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現代文化的概念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困境反思
【中圖分類號】H0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3-8500(2013)03-0053-02
1 非物質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文化是一個相當廣泛的范疇,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歷史概念又是一個社會概念,它由地域的群體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共同心理地域傳統而來。文化遺產是指在現代社會中不為大眾所接受的遠離現代文化主流有可能面臨滅亡的文化內容和現象。文化遺產的生命力減弱甚至喪失往往有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經過搶救,文化遺產可能重新獲得生機融入現代文明社會,文化遺產并非總是和現代文明相悖,它可以重新融入并豐富、發展現代文明。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文化遺產是漸漸遠離現代文明和人們生活,基本喪失生命力的文化內容和文化現象。作為遺產的文化往往面臨著死亡的危險,尤其非物質文化,它的載體是具有地域和共同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的群體。現代文明和全球化使的農耕文明形成的地域文化、群體個性、生活方式、傳統習俗逐漸消失。而傳統文化是現代文明的母體,它給現代文明以豐富的素材、發展的靈感,成長的養料。如果傳統的消亡了,現代的也無法獲得持續而充分的發展。故而,保護人類文化遺產,正使人類現代文明的明天鋪路。
作為人類遺產的非物質文化退縮到現代文明社會的角落,且瀕臨死亡,某種程度上是由于現代文明的沖擊、排斥、忽略和拒絕,但同時現代文明又必須對非主流的傳統文化進行融合、吸納、繼承、揚棄和創新,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綜觀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正是由于在不斷的借鑒吸收融合創新中成就自我;而近代以來的落后也是源于閉關鎖國拒絕接納。事實上我們民族的好多傳統的特色的最初都是外來的,甚至是舶來品。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聯合國繼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后提出又一文化遺產保護措施。“人類非物質遺產”的傳承由于依靠人的口口相傳,其保護難度要比以實物形式存在的人類遺產大得多。“非物質遺產”的概念是這樣定義的:具有特殊價值的文化活動和口頭文化表述形式,包括語言、文學、音樂、舞蹈、游戲、神話、宗教禮儀、風俗、手工藝、建筑、計算以及各種藝術表達手段。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東西比物質文化遺產更能體現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群體心態和生活方式。
2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義
搶救、保存、發展瀕危滅絕的傳統的文化,保持和發展文化的多元化我們會在精神文明這方面逐漸為我們中華文明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們全民族文化認同感、凝聚力得到強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其本質來說,它也是我們民族的知識體系當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寶貴財富。它凝結著我們的歷史記憶,它既是昨天歷史的、生活的實錄,同時也是我們今天生活的現實,對于未來的文化發展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們正在一鍬一鍬埋葬自己的文化”;“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有創造力”;“斷層和失根的文化可能使我們游蕩的靈魂難以找到精神的家園”。(文化部孫家正語)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和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民族傳統文化的生態環境面臨程度不同的危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優秀民間文化的教育和陶冶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發揮。一個民族不能有自己的文化,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地位,弘揚民族精神,充分利用豐富的文化遺產,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對增強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文化遺產傳承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念,同時也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所以堅持《世界遺產公約》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精神,也正是在強調文化尊重、人類共享、和平發展的價值觀念。
我們今天為什么要提出并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盡管千姿百態,但它歸根結底展現了一個民族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維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識,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3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困境與反思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困境:僅僅注重形式、單單依靠政府、苦苦追求“申遺”。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能只重形式
所有的形式都是與孕育它的民族、地域生長在一起的,構成文化綜合體。并且,這樣的文化綜合體不可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都不應當僅僅以一個物質的符號獨立存在,之所以稱為“非物質”,即意味著那些無形的環境、抽象的宇宙觀、生命觀才更具價值。非物質是一種價值取向、宇宙觀念、人生態度、生活方式,是哲學的、生活的、語言的、藝術的;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體現為一種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包括語言、藝術、服飾體育音樂美術民俗科學。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每一個人與它都脫不開關系,因為在每個人身上都包含著他所在社會的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扎根、生長、發展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才是其作為遺產的整體價值所在。而有些地區的做法另人啼笑皆非。例如:有的縣原本有幾十個業余道情皮影班組,為當地農民所喜聞樂見;如今將這些業余的班組升格成中央劇團,還曾計劃修建一個大劇場,并以此向文化部要求撥款。民間的演出形式一旦搬上大舞臺,哪里還有原汁原味可言?在一些地方,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成了一種資源,成了生財之道,同時也嚴重走形、變形。例如淮河地區的花鼓戲,好多地方為申報花鼓燈,請了許多舞蹈家作指導。實際上,人們只有在祭祀大禹王的時候才跳花鼓燈,是希望不要再發大水了。如果抽掉跳花鼓燈的內蘊,保護的就只能是一個空殼。不尊重科學規律,往往是在打著保護的旗子進行最后一次徹底的文化破壞!
西方現代文化對自身普遍性的認識和表述,肇始于啟蒙時代以來歐洲人通過自我認知。其在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現代性的全球性的擴張和發展,不斷的擴大自己的文化內涵和外延,并在當前全球化和后現代時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或普遍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它已經成為現當代世界的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文化價值秩序,一種判斷世界文化、文明與否的普遍性的價值標準。
這種西方世界文化概念,通過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哲學話語中被確定下來的。歷經盧梭、康德、黑格爾、尼采、韋伯等思想家逐步確立和建構起來,通過從抽象的個體、私有財產、權利、理性、市民社會、世界歷史到目前的普遍性的國家形態、全球帝國的形態等諸概念在意識形態中的確立,使現代西方文化的主體性作為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獲得了一種“歷史規律”的普遍性,獲得了廣泛的合法性或合理性。這種普遍性的自我認識和表述就是“包含著一種將價值、利益和意義領域里的西方關于自我的認識和表述作為客觀歷史領域里的普遍性強加給他人的過程,并將它作為改造整個世界,改造一切他人及其固有的文化、社會制度和習俗的一種理論依據。”尤其是德國學者韋伯提出只有西方的精神生活才能內在的通向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只有西方的社會、文化、價值和心理結構才能孕育和產生資本主義精神,從而為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和普遍性進行論證。這種理論表述實際上就是將現代世界歷史看作是西方的內部世界,把變化的世界據為己有,進而把西方的歷史、資本主義看作是西方自身內在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一個產物。而在這個過程中,消解了非西方地區和國家的歷史文化及價值體系,使其追隨資本主義現代性所規定的方式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的進程中,與西方對現代世界歷史的內在化和普遍性表述相比,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他者”文化就從整體上被外在化和“他者化”了。
