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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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范文
民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調查報告
一、峨邊民營經濟發展的現狀
近年來，峨邊始終把發展民營經濟擺在縣域經濟發展的突出位置，自1996年起，以企業轉制為契機，通過整體轉讓、股份配售、破產重組等多種形式，以大股東控股為特色，加快國有、集體、二輕、鄉鎮企業轉制，在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國有、集體資產逐步退出企業，完成了“國退民進”的重要過渡，構建了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營企業為為主體的縣域經濟新框架，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特別是近幾年來，峨邊把加快發展民營經濟作為促進縣域經濟新跨越的突破口，以更新觀念為先導，以創新體制為切入點，全力優化環境，努力拓展領域，大力啟動民間資本發展民營經濟，取得明顯成效。引進各種民間資本達7億元，民營企業迅速壯大，全縣民營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民營經濟成為了縣域經濟的支柱力量。
目前，峨邊民營經濟的發展呈現出3個特點：
1、民營經濟總量增加。全縣民營經濟快速增長，已成為全縣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據初步統計，2003年底，全縣民營經濟已達2647戶，比1996年凈增637戶，其中：民營企業已達78戶，比1996年凈增39戶，個體工商戶2569戶，比1996年凈增608戶。企業從業人數13560人，其中民營企業人數13152人，占企業總人數的96.99％。2003年，全縣GDP實現71840萬元，民營企業GDP實現28724萬元，占全縣GDP的39.98%。
2、民營經濟質量提高。全縣民營經濟（含個體工商戶、建筑業、規模以上工業）2003年共實現銷售收入近67220萬元，上繳稅金2500萬元，實現利潤1800萬元，分別比1996年增長6.6倍、8倍和8.5倍，運營質量明顯提高。全縣財政收入總額為7888萬元，企業上繳稅金5205萬元，占全縣稅收的65.98％，其中民營企業完成稅收3895萬元，占全縣稅收的49.38％，個體工商戶納稅150萬元，占全縣稅收的1.90％。
3、民營工業企業快速發展。2003年，全縣納入統計的17戶規模以上重點企業中有13戶是民營企業，占全縣的75.6％；民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占全縣工業總產值的87.4％；工業增加值占全縣的84.6％。近幾年來，峨邊民營企業產值增長都在兩位數以上。
二、影響峨邊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經過多年發展，峨邊民營經濟在規模數量上，經濟總量上，產業結構上都具備了一定的優勢，成為峨邊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縱向比，峨邊民營經濟確實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橫向比，特別是與發達地區比，差距還很大。從全面建設峨邊小康社會的目標和要求來看，不論是從硬環境還是從軟環境等諸多方面來看，仍存在著一些影響和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是：
一是受發展環境制約。思想解放不夠，觀念落后。有些干部對民企發展仍然認識不足，重視不夠，不愿親商，不敢近商，不會扶商；政府還沒有完全樹立“服務行政”的觀念，民營經濟應享有公平競爭的“國民待遇”沒有徹底落實，社會公共財政框架體系不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得不到實現，企業負擔相對較重，潛在的成本高，審批程序繁瑣，以及為投資者的生命財產權和收益權提供有效保障治安環境還不很完善，造成民間資本難以轉化。
二是投資領域狹窄，投向單一，投資主體規模偏小，難以形成投資的支撐力量。目前，民間投資主體從數量上看集中于第三產業，市場份額過小，利潤很難保證，甚至可能造成某些領域的過熱，形成惡性競爭。多數投資主體規模小、能力有限，易造成投資分散、項目小型化，難以形成規模效益。項目難立項，民族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區位優勢不明顯，立項審批程序繁瑣，市場準入條件高，影響了民間投資增長。
三是投資回報率不高，投資主體缺乏進一步投資意愿。由于民間投資主體主要是利用自有資金進行投資，風險意識較強，投資風險意識仍然高于效益意識，而要找到理想、適合、效益好的項目有一定困難，加之目前民營企業管理不規范，誠信度不高，對經營的過程和最后取得的實效沒有很好公開，因此使投資者缺乏信心，出于資金安全考慮不敢投資。在對投資回報存在顧慮的情況下，投資主體缺乏進一步投資的意愿。
四是融資渠道少，渠道不暢。民間資金量大、面廣、分散，勢單力薄，企業規模偏小，缺乏可供抵押的資產，還貸能力不易證明，在信用貸款制度尚未完善的時候獲得銀行貸款相當困難。金融機構對發展中小民營經濟的信貸“藥引”作用沒有很好發揮，而投資稍大項目的業主主要靠金融機構信貸支持，很少從民間直接融資，社會中介組織不健全，企業融資渠道單一，造成民間資金難啟動。
五是宏觀及微觀投資管理不規范。一方面是某些民營企業財會、業務、統計核算等基礎性工作不完善，管理者投資的隨意性強，缺乏相應的投資管理經驗，對投資建設過程中涉及的知識知之較少，在實際建設過程中違反建設程序；另一方面是政府對民間投資缺乏相應的導向和管理，在民營企業的注冊登記、市場準入、行業管理，民間投資的審批、監督和稅收等環節上還有待加強。
六是人員總體素質低，技術和管理相對落后。企業從業人員總體素質偏低，經營管理水平落后，相當一部分企業習慣傳統的、經驗的經營管理，任人為親，裙帶現象突出，與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不適應，有些還是家族式管理模式。企業技術落后，先進工藝技術和設備少，落后的技術和設備比例高，傳統產品老產品比重大，企業擁有知識產權少，品牌少，新產品開發嚴重不足，產品標準化程度低，質量差，品種少，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小，幾乎無高新技術產品和優勢拳頭產品，經濟無特色。
三、改善民族地區民營經濟發展軟環境存在的幾點建議
（一）擴大市場準入，實行平等待遇，放開經營范圍和管理限制。
市場經濟就是自主經濟、競爭經濟、法制經濟，也是平等經濟。要徹底摒棄計劃經濟時代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平等對待民間資金和民營及個體私營企業，做到重商親商。除國家明確限制的投資領域外，所有競爭性領域和對外開放的領域，都要以與國有資本和外資同等的條件和政策對民營資本開放。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投資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環保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參與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金融、保險業；積極支持和推進民營資本進入教育、衛生、體育、文化、旅游、社區服務等領域。放開注冊資本限制條件，允許新設立的民營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分步到位，限期補足。創辦民營科技型、農產品加工型、扶貧型企業以及下崗失業人員創辦民營司制企業，其非關鍵條件一年內可完善的，可由工商部門核發為期一年的臨時營業執照，實行預備期管理。
要一視同仁，公平競爭，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和經營范圍。要對民營經濟實行國民待遇，消除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除國家和省規定須先辦理經營許可證或資格審查以及專項審批外，其他部門和地區規定的一律不準再作為登記發證的前置條件。放寬注冊資本限制條件。屬于國家、省鼓勵和允許的民間投資項目，一般不再審批，一律實行登記備案制度。凡是國家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領域，凡是國有經濟退出的領域，凡是外商投資可進入的領域，都允許民營經濟進入。
（二）加強產業引導，實施重點支持，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投資高新技術產業。
根據省委省政府新近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快民營經濟發展的決定》規定，民營企業被認定為民營科技企業的，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享受稅收優惠；鼓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農產品加工產業，鼓勵參與生態環境建設和外向型產業。對重點農產品加工骨干企業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和農產品初加工所得，免征3年至5年所得稅。開通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對整車鮮活農產品運輸，3年內停收過路（包括高速公路）、過橋和過隧道費。停止征收農業特產稅，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國有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地依法出讓給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進行造林、種草等生態建設的，可以減免土地出讓金；對取得土地使用權從事生態環境建設的，土地使用年限可延長到70年。這些優惠政策的出臺，無疑為發展民營經濟，盤活民間資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要盡快制定相關的配套政策，迅速落實省委省政府的《決定》精神，為峨邊民營企業的發展營造又一個春天。
（三）轉變政府職能，健全服務體系，簡化辦事程序，提高服務效率。
縣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行政職能，更好地樹立服務政府的形象，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民間資金的盤活服好務。一是要組建專門的領導班子，成立辦事機構，加強組織領導、規劃實施、督促指導和服務引導。二是要制定完善的民間資金投資發展配套政策，創新發展機制，促進民間資金的投資迅速擴大。三是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項目，按照“同步審批、限時反饋、一次辦結”的原則，實施審批辦照的“互聯審批制”，除法定的特殊情況外，辦理時限原則上不超過5個工作日。四是對目前已經削減的各項行政收費項目必須落實，決不能再收費，繼續清理、減少各種收費項目。停止收取個體工商戶管理費。五是建立和完善涵蓋民營經濟的社會中介服務體系，推進社會信用制度，公開有關政策、法規，確保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知情權。
（四）搞好項目儲備，吸引民間資金進入投資領域。
要吸引民間資金的投入，關鍵是要有好的發展項目。我們要認真做好項目儲備，精選一批風險低，投資回報率高的項目，吸引民間資金投入進來。目前，我縣新上的水電站建設項目，幾乎全部來自民間資金的投資，應該說是掀起了一個民間資金投資的。我們要繼續在高耗能工業項目、綠色農業項目、旅游開發項目等方面進行項目儲備，繼續吸引民間資金投資進來。
要因地制宜，重點突破，務求實效，做強做大特色和規模。既要全面發動，又要從實際出發，選準主導產品，搞好產業聚集，形成產業規模。縣域經濟要以發展民營經濟為主，把重點放在農產品加工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上。要結合城鎮規劃，建設一批特色工業園區。要把發展民營經濟與調整經濟結構結合起來，著力培植壯大一批優勢民營企業。要在盤活存量資產和引進增量資產上做文章，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發展。
（五）優化法制環境，保障民營經濟的合法權益。
第2篇：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范文
工商聯的調查研究、參政議政，要從工商聯的職能和任務出發，為地方經濟改革、發展、穩定和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為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為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建言獻策。為此，宿遷市工商聯明確了“圍繞三個中心開展調研，服務非公經濟發展”的工作思路，即圍繞黨委和政府的培育創業文化中心、工商聯基層組織建設中心、民營企業創新發展中心開展調研工作。
（一）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為經濟建設大局服務。
去年以來，宿遷工商聯牢牢把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圍繞如何招引大項目、培育大產業，鼓勵和促進全民創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施“工業突破”戰略等進行了調研，形成調查報告20余篇。其中，《2009年宿遷民營經濟發展報告》全面、詳實地記錄了全市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概括了本市民營經濟發展的幾個特點，總結了我市在發展民營經濟中的4條成功經驗，并就如何實施市委提出的“強力推動大項目，強勢發動大創業”戰略部署提出3個方面18條對策和建議，該文受到了宿遷市委書記張新實等主要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并榮獲省聯頒發的優秀調研成果二等獎。此外，我會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形成的《樹立科學發展觀營造民營經濟和諧發展環境》、《關于實施“村企掛鉤”推動新農村建設的思考》、《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努力打造投資創業最優環境》等報告，也受到了廣泛關注。
（二）通過業務工作調研，提升商會工作水平。
近年來，我們就如何充分發揮新形勢下商會職能和優勢，為會員企業發展提供支撐和服務，開展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在總結和分析的基礎上作出有益嘗試。
