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的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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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三維目標 基礎學力 教學 路徑
“三維目標是基礎學力的一種具體表述”，而就基礎學力的形成，日本學者認為有兩條心理學路徑，并在一線課堂教學中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線性思維下，直接移用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往往易于走向極端，并未達成期望的結果。
一、形成基礎學力的兩條路徑與課堂教學
為了闡述三維目標的整體性，鐘啟泉教授引用了日本學者田一的“四層冰山模型”來說明“基礎學力”的整體構成：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顯性學力――“知識與技能”“理解與記憶”，藏在水面下的三層則依次是隱性學力――“思考力和問題解決力”“興趣與意欲”以及“體驗與實感”……為了實現指向“基礎學力”的“扎實的教學”，我們必須把握“基礎學力”形成的兩條運動路徑，這就是：（1）從下層向上層推進的學力形成路徑……（2）從上層向下層延伸的學力形成路徑……據兩條路徑起始位置的不同，我們將上面第一條途徑演變來的教學路徑稱為“皮亞杰路徑”，將第二條路徑稱為“維果茨基路徑”，在日常課堂教學中均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應用中也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
皮亞杰路徑，可稱之為“由下往上”路徑：即通過學生與客體間直接的相互作用來產生知識，通過親身體驗、領悟生成知識，同時促進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形成。由于符合激進建構主義的主張，在課堂教學中得到廣泛應用，比如從實驗探究、研究性學習開始設計學習活動。然而，在部分實踐中這條路徑有的演變成了極端的探究傾向：強調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任由學生隨意建構知識，沒有將探究的問題和結果上升到“社會知識”的層面。在上世紀60年代布魯納所引領的美國八年課程改革運動，就是由于過于強調學生的獨立發現與探究，導致教育質量下滑，“發現教學法”也受到奧蘇貝爾的批評。德國基爾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賴因德思?杜伊特對這條路線教學研究得出結論說：“通過觀察學生的實驗以及與他們的對話，我們發現學生的實驗通常不會很有效……我們應該從建構主義角度，謹慎地看待實驗在知識獲得過程中的作用”。
維果茨基路徑，稱之為“由上往下”路徑，經由社會文化的傳播作用于個體，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進行同化學習，奧蘇貝爾認為這應該是學生課堂學習的主要形式。
應用這條路徑進行教學的前提條件是學生必須具有相應的知識、經驗儲備。不顧學生的“知識經驗儲備”而強行“宣講”，就是這條路線的極端典型：教師成了客觀知識或權威知識的者，這時的課堂講授實際上已經不是“傳道”，而成了宗教式的“布道”，這時個體所獲得的知識，懷特海稱之為“呆滯”的知識，成了“不干膠”似貼在主體認知結構的外面，知識真正成了“符號”的東西。正如杜威所說，“如果所溝通的知識不能組織到學生已有的經驗中去，這種知識就變成了純粹言詞，即純粹感覺刺激，沒有什么意義”。
二、形成基礎學力的第三條課堂教學路徑
實際上，如果我們固著一端，采用線性思維直接應用心理學上的研究成果建模教學，無論采用上述的哪條路徑，要確保個體內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融合，形成基礎學力，都存在一定的難度。從第一條路徑開始，學生會缺少社會知識的引領；從第二條路徑開始，學生會缺少相應經驗的支撐。如果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教學論的轉置，應用英國哲學家懷特海在《教育目的》中論述教學的節奏時所提出的教學三階段論的指導，可以建構出第三條基礎學力的形成路徑。經教學實踐應用表明，將能更好地融合和發揮心理學兩條路徑的價值。
懷特海根據智力發展的周期性提出了教學的三階段論：浪漫階段精確階段綜合應用。懷特海說，“教育應該是這些周期的持續不斷的重復。從小的方面來說，每一堂課都應當構成一個有其自身的從屬過程的漩渦周期。越是長的周期越是要確保有明確的收獲，以形成新一輪循環的起點。”
根據懷特海的教學整體觀和螺旋漸近發展的思想，對基于新內容的教學，可以作如下的路徑規劃，該路徑可以簡稱為“懷特海路徑”：
第一步：創設情景，懸置問題。問題是學習的起點，將問題嵌入到學生的生活世界中才能產生意義。
第二步：閱讀材料，整體感知。通過閱讀課本及其它材料，對學習的問題和任務獲得整體感，并初步建立起學習內容初步的、宏觀的框架。在學生自主學習感受的基礎上，鼓勵學生與同伴間互動，讓學生在小范圍內表達和交流自己的見解。
第三步：序列展開，精確落實。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一個網絡，只要在初步整體感知的基礎上，實際上從哪一個點開始切入，從點的哪個方向開展教學，都是可以的，應視其教學的核心知識來予以調整。如果經由第一條路徑循序展開，則不因缺少相關背景知識而盲目探究，增加了探究的可行性。如果學生有相關的生活經驗和知識背景，則經由第二條路徑展開，學生對對話的內容有備而來，則不因缺少相關信息而導致對話失落。這時，師生間、生生間在初步建立的知識框架內“漸進分化”，將個體知識不斷進行重組提升，達成精確的理解，因為知識就是一種互動的組織。
第四步：學以致用，綜合貫通。懷特海認為，知識是有用的，學會了就應該立即應用，以達成透徹的理解。在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能有效地激活和精致已經建立起來的知識結構（認知結構）：通過對知識的檢索，能完成知識結構的重新標識和鞏固；通過在不同情境間的遷移，增加認知結構的彈性。
第三條路徑主要針對小學高年級和中學以上的教學而設。因教學的目標不同，比如小學的科學課程，完全可以采用“路徑一”進行教學，因為其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探究興趣，追求認識的結果在其次；如果是一門課程的起始階段，也許需要教師從示范開始，先擴展表象和經驗，而不是先“整體感知”。
總之，陶行知說，“接知如接枝”，如何“接”才能保證“枝”的成活，確實需要我們超越線性思維，以扎實推進我們的課堂教學。
參考文獻：
[1]鐘啟泉著.教育研究[J].2011，（9）：62-67.
