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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區目前非公企業總數為1634家,有農民工13821多人。我區農民工務工行業主要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板材行業、建材行業和服務業。多數農民工為本地剩余農民勞動力,少部分為外地到本地務工人員。雖然目前經濟下行,但我區農民工并未大量失業,目前,這些農民工大多情緒穩定,生活安定,并未對社會形成不安定的因素。
(一)就業和創業信息的提供問題。一是在家待業的農民工多數愿重新外出務工,但由于信息不暢,苦于無招工信息,只好在家等待觀望。二是部分想在家創業的農民工雖然有良好的愿望,想在種植業、養殖業上有所發展,但由于對市場需求不了解,創業項目難選擇,不敢去干。因此工會應加強為農民工提供就業和創業信息。
(二)農民工技能培訓問題。農民工技能水平低,影響了農民工重新就業和創業。一是我區農民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數為初中以下文化,對科技知識接受能力不強,在外打工多數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從事體力勞動或在服務業從事簡單的勞動,技能水平普遍不高,擇業競爭力不強,影響了農民工就業。二是部分想從事種植、養殖業農民工普遍缺乏相關的種植、養殖技術和管理水平,影響了農民工自主創業。因此工會應加大農民工技能培訓力度。
(三)農民工生產生活困難問題。部分農民工家庭增收困難。我區農民工收入中勞務收入占了50%左右,農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依賴打工的收入。農民工家庭一旦發生意外失業,家庭都會面臨較大生產和生活困難,需要幫扶。
(四)農民工維權幫扶問題。農民工普遍有“三怕”心理,一怕出去找不到活干,二怕工資低掙不著錢,三怕干了活領不到工資。其中最怕的就是干了活卻領不到工資。因此工會應該加大對農民工維權幫扶。
(一)創新維權服務形式,為農民工解憂。一是打造網式維權服務。在__街建立__區職工法律援助中心,在__產業園建立工會工作站,在__區農業資料有限公司建立大型企業職工法律援助站和__蓮藕產業(核心)示范區建立“農民工之家”,形成“一中心、三站點”服務模式,派駐律師在站點接受職工(農民工)的維權咨詢和法律援助。此外在園區、重點項目建設工地貼掛《農民工維權告示牌》50塊,告示牌上寫明職工(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內容、法律援助中心電話號碼、律師聯系方法,讓職工(農民工)維權有依據、有門進、有人幫、有收獲、增信心。
(二)轉變干部作風,到一線去服務農民工。新形勢下,農民工已成為產業的主體。工會工作重心必須下移。工會人員必須往一線安排,經費也重點往一線傾斜。我會從2015年開始,在__產業園區工會工作站,安排了2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常年駐守開展工會業務工作;在__城區職工法律援助中心,安排1名法學專業的社會化工會工作者開展職工維權工作;在__蓮藕產業(核心)示范區工會“農民工之家”,安排1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常年駐守開展服務農民工工作。在職工法律援助中心、園區工會工作站和示范區工會“農民工之家”實行工作日誌登記、職工(農民工)來信來訪登記和具體開展服務職工(農民工)工作登記制度。每個站點的工會工作者每個月要向區總工會匯報開展工作的情況。
(一)企業建立工會積極性不高,甚至認為建立工會增加麻煩和負擔。農民工“無家”可歸。
(二)農民工對入會意愿不強,好似入會要交會費,增加負擔。
(三)農民工會員流動性大,有的會員不定時地到外地務工,管理難度大。
(四)大部分非公企業不重視工會建設,投入少,組織農民工開展健康有益的活動更少,影響企業工會活力和戰斗力發揮。
針對農民工目前狀況,建議:
一是加強企業主對建會好處的教育和動員工作,積極建立企業工會,讓農民工有“家”可歸;同時真正發揮企業基層工會為農民工服務作用,增強企業工會吸引農民工入會能力。
二是加強農民工入會的好處宣傳,積極發動農民工入會。
三是各級工會高度重視農民工會員工作,在生產生活上多關心,積極解決農民工會員生產生活的困難和合法權益的維護,讓農民工體會到工會組織是自己信賴之“家”,工會工作者是自己“娘家人”。
四是加強農民工勞動技能培訓和提供就業創業服務,提高農民工就業率和創業率,助推脫貧攻堅。
在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進城務工人員問題分論壇上,青年學者、NGO調研者均指出,農民工社保和福利的壁壘亟待打破。
戶籍壁壘下的“三六九等”進城務工人員
論壇上,爭鋒聚焦于一個矛盾的現象:
今年4月14日至26日,阿迪達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重要代工廠――東莞裕元鞋廠,上萬名農民工提出“還我社保”,要求企業上社保。但另一方面,一份調研報告顯示,過半進城務工人員不想上社保。
這份報告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師生組成的“關注新生代進城務工人員課題組”。
他們的調研涉及天津、上海、南京、深圳、東莞的多家大型工廠,包括蘋果、三星、優衣庫、coach、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全球著名品牌的代工廠。有效樣本297人,其中電子行業116人,服裝行業92人,食品行業102人,深度訪談50余人。調研時間為今年7月下旬至9月初。
“新生代”課題組發現,進城務工人員社保不足額繳納的情況大量存在。“不足額”里面,企業還按照戶籍壁壘,分“三六九等”。
“根據我們的調研,外地農民工只有三險:養老、醫療、工傷保險。本地農民工交五險一金,但不交公積金。本地城市戶口的打工者才全交。”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吳瓊文倩說。
過半數的被訪者認為,企業應對工人沒有足額繳納社保的現狀負主要責任;但在就整個五險一金制度運作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言,59%的被訪者認為是政府在起決定性作用。
調研師生發現,進城務工人員用醫保的次數非常少。“這不是因為他們身體好,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敢請假去看病。如果請病假,他們的全勤獎200元就沒有了。”吳瓊文倩說。
莫干山上,浙江金華永康農民工NGO“小小魚勞工服務部”帶來了一份調研報告,對1643名農民工的調查發現,“70后”和“80后”青年占總人數的7成左右。前四名的地區分別是:貴州占33.96%,云南14.39%,江西占12.98%,湖南8.48%。
“所有這些人中,有五險一金的只有一人,不足千分之一。1%~2%有養老保險。40%有工傷保險,35%沒有工傷保險,有20%多回答不清楚有沒有。”“小小魚勞工服務部”負責人黃才根說。
“根據我們調研的金華永康五金產業帶2009~2012年用工情況,平均100人中有5個人要斷掉手指。而獲得賠償的金額只能達到國家法律規定的50%。比如規定賠1萬元,只能拿到5000元。”黃才根說。
地域障礙使得異地轉社保成功率很低,進城務工人員認為社保“等于白交”。
同時,工人對社保的“毫不渴望”卻出人意料。一名珠三角的工人激動地告訴“新生代”志愿者:“社保等于白交錢。因為工廠逼我交社保,我才不愿意在這兒干了!”
