是，在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凸顯的新形勢下，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卻未能及時納入我們的安全教育中，這就使得高校的非傳統安全教育嚴重滯后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我國經濟、社會的改革與發展，給大學生的個體安全和校園安全造成了極大的隱患。因此，隨著非傳統安全問題影響的擴大，應在大學生安全教育中拓展非傳統安全教育的內容，包括：（1）經濟安全教育；（2）生態環境安全教育；（3）信息安全教育；（4）流行疾病安全教育；（5）科學文化安全教育；（6）校園恐怖暴力安全教育；（7）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安全教育；（8）重大事件、敏感日期、個體突發事件的安全教育等。既要關注國家安全，又要關注個體安全、社會安全、地區安全和全球安全等，使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實現常態化、系統化。

（三）優化方式，構建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長效機制

高校應從政治和戰略的高度，將大學作為一種生非傳統教育現實性很強的思想政治教育來抓，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逐步構建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長效機制。第一，加快大學生安全教育課程建設，全面推進大學生安全教育進課堂，提高教學效果。切實提高學生的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第二，滲透于“兩課”教學。“兩課”教學是對大學生進行系統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 要結合“兩課”教學的總體目標和要求， 將非傳統安全教育滲透于 “兩課”的教學中。第三，貫穿于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90后大學生思想開放、思維活躍、求知欲強，可以根據這些特點， 通過主題班會、特色活動、專家講座、圖片宣傳、播放相關教育影片等各種形式，對其進行非傳統安全教育。此外，還可以將非傳統安全教育滲透于大學生愛國愛校教育、職業道德教育、誠信感恩教育之中。

（四）提高能力，強化大學生非傳統安全的實踐演練

第5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權利觀；能力觀；法治健全觀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2-0143-03

所謂安全（security），《現代漢語詞典》其解釋為“沒有危險，不受威脅”的狀態。安全的屬性具有二元性，包括主客觀兩個方面，客觀方面是指特定的客觀事實，而主觀方面則是指人們對這些客觀事實的感受。美國政治學家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在《沖突與合作》中指出：“所謂安全，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是指所擁有的價值不存在現實的威脅，從主觀意義上來說，是指不存在價值受到攻擊的恐懼感。”[1]這個說法被概括成廣為接受的安全概念，即安全就是指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上不存在恐懼。安全依主體而存在，其表現就是不安全的客觀事實，離開了主體就無所謂安全。感受“不安全”的主體既可以是個人、某個組織，也可以是社會上的某個利益集團（如某個階級、階層等），也可以是國家乃至整個社會。

一、產業安全研究文獻

國家安全分為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繁榮和發展的保障。而產業是研究國家競爭態勢的基本單位，產業安全問題是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問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關鍵是保障產業安全。

1.產業安全研究溯源

關于產業安全問題的探討最初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的貿易理論，產業安全最早可見于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要對涉及國家安全的國防工業進行保護和扶持的思想。后來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為代表的幼稚產業保護論，成為產業保護的理論依據。該理論認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最初發展階段必須向幼稚產業提供關稅等形式的貿易保護，以確保其在國外強大的競爭下繼續生存和發展。

我國的產業安全研究貫穿于外貿和外資政策制定的各個歷史階段，但是產業安全問題真正成為理論和政策研究的熱點，是在外資大量進入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外商直接投資產業比重和影響迅速提高所引起的[2]。在我國20世紀90年代初期，部分學者認為產業安全這個概念并沒有什么意義。他們認為，在目前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只有全球產業而無民族產業，民族產業已經失去了具體的意義而只有抽象的價值。丁冬紅（1996）提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以資本比例、產地、品牌劃分產業的民族屬性已經過時。這種否定民族產業的意見，實際上否定了產業安全的問題。當然，更多的觀點認為，民族產業的概念不論是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意義。程秀生（1996）認為：“盡管當代民族經濟的外在形態出現了變化，傳統意義上的民族經濟概念需要拓寬，但是蘊含于企業權益背后的民族權益關系并沒有改變。”因此民族產業的概念還是有意義的，產業安全問題是存在的。筆者認為，產業安全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而且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

然而，由于人們對產業“不安全”的最初感受直接來源于“外資”的進入，因此許多觀點都通過“外資”或者“民族資本”來進行衡量產業安全問題。顧海兵（1997）認為，產業安全是經濟安全的組成部分。經濟安全是指由于外國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對我國經濟進行滲透而產生的威脅。他的衡量標準就主要是“三資”企業的比重；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課題組（1996，1997）則從民族資本的角度認為，產業安全意味著民族資本對關系國計民生的國內重要行業掌握著控制權；張碧瓊（1999）從直接投資方面認為，國家產業安全問題最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資（FDI）產生的，指的是外商利用其資本、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合資、直接收購等方式控制國內企業，甚至控制某些重要產業，由此而對國家經濟構成的威脅。