[2][美]D.P.奧蘇貝爾等著，佘南星譯.教育心理學――認知觀點[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646.27.
[3][美]萊斯利?P?斯特弗，杰里?蓋爾.教育中的建構主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216-217.
第2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據筆者平時觀察及和同行們討論發現，較多信息技術教師仍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教學方法開展教學。根據課本章節內容，教師先演示一次操作，然后讓學生模仿操作，最后點評幾個作業。這樣的演示式教學，表面上看效率挺高的，學生在課堂上能很快就把課本要求完成的例子完成了，似乎也掌握了軟件的操作方法，好像有著不錯的課堂效果。但過段時間，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換一個問法或換一個例子，學生就不知所然，就無法做出作品來，也就是說，學生之前能做出課本的例子來，只是一個掌握知識的假象。為什么會這樣呢？通過跟學生溝通了解后才發現，原來學生看完老師的演示操作，然后憑記憶自己重復一遍老師的操作，照葫蘆畫瓢而已，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理解為什么要這樣操作，并非真正掌握課本的知識和操作技能。
（二）“要我學”，非“我要學”
信息技術課堂教學往往容易走進一個誤區——重技術而輕教育。信息技術課堂上教師往往只注重教會學生軟件技能操作而忽略為什么要掌握這軟件技能的根本需求教育。學生課堂學習最大的感受是，這例子是老師要求我這樣做的，我不這樣做，就完成不了課堂任務，可能會被老師批評，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么要做這樣的例子，我不知道學了這個操作對我有什么幫助。所以學生“要我學”感受非常強烈，在任務操作時就會有情緒，不會主動開動腦筋思考，應付了事，久而久之，對信息技術課堂及書本中操作任務就不感興趣，甚至反感，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信息技術課堂氣氛越來越沉悶，課堂效率越來越低，課堂質量越來越差。
我們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要激發起學生對信息技術課堂的興趣。如何激發起學生對信息技術課堂學習的興趣呢？顯然，課堂上給他們上網或玩游戲是學生最感興趣和最喜歡做的事情，但這樣我們要完成教學任務的話就有點懸了，是不可取的方法。而要引起學生興趣，立足課本教材基礎上，高于教材去精心設計一些課堂任務，讓學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產生外壓式學習轉變成內需式學習作用，變“要我學”為“我要學”，不失為好方法。
二、設計課堂任務的標準
設計課堂任務的目的就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吸引學生全身心地投入課堂學習。怎樣設計任務才具有吸引力呢？筆者的經驗是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
初中階段是人的身心發育的一個重要階段，尤其觀察力明顯提升，具有觀察目的更明確、觀察時間更持久、觀察內容更精細、觀察角度更概括等特征，空間認知、時間認知、想象力、思維水平等各方面的概括性、抽象性都在不斷發展中，在認知發展上已處于一種既懂事又不完全清楚的狀態，即各種認知過程都在發展而又都發展得不完善，認識上易產生片面性和表面性。因此，在任務設計考慮時，我們既要向他們提出具體的、可行的要求，又不能奢望過高，要用事實說話，多從正面引導教育考慮，并讓他們學會區分是與非。
（二）符合學生的感知經驗
初中學生已經具備了知覺整體性的特點。在教學活動或日常生活中他們能對存在一定缺欠的事物進行修補。但是由于知識和生活經驗所限，初中生常忽視弱刺激部分而過分注重強刺激部分，從而常做出不完全甚至是錯誤的反應。同時，初中生對事物加以組合、補充、刪減或替代處理的時候，很大程度上還依靠自己經驗進行主觀想象，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這就造成學生有時對知識的理解會顯得牽強附會，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和更合理的解釋，他們還會把這種理解頑固地堅持下去。在知識遷移能力方面，由于受邏輯思維發展水平的限制，初中生很容易受到局部、片面的刺激的困擾，不能穩定不變的反映客觀事物，不完全能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征，不完全能做到觸類旁通、舉一反三。所以我們在設計課堂任務時就要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結合知識結構的關系，進行知識模塊化、細化設計而非綜合性非常強的設計。
（三）任務必須具有探究性
我們常常強調在教學過程中，學生要占主體地位，筆者認為學生占課堂主體地位最直接的表現方式就是讓學生在課堂中進行探究性學習。因此，教師在設計教學任務時，可以分層設計，既有學生獨立探究完成的任務，又要有學生通過小組合作來完成的任務。學生可以在好奇心驅使下進行探究活動，在解決問題中學習并在學習中發現問題，螺旋式進步。并要培養學生把探究作為課堂學習的一種習慣，當學生把探究行為從一種學習的需要，逐步轉化成為學習的行為習慣時，課堂教學就會化被動為主動，學習就會成為學生的一種內驅力，課堂學習效果自然而然就會好起來。
當然，教師要做好探究活動的引導作用。在進行探究時，學生總會遇到一些問題與困難，教師要和學生一起探究，避免學生遇難而退，要與學生共同經歷失敗的操作過程，分析失敗的原因，這樣才能夠讓學生感受探究的驚奇和分享成功的樂趣，而對有所成就的學生則應做出適當的評價和鼓勵。
（四）任務必須具有梯度性
課堂任務要有難易梯度性，也就是說要分層設計課堂練習，保證學生學習的公平性。前面筆者提到學生會因生活經歷不同而造成認知經驗、感知經驗、掌握的操作技能、學習方式方法等的差異。怎樣保證課堂上每個學生都學得到、學得好呢？分層設計操作任務就能較好的解決這問題。
第3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 性激素；子宮；媽富隆
[中圖分類號] R73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5）12（a）-0149-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marvelon and mifepristone in the treatment of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perimenopausal period and the effect on sex hormone concentrations. Methods 112 patients with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perimenopausal period treated in the gynecological clinic of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3 to June 201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6 cases in ea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arvelon and mifepriston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ifepristone， hormone level chang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8.6% and 46.4%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improvement situation of every inspection indicat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 Hormone； Uterine； Mifepristone
