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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盟 靈活保障模式 勞動力市場效應 失業率 就業率
面板數據(Panel Data)是對不同時刻的截面個體作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 Model)就是研究和分析面板數據的模型。根據參數變化的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示為:變系數模型yit=αi+xitβi+μit;變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常系數、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
對失業率的影響
(一)總失業率
本文采用Eviews統計分析軟件對變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進行廣義最小二乘估計。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沒通過檢驗,將其去掉后的結果,如表1所示。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失業保險替代率與總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總失業率越大;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總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多,總失業率越小;工會密度與總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工會密度越大,總失業率越大;勞動稅收與總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多,總失業率越大。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1.643356)對總失業率影響最大,其次是失業保險替代率(0.074244),然后是工會密度(0.058496),最后是勞動稅收(0.020227)。
(二)長期失業率
本文采用Eviews統計分析軟件對變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進行廣義最小二乘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與長期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就業保護越嚴厲,長期失業率越大;失業保險替代率與長期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替代率越大,長期失業率越小;工會密度與長期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工會密度越大,長期失業率越大;勞動稅收與長期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多,長期失業率越大。從影響程度上來講,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15.35404)對長期失業率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工會密度(0.516747),然后是失業保險替代率(0.468875)和勞動稅收(0.231396)。其中,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在5%水平下不顯著,只在10%水平下顯著。
(三)青年失業率
本文采用Eviews統計分析軟件對常系數、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與青年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就業保護越嚴厲,青年失業率越大;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青年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多,青年失業率越小;工會密度與青年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工會密度越大,青年失業率越大;勞動稅收與青年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多,青年失業率越大。
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9.732287)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較大,然后是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7.375077)、勞動稅收(0.327082)、工會密度(0.098137)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較小。其中,失業保險替代率在5%水平下不太顯著,只在10%水平下顯著(0.0754)。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結論:一是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主要對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有較大影響,而且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越大,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就越高。二是失業保險替代率對總失業率有較大影響,而且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總失業率就越高;但失業保險替代率對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的影響則恰好相反,即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就越低,尤其是長期失業率。三是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對總失業率、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都有很大影響,尤其是對總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而且隨著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增加,總失業率、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都趨于下降。四是工會密度對總失業率、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都有較大影響,而且工會密度越大,總失業率、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就越高。五是勞動稅收對總失業率、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都有較大影響,而且勞動稅收越多,總失業率、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就越高。
對就業率的影響
(一)總就業率
本文采用Eviews統計分析軟件對常系數、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沒通過檢驗,將其去掉得到結果,如表4所示。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失業保險替代率與總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總就業率越小;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總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多,總就業越大;工會密度與總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工會密度越大,總就業率越大;勞動稅收與總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多,總就業率越小。
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9.273165)對總就業率的影響最顯著,其次是勞動稅收(0.330296),然后是失業保險替代率(0.250657),工會密度(0.070397)對總就業率的影響較小。
(二)青年就業率
本文采用Eviews統計分析軟件對常系數、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工會密度沒通過檢驗,將其去掉得到結果如表5所示。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與青年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就業保護越嚴厲,青年就業率越小;失業保險替代率與青年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青年就業率越小;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青年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大,青年就業率越大;勞動稅收與青年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多,青年就業率越小。
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16.66388)對青年就業率的影響很大,其次是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5.112060),然后是勞動稅收(0.779419),失業保險替代率(0.391580)的影響較小。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結論:一是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主要對青年就業率有較大影響,而且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越大,青年就業率就越低。二是失業保險替代率對總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都有較大影響,而且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總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就越低。三是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對總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都有很大影響,隨著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增加,總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都趨于上升。四是工會密度主要對總就業率有一定影響,而且工會密度越大,總就業率越高。五是勞動稅收對總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都有較大影響,而且勞動稅收越多,總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就越低。
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
