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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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關鍵詞：陰山巖畫；內容；風格；文化意義
我國是最早發現并記錄巖畫的國家，在眾多的巖畫群中，陰山巖畫以數量眾多、造型生動、想象豐富的特性向人們展示著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它位于巴彥淖爾市境內的陰山山脈中，東起烏拉特中旗的阿其爾山，西至磴口縣的布敦毛德溝，橫跨廣闊的山地和草原。
陰山巖畫的創作可以追溯到一萬多年前，而關于它的記錄早在公元五世紀，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他所寫的《水經注》中就有了對它的記載：“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虎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似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這些巖畫不僅反映了陰山地區古代居民的信仰、認知美的體現，同時讓我們對遠古人們當時的游牧生活狀況有一定的了解。巖畫中不同物種的出現，還可以讓我們對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進行推斷。因此，它也成為研究當地氣候變遷的一個重要標志。 陰山巖畫的歷史文化意義豐富，他的內容豐富多彩，反映當時當地人們的遠古生活，陰山巖畫是出于巫術的某種目的和對生存的渴望，記錄了當時原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原始宗教信仰、種族的繁衍生息等豐富的內容。
一、從內容上分析陰山巖畫的歷史文化意義 陰山巖畫動物題材居多，主要有：狐、狼、虎、豹子、馬、綿羊、野兔等各種生物，也有比較復雜的的獵人狩獵場景的呈現。在較晚的時候，還出現了一些更為復雜的放牧畫面，反映著人類的進化以及生活逐漸富足，對于吃不完的或者比較容易馴化的動物開始了馴養。通過描寫現實生活場景、生活環境，體現人們對于生存繁衍的重要性認知。分析這些動物題材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對于解讀陰山巖畫的文化意義非常重要。根據畫面上動物的相貌及輪廓特征，我們可以對動物的生存條件作出相應判斷，不同時期不同動物族群的出現，也可以判斷當時陰山地區的氣候變化、植被情況。比如：具有地域特色的物種，有助于我們分析當地的生態環境。虎、熊、豹子這類動物的呈現，我們可以推斷出當時陰山山區為林木環境，狼之類的動物則是在草原活動等。有的畫面上還會有梅花鹿等這些習慣生活在山地森林或林源，又喜歡涼和濕，這些動物說明了陰山地區過去森林覆蓋面積是非常廣的。野馬、野驢、鴕鳥等喜歡干冷氣候，則可以推斷當時陰山和他周圍的地帶具有廣闊的草原或者荒漠。通過分析陰山動物巖畫的樣貌、名稱，可以推斷這些巖畫的作畫年代，以及當時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特點等。
第2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魏書》沒有糾纏于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能否列入正統這個難以說清的問題，而是轉換一個角度，提出了正統不是根據族稱，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論。
《魏書》為三國兩晉和十六國的歷史畫出一個歷史發展統序，即漢——魏——西晉——北魏，客觀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歷史作用，為多民族國家從分裂逐步走向統一奠定了理論基礎。
從中國歷史發展看，《魏書》不僅是西晉末年以降中國北方各少數民族歷史進程的生動記錄，也是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發展的歷史總結。《魏書》中鮮明的歷史文化認同意識，對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魏書》開篇的《序紀》，是12篇帝紀的引言，也是全書的總綱，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貫徹其間。從歷史編撰角度看，史書體例不僅是史書的內部組織結構和表述形式問題，也是通過一定的編撰體例，表達史家一定的歷史觀念和史學觀念。在華夏正統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歷史時期，鮮卑拓跋氏進入中原并依靠軍事征服統一北方，他們既有戰勝者的優越感，也有因華夏正統觀念影響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說明像鮮卑拓跋氏這樣的少數民族政權存在和統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就成為當時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從歷史上論證少數民族與漢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論證漢人與長期居住在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不是夷夏關系而是兄弟關系，從血統論上找到少數民族政權存在和統治中原地區既合理又合法的歷史根據。
《魏書》創設《序紀》最主要的意義就在于通過敘述拓跋氏的族屬源流，從血統上把拓跋氏融入中華民族，從文化上認祖歸宗，并以此論證北魏政權在中國歷史發展序列中的正統地位。黃帝被確立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魏書?序紀》開篇說：“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序紀》明確表示鮮卑族祖先是黃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個兒子昌意之子，按《史記?五帝本紀》的說法，與顓頊應該是兄弟。因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內有大鮮卑山，所以因之名號為鮮卑。鮮卑與漢人都是黃帝的子孫后代，二者區別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這就從族源上表明漢族與鮮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黃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統與非正統問題，都可以華夏族的身份承繼中國歷史發展的統序。《序紀》通過敘說拓跋氏是黃帝子孫而實現認祖歸宗，把拓跋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歷史理論依據。
《序紀》宣稱拓跋氏是以黃帝的德運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黃帝的德運，因為“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拓跋氏不僅是黃帝的子孫，在文化上并未因長期居住在邊陲而割斷與中原歷史和文化的關聯。《序紀》又說：“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堯時為官，并得到舜的賞識，任命為田祖，即管理農業的官員。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堯、舜時期曾入仕為官，這就進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華夏族的一部分。雖然拓跋氏后來過著游牧生活，這僅是其生活的地理環境所致，并不說明他們與農業文明是對立的，因為拓跋氏的祖先們還任過舜的“田祖”，他們對農業是了解的，甚至是內行的。
《序紀》通過族源考索，認祖歸宗，追認黃帝也是鮮卑族的祖先，從而說明漢人與鮮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黃帝的血脈，二者是兄弟關系。這樣的說法有兩種直接效果:一是為鮮卑拓跋氏爭得個遙遙華祖，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強有力的思想理論依據，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順；二是實現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把長期以來被人們視為夷狄的鮮卑族融入中華民族，這不僅是民族觀念的重要發展，對促進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
《魏書》主張正統不是根據族稱，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漢書》宣揚“漢承堯運”以來，正統論成為史學家們聚訟不息的大問題。班固宣揚劉邦為堯之后從而確立東漢的正統地位,形式雖然較為曲折，但這個傳統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視。《魏書?序記》通過族源考索，從歷史上和血統上論證了北魏政權的歷史合法性和正統地位,但北魏政權要取得漢族士大夫的支持與承認，還需通過為北魏政權“正名”來對其現實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進一步論證。《魏書》為北魏政權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傳目設置上設立“僭偽”、“島夷”傳；二是在北魏的國號上做文章。《魏書》設立“僭偽”、“島夷”等傳，指稱和記述東晉、南朝和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稱東晉、南朝和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為“僭”為“偽”，是要說明北魏才是正統所在；稱宋、齊、梁為“島夷”，則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進文化的繼承者。前者是從政治上著眼，后者是從文化傳統上考慮。雖然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學上的反映，但從另一側面也說明了北魏認同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為北魏的政治統治找到了思想基礎和理論武器。《魏書》還較為詳細地記載了北魏國號議定的過程。從登國元年（386年）4月至天興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權的稱號始終懸而未定。天興元年6月，太祖下詔議定國號。群臣大部分都主張以“代”為號，因為“代”具有封國和地域的雙重意義。但是，在東晉皇帝司馬德宗遣使來朝時，用什么樣的國號來與東晉交往，意義就不同尋常了。拓跋??舍棄群臣之言，選擇漢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見，決定以魏為國號，以與東晉爭正統。國號稱“魏”，其意義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東晉標榜的“正朔”失去依據;二是拓跋??以魏為國號，報書于東晉，等于宣稱北魏政權才是曹魏的合法繼承者，而奪取曹魏政權的司馬氏建立的晉政權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爭取漢族士大夫的支持。這不僅迎合了拓跋??貶抑晉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漢族士人恢復魏晉典章制度文化傳統的愿望。新晨
第3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充閭”，王充閭先生也。王先生是中國當代散文大家，曾官至遼寧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年輕時曾做過老師、記者，可以說，這些豐富的閱歷和獨特的經歷，都為其歷史散文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充足的養分。