圍絕經期功血是指圍絕經期子宮內膜增厚引發的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因女性在圍絕經期卵巢功能退化引發機體激素水平變化顯著引發的疾病，臨床較為常見[1]。有文獻顯示，對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格子宮出血病人進行媽富隆聯合治療，可顯著改善病人的內分泌狀態及臨床癥狀，臨床效果確切[2]。探析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最佳治療方式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故該院2013年9月―2014年6月對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病人進行米非司酮與媽富隆聯合療法，效果滿意，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整群選取2013年9月―2014年6月就診婦科門診的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病人112人，患者因異常子宮出血在門診就醫，B超檢查發現子宮內膜增厚后的治療，年齡45～55歲，平均年齡（46.2±2.6）歲，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對照組，每組56例。觀察組患者年齡45～52歲，平均年齡（45.8±2.5）歲。對照組患者年齡46～55歲，平均年齡（46.5±2.8）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前均診斷性刮宮病理報告為子宮內膜單純性增生。
1.2 方法
觀察組予以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療，診斷性刮宮術后3 d服用媽富隆，2片/d，早晚飯前服用，出血癥狀緩解后，每3 d減量1次，減量為1片/次，至1片/d維持劑量3周，連續服用3周為1個周期；撤退性出血第五天開始服藥，1片/d，治療3周后停止，3個月經周期為一個療程；予以米非司酮片，1片/日，連續服用6個月。對照組僅予以米非司酮片，1片/d，連續服用6個月。兩組停藥3個月后，比較兩組治療后的臨床效果。
1.3 藥物與試劑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商品名：媽富隆；廠家：荷蘭 anon；國藥準字：H20090423），米非司酮片（商品名：含珠停；廠家：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50347）。
1.4 療效評估標準
參照以下評估標準[3]：顯效：實驗室、影像學檢查正常，隨訪無復發；有效：影像學檢查正常、實驗室檢查稍異常，臨床癥狀略有減輕，隨訪無復發；無效：實驗室、影像學檢查、臨床癥狀無變化或加重。臨床有效率為顯效與有效的百分比之和。
1.5 統計方法
全部數據進行SPSS18.0軟件系統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以χ2檢驗，計量資料以（x±s）表示，以t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效果的評估比較
觀察組的臨床有效率為78.6%、對照組的臨床有效率為46.4%，χ2=12.34，P
2.2 兩組治療前后各項激素檢查指標評估比較
兩組治療后的FSH、E2、PRL、LH、P等激素指標均有改善，但觀察組治療后的各項檢查指標改善情況顯著優于對照組（P
3 討論
該研究對圍絕經期子宮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病人進行米非司酮與媽富隆治療臨床效果比較[4-5]，結果顯示：觀察組的臨床有效率為78.6%、對照組的臨床有效率為46.4%；兩組治療后的FSH、E2、PRL、LH、P等激素指標均有改善，但觀察組治療后的各項檢查指標改善情況顯著優于對照組（P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是炔雌醇和去氧孕烯復方制劑，具有抑制子宮內膜生長、促使內膜萎縮法的止血作用，可起到迅速調經及止血作用，同時炔雌醇同時可刺激子宮內膜再生性修復，促使子宮內膜毛細血管通透性下降、促進內膜創面血管內凝血，從而達到止血效果[7]。媽富隆同時調節機體的性激素，調節子宮內膜由增生期轉化為分泌期。同時，米非司酮為受體水平抗孕激素藥物，具有促進宮頸成熟、誘導月經、抗著床等功能，與孕酮競爭受體達到拮抗孕酮的作用，同時可結合糖皮質激素，小劑量米非司酮可顯著提高子宮對前列腺素的敏感性，與媽富隆聯合應用，臨床調節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激素水平效果更佳[8]。
綜上所述，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病人進行米非司酮與媽富隆聯合療法，可顯著改善病人的內分泌狀態及臨床癥狀，臨床效果確切，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1] 楊煜霞，柯昌祿.媽富隆和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效果對比[J].中國實用醫藥，2015，10（6）：172-173.
[2] 楊俊.比較米非司酮與媽富隆對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療效[J].中國實用醫藥，2015，10（2）：172-173.
[3] 薛艷華.小劑量米非司酮與去氧孕烯炔雌醇治療圍絕經期婦女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對照研究[J].實用臨床醫藥雜志，2012，16（11）：156-158.
[4] 歐陽新華，何丹，唐一青.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對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療效分析[J].中國當代醫藥，2013，20（24）：234-236.
[5] 王曉燕，許丹彤，馬鳳敏.100例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治療的臨床分析[J].中國醫藥指南，2010，8（26）：122-123.
[6] 黎倩琳，黃翠翠，黎金林.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患者采用媽富隆對其治療的效果分析[J].中國實用醫藥，2015，10（z1）：1723-1724.
[7] 梁英.媽富隆治療絕經過渡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研究[J].醫學綜述，2013，19（19）：3633-3635.
