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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基金經理之一,2013年榮升泰達宏利基金公司總經理的,當基金經理時有過彪炳的投資戰績。在2014中國養老金論壇上的發言中,表示,在十幾年以前他就感覺到中國養老行業面臨著困境。老齡化來襲,養老如何未雨綢繆?
記得我十幾年前研究生畢業,我的導師那時剛剛退休,他的兩個孩子在國外,所以提前進入了空巢家庭。從那以后,老師每次進養老院都是我幫他操辦的,我體會到養老過程中的辛酸苦辣。有一次我跟夫人探討這個問題時,我說我的老師是很有名的專家、學者,他的夫人也是官員,跟我的父母比起來,他們的地位、背景高很多,但是我覺得他們的養老還比不上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農民,他們有很多孩子,孩子都在身邊,所以我的父母能得到很好的照顧,但是我老師的孩子都在國外。
因此在十幾年以前,我就感覺到中國養老行業面臨著困境。所以,我當時就想如果有一天有這個機會我一定要盡我所能把中國養老產業往前推進,讓我們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讓我們這一代老的時候子女不在身邊也能過一個快活、安詳的晚年。這是我一直以來的一個愿望,也促使泰達宏利基金希望在這個領域有所作為。
當前中國正處在大變革的時代,經濟社會的眾多領域都會發生重大的趨勢性變化。那么聚焦在今天養老金的主題下,我們來討論有哪些大的趨勢和養老金有關。
第一個大趨勢是人口紅利的消失和養老金的增長。
毫無疑問,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人口紅利”的有力推動。但是2015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正式進入負增長階段。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消費性人口超越生產性人口等問題,都將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的增長。
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正在加快建立健全養老金增長的長效機制。自2005年以來,國家每年給企業退休人員增長養老金10%,已經實現“八連增”。改革開放以來,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已經增長了50倍。
第二個大趨勢是全社會的市場化程度加深和養老金的市場化運作。
總理多次明確表示“能給市場做的要盡量還給市場”。盡管存在各種難題,但中國的養老政策已經走在了市場化的道路上。接下來通過政府的頂層設計,越來越多的養老政策將與市場接軌。約2.6萬億的城鎮基本養老基金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有望更加市場化,交給專業的資產管理機構實現保值增值。
第三個大趨勢是對外開放的擴大和養老金投資的國際化。
剛剛結束的APEC會議充分展示了中國在“大國崛起”中的開放心態和國際影響力,滬港通正式打開了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大門。因此,未來養老金的投資必然會充分借鑒國際成功的經驗,資產配置也應是國外和國內相結合,投資范圍大大拓寬,包括海內外的權益類資產、固定收益類資產,股權投資、實體經濟中的產業投資等多元投資并舉。
正是基于上述三大趨勢,未來中國養老金的格局注定會發生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所以,我們提前行動,邀請有長期研究養老金問題、參與政府頂層設計的專家學者,有在全球長期從事養老金投資的加拿大宏利金融高管,希冀通過海內外精英的智慧碰撞,共同為中國的養老制度建設和養老金投資建言獻策。
我們資產管理行業作為整個養老產業中的一環也應積極行動起來,為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未雨綢繆。
我認為,未來養老金投資將是資產多元化和策略多元化。泰達宏利目前具有公募基金和特定客戶資產管理資格,旗下共計24只產品,包括股票型、混合型、債券型、貨幣型等,運用多種策略,取得了相當優秀的投資業績。
在總結公司歷史積淀和判斷行業發展方向的基礎上,泰達宏利未來將為養老事業的發展貢獻我們自己的一份力量。
【關鍵詞】美國;養老保險制度;“三支柱”模式;啟示
1.引言
養老保障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它建立在100多年的福利經濟學和養老保障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的基礎之上,是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智慧結晶。自20世紀初以來,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全世界有165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其中,絕大多數(158個國家)都建立了養老保險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老年保障制度同樣面臨著挑戰。首先,老齡化問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及中國養老保障體系構成了最為嚴峻的挑戰。其次,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本身也呈現重重危機。一是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仍屬于現收現付制,個人賬戶空帳運行,如果不能做實賬戶則下一步的改革難以進行。二是現行養老金的替代率已經比過去大為下降,而企業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性的補充保險發展遲緩。三是養老資金存在的巨大收支缺口嚴重惡化。因此,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成為理論界和管理決策層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問題,對既往改革的評價出現較大的爭議,對進一步的改革方向出現了較大分歧。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成為一項極其緊迫的任務,亟待研究和解決。
2.美國養老保險制度現狀
美國是世界上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較早的國家之一,其養老保險制度始建于20世紀30年代。隨著財政困難、嬰兒潮一代的老齡化等問題的出現,養老金制度出現危機,從而使美國養老金制度改革勢在必行。美國政府較早地意識到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對于保持制度償付能力的作用,他們認為,基于精算原則的、與就業、工作業績、繳費等相關聯型的企業保險(主要是40lK計劃)應該受到推崇,私人性質的、完全靠個人繳費的個人養老保險應該得到鼓勵和發展。與此同時積極發展和鼓勵個人養老儲蓄,以作為基本養老保險的補充,為雇主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的發展做了有效的引導。經過不斷調整與發展,美國逐步形成了包括國家法定養老保險、私營退休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在內的“三支柱”養老保險體系,被形象地稱為“三條腿的板凳”。①
2.1 第一支柱:社會養老保險制度(Old-age,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簡稱為OASDI方案,包括老年養老金、遺屬養老金和傷殘養老金三個部分。由國會立法強制實施,是最重要的收入保障項目。該制度是全國性的,覆蓋了美國約96%的勞動人口,對于一些臨時雇傭的農場勞動者、家庭內部勞動者和年收入低于規定標準的個體經營者,則設立了一種補充收入保障(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制度。社會養老保險資金主要來源于美國聯邦收入稅、社會保障收入本身的課稅、美國財政部的一般資金、社會保障資金的投資收益等,賬戶由聯邦政府統一管理,并依據社會保障法的規定進行運作,實行現收現付制。
2.2 第二支柱:雇主養老金計劃(Employer pension)
雇主養老金計劃,通常指大公司、企業的雇主發起和建立起的單一雇主養老金計劃,也有工會組織為小企業的職員發起和建立的多雇主養老金計劃,包括政府公職人員的職業年金計劃。其建立基本上是企業自愿的,不具有強制性,覆蓋了美國近一半的勞動人口。企業定期向該計劃交納資金。養老金管理機構通過投資行為對養老金進行保值增值,它沒有固定利率,投保人的未來收益取決于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職工退休后每月可按其賬戶的積累額或企業事先規定的支付額領取養老金。
2.3 第三支柱:個人養老儲蓄計劃(Personal saving)
個人儲蓄養老金計劃是個人需要而建立的養老金儲蓄計劃。是一個完全由個人自愿參加的計劃,包括享受稅收優惠的個人退休賬戶計劃和個體勞動者退休計劃,以及沒有稅收優惠的個人儲蓄性養老。由于美國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服務業雇主一般不提供私人養老金計劃;另外,美國的職工調換工作日益頻繁,雇主也不愿意與職工建立長久的雇傭關系,所以個人儲蓄養老金適時地發展起來。通常的做法是建立個人退休賬戶。個人退休賬戶不僅是為個人提供養老儲蓄,還允許調換工作的職工將其在私人養老金計劃的積蓄中取出,暫時存入退休賬戶,個人退休賬戶由銀行、人壽保險公司和共同基金等多種金融機構來管理,投資方式多樣化。
3.美國養老保險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自成立至今,美國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在不斷改良的道路上行進了70年。盡管在人口老齡化危機的威脅下美國還能在這條遁路上走多遠仍未可知,但其社會保障建設多年來的成功與教訓依然可以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
3.1 政府保障與雇主保障、個人保障的有機結合
美國的三支柱養老金體系是分別由政府、雇主和個人作為行為主體實施的。第一支柱強制計劃的行為主體是政府,第二、三支柱的行為主體則分別是雇主和個人。這種制度背后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包括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不是政府保障,不能由政府包攬一切,而是政府、雇主和個人的共同責任。美國目前幾乎所有的從業人員都參加了第一支柱,并且絕大多數人在達到退休年齡后都能夠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在該計劃實施初期的1935年,老年人口的貧困率為70%,而在2001年,則僅為11%。而且通過第二、三支柱,相當多的人可以在退休后獲得更加豐厚的收入保障。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養老金制度明顯缺乏層次性。雖然改革以來一直強調要建立由政府組織的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單位)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組成的多層次保障體系,但至今仍幾乎完全依賴政府組織的基本養老保險。其必然結果是企業(單位)和個人對政府保障計劃的依賴過重。既無法調動企業(單位)和個人的積極性,也導致政府財政上的壓力過大,使這種政府強制性的養老金計劃難以為繼。所以,在未來改革過程中,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鼓勵建立由不同行為主體組織實施的多層次養老金體系。
3.2 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納入社會統籌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還存在吃皇糧的情況,國家沒有把這部分人的養老保險納入社會的養老保險整體范疇,政府為之埋單,導致財政負擔加重。因此,為了調節社會公平,應當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納入社會統籌范圍。
3.3 適當提高法定退休年齡
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是老齡化國家的普遍做法。如英國建議從2011年4月起提高退休年齡,在5年內達到66歲,最終實現男女均在68歲退休的目標;德國2007年3月通過延長退休年齡法案,將在2012年至2029年間把男女退休年齡由65歲提高到67歲;日本2006年修改法律,從2006年至2013年間把退休年齡逐步從62歲提高到65歲;新加坡政府長期目標是把男女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7歲;韓國也計劃將退休年齡在2013年提高到61歲,之后每隔5年提高1年,至2033年法定正常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
在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方面,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美國早在1983年通過法律將退休年齡從65歲推遲到67歲,但該規定開始實施時間為2000年;同時做好政策前的宣傳,讓民眾了解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必要性和科學性;采取“逐步提高”或“分批提高”,降低其對社會的沖擊。可按出生年份逐年延長,也可分群體進行,先提高女性以及高知、高技能人員退休年齡;必要時出臺綜合配套措施,降低其對老人的不利影響。出臺針對老年人的就業支持、轉崗培訓、收入援助等政策。
3.4 充分發揮市場功能
在美國,第二、三支柱養老金的投資運營是由充分競爭性的投資機構來完成的,養老金的所有者(包括機構和個人)具有完全自由的選擇權利。這種充分的競爭機制迫使各個投資機構必須以各種方式降低成本,不斷開發新的投資產品,全面提高投資效率和服務質量,否則就要被淘汰。市場競爭的結果是養老金的整體投資運營效率全面提高,不僅使養老金所有者普遍獲益,也帶來了整個經濟的活躍。對政府來講,由于不直接從事第二、三支柱養老金的組織管理,也就避免了政府管理過多特別是政府直接管理養老金投資可能帶來的低效率,從而使政府面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壓力大幅度降低。
在中國未來的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中,美國的上述經驗值得認真借鑒。引入市場機制不僅是避免政府行為失效、降低政府風險和壓力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將養老金制度與市場經濟接軌。養老金制度也就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社會政策,而是能夠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源配置手段。從東歐、南美等許多國家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情況看,在養老金制度的具體組織過程中充分引入市場機制,也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
3.5 注重養老金投資管理
充分的市場競爭和完備的外部監督機制保證了美國養老金制度的穩定發展。雖然美國經濟也并非十分穩定,但總體來說,其養老金投資收益率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絕大多數年份里,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養老金投資收益率都在10%以上。
中國目前正在積極推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基本改革目標之一就是要引入積累制以應對老齡化的壓力。而要實現基金積累并且保持新制度的順利運行,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要完善資本市場。從美國的經驗看,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培育高效率的投資機構并引入充分競爭,同時全面強化政府以及社會的監督。否則很難保證改革目標的順利實施。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養老金投資安全取決于資本市場發展,但并不意味著非要等到資本市場完善后才能夠發展積累制的養老金制度。從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看,二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的。資本市場本身也需要不斷完善。
4.結論
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在國內外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像中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制度尚未完善的國家,更是如此。所幸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外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實踐為我國提供了生動的實證案例,使我國能從中汲取了有益的啟示,并結合中國國情,改革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公平和效率始終是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養老保險理論與實踐的不斷豐富,使我們認識到養老保險制度既是社會制度,也是經濟制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只有在經濟持續增長目標得到實現的前提下,才會有足夠財力實現公平的目標。因此,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公平和效率都同等重要,必須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