宿豫、泗洪等地緊緊圍繞“三來一加”項目，組建行業商會，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而且進一步提升行業組織化程度，實現行業內的優勢互補，資源互通，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宿遷義烏國際商貿城作為“55210”工程的龍頭項目，也是全省規模最大的商貿流通中心，在它建設之初，我們就組建了宿遷義烏國際商貿城商會。商會成立一年來，始終堅持“服務立會、服務興會”的理念，為推動宿遷義烏國際商貿城規劃、建設、開業、發展、繁榮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在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拓展開來的，這些工作的開展，既促進了相關行業產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工商聯工作水平的提升。
（三）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圍繞民營經濟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開展調研。
去年底，我們利用近一個月的時間，組織專人對我市30余家規模以上企業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進行調研，結果發現90%以上的企業存在專業人才招聘困難，培養人才成本過高，現有人才流動性大等問題，絕大部分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人才瓶頸”的約束。為此，我們撰寫了題為《關于促進民營企業實施“人才戰略”的建議》的文章，提出建議市政府授權，由市總商會和市人才服務中心共同建立全市規模以上企業人才庫，根據民營企業需要，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及市外等公開組織招聘各類緊缺人才，對于招聘的人才采取事業專項編制人才派遣的形式安排到用人企業。市委書記張新實在該篇專報上批示：“我們必須繼續大力扶持、全力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傾心幫辦、真情服務民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家。”市長繆瑞林對文中提出由市政府授權，市總商會和市人才服務中心共同建立規模以上企業人才庫的建議，責成市編委出臺了相關方案，并要求盡快實施。目前，我會就該項工作正在與人事部門進行進一步磋商。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以來，全市各級工商聯上報各類專報、專題調研信息20余篇，均受到了當地黨政主要領導的重視，許多領導同志對專報作了批示，提出的建議大都得到了落實，促使一些難點、熱點問題的解決，對推動本地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二、拓寬工作思路，形成大調研工作格局。
（一）借助外力，擴大調研工作成果。
長期以來，我會受到人手少、辦公經費緊缺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工作開展難度很大。為此，我們開拓工作思路，通過主動與市委、市政府有關部門和地方高校專家密切配合，聯合開展調研工作，從而達到了優勢互補、擴大調研成果的良好局面。去年以來，我們就關于規模企業培育工作的現狀與思考；加大財政扶持力度，推動企業跨越發展；民營企業人才保障機制研究；關于我市工業企業節能降耗情況的調查與思考；加強土地集約利用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等重點課題，先后與市委辦、市財政局、市人事局、市環保局、市國土局等部門多次進行聯合調研，收到了較好效果。實踐中，我們體會到，與有關部門聯合開展工作不僅有利于準確把握問題的尺度，而且增強了調研工作的權威性，有利于促進相關問題的解決，同時，延伸了工商聯調研工作的觸角，擴大工商聯的影響。
（二）上下聯動，促使調研工作縱深開展。
為進一步深化對新形勢下相關行業、產業發展趨勢的認識，我們與基層商會和行業商會建立聯系，共同分析新情況，研究新問題，積極探索有效舉措，去年，我們圍繞本地木材加工、餐飲、中介等行業面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并提出了針對性、實效性的對策。如我們與泗陽縣工商聯確立了《關于發展宿遷木業經濟的調研與思考》的課題，提出優化產品結構，降低資源和能源消耗，提高產品質量；延伸產業鏈、發展精、深加工產品；強化品牌戰略意識等對策。我們與市餐飲行業商會共同撰寫的《關于發展宿遷餐飲業的建議》，提出盡快建立健全行業規則，加緊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結合直營連鎖、特許經營、餐飲超市等現代化的經營形式，加強市場趨勢研究，合理制定企業發展戰略等建議。
全國工商聯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問卷等專項調研工作，已成為全省工商聯品牌性工作。我會在貫徹執行省聯相關工作部署的過程中，注重發揮工商聯組織的網絡作用，由縣（區）工商聯負責調查和數據的初審，市工商聯對上報數據再進行匯總和分類，這樣上下聯動的工作機制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確保了調研質量。
（三）完善制度，建立調研工作長效機制。
我會始終將調研工作作為一項重點業務工作來抓，提出將調研工作貫穿到常規性業務工作中來，要求各處室人員要善于在日常工作中捕捉亮點、發現熱點，在考察、交流時借鑒經驗，在學習中深入思考問題對策，同時，對各處室下達每月一文的調研任務，每月進行一次交流，在市工商聯機關形成了“人人均有指標、全員參與調研”的工作局面，使調研課題更加廣泛，保證多中求精。
去年初，我會就制定并下發了《市工商聯系統信息工作考核辦法》，明確各縣（區）工商聯分管領導親自掛帥，要求各縣（區）工商聯在及時上報會務動態類信息的同時，按月上報調研信息選題。同時，分季度召開全市工商聯系統信息選題會，提出階段性信息工作要點和重點調研選題，市工商聯辦公室負責督查，實行按季統計通報制度。去年10月，市工商聯又出臺了《宿遷市工商聯先進集體測評細則》，將“能夠圍繞黨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工商聯的重點工作開展調查研究”作為先進集體評比的前提條件。
三、發揮工商聯界別政協委員作用，充分履行參政議政職能。
第3篇：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民間借貸危機 國有經濟 民營經濟
我國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并驅齊驅，在主導性產業和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重要產業領域民營經濟尚不具備替代國有企業主體地位的實力；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民營經濟應加快推進轉型升級更好地發揮主體地位；在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應發揮各自優勢，有機互補，良性競爭。
2010年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爆發，以浙江信泰集團公司和溫州立人集團案件為代表，本次危機表現出“層次高”、“情勢急”、“涉及廣”等特點。據不完全統計，危機涉及未償民間貸款總量高達近萬億元，金融糾紛案件超過萬起，近150名企業主因無法償還銀行信貸或民間借貸而“跑路”、“蒸發”，80多家規模以上企業破產倒閉,溫州民營經濟步履維堅。與此同時，溫州國有企業改革如火如荼。自2010年10月67戶國有企業整合重組為十大國資集團公司開始，到目前已有16家國有企業集團掛牌成立，重組后的國資集團資產總額大幅上升，企業整體實力和融資能力明顯提升。
于是，關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的論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一些學者認為，在宏觀調控政策缺乏靈活性、針對性的前提下，一邊是國有經濟吃穿不愁，一邊是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此次民間借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宏觀調控”和“國進民退”。這些觀點認為國有經濟的改革發展是以犧牲民營經濟為前提，從根本上將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放在了完成對立的兩面，認為兩者完全是“對立競爭”關系。筆者認為以上觀點于理論、于實踐都有失偏頗，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并非是“對立競爭”，更多的應該是“互補合作關系”。
1.民間借貸危機主因是其系統內部法律規則意識缺失，不能盲目歸因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對立競爭”
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原因錯綜復雜，筆者認為其關鍵原因在于民間金融體系本身缺乏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其次是資本盲目逐利和宏觀調控銀根緊縮等問題。
1.1民間金融風險防控體系缺失
民間金融是推動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但這并不能掩蓋民間金融體系的自身問題。信用和交易安全金融的核心要素，而信用和交易安全必須以相對健全的法律體系和風險防控體系為基礎，純粹建立在血緣、親緣和地緣信用之上的金融體系風險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抬會”為主要形式的民間融資在溫州樂清等地盛行，規模已達數十億之多，最終由于利率不斷抬高導致泡沫產生，爆發于1986年的“倒會”危機與本次借貸危機一樣，其根本原因就是這種游離于法律之外的、人格化的信用和交易體系。
1.2民間資本的逐利性使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國際市場不景氣導致企業訂單銳減，原材料、企業用工等成本急速上漲的雙重壓力下，民營傳統制造行業企業利潤極其微薄。在此背景下，傳統的甌越“義利”文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逐利性”形成“推力-拉力”效應，溫州民間資本逐漸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不銹鋼、泵閥、鞋革、醫藥、眼鏡、太陽能、醫療器材、五金家電等多個行業出現“空心化”現象，游資象無頭蒼蠅瘋狂沉迷于“快錢游戲”，從“炒棉花”、“炒房產”、“炒煤礦”、“炒有色金屬”直到“炒錢”。按投資人風險喜好及產品類別分類，回報率在10-18%之間里就明顯具有風險，回報率超過20%時就屬于高風險投資。當民間借貸平均年利率從2003年的8-15%上漲到2011年的25-35%，民間資本的盲目逐利性使其脫離經濟實體流入借貸領域。2011年央行溫州支行調查顯示，在第二季度，民間借貸首次超越房地產投資成為儲戶投資首選，到7月份在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高回報與高風險并存，當金融泡沫最終破滅，不僅直接導致溫州民資的直接損失，也導致溫州實體經濟空心化問題嚴重。
1.3宏觀調控引起資金緊張，擔保公司趁火打劫
在艱難維持的前提下，中小企業對宏觀貨幣政策變化的敏感性增強。為了遏制寬松貨幣政策引發的流動性過剩，2010年上半年以來，央行連續多次上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鐘擺式”式的宏觀調控讓民營企業措手不及。與此同時，銀行金融系統提高貸款門檻，并通過擔保公司的介入變相提高貸款利率。據統計，截止2011年11月，溫州涉及民間融資的各類融資機構多達1800多家，這些以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為代表的融資機構，凌駕于銀行與民營企業之間，直接導致民營企業與銀行金融無法實現通暢對接，“麥克米倫缺口”凸顯①。為了應對資金緊缺，中小企業不得不向擔保公司等融資機構進行資金求助，民間借貸利率順勢拉高，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陷入惡性循環。加上“調地產、控通脹”靠宏觀政策導致房地產業資金凍結，資金無法及時回收，民間資本鏈條斷裂。宏觀調控成為引發民間借貸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看出，民間借貸危機成因錯綜復雜，但主因在于其內容系統缺乏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由此而推論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是“對立競爭”關系的觀點站不住腳。
2.宏觀調控與國有經濟改革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點不是“與民爭利”
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2006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國有經濟應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對基礎性和技術產業領域保持較強控制力。因此我國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是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需要以及發揮國有經濟控制力的需要為依據的。
2.1宏觀調整政策目的是用“有形之手”調節經濟運行，不是“與民爭利”
在國有經濟是否“與民爭利”的辯論中，“四萬億”救市計劃成為討論焦點。2008年11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規定了救市的十項措施，內容分別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稅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可以看出，四萬億資金投資有兩個最主要的方向：一個是基礎設施建設，一個是民生經濟投資。
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市場是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基礎，政府不能弱化市場，更不能干擾和取代市場的作用，但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它存在著局限與缺限，即市場失靈。放任市場失靈和經濟失衡，會引起國民經濟的不穩定，影響其健康發展。因此當市場失靈，就需要通過政府“有形之手”來適度調控市場，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增長，這也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性質所決定的。盡管宏觀調控也存在失靈的可能，也確實給我國經濟后期發展帶來一定后遺癥，但這并不能否認宏觀調控在我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危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被迫采取“非自由”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手段避免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擴大化，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本質上講，四萬億救市計劃就是運用政府“有形之手”調控經濟，應對危機，目的是保證我們經濟可以穩定健康發展軟著陸，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