一般認為,通過康德、黑格爾、尼采及韋伯等西方思想家對西方現代文化的自我認識和表述,西方現代文化同時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及在法律和公理基礎上將自身作為現代世界的普遍性建立起來。一方面宣稱西方現代文化就是文化本身,是世界唯一的、普遍性的文化,因為“它最符合人的本質,是最自然和最發達的。”從而,力圖將“他者”“西方化”或“美國化”,這種片面的普遍化的企圖成為現代世界文化價值沖突的根源;另一方面又使西方現代文化的核心,即所謂的普世價值、普遍人權、個人自由等與基督教信仰之間形成了一種內在的邏輯,這就意味著非西方的國家因為不信上帝,也就沒有信仰,因而也就是沒有自由的國家。所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他們政府的打擊和軍事干預,乃是西方自由精神和自由意識在歷史世界中的實現。在他們價值認識上,那些國家因為不信上帝,“所以他們不配享有、也更不能產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以及由基督教所保證的個人自由的信念,那些建立在異教基礎上的國家,因此就不能被稱為是自由國家乃至國家。”這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待和解決世界上許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矛盾沖突時,主要是通過干預而不是談判的方式的原因所在,在其背后凸顯了這種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邏輯和文化自我認識及主張。
關鍵詞:現代文學;研究;困擾問題
一、引言
縱觀我國近二十年對于現代文學的研究,對于每一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時期都歸納總結了一套完整的表現內容,但是對于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尚未明確指出過。下文中,筆者就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進程作為切入點,通過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進程來窺探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困擾問題。希望能為我國現代文學研究提出一些粗淺的建議。
二、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
(一)“五四”發展時期
“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是相當重要的,是為時期文學研究奠定基礎的,也是現代文學標準和觀念的形成時期。”五四”時期的研究主要是從魯迅開始,將魯迅致力于國民思想的改造作為著眼點。所以,“五四”發展時期的現代學習研究中心集中在了魯迅身上,與此同時,對于矛盾、、徐志摩等人的研究也在極力進行。在這一發展時期的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派、象征派、新感覺派逐漸被確立出來;對于李健吾的戲劇、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的研究為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另外一方面,“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也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完整格局,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確立為一項獨立的學科,為專家學者的活動領域創造了空間。
(二)發展時期
“”是我國歷史上的浩劫,這一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停滯不前的。因為大部分的研究人員都參加了“五七干校”或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當中去。盡管這樣,還是有相當一大批學者嘔心瀝血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他們真正地建立了現代學習研究學科,將中國文學現代文學的整體格局又一次的完善了。
(三)改革開放發展時期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文學的研究又上了一個臺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很多都到蘇聯、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深造交流,受到國外文學的影響也較大,這就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產生了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將審美、情趣、思想又一次深化了。而且各個國家漢學界的現代文學研究成果也不斷傳入中國,促進了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
三、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困擾問題
(一)“漢學心態”和“邊緣化”問題
一般而言,我們將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定義為一味地將漢學成績作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標準,導致學術研究根基的失去。這種情況的造成因素是現階段大部分研究學者將海外漢學當做現代文學研究的方向而太過于強調研究立場。大部分文學現象的研究都被看錯是一種對“知識”的研究,過分強調了“價值中立”,對于現代文學研究應有的審美、思想等方面研究弱化。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漢學家,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會的漢學家,他們的學術研究風格、研究思路、研究理論和研究動力都與所處的社會環境有著莫大的關系,很多問題意識、概念模式等都盲目照搬了西方的學術研究體系。因此,現代文學研究中很多“仿漢學”的文章成熟不窮,盡管新鮮,但是當中缺乏了分寸感和歷史感。總之,“漢學心態”嚴重阻礙了現代文學的研究,使得現代文學研究的標準和動力偏離。
“邊緣化”問題是上世紀80年代至今都尚未解決的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社會對于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度越來越高,人文學科的人才逐漸被弱化。而且社會風氣日益呈現出一種實利化的狀態。這就導致現代文學研究越來越“邊緣化”。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緣化”問題也造成了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無法沉下心進行研究工作。
(二)文學研究的“思想史熱”問題
隨著現代文學逐漸出現融合、跨學科等方式的研究趨勢。學科的分工太過于細致便不能夠促進研究的發展。而且文學研究本身就應當與歷史、政治、文化和社會變遷聯系起來。因此,文學研究和思想史的關系也應當重視起來,關注思想史確實有助于文學研究的內涵拓展、角度拓展和層面深化。通過思想史的研究能夠促進文學研究視野更加豐富,這一情況我們稱之為“思想史熱”。
但是,在現代文學研究中,“思想史熱”也確確實實是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問題。在很多專家學者的現代文學研究中,由于“思想史熱”的沖擊,大部分研究學者的研究重點發生偏移。政治、社會、思想等本身是文學研究的輔助,但是當下局面文學卻成為了一個附加研究內容,側重點已經放到思想、文化、政治上去了。這種局面的形成嚴重阻礙了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退一步說,思想史與現代文學的研究并不是不能進行融合,二者可以通過相互詮釋和相互補足促進發展。思想史如果與現代文學研究進行了適當地結合,那么思想史闡述的各個時期的知識、文化、思想和文化將為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審美研究、思想研究提供絕佳的引導。
因此,“思想史熱”的問題出現導致了現代文學研究過分關注現實人生和思想成果,文學研究嚴重失衡。文學研究必須要與其他領域相互結合,但是這種與其他領域的結合并不是要丟棄文學研究的本質。如果在進行現代文學研究的時候沒有一種文學研究的立足點,那么文學意識和文學歸屬就將失去,所做的現代文學研究也就成為了無稽之談。究其本質而言,“思想史熱”不應當成為一種困擾問題,造成現代文學研究的越俎代庖。“思想史熱”更應當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最佳輔助和最佳基礎。對于“思想史熱”困擾問題需要科學、合理地認識。
關鍵詞: 審美藝術批評 詩化批評 審美品格
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社會學批評、文化學批評以及注重審美藝術的批評是三種主要的批評模式。其中社會學批評占主導地位且貫穿始終,它強調文學與社會活動的關系,認為文學再現生活并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下形成,因而文學作品的主要價值在于它的社會功用和歷史意義;文化學批評則側重于探詢這一時代文學現象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構成與表現,極力展示文學現象中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意象與故事的文化原型,與社會學批評一樣,也是一種從外部研究文學的批評;而審美藝術批評則注重文學的內部規律,以人本主義為基礎,尊重藝術感受和審美經驗,顯示出純正的審美藝術情趣——一方面,它繼承了以中國古代詩話、詞話為代表的依賴主觀直覺的傳統印象式批評方式,同時它還吸納、內化了西方現代文學批評觀念,在中西合璧的基礎上創造出既具有民族文論底蘊又含納現代意識的獨特批評模式——在文學因審美尺度的缺席而走向非文學化,并導致批評與創作的親緣關系日漸疏遠的現代文學史上,審美藝術批評以其對批評審美緯度的自覺維護,確立起一個內容更為豐富、生命更為蓬勃的批評模式,并將其融入到現代批評范式的建設之中,在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因此,對審美藝術批評進行深入的理順和廓清具有積極的文學史意義,同時可為當代文學批評提供鏡鑒。