(一)總勞動力參與率
本文采用Eviews統計分析軟件對常系數、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沒通過檢驗,將其去掉得到結果如表6所示。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失業保險替代率與總勞動力參與率是負相關關系,失業保險替代率越大,總勞動力參與率越小;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總勞動力參與率是正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多,總勞動力參與率越大;工會密度與總勞動力參與率是正相關關系,工會密度越大;勞動稅收與總勞動力參與率是負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大,總勞動力參與率越小。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7.595721)對總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最顯著,其次是失業保險替代率(0.254784),然后是勞動稅收(0.212228),工會密度(0.073580)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較小。
(二)青年勞動力參與率
本文采用Eviews統計分析軟件對常系數、常截距模型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工會密度沒通過檢驗,將其去掉得到結果如表7所示。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與青年勞動力參與率是負相關關系,就業保護越嚴厲,青年勞動力參與率越小;失業保險替代率與青年勞動力參與率是負相關關系,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青年勞動力參與率越低;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青年勞動力參與率是正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多,青年勞動力參與率越大;勞動稅收與青年勞動力參與率是負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大,青年勞動力參與率越小。
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15.30053)對青年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5.208157),然后是勞動稅收(0.770991),失業保險替代率(0.322144)對青年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較小。
關鍵詞糧食補貼政策;作用路徑;產量效應
中圖分類號F3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9-0100-07
保障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糧食直接補貼、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論上講,糧食補貼政策有利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糧食增產,但是實際效果能否達到理論的預期效果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有些學者認為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顯著,有的學者認為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調查樣本選取上的差異以外,還有就是對糧食補貼政策如何影響農戶生產行為的問題認識不清。本文試圖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分析現行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和產量效應,據此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1研究進展
糧食補貼政策實施以來,政策的實施效果成為相關學者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多數學者研究認為糧食補貼政策達到了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糧食增產的效果。糧食補貼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糧食供給量大幅度增加[1-3];張海陽、宋洪遠[4]和張照新、陳金強[5]的研究表明糧食補貼政策對恢復糧食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起到了明顯的成效;,劉鵬凌、欒敬東、蔣學雷、孫東升等[6-7]則認為糧食補貼政策達到了農民滿意、政府滿意的效果。
但也有學者認為,低水平的糧食補貼對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對糧食增產的作用不明顯。糧食補貼政策對提高農民種糧凈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補貼水平過低,不足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8-10];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無論采取何種補貼方式,對糧食產量的影響都不大[11];糧食補貼政策的增產目標與增收目標沒有有效耦合[12];尤其對于“脫鉤”的補貼政策,難以實現理論上對糧食生產的刺激作用[13-14]。
糧食補貼政策對促進糧食增產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從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進行深入研究,分析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糧食生產行為的影響,然而,現有的研究文獻明顯缺乏對糧食補貼政策作用路徑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視角上,尚未充分關注糧食補貼政策誘發的農戶生產要素投入變化及其對提高糧食產量的影響效應。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統計數據和調研數據的描述性分析,僅有少數學者采用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但把糧食補貼作為政策虛擬變量,也沒有考慮到具體的糧食補貼水平。鑒于此,本研究基于農戶行為經濟學理論,構建了農戶生產行為決策理論模型,闡述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在此基礎上,基于安徽省381戶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采用擴展的C-D生產函數實證檢驗現有的糧食補貼水平對農戶糧食增產的影響,并據此進一步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2理論模型
農戶是糧食生產的行為主體,其種糧行為受到國家糧食補貼政策的影響,對農戶種糧行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戶對糧食生產的要素投入上。糧食補貼政策是國家向農民發出了鼓勵和重視糧食生產的信號,旨在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達到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戶,對國家的糧食補貼政策將會做出怎樣的反應?會加大對糧食生產的基本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的投入嗎?本文將構建農戶糧食生產決策行為的理論模型,分析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行為的影響,闡述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
2.1對農戶種植決策行為的影響
農戶種植行為決策的理論模型考察的是,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戶,在耕地資源約束條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農戶僅僅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場出售,市場價格為外生變量,分散的農戶只是價格的接受者;農戶對種植結構的調整不存在進入和退出障礙,作物的產量和成本與種植面積和其他要素投入有關,而且在耕作技術不變的情況下,要素邊際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糧食補貼與種植面積有關,看作是種植面積的函數。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農戶收益的目標函數:
2.2對農戶投資決策行為的影響
農戶投資決策行為是在資金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在多個生產項目之間進行投資優化組合的過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現實性的條件下,假定農戶的經濟活動僅為兩種,糧食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其他經濟活動包括從事糧食以外作物的生產和外出打工活動;農戶對糧食市場價格、農業生產要素價格以及非農就業機會相關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場價格信號進行投資決策,實現收益最大化;農戶的生產行為是資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數,其他要素資源數量豐富,農戶投資決策行為僅受到資本的限制。
根據上面的前提假設條件,農戶生產活動的收益為:
Y=P?Q(K1,E1)+Y2(K2,E2)(5)
其中,Y為農戶的總收益,包括從事糧食生產獲得的收益和其他經濟活動所獲得的收益。P為糧食市場價格,Q(K1,E1)為糧食產量,糧食產量是糧食生產的資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數。Y2為除糧食生產以外的資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數。
S.T.K1+K2≤K(6)
K表示農戶家庭可以利用的總資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農戶收益最大化的問題,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為糧食生產中資本的邊際產品價值,即糧食生產的資本投入邊際收益;Y2/K2為農戶從事其他經濟活動中的資本投入的邊際收益。根據我國現行的糧食補貼操作方式,分別討論不同糧食補貼方式下的農戶投資決策行為:
(1)按照農業計稅常產和計稅面積補貼。這種補貼方式屬于脫鉤的農業補貼,雖然不會改變農戶在糧食生產領域和其他經濟活動領域的投資邊際收益水平。但是,這種補貼可以增加農戶的收入水平,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戶的糧食生產投資。
(2)按照糧食實際種植面積補貼。這種補貼方式屬于掛鉤的農業補貼,農戶糧食種植面積越大獲得的糧食補貼金額越多。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糧食補貼相當于提高了農戶糧食生產中的資本邊際收益水平,激勵農產擴大糧食種植面積。
(3)按照種糧農民向國有糧食企業出售的糧食數量進行補貼。這種補貼方式相當于提高了糧食市場的銷售價格,提高了糧食生產的資本邊際收益水平,利激農戶將資本從其他經濟領域轉移投入到糧食生產領域,并且努力尋求提高糧食產量,獲得更多的國家糧食補貼。