“新生代”調研顯示,49.3%的工人表態:“我知道企業沒有依法繳足我的社保、公積金,但我不愿意和企業一起補足。”甚至有不少工人提出:“我連現在不足額的社保都不想交。”62.7%的工人表示不愿補繳住房公積金。
這到底是為什么?
志愿者解釋政策后,進城務工人員就回答:“從來沒有想過要在城市里買房,也不可能買得起。”同時,領取出來租房的手續非常復雜。不少工人租住的房屋本身就是非法建筑,更不可能拿到這部分公積金。
東莞的鞋廠為何有3萬人想交社保,為何“新生代”調查的農民工不想交?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認為,背后的原因是進城務工人員的“代際分化”。
不想交社保的是10多歲、20歲的“第二代”、“第三代”進城務工人員。“而希望交社保的是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到40歲沒有任何本錢可以跳槽,到了50歲就撐不起這個勞動強度了。他們在東莞超過了15年,農村土地也流轉出去了,沒有社保,根本沒辦法維持在城市的生活。”
戶籍改革后“新的福利分隔”再生
今年國務院推行戶籍改革,取消了城鄉“二元戶口”。這將對進城務工人員的福利待遇有什么改變?
“城鄉差別雖沒有了,新推行的居住證制度,又導致了一種新的差別對待。”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鄭廣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常住人口用的是身份證,流動人口則需要居住證,又是一種新的福利分隔。”鄭廣懷說。
戶籍改革中對外來人口提出了“積分入戶、積分入學”的政策。但鄭廣懷介紹,根據一份對廣東佛山數百名農民工的調研,“只有0.7%利用了積分入學政策,53%以上的人還是通過捐資入學的”。
城鄉戶口剛剛取消,進城務工人員還遠沒有被城市接納。
“我告訴你們一個數字,你們不要不相信。”杭州蒲公英社區服務中心總干事李磊說,“杭州舉報一起沒有簽勞動合同的事件,企業罰款是多少?50元!”全場頓時發出一陣無奈的笑聲。
有的進城務工人員講交的社保是“白白貢獻給國家了”,潘毅認為,這筆錢“其實是城市政府白白吞掉的”。
她算了一筆賬:我國現在有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約1.5億是外地務工人員。如果平均交月300元社保,每月全國就是300多億元。
“而同時,城市政府難以從住房、醫療、工傷等方面給予農民工充分的保障,所以我認為進城務工人員的福利在城市之外,社保卻捆綁在城市之內,沒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王洪提出,國家應該支付這部分社保轉移支付的成本。“現在資本、勞動力都可以自由流動,為什么勞動福利保障體系不能自由流動?”
實際上,社會福利是上億進城務工人員的“剛性需求”。
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童菲菲也采訪過深圳富士康的工人:“40多歲的進城務工人員,上有老、下有小,負擔非常重。子女成了第二代進城務工人員,也沒法反哺他的養老,所以他們非常渴望養老保障。”
莫干山會議“進城務工人員體面生活的制度保障”分論壇的青年學者對政府部門提出四條建議: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統計顯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53億,其中外出1.59億人。在外出農民工中,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初的約為1億以上。同時,出生于85年之后的“后80”青年工人已經成為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絕對主力。對于仍然處于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來說,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愛將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中國社會的共識和熱點。為此,2011年7-9月,調研活動從位于5個省的6家紡織服裝和食品企業中獲得了近700個研究樣本。其中,90.4%的被訪者有初中以上教育水平,88.7%來自多子女家庭,92.3%未婚,半數以上沒有從事常規性農業生產的經歷,從學校畢業就直接到外地務工。當日的調研結果顯示,對于這些“后80”年輕工人的關愛,企業大有可為。
“后80”青年工人需要尊重、公平、更具創造性的發展環境與和諧的生活環境
“他們無法與親友見面,甚至看場電影,他們的生活枯燥、單調,他們甚至告訴我,‘我們只是整天只能與機器打交道的機器人’。”瑞典瑞聯稚博兒童權利與社會責任中心業務總監李萍這樣描述著調研中所了解到的情形。
在這樣的狀態下,用工荒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報告指出,“后80”青年工人更換工作較頻繁,絕大多數的工作年限低于三年,僅有26.3%從沒有更換過工作,影響他們選擇工作的主要因素是公平公正的勞動報酬、工作本身具有的吸引力、友善的管理和工作環境、有親屬或朋友在身邊、期望成為職業人,獲得穩健的職業發展。“他們并不喜歡被冠以‘農民工’的稱號。與父輩相比,他們更加獨立、自主,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有對生活和職業的絕對理想”。報告顯示,他們普遍的兩項基本需求是提高薪資水平和參加專業技能培訓,普遍的職業抱負是自己創業,比如做老板、干個體,過上富足體面的生活。對此,調研報告給企業的建議是:提供令工人感到受尊重的面試以及企業文化,提供以培養和扶持為主的新人待遇,提供參與企業管理和實現自我的舞臺,和諧企業或工廠與社區的關系、提升員工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新生代農民工逐漸作為農民工的主力軍,和上一代農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高,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更加貼近城鎮居民,即使在城鎮長大、居住卻無法和城鎮居民享有同等的養老待遇。我們現階段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改革主要是針對于老一代農民工,不完全適用于新生代農民工。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 戶籍限制 養老保險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在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步伐加快及農業生產力逐步現代化的多重背景下,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成為進城農民工。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截至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278萬人,比上年增長4.4%。其中,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增長3.4%。同時,農民工內部也出現了代際更替,將農民工群體劃分為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農民工,所謂第二代農民工也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指是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并且在整個經濟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一、新生代農民工特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為8487萬,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隨著城鎮化進程,這一人數將以每年8000左右的速度不斷增加,在十年內將增至2億。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和第一代農民一樣處于“市民”和“農民”之間的尷尬境地,具有較大的就業壓力,對工資收入滿意度低。可以說,大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希望能夠成為“市民”,低收入和高價房成為他們定居城市的主要障礙。
1、文化水平較高,重視教育