上述觀點的貢獻在于堅持了產業安全對民族權益保護的重要性，但卻沒有提出比較明確的產業安全概念的定義，多數觀點僅僅從外商投資對國內產業的影響來認識的，包括外商投資所占的比重，民族資本對重要產業的控制權等，可以說，這些觀點是我國早期經濟發展的“產業安全”問題的客觀現實，但就當今的形勢來看，這些觀點都是產業安全狹義上的含義，是表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產業安全“權利”觀

也有學者從安全的概念角度給出了產業安全的含義。前文已述，安全是一種“狀態”。趙世洪（1998）認為，產業安全，簡單地說是指一國國民使其既有的或潛在的產業權益免受危害的狀態和能力。產業權益受到的危害可以來自自然、社會或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何維達和宋勝洲（2003）認為，產業安全，即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一個國家影響國民經濟全局的重要產業的生存發展以及政府對這些產業的調整權或控制權受到威脅的狀態。

仔細考察發現，這些概念已經提出了產業安全的基本范圍，即何維達和宋勝洲老師指出的產業的生存權、發展權以及政府對這些產業的調整權或控制權。其實，在此之前，就已經有學者從權利的角度研究產業安全。于新東（2000）提出界定產業安全的三種權利，他認為，所謂產業安全是指一國對某一產業的創始權、調整權和發展權的控制程度，如果對這三種權利都擁有相應的自或稱控制權的話，即可認定該產業在該國是安全的。李連成、張玉波（2002）提出界定產業安全的兩種權利，一是指一國擁有對于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的控制力，二是這些產業在國際比較意義下的發展力。

3.產業安全“能力”觀

就同樣的問題，也有學者從“能力”的角度進行了研究。這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學者們對產業安全比較全面的認識，王瑛（2001）提出了衡量產業安全的“能力”，即是指一國產業對來自國內外不利因素具有足夠的抵御和抗衡能力，能夠保持各產業部門的均衡協調發展。具體表現三方面，第一是國家經濟命脈是否被外資所控制；第二是國內市場結構狀況，這是影響一國產業安全的重要因素，主要指外國企業占有特定市場份額的大小；第三是產業結構安全，從經濟長期發展、綜合國力提高和國際競爭力增強等整體角度而言，國民經濟應保持整體結構的合理性。楊公樸等（2000）也認為，產業安全是指一國對國內重要產業的控制能力及該產業抵御外部威脅的能力（主要體現為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張立（2002）提出，產業安全是指一國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在國際競爭的發展進程中，具有保持民族產業持續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始終保持著本國資本對本國產業主體的控制。

這些觀點認為產業安全是“權利”或者“能力”，與我國20世紀90年代的“產業安全”觀相比，其外延有明顯的擴大，對產業安全有了比較明晰的認識。然而，其不足之處便在于仍然缺乏對產業安全內涵全面、系統的闡述。

最近幾年一些學者就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對產業安全內涵進行總結，形成了一些相對全面的觀點。趙惟（2005）認為，產業安全是指某一種或某一類產業在受內外部綜合因素作用的環境中，既關系產業自身防范損害或威脅，保持發展和創新，也涉及國家產業政策調整，乃至國際產業制度演進的總和。景玉琴（2005）認為產業安全是指本國產業具有生存和發展的能力。要準確理解產業安全的概念，必須從三個層次上進行把握：一是宏觀層次。宏觀層次的產業安全是指政府具有適當規制產業的能力，國內相關制度安排能夠引致合理的市場結構及市場行為，產業結構合理，國內產業具有活力。二是中觀層次。中觀層次的產業安全是指在開放競爭中本國的重要產業具有競爭力，絕大多數產業能夠生存并持續發展。三是微觀層次。微觀層次的產業安全是指本國國民所控制的企業達到生存規模，具有持續發展的能力及較大的產業影響力，在開放競爭中具有一定的優勢。

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我國對于產業安全的理論研究日趨成熟化，不但從產業本身生存、發展、控制的能力上考察產業安全，學者們已經從制度、政策的視角關注產業安全問題。

