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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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同屬于法學概念的范疇，所以二者在很多層面具有相似性，但是又因為二者一個強調“經濟”，一個強調“法”，所以二者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從研究實踐來看，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二者互相滲透，以對方的發展來發展自己的趨勢比較明顯。目前，研究這二者關系的學者為了就二者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分別從經濟學的角度和法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從研究來看，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法學和經濟學交叉的產物，所以二者既有了法學的特征，也有了經濟學的特質，但是由于二者的側重點不同，所以差異性也比較顯著。
一、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概念比較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研究首先要從概念上來進行區分，首先，法經濟學這門學科在進行法律現象和問題研究的時候，利用的是經濟學中的概念和方法。波斯納作為最著名的法經濟學研究專家，他在研究法經濟學的時候，將其形象的分析為“法律的經濟學”，所以西方的理論當中，對于法經濟學又習慣稱之為“法學與經濟學”。
從這個層面來講，說明法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正好就是法學和經濟學進行融合之后形成的法律體系。
其次，經濟法主要指的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之下，政府為了對具有盲目性的市場經濟進行調整，充分的使自己經濟管理的職能得到發揮，進而實現對生產和市場的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于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完全確立，但是市場調節存在著盲目性，而政府通過有效的干預能夠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使得市場的發展更加的健康。為了使得政府的調節更加的有效，也為了打擊不規范的市場活動，所以需要利用法律來進行市場維護。在這樣的環境中，經濟法學的研究就變得尤為重要。
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相同點
(一) 理論基礎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顯著相同點就是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論基礎。 因為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在法學和經濟學的融合中產生的交叉邊緣學科，所以二者很好的將公平正義和效益理論進行了結合。在經濟學研究當中，效益理論非常的重要，而在法學研究中，公平正義正好等價與效益理論，這就說明二者在理論基礎上存在著相通性。法經濟學家科斯和波斯納關于“經濟效益”這一問題在法經濟學中有明確論述，他們認為效益作為作為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是所有公共政策是否合適的根本標準，必須要實現資源配置達到價值最大化的目的。從這個效益的觀念來分析，無論是法學，還是經濟學，都必須重視效益。所以法經濟學和經濟學法學都需要在效益的理論基礎上去實現自己的價值。
(二) 理念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另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擁有相同的理念。法經濟學當中的許多理念，都體現了效益理念并且貫穿其中。
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人們對于法律價值的評判標準都是法律要體現公平正義的原則，從這個層面來講，法經濟學的領域被不斷的擴展。效益的理念原本是經濟學中的概念，但是將效益理念加入到法律體系當中后發現，法律不僅要體現公平和正義，還要體現效益，這就使得公平和正義成為了評價法律的新標準。
無論是法經濟學還是經濟法學，其中都有了公平正義和效益的理念，這種理念上的契合，使得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在研究實際問題的時候，有了統一的評判標準及公平正義和效益，這種全新的標準使得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的實效性更加的突出，其作用發揮也更加的巨大。
(三) 價值觀念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另一個相同點就是二者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念。從理論上來分析，經濟學中為了實效效益的增加，往往在價值體現方面會存在差異，而在法學中，為了體現公平正義，對于效益的要求則會降低。二者就價值觀念而言從理論上分析是對立的，但是在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中，二者的價值觀念卻出奇的一致。法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完善部門法乃至整個法律體系，使其能達到公平正義，而經濟法學的研究就是要規制國家干預經濟中的范圍，從而調整干預過程中出現的法律關系，使其達到公平，保證整體的效益。從經濟法學和法經濟學的最終實現目的來看，二者都是要實現法律的公平性和正義性，從而保證效益的產生，所以說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要在保證效益的同時實現公平正義，所以二者的價值觀念在實際應用中是一致的。
三、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不同點
(一) 學科性質和調整對象不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突出不同就表現在二者的學科性質和調整對象。法經濟學主要是利用經濟學當中的福利經濟學原理和微觀經濟學原理來進行法律的形成、體系以及運作和經濟影響分析的法律學科。在法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著名的法經濟學家波斯納認為“把經濟學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統運用到法律體系分析”中的學科就是法經濟學。由此可以看出，法經濟學的涵蓋范圍更廣，其中不僅包括了民商法學和經濟法學，還包括了憲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等所有的法律學科。
從調整對象來分析，經濟法學是進行經濟法理論問題和經濟法規律研究的部門法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經濟法。經濟法學在研究的過程中，偏重于利用法律的原理和方法進行經濟問題的分析，而研究的對象則是處于特定經濟社會關系中的法律調整和規制問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具有唯一性，也就是只進行對國家干預時產生的經濟關系的調整，而其他的經濟關系不在調整的范圍之內。經濟法的目的是要規制國家行使調整手段的范圍，所以它和行政法又有所區分。行政法強調行政管理的干預，而經濟法則主要強調的是經濟關系調整的規制。
(二) 研究方法不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不同還表現在二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異性。
首先是在進行法經濟學研究的時候，利用的一般都是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在法律概念、法律體系以及法律運行等問題的解釋上，主要運用的還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在進行規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判例的解讀時，利用的也是經濟分析法。因為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比較獨特，所以目前形成了比較獨立的法學流派。
其次就是經濟法學研究的時候，利用的往往是法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實踐中發現，經濟法學的研究主要利用的還是規范性或者是非規范性的法律文件，通過研究來確定法律依據。在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利用法學理論進行特定的經濟社會關系分析已經成為了經濟法學的研究常態。這種研究和一般的法學研究并無差異，因此不具有特殊性。
綜合而言，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都是法學和經濟學研究中產生的交叉邊緣性學科，但是二者在的理論和原理運用方面存在著差異，研究的目標和對象也有所不同，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也就產生了分歧。由于法經濟學的研究比較的特殊，所以能夠形成獨立的法學流派，但是經濟法學和一般的部門法無異，所以其研究方法和其他法律研究而言，并無差異。
(三) 研究目的不同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不同還表現在研究目的的不同。
首先，法經濟學產生于法學和經濟學的逐步融合過程中，這門學科具有明顯的邊緣性特征，因為它的存在和發展，完全是為了輔助經濟法體制和整個法律制度的需要。從功能上來看，法經濟學主要是為法律的經濟學分析服務，在具體應用的過程中，利用的也是經濟學的原理和一些分析方法進行對法律的思考。可以說，法經濟學是以具有經濟法性質和基本特性的法律規范為研究目標所形成了部門法體系。主要目的是要解釋經濟法現象，并對其運行規律進行研究。
其次，經濟法學主要是對法律制度規范運行的各個環節的一種控制，通過經濟法學的運用，可以有效的規制國家在經濟干預過程中的行為，從而保證經濟參與主體的利益。從目的來看，經濟法學的目的主是為了規制國家在宏觀調控中的行為，也就是說經濟法學的研究目的，根本在于保護經濟活動的利益，從而使得經濟活動在公平公正的氛圍中開展。
四、結語
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作為法學和經濟學研究融合的交叉邊緣學科，在目前的法律體系中的位置不容忽視。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概念，不僅會加深對經濟學原理的認識，對于法學的認知也會進一步加深。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在實踐中相互補充，共同作用，一方面完善了我國的法律體系，推進了法制化的建設，另一方面，又規范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手段和范圍，使得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加的有序化和健康化。
第2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反按揭；社會目標；和諧社會；新制度經濟學