2.2國有經濟改革是其自身發展和轉型的必然要求，方向是“有進有退，進退有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有經濟要發揮其主導和主體地位，必須增強綜合實力和競爭力，適應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目前，講我國國有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不足：一是國有經濟布局分散、結構不合理，二是國有經濟管理不規范，存在權力缺乏約束、壟斷企業收入過高等問題，三是國有經濟監管體制不夠完善等。以上問題的解決，需要不斷深化國有經濟改革，進一步完善國有經濟的產業結構和管理體制，以促進國有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溫州國有企業的整合重組改革論證了這一點。2008年，溫州全市國有企業617戶，資產總額為715.91億元，戶均為1.16億元，實現利潤總額僅為8.03億元，負債率平均為69.1%，而且管理體制混亂，除市本級的174戶劃歸國資委監管，其余的400多戶企業均沒有統一的監管單位。為了改變國有企業低、小、散，企業布局不合理、企業資產良莠不齊、管理體制落后的局面，2010年10月溫州市市委、市政府《溫州市市級國有企業整合重組實施方案》通知，決定全面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實現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明確提出要通過整合重組，加快國資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步伐，加速向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集中，同時有效盤活存量資產，合理用于改制企業職工安置和困難企業幫扶，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2010年10月第一輪整合重組啟動,將61家國有企業整合重組為10戶國有集團公司。經過一年運作，改革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第一，行業結構向國計民生產業和基礎性產業高度集中，主要涉及城市建設、交通運輸、交通建設、機場、港口和鐵路與軌道交通等行業。第二，企業實力明顯增強, 截至2011年底企業平均資產達到76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資達118億元,投資著重偏向惠及民生，包括城市交通、城市環境、保障性住房以及基礎設施領域。第三，這10家國資企業所涉及到的競爭性行業，如工業、商貿業、服務業等，由于體制創新尚未理順，盈利能力尚未顯現。
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國有經濟自身轉型和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色的國有經濟改革應該如何改、怎么改，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但是改革的根本方向不會變，那就是堅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3.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互為補充，缺一不可
近年來，我國國有經濟的主導性地位和基礎性作用日益突出，而民營經濟比重持續上升，據統計2011年民營經濟總量超過GDP 的50%以上，在民營經濟發祥地溫州的民營經濟GDP總量已經超過80%。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我國國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推進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3.1對于關系國民經濟命脈行業，民營經濟尚不具備替代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的實力
在關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的爭論中，有部分觀點認為應該提高民營經濟整體地位，因為其比國有企業更具有活力和適應力。我們不能否認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擴大就業、創造稅收等領域發揮的巨大作用，但目前階段，民營企業擔任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條件尚不成熟。據《2009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國有及控股企業的整體實力與技術實力遠遠超過民營企業。例如，在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數和擁有發明專利數的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30.8%、35.6%、32.9%，私營企業占18.4%、9.5%、13.8%；在新產品項目數、開發經費、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及出口銷售收入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44.4%、41.2%、42.8%、43.4%、21.2%，私營企業占10.9%、10.3%、8.6%、8.4%、7.1%。因此說，《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2006）規定，主要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這一領域國有經濟要發揮自身優勢和整體實力，逐步發展成為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是由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特點所決定的，也是為了保證國民經濟安全穩定運行。
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中小型企業雖然為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在推動作用，但整體來說尚處于發展的初步階段，往往難以擺脫以下特點：第一，數量大、比重大、規模小、壽命短。2007年“溫州民營企業生命周期專項調研課題”研究認為溫州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為10.99年，2011年上半年溫州共有民營企業7.7萬戶，占企業總數90%以上，注冊資本金2200多億元，戶均不到300萬元。第二，技術裝備率低、創新動力不足、競爭力不強。民建中央的《2011年千戶民營企業跟蹤調查報告》指出，民營企業認為當前企業經營發最主要的困難是“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長”,這反映出民營企業發展長期依賴于低價格的要素成本、追求低成本擴張，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的的問題。第三，管理模式帶有“家族”色彩，缺乏現代管理制度，人才流失嚴重。
綜合來看，在目前階段，盡管民營經濟總量超過GDP的50%，但企業規模小、產業組織結構分散、國際競爭力低下的問題使其在關鍵領域還不具備與西方先進企業相抗衡的實力，無法替代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經濟成為主導和引領國民經濟的力量。
3.2對于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并駕齊驅
一些學者認為，從2005年的“非公經濟36條”到2010年的“新36條”都存在玻璃門現象，把民資不能通暢進入能源、金融、電信、鐵路、市政、教育、衛生等領域的原因一味歸結于央企壟斷，這種觀點很片面。某些行業中的某些企業由于在技術創造、資源占有或權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優勢，從而在生產、交換和價格的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從而形成某種形式的壟斷，這種情況無論在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都可能存在。我國國有經濟確實存在壟斷或寡頭壟斷現象，但僅限于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鹽總公司、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這幾家企業，其中電網在世界各國都屬自然壟斷，石油開采屬于國家宏觀戰略不可能隨意放開，而電信基礎業務則是由于需要巨額基礎投資。其余120多家央企及地方國有企業都不具有“市場禁入”、“主宰定價”等壟斷性質。
民資進入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有幾個影響因素：第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大型國企都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民資要打破這種利益格局存在一定困難，可先采取參股的方式進入其產業體系。第二，許多基礎性行業，回報率低、周期長。例如2010年溫州整合重組的十家國有集團公司有七家開展了基礎性和國計民生產業，比例提升為70%，且主要以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設和城市建設改造為主，屬于投資大、周期長、回報率小的項目。溫州有6000億的民間資本，但這些國有項目資金短缺問題嚴重，融資來源仍主要是銀行貸款，其融資項目并不十分受民資青睬，主要原因就是項目前期投入大，加上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對利潤空間的再壓縮，民資進入意愿不強。
國家發改委明確表示，將于2012年上半年，出臺“新36條”實施細則，破解民資“玻璃門”，鼓勵民資進入能源、金融、電信、鐵路、市政、教育、衛生等領域。溫州正在積極申報全國金融改革示范區，著力整合規范民間資本，打造“民間資本集散中心”。對民間資本科學規范管理，將有助于減緩中小企業信貸壓力，科學引導民資進入國有企業的重組改革，并進入預期有收益或者通過收費補償可以獲取收益的基礎性公共項目領域，實現國資與民資的互利共贏。
3.3加快轉型升級，提升民營實體經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比重和優勢
國有經濟要按規定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這里所指的一般競爭性領域是相對于“特殊競爭性領域”而言的，主要指除涉及國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業之外的行業領域。
改革開放30年，以溫州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發揮著驚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取得了飛速發展，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本次民間借貸危機暴露出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2011年8月，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一份報告指出，溫州民企 “產業空心化”現象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企業外遷。溫州經濟一直是“走出去”經濟，目前溫州在外商會達184個，企業5.4萬家，工業企業約為2.8萬家，涉及民資約為2400多億。包括正泰、德力西等在內的本地龍頭企業也已經擴大在外投資比重，且均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第二，資金未進入實體。溫州人行調查表明，近年來銀行對工業的信貸規模增長明顯，但工業增長卻沒有顯現大幅增長。據對“2010溫州市百強企業”的抽樣調查中，除2家房地產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業企業均涉足房地產開發。在借貸危機發生后，2011年第四季度溫州民企類計向銀行借貸近170億，本地銀行存款凈流出約134億，但企業整體用電量、產值、物流運輸量等指標均沒有明顯增強，資本陷入借貸與償貸的惡性循環。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機既會帶來危險也會產生機遇。溫州是改革開放的先沿地帶，溫州民企的生存現狀也反映出目前乃至將來中國中小企業可能面臨的困境。溫州經驗表明，長期依賴于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等要素資源價格扭曲，產業結構低下、自主創新能力低下、核心競爭力低下的經營模式已經不適應新時期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需要。民營企業要加快轉型升級，發展高新技術，開發和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提升企業市場拓展能力和打造企業品牌；發揮龍頭企業帶頭作用，發展產業集群優勢，形成產業規模；發揮企業協作機制，在橫向上實現管理、技術、品牌和營銷優勢互補，在縱向上形成產業縱深鏈，往產業鏈兩端轉移，最終實現由資源驅動轉向投入、創新和品牌驅動，提升民企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既有賴于民營經濟逐利的驅動機制，也有賴國有經濟公共利益的實現機制。沒有民營經濟，市場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難以活躍和繁榮；沒有國有經濟，就可能無法實現資源公平合理配置，陷入過度自由市場經濟，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合理分工，并駕齊驅，既可以通過功能分工相互制約，又可以通過良性競爭相互促進，兩者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互為補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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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浙江 民營企業 民營銀行 監管