二、礦業安全研究文獻評述

1.獨立研究礦業安全的文獻

我國就礦業安全研究而言，主要有馬成成的《我國礦業安全生產問題探析》（2010，湖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主要梳理了國內對于礦業安全生產問題的研究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理論成果，可以依據研究視角的不同，將研究成果分為監管制度、法律制度、產權制度和其他研究角度等方面。通過分析國內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礦業安全問題中存在的不足，并爭取找出能有效解決我國礦業安全生產問題的方法。馬成成、孫巧珍《制度視域下的礦業安全探析》從制度視角進行礦業安全生產的相關研究有其必要性，對制度和礦業安全進行深入分析是現實的需要。在礦業安全問題中，制度可以發揮重要功能，如確定政府權力邊界、維持市場經濟秩序以及遏制現實不良行為等。合理的制度構建應該遵循合理性、效率性和現實性的原則，以求能更好的維持礦業安全生產的良性運行[3]。王義保、李愛彬在《制度視角下的礦業安全思考》一文中提出，我國礦業生產領域的安全問題已然超出了安全科學技術保障的范圍，礦業生產領域的市場、產權及政府監管等制度創新與完善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切入點[4]。王忠，揭俐的《基于礦業安全的礦權配置與管制政策》，提出中國礦業市場的治理應從“控制式的行政管制”向“協作式的市場規制”轉型，充分發揮政府規制、自由市場與社會組織的力量，構建三者協作共管的“三維一體”均衡管制機制。郭藝在《礦業安全中的政府管理》提出全面整頓和規范礦產資源開發秩序，制定政策，完善法制，采取經濟、法律、行政并存的手段加大礦業生產中的安全投入，減少安全欠賬及環境污染，降低礦業安全隱患系數，降低礦難發生頻率，推進礦業健康、安全的發展。

綜合審視上述文獻，這些研究都是將礦業安全背景置于礦難之下，發現將礦業安全與礦業安全生產等同，實際上是縮小了“礦業安全”的研究范圍。

2.將礦業安全與礦產資源安全混同的文獻

從字面上看，礦業是“業”，礦產資源是“產”，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別，但從我國現有研究看，通常將兩者等同。筆者將礦業安全與礦產資源安全同時通過中國知網統計，發現除了前述主要礦業安全的文獻之外，有關礦產資源安全的文章更多。而通過查看內容，凡是寫礦產資源安全的文章都包括了礦業安全，比如汪云甲（2002）認為，礦產資源安全的含義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礦產資源供應的穩定性（經濟安全性）；二是開發使用的安全性，指礦產資源開發及使用不應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環境構成威脅。沈鐳、何賢杰（2004）等從我國礦產資源安全面臨的形勢和問題出發，提出解決我國的資源安全問題的兩方面建議，一方面要樹立資源觀念，建立相關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是給予政策支持，鼓勵科技創新，培育礦業集團，并建立資源儲備及加強資源管理。張久銘（2007）提出保障我國礦產資源安全的戰略對策是：樹立礦產資源安全觀、構建礦產資源安全保障管理體系、開展資源外交、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礦業集團公司、加強科研開發和做好礦產資源戰略儲備工作；馬偉東、古德生（2008）針對我國常用有色金屬礦產資源供需矛盾和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的問題，提出了提高我國有色金屬資源安全應采取的對策，即加強礦產資源的保護力度；加大礦產資源勘探投入；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有色金屬礦產資源和再生資源綜合利用率；積極參與海外資源開發、建設穩定的供應基地等。

可以看出，這些文章在探討礦產資源安全問題時，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包括了礦業安全，也就是說，我國現有研究的多數文獻都沒有嚴格區分礦產資源和礦業的區別，而是在討論礦產資源安全時，同時談到礦業安全問題。

3.嚴格區分“礦業”和“礦產資源”的文獻

真正將礦產資源與礦業區別的代表性著作有李顯冬的《中國礦業立法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詳細探討了礦業權的立法取向以及礦業企業稅費法律制度研究、礦業權出資立法研究、礦業用地使用制度研究、礦山環境保護法律問題研究等；康紀田教授直接對礦業制度設置的總體方向進行了思考。他根據物權狀態的二元論觀點，將物權分為歸屬明確的靜態物權和開發利用的動態物權，屬于靜態物權的礦產資源產品屬于普通物權，應當統一由財產性的私法調整；而動態物權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權利，因強勢者獲利的同時可能損害弱勢者的利益而顯失公平，礦業權必須由政府加強規制。由此，《礦產資源法》應當是以財產性的“礦”為主要對象的法律制度，而以管制性的“業”為基本對象的法律制度應當是《礦業法》，因此我國應當制定以社會性管制為主的《礦業法》[5]。

筆者認為，這一思路有助于厘清礦產資源產和礦業權的重大理論問題，有助于我國礦產資源法律制度的完善。然而，這一觀點也有不盡完善之處。首先，按照物權狀態的二元論結構將礦產資源劃為歸屬明確的靜態物權，將礦業權劃為動態物權，這是明顯地將問題簡單化。原因在于，礦產資源使用的普遍性、不可再生性、稀缺性等特點決定了礦產資源并非單純私法上的物，對其提供、保護、配置等問題，普通財產權遠遠不能勝任，它實際上是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其次，如果僅僅從“物”靜態的存在就劃分為靜態物權的話，那么很難解釋礦產品的地位、價值、國際市場對礦產品的爭奪以及發達國家對我國稀土資源設置的“陷阱”等問題。這一點從有關礦產資源安全問題的文獻可以得到證實。