國家九年義務教育普及使得新生代農民工能夠普遍受到過相對規范的教育。《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從20世紀90年代起,從農村外出務工經商的勞動力中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最高,高于50%以上,且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1]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這種觀點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得到最廣泛的認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稱“有97%的農民工表示愿意繼續學習,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專業技能知識,法律知識和文化知識次之。他們不僅僅自己有著強烈的學習欲望,而且對下一代的教育也賦予巨大的期望。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學歷的期望都是大學學歷、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學歷,三者合計達89.1%,其中希望子女將來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的高達38.8%。
2、生活方式貼近城市居民,對家鄉認同感較弱
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從小隨父母在城市長大,同樣受到城市大眾文化的影響,縮小了他們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日常穿著、談吐以及生活娛樂習慣基本都與城里人一樣。 [2]在閑暇娛樂的選擇上,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比例最高的分別是上網和聽音樂(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之一),比第一代農民工平均高23%。尤其是大專及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上網的比例高達44.5%。 [3]新生代農民工通過這些生活方式讓自己越來越趨于“市民”。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對家鄉的鄉土認同也逐漸在減弱,認為自己已經脫離農民身份,他們對家鄉的鄉土認同更多的是包含著對親人的感情,對農村的一些習慣和傳統也開始出現不認可,甚至持批評的態度。
3、無務農經驗,以個人發展為就業導向
和上一代農民工相比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或只會一點點,很少接觸農業生產勞動,缺少艱苦鍛煉的機會。
新生代農民工不再以生存作為主要目的,而是將尋求自我發展和追求城市生活作為主要的目標。根據統計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以 “剛畢業,出來鍛煉自己”,“學一門技術”和“在家沒有意思”的人占到了71.4%。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60年代的農民工有76.2%的人選擇了“出來賺錢”。[4]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有了比父輩更深更高的認識,意識到了知識、技術、經驗、自身素質等在就業中的重要性。融洽的工作氛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良好的工作條件已經成為他們找工作時最為關注的問題,這也是他們更不愿意接受臟、累、差的體力活的原因。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養老現狀及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趨于城鎮居民,但是由于戶籍限制使得他們很難能邁過“市民化”這道門檻,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等權益,積累到一定時期、發展到一定程度極易成為“問題農民工”,進而引發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基于上述的考慮,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1、具有較強的參保意識
上一代農民工具有參保率低,退保率高的特點,養兒防老仍是他們的主導思想。然而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大部分在城鎮長大,從小受到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宣傳影響,同時從他們的父輩的經歷中意識到社會養老保險的重要性。作為獨身子女的一代覺察到養兒防老已無法提供真正的保障。
2、以社會養老為主
上一代農民工即使愿意參加養老保險,但因“高額”的繳費率和漫長的繳費時間而退步,他們對于自身的老年生活的設想是回到農村養老。新生代農民工卻相反,上海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顯示,有63.24%選擇參加社會養老保險。[5]他們渴望參加社會保險,希望能像城市居民一樣退休后拿養老金生活。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是能夠接受繳費比例和繳費期限。
3、受參保門檻限制小,但有名無實
根據《農民工養老辦法》規定,只有在城鎮就業并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農民工才能參加養老保險,這個規定沒有包括單干或是打零工的農民工。所以老一代農民工想要參加養老還是受到較大的限制,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些,大部分可以和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使得在參保門檻方面受到的限制較小。然而,企業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縮小人工成本,主觀上不愿為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但是迫于社會保障部門的壓力,企業不得不繳費時,也是想法設法逃費。例如,少報參保人數,壓低繳費基數等。故而,很多時候社保部門對于農民工的實際用工情況永遠都無從得知,只能讓用工單位象征性的繳點費,結果大多數農民工的參保有名無實,仍然游離于制度之外。
4、養老金難以長期積累,關系轉移難
調查表明,農民工在工廠、餐飲等服務行業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從事建筑業等體力工作的農民工在一處的平均工作周期更是僅為2—3年。我國對于養老保險的最低繳費期限規定為15年,對于普通的城鎮職工而言很簡單,但是對于這些流動性較強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還是一大難題。目前,我國還未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省際之間可以統籌的也不多,各地養老保險繳費基數、繳費比率的依據和標準均不同,導致養老保險費用及待遇標準也不同,新生代農民工調換工作后很難銜接。雖然,按照規定,農民工解除勞動關系后可以保留保險關系,重新就業后可以重新參保,但是,他們能夠帶走的只有個人賬戶,統籌賬戶中的資金無法提取,因而,參保農民工在離開打工城市時紛紛選擇退保。
三、新生代農民工養老保險改革趨勢
1、完善新生代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
目前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主要還是面向于老一代農民工,沒有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更加貼近城鎮居民。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城鎮一員,而不是在農村養老。因此,農民工的養老政策設計的重點應該放在農民工養老保險和城鎮養老保險的銜接,這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更加具有激勵性。此外,我國農民工的養老法規種類繁多,沒有一部統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這也為農民工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打下基礎。
2、改革戶籍限制的要求
農民工是一個尷尬的群體,他們生活在城鎮但是擁有農村戶口,無法和城鎮居民享有同等的資源和地位,成為一個城鎮居民是所有農民工的希望,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尤為明顯。近階段,在我國根除戶籍限制是很難實現,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戶籍制度已經有很大的松動,現在大部分地方出臺規定只要在一個地方擁有房產權就享有戶籍,但是對于大部分從事苦、險、臟的農民工來說,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去買房,很難改變自己農民的身份。因此,我國戶籍制度的擁有應以常住人口為劃分標準,開放城鎮勞動力市場,準許人口自由流動和遷徙,城鄉勞動者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有平等的機會。