民營銀行即民有民營，也就是以民有資本為主且具備現代企業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銀行。作為我國現行金融體系的一種制度安排，民營銀行是對我國現行的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銀行體系的必要補充和完善，是國有制經濟與非國有制經濟的運行結果在金融制度上的具體反映。浙江是民營經濟發祥地，也是民營資本最為活躍的地方，因此，以浙江為例來研究民營銀行的監管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一、民營銀行對浙江經濟的重要性
浙江經濟以獨特的民營經濟模式和輝煌的經濟發展成就聞名全國，其區別于蘇南和珠三角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大量土生土長的中小企業為支撐。根據統計，浙江GDP總量從1978年的124億元增加至2010年的2.7萬億元，2010年人均GDP約為51500元。而這30幾年間經濟的快速發展，70%以上的經濟增量是由民營經濟做出的貢獻。
然而，近幾年浙江的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難題，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根據羅納德?麥金龍和愛德華?肖的“金融中介論”，金融體系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非常強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關系，融資渠道是否暢通關系著整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質量。
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對資金的需求量不大，依靠企業的利潤積累，股東增資以及民間借貸等可以滿足經營需要，但是，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浙江的中小民營企業基本上都跨過了企業的初創階段進入成長階段，規模不斷擴大，內源性融資和民間金融已無法滿足其融資需求。
相關統計資料顯示，浙江民營經濟外源性融資比例在上升，但是，事實上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程度和融資成本在不斷提高。由于資本市場要求比較高，規模小、財務透明度不高的民營企業被拒之門外，因此其外源性融資主要依靠銀行貸款。據統計，浙江省內有國有商業銀行4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2家，外資銀行3家，城市商業銀行8家，城市信用社4家，農村信用社縣以上機構82家，可見浙江省內銀行數量并不少，但是，對浙江GDP的貢獻率超過70%的民營經濟占用的銀行貸款卻不到30%。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些銀行大都是國有性質，其所有制的不匹配、觀念上的束縛以及交易成本的考慮等原因導致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被嚴重堵塞，得不到充分的資金支持，缺乏進一步發展的后勁。
在浙江經濟發展中，民營銀行可以很好地實現與民營中小企業的所有制匹配及規模匹配，而且其自身具備的特性能夠降低中小民營企業貸款的風險，可以為民營經濟的長遠發展提供金融支持。
二、浙江民營銀行的特點
目前，浙江省內的民營銀行將近10家，成立時間相對較早，影響力較大的主要有浙商銀行、臺州銀行、浙江泰隆商業銀行、浙江民泰商業銀行。
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民營銀行由于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建立，實現政企分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采用商業化經營模式，具有機制靈活特點，在經營上具有較大自，可以根據市場狀況靈活調整自身的經營活動，具備自身的競爭優勢。民營銀行由于自身性質決定了它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產權歸屬民營化，產權結構較明晰
成立于2004年8月的浙商銀行共有股東15家，其中13家是浙江的民營企業，民營資本占85.71%。而臺州市銀行的股本構成為：國有股占5%，法人股占90.77%，自然人股占4.23%。該行由地方民營企業控股而非地方政府控股，20多家民營企業控制了該行90%以上的股份，政府僅以小股東的身份出現，產權結構實現民營化。
產權結構民營化使得股權結構還體現出充分的民主性。由于民營化，股東比較分散，這種股權結構安排能在各股東以及股東和銀行間形成有效的制衡關系，使得管理層決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有了保證，加上以利潤為中心的激勵機制和以資產安全為中心的約束機制，產權結構較為明晰。
（二）銀行資產規模相對較小，資金實力不及國有商業銀行
民營銀行由于其“民營性”，資本全部或大部分來自民間，民間資本的分散性及規模的有限性，使得民營銀行的資本金量較小，如全國性的浙商銀行2004年成立時注冊資本金也僅52億元，2010年臺州市商業銀行更名為臺州銀行，注冊資金18億元，2006年成立的浙江泰隆商業銀行注冊資本金為12億元；浙江民泰商業銀行注冊資本10億元。這與我國原國有商業銀行相比差距較大，原國有銀行股改后注冊資本金為：工行2480億元，中行2538億元，建行2246億元，農行為2600億元。
民營銀行資產規模較小的特點決定了其實力有限，從而將影響到其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推廣。同時，資金實力上的局限，也使其分支機構的設立和拓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從而使其具有“社區性”、地域性。
（三）市場定位明確
浙江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數量約占全省企業總數的99%以上，成長性好，因此，民營銀行都清楚地認識到浙江經濟發展的特點，注重發揮自身的本土化優勢，立足當地市場，將中小民營企業作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專門為民營企業提供優質、多樣化的金融服務。
如浙商銀行自成立就定位于服務優質民營企業，提出了“研究和試辦小企業融資服務，探索小企業融資的有效方式，爭取把小企業融資逐步培養成為我行的優勢業務”的工作任務。臺州市商業銀行一直以“做中小企業的貼身伙伴”為經營宗旨，一直堅持“立足地方，服務民眾”。浙江民泰商業銀行提出的口號是：“民泰銀行，與民同行”。可見，民營銀行的目標定位于為中小企業和個私經濟服務上。
（四）高效率和高風險
中小企業對短期貸款的資金需求量比較大，往往需要在很快的時間內得到資金。針對客戶的需求，民營銀行創造了獨特的信貸管理方式，即通過獲取中小企業主的個人信用、經營狀況、道德品質及其個人履歷等信息來獲得風險保障，做到了貸款發放的高效率。如臺州銀行的小額貸款基本做到了上午申請、下午發放，即使大額貸款需要報批總行或者新客戶首次貸款也會在兩三天內完成貸款審批。
民營銀行作為有經營自的市場主體，實現了政企分開，受政府影響相對較小。雖然短期內國內市場尚難實現利率市場化，但從試點來看，民營銀行在利率等方面的自主優勢一般較國有商業銀行大。加之民營銀行很強烈的盈利動機，可能使民營銀行在追求高效益時冒較大的經營風險，從而出現“雙高”特點。
（四）信用保證有限
雖然民營銀行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經營科學合理，可將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但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它沒有政府作為其最后的還款保證，在信用上必然要打折扣。普通百姓在選擇自己財富的儲蓄和投資對象時，往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由于沒有國家信譽作保障，這些銀行面臨著民眾較多的疑問。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接受調查的人中，有近八成的人認為中國需要民營銀行，但如果民營銀行真的出現，人們的態度明顯變得謹慎，明確表示會在那里開戶的只有2.4%，大多數人持觀望態度。
與此相對應，雖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居高不下，但人們仍愿意將資金存入的原因是國有商業銀行事實上由政府承擔著經營風險，出了問題由政府頂著。從1998年以來已初步實施的改革措施可以說明這些。1998年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注資2700億元，但很快又不夠了，1999年剝離1.4萬億元不良貸款，1996―2002年在對6000多戶國有企業實施破產兼并過程中，允許四家銀行直接沖銷呆壞賬3115億元，1998年以來，還下降營業稅率1個百分點，以增加呆賬核銷等，這些支撐是民營銀行所不具備的。
三、民營銀行監管對策
（一）理想的四層次監管體系
對民營銀行的監督應該是多層次、多元化、多主體的，只有這樣，才能盡量避免單一主體監管下的利益重合問題。民營銀行如果要真正投入市場競爭，出于和國有銀行相比的信用劣勢，必須有一個全面、完善的監管體系來樹立其在公眾中的信譽，同時監督其日常經營以維護公眾的權益。
這個體系應包括四個層次：政府監管、行業自律、民間獨立審查及內部控制。四個層次相互補充，各有所長，不存在絕對的主導和附屬關系。這樣一個多層次的監管不僅可以為民營銀行的發展，而且為整個銀行體系的發展提供有效的外部環境。建立多層次監管體系的時機已經成熟。
（二）完善法律政策條件
對民營銀行實施有效監管，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先把法律、制度環境完善起來。完善的法律、法規政策將有助于明確監管標準，規范監管行為，使整個對民營銀行的監管有法可依。
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通過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支持民營銀行的發展。對外資銀行開放的，對民營銀行也要開放，一視同仁，為民營銀行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政府主要通過制度安排，創造一種新秩序，給民營銀行成長的空間，并實行優勝劣汰。相關的政策、制度一定要建立、健全，檢驗一段時間以后，時機成熟了，驗證制度有效了，才可以穩步推出。
（三）民營銀行市場準入監管
銀行是一個有豐厚利潤的行業，而目前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較好，民間有相當一部分資金在尋找去處，所以，民間創辦銀行的積極性比較高。但是，銀行由于是高負債經營，又很容易在信用上出問題，必須防止過度高風險的金融活動。銀行經營有很強的規模效應，如果銀行數量太多，形成惡性競爭，也會使銀行陷入困境，這就需要采用嚴格審批的辦法。
民營銀行的市場準入原則必須考慮以下幾點：經濟發展需要、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合理競爭。如浙江成立比較早的民營銀行都不是在溫州的，而溫州作為浙江經濟比較發達的一個地區，民間資本十分充裕，溫州民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量又非常大，因此考慮以上幾點，批準成立了溫州銀行。
（四）適當的資本充足率要求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一般簡單照搬《巴塞爾協定》中的要求。我國的商業銀行法中第39條中也規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目前，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由于銀監會近幾年監管力度的加大，已達到這一要求。但是，要看到的是，世界十大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1.55％，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均在12％以上，瑞士信貸銀行更是高達19.1％。
如果說國有銀行以較低的資本充足率，較高的不良資產率仍能繼續經營，那么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國家的信用支持。民營銀行在這方面顯然是做不到的。為此，在成立初期，便應該參照國際上其他經營較成功的銀行做法，將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到8％以上。
另外，參照國外的經驗，資本充足率的管理也要實行動態管理。要與整個銀行的經營過程結合起來進行管理，而不能是靜態的。
（五）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如前文所提到的，民營銀行不同于國有商業銀行，其背后沒有政府作為其信用保證，它的信用程度會因此降低，在這一方面競爭力低于國有商業銀行。為此應該建立良好的存款保險制度作為保障，從而增強公眾的信心，提高民營銀行的競爭力，同時也有利于提高銀行體系的穩定性。
設計存款保險制度時可考慮幾個方面：一是成立獨立的銀行存款保險公司。二是強制加入。三是共同分擔或根據存款人不同的流動性給予不同比例的保護。四是與風險相掛鉤的差別費率。五是加強信息溝通和披露。
（六）建立產權清晰的民營金融審計公司
為保證國家金融體系的安全、有序，必須實現金融監督多元化。除了接受國家有關監管部門的監管外，還應接受民間獨立審查機構的監督。
在目前的金融監管中，民間審計機構雖已介入，但弄虛作假想象仍屢禁不止。國內大部分審計事務所歷史短，沒什么資產，關門的損失不大。而且，很多時候，換個地方和招牌又可營業了。在這種成本和收益不對成的情況下出現虛假審計并屢禁不止也就不足為奇了。要使審計公司真正起到監管作用，必須切實將審計機構的自身的利益與監管效果相掛鉤，建立產權清晰的民營的金融審計公司。
（七）建立有效的退出機制
如果銀行只進不退，就會在銀行業累積道德風險。只有及時消除那些不合格的銀行才能保證金融體系的健康運行。優勝劣汰是市場競爭的規律，只有這樣，整個行業才能不斷發展。當然，銀行由于其經營的特殊性，其破產倒閉肯定會對社會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關鍵是在于銀行資不抵債時是否能及時退出，而不是到無法收拾時由國家承擔損失。國家在社會穩定和經濟規則之間的選擇，取決于退出機制是否完善有效。
浙江具備發展民營銀行的諸多優勢，但是這些優勢不會自行轉化為民營銀行的有序健康發展，還需要監管當局針對其特點和實際存在的問題，構建有效的監管體系，從而促進其健康快速地發展，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做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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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范文