近期，王充閭出版了一本新書：《國粹：人文傳承書》。看到書名，相信充閭先生的很多老讀者都會豎起大拇指。當然，有些讀者也會大搖其頭———什么人這么自信，自稱是“人文傳承書”，不讀來驗證怕是說不過去的。這一讀不要緊，只會“越陷越深”，怎一個酣暢淋漓了得。
正如作者所說，歷史文化傳統是一座精神富礦。讀人通心，與古代的傳統對接，與古人的心靈撞擊，就能傳承一顆永遠的中國心。
也難怪作者有這樣的野心。作者認為，讀歷史，主要是讀人，而讀人重在通心。讀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與時空界隔，進入歷史傳統深處，直抵古人心源，進行生命與生命的對話。如作者讀“”的視角可謂別出新意。在曾公家書、傳記、詩文被炒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作者認為“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可親，倒是十足的可憐”。他是一個“終身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煎熬、歷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所謂“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背負上從儒家那里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后，便墜入一張密密實實、巨細無遺的羅網，他既是道德觀念的“人質”，本身也是矛盾、悖論的化身……這無疑是對那些盲目崇拜的人的一聲棒喝。
同時，作者又說，在讀人、通心過程中，不僅僅限定在作為客體對象的歷史人物身上，也可用于對作史作文者進行體察，注意研索其心跡，探其隱衷，察其原委。作者寫李白，“他的不朽，不僅由于他是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瀟灑絕塵的詩仙，而且，還因為他是一個體現著人類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作者將我們對于李白的熱愛、膜拜，歸結于“千古文人心”，因為解讀李白人生和作品的典型意義，在于他的心路歷程以及其際遇所帶來的苦樂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心態。
第4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論文摘要：城市遺產保護工作是上海城市規劃與建設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近20年的探索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法律與管理制度。文章對這一制度做了全面概述，并對其運作特點和利弊進行了分析。
上海長期以來十分重視歷史建筑和歷史地區的保護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嚴格的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制度保護了城市歷史風貌提升了城市品位弘揚了都市文化塑造了城市精神進一步凸現了上海歷史文化名城與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相互交融的獨特魅力。
上海市現有13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13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并于1989， 1994， 1999， 2005年先后分四批確定了663處共2154幢.總面積約400萬m=的建筑為優秀歷史建筑(其中6}處為文物保護單位)
2003年上海確定了中心城區12個歷史文化風貌區包括外灘、老城廂、人民廣場衡山路復興路、南京西路.愚園路.新華路、山陰路.提籃橋.江灣、龍華、虹橋路歷史文化風貌區總面積為27km’占上海市老城區的I/3e2。。5年上海又確定了郊區及浦東新區32個歷史文化風貌區，總面積約14km’。上海的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機制。
.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制度逐步完獸的歷程…學術研究為先導
早在20世紀5。年代上海就開始著手進行有關城市建筑歷史的三史(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調查工作對上海建筑歷史特別是近代建筑歷史有了初步的歸納為后來的歷史建筑保護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礎。改革開放后出版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陳從周.章明編著)和《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王紹周著)即為這一工作的記錄。
自80年代起學術界對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研工作逐步展開并不斷深入。}993年羅小未教授指導博士研究生伍江完成博士論文《上海百年建筑史(I 840.1949)并于1997年正式出版。1999年鄭時齡教授的專著《上海近代建筑風格》出版。這些成果使上海城市建筑文化遺產的基礎研究工作走上一個新的臺階。還有阮儀三教授及其領導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以及同濟大學一批教師和研究生對上海外灘.老城廂、提籃橋等歷史風貌地區和大量歷史建筑所做的長期調查與研究為上海城市建筑文化遺產的保護打下了重要的學術基礎。與此同時有關上海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學術研究工作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涌現出一大批學術研究成果并在國內外掀起一場上海熱一。上海學儼然成為一門顯學。所有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上海歷史遺產保護工作
1.2率先提出保護名單.頒布保護法規
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真正全面開始是20世紀80年代。1986年上海被國務院批準為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a 1989年在國家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的推動下上海在廣泛征求專家意見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優秀近代建筑保護名單。199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上海市第一批共59處優秀近代建筑(后來又增補至61幢)。由于當時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這6}處保護建筑只能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并參照文物保護的有關規定進行保護與管理。1991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頒布《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管理辦法》上海初步形成了由規劃局.房地資源局和文管委共同負責的管理機制。此后按照《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管理辦法》1993年、1999年和2005年上海又陸續公布了第二批175處.第三批}62處.第四批230處優秀歷史建筑一批近代產業建筑和解放以后建成的建筑也名列其中:并由規劃局負責編制保護建筑的規劃控制要求(技術規定)。
除單體建筑保護工作的有序推進之外上海市還較早地開展了歷史風貌特色區域成片保護工作。1991年上海市規劃局開始著手組織編制上海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外灘等日片區域被列為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區。1999年上海市規劃局又組織編制了《上海市中心區歷史風貌保護規劃(歷史建筑與街區)))對199}年劃定的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區明確了保護范圍和要求確定了234個街坊.440處歷史建筑群共計1000余萬平方米的保護保留建筑
1.3進一步健全法制，強化風貌區整體保護
2002年上海又在原保護管理辦法的基礎上通過市人大立法正式頒布了《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進一步提高了歷史建筑保護的法律地位并正式在法律層面上明確了歷史文化風貌區的保護同時還將保護建筑的劉像由一94，年以前建成的近代建筑擴大到包括產業建筑在內的具有30年以上的歷史建筑。根據這一條例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正式公布了中心城區一2片共27km’歷史文化風貌區。上海市規劃局隨即組織編制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0 2004年《上海市衡山路—復興路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編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正式批準為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的編制作了富有開創性的探索0 2005年上海市中心城區一2片歷史文化風貌區規劃全部編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的批準同年上海市規劃局又開始著手郊區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劃定工作。32片共141an}的郊區歷史文化風貌區在經過專家反復討論和公共媒體公示后正式劃定。保護規劃的編制工作也隨即開展
2003年一0月上海市召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建立最嚴格的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制度將上海的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工作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成立一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委員會并下設由規劃局房地資源局和文管會組成的辦公室上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又邁入一個新時期。
2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與機制
1992年一月l日起開始施行的《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管理辦法》是我國第一部有關近代建筑保護的地方性政府法令。在其頒布實施后的整整「年時間里一直規范和指導著上海近代建筑的保護工作對于上海歷史建筑的保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保護工作的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者如分類保護原則).制度框架(其中最重要者如規劃、房地.文管三個政府部門共同管理.各司其職的管理模式)自此基本形成