注釋:
①牛文光.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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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發流程
我區人社、衛計、公交業務信息系統改造對接、制卡、刷卡設備采購及后期各種新業務應用開發推廣工作,按照市主城區模式,由市市民卡服務中心負責統一組織實施,5月底前完成信息系統開發對接及部署,6月份開始市民卡制作和發放工作。
我區市民卡申報人員基本數據經區人社局、區衛計局采集審核無誤后,交區人社局進行制卡批次確認后生成制卡數據,再由區市民卡服務中心每周上傳到市市民卡服務中心進行制卡。制作完成的市民卡由市市民卡服務中心每周通過郵政快遞方式,發送至區市民卡服務中心或各村(社區),再由區市民卡服務中心或各村(社區)分發到單位或個人。市民卡補卡暫到市市民卡服務中心辦理,待區市民卡服務中心即時制卡軟硬件設備部署到位后,再由區市民卡服務中心辦理。
責任單位:區智慧城市建設辦公室(以下簡稱區智慧辦)、區人社局、區衛計局、區市民卡服務中心。
二、數據采集
我區市民卡數據采集及制發卡對象分四批開展:
第一批采集對象為第一代社保卡持有人(單芯片+磁條,帶金融功能),共約6至7萬人;
第二批采集對象為城鄉學生(學生卡)和從未辦理社保卡的城鄉居民,共約5萬人;
第三批采集對象為已發放第二代職工社保卡的人員(包括靈活就業人員),共約3萬人;
第四批采集對象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員,涉及約30萬農村居民。責任單位:區人社局、區衛計局、區教育局。
三、銀行選擇
市民卡采取單位申領和個人申領兩種方式進行。單位申領是指在單位參加社會保險的市民,由單位統一申請辦理。個人申領由市民在戶籍所在村(社區)申請辦理。
單位在區市民卡服務中心統一申報,填報市民卡金融合作銀行確認函后,進行申報登記。個人在各村(社區)填報市民卡金融合作銀行確認函后,進行申報登記。市民卡金融合作銀行原則上選擇原社保卡金融合作銀行。
責任單位:區智慧辦、區人社局、區衛計局。完成時間:2016年4-8月。
四、發卡機構
市民卡日常制發工作繼續沿用區人社局原社保卡制發工作機制和流程,在區政務服務中心人社業務服務窗口(或區人社局一樓原社保卡發放窗口)設立區市民卡服務中心。市民卡服務中心及各村(社區)制發卡所需軟硬件設備統一由市市民卡服務中心負責提供,并于5月底前安裝到位。
市市民卡服務中心長期派駐工作人員1名在區市民卡發放中心指導和參與日常制發卡管理工作。區人社局原有2名社保卡制發工作人員,負責日常市民卡制發申報登記管理和社保業務數據的收集校對工作。區衛計局明確工作人員1名,負責協調并參與市民卡居民健康業務數據收集校驗工作。區教育局明確工作人員1名,負責協調并參與市民卡學生數據收集校驗工作。根據市民卡制發工作進度和任務量,各市民卡金融合作銀行適時抽調工作人員1至2名,集中參與市民卡發放工作。區智慧辦明確工作人員1至2名,負責市民卡制發的組織協調工作。
責任單位:區智慧辦、區人社局、區衛計局、區教育局、區市民卡服務中心。完成時間:2016年4至6月。
五、業務培訓
市市民卡服務中心、區智慧辦和區人社局聯合組織開展市民卡登記發放業務培訓,使區市民卡服務中心及各村(社區)人社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能夠熟練掌握市民卡登記發放和信息系統操作業務。
責任單位:區智慧辦、區人社局、區市民卡服務中心。完成時間:2016年4至8月。
六、宣傳普及
通過電視、網站、微信播放宣傳片和標語、印發宣傳手冊等多種方式,在全區范圍內廣泛開展市民卡制發宣傳動員工作,宣傳普及市民卡的功能和應用知識。
責任單位:區智慧辦、區廣電局、區人社局、區衛計局、區教育局。完成時間:2016年4至12月。
七、資金歸集
財政性資金個人部分歸集到市民卡采用分期分步方式進行,第一期資金歸集包括全區各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工資、區民政局低保救助金、區人社局養老金、區衛計局新農合補助基金、計劃生育獎扶資金。第二期資金歸集包括區農業局、區林業局、區教育局和區房管局對個人的補貼資金。
關于理財,香港首富李嘉誠有一句著名妙論:“別人都說我很富有,擁有很多的財富,其實真正屬于我個人的財富是給自己和親人買了充足的人壽保險。”
在股市大熱時期,投資保險成了相對冷門的話題,但缺少了保險這道柵欄,投資始終是一種缺撼。
無論窮人、富人。每個人,心里都存有對未來的焦慮。很多投資人也許并不知道。任何保險都可免稅(免征遺產稅、所得稅)、不必抵償債務、任何單位和個人無權凍結保險金。同時。保險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繼承糾紛……由此。人們才可以理解李嘉誠將保險視為真正屬于他個人財富的原因。
在保險界有一句名言:“人生有兩大悲哀:一是生命太短,二是生命太長。”
生命太短,就要把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生命太長。就要為自己的養老謀劃資金。
與新股民拿出養老、保命的錢投資股市相比,投資型保險由于融合了風險保障和理財的雙重功能,而受到理性投資者的青睞,此外保險還有避稅功能,在股市通過調整稅率來調控市場的時候,這一曾被忽略的優勢再次吸引了公眾的眼球。
與股市中的“博傻”不同。投資理財是一份真正的智慧。
鄭小姐在10年前為自己買下了平生的第一份保險,每年只要交1100多塊錢(繳款20年)。她就阿以在退休的時候領取不低于30萬元的養老金。與投資股市的高風險相比,她不但獲得了穩定的收益,更在有生之年獲得了一份“常相守”的保障。
據統計,在過去的5年間,中國保險市場年平均增長率為22%。為同期GDP增長率的2.66倍。入世后的5年,保守地推算,可望保持15%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這也是保險類股票深得股民寵愛的原因。
伴隨著2006年12月11日,中國金:融業入世過渡期全部結束,―些外資金融集團涉足中國保險市場,外資公司將帶來各種新的服務理念和新的保險產品,競爭力度加大也使投資人有可能收益提高。
目前就有兩種適合投資理財的險種頗受歡迎。
投資型家庭財產保險
專家指出,投資型家庭財產保險包含了房屋、家電、家具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在遭到爆炸、火災等災害事故損害后的必要補償保障。從而使購買者在穩健享受投資收益的同時將家財損害所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加上具備收益性,投資型財險可以成為家庭理財的―個重要手段。
與傳統的財產保險產品相比,投資型財險最大的特點是既具有保障功能又有投資理財功能。這類產品的顯著作用就是幫助個人理財,保險公司將全部保險費劃入專門的投資賬戶,賬戶內的資金由保險公司的理財專家進行投資運作,使客戶能夠直接分享保險公司專家理財的成果。購買者既可取得良好的投資收益,又可保障家財的安全。
作為一種有特色的險種,投資型產品屬小眾化投資產品,它滿足了手中有閑余資金。但又沒有時間對資金進行管理和投資的人。
投連險:風險高、收益大
2006年,股市走好也給投資型保險產品帶來了很好的收益。而投資連結保險50%到80%的收益率,遠遠超過萬能險和分紅險。
投資連結保險簡稱“投連險”,是一種融保險保障與投資功能于―體的險種。投連險保單在提供^壽保險時,在任何時刻的價值是根據投資基金在當時的投資表現來決定。
有關人士介紹,投連險產品的收益相對較高,但帶來的風險也大。由于投連險在設計的時候是為長期壽險量身定做的,因此比較適合繳費期長達20年至30年的投資者。
近期,中國投資界關于人工智能(AI)在投資領域應用的焦點,非“廣發百發策略價值基金”莫屬,這是智能投資在國內公募基金投資領域首次多元化應用。
近年來,AI在投資領域的應用,正深刻改變著投資市場。高盛尋找員工建立自動化投顧平臺,為100萬美元以下資產的客戶提供服務;全球最大資管公司貝萊德集團用機器人取代基金經理,對其主動投資基金業務進行重組,計劃裁員包括7名投資經理在內的100名主動型基金部門員工。野村證券在報告中指出,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機器人投顧旗下管理資產已經達到500億美元,并預計于2020年達到2.2萬億美元,占到全球資管行業的2.2%。
基金投資開啟人工智能時代
在中國資本市場,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投資技術以其獨特的優勢,正式走向前臺。從廣發基金網站上的“廣發百發策略價值基金”的有關信息來看,百度與廣發基金合作,正在嘗試用智能投資技術,多元化整體提升投資效能、發掘市場價值。百度在人工智能領域一直走在國內的前沿,當人工智能遇上金融,我們看到了中國也正在進入人工智能的投資時代。
百發價值這只基金嘗試將人工智能技術在量化投資領域多元化深度應用,實現“智慧投資”。不同于過去的風格或策略相對單一的量化基金,這是一款多策略和多數據種類交叉應用的主動型混合基金,瞄準的是大盤藍籌股,投資基準對標滬深300指數,但不是簡單追蹤滬深300指數。從對標指數選擇來看,適應了價值投資的趨勢,回避了高波動、高風險和后市承壓較大的小盤股。當以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來強化在選股、擇時和資產配置方面的優勢時,可以更加敏捷地應對風云突變的市場形勢,也能回避投資風格漂移等問題,在效率和策略上強化傳統量化投資的優勢。
百度理財官網介紹,百發價值基于多元化智能投資的前沿技術,在極大拓展大數據應用領域的基礎上,全領域萃取多樣量化因子,并進行投資動態監測、風險監控跟蹤,通過機器學習平臺反復測試模型,建立量化交易策略的動態調整機制,最終實現智能選股、精準調倉、準確擇時的完整投資鏈條。
為什么投資需要人工智能
投資的核心是什么?無非兩點:決策好、執行好。人工智能的優勢在于決策更好、執行更好。
一方面,人工智能極大地拓展了投資決策邊界、更加智慧地捕捉投資價值。從大的投資邏輯來看,投資決策包括兩點,一是宏觀資產配置;二是微觀組合構建。從資產配置來看,百發價值是混合型基金,股票好的時候多配置股票,債券好的時候多配置債券,股債雙殺時則將資產集中于現金和貨幣資產保障安全收益。人工判斷股票、債券和現金貨幣資產的配置比例,存在很大的隨意性。人工智能依靠機器學習對海量數據處理和投資模型自適應的優勢,實現科學決策,提高資產配置的效率,實現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資效率的全面提高。從微觀組合構建或選股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不僅能有效運用遠超任何個人處理能力的大數據和投資決策信息,還能通過高頻反復迭代訓練,為傳統量化選股模型帶來突破性創新,在投資邏輯與運算能力得到保證的前提下預期能夠提升整體業績。
另一方面體現在紀律上。機器輔助人執行投資,能夠確保投資紀律的執行效率。機器執行,在時間上的效率優勢上是人工難以比擬的。另外,除了時間效率,智能投資的邏輯也會對以人為主體的投資過程中的隨意性進行有效的制約。投資的很多紀律,是反人性的。人性的任性往往造成情緒化決策,即便是優秀的基金經理也難以幸免。筆者曾寫過“炒股的十三條紀律”,很多人雖然收藏了,但仍然很難做到。有一位優秀的基金經理,當時的同事對他的評價是“冷靜得像一塊石頭”,這是對基金經理遵守選股原則和交易紀律的最高評價了,但如此優秀的基金經理畢竟是少數。人工智能,便是一個“冷靜的機器人”。
投資哲學的優秀執行體系
筆者對基金公司的理解是:受人之托,替人理財,忠人之事。購買好的基金產品,核心評價當然是該基金公司的投資能力。一個優秀的基金公司,比人有好的投資哲學體系的指導,并在該公司長期的投資和研究實踐中不斷優化自己的投資哲學。如果一公司的投資哲學只停留在務虛的討論上,而沒有通過實踐進行深刻檢討和改良,則很難形成真正有競爭力的投資能力。
百度用AI賦能金融,無疑給了投資哲學一個“智慧實踐”的平臺,讓好的投資哲學能夠在實踐中不斷進化,讓好的投資哲學形成更加優秀的投資決策模型,形成真正的投資能力。比如:專精高效的機器學習技術支持。隨著數據資源整合開發的深入,未來選股模型將面對更大規模、結構多元、信息豐厚的復雜性數據,這就需要更加適用于金融市場的算法開發、優化及應用;百度AI具有深度挖掘的情緒數據、輿情數據、熱點數據、傳統金融數據、分析師研報數據等,提升數據信息含量與質量、拓展投資決策依據的外延;此外,百度全面的生態體系,可以提供“特色數據資源”,以地理位置時空數據為例,行業基本面數據、非結構化數據或基于大數據創新的宏觀經濟指標等不同維度的特色資源,均能為選股和資產配置模型帶來增量信息,在投資邏輯與運算能力得到保證的前提下預期能夠提升整體業績。
有很多曾經優秀的基金公司,由于基金經理和研究部門負責人的變更,導致該公司投資風格出現較大變化,投資業績也受到影響。如果一個基金公司能夠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做好公司投資哲學的模型化,并在長期實踐中實現智慧學習,推動模型的進化,在模型進化中,實現公司投資哲學的升華,則能在充分競爭的基金管理行業中,不斷強化核心競爭力。
百發價值這款產品的上線,為傳統證券與基金行業在產品創新上提供了新的思路。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輸出,讓傳統金融機構有了快速打造智能金融的階梯。百度AI技術的開放,為傳統金融機構創造了迅速跟進的機會,將極大地改變行業現狀。在AI賦能的未來,或許將沒有傳統金融與新興金融的區分,將共同開創智慧金融。
人工智能引領價值
2015年12月,由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成立北京供銷大數據集團,致力于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在過去的一年里,該集團在全力打造國內最大規模的第三方公立大數據中心集群,已在北京、 承德和貴陽等地建立大數據中心。同時,該集團已在美國硅谷設立子公司,并計劃在中國香港、東京和倫敦等城市建立子公司,完成全球化布局。
曾在世界500強企業擔任過CFO,并在美國上市公司擔任執行董事、總裁兼CEO的徐圭平,獲邀加盟北京供銷大數據集團。他成為集團國際化運作、并購重組、資金運作和上市等環節的關鍵人物,并在戰略運營上對公司方向進行把控和業務開拓。大數據基礎設施領域在海外市場已發展了近二十年,而中國目前處在高速增長期。在海外并購,能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引進中國,這對中國企業很有意義。徐圭平說:“ 海外并也能使北京供銷大數據集團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一體化戰略的關鍵一員。” 目前,該集團的海外并購已有計劃,并開始與一些企業接觸。并購目標以CDN和云計算為主,但不排除IDC標的公司。而對于海外并購資金規模,集團目前還在探索當中, 主要也要看并購標的的規模。
“我在北美生活工作了12年,見過很多企業到北美開展并購。其中最大的挑戰,可能不是資金問題,而是管理、人事、法律及生活習慣、信仰等問題。” 徐圭平分析說,“為了解決這些深層融合問題,如果集團在海外開展并購,應該考慮通過激勵機制,保留當地管理層和員工團隊,適當注入新概念,同時把他們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引進到國內。”
同時, 集團還將在中國香港和美國等地成立基金并引入戰略投資人,在金融、教育、農業、游戲、醫療、電商和智慧城市等行業大數據產業深耕細作,投資與人工智能、增強現實和虛擬現實等與大數據相關的公司和項目。徐圭平稱:“目前希望與集團合作的企業不少,我們采取謹慎態度權衡考量。”
徐圭平的另一項核心工作是融資。“我們正在開發的業務和市場,特別是打造全國最大的第三方數據中心集群,確實需要斥巨資。” 徐圭平說,“這需要政府、企業、銀行、基金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參與和支持。”
徐圭平認為,適合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要具備周期長、回報合理的特點。 而具備這樣特征的資金來源包括與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合作發起的大數據基金、銀行授信和貸款、 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針對數據中心的定增,PE和VC參與的股權融資,險資、資管、信托和養老金等參與的集團大數據基金等。
“這些融資渠道都在協調當中。”徐圭平說。如集團計劃與貴陽當地政府成立基金,同時也將在教育大數據方面成立一個基金,建立教育大數據研究院和孵化器,引進創業公司及配套孵化項目。根據規劃,與政府合作的基金總體規模至少是100億元, 將分期募集。同時,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與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也都會有大額資金支持。
一些PE和VC公司也會參與公司的股權投資。集團建設的數據中心,每棟都具備單一股權。 “這是集團大數據中心的特點,也是我們的一個創新。” 徐圭平說。投資公司可直接參與股權投資。同時,集團也計劃整棟出售或出租目前已完成的數據中心。 “現在有意向購買的大客戶不少,希望今年的業務增長達到一個可喜目標。” 徐圭平說。
1.1、農村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
綜合上述各國對社會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養老保險是其重要的內容。所謂社會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規定了的,按照某種確定的規則實施的社會保障措施或政策體系。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定義是:社會通過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來為其成員提供保護,以便與由于疾病、生育、工傷、失業、殘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減少工資而起的經濟和社會貧困進行斗爭,并提供醫療和對有子女的家庭實行補貼的制度。
1.2農村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