三、礦業安全的界定

在筆者看來，礦業安全不僅僅是指礦業生產安全，也不能與礦產資源安全簡單地等同。

事實上，按照“安全”的含義，礦產資源的國際供應問題歸根結底也是產業安全問題。原因在于，礦產資源的供需矛盾是一種客觀事實，企業、產業及至整個社會通過這些客觀事實感受到了“不安全”，感受到了礦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強。因此，本文認為，在論及礦業安全時，論及礦產資源的供給安全才符合中國的現實。礦業安全與否的關鍵是相關法律制度是否健全。

具體來說，產業安全是一種受威脅、不穩定、有危險的狀態和對這種狀態控制的能力，這些狀態既有來自自身能力不夠強的比較感受、也有來自國際上激烈競爭對某產業的影響。筆者認為，產業安全，其內涵就是產業的生存能力、發展能力、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由此，筆者根據這些“能力”的地位，將產業安全分為產業內部安全和產業外部安全。所謂內部，通常是指深層次的，起決定作用的能力，具體來說，產業內部安全就是指產業本身生存和發展的能力以及國家對產業的調整能力、控制能力等根本性問題，只有健全的“體魄”和良好的制度才有能力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不安全因素。所謂產業外部安全，主要指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如果產業的對外依存度低，國際競爭力強，就表明產業具有安全性，反之亦然。當然，根據內因決定外因的原理，要改善產業安全問題，根本途徑在于提高產業內部安全，只有國內法律制度健全了，產業本身的能力增強了，才能增強國際競爭力抑或降低對外依存度。

總之，要提高產業安全，既要通過發展和創新來提高產業自身生存、發展能力，增強國際競爭力，又要通過國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產業政策調整，提高國家對產業的調整控制能力，從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據此，礦產資源開發產業安全也可以分為產業內部安全和產業外部安全。

礦產資源開發產業內部安全包括礦產資源的生產安全、環境生態安全、職業安全，這些安全是產業自身生存、發展能力的體現，這些“能力”最終通過礦產資源法律制度以及相應的政策予以保障。

礦產資源開發產業外部安全，主要指礦產資源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表現的客觀事實又集中在礦產資源的供需安全上。它是國家經濟安全的直接體現。在我國的礦產資源開發產業外部安全又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改善劣勢礦產資源的供應能力。對本國需求量大、進口依存度高的短缺礦產，能夠通過制度保證持續、穩定、足量獲得，并且有制度應對可能發生的供應不足和價格波動；另一方面是擴大優勢礦產資源“優勢”的能力。對本國優勢礦產資源，能夠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之上加以充分利用，制約他國，影響市場定價機制，為本國在國際礦產資源市場乃至國際政治軍事格局中謀求有利地位。申言之，擴大優勢戰略礦產資源之“優”，縮小劣勢戰略礦產資源之“劣”，這兩項目標的極致就是我們追求礦產資源開發產業外部安全的含義。

參考文獻

[1]蘇長和.從國家安全到世界安全――現實主義及其后[J].歐洲，1997，（1）.

[2]李孟剛.產業理論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06.

[3]馬成成，孫巧珍.制度視域下的礦業安全探析[J].濰坊學院學報，2010，（5）.

第6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產業安全;預警機制;進展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189-02

引言

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 加快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 使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競爭加劇以及安全威脅性上升,于是關于經濟安全的研究成為國家安全研究領域中的新焦點引發人們極大的興趣。其中產業安全作為經濟安全的基礎,備受到國內學術界和企業界的廣泛關注。2006年7月22日中國首屆產業安全論壇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圓滿結束。論壇將產業安全研究基調確定為:關注產業安全,既要防止麻木不仁,漫不經心,喪失警惕。同時又要防止過度夸大產業不安全,進而質疑改革開放[1]。

一、產業安全的本質認識

第一,強調控制力的產業安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較多,盡管表述各異,但核心都是強調產業安全本質是本國資本對本國產業的控制。一種觀點認為,國家產業安全問題指的是外商通過合資、直接收購等方式控制國內企業,甚至控制某些重要產業,由此對國家經濟構成威脅 [2]。另一種觀點認為,一國對某一產業的調整和發展,如果擁有相應的自或稱控制權,即可認定該產業在該國是安全的 [3] 等等。第二,強調能力的產業安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將產業安全的本質看做是一種抵御威脅、保持發展的能力 [4]。如中國社科院金碚認為,產業安全問題本質就是產業競爭力問題,也就是說,對于一個國家競爭力強的產業,一般不會存在產業安全問題,并不在于產業是高新技術還是自主產業,只要這個產業比較弱就會有安全問題 [5]。夏興國認為,產業安全是一國產業對來自國內外不利因素具有足夠的抵御和抗衡能力,能夠保持各產業部門的均衡發展 [6]。景玉琴認為,產業安全是本國產業具有生存和發展的能力[7]。第三,強調民族權益的產業安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首先肯定民族經濟的重要性,認為國民作為產業安全中的權益主體,在國界之內有明確的排他性經濟。也就是說產業安全,歸根結底就是以國民為主體的產業權益在國際競爭中得到保證并不受侵害[8]。