由于批評界始終未能給予審美藝術批評以清晰的、統一的界定,而審美批評這一概念又過于宏疏,因此筆者試圖用“詩化批評”這個概念來命名。如何理解“詩化”呢?它意指一種具有強烈的詩情詩性的批評方式。如果說,一切詩的熱情都必然被理性所穿越,必然積淀著詩人對世界的理解的話,那么,審美藝術批評顯然開始于詩的熱情,也伴隨著詩的熱情。從詩的運作方式來說,詩本身就是瞬間的直覺和印象,這與審美批評對文本的切入方式相貼近:詩最本質的特征是抒情美。這與審美藝術批評優美的隨筆文體相吻合;而詩常用的賦、比、興等修辭手法在審美藝術批評中隨處可見。因此,“詩化”是審美藝術批評所具備的區別與其他批評模式的楊心質素,用詩化批評來命名審美藝術批評模式,是具有切實的理論可行性和創新意義的。那么,詩化批評究竟該如何界定呢?它具有哪些獨特的審美品格呢?
所謂詩化批評,是指區別與社會學批評和文化學批評的一種文學批評模式。它站在尊重藝術規律和審美感受的立場上,以個人的瞬間直覺和印象為切入點,注重個人的主觀批評,采用語言優美的隨筆式文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詩化批評發端于周作人,中經沈從文、梁宗岱等人承續,在李健吾手里成熟,并在唐湜的批評中發揚光大。本文擬從文學批評的立場、在文本中的切入點、批評文體及語言四個方面進行界定,并探討其審美品格。
一、從批評的立場看,不同于社會歷史學批評注重發掘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及政治內涵以滿足自己的期待心理,從而達到較為明顯的功利目的;亦不同于文化批評注重研究人類文化問題在文學領域的現狀,追求文化理論的文學例證化;詩化批評從個人的審美感受出發,倚賴自我的藝術感受、審美經驗,反對以先驗的理論和凝固的標準來剪裁文學。詩化批評不是對作品進行剖析和肢解,也不是蛀蟲式的文字考據和索引,更不是套用空洞的理論或外在政治觀念將其作為相互攻訐的工具,而是全身心投入作品,以自我的存在去感悟、擁抱另一個存在盡量去體驗作品的藝術世界以及支持這藝術世界的作家心靈世界。
關鍵詞:傳統元素;現代文化;藝術特征;發展;進步
傳統文化的元素與現代文化設計的文化相接
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內容甚廣,由民間文化的積累產生了文化的代表元素,傳統文化元素以人民長時間的生活積累經驗為原型,在現代生活中的元素起著重要的作用,優秀的元素能夠提高產品的知名度和認知度,在當今社會,優秀的文化元素的運用對一個企業和產品都有起死回生的宣傳效果。傳統文化元素,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所創造的,那是一種傳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也是是依附人民的生活,習慣,情感與信仰而產生的文化。傳統也是通過傳承和情感信仰所產生的,所以民俗傳統可以說是融合的元素。
我國傳統圖形藝術源遠流長,發展到今天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早在文字誕生之前,先民就開始使用圖形來傳達思想與溝通感情,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紋與刻繪在崖壁上的巖石刻等等這一些不僅記載下了先民對自然的理解與期盼,同時也成為了人類最早的圖形藝術。中國的圖形藝術不僅起源早,而且不斷得到發展,雖然時快時慢,但從未中斷,如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圖形;春秋戰國時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漢代漆器上的鳳形、唐代的寶相花紋以及后來出現的金文形態等。中國傳統圖形資源是極為豐富的,它們在自己的發展和演變中,既有一以貫之的脈絡,又有多姿多彩的風貌,它們以其多樣而又統一的格調,顯示出獨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這些圖形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發展而不斷的沉淀、延伸、衍變,從而形成中國特有的傳統藝術體系,這一體系凝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智慧精華,同時也體現出了華夏民族所特有的藝術精神。
關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元素有中國的漢字、中國的京劇、中國的紅顏色,等文化符號。還有出土文物,鼎、陶瓷器,棋盤式的格局,中國木構架的體系等,中國的紅顏色、中國的園林、中國的斗拱等等都得到了很多的傳統文化元素。我們把這些元素加以整合、領會以現代的手法提煉構成東方之美的造型,來表達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轉化成現代文化設計元素。
傳統圖形藝術結合到現代標志的設計中,設計出具有主張性、時代性和國際性的現代標志的關鍵。但這樣的一種結合,并不是指對傳統圖形進行純粹的拷貝或者簡單的挪用,而是去認識和了解傳統圖形,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挖掘、變化和改造傳統圖形,讓傳統圖形成為設計的一個新的創意點和啟示點,從而設計出煥有生命力的中國型現代標志。香港鳳凰衛視的臺標就成功地借鑒了中國傳統的鳳凰紋樣,并采用中國特有的“喜相逢”的結構形式,一鳳一凰振翅高飛,鏗鏘和鳴,將媒體的特點,以及品牌立意高遠,領唱同儕的王者精神表達得淋漓盡至,用兩只飛翔盤旋的鳳凰形象代表中美兩種不同文化的互補和交融,體現了融匯東西、薈萃南北的文化觀念,具有明顯的華夏文明的烙印。設計的多種元素進行有機藝術化組合。在設計中基本元素相當于你作品的構件,每一個元素都要有傳遞和加強傳遞信息的目的。傳統文化元素包羅如此之廣,正是設計師們吸取營養的沃土,對招貼設計有著深刻的啟迪和借鑒作用。而在我國有著這么深厚的文化背景下,設計師從中獲取的設計源泉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完美地把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糅和到現代設計觀念里面。
產品設計中的傳統文化元素運用與現代創造性轉化
1.文化運用與產品文化內容轉化
在這方面有一個統稱的詞語叫做“文化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98年出臺的《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中,該文件明確提出,“所謂創意產業,就是指那些從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知識產權的開發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依據David Thirsby 1997年的說法,創意產業具有三大特色:第一,文化創意產業活動會在生產過程中運用某種形式的“創意”;第二,文化創意產業活動被視為與象征意義的產生與溝通有關;第三,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品至少有可能是某種形式的“智能財產權”。據此可以知道,所謂文化創意產業,就是要將抽象的文化元素直接轉化為具有高度經濟價值的“精致產業”。換言之,這就是要將知識的原創性與變化性融入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之中,使它與經濟結合起來,發揮出產業的功能。顯然,這是一種使知識與智能創造產值的過程。
2.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產業的分別與分析
文化產業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反映了文化發展的特殊背景和自身發展階段的特征。20世紀40年代國外就提出了文化產業范疇,但由于各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況差異大,作為產業分類概念,文化產業沒有統一的內涵標準。我國根據實際情況,將文化產業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根據上述界定,《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中將文化產業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文化產業核心層,包括新聞服務;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電影服務;文化藝術服務。二是文化產業層,包括網絡文化服務;文化休閑娛樂服務;其他文化服務。三是相關文化產業層,包括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銷售。
與文化創意產業相比,文化產業內涵界定的角度不同。文化產業主要從產出的角度、從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的精神文化性質著眼,只要是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滿足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產業,都是文化產業。而文化創意產業,除了服務于個人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外,還服務于生產領域提升產品附加值、經濟發展中提升產業結構的要求,明顯突出“生產業”的性質。從外延來看,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外延比較接近,主要差別有三點:一是創意產業包括整個設計業,而文化產業則在設計業方面只包括“工藝美術設計服務,美術圖案設計服務,展臺設計服務,其他與文化有關的設計服務”,而不包括“工業產品設計服務,包裝裝潢設計服務,模型設計服務,其他專業設計服務”;二是創意產業不包括旅游業,而文化產業則在“文化休閑娛樂服務”中包括“旅游文化服務”;三是文化產業“相關文化服務”中還包括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而創意產業則不包含這些。
3.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元素的發展與運用應當并進