莫尼漢(Moynihan)曾指出:“一個民族的文明質量可以從這個民族照顧其老人的態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會保障作為近現代的社會文明和重要社會標志,自19世紀80年代在德國首先創立社會保障制度后,現今已風靡全世界并引發起多次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體系一樣,缺乏法律體系的國家必然導致善惡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伴隨著我國近年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經歷了20余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之后,社會保障作為兼顧效益和公平并促進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也逐漸得到了重視。這其中農村群體和老年群體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由此可見,農村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
1.3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
社會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為了保證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生育保險,針對貧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長期以來歷史的原因和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后,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基本上是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黨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合理確定社會保降的標準和水平,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我國農村還是主要依靠家庭養老,但隨著農村社會和農民家庭經濟條件的變化,家庭養老作為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1992年1月民政部推行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在經過十多年的調整、整頓后,農村社會養老保降不但沒有得以普及,參保率反而呈下降趨勢,這不得不使我們重新思考農村養老保險的模式問題,究竟應該運用何種模式來解決我國農民的養老難題,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實踐為何會遭受重大挫折,究竟是社會養老保險模式本身在制度設計上不合理,還是我國目前根本就不具備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的一項重要政策,也是保障農民利益,解除農民后顧之憂的重要措施,其重要意義具體體現在:在農村普及養老保險,有利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順利實施。
我國推行計劃生育國策的重點是農村,但在農村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阻力卻非常大,究其原因,除傳統的“養兒防老”等舊觀念的影響外,還與計劃生育政策所產生的對家庭結構的影響有重要關系。計劃生育形成的“4-2-1”式的家庭結構使育齡農民對未來養老的預期風險加大,必將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抵觸情緒。如果在農村普及了養老保險,農民的老年生活由社會養老保險金保障,不必再依靠兒女養老,無疑會促進計劃生育工作的推進。在農村發展社會養老保險,可有效解決農民年青時手中剩余資金投資無門與老年后養老問題得不到保障的矛盾,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公平原則。我國大多數農村由于受環境影響,信息比較閉塞,農民的思想比較保守,市場意識、投資意識比較差,加上農民手中剩余資金一般數量不大。所以,這部分錢除儲蓄外,難以找到其它的投資途徑。由于近年來低利率及通貨膨脹等預期因素的存在,使農民準備養老的資金缺乏保值增值能力而不能得到應有的保障。發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通過國家給予農村養老保險在財力、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并承擔起農村養老金保值增值的義務,不僅可以解決上述問題,而且使農民也可以享受社會養老保險,從而消除城鄉在養老保險待遇上存在的本質的不同,體現了社會主義公平原則。地位的鞏固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同時,隨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不斷完善,農村和城鎮的兩種保險制度必將向統一的方向發展,城鄉養老保險制度趨于一致,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也要看到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也是最大的保障對象群體。研究解決好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既是保障農民基本權利的客觀需要,也是關系到農村政治、經濟、社會能否穩定、持續發展的問題。所以,在對農村現實社會經濟條件進行剖析的基礎上,明確建立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并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探索設計出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解除農民養老的后顧之憂,緩和計劃生育政策與農民生育觀念的沖突,促進農村生產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義所存在。
2.國內外研究動態綜述
2.1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歷史,隨著當前人口老齡化的加快,怎樣解決農村養老問題已顯得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為重要。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的抽樣調查資料,1998年我國老年系數就達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陣營。而農村老年人口約占全國老年人口的75%左右,這個龐大的老年群體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在人們的觀念中,子女承擔父母的養老是天經地義的,但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使“養兒防老”已不太可能。而這又關系到廣大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權益,關系到農村的繁榮和穩定,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10%以上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的70%以上的社會即為老齡化社會。據有關部門科學預測到2030年前后,我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和高齡人口社會,全國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20%以上。根據世界各國發展養老保險的經驗,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時機,因為養老保險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基金積累,時間越短越被動。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種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國外傳統的,也不同于中國城市職工的社會養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條保障之路。農村養老保險的探索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己經開始了,然而這些探索僅限于局部地區,真正面向全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養老保險探索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民政部農村養老辦公室制定推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并在部分省份組織了較大規模的試點。1992年1月,民政部總結試點經驗,在討論修改的基礎上,正式下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
實踐證明基本方案的實施不僅為農民提供了一種新的養老制度安排,而且連帶產生了一些積極的社會效應。截止2003年底,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累計參保人數己接近6000萬人,基金積累額260億元,共有140多萬農民開始領取養老金。但是,由于其尚處于初始階段,實踐中仍有許多方面函待改進和完善。如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夠規范與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壓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夠及立法滯后等,還不能很好的滿足廣大農民養老保障的需求。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穩定,并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加快城市化進程。在農村普及社會養老保險,使農村老齡人口享有與其消費水平基本相適應的養老保障,解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穩定了“農心”,有利于農業基礎目前,我國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研究和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是否成熟。一種觀點是條件已經具備。農村能否順利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有可靠而穩定的資金來源作保障;二是農民有較為強烈和廣泛的參與意識。前者是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硬件,是物質基礎,后者則是軟件,是順利實施社會養老保險必須具備的一種社會氛圍。目前我國已基本上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因此,中國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該從現在做起,切實推進并逐步完善,以便為我國正在進行的工業化、城市化營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第二種觀點是我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尚未成熟。這種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覆蓋農民應是處在該國工業化、市場化、農業生產集約化、農產品商品化程度較高,工業化由中期轉向成熟期的過渡階段,即工業化靠自身積累且其剩余能反哺農業時期。而目前,中國農村多數地區仍處于小農經濟階段,且地區之間發展水平差距過大,因此,尚無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國范圍內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政府、集體和農民在制度建立和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過程中,政府、集體和農民三者應如何分工?有學者堅持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但是有些學者認為這種籌資模式下,國家和集體所體現的社會責任過小,降低保障水平,這樣會影響農民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性。此外,如何體現政府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的責任,如何糾正長期存在的重城市、輕農村的做法,也需進一步探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模式選擇。關于農村社會保險制度模式的選擇,目前有很多種觀點,有學者認為應該繼續按照《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模式,做到突出重點、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有序發展;還有學者建議要發揮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另外,有些學者在借鑒歐洲及東南亞國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物換保障”的理論;還有學者提出“土地換保障”、“住房換保障”等理論,這些理論在實踐中應如何運用,孰優孰劣,尚無定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基金管理方式。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上一直是由一個部門(1998年前是民政部,后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獨立管理。權力的監督機制不健全,基金安全難以保障,所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管理機構設置必須進行改革。但是如何改革,怎樣體現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些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涉及較少的問題。
另外,通過哪些渠道籌集基金?怎樣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回報率?對于這些問題,也需進一步研究。失地農民與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問題。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二元社會結構的存在,失地農民問題和農民工問題正引起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包括他們的養老問題。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在市場經濟中面臨著更大的市場風險,他們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需求更為強烈。對于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是根據其現實存在的特殊性,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養老社會保險體系,還是直接融入城鎮的養老社會保險體系之中,享有城鎮職工的養老社會保險基本權利?這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實現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鄉統籌發展。現在我國城鎮與農村實行的是并行的、封閉的兩套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城鎮化步伐的加快,更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將流向城鎮,這種分隔式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必然會成為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但是目前關于如何實現二者之間統籌發展,還未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案。
2.2國外研究現狀
西方國家社會養老保險理論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流派:政治經濟學派和新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派著重研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強調非經濟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經驗描述為主。而新古典學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義的理論框架內,運用嚴格的新古典主義方法,對各種養老金制度安排的經濟績效進行研究;把研究的著重點放在不同的養老金制度對于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上。20世紀50年代以前是政治經濟學派主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研究的時代,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新古典學派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近幾年來,新古典學派吸收了政治經濟學派的某些觀點;政治經濟學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學派的理論精華,兩派理論相互融合、互相補充的趨勢已極為明顯。目前,國外學者對誰應該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務—家庭責任還是公共責任—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員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隨著老年人壽命的延長,子女對父母的照料越來越普遍。另外,從女權主義的視角,對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壓力和負擔問題進行研究的也很多。眾多的研究都指出,由于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婦女勞動參與等原因導致了以婦女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負擔加重、家庭支持系統弱化等問題。因此,有學者通過對歐盟國家的研究,提出了“國家和家庭共同負擔長期照料”的對策性建議。也有學者認為,在家庭結構不再勝任老年照料任務時,社區應成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處。