隨著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深入,目前學者對產業安全的本質也產生了新認識。李孟剛認為,民族經濟外延的擴大和資本控制權的局限性使強調控制力和民族權益的產業安全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提出產業安全是指特定行為體自主產業的生存和發展不受威脅的狀態,產業安全包括生存安全和發展安全兩個方面,可以通過評價產業受威脅的程度反推產業安全度[9]。趙英也指出,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產品變成“萬國產品”,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國際企業”,“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民族經濟概念也受到挑戰,與此相應的經濟安全理念也在改變[10]。

三、產業安全的影響因素

對產業安全本質認識的不同,分析影響產業安全因素的角度也就不同。最初產業安全問題是由于外資的大規模引入而提出,所以很多學者從外部因素如外國的資本、技術和商品的角度分析中國產業安全的成因。如方芳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安全的威脅表現在外商利用其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兼并收購及系列投資方式來控制國內企業和壟斷某些重要產業 [11]。祝年貴認為,外資主要是通過品牌控制、技術控制和市場控制影響中國產業安全 [12]。

如金碚認為,中國產業安全問題的關鍵或核心問題在于中國現有的競爭規則體系是扭曲的,優惠等傾斜性政策使競爭規則嚴重差別化,使競爭不公平,從而引發產業安全問題。王學人從制度非均衡的角度分析產業安全的形成原因,認為,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不同政治制度的磨合、計劃體制的內在矛盾激化了中國產業發展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受改革戰略思路、舊制度的慣性勢力等的阻撓,新制度供給推進卻艱難,從而形成了中國產業安全所需制度供需失衡的態勢[13]。更多學者從環境的角度分析產業安全問題,如何維達將影響產業安全的內部因素分為產業的生存環境和競爭環境兩類。產業國內生存環境包括金融環境、生產要素環境和市場需求環境三個方面。競爭環境主要指過度競爭問題,衡量過度競爭的指標主要有兩個:市場集中度和行業規模[14]。

三、產業安全的綜合評價

產業安全評價首先要在理解產業安全本質和影響因素的基礎上提出指標,其次要選擇合適的評價方法進行定量評價。對于產業安全評價指標的研究,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較全面的產業安全指標體系,這一體系包括四大類指標,共23個小指標。四類指標包括:產業發展環境指標、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產業對外依存度指標和產業控制力指標。其中產業發展環境包括八個指標:資本效率、資本成本、勞動力素質、勞動力成本、制度環境狀況、供給產業狀況、需求增長率和產業損害狀況。產業國際競爭力包括六個指標:產業世界市場份額、產業國內市場份額、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數、產業R&D費用、價格比和產業集中度。產業對外依存度包括四個指標:產業進口對外依存度、產業出口對外依存度、產業資本對外依存度和產業技術對外依存度。產業控制力包括五個指標;外資市場控制率、外資品牌擁有率、外資股權控制率、外資技術控制率和受控制企業外資國別集中度[15]。雖然有些學者在明細指標選擇上有些差異,但基本上在以上評價結構范圍之內。

對于產業安全評價方法,目前應用較為成熟的是綜合評價模型。模型將產業指標安全狀態分為四種,即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危機,相應的安全等級為A、B、C、D,并分別給四種狀態規定不同的分數范圍,即:[0,20],[20,50],[50,80],[80,100],分數越大,危險越大。然后對各指標的安全狀態設置預警范圍,最后根據各指標的權重計算產業安全綜合評價值。另外,何維達等嘗試將DEA模型應用在產業安全評價[16]。

四、產業安全的研究展望

第一,關于產業安全影響因素的整合與提升。影響產業安全的因素是極其復雜和多方面,并且隨著本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這些因素也不斷變化的。從外部因素觀、內外因素綜合觀到產業安全影響因素的產業經濟學分析模式,我們看到研究者力圖將產業安全影響因素的內容納入一定的理論框架中,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影響產業安全的因素和影響機制發生了新的變化,必須將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影響產業安全的重要因素進行整合并尋找更加有效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樣才能更加深入地分析產業安全問題,從而提出維護產業安全的政策并采取措施, 達到“防患于未然”。