綜上所述,糧食補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刺激農戶增加糧食生產物質資本投入。
2.3對農戶勞動分配決策行為的影響
農戶勞動分配決策行為是在勞動力資源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在農業勞動、非農業勞動以及閑暇之間優化配置勞動時間,以達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過程[16]。假定農戶全部時間可以在農業勞動、非農業勞動以及閑暇之間分配,農戶最優的時間分配是時間的邊際價值在這三個部門相等。
根據基本假設條件,得到基于農戶效用最大化方程為:
MaxU=U(Y,L)(8)
時間分配約束為:
[JZ(]T=L+H+F,[JZ)][JY](9)
預算約束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費品;T表示農戶家庭的時間稟賦;L表示農戶的閑暇時間;H表示農戶的非農勞動時間;F表示農戶的農業勞動時間;py表示消費品Y價格;w表示非農勞動工資率;pf表示農業產出Yf價格,wf表示農業投入品Xf價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種子、化肥、農藥、農膜、農業機械、農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糧食補貼,糧食補貼收入看作是農戶非勞動收入。
農業產出的生產函數構成了生產技術條件,生產技術條件約束:
Yf=f(F,Xf,C,Lf,R)(11)
農戶的農業產出函數由農戶農業勞動時間投入、物質資本投入、人力資本、土地投入以及當地客觀環境資源等因素決定。其中,C分別表示戶主的人力資本水平;Lf表示農戶土地種植面積,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賃土地;R表示地區環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土壤條件等。
將生產技術條件(11)代入預算約束(10)中,得到一般的約束條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將農戶的非農業勞動時間(H)、農業勞動時間(F)、閑暇時間(L)對糧食補貼(V)一階求導,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從上式可以看出,糧食補貼(V)與農戶非農勞動時間(H)之間存在反向關系,與農業勞動時間(F)、閑暇時間(L)之間存在正向關系。表明獲得糧食補貼的農戶將減少非農業勞動時間,而增加農業勞動時間和閑暇時間。
3實證分析
糧食生產研究一直是農業經濟學領域的重要課題,許多學者曾從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關注于糧食補貼政策對糧食生產影響的實證研究較多,但多數將補貼政策看成是虛擬變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沒有考慮糧食補貼對農戶糧食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影響。本文根據調研獲得的農戶糧食補貼數據,采用擴展的CobbDouglass 生產函數測算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糧食增產的貢獻。
3.1變量選取
理論上講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很多,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影響糧食產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勞動、肥料、機械、農藥等的生產要素投入;第二類是影響糧食產出的間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術進步、農產品(生產資料)的價格等。間接因素主要通過影響直接因素而影響糧食生產,政府制定的糧食政策旨在通過影響農戶生產要素投入行為,達到調控糧食生產的目的。根據以往文獻對糧食生產影響因素的研究以及實地調查情況,本文選擇如下變量作為影響農戶糧食產量的解釋變量:
(1)土地是農業生產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響農業的產出,本文以每戶糧食實際種植面積來衡量。糧食種植面積是解釋糧食產量變化的一個關鍵變量,理論預期這一變量對糧食產量存在正的影響。
(2)勞動力是糧食生產的主體,也是影響糧食生產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業勞動時間作為最基本的生產投入要素,直接影響農業的產出,本文以每戶本年內農業勞動投入時間來衡量,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存在正的影響。
(3)資本是農業生產過程中必備的投入要素,農業物質資本投入的結構和數量顯著影響農業的產出量。本文以每戶本年內農業基本生產資料成本來衡量農戶的農業物質資本投入,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有正的影響。
(4)糧食補貼作為政策變量,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糧食補貼政策在一定程度影響農戶的生產要素配置行為,激勵農戶加大對糧食生產的要素投入,對糧食產出有重要的影響。本文以畝均補貼水平來衡量,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有正的影響。
(5)農民作為理性經濟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農收入的比較優勢直接影響到農戶的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行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農收入來衡量,預期對糧食產量有負的影響。
(6)農業生產要素成本的上漲直接影響到下一期的農業生產投入,農戶在綜合考慮農業生產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礎上,決定下一期的農業生產投入規模。本文選擇上一期化肥、農藥等農資價格平均上漲幅度來衡量,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有負的影響。
(7)其他變量包括農戶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戶主的個人特征(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農業技能等)以及本地區的非農就業狀況和地勢特征等。
3.2實證模型構建
本文擬采用CobbDouglas雙對數糧食生產函數模型實證檢驗糧食補貼政策的產量效應。在實證模型中以“農戶的糧食產量”作為模型的因變量,選擇“農戶的糧食種植面積”、“農戶的農業勞動投入”、“農戶的農業物質資本投入”、“農戶畝均糧食補貼”、“農戶上一年人均非農收入”、“化肥、農藥等農資的價格上漲幅度”和“其他因素”作為解釋變量;另外,根據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行為影響的路徑分析,模型中設置補貼政策與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變量。實證模型基本結構如下:
3.4模型估計結果與分析
本文基于糧食主產區安徽省381戶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運用Ewiews5.0軟件,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LS)對上述實證模型進行回歸計算,得到的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F統計值為66.956,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雖然調整后的可決系數R2只有0.696,但對于截面數據來說可以接受。另外,根據解釋變量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結果,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0.4以內,多重共線性問題能夠控制在有效范圍內;異方差White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估計不存在嚴重的異方差現象。模型整體估計結果較好,估計系數可靠性較強。
糧食補貼政策變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畝均糧食補貼對農戶糧食產出有顯著正向影響。畝均糧食補貼的彈性系數達到了0.056,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畝均糧食補貼水平提高1%,將促使農戶的糧食增產0.056%,說明糧食補貼政策對實現糧食增產的潛力很大。
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的種糧行為有重要的影響,本文用糧食補貼與糧食生產要素投入的交互變量來反映這一關系。從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畝均糧食補貼與糧食種植面積的交互項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數為0.169,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糧食補貼政策通過影響農戶的種植決策行為來影響農戶的糧食生產,激勵農戶增加土地投入促進糧食增產;畝均糧食補貼與農業物質資本投入的交互項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數為0.109,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糧食補貼政策通過影響農戶的投資決策來影響農戶的糧食生產,激勵農戶增加糧食生產物質資本投入促進糧食增產;畝均糧食補貼與農業勞動的系數為0.076,且未能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與理論假設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糧食補貼水平還不足以顯著改變農戶勞動時間分配行為,另外勞動投入本身對產出的影響也不顯著。
從各變量系數t值顯著性檢驗來看,糧食播種面積、畝均物質資本投入對農戶糧食產量有顯著的正影響。其中每增加1%的糧食種植面積,糧食產量增產0.875%;每增加1%的畝均物質資本投入,糧食產量增產0.279%。本地非農就業機會,家庭總人口對農戶糧食產量有正的影響,且分別通過10%和5%的顯著性檢驗。本地地勢特征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為正值,這是因為地勢特征是反映耕地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而耕地質量對糧食產出有重要的影響。
農業勞動時間投入、農資價格上漲幅度的估計系數在方程中為負值,且都未能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可能是因為農業勞動投入存在浪費現象以及農資需求價格彈性為剛性有關。戶主年齡、健康狀況對糧食生產沒有顯著影響,這可能與現代農業生產方式有關,現代農業生產基本上機械化作業,從播種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機械作業,對參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具體要求不高,從實地調查也可以了解到參與農業生產的大多數都是中老年人。
4結論及政策建義