老年福利政策是國外學界關注的另一個重點,尤其是現行福利政策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方面。以歐洲為例,福利國家已經或正在改變其原有的老年福利政策,如嚴格規定用于照料的財政限額、減少公共機構照料、向社區照料轉移、鼓勵家庭和非正式服務網絡的發展等措施。AllenWalker通過對歐盟各國的研究提出:首先,應明確從公共部分轉移給營利或非營利照料服務提供者的比例有多大。其次,要考慮到家庭幾乎已在滿負荷地提供照料,無法繼續接納轉移來的照料服務份額了。再次,應根據使用者及其家庭照料者的需要,決定提供何種種類和水平的服務,即應該建立服務使用者導向的居家照料服務體系。總的來說,國外對老年保障的研究有四個特征:一是研究呈現多視野、多學科的特色;二是在經濟保障得以實現的前提下,西方國家對老年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的照顧和料理方面;三是目前西方正逐漸認識到家庭在老年人保障中的重要性,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家庭對老年人承擔與實施一定的義務與責任;四是經濟社會的轉變給農村老年人尤其貧困老年的生活保障帶來的沖擊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
3.當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理論基礎
3.1有關養老保險的基本概念
保險(Insurance)是在社會經濟互助原則下建立起來的一種經濟補償制度。其主要經濟職能在于當危險事故發生引起經濟損失時,能通過所積累的資金給予補償,保障經濟生活的安定。每個人在年老失去勞動能力后,都有可能面臨生活來源不確定或不持續的危險,這種生存危險用保險的方式予以分散承擔即稱之為養老保險,按照經濟補償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社會保障項目中的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養老保險兩種。社會養老保險(SocialPensionInsurance)是指勞動者為預防年老不能再從事勞動由養老需要時的生活有保障,在法律規定的勞動時間內繳納部分保險金,在他們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離開工作崗位后有權向國家或有關保險機構申請領取養老金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險制度中被保險人最穩定、享受保險時間最長、費用開支最大的項目。社會養老保險既是一種社會政策,又是法定范圍內的勞動者享有的一種權利,它由政府組織,國家給予稅收等優惠,單位和勞動者共同出資,保險基金的增值部分主要用于保險對象。社會養老保險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生而出現的,社會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商業養老保險(CommercialEndowmentInsurance)是作為保險人的保險公司與投保人采取自愿簽訂合同的形式以被保險人的生命為保險標的,以生存或死亡為保險事故,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按保險合同給付約定金額的一種人身保險。
3.2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基本內容
目前,我國農民養老保險的負擔方式主要有家庭養老、土地保障、集體養老、社會救濟、個人商業保險養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形式。一、家庭養老家庭養老的實質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養老資源在家庭范圍內的互助和代際交換。家庭養老的生命之源是它不僅是一種利益機制,還是一種文化機制。家庭養老的主要承擔者是兒子,其次分別為配偶、女兒、孫子輩子女、兒媳女婿等。尊老、愛老、敬老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美德,家庭養老一直是我國農村最主要的養老形式,并且可以預見,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將是我國農村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但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家庭養老方式正在出現弱化的趨勢。首先,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動搖了家庭養老的思想和道德基礎;其次,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家庭養老能力退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4-2-1’的家庭結構打破了傳統的養兒防老機制”,即一對夫婦在撫養一個孩子的同時要贍養四位老人。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農村中60歲及以的老人養老仍依賴于家庭,對核心家庭來說無論是經濟供養還是生活照料服務都將是難以承受的,最終也將影響農村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發展;最后非農化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削弱了家庭成員的互助功能。二、土地保障土地保障目前仍然是我國農村家庭的主要經濟基礎,但是我國的特殊國情使得土地養老保的功能嚴重不足。一是我國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2畝,全國共有666個縣人均耕地在國際警戒線0.8畝以下;二是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加速發展,已經有而且還將有大片土地被征用;三是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處置權,農民不能變賣土地養老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三、集體養老在時期,以集體經濟為依托的低水平的平均主義的養老保險,是典型的農村社區養老。但是,隨著土地承包制度的實施,這種農村社區養老已經基本解體。改革方法以來,農村社區養老只在少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南方地區繼續存在,覆蓋范圍極其有限。四、“五保”制度和社會救濟制度“五保”老人的供養主要靠鄉統籌和村提留,大多數地區只能維持老人的基本生存。社會救濟則面窄量少,不可能解決多數農民的養老問題。五、個人商業養老保險面臨中國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單純依靠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已經無法滿足中國老百姓的養老需求。從很多西方國家建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的經驗來看,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作為緩解財政壓力、完善老年保障體系和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手段,應該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民的養老等保障方式將發生較大變化,從過去主要依靠“養兒防老”轉向主要依靠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險。但是這也僅在少數經濟發達地區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由于農民收入普遍偏低,缺乏基本保障,也不能夠很好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六、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僅在少數經濟發達地區實行,如浙江、廣東等地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后,許多地區開始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福建省就已經基本建立起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對象主要是生活陷入絕對貧困的社會群體,而且保障水平一般比較低,難以滿足絕大多數社會群體的需求。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農保”)到目前為止,“農保”依然是曾經試圖覆蓋全國范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目前推行困難重重。“農保”的法律基礎是1992年民政部制定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該方案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大膽的改革試點,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
3.3建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必要性
3.3.1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方式面臨諸多挑戰,需建立新的養老方式
在現階段我國農村養老的任務絕大部分是由家庭來承擔,農村老人的主要生活來源是家庭贍養和土地收入,然而隨著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這兩種養老經濟來源不論是在保障能力還是在保障的可靠性上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很難再維系農村未來的養老需要。其中體現在:
3.3.1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
有學者指出,農村改革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客觀上表現了一種交易的結果。國家在允許社區占有所有權、允許農民以大包干名義占有土地使用權的時候,向農民讓渡的是什么呢,讓渡的是農民承包的那塊土地必須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土地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一直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對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來說是帶來收入的重要財富,所以均分土地充當了有效的退休保障。可是,農民擁有的土地產權是不完整的,這直接影響了土地保障功能的發揮。按照現行土地政策規定,土地所有權歸集體所有,我國農民所擁有的僅僅是土地的使用權,而無權對上地進行自由買賣,因此農民在生病或年老最需要錢的時候不能靠變賣土地以供所需。對于農民來說,他們從土地上得到的利益主要是土地收成。農民的收入主要是來自農業經營收入,土地承擔包括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負擔,顯然要通過從事土地經營所獲得的收益,而農民經營土地的收益狀況又如何呢?研究表明,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越來越低,在有些地方,農業經營甚至是絕對虧本。目前,大多數農產品提價的空間小,降價的壓力大。但與此同時,在以小規模分散經營為主的農業組織結構之下,農產品成本增加的勢頭,卻一直比較強勁,由此導致主要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占出售價格的比重過大。在價格、成本雙重因素的夾擊下,我國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已經越來越低。以浙江省農村固定觀察點的10村資料為例,1995年畝均凈收益為680.04元,到1999年己經下降到505.71元,4年間減幅達26.69%;如扣除人工和物質費用因素,則農地經營的畝均純收益,1995年34.51元,到1999年已經下降到-174.72元;農地經營處于絕對虧本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農民感到承包地,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只好對土地進行粗放經營,甚至將土地撂荒。其實,導致農業經營效益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土地承載負擔重,土地首先是生產資料,只有先具備生產資料的功能,才能發揮其保障功能,但現在承包土地承載的農業稅以及其他社會負擔很重,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也主要分攤到田畝之中,農民增產不增收現象相當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土地很難起到保障功能。
3.3.2家庭養老功能衰退
家庭養老是家庭范圍內的代際交換,它建立在道德約束力基礎之上,是由子女信用作保證的。歷史上,我國的老年贍養是以孝為核心在家庭內部進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國有著長久的發展歷史和深刻的社會影響。儒家認為:“孝為百行之冠、眾善之始,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所以儒家立教以孝為起點,“孝字上半部為老,下半部為子,有老人扶子之義。”因此,孝的道德觀最初是調解長者與小輩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該模式曾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運行良好,按教授的解釋:中國家庭的養老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反饋模式”,即“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甲代,乙代撫育丙代,丙代又贍養乙,下一代對上一代都要反饋的模式。”主要是“孝”文化為家庭養老提供了內在驅動力。但到20世紀末其依賴的社會經濟基礎卻出現動搖。認為:“隨著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家庭贍養功能就慢慢脫離家庭而社會化。”米特羅在《歐洲家庭史》中進一步描述道:“農民經濟是一種無貨幣經濟,以致于贍養老人只在家內是可行的,提供實物在超出一定距離時就會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用現金支付并用此錢購買食物,而在前工業時代,在農業地區中,這兩個都是不存在的。”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歷了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遷。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不僅解決了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而且農村生產生活型態也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巨大變化。自給自足的經濟條件不復存在,年齡在生產中的優勢己不如從前,多樣化的社會化分工已使等級式父子關系出現松動。1990年我國農村家庭戶平均人口為4.18人,1998年降低到3.63人,2000年降為3.44人,家庭規模小型化、核心化趨勢日漸明顯,這使得農村家庭養老方式越來越缺乏充分的照料源。其次,非農化和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對農村家庭養老產生了消極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人口跨地區或城鄉遷移的速度和規模不斷上漲,這種轉移使農村家庭養老應有的凝聚力逐漸降低,同時這種生活上的長期分離使得父母與子女間的感情紐帶逐漸變得松弛,由此帶來的子女尊老、敬老傳統的弱化。第三,農村家庭養老的思想基礎發生了轉變,受商品貨幣等因素的影響,傳統的家庭觀和老年價值觀受到強烈沖擊,許多農民己不再認為多子多福,開始走出養兒防老的思想怪圈,迫切要求與城鎮居民享受同樣的社會養老保險待遇,這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家庭養老保障模式。
3.3.3建立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是農民享有國民待遇的具體體現