第二,關于產業安全的態勢轉化。目前學者在研究產業安全時,將產業安全的狀態基本上分為四種: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危機,而對于各種狀態之間的轉化尚未作分析。筆者認為,不搞清產業安全狀態轉化的機制, 就難以揭示某些問題會不會劣化、惡化一國的產業安全,這樣就很難把握產業安全態勢的趨勢,從而不利于產業安全戰略的設計。而在產業安全研究相關的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 對于如何描述經濟安全的轉化機理模式一直是學術界十分關注的問題。目前學術界較統一地將國家經濟安全的態勢轉化主要表現為兩種模式:“漸進式轉化”與“跳躍式轉化”。對于“漸進式轉化”,不少學者采用基于微積分理論的數學方法來進行描述和分析;對于“漸進式轉化”,有學者提出采用系統科學的新分支突變理論(Catastrophe Theory) [18]。有關經濟安全態勢的轉化研究的思路模式和方法,對產業安全態勢轉化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這將是產業安全今后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第三,關于產業安全的預警。鑒于產業安全研究具有預測性, 故對未來安全狀態進行預警是產業安全研究的重要內容。對產業安全狀態進行預警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監測預警指標體系的設計和集成。用一套指標來監測某個產業的經濟安全態勢并不是一件易事, 因為中國重要產業發生經濟非安全以至危機的案例并不多, 還沒有足夠的案例讓我們去提煉相應的“警兆”和“安全等級”指標及其“閾值” [18]。目前對產業安全預警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基于學理上的推演和定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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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國民經濟動員；供應鏈；動員資源；運行機理；動員對象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2）08-0027-04

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 in Crisis in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State

LI Zi-yao1, 2, KONG Zhao-jun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A stract: Aiming at alloc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task and mo ilization resource production, this paper outlines relation structure chart of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and supply chain, and further analyzes agents in this chart. ased on the research, it analyzes how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and supply chain work in crisis to clearly demonstrat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in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state.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supply chain; mo ilization resource; operating mechanism; mo ilization o ject

引言

國民經濟動員（以下簡稱經濟動員）主要任務是保證在危機發生時，所需資源的超常規供給。作為國防動員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經濟動員理論及應用體系已經由傳統的為應對戰爭服務拓展到處理應急事件的領域。

危機發生時，所需資源的超常規供給依賴于供應鏈的運作，但經濟動員狀態下的供應鏈存在著許多區別于常態供應鏈的地方。本文所作研究有利于拓展和延伸供應鏈理論及應用，有利于理順經濟動員機制。

1經濟動員概述

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經濟動員起源于戰爭，所以傳統的經濟動員理論為戰爭導向型研究綱領。2003年，全國在新疆召開的經濟動員工作會議在總結抗擊“非典”中經濟動員發揮的作用時，經濟動員工作的“應急功能”被正式提出，標志著新時期經濟動員概念在內涵上的一次拓展。

孔昭君［1］ “大動員”觀念的提出，強調了動員是為國家安全服務、而不僅僅是為戰爭服務的宗旨，同時說明動員應強調平時與戰時、軍用與民用更緊密的結合；另外，在動員機制上強調發揮動員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將敏捷性概念引入到國民經濟動員理論之中，提出了敏捷動員理念［2］。主張拓展“危機”的概念，將其定義為“由于系統內部矛盾積累或者外部強烈干擾造成的威脅系統生存與正常運行的態勢”，從而將“應戰”和“應急”的概念統一在應對“危機”的概念之中。進而將國民經濟動員工作所面對的兩種態勢概括為“常態”和“危態”。進一步從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理論入手分析，認為國民經濟動員要實現資源的超常規供給，就要依賴于國民經濟，依賴于國民經濟體系的產出。認為完成國民經濟動員任務所必需的供應鏈或產業鏈整體稱為國民經濟動員鏈［3］。本文正是著眼于“危態”（突發事件或戰爭）時所需的動員資源保障活動，對供應鏈與經濟動員的關系及其危態時的運行機理進行研究。

2經濟動員狀態下的動員資源

2.1動員資源內涵

[JP2]韓宇寬博士［4］從資源來源和結構的角度定義了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可動員資源：他認為用于國家安全的資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和平時期納入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和規劃的，分配給國家安全的資源；另一部分是在緊急狀態時通過國民經濟動員轉移到國家安全的資源。而后一部分資源中的一部分是屬于國民經濟動員管理的經濟資源，并將這一部分定義為可動員資源。王成敏博士［5］從資源功能的角度界定了動員資源的概念：可以通過國民經濟動員活動得到的用于應對危機狀態（包括戰爭和突發事件）的任何資源。

以上研究對動員資源的定義涵蓋范圍較廣，包括物質資源、人力資源等。本文借鑒王成敏對動員資源的定義，針對所研究的內容重點，將動員資源定位在物質資源的動員生產和調配方面（后者不涉及動員資源的生產流程）。