其實,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由來已久。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迅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我國約有99%的企業是中小企業,其對GDP的貢獻超過60%,對稅收的貢獻超過50%,吸納了75%以上的就業人員。盡管中小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功不可沒,但是,占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的中小企業,卻一直面臨著融資難的問題。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最新調查報告顯示,仍有70%左右的中小企業認為從銀行貸款不容易。
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信息不對稱是導致融資難的核心問題。對銀行來說,中小企業具有產品結構單一、資本規模小、財務資質不健全、生產水平落后、業務風險大等不利因素,難以取得銀行信任。對中小企業來說,銀行貸款門檻高,對抵押物要求嚴格,審批程序時間長且復雜。推動中小企業發展,需要多措并舉支持中小企業融資,而征信體系建設正是中小企業融資的核心基礎。
鑒于上述種種原因,人民銀行于2006年開始為那些從未與銀行發生信貸往來的中小企業建立信用檔案。其目的就是給中小企業提供一個展示自身信用狀況的平臺,讓更多的銀行,企業了解中小企業,打破中小企業融資和發展過程中的信息瓶頸,給中小企業帶來資金、帶來商機、帶來發展的前景。中小企業檔案征集的信息包括企業的概況信息、注冊資本及構成、對外投資情況、高級管理人員情況、企業購銷情況、主要財務指標、經營財務補充信息七大類,信息征集過程中,嚴格保護了企業的商業機密.企業的信用報告作為其“經濟身份證”和“信用名片”,成為企業寶貴的資源和財富,信用報告廣泛應用于融資和經濟交往過程中,將有利于企業擴大融資,尋求更多的合作機會。
中小企業信用檔案系統已經在全國成功運行了三年,實踐證明中小企業信用檔案的應用將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小企業克服融資障礙,為長久以來飽受融資困難的中小企業燃起了希望之火,也為銀行開拓市場創造了條件。本文開頭提到那家企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
小企業通過進入中小企業信用檔案系統,向銀行展示了自身信譽,大大增加了獲得貸款的機會。同樣,金融機構通過中小企業信用檔案在降低信息搜集的成本的同時,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企業的整體經營與信用情況,進一步的增強了其營銷觀念,改進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主動尋找、選擇和培養客戶,滿足那些產品有市場、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業對流動資金貸款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壘大戶”的信貸風險。
國外發展中國家實踐表明,推廣應用征信系統以后,依托對企業信用狀況的了解和監控,大約有30―40%過去被銀行拒絕的企業被發掘出來,成為銀行放貸的對象。當企業提出貸款申請以后,銀行進入征信系統進行查詢,利用信用評分模型,就很快能判斷出申貸企業的信用狀況,做出貸與不貸,貸多貸少的決定,大大縮短了審貸周期。國外專家通過對40個國家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認為若一國存在關于中小企業信貸信息共享的機制安排,信貸發放量就較大,信用風險指數則較低。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國借鑒。
第6篇：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 民營企業；優劣勢；技術創新；戰略管理
[中圖分類號] F27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3-0021-04
[作者簡介] 馬雪峰，防化指揮工程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和民營經濟。(北京 102205)
一、民營經濟的貢獻及現狀分析
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拓寬就業途徑、優化所有制結構及拉動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但民營企業在進一步的發展壯大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困難，這除了政策體制方面的原因以外，民營企業本身也不同程度存在著如自主創新能力弱、生產集約化不高、經營管理方式落后等問題。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是2.9年，即使是民營高科技企業也難逃此厄運，中關村“電子一條街”5000家民營企業，生存時間超過5年的僅有430家，而超過8年的僅占總數的3%左右。
化解民營經濟的發展瓶頸，有很多問題需要關注，但增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顯然非常重要。目前，我國民營企業整體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差，產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場競爭力，部分要依賴價格競爭的方式來獲得，因此，在出口中不斷遇到反傾銷訴訟或遭遇技術貿易壁壘。即使在民營經濟相對發達的江浙地區，也普遍存在著這種現象。為了增強我國民營經濟的競爭力和持續發展的能力，提高技術水平，加快技術創新已成為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
二、對民營企業創新問題觀念的更新和澄清
目前社會上對民營企業的創新存在著很多認識誤區，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民營企業的創新熱情及效果。本文對一些問題進行澄清，以消除籠罩在技術創新上的“專家化”、“神秘化”的光環，使民營企業敢于并善于根據自身特點選擇合適的創新戰略。
1.技術創新與企業規模的關系。學術界對技術創新與企業規模的關系研究主要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大企業是推動技術創新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力量；另一派則認為競爭驅使下的中小企業更有利于技術進步。
關于大企業最適合于創新的假設，是由美國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提出來的。總結文獻，大企業的創新優勢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只有大企業才有能力承擔創新所需要的較高的固定成本；②只有占有較大市場優勢的大企業才有能力把創新作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③只有大企業才能通過分散化投資減少創新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④大企業的規模經濟效應使新產品的引入更加便利；⑤大企業在過程創新中有優勢。
而曼斯菲爾德及其同事于1968年考察了若干產業，并沒有發現創新活動的規模經濟效應。他們認為并沒有事實支持大企業有助于創新。1977年，他們進一步得出結論：企業規模超過一定閥值后，在企業規模和R&D活動及創新產出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總結文獻，中小企業在創新上的優勢有以下幾點：①小企業常在新思想、新發明上有重要作用；②小企業家更富有創業精神；③企業人員少，領導易于了解和發揮每個人的才能和特長；④小企業實施創新的速度快于大企業；⑤職工和企業容易保持一致；⑥小企業可以和大企業進行配合，形成協作關系；⑦“船小易掉頭”的優勢使得小企業在遇到困境時較容易收縮、轉產。
近年來，隨著高科技和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技術創新和推廣的時間間隔日益縮短，不少經濟學家開始日益重視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如，知識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可以只從事產品生命周期第一階段的產品開發，通過轉讓來獲得收益，然后再從事新產品的開發。
2.技術創新與高科技的關系。對創新的分類有很多種，其中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的科學政策研究所，基于多年的經驗，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了一種基于重要性的創新分類。他們將創新分為漸進的創新、根本性的創新、技術系統的創新及技術――經濟范式的變更。漸進的創新是一種漸進的、連續的小創新，這些創新常出自于從事生產的工程師、工人及用戶之手。這種創新雖是小創新，但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正是學徒們發明的“小玩意兒”拉開甚至決定了工業革命的到來。而且大創新只有在小創新的輔助下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另外，有些小創新雖然從表面上看并不具備什么科技含量，然而卻可能帶來很大的商業價值。盡管創新需要技術的參與，個別行業也需要高科技，但創新本身與高科技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不少創新只是成功地組合了已有的技術和產品，實際上根本沒有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創新既包括重大的發明創造和技術突破，也包括一些小發明、小創造。對中小企業來說，后者更實際可行而且更重要。
3.技術創新、自主創新與原始創新的關系。企業創新主要有自主創新、模仿創新或合作創新三種模式。這三種模式彼此間存在若干差異，但也有某些共性和互動性。企業往往不是選擇某種單一的創新模式，而是三種模式的混合體，只不過是以哪種模式為主導而已，但選擇的原則都是最大限度地增強企業競爭力，并要根據市場競爭狀況和技術創新能力的變動及時調整創新主導戰略。技術創新模式的選擇要與企業本身的技術實力、市場機會及技術市場發育程度相匹配。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自主創新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三類。原始創新是指創造和應用新的知識，以大學和研究院所為主。集成創新就是指把個別的知識或者技術，整合為新的系統，是新系統的整體創新。而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是對引進的科學與技術，通過吸收、消化再研究，突破引進的科學與技術的成果。后兩種創新以企業為主，產學研合作。過去我們的原始創新少一點，所以現在講得比較多。事實上，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和消化再創新都是自主創新，不能偏廢哪一類。原始創新的難度最大，把它放在首位也是企業長遠發展必須的。但鑒于我國目前的科技和經濟實力，原始創新不可能也不應該占很大比重。事實上，即使在發達國家原始創新在創新整體中也沒有占到最大比重，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是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采取的方式。在我國現階段，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應該是大量的。由于缺乏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我國企業只能不停地引進升級設備，造成了“反復引進”。因此，企業在確定技術引進項目時，就應該制定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制度及具體步驟，這樣才能真正“買到”技術，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4.我國企業的創新力高低及產業分布。對我國企業創新能力的評價，目前國內外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國外媒體和學者多認為中國的創新能力較高，中國科技發展已取得重要成就；而國內媒體和學術研究的主流觀點卻認為中國企業缺乏創新，科技能力較弱。據《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分布和競爭策略》分析，創新可以分為系統創新、核心創新和創新。目前我國企業在創新領域表現活躍，這也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來源。但我國企業的核心創新能力提高緩慢，系統創新能力更為欠缺。國外學者一般采用專利數量指標來衡量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但我國企業所獲授權專利中，大部分是外觀設計專利。而目前國內學者和媒體之所以認為國內企業缺乏創新，則主要關注的是企業核心創新和系統創新的缺乏。
三、民營企業創新的優劣勢分析
民營經濟在經營體制、資源稟賦、經營特點及組織結構上具有不同于國有或大企業的一些特點，因此也擁有了一些不同于國有或大企業的優勢和劣勢，綜述如下。
(一)民營中小型企業的劣勢。中小企業在創新中的劣勢主要在于缺乏資源。這些劣勢分別包括：人才短缺、技術創新能力弱、自有資金不足、融資困難、經營管理落后及政府政策扶持不足等。
1.人才、技術缺乏。目前很多企業中，除了人才數量嚴重不足、能力不夠外，更嚴重的是現有的有限人才還在流失。許多企業的管理、技術人才流失率都超過20%。據廣東省中小企業局2005年9月在廣東省開展的民營企業人才狀況問卷調查，民營企業的人才基本情況是：高學歷的人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更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大企業對人才更具吸引力。而民營企業在人才需求方面，39.37%的企業回答最需要專業技術人才，29.98%的企業回答最需要高級管理人才，20.81的企業回答最需要銷售人才，6.71%的企業回答最需要一線崗位人才，3.13%的企業回答最需要財務人才。這些都表明了人才特別是技術人才的缺乏已成為影響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
2.融資難。民營企業融資渠道包括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兩種，內部融資是將自身利潤轉化為積累，外部融資是指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和通過金融中介融資。從外部融資渠道來看，我國對公司上市實行嚴格的準入制度，如要求公司連續3年贏利，總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這對一般規模較小、處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民營企業來說是很難達到的。而在債權融資方面，我國民營企業尚無發行企業債券融資的先例。民營企業從金融機構得到的支持也遠遠不夠。中央銀行每年新增貸款1.5萬億左右，非國有企業貸款僅占30%。另據調查，我國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沒有一家對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下的企業發放貸款，僅廣發行在有房產抵押或公司擔保前提下對中小企業中個別優秀企業以“個人創業貸款”名義給予少量貸款，數額僅為10-30萬元左右。在外部融資困難的情況下，民營企業資金來源中自有資金所占比例便顯得較高。據統計，我國目前民營企業注冊資本金平均只有68.1萬元，依靠利潤留成途徑增加的資金與民營企業發展所需全部資金相差甚遠，許多民營企業只好借助黑市融資，資金成本負擔很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
