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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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一、產業革命的內涵
一般認為，技術革命是技術領域里具有根本意義和廣泛影響的重大技術變革，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飛躍”；其后，新技術在各產業領域中被廣泛應用，形成新的生產力，引發產品供給、產業組織、行業結構、就業分布、市場需求以及產業體系的重大變革，從而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經濟增長以及價值觀念、心理狀態和道德觀念等，產業革命順勢發展演進。
可見，產業革命是以新的科學發現為基礎，以技術革命爆發為標志，新技術廣泛應用于人類生產生活，從而引發產業結構、經濟增長以及社會分工體系、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并深刻改變社會文化價值觀、心理狀態的過程。也即，能夠稱為產業革命一般應具備以下特征：一是以系列重大發明的應用、科學知識的積累為基礎和前提，以爆發技術革命為重要標志；二是根本性的變革，是“質的飛躍”；三是必須具有相當規模和可持續的影響力，即要有廣泛的關聯性和全局性，對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將產生深刻、持續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從近200余年來世界產業革命的變遷歷程看，每一次產業革命都表現出與前一輪產業革命不同的新特征。例如，與蒸汽機革命相比，電力革命對科學發現的依賴程度顯著提升；與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汽車革命等兼具能源革命和效率革命的特征相比，信息技術革命更多是一場效率革命，對人類生產生活效率的影響程度遠甚于前。可見，新一輪產業革命應符合產業革命的一般內涵，具備與以往幾次產業革命相似的特征，但是，在科學技術不斷演進發展、全球經濟政治正在進行深度調整的新時期，也必然會表現出一些新的趨勢性變化，如下文述。
二、產業革命通常以重大技術發明為先導，并且科學逐漸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縱觀幾次產業革命的成因，無一例外以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為基礎和先導。例如，蒸汽機革命以牛頓力學、數學、機械等科學知識積累為基礎，以騾機、蒸汽機、織布機等系列技術發明為先導。電力革命以電磁說、電動力學等科學發現為基礎，以發電機、電話、碳絲燈等重大發明為先導。汽車產業革命以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熱力學為基礎，以內燃機、四沖程煤氣及汽油機等發明和廣泛應用為先導。信息產業革命的發生與演進更是與物理學、數學、信息論等綜合性科學理論的發展完善密切相伴，同時，與計算機、集成電路、互聯網等系列重要發明共同更新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自電力革命開始，對科學發現和科學試驗的依賴程度逐步提升，與此同時，科學革命、技術革命以及產業革命的發生越來越表現出同步化、相伴共進的趨勢；主流技術則明顯表現出交叉融合的趨勢，即產業革命的技術支撐不再是單一的技術，而是若干新興技術群的高度交叉融合。例如，始于19世紀70年代的電力革命事實上呈現出與汽車革命同期交叉并行的狀態。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熱力學等科學理論的發現與不斷更新與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期內燃機廣泛應用于汽車、飛機等領域的過程密切相伴、交叉并進。信息產業革命同一時期也伴隨著物理學、數學、生物以及信息論、控制論等綜合性學科、材料、環境科學和技術的大發展。
三、現實而緊迫的重大需求是催生產業革命的重要力量
產業革命爆發和演進的條件越來越不限于單純依賴某些重大技術的發明和應用，而是“既依賴現代化進程強大需求的拉動，又源于知識與技術體系內在邏輯的突破和創新”。從幾次產業革命的演進歷程來看，如果沒有工業化、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加深的大時代背景，也就沒有足夠的需求促使蒸汽機、電力、內燃機等技術廣泛應用于工業生產、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而拉動紡織、機械、冶金、電力、汽車等產業的大發展。例如，蒸汽機革命既源于瓦特改良蒸汽機等一系列技術發明，也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當時海上貿易發達為英國棉紡織產品創造了巨大的需求。電力作為一種便于輸送、存儲的全新光源、熱源得以廣泛推廣，也是由于蒸汽動力越來越難以滿足工業化進程加快背景下人類生產生活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
信息產業革命的發生與演進路徑與前幾次產業革命有顯著區別，即原創技術的發展來自于當時美、歐等國軍事備戰對通訊、探測等技術的國家戰略需求。但是后來，計算機、集成電路、阿帕網等技術能夠迅速從軍用轉向民用并實現前所未有的擴散和增長，則主要歸功于美國產業界、大學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極大激發了社會各界對信息技術的巨大潛在需求。也有研究顯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需求拉動將顯然不再是對效率增長的追求，相應的，主要發達國家的戰略取向以及人類共同應對全球性危機、關系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需求將成為推動每一次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重要動因。
四、產業革命對經濟社會帶來廣泛深刻的變革
對比幾次產業革命對經濟社會發生影響的路徑和結果，一些共性的特征包括：普遍大幅提升了當時社會的生產效率，催生了一批新興產業，促使能源供給更加多元化，改變了人類的居住方式、出行習慣、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念，加速了工業化、全球化進程，重構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分工格局等。值得注意的是，產業革命從孕育到爆發，一般要經歷技術的發明、創新、實現規模化生產并最終被廣泛應用于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往往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周期大約需要50年左右。
此外，對比幾次產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的不同影響，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以及汽車產業革命，兼具能源革命和效率革命的特點，而信息產業革命主要是一場效率革命，即相較前幾次工業革命而言，表現出的效率、帶動性和擴散性都顯著提升。近期也有大量研究顯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影響將遠不再是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流通成本、加速經濟增長、多元化能源結構等方面，甚至也不局限于對人類生產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文化的影響，可能是對生命、傳統價值觀、倫理道德以及人類認知社會途徑和方式的徹底顛覆。
五、幾點結論
（一）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科技基礎是若干新興領域的交叉融合
當今世界，從近一段時期以來新的重大科學發現和學科演進、知識積累趨勢看，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領域都在孕育若干新的重大突破，顯示出廣闊的發展前景。從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可持續發展需求來看，越來越迫切的需要解決能源、環境、健康等重大問題。從新興技術和產業群已經表現出的影響來看，生物、新能源、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等產業都將繼續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動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基于此，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技術方向應是以生物和新能源為主導，以信息和新材料等為支撐，在這些技術持續更迭演進的同時，與現有技術大量交叉融合，產生若干新應用和新領域。
（二）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爆發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的積累
蒸汽機、電力、內燃機、信息等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大約都經歷了50年左右的周期。從當前最有可能爆發產業革命的幾大技術領域來看，大多是以上一世紀80年代的物理學、數學、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綜合性科學理論為基礎，基于材料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的交叉演進而進一步更新發展的。盡管新一代技術群不斷涌現，包括傳感器技術、生物芯片、基因重組、人造器官、3D打印機等具有時代意義的新產品也不斷被發明，但仍沒有哪一項技術發明具備實現低成本、高效率并適宜被大規模生產和應用的條件。總體來看，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爆發還需要新的重大科技突破和發明應用，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產業革命仍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
第2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幸福
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正悄然迎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低碳經濟時代。
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里，低碳經濟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出現在公眾視野，然而系統地談論低碳經濟，則可以追溯至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的《京都協議書》。低碳經濟，是指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最終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今天，全球經濟蓬勃發展，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生產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茹毛飲血、衣不蔽體的時代早以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沐浴著工業化、信息化的春風，人類正享受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帶來的無限量的文明成果。那么，從理論上講如果摒棄工業時代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許就會減緩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勢頭，阻礙人類奔赴現代化的進程。然而歷史和事實卻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理智的選擇切合實際的發展模式——低碳經濟。迫使我們做出這樣選擇的根源就在于人類自身的幸福。
關于幸福，古今中外，諸多學者都做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討，英國哲學家休謨有一句名言：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于獲得幸福。而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又是一切幸福的前提。
人類是自然界長期發展和進化的結果。自人類誕生之日起，就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發生著復雜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環境作為物質基礎和前提影響和制約著人類的生存、進化和發展。另一方面，人類通過自身的生產行為和生活(或消費)行為又影響和制約著環境的構成、質量和變化。隨著人類的進步、科學的發展，這種關系也變得日益密切。
在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也在不斷地增強和擴大，人類和自然的關系經歷了敬畏、平等、征服和趨于和諧的狀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主要經歷了以下兩個階段。
一、人類社會的生存階段
(1)原始社會時期，人們主要靠采集野果和狩獵為生，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也正因為這種生產方式和生產活動。讓人類和環境之間一直都保持著一定的協調和平衡。
(2)農業文明時期，隨著鐵器工具在生產生活中的廣泛推廣和應用，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數量也得到了穩定增長，為了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人類開始了包括墾荒、興修水利等一系列擴張活動，也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環境問題，導致了生態環境的退化，但是這種影響一般是局部性的，還沒有影響到整個生態系統，人類與環境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被凸顯和激化。
二、人類社會發展階段