第4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 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米非司酮；出血
[中圖分類號] R711.52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4）32-0031-03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low doses of mifepristone in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WU Xiaoho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huyang County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Jiangsu Province， Shuyang 2236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ow doses of mifepristone in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selection of drug and dosage in therapy of menopausal transition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48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were classified into 6.25 mg group and 12.5 mg group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6.25 mg group with 124 cases were given 6.25 mg oral mifepristone， and 12.5 mg group with 124 cases were given 12.5 mg oral mifepristone. The course of both groups was 3 months， and serum levels of estradiol （E2）， progesterone （P），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luteinizing hormone （LH）， testosterone （T） and endometrial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Cycles rates in patients who finished three courses of treatment in 6.25 mg group was 91.13%， while 87.90% in 12.5 mg group.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Levels of FSH， LH， P， E2， 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P>0.05）， while P and E2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Fully hemostatic time in 6.25 mg group was （76.29±27.48）h， and （71.30±22.43）h in 12.5 mg group， which showed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Endometrial thickness after treatment in 6.25 mg group and 12.5 mg group was （8.24±1.51）and （7.87±1.57）mm random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pretreatment， but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adverse reaction rate in 6.25 mg group were 96.46% and 4.42%， while 100.00% and 18.35% in 12.5 mg group， there was on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 words]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Mifepristone； Bleeding
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是屬于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一種，以圍絕經期婦女多見，又簡稱為圍絕經期功血，其發病原因主要為卵巢功能衰退而引起正常分泌功能紊亂，表現為不規則的陰道出血。圍絕經期功血的治療原則以止血、誘導閉經及改善全身癥狀為主，診斷性刮宮治療是快速有效的止血方法，但是功血的反復發作多次進行診斷性刮宮也并非最好治療方法，藥物治療以雌激素、孕激素等性激素治療為主，治療方案較多，但是雌激素用藥有可能誘發子宮內膜癌及乳腺癌等疾病發生可能性，孕激素長期用藥可能對肝功能形成損害[1，2]。米非司酮為抗孕激素藥物，近年來臨床有報道使用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血取得了較為滿意的療效[3-5]，但是用藥劑量臨床上無統一標準，本研究旨在探討小劑量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血的臨床效果，以期能為圍絕經期功血治療藥物及劑量的選擇提供一定的參考，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10年12月～2013年12月期間診治的248例圍絕經期功血患者，均經診斷性刮宮取得子宮內膜病理檢查確診為無排卵性功血，入選患者要求無生殖道器官器質性病變、無肝腎功能異常、無內分泌疾病及血液系統疾病，無米非司酮用藥禁忌證，本研究經過患者知情同意。248例患者年齡44～54歲，平均（50.11±4.32）歲，病程3～51個月，平均（17.32±8.94）月，患者主要以陰道不規則出血、月經期延長、貧血等癥狀多見，單純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169例，復雜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79例，合并貧血者127例。將患者按照隨機抽樣法分為6.25 mg組與12.5 mg組各124例，6.25 mg組平均年齡（50.10±4.57）歲，病程（17.49±8.51）月，單純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87例，復雜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37例，合并貧血患者79例，平均血紅蛋白值（72.97±9.68）g/L，12.5 mg組平均年齡（50.10±4.57）歲，病程（17.49±8.51）月，單純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82例，復雜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42例，合并貧血患者48例，平均血紅蛋白值（73.21±9.40）g/L，兩組在年齡、病程、合并貧血及功血病理類型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確診后開始服用米非司酮片（北京紫竹藥業有限公司生產，批號：20081211），6.25 mg組服用米非司酮6.25 mg/次，1次/d，連續服用3個月；12.5 mg組服用米非司酮12.5 mg/次，1次/d，連續服用3個月。貧血患者同期口服藥物糾正貧血。
1.3 觀察指標及隨訪
所有患者在用藥前及治療3個月時檢測血清雌二醇（E2）、孕酮（P）、促卵泡激素（FSH）、黃體生成素（LH）、睪酮（T），在用藥期間每個月要求復查一次肝功能、腎功能及心電圖，并且觀察用藥期間有無藥物不良反應發生。隨訪采取門診復查隨訪及電話隨訪，治療3個月后主要依靠電話隨訪。
1.4 療效評定標準[6]
顯效：在治療1周之內出血停止，3個月內閉經，停藥后月經情況無復發。有效：在用藥治療1周之內出血減少，3個月內閉經，停藥后月經量明顯減少而且月經周期延長。無效：患者治療1周內出血量也無明顯改變，在3個月內未完全形成閉經，需要改變治療方案者。總有效率=顯效率+有效率。
1.5 統計學方法