除人才、資金劣勢外，民營企業大多屬家族企業，其中的大多數企業的治理結構落后，且其信息化程度低及民營經濟在政府政策方面的“次國民待遇”等原因，使得民營企業在資源上相比較國有或大型企業處于劣勢。
(二)民營中小型企業具有的優勢。從熊彼特開始，經濟學界對大、小企業的創新優劣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羅斯維爾認為大企業比小企業有更復雜的管理結構及官僚體制，這使得小企業的創新相對而言更具開放性和對市場變化更敏感靈活。另外，大企業的行政等級制度常會窒息研究人員的創新熱情，使得中小企業可以從其科研人才的溢出中得益。大企業對研究人員的最好獎勵是將其調至管理層，而小企業則將創新視為戰略核心。此外，大企業對小的、不太重要的創新往往不重視，而中小企業則對之充滿熱情，這也給他們一個機會。小企業在產業成長的早期、創新和熟練勞動力比較重要的行業以及近似完全競爭的市場中較大企業也具有相對優勢。
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經濟還有其特有的體制優勢。它是一種全新的運行機制：決策獨立自主、經營面向市場、經營與利益掛鉤及人才優勝劣汰。這使得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具有對市場反應靈敏、科技成果轉化快的優點。另外，高新技術及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使中小企業面臨的市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如產品更新換代速度的加快、投入結構的改變、信息的普及等，這些使得中小企業可以用比以往更少的投入獲得更多的技術和信息，從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企業的資源劣勢，更易于其創新和成長。
現實也充分證實了民營中小企業在創新上的優勢。我國民營中小企業提供了全國約66%的專利發明、74%以上的技術創新、82%以上的新產品開發。在國家確定的首批103家創新型試點企業中，民營科技企業有77家，占75%。民營企業在“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民營企業創新策略
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及企業擁有的資源、管理水平及創新狀況差異很大，在傳統和高科技行業都分布著很多民營企業，民營企業應根據自己的特點及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采取相應的創新策略。
(一)區域創新競爭力的分布及不同區域內企業的創新策略。1.區域創新競爭力的基本情況。據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幾年來關于地區科技競爭力調查來看，我國不同地區的創新能力分布很不均勻。東部沿海地區的創新能力較高，西部地區的創新能力較低，中部的創新能力大體處于兩者之間。東部技術創新綜合能力遠高于中部、西部，這主要表現在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上，企業已基本成為東部地區技術創新的主體。中部也有類似傾向。而在西部，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表現并不突出。
2.啟示與政策建議：區域科技創新能力的分布并不是偶然的，這是和當地的體制特征、企業發展及政府的作用分不開的，這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據此，本文對提高區域及企業創新能力提出若干建議。
首先，觀念和制度對區域創新的水平影響巨大。東部地區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后，創新能力迅速得到提高，由不及中西部到超越它們，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給其經濟帶來的活力，以及東部地區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相關的政府政策優惠，再加上東部地區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東部地區的創新能力及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其次，一個科技資源配置和科技產出能力強大的地區，其轉化科技成果的能力可能不一定很強；相反，一個科技、自然等資源相對貧乏的地區，如能采取積極的政策手段，也能夠為企業營造出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如廣東的知識創造力在東部地區僅處于中游，但他在知識流動、企業技術創新和創新環境上卻擁有突出優勢，這使得他的技術創新綜合能力相對較高。因此，各地在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時，要認識到政策措施在彌補弱勢、發揮優勢上具有的重要的作用。
再次，提高區域創新能力的關鍵是要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各區域創新能力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該區域內企業創新能力的大小。我國區域創新能力是東強西弱，這基本上與我國民營企業、小企業、外資企業的布局相吻合。一般而言，如果區域內的外企、民企和小企業的數量多，那么該區域的創新能力就強。例如，浙江、廣東的科技投入并不高，大企業也不多，但數目龐大的小企業、民企及合資企業的創新能力卻很強，這些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大大增強了他們所處區域的創新能力。因此，一個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高低關鍵是企業有沒有創新動力和能力。各地政府要減少不必要的干預，政策重點應放在積極為企業創新創造有利環境，在促進產學研合作中發揮引導及紐帶作用。
最后，要根據不同地區的特點，打造適合區情的創新網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資源狀況、地域文化也各有所長，應結合區情來建設各具特色和優勢的區域創新體系，以促進中央與地方科技力量的有機結合及區域內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形勢的發展，東部地區原有的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將不斷弱化，這就需要這些地區加大研究開發的投入力度，注意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努力提高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中西部地區應大力推進市場化進程，培育和完善市場體制，注重對中間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則要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進行“二次創業”。
(二)不同行業企業的創新。技術創新決不僅僅是高技術企業的事情，不同行業的企業面臨著不同的創新任務。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許多民營企業在其賴以生存的產品完成生命周期以后，也就開始走下坡路。一些民營企業開始注重技術創新和治理結構的調整及進行相關改進，也有不少企業無視新經濟潮流，不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創新，從此銷聲匿跡。所以，不管是什么類型的企業，為了長久生存及持續壯大，都要根據自己的資源狀況、產業特征并將技術和市場結合起來進行有效創新。
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時，應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及該項技術的市場前景進行考慮，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創新目標和創新行為，并適時轉換創新模式。大力發展合作創新和集群創新，以克服自身創新能力不足的弱點，縮短創新周期及克服科研與生產脫節等問題，改善民營企業在技術和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另外，民營中小企業資源有限，應集中有效資源向“專、精、特”領域發展，運用市場細分策略，尋求大企業不愿或不能涉足的領域，從某一工序、某個零件生產入手，并利用自己在生產和服務提供方面具有的靈活性及多樣性的優勢，并善于利用信息網絡技術武裝自己，形成有別于大企業的競爭優勢。民營高科技企業，則應集中力量，在政府引導下選擇少數關鍵性的核心技術，與其他企業、高校及科研院所進行合作開發及技術轉移，以實現在具有優勢的產業技術領域尋求突破。同時，民營高科技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時，也要注意避開擁有核心技術的大企業，選擇在其核心技術的下游進行創新，以避免巨大投入和市場的風險。
(三)企業發展不同階段的創新策略。本文以企業年齡、規模、成長速度等為劃分依據，將民營中小企業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創業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個階段，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應采取不同的創新策略。
中小企業創業初期，資金、人才都比較缺乏，承受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所以一般應選擇模仿創新與合作創新策略；而技術力量比較強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選擇自主創新對企業的快速發展比較有利，當產品進入成熟期后就迅速轉讓出去，再去從事新產品的開發。中小企業進入成長期后，應選擇適當的競爭策略，主要有產品差異化策略、“小而專、小而精”策略、優勢互補聯合競爭策略、尋找市場空白策略等等。有技術實力的企業則應繼續進行科研開發，以降低產品成本。這時可采用自主創新策略，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并形成技術壁壘，阻止技術外流和新企業進入該領域。當中小企業進入成熟期后，則應將創新重點放在漸進式的工藝創新上，努力開拓市場，并根據市場變化著手進行新產品開發。而在衰退期，則應進行撤退戰術，并開發新領域。在實際操作時企業要正確判斷自己所處的時期，可以在同一時期綜合采用兩種或更多的適合企業發展的策略，并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及時進行動態調整。
(四)創新戰略的重要性。目前，大部分中小民營企業是靠模仿創新模式來開發新產品，在實踐中很少運用戰略管理的方法，由此在技術創新上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忽視技術創新的市場調研，對市場發展趨勢缺乏科學判斷，導致新產品的更新換代難以跟上市場變化。或重視技術創新，卻忽視對新產品的市場開拓，缺乏有效的營銷戰略，最終導致創新產品不為市場所知，積壓嚴重。因此，民營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時，一定要有系統的創新戰略，在對自己面臨的技術、市場、產業機會，企業的發展目標和總體規劃及自己的技術能力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選擇適合的創新戰略，并對技術、市場進行定位，合理選擇技術開發、生產及上市時機及對配套組織與制度作出相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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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民營經濟發展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高校擴招；畢業生就業；教育質量；教育公平；高教體制改革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3 hot issues， i. e. graduates unemployment， declining quality and equity， caused by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enrolment in the past 6 years， the author discloses deep-seated conflicts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deep-seated conflicts is its starting and involvement in a four fold transitions， i. e. ，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its nature; from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al and commodity economy to a globalized， open market economy in its clients; from social margin to social center in its status and from a rigid control mechanism under planned economy to a new system to be adopted to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he major player in the four fold transitions but lack of motivation， dynamics， capacity and potentials due to the seriously lagged behind reform and tran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higher education. Renovation of values and concep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its system and mechanism reform and innovation are the key to way out.