(1)工業革命時期。18世紀60年代。以蒸汽機為標志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爆發，隨后這場工業革命勢如“星火燎原”擴大到了整個歐洲大陸，它對于先進的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傳播，對人類社會的演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不斷推進，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逐漸成為工業化時期的主要能源。它們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給人類帶來進步和福祉的同時，也釋放了大量諸如煙塵、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污染了空氣；工業生產排出的廢水、廢渣污染了大地和河流；生態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人類的健康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現在看來英國是一個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國家，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花費了眾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著實勞命傷財。得不償失，這是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引以為鑒的地方，以犧牲環境為前提來追逐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是不理智的。
(2)科技革命時期，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類經濟生活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然而世界人口劇增。自然資源和能源被過度消耗，生態污染嚴重等種種事實擺在人類面前。全球環境問題增多，河流腥臭，天空黯然，空氣混濁，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頻繁，全球環境面臨空前的危機，人類生存面臨著嚴重挑戰。尤其是因為高碳能源消耗嚴重。二氧化碳濃度顯著升高，如果說長此下去，不加遏制，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百年內就會達到6500萬年前恐龍滅絕的程度。
第3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現代科技革命企業管理人才素質現代管理技術
一、前言
現代科技革命的內涵及時間上如何劃分等，至今尚有不同說法。美國阿爾溫·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一書中認為，人類歷史上經歷了兩次文明浪潮：農業社會和工業文明時代。美國預測學家奈斯比特在其《大趨勢》一書中，將工業社會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即紡織機械化和煤炭煉鐵、蒸汽機和煉鋼技術、電動機和內燃機、電子技術階段。除此之外，還有二次產業革命論、三次產業革命論、四次產業革命論等提法。以美國科學家科塔萊克為代表的四次產業革命論，認為前兩次產業革命與三次產業革命論基本一致，將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核技術、計算機、半導體等一系列新技術的廣泛應用視為第三次產業革命，把新出現的科技與產業發展視為第四次產業革命。本人基本贊成科塔萊克的觀點，只是第四次產業革命應該是當今的光電子、激光、千億次大型計算機、新能源新材料、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技術的研究與應用。盡管各種說法不盡相同，但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革命對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這次革命稱之為現代科技革命。
二、現代科技革命的特點
1.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緊密結合
科學革命側重于自然科學理論的突破性進展，技術革命則是強調改造客觀世界的手段的改進和更新。歷史上的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往往是是相互分離的。比如蒸汽機技術的發展大大早于蒸汽機理論即卡諾循環理論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當今是科學與技術高度滲透的年代，例如沒有先進的技術手段如計算機，就無法從事科學理論研究。再如生物工程不僅是一個技術方面的重大課題，也是一個科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
2.科學與生產一體化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沒有單獨的科學活動，一些簡單樸素的科學知識直接來自于生產活動，隨著生產活動的專業化和分工的出現，科學活動從生產活動中分離出來，二者距離越來越大，到20世紀中期，科學出現工業化、群體化的趨勢，對生產的依賴日益增強，一方面，科學成果的獲得往往取決于能否生產出先進的科學儀器和實驗設備，另一方面，科學成果能夠很快轉化為生產力，出現了科學與生產新的一體化。
3.影響深遠的信息革命
現代科技革命是一場影響深遠的信息革命，這是區別于以往任何一場科技革命的標志。現代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信息革命，或者說是計算機網絡、通訊技術的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不是減輕人的體力負擔，而是人腦的延伸，人工智能的發展是現代科技革命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知識經濟、信息時代、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等新名詞的出現無不說明這場革命是對社會各方面產生巨大影響的信息革命。
三、企業管理中的科技革命
1.管理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管理是協作勞動生產的。馬克思說：“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這里的指揮就是管理。從樸素的管理思想到現代的管理方法，管理理論的發展與科學技術革命一樣經歷了傳統管理、科學管理、現代管理和信息管理四個階段。傳統管理階段是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到19世紀末，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就是企業資本所有者，一切憑經驗辦事，沒有統一的管理辦法；科學管理階段是從20世紀初至40年代，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管理工作日益復雜，出現了單獨的管理者階層，對過去積累的管理經驗系統化、科學化、理論化；二戰后，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企業管理進入了現代管理階段，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及學說有馬斯洛的“需要學說”、赫茨伯格的“雙因素學說”、麥格雷戈的“X學說”，還有后來的Z理論和權變理論；第四次科技革命即信息革命使企業管理進入了最新階段——信息管理階段。光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等飛速發展，帶來了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的巨大變化，企業生產經營過程是信息加工傳遞的過程，所有管理活動都是基于信息的管理。GarterGroup咨詢公司總結了MRP（制造資源計劃），提出了ERP即企業資源計劃，ERP是一種全新的管理思想。近年來，諸如客戶關系管理（CRM）、業務流程再造（BPR）、物流與供應鏈管理（SCM）、知識管理、虛擬企業、戰略聯盟等管理理論已應用于管理實踐。企業管理信息化建設已被多數企業重視并付諸實施，信息化的實質就是以信息技術等手段支持的企業管理革命。
一些企業在長期的經營管理實踐中，也總結出了大量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杰克·韋爾奇，1981年接任通用電氣公司第八任總裁，在20年的通用領導生涯中，韋爾奇提出了無邊界行為等200多個管理名詞概念，推動通用公司各類主要指標達到兩位數增長，連續四年被《財富》評為“全美最受推崇的公司”，連續四年被《金融時報》評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1979年，在一次管理會議上摩托羅拉執行總裁ArtSundry拍案而起：“摩托羅拉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產品質量低劣！”Sundry提出了6σ質量管理法，當絕大部分美國公司還在認為質量會浪費美元的時候，摩托羅拉率先認識到提高產量、提供最佳產品實質上會降低成本，隨著流程質量的優化，質量管理投入轉化為每年最低限度8億到9億美元的巨大回報。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大膽創新，打破舊的業務流程模式，進行海爾業務流程再造，此舉加速了海爾國際化進程，在十幾年的市場競爭中，海爾立于不敗之地，歸因于先進的適合企業發展的管理方法，人們稱海爾的各種管理方法為“海爾模式”。
2.現代科技革命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現代科技革命的特點之一就是與生產形成一體化，新的理論不斷應用于生產活動，企業管理對企業生產活動起到監控、協調和指揮作用。歷次科技革命使企業規模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再走向集團化、國際化，企業結構向扁平化方向發展，導致企業管理不斷隨之相適應，管理手段、管理工具的更新是管理者從現場退至后方，從局部管理到全局管理，從手工管理到辦公自動化。新一輪企業技術創新浪潮推動了企業管理向職業化、知識化、數字化方向發展。其原因在于：現代科技革命使得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轉化，促進了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導致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企業技術創新勢在必行，技術創新必將推進管理創新。
現代科技革命縮短了科學與技術的時滯，加速了企業生產與科學一體化的進程，即使是高度抽象的科學理論,只要它正確地概括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通過某些中間環節或中介,很快就能運用于生產實踐,創造出更大的價值。科學與技術的短時滯要求管理思想的解放與創新,一些舊的管理模式、經驗阻礙了生產，就必須吸收和借鑒新的管理思想,避免管理者之間的管理思想“代溝”。
現代科技革命使企業的資源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和知識逐步取代了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而日益成為企業生存的重要資源，加速了企業管理由原來對物的管理轉向對人的管理，人是企業最寶貴的資源，具有學習能力的人才能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這正是學習型組織理論的基本觀點。企業資源結構的變化要求不斷進行管理創新，加強人力資源的管理。
現代科技革命改變了企業的生產方式。生產過程趨于復雜化、自動化、連續化，過去關于生產管理的方法已不適應現代企業的生產方式要求。計算機控制的生產過程使得多品種、小批量的生產特點日益明顯，柔性制造、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支持協同工作等生產方式使得制造和管理貫穿在一起，大量尖端技術的運用加速了企業管理自動化的進程。
四、結束語
第4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信息技術；知識經濟；計算機通信；計算機網絡
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財富的發現、創造和聚集，而信息則作為一種非常重要財富，決定了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信息源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無時不在，其形式多種多樣，通過對這些信息的了解，我們才能夠熟悉周邊的環境，認識世界。然而，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要對信息加以利用，必須通過一定的設備或媒介，以之作為載體。同時，信息技術的發展也推動了電子信息科學技術產業的興起，并在很多高科技領域獲得廣泛的應用，如航天、能源、環境等，其發展趨勢則是向著信息技術產業方向發展，信息技術的產業化又反過來深刻地影響著各個專業領域，促進其進一步完善和提高。
一、信息技術的發展歷程
1.從通信技術到計算機通信技術的發展
通信技術起源于19世紀上半葉，以美國的莫爾斯發明的電報為標志。20世紀下半葉初期，世界上的第一部程控交換機由美國人研制出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通信技術向著數字化的方向發展。隨著衛星通信技術領域的開拓，通信技術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展。而計算機技術則起源于1946年，以世界上的第一臺計算機設備的誕生為標志，該計算機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制，命名為“埃尼阿克”，雖然這臺計算機的體積非常龐大、外形也十分笨重，并且需要消耗卜大的功率，然而其誕生卻標志著計算機技術這一項對人類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和貢獻的發明的問世。自此，科學技術領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同時，計算機在運算速度、存儲容量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數據處理能力也逐漸增強，計算機所具備的功能也從單一化向著多元化發展。集成電路的發展及軟件技術的更新，使得計算機獲得更加廣泛的應用，逐漸應用于社會各個領域。
2.從晶體管到以集成電路為基礎的微電子技術的發展