作為一部政府行政法令其法律地位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時該管理辦法僅涉及近代建筑的保護對于城市大規模改造中成片歷史文化風貌的保護難以約束。經過兩年多的醞釀和和各方面專家的反復討論zooz年初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第36次會議正式開始審議由市規劃局等政府部門和有關專家起草的《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草案)》。2。。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第4一次會議通過該條例并正式公布于2003年一月l日起施行。自此上海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了一部真正法律意義上的地方性法規這部條例在法律層面上確立了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法律制度.管理體制與運作機制
2:保護原則
該條例不僅是對原管理辦法法律地位的提升也更加完善了原有的管理內容與管理制度條例明確了上海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工作中統一規劃.分類管理.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利用服從保護一的原則
2.2保護對象
根據該條例上海的保護工作由單體建筑的保護擴展到歷史文化風貌區的保護并明確要求規劃管理部門應組織編制風貌區保護規劃在法律層面上明確了區域保護的要求
條例也擴展了保護對象由原先對建于一949年以前的優秀近代建筑的保護擴展到對建成30年以上的一優秀歷史建筑的保護。條例所確定的保護對象為l建筑樣式.施工工藝和工程技術具有建筑藝術特色和科學研究價值2反映上海地域建筑歷史文化特點3著名建筑師的代表作品斗在我國產業發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鋪.廠房和倉庫5其他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優秀歷史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條例在國內首次提出了產業建筑的保護
2.3分級保護
在歷史建筑保護管理上延續并進一步強調了分類保護原則即根據保護對象的價值及完好程度分為四個保護等級第一類建筑的立面結構體系.平面布局和內部裝飾均不得改變第二類建筑的立面.結構體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內部裝飾不得改變其他部分允許改變第三類建筑的立面和結構體系不得改變建筑內部允許改變第四類建筑的主要立面不得改變其他部分允許改變
2.4仍存在的問題
《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為上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設定了基本法律框架為上海歷史文化風貌區與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時也留下了一些管理上難以處理的矛盾目前上海市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保護管理是采用由規劃.房地文物三個部門分工.協同管理的體制n文物部門負責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管理房地部門負責優秀歷史建筑的保護管理規劃部門負責歷史文化風貌區和上述保護建筑的規劃管理但由于文物管理執行的是文物法文物法中的一些規定難以適用于還處在使用狀態中的歷史建筑而條例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規定又與文物法的個別條款不盡一致這樣對于那些已被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建筑就面臨著適用法律上的矛盾。為加強各有關行政管理部門的協調上海市政府在原有三部門溝通協調機制的基礎上專門設立了保護委員會辦公室「使三個政府部門能夠有一個常設的協調機制
3上海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制度的實施與操作
3.規劃管理
《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為上海的保護工作制定了一個總體框架但在具體管理中還必須有細化了的規定與要求。首先是必須針對歷史文化風貌區編制具有法律地位的保護規劃對各保護建筑制定明確的規劃管理技術規定對每一幢保護建筑提出明確的保護要求
在規劃管理上上海逐步形成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總體規劃).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詳細規劃)單體保護建筑規劃與建設管理及風貌區建設項目管理等不同層面規劃管理內容其中控制性詳細規劃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既是對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總體要求的具體體現又是具體建設項目規劃管理的直接依據。
2004年上海市規劃局以《衡山路一復興路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為試點組織開展了歷史文化風貌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編制工作為全面開展中心城區的風貌區保護規劃提供了范本目前上海中心城區一2片歷史文化風貌區的控制性詳細規劃已全部編制完畢并獲得市政府的正式批準
同時上海市規劃局還會同市房地部門和文管部門編制完成了文物保護單位和各優秀歷史建筑的技術管理規定和規劃控制要求為單體保護建筑的保護與規劃管理提供了依據
3.2建筑管理
根據《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門負責優秀歷史建筑的保護管理為此市房地資源局組織制定了各保護建筑的具體保護要求并負責將保護要求和保護義務書面告知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和有關物業管理單位「保護建筑若發生轉讓.出租行為轉讓人出租人有義務將保護要求書面告知受讓人.承租人受讓人.承租人應承擔相應的保護義務。若需對保護建筑進行修繕或有任何改擴建等改變保護建筑現狀的行為必須得到有關部門審核批準。若僅涉及建筑內部使用性質和室內布局由市房地部門負責審核批準若涉及改變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核準內容(如改變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形式.主體結構.面積.層數高度等)則必須得到市規劃局的審核批準。對于擅自拆除.遷移或不符合保護要求進行修繕的行為房地管理部門有權責令其限期改正恢復原狀并可對擅自拆除者處以相當于被拆建筑重置價三到五倍的罰款對擅自遷移者處以相當子被遷移建筑重置價一到三倍的罰款對違反保護要求修繕者處以該建筑重置價犯%以下的罰款
由于條例不涉及文物保護單位因此保護建筑屬文物保護單位的其保護管理由市文物管理部門根據文物法并參照《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負責管理。對文物保護單位的修繕工程若涉及改變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核準內容的也必須得到市規劃局的審核批準4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
根據《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從2003年起開始著手組織編制并于2005年完成了各風貌保護區的保護規劃這一規劃的編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的及時批準為上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嚴格.規范并具有很強操作性的依據
4:創新編制模式，強調整體保護，細化控制指標
該規劃屬于控制性詳細規}}l層面但又希望超出一般的控制性詳細規劃深度它不僅要包括一般控詳規劃的內容(如用地性質與建設容量控制.道路交通.市政設施.綠化景觀.公共設施配套等)同時更突出保護的要求(如保護要素的認定.保護對象的分類風貌街道與空間的保護等)建筑尺度適宜且密度適中是歷史文化風貌區的一大特點因此規劃明確風貌區內嚴格控制建筑總量核心保護區內堅持原拆原建即嚴格保持現有建筑總量并嚴格控制風貌區內新建建筑的高度
城市歷史文化風貌的保護不等于最有保護價值的建筑單體的保護真正意義的城市保護是整體意義的保護。它不僅包括那些重要建筑物的保護也包括那些重要建筑物所在整體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完整歷史街區的保護。除建筑物外道路和街巷格局街道尺度.街廓景觀.城市空間肌理.地塊尺度與形狀、綠化環境.墻面裝飾.地面鋪砌.典型材料和色彩等等都是保護的要素「
在建設控制方面規劃首先將風貌區劃分為核心保護區和建設控制范圍。核心保護區內的建設行為受到更為嚴格的控制一般不允許大規模建設且堅持原(面積.高度)拆原建原則。在建設控制范圍內明確只有允許建造的范圍需要整體規劃的范圍和一般歷史建筑.‘其他建筑拆除后的空地內才有可能允許新建.改建和擴建行為在建筑高度控制萬面按沿街建筑高度一非沿街建筑高度.相鄰建筑高度和住宅建筑高度來控制。在建筑密度方面更多考慮地塊原有密度.周邊地區平均密度等因素進行控制且規劃建筑密度不得超過本街坊現狀建筑密度的ioi以確保原有城市肌理得到延續.為保證原有街道尺度和界面得到延續允許在建筑退界.后退紅線.綠化覆蓋率等方面適當突破一般規劃技術規定。
毛2通過規劃控制，保證整體風貌達到.大程度保護
該規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對風貌區內所有建筑進行分類用歷史的眼光細致地對規劃區域內的每一座建筑進行分類在認真的甄別與鑒定的基礎上明確每一座建筑的留.改牛fit生質。事實上法定保護建筑只能保護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優秀建筑。而僅有少量保護建筑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和延續城市的整體歷史文化環境的。因此必須在更大范圍內保留那些有歷史文化特色構成風貌特征的大量背景建筑一并通過規劃審批程序確保其法律地位同時使其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這次規劃除法定的保護建筑外對其他所有建筑是保留還是允許拆除都予以明確。充分考慮規劃及房屋土地管理的操作性將風貌區內所有的建筑劃分為保護建筑.保留歷史建筑.一般歷史建筑.應當拆除的建筑和其他建筑五類。具體地說就是所有的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和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都屬于保護建筑其他具有較高保護價值或風貌特征明顯的歷史建筑在本規劃中被列為“保留歷史建筑規劃要求予以保留.一般不得拆除。其他歷史建筑(主要指建于一949年以前房屋質量較差但卻是整個區域歷史風貌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稱為一般歷史建筑允許拆除重建但重建建筑一般要求原面積原高度且必須與原有風貌相協調第四類建筑為一應當拆除建筑-即那些與歷史文化風貌不協調的各類違章搭建.危棚簡屋。第五類稱之為其他建筑即各類合法建造的多.高層建筑雖與歷史文化風貌不協調但暫時沒有條件拆除或不可能拆除的。這種分類使得風貌區內每一幢建筑留.改拆的整治措施都得到了明確的落實
4.3確立分街坊圖則.確保規劃落地
在規劃文本上的最突出之處是分街坊圖則。風貌區內所有街坊均設單頁。規劃的所有控制要求和控制指標都在每一幅街坊單頁上明確表示每一幢建筑.每一條街巷每一個空間.每一片空地和每一處庭院的規劃控制要求都在圖上清楚標識。尤其是對建筑保護分類(留改.拆性質).可建設用地范圍內的容量要求具體的建筑高度控制等圖上都應有明確規定這種圖則表達方式非常便于日常規劃管理已在目前的規劃管理中發揮了非常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4.4建立特別論證制度.杜絕抽自改變規劃