社會保險權是我國《憲法》和《勞動法))賦予勞動者的一項基本權利,它是指公民在失去勞動能力或勞動機會或遇到其他災害和困難時,為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享有的從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獲得幫助的權利。我國《憲法》第4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仍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農民作為勞動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為社會提供勞動、為社會生產財富的同時,他們同樣會遭遇到自然風險以及失業、年老、傷殘、疾病等經濟風險,為了防范這些風險的發生,理應合法享有與城鎮職工同等的社會保險權利,這是農民享有國民待遇的具體體現。況且,農民一直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享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農民與城市居民應具有平等的權利,長期以來,據有非農戶口的城市居民始終優越于農村居民,中國的戶籍制度將全中國人口劃分為兩種等級,即“農村人”與“城里人”,這絕對不是簡單的文字游戲,它包含著兩類人的實質性區別。其中,最為顯著的區別就是城市人口的生、老、病、死、傷、殘都是有保障的,而在廣大農村地區,除極少數“五保”老人政府給予一定的照顧外,對其他人群的社會保障則幾乎沒有。改革開放以后,政府對城鎮職工的下崗(失業)、貧困也給予了特別關照,全面推行了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此同時,中國農民始終默默無聞地為中國工業化建設貢獻著他們的力量。有關研究表明,建國以來,農民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農業稅、儲畜方式等途徑,上繳給國家1.3萬億元,養活了十幾億中國人,而且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等形式為國家的工業化積累了大量資本改革。開放以來,農民貢獻出1億畝耕地,地價差額達上萬億元,農業資金轉移嚴重,為此農民蒙受了巨大損失,而國家不僅沒有為農民提供任何社會保障,還讓農民在自身生活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為五保戶、軍烈屬提供生活被助和救濟,顯然這是不公平的。
3.3.4建立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是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條件
農村經濟需發展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要有穩定資金投放,二是要有一定技術的勞動力。如果沒有可靠的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幫助他們抵御年老的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農民就會將其收入儲蓄起來,用來養老防老,不愿意投入到生產進程中,這就使得農業發展后勁不足,根據有關資料表明,農村居民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很低。同時,城鄉社會保障巨大差異使得一部分有一技之長、有一定文化素質的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而城鎮中的人才因為農村缺乏必要的勞動保障不愿到農村工作,所以城鄉保障的差異阻礙了人才的合理流動,使得農村經濟在吸引人才方面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助于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4.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特點
在明確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內容后,對于其內容和特點進行歸納總結,可以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以“自我保障為主、集體保障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為籌資原則
即養老金的主要部分來自農民。在此基礎上,集體可以根據自身經濟狀況給予適當補助,補助比例不做統一規定,隨集體經濟狀況的好壞而定。在集體經濟狀況較好多地方或時期,助標準應相對提高;反之,補助比例可以下調,甚至不設底線。國家政策扶持,主要體現在對鄉鎮企業給農民參加養老保險的集體補助,可以按照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提取予以稅前列支,具體做法也有地方政府根據具體情況而定。這種籌資原則充分考慮到國家財力有限及農村集體經濟薄弱的現實,但是在實踐中卻暴露出強制性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對集體補助比例缺乏具體、詳細的規定;有的地方政府為了減少本地企業的經濟負擔,盡量縮小這一比例,甚至縮為零。隨著這一部分補助的減少,國家對農村養老費的“政策扶持”也失去現實作用。農村養老費籌資原則也有所規定的“個人繳費”為主變為實際上的“全部個人繳費”。如山東省《平陽農村社會保險斬行辦法》中就明文規定:“保險費集體確無力補助,由個人全部繳納”。這樣,農村養老保險由原本設計上的國家、集體、個人三方共同承擔變為由個人完全承擔。
二、實行“多檔次”的繳費方式
實行“多檔次”的繳費方式主要是針對我國農村各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現實。1992年,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規定,我國農村養老保險金每月繳費方式采取多檔次的方式,即從2元到20元,每2元設置一個檔次。這主要是基于我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差距而制定的,經濟條件好的地區,繳費可以多一點,較為貧困的地區,則可以相對低一點。但是,這種繳費方式在設計時忽略了農村的另一現實,即相當部分農民養老觀念落后,把自己未來養老寄予子女后代身上,他們對養老保險制度缺乏認同感,存在心理疑慮。因此,在實踐中,大多數農民都傾向于轉向低檔次的繳費標準。而以如此之低的投保水平,是根本無法滿足農村老年人口的未來養老需要的。
三、在籌資方式上實行“完全積累制”
“完全積累制”,也稱個人賬戶儲蓄積累制,是指受保者在其勞動年齡(一般是指60歲之前)按照一定的比例繳納保險費,記入個人賬戶,作為長期積累的基金,待受保者達到法定的領取養老金年齡時,按照個人賬戶積累總額(包括保險金年金和利息)以年金的方式逐月發給個人。這種方式的特點是以收定支,籌資規模和保險金比較穩定,不會引起養老金的代際轉嫁矛盾,當然也存在著基金保值增值的問題。
四、在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上,主要實行縣級統籌
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的重點。我國現行的辦法是在縣(市、區)建立養老保險的專業機構,負責收取和發放養老金的工作,以縣為單位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統一核算、統一管理,并接受同級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這無疑是考慮到目前我國農村情況千差萬別,建立統一的收費標準、統一的養老金收發機制尚不可能;但是由于基層管理機構不健全,管理手段相對落后,因此在資金的管理和運營中出現了諸多管理不規范的現象。
5.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5.1保障水平過低
《縣級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基本方案》提出了“堅持資金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則,出發點是以政策扶持進行激勵,但不增加財政負擔,政府不進行財政補貼和兜底。這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社會養老保險不同于商業養老保險,政府的財政支持是必須的,因為僅僅通過農民自身籌集到的養老基金根本難以應對老年時的基本生活要求。而且,在養老金支出高峰期出現支付困難時,政府都必須以財政兜底的方式保證養老金的發放,否則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溫克勒(winkler)在總結歐洲國家農民養老金的財政狀況時說“沒有一個社會保障機構能只依賴所繳費用來承擔農民養老金的支出,他們都需要依賴政府補助和其他方式來補貼”。通過財政補貼,調動農民參加保險的積極性。1992年以來,在財政不補貼不兜底的情況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雖然有所推動,但這種推動屬于半強制性的,農民越來越沒有積極性。現在許多地方不再堅持《縣級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的原則,紛紛采取了政策扶持加財政支持的雙重做法,也正說明了這一問題。對于農民自身而言,由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低,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缺乏足夠的信心等原因,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也普遍不高。《基本方案》規定,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繳納保險費,從2元-20元,每兩元一個檔次進行繳費。多數地區農民在投保時都選擇了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檔次。在不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的情況下,如果農民在繳費10年后開始領取養老金,每月可以領取4.7元,20年后每月可以領取9.9元,這個數額是很難起到養老的作用。若考慮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經濟因素,最終拿到的養老金更少。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6年全年共有355萬農民領取了養老金,共支付養老金30億元,人均僅845元;年末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人數為5374萬人,年末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354億元,按投保人數計算人均僅659元。由此可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上根本起不到多大的養老保險作用。
5.2制度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
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村養老保險是通過國家立法形式實行的一種強制性社會保險,具有法律強制性、保障基本性和國家保證性特點。例如德國在19世紀80年代就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保障法,并在1957年把范圍擴大到全體農民。日本在1971年,丹麥、芬蘭在1977年,美國在1990年也都先后建立了農民社會保險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確定。與之相比,由于我國城鄉之間在生產力水平、就業結構、收入水平和消費方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別,農村經濟現代化、社會化程度還較低,尚不具備建立國家統一立法、強制實行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所以,我國的農村養老保險作是本著自愿、量力的原則。雖然它由政府部門組織,但不具法律上的強制性,國家沒有統一的法律條文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頒布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形成的,對政府和農民都缺乏普遍的強制性和規范性。因而這些辦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對農民投保的信心缺乏足夠的支持。
5.3、“保富不保貧”的傾向嚴重
我國當前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保富不保貧”的傾向嚴重,目標人群的養老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主要表現在:首先,在農村采取的是完全積累型的養老保險模式,帶來的突出問題是參加養老保險的人大部分是收入較高的居民,他們即使不參加養老保險,今后的養老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甚至“出現富裕戶不想保、年輕人不愿保、中年人不肯保、貧困戶不能保和疑慮戶不敢保的局面。”即最需要養老保險的低收入和貧困農民則不能從養老保險中受惠。而社會保險的目標之一是減少貧困,減少收入不平等和地位不平等,顯然這種保富不保貧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這一目標是相違背的,不符合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初衷;另一方面,于我國采取自愿原則參保,也直接導致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基本上都是比較富裕的農民,而真正面臨養老困難的貧困農民卻無力參保,這種“保富不保貧”的養老保險制度,并為真正解決未來農村養老的難題。并且從覆蓋范圍上看,我國東部經濟發達的省市農民投保金額明顯高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
5.4對農村養老保險資金的監管不力
一方面,按《基本方案》的規定,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辦法,主要是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入銀行,不能用于投資,但是一些地方將農保基金違規進行直接或間接投資,在這部分投資中,大部分沒有投資收益,而且連本金也無法收回;另一方面,我國農村養老縣級農保機構基本上包攬了從政策制定、實施到養老保險資金的收、發、管、放以及行政監督等各環節、全方位的工作。這種管理方式,既缺乏部門之間的橫向監督,也沒有上下級之間的縱向制約,其結果極其容易造成農保基金被挪用和擠占。綜合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目前的農村養老保險,從基本內容、主要特點到存在問題都說明我國尚未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覆蓋各地區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為適應現實需要,必區分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并借鑒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建立真正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行的法律依據主要有三:一是準法律依據。主要有1992年1月頒布實施的《縣級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和1995年10月19日頒布實施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意見的通知》;此外還有一些相關法律中關于應該重視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原則性條款;二是相關文件內容。如十七大報告中“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十六大報告中的“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三是有關領導關于重視三農問題和農保問題的講話。總體而言,1992年頒布實施的《縣級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許多地方在實踐中行不通;各種文件和領導講話的內容則過于籠統和原則,難以用來指導實際工作。因此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在實踐中存在許多困惑和矛盾,而地方政府又無法找到比較有力的立法依據。因此,各地對農村養老保險法規的出臺、變更和撤消,基金的籌集、運用以及發放等都只能按照地方政府部門,甚至是某些官員的個人意愿執行的,而并沒有與農民形成一種規范性、持久性的契約形式。這些都大大降低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規范性、長期性和穩定性。
5.5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差