元素的運用效果很醒目,在很多的建筑中都有運用。如奧運森林公園和中心區景觀規劃設計強調中國傳統文化陰陽哲學,由南到北形成代表“歷史”“現在”“未來”的3個景觀區,借用中國傳統“門”的概念,運用現代設計手法在奧林匹克公園的起點區域設置五環門,并以“起源”空間和“萌丘”作為空間序列的起點和終點,城市慶典圣火盆設計采用“天圓地方”的理念,以鼎這個中國青銅器的代表以及祥云圖案為設計元素。頂部鏤空的56朵祥云象征中國56個民族把祝福帶到五大洲;四柱八面象征北京奧運會歡迎四面八方的賓朋。各空間的景觀設計力求體現“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的精神。景觀設計方案視覺效果獨特,明顯區別于往屆奧運會,是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的完美結合,并且寓意深刻。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之所以有源遠流長,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外形具有美好的欣賞價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傳統圖形里面,往往蘊藏著更多更深的吉祥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是我們祖先在理想主義的浪漫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借喻、比擬、雙關、諧音、象征等手法來表現其向往美好生活、趨吉避兇的生活態度的一套完整的藝術形式。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具象與抽象是并行、共存的,抽象是從具象中生出,具象是抽象的表現,是感性與理性完美巧妙的結合。外在形態是內在意義借以表達的方式,是內在涵義的外化和物化。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造型背后的“意”是人們對美好事物的企盼與向往,因而傳統文化元素造型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樣適用于現代設計,適用于傳達現代人的設計意念。例如中國聯通的標志,采用的就是源于佛教八寶的“八吉祥”之一“盤長”的元素,取其“源遠流長,生生不息”之意。這種吉祥寓意的傳統文化元素沿用,使我們的元素現代設計少了一些商業氣,更多了一些文化氣息和親和力。將傳統文化元素背后的吉祥意味沿用在現代設計之中,從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層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和社會性,這也是現代設計的一種很好的方法。對傳統文化元素的借鑒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對于“形”和“意”的沿用,僅僅說是對傳統文化元素的一種淺層次的發展和提升,而一種新的民族形式的創造,是需要我們擺脫美學傳統的物化表相,進入深層的精神領域去探尋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注重傳神,對神的描寫高于對形的描寫,強調主觀對客觀物體的感受,注重審美的內心體驗和對“氣韻”的感悟,它不是靠“再現”的逼真去征服讀者,而是通過以“物”傳神的方式,使“神”超越感性現象在心靈中升華,由此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特有的審美情趣。我們只有在深入領悟傳統的藝術精神、充分認識來自現代西方的各種設計思潮的基礎上,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尋找傳統和現代的契合點,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時代的民族形式,才能找到真正屬于我們本民族的同時又能夠為國際社會所認同的傳統文化元素現代設計
對于傳統元素的發展與文化進步的建議
1.進行文化月與有獎征集優秀元素運用與作品
在這個方面,文化月的舉辦有助于普及大眾文化知識,而有獎征集優秀元素文化作品是一種提高人們想法的手段和方法。比較成功的是08年北京奧運會的會標征集,“中國印·舞動的北京”整個標志造型借用傳統藝術印章的表現形式,運用了中國特有的介于似與不似之間寫意手法,將中國傳統的印章和書法等藝術形式與運動特征結合起來,經過藝術夸張變形,巧妙地幻化成一個向前奔跑、舞動著迎接勝利的運動人形,人物造型同時形似現代“京”字的神韻,該標志不僅蘊含濃重的中國韻味,同時也得到了世界的認同。因此,我們應當看到,雖然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的現代社會對于傳統造型藝術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同時也給其帶來了新的發展的契機。新的觀念與思維方式的導入為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文化觀念提供了更多樣的可能性。只要我們把握住“神”與“意”,最終會尋找出屬于我們自己的新“形”象的。總之,我們強調精神的吸收與融合,因為只有建立在哲學精神上的吸收與融合,才能實現審美意識上真正的融合。只有精神的吸收與融合,才能避免照搬傳統藝術的固定不變的模式,造成我國現代設計風格多元化和設計形式多樣化的局面。在比較中吸收,在比較中繼承,將是一條我國的現代設計走向輝煌之路。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傳統文化元素的現代設計藝術以濃郁的民族風格和強烈的現代感讓全世界注目。在這方面文化月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文化月能提升人們對文化的認識和深度了解,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傳統文化元素。有獎征集優秀文化元素是提升人們參與學習和發明新的文化元素的一種動力,在這動力下,文化元素形成了提升文化進步的一種氛圍。
2.對于文化元素進行整理提高與再分析
文化元素的藝術性指“運用文化元素的獨特的藝術形式、藝術手法來反映現實生活,使文化元素作品有文化元素氣派和風格。”具有文化元素特點的藝術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藝術傳統及審美意識,采用傳統藝術形式創作,主要表現人民群眾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藝術審美情趣。保持藝術的民族性不能夜郎自大,不能無視文化元素藝術精華;吸收文化元素藝術精華也不是將文化元素個性消解。文化元素的進步不僅僅是擁有一種包含一切藝術之優點的藝術,應不斷吸收他文化元素藝術的精華,以完善和發展本文化元素藝術.藝術的時代性主張擺脫桎梏、解放思想、拋棄民族文化傳統,是一種超階級的勢力擴充。就藝術而言,是一種文化元素被容納的形式和內容。
總結
傳統文化元素帶來了多么巨大的創作動力,在現代其他各種文化藝術領域之中,例子不勝枚舉。傳統文化元素并不等于過時,傳統文化也不會光芒不在,關鍵是在于我們如何運用與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并且發揚光大。我們僅僅將傳統文化元素作為歷史文物“保護”起來,更不能視之如敝履,猶恐扔之不及,我們需要的是弘揚和發展文化傳統元素的進步。進行進一步的發揚與光大。現代設計是不是就等于要將傳統摒棄、淘汰甚至與之隔絕,又或是束之高閣,否則就是陳舊過時而體現不出創意感和時代感的。一些深入民心的文化元素標志設計的佳作是將傳統圖案與現代設計互相結合,互相融為一體的,進行提升和進步。
[參考文獻]
[1][美]伯頓,《廣告文案寫作》[M],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1月。
[2]滕雪梅,霍康,《圖案設計教學與運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
[3]王力強,《平面構成》[M],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5年7月。
[4]王怡穎,《創意市集》[M],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出社,2005年7月。
[5]王序,《歐洲創造產品》[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04年11月。
[6]朱和平,《設計現代設計史》[M],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
[7]陳望衡,《藝術設計美學》[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
[8][美]紐瓦克,《什么是平面設計?》[M],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
[9][美]諾曼,《情感化設計》[M],電子工業出版社,2005年5月。
[10][美]利德威爾,《最佳設計100細則》[M],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7月。
[11]安曉波,王曉芬,《設計藝術造型基礎》[M],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年3月。
關鍵詞: 現代文閱讀 閱讀現狀 閱讀能力培養
隨著語文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語文界普遍認識到:閱讀不僅是學好語文的基礎,而且是學好其他學科的基礎。閱讀對于積累知識、開闊視野、陶冶情操、提高寫作能力有重要的作用。現代文閱讀是全面考查理解能力的一種形式,它覆蓋面廣,綜合性強,靈活多變,所以難度較大。正因為此,在整個試卷中往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我們應該充分重視,認真對待,尋找解答規律,力求快速高效。要提高現代文閱讀能力,在考試中立于不敗之地,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現代文閱讀能力”。依據2016年《考試說明》,可以概括為“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義,篩選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結構,把握文章思路,歸納內容要點,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觀點態度”。那么,理解、篩選、分析、歸納、概括就是語文高考重點考查的“現代文閱讀能力”。
由于閱讀能力培養被長期忽視,導致在現代文閱讀考試中失分嚴重,眾多教師和學生反映,在語文高考復習中,現代文閱讀是最難把握的一個項目,師生戲稱之為“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即使“食之”,大家也覺得無從下手,在復習過程中很多存在“怕”的心理,沒有主動、大膽地訓練,這就造成在考場上學生碰到現代文閱讀題而不知所措、慌亂無比的現象,從而無法提高現代文閱讀的得分率。針對這些情況,本文就學生現代文閱讀能力培養問題進行探討。
一、立足課本,舉一反三