第5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論文關鍵詞：歷史文化遺產；價值取向；全面保護；動態保護
論文摘要：歷史文化遺產是世界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其保護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理念和方法不斷完善和發展，保護要以正確的價值取向為原則，堅持全面的、科學的、動態的保護方法；同時，歷史文化遺產的再利用要和保護協調統一，正確處理好遺產保護與現代化建設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遺產在現代社會中的積極作用。
“文化遺產”是指具有歷史學、科學、藝術或文化價值的人類杰作，如文物、建筑群、遺址等；“自然遺產”則指具有地質學、地貌學、生態學、生物多樣性和自然美學價值的自然地域空間，如九寨溝等；“自然文化遺產”是以具有科學、美學價值的自然景觀為基礎，自然與文化融為一體的綜合體，如黃山、泰山等。本文所研究的“歷史文化遺產”，即等同于上面的“文化遺產”。
歷史文化遺產是世界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日益受到重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理念和方法在逐步發展和完善；并且，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在現代化建設中得到了合理利用，達到了保護與再利用的協調統一。
一、遺產保護的歷史發展及現狀
從當今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斷地擴展和深化，內容也在不斷地增添和豐富。
首先，從保護對象上看，過去只有杰出的、在歷史上或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偉大的建筑作品和藝術品才得到考慮。而現在，許多由于時光的流逝而獲得文化意義的建筑物、各歷史時期的構造物及能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見證物的對象也被列人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范圍。
其次，從保護范圍上看，作為保護的對象已不再限于建筑本身。從大的方面來說，開始擴大到它周圍的建筑環境、自然環境…；從單純的建筑藝術作品擴大到與歷史文化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街區和城市。也就是說，從點的保護擴大到地段乃至城市的“全面保護”。從小的方面說，延伸到環境中的各個組成元素，包括公園和街道的裝飾小品和標志物等。
再次，從保護深度上看，文物建筑、歷史地段和城市的保護規劃，其內容原來都局限于物質方面，保護歷史遺存及其環境。但正如《馬丘比丘》所指出的，一個城市的個性和特征是其形體結構和社會發展的結果”，因而，除了物質環境以外，現在人們也開始認識到還需要保護具有濃郁地方民俗特色的典型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保護和發掘城市精神文明方面更廣泛的內容。也就是說，從單純建筑實體的保護演進到對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文化特色都加以保護的綜合概念。
此外，在保護方法及手段上，亦由過去單純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復，演進為多學科共同參與的綜合行為，采用各種技術手段，更具有多學科、綜合性和多樣化的特點。城市傳統文化的保護也從建筑師、規劃師、文物保護者單方面的參與行為轉化為更廣泛的社會調查和群眾參與(見圖1)
二、遺產保護的價值取向原則
我國的文物保護法規規定，文物具有歷史、科學和藝術三大價值，但這些價值指的都是文物自身固有的特征，基本上都屬于歷史的價值。而當文物特別是不可移動的文物日漸融人到現代生活之中，它們的社會價值便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來。世界潮流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國際文物保護組織——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簡稱ICOMOS，我國為成員國)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簡稱《威尼斯》)規定的保護宗旨是“把它們既作為歷史見證，又作為藝術品予以保護”，因此特別強調保護與修繕的目的是保存文物的歷史真實性，即我國《文物保護法》規定的“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但30年來的實踐，對何謂“真實性”，何謂“原狀”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威尼斯》規定：“對任何重建都應事先予以制止”，“任何添加均不允許”。我國《文物保護法》規定：“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但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非洲許多國家就把殘毀的原始草棚泥屋重建起來作為文物保存。我國在江西、福建也重建了不少被毀的革命紀念建筑，并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俄羅斯把古跡的重建視為保護的最高標準，莫斯科、圣彼得堡重建了大量的宮殿、教堂。日本甚至把掩埋地下一千多年的奈良時期宮殿寺廟遺址發掘出來加以重建。這就說明，各個國家、民族對文物保護都存在各自的價值取向。因此，1994年11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日本奈良舉行的國際會議上制定了一份具有重大意義的文件——《關于真實性的奈良文件》。這份文件的主要理念是：首先要承認并尊重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其次要尊重所有國家、民族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并用以檢驗各種文化遺產的真實性；第三，確定文化遺產價值的信息必須是真實的。總之，“不可能按固定的標準來判斷價值和真實性”；“真實性判斷取決于文化遺產的性質、文化遺產的背景及它的時代演變，可以同多種多樣信息來源的價值聯系起來”。我國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也規定，“因特殊情況”，經過必要的審批，文物建筑也可以重建、遷建。
根據上述的實踐和認識，當前應當明確一些新的保護理念：第一，保護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其文化價值，這種價值既有自身存在的歷史價值，也有可能發揮的社會價值；第二，保護措施取決于價值取向，只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社會價值，只要歷史價值與社會價值可以相容，無論加固、防護、修復、遷建、重建，都是合理的選擇；第三，價值的取向來源于價值判斷的信息。文物的真實性或文物的原狀主要體現在其信息的真實性，并由此決定了價值取向的合理性。
三、從大樹到森林——全面保護觀
文化遺產保護專家謝辰生先生曾提出：“以往從事文物保護工作的關注點總放在一座廟、塔等文物保護單位上，但文化遺產并不僅僅是這些，需要保護得更多的是歷史文化環境風貌，這些往往是歷史文化遺產完整性和真實性的集中體現。”文化遺產的保護如果只停留在一個個具體的物質形態上，那么，在改造后的新城市中，文化遺產的整體性就被割斷，淪為“文化孤島”。散布在新城市中的這些“孤島”，在常人看來就只能是一個被“嶄新的”混凝土、森林包圍著的古建筑或舊房子，那么渺小，那么不協調。在新一輪的城市建設中，這些渺小又不協調的“孤島”，又將成為絆腳石、攔路虎。因此，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遵循保護歷史真實載體、保護歷史環境，合理利用、永續利用的原則，確保文物古跡、歷史文化街區的真實性、完整性和相關歷史環境風貌，保存歷史原址、原物、原狀。
此前不久在紹興舉行的“全國名人故居保護和利用論壇”上，紹興在古城保護中將名人故居保護發展為名人故里保護，從保護“文物大樹”發展到營造“文物的森林”，恢復文物的原生態，專家稱此為“紹興模式”，此模式值得全國各地學習。
1．“文物孤島”現象
紹興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是一座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古城，歷史上曾是越國和南宋小朝廷的國都。在歷史的演化中，紹興形成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城市個性、清晰的歷史文脈。但是，自半個多世紀以來，紹興古城已受到嚴重破壞，僅1952年至1978年間就填掉河道17條，拆除橋梁百余座，許多文保單位也曾成為文物孤島。即便是魯迅故居，周邊的環境也慘遭破壞。1972年將周家新臺門拆除，建魯迅紀念館，一座現代建筑極不協調地矗立在魯迅故居旁。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路拓寬工程，寬僅6米、兩邊屋檐隔窗相望的魯迅路被拓展成25米寬的大馬路；咸亨酒店南新建了百草園公園，公園旁挺拔的小區樓群俯瞰著魯迅故居。
建設性破壞現象在古城中普遍存在，一個個文物孤島在現代化建設中岌岌可危。“紹興模式”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2．從“故居”到“故里”
本世紀初，紹興開始做魯迅故居保護規劃。此后有專家建議，擴大保護范圍，將魯迅少年時代生活的環境也保護起來，恢復魯迅當年生活的原貌，建議將魯迅故居保護擴大成為魯迅故里保護，并進而保護整個歷史街區。2002年8月，由清華大學和紹興市設計院共同完成的規劃方案終于通過了評審。在這個方案中，保護范圍已從故居擴展到故里，保護面積從14公頃擴增到51．57公頃。
魯迅故里2003年9月25日對外開放后，馬上引來好評如潮。保護名人故里并不僅僅是保護一兩幢建筑，還需要保護建筑周圍的環境，營造出歷史人物的成長生活環境。
3．從大樹到森林
紹興模式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從保護“文物大樹”到營造“文物森林”，以恢復文物的原生態。“森林說”源于著名學者吳良鏞教授提出的保護歷史街區的概念。
紹興是一座沒有圍墻的露天博物館，市區有74處國家和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79處文物保護點。紹興古城是個整體，是一片森林，魯迅、秋瑾、等名人故居都是一棵棵大樹。但是這些大樹如果孤立地存在，那就成不了森林，要營造大樹周邊的環境，恢復其歷史風貌，把文物的大樹連成森林，產生森林的生態效應，恢復文物的原生態。紹興歷史街區的修復把一棵棵文物大樹連成文物的森林。魯迅故里、倉橋直街等歷史街區，以粉墻黛瓦、竹絲臺門、烏黑柱廊、棕色油漆為基調的紹興傳統民居和諧淡雅，江南歷史文化古城的原生態氣息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四、科學、動態的保護觀
1．現代科學的保護觀
科學地保護文化遺產是通過對具體保護對象的分析研究，探索符合客觀規律的保護方法的過程。古建筑、石窟寺、近現代建筑等借助于物質的實體傳達了不同歷史時期人類生存的信息，保護即是現代人對這些物質實體實施的干預，其目的是延緩物質實體的蛻變從而使歷史文化信息更真實完整、更長久地傳遞下去。
各學科的綜合、分化、再綜合體現了科學技術進步的軌跡。新的科學突破和學科生長點往往發生在學科交叉點上。文化遺產的保護同樣需要科學技術的手段和多學科的合作。
但是，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界仍然存在著學科割裂現象，參與遺產保護的學科門類較少，且多是單兵作戰，這種現象制約了保護技術的提高和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在許多人眼里，歷史學、考古學是文物保護行業的正宗，其他學科即便參與，往往只在局部的項目上。文化遺產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其生存環境的多樣性使得保護工作的任何一個環節都需要多學科的參與合作(見圖1)。因此將現代科學“聚散共生”的概念引入文物保護領域，孕育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學是十分必要的。