3、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養老金信息管理網絡
農民工養老關系轉移是阻礙農民工參保的主要障礙,流動性強的農民工尤其需要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信息管理系統,建立社會保險關系的電子檔案和數據庫,分利用現代電子技術和金融網絡為農民工提供便捷的服務。允許農民工在返鄉中斷工作或者發生工作變動而發生養老保險費繳納中止的情況下,為其保留養老保險賬戶,待其重新開始工作時對養老保險賬戶重啟。按參保農民工身份證號進行全國統一編號的實名個人賬戶,對編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的農民工發放養老保險個人IC卡,便于勞動者隨時辦理并查詢社會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情況,使勞動者參保、繳費、轉續養老保險關系更加省時省力。
4、適當降低繳費比例
我國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和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水平相比較高,其中單位繳費比例為12%,農民工個人繳費比例為4% —8%,由用人單位代為扣繳,全部計入個人賬戶中。城鎮職工個人繳費也是繳納個人工資的8%,但是城鎮職工的工資水平較高,工資也相對較為穩定。新生代農民工還是具有農民工流動性強的特點,要從他們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繳納養老保險,并且累計上繳15年,和民工流動性是相沖突的。等到年老之時領取養老保險金,領取的養老保險金也是微薄的,難以抵御幾十年瘋狂的物價上漲。沒有起到真正的養老作用。因而,我國農民的養老保險繳費比例應該適當下調,加強統籌賬戶的再分配作用。
參考文獻:
[1]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
[2] 吳漾:《論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東岳論叢》2009年8月(第30卷/第8期)
[3] 殷歌:《“二代”萌生城市化沖動》,《瀟湘晨報》2005年1月10日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人力資本 流動性
一、引言
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2011年底,新生代農民工的總量占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3.6%,已經發展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部分。就其人力資源來說,是富足的,而人力資本是相對貧乏的。以人力資本角度考察外出務工農民的就業狀況是非常必要的。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根據經濟學家T.W.舒爾茨的定義,人力資本是指體現在人身上的知識、技能存量和健康。舒爾茨進一步把人力資本分為:醫療保健、在職培訓、正規教育、成人學習項目以及就業遷移,并對各項資本形成和計量方法進行了理論和實證分析。劉萬云(2011)從三個維度七個指標分析。申鵬、申有明(2012)從四個維度十個指標分析。其實都是根據舒爾茨的五個方面延伸進一步細分。2006年,國務院研究室《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進行了正式確認。本文界定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
二、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
新一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具有第一代農民工的特點,其自身具有顯著特點,下面從代際差異、培訓和教育的角度來分析其顯著特征。
(一) 從代際差異角度來闡述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的特點
農民工自身的內部發生變化,出現代際差異是新生代農民工出現的根本原因。當前的農民工已經不是一個高度同質性群體,從而新生代農民工出現在我國新世紀的舞臺上,因而,只有以系統性、整體性的角度去認識新生代農民工,才能全面地認識第一代與新生代農民工的本質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不像第一代農民工只要有工作就干,他們幾經具有選擇的意識,尋求能力與工作相匹配的工作單位。劉傳江、徐建玲(2006)指出:“當代中國正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長起來的農民工,個體的人格特征顯著不同。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年輕的農民工和計劃經濟時代成長起來的年紀大的農民工,不論在成長的社會環境還是在家庭環境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兩部分亞群體在文化、觀念和行為上,都有著明顯的差別,基于這一考慮,把這兩部分亞群體分別稱之為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農民工。余運江、高向東和郭慶(2012)認為新生代鄉—城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是經濟適應、社會接納、文化與心理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新生代鄉—城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度較高,但“融合質量”有待提高。
(二)培訓與教育
上一代農民工他們已經在外面打拼多年,新一代農民工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去外面打工,他們迫切需要單位提供培訓,來增加人力資本存量。培訓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尤其重要。阮曉鶯(2005)認為,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提升,需要農民工進行自我開發,主動積極參加培訓。王艷華(2007)的調查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接受培訓狀況與月收入有正相關關系,身體狀況與個人收入沒有顯著關系。
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整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存量比上一代農民工高,擁有較高的知識,技能。從表1可以看出,外出農民工知識水平比農村從業勞動力要高出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高的中專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其比例分別為9%和6.4%,普遍比外出農民工高出幾個百分比。總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明顯高于第一代農民工。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對以后培訓和個人職業發展有很大幫助,這樣,當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后,會有更大選擇工作的機會,給自己更多就業的機會。新生代農民工在參加職業培訓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有很大差別,具有明顯優勢。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培訓比例超過30%,他們更愿意接受新鮮事物,更愿意接受挑戰,用自己所具有的知識來接受新技術,更容易學會并應用到實踐操作中。新生代農民工急切地想融入到城市里,他們會更加努力學習,來提升自己的能力,獲得更多收入和別人的尊重,所以,相比于第一代農民工來說,新生代農民工迫切需要培訓。