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工作普遍以縣級為單位來管理。全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分散在全國1900多個縣市。1998年以后,雖然大多數省已將農村社保的管理劃歸社會保障部門,但是很多地縣和鄉一級未能實現順利交接,造成不少地區社保管理秩序混亂,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管理體制未理順問題嚴重。由于制度變動頻繁、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社保基金的違法違規時有發生,基金管理秩序混亂。2005年發生的中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中,有1.7億元農保資金損失。2006年云南紅河州也曾發生挪用4280萬農保基金建豪華辦公樓案。而此前的信托、證券公司整頓也波及到農保基金。2004年德隆崩盤殃及的恒信證券案,就涉及青島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公室,直接威脅到3000萬元農保基金的安全。《基本方案》規定,“基金以縣為單位統一管理。保值增值主要是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入銀行,不直接用于投資。基金使用,必須兼顧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同時要建立監督保障機制。”我國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偏低從2002年以來我國社保基金的投資收益率可以看出我國2002年一2005年社保基金收益率一直都維持在5%以下,扣除當年的通貨膨脹率水平,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就更低了,甚至2004年僅有2.43%,低于當年的通貨膨脹率3.3%。雖然2006年、2007年的收益率上升很快,但伴隨著出現的是通貨膨脹率的上漲以及銀行存款利率的不斷上調,因此,社保基金的實際收益率也沒有明顯的提高。但實際上,農村養老保險基金除了依法存銀行、買國債的部分以外,還有不少農保基金主要用于直接放貸、抵押擔保、機構經費占用以及存入當地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劃入地方財政專戶。據統計,至2001年底,全國216.07億元農保基金總額中,存入銀行、購買國債和交財政管理的占87%,非銀行金融機構存款、購買金融債券和企業債券、委托貸款、購買股票、直接投資和拆借挪用等占13%。2000年,可正常收回本息的占基金總額的92.93%;收回本息有因難的占基金總額的6.39%;己確定不能收回的基金占基金總額的0.68%。此外,基金管理運營層次低。目前絕大部分基金在縣級管理,管理手段缺乏,易于受到當地行政干涉,難以防止基金挪用等弊端,基金管理運營效率普遍偏低。
6.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具體措施
一、政府要在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中擔負重要的職責
雖然,“經濟發展是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大小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的制定同樣重要。”首先,要從政策上提供條件,支持農民養老保險工作的開展,積極建立社會保障信息網絡和社會保險救濟網絡,為促進農民養老保險向社會轉化提供必要服務;其次,創新農村養老險模式和體制,要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加大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分擔農村養老的風險;再次,努力加快社區建設,要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優化社區養老機制,使農村老人的生活服務,由家庭“獨攬”變為家庭與社區共同承擔;最后,重視農村養老保險工作,提高這個方面工作的宣傳力度,要在社會開展對農民養老工作的宣傳,使各方面都來關心和支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
二、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事分開
正如新公共管理理論所主張的,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應該是制定政策而不是執行政策,政府只是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劃槳的作用。因為“如果一個組織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劃槳掌舵將會很困難。”就養老保險方面看,國務院在1995年就明確提出“實行社會保險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分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分設”的目標要求,但是在實際運作中,行政管理與基金管理始終未能分開,監督體系也終未形成。要改變這一局面,真正形成決策、執行、監督三功能相互結合、互相制約的高效、透明、公正的運作機制,就要轉變政府職能,使之由直接經營轉變為間接調控,政府主要是通過政策制定和推動國家立法的途徑,明確自身作的指導和監督職責。
三、促進法制和制度建設,加快農村養老保險的立法工作
在亨廷頓看來,“制度就是穩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組織和程序與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促進法制和制度建設并加強農村養老保險的立法工作對于完善我國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同城鎮一樣,農村養老社會保險也要依法行事。”改革與完善農村養老保險與法制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使養老保險改革決策與法制建設相統一,才能使農村社會養老健康發展。同時,要重視農村養老社會保險的法制體系建設,包括地方法規和國家法律,使養老保險逐步走上完善的法制化軌道,并通過依法治理養老保險來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政府要盡快制定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立法體系,通過制訂法律來保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的穩定性與持續性,提高廣大農民對政府推行社會保障政策的信心。
四、多渠道籌集并加強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統籌運營
首先,在目前農民生活還不很富裕的情況下,除建立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相輔,政府適當支持的三方負責的保險金繳費制度外,還需探索多渠道的農村保費供應。“現代社會保障事業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事業,國家應鼓勵本國社會成員主動參與社會保障,包括參與分擔繳費、參與經辦保障事務、參與管理和監督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等,社會保障不再單純是政府的責任,這種做法使社會保障事業具備更為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次,政府應高度重視農村養老保險金的管理與保值增值工作,通過建立專門機構負責基金管理和運營的職責;同時要建立健全相應的財務核算、審計監督等項制度,在確保資金安全的前提下,通過購買國債或金融債券等方式實現資金的增值;最后,還要要加強養老保險基金運營過程中的監管工作,嚴禁基層組織和政府其它機構挪用基金,嚴禁任何人打著養老保險的幌子向農民亂集資、亂收費。為了提高農民的認識和支持程度,必須要加強政策宣傳力度,重點應放在示范、推廣和操作的規范性、科學性和保險金發放的及時性上。做好示范、推廣工作,使農民都能明白參加養老保險是為了自己,這樣養老保險的工作也就能順利開展。
五、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立
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就目前我國廣大農村的具體實際來看,應堅持政府引導和農民自愿,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即加大發展集體企業和補助養老保險以及發展儲畜養老保險,并給予政策支持。堅持城鄉有別和與家養老、土地保障、社會扶持相結合的多層次的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此外,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還比較低,可以采取強制性原則。但考慮到我國地區經水平的不同,在東部沿海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亦可以推行地方性的自愿性保險。地方自愿性保險既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導,也可以允許民間團體主導,作為全國性農村社會保險體系的一個重要補充。商業保險能否進入農村領域,取決于是否有錢可賺。政府應當消除一些限制保險市場的法規,同時出臺一些優惠政策,以吸引保險公司進入農村。
7我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
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廣大理論和實際工作者付出艱苦的勞動。在對我國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社會條件進行分析研究、總結我國十幾年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經驗教訓、并借鑒國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益成果的基礎上,本人對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進行了初步探索。具體內容如下:
7.1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專門制度
前面已經提到,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國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顯著,農村和城市之間在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問題上沒有共同基礎,不具備建立統一型和統分結合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物質條件。因此,我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是針對農民的專門制度,而不能與城市養同運用一套社保制度。目前我國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還不能建立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成熟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險;同時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原因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保費征繳和養老金給付上也不具備實行統一標準的條件。因此,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須在尊重我國國情特殊性的基礎上,在遵循上述原則的前提下,總結此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以及取得的經驗,根據各地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初步達到在農村普及社會養老保險的目的。
7.2邊試邊行,逐步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我國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所面臨的背景極具特殊。其他國家建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時所需要應對的只是前述背景中的某一兩個方面,而我國則必須綜合考慮上述所有的問題,這在世界上尚屬首例。因此我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再次發揮“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邊試邊行。首先在實踐中總結經驗,然后再從經驗中發現規律,最后用這些規律、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因此,在目前的條件下,各地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一系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青島、蘇州、馬鞍山等已經開始在積極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國家可以根據前一階段探索的經驗和教訓,出臺一系列的指導方針和具有指南性質的文件,比如國家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中的角色定位,地方各級政府責任范圍等等。
7.3推進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同時,繼續發揮家庭養老的作用
社會保險的特點是國家從勞動者和企業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政支持,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勞動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旨在創造一種穩定的經濟秩序和生活環境,有利于勞動者的生存、發展和延續。但是由于目前我國農村的經濟水平還不具備,無法建立健全的覆蓋所有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機制。因此,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既要強調社會養老,同時也不能忽視了家庭養老的重要作用。中國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國家,有著悠久的儒家文化。“中國尤其是農村家庭觀敬老的優良傳統,家庭養老有著深厚的根基;而且在家庭養老的過程卑廠有利于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交流,有助于形成和諧的家庭環境。中國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聯合國的高度稱贊,聯合國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家庭養老模式是全世界的榜樣。家庭養老所具有的優越性是任何其他養老方式都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因此,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必須繼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愛老敬老,充分發揮家庭養老的功能。方面可以借鑒韓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經驗。韓國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儒教傳統國家,家庭以家長為中心,政府鼓勵孝敬父母、穩定家庭。另外,韓國國民普通信奉佛教、儒教,這成為修心祟善的人文基礎,政府提倡善德的傳統信仰,獎勵孝敬父母的家庭,鼓勵社會辦慈善事業,從而穩定了家庭和社會,使家庭和慈善事業成了韓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7.4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推進的原則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使我國在近期內還不能建立起全國統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我認為,我們可以仿效日本由部分到整體、由差別到統一的發展思路,分對象、分階段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因此在我國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必須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則,按照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建立不同層次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制,避免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刀切”。對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東部經濟,應立即著手建立以社會養老為主、家庭養老為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制;在經濟狀況和群眾保險意識允許的條件下,甚至可以選擇性地進行強制性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同時鼓勵農民進行自愿儲蓄為補充,為今后城鄉統籌發展積累經驗。在中西部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的地方,仍然實行以家庭為主的傳統養老模式,同時政府加大宣傳力度,鼓勵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各地必須在認真研究本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可承受能力的基礎上,制定出適合本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制度,逐步發展,不冒進也不滯后。針對農村中不同產業的從業人員要進行區別對待,這既是國外實踐的經驗,也是我國農村勞動力從業范圍多樣化的需要。對于以農業為主的從業人員應該納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范圍內。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以及在鄉鎮企業有穩定收入的農民,必須按照《合同法》的規定,簽訂勞動合同,參照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有關規定執行。對于失地農民,失去了土地這種基本的生產資料,實際上己經不再屬于“農民”這個范疇,也應該參照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有關規定執行,但是對于失地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政府應該在政策上和財政上予以傾斜。