2．動態保護觀與“可逆性”原則
人類對客觀世界和科學的認識始終在進步和發展中。即將公布的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今后繼續公布的第七批、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逐年擴大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不斷公布的歷史文化名村名鎮，日漸豐富的考古發掘成果……都說明文化遺產判定標準是一個動態的認識過程。同樣，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和保護技術的提高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認為今天所實施的保護措施可以使文化遺產一勞永逸的留存下去，就可能產生過度的行為。動態保護觀即是肯定事物的發展變化過程，用發展的觀點看待問題，為發展留下余地。
“可逆性”原則是動態保護觀的最好體現。即在還不能夠肯定現今所實施的保護方法和所采取的保護措施是最科學最有效的時侯，應當采用最少干預與最簡單的加固措施，以為今后的發展留有余地。例如，對考古發掘后的遺址，如果沒有恰當的保護措施，就應當盡少地發掘和展示。
五、歷史文化遺產的合理再利用
1．遺產保護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
如何處理好城市現代化建設和文物遺產保護之間的關系，也是遺產地面臨的普遍問題。現在很多地方出現了重申報輕保護的現象，還有一些地方把世界遺產當作發展經濟的“金礦”，進行掠奪性開采和利用，結果使“遺產”受到傷害，甚至導致不可修復的破壞。不少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等以“現代化”建設等名義，大興土木，大毀古建，甚至置國家文物保護法律于不顧，將已明確劃定的文物保護單位夷為平地。還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保護一部分，拆毀或改建大部分。有的則將文物古跡拆毀后在異地重建，實行所謂的“異地保護”。
文物保護與城市現代化建設之間，并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關鍵在于如何科學合理地布局。據英國文物建筑學會的統計，20世紀70年代舊區改造所破壞的具有文物性質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炮火摧毀的還要多。中國文物保護界也有類似說法，即中國改革開放20年來以建設的名義對舊城的破壞超過了以往100年。
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是文化遺產大國，其成功的經驗值得借鑒。歐洲城市大多規劃設計科學，布局合理，古代建筑、文物古跡與現代化建筑渾然天成，整個城市既是美麗的花園，又是一個別致的“大博物館”。這自然與其現代化進程和社會大環境密不可分，也與文物保護的理念息息相關。法國普羅萬小城位于巴黎以東80公里處，11—13世紀曾是歐洲商旅往來于北海與地中海城市間的必經之地。如今，這座小城從整體布局到每個建筑的風格，都保持著中世紀歐洲古城的濃厚韻味。所以說，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并不矛盾。
2．正確發揮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的積極作用
(1)歷史例證。這是作為文化遺產首先要發揮的作用。文化遺產不僅可以證明歷史，而且可以補充歷史、修正歷史，甚至可以成為一部實物的歷史，包括各種歷史的例證，如社會發展史、科學技術史、文化藝術史和各門專史。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文物保存門類豐富是一個很大的優勢，文化遺產在這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
(2)科學研究參考。我國許多文化遺產蘊藏著許多科學技術的成果，有些東西今天還有重大的現實價值，如天文、冶煉、化學、水利等，都是值得研究并加以應用的。
(3)實物教材。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而又富有革命傳統的民族，在許多文化遺產中凝聚著先輩們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精神和聰明智慧。這些文化遺產正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歷史唯物主義教育、科普教育等的生動教材]。由于文化遺產是實物例證，借此進行形象化教學，收效更大。
(4)創新借鑒。改革創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從歷代留存的文化遺產上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憑空的創新也是沒有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展的。文化遺產在這方面可以為改革創新提供實物的、形象的借鑒。
(5)文娛欣賞。有許多文化遺產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能給人們以美的享受，陶冶精神情操，提高文化素質。
(6)旅游參觀。文物古跡是旅游參觀的重要對象，是發展中國式旅游的優勢。萬里長城、故宮、十三陵、云岡、龍門、敦煌、秦始皇兵馬俑等都是旅游的熱點。
在此以名人故居的保護與利用為例，其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從目前我國名人故居的規模、建筑風格等因素看，一些規模較大或建筑形式非常獨特的名人故居適合開發成旅游景觀。如杭州清代巨商胡雪巖故居，占地面積0．67公頃，故居建筑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修復開放兩年來游人如織，成為當地的一大新景觀。一些瀕臨風景名勝區的故居，也可以修復作為景區的一處景點對外開放。但大多數名人故居坐落于老城區的街巷民里，建筑形式與其所生活時代的民居并無大異，曲徑通幽，交通不便，游人難免稀少，這時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形式。一些在國內、國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人故居可以改建為紀念館、紀念地、研究學會等，舉辦與名人有關的展覽、學術講座等活動，吸引一批研究學者群體；一些位于居民小區內的名人故居，可以結合社區文化建設，將其建成針對不同層面讀者的圖書館、閱覽室等，為社區居民提供文化服務，也可供游人參觀、休息、閱讀；一些位于老城觀光旅游區的故居，可以在室內進行適當改造供居民居住，居民可以搞一些經營活動。如云南麗江古城、安徽宏村古民居村落，游人自由出入，參觀游覽與居民生活兩不誤。或者，將一些名人故居進行修繕后由原住戶居住，政府給予適當補助，住戶不得隨意改變故居的外貌、內部結構等，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保護辦法。又如，為使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得到有效保護，山西平遙縣將在四年內從古城遷出兩萬多居民，古城內所有單位將搬遷出城，城內人口減少到兩萬人，生活中心區也移至城外。有關專家指出，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這是我國為保護世界遺產首次大規模遷移城鎮居民。目前，僅有2．25平方公里的平遙古城雖歷經滄桑卻保存完好，向人們展示出一幅明清時期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展的完整畫卷。同時，長期以來困擾著人們的文物保護和經濟發展、公民生存發展權之間的各種復雜而尖銳的矛盾，從中得到了解決。類似的例子還有麗江古城的保護，同樣采取了“保護古城、另辟新城”的模式，今日的麗江已經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遺產地的一個標牌，在中國所有的歷史文化名城里，它的保護和發展是做得最好的，我們更希望它通過自我完善，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一個經典之作。
第6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邢臺市鹿城崗古城遺址保護方案在通過對古城遺址的保護過程中與周邊保護范圍有機結合起來，將鹿城崗古城址賦予新的游憩、運動、健身功能，在保護遺址的同時，也創造出具有傳統意味的城市公園。
關鍵詞：歷史文化遺址、古城遺址保護、城市公園
Abstract: With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suffering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was draw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the ancient city ruins protection, City Park
中圖分類號：G623.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前言
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個城市的記憶，是歷史的見證，是歲月的化石。它承載著一個城市的文化脈絡，記錄著一個地區的文明。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的寶貴財富，值得人們保護和傳承。正如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的:“老建筑對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沒有他們，街道和地區的發展就會失去活力。
2、背景
鹿城崗遺址是西周古城遺跡，位于河北省邢臺市西北20公里處的西沙窩村，是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于缺乏必要的保護，古城遺址破壞嚴重，為了更好地保護古城遺址和合理的發掘利用，將該古城遺址規劃成鹿城崗古城遺址公園。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所專家實地考查后認為:“該遺址為古城遺址無疑。城墻內夯層、夯窩十分清晰。城墻已遭破壞，但西、南兩面仍高于地面約6米，遠看城郭十分清楚，城墻夯土非常純凈。根據城墻規模、城墻基、夯土層、夯窩以及出土陶片、瓦當等判斷，此城墻建筑可能早于春秋，很可能是在西周。
早在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鹿城崗南側發現、發掘出“南小汪西周邢國遺址”，當時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青銅、玉器以及河北省第一片西周甲骨文;1993年在鹿城崗北面輪胎廠附近發掘出“邢侯墓地”。一系列的記載和考古發現預示著鹿城崗遺址與邢國的都城有著密切的關系。它的發現不僅對邢臺歷史、對河北省乃至全國的歷史研究都有重要意義和重大價值。
3、遺址的保護及開發利用
3.1遺址保護
3.1.1古城遺址現狀
據200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調查，城址平面略呈不規則形，南垣約805m；西垣約617m；北垣約591m；東垣約850m。其中南垣、北垣基本呈平直的東西走向，東垣大致呈東南――西北走向，西垣較曲折，約呈東南――西北走向，現存西城垣中部偏西有一豁口。西城垣南段外側取土剝落的立面可見清晰的夯層，厚約7-8cm，最厚的達10-12cm，城墻系夯筑而成夯面為圓夯，局部取土坑穴暴露有夯窩，夯窩較密，直徑約6-8cm。城墻基寬20m左右，地面城垣墻體完整處高達6m。