當城鄉統籌改革方興未艾時，人們對于養兒防老的擔憂有所下降，但城鄉統籌并沒有消除對房價急劇上升的恐懼，于是，人們對養兒防老的擔憂突增。究竟怎樣解釋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之間的因果關系，還找不到最好的解釋辦法和理論依據，次優的選擇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三者的關系，當新制度經濟學不能很好的解釋事物現象時，就足以說明新制度經濟學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經濟學原理的社會目標適用性縱覽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與凡勃倫、康芒斯經濟學者研究的舊制度經濟學相比較而言的，從凡勃倫的制度分析――“本能”和“習慣”技術和禮儀“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康芒斯的“集體行動”“交易”“法律調節”加爾布雷斯的“豐裕社會”、“新工業國”和“新社會主義”，再到科斯的“企業分析”“交易成本”“產權安排”威廉姆森的“組織縱向一體化”等，直至諾斯的“制度變遷”和近年來的“制度演化博弈”，這條發展路徑充分說明了新、老制度經濟學的血緣關系，二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總體上是一脈傳承的[1]。沿著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發展路徑中的社會目標（相對于經濟目標而言），以及這個社會目標中城鄉統籌價值、養兒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間的關聯成分，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義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種憲法、法律、法規、規則以及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簽訂的契約等,必須由權威機構予以頒布實行,擁有國家強制力作后盾，一旦觸犯，會受到相應的懲罰；“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為在社會發展和歷史演進過程中自發形成的，不為人們主觀意志所轉移的文化傳統和行為規范，包括意識形態、道德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準則、自行強制的操作規則等，非正式制度“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及選擇偏好，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令人不得不隨眾和隨大流。新制度經濟學也許在這一點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理論并加以發現” [2]。
20世紀80年代中期，諾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廣泛吸收了人類行為理論、社會學理論中最新發展的學科，結合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創建了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吸收人類行為學、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涵蓋的領域和對問題的分析力、解釋力，極大的拓展了經濟學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力度和深度，當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張五常、德姆塞茨、阿爾欽、諾斯等經濟學家僅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分析等所謂主流經濟學認可的研究領域時，新制度經濟學將如何解釋個體的逆向選擇問題？又怎樣解釋“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令人不得不隨眾和隨大流”的社會現實？我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等主流經濟學相比本質變化可以概括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使社會目標取代經濟目標成為主旋律，實現由經濟目標主導向社會目標主導的回歸，當然社會目標中一定包含經濟目標，那么我們就要用新制度經濟學具體分析其社會目標中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之間的血緣命脈，以此衡量新制度經濟學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經濟學對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釋
1.新制度經濟學對城鄉統籌發展的闡釋
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是從新古典正統理論那里繼承了市場、供求、邊際主義、生產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統經濟學的揚棄，當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市場的有限理性和制度變遷相結合的原理時，他們就注重了整個社會變遷的“和諧”過程，準確地說是“自然過程”，因為“自然過程”往往是“和諧的”（雖然不是絕對的），但新制度經濟學把經濟學引向了社會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對市場運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釋為什么城鄉統籌改革是在國家的推動下產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經濟變革形式，這種變革符合法國學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連綿帶”概念，這個概念就是城鄉統籌的核心所在，“經濟制度的組成和轉變只能在選擇政府的基礎上作解釋，現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中國的整個產權制度結構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3]
新制度經濟學在勉為其難地解釋了鄉統籌發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變遷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國現實中“三農問題”、城鄉發展尋求突破的現實，但研究發現，城鄉統籌不僅僅包含經濟目標，恰恰相反，是為了尋求整個中國社會城與鄉村和諧的社會目標，這個目標中包括經濟繁榮、政治文明、文化發達、精神富足的“四化社會”,四大直轄市統籌改革試驗的不同重點卻被一個城鄉統籌吸納了所有需要積極融合的要素。對此，新制度經濟學如何解釋城市反哺農村？如何解釋有差別、分階段、分層次性的城鄉和諧？又如何解釋農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非經濟、非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視角是大市場，甚至不自覺的以城市的市場為模板，企圖把農村拋除在新制度經濟學解釋的范疇之外。這不得不說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缺憾。
2.養兒防老是新制度經濟學對社會問題解釋的盲區
新制度經濟學立足于西方社會，西方社會對于養兒防老的概念幾乎等于零，在中國社會中卻遠遠無法解釋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從心理學角度講，老人的主觀幸福感與擁有的財富、金錢并不成正比，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卻往往得不到滿足，秉持“養兒防老”觀念的老人，一旦社會角色發生轉變，如退休、失去工作，就會有權利喪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獨感等負性情感隨之而來，他們會希望從兒女身上得到補償。“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觀念、行為準則當然能夠涵蓋“養兒防老”這個習俗，然而“養兒防老”在很多場合、很多領域、很多過程、很多作用上都遠遠高于市場對社會的推動力，新制度經濟學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準則、自行強制的操作規則等只不過是為了其制度的決定性作用作鋪墊，并非是適時分析歷史現狀、社會現實的，只是理論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奴隸制廢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們的意識形態發生了變化，認為奴隸制不符合人性，與‘天賦人權’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響，社會習慣自身發生的變化”[4]。中國社會的“養兒防老”屬于哪種社會價值目標？我們用制度經濟學自然無法斷定，“一方面，經濟學仍舊是非歷史的；另一方面，當涉及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的矛盾時，經濟學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為中心的解釋”[5]。養兒防老就是典型的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矛盾的交集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規、市場經濟規律，這就是為什么新制度經濟學解釋“養兒防老”時總是蒼白無力，這也證明了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自恰。
3.新制度經濟學與反按揭誰解釋了誰
新制度經濟學與反按揭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經濟學家們又是怎樣求證的，它們之間的經濟學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費用原理的運用還是制度變遷的需要？是產權經濟學的使然還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動？新制度經濟學怎樣給與解釋？“反按揭的內涵‘按揭’一詞，對今天的廣大消費者來講已不陌生，它是一項在消費者購買商品房等高檔消費品時，只要預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擁有該消費品，剩余款項由銀行支付，消費者在約定年限內按月向銀行歸還一定數額貨幣的貸款業務……，在約定的年限內，消費者仍享有該房的正常居住權，期滿后銀行擁有該商品房的所有產權，并進行處置，從中賺取利潤的一項特殊的信貸業務。”[6]由此可見，反按揭的經濟學原理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經濟原理的運用與拓展，當然新制度經濟學也能對此分析，但這不能說明示新制度經濟的本身理論結構的自恰性，倒是一種繼承性。這就無法證明新制度經濟學在解釋反按揭時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難道比按揭的交易費用更高？金融機構反按揭的實際交易費用（耗費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機構在交易費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為什么還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國的現狀是起源于、適應于西方社會的新制度經濟學能解釋的么？我們只能認為起碼在中國新制度經濟學解釋反按揭時也存在著不自恰。
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時是不自恰的，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現實迫切需要我們的經濟學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經濟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系統達到功能最優的理論，不僅在于資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產關系方面。” [7]
作者單位：重慶文理學院
參考文獻：
[1]黃少安，張衛國.新老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比較――從“本能、習慣”到“交易成本”[J].江海學刊，2006，6：53.
[2]劉學強.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力[J].特區經濟，2001，5：47.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研究[J].當代經濟研究，2001，7：43.
[4]王寅.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進展[J].南京經濟學院學報，1998，6：13.
[5]張紅鳳，高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缺陷[J].國外理論動態，2004，4：33.