1948年，世界上第一個晶體管問世，標志著微電子技術的誕生。十年后，第一塊集成電路研制成功，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被稱為是微電子技術的革命，其影響范圍十分廣泛，在全球造成了轟動性的影響。電子信息系統日益復雜，然而微電子技術的應用，卻使得復雜的系統能夠在很小的硅片上進行集成，計算機系統的能耗也隨之降低，微型化成為電子設備的發展趨勢集成電路在微電子技術的帶動下，迅速發展起來，集成電路的規模越來越大，而每一個集成電路芯片上所能集成的電子器件數量也日益增多。與此同時，集成電路所需的成本卻有所下降或保持不變，這些都促進了微電子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
3.網絡技術
1969年，美國首次建立了采用分組交換技術構建的計算機網絡，即所謂的ARPANET網絡，成為計算機因特網的前身隨后，國家科學基金網NSFNET又于1986年在美國建成。直到1994年因特網應用于商業領域，互聯網技術發生了質的飛躍，在推動信息技術產業飛速發展的同時，對于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也造成了巨大影響。給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模式。網絡技術本身也經歷了一系列的革新，逐漸完善和發展起來，不僅帶動了互聯網服務行業的興起，還為企業和個人參與全球范圍的競爭提供了寶貴的機會。
二、信息技術的應用分析
1.信息技術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
當前，信息技術的應用范圍十分的廣泛，逐漸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同時影響著社會的整體面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節奏，也隨著信息網絡的滲透，逐漸發生著變化。工作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從傳統的每天去公司上班，發展到現在的在家就可以通過網絡來辦公。此外，與人們的健康息息相關的醫療服務也可以通過遠程實現，而網上交友和網上購物更是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2.信息技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原材料和能源、資源的大量投入，是工業社會經濟獲得增長的基礎。尤其是對于傳統的工業生產而言，這種加工模式對于資源的使用量非常巨大，且利用率不高，對于能源的消耗也很大，污染比較嚴重由此而導致的工業污染、資源的短缺、環境的惡化，嚴重影響著人們所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最近幾年，信息科學技術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增長模式，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傳統生產方式下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的局面獲得了有效的改善。
3.信息技術轉變了教育方式及教育理念
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日益突出社會發展加速了知識的更新，同時，學校教育只能是人生的一個短暫的學習階段，因此我們要樹立終生教育的理念。現代信息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推廣和應用，極大地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
4.信息技術改變了工業生產的基本工具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在工業設計和工業制造中，逐步出現了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輔助制造、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等先進的設計制造技術，這些技術影響著工業生產，加速工業生產的信息化進程。信息技術大大縮短了計算機設計、制造的時間，促進了企業產品的更新速度，提高了工業生產的效率，提高了經濟效益。
5.信息技術影響社會時代以及思維方式
信息技術使社會時代從物質能量生產力轉換為信息知識生產力，促進了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演變出數字時代和虛擬時代對于思維方式，在早期的工業社會，以現實世界為主，個人以及人腦乃是人類思維的主體，而思維的客體則受到思維主體及社會關系的影響；在信息社會，則以虛擬世界為主，群體以及人機系統乃是思維的主體，并且不再受到思維主體與社會關系的影響。
三、結束語
信息技術引發的社會信息化進程正在深刻地改變人類社會，無淪從社會形態、經濟增長，還是教育觀念等方面，都對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信息技術為各種思想文化的傳播提供了便捷渠道，成為社會各階層進行交流溝通的重要橋梁，為社會的整體發展和進步提供了可靠保障，對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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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曉丹.和諧社會視域下信息技術的人文走向，教育理淪與實踐，2014（2）
第5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科技 人力資源管理 工作系統 外包 HER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由于科技的發展、市場范圍和種類的擴大，對大規模組織的強調、日益增加的勞動分工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人與工作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科技的發展，在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已經多次帶來了明顯的轉變。
科技發展對人員管理影響的歷史考察
在科技革命前的歷程中，生產力水平低下，信息傳播途徑閉塞，手工技術生產相互之間的學習、借鑒比較困難，科技創新發展的進程十分緩慢。所以，這個階段的科技對組織形式以及人的管理影響不大，變化周期比較緩慢。自從第一次科學技術革命以后，組織變遷越來越受制于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幾乎科學技術的每一次大的變革都導致了組織的一次大變遷，組織的每一次變遷又導致組織對人員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
第一次科學技術革命使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操作，其結果是使人的體能獲得了解放，相應地，組織對人的管理方式也由原來那種單純依靠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來提高勞動效率的管理方式轉向雇傭管理。工業革命之后，機器大生產的出現，使得人與工作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早期雇傭雙方之間家長式、宗教式或者部落式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大規模組織和機械化大生產淡漠、疏遠了雙方之間感情紐帶。在利益、工作環境和勞動保護等方面漸起紛爭，工廠成為了沖突和暴力的場所。控制和安撫是這個時期人員管理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科技革命始于19世紀60年代、70年代，以新能源、新材料、新產品的發明發現和使用為特征，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核心。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業規模不斷壯大，勞動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結合程度對生產的影響日益明顯，出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股份公司。以泰羅為首的科學管理學派和以梅奧為代表的人際關系學派對此做出了重大貢獻，直接導致了人事管理的產生。人事管理強調以“事”為中心，人員管理活動是被動的、反應性的，但這種機械式的組織管理方式是與當時科技發展下形成的企業組織方式相一致的。
現代技術革命開始于20世紀40年代，現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發展著，它的主要標志是原子能空間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其主要內容包括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領域里的革命，現代科技革命的強大浪潮正沖擊著當今社會的各個層面，對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面對科技不斷創新、顧客需要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企業紛紛進行變革和再造，頻繁的變化使得“事”不斷變化，只有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活動才能主動應對變化、適應變化，抓住變化中的市場機遇。因此，人力資源管理甚至戰略人力資源管理，成為了理論和實踐的主導。
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人與技術之間、人與資本之間的關系，因而，帶動了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和實踐的轉變。
科技發展對工作系統的影響
在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在經濟社會的很多領域內，我們對科技發展是持肯定態度的。科學技術曾是我們用以減少人類辛勞、提高生產和獲得更好生活質量的基本手段。但近來有人對這種看法產生了懷疑，而且開始強調科技“進步”的消極方面。所有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只是在不同的時期、階段兩者的勢力對比處于不同的狀態，因此，科技發展對工作系統的影響也需要從正反兩個方面分別進行分析。
科技與工作系統之間的適配關系，成為了融入和利用科技成果的關鍵。科技對工作系統的體現在三個方面：科技是組織決定所要求人力資源投入的重要因素，間接地講，它是人力資源素質的重要因素；科技是組織結構和程序的某些總特點的決定因素；科技是單個或者群體工作設計中的直接決定因素，因而是社會結構和準則的間接決定因素。
對組織結構的影響
科技對組織結構具有直接的影響。科技發展與組織中的多種特性相關：組織命令——控制層級的長短；管理人員的管理跨度；組織人員之間的比例關系；甚至組織的薪酬成本比例等。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科技發展水平下，不同類型的組織都有一個最佳的結構。科技革命一度使得企業的組織結構不斷擴張，各種巨型組織不斷形成，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企業的組織結構又開始不斷縮小。
對組織社會心理系統的影響
科技以多種方式影響著組織中的個人。科技是確定任務和專業化程度的關鍵因素。工作群體的大小和構成以及與其他人員和管理人員的相互作用的范圍等，往往都是由科技水平決定的。科技影響組織中人的各種作用和身份地位，同時，對每個員工的認為的具體設計具有重要影響。
科技的變革會引起人們工作的不安全感和憂慮感。科技進步的加快，導致員工知識、技能半衰期的縮短，社會對不斷學習、更新技術的要求提高，嚴重影響了人們在工作中的安全感，對生存、發展的憂慮逐漸增大。 對管理系統的影響
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知識不斷專門化，致使組織內的專業化分工程度不斷深入，職能分工更加細致，從業人員的專業化知識、技術要求不斷提高。傳統管理系統的基本關注使將活動分解或分割開來，以便由各分系統完成，但是，科技的加速發展，管理系統的重點發生了改變。隨著復雜組織中的差異性的不斷發展，各個職能之間的合作問題成為了發展趨勢，創新要求各個專業之間知識的碰撞和共享，競爭要求各個職能之間更加靈活、快速的協作反應。 對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以及對科技的迅速引進、吸收，導致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呈現出跳躍式發展趨勢，形成管理水平極其不均衡的態勢，管理理念、操作方法、基礎平臺方面千差萬別。科技的發展對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尤為強烈，站在總體的角度上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簡單的歸納。
思維方式的轉變
人力資源管理呈現兩級分化趨勢。兩級分化趨勢是指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性職能得到加強，需要更多參與到組織的戰略決策中來，共同尋求人力資源與其它資源之間的整合；而事務性職能更加弱化，很多職能比如招聘、考核、人員配置等會更多由直線部門負責人承擔。結果，人力資源部門要么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更加積極融入到企業的經營活動中去，以客戶服務的理念進行管理操作；要么人力資源部門就會弱化甚至消失，戰略職能由高層管理人員承擔，行政事務工作由直線部門承擔。前者更多出現在我國本土大型企業中，而后者多出現在外資性質或者民營企業中。
人力資源管理在科技發展引發變革中的作用。信息技術的普及發展，導致科技的學習、共享更加方便，各個方面的創新活動更加活躍，變革也就成為組織中的常事，并且變革的周期越來越短。人力資源管理順理成章地負起了變革的發動和管理的責任，利用各種心理激勵和社會互動方法，規劃變革進程，引導雇員的態度和行為。
管理的對象向知識和能力傾斜。我國的人員管理一直重視資歷、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因素，在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影響下，正在向人職匹配邁進。但是，隨著組織發展對科技的依賴程度增加，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也會發生轉移：由強調人職匹配向以人為載體的知識和能力傾斜，這是全球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趨勢。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思維方式又會被置于多層次的轉變發展之中。