長期以來,我國語文教科書都是采用“文選型”的模式,形成一個根深蒂固的“范文制度”,“語文教材無非是一批例子”的觀念影響深廣,閱讀教學內容似乎就是以范文為例,證實各種語文知識規律。這些“范文”和“例子”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經典文篇和言語經驗。經典文篇就是從古今中外文化典籍中選出來的世界和民族優秀的文化和文學作品。以課本為“本”,這不僅是因為“別無選擇”,而且是“最佳選擇”。因為課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選的“例子”,有代表性,這些有代表性的經典文篇和言語經驗,給閱讀訓練提供了各種典型的規范的言語材料,讓學生在接觸、體驗和分析比較中找到言語現象的特點與規律,進而獲得因反復訓練而形成能夠遷移的閱讀能力,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舉一反三。
葉圣陶先生說:“語文教材無非是個例子,憑這個例子要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如何在文章教學的廣博內容中舉好“一”?首先,必須明確這里的“一”并不是單一、孤立的文章知識,而是一個個的文章知識板塊。有創造力的教師總是引導學生運用輻合求同思維對知識進行不斷總結、歸納,把新舊知識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綜合、概括出最基本的概念和系統的知識,得出規律,達到獲得文章知識板塊益于理解的目的。課文是“一”其他文章是“三”,“舉一”后還要“反三”,“反三”的過程就是發散思維求異促創新的過程,不“反三”,思維的創造力就不能得到充分發揮。在課本既定的情況下,“舉”便成了關鍵。而在具體的“舉一”過程(閱讀教學)中,又存在不同層次的“舉一反三”。因此,立足課本,優化“舉一反三”方法便成為應試對策的核心部分。
二、注意選材,有效閱讀
提高學生閱讀能力的重要條件之一是選好閱讀材料。高考是綜合性的選拔考試,復習時,考生時間非常緊張,不能像平時一樣進行多方面、全方位的閱讀,而必須有所選擇地進行有效閱讀訓練,即圍繞高考語文的總體要求選擇閱讀范圍。作為高三,除了通過閱讀課文提高閱讀能力外,另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閱讀足夠量的課外材料提高閱讀能力。首先,應該充分挖掘學生現有的閱讀材料,加大閱讀訓練的力度,加強與備考有關的習慣和方法的培養,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學生的閱讀題得分率。其次,要學會解讀高考試題和應用已經學過、做過的練習題。學生應對過去三年的高考題進行解讀,而不是單純地做,要解讀出題人的意圖,了解解題的思路、命題的趨勢,從而得到當年應試的策略。題目不在多做,重要的是透視、解讀它。因為高考題目是不會重復的,但是考點、思路是一樣的。
三、敢于嘗試,從容應試
老師和學生在現代文閱讀上都存在一個“怕”字,即在閱讀訓練中只注意幫助學生從閱讀材料中獲取信息,怕因培養學生如何獲取信息的能力而浪費時間;只注重落實基礎知識,怕閱讀能力訓練勞而無功。那么,學生一旦做起陌生的閱讀綜合題,原來上課聽到的、記住的答案就不能對號入座,此時,游泳于大海中的學生就像從浪峰被人推下浪谷,茫然而不知所措。究起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平時所學的知識是較單一的聽來的或記來的,而不是從活生生的語言環境中、從閱讀能力的訓練中學來的。能力訓練的特點要求注意培養學生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能力,教給學生閱讀的方法,從而發展他們的智力,學會分析、綜合、比較的方法,自主獲取知識。這就要求教學改革既要有科學精神,又要有冒險精神。教者要變“怕”為“敢”,還要鼓勵并引導學生突破“怕”的封鎖線,教育學生懂得:有所失才能有所得。鼓勵學生大膽地嘗試、不怕訓練。現代文閱讀是高考語文的重點和難點,從某種程度上決定高考的成敗,且訓練面廣量大,任務繁重,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退卻,必須提高認識、樹立信心、講究方法,師生共同努力,力爭打贏這場硬仗。
以上本文對學生現代文閱讀能力的提高作了幾點闡述,但是要真正地提高現代文閱讀水平,還需要訓練,在考試的時候才可以揮灑自如。正所謂“實踐出真知”,閱讀也一樣,正確有效的閱讀方法需要在反反復復的實踐中培養出來。總之,教學有法,但教無定法,提高學生現代文閱讀能力的有效之法要思考、探索。
參考文獻:
關鍵詞:西南聯大;大學文化;“常”;現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32-0026-01
一、沈從文在西南聯大
抗戰爆發后,沈從文在楊振生的引薦下任西南聯大的教授。從1939年9月開始,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文學院中文系和師院國文系授課,直到西南聯大結束。沈從文講授的多為現代課程,如“現代中國文學”,“國文讀本”等,而現代文寫作是沈從文講授最多,也是最具特色的課。
沈從文講課從不從本本出發,也不唯理論是從,而是從自身出發講自己的感受和見解。而教寫作課要做到這一點沒有深厚的知識,沒有豐富的創作經驗是不行的。沈從文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本就是現代文學的創造者之一,他對現代作家、作品及事件都相當熟悉。沈從文沒有聞一多講課時的語氣力量,也沒有朱自清授課的條理明晰,但他能寫文學作品,有更多的創作經驗,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授課風格。
西南聯大作為一所與抗戰共始終的大學,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條件。而沈從文作為聯大教授中的一員,他的創作風格與聯大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與左翼文壇注目于社會政治之“變”不同,沈從文潛心于表現“與歷史似乎毫無關系”的人性之“常”。他認為“一個偉大的作品,總是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稱自己創造的神廟里“供奉的是‘人性’”。他的小說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長河中,在鄉村和城市的題材空間中,通過對人性世界和病態世界的對比,嚴肅地探討了人生,謳歌了健全的人性形式,從而構建了一個從人性道德角度去表現人性之‘常’的獨立自足的藝術系統。
二、沈從文創作的文化內涵:“常”
在沈從文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人性的立場始終貫穿其中,他以大量的文學創作為中國現代文壇營造了一個豐富而深邃的人性世界。在其創作中,不同的時期的“邊城”風貌有著不同的文化形態,對此沈從文先生曾用“常”和“變”這一概念,既關注邊城在時間流轉中由于外來影響而產生的變異,又同時意識到邊城在變異過程中始終留存下來的固有的文化形態:“常”。
1941年8月,沈從文的《燭虛》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散文和文論各四篇,散文分別是《燭虛》、《淺淵》、《長庚》和《生命》。其中《燭虛》鞭撻渾渾噩噩、茍且偷生的廢物,著眼于青年健康的人生觀和向上奮進意識的養成,并且剖析自己表現了對社會上惡劣現象的怨憤和自己的一些悲觀情緒。
作為既為特殊文化浸染又不得不接受現代思想文化的“鄉下人”式的知識分子,沈從文的文化內涵與二十世紀現代中國文化之間分別從屬于不同的文化價值系統,存在不同的文化歷史淵源。
三、從西南聯大看大學文化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
西南聯大作為抗戰時期的一個特殊產物,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而沈從文作為其中的佼佼者,對西南聯大來說是標志性的意義,同時西聯大學那深厚的大學文化對其創作上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學創造上,沈從文曾被冠以“唯美的鄉土文學作家”之名,但事實上他從來就不是“純文學”的提倡者,也并不排斥文學的功能性,在他的眼里,文學之“道”就是著筆于表現人性,他的文學思想即首倡的“美育代替宗教”思想。流亡到昆明后,沈從文同聯大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堅信“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基于這樣的自我定位和價值選擇,沈從文方能在一派“文章下鄉,作家入伍”的大潮中沉潛下來,并默默地承受著外界對他的種種非議與誤解,埋首于“艱難而痛苦”的精神創造,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點。
沈從文曾多次說到他的創造是為了表示對于美的類似宗教的“崇拜和傾心”,“供奉的是‘人性’的神廟”,并由此途徑探討“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這一時期,沈從文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湘西》、《長河》、《潛淵》、《燭虛》、《看虹錄》、《七色魘》、《摘星錄》可以看做是這時期的重要作品,在創作手法上,是一種“向著生命深處”走去的產物,是自己“情感發炎”的結果,而非前期的以奇情異俗的描寫打動人。
西南聯大在存在的短短八年時間里,培養了兩千多名畢業生,不論他們走到哪里,也不管他們命運如何,無一不把他們在聯大的歲月視為自己一生的精神財富而倍加珍惜。而聯大的教授們,在西南聯大這個獨特的歷史環境下,創造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個不可或缺的重點。
關鍵詞:品牌敏感;文化價值觀;分組多元回歸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11-0097-09
一、文獻綜述
1 品牌敏感
品牌敏感是決定消費者實際購買行為的前置心理變量之一,指消費者在購買決策過程中是否重視品牌名稱。當消費者在購買某一類產品時首先關心品牌是什么,將品牌作為重要決策依據,那么就可以稱其對這類產品品牌敏感。Kapferer和Laurent針對法國1 618個家庭用戶研究的20大類產品中,平均而言,品牌敏感最高的5種產品為香檳酒、礦泉水、香水、咖啡和香皂;品牌敏感最低的5種產品由低到高依次為短裙、膠水、吸塵器、床墊和電池。但是,作者也特別指出,按照產品來研究品牌敏感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對于同一類產品,消費者的品牌敏感程度十分懸殊。比如,對于洗衣粉,以100為基數,有的消費者品牌敏感指數高達154,有的則低至52。因此,現實社會中并不存在一個“平均”的消費者,品牌敏感更多地屬于個體變量,受到多種個體變量的影響。