第3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在經濟思想史上，最早系統提出并使用經濟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沒有經濟人模型之前，經濟研究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所有關于人的闡述都可以對經濟理論發生影響。經濟人模型的提出，使經濟理論找到了一個公理化的支點，也使社會科學獲得了一個理論支柱。同時，進化論、社會生物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也對經濟人模型提供了豐富的論證或補充。
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把自利性作為人類行為的一個主要驅動力，其“看不見的手”原理則是理與市場秩序建立的最佳詮釋。同時，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則的影響，把人的本性視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會性和非社會性之間以私人利益作為目標的追逐，應當來自對指導這種行為的一般準則的尊重，而不是來自這些目標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這里斯密所說的“一般準則”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認為，經濟主體行為有兩個方面的區分，即競爭下的自利性和個體試圖與他人的協作性，經濟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促進了社會整體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經濟人假設是將經濟行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這同后來被新古典經濟學異化了的理性經濟人相比具有較大的本質區別。如斯密在論述“看不見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論證道：“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處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為，是出自純粹的經濟理性的自利行為，但這種自利行為又可導致公利的實現，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經濟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約，經濟理性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到造就的方向。顯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經濟理性所激勵的自利行為，是因為這種行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夠“更有效地”促進道德理性所倡導的公利的實現。在亞當?斯密的上述論述中，隱含著作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經濟人的思想。“他”的經濟理性，是被利用來為道德理的。如果經濟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進道德理性之間的的實現，既是經濟學家又是倫理學家的亞當?斯密應當就不會如此肯定經濟理性了。由此可見，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尚處于初始階段，其經濟理性中包含著歷史、社會、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沒有將最大化假設擴展到消費者行為，所以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響下，李嘉圖在方法論上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圖的“奧卡姆剃刀”下，經濟人內涵的社會、道德、歷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經過了去倫理化過程的經濟理性獲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關于把經濟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于人的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有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判斷達到這種目的的各種可能性的能力……這并不是說，有哪個政治經濟學家會荒唐到這樣地步，竟然以為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就是科學必要前進的方式。”至此，古典經濟學家完成了經濟人假設的建立，開始將人類追求財富的行為動機從人類的其它社會行為中分離開，并把它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二、邊際革命：經濟人范式的發展
邊際主義的出現之所以帶有革命性，不是從時間來說，而是從它對經濟學的關系來說。邊際主義不僅表現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現在經濟學的范圍和涵義上，特別是表現在對作為經濟分析核心的“經濟人”的內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倫理化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邊際主義無疑是使經濟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勞動成為價值的決定因素。與古典學派強調供給和成本對價值的影響相反，杰文斯獨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認為獲得充分食物及他種能予適度欲望以最大滿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趨向和本務。在古典學派的分析中，認為價值產生于外部世界的狀況，因此，古典學派的價值理論把它看作一個客觀的東西，正是在客觀的價值學說基礎上。古典經濟學是從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著眼的，為此，自然地就忽視了主觀因素――個人。正是在這方面，杰文斯則從一種“絕對感覺”中得出價值，在這種意義上，他的理論是主觀的，他的出發點是個人及其需要。為了研究個人的行為，他找到了一套現成的完整理論，這個理論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類行動的原則。據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種以邊沁的“行動源泉表”為依據的愉快和痛苦的學說：人是一個愉快機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經濟學看作“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學”。這樣，杰文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理論結構，以效用論為基礎，以交換論為核心，從此，將經濟人從古典的社會整體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張的個體。
作為奧地利學派的奠基人的門格爾，與英國和法國的邊際主義有明顯的區別，他稟承一貫地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姿態，堅持經濟學的方法必須落實在一種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他論證說社會的經濟現象并不是一些經濟力量的直接表達形式，而僅僅是一些個人，即他所稱作的從事于經濟活動的人們行為的結果。為了理解總的經濟過程，必須分析其成分――個人的行為。所以，門格爾認為“原子論”的研究法是方法論所必須的，它不具有倫理的或社會哲學的含義。因此，羅爾認為他是第一個力圖創建一種必須脫離開任何享樂主義假設的主觀價值理論的人。由此，在邊際主義的旗幟下，經濟學不再操心歷史上決定的階級制度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是更加后退，趨向于一種僅僅關心抽象的個別原子和財富之間的拜物教似的關系。
到了帕累托那里，他的純經濟學的概念是研究各種經濟數量之間的關系，而不管個人的主觀因素，因為個人是多余的，人們用這個名詞指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系統里的一個元件。喬吉斯庫一羅根對這種情況評價說：一種關于人的科學完全把人排除在局外，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標準的經濟學對于用一種無人的場面來運行，特別感到得意。帕累托公然聲稱，只要我們已經確定個人所掌握的手段，并取得“對他的愛好的逼真的印象一個人就可以消失”。個人就這樣被化為僅僅是效用功能的一個微點φi(X)吼邏輯是完善的：人不是一種經濟動因，只是因為沒有經濟的過程，只有一種拼合益智圖式的活動，用特定的手段配合特定的目的，這需要計算機，不需要動因。在這里，喬吉斯庫一羅根指出了帕累托敏銳地看到了邊際革命把純經濟學改變為
一種“無人的科學”，并暴露出純經濟學的所謂“經濟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經濟的，也不是人的。
三、新古典革命：經濟人范式的確立
新古典經濟學中，馬歇爾通過對前輩們認識的考察基礎上，對傳統的經濟人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經濟人都不是自私的，一般都主要是為了家人的利益勤奮工作的。同時，他認為人是有分類的，而且不斷變化的產業特性和制度影響著人的行為。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提出，經濟學家們曾經努力以經濟認得活動為內容，謹慎而精力旺盛地、但也是機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錢利益，但這種努力從來就沒有成功過，甚至沒有徹底嘗試過，原因在于經濟人實際上是“一個懷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勞苦和犧牲以贍養家庭的人”。他還強調，經濟人抽象的原型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那些卷入市場的“城市平民”，他努力把經濟人置于社會和歷史環境中以表明經濟人的歷史基礎，然后再對經濟人作一般性的理論抽象，并以此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所以，在馬歇爾的理論中，他既認識到古典經濟學和邊際革命者們的經濟人的不妥之處，并對時間、組織、政治、制度變遷等范疇以很大的關注，但是，他對于將“經濟生物學”趨向卻感到難以把握，而致使最終依然是落入了經濟機械論的范圍之中。
第4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理性；博弈論；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中圖分類號：F224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096(2012)05001006
一、引言
理性是經濟理論和管理決策理論的基礎性概念。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臘哲學，是指合客觀性（區別于信仰）和合邏輯性（區別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即在人的意識中能以數理邏輯表達的思維意識，是人所特有的、體現出人之為人而有別于動物的一種能力。理性是人類主體意識的標志，只有人類才具有理性的能力。具體地說，理性是指概念、判斷和推理等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理論和學說，以及按照邏輯思維合理解決問題的能力［1］。
自從經濟理論系統化以來，它一直是以某種理性概念為基礎的［2］。在古典經濟學中，自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自利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成為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新古典經濟學分別從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和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角度，進一步完善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基礎。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國際上興起了演化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理論分支，分析視角逐漸從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拓展到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或非理領域，并與行為科學、心理科學等其他科學相互交融。
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前沿領域，博弈論不僅沿襲了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而且進一步要求“目標—手段”之間的一致性，即過程理性。傳統博弈理論的理性概念將現實世界中人類復雜的互動行為加以高度的抽象和規范，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數學模型進行演繹推理，分析人類沖突與合作行為達到的均衡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實驗博弈和演化博弈等分支領域，逐漸放寬傳統博弈理論中行為主體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設，轉而研究參與者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互動行為。理性概念不僅構成了博弈均衡的分析基礎，而且根據理性假設的不同限制產生了博弈論的理論分支。因此，理性概念在博弈論中占據核心地位。自20世紀40年代博弈論學科誕生以來，許多著名的博弈論學者如納什、海薩尼和奧曼等人，在各個博弈論分支領域不斷深化和豐富著人類互動行為中理性概念的內涵。本文首先回顧了西方哲學對理性概念的認識過程；第三節分別剖析了經濟學和博弈論中理性概念的內涵；第四節分別從均衡概念的形成和各理論分支的基本假設等角度，論述理性概念在博弈論中占據著核心地位。
二、西方哲學對理性概念的認識過程
在哲學意義上，理性概念包含著如下四條基本原則：第一，人們只接受經過徹底的、批判的考察證據和正當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真理的產生途徑只有兩種：實證法和演繹法，“理性代表著精神對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第二，現實是可知的。因為現實世界具有一種理性的，因而人類從理智上可以理解的結構。該原則將理性與命運說和不可知論等哲學觀點分開。第三，強調自我認識的重要性。人的理性不是無所不能的，正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說，“一些問題困擾著理性，而理性則無法避開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強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須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圍。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過錯而陷于此種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3］。第四，實踐理性，強調人類在選擇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導自身行為的能力。正是實踐理性的要求，構成了傳統博弈理論大夏的基石：理性的行為主體不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使得給定參與者對外部環境的信念后最大化自己的報酬。
自古希臘羅馬時代起，理性就一直是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學的推動下，理性主義認識論哲學思想逐漸發展成為近代乃至現代意義上的理論形態。
1古希臘時代的西方理性主義
作為西方哲學思想的發源地，在希臘哲學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3］。古希臘時代的理性開端于自然哲學對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上刻著一句箴言“認識你自己”，指出了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人具有自我意識，具有反省和認識自己的能力，這種意識和能力即為理性。柏拉圖認為在人的靈魂中蘊藏著作為其他一切知識起點的最真實、最普遍的某些知識、原理、觀念或理念，其他知識都是這些最基本的知識的推演，人們學習和得到知識的過程，就是靈魂逐漸“回憶”的過程。亞里士多德將數學證明方法用三段論的形式表述為演繹邏輯。
2近代的西方理性主義
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有關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認識論爭議上，理性主義的“自明原則+演繹”方法與自然科學中的數學公理方法密切相關，而經驗主義的“經驗+歸納”方法與自然科學中的觀察實驗方法密切相關［4］。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兒是西歐近性主義演繹法的奠基者，他認為對真理的認識不用靠實踐來證實，而是要看我的思想、概念的清晰性和明確性，他還認為真理存在于理性之中。與之相對應的是作為近代經驗科學奠基人的英國哲學家培根，他看到了經驗科學（知識）的蓬勃生命力，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懷疑主義哲學家休謨也認為，客觀實在是否存在的問題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加以解釋的。
第5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大量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表明，流域管理必須以經濟手段為核心，并緊密結合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教育手段，以更有效率地實現流域綜合管理目標.流域污染問題尤其是跨界流域污染問題始終是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并且不斷引入信息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并將生態學、系統論、控制論以及資源學的相關理論分析框架納入其中.與空間有關的、區域性的、跨學科的環境問題被認為是未來一段時期內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但與流域相關的新興學科，如流域管理學、流域生態學、流域經濟學等也都僅處于初創階段，都未將流域環境和經濟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從經濟學的視角研究其作用機理及調控措施當前我國流域水環境管理已進入流域綜合治理階段，迫切需要提出一套系統的流環境經濟研究，hohong@cmesoigcn域官理的理論框架、內容體系、綜合經濟手段和政朿.