城址內出土遺物主要出于城垣坍塌堆積中，有陶器、銅器和石器三類。陶器有板瓦、筒瓦，銅器為小件青銅器，石器為斧。鹿城崗古城址西南部有一自然崗阜（俗稱鹿城崗）地勢最高，遍布爆破取土坑，基巖。北部及東部地勢低洼且較平坦，多為農耕地，廣植棗樹、小麥、棉花等作物。數條田間道路南北向穿城址而過，城址內遍布爆破取土坑，基巖。
3.1.2、古城遺址保護原則
（1）修舊如舊，維護鹿城崗古城址的原生性原則
文物最寶貴的特性就是其原生性，文物保護就是要盡可能保護文物從誕生起的整個存在過程直到采取保護措施為止所獲得的全部信息，即它的歷史的、文化的、科學的、情感的等等多方面的價值，不僅要保護文物本身，還要保護文物周圍必要的空間環境。
（2）整體保護原則
需強調整體保護大于個體保護，不但要保護文物的個體，而且要保護文物的環境、歷史地段。
（3）保護、開發利用相結合的原則
將鹿城崗古城址賦予新的游憩、運動、健身功能，在保護遺址的同時，也創造出具有傳統意味的城市公園。
3.1.3鹿城崗古城遺址保護方案
為了整體地保護歷史文化遺址的形態及文化內涵，根據古城遺址的現狀及發展，確立了“核心保護區、保護區及建設控制地帶”的總體保護框架。
（1）核心區
鹿城崗古城城墻遺址以內為本次保護規劃的核心區。核心區范圍線向內36m為古城墻保護范圍。
（2）保護區
鹿城崗古城城墻遺址向外0-200m范圍內為本次保護規劃的保護區，占地規模67.10 hm2。
（3）建設控制地帶
鹿城崗古城城墻遺址向外200m-500m范圍內為本次保護規劃的建設控制地帶，實際規劃中結合城市路網進行了局部調整，占地約133.72 hm2。
3.1.4展示規劃
（1）在已經發掘解剖的地段采用不銹鋼、有機玻璃等現代材料固定已經解剖的剖面，展示古城墻的原始風貌。
（2）核心區內部保存現狀地形地貌，充分利用現狀小路完善核心區內部的游覽路線，種植小喬木，增加古城址的綠化率，在不影響文物保護的前提下，增設管理用房、售貨亭和公廁，改造利用現狀采石坑，創造優美宜人的景觀。
（3）保護區內部，在不影響文物保護的前提下，0-100m范圍內規劃綠地、休閑廣場、運動場地、水上樂園、建設步道、停車場等；100-200m范圍內規劃民俗風情園，展示邢臺地方的風俗民情。
3.1.5保護措施
（1）保護范圍內不得進行其他建設工程或者爆破、鉆探、挖掘等作業。因特殊情況需要在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范圍內進行其他建設工程或者爆破、鉆探、挖掘等作業的，必須保證文物保護單位的安全，并經核定公布該文物保護單位的人民政府批準，在批準前應當征得上一級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同意。
（2）建設控制地帶內進行建設工程，不得破壞文物保護單位的歷史風貌；工程設計方案應當根據文物保護單位的級別，經相應的文物行政部門同意后，報城鄉建設規劃部門批準。
（3）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內，不得建設污染文物保護單位及其環境的設施，不得進行可能影響文物保護單位安全及其環境的活動。對已有的污染文物保護單位及其環境的設施，應當限期治理。
（4）一切考古發掘工作，必須履行報批手續；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應當經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都不得私自發掘。
（5）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加強文物保護的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文物保護的意識，鼓勵文物保護的科學研究，提高文物保護的科學技術水平。
3.2鹿城崗古城遺址公園規劃
3.2.1、規劃理念
以“走近文化綠園，感念古城遺韻”為公園設計理念，在加強公園歷史文化的厚重感與滄桑感的同時，注重園林綠化景觀的親和性，既是“遺址的”又是“公園的”，即利用古城遺址這一珍貴歷史文物資源而規劃設計，將遺址保護與景觀設計相結合，鹿城崗古城遺址保護方案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對歷史的人文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再生、即充分挖掘了城市的歷史文化內涵，體現城市文脈的延續性，又滿足現代文化生活的需要，體現新時代的景觀設計思路。
3.2.2、規劃構思
鹿城崗古城遺址公園規劃在保護范圍內以古城址保護為主，在保護的基礎上利用現狀地形地貌、現狀道路等條件滿足功能要求，協調保護范圍內不同用地的關系，結合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優化整體環境，將鹿城崗古城遺址公園規劃為集鹿城崗古城遺址保護與休閑、運動、健身、娛樂功能相結合的綜合性公園。
3.2.3規劃布局
根據文物保護要求，按照功能分為古城遺址核心區、休閑健身區、體育運動區、水上娛樂區及停車場五個功能區。
（1）、古城遺址核心區
古城遺址核心區內部根據現狀的道路及規劃道路確定四個出入口，各設一個出入口廣場遺址公園保護區內主要是結合現狀地形地貌，對古城墻遺存加以保護，對現有的采石坑及道路加以修復整理。在不破壞歷史遺存的同時合理安排服務用房、園林管理用房及公廁。
在利用原有植被的基礎上進行梳理、填補，以豐富景觀植物的種類。在植物配置時以保護文物和生態造景為原則，以營造多種形態各異，色彩豐富的小森林、樹叢、疏林灌草叢、林蔭帶等植物景觀。從而獲得穩定、多樣的植物群落景觀。選植鄉土樹種，常綠樹和落葉樹相結合，與灌木、地被、水生植物形成多層次的植物群落，分隔豎向空間，創造植物群落的整體美。
（2）、休閑健身區
在休閑健身區相對平緩林蔭地帶配置生態健身設施，有棋盤廣場、太極廣場、街舞廣場、演藝臺、健身步道、兒童娛樂等配套設施，結合道路、休閑場地及遺址公園出入口設置小型停車場。做到節約環境資源，體育休閑美化的有機結合，將審美與實用、觀賞與休閑、運動與娛樂進行融合，為市民提供體育休閑場地的同時，也為市民提供一處空氣新鮮的天然氧吧。
喬灌草合理配植綠地的生態綠量遠大于大草坪的綠量，規劃中極少采用草坪，盡可能利用品種較多的植物進行植物配景。大喬木的種植也能產生很好的綠廊效果。列植銀杏、楊樹，夏天可以遮蔭，冬天落葉可以使人們充分享受陽光。點植合歡、饅頭柳等，以豐富植物景觀。灌木樹種考慮到植物的季相變化所產生的不同景觀效果。上層喬木以落葉樹種為主，形成上層界面空間，以保證夏季的濃蔭和冬季的充足陽光。中層灌木以常綠樹種為主，結合配置觀花、觀葉、觀果及芳香樹種。下層采用耐蔭的低矮花灌木、地被及綴花草地。
(3)、體育運動區
該區域重點提出運動、健康的主題，主要由網球場地、門球場地、羽毛球場地、籃球場地及足球場地組成。
(4)、水上娛樂區
規劃設置休閑沙灘、表演舞臺、音樂噴泉、組合滑道、大喇叭、兒童戲水區等。
(5)、停車場
設置在水上娛樂區與體育運動區之間，設有小型車和大型車輛的停車位。在休閑健身區還設有多處小型停車場。
停車場采用嵌草磚等透水性材料鋪裝，綠化以落葉喬木為主，并做到喬、灌、草相結合。為合理利用空間，停車場所種植樹木選擇規格大、分枝點高、成蔭快的國槐、白蠟等樹種。
4、結語
鹿城崗古城遺址保護方案通過對遺址的保護及遺址公園的建設，既保護了歷史文化的遺存也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更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個休閑娛樂的理想場所。
遺址的保護“不只是為了過去而過去，也是為了現在而尊重過去。” 鹿城崗古城遺址公園的建設不僅弘揚了古文明，也對民眾展示了歷史文化脈絡。
參考文獻：
1、《邢臺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
2、李海燕，權東計國內外大遺址保護與利用研究綜述 西北工業大學學報 2007（09）
第7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旅游資源評價主要是指學者關于高句麗遺產的旅游資源特征分析、旅游資源價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遺產作為區域旅游的資源優勢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東北師范大學韓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區”旅游資源特征時，專門論述了該旅游區的人文資源的高句麗特色［1］。韓杰是較早對高句麗遺產進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學者，但其研究并非專門研究，只是把高句麗遺產作為區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夠深入。同樣，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論述集安市旅游資源特征時，第一點就特別指出高句麗文物古跡馳名中外［2］。2004年，高句麗歷史遺跡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后，其品牌價值意義凸顯，學者對其的評價也有所不同，多數是以世界遺產的角度進行的。劉貴富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為集安市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源，作為具有廣域旅游市場的國際級旅游地，對游客產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資源無法比擬的［3］。李亞麗、李悅崢在分析集安旅游資源特色中強調的前四點，全部是高句麗世界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4］。胡黎霞認為，集安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旅游文化價值主要體現在豐富的古跡遺存、獨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麗王室貴族壁畫墓幾個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具有藝術欣賞價值、美學價值、科學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6］。王曉南認為，高句麗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旅游經濟價值，高句麗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其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原生態的文化特征［7］。陳玲玲、孫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資源從數量、類別和質量上都具有極佳的資源本底優勢，其中文化遺產資源具有壟斷性優勢，申遺成功后又具備了極強的品牌優勢［8］。朱尖等在對集安市旅游資源整體布局、功能分區研究中對高句麗世界遺產資源進行了專門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運用定量分析法對高句麗遺產資源進行了評價;齊蘭蘭在其碩士論文中運用層析分析法對集安市旅游資源進行了評價，結果顯示洞溝古墓群旅游資源價值高、開發潛力大。丸都山城文物價值較高但基礎差，開發潛力不佳［11］。朱尖同樣運用層次分析法評價了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12］。從眾學者的研究可得出結論:高句麗遺產作為旅游資源(尤其成為世界遺產以后)有著極強的優勢，不管是資源本身的價值，還是申遺之后的品牌價值，都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
2旅游開發利用研究