三、流動性的角度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其自身具有的人力資本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重要資本,隨著新生代外出務工年齡年輕化,其人力資本的增值在于他們的流動性。西奧多·W·舒爾茨指出,勞動遷移發生與否,取決于勞動力對遷移成本與收益的比較,遷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則取決于預期收入,農村新生代勞動力對外出打工預期收入期望高,所以更偏好于向城市轉移,由于流動,使其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人力資本增值,這樣,他們會有更好的選擇空間,更愿意流向經濟發達的地區。國內學者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流動進行了大量研究和闡述,例如楊定全(2009)認為,資本的生命在于流動和增值,農民工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人力資本,其最顯著的特征在于流動,并且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流動是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最重要方式,而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具有高流動性、高規模性、高風險性、高成本性、高收益性、高差距性、低存量性、低組織性、低地位性以及低收入性的“六高四低”的特征,對于研究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新生代農民工顯著特點就是高流動性。新生代農民工在認識到自身優勢,在流動和自身人力資本的形成中找到平衡,增值自身的人力資本,使人力資本得到提升,從而帶來更高收益。高流動有可能帶來高收益,也有可能使勞動力人力資本提高。對于長期處于封閉狀況下的農村勞動力來說,在外出工作中,得到的職業培訓、技能訓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流動本身對人力資本也是一種投資,增加發揮優勢的潛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能夠增加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的總量和質量。質的提高才能增加自己附加值。不同部門或者行業對勞動力所擁有的人力資本要求不一樣,這是因為不同部門對人力資本要求的水平不同。從農業部門到工業部門再到知識部門,它們對物質資源的依賴逐步減少,而對人力資本的依賴逐步增強。因此,越是高級的部門或者行業,對人力資本的要求就越高。
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里,發展一段時間,具備了一定人力資本存量,自己具有資格,可以到更高生產率的部門工作,來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使其人力資本儲備量更高。
四、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展望
新生代農民工是一個動態群體,隨時間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群體特征。伴隨著新一代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是否會推動農村范圍內資本、技術、土地、勞動等資源的重新配置和組合;如何從城鄉協調發展角度制定合理的宏觀管理政策,推進農村改革和建設;市民化是否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根本出路。新生代農民工應該給予更多關注,使其人力資本不斷得到提升,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量,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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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工;利益保障;戰略目標
指導老師:錢閭建老師系數學與財經學院團總支書記,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學習,獲文學碩士學位。先后在核心期刊《北方論叢》等刊物上8篇,參與重慶市級課題1項,主持校級重點課題1項,主研學校重點課題1項,其他科研課題3項。
一、 當前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農民工就業受歧視問題
農民工自身條件的限制在就業方面受歧視,這是由來已久的社會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民工就業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有改進,但仍有許多不公平的對待農民工歧視的現象存在,如農民工進城大多數從事著社會最底層最臟最累最危險的工作;農民工參加培訓的要求強烈,但受限條件多,城市工會又尚未把大部分農民工吸納進來,這也就導致了農民工技能低下,在就業時受歧視。在重慶的“山城棒棒軍”部分原因也就是因為缺乏建筑工技能,加之重慶的山地地形因而催生了農民工棒棒軍。
(二)農民工工資拖欠及工傷賠付難問題
農民工的工資就全國普遍而言較為偏低且有拖欠現象,當出現工傷時,又會出現“同命不同價”的怪相。至于工傷賠付,往往又由于農民工缺乏法律意識,多數情況下沒有與雇主簽訂用工合同或者是雇主不愿簽訂,在工傷事故發生后,農民工沒有切實的法律依據,或者有法律依據,但雇主往往想盡各種法子故意拖欠。“國務院公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僅有12.5%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用工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頒布兩年后,仍有多達66%的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因此,想要避免欠薪及工傷問題需加大農民工與勞動用人單位簽訂勞動用工合同。
(三)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問題
農民工自身具有的流動性從而導致了農民工子女得不到很好的教育。一種可以隨家人進城上學,到城市上學由于戶口的問題在一些地區不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另一種是不隨父母進城那這就又造成留守兒童的問題,農民工子女在家也不能接受好的教育,有的寄宿在親戚家,有的由爺爺奶奶照料,這都會讓農民工子女體會不到父母親的關愛,造成親情的缺失。
(四)農民工的住房問題
在高房價的情況下,農民工來到城市,立足于城市,但是卻缺少合理的住房條件。城市住房質量一次次地提高,但這也似乎與農民工無關。“調查顯示城市住房質量的提高對農民工的影響很小,一方面是其自認為是城市過客與城市住房政策無關,另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沒被納入城市住房保障體制。”另一項調查也表明,在農民工中,有46.8%的人居住在公司集體宿舍,每間宿舍平均入住6.4人,人均住房面積為3.7平方米。重慶市雖然推行“棒棒公寓”,但到目前推廣的地方有限很難滿足絕大多數農民工的住房問題,而且“棒棒公寓”還給人一種歧視的感覺。
(五)農民工的戶籍問題
重慶市戶籍改革起步較早,自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實行,現今又允許大中專畢業生戶籍自由轉移,這一措施可解決部分農民進城的問題。不足處在于,重慶市雖然在形式上取消了戶籍二元制,但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征地補償方面仍區別對待。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戶籍進城仍有難度。
面對我國農民工現狀、在利益保障方面的現狀及在利益保障不足方面的現狀。從總的來說,我們應該以積極的姿態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解決。在綜合考察各方利益情況下,個人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二、維護農民工利益需要采取的措施
(一)調整社會政策,加快民生建設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認為“制度是社會當中的游戲規則或者制度是大家制定出來調解人與人關系的約束條件”。由此可見,制度本身就起著劑的作用,而人類社會的沖突多數就是利益的分配不均。馬克思說“把人與人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既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利益的關系,那么,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就應當顧全全局,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時候都要講公平,縮小各個階層間的差距,以此來保持社會的穩定。比如在住房問題上,為了實現“居者有其房”的目標,政府可以“對低收入者建立由政府和社會來解決住房問題的住房社會制度。”幫助單純依靠市場解決住房有困難的群體。