筆者針對環境經濟學在流域這一特殊研究對象的理論需求，分析了流域環境經濟學成立的必要性，提出了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概念、內涵和理論基礎，并初步構建了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框架和主要內容.
1流域環境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流域是以水為核心，由水、土地、生物等自然要素與社會、經濟等人文要素組成的環境經濟復合系統.為了促進流域環境、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保證流域水資源、7水環境和水生態可持續，運用法律、行政、經濟和技術等手段進行流域綜合管理已經成為共識.傳統環境經濟學強調運用稅收、投融資、補貼、補償、價格、產權、獎懲等經濟手段，故難以有效解決流域這一特殊的因地域分異性、污染的單向外部性以及上下游和利益群體之間沖突等特征引發的環境經濟問題.
11解決流域跨界單向外部性方面的障礙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流域的核心要素一水資源屬于準公共物品的范疇，不具有明晰的產權或者很難清晰界定其產權，同時對其消費具有非排他性.流域內的每一個涉水主體都受到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驅動，期望盡可能地從公共資源中獲更多利益，肆意地開發利用水資源或向水體排放污染物.而流域常常跨越多個行政區，涉及到具有不同訴求的多元利益主體，因而產生各種矛盾和沖突.一方面上游污染呈現出跨界和單向外部性，這種外部性的輸出將生產帶來的經濟收益留在該轄區，而將污染造成的損害成本輸出到其他轄區，由全流域來承擔，損害全流域的社會福利；另一方面，上游保護水資源的行為產生正的外部效應，由此產生的收益由全社會分享，但會使行為主體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甚至小于私人成本，而消費的非排他性導致搭便車的動機和行為難以避免，使得市場傾向于提供正外部性的行為供給不足，而不論是過度使用還是供給不足，都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由于跨界單向外部性導致流域上下游各主體的成本收益函數存在較大差異，傳統經濟手段在解決單向外部性時需要更加嚴格的條件，實際政策設計以及操作實施也更加復雜，使得傳統經濟手段是低效率的，實踐上也鮮有成功案例.
1. 2解決流域地域分異性方面的障礙
環境經濟復合系統的自組織和自維持功能，呈典型的耗散結構特征;其次，流域水資源的狀況決定了流域特定的資源環境條件.流域的水量、面積、河網密度和河流形狀等自然地理要素存在空間差異，流域主體功能、7水環境、水生態功能、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也同時表現出明顯的地域分異性，上下游間存在/功能不對稱”現象，在環境影響和生態服務方面，下游被上游所支配，而在經濟發展方面，上游被下游所支配，處于依附地位.
流域系統的整體性和地域分異性特征決定了流域綜合管理目標的多元性，一方面要求重視流域環境經濟復合系統的協調可持續目標，通過對系統的耗散結構、協同、調控功能進行分析和評價，使流域自維持和自調控作用的發揮在客觀上受到系統閾值的約束，避免超出系統承載力的過度開發和人為干預[17];另一方面，又要兼顧由于流域在地理要素、功能和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所導致的不同目標訴求，根據流域主體功能、水生態功能和水環境功能等合理確定綜合管理目標.因此，流域這種整體性和地域分異性特征所導致的多元性流域綜合管理目標，使得環境經濟手段之間可能會相互抵觸、牽制，從而降低經濟調節的總體效率，這一問題給傳統環境經濟學帶來了極大挑戰.
1.3解決流域各干系人利益沖突方面的障礙
流域環境管理中涉及到多方干系人，而且干系人之間存在著各種利益關系.目前，我國流域環境管理中部門間的利益沖突和博弈現象廣泛存在，不僅加大了各級政府間的成本，而且可能導致不同地區間因經濟競爭引發的地方公共政策選擇扭曲，也可能使各級政府作為人在行為選擇時往往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然而，跨界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以及行政邊界下的分散決策，使得流域環境問題及其解決變得復雜化.流域環境管理面臨利益的分化和協調，不僅要解決一般環境問題中規制者與被規制者的理性行為與非理性行為的博弈，而且要解決規制主體間的博弈.
然而，傳統環境經濟手段在治理流域污染時，多把治理重點放在微觀排污者，而對宏觀層面流域上下游各政府間及其與中央政府間理性選擇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導致的污染治理信息供給偏差、激勵不足和監督缺乏等問題重視不足.同時，傳統環境經濟與外部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實現流域部性內部化還是產權界定，都需要相應的流域環境管理體制能在分散化信息下良好運作，但流域內相關者間利益沖突所致的信息不對稱和地方保護主義，卻限制了傳統環境經濟手段作用的發揮，迫切需要制定超越部門利益的經濟手段，以突破限制環境經濟手段正常發揮作用的障礙。
綜上所述，傳統環境經濟學對于解決流域環境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面對流域的準公共物品屬性、跨界外部性、整體性及地域分異性等特征，在當前流域管理體制下，傳統的環境經濟學理論和控制手段在解決流域這類與空間有關的、區域性的、跨學科的環境問題時遇到了障礙[5]，難以考慮流域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更無法兼顧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無法滿足促進流域環境、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要求.迫切需要改進和創新環境經濟手段，促進傳統環境經濟手段之間以及與其他環境管理手段的配合，通過借鑒空間計量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突破環境經濟手段有效發揮作用的各種限制.因此，拓展環境經濟學的研究領域，開展流域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就成為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成立是對傳統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補充和拓展，對于提高流域水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和生態恢復，改善流域綜合經濟管理手段的實施效果，協調區域內不同行政區間的環境經濟利益關系，實現流域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概念內涵與理論基礎
2.1概念與內涵
環境經濟學是環境科學和經濟學發展到一定階段，二者相互交叉的產物，是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在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21].隨著環境問題的逐步發展，環境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在迅速拓展.流域環境經濟學就是隨著流域環境資源的稀缺和環境問題的不斷演化而產生的新領域之一.流域環境經濟學以流域這一特定地理單元為研究對象，以環境經濟學為基礎，綜合運用空間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多種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流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引發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探索流域環境管理的機制設計[16]和合理的環境經濟政策手段，優化流域環境資源配置，實現流域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流域環境經濟學本質上是環境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屬應用經濟學范疇，其既借鑒傳統環境：理論和方法，又根據流域特征和流域環境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重點研究如何突破環境經濟手段在流域管理中的障礙，提高流域綜合經濟管理手段的管理彈性和效率，實現流域環境和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流域環境經濟學結構框架見圖1
2.2理論基礎
流域環境經濟學作為應用性的環境經濟學分支學科，環境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被視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礎，但流域環境經濟學重點是在對各種環境經濟手段在流域層面上的針對性、適應性和優劣勢等方面的理論研究上，構建一套目標一致、相互補充、協同作用的流域綜合環境經濟手段和政策.同時，根據流域的基本特征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還要從理論上研究如何保證流域綜合環境經濟手段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和運行效率.根據上述分析，空間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相應成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構成.