關于高句麗世界遺產的開發利用，是學者們較早開始研究的領域。筆者在文獻整理時發現，早期的論文基本都是以開發作為專題研究的，雖不是專門針對高句麗遺產，但文章內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遺產的開發問題。韓杰在對“通化—集安區”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時，景區劃分了集安副區，羅列了副區內的主要景點，設計了高句麗文物古跡游覽線，并對旅游區開發程序及旅游區建設進行了研究［1］。李秀霞對集安旅游資源開發劃分了洞溝高句麗古文化、朝鮮族風情游覽區，并且強調開發應當突出高句麗歷史文化古跡的特色，還要廣泛的宣傳，提高其知名度［2］。王麗麗、崔庠提出高句麗文化遺存的科普旅游開發，指出古高句麗國文化遺存類科普旅游具有壟斷性，應作為科普旅游開發的重點，指出應深入挖掘歷史遺跡的文化內涵，要加大宣傳促銷力度;加強基礎設施與配套服務等方面的建設;關注旅游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建立規范的解說系統;適當增強游客的參與性、娛樂性旅游項目，再現古高句麗族人的生活、生產場景，深化游客對高句麗文化的理解［13］。王麗麗、崔庠較全面系統地規劃了高句麗科普旅游發展的實現路徑，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學，具有前瞻性。李亞麗、李悅崢研究強調發展集安旅游業要充分利用高句麗這一獨特資源，開發具有高句麗民族風情的歌舞表演，重現高句麗祭祀、出巡、狩獵、婚禮場面［4］。針對世界遺產的進一步發展問題，陳紹輝、陳楠分析了集安旅游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指出旅游業發展要進行體制改革，積極引進資金和人才，加大宣傳力度，同時為解決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開發要廣泛宣傳、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構建合理旅游網絡，精心設計旅游線路并保護旅游資源［15］。王春艷研究了高句麗文化遺產區域旅游開發的省際合作問題，指出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所在地地跨吉林與遼寧兩省，兩省旅游地地域相鄰、交通便利、自然條件相似，旅游資源存在明顯的互補性，構成了高句麗文化發展的完整畫卷，在旅游資源開發和市場營銷方面有著廣闊的合作前景。此外，區域內人民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際合作潛力巨大［16］。陳玲玲等運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遺產旅游發展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遺產旅游的發展策略:確立旅游發展定位，加強城市品牌營銷;完善基礎設施，提升交通網絡通達性;拓寬投融資渠道，扶植旅游企業;以及加強區域合作，協同發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麗世界遺產發展修學旅游的想法，并從理論和實證上進行了研究［18］，又對集安市旅游資源深度開發提出了建議［10］。
3遺產資源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研究
保護是遺產能夠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遺產旅游業發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關遺產旅游的異化問題，常常會出現在報紙和學術期刊上。如對遺產資源認識不清，遺產旅游的嚴重趨利化，盲目開發、錯位開發，遺產旅游的功利主義盛行，遺產原真性的喪失與變異等。如何能夠更好地發展遺產地的旅游業，弘揚和傳承遺產資源，同時又能對遺產進行有效的保護，這是目前業界極為關注的問題。2004年就在高句麗歷史遺跡申遺成功之時，就有學者告誡:高句麗不容在開發中破壞。申遺說到底是為了使這一人類的共同財富獲得更大范圍、更高規格的重視和保護［19］。劉貴富強調了高句麗世界遺產地可持續發展存在游客劇增、承載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發展滯后、旅游經濟增長與粗放經營并存的問題和矛盾，指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是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生態旅游的必然選擇［3］。田大方等探討了高句麗王城的保護策略，文章指出高句麗王城空間格局，城防體系等城市設施保存較好，因此高句麗王城遺產保護應遵循整體性保護的原則;同時，由于王城內歷史遺存類別較多，且遺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對待個體遺存應采用多元化保護模式［20］。張金勝認為，面對集安這樣一個已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而論，歷史保護是其城市總體規劃的靈魂所在，是總體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從健全古城保護管理機構、更新基礎設施與宜人尺度、旅游開發與居民生活協調方面對高句麗古遺址的歷史保護提出具體建議［21］。耿鐵華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的保護理念和實際操作都存在很多問題，就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而言，其保護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文物遺跡本身的保護，二是文物遺跡周圍環境的保護［22］。張巖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詳細探討了高句麗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實施路徑［23］。艾嘉西認為，保護高句麗遺產資源要完善政策，讓遺產保護有具體可實施的法律政策依據;加強政府在保護上的投入力度，鼓勵普通民眾參與到遺產保護的工作中來［15］。周博根據申遺成功后集安遺產旅游與遺產保護所表現出來的互利關系，證實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即從系統全面的角度出發，在政府宏觀控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專家學者的智力支持對文化遺產旅游景點進行深度開發;發揮社區居民的主觀能動性，實現社區參與遺產旅游開發;將文化遺產旅游資源與自然旅游資源組合，實現自然與人文的協調發展，既保護自然環境又保護文化遺產［24］。于富業專門探討了五女山城遺產的保護問題，提出了構建危機管理保障體系、建造高句麗歷史文化珍藏館、踐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三個方面的保護對策［25］。李亞麗在其碩士論文中對集安市旅游進行了總體規劃，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對高句麗資源和環境保護問題進行了詳細研究［26］。陳玲玲運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了文化遺產旅游可持續綜合評價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遺產為例，對集安高句麗歷史遺跡的發展現狀進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麗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還處于過渡階段，并針對現狀提出了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和建議［27］。此外，董峰［28］和韓福今［29］對高句麗遺產保護與城市建設做了研究;陳同濱［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麗遺產規劃的原則和保護的理念。遺產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是個永恒的話題，也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高句麗遺產旅游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在總文獻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專題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獻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護問題。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獻量較少，不能單獨分類其研究成果。耿鐵華探討了高句麗文化研究與長白山區旅游資源開發的關系，指出長白山區的旅游資源豐富、類型齊備、內涵深遠、特色獨具，特別是高句麗文物遺跡資源已成為我國東北地區文化歷史與旅游的一大特色，對高句麗文物遺跡的保護研究、開發利用，能促進長白山區旅游事業的發展［32］。呂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遺產旅游社區為個案探討了世界遺產旅游與社區參與的關系，指出集安市遺產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困境表現在:居民參與的人數少、居民參與的范圍窄、居民對旅游業的了解程度底、居民處于被動參與狀態，作者從社區發展的激勵機制、責任機制和制度建設提出了具體構想［33］。劉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傳播問題，運用傳播學、廣告學、旅游地理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傳播過程中存在的癥結，并通過借鑒成功旅游城市案例，從政府、公眾、媒體三個角度切入，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傳播策略［34］。許偉民在其碩士論文中對集安市旅游市場發展戰略進行了專門探討，指出集安作為新興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麗文化遺產申遺成功之后，應加大宣傳集安的旅游資源，極力吸引國內外游客，具體應在政策、組織、體制創新、媒體宣傳等方面給與保障，極力拓展旅游市場［35］。
5總結與展望
第8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概念、范疇的演變，是人類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識量的擴大和認識過程的遷衍、裂變、深化。抓住“文學”概念的濫觴、遷衍、分裂、整合、深化、發展、往復、成立的運動過程，解析這一概念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場合、不同人群中的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特定內涵，并揭示這一概念運動的內在依據、外部條件、運行機制和演進路徑，對于認識和理解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歷史文化意蘊和民族藝術精神，無疑是十分有益的。何況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文學理論、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發展，無不與傳統文學觀念息息相關，因此，這樣的工作可以為文學研究的發展提供借鑒。