2.2動員資源分類

經濟動員狀態下的資源分為實物資源與能力資源。實物資源從用途來講，分為應急資源與應戰資源；從來源來講，分為儲備資源，增產、擴產、轉產資源，征用/征收資源與調運采購資源；從功能角度來講，分為基礎設施與服務資源、專業處置資源、救援資源以及支撐保障資源［5］。能力資源分為生產能力儲備和技術能力儲備，能力資源的儲備作為危態時實物資源生產的保障力量，對持續性動員起到相當的支撐作用。

2.3動員資源的供給來源

第8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市第五次黨代會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典范城市，明確要求以生態建設為核心，打造秀美宜居城市。這是東營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決策，必將有力推進黃藍兩大國家戰略的實施，加快東營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步伐。當前，要在明確秀美宜居城市內涵的基礎上，找準切入點和突破口，強力推進實施。

一是要把握秀美宜居城市的內涵。秀美宜居城市是經濟持續繁榮的城市，它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先進的產業結構和強大的發展潛力，能為居民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和較高收入，能為物質設施建設提供保證。秀美宜居城市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城市，它政局穩定、治安良好、民族團結、階層融洽、社區親和、城鄉協調、居民安樂。秀美宜居城市是文化內涵豐富的城市，它歷史文化遺產豐富，文化設施齊備，文化活動頻繁，文化氛圍濃郁。秀美宜居城市是生活舒適便捷的城市，它居住舒適，配套設施齊備；交通便捷，公共交通網絡發達；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充足；安靜整潔，人均綠地多，生態平衡。 秀美宜居城市是景觀優美怡人的城市，它是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復合體，道路、建筑、廣場、小品、公園等設計和建設具有人文尺度，體現人文關懷，能起到陶冶居民心性的功效。 秀美宜居城市是具有公共安全的城市，它具有強大的御災抗災、確保城鎮居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能力，居民安全感強。

二是要堅持生態秀美宜居的原則。其一，必須堅持生態的原則。要按照自然、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思路，堅持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大力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力量，推動一二三產業走向品牌化、現代化和生態化。其二，必須堅持秀美的原則。著力于城市景觀環境體系的科學規劃與統籌協調，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建設模式，營造宜居的人居環境，建設更加和諧、優美、宜居的城市空間環境，營造獨特的東營文化脈絡與精神家園，打造怡人城市景觀，確保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其三，必須堅持宜居的原則。要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更加重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更加重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不斷提升群眾幸福指數，確保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要更加注重城市安全和居民安全感，按照系統工程思想進行謀劃和管理，把著眼點和立足點放在提高現代社會安全管理的整體有效性上，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化解矛盾糾紛，整改管理上的隱患漏洞和薄弱環節，不斷提升居民安全感和滿意度。

三是要抓住打造秀美宜居城市的工作重點。從東營實際出發，加強生態建設，打造秀美宜居城市，首先要全面構筑生態系統。突出大綠地、大水系、大濕地特色，加快構筑森林環抱、濕地相間、水系環繞的生態系統，建設綠色家園，打造生態東營。規劃建設環城防護林帶，構筑城市綠色生態屏障，打造“東方濕地之城”。切實加大濕地保護力度，提升濕地生態功能。加大技術改造力度，提高項目生態門檻，淘汰落后產能，發展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推進水氣污染治理，進一步提升環境質量。其次，要著力建設生態城市。實現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創建社會和諧進步、經濟高效運行、生態良性循環的生態文明典范城市。第三，要建立健全與生態城市相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要建立廉潔、高效、透明的政府體制和合作、協商、包容、透明、信息共享的開放機制，在政府與民眾、企業之間形成合作互動、平等交流的新型關系，共同建設生態城市。要建立健全科學的政績考核制度。科學設置綠色GDP和包括資源、人才、環境、社會的總資本等指標，使政績考核真正成為東營的助推器。第四，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按照遠近結合、適度超前的原則，加大政府投資力度，運用市場化運作方式，廣泛吸納社會資本，加快建設交通、通信、水利基礎設施，提升基礎設施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承載能力。第五，要加快城鄉一體化步伐。切實把推進城鎮化作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內容，構建城鄉一體發展新格局、擴大投資和刺激經濟消費，全面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大力促進公建項目與商業項目同步建設、形象提升與功能開發同步推進、商機人氣與城鎮業態同步提升，不斷增強城鎮要素集聚力和人口、環境承載力。

第9篇：經濟安全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煤礦安全教育；煤礦安全生產

煤礦給企業和社會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舒適和方便，煤炭基本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能源，需要大量開采，近幾年來，隨著國家對煤礦安全的重視和安全技術的提高，煤礦的安全情況已經有了較大改善，但是安全意識的的教育方面還是有欠缺，所以，加強煤礦的安全教育培訓，提高工人的安全生產意識，保證煤礦企業形成一個良好的安全的企業形象已經刻不容緩了。