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糧食補貼政策對促進糧食增產的潛力和空間很大,畝均補貼水平提高1%,將使農戶的糧食產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畝均糧食補貼與糧食種植面積、物質資本投入交互變量的系數分別達到0.169和0.109,說明糧食補貼政策可以通過影響農戶的種植決策和投資決策來影響農戶的糧食生產,實證檢驗了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
基于實證研究的分析結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義:
第一,進一步加大糧食補貼力度。實證分析表明糧食產量的影響因素主要是糧食補貼、物質資本投入以及播種面積;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種面積實現產量增加的空間不是很大,物質資本雖影響較大,但單憑農民的投資實力還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糧食補貼政策對實現糧食增產的潛力和空間非常大。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大糧食補貼力度。
第二,糧食補貼政策必須與農資價格市場監管相配套。農資作為糧食生產的必備生產要素,且需求價格彈性呈現剛性,隨著農資價格的上漲,農民的種糧收益在減少,極大地影響到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對糧食生產具有很強的負面效應。因此,政府在實行糧食補貼政策的同時,必須加大農資市場的監管力度,切實保護種糧農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鼓勵農村實行土地流轉。我國農業勞動投入存在浪費的現象,勞動的邊際產出彈性系數為負數;另外,土地的小規模經營也限制了糧食增產的潛力。因此,積極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轉,鼓勵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糧食補貼政策可以適當向種糧大戶傾斜,鼓勵承包大戶種植糧食,提高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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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力需求 對數線性回歸 影響因素 變量顯著性檢驗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基數最大、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研究勞動力市場有利于勞動力的供求保持動態的平衡,實現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進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對勞動力市場需求規模的研究為解決我國勞動力供求矛盾,降低失業率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勞動力需求量變動的影響因素
社會勞動力需求總量是一定時期內社會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總量。勞動力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因為勞動力需求產生的直接基礎是人們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社會各企、事業單位之所以需要雇傭勞動力,是因為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的結合能夠為市場提品或服務。因此,勞動力需求的直接基礎是人們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
通過概括以往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發現,影響勞動力需求總量變動的因素可以歸納為:經濟增長、政策和季節性三個方面。
1.經濟增長
從宏觀上說,勞動力需求總量取決于經濟增長和發展能夠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而這個數量又取決于經濟增長規模、結構,以及發展的質量等。經濟增長產生的直接結果是資本增加,新增資本追加投入到生產領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從而增加勞動力需求。經濟增長還會帶來技術進步,新技術新機器的應用取代了本來由人完成的大量工作,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勞動力需求增長的速度總是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從勞動力市場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也驗證了這一點。
2.政策
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通常認為勞動力市場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場。政府很少干涉普通商品市場,而往往對勞動力市場干預較大。由于工資是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信號,因此成為政府調節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重要手段。在實行最低工資政策的勞動力市場中,初級勞動力的工資很大程度上受最低工資率影響甚至由其決定,如果雇主面臨成本壓力,可能裁員或減少招募新員工。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資增加10%,會減少年輕人就業率1%~3%。通過調節產業結構改變整個勞動力市場的用人結構也是政策調整的手段之一,比如鼓勵用人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等。此外,對外開放、經濟體制改革等也會對勞動力需求有較為明顯的影響。
3.季節性
勞動力需求總量的季節變動指以一年為周期的周期變動,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四季變化、節日或寒暑假等。第一產業受季節性因素的影響最為顯著,農業生產的主要環節都需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集中完成,而且勞動強度大,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對雇傭勞動的季節性需求。建筑、房地產、原材料開采、旅游、娛樂等第二、三產行業也會不同程度的受到季節影響。
二、勞動力需求總量計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某國10年間長期固定工作的勞動力需求數據為基礎,建立了用于分析和判別勞動力需求總量影響因素的模型,并據此進行對該國勞動力市場需求趨勢的判別與預測。長期固定工作具有如下特點:勞動期限不固定,雇主無法定的合理原因不能隨意解除勞動合同,并且依法向勞動者支付以最低工資為下限的薪金并繳納各類保險。長期固定合同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勞動者的權益,在該國勞動力市場也最為普遍,因此最具有代表性。
某國勞動力市場1995年~2005年間長期固定工作的勞動力需求數據見表1。
數據來源為該國官方勞動統計機構
1.模型的初建
首先,我們選取影響勞動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即經濟增長、政策和季節性,作為變量來建立初步的勞動力需求模型。
對于計量模型的選擇,考慮到各解釋變量對于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是非獨立的,再加之我們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確定因變量對于各解釋變量的彈性,因此,選擇對數線型模型來建立勞動力需求函數。
經過分析,建立初步計量模型如下:
LnY=at+b+∑ai*Ri*t+∑bi*Ri+∑cj*Sj
Y-勞動力需求總量
t-時間(單位:年)
Ri-政策虛擬變量
Sj-季節虛擬變量
a,ai,b,bi,cj-未知參數
i=1,2,3,4
j=1,2,3…12
其中a值大小反應勞動力需求隨時間增長的總趨勢,其根本原因為經濟隨時間的累積而增長;1995年~2005年間該國有關勞動力市場的重大政策變動有四次,分別在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分別用虛擬變量R1、R2、R3、R4表示, 即1996年以后R1取值為1,之前取值為0,以此類推;季節虛擬變量S1,S2…S12分別表示一年中的12個月份。
2.初步回歸模型檢驗。用SAS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分析,除S1、S2、S4、S5、R1*t外其余變量都能夠通過變量顯著性檢驗。表明一月、二月、四月、五月對該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總量基本沒有影響,第一項政策對勞動力需求的趨勢影響較小,因此將它們從模型中剔除。
3.修正回歸模型的檢驗
(1)擬合優度檢驗。從修正模型的回歸結果來看,測定系數R-squared值為0.8744,擬合度良好。
(2)殘差序列自相關性檢驗。在上述方程的回歸結果中,DW值為2.060,可見殘差序列不存在自相關性,因此模型的設定是正確的。
(3)變量顯著性檢驗。如表2所示,所有變量的拒絕概率都小于0.05,全部通過檢驗。經過整理后,最終建立的多元對數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LnY=(0.009+0.121R2-0.205R3+0.095R4)*t+0.294R1-
0.471R2+0.635R3-0.063R4+0.107S3+0.068S6-0.044S7-
0.146S8+0.184S9+0.069S10-0.132S11-0.262S12+11.525
三、實證分析的經濟學解釋
根據上述結果,做進一步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經濟增長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
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到,勞動力需求隨著時間的增長有微弱上升的趨勢,年增長率大約為0.9%(ea-1),假設這十年內該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5%,則可推論該國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夠帶動勞動力需求增長0.18%。
2.政策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
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看到,1998年和2003年該國出臺的政策對勞動力需求起到促進作用,加速了勞動力需求隨著時間的增長,分別使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提高了13%和10%, 而2000年出臺的政策則減少了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減少了19%。
3.季節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是該國勞動力需求最旺盛的時節,尤其三月份和九月份比平時的勞動力需求增加了10個百分點以上,而七月、八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是勞動力市場最為慘淡的季節,特別是十二月份的勞動力需求比平時減少了23%.
四、所建計量模型的意義