人力資源外包。人力資源外包是指依據雙方簽定的服務協議，將企業人力資源部分業務的持續管理責任轉包給第三方服務商進行管理的活動。這是科技推動專業化分工在組織層次的體現，“回歸核心”不僅是組織戰略決策，也是企業職能戰略決策，企業會逐步把不涉及企業機密、要求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程序較繁瑣和經常性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外包出去。外包業務需要遵循一個原則才能最大限度地為公司業務服務：企業核心人力資源管理業務，即有關公司文化建設、機構設置、核心決策等事項不能外包；只要是常規事務性的工作都能夠外包。
基礎平臺的升級—EHR
科技的發展為人類創新的生產工具和運作平臺，在信息通信技術的推動下，人力資源管理的基礎平臺得到了升級， EHR成為了國外先進公司的發展趨勢，這也是我國今后發展轉變的方向。
EHR（Electronic－Human Resource）即電子化人力資源，是將先進的技術運用于人力資源管理，為企業建立人力資源服務的網絡系統，使人員管理流程電子化。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系統之所以有價值，就在于它能將優秀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通過數字化的信息系統與企業自身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大幅提升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系統在我國企業人才戰略實施中的功效會更加明顯，理解并運用在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系統中所蘊涵的管理理念，將會對企業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操作技術的轉變
招聘。招聘是在統一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下為企業引入合格人才的活動，招聘活動將從現在的崗位導向標準向重視潛力、發展轉變，內部招聘更加受到青睞，招聘渠道更加豐富，招聘、獵頭公司在未來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培訓開發。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會更加重視培訓開發活動，特別是對組織所需的專用知識的培訓力度。科技帶動技術價值的提升，企業培訓開發的潛在收益與成本的比例增加，企業在培訓開發投資上的積極性增強。另外，培訓開發也是企業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有效手段，從總體上還會降低企業的人員成本。
員工援助計劃。科技雖然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環境和水平，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人類有所控制和傷害。在我國，由于歷史文化原因，對員工工作生活質量的關注是比較高的，但關注的重心主要是個人道德和家庭倫理方面。隨著科技影響的加大，系統的員工援助計劃將會得到廣泛發展，特別是基于工作變革的員工心理和情緒方面的專門咨詢活動，在我國今后人力資源管理中將會占有較大的比重。
能力工資。科技的發展，使得知識和技能在社會組織中的重要性增加，創新對于市場競爭和利潤增長的意義重大，組織對能力和人員之間的結合和更新程度要求增加，因此，薪酬制度將會從以職位為基礎向以能力為基礎過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兩者的結合。
第6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蘇俄STS研究；邏輯進路；學科進路
中圖分類號：N 0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758（2012）05-0388-05
美國科學、技術與社會（STS）協會前主席S.H.卡特克利夫認為，STS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多學科階段，第二個階段是交叉學科階段，第三個階段是統一學科階段。同時他認為STS已經從“多學科”開始，肯定進入了“交叉學科”，并努力達到“統一學科”。本文將采用對STS演化的這一界定，以蘇俄STS發展為個案，首先以科學學和技術論為研究對象考察蘇俄STS在多學科階段的發展歷程及對中國的啟示；其次，在科學技術革命視角下，考察在交叉學科階段蘇俄STS研究的主要內容及科學技術學走向；最后，在對人的哲學研究視閾下，分析全球性生態問題和人道主義，并總結該階段研究的不足及對我國的啟示。
一、多學科階段蘇俄STS研究
1.蘇俄科學學的研究
（1）蘇俄科學學的發展歷程
蘇聯對科學學研究的最早文獻出現在1926年，首先是被鮑利切夫斯基提出，他在《科學學是一門精密科學》一文中，初步論述了科學學的一些基本觀點。之后，蘇聯哲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自然科學史學家分別從科學的本質、科學管理理論、科技發展規律和預測、科學創造的心理因素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與此同時，一些把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組織相繼出現。其一是以多勃羅夫教授為學科帶頭人的烏克蘭科學院控制論研究所。他們把定量分析和辯證法結合起來研究科學學，出版了大量有價值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通科學學導論》、《科學和技術預測》等著作。其二是以米庫林斯基為學科帶頭人的蘇聯科學院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所，他們對科學史和科學邏輯、科學創造、科學活動組織的歷史和理論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科學學基礎》、《科學學：問題和研究》。其三是以統計學家納里莫夫為學科帶頭人的莫斯科大學數學系。他們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對蘇聯科研體制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科學計量學》。
（2）蘇俄科學學研究的局限及對中國的啟示
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科學學的興起適應了現代自然科學自我認識的需要的話，在現代社會中，科學與技術彼此交叉，已使兩者相互融合，技術科學化與科學技術化日益成為一種發展趨勢，人們在研究科學的時候，不可能不涉及技術；反之，也不可能不涉及科學。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一些新興學科，大多具有科學與技術統一的特點，甚至很難對某一學科作出科學與技術的嚴格區分。然而，蘇俄科學學想用科學學這一單一進路整合科學技術學進而進入STS的路徑在邏輯上是不現實的，在實踐上是不成功的，這值得中國借鑒。
2.蘇俄在技術論領域的研究
（1）蘇俄技術論的發展歷程
一般認為，技術論是將技術整體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技術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不僅要研究技術的本質，技術發展的內部規律性，同時還要研究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等問題。在多學科階段，蘇聯技術論的研究滲透在對技術研究的相關學科中。蘇聯學者在對技術哲學的研究中對技術的本質進行了研究，在技術史的研究中對技術發明和應用的內部規律進行了研究。
1887年恩格邁爾發表了《現代技術的經濟意義》一文。他認為，所有能夠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知識和能力的總和就是技術。1912年他又提出了技術哲學的第一個研究綱領。他認為：“技術哲學是一門研究作為一種文明要素的技術的作用的科學。”1929年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進一步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之后蘇聯學者對技術本質的研究中逐漸形成了技術的“知識體系說”、“活動手段說”、“勞動手段說”和“綜合說”四種具有代表性的學說。
1921年，蘇聯科學院成立了“科學、哲學和技術史研究委員會”，這為蘇聯技術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1929年，蘇聯決定在技術科學的教育中增加技術史的內容。此后，技術史成為了工科大學的必修課程。在技術科學的教科書中，技術史的內容開始大量出現。蘇聯學者分別對機械工程史、采礦冶金史、通訊技術史、運輸技術史、航空史、建筑史等問題進行了研究。除了對技術的分類史進行了研究外，蘇聯學者還對技術通史進行了研究。1962年由茲渥雷金為首的四位技術史學家編著了《技術史》一書，作者認為，技術史是“闡明社會生產體系中技術的發展，技術與勞動形態與方法相關聯的，特別是與勞動對象相關聯的學問”。這種重視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分析曾對蘇聯學術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2）技術論的局限及對中國的啟示
在蘇聯，由于政治的原因，技術哲學這一技術論的先導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視閾下研究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等同于科學哲學的附屬物，而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角度來研究技術。因此，盡管技術論自身有很大價值和意義，但在蘇聯長期輕視技術的學科傳統影響下，它很難得到發展。這個時期，蘇聯技術論發展的停滯表現在：對技術的研究還沒有上升到哲學應有的高度，研究視閾只停留在技術科學的層面（即對科學的應用方面）；盡管形成了“技術的勞動手段說”、“技術的活動手段說”、“技術的工具說”、“技術的知識體系說”和“技術的綜合說”，但是這一時期由于缺乏對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問題的全面探討，因此，該階段蘇聯技術論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全面的技術哲學的概念體系。在這一時期蘇聯對技術哲學的研究無論是在建制化還是研究內容上都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哲學。因此，在當今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技術的主導地位已很明確，技術在當今時代已居于核心地位的時代背景下，蘇聯試圖只通過科學論來整合科學技術學從而進入STS的嘗試是不成功的。這對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啟示。
二、交叉學科階段蘇俄STS研究
“科學技術革命”的研究是蘇聯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核心內容。在對科技革命研究的視閾下，出現了科學技術一體化的研究。
1.蘇俄關于科學技術革命的研究
科學技術革命的思想最初起源于馬克思關于現代科學技術改變了社會生產過程的觀點，而作為一個概念最初是由英國學者J.D.貝爾納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60年代后，蘇聯學者在闡述的理論時開始廣泛使用了這個概念。
蘇聯學者認為，科學技術革命是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一體化的結果，兩者是科學技術革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如果說“過去科學和技術中的變革有時只是發生在同一時間。如今它們則匯合成為一個統一的科學技術革命過程。可見，蘇聯學術界已經開始認為，科學和技術已經擺脫了過去各自獨立發展的歷史，技術的發展已經越來越離不開現代科學的成就，同時技術也為科學的發展提供各種保障。科學和技術關系的變化說明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本質特征就在于科學與技術的不可分割性。
由此可以看出，蘇俄學者在科技革命的視閾下開始了科學技術一體化的研究，并且有了科學技術學的轉向。
2.蘇俄科學學研究的科學技術學走向
Ф.и.凱列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對科學的分析只停留在科學的本體論研究范疇。在七八十年代，關注的中心轉移到科學與文化的關系以及它在文化中的地位問題上。在八九十年代，科學界和各專業的學者，將注意力越來越多的集中在科技發展的人道主義傾向以及對科技發展的價值取向等問題的研究上。
鮑鷗也認為，當前俄羅斯科學學的大致走向和特點如下：第一，當前出現了有關科學與文化、科學與教育、科研機構中的女性和科學傳播問題的研究。第二，在新時期科學學理論研究中出現了對人一自然一技術的關系問題的反思。可見，目前俄羅斯科學學研究正在與國際科學技術學接軌，在科學發展戰略、科技政策、人類新文明模式和全球命運思考等許多方面處于蓬勃發展中。
3.蘇俄技術論研究的科學技術學走向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學者關注的重心開始從技術本體論逐漸轉向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問題。關于技術認識論問題的研究包括：技術科學的認識論問題和技術自身發展的問題。技術方法論問題的研究包括：技術的方法論問題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問題。但后來隨著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使得技術價值論問題成為蘇聯技術哲學的研究重心，其研究的問題包括：探討技術相對于自然、人和社會所具有的價值以及技術活動和技術科學所應遵循的價值論原則。其內容涉及技術美學、技術倫理學等問題。
萬長松、陳凡也認為，多元化將是俄羅斯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勢，而技術本體論、技術價值論和工程倫理學將是它的研究重點。萬長松進一步指出，與蘇聯時期人們普遍認同的技術中性論不同的是，俄羅斯學者則對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技術建構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表明俄羅斯技術社會學（價值論）方向上出現了趨同演化的特點。
通過以上的論述，說明蘇俄該階段對科學和技術的研究中，出現了科學技術一體化的研究，蘇俄STS的學科演化正在從科學論和技術論走向科學技術學。