“通過以公民的社會權利為基礎,借助相關社會政策的實施,實現對社會資源的再次分配,從而縮小了差距,增加了公民的福利,縮小了社會的內在差別,從而增進公民間的平等。”在分“蛋糕”的時候要適當調整,制定出一個合理可行的政策來規范,這個政策可以稍微向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傾斜,如要求勞動單位為農民工購買“五險”、制定區域農民工最低工資標準、如需異地就業的用人單位需為農民工及其家人支付來往車旅費等。但政策的缺陷和利益的沖突在所難免,那么這就又要求政府建立利益訴求部門,及時有效的收集各方意見,以求達到社會政策最大限度的完善,同時這還給人一種負責任的感受,最終增加社會認同感。
(二)充分發揮民間和社區的輔作用
“西方學界一直認為,社會政策是與政府有關的政策,強調通過政府的有關政策,強調通過政府的供給來解決社會沖突和矛盾,為公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但西方社會學家蒂特馬斯對社會政策作了重新的劃分,明確了社會政策的責任主體不僅僅是政府,還得靠其他社會組織。而非政府組織(社會組織)是連接政府與農民工的橋梁,其發揮的功效往往出人意料,如防治疾病的艾滋病協會、支援全球貧困地區醫療衛生公共服務設施和教育事業的蓋茨基金會及巴菲特慈善組織、李連杰創辦的壹基金慈善組織等,這些組織協會在幫助維護社會穩定,扶助弱勢群體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實際操作方面,由于城市工會尚未把大部分農民工納入培訓范疇,而農民工技能又低下,在就業時受歧視,針對這一現象,民間和社區可以免費為農民工提供技能培訓或者直接參與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增加其閑暇娛樂活動,在節假日開展慰問演出;組織大學生自愿者開展“一幫一”活動,輔助農民工子女的學業等。民間組織和社區往往是非盈利的自愿的,因此在幫助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弱勢群體時能更好地深入民間體會到農民工艱辛生活的真實性,其中又可避免“走過場”的惡習,民間組織和社區的資金來源于其他社會大眾的慈善捐贈,可以不受一些較為死板硬性的條文的束縛。鑒于此,在維護農民工利益方面,政府可以適當放權,做好協調引導工作,以便更好地借助民間組織和社區的力量。
(三)維護社會公正,保護農民工利益
“事物的力量往往傾向于破壞平等,因此,法律就應傾向于維護平等。”弱勢群體因其特殊的生活境遇和社會位置,在社會快速轉型期,往往表現出“經濟利益的貧苦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承受能力的脆弱性”。農民工在系列的社會壓力下往往自身又表現出自卑感,雙重原因致使農民工在社會生活中被逐漸邊緣化,這就與構建的和諧社會相違背。因此,維護社會公正、維護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同時保障社會各個群體充分享有建設成果,是執政黨和政府的責任。如在保障農民工住房問題上可以推廣聯建房、工租房和住房補貼等。“2010年重慶推行的工租房建設,開辟了內地公租房建設的先河。2008年萊蕪市農民工家庭被納入租憑住房補貼保障范圍,這些都很好地維護了社會公正。”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六大任務,也是六大惠民政策,它們包括教育工平、分配公平、保障公平、醫療公平、就業公平和參與公平。這些公平公正原則就應該著眼于農民工的基本生存權利,確保其“生存底線”,才能確保建設成果由全民共享。
(四)遵循循序漸進的一般規律
有人設想在我國建立長期社會保險制度,但“就現階段而言,建立長期社會保險制度的時機尚未成熟,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長期照料保險缺乏必要的了解,另一方面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們應立足國情漸進式推進;其次,做好思想準備;第三,做好制度準備;第四,注重相關人才的培養”。所以,社會政策的制定,要根據我國具體國情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完全照搬他國模式。我國正處于社會高速發展的轉型期,政策的制定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結語: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農民工的權益顯得相當重要。和諧社會是一種關系,離開關系就無法談和諧。“和諧不同于一般關系,它包含的是一種有序且穩定并與協調共存的理想關系。和諧社會體現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和睦、人口與自我的平衡、與自然的協調。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正是一種能充滿民主法治、體現公平正義、實現誠信友愛、展現社會活力、保障安定有序、最終達到人與自然友好共處的社會。”和諧社會下,農民工的利益保障需要在政府責任的強化下,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社區的力量,尊重個人權益維護社會公正。同時,在政策制定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各種可能的因素,尊重國情,認清事實,不斷更進改善社會政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此來維護農民工的利益,從而真正促進社會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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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就業 建議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是我國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
一、新生代農民工概況與基本特征
(一)數量眾多,貢獻巨大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30歲的占61.6%。據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在8900萬左右,如果將8445萬就地轉移農民工中的新生代群體考慮進來,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約在1億人左右。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他們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二)務工年齡較低
根據當前三項規模相對較大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數據(一項為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對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1595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一項為珠三角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數據,另一項為全國總工會研究室2009年組織對千家已建工會企業的問卷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3歲左右。
(三)相對文化層次較高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農民工中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歲以下各年齡組均在26%以上;年齡在21-25歲之間的達到31.1%,高出農民工總體平均水平7.6個百分點。而2008年進行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在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0%。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職業培訓的人員比例達到36.9%,高出傳統農民工14個百分點。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一)工作期望較高