綜上所述,該計量模型可以用來分析勞動力需求總量的變動趨勢。在給出未來某時期全社會經濟增長速度和相關政策等因素的基礎上,依據該模型計算出勞動力需求的預測值,可大體觀測勞動力需求的波動情況,為政府宏觀調控部門、勞動力市場相關管理部門以及就業服務中介機構提供分析依據。有利于各方主體進行理性決策、采取有效措施,以規避風險、提高勞動力市場效率,推進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和規范化進程,實現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穩定和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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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作任務分析 職業能力 項目設計 課程改革
[作者簡介]童麗(1979- ),女,湖南益陽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人力資源管理。(廣東 廣州 511483)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4)24-0128-03
一、課程項目化改革的現實背景
職業教育領域課程改革備受關注。關于項目課程改革的研究關注項目課程體系的宏觀設計,在具體課程的項目化設計方面,從2010年出版的《高等職業院校項目化課程設計選編》一書,我們可以看出,該書選擇化工、材料、機械、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等專業的部分典型課程進行了項目化教學設計,其中90%以上的項目化課程改革都選擇在理工科類的課程中進行,對于無具體產品形成的文科類課程涉及得非常少。
本文選擇“勞動政策法規”這門文科類課程,它涉及大量的、枯燥乏味的法規條款,要求學生記憶、理解和運用,對此進行項目化課程開發確屬首例;同時,“勞動政策法規”屬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核心課程,有就業崗位――勞動(員工)關系崗與之對應,對“勞動政策法規”課程進行項目化開發,利于職業能力的提升。
二、關于項目化課程的研究述評
目前,與“項目化”相關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專業的項目化課程體系研究、具體一門課程的項目化開發以及項目化教學方法的研究。
(一)“項目”的內涵
克伯屈于191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報》發表《項目(設計)教學法:在教育過程中有目的活動的應用》一文,首次提出了教學中的項目指:個體自己計劃,運用已有的知識、經驗,通過自己的操作,在具體的情景中解決實際問題。伯曼將課程中的“項目”分為:有結構的項目、與主題有關的項目、與體裁有關的項目、模板項目和開放性項目。徐國慶在《職業教育項目課程開發指南》一書中指出,職教課程中的“項目”可以理解為一件產品的設計與制作,或是一項服務的提供。趙志群指出,職業教育中“項目”是指完成一件工作或學習任務,這項工作或學習任務必須以生產出具體的、且具實際應用價值的產品為目的。郝超認為:實現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結合,職業技能與職業態度、情感綜合的,其載體就是工作項目。
(二)對項目課程的界定
蔣慶斌認為,項目課程在組織課程內容時以崗位工作任務為中心來進行選擇。項目課程的目的在于如何形成知識的有機組織,如何將職業能力具體化,如何讓學生真正地做起來。
徐國慶在2008年發表的《學科課程、任務本位課程與項目課程》一文中提到:項目課程以任務為課程設置與內容選擇的參照點,以項目為單位組織內容,并以項目活動為主要學習方式。
馬成榮認為,項目課程中的項目是活動載體,項目可以圍繞產品、設備的設計,問題的解決或服務的提供來展開,通過項目的開展,讓學生完成項目中所包含的各項工作任務,并促進能力內化。
雷正光認為,項目課程關鍵在于具體項目的設計以及課程實施過程中的“教學做”一體化。
馬軍認為,項目課程的課程內容組織依照崗位工作任務要求,以學生自主完成工作任務為主要學習方式,以產品為目標,將學生的任務完成過程設計為教學過程的課程形式。
總的來講:項目課程以崗位工作任務為參照,選擇、組織課程內容;項目課程通過設計整體性工作任務,讓學生嘗試自己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所需的職業能力。
三、“勞動政策法規”項目課程的開發路徑
(一)定位項目課程的培養目標
在企業用工法制化日趨完善的今天,“勞動政策法規”已成為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核心技能課程。開設這門課程,我們培養的初衷是希望通過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充分掌握國家與地方的勞動政策、法規,以及能夠運用勞動政策法規解決用工過程中出現的實際問題,并且能掌握正確處理勞資關系的方法和技巧等。
高職教育課程培養的目標應為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服務,而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重點放在對學生職業能力的開發上。針對“勞動政策法規”這門課程,若沿用傳統的學科課程模式,我們老師關鍵是做好勞動政策法規知識的傳授;學生學習的關鍵是感知、注意、記憶以及理解。顯然這種教學模式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也不能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因此為實現高職人才培養的基本目標,需要打破以勞動政策法規知識傳授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學科課程模式,轉變為根據企業日常勞動關系管理工作流程來組織課程內容,通過崗位工作任務的完成達到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目標。
(二)分析崗位工作任務
在開發項目課程的過程中,如何準確地把握工作崗位的能力、素質要求是項目課程開發成功的首要條件,完成這項工作需要進行工作任務分析,工作任務分析若不到位,那么課程內容的選擇也就缺乏依據。
工作任務分析是指針對某一具體工作崗位需要完成的各項工作任務進行梳理,目的是掌握該崗位完整的工作流程及具體的工作內容。
1.選定與“勞動政策法規”課程培養目標接近的工作崗位。結合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定位的就業崗位:行政人事文員、人力資源助理、招聘專員、培訓專員、績效專員、薪酬專員、勞動(員工)關系專員,我們了解到:勞動(員工)關系專員的崗位工作任務與“勞動政策法規”課程培養目標高度一致。因此,針對勞動(員工)關系專員崗,進行工作任務分析,可以有效地梳理崗位典型工作任務,并依此編排課程內容。
2.有針對性地選擇調研對象。要分析企業具體工作崗位的具體任務及對任職者的素質能力要求,首先要確定培養的學生一般在為哪類型企業服務,因此關鍵是根據畢業生的就業去向來確定我們進行工作任務分析的調研對象。
3.選擇合適的調研方法。我們在進行工作任務分析時,主要采用會議研討式任務分析法。會議研討式任務分析法是指在任務分析專家的主持下,組織企業專家對特定崗位中的工作任務進行會議形式的研討,并且制定出工作任務分析表。
會議研討式任務分析法的質量取決于五大關鍵要素:第一,任務分析專家(即主持人)的選擇;第二,企業專家的選擇;第三,組織好專業教師;第四,選擇好記錄員;第五,物質環境(如研討室、紙筆、電子設備等)及資料(工作任務分析表)的準備。
4.整理調研結果。通過會議研討式任務分析法,整理與會企業專家的觀點,通過分析專家的判斷與整合,最終經過企業專家的修改和最終確認后,可以得出勞動關系專員崗(注:不同企業崗位名稱可能存在不一致,可以整合類似或相近崗位)的工作任務。
(三)確定職業能力
高職教育在培養人才的過程中,關注學生的技能培養,容易忽視職業發展素質的培養,單純地認為職業能力等同于專業技能。國外高職教育職業能力培養的主要模式CBE(competence based education)模式提出,職業能力主要包括態度、知識、經驗和反饋。國內職業教育研究專家認為高等職業教育要重點開發學生的職業能力,包括專業能力(即基本的生存能力)、方法能力(即學會學習、學會工作的能力,屬于基本發展能力范疇)和社會能力(即學會共處、學會做人的能力,屬于基本發展能力范疇)。
經過崗位工作任務分析,我們將“勞動政策法規”課程按照勞動(員工)關系崗的典型工作任務將課程內容編排成新員工入職、勞動合同管理、社會保險工作、離職員工管理、勞動爭議處理等五大項目,并依此確定課程培養所能開發學生的關鍵職業能力。
專業能力培養:(1)運用《勞動合同法》,進行新員工入職手續辦理及試用期考核轉正工作;(2)運用《勞動合同法》,進行勞動合同管理(包括合同訂立、變更、解除、終止及續訂);(3)運用《社會保險法》,進行社會保險工作的處理;(4)運用《勞動合同法》,進行員工離職手續的辦理及離職溝通處理;(5)運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進行勞動爭議處理。
方法能力培養:(1)團隊開展項目計劃、組織及協調的能力;(2)信息搜集及處理能力;(3)獨立學習新技術的能力。
社會能力培養:(1)團隊學習中的合作能力;(2)項目成果展示過程中的自信心及主動性;(3)語言及文字表達能力。
(四)進行項目設計
項目設計是指在工作任務分析和職業能力定位的基礎上,圍繞著工作任務學習的需要,進一步進行活動載體的設計。
1.確定項目設計模式。按照項目與任務的關系來分,項目設計常見的模式有三種:循環式、分段式和對應式。
循環式項目設計是指按產品生產或服務提供的難度從簡單到復雜,將課程內容設計成若干項目,每個項目都包括該門課程所對應崗位工作的典型任務,所有項目中所體現的工作過程基本一致。這樣學生就能反復重演完整的工作過程,職業能力能得到不斷提升。
分段式項目設計是指一門課程只選擇一個大型的、完整的綜合項目,這個綜合項目包含整門課程所對應崗位工作的所有典型任務,按照工作流程,劃分任務界限,每一項任務對應一個小項目,通過逐步完成所有小項目,最終完成這個綜合項目。
對應式項目設計是指崗位工作任務之間相互并行,并不存在明顯的相互依賴或明顯的流程關系,并且其工作成果相對獨立,針對每個任務進行獨立的項目設計。
進行項目設計,首要是確定項目與工作任務之間的匹配模式,一般會根據具體崗位工作的性質,在上述三種項目設計模式中進行選擇,也可以綜合運用各類項目設計模式。
2.組織各項目的具體內容。首先需要從與培養目標接近的工作崗位出發,抓住實際工作任務和職責需求,把典型的崗位工作職責作為課程的主體內容;然后分析專業課程體系設置,將項目化課程的前置專業性基礎課程,同步的專業課程的開設情況進行梳理;最后在課程教學內容編排與設計時,綜合考慮與這些課程在知識、技能、現實工作流程上的配合問題,剔除課程交叉重疊的部分。
3.編制項目教學方案。項目教學方案的編制應著手解決兩大工作:整門課程的項目設計以及具體每個項目的教學方案。
整門課程的項目設計應包括課程項目、各項目任務安排以及學時分配等。
具體每個項目的教學方案應包括項目目標、具體工作任務(包括任務分解、材料與工具準備、注意事項等)、相關實踐知識、相關理論知識、項目考核評價、拓展提高、思考練習及實踐運用等欄目。為項目化教學的實施提供背景資料、操作規范說明和進程指導方案。
(五)實施保障
項目課程改革的實踐過程中,有效實施的保障可能會面臨困境。保障項目課程付諸實踐,需要從項目課程開展所需教學資源的配套、校企合作開發機制以及學校政策支持等方面做足功夫。
1.教學資源方面的保障。教學資源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包括教學材料、教學設備、教學環境、教學手段等各方面。項目課程是著重解決學生實際操作能力、培養職業能力的課程模式,所以用于學生操作的教學資源尤為重要,如來自企業的真實項目(包括生產項目、服務項目等)。但是在高職教育實踐中,我們在課堂時間內不太可能根據教學內容及進度的需要及時從企業獲得足夠的、合適的項目,因此為了達到提高教學質量的目的,往往考慮設計模擬項目,但模擬項目的開展,需要專門建設等同于具體職業工作各種客觀條件的教學環境,而這種仿真教學環境的設計,也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
2.校企合作開發項目課程時的角色定位。校企合作開發項目課程,在這種合作機制中,我們應該明確企業專家和課程教師團隊各自的角色。企業專家熟悉工作過程本身,但對于教育理念、對教學對象的認識都比較陌生,因此企業專家主要在崗位工作任務調研、崗位能力分析工作中發揮作用。
項目課程開發最終是由課程教師團隊來完成,他們熟悉自己領域的專業知識,掌握職業教育規律,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無疑教師必須是項目課程開發的主體。