品牌敏感能夠促進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具體地,品牌敏感可以通過對算計性品牌承諾的影響而提高情感性品牌承諾。情感性品牌承諾體現了真正的、持久的品牌忠誠。消費者品牌敏感對于情感性品牌承諾的影響既證明了品牌敏感概念的預測效度,也揭示出品牌敏感在品牌權益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品牌權益以品牌敏感為基礎,假若消費者在購買某類產品時對品牌不敏感,不關注品牌,那么該行業內任何企業的品牌權益建設將無異于空中樓閣,難見成效。為此,研究人員著力探討品牌敏感的前置影響因素,發現消費者對于產品的涉入程度和對不同品牌之間質量差異的感知對品牌敏感產生重要影響。
從品牌敏感自身的形成機理來看,品牌敏感形成自品牌功能,即品牌對消費者而言是有用的,能夠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才會重視品牌。首先,品牌具有實用,是一種質量符號。承襲傳統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和心理學的認知理論,該流派從理性和決策的角度分析品牌如何能夠幫助消費者制定最優購買決策,選擇質量性能最佳的產品。從認知能力的角度,消費者為了降低購買的復雜性,將品牌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來推斷產品的總體質量;從認知捷徑和認知啟發的角度,當產品屬性過于主觀模糊時品牌的代表性、品牌聲望和品牌偏好都能幫助消費者作出正確評價;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消費者和銷售者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所以銷售者會“釋放”包括品牌在內的“信號”以方便消費者推測不易觀察的質量。Dawer和Parker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與價格、外形和分銷商聲譽相比,品牌的質量符號作用更強,而且這一結論具有一定的泛文化性。一項跨文化比較研究還發現,中國消費者比西方消費者更傾向于通過品牌名稱來推斷產品質量。其次,在實用之外,品牌還具有象征。消費者可以通過品牌這一象征符號來實現一種擴展的自我,品牌由此成為在社會中個人實現身份認同的手段,購買某特定品牌產品目的不再是“占有”,而是“成為”。消費者在產品購買和使用中注重品牌個性和品牌形象,希望品牌形象能與自我概念相一致,借助品牌來表達、保護和強化自我形象。
2 文化價值觀
以Hofstede為代表的學者們為闡明全球不同的文化對于個人行為的影響奠定了基礎。文化代表著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取的知識、信仰、規范、價值和傳統等。在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Kamakura和Novak認為,文化價值觀是消費者態度和行為形成的決定因素,有助于對消費者行為形成更加持久而深刻的理解。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南懷瑾認為,儒家思想構成了中國人過去甚至當今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雖然儒教文化是所有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特點,但中國無疑是該地區的核心所在。在Hofstede提出的“儒教推動力”這一反映儒教思想的特定文化維度上,中國大陸得分最高。儒教并非一種宗教,而是以社會為核心的一個思想體系。它超越了個人,個人存在以家庭和社會為基礎,個人行為需要考慮到家庭影響和社會作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集中于由儒教文化所確立的一系列社會關系上。在該體系下,所有的消費都具備了一種社會功能。具體而言,在以儒教文化為特征的社會中,影響消費者行為的社會價值有4種:社會中的互相依存、集體需要和個人需求的平衡、層級制度和從屬于社會的合理性。
文化總是與傳統相連,反映著人們深植于傳統和歷史之中的共同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使不同文化得以區別,互相之間具有較為明確持久的界限。但是,任何文化都非靜止凝固的,而會因內部創新性個體的張力以及外部環境的壓力而處于傳統與現代的不斷撞擊中。中國現代文化價值觀一方面形成于中國文化的自身演進,另一方面來源于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鑒。從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現代化”就成為中國文化的新核心。著眼于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現代化”思想下出現了中國新的文化價值觀,如現代、科技和質量等。這表明,當代中國文化既包含家庭等傳統因素,也吸納了現代、科技等現代因素。
3 產品利益屬性
消費者需求是一切消費者行為的本源,未滿足的需求就成為直接引發消費的動機。在消費者行為的有關文獻中,消費者需求被分為三大類:功能性需求、體驗性需求和象征性需求。相應地,產品為消費者帶來的利益可以分為三類:功能性利益、體驗性利益和象征性利益。從顧客價值的角度,產品的不同利益屬性與顧客在購買和消費中所獲價值相對應,即功能性價值、體驗性價值和象征性價值。研究表明,為消費者帶來不同利益的產品或特定產品中的不同利益屬性和價值感知經常直接地或作為調節變量影響消費者行為。
二、研究假設
1 文化價值觀對品牌敏感的影響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強調行為的社會性,中國社會在儒家文化價值觀影響之下,象征性需求十分旺盛,象征性消費非常普遍,針對具有象征意義的高檔優質產品的炫耀性消費成為時尚。品牌具有身份象征功能,在重視行為象征意義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可以推斷,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會更多地關注品牌,重視品牌,傾向于購買優質名牌產品。因此,本文的假設1為:
H1:消費者的傳統文化價值導向越強,其品牌敏感度就越高。
至于中國的現代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
“現代”和“年輕”成為最主要的價值觀。為了展示自己符合現代潮流和時尚口味,彰顯自己的個性和年輕,中國的年輕消費者正成為品牌消費的主力軍。同時,對于“現代”價值觀的追求也使人們對于那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和品牌情有獨鐘。在追求“現代”和“年輕”的當代文化價值觀影響下,品牌在購買選擇和消費過
程中的質量保證和象征性作用得到加強,消費者表現出對品牌的格外重視,對那些質量優越并能體現創新技術、新型消費理念和時尚感的品牌產生偏好。據此本文的假設2為:
H2:消費者的現代文化價值導向越強,其品牌敏感度就越高。
2 產品利益屬性對品牌敏感與文化價值觀關系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基于有形產品,以外在價值為主,認為產品價值/利益包含功能性和象征性兩大類,前者用于解決個人的實際問題,后者主要用于滿足個人與社會環境的關系。Bhat和Sfinivas明確指出,雖然產品可以按照功能性價值和象征性價值進行分類,兩類價值確為不同概念,但是它們完全可以共存于同一個產品中,并不矛盾。因此,本文不將二者對立起來,而是共同研究產品中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屬性對于中國文化與品牌敏感的關系的調節作用。
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都有助于增強消費者的品牌敏感,但該作用還受到產品利益屬性的影響。原因在于,品牌功能主要體現在質量符號和身份象征兩方面,如果產品具備高功能性利益,消費者就會傾向于購買名牌以保證獲得優質產品,對品牌更為敏感;如果產品具備高象征性利益,消費者也會更加借助品牌來顯示身份地位和個性品位,從而增強對品牌的敏感。由此,我們推斷產品的高功能性和高象征性利益對于品牌敏感與文化價值觀的關系起正向調節作用,形成本文的假設3和假設4。
H3:在產品的高象征性利益或功能性利益條件下,消費者傳統文化價值導向對于品牌敏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H4:在產品的高象征性利益或高功能性利益條件下,消費者現代文化價值導向對于品牌敏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三、實證研究
1 產品
本研究選取的產品類別為手機,因為手機兼具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既滿足人們實時無線通訊和上網娛樂等功能性的實際需要,也滿足人們對于地位、身份和個性等象征性利益的追求。當然,由于在同一產品類別中,不同的品牌定位不同,有的更側重于功能性利益,有的則以象征性利益為主要訴求。所以,我們要求被訪者在回答問題時,以市場上現有的最好手機品牌為參考(在市場上現有的手機品牌中,想象你擁有一部你認為最好的手機)。同時,由于我們的研究重點是品牌敏感的文化動因,是真正購買行為之前的心理變量,所以回答問題時考慮的不是當前自己實際擁有的手機。
2 數據
正式的問卷調查在2008年10-12月展開。在正式調查之前,我們進行了小樣本(20人)的預調查。根據調查結果調整了項目順序,使屬于同一維度的文化價值觀題項更為分散,以避免背景效應。正式調查的對象是北京、成都、太原三個城市的手機消費者,具體方式為在被訪者家中或辦公室進行面對面人員訪談。雖然成本較高,但該方法能夠保證較高的回復率。共發放問卷240份,回收234份,刪除不合格問卷后得到228份有效問卷,樣本有效率為97.4%。有效樣本的構成為:男性46.7%,女性53.3%,平均年齡為30歲。
3 測量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消費者品牌敏感的文化價值觀動因以及產品利益屬性的調節作用,涉及的因變量是品牌敏感,自變量是傳統文化價值觀和現代文化價值觀,產品功能性利益和象征性利益的和為調節變量。針對所有自變量和因變量,我們采用7分利克特表,從1分到7分,1=“完全不同意”,4=“不確定”,7=“完全同意”;針對調節變量,我們采用7級語意差別量表。
品牌敏感是一個單維的心理變量,我們采用Kapferer和Laurent所提出并得到廣泛應用的量表。傳統文化價值觀是一個復雜的價值體系,我們采用由張夢霞專門針對中國消費者所開發的量表,包括“行為與地位符合”、“家庭聲譽”和“傾聽他人”三個維度。現代文化價值觀的內涵從文獻研究中得出,包括“現代”和“年輕”兩個方面:前者表明身處時尚甚至前衛的重要性,后者表示對年輕的崇拜。我們據此開發了4個問題進行測量,一方面衡量這些價值觀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衡量愿意為之付出的努力程度。至于產品的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屬性,我們主要參考Chaudhuri和Holbrook采用的功能性價值量表和Wright開發的象征性價值量表,并根據研究問題進行了微調。以上各變量的測量題項參見表1。