7.5土地政策與養老保險制度相結合
土地政策是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成功建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尤其是小農占多數的國家,很多都把土地政策與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相結合。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是一種集體所有、農民以戶為單位獨立經營的土地制度。這種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村的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但也出現了土地經營規模過小使土地效益下降的現象。我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與日本、德國和法國相類似的“土地換社保”的制度,促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解決現有的土地細化與規模化經營的矛盾;同時也促進土地向經營能手集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我國土地政策的施行,必須考慮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農民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年齡設定,另一方面是農民放棄經營權之后養老保險的優惠政策如何設計。針對前一個向題,可以參照我國職工的一般退休年齡,男性為60歲,女性為55歲。但是考慮到我國目前農村老齡化嚴重的情況,為防止出現土地被出讓后沒有得到有效利用的現象,可以適當的將退休年齡推后一至兩年。針對后一個問題,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一種比較簡單,直接增加農民領取養老金的數額;另一種施行起來比較復雜,但是更受農民的青睞,那就是參照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辦法進行管理。各地可以根據經濟水平設定適合的退休年齡和養老金優惠方案。因此,在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時強調土地政策的作用,既可以提高老年農民的保障水平,又可以提高農村土地的現實保障能力。
7.6國家、地方、農民三方籌資
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資金籌集上,西方各國政府都通過立法,除規定投保者個人繳費外,還輔之以國家的財政支持或其他補助,以確保農民養老保險待遇與其他從業者的實質平等。我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要堅持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地方政府財政支持和農民個人三方共同承擔的原則進行養老基金的籌集,同時還要開辟其他籌資渠道。1994年我國開始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實行分稅制后,稅種和各稅種形成的稅收收入分別按照立法、管理和使用支配權,形成了中央稅和地方稅(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稅款收入按照管理體制分別入庫,分別支配,分別管理。中央稅歸中央政府管理和支配,地方稅歸地方政府管理的支配。分稅制改革,對于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調動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加強稅收征管,保證財政收入和增強宏觀調控能力,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分稅制改革也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承擔一定的養老責任提供了物質基礎。政府、地方和個人具體繳費標準的確定可以參照《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的有關標準進行操作。首先是繳費基數的確定。由于農民沒有工資的概念,無法確定“平均工資水平”,因此可以根據當地農民的實際平均收入來確定繳費基數。由于城鄉收入的差距,可以將上年度當地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確定為繳費基數的上限,防止在基數上就出現貧富差距懸殊的情形。最低的繳費基數則按照當地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水平。其次是各方繳費總額的確定。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從2006年1月1日起,個人賬戶的規模統一由本人繳費工資的11%調整為8%,全部由個人繳費形成,單位繳費不再劃入個人賬戶”。農村社會養老可繼續沿用8%一10%這個比例,具體選擇多少要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差距來確定,以對家庭養老可以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為基本原則。最后是三方各自承擔的比例問題。這個比例要根據當地的經濟水平來確定。一般情況下,個人所占的比例至少應該在繳費總額的一半左右,最低不得低于1/3,最高不能超2/3;中央政府的轉移支出和地方財政應該根據各地的財政收支情況來確定剩余比例承擔份額,總體原則是國家的轉移支付向中西部地區傾斜。
圖為:城市場景 來源:wallhalla
騰訊的數字中國建設,落地到智慧城市方面也是建樹頗豐。除了深耕深圳與廣州等地區,云南、重慶、上海、青島等省市也在騰訊的助力下相繼開展智慧城市建設。
綜合其目前整體智慧城市業務開展情況,雷鋒網認為騰訊具體有3套邏輯:
一是數字廣東公司所主導的“數字政務”實踐,旨在消除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數據孤島,連接更多城市信息;
二是騰訊云的超級大腦所代表的技術體系,在各個具體場景上構建人聯網、物聯網和智聯網,讓AI in All;
三是在微信、QQ、支付、位置數據等應用上連接民眾、政府和企業,讓民眾真正感知到政府的努力和企業的貢獻怎樣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因此,想要了解騰訊的智慧城市的整體布局,除了對騰訊旗下的具體應用矩陣有所接觸,還必須深刻解讀“數字廣東”與“超級大腦”兩個關鍵體。
騰訊做智慧城市,天生優勢在應用場景
目前,根據最新數據顯示,騰訊擁有微信10.4億用戶、QQ 8.05億用戶、微信支付8億用戶、日均600億次的全球定位請求。。
為了真正便捷民眾生活,騰訊在技術和場景上形成了點線面的結合,其中,以各式各樣的應用最為明顯,也是目前騰訊整個“互聯網+”戰略的實踐,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人工智能:涉及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和機器學習,主要有騰訊優圖實驗室、騰訊AI Lab、微信AI研究團隊、音視頻實驗室、量子實驗室以及機器人實驗室等前沿技術團隊。
·云計算:計算、存儲、數據庫、大數據、AI、數據處理、網絡、CDN與加速、互聯網中間件、安全、開發者工具等超過180項的產品與服務。
·服務升級:涉及查詢服務、智能服務等,主要有微信智慧醫院、騰訊微校、微信城市服務、微信公眾號、小程序。
·生態:涉及投資合作,主要有眾創空間、騰訊開放平臺、微信開發者生態、騰訊產業共贏基金。
除了這些具體層面的一些應用,智慧城市的模型“可復制性”至關重要,而“數字廣東”則為這種復制做出了寶貴的樣本打造,提供了最切實的可能性。
解碼“數字廣東”:廣東省政府“頭號政務工程”
數字廣東公司在騰訊整個數字中國戰略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全名是數字廣東網絡建設有限公司,由騰訊、聯通、電信和移動共同投資,于2017年10月正式成立。其主要業務集中在:
為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提供技術支撐;
承擔方案設計;
省級電子政務基礎設施和系統的建設運維工作;
提供解決方案、系統管理、應用開發、數據融合、安全機制等專業化的技術服務。
據騰訊副總裁、數字廣東首席執行官王景田告訴雷鋒網,這個公司是專門為了配合廣東省政府的“數字政府”改革成立的,目前擁有超過500名員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為研發人員,其中包括來自騰訊和三大運營商的上百位常駐專家。
在業務開展上,數字廣東相對獨立,成立不到一年時間,卻創造性地取得了不小的業績:
·根基:在廣東,省級政務云平臺采用兩地三中心模式,在廣州、汕頭兩地建設三個機房,部署超過2000臺服務器,共6萬多核CPU,21000TB存儲,建成后建設規模將為全國第一。
·政府上云:對廣東省56個省直部門共1000多個系統以及21個地市政務信息系統進行遷移上云,遷移完成后上云系統數量全國第一。提供從底層基礎設施到上層應用軟件等各類服務超366種,服務能力全國第一。
·“粵省事”APP:2018年5月正式上線的“粵省事”移動民生服務平臺,是廣東“數字政府”首個改革建設成果,是全國首個集成民生服務微信小程序。
在推進數字政府的過程中,騰訊基本是以省為單位,或者是以市為單位推進——他們眼里,這是最有效的路徑。此外,其構建的“1+N+M”的“數字政府”政務云平臺,形成“全省一片云”的總體架構,包括:1 個省級政務云平臺、N個特色行業云平臺、M個地市級政務云平臺。
圖為:數字政府的總體架構
“我們選擇數字廣東整體推進,同步考慮一個地級城市做數字建設。既有省政府的建設規劃內容,也會有地市的建設規劃內容,兩者是相結合的。”王景田如此談到。
“數字廣東”的打法是什么樣的?方法論解析
數字廣東依托騰訊“數字政府”工具箱理念,創新了“數字政府”的“3+3+3”建設模式,在他們看來,這個模式是一套非常系統的“數字政府”建設“方法論”:
“3大資源平臺”:為廣東省“數字政府”改革提供政務云平臺、政務大數據中心、公共支撐平臺三大基礎資源平臺;
“3大應用”:根據民生、營商、政務等相關業務場景,提供“粵省事”移動民生應用、廣東政務服務網、協同辦公平臺三大應用;
“3大群體”:針對民眾、企業、政府三大群體提供相應服務,從便利民生事項辦理、優化營商環境、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等多方面助力“數字政府”建設。
王景田一直說這個模式讓“數字廣東”更容易分清在數字建設中的定位。如何理解呢?“數字廣東”一方面希望實現“數字化助手” 這個目標,一方面會扮演連接器的角色,連接政府和民眾、連接政府和企業,同時在技術工具箱內輸出能力,打造方便快捷的產品,最后再尋求合作,形成整個的生態體系。
“政府無論大小、經濟強弱,3+3+3都需要的,我們在復制的時候會根據體量不同來復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復制的難度其實不大,速度和效果都很好。”
圖為:騰訊政務云技術架構
很明顯的看到,“數字廣東”非常強地依賴于政務云的建設。王景田告訴雷鋒網,騰訊政務云建設主題思想是能夠以政府需求為導向,抓住其核心訴求,全方位解決問題,將政務問題提到極致,這也是騰訊云政務系統建設當中秉承的一個基本思路。
2018年8月20日,騰訊與上海市政府達成協議,雙方將合力推動智慧零售、智慧城市、政務云等項目落地,騰訊還宣布設立華東總部,加速“一網通辦”政務服務體系建設,借助微信等互聯網平臺提升便民惠民服務能力。
看得出來,盡管智慧城市概念可能更大,但是數字政府、政務云可以成為智慧城市里邊非常重要的建設內容,而這就是“數字廣東”公司要去做的事情。
數字廣東的經典案例解讀——粵省事
2018年,數字廣東落地哪些工作?王景田介紹說,有3點:
基礎平臺:政務云平臺+大數據平臺
標準支撐:統一標準+公共支撐
民生/企業服務:微信/網廳/公眾號+協同辦公
“粵省事”這款APP可能集結了數字廣東過去一年的所有技術能力,因此成績也是喜人的:截至2018年8月中旬,小程序注冊用戶338萬,最高日訪問量在1456萬,公眾號粉絲數累計78.8萬,累計實名用戶數193.7萬,上線服務超過156項,累計查詢辦理量約2101萬。
圖為:“數字廣東”粵省事APP界面
它有4個突出的作用:
·“實名+實人”身份認證:對接公安部互聯網可信身份認證服務平臺, 通過“實名+實人”或“實名+密碼”進行身份認證核驗單點登錄。通過實名身份驗證,統一管理電子證件。
·高頻事項指尖辦理:“粵省事”已上線駕駛證、行駛證、社保卡等十大證件,同時可辦理社保繳納、公積金查詢和領取、電子稅票服務、結婚登記預約、一鍵移車、交通違章處罰、出生證領取、居住證登記、靈活就業人員公積金自愿繳存等一系列高頻民生服務事項。
·關愛弱勢群體:“粵省事”面向殘疾人、外來務工人員、老年人三類特殊群體提供“指尖辦理”服務,其中殘疾人辦理殘疾人證、享受困難補貼、老年人養老金異地領取、勞動人事調解仲裁以及圍繞居住證積分入戶、外來子女享受教育等多項服務,線上辦理實現根本性突破,解決了特殊群體最迫切需求的政務服務。
·優化營商環境:將把更多與市民或企業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匯聚到該小程序,讓企業或群眾通過人臉識別、信息共享等新技術手段在手機上即可辦成事,個體工商可以實現在線登記。
“粵省事”已經成為“數字廣東”一張靚麗的名片,在步入到別的不同城市進程中,他們還會打造更多類似的便民產品。當然,切進政務領域的這一套打法很容易贏得更多的訂單,但除此之外,騰訊的智慧城市布局還是需要更多的技術作為支撐,除了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最底層的技術,“超級大腦”或許是集大成者,可以理解為充當了整個智慧城市的指揮系統。
揭秘“超級大腦”:數字世界的操作系統和下一個十年的答案
幾乎所有的互聯網巨頭在踏足云計算產業時,都喜歡給出“技術輸出”的概念,騰訊云也不例外,并且希望在計算能力之外尋找差異化優勢。
超級大腦的技術本質是一款能夠連接云邊端的“智能操作系統”,這其中既包括以計算機圖象、語音識別、傳感器為代表的感知技術,來感知整個物理世界,也包括NLP、語音助手相關技術幫助人與物理世界和計算機世界溝通的智能交互,也包括使用智能決策來輔助醫療診斷、升級智能制造等。
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云總裁邱躍鵬近期表示,在騰訊云是“AI in All”,與各行業緊密結合,主要有城市超級大腦、醫療超級大腦、工業超級大腦、零售超級大腦和金融超級大腦。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此前也指出,超級大腦可以看作是一個讓人工智能無處不在的智能操作系統:
“騰訊推出超級大腦的初衷,正是希望助力企業和政府建立自己的超級大腦,并且在城市、工業、零售、金融、醫療等各行各業提供智慧解決方案。”
值得關注的是“城市超級大腦”,針對不同城市的場景化、細分化需求,城市超級大腦覆蓋了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政務、智慧園區等功能,比起單一的警務平臺,城市大腦搭建起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生態服務,旨在實現解決便利性的量變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量變。
據了解,在深圳的警務試點中,城市超級大腦一年為市民節省辦事時間428萬小時,節省辦事成本約1億元;而寧波服裝小鎮的消防局依托城市超級大腦為1000家企業80000人守護平安,僅在2018春節期間就排除火災風險79起,將災難扼殺于萌芽階段。
由此可見,數字化轉型已經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城市的管理方式,也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城市超級大腦”的應用,無疑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然,超級大腦并非是騰訊云的一己之力,而是聯合騰訊AI LAB、優圖實驗室、微信AI團隊、機器人實驗室、量子實驗室等內部優勢團隊的前沿技術之力推出的產物。另一方面,騰訊云也將聯合更多合作伙伴不斷拓展超級大腦應用領域,讓各行各業都能擁有屬于自己的超級大腦。按照騰訊官方的說法,超級大腦是一個不斷進化的體系,將智能連接云、邊、端與行業,推動所有行業實現數字化轉型的目標。
超級大腦的誕生,某種程度上說是騰訊內部技術體系融合的結晶。
不得不說的城市場景案例——騰訊覓影
在大大小小的場合,騰訊一眾高管們為“騰訊覓影”站臺不是一回兩回了。這究竟是怎樣的產品,以至于一提到智慧醫療,就會立刻將彼此聯系?
騰訊覓影是騰訊在醫療領域應用的杰作,作為醫療超級大腦應用的一個側面,但因為其在城市場景與居民生活中較為常見,本文暫將其算在智慧城市的范疇。它的原理是采用AI影像技術、NLP技術等提升醫生診斷效率,降低漏診率,借助這一平臺,騰訊已和超過100家三甲醫院合作,對食管癌、肺結節、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等疾病進行篩查。
據了解,國家科技部已經明確依托騰訊建設醫療影像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而自2017年8月推出以來,騰訊覓影已經構筑起兩項核心能力:
AI醫學影像分析:利用AI醫學影像分析輔助醫生篩查食管癌、肺結節、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結直腸腫瘤、乳腺癌等疾病;
AI輔診:利用AI輔診引擎輔助醫生對700多種疾病風險進行識別和預測。
圖為:騰訊覓影AI輔診開放平臺架構圖
目前騰訊覓影正通過與三甲醫院共建人工智能聯合醫學實驗室的形式,推進AI在醫療領域的研究和應用。截止2018年7月,騰訊覓影已累計輔助醫生閱讀醫學影像超1億張,服務90余萬患者,提示高風險病變13萬例,有效輔助臨床醫生提升診斷準確率和效率。
目前,騰訊覓影團隊由50多位博士以上學歷人工智能科學家,400多位AI應用工程師以及數名醫療專家和產品經理組成。騰訊覓影擁有價值數億的GPU計算集群,支撐著深度學習網絡的快速迭代,單個檢查超過500張圖片,6s即可運算處理完成。
隨著AI技術與城市場景不斷深入結合,騰訊覓影所代表的未來的城市醫療大門正在打開。
智慧場景落地 150+城市廣泛合作
在全國,騰訊的智慧城市正在進入哪些城市?