3.政策支持。學校應該從政策層面鼓勵教師進行教學改革。目前學校層面的政策支持大致從課程建設專項經費、成立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校企合作管理辦法出臺等方面展開。學校還應進一步探索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比如優先資助項目化教材建設,對教學改革項目加大支持力度,對教師進企業深化職業技能給予制度支持等。
四、結語
課程實踐者們請注意:我們能否將一門課程成功搭建成項目化課程,前提條件是一定要明確課程的培養目標,確定與課程培養目標高度相關的工作崗位。項目課程開發的核心環節是工作任務分析與項目設計,工作任務分析若不到位,那么課程內容的選擇也就缺乏依據,沒有項目設計,這種課程頂多只能算作任務課程;要使項目課程有效實施,必須要從教學資源、校企合作、政策支持等多方面予以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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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工;醫療保險;意愿分析
隨著農民工群體規模的不斷擴大,受歷史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體制的影響,處于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夾縫中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日顯突出。所以,處理農民工問題必須順應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趨勢和要求,采取主動接納的態度讓他們融入城市社會。解決好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問題,可以促進勞動力再生產和經濟社會和諧和持續發展的保證。
一、 農民工的參保意愿影響因素分析
為正確估計多因素的綜合效應,有效控制混雜因素的影響,以是否愿意參加醫療保險為因變量,對包括文化程度、打工時間等在內的有統計學意義的7個因素賦值后進行逐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1)。文化程度(X1)、打工時間(X2)、是否參加了醫療保險(X3)是影響流動人口參加醫療保險意愿的主要因素(P
由表1可知影響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打工時間以及是否參加了醫療保險。
(一) 文化程度主要指農民工群體接受教育的程度,此項因素直接影響到其對相關用工政策、醫療保險政策的認知與認同。受教育程度對社會保險參保意愿有正向的影響作用,教育程度越高,參加社會保險意愿越強。調查顯示,中專及以上學歷者參保意愿最高;高中或中專學歷次之;初中、小學則相對較低。
(二) 打工時間的相對充裕則能夠幫助其更加全面、快速、靈活的掌握有關醫療保險的各項政策及互助共濟、抵抗風險的保險宗旨。通過數據分析可知,打工時間長短與愿意參保率成正相關關系,反之,工作時間越短或者變動頻率越高,如果沒有相應政策保障,其愿意參保率就越低。
(三) 農民工在參加了各種形式的醫療保險之后,其對醫療保險規避風險,有效分擔工作領域內的危險性所帶來的支付壓力。農民工是否了解社會保險政策對其參保意愿的影響程度非常顯著,隨著了解程度的降低,保險意愿也呈下降趨勢。同時,筆者發現農民工是否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與所在的工作單位能否提供職工醫療保險有著很大的相關性。
二、 當前存在的困境
首先,由于農民工群體當中,存在相當一部分是從事建筑業或服務業等行業,且此類行業具有“周期短、流動性強”的特點,因此,其工作期限一般是一兩個月長至半年。而我國許多地市的農民工醫療保險法規均規定了為期半年的最低繳費年限。因此,其工作特點使得他們很難加入農民工醫療保險同時,也反映出短期務工農民工在辦理醫療保險方面的政策嚴重缺失。這正與意愿因素分析結果中的工作時間長短形成呼應。
其次,在上一部分數據分析中可以發現農民工了解社會保險政策的程度對其參加社會保險的意愿具有顯著影響。實際調查中也發現農民工普遍對濟南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辦法了解度不高。這一方面與醫療保障制度不夠充實完善有關,同時也與農民工自身的積極主動學習態度有關。目前的社會保障機制是以傳統的固定性較強的就業者為保障對象,所建立的社保賬戶通常固定在一地,不可隨賬戶持有人的轉移而轉移,若賬戶持有人發生了轉移則該社保賬戶就會失效。這種機制固有其相對穩定便于管理的優點,但缺點亦十分明顯。
最后,從筆者的調查結果來看,農民工是否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與所在的工作單位能否提供職工醫療保險有著很大的相關性。當前農民工在工作所在地參保職工醫療保險比例很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很低。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行為不僅可以規范雙方的勞動就業權益,而且還是觸發新生代農民工參與醫療保險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企業應當重視與新生代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三、政策建議
(一)完善政府職能,改革二元社會體制和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改革的取向是根據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調控人口流動中的作用,弱化戶籍身上的資源配置、利益再分配功能以及社會控制功能,公共資源與服務配套措施包括醫療保險在內分階段同步展開,逐步做到常住人口的全覆蓋。山東省在這方面正在做出相關調整與改革,下一步應著重從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打破城鄉分割,實行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降低落戶門檻;全面放開縣域內戶口遷移政策,加快發展小城鎮,促進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中等方面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提高全省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障的滿意度提供政策基礎。對暫不具備城鎮落戶條件的農民工,山東省將進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健全服務措施,使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上學、技能培訓、公共衛生、住房租賃、社會保障、職業安全等方面享受當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待遇。
(二)建立健全符合農民工特點的醫療保障機制
在此之前,山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明確規定,要優先解決農民工的大病醫療保障問題,各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允許用人單位單獨為農民工參保繳費,不能以沒有參加其他社會保險險種為由,拒絕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對在城鎮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各地可直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繳費辦法和享受待遇與城鎮其他從業人員一視同仁。對在城鎮從事個體經營等靈活就業的農民工,可按照當地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辦法,參加基本醫療保險。
筆者認為醫療保險制度可以設立不同的保險種類,如可以設立大病險、小病險等,農民工可以任意選擇其中的一種或幾種,對于不同的險種可以設定一些限制標準幫助農民工理性選擇,比如對于年老的農民工,其參保就必須選擇大病險,年輕的就不一定。不同的險種之間應有一定的轉化機制,減少農民工在轉化險種時承擔的成本,保持農民工的參保熱情。
關鍵詞:經濟增長;環境約束;環境成本;環境政策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類的經濟生活從來沒有離開過環境的約束,經濟增長也從來沒有擺脫環境的制約,環境可持續發展更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雖然在一段時間內,經濟學過度重視了經濟增長問題,但是,經濟學從來沒有漠視環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來,世界各國和國家社會日益重視環境保護,在環境保護和經濟活動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從追求增長目標轉向可持續發展目標。現代經濟學理論也承繼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對環境問題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統地探討了環境問題。
一、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環境問題分析的簡要回顧
在所有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包括亞當•斯密、托馬斯•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的理論,都有關于經濟增長受環境條件限制的論述[1]。新古典經濟學也沒有忽視環境的重要性,例如,劍橋學派的代表、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就曾經說,“在某種程度上,僅有兩種產品,即自然界與人類。人類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處的境況,其中自然界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一國受自然資源的限制,勞動和資本每年所能夠生產的凈產品總量是既定的’”[2]。這段論述表明,馬歇爾把自然界和自然資源視為生產的根本性因素。在馬歇爾之后,皮古在福利經濟學中論述了環境對福利的影響,阿爾文•費雪在對資本做出各種定義時,將湖泊、河流等自然稟賦視為資本。郝特林在解釋“后代需求”時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凱恩斯那里被用來解釋“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續性收入[3]。誠然,在二戰后的一段時期里,新古典經濟學幾乎只強調經濟增長問題,如哈羅德、多馬、索洛、薩繆爾森等假設產出是由勞動和資本兩個要素決定的,并假設自然條件給定,將自然環境排除在生產函數之外,在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中只是強調儲蓄、投資、資本積累、勞動生產率以及資本與勞動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對自然環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維持太久。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模型越來越重視自然資源稀缺性問題,如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Karl-Goran Maeler、劍橋大學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學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慮環境成本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