“文”和“學”在殷商時期是各自獨立的概念，“文學”的概念并未產生。齊洲教授通過對甲骨文、金文中“文”和“學”的語義研究，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物的“二重證據”，論證“文”的符號原義在殷商指“文身”，是一種原始巫術殘余，并不作為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動的必要內容，也不能反映殷商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故殷商學校里沒有“文”教，殷商甲骨文中也沒有“文學”概念。不過，“文”的概念在殷商甲骨文中被普遍使用著，并慢慢發展著，逐漸衍生出具有審美的、道德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內涵，它后來與“學”結合成二字詞“文學”，既蘊涵了新的社會文化信息，表達了新的社會意識形態，同時也是對傳統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教育成果的繼承、發展和超越。“文”與“學”后來結合成新概念，經歷了西周時期社會文化從“觀乎天文”到“觀乎人文”的轉換，經歷了春秋時期價值觀念從以“世卿世祿”為不朽到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的轉換。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對孔門“四科”與“四教”條分縷析和細致比較，可見“文學”實為文治教化之學，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內涵：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對西周以來社會上層建筑的一種概括：從教育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培養人才的一種類型：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鼓勵學生從政的一種方式；從文化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對儒家學術的一種指稱。“文學”觀念的這種普泛性正反映著春秋末期社會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還沒有得到分門別類發展的客觀事實。而被譽為有“文學”之長的子游、子夏，在孔子逝世后各自傳釋和強化了孔子思想的某一方面，從而帶來儒家“文學”觀念的分裂和遷衍。孟子與荀子的“文學”觀念正是“游夏文學”分裂后儒家“文學”觀念的新發展和新變化。前者強調文學的人化，把“文學”作為展示君子人格的窗口，從而凸顯“文學”作為人的精神產品的屬性；后者主張人的文學化，認為“文學”是改造人性和社會的一種工具，從而使“文學”成為人文知識。孟子將文學消融于先驗的人類善良本性和理想道德人格的提倡之中，夯實了文學是人學的內在價值；荀子則將文學與人的本性（惡）對立起來使之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意識形態，從而完成了“文學”作為人文知識體系概念的建構。“文學”概念的演化過程，在齊洲教授的筆下，既是一段文學史，也是一段文化史。
再如，“修辭立其誠”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觀念，齊洲教授詳細討論了“修辭”和“立誠”這兩個概念，檢討了宋元明清學者對這兩個概念的辨析，申述和補充了唐人孔穎達對這兩個概念的解釋。他認為，“修辭”和“立誠”這兩個概念，都必須放在《易傳》所表達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修辭”反映了從巫史作辭、正辭、用辭到春秋時期政教和外交辭令的發展：“立誠”則主要強調歷史傳承的官守職業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修辭立其誠”是要求修辭者持中正之心，懷敬畏之情，對自己的言辭切實承擔責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達，并預期達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中“敬言”、“謹言”、“慎言”的優良傳統。這一觀念繼承和發展了殷商以來卜筮文化傳統中強調“中正”職業操守和“思成”文化心理等許多重要思想和情感，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對中國文學、文章學、修辭學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后來文藝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這樣的討論，都是很地道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并非只關注“文學”概念的演進，而是將“文學”概念放在其所發生的整個社會歷史中進行動態考察，清理文學觀念建構的過程、原因和機制。即是說，是按照“發生學”的要求去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生，構建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因此，“歷史文化語義學”還不能完全概括這些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而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藝術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也被很好地運用到這項研究中，使得這些研究具有更加開放、更加新穎、更加全面、更加厚重的特點。
第9篇：歷史文化意義范文
摘要：中國有著數目眾多的考古遺址類文物，體現著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發展脈絡。目前，考古遺址保護已經成為文物保護領域的重頭戲，各地掀起了建設考古遺址公園的熱潮。遺址展示已經成為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遺址公園平臺進行優秀傳統文化展示，對于考古遺址公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文化展示 考古遺址 遺址公園
中國是世界上地域遼闊、歷史悠久、文化傳統不曾中斷的多民族統一國家。遺存至今的大量文物古跡，形象地記載著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進程，它們不但是認識歷史的證據，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民族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1] 考古遺址不僅在物質遺存方面具有特殊性，在其文化層次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個性。如何全面地去認識一個考古遺址，就需要從物質和精神文化兩個方面入手。目前，遺址展示已經成為中國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重要手段，能夠揭示出遺址在物質層次方面的內容。相比較而言，傳統文化展示（文化展示）則尚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在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中的實踐也顯得非常不足。總之，傳統文化是考古遺址靈魂，決定著考古遺址的歷史文化定位。考古遺址是承載傳統文化的物質基體，見證了歷史人群的社會活動。因此，傳統文化與考古遺址是相互依存的，其關系正如人體和靈魂的關系。
毫無凝問，考古遺址只有通過文化展示才能夠盡可能地揭示其蘊含的“傳統文化信息”，而相關的傳統文化只有通過考古遺址平臺才能夠進行“再現性”的展示。文化展示可以將考古遺址與其表征的傳統文化連接起來，使人們能夠在了解考古遺址的同時，認識其相關的歷史。
遺址展示和文化展示是考古遺址保護的兩個重要方式。遺址公園建設始于日本，由于他們重視遺存的可觀賞性，因而特別注重利用遺址和文化展示方式“再現”遺址的歷史風貌。事實上，西方很多國家都同時采用了這兩種方式進行本國考古遺址公園建設。
依據旅游學對文化展示的定義，可以將考古遺址公園方面的文化展示定義為：以特定的傳統文化內涵為線索，以考古遺址公園為載體，將抽象的傳統文化主題通過具象的形態展示出來的一種場景設計方式。[2]文化展示是全面揭示考古遺址的文化內涵、弘揚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一、文化展示有利于全面詮釋考古遺址內涵
遺址展示和文化展示是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兩種重要方式，我國也已經從過去重視遺址展示，逐漸地朝著并重遺址和文化展示的方向發展。例如：西安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一直都非常注重遺址展示工作，廣泛地利用景觀營造、數字手段和輪廓表示展示模式；一些遺址目前也開始了相關的文化展示方式，如大唐公主出嫁儀式，就是在丹鳳門前按照唐代風俗習慣展示皇室嫁娶活動。
文化展示可以借助于遺址展示提供的場所，利用相關手段展示與遺址相關的傳統文化內涵，其有益于全面詮釋一個遺址的傳統文化特色，加深人們對考古遺址和相關歷史文化的認識。例如，英國弗拉格考古遺址公園是英國重要的一處青銅時代遺址，它將遺跡展示和文化展示協調統一起來。該考古遺址公園展示了部分古代遺跡出土時原貌，借以展示給游客古代遺址埋藏狀態，同時也喚起人們對遺址的保護意識。同時，它廣泛地采用了多種文化展示手段，如考古培訓、實驗考古、歷史文化活動、多媒體演示等手段，使游客從被動的受眾成為主動的參與者。
二、文化展示有利于考古遺址公園的保護
中國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期，給考古遺址的利用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也給遺址保護帶來了挑戰。事實上，中國諸多考古遺址都采用了完全展示遺址發掘現狀的方式進行遺址公園建設，將珍貴的遺址置于各種腐蝕因素之下，遺址保護問題日益凸顯。文化展示可以減少游客對文物實體的關注度，有效地減少文物面臨的保護壓力。如，日本的吉野里考古遺址公園就是在覆土的遺址上復原古代建筑極其相關文化內涵，僅僅展示了極少部分的考古遺跡，有效地保護了遺址。
三、文化展示有利于文化旅游的發展
文化旅游是旅游現象中最為古老的形式，在當今國際旅游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遺址公園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如何將傳統文化信息展示給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文化展示對于文化旅游業的發展是至為重要的，可以彌補遺址展示的缺點。文化展示可以將傳統文化以多種形式展示給大家，從而避免了文物帶給受眾的靜寂感，使受眾在生動活潑的氣氛中，或者親身參與中，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此外，文化展示還具有無限擴展性，可以不斷地衍生新形式和內容，吸引旅游者再次游覽，為遺址旅游開發提供源源不斷的新資源。
四、文化展示在考古遺址文化產業開發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文化產業園建設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文化產業園作為文化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聚集，可以形成集創新、孵化、管理投資、后勤和產權交易等系列功能為一體的文化產業組織形式。
目前，國內許多地方開展了文化產業園建設計劃，其中很多都是以考古遺址為依托，如西安建設五大文化產業園計劃，涉及考古遺址就有臨潼文化產業園區、曲江文化旅游產業園區、法門寺文化園區和華夏始祖文化園等。
歷史文化發掘和展示過程是一個重現性過程，會再現一批優秀的歷史文化項目，為文化產業提供發展方向和必要支撐。同時，考古遺址的文化積淀為文化產業園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意資源，能夠推動特色文化產品的形成。
古建遺址公園網絡平臺可以同數字化博物館和虛擬遺址公園網絡化建設結合起來，利用網絡平臺構建相關展示系統。數字博物館是一個運行在網上的博物館。它也是集供網民參觀、學習、休閑及社會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館，同時，它又能提供有關藏品更多的、現有研究所得的相關信息。而虛擬遺址公園通過計算機技術及相關技術創建一個三維虛擬環境，用戶通過用戶接口感受虛擬環境的視覺、聽覺和觸覺等信息，可以同虛擬環境中的對象進行交互，從而使人獲得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