4.蘇俄STS研究對中國的啟示
該階段蘇俄關于科技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學技術革命的主要特點及實質上，雖然出現了科學技術一體化的研究，但對科技轉化論的研究嚴重不足。蘇聯學者普遍認為科學技術革命是引起工業革命的酵母。在一定條件下，前者將轉化為后者，并且這種轉化不受國家制度等因素的制約。只要機制成熟，科技革命便可以成為工業革命的產婆。一般認為，科技轉化過程就是產業化的過程，近現代產業革命表明，只有通過產業化，科學技術才能從一般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包括技術轉化能力、產業基礎、產業政策等多因素在內的復雜多變的過程。科學與技術以及產業變革之間，并不是一種簡單的、直接作用的線性關系，不像蘇聯學者認為的那樣簡單，在一定條件下，科技革命將轉化為產業革命。蘇聯在該階段關于科技轉化論方面研究的不足，在實踐上導致了科技成果轉化率非常低下。正如庫斯林指出的，蘇聯社會的停滯狀況，從70年代開始尤為嚴重。1960—1970年用于生產的投資總額增加了1倍，但是將科技思想轉化為科技的成果卻日益緩慢。80年代初，平均每八項核準的企業興建改造方案中，只有一項采用了現代科技的成果。科技發明與現實應用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蘇聯的基礎自然科學水平并不薄弱，但在理論研究上只堅持傳統的科學和技術二元論，缺乏對科學、技術、產業之間存在的“內在轉化邏輯”的研究，使蘇聯科學技術在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方面步履維艱。這一點無論對中國的理論界還是政策實踐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三、統一學科階段蘇俄STS研究
統一學科階段蘇俄STS在“科學技術革命”和“人的哲學”視閾下對“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全球性生態問題的人學思考”和“人道主義”進行了研究。
1.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研究
蘇俄學者在對科技革命的研究中，不僅出現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一體化”的研究，而且開始了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研究。
米庫林斯基認為，科學技術革命不是由某些個別的科學或技術發明引起的瞬間的變革。它具有兩大前提：科學技術前提和社會前提。這兩者都是逐漸成熟起來的。科學技術革命是由20世紀前半期所取得的卓越的科學技術成就直接引起的。然而這些卓越的成就本身，還不能形成科學技術革命。只有當社會的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它們才能轉變為科學技術革命。為此，H.H.德爾雅赫洛夫指出：為了能夠更好地把握科學技術革命，“科學技術革命是被當作勞動、技術、科學和生產領域的交叉點提出來的。科學技術革命將上述領域聯系起來并保障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蘇俄學者不僅對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而且嘗試著在人的哲學視閾下用“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的互動”尋求整體解決生態問題的思路和方法。
2.全球性生態問題的人學思考
20世紀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日趨嚴重，羅馬俱樂部的系列報告在蘇聯哲學界激起了強烈反響。他們在對人的綜合研究的視閾下，確立了在科學領域里對人進行綜合研究的新方向，顯示出強烈的理性色彩和學科綜合化的思考。
弗羅洛夫認為，研究生態問題的本質至少應當考慮到生態問題具有的三個因素：第一，與危及自然資源枯竭有關的技術經濟方面；第二，在有關人類社會同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方面；第三，社會政治方面的因素。這是一種以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互動來整體解決生態問題的思路，而不是像以前的“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這種單向度的解決思路，在當時得到了蘇聯學者的普遍認可。他們認為，要解決生態問題就需要研究人同自然和社會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各學科廣泛合作。蘇俄學者提出的科技與人、社會、自然的系統理論和綜合方法，為解決全球性生態問題指出了一條路徑。
3.關于人道主義以及人道主義政治的研究
當代對STS的研究存在著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對立，前者重視自然科學，后者重視人的價值。然而隨著科技發展對人類作用的凸顯，人們逐漸走入極端的唯科學主義，使人的價值喪失殆盡。特別是因物質生產的迅猛發展而造成的資源、環境等嚴重威脅人類生存問題的出現，必然促使人們對工具理性以及人與物的關系進行再認識、再思考，提出“以人為本”的問題。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蘇俄STS對人和人道主義問題的研究。
弗羅洛夫認為，人道主義不僅不是一種單一的倫理或是單一的意識形態規范，而是一種倫理與意識形態規范的綜合體，這個綜合體支配著意識形態的發展。在人道主義的視閾下，蘇聯學者從人生活的環境背景到個人的內心道德修養，從對壓抑人性的唯科學主義的批判到科技觀的人本主義價值等問題進行了綜合的研究。最終提出了科學人道化的思想，其內涵是：“科學是為人服務的”，“人是一切科學的尺度”。科學總是趨近于人的本質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終會以社會目標和結果的形式表現出來。可見，該階段蘇俄學者對科學、技術的研究產生重大變化，開始從人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取向考察科學技術。
然而，這種對人道主義的研究最終轉化成對“抽象人道主義”即人道主義政治（新思維）的研究。安啟念認為：“弗羅洛夫正是用‘抽象人道主義’的解釋影響了戈爾巴喬夫。他說：粗俗的、斯大林式的、教條的早已被蘇聯的許多哲學家所否定，包括我，宣傳的是對的人道主義解釋。在西方，被稱作‘馬克思的第二次誕生’。”這種無視客觀條件的抽象人道主義，表現得淋漓盡致。其實，之所以具有真理性，在于把自己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實現建立在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因而它是科學，而不是空想。弗羅洛夫等蘇聯哲學家以及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在于他們無視客觀條件的制約，使社會主義由科學變為空想。這樣的思想不僅不符合，而且無視蘇聯的社會實際，用它指導改革，必然會出亂子。其結果就是連續數年全部媒體（包括學術會議）充斥著對蘇聯歷史陰暗面的宣傳報道。這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隨之而來的就是對蘇聯哲學、哲學的徹底否定。
4.統一學科階段蘇俄STS研究對中國的
啟示
第7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信息技術；產生；社會發展；正面影響；變革；經濟增長
1 信息及信息技術的定義
信息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信息的內容，即信息本身所表達的意思；二是信息的載體，即傳遞信息的工具。例如：圖形、文字、符號、聲音等都是傳遞信息的載體。信息技術包含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兩個方面，具體指信息的獲取、傳輸、處理、存儲、顯示和應用技術。信息技術的生產主要體現在信息技術產業，包括電信設備、微電子生產、計算機的軟硬件等等；信息技術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信息技術的擴散上面，包括管理信息系統、信息服務等。微電子技術和軟件技術是信息技術的核心，他們的發展進程體現了信息技術的發展過程[1]。
2 信息技術的發展
信息技術推廣應用的顯著成效，促使世界各國致力于信息化，而信息化的巨大需求又驅使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當前信息技術發展的總趨勢是以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為中心，從典型的技術驅動發展模式向技術驅動與應用驅動相結合的模式轉變[2]。我國信息技術發展的歷史經歷了五個階段：
2.1 人類語言的產生及發展
人類有了語言信息的交流，促進了人類思想情感的交流和思維能力的發展，從而提高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發展。
2.2 文字和印刷術的出現
象形文字出現后開始向表意和表音方向發展。印刷術的發明擴大了文字的作用，使文字信息超越時空限制，難以損耗。
2.3 電訊的發明
從1844年莫爾發明了第一臺電報機，到貝爾發明電話，再到馬可尼、波波夫等人發明無線電，以及今天的電報、廣播、電視、傳真、衛星通信的相繼問世，使信息技術利用開發趨向全球化、綜合化、多樣化、便捷化。
2.4 電腦的發明
20世紀40年代電腦問世，50年代末第一代電子管電腦應用于軍事科研過程的信息處理；60年代中期，第二代晶體管電腦向民用企業轉移；60年代末，集成電路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電腦涌現，至此，人類奔向信息時代的序幕拉開。
2.5 計算機網絡的出現
前四個階段的作用都是局限的，計算機網絡的出現和應用把電信、電話、電視、計算機、互聯網絡連接起來。信息技術在這一階段的發展開始深刻地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
3 信息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信息技術的發展使整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給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今日，“信息社會”和“信息時代”每日、每刻都出現在我們周邊生活及方方面面。
3.1 信息技術推動了傳統產業升級
信息技術代表著當今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信息的重要生產要素和戰略資源的作用得以發揮，使人們能更高效地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從而推動傳統產業不斷升級，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和社會運行效率[3]。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也是促進農業現代化和第三產業發展的有力武器。
3.2 信息產業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隨著信息化的快速進展，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對于各個國家、地區都不可缺少。信息技術支撐當今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產業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競相投資、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業部門。“九五”期間，我國的信息產業以三倍于國民經濟的速度發展，主要產品銷量迅速增加，結構調整初見成效，部分關鍵技術有所突破，產業規模已居世界第四位。2000年底信息產品制造業總產值達10000億元，銷售收入5800億元，成為國民經濟第一支柱產業。信息產業的增加值占全國GDP的4%，電子產品出口額約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5，信息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顯著提高[4]。
3.3 勞動力結構出現了巨大變化
隨著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人們的就業結構從農業人口為主、工業人口為主向從事信息相關工作為主轉變。以服務業為例，在當今服務業中，除了極少部分傳統服務業外，絕大多數是從事與信息處理、信息服務有關的職業。對于這種趨勢，美國學者總結說：“從農民到工人再到職員，這就是美國的簡史。”“我們現在大量生產信息，就像我們過去大量生產汽車一樣。”
3.4 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深刻地影響著經濟結構與經濟效率，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對人類社會文化和精神文明也同樣產生著深刻的影響[5]。今天，信息技術已引起傳統教育方式發生了深刻變革；互聯網成為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不可缺少的工具；信息網絡為各種思想和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它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對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種新的適應網絡時代和信息經濟的先進文化將逐漸形成。
信息技術發展引發的社會信息化進程正在深刻的改變社會，給人類帶來了一系列的積極影響，對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研究信息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正面影響，同時發現信息技術對人類社會的消極影響，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信息技術、更深刻地認識信息技術的特點、更好地將信息技術滲透于各個領域，從而更好地為人類社會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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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曉丹.和諧社會視域下信息技術的人文走向[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7（S1）.
[3]方力.現代科技革命中信息技術發展的哲學思考[J].棗莊學院學報，2006（6）.