其一,增加稅收和壓縮政府支出,使IS曲線向內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b點。這種政策安排的結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產出水平,這種政策也稱為“緊財政-松貨幣政策”。
其二,壓縮貨幣供給,使LM曲線向左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c點,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一致。這種政策稱為“緊貨幣-松財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稅收和壓縮政府支出的同時,壓縮貨幣供給,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就從a點移動到d點,保持利率不變的同時,使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相一致。這種政策稱為“緊財政-緊貨幣政策”。
第二種情況是IS-LM模型均衡條件下的國民收入水平沒有超出了環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見圖3。
圖3顯示,由于環境成本相對寬松,國民收入水平可以從Y0增長到YH,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擴大經濟規模。這個結果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達到:
其一,降低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使IS曲線向外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就從a點移動到b點。這種政策安排的結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產出水平,這種政策也稱為“松財政-緊貨幣政策”。
其二,增加貨幣供給,使LM曲線向右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c點,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一致。這種政策稱為“松貨幣-緊財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稅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時,增大貨幣供給,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d點,保持利率不變的同時,使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相一致。這種政策稱為“松財政-松貨幣政策”。
四、考慮環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標準宏觀經濟學理論中,總供給曲線(AS)是綜合了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因素和價格變化因素而推導出的一條曲線。引入環境成本因素,將改變總供給曲線。這里為簡便起見,只考慮在總需求分析中引入環境成本因素對商品市場的影響。見圖4。
圖4a)中,L表示勞動力,在資本(K)和技術(T)不變條件下,國民收入方程為Y=Y(L),這是不考慮環境約束的標準經濟分析模型。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后,國民收入方程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業,那么,考慮環境成本后的就業水平為LN,也就是說,考慮環境成本后的就業水平低于充分就業水平。
不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下的實際工資為wF,充分就業水平為LF,國民產出水平為YF,如果此時的商品市場均衡價格為PF,則名義工資水平為WF。圖4d)顯示了均衡價格為PF、均衡國民產出為YF的總供給曲線ASF。如果勞動力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且存在名義工資下降的剛性,那么總供給對價格變化的反應表示為ASF的曲線部分;超過曲線部分的ASF則是一條垂直于橫軸的直線,表明價格水平提高,名義工資水平提高,但總產出YF不變。
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國民總產出水平將由YF降低到PH。相應地,勞動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實際工資水平為wH。由于名義工資具有下降剛性,出現價格水平上升的壓力,價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慮環境成本約束的總供給曲線為ASH。這樣,在勞動力市場上就出現了失業LF-LN。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一般均衡,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有以下兩種選擇:
其一,投資于環境保護技術,保證環境資源高效率使用,從而使Ye(L)移動到Y(L)。這樣的結果是總供給曲線ASH向右移動到ASF。
其二,增大勞動力市場供給,勞動力供給曲線由S移動到Se,這樣,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從而實現充分就業。
五、考慮環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凱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慮環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礎,見圖5。
在國民產出模型中引入環境成本約束。為了分析方便,假設名義工資是富有彈性的,因此AS曲線便是一條產出最大化點上的垂直線。圖5d)中的AD線表示在不同價格水平下的國民收入的均衡狀態,相應地又與圖5b)中不同的總支出水平相聯系,即當總支出E0(P0)相關的價格水平為P0,與總支出水平EF(PF)相關的價格水平為PF,P0>PF。
假設國民經濟的初始均衡為總支出(E)與總收入(Y)之間的均衡,均衡點為E0。國民總產出水平為Y0,實際工資水平較低,為w0,此時的失業水平較高,為LF-L0。為了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是經濟刺激的干預措施,使支出線由E0移動到FF,從而達到實現充分就業水平的總產出YF。經濟刺激的干預措施同時也會增大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需求曲線D0向DF移動,實際工資也隨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約束的凱恩斯總支出-總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則總支出線無法超越Eh(Ph),那么,國民總產出也就只能夠限于Yh。相應地,勞動力市場中的實際工資水平為wh,失業水平為LF-Lh。
過去,一般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刺激措施無法實現充分就業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剛性和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影響[7]。現在看來,環境成本約束無疑也消減了經濟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對環境成本約束,政府消除失業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政策選擇是:
投資于環境保護技術,保證環境資源高效率使用,從而使Ye(L)移動到Y(L);
壓低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工資水平,換句話說,就是將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外移動到Se。
六、環境約束下經濟增長政策路徑的簡要歸結
通過構建考慮環境成本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考慮環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慮環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慮環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觀經濟學框架下引入環境約束的分析,不難得出在環境約束下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路徑。在不同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經濟增長政策路徑可以作以下簡單的歸納。見表1。
[參考文獻]
[1]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01-202.
[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2nd Edition,Volume I,London:Macmillan,1891:199-300.
[3] Keynes J.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 88.
[4] Samuelson P A,Nordhaus W.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90:76-77.
[5]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0-11.
[6] Todaro M P.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0:86-87.
[7] Daly H E,Cobb J 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Boston:Beacon Press,1989:66-67.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關鍵詞:退休人力資本性別
我國退休制度的建立可追溯至1978年,除對特殊人群有不同規定外,基本沿用至今。根據國發〔1978〕104 號文件規定的男女職工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退休,女干部55歲退休,工人50歲退休。除此之外,特殊工種男性55歲退休,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50歲退休,女性均為45歲退休。對于骨干專家和高級專家退休年齡適當放寬,通常比法定退休年齡晚五年退休。
但是,從人力資本視角來看,現行退休政策確有調整的必要,本文將從現行退休政策對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質量、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性別差異、國際慣例等幾個方面展開分析。
一、現行退休政策對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