Key words: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ment;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equ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一、擴招——一石激起千重浪
經過1999年以來近6年的擴招，中國高等教育終于改變了它自誕生百年以來的精英教育性質，進入國際公認的大眾化階段。它不僅每年為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學子提供了可能改變他們一生命運的圓夢機會；而且，對我國從根本上促進社會公平，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強國，增強總體競爭力，保證中國經濟穩定、健康和持續的發展，實現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和創新型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不管當時的驅動因素有哪些，決策程序有何缺憾，發生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不斷加速，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老百姓迫切希望通過獲得滿意的教育改變其經濟和社會地位背景下的擴招，將以金色的一頁，載人中國教育發展的史冊。
然而，一石激起千重浪。連續幾年的擴招帶來了部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和失業的狀況，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深受“學而優則仕”和計劃經濟體制下考上大學就等于當上國家干部，就是當然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思維定勢影響的學生和家長，對此缺乏思想準備，難以接受這一現實。有調查顯示，34．7％的畢業生因為畢業時找不到工作而后悔上大學。①勞動就業中重關系、人情，缺乏公平競爭的環境，使來自弱勢群體家庭的畢業生更加感到失望。政府官員因此擔心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會影響社會安定，并將每年畢業生就業率作為考核學校的一項重要指標，致使有的學校和畢業生不得不以作假應對。熱衷于炒作社會新聞，過度商業化，并常常對一些特定領域里的特定問題缺乏真知灼見的一些媒體(包括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媒體)，對擴招只看負面，不及其余，甚至于質疑是否擴招闖了禍。
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弄清楚的一個問題是，以數量擴張為特征的擴招是否有必要，是否錯了?高等教育走出精英階段，向大眾化和普及化發展，在世界范圍內已經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是一個明證。它提出，只要學業合格，人人應當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并重申這是當今一項基本人權。它呼吁各國教育體制應當通過改革變得開放、靈活以方便學生進出。不應忘記的是，一年后中國政府作出擴招的歷史性決策時，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快速從農業和不發達工業社會向工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經濟轉變。而中國高等教育仍停留在為農業和不發達工業社會服務的精英階段，在亞洲各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中的排名，僅高于幾個不發達國家，如不丹、尼泊爾、孟加拉；同中國立志追趕的已經跨過大眾化并向普及化發展的發達國家相比，則整整落后兩個時代。[1]中國擴招決策不是早了，而是遲了；不是錯了，而是順應潮流、反映歷史發展規律的英明之舉。即使從控制高等教育發展速度的傳統理論角度來看，此次擴招也無可厚非。如果說中國過去25年的經濟平均增長率為10％，以1983年全國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數233， 52萬人為基數，并以相同口徑和年增長率10％計算，2006年中國這一部分的大學生數應為1900．9l萬人，現在實際為1997．85萬人。[2]這說明，20多年來高等教育發展平均速度與經濟增長平均速度基本持平。1999年后的跨越式發展速度多少帶有對以前歷史性缺失的補償。
二、擴招激起和催化了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深層次矛盾
擴招決策有無缺憾?古今中外，凡影響未來子孫后代的重大決策，總難免缺憾，在目前中國的決策機制和環境中更是在所難免。回顧過去，擴招決策最大的缺憾在于，對數量的大幅擴張并由此引發中國高等教育的深層次矛盾缺乏深入的研究、預想和相應對策。深入剖析擴招后引起的就業、質量和公平三大熱點問題，人們不難發現，不觸動和解決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眾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就難以找到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和問題的出路和辦法。
l，就業。畢業生就業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和熱點。毋庸置疑，畢業生就業難既與經濟發展規模、速度、結構、技術含量和勞動制度、市場的發育及公平有關，又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文化和心理問題。從高校的辦學理念和管理體制進行反思，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尷尬和不解的現象，一方面相當比例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有相當多的用人單位招不到合格、合適的畢業生。北京華風科技公司人事干部趙鍇認為：“有人說，中國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是因為人太多了，而就我個人的就業經歷和曾經招聘過幾百人的一點點經驗告訴我，人多遠遠不是問題的核心，因為你發現現在10個公司中有9個公司說找不到好的人才、適合本企業的人才、—看就喜歡上的人才。”麥肯席公司2005年11月對80多位人力主管調查后的結果顯示，只有不到10％的求職者符合外資公司的會計、財務、工程等崗位的要求。大多數人缺乏的是語言和文化溝通能力。由此可得出結論：除了水資源、能源和基礎設施之外，人才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瓶頸。[3]
中國經濟高速運行20多年，經濟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民營經濟已占半壁以上江山②，外資合資企業舉足輕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行情與要求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代大學生求職必須經受市場的挑選和檢驗。然而，中國高校為畢業生作好了準備嗎?它是否了解并認真考慮了校園之外的快速變化，并在專業、課程、學校管理、學生能力和人格的培養、師資素質提高和培訓等方面作出了必要的調整、革新和改革?學校是否有足夠的自主權?不觸及這些深層次的矛盾，相當比例的畢業生失業的狀況就會一直存在。
2．質量。人們普遍認為，擴招導致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下降。其根據是短時期內的數量擴張造成了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和師資等資源緊張，教育部并為此發起了對全國高校五年—輪的類似資質認證的質量評估。但是，當今質量和質量保證問題還遠遠不止這些。雖然質量是一個相對的、常常是極具爭議的概念，在中國高等教育服務對象和賴以生存的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人類社會開始向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過渡的今天，談及高等教育質量，首先仍要弄清楚以下問題，即何謂質量?什么社會、什么時代的質量理念、觀念和標準?誰來評價和保證質量?質量評估的指揮棒要把學校引向何方?入門資質認證是一回事，日常質量評估和質量保證與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沒有必要的理念和體制創新，能否為當今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保證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路、標準和建立相應的公正、公平、透明和權威的評估機制?
3．公平。盡管擴招為不同社會群體提供了更多的入學機會，促進了社會公平，但在入學成本和社會可承受能力之間又出現了新的公平問題。據報道，目前維系中國高等教育正常運轉的經費大約需要 4000億元，而國家現有的實際投入只有800億元，高校現在向銀行借貸的總金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元，差額部分靠各高校收學費填充。高校生均每年所需費用，高的超過1．4萬元，低的在1萬元左右，按25％提取，每個學生每學年的學費定在3500元。[4]如果按照每名貧困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計算(含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個學生本科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于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這還沒有考慮吃飯、穿衣、醫療、養老等費用。[5]高等教育成本由國家、學生、家長、社會共同分攤，是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原則。問題在于：(1)成本分攤不等于國家可以抽身或逐步降低自己的份額和責任。(2)經費分攤機制必須考慮社會尤其是不利群體的承受能力。經濟合作組織(OECD)衡量成員國在高等教育中的公平狀況用了兩個指標，一是各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的程度及機會的公平性；二是各國國民接受這一機會的成本和能力，即一個國家的學費和上學的其他費用扣除所有形式的資助的凈成本占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瑞典、芬蘭、荷蘭等國這一比例低于10％，美國、加拿大 17％，英國25％，新西蘭33％，日本44％。[6]如果將 4000億，扣除國家撥款800億元后的經費由2300萬名學生分攤，中國人均分攤的經費可達13913元，相當于200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113％；如果與年收入不超過3000元的農民家庭比，此比例即使不是世界最高，也是最高之一。因此，要解決公平問題，需要回答如下問題：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在實現我國所確立的一系列戰略目標，如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創新型社會等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國家的責任是什么和是否已經到位?財政撥款是否應當有章可循和有章必循?政府、學生、家長、社會分攤的比例應如何確定和控制，公平如何得到保證?