采取SPSS 16.0統計學軟件統計分析數據，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進行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行t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完成情況
6.25 mg組最終完成3個治療周期患者共113例，11例中斷治療，完成治療周期患者占91.13%，12.5 mg組完成3個治療周期患者共109例，15例中斷治療，完成治療周期患者占87.90%，兩組完成治療周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69，P>0.05），表明除去未完成治療周期患者對本研究基線資料無明顯影響，中斷治療原因以藥物不良反應影響患者自行中斷不愿意再繼續服藥治療為主，部分患者在治療期間中斷本治療方案去外院選擇其他治療方案治療，因此最終結果以完成治療本治療方案的患者進行數據統計。
2.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內分泌激素變化
兩組患者治療前FSH、LH、P、E2、T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2.12、1.98、1.65、1.11、1.22，P>0.05），兩組治療后P、E2較治療前下降，與治療前組內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4.83、46.67、6.23、45.66，P0.05），見表1。
2.3 兩組患者完全止血時間及子宮內膜厚度變化
經過用藥治療，兩組完全止血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48，P>0.05）。兩組在治療前及治療后子宮內膜厚度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32、1.41、 1.56、1.62，P>0.05），治療后子宮內膜厚度與治療前比較均明顯下降，治療前后組內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9.14、9.92，P
表2 兩組患者完全止血時間及子宮內膜厚度變化（x±s）
注：*與治療前比較，P
2.4 兩組患者治療療效及不良反應比較
6.25 mg組治療總有效率96.46%，12.5 mg組總有效率100.00%，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2，P>0.05）。6.25 mg組5例患者發生不同程度不良反應，其中皮疹3例、厭食4例、惡心3例、嘔吐2例、潮熱2例，發生率為4.42%；12.5 mg組22例患者發生不同程度不良反應，其中皮疹16例、厭食17例、惡心13例、嘔吐8例、潮熱9例，發生率為18.35%；兩組均未見嚴重肝腎損害。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90，P
表3 兩組患者治療療效及不良反應比較[n（%）]
3 討論
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是由于下丘腦-垂體-卵巢軸功能失調引起，圍絕經期功血占到全部功血患者的20%～30%，為無排卵性功血，臨床表現主要以不規則的陰道出血多見，如持續反復出血會引起嚴重的貧血，部分患者甚至需切除子宮。目前對圍絕經期功血的治療仍以診斷性刮宮及藥物治療為主，但是各種激素藥物均無法達到徹底治愈的目標，藥物不僅容易引起不良反應，還存在停藥后的病情反復[7，8]。
米非司酮為孕激素拮抗劑，能與子宮內膜上的孕激素受體結合，結合能力比孕酮親和力強5倍，研究發現米非司酮能有效抑制排卵期卵泡發育并且延遲排卵，能促進黃體溶解，因此有利于誘導患者絕經[9]。米非司酮臨床常用于藥物流產，近年來隨著對米非司酮研究的深入，治療范圍的拓寬，米非司酮用于圍絕經期功血的治療報道逐漸增多[10]。研究發現[11]，米非司酮能明顯抑制子宮內膜生長，能對抗雌激素誘導的子宮內膜增生及降低雄激素受體的表達，因此對雄激素也能起到拮抗作用。有學者觀察到在應用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血后，其腺體不僅表現為直徑縮小、腺體數量減少，還存在子宮內膜分泌和增生等現象共存，在長期用藥后患者會出現子宮內膜萎縮及血管減少，進而出現閉經[12]。但是在米非司酮的劑量上，并無統一標準，選擇劑量有25 mg、12.5 mg、6.25 mg、5 mg等劑量，25 mg劑量長期用藥不良反應較多見，患者往往無法完成治療療程，因此臨床少用，而12.5 mg、6.25 mg、5 mg等小劑量用藥能明顯減少用藥不良反應[13]，因此是臨床常用治療劑量。本文對12.5 mg與6.25 mg兩種小劑量下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血的療效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在進行3個周期的藥物治療后大多數患者均能在短期內達到止血效果，治療后P及E2明顯下降，子宮內膜厚度明顯下降，出現萎縮現象，6.25 mg組與12.5 mg組止血時間、P及E2下降幅度、子宮內膜服藥前后厚度均無明顯差異，說明這兩種小劑量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血療效相當[6，7]，但是同時也觀察到6.25 mg組治療總有效率96.46%、不良反應為4.42%，12.5 mg治療總有效率為100.00%、不良反應為18.35%，在療效相當的情況下，12.5 mg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明顯高于6.25 mg組，說明隨著藥物劑量的增加，不良反應也增加。
綜上所述，小劑量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血止血效果滿意，療效肯定，6.25 mg與12.5 mg口服劑量均能達到滿意治療效果，但是隨著劑量的增加，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明顯增高，建議在實際應用中以6.25 mg的小劑量開始用藥較為適宜。
[參考文獻]
[1] 陳蓉，郁琦. 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性激素療法[J]. 中國實用婦科與產科雜志，2012，28（10）：745-748.
[2] 郝建民，牛玉玲，張凱. 激素替代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臨床觀察[J]. 中國醫師進修雜志，2012，35（3）：20-22.
[3] 劉大慶，張瑜. 米非司酮五日三周期療法治療圍絕經期功血的臨床療效[J]. 現代婦產科進展，2012，21（2）：138-141.
[4] 張娟，趙雪卉，李曉文，等. 米非司酮與媽富隆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臨床療效觀察[J]. 西北國防醫學雜志，2012，33（3）：201-203.
[5] 何愛樺. 米非司酮與去氧孕烯炔雌醇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效果比較[J]. 實用預防醫學，2012， 19（2）：225-226.
[6] 詹海珠. 米非司酮與曼月樂用于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治療的療效對比[J]. 中國婦幼保健，2014，29（17）：2800-2802.
[7] 高艷. 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30例臨床分析[J]. 延安大學學報（醫學科學版），2014，12（2）：38-39.
[8] 張麗寧. 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應用米非司酮治療的臨床研究[J]. 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14，8（7）：143-144.
[9] 鄭蔓嘉. 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劑量與療效[J]. 廣東醫學，2011，32（14）：1874-1876.
[10] 張欣，高珊. 不同劑量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血癥的療效分析[J]. 中國婦幼保健，2012，27（25）：3990-3991.
[11] 顧靜，楊克虎，張莉，等. 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療效與安全性的系統評價[J].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2012，12（4）：451-459.
[12] 王麗鴿，孫麗萍. 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臨床觀察[J]. 中國婦幼保健，2011，25（16）：2300-2301.