一、進行煤礦安全教育培訓的內涵

煤礦作為煤炭生產的主要的活動場所，在生產過程中會存在大量的安全隱患，所以進行煤礦安全教育培訓不但對企業的生產過程，而且對于每一位員工都有深刻的價值。安全培訓授課的目的主要是使煤礦工人能充分的了解煤礦內部的各環節，以及內部各環節所能產生的安全隱患，使煤礦員工能恰當的擁有安全職業能力，保障自己的生命不受到煤炭生產的威脅，促進企業的經濟利潤的擴大。

安全教育一個很重的環節是相關方法的普及推廣。其主要的方法是老師教授法、典型案例分析法以及實地的安全技能培訓。通過這些方法使礦工從業人員真正掌握安全的生產技能以及處理危機的能力，同時也要鼓勵員工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力，使員工能在安全的環境中生產，提高企業的社會安全聲譽度，爭當國家安全生產企業的典范。

二、進行煤礦安全教育的重要意義

目前，安全生產的意識已經深入到了國家社會的各個角落，煤炭行業呼聲也非常高，且吸引的注意力越來越大，這就迫使煤炭企業不斷提高安全生產，特別是員工的責任安全意識也是需要急切處理的。這一方面是提高煤炭企業員工的安全意識的必然要求，使企業員工能在安全的環境的進行工作。在另一方面，進行煤炭安全教育也是企業重視員工的生命財產安全的典型體現，使企業員工能夠了解、理解和積極參與到煤炭企業安全教育的大家庭中。接下來，我將從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率和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做一個簡單的陳述。

（一）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

拒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2016年，我國的煤炭行業的事故的發生將近200起。相對于國外的煤炭行業來說，發生的災難數還是比較多。特別是一些重大的煤炭事故產生非常多的人員傷亡，并且這些事故引發了社會廣泛地關注和國家、企業的思考。在事故中很多傷亡人員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安全技能，面對災難很多員工束手無策，沒有應對危險的能力，同時缺乏必要的安全設備。所以，要加強對礦工的安全技能培訓，使員工能夠形成一整套系統完整的安全應對礦難的能力，能獨立自主的解決一些安全問題，也要培員工的相互協作精神，使員工在生產過程中能夠相互幫助，形成一個集體。通過這些簡單的措施促進安全培訓得到充分的落實和應用。加強安全教育培訓工作應該成為煤炭企業的新常態，使安全生產意識升入煤炭企業的每一位領導和員工的意識和行為之中。使之能真正的從源頭杜絕煤炭礦難的發生，創造經得起檢驗的安全生產環境，減少事故的安全隱患，促進安全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二）提高整個煤礦工作人員安全意識

煤炭生產由于其工作環境的復雜性和很多不確定性，很多情況需要員工有安全意識，這是應對災難很重要的一個意識。煤炭企業通過一系列的安全培訓能逐漸的培養企業員工的安全意識，不斷的改進員工的安全意識匱乏，安全技能素質低下的狀況。同時，企業也要向員工傳達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使員工在生產中能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的規定安全生產，還有就是企業的自己的相關規定。這可以使員工懂得企業所表達的真正意圖和真正的含義，讓員工能夠理解企業、贊同企業及支持企業的一系列的安全生產作業的規定。通過安全意識培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員工的綜合技能素質的提升，這對于員工在以后的工作學習中都能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將煤礦安全生產與經濟效益相結合

加強煤炭企業的安全技能培訓最根本的目標是促進企業的經濟規模和經濟效益達到最大化，所以要把企業的安全教育培訓和企業的經濟利益有機的結合與統一。但是，我們要特別的考慮煤炭企業這一特殊生產部門，我們要特別關注和重視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問題，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社會影響和經濟損失。所以在當前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煤炭企業要不斷推進新技術進入到生產的環節，充分保證煤炭生產安全，使科學技術與企業的經濟利潤完美結合，在保證企業各方面安全的情況下，促進企業在相關的培訓環節對科學技術的應用和處理，利用科技保證經濟利潤，保持企業經營額度的穩定上升，維持企業的經濟價值含量。

在另一方面來看，培訓過程也是對于員工的安全問題的篩選過程，通過一步步的練習，排除工人身上的“不安全”性的生產陋習。企業的管理培訓人員有足夠的時間和措施去應對和解決員工身上所產生的問題，減少不必要的生產工人的傷害，維持一個合理的安全環境。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要明確國家的安全性生產的深刻含義，加強對煤炭從業員工的安全訓練和技能培訓；在生產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增加的社會美譽度和經濟利潤，減少在生產過程中的人員傷亡，提高生產各個環節的安全系數，促進員工的相關的安全責任概念。通過加強安全教育培訓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社會形象，使企業在公平效率和價值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實現企業、社會及員工之間的共贏。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