目前,騰訊智慧城市服務已全面覆蓋了河南、海南、上海、重慶、云南、天津、四川、貴州、湖北、陜西等超過35個省(市)地區,與150多個城市建立了廣泛的合作,合作領域涉及智慧城市、警務、交通、醫療、教育、出行、新零售、商圈等多個生活社交場景。
·廣州:除了電子政務云平臺建設,微信城市服務、微信小程序、人臉識別、位置大數據等創新技術相繼落地,電子就診卡、微信醫保支付、電子病歷、醫學人工智能等醫療創新服務服務民生。
·深圳:騰訊慧眼的實名核身能力讓線下政務可以線上完成。深圳電子政務平臺,在微信上打造出一站式民生警務深微平臺,也實現了“數據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
·重慶:騰訊近期宣布了西南總部將落地重慶,這對于地處西南的山城來說是個產業大發展的機遇,畢竟騰訊的技術或者生態整合能力還是挺突出的。在重慶,騰訊還與武隆區共同打造全國首個區域級全域智慧旅游平臺——“一部手機游武隆”。
·上海:2018年8月20日,騰訊與上海市政府達成協議,雙方將合力推動智慧零售、智慧城市、政務云等項目落地,騰訊還宣布設立華東總部。。
·云南:從2016年底開始,騰訊就積極參與云南省"云上云"行動計劃戰略的實施,助力云南營造具有活力的互聯網產業發展環境,圍繞"互聯網+警務"、"互聯網+創業創新"、云計算和大數據等領域展開一系列合作。
·黃石:2018年8月16日,湖北黃石市與騰訊公司簽訂《“智慧城市建設”戰略合作協議》。黃石市相關單位與騰訊相關部門和單位簽訂了“微信乘車碼”、“智慧城市建設”、“引進智慧城市支撐項目”、“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智慧醫院”等項目協議。
眼下,這個版圖正在與其他巨頭的硬碰硬中實現擴張。
中國智慧城市領先全球 但仍需理性對待
智慧城市如火如荼,騰訊會因此陷入急躁冒進的怪圈嗎?目前來看,似乎不會。
“人們對于智慧城市的認知不一樣,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夢想,實現時間需要10年。騰訊做智慧城市,一年能做到什么樣,我們就跟用戶說清楚,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我們會用一個比較穩妥、安全、實在的方式推進。”王景田如此談到。
騰訊是如此,其他廠商理應也保有這種理性。
眼下,智慧城市年均復合增長率有望超過30%,2021年市場規模將達到18.7萬億元,市場巨大,但在行進過程中容易忘記維護自己的口碑與聲譽,或者忘記真正的找到屬于自己的打法。
【關鍵詞】現實問題 經濟轉型 發展道路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一體化進程的深入,國際競爭的主戰場逐漸轉向經濟領域。經濟實力是國家地位及話語權的主要依托,因而,經濟的長期良性發展成為各國戰略構架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歷經了長達35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在輝煌的背后,我們卻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時刻關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客觀全面地審視自身優劣,探索長期、穩定、高效的經濟發展模式。
放眼現實,在后危機時代,我國對外貿易受阻、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未來發展受產業結構的制約……如此種種,不禁引發對未來經濟漲勢的擔憂,甚至產生經濟下行壓力的恐慌。為此,解決經濟面臨的客觀問題、探索科學的發展方式、優化調整產業結構是目前我國政府必須重視的課題,而解決之路便是推動經濟轉型。
二、推進經濟轉型的原因
在“十一五”、“十二五”規劃中,都提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議題,主張對現行經濟運行方式進行調整、為構建和諧社會服務。然而讓普通民眾不解的是,在經濟漲速仍能保持8%左右較高速增長的背景下,為何一定要進行經濟轉型?答案不在現實經濟的外在表現、而在于未來經濟的發展憂患。
(一)經濟轉型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
如果維持傳統的發展模式,在國際經濟格局不斷變化的背景下,我國的產業競爭力將日趨下降、貿易狀況終將惡化、經濟增長將疲軟無力,進而引發諸多現實問題。例如,如果經濟出現停滯跡象,將嚴重影響就業和社保,這里所講的停滯,不是GDP增長為零,而是低于某個數值(如大學招生增長率)。試想,如果GDP增長速度低于高校擴招速度,由于職位飽和將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就業不足現象,那么新增畢業生可能面臨“一畢業就失業”的窘境,從而加重社會不穩定因素;再者,就業率降低,會使支付養老金的人數比例減少。面對中國已進入老年化的社會、老人越來越多的現實,為避免因養老金入不敷出、導致資金鏈斷裂情況的出現,要么降低養老水平,要么增大年輕人的養老負擔,進而產生新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國現在GDP增長速度一定不能過低。
(二)經濟轉型是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需要
筆者將我國改革開放35年高速發展的歷程,以加入WTO為分界點,劃分為兩個階段:(1)入世之前,我國經濟主要依靠投資和擴建基礎設施的帶動,使得GDP成倍增加,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GDP增長的不竭動力;(2)2001年之后中國GDP的增速主要是靠出口拉動,甚至極端的年份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在57·4%,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得中國出口銳減,GDP的增幅跌破8%,沿海地區大量企業倒閉,就業形勢異常嚴峻,大學生找工作困難重重,為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中央政府迅速出臺了4萬億的救市計劃,使得GDP重新回到8%之上的高位。因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奇跡是依托重化工的道路。然而繼續這樣的發展模式,經濟增速難以繼續維持高增長,原因在于資源因素的制約和人口紅利的消失。
1.資源因素的制約
維持舊的發展模式,并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速,資源不足將是重要約束條件。。假定與經濟增長相對應的資源消耗增速也是8%,如果沿原模式再走八年,屆時的資源年消耗量將是現在的2倍多,而日漸稀缺的資源儲量和脆弱的環境狀況將難以承受如此大的消耗。以世界有色金屬市場為例,現在中國占世界需求份額的30%,9年后的份額又將大幅增長。首先不論海外供應市場會不會像鐵礦石一樣提價,單是從資源供給能否跟上當時的需求就是問題。
另外,重談一下水資源問題,水資源是工業的基礎,生產鋼鐵需要水,發電需要水,就連現在開采頁巖氣也需要水。中國頁巖氣的儲量是世界第一,但每打一口頁巖氣井需要1000噸水,多地區水資源短缺將如何支撐工業的高速發展,所以資源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大因素。
2.人口紅利消失
近幾年,我國的平均薪金水平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長,目前人均工資已超過了某些東南亞國家的水平,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國已喪失了比較優勢,許多跨國工廠開始向東南亞轉移。中國出口主要是靠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當沒有人口紅利時,我國要如何解決出口產品價格上漲導致貿易狀況的惡化,以及招商引資的困難。
以上兩大因素使得我國經濟未來的高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在激烈的國際資本競爭中,必須有效降低資源和人口紅利對經濟的控制作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經濟中突圍,提升產業結構。
三、探索經濟轉型的方向
改變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發展狀況,探索經濟轉型,筆者認為可以有兩條發展道路選擇,一條是消費主導型經濟,利用消費的乘數效應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條是對現有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升級,把勞動密集的行業變為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
(一)消費主導型經濟
消費主導型經濟的典型代表是美國,依靠龐大的國內需求消化本國生產及進口的大量商品,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國發展消費主導型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
首先,消費主導型經濟將盤活中小型企業。如果消費占GDP的比重大幅提升,說明國內市場的需求擴大,小微及中小企業的生存將轉危為安,中國的金融市場也將會發生根本性改變,貸款主體可能從大型企業轉向小微企業,這時銀行的業務也會發生根本性地改變,中間業務會增多,貸款的比例會下降,大企業在貸款中的比重會下降,這是防范小微企業的貸款風險將會決定了金融企業的穩定。
其次,消費主導型經濟將促進市場經濟的繁榮。提高每個人的消費積極性,將有助于建立活躍而高效的交易市場。在市場手段位置資源的方式下,當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集體利益也就達到了最大化,識別每個人的需求成本非常低,這樣經濟會高速的運行。
但要實現這樣的發展道路,除需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外,必須提高民眾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傾向。在目前的中國,走這條道路似乎困難較大,關鍵是要引導和釋放民眾的消費能力,然而最大的困難是高房價綁架著民眾的消費水平,而對于房地產的調控,效果并不讓人滿意,房價過高或過低都對經濟發展不利,這也考驗著政府的智慧。
高房價已經透支了年輕人太多的錢財和精力,為了房子,新一代的年輕人終日生活在還貸的壓力之下,這使得本應該有的消費能力無法有效的釋放。對于這個問題,政府采取房產稅試點、增加保障房建設、限制信貸等多種手段進行調控,防止房價的過快上漲。這種增加供給同時降低需要的雙軌制調節方式,理論上既能保證商品房價格不會出現大幅下降,又能保證低收入群體住得起房,但實際操作中房價似乎仍處于波動上升的態勢。
(二)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構升級
事實上,所謂的第二條發展道路是在注重開發國外市場的基礎上,通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增強商品的核心競爭力,從而改變我國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獲得更多的產品附加值,最終完成經濟轉型。世界上采用此種道路的典型國家是德國,其通過高精尖的技術和卓越的管理制度,成就了歐洲的制造業強國。基于我國國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最直接、可控的途徑便是通過政府的宏觀調節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將產業發展方式從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積累了足夠資本,在這個基礎上,中國也很容易從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進化到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在同發達國家比較時,仍具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價格優勢,而且,這種模式不會被東南亞的國家輕易復制。就像中國長治市,這個資源型城市因煤而生,在面向資源轉型的時候,他們引進的主要產業是LED產業,這是典型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因為前些年賣煤,他們有了豐富的資本積累,LED又是需要大量資金的,這樣對于很多轉型的城市而言,這種模式不易輕易的復制,做到了先行優勢。中國如果需要向這方面轉型的話,需要大量的大企業,而企業可以通過財政部的撥款來解決。這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方面,美國沒有華爾街,就不可能有貫穿東西的鐵路,中國沒有華爾街,但能建設一條條高鐵,像韓日那樣,以大企業為主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迅速地進行產業升級。因為這些大企業有著雄厚資本,對國際的定位也有著清楚認識,其可以運用其優勢,改變現在國際分工,向著精細化去發展,此外,這些企業大部分是國企,國家有著很強的控制力,其規模可以隨國家政策的變化而變化,政府的可控性很強。
四、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相關建議
調整經濟發展方式是長期、細致的工作,不可一蹴而就。無論走哪條道路都需要先度過現階段的經濟下滑期,在目前出口受阻、消費不旺的狀況下,投資似乎更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政府投資的主要領域將集中于資本密集型的基礎設施建設上、靠基建投入消化市場供給,穩定經濟增長率,從而避免產生過多的社會問題。
(一)注重資金密集型基礎設施建設
筆者認為,目前的基建投資應以修高鐵、地鐵、水利工程等資本密集型基礎設施為主。在十幾年前,中國沒有這么多資金去修這些設施,但現在我國的財政收入已破十萬億大關。曾經,修三峽大壩時大概耗用了2000億人民幣,相關部門反復論證,前前后后50多年才將其落實,很大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財政資金不足,現在京滬高鐵修好了,京廣高鐵也已經通車,具不完全統計,僅這兩項投入便在5000億元左右,按照2.6投資乘數計算,由此創造的新增GDP超過13000億元。
(二)充分發揮城鎮化對GDP的促進作用
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于提速發展階段,總理曾反復強調城鎮化的重要性,如果城鎮化率順利推行的話,中國又將增加40萬億GDP收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蛋糕。在此,筆者以天津市華明鎮的發展為例加以說明,華明鎮位于天津的東麗區,緊鄰濱海新區,但以農業為主,為貫徹國家制定18億畝的耕地紅線政策,華明鎮把農民宅基地收歸集體,分給農民樓房,地集中起來的宅基用于構建產業園區,產業園區雇傭的工人主要是來自華明鎮村民。當然,農用土地也不會閑置,鎮里雇傭一部分農民去種地,因為大多數農民不種地了,這就相當于種地農民的土地多了,進而采用實現機械化成產模式,實現增產創收。使用這種發展模式,使得華明鎮快速致富,入選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城鎮化案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