4 測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
我們對本研究涉及的品牌敏感、儒家文化價值觀、現代文化價值觀和產品的功能性/象征性利益屬性這4個主要變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目的是對測量項目進行提煉和優化。我們采取四項標準刪除了若干題項:(1)共同度低于0.40;(2)因子載荷低于0.50;(3)在一個以上的因子上存在交叉負荷;(4)不符合內容效度的要求。分析結果顯示,Barlett球度檢驗均具備統計顯著性,KMO值也均接近或大于0.7,令人滿意。經優化后的各變量測量題項參見表1。
根據表1,儒家文化價值觀中的“家庭聲譽”因子在本研究中沒有顯示,現代文化價值觀只呈現單一因子結構。品牌敏感為單維變量,產品利益屬性包含象征性利益和功能性利益兩個因子。所有題項的共同度均大于0.5,除現代文化價值觀以外,因子可解釋方差大于60%,經方差極大正交旋轉后所有因子載荷均大于0.7,取值令人滿意。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驗證性因子分析(cFA)。在刪除因子載荷低于0.5的兩個題項You_1和You_2后,我們通過Lisrel 8.54進行的整體模型估計得到,X2104=199.99,p=0.000,RMSEA=0.058(≈0.05),SRMR=0.056(
在驗證了測量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的基礎上,我們計算出各變量所包含題項的平均值,用于在后續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中檢驗我們提出的研究假設。
5 變量間關系分析和結果
為了對變量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我們利用多元線性回歸來研究自變量文化價值觀與因變量品牌敏
感之間的關系,以及產品利益屬性對此關系的調節作用。首先,我們以品牌敏感為因變量,以“行為與地位符合”、“傾聽他人”和現代文化價值觀為自變量進行回歸。結果顯示,F(3,207)=19.033,P=0.000,R2=0.216,R2=0.205。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回歸系數參見表3。據此,反映儒家文化價值觀的兩個變量――“行為與地位符合”和“傾聽他人”均對于消費者的品牌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β=0.360,P=0.000和p=0.154,P=0.020),假設1得到支持。反之,現代文化價值觀對于消費者的品牌敏感并未呈現出顯著影響(B=0.080,P=0.212),假設2未得到支持。
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利用分組多元回歸來研究產品利益屬性對上述關系的調節作用。首先,通過求取平均數,將樣本按照產品功能性利益和象征性利益劃分為高、低兩組,構成了2×2的組間實驗設計,即高象征性利益/高功能性利益、高象征性利益/低功能性利益、低象征性利益/高功能性利益和低象征性利益/低功能性利益四組。之后,我們進行分組回歸,并通過對同一自變量在不同組間的非標準化回歸系數B進行t檢驗來驗證調節作用的存在,方差齊性檢驗結果表明,四組的方差具有齊性,符合分組回歸的前提要求(Levene statistic=0.490,P=0.690>0.05)。分組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傳統文化中的“行為與地位符合”因子對消費者品牌敏感的影響在前三組中顯著,在第四組中不顯著;傳統文化中的“傾聽他人”因子對消費者品牌敏感的影響在四組中均不顯著。假設3得到支持,產品利益屬性對于傳統文化中行為與地位相符對消費者品牌敏感的影響起到了調節作用。反之,現代文化對于品牌敏感的作用在四組回歸中均不顯著,產品利益屬性未呈現出對現代文化對品牌敏感的調節作用,假設4未通過檢驗。
鑒于傳統文化中的“行為與地位符合”因子對消費者品牌敏感的影響在前三組,即產品具備高象征和/或高功能利益的三種情況下均呈顯著,但非標準化回歸系數B值不同(分別為0.350,0.430和0.536),為了進一步檢驗產品利益屬性的調節作用,我們接下來將考察該影響在三種情況下是否還存在差異。為此,我們根據Hardy提出的t檢驗公式,對前三組回歸方程中“行為與地位符合”因子對于品牌敏感的回歸系數B進行了兩兩對比組的t檢驗。組間比較結果見表5所示。
由表5可知,雖然回歸系數不同,但在前三組中,中國傳統文化“行為與地位符合”因子對于品牌敏感的顯著影響作用并未呈現出差異性。即在產品具備高象征性利益和/或高功能性利益的情況下,消費者追求“行為與地位符合”的文化價值取向都使其對品牌更為敏感和重視。具體地,如果產品具備高象征性利益,那么中國傳統文化中注重地位和身份的特征就會促使消費者更加重視品牌,品牌成為傳遞身份和地位的載體。同樣,如果產品具備高功能性價值,說明產品十分有用,屬于必需品,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行為和地位一致的特性也會促使消費者購買名牌產品,以保證質量和服務,體現出品味和面子。
四、結論與啟示
1 結論
本文探討了消費者品牌敏感的深層次文化價值觀動因。通過回顧品牌敏感和消費者文化價值觀的相關文獻,我們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現代文化均正向地影響消費者的品牌敏感。研究結果表明,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文化價值觀是影響消費者品牌敏感的重要動因,“行為與地位符合”與“傾聽他人”維度均對于消費者的品牌敏感有積極的顯著性詮釋作用。其中,“行為與地位符合”比“傾聽他人”對于品牌敏感有更大影響(β=0.360,P=0.000和β=0.154,P=0.020),表明注重個體行為在社會中的適當性是中國消費者品牌消費的最主要文化推動力。相反,中國現代文化對品牌敏感未表現出顯著影響。原因可能在于:第一,現代文化中的價值取向體現為不斷追趕時尚潮流,消費者有時故意通過不知名的品牌來突出自己的另類個性,甚至通過自己動手來彰顯不同;第二,當前手機品牌之間質量差異小,品牌象征性與服裝、運動鞋等產品相比也較低,因而品牌的實用性和象征都較為有限,追逐時尚的現代消費者在購買時會更多考慮手機的外觀、設計和性能,品牌并非其決定因素。
上述結論說明品牌有助于消費者加強社會歸屬和身份識別,消費者由此對品牌更為敏感。這不僅驗證了品牌的象征意義和文化載體功能,也推動了對消費者品牌態度和象征性消費行為特別是高象征性奢侈品品牌的消費行為的理解。雖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象征性消費有逐步增強的趨勢,但本研究顯示,在經濟發展因素之外,象征性消費存在更深層次的文化價值觀動因。在中國,兩千多年前形成的儒家思想依然對今天的中國消費者行為產生影響,其重視社會地位和他人意見的特征對于消費者品牌態度有顯著影響。本研究還揭示,以傳統文化價值觀為核心的中國人文化價值觀作為個體行為規范所呈現出的相對穩定性特征,說明研究傳統文化價值觀對探索消費者行為的重要性。
我們進一步考察了產品利益屬性對于消費者文化價值觀與品牌敏感關系的調節作用。從顧客價值的角度,我們提出產品的象征性利益和功能性利益對上述關系起正向調節作用。結果表明,傳統文化“行為與地位相符”對品牌敏感的正向影響因產品的顧客價值而異。雖然品牌作為身份和質量符號,消費者對此敏感有其深層次文化動因,但這一關系只體現在購買和消費那些高象征性價值和/或高功能性價值產品時。對于顧客價值偏低的產品,消費者的品牌態度與文化無關。該研究結果揭示了品牌承擔文化載體功能的條件之一是產品具備高的顧客價值,證明了顧客價值在品牌營銷活動中的基礎和主導地位。
2 管理啟示
上述研究結論能夠運用于企業的品牌溝通決策和營銷策略,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中國市場上,企業需要在品牌溝通戰略中激發顧客的傳統文化價值觀以提高顧客的品牌敏感度。當前許多企業都認識到了挖掘品牌文化內涵的重要性,老字號努力重振和發揮品牌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價值觀,新品牌也盡量在品牌建設中浸潤文化元素,甚至在中國的外資品牌也極力強化品牌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聯。本研究證實了傳統文化對于品牌建設的促進作用,闡明了品牌文化營銷的合理性,并且明晰了傳統文化比現代文化在刺激消費者的品牌敏感方面更為有效。因此,在廣告宣傳等品牌溝通活動中企業應該進一步突出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特別要強調行為與地位的一致性,使用家庭親情、師長尊嚴、社會倫理等傳統行為規范主題,從而引發并強化顧客對品牌的敏感和重視。
第二,精確衡量本企業產品對顧客的象征性利益和功能性利益,并且在溝通宣傳中加以突出。本研究首次揭示,顧客感知的產品價值水平越高,傳統文化價值觀對于品牌敏感的正向影響就越強;相反,如果產品的顧客價值低,那么文化對品牌的促進作用就會消失。可以認為,失去顧客對產品高價值認知的支持,消費者的品牌敏感很難持久,更無法形成對某個特定品牌的忠誠。
第三,根據顧客持有的文化價值觀進行更有效的市場細分。文化是消費的最本源動力,在精確度量消費者文化價值觀取向的基礎上,企業可以據此進行有效的市場細分,識別那些傳統文化價值觀最為強烈的顧客群,視其為目標顧客,從而提高品牌建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五、局限性和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本研究還需要在更多的產品類別和更大范圍的樣本中重復進行,以驗證并拓展我們當前的發現。雖然手機在本研究中確實體現出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但由于手機品牌的象征在現有研究中仍有分歧,因此可以考慮采用分別以象征性價值和功能性價值為主導的兩類產品(比如運動鞋和電池),通過實驗手段來控制并開展研究。
引言
從陶瓷發展的歷史上看,陶瓷審美包括在人們廣泛的文化語意之中。換言之,就是人們利用陶瓷來表達各種文化語意,直至展示精神世界的起伏變化。
青瓷,作為中國陶瓷文化發展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基本奠定了中國屬于瓷器母國的文化地位。長期以來,無論陶瓷物質材料及其工藝如何發展和進步,青瓷的現實作用一直比較重要。原始陶瓷的時代,青瓷曾經一花獨繡;“南青北白”的陶瓷文化時代,青瓷與白瓷曾經分庭抗壘。毫無疑慮,青瓷在陶瓷文化的長河中,所激起的浪花仍然使現代人回味無窮。
一 青瓷文化語意隨著社會文化發展而豐富多彩
陶瓷作為人們生產和生活的本文由收集整理物質媒介,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生命力。在社會文化的發展中,不僅沒有淹沒各種陶瓷在文化中的功用,反而使它的文化語意更加豐富多彩,其中,青瓷就是這樣的代表。