第5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一
信息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共同點是以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流通、分配及相關活動為主要對象,因而被稱之為物質的經濟學。[1]在傳統經濟學中,信息如同空氣、陽光一樣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經濟成本。同樣,廠商、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等經濟行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處理能力,所以經濟行為者的選擇是確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經濟學之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行為者不僅不具備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這與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發生了矛盾與沖突。信息經濟學正是在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中,批判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論,提出了信息搜尋的概念。斯蒂格勒認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要做出最優決策,必須對相關信息進行搜尋,而信息搜尋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與成本、產出聯系起來,提出搜尋概念及其理論方法,是斯蒂格勒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繼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不確定性存在情況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阿羅十分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經濟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精確的數學描述,用“信息結構”一詞來描述經濟決策利用信息的復雜分布及其與決策的對應關系,等等。搜尋理論后來經過薩洛普(S·Sulop)、截維德和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統地發展,成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一。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分析領域的創造性成果,諸如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對策理論、非對稱信息概念以及價格分散理論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分析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領域。
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
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決策和加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正確處理好企業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持。信息經濟學較為深刻地探討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經濟行為的兩個主要現象,即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無論是生產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面臨著不同形式的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生產者面臨著消費者的大量的、復雜的道德風險行為,而消費者也同樣面臨著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選擇和生產者轉移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無論對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應的選擇與對策。
第6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本土化；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儒家文化；女性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它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規范性和本土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而“所謂‘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研究成果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脈絡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調和的狀態”。然而，現代經濟學產生、成長并壯大于西方社會，從而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行為心理的基礎之上；特別是隨著20世紀30年代之后主流經濟學在美國最終形成，從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堅民族的行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這個角度，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經濟學，而且，即使已經為廣大非西方國家廣泛傳播和接受的馬克思經濟學，它也是“西方”非正統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們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為心理之上的，并體現了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楊國樞(2004，自序)曾指出，“所謂美國心理學，無非是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階段，中國心理學卻曾先后將這些國家的本土心理學當作‘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甚至將之視為可以照樣適用于中國人的心理學。試問，任何單一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能夠放諸天下而皆準嗎?能直截了當地成為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嗎?美、英、德、法大都是屬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國家。然則，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學能代表人類的心理學嗎?它能適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及韓國)的人民嗎?”顯然，這里把心理學一詞換成“經濟學”一詞，意思同樣存在。正因為當前的經濟學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應的行為機理之上，因此，當前的經濟學僅僅是“西方”經濟學；這里不僅從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從文化上是指它適應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為機理。
正因如此，長期以來，能夠在經濟學領域作出較為顯著貢獻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備西方化的人：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而20世紀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這些著名經濟學家的國籍和工作地點之所以會有這種時間和地域上的相對集中，顯然，并不僅僅是因為如林毅夫所說的是“由于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經濟學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的本土性，而當前的經濟學話語權已經被世界經濟中心的國家及其本土學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學者所掌握。事實上，如果僅僅從國籍和工作地點的角度，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么如此多的華人(甚至是日本、韓國等)在美國的大學中卻一直沒有取得較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東歐以及來自非洲一些國家的教授卻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取得的“非同凡響”的聲譽，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頂級大師(這些地區出生的人都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如果從文化角度，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點。究其原因在于，經濟學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觀心理學和宏觀社會文化的基礎上，而這些國家與美國文化更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為心理發展某些經濟學理論。而華裔的學者根本沒有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為基礎，無法把理論推理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因此，往往只能在與經驗事實相對脫節的數理或計量方面有所發展，而對以社會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則力不從心。默頓就提出了一個“內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論是多么小心或有學養，原則上都無法接近社會或文化的真理，因為存在一種結構性的限制使他沒有能力了解異己的團體、文化和社會。是以本文嘗試就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以及對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啟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