2.2.1空間經濟學
流域既是由分水線所包圍的獨立的自然地理單元，同時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載體，是產業集中、城市發達和人居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由于流域經濟具有極點增長、軸線延伸的“點-軸”空間特征，使得沿流域發展的城鎮在利用流域水資源的同時不斷地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污染物進入水體不僅產生污染，而且隨水流方向由上游向下游轉移擴散.污染物轉移和擴散不受行政邊界的限制和人工調控，一方面形成了以沿江城鎮增長極為污染源、以干支流為軸線的“源-軸”環境空間分布格局，并且與流域經濟發展的“點-軸”空間分布特征相疊力口，加劇了流域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流域地理要素分：學的異和功能分異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流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決定著流域環境經濟的空間特征.因此，利用空間經濟理論對實現流域經濟、社會、環境綜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建立空間異質下的空間均衡的系統分析框架，優化生態空間分布及其與經濟活動開發空間的合理配置等具有重要作用.
2.2.2信息經濟學
在我國當前屬地化流域管理體制下，資源的有限性和部門利益最大化傾向阻礙著部門之間的協調.地方政府作為理性利益個體，治污政策力度和激勵強度要服從于地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目標.這使得污染的地方保護成為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并使流域環境經濟手段和政策失效，強烈地約束和影響流域污染治理效果.利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提高流域管理主體信息獲取的效率和效果，是防止流域綜合環境管理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有效發揮流域環境經濟手段和政策作用的前提.因此，信息經濟學在流域環境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將成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2.2.3行為經濟學
選擇行為是經濟學分析的對象.選擇行為包括理性行為和非理性行為.傳統的經濟學假設經濟活動中的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是以預期效用最大化做出行為選擇，其選擇行為是理性行為.但是，現代經濟學中逐漸興起的行為經濟學、博弈論、機制設計理論和社會選擇理論等在“有限理性”的行為框架下對“經濟人”的非理性行為進行研究發現，現實中的行為選擇除了受到利益驅動，還常常受到人的認知偏好、情感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影響而很難達到完全理性，存在著非理性的一面.在流域環境管理中，“公地悲劇”的發生是個體理性行為的結果.個體與全流域環境管理的目標具有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各方都從自身利益出發.各方在行為達到最優時，常常導致流域管理組織的行為偏離最優點，即個體理性行為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結局[25].解決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需要建立一種有效的機制，使得各方由目前的完全非合作狀態逐漸轉向合作，使得他們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也能達到全流域環境保護的目標.目前，行為經濟學在流域環境管理中受到了越來越高的重視，必將成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支撐.
3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框架和主要內容
3. 1流域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關系研究系統的整體框架內，使流域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向優化、相互博弈達到一個可接受的“納什均衡”，建立起環境友好型的流域經濟發展模式.流域環境和經濟關系研究包括:流域環境經濟復合系統內各子系統的結構、功能及各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和規律;復合系統與外部環境經濟的相互作用關系和規律;流域產業結構調整及產業轉移與流域水環境質量的響應關系；不同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模式對流域環境改善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水環境容量的空間分異與生產力宏觀布局的協調.
3.2以水資源為核心的流域自然資本的優化配置研究
自然資本是指在一定時空條件下，自然資源及其所處的環境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產生自然資源流和服務流的存量.自然資本的概念體現了經濟學中稀缺資源的經濟價值.自然資源作為一種資本，其未來存量及相應的不確定性是自然資源利用中的重要因素，必須在一個跨期背景下進行研究.水資源是流域的核心要素，因此，流域自然資本的優化配置研究重點除了研究流域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同時還應包括流域自然資本的評估、投資、管理，自然資本損失的經濟評估，以及以自然資本實物量為基礎的流域生態補償理論和方法、流域生態承載力等.
3.3流域環境管理的機制設計
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是調節環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針對流域環境問題的特殊性，在自由選擇、自愿交換、信息不對稱和分散決策的情況下，如何進行靈活有效的機制設計（即法則、政策條令和資源配置等規則），約束流域環境資源的過度使用和污染行為；同時，通過有效的激勵，改善和提升各利益相關方保護流域環境的意愿，實現激勵相容，促使各利益相關方的個體利益和流域環境管理整體利益目標一致，是流域環境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2M7].流域環境管理的機制設計主要內容包括流域環境管理的利益博弈分析、流域環境管理體制與機制設計的方法和模式等，其中涉及到流域環境管理組織的定位、構成、主要職能，流域環境管理綜合決策機制、合作協商機制、監督機制、資金機制、利益補償機制的設計和最優化選擇等.
3.4流域環境管理手段研究
直接或間接改變利益相關方的成本收益，刺激其保護流域環境成為一種自愿行為[28].遵循分區、分類、分級、分期的理念[22]，進行流域環境管理手段的設計，主要包括：1研究基于法律、行政手段的各種命令控制型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實施條件，如排污總量分配要考慮流域的地域分異性，并與各地資源環境容量的特征相結合；@研究基于福利經濟學的庇古理論和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科斯定理的經濟激勵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實施條件，如排污收費、環境稅和排污權交易政策等；（四研究環境經濟政策之間以及環境經濟政策與命令一控制型政策的優化選擇和組合問題，如取水許可和排污許可的聯合審批，水權與排污權的聯合市場體系與聯合交易[29_.