第8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內容提要: 科學技術是理性的產物，是知識的表現，是文化的成果，它打著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種正當的旗號去行使它的權力，所以科學技術對整個社會的嚴重后果有其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這是社會學家對科學技術的文化認識。如果我們把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變遷作一個歷史性的規律總結，其實科學技術的每一次突出的進步都深刻地體現了經濟的烙印，當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帶來的社會財富和經濟成果不能繼續滿足社會總需求時，新的科技革命應運而生，它的使命將會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并最終成果社會經濟運行和財富增量的核動力。
近年來，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向人們展示出解決人類面臨的許多難題（如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漸暴露出一些負面效應，如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現代生物技術產品使用者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在過去的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中，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給人類的社會結構、人類的生活和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也深刻地為廣大公眾所體會，機器、工廠、產品和市場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代表著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現代生物技術亦不例外，其風險化程度將風險的范疇從人類社會延伸至自然，甚至整個生態系統，因為現代生物技術就是以生物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的。因此，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將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視為必要的價值“目標”，但同時不可避免地將其演繹為一種生動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從風險社會理論出發，認為現代化的反身性必須在發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規范。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型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如果將生物科技所帶來的諸多風險視為現代社會反身性的一種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則是必要的和緊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將立法的利益目標設定在社會公共利益視角之上，認為生物技術本身社會公益性決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性，無論是轉基因生物安全，還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抑或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價值觀指導下，以法律規范的形式揚生物科技之長，避其之短。
如果將法律視為一種市場產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種適應市場的市場供給行為，其經濟學基礎在于人們對于法律產品的市場需求。公共選擇理論認為，風險社會的風險多元化和風險強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會需求，從而導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生物安全法應運而生。
自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盛行的建構論理性主義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將法學同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密切的聯系起來，吸取充分的理論營養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價值、原則、規則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創設了整個制度”，創造了法律本身。建構論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識的國家立法為主導，強調對國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價值、立法宗旨；立法決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雖然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反建構論理性主義者將法律與立法作出了明確區分，通過對自生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的界分闡釋“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為基礎的法律理論，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給予立法創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風險社會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 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這種個體化的進程主要體現為三種維度：（1）解放維度，即“從歷史地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2）去魅維度，即“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維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義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當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市場失靈現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個體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從而使得諸多經濟不平等現象在沒有進一步法律規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環。個體化促使新的社會形成不同的結構和變遷，使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區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會不平等并沒有消失，而是在社會風險的個體化趨勢中重新定義；不同的群體和團體依據特定的利害關系問題和情境，建立或解散臨時的聯盟；而社會的長久沖突將體現在先賦的特征之上，如種族、膚色、性別、民族、年齡、同性戀、身體殘疾等。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二）風險社會與全球化
風險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提出仍然歸功于烏爾里希 貝克的《風險社會》，并隨著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國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而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該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
（1）風險的界定。風險是風險社會的基本范疇，對風險的理解構成了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石。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貝克對風險概念作了8點總結:①風險既不等于毀滅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虛擬;②風險指充滿危險的未來，與事實相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③風險既是對事實也是對價值的陳述，它是二者在數字化道德中的結合;④風險可以看作是人為不確定因素中的控制與缺乏控制;⑤風險是在認識(再認識)中領會到的知識與無知;⑥風險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與本土同時重組。⑦風險是指知識、潛在沖擊和癥狀之間的差異;⑧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兩重性。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時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貝克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2）風險結構——個體化到全球化。根源于個體化浪潮的反身現代性和風險，其初級表現形式為個體的風險。因為個體化使原有的各種社會關系變得松散和不穩定，個人失去了家庭、鄰里、朋友、伙伴網絡的支持。勞動市場之中流動性加強，締結永久性社會紐帶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競爭加劇社會群體內部的個人孤獨感，而現代居住方式使個人面對的是陌生人的世界。這種個體的孤獨感、社會紐帶關系的不確定性也隨之體現在經濟領域，體現在個人對財富的追逐和占有。人們從對財富的追逐轉向更多地對無所不在的危險和災難的逃避。在風險剛剛出現時，作為潛在的編輯效應而得到合法性。但隨后風險不再是隱性的，更變成一個全球的問題，成了社會關注和科學調查的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環境污染和各種大的災害問題在風險分配中也跨越國界、跨越階級，造成風險無處不在，人們將無法避免。如發生于20世紀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斷產生和發現的食品安全、SARS、東南亞海嘯事件、禽流感、瘋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賓泥石流等等無不印證著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風險化的時代。
如果從風險結構的維度來認識全球化風險，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①從文化的視角解讀全球化風險，主要包含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其中社會政治風險還應當包括法律風險，經濟風險主要集中在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風險而言，包括對自然和社會所構成的生態威脅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負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瑪麗 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在其《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將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變遷分別歸結為三種風險文化所釀成的結果，即傾向于把社會政治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等級制度主義文化、傾向于把經濟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市場個人主義文化和傾向于把自然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社會群落之邊緣文化。他們認定正式這三種文化風險類型導致了社會結構走向混亂不堪的無組織狀態。②如果我們歸納綜合風險社會幾個關鍵性結構因素，大概可以從另外三個方面對風險結構予以認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會與生態破壞；個人主義化以及全球化危機。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獨立、偶連性發生的，而是在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程中，傾向進步開發主義、擴張主義、個體主義及市場自由主義等的發展結果。首先高科技發展的本質原先就是使知識/社會的分化越趨復雜性，知識的分工越來越細密，知識專業的藩籬之墻愈來愈高，更不利于知識的整合；而科技帶動社會分化的領域與速度也日益復雜迅速，往往無奈地打破人們（性別、族群）社會分工認知的基礎和行動的認同范疇。更甚的是，當此種演化乃以工業—科技主義為優先，整個演化所產生的風險結構變成了專家暴力統治意義下的復雜性危機，在專業復雜性與社會功能復雜分化背后，明顯的隱藏著“老大哥”統治的機制，從“知識就是權力”到“權力就是知識”，老大哥夾著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將工業—科技進步強行等同于社會進步或純化為現代文明的開展，事實上是將社會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時基因科技業和核能科技同時并列為高科技對生態造成破壞風險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農作物為例，其在未通過數年嚴格的田間試驗及管制時，若任意釋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態災難是目前科學所無法估量和補救的。高科技風險已逾越了傳統科技的控制范疇，其具有不可計算、不可控制和損害無法復原補償性的內涵。特別是，以目前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態風險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權國家內的，而是透過自由貿易、買賣、境外移轉、生態擴散（諸如汞污染、核廢料、臭氧層破壞等），對生態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化的風險。
二、生物技術風險及其解決之道
（一） 生物技術風險
生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設計、并定向改造某種生物，這種人為改造的生物可以對原來生物的性狀、代謝乃至生命過程產生變革性影響，從而產生新的生物。現代生物技術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生物技術在農業、醫藥、食品、環保、輕工等部門會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業原有技術和工藝的趨勢，生物技術產業可能成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之一，有人甚至還認為“基因世紀”即將到來。如，在美國1996年時70%的轉基因Bt棉花不再噴灑殺蟲劑，產量提高70%，每公頃節約140—180美元；美國原來每年約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萬hm2）受棉鈴蟲危害，喪失金額達到10億美元，但種植基因Bt玉米后，產量提高9%，而經濟效益1996年是190萬美元，1997年達到1900萬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術還對解決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糧食、食品供給提供強大的支持。不少人認為基因工程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將是解決21世紀不斷增加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唯一途徑。轉基因技術不僅能提高糧食或作物的產量，并可提高其品質。全球每年由于維生素A缺乏導致50萬人失明，100萬兒童死亡，這類事件多數是發生在以稻米為主食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中，特別是非洲。200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術盡管充滿爭議，但該項技術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突破性技術，在承認需要面對基因改良技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等方面風險的同時，仍要注意到這一技術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營養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獨特潛力，這些作物能夠大幅度減少目前仍困擾著全球8億人口的營養不良現象。①就我國而言，目前，我國生物技術已廣泛用于農業、醫藥、環保、輕化工等重要領域，為生物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生物技術與產業已經開始從跟蹤仿制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實驗室探索到產業化的轉變；從單項技術突破到整體協調發展的轉變。
然而，生物技術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樣，在功用和價值上存在兩面性，有人將其稱之為“雙刃劍”。它在帶給人類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終在不同技術的轉化和連接之上制作或改變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能與人類自身利益和基因資源休戚相關，也可能與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資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等）緊密相連，它的效應既可能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實現人類及其財產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極的，其危害在于破壞和威脅合理的生態規律或倫理綱常等。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重大技術革新的引入給自然界帶來良性后果”。學者認為，當代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的大量應用，對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包括糧、棉、油、畜禽、水產養殖等）、醫藥衛生、社會倫理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目前，對生物技術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問題，特別是對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環境）、投放（入市場）和排放轉基因有機物或轉基因生物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和安全問題，已經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和學術界爭論。③從當前對生物技術安全的研究和觀察來看，其安全隱患主要體現在：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貢獻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④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以數的簡單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貴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相互影響等，所有這些都將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其內在的穩定性將會遭到侵襲，從而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從當前生物技術發展來看，已經造成的農田生系統安全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殺蟲劑的使用、產生新的農田雜草、轉基因植物自身變為雜草、產生新的病毒、產生新的農作物害蟲、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等；對自然生態安全造成的風險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種子的傳播、干擾侵入到新的棲息地、喪失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營養循環和地球化學過程的改變、初級生產力的改變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環境風險：如果我們將生態系統視為超越于環境的宏觀范疇，那么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就顯得更加具體和客觀，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破壞風險和環境質量降低的風險。以轉基因生物技術為例，人們將基因食物的負面性視為一種基因污染，這種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廠化學副產品，不管有毒、無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將以基因強制移植為特征的轉基因技術稱為“擾亂自然和萬物自身的運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為。