從陶瓷發展史看來,青瓷較早出現在秦漢時期,“秦漢原始瓷的釉層較戰國時的厚。但釉色普遍較深,呈青綠,或黃褐等色,可能釉料中氧化鐵的含量較戰國時的高”。盡管如此,對青瓷的界定不能僅僅停留在瓷質、色彩以及肌理等物質的性質之上。倘若以此對青瓷做界定,陶瓷文化中許許多多的問題都不能被闡釋清楚。因為釉料中氧化鐵含量較高,所以,在還原氣氛燒成中呈現青綠色。這是較早的青瓷。青瓷一經發明和使用,便得到廣泛流行,也得到不斷延續和發展。由于瓷器比陶器堅固,又清潔美觀便于清洗,再加之瓷器遠比漆器、銅器造價低廉,并且原材料分布極其廣泛,藏量豐富。因此,各地根據各自的自然和人文條件燒造了大量的瓷器,以適應文化生活的需要。
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與人們對文化生活需要的渴求,瓷器得到大量生產。越窯瓷器從東漢開始,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起著“領頭羊”的作用。“越窯青瓷自東漢創燒以來,中經三國、兩晉,到南朝獲得了迅速發展”。越窯瓷器大量應用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用之于食器、茶具、酒具以及衛生潔具(如,虎子)等。尤其進入唐宋以來,白瓷和青瓷比翼雙飛,各顯特色,青瓷更加具有審美意義。從宋代開始,青瓷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較為著名的有鈞窯、耀州窯、龍泉窯等窯的青瓷,它們分別以不同的特色展示著地區的文化內涵。也就是這種生產格局進一步豐富了青瓷的文化范疇。
由此可見,青瓷是一個發展并逐漸豐富的陶瓷文化概念。進一步講,青瓷是一個陶瓷文化范疇,它既有時間性,又有空間性;既有物質性,又有意識性;用它既能彰顯陶瓷發展歷史的一個脈絡,又能體現地區陶瓷文化的特色,還能闡釋許多陶瓷文化現象。第一,從時間上看,青瓷較早出現在秦漢時期,也可以說,青瓷的出現,是瓷器初具雛形的標志。由于青瓷材料具瓷土的一般特性,并且,青瓷的燒成溫度明顯高于陶器,因而,青瓷因化學、物理性能之故首先與陶器區別開來。這是青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之一,“瓷器的出現,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給此后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瓷業的空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青瓷萌芽期發生在浙江地區,主要窯場在上虞、寧波、慈溪、永嘉等縣市。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對浙江省上虞縣上浦鄉小仙壇東漢晚期的瓷片標本和窯址附近的瓷土礦中的瓷石樣品作過許多測試和化驗,并認為它具有瓷器的標準;第三,青瓷的發展期是從大江南北鋪開的,隋唐時期所謂的“南青北白”,就是這種說法的概括。唐代,以浙江越窯為代表的青瓷繼續發展,它代表著南方青瓷的生產水平。北方白瓷是以邢窯為主要代表的。所謂白瓷是相對于青瓷和黑瓷而言的,由于瓷土中氧化鐵的含量較低,瓷色呈現白色而得名。此時,青瓷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僅在江南地區以成熟期為標志,就是北方地區也有零星生產,而發展到宋代就具有獨特的特色和個性了。例如,鈞窯的青瓷,就是以青色為基本色的“窯變”品種;第四,青瓷從宋代開始發生了明顯的瓷質量的變化。宋代,陶瓷生產發生了顯著變化,主要是以各地窯場所生產的地方特色瓷為主,出現了爭奇斗艷的繁華景象。此時,青瓷審美更上一層樓,主要青瓷產地有龍泉窯和鈞窯等窯場,這些青瓷在發展中仍然以地區性特色為標志;第五,青瓷是一個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的陶瓷品種。一方面,從發色劑上看,青瓷具有十分寬泛的色階范圍,這與其中氧化鐵含量有關,決定了青瓷色澤的深淺和濃淡。此外,它還與燒成溫度和燒成氣氛關系較為密切。另一方面,青瓷因為地區材料及其生產工藝的差別,富有地域性特征,這也是青瓷具有多品種的主客觀因素。
正因為青瓷有這樣寬泛的文化內涵,所以,它在人們的文化生活中的延續性是毋庸質疑的。
二 后現代主義思潮為青瓷開辟了發展的新天地
產業革命以來,由于機器生產的廣泛應用,不僅將生產拉向機器世界,也在人們的文化生活中充斥了電視機、計算機等大量機器,這使人們的文化生活單調、乏味起來。為此,后現代主義在繼承現代主義成果,主要是在繼承“機器美學”的基礎上,將歷史文脈主義、隱喻主義以及新材料為特征的裝飾主義推入生產和人們的生活領域。這樣,后現代主義就成為了主導社會生產和人們文化生活的主流意識。這為青瓷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環境條件,它不僅翻開了青瓷光輝的歷史,而且,還將新的文化因素注入了青瓷文化的創造上,從而拓展了青瓷審美的新內涵。
現代大工業生產介入陶瓷制作,徹底改變了陶瓷的手工制作模式,但是,陶瓷文化的功能及其文化語意,仍然與傳統文化緊密相關。尤其進入后工業社會以來,陶瓷審美的鮮明特征是多元化的,不同民族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為基礎并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來豐富自身的文化審美內容。這便是現代審美理念的顯著特性。事實上,后工業社會更加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它是在現代大工業生產基礎上,結合機器生產與手工制作為一體化的社會生產模式。因為人們在對工業產品感到麻木的時候便產生了一種向往手工藝生產的時代的文化生活內容,但是,社會客觀生產力又不可能回歸到手工藝時代。因此,一種折衷的社會文化生活模式便應用而生。也就是“一種雜亂的、復雜的、含混的、折衷的、象征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文化生活模式進入人們日常的文化生活之中。這樣,人們在文化生活需求下,對造物就顯示出了這樣的具體要求:它在文化的發展足跡中尋找一切可利用的元素,以充實現代文化生活,這就是它所謂的“文脈主義”;它還強調帶有象征意義的文化內容,以表達人們對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向往,這就是它所謂的“引喻主義”;尤其突出表現為,它將現代材料和生產技術結合起來,集中表現現代材料的色彩、肌理以及構成要素的新興模式的裝飾,即“裝飾主義”。這就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人們文化生活所顯示出的三個主要特征。換句話說,后現代主義將自身的內容轉變為現代文化意識,并竭力介入人們的社會生產與文化生活之中。
正因為如此,在現代陶瓷生產和利用中,人們傾盡全力挖掘了有利于陶瓷表現的一切文化元素,將其展示得空前豐富多彩。
青瓷,不論作為陶瓷物質材料,還是作為負載文化的媒介,都是一個典型代表。從陶瓷材料及其工藝發展的進程看,它真正奠定了瓷器之所以為瓷器的物質技術基礎。傳統上,陶瓷的工藝美,從兩個方面說,一是材料的化學組成,二是材料的工藝性能。這是在中國陶瓷文化具體實踐和理論闡述中都有所體現的歷史事實。歷史上,青瓷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氛圍中得到不斷發展,此時此景,陶瓷生產者竭力保持了青瓷文化發展的人文環境和自然優勢。例如,在五代十國時期,面對中原強勢文化,主要是政治和軍事的攻擊,錢氏政權不乏采用“朝貢”的方式,為青瓷發展營造“天有時”的人文環境。這盡管是難以言辭的,可是,它是隱藏在陶瓷文化中以“和為貴”為要旨的引喻主義的文化精髓。當然,在現代文化生活中,青瓷作為“禮品”,與傳統文化意義上的“貢品”是完全不同的。介入現代文化語意的青瓷,作為禮品是在社會地位同等條件下的“禮尚往來”,這才是儒家文化范疇的精神實質。作為物質媒介的青瓷,現代文化語意所體現的遠遠不是禮尚往來的意義,而是在商品經濟大潮中的價值定位。在現代青瓷產品中,不論是文脈主義和引喻主義文化因素,還是裝飾主義的新文化內涵,實際上,都不可能逾越它的時代特征,都不可能否認市場競爭中價值目的的對象化問題。
從后工業社會以來越來越復雜的社會文化環境看,是文化意識的多元性為青瓷的發展提供了諸多的環境條件,并使青瓷審美將傳統和現代文化結合起來,交互產生了一種適合現代文化需要的,并具有新內涵文化的審美。
首先,市場經濟環境與競爭主流為青瓷文化審美注入的新內容是物美價廉。歷史上,與青銅器、金銀器、漆器等工藝性較強的物品相比,青瓷是物美價廉的物品。因此,青瓷一經產生就受到了人們的普遍歡迎。現代社會面對市場需要和競爭,從大眾化消費的視角看,青瓷仍然不是歷史文化意義,它的物美價廉仍然為生產者和經銷者看好,也為消費者所青睞。
其次,陶瓷物質材料的工藝性和審美性統一所凝聚的文化精神仍然是當今青瓷文化審美的物質基礎。在青瓷發展的歷史中,無論何時何地,青瓷材料合理的化學組成與較強的物理性能以及它的色澤,與所展示的視覺刺激等,都是獨樹一幟的。現代社會,盡管技術進步和陶瓷產品品種豐富,可是,青瓷獨特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魅力依然占據著陶瓷文化審美的一席之地。
再次,合理的造型構成與合適的功能,是展示青瓷審美的具體形式。青瓷,從材料的物理性能上看,便于成型與生產制作。不論是圓形器物,還是方形器物,甚至長形器物,都便于成型和燒成。因此,生產可根據具體需要,將材料塑造成或圓、或方、或長的各種器形。這樣,青瓷產品就可以根據器形來確定它們的適應范圍。例如,一只碗、盤、碟、勺(或湯匙)等,都可以為餐飲生活提供便利。這種生活實用是人們追求審美的基礎。正如古希臘美學家蘇格拉底所提出的“實用為美”一樣,“衡量美的標準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青瓷在現代人們的日常文化生活中仍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是深受人們喜愛的生活器物。
最后,凝聚歷史文化和現實文化生活,為當今人們生活增加物質和非物質滿足的青瓷,仍然不失其雙重的審美文化價值。歷史上,青瓷一直為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服務著,尤其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與事實需要中,青瓷擔當著多種文化角色。在唐代,許多文人將越窯青瓷當作寫詩作賦題材。如顧況所寫的“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孟郊所寫的“蒙茗玉花盡,越甌荷葉空”等。不僅如此,文人雅士還將青瓷與飲茶結合起來,不僅有美妙的詩文,也有絕佳的生活時空享受。前者如“越甌犀液發茶香”“越碗初盛蜀茗新”等;后者是在飲茶活動中的文化成果,如陸羽的《茶經》。作者在飲茶活動及其對各地所產瓷器的對比中,認為“越州上”,且“類玉”“類冰”,是對越窯青瓷的高度評價,不是贊譽之詞。
在現代文化語意中,青瓷遠遠超出了這種文化審美意義,它存在于人工具體的物質環境之中,并攜帶了沉甸甸的深厚審美意義。總之,現代社會,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所營造的人文環境條件,使青瓷審美的新內涵隨著文化發展的需要不斷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