4結語
第6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人；合理內核；借鑒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盡管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人”假設的演變和發展
“經濟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確指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貴、逃避貧賤的心理傾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荀況對人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有關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題：（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惡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2墨子、商鞅、韓非也認為，追求名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對“經濟人”的論述更為全面：人的本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3可見，《管子》已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論述，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奴隸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社會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簡單明了的，沒有產生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因此，這種“經濟人”概念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
孟德維爾是近代較早提出“經濟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每個人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會自然而然地促進全社會的繁榮，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于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蜜蜂寓言》畢竟不是一本嚴格的經濟學著作。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明確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為了使經濟學有別于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理學，還必須假定“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理。在斯密的時代，理性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假定隱含在所有經濟行為的描述中。“經濟人”的每一種行動，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進行的，或者說，是可以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行動。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5在斯密看來，自利原則不僅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而且是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每個人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引導他將資源運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為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稱為“經濟學的第一原理”。
西尼爾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經濟學的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般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是公認的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他把這些理論前提歸納為四個：（1）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財富。（2）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3）勞動者借助于機器進行勞動，能夠生產出剩余的純產品。（4）農業受報酬遞減規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個前提，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經濟人”概念。
約翰•穆勒發揮了西尼爾第一個理論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或動機完全抽象掉。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財富，這并不是說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是科學要前進而必須采取的方式。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欲望的阻礙，這種欲望所產生的行為是什么。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經濟人”概念也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邊際學派把注意力從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描述轉向市場本身更復雜的模型。它強調個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希望與欲望的滿足。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對效用的計算支配著個人的理性選擇，并引起價格調整過程。這個調整過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條件。在均衡狀態下，所有資源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以便更好滿足需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從家戶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家戶對各種產品的需求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供給函數，從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廠商對各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需求函數，并把各種商品（產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以此為基礎，瓦爾拉斯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和效率性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至此，“經濟人”的概念始終與經濟行為的動機聯系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進入經濟學。這種實證主義認為，無需關心“經濟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確，只要他的行為與預測的結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經濟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為主義的色彩，并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偏好的可傳遞性公理。其含義是：如果你認為A優于B，B優于C，那么你一定認為A優于C。可傳遞性公理使經濟學家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分析個人行為。20世紀50年代，“經濟人”理由莫里斯•阿萊斯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并為西方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標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與他追求的目標相適應。所謂目標的相互一致，其含義和偏好的可傳遞性相同，即一個人不能認為A優于B，B優于C，而又認為C優于A。手段與目標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達到目標所必要的條件，即不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當個人行為出現上述兩種不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視為非理性的。但主流經濟學假定，在市場上活動的各交易當事人，其行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數學上的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問題進行了嚴格的論證。之后，一般均衡理論獲得了許多發展，但這種發展大多是枝節性的。
二、“經濟人”假設招致的批評
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有人對“經濟人”概念提出過零星的批評，約翰•穆勒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正當性。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直接對穆勒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責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純粹的野獸，這種“政治—經濟人”褻瀆了大寫的“人”。他們的理論只討論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純粹干擾其理論體系的東西。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人”概念的批評同樣是強烈的。克尼斯認為，“經濟人”觀念實際上是說人總是受純粹自私動機的驅使，這就是否認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許多在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心理活動中心的生物。希爾德布蘭德則指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的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7布倫坦諾也批評說，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惟利是圖的“抽象的人”。
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制度學派對“經濟人”概念也持批評態度。凡勃倫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暇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象的功績，但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它是科學推理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學法則上，而這些原理和法則僅存在于抽象領域內。可是，一旦這樣做了，這些原本不是實際上的東西卻被理解為真實的而被接受，成為研究思想習慣的一種有效成份，形成關于事實的知識。新古典理論不僅不能有效地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社會真象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種非歷史的、簡化的“經濟人”人性觀。這種“經濟人”以享樂主義心理學為基礎，把人視為“純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總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費帶來的效用相等的觀點，認為從“生活進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對決定福利水平并沒有真正的作用。因為消費者對商品的當前享受，更多地取決于其他人的消費方式、習慣、炫耀的需要和明顯消費，而不是取決于理性計算。他還提出“社會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人”。8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9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X效率學派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觀點。萊賓斯坦指出，個人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格傾向。一方面，個人希望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行動，即堅持標準，使用“嚴格的”決策程序，進行精確的計算，努力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個人又希望像他們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即本能地不受約束，使用“松散的”決策程序，不注意細節，不用心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決定的受約束和由“本我功能”決定的不受約束，是個人人格特征的兩個“極端點”，這兩個極端點之間存在一系列中間狀態。新古典理論那種完全關心約束的“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采取的特殊決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決策方式則介于兩個極端點之間，這種人被稱為“有選擇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決策是一種特例，通常，決策只是有選擇的理性。”10
新制度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評。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會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利益，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個人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扭曲，并違背對未來的承諾。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向對方說謊和欺騙，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談判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以謀取私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按機會主義方式行事，但總有一些人在有的時候會采取這種行為方式。問題在于，人們事先很難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時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在交易雙方以前沒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諾斯則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加經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作用。他承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假設，但認為特定的意識形態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具有“淡化”作用。人類的利他行為和克服了“搭便車”動機的大集團行動，就源于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理性同樣持批評態度。它要求“經濟人”理性和“非經濟人”理性兩分經濟學的天下。“經濟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為經濟學也講功利最大化，但這個功利最大化是指快樂最大化。行為經濟學成為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屬于心理學陣營，而在于它不承認“經濟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認“經濟人”這個前提，認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從利他中直接得到快樂，不承認利他是從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認“理性”作為絕對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不是無條件承認。它認為，人可以依據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經濟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說，上述批評都只是針對“經濟人”假設的某個方面展開的，那么Tormer對“經濟人”的批評則是全方位的，批評的依據是生命周期說和需求層次說。根據Wilber的生命周期說，人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1）潛意識或前個人階段，（2）自我意識或個人階段，（3）超意識或超個人階段。人在剛出生時，無論對于內部與外部，主體與客體，身體與環境，都是沒有分離的。在潛意識的發展階段，小孩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開始以本能的、沖動的、本我的方式與外部世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逐漸產生一種與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識。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個人開始從潛意識狀態中覺醒，并逐漸獲得語言能力，開始使用符號和概念，學習承擔各種角色、遵守規則，發展出理性理解、內省思考、演繹推理和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能力。最終，個人發展出整合思考、把觀念與觀念、事實與事實、心靈與肉體聯系起來的能力。在超個人階段，個人可獲得比日常的、外部導向的經驗更敏銳的意識過程，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意識，從而超越自我，經歷極樂，與神性相通，甚至與神性合二為一，最終達到非二元體的、無主客體之分的狀態。
這些階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部分：外部弧和內部弧。外部弧是從潛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維護，個體化，征服外部世界。內部弧是從自我意識到超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實現，向內發展，超越自我，實現物我一體。
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不同的層次。它們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歸屬或愛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當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而輔助條件存在時，較高層次的需要就會出現并居于優勢地位。每一個層次向下一個層次的發展，都涉及到一種轉化，在這種轉化中，較低層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較高的層次之中，較高層次的元素與較低層次的元素沒有分別，但與更高層次的元素有分別。Tormer認為，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Tormer認為，從人性的觀來看，“經濟人”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經濟人”只關注自我是有缺陷的。盡管人類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在什么程度上主要關注自我利益。對于那些已經達到外部弧的終點的任一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那些在內部弧上達到更高階段的人來說，其正確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經濟人”關于個人與物質的人類世界相分離的觀點是有缺陷的。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個人來說，他還沒有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分離，而對于處于向超我階段發展的個人來說，他已經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了。第三，“經濟人”機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個人階段，年輕人還沒有獲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計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階段，個人的確已經具有理性經濟行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們又不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人，才會大致按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經濟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對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較高層次和超個人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由于教化和社會化的作用，他們已經內化了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會促使他們對選擇的正確與錯誤進行反思。第五，“經濟人”的不改變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從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可以看出，隨著人的潛力的發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性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11