新生代民工普遍接受過9年義務教育,有的甚至接受過高中教育和職業教育,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高的職業期望和薪水預期。
(二)不能長期穩定就業
據中國勞動力市場網的信息,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需求占總需求的60.2%,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的需求僅占39.8%。然而,根據當前已有的調查數據綜合判斷,當前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時,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這部分占總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因此,在目前的就業需求下,新生代民工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更難獲得長期穩定的工作。
(三)職業選擇存在困難
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發展目標、就業單位頻繁變換,學習培訓的專業技能缺少可持續性或者不適應市場需求。這既浪費了他們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又不利于其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用工的穩定。
(四)勞動權益難以保障
新生代農民工在基本勞動權益實現上與傳統農民工相比雖然有所提高,但是總體境況相似,仍舊普遍面臨著一些共同的、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很難得到保障,使得其工作存在不安全感,不利于這些人持久穩定工作,同時也不利于社會的公平和穩定發展。
三、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建議
(一)端正就業態度
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不能就業是因為其不具備端正的就業態度。由于經濟、社會原因,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預期較高,使得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錯失了就業的機會。新生代農民工應該端正自己的就業態度,踏踏實實的面對目前就業市場的現實,先就業后擇業,通過不斷地工作積累提高自己,將來獲得更好的工作。
(二)職業培訓
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培訓,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從上面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來看,缺乏職業培訓和教育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經過一定程度的培訓,就能夠提升人力資本的存量,成為合格的勞動力。同時,職業培訓也是新生代農民工不斷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獲得更好工作和報酬的必由之路。
(三)信息
勞動力就業市場的信息往往是不對稱的,對于就業者來說,缺乏對就業市場的完全信息,常常導致結構性的失業。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必須加強信息的收集,尤其對于各地政府部門來說,應該暢通勞動就業信息的渠道,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信息服務,充分促使這些農民工能夠進入勞動力市場,既能增加個人收入,也能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四)建立健全相關法規
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建立健全相關法規,充分保護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使得這些為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群體能夠獲得與自身貢獻相匹配的權利和利益。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其議價的能力對收入有著直接的影響,因為需要建立相關的制度予以保障。現階段,資本仍然在討價還價過程中占據絕對優勢,常常出現資方任意壓低民工工資或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對此,政府部門必須予以嚴厲打擊,充分保護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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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精神文化生活 特征 娛樂方式
文章編號1008-5807(2011)05-078-01
2010年國務院1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體現出國家對約占當代農民總數60%,并且正以每年800―900萬人口速度遞增的,共計1.2億以上的20世紀80年后出生的青年農民工的高度關切。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后出生、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工,近年來他們成為廣泛關注的一個特殊群體。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向往融入城市,其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將起著最終的主導性作用。因此,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狀況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武漢市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特征
根據調查和相關數據顯示,目前武漢市新生代農民工基本特征主要體現為:
1、男性為主,女性比例上升。男性約占61%,女性比例較老一代農民工有所上升。
2、體現出年輕化特征,平均年齡23歲左右。21到25歲之間,占總體比例的54%左右,20歲及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占到10%以上。
3、籍貫以湖北籍為主,湖北省內到武漢就業比例達81%。其余來自湖南、河南等周邊省份,也有來自四川、重慶等區域的。
4、未婚為主,未婚者占57%。21到25歲農民工中未婚者達到74%,這與年齡是相對應的。
5、在制造業、服務業中的就業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業中的就業比重有所下降。從事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的比重分別為40%、25%和20%左右。
此外,他們的成長經歷開始趨同于城市同齡人。
三、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狀況
(一)精神文化生活的條件
精神文化生活的條件主要指用于精神文化活動的閑暇時間、經濟條件、公共設施以及大眾活動等。從調查結果看,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條件不容樂觀,他們沒有足夠的閑暇時間,不具備相應的經濟條件,公共設施和大眾活動也不能很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
1、閑暇時間。閑暇時間是指工作之余的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從統計數據看,61.7%的人每天工作8至10個小時,22.5%的人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只有15.9%的人每天工作的時間在8小時以下,這種8小時以下工作時間的農民工還只局限在個別行業。
2、經濟條件。經濟條件是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礎,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尤其如此。數據顯示:在新生代農民工對每月收入的支配中,35.6%的人每月用于文化生活的消費主要為10至50元,26.2%的人為51至100元,一般來說,他們每月生活的消費主要用于上網等娛樂活動。
3、文化設施。文化設施主要是用于為大眾精神文化生活服務的公共設施。分析看,新生代農民工去過的文化場所主要是公園、圖書館、影劇院等。