三、四重過渡——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眾多深層次矛盾的源頭
擴招突顯和激化了中國高等教育眾多深層次矛盾，但它并不是矛盾的源頭。源頭是中國高等教育先后開始了它的四重過渡的進程，即性質上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高等教育過渡；服務對象從不發達的農業和產品經濟向開放的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經濟過渡；高等學校的地位從社會邊緣向社會中心過渡；其賴以生存的體制從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緩慢地向適應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每一重過渡都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有辦學理念、體制、運行機制、教育和教學內容、師資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變革的要求，使中國高等教育面臨辦學理念、模式、體制等方面眾多的矛盾。
大眾化首先意味著數量的擴張，而且，這一擴張將是一個不短的進程。毛入學率跨過15％只是這一進程的開始，重要的是我們應認識到，量的積累必然引起質的變化。馬丁·特羅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大眾化理論時就曾提醒人們，量的增長必將引起教育觀念的改變，教育功能的擴大，教育模式多樣化，學術方向、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與方法、入學條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與社會關系等一系列的變化。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歷史表明，舊有的適應精英高等教育的辦學模式難以完成而且也不應該由它們來承擔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使命，必然并且實際上創造出了新的辦學模式，新的撥款機制和運行機制，新的五花八門的專業、課程，適應服務對象的更加開放、多重、緊密的互動和聯系，體制內的溝通、互認和為每個人提供多重流動、深造機會的立交體系，這些創新有些是政策設計的結果，有些則是民權和教育民主化運動逼出來的。[7]其中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沒有這些相應的創新和變革，大眾化就不可能順利進行。世界銀行瓦格納博士說，當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問題來自于規模上已實現了大眾化，但理念上仍停留在精英階段的體制。 (高等教育)內在的理念，目標和行動的變化沒有及時跟上其近來發生的規模、結構、經費和管理的外在變化。此論實乃點睛之筆。
面向產品經濟的精英高等教育的專業、課程設置和評價標準等可以多年不變，鐵飯碗制度保證了每個畢業生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現在，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主導運行機制，畢業生就業都要經過市場檢驗、篩選和錘煉。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市場的普遍特征是變化快、起伏大、要求越來越高。而且，隨著技術含量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就業崗位并未相應增加，導致競爭日益激烈。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和對外依存度的大幅提高③，又對大學畢業生和高校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受聘者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能外，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對外交流能力，包括語言和溝通能力，對國外文化和社會的了解和理解能力，了解國際上本專業和行業中一些基本的游戲規則等。中國已大幅度融人世界經濟，這些變化對大學生素質和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強烈要求。但是，我們尚沒有作出相應的改革，遠遠不能適應已經快速變化了的服務對象和勞動力市場的要求。這也正是一方面大學畢業生求職難，同時又有眾多中外用人單位招不到合格人選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發展變化之快，常令世人矚目。現在，互聯網網民已達1．3億人。[8]隨著新一代互聯網 (IPV6)的啟用，中國將加速向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過渡。以知識創新和創新人才培養為己任的大學和高校，將逐步過渡到社會進程的中心，并為推動這一過渡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高等學校是信息、知識、文化和人才的蓄水池，是知識創新和人才培養的主力和基地，是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智慧庫和發動機。由于歷史的原因和政治的考量，教育領域內的計劃管理體制改革步履緩慢，高校應當享有的自主權沒有得到落實，使得已經走上四重過渡的高校嚴重缺乏順應潮流，對社會環境和服務對象的急遽變化及時、適度作出反應的能力、動力、活力和潛力，從而處于被動地位。因此，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必須重新定位。
四、更新理念，深化體制改革——化解深層次矛盾的根本之道
四重過渡的產生有早有遲，進度有快有慢，每一重過渡引起的深層次矛盾既相互交叉，又互聯互動。如果說向新的體制過渡的主體既包括政府，又包括高校，其余三重過渡的主體則都是高校。不同過渡引起的深層次矛盾的背景、內涵、要求和深度不一定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都從不同層面、不同視角、不同方面要求過渡的主體在辦學理念、模式、管理、學科、課程、師資、評價、學校與政府的關系、學校與社會的聯系和互動、科研和科研成果的轉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等方面進行革新和變革，要求對高校賴以生存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從而為高校的革新和變革創造條件，培育和激活高校的活力、動力、能力和潛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高等教育的體制創新和改革是其他三項過渡能否順利進行和成功的條件和保證。
中國高校今天面臨的種種困境和深層次矛盾說明，它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踏上了四重過渡的征途，走上了四重過渡的立交。由于體制改革和過渡的滯后，高校沒有或缺乏足夠的自主，以便當機立斷，確定和變更自己的方向和速度。猶如坐在各自校車駕駛員位置上的校長，他可以點火、啟動、運行，但方向盤卻由一個并不在他們車上的人控制。這種游戲的尷尬和危險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深化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政府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環境，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時代對高校的控制模式，學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立法、執法、撥款和監控、信息服務、咨詢等硬、軟兩手對高校發展方向、速度、規模、質量進行宏觀調控和引導，培育高校應對快速變化環境的動力、活力、能力和潛力，把決定高校的辦學理念和模式的權力和責任交給高校。即國家應當通過體制創新和改革，重新劃定高校與政府之間的管理權限和責任，把“方向盤”交還給高校和校長。同時，政府要做好以下工作：建好“立交”，保證質量、互通和安全；建立規則，獎懲嚴明，保障暢通；標明方向，及時提供“路況”信息，進行引導。
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高校校長容易產生—種學校方向和大事等待上面決策，自己無能為力的被動心態，坐在駕駛員位置上卻無權完全掌控方向盤多少成了一種常態。高校校長走上四重立交并掌控“方向盤”，恐怕最重要的事是選準前進的方向，即知曉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和改革的大趨勢、大方向，并從本國、本地區、本校的實際情況出發，確定本校的辦學理念和戰略，并制定出本校的“GPS路線圖”。
綜觀世界大勢，結合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四重過渡的特殊矛盾，我認為了解和認識全球范圍內影響各國高等教育發展和改革的四大理念，對于中國高校順利踏上四重過渡，通過立交，具有相當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
1，高等教育大眾化。當前擺在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門面前的一個需要明晰的問題是，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是否應當堅定不移地穩步進行下去?答案應當是肯定的。而且，無論從我國建設學習型社會、小康社會、創新型社會和和諧社會的四大戰略目標出發，還是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仍然有一定的緊迫感。看看我國周邊的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高等教育基本普及，招生趨于飽和，其人口中學歷層次的大幅提升對提升本國、本地區的競爭力和產品技術含量、質量、檔次，提升本國和本地區公民的生活水平、總體素質和文明程度、適應和迎接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的挑戰，都產生了正面效應。④當前，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強烈愿望和要求。我國擴招引起的一些問題并非其本身特有和必然的，通過總結經驗教訓，可把擴招變成一個不僅是數量擴張，也是一個學校明確定位、方向，更新理念，提升質量和深化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隨著我國經濟總量酌增長，發展戰略的調整，人事、勞動制度改革的深化，勞動力市場的完善，社會文化心理的演變和進步，這些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2．高等教育國際化。雖然不同國家、學校和個人對國際化的理解、定義、期盼可以大相徑庭，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帶動和推動了人才和勞動力的跨國流動，跨國辦學和研發活動，學分、學歷、學位的互認，不同管理文化的接觸和碰撞；另一方面又對人才和勞動力的素質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激化了各國和高校之間教育、教學改革的合作和競爭。不管承認與否，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要求和挑戰已經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區別在于是主動迎接挑戰，還是被動應付。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處于后進和劣勢的國家普遍擔憂，接受這一理念可能意味著教育主權的喪失，意味著國外、境外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侵入以及本國文化和傳統的衰敗等。這種擔心當然并非空穴來風。但具體到一個主權國家是否—定會發生，是否一定是消極面大于積極面，則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具體立法、政策和高校知己知彼，取其長補己短的水平、知識、眼界、能力和智慧。
對于我國來說，我認為，接受國際化理念的根本目的是從本國實際出發，了解和借鑒國際上被實踐證明是先進的辦學理念、模式和管理技術，以提高我們的辦學水平和質量，把我們的學生培育成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具有一定競爭力的人才。這就要求我們要參照國際上通行的要求和標準，改革和調整學科、專業和課程的設置，加強外語技能的培訓和學生對外國文化的理解、交流和溝通能力，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辦學、合作研究，吸引和增加外國留學生并在校內營造出不同文化相互接觸、相互碰撞的氛圍；同時，大幅度提高教師和管理人員的素質和水平。若非如此，我們就不可能實現將人口大國變成人力資源強國的目標。
3．高等教育多模化、網絡化和終身化。[9]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的臨近使終身教育理念成為指導各國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共同理念。信息網絡技術的快速進步和廣泛運用為高等教育的多模化、網絡化、終身化提供了理想的手段、橋梁和途徑。中國是終身教育理念的發源地之一。中國已經提出了建設學習型社會并在不同類型和層次學校之間建立起立交橋目標。但實際狀況是，由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滯后，適應大眾化高等教育的辦學模式，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已通行多年的開放靈活的雙模制辦學理念和實踐在中國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便于終身學習和成績累積的學分制尚未普遍推行；國內學校之間的學分、學歷互認尚需時日，實現終身學習的諸多環節還受到種種限制。對絕大多數的普通高校來說，接受終身教育和學習社會的理念，意味著辦學不能僅面對18—2l歲年齡的青年人，還要靈活開放，走多模化、網絡化和終身化道路，滿足千家萬戶、不同個體的學習需求。美、澳、加近乎百分之百，歐洲50％以上的高校已實行雙模制辦學多年，這些國家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是我國的6一11倍。⑤當然，不同類型、層次的高校實踐這一理念的途徑和方式應因時、因地、因校而異。
4．高等學校的法人化。我國高等學校法人化的理念已經確立，并作為一個目標寫進了1993頒布的《中國教育發展與改革綱要》。需要認真反思的是， (1)一些國際機構和早已確立法人地位并享有比我國高校多得多的自主權的眾多國外高校為何近年來重提法人化。[10]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工業化時期形成的機制和享有的有限自主權已經不能適應今日快速變化的環境。任何束縛高校手腳，不利于高校活力、能力和潛力發揮的體制和政策，都與時代的要求背道而馳。過去的幾年中，一向對高校辦學、人事、財務等控制極嚴的日本科技文部省，不顧學校和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的反對，把日本國立大學轉變為所謂的“獨立的行政法人”，把真正的決策權力和責任下放給了大學，就是一例。(2)中國高校的法人地位何以至今沒有或者沒有完全確立。以追趕世界一流為己任的9所重點高校校長2005年在南京聚會時仍在呼吁高校應享有自主權。其根本原因是長期形成的計劃管理體制對高校的控制模式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成為高校接受新的辦學理念，奮力革新，爭得主動，以適應快速變化環境的體制性障礙。已經踏上四重過渡征途和走上四重過渡立交的中國高校，如果不能完全操控本校校車的方向盤，“道上”和“橋上”的事故必然叢生，學校被動，“交通管理部門”和“交警”同樣或更加被動。實際上，這種狀況已經顯現。
總之，更新理念，才能明確方向。深化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才能培育和保證高校迎接四重過渡挑戰的動力、活力、能力和潛力，實現中國高等教育不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質的方面的一次歷史性飛躍，帶來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到高等教育強國的希望。
注釋：
①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開展的一項由8777人參與的調查．結果顯示，34，7％的受訪者在談到自己的大學生活時．都覺得后悔(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2006年8月14日)。
② 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5—2006)》預測．“十一五”(2006—2010年)時期，中國民營經濟將持續高速增長，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進一步提高．全部民營經濟將可能達到GDI’的3／4。民營經濟 2005年已經占我國GDP總量逾6成(資料來源：新華網?2000年9月21日)。
③ 對外依存度是各國廣泛采用的衡量一國經濟對國外依賴程度的—個指標，是用—一國進出口總額除以該國的 GDP。中國2004年的對外依存度為70％左右。2005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1．4萬億美元，對外依存度還在上升．規模化的“中國制造”至少為國內新增了6000萬個就業崗位(資料來源：《世界財經報道》．2005年12月 8日)。
④ 日本、韓國25—34歲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過50％以上(資料來源：Education at a glance，OECD， 2005)；臺灣高等教育普及率已達60％(資料來源：A Model of University Incorporation in Taiwan：From Trend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Szu-Wei Y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2006 Conference，成功大學)。
⑤ 據2005年全國人口調查統計，我國具有大學程度(指大專及以上)的人口數為6764萬人．占我國總人口的 5％。據經濟合作組織2005年的教育統計，一些主要發達國家24歲以上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已占 30％一55％不等(資料來源：Education al a Glance， 2005)。
參考文獻：
[1][7][9][10] 王一兵，高等教育大眾化國際化網絡化法人化——國際比較的視角[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2．
[2] 中國教育成就(1949—198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教育部．200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Z]．2006．
[3]環球時報．2006-08—16．
[4]教育部副部長：高校學費偏高超過百姓承受能力[N]．中國青年報，2005-09-08．
[5]中國優秀特困高考生調查報告[N]．新京報，2005—08—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