三、“經濟人”假設的合理內核
如上所述，“經濟人”概念在西方學術界招致了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人”概念是歷史的，還是非歷史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原始社會，人們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還意識不到個體的存在，因而沒有個人利益的觀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關系出現，原始社會解體，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們開始意識到個體的存在，并開始追求個人利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奴隸社會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這種利己主義人性觀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經濟人”概念取得比較成熟的形式，并成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經濟人”是個歷史的范疇，超歷史的人性和“經濟人”概念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派對“經濟人”的超歷史性的批評確有其正確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經濟社會，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的個人所有。為了生產商品，商品生產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他人購買各種生產要素，同時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生產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以其銷售收入來彌補生產成本——購買生產要素的支出。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生產者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時，斤斤計較于自己的經濟利益。“人們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12而“經濟人”概念不過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否認商品經濟社會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當然，即使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動機，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利他動機還可能表現得十分強烈。一些人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識的人捐獻大量的錢物，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獻自己的器官。但這種行為顯然屬于道德領域的范疇，不應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領域，這種利他動機不可能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動機和利他行為否來定“經濟人”假設是不恰當的。
第三，“經濟人”是僅僅關注物質利益，還是同時關注非物質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和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正確揭示了人的發展階段和需求層次。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有必要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經濟學研究的個人行為，不是一般的個人行為，而是正常人的經濟行為。因此，生命周期說對個人發展階段的劃分，需求層次說對個人需求層次的劃分，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經濟學之中。就生命周期說而言，處于前意識和超意識階段的個人行為，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需求層次說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層次的需要，都與人們的經濟行為無關或關系不大，同樣不適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盡管人們關注非物質利益，但這種對非物質利益的關注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四，“經濟人”理性是完全的，還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選擇理性假設都認為“經濟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這兩種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認為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說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正確的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無理性的個人都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理性介于兩個極端之間。或者說，人類理性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服從正態分布。這也解釋了，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成功和破產倒閉的生產者都只是少數，而大多數生產者處于可以維持的狀態。
第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但不同個人利己的程度顯然是有差別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機會主義行為是存在的，個人可能利用各種便利條件損人利己。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意識形態又是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機會主義，有的反而會助長機會主義。因此，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社會，機會主義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所以，總的來看，“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是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的。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最好注腳。
綜上所述，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內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參考文獻：
1《孔子家語》卷一。
2嚴清華：《中國經濟管理思想概要》，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0~41頁。
3《管子•禁藏》。
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出版，第13~14頁。
5朱紹文、俞品根主編：《現代西方微觀經濟分析》，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0~24頁。
6楊德明：《等待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演變》，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38~39頁。
7楊春學：《“經濟人”的三次大爭論及其反思》，《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羅杰•L•蘭塞姆：《經濟學家的學術思想》（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頁。
9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頁。
10張維：《經濟哲學：經濟理念與市場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頁。
第7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新制度經濟學是近年來發展較快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的基本內容是用經濟研究制度現象。現在已有人把它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并列為經濟學的三大基礎。新制度經濟學研究領域廣泛，內容涉及 政治 學、 法學 、 社會 學 及管 理學 等學科。本文對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情況進行介紹。
20世紀40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制度學派及其他一些學派被忽視，直到60年代，制度主義重新興起。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個“新”制度經濟學，分別是以加爾布雷思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及以科斯、諾思等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為區分這兩支制度學派，國內一般將以加爾布雷思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現代制度經濟學，而將以科斯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從20世紀70年代起步發展，到逐步成長為當代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前后也不過30年的時間；然而新制度經濟學一誕生，就在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迄今為止，新制度經濟學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完整而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但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契約 經濟學理論 、委托—理論，對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全面的挑戰，并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1 新制度經濟學的起源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 資本主義 世界出現了全面的滯漲現象，凱恩斯主義學派在結實資本主義這一痼疾面前卻顯得無能為力，逐漸失去了人們的信任。這就使一貫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學說遭受重大挫折。人們開始厭惡國家干預，渴望自由 市場 的回歸，并把目光紛紛投向崇尚經濟自由化和個人理性的新古典經濟學。但是由于新古典主義理論在接受實踐 檢驗 的過程中，自身存在的許多弱點暴露無遺，如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基本假設——“零交易費用”假設和“理性經濟人”假設不符合實際；新古典主義理論的研究方法不盡科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較為狹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義理論還傾向于把個別范疇一般化，絕對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應運而生，掀起了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
科斯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奠基人，他在《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木問題》中提出的“產權”和“交易費用”己成為該流派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圍繞這兩個概念的分析，從70年代開始，有關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獻大量涌現，由此產生了許多對現實具有很強解釋力和 指導 意義的相關理論，如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委托——理論、尋租理論、法與經濟學理論等等。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了企業為什么會存在以及企業如何確定自己的規模等問題。他認為企業的存在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來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企業的規模被決定在企業內交易的邊際 成本 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或等于其他企業的內部交易的邊際成本那一點上。科斯用以解釋企業存在的交易費用概念被后來者廣泛應用于諸多領域，從而使交易費用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這篇文章也被公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流派的開山之作。
2新制度 經濟 學 的主要內容
2.1 關于交易費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將風險因素、信息因素、壟斷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來考慮并轉為交易費用概念，此概念現在擴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證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討價還價訂立交易 合同 的費用、執行交易與監督違約行為及維護交易秩序的費用等，即制度運行費用的總和。新制度經濟學從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組織出發，把現實世界中遠不為零的交易費用與轉換費用(transformation costs)一塊計入，納入經濟分析體系(諾斯，1992)。
2.2 關于制度的起源與構成。
制度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從降低交易費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論的一個特點。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安排規定了人的選擇的維度，提供了具有經濟價值的激勵或限制。人類把非正式制度逐漸提升為正式制度，規則逐漸硬化(諾斯, 1994)。
2.3 國家與產權理論。
諾斯把國家當作一種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它處于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國家有充當使 社會 福利最大化和使統治集團收入最大化的兩面性，其授訂的產權安排就可能偏離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
2.4 制度變遷模型。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資源、技術、偏好與制度的配置是一個聯動的體系，制度變遷意在實現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現為制度均衡的動態尋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當期資源、技術與偏好，又使制度變遷產生某種依賴性，即“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發生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2.5 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經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領域。制度需求受制于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 憲法 秩序、技術和 市場 規模等;制度供給受制于現有知識積累、制度設計實施 成本 、制度存量和憲法秩序及意識形態等因素。
3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使新古典 經濟學理論 在方法上更具現實、更具社會性、更具 歷史 性而挽救它，并提出私有產權安排對你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意義，最近30年來它逐漸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我國的經濟制度轉型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個好的實踐 環境 。
參考文獻:
［1］孫緒娜，《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概述》，《資料通訊》，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經濟學簡介》，《黨政論壇》，2006年4月。
［3］王玉海，《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演進及其 邏輯 起點》，《東方論壇》，2006年第2期。
第8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經濟學范式 新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交易費用 經濟人假定
一、經濟學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學家庫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它有兩層意思:（1）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承諾集合；（2）科學共同體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簡化為一種約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為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次表現出來。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體起規范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及其行為方式。
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有一套獨特的基本前提假設、概念體系、理論方法，有足夠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論家用來解釋各種理論問題。（2）能持久地吸引相當一批理論家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究。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經濟學范式就是經濟學界對如何看待研究對象的方式和視角的選擇和界定，它決定了經濟學家們如何看待對象、把對象看成什么等。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范式與經濟學流派、經濟學體系等價。它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關系、側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二、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及其不足