在當前西方經濟學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經濟學大家則更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說辭：女性的邏輯抽象能力較低，因為女性在經濟學領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數學或自然科學領域所占的比例還要小；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經濟學本身的特質，因為它具有明顯的性別結構缺陷。事實上，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卻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強烈擴張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礎之上，從而具有非常強的偏見，這嚴重限制了女性對經濟學的貢獻。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一般來說，男女雙方在心理和行為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女性更為現實，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進行合作而不是爭奪，從而行為上也更少破壞性。這也可以通過圣經中的兩個故事加以說明：亞伯拉罕為了某種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犧牲自己的兒子，而所羅門王時的那個婦女在兒子命在旦夕時寧愿放棄真理也不愿目睹兒子被殺。然而，長期以來西方社會卻逐漸形成了男性主義中心觀，以至人類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別呈現出等級形態，其中，男子特質占上層，在主體和方法上被評價較高的東西都與男性特質聯系在一起，而被評價低的則與女子氣聯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義的影響：世界是遵循數學法則和“自然”法則合理地運轉的，每個人都可以認識并掌握這些法則，因為他們都擁有上帝賦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種機械的方式進行思維，從而得出相似的推論。后來，牛頓更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牛頓模式：整個宇宙決定于幾條簡單的、永恒的數學規律；由此推演，人類憑借理性就可以認識支配道德領域、政治領域以及美學領域的規律。同時，盡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鐘，但還是有一部分被遺漏了，這構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國；為此，牛頓模式又將世界分成兩個部分：被理性統治的主要部分和統攝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這一學說，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機械論的數學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實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監管；顯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權把“理性”強加給那些缺乏理性的創造物。
盡管主流經濟學提倡的科學化路徑以期排除價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擾，或者將道德問題存而不論；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而是存在強烈的規范色彩。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經濟學論文往往體現了經濟學家的個人、社會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質，有人甚至說，所謂的客觀知識其實不過是那些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擁有更強大勢力人的知識。顯然，由于經濟學領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學或其他社會科學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經濟學實際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處事態度。譬如，根據納爾森等人的看法，經濟人一詞“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經濟學家群體的產物，他體現了男性“masculine”的行為方式，而無法涵蓋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們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說明全部人類的一般行為；盡管經濟學界熱衷于使用“經濟人”一詞，但卻很少對它的真實含義以及起源進行梳理。在某種程度上，“經濟人”一詞本身就已經成為實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許多人以此來裝扮其研究的客觀性，只不過是借此來推行他們自己的主觀觀點，其中就包括男性對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經濟學界之所以數量少、貢獻低，這主要與不同性別和文化下的學者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發認知有關，從而與主流經濟學本身的特質以及它與不同類別的人的親和性有關。
一方面，就男女雙方在行為特征上的差異而言。一般地，與行為相聯系的個人內在心理會影響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從而表現在學術上也會有所差異；顯然，女性與男性在行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從而也就會對其學術取向產生影響。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會克制自己內心的沖動，在人際關系中也更為忍讓，以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溝通而不是爭奪的方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顯示出“相互沖突的責任”意識，而不是發自“競爭的公理”，這種認知能力決定了“它是一種與周圍關聯的、敘述性的思維模式，而不是有條理的、抽象的思維模式”；為此，女性特別注重“關愛的行動”，往往圍繞著對“責任和關系的理解”，往往設法建構“聯系之網，人際之網，它們通過交流得以維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熱衷于抽象規則的研究，而更關注規則帶來的社會后果，關注人的應得權利；相應地，她們往往偏好于政治經濟學、社會經濟學、人本經濟學、心理經濟學、文化經濟學以及福利經濟學等的研究，而這些方面則屬于經濟學的邊緣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論本身隱含的修辭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論內含的修辭與研究者的行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該研究者在該領域的發展；因為他從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內心自發的，而其他人則需要經受刻意模仿和學習過程。顯然，當前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處事態度，因為它強調人的控制、征服、機會主義等。事實上，與女性的“責任道德”相反，男性明顯地表現出“權利道德”的傾向，它立足于“對分離的而非聯系的情調”，立足于“對個體而非基本的關系的思考”；并且，男性還使相互沖突的秩序保持一種機械的、量的平衡，而這種秩序又是以等級化的價值觀為基礎的。正因如此，盡管女性在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顯著成就，但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取得的成就卻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從事主流范式的經濟學研究是源于內心自發的，而女性則需要刻意地進行模仿和學習。當然，這不是女性的錯，而是主流經濟學所內在的偏見所導致的，應該歸咎于當前經濟學的畸形化發展，因為主流經濟學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義特征。而且，女性在現代主流經濟學領域建樹不多的現狀，并不意味著女性并不適合從事經濟學研究；恰恰相反，越來越多的女性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將有助于優化經濟學的基本特質，使經濟學回到更為合理的研究軌道上來。
其實，男女之間的性格差異主要與早期工作場所(工廠)和生活場所(家庭)的分離有關，而主流經濟學源于對市場爭奪行為的刻畫，“經濟人”也是與當時參與激烈市場競爭的男特質相符的。早期社會中，男性從事市場的競爭，從而日益變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業組織等工作場所的活動往往都是被規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漸被異化：價值理性日益萎縮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從而產生了類似經濟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則被孤立在家庭之中從事家庭實務，盡管重復性的家務勞動不利于理性思維的發展，卻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時間以培養多樣化的性格；特別是，在婦女的主導下家庭往往成為置身于殘酷爭斗的市場之海中的無數個相對平和寧靜的棲身島嶼，從而女性的性格更為平和和寬容。而且，盛于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并沒有像興盛于美國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那樣以工具性的經濟人為理論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極具擴張沖動的新教徒，他們世俗化功利主義心理更為突出；后來盡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進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體的庇護，從而也只能遵守業已樹立起來的市場爭奪規則，從而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特征。
當然，隨著社會物質財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來越從家庭走上社會，社會行為主體成分的這種變化也就會對市場上的行為機理產生影響；與不斷變化的實踐相適應，經濟學的行為假設也應該有一個相應修正過程：應該越來越多地把女機理納入進來，不能把女視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而是要通過借鑒女性的行為來重新界定理性的內涵。然而，主流經濟學卻頑固地維持著傳統的自然主義思維及其經濟人假設，在這種傳統下，婦女基于本性的理解當然就與之不相適應；這正如費波爾和納爾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會性別影響了他對社會事物的感知，影響了對問題相關性和重要性的評估，從而也就影響了認知原理的解釋。正是由于主流經濟學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義，它的評價標準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僅主流經濟學主要體現了男性的話語和思維，而非對女的刻畫和世界；而且，長期以來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原則也是由男性創造或制定的，這種規則和思維也就支配了學術的發展走向和學術人員的構成。事實上，當今西方學術界已經看到了這種現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導的西方社會觀念卻往往把男女之間的這種行為差異僅僅歸因于他們的生理差別，從而確立了經濟學研究對女性和女性活動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來隨著女性主義的興起，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和社會建制，與純粹生理意義上的性別沒有必然聯系。