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首先是生物技術研究階段；在此進程中一切科學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都處在不確定狀態，其對研究對象生物的選取、實驗室的安全裝置、以及實驗制劑等各方面均存在隨意性，尤其在實驗室研究階段，實驗室的環境安全措施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保障實驗生物、實驗環境、實驗排污控制等方面的無害處理。其次是生物試驗階段。所謂生物試驗，就是將生物實驗的結果置放于實際環境中予以檢驗和考察，以確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實際功用的活動。任何不恰當或不合理的生物試驗都將給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需要就試驗地的選擇、試驗地生態環境的影響評價、試驗方法，以及試驗廢物等進行詳細的研究與判斷。第三是生物產業化階段。產業化發展是生物技術發展的價值終極表現，歷經研究和試驗階段的生物技術的環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產品的產業化發展會在更為普遍和廣泛的層面上影響自然環境安全。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的自然資源的物理表現形式上，生物技術發展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將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認知延伸至微觀單元載體之上，即遺傳資源。所謂遺傳資源，是指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遺傳材料中所記載的遺傳信息構成遺傳資源的價值核心。生物多樣性以遺傳多樣性為核心基礎，遺傳資源的有效保護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組成部分。現代生物技術在自然資源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態的自然資源的法律保護，又包括微觀形態的遺傳資源的法律保護，避免生物技術的應用造成遺傳資源的破壞、流失或不當變異。
3、人類健康安全風險：轉基因技術及其他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人類解決糧食、疾病、能源和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帶來充滿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潛在的健康安全風險。一方面，生物技術對生態系統本身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諸如農作物產生新的變異、產生的病毒、動植物產品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等都將給人類的食品安全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尤其重要的是這新的變異或病毒的潛在危害是很難在生物技術研發階段就能夠發現或預期的，有的即使能夠得到準確預期，但能否通過現有技術條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人類也是屬于整個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系統的任何變化和變遷都在外在生存環境上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物技術的擴大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很難預期的，因此人類健康安全的風險在生物技術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已經顯現，并為人所擔憂。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 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部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要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斗大豆受到要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不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過程，也同時實現了將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體和動物之間的基因交換技術等。當代社會出現的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現象已經將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人本身（而不是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這有可能引起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嚴重的會造成新的社會倫理奉獻、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②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不斷地證明了人類主觀能動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強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從社會秩序、社會倫理等角度重新審視生物技術的負面影響。
所有這些安全風險都必須在技術上、制度構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從而揚長避短，發揮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此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相互間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趨勢展開，隨而引起的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生物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3億以上的人在處于旅游的過程當中，每天有200萬人在越過國際邊界，每年有50億噸以上的船運貨物越過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約有3000至10000個水生生物物種隨全世界船舶壓艙水在移動，并被排放到異地，這些都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創造了條件，④并同時由于物種相互間的排斥和侵襲造成觸目驚心的經濟損失。在外來物種入侵以外，我們還應當從迅猛經濟發展的激情中醒悟過來，要充分重視由于人為活動范圍的擴張而導致的物種滅絕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現實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對象。
（二）生物技術風險的安全立法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貝克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
現代化社會風險根源于個體化和全球化趨勢中的反身現代性，主要體現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飾更大范圍內的不平等，以法律規定的合法形式賦予現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無法預測并徹底解決合法性項下的公平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2）個體化趨勢增加了個體的孤獨感和社會裙帶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個體生命、健康、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不確定性；（3）利益個體化和經濟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為長久的穩定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公平機制，不能保證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不能確保生物科學技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現代化的這種反身性必須在反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從規則秩序的視角來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標準在于通過法律規則和規范的形式將這種個體化特征確定下來，主要體現為意思自治、契約自由和所有權絕對。但隨著工業化社會的不斷推進，以個體化特征為核心的現代性呈現出明顯地反身化取向，將人類社會導入風險社會的新型社會類型。當然不能決斷現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錯誤或者是否正當，但是風險社會的現代化含義和內容中必然要賦予現代化以全新的意義和內涵，即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性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這也是現代化的反身性所隱含的必然要義。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探究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 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而社會利益則是“即以文明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名義提出的使每個人都能獲得保障的主張或要求”。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 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日本有學者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包括產業利益在內的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或指保護經濟上的弱者。”我國學者孫國華先生認為，按主體的不同，利益可分為個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為人類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集體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將公益性描述為“是一種利益所屬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獨享性，一種利益本位的社會性而非個人性”。
鑒于社會公益欠缺統一的理解和認識，在不同的語境和背景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對公益之“公共”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別，是眾多私人之集合體還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利益探討？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度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1、 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2、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 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由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是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②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產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署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一、 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
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改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邏輯：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實現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第9篇：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范文
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類在認識與改造自然、認識與改造自我的活動中形成的一系列觀念、方法和價值體系。它們是貫串在科學探索和人文研究過程中的精神實質，是展現科學和人文活動內在意義的東西。(注：肖峰：《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次版，第49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古已有之，它們是在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斷滋生與滿足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延續到近代，二者的互動互進對近現代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此，本文將以近代啟蒙運動作為分水嶺，就啟蒙運動之后的發展狀況對這兩種精神進行相關論述。
科學精神是指人們在科學活動中形成的，體現于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中的一種觀念、意識和態度。西方文化傳統中理性思維的發展以及重視經驗和自然的哲學傳統是近代科學精神得以形成的溫床。(注：韓文甫，趙紅光，成月季：《現代化進程中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73頁。)而所謂科學，是指在理性的指導下，用實驗與邏輯等手段，不以主觀愿望和價值選擇為轉移，實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來面貌，從中得出規律性的結論，并形成系統的知識。(注：李連科：《發動機與制衡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社會作用的不同互補》，《光明日報》，2002年4月23日，第4版。)由于特殊的文化歷史淵源以及科學所具有的這些屬性使得貫串于其中的科學精神有著三個方面的特點：1、以人與自然的對立為前提，以物為尺度，以客觀世界為認識對象，追求客觀世界中的真；2、推崇理性至上的原則，往往借助于邏輯的、數學的和試驗的理性手段，以求達到對自然世界的嚴密把握；3、科學探索無禁區。科學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獲得關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認識，無論在哪個領域，科學研究都可以涉足其中并一直深究下去。從總體上講，科學精神尊重科技的價值和作用，強調依靠科技來推動社會發展。這種觀念注重人的物質生活，強調社會的物質基礎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推崇物質力量和物質手段的強大作用，重視掌握科學方法、追求科學真理的意義。
就現實生活而言，科學精神是人類進行科學探索的不竭的精神動力。只有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科學研究才能不斷地獲得突破，科學技術才能取得持續的進步。人類擺脫蒙昧狀態和現代社會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都與科學精神的導向有著密切的關系。事實足以證明，無論是在昨天、今天還是明天，科學精神都將是人類社會科技發展和物質文明進步所必不可少的思維指向。
人文精神是指蘊涵于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中的對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的關懷，是在人文認識活動中形成的一系列價值觀念和態度。(注：韓文甫，趙紅光，成月季：《現代化進程中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73頁。)相對于科學精神而言，人文精神較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人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視人的精神在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區等。總體上講，人文精神尊重人的價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生的真諦，強調社會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榮的重要性，重視生產的人文效益、產品的文化含量等。
在現實生活中，人文精神指導著人類文明的走向。如果說科學精神注重于解決“是什么”的問題，人文精神的側重點則在于研究“應該怎樣”的問題。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科學技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導下，科學技術才能向著最利于人類美好發展的方向前進。在某種意義上，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可以說是承載和導引人類社會前進的兩條軌道，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條，社會就無法順利前進。
二
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類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最為寶貴的兩種精神。二者之間有著共生互補的關系。在人類社會的改造建設中，只有將二者并重，才能保證發展實踐的正確取向和成功。
從歷史上看，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融合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宗教、神話與醫學、化學等自然科學是共生于一個知識體系中的，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一開始呈現出的是相互交錯、交相發展的融合態勢。隨著人類認識的發展，科學雖然與神話、宗教漸漸分離，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但它總難以完全割舍同形而上思辯等人文觀念的聯系。就科學的現實形態而言，科學知識也總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著人文的意蘊。即使從近代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形成來看，它們也同是批判宗教神學的有力武器。人文精神首先呼吁人性的解放，尊重人的價值和權利。科學精神緊隨其后，提倡科學實驗，反對迷信。科學精神的弘揚恢復了理性的權威，人文精神的倡導重新樹立了人的尊嚴，二者的緊密結合為人們推翻宗教神學的統治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指向。實際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同是人類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有學者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關系形象地比喻成發動機與制衡器：如果將社會比作一輛行進的機車，科學精神及其在研究和生產中的應用，則起著發動機的作用。如果沒有發動機，機車就會停滯不前；但如果光有發動機而沒有制衡器，動力系統非但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而且極易導致災難性的后果。人文精神相對于科學精神而言，正是起到了這種制衡器的作用。正是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補中，人類社會才一步一步地走向燦爛和輝煌。