從19世紀70年代起，經濟學經歷了一場邊際革命。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邊際革命的影響，馬歇爾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其中運用邊際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給，核心是均衡價格。由馬歇爾奠定的這一流派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被稱為新古典經濟。新古典經濟學部分地繼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兩者相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變窄了。首先，研究對象范圍變小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研究對象局限為經濟領域。另外，新古典經濟學家們逐漸遺忘了斯密對社會分工的洞見。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可以概括為三個假設為前提的范式。這三個假設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這種假定，經濟人“總是用敏銳的眼光，對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慮。他不僅明白自己當時面臨的選擇范圍，而且對未來的選擇余地也了如指掌。”（劉世錦，1994）。但這種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論抽象之中，實際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這三種假設均存在著不現實性：（1）完全理性不現實――現實中總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現實中往往“信息不對稱”；（3）現實中很難做到利潤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經濟學也存在不足：（1）忽視了制度，將企業看作是一只“黑箱”；（2）對經濟學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時點上，將時間看作是不變的；（3）交易成本為零。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
1.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理性假設的修正
任何理論體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理論創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們曾嘲笑新古典經濟學是“黑板經濟學”，認為新古典體系的理論前提不符合實際。新制度經濟學最大的創新，是對新古典理論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這一基本假定為前提，認為經濟人的活動，為經濟運行及發展提供了長久動力，也構造起市場經濟的堅實基礎。但是它沒有對經濟人展開具體的分析，只是將其作為一個無處不在的隱含的前提而存在。在這一點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他們都強調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實際的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間的關系。也就是說：第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經濟人，而是現實中的具體的經濟人；第二，經濟人在理論體系中不能只是一個隱含的前提，而應該對其展開具體的分析。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中，人們開始研究面對的是“一個存在制度與正的交易費用的真實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抽象世界。在這個真實世界里，經濟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堅持的有限理性觀點，即：人們只具備有限的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諾斯(2002)所說的那樣，“我們實際上只能擁有不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來，首先，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對環境的計算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費用理論所依賴的認知假設。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費用）動機，而對認知能力有限的認識則鼓勵了對制度的研究。其次，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現為非財富最大化動機，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這種權衡過程實質上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均衡點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總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單純追求自利的行為假定，也就從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同時，這也把經濟人行為分析引入制度理論體系。
經濟人的有限理假設引發了新制度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第二個假定，經濟人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威廉姆森提出來的。他認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會采用非常微妙和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1987)。這主要包括兩層含義：（1）由于現實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經濟人就會根據個人目的篩選對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對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謊等；（2）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一旦經濟人發現有機可乘，就會不遵守或違背契約。如果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發生的他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但修正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獲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獲得了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機會上義行為在現實生活中時有發生。機會主義這個概念其實是對經濟人假設的第二個原則自利原則的拓展。它把“用詭計尋求自利”這種情況包括進去了。經濟人人性假設機會主義的說法在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當中，是處處可見的。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設，討論了旨在減少相應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產成本的替代性契約安排的產生。
2.對新古典經濟學中零交易成本假設的修正
在新占典經濟學的理論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設，經濟人獲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費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設是不存在的。諾斯對零交易成本的現象曾譏諷：“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種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釋一切有趣的問題，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諧的，制度不存在，所有變化都可以通過市場的完全運行來實現。簡言之，信息費用、不確定性、交易費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業的性質》里提出來的。科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現實的。在他看來，交易活動是稀缺的，發生交易活動需要成本。這就是交易費用的最初含義。這個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經濟學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設，使經濟學的假設更貼近現實了。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費用的概念一提出來，立即在新制度經濟學各個理論分支，包括制度變遷理論中得到了廣泛運用。然而，對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諾斯認為交易成本“取決于對復雜的價值尺度進行測度的成本、人績效的估算成本以及執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實上，在制度變遷理論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諾斯認為，制度通過約束和懲罰給經濟中交往的人們以明確的預期，從而降低了由人類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引起的不確定性的程度，而不確定性程度的降低則表明獲取信息成本的減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這樣通過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就為解釋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修正的意義及局限性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確立了制度在主流經濟學中的重要地位。從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新制度經濟學范式也提出了三個基本假設:（1）有限理性假定；（2）機會主義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該假定的基礎上，新制度學派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確立了新的基本理論命題，即全方位地論證了制度是經濟中的內生變量，探討了制度變遷規律及其對經濟發展和運行效率的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盡管人們對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種多樣，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基本命題的看法上卻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費用、制度能夠提供激勵機制，制度還能減少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等。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甚至認為，制度所執行的功能具有經濟價值，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經濟價值。總之，制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變量，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而人類社會之所以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解決的是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問題，那么新制度經濟學就是要解決制度稀缺及其創新等問題。
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理論局限性。例如從其理論邏輯看，在“經濟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節省交易費用”基本命題方面都存在悖論。在經濟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學派的確比新古典學派更接近現實，但他們說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仍然不是現實中的真正的人，與現實仍有很大的距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舍棄了很多人的社會特征，仍然從人的一般性來分析抽象的個體。簡言之，新制度學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從人的實際來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視人的社會性；一方面改良了經濟人的非現實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現實的經濟人假定，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一大悖論。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也存在悖論：一方面，制度確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個成本高昂的經濟變量，難以預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因此，對于制度降低交易費用，不可絕對化理解。對制度的成本或代價，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參考文獻：
[1]左金隆: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方法論探析[J].經濟經緯，2005年第6期
[2]龔唯平: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J].學術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諾斯: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發展[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5期
第9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案例教學 理論教學 效果 西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財務管理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既有抽象的經濟理論，又有大量的圖表和公式，在教學過程中常常是老師講得很費力，學生學得很無力。這主要是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特點和傳統的理論教學方法相沖突的結果。這就需要一種更科學的教學方法與之相適應。
一、西方經濟學的特點和傳統理論教學方法的弊端
1.概念、原理多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包含大量的概念和經濟原理，傳統的理論教學對于這方面只能是簡單的灌輸方式，學生單靠死記硬背不但難以記住繁多的概念和原理，而且極易混淆，更弄不明白其真正含義。
2.抽象性剛剛接觸經濟學的本、專科學生大部分沒有多少生活體驗，或對生活中的經濟問題沒有什么深入思考，對于純粹的經濟理論很難把其和實際生活中的經濟現象聯系在一起，往往感覺高深莫測、枯燥無味，學的知識不知如何應用，從而逐漸喪失學習的興趣。所以必須通過一種中介性的載體，以一種生動的方式把經濟理論知識呈現給學生。
3.應用性經濟學是一門應用科學，不論是西方經濟學的微觀部分還是宏觀部分，都有著極強的社會實踐性和應用性，傳統的理論教學與實際生活脫節，學生不能運用學到的理論知識來分析和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形同紙上談兵，學無所用。
基于以上分析，西方經濟學既要對概念和原理進行完美的闡述，又要對理論的得出進行嚴密的邏輯推導，更要將經濟理論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對于這一教學目標的要求，案例教學法的應用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案例的引入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有助于發揮其學習的主動性；其次，由案例深化或導出的理論知識理易被學生消化和吸收，同時也有助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學為所用；再次，案例教學大大縮短了教學情景與實際生活情境的差距，案例作為現實世界與學習世界的橋梁，可促使學生更快地適應工作情景的挑戰。
二、案例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中的應用
（一）案例教學法的含義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曾說：“經濟學討論的是我們身邊的生活。”因此，西方經濟學不能采用“黑板經濟學”的教學模式，必須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相結合，與生活中的經濟現象相結合，這樣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強化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并提高學生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又稱為范例教學法，1870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興起并逐步發展起來。所謂案例教學就是利用典型事例進行教學，使學生能通過對特殊的、典型的事例進行分析，進一步理解和掌握理論教學中的概念和原理，在此基礎上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教學方法。
（二）案例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中的應用
根據不同的教學目的，案例教學法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應用形式。
1.課堂引導案例
這類案例的應用側重于以老師講述和解釋方式呈現案例，重在講清經濟原理和規律，屬于先“案”后“理”型。案例一般在課前引出，以身邊案例為主，現象簡單易懂，可以激發學生極大的學習興趣。
2.課堂論證案例
這類案例一般在講解完基本原理后出現，起到印證原理、加深理解和鞏固知識的作用，屬于先“理”后“案”型。例如，在講解博弈論時，可以通過“過路客和回頭客”的案例來闡述賣者和買者在信息對稱和不對稱情況下的交易行為。案例指出：一個當地人買水晶眼鏡和一個外地人買同樣的水晶眼鏡的價格是不一樣的。經商者出售給“過路客”的商品與“回頭客”的商品往往是同貨不同價，或同價不同貨（質量不同）。出售給“過路客”的商品，要么高出當地售價，要么是質量低一檔，即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交易行為。而賣給“回頭客”的往往是當地市場價或當地消費者熟悉的商品。即信息對稱下的交易行為。
3.課堂討論案例
這類案例注重于學生對原理的理解和應用，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一般由老師提供典型案例，學生運用已學知識分析和討論，從而找出最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類案例屬于“案”“理”同步型。
4.課外思考案例
前面在課堂上引入和討論的案例多是針對單一的或簡單的經濟現象提出的，學生在學習了一定量的經濟理論知識后，還要能對其進行綜合運用，因為任何的經濟現象都不是一個原因引起的。這就需要選擇一些綜合性和代表性都很強，同時又具有爭論性和現實性的案例，可以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也可以是國家正在實施的經濟政策。比如現階段的通貨膨脹現象，或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等，都可以讓學生在課下通過充分的準備，運用所學的經濟學知識進行綜合分析。
因此，在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中，需要針對不同的教學內容，恰當地設計和選擇案例，使案例教學發揮更大的效果。
三、結論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應用經濟學的課程，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案例教學法的恰當運用可以使經濟學的教學更加生動，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加強教學效果，使學生學得輕松，記得牢固，并且能學以致用。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第3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4年
［2］翟仁祥.仇燕蘋.案例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J］.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