(二)精神文化生活的內容
精神文化生活的內容主要包括文化生活、價值觀念、生活態度以及身份認同等方面。
1、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包括節慶活動、文藝演出、體育競賽、藝術展覽等。據調查統計,新生代農民工比較喜歡文藝演出和節慶活動等,這符合青年人喜歡熱鬧、刺激的心理特點。
2、價值觀念。價值觀念是指一個人對自身及周圍事物意義的評價和看法,在本項調查列出的一組測量價值觀念的指標中,30%的新生代農民工覺得身體最重要,23%的人覺得技能最重要。此外,有的人覺得生存最重要。
3、生活期望。生活期望反映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近期愿望和對未來生活的預期。調查顯示,將近一半的被調查者認為未來生活越來越好,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幾年內生活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4、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是指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接納和認可,身份認同可以反映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狀況。調查顯示,將近50%的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身份認識比較模糊。
四、結論和討論
打工生活單調而缺少調劑,工作也是緊張忙碌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的娛樂方式集中在:看電視、閱讀報刊雜志、聽音樂、上網、與老鄉或工友聊天等方面。他們在平時緊張的工作之余,對外界信息、知識、事務、時事、大事時刻保持著很高的探知欲和進取欲。
上網、聊天、聽音樂等在城市里非常時尚流行的生活方式也為年齡輕的農民工所鐘愛,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里的孩子們不存在大的差別,我們透過統計數據也看到了新生代農民工時尚、陽光、青春的一面。
應切實發揮工會、團組織的職能,豐富他們的文化娛樂生活,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和人文關懷氣息,反對賭博、酗酒等不健康的方式,倡導和引導他們走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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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金融風暴逐漸影響到我國的實體經濟,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部分外向型企業產品訂單減少、生產下滑甚至停產,大量工人失業,一部分農民工紛紛踏上返鄉歸程。最近,我們對全市農民工回流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情況不容樂觀。
一、目前全市返鄉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1、返鄉回流人數近一成。20xx年全市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人數約110萬人,其中在省外務工的約95萬。據調查,截至11月底,全市返鄉回流約9萬人,約占全市外出務工農民工總人數的8%。
2、返鄉回流時間提前2個月。農民工返鄉時間過去一般在春節前后10天以內,今年返鄉的啟動時間至少提前了2個月。
3、返鄉回流農民工中年齡偏大者居多。據調查,返鄉回流農民工中,16-25歲占11%,,26歲-40歲占32%,40歲以上占57%。由此可以看出,外出務工人員回流的以40-50歲的大齡農民工為主,這部分農民工大部分因文化水平較低,從事的是高體力、低技能工作,失業后很難在當地再找到新的工作,如桃源縣在福建打工的煤礦工人、加工廠工人等。
4、返鄉回流農民工主要來自沿海地區和勞動密集性行業。返鄉回流農民工集中在沿海及珠三角、長三角和我國北方,其中以沿海一帶為主,約占70%以上;返鄉回流農民工中,85%以上來自出口性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從行業來看,以從事制衣業、玩具業、機電業所占比例最高,總數達到66%,其次為建筑房地產業,占19%。
5、大部分返鄉農民工對打工期間的工資待遇較為滿意。調查表明,65%的農民工工資能夠按時足額發放,25%的工資不按時但可以足額發放,由此可見,在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努力下,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但在調查中,部分農民工對現有的按年度或項目結算工資的方式頗有怨言,希望按月發放工資。農民工收入狀況有所改觀。據調查,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占45.7%,收入在1000元至1500元的占44%,兩者合計,近九成農民工月均收入超過1000元。65%的農民工對收入狀況表示基本滿意。究其原因,關鍵是其對進城務工的期望值較低,雖在城市務工,但他們仍以在農村務農收入為參照,所以比較容易滿足。
二、目前農民工回流的原因
企業經營不景氣是農民工提前返鄉的主要原因。據返鄉農民工反映,農民工提前返鄉主要是其所在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多出現破產、停工、歇業等情況所致. 如臨澧縣安福鎮望城村的農民工周尚松說“十幾年過來,都是下半年這個時候最忙,唯獨今年10月份就已經接不到活干了。”其所在工廠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國外訂單明顯減少,工廠開工不足或停工,對工人或是放假,或是采取自然裁員。特別是十月份以來,開工時間不足一半,所拿的工資已不能維持正常生活,二是返鄉回流工的收入相對較低。據調查,目前外出務工人員工資收入一般在1000元左右,據臨澧縣太浮鎮王化村的農民工楊振國說,他在深圳三和興玩具廠務工,月收入一般在1200元左右,但每天必須工作10個半小時,而且每月只能休息2天時間才能拿到這么多,如果按正常工作時間,月工作22日,每日8小時,那么他們就只能拿到月800元的底薪。而且工廠每月還要扣住宿費等。由于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又一時難以找到工作,被解雇的農民工只能選擇返鄉。三是國家最近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如國家1000億投資計劃的出臺以及新的土地政策,對農民返鄉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讓他們感覺在家鄉也可能存在更好的發展機會。
三、采取有效措施,從容應對農民工返鄉潮
當前農民工大量返鄉,帶回來的不僅是消費和收入的增長,更多的而是再就業的困難和基層工作穩定的壓力。近年來,進城務工收入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農民工集中返鄉,意味著全市部分農民家庭收入銳減。為幫助返鄉農民工解決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有效緩解他們的失業之痛,我市各區、縣(市)制定了返鄉農民工幫扶計劃,擬定了返鄉農民工就業創業實施方案,切實搞好為農民工“五送”活動,即:送崗位、送信息、送培訓、送政策、送溫暖,收到了一定效果。做好返鄉農民工的安置和幫扶工作,關系發展和穩定的大局,為了引導返鄉農民工自主擇業、自謀職業、自主創業,建議采取以下七項措施,幫助返鄉農民解決實際困難。
一是全力為返鄉農民工開展職業介紹服務。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多方聯系用工單位收集崗位,針對返鄉農民工的實際,進行個別推薦和進場求職相結合,千方百計為他們找到適合的崗位。
二是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鑒定工作,使返鄉農民工具備用工單位所需掌握的技能。一些農民工暫時回家,利用春節前的空隙時間,參加各種就業培訓。如桃源縣勞動局近一個月就對100多名返鄉農民工免費進行計算機、電工電焊、車工等技能培訓,唯美學校培訓工業設計、電腦軟件高級技能人員10多名,這些必將對他們以后的 再次就業增強競爭力。這種做法值得推廣。
三是積極協調配合工商部門,為返鄉農民工創業開辟“綠色通道”,辦理工商營業執照等。
四是積極協調配合稅務部門,為返鄉農民工創業落實相關稅費減免政策,切實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
五是舉辦創業人員經驗交流座談會,以點帶面進一步促進返鄉農民工實現自主創業,自謀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