現行退休政策可能造成人力資本存量的浪費,造成人力資本總量的下降。在我國,0-14歲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占比27.7%下降到2010年的16.6%,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相反,老年人口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由1990年的5.6%上升到2010年的8.9%。在總人口中,0-14歲代表新生力量,而65歲以上人口代表需要贍養的人口。當前的生育政策下,我國15歲以下人口持續下降,并且速度越來越快。這一現象帶來的隱患是,當前勞動力人口退出勞動力市場時,將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進行補充;此外,這部分人的養老會給社會保障帶來巨大壓力。同時,這種人口構成的發展趨勢對我國的總體人力資本水平會有很大的影響。老年人因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而不直接參與生產,因此,他們的人力資本水平比較低,從而使我國總人力資本可能下降。
二、退休年齡對人力資本投資可能有反向抑制作用
在現行退休政策下,法定退休年齡與受教育程度基本不相關。這意味著,盡管高學歷人口人力資本投資較多,但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服務時間卻相對較短。人力資本的投入與產出時間非常不匹配,從人力資本的投資來看,投資期長而獲益期短,會抑制個體教育投資尤其高學歷投資的積極性。
理性的勞動者會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做出教育投資的決策時,需要對教育投資成本與預期未來收益的現值進行比較:如果收益超過成本,勞動者有動力進行教育投資,反之就不愿意進行投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投資者只有減少教育投資成本才能使效用達到最大。因此,勞動時間越短勞動者越不愿意進行教育投資。可以看出,強制統一的退休年齡過早將人力資本較高的人逐出市場,造成高學歷人口的人力資本市場價值發揮時間過短,從而難以實現其全部價值。
三、現行退休政策對人力資本質量的影響
現行退休政策忽略了人力資本質量的變化。退休年齡的確定應該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當前國民經濟經歷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長,人均壽命也大幅延長:1982年為67.77歲,到2000年平均提高了近4歲,2010年已達到74.83歲 ;同時,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由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0年的8.42年。1982年以來,我國初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增長最快:高中教育水平和大專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從1982年到2009年增長了15倍,增長速度非常快。
一般認為,教育、健康、工作經驗通常被認為是人力資本的變量,它們在不同方面代表了個體的工作能力,他們對就業往往具有有正向作用。但是,從1982年以來,我國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預期平均壽命都在增加,而工作年限一直在減少。其原因在于,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退休生涯時間的延長對工作時間形成了擠壓。伴隨著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均壽命的增長,工作時間占比將會在生命周期中越來越小。如果考慮不同受教育程度個體的人力資本差異,則受教育程度越高,對工作年限的擠壓越嚴重,人力資本發揮的作用越小。
四、現行退休政策忽視了人力資本性別差距的縮小
最初規定了男女差異化的退休年齡,一方面是考慮到男女生理條件不同,另一方面,相對男性,一般認為女性人力資本投資較少,從事簡單勞動、非技術性勞動和低職務工作的人數較多,勞動效率較低(潘錦棠,2002)。實際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整體勞動條件已大大改善,對體力勞動的要求已大大降低。同時,女性接受教育日益受到重視,勞動力市場上女性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從1985年到2009年,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幅度比男性更大。總體來看,與男性相比,女性未上過學的人口數的減少速度明顯更快,在高等教育中性別差異也已大幅降低。到2010年,本專科的女大學生占大學生的比例已經達到了49.8%以上,碩士生中的女生占比已經達到了48%以上 。這使得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資本性別差距不斷縮小。
五、與國際通行作法不同
從國際范圍來看,退休年齡往往需要根據經濟、社會、人口等的發展變化作相應的調整。當前,老齡化已成為全球趨勢,相當一部分國家將法定退休年齡往后推移。從1983年以來,絕大多數國家退休年齡都在向后推遲,以此緩解老齡化造成的社會壓力。2010年,OECD成員國男性平均退休年齡為62.9歲,到2050年將延長至64.6歲。例如,1935年美國政府規定男女65歲同齡退休,但后來退休年齡一直在60-70歲之間調整,最新規定是到2024年逐步將退休年齡從65歲延長至67歲;德國政府取消了其在1992年規定的男子工齡滿35年、女子工齡滿30年可以退休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從2012年起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5歲逐步提高到67歲。潘錦堂(2003)的研究發現,但老齡化國家的男女平均退休年齡比未進入老齡化的國家通常高4 歲左右,退休年齡與人口預期壽命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不顯著。制度上,彈性退休制度是相當一部分國家的選擇,如美國、加拿大、德國、瑞典、日本等。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現行退休政策沒有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將不同勞動者進行區分,忽略了勞動者的退休意愿是存在差異的,也沒有看到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在人力資本和勞動效率上的差距正在縮小。因此,我們有必要適時調整現行退休政策,同時,其他國家對退休年齡的調整可以為我國改變退休政策提供經驗借鑒。
參考文獻:
關鍵詞:DSGE模型;宏觀經濟波動;勞動市場
DSGE對于宏觀經濟分析很有幫助。可以分析RBC理論中經濟的波動[1],也可用于開放經濟[2]和市場經濟[3]的研究。近年來對DSGE模式的應用也有所增加[4]。本文將利用新凱恩斯DSGE模型來研究我國的經濟波動中受勞動市場的影響形式。
一、新凱恩斯DSGE模型的構建
本文建立的凱恩斯模型包括三個部門:家庭、企業和政府。其中各部門都是理性的:家庭選擇效用最大化,企業選擇利潤最大化。模型的政府部門只考慮銀行。政府采取的貨幣政策是通過調整貨幣增長率的方法來影響實際經濟。
(一)消費
我們的家庭考慮所有的勞動剩余,這樣可以防止免費搭車現象。家庭成員們通過選擇消費束和一期無風險債券來達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效果。效用函數如下:
(二)生產和收益
假設企業生產函數是,其中表示整個經濟中的勞動生產力,表示被企業雇傭的工人的工作時間。企業面臨的需求,而且以價格出售他的商品,它在時期的實際收益取決于它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和出售產品獲得的價格收入:
(三)勞動市場
在時期,公開職位空缺的價值如下式表示:
(四)貨幣政策
本文選擇泰勒型的利率規則。貨幣政策制定者通過改變一期無風險利率,來實現貨幣政策效果。本文選擇的貨幣政策規則的線性化形式如下:
這里,而且是服從白噪聲序列的隨機干擾項。
二、模型估計及分析
本文選取1992年-2019年中國季度數據,首先對數據取對數然后進行HP濾波處理,然后除以基期數據,用實際數據進行分析。
(一)貝葉斯估計方法
對于選擇貝葉斯估計方法估計DSGE模型,設是一個不可觀測的參數,的聯合后驗密度,可以通過的后驗分布密度乘以可觀察變量的聯合分布得出。通過公式表達出:
(二)極大似然函數
使用狀態空間模型,可以簡化模型推導,所以在對模型求解之后,可以把模型的解寫成以下狀態空間的形式:
第一個模型是狀態空間模型,第二個模型是觀測方程。其中St表示狀態變量,Wt代表外生沖擊變量,Yt表示觀測變量,代表結構參數。在條件下,可以給出,在條件下,可給出,進而在和基礎上,給出,最終得到。由此可以看出選擇狀態空間模型的優勢,它使得推導變得簡單易懂。
再利用馬爾科夫性把寫成如下形式:
得出和之后,就可以估計似然函數。
(三)勞動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利用上面給出的似然函數和結構方程,在MATLAB的Dynare軟件包中可以實現參數的估計通過變換勞動市場參數,觀察宏觀經濟變量變化情況,以此研究勞動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情況。隨著科技及體制的改革勞動市場中工人匹配能力是可以改變的,所以首先研究勞動市場工人匹配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只研究此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就要保持其他變量穩定,也就是只改變的大小。對此參數的不同取值進行模擬給出相應脈沖響應函數圖,就可分析對應變化情況。下圖就是對應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圖中紅色曲線代表值相對變大,得出的脈沖響應函數圖;藍線代表值相對變小,得出的相應脈沖圖;綠線代表值沒有變化的基準值下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結論
上述分析表明我國大陸投資環境在最近三年得到明顯的改善,獲得了國際的認可。我國穩定的政治環境、較高的市場開放度、平等的市場機遇、日益完善的投資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法規吸引了廣大的外商。雖然我國大陸投資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與新加坡、瑞士、臺灣地區、荷蘭、日本等相比投資環境還是比較差。通過對營運風險指標、政治風險指標和匯兌風險指標的對比分析,發現營運風險和政治風險是致使我國投資環境在全球排名相對靠后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營運風險。
二、我國國際投資環境劣勢原因分析
(1)政策。我國政策具有較好的持續性,但是政策的透明度和法規的執行力度不強。我國為了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但是在執行力度上明顯不夠,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我國在執行相關法律法規時,出現了國內外企業標準不一致的現象。此外,外商在我國申報審批項目時程序繁瑣、效率低、透明度不高,成為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困擾。
(2)勞動力成本。長期以來我國是以勞動力的優勢吸引外商來華投資,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近兩年來我國出現通貨膨脹,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我國不再具有勞動力成本低的絕對優勢。
三、建議
(1)加大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提高政策透明度,優化監管環境。我國政府應該加強政策法規的執行力度,定期檢查對政策法規的執行狀況,嚴格執行國務院于2008年制定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除此之外,還應做到對國內外企業法律法規執行標準一致。我國應該成立一個集中、高效率的部門來專門管理外資,提高辦事效率;應對外商申請項目的程序予以簡化,對外商參加相關投標的每一個環節都予公示,提高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