但自西方啟蒙運動興起以來，隨著宗教神學統治的潰滅，自然科學的振興，西方社會的工業化進程以空前的速度在推進。這一時期，作為科學精神外在表現形態的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物質生活的變化越來越使人類感到極大地滿足和折服。在巨量的物質財富面前，人們充分感受到了科學知識所帶來的實惠，從而使得人們對科學知識推崇備至。于是，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的分離傾向便開始滋長。19世紀末，德國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嚴格對立起來的強大思潮。時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邏輯實證主義更是把這種對立推向了極端。其結果是自然科學逐漸占據了人類思維的中心，而人文科學的陣地則逐步陷落。這種思潮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直到今天，許多國家仍在艱難地進行著人文學科的重建和弘揚工作。科學與人文的分離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公開對立，進而造成了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單向度發展。確切地說，這種對立直接引發了兩種極端思潮的產生：一是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一是人本主義。就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而言，它大致包含著以下內容：第一，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最精確、最可靠的知識，是其他科學的典范。第二，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是人類認識世界唯一正確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認識方法的楷模，應該應用到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切研究領域。第三，認為自然科學知識可以推廣至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包括人生問題。(注：楊壽堪，李建會：《現代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哲學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學術月刊》，2001年第11期，第9頁。)而就人本主義而言，它主要表現為以非理性主義觀察問題：在人性問題上，以情感欲望、本能沖動、無意識等規定人的本質，認為“人是神秘的”；在認識上，以直覺、體驗、信仰作為把握世界的途徑，認為直接體驗到的東西，才是最真實的；在本體論上，以意志、非理性的生命作為世界的本原，認為世界是神秘的“實在”，等等。
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割裂了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補性和內在聯系。科學主義推崇理性至上和科學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貶斥關于人的價值、尊嚴的所謂空洞口號，片面主張知識就是力量；而人本主義則鼓吹非理性主義，反對理性和科學進步，主張抽象的個人價值、個人理想、個人本位和個人中心等。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滋生無疑都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負面的作用。近代科技革命以來，從科學主義延伸出來的對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極端推崇的態度，使得人類在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發展中隱含著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科技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和人類認識與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學上的每一重大理論突破都導致了影響深遠的技術發明和新產品的問世，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認識視野，豐富了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在這個由科技打造的世界中，人們肯定了科學技術是現代文明進步的強大因素，并且將人類更美好的未來寄希望于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而與此同時，伴隨著偉大的科技成就，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也悄然來臨。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導的對自然缺少人文價值關懷的征服引發了一系列對人類命運產生不良甚至致命影響的全球性問題。比如，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導致了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氣候變異、生態失衡；在人與社會關系方面，導致了貧富分化的懸殊，社會結構的失調，個人本位的膨脹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領域，導致了拜金主義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
而與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相對立，人本主義基于人們對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失望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人本主義者將一切危機都歸因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將斗爭的矛頭指向理性和科學精神，大肆宣揚非理性主義，極度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并不加分析地將戰爭的殘酷、機械文明的非人性、核武器的恐怖、環境的惡化等完全歸罪于科技的發展。在人本主義的倡導下，甚至出現了一股反科學的極端思潮。人本主義的張揚無疑是片面和膚淺的，它宣揚“以人為本”，卻恰恰沒有看到隱藏于科學技術后面的真正主導因素是人。就歷史的發展趨勢而言，人本主義的傾向同樣是不正確的，受其影響將會導致人的理性的缺失，科學技術的停滯不前，這樣的后果也無疑會給人類社會的進步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之分離所帶來的人類普遍的價值危機已引起了人們的反思。實際上，現代科學危機或現代文明危機的實質是科學喪失了它的人文意義，是科學對人的存在的忽略，是科學對自己所賴以產生和形成的實踐基礎的遺忘，是科學觀中人文精神的衰微、科學技術非人化應用和發展的結果。(注：辛繼湘：《人文價值-科學課程價值取向的必然選擇》，《教育評論》，1998年第2期，第34頁。)因此，為了人和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必須在發揚科學精神的同時弘揚人文精神。事實上，正如人類自身既具有自然屬性又具有社會屬性一樣，人類文化同時包括著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人類精神同時也包括了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它們相互依存并相互補充，由此構成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兩種基本方法和力量。只有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科學技術才能獲得不斷進步，從而也才能在物質上為人類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而科學技術只有在人的調控下，在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導引下，才會盡可能充分地發揮出積極正面的效應，縮減負面影響，從而真正造福于人類。因此，在科學精神中充分融入人文精神是決定科學命運和人類自身命運的關鍵。總之，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人類真正地認識世界，全面、合理地把握世界，并達到求真、向善、審美相統一的基礎。在人類社會的建設發展中，任何一種精神的缺失都將會造成人類社會發展的失衡、失序。當前，我們已跨入了21世紀，審視上一世紀的不足之處，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新世紀相融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
三
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作為人類思想的兩個維度，它們的均衡發展是人類社會全面持續進步的保證。這意味著，現代社會迫切需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當然，這種融合并不意味著一種精神對另一種精神的消解，而應當是二者的協調互補，共同發展。要實現這樣的融合，我們必須審時度勢，充分把握好影響二者融合的種種因素，從而才能在實踐中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為二者的順利融合創造條件。就現實情況而言，影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有利因素
當前，人類社會已普遍意識到了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重要性。當代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對話等，正是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具體表現。
現階段，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進一步融合更有了令人樂觀的前景。首先，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的全面發展將成為時代的主題，這就在客觀上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創造了條件。“知識經濟”的實質不僅是經濟的知識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識化。知識經濟時代所追求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它更意味著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觀念等等在內的社會的全面進步。一個社會只有在擁有無數高素質的專門人才，并使得勞動者普遍知識化之后，才能實現國家的“知識經濟”化。這里所說的知識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不僅包括了科學技術知識，還包括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以及實踐的經驗、技藝和能力等。可以這樣說，知識經濟時代所重視的不僅是“智商”，“情商”也應是這個時代的重點。其次，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技的發展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隨著通訊技術、網絡技術的成熟與普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人們可以跨越時空的阻隔進行自由的交流與合作。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不僅可以豐富各自的文化內涵，還可以促成崇尚科學精神的西方文化與崇尚人文精神的東方文化的有機結合，從而為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拓寬了渠道。不僅如此，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還帶來了大量的科研課題，這些課題提出了大量人文社會方面的問題，推動著科技工作者自覺不自覺地關注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人文問題，從而在科技活動中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了一起。最后，知識經濟時代從總體上講倡導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就是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佐以合理和必要的人文關懷。可見，知識經濟時代，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不僅成為可能，還將成為必然。
(二)不利因素
從歷史的淵源來看，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從來就分離的。它們的分離抑或對立有著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為了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再度融合，我們應當找出影響二者融合的不利因素，以做到有的放矢，為二者的融合掃清障礙。經過分析可以發現，影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不利因素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四點：
1、科學主義仍然盛行。可以說，從啟蒙運動至今，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一直是社會思潮的主流。盡管在20世紀的一段時間里人文主義的思潮也十分強勁，但無論是人文 主義還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它們對科學的理解不但沒有超出科學主義的視野，反而從根 本上否定了科學的人文意義和價值，從而進一步加深了對科學的片面理解。這使得科學 主義更加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占主導地位的科學主義的科學觀將人類文化區分為兩個對 立的世界：科學世界和人文世界。科學主義者強調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方法的 獨特性，否認人文學科的科學性并宣布其在認識上的無意義，這就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 神的融合設置了壁壘。
2、物質生活條件不夠充裕。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尚未達到普遍富足的程度。盡管科技的發展帶來了生產力的進步，但直到20世紀末，整個人類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依然在為解決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問題而奮斗，許多人甚至遠未脫離貧困。瞻前顧后，在科學精神指導下獲取物質財富依然是人類首要的追逐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注重人的物質生活，強調社會的物質基礎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強調物質力量和物質手段作用的科學精神成為了人們首先推崇的對象。而看似只能帶來“精神食糧”的人文知識及其精神則自然地被置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3、社會制度存在弊病。現階段，人類社會中的許多制度尚不完備甚至存在著嚴重的弊端。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制度呈“單向度”的發展趨勢，始終是圍繞追逐和保護壟斷階層或資本家的利益來制定的。在這樣的制度體系下，人們所做的一切都以最大化實現資本家的利潤為目標，一切都以利潤的賺取為中心。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下，對物質利益的無限追逐成為了人們工作的唯一目標，能夠比較立竿見影地引導科技進步并最終帶來物質利益的科學精神無疑成為了人們追求的首要對象。而對社會發展的作用體現得比較含蓄的人文精神則被科學精神的大潮吞噬的了無蹤影。現實生活中，社會制度存在著弊病，它導致了科學精神對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使得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問題被束之高閣。
4、教育學科設置、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資金投入的偏頗。近代以來，教育在其進程中深受科學主義的影響。隨著自然科學和技術愈演愈烈的學科分化和擴張，人文學科的領地日漸狹窄，不僅在學科規模方面人文學科的地位越來越低，而且在教育資金投入方面，對人文學科的扶持力也越來越弱。此外，教學方式上，也多采用“唯理性教學模式”。這種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義，重視培養訓練記憶、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視邏輯思維能力，而較忽視情感、態度、意志、興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視學科知識的系統性、理論性，而較忽視溝通不同學科的知識，以及建立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倫理的聯系；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較忽視個性的充分發展。這種“重理輕文”的現狀使得科學學科與人文學科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最終導致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走向了背離。
四
在新的世紀，對于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滿了機遇，又面臨著挑戰。一方面，對上一世紀科學危機的反思使人們認識到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的必要性，從而為二者的再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而延續上一世紀的科技成就，人類社會迎來了倡導協調、持續發展的知識經濟時代，這就更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再度融合成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迄今仍然存在著諸多不利于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融合的主、客觀因素，這些因素在當前科技發展邁向縱深的時代背景下極有可能發揮越來越大的干擾作用。因此，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冷靜分析問題，思考在機遇與挑戰中怎樣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創造條件就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任務。在當前的形勢下，促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
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人類的一項長期任務。只有社會生產力的全面提高，才能將人們從物質匱乏的窘境中解放出來，從而也才能為人的全面發展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并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創造前提條件。毫無疑問，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也就意味著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但必須注意的是，現階段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人類應加強科技領域的研究，力求在更尖端的科技領域獲得突破，從而進一步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并從中謀求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技術方案；另一方面，人類在加強科技領域的研究的同時，應吸取以往的教訓，將人文精神介入到科學研究中，在實踐中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有機融合，為科學研究指引正確的方向。
(二)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導致了人和社會的“單向度”發展。只有改革現有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將“單向度社會”納入平衡發展的軌道，人們才有可能在合理社會制度的規范和指引下，充分關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問題。在具體措施方面，政府應該采取強有力的經濟和行政手段，將宏觀指導與微觀調控相結合，對本國的發展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來加以引導，完善監督機構，并以嚴格的行政執法為強制性保障，嚴厲打擊和控制違規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中，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帶有強制性的意味，但這至少是較為可行有效的方法。
(三)改革現有不合理的學科設置和教育方式，加大人文學科的資金投入，倡導人的均衡發展
現有不合理的學科設置、教育方式和教育資金投入，使得科學學科與人文學科相對立，這是導致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互相背離的重要因素。在已經意識到學科設置不合理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應努力調整學科配置，學科設置不僅要適應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還要順應人的精神完善的需要。教育課程不應僅僅被當作是訓練和灌輸的工具，更應該被當成發展學生對倫理道德、文化精神和美學價值的認識，以及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的手段。此外，在加大人文學科的教育份額的同時要加大人文學科建設的資金投入，為人文學科締造較好的學習條件。最后，在教育方式上，應該在全社會范圍內提倡素質教育。針對這個問題，中國人的傳統思想給世界起到了一個很好的導向作用。中國人自古以來講究“和諧”，提倡“和諧”之道，這在今天看來，極具時代意義。美國著名科學家A.彭齊亞斯1995年出版的一本書就叫《和諧：信息時代的商業、技術和生活》，他認為目前人類正在由質量時代走向和諧時代，它所指的和諧與我國傳統思想中的“和諧”是一致的。在現代社會，素質教育提倡的正是一種和諧發展的教育方式。因此，應該盡快實施素質教育，使教育成為連接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橋梁，從而在人的思想根源上實現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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