可見，正是由于社會心理上的差異，導致了男女雙方在經濟學上截然不同的表現；這不是因為女性本身的行為有問題，而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規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費波爾和納爾森就指出，“無論如何，承認經濟學的人文因素和社會影響，就意味著對主流范式的總體否定和對客觀性追求的放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可以提高經濟學的客觀性”；事實上，“女性主義經濟學之所以出現，并不是因為經濟學太客觀了，而是因為它還不夠客觀，因為太多的假設和方法論思想在沒有經過全面的批判性審查之后就開始被主流經濟學團體視為普遍而客觀的了”。正因為如此，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對數學化、客觀化的科學認識論發出了深深的質疑，他們認為，當前這種流行的科學至上主義會把整個世界無論是物
質世界還是生活世界物化為它者，女性注重協作的互動行為對社會的破壞性更小，更適應于與自然世界之間的良性互動；也正因如此，他們強調科學本身就是主觀的，應該把人的認識和情感結合起來，要強調科學的整體性、和諧及復雜性而不是簡化輪、統治和直線。推而廣之，不同的社會文化下的人們的行為機理也是不同的，因而與之相適應的理論也應該存在差異，否則必然是有局限的，這從東方人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上可見一斑。
三、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維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經濟學領域貢獻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為抽象數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種與文化相聯系的社會性別屬性差異所造成的；顯然，如果男女之間這種社會性差別推廣到不同特質的文化之間，那么，就可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文化適用性進行反思。
其實，盡管一些海歸學者將國內經濟學水平低歸咎于經濟學人的數學功底差，但這卻不是主要原因；事實上，不少海歸經濟學者卻都曾承認，海外的中國人沒有因為數學不好而學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認為，“外國的經濟學家相比，我國年輕的經濟學者通常數學較好，在這方面有比較優勢”。同樣，主要也不在于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事實上，中國人在自然科學領域所作出的貢獻正越來越大：不僅近年來在自然科學領域獲諾貝爾獎的華人在逐漸增加，而且，在數學領域華人的貢獻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為方式和社會氣質上的明顯差異，而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理論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認知和行為為基礎的，從而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走向和人員構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實上，我們可以把男女的社會性征和東西方人的行為機理聯系加以分析：從整體上講，西方人具有明顯的男性特征，這表現為侵入性、個體性和占有性；而東方人則更多地表現出女性化的行為特征，這表現為合作性、社會性和共享性。例如，東方人更為強調抑制自己的需求，強調社會和諧與合作，也特別注重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因而中國社會相對于西方社會來說歷來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當前中國人學習和研究體現西方心理的主流經濟學也面臨著與女性學習和研究那種體現男性認知觀的經濟學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國經濟學人對經濟學貢獻不足，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數學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計量回歸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國人的英語水平不好；相反，這主要是因為對社會的認知思維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制度與主流經濟學宣揚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說與儒家社會的行為機理相差很大，這種學說是外在于中國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國人沒有西方人那種深入肺腑的感覺，無法把理論與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往往難以產生能夠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學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學習現代主流經濟學，但對“經濟人”的行為特征的刻畫以及由此推衍的社會現象的認識依然無法達到西方人那樣的深度，從而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作出被主流“認可”的貢獻。實際上，儒家文化一直強調“知行合一”和“主客同體”以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試想：如果對人類行為的研究不是從自己切身的體認出發，而是可以接受外來的一套假設和學說，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會行為的內在機理呢?由此可見，強調普遍適用性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如何重構其脆弱的文化基礎這一問題：正如女性主義經濟學的出現是為了揭示并消除經濟學研究中的性別偏見，使經濟學更好地反映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世界一樣；為了消除當前主流經濟學中對東方社會文化和行為的歧視，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國人行為機理之上的中國經濟學之振興。
一般地，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一元論思維：一方面，它強調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和社會后果中的物競天擇，并通過還原論把人的心理還原為動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但顯然，中國人的思維卻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視為思維和認知的主體，中國社會本質上也是人本主義的，它首先關心人類社會，儒家文明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此，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內而外、由社會而自然，將從對社會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自然社會中，這是天人感應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學的基礎。而且，基于先驗的理性主義思維，西方社會對事物的理性認知往往是脫離經驗的，也可以游離于實踐之外；正因如此，盡管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與現實遠不相符，但主流經濟學依舊把它視為理論研究的基本假設，并以此來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為。相反，儒家社會往往從社會實踐中獲得對人類行為的認知，從而特別強調知行合一，理論不能脫離實踐；正因如此，它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修正不合理的假設，使得理論日漸逼近實踐，并為實踐提供指導。事實上，在盛洪看來，經濟學與科學存在著重要區別：經濟學惟有提出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為人民服務，而科學則可能會被部分人用來損害別人；顯然，由于中華文化中蘊含著“天下主義”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夠將西方經濟學與中國文化有機融合起來，那么就可以使得經濟學更像“經濟學”，并能夠抑制西方科學和工具理性膨脹所潛在的兩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學方法通過損害別人來增進自己的利益(如改進武器)，二、諸如對社會的建構等對科學的不當應用而損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當前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別是其基本微觀行為基礎都是西方的，以致當前的經濟學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顯然，在沒有搞清楚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在機理，不將理論契合在中國人的行為機理基礎之上，即使出現了本土化的聲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論，僅僅是將研究對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維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規范化和國際化》一文中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他對如何用規范的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具體的經濟問題的看法，但他依然認為我國經濟科學的研究成果必須國際化，而研究的對象的本土化則是研究成果國際化的一條主要通道。當然，他認為，在對本土現象進行研究時，需要“弄清楚哪些是產生我們所觀察到的重要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背后的主要經濟、政治、社會變量，然后才能構建一套簡單的邏輯體系，來說明這些重要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已經意識到了社會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沒有深入到經濟學的理論前提――人性和行為機理問題，而僅僅是關注約束變量的不同。
楊國樞指出，“美國心理學因能有效探討美國人之個人主義文化內的心理與行為，所以是一種本土心理學――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這種本土心理學是從美國自己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中自然發展出來的，所以是一種原生性的‘自發心理學’或‘內發心理學’。與此不同，西化的中國人的心理學是一種被美國人本土心理學所扭曲的知識體系，而不是從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中自然發展出來的知識體系，因此是一種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發心理學’。外發性的中國人心理學難以有效探討中國人之
集體主義文化內的心理與行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只有內發性的中國人心理學，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國人心理與行為的知識，才能作為發展全人類心理學的良好基礎”。顯然，在西方的“內發心理學”基礎上產生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同樣，也只有以中國化的“內發心理學”為基礎，才能產生更適用中國的本土化經濟學。正因如此，盡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預言，“最遲到下個世紀30年代，我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將隨之提高，而當我國的經濟成為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之一時，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我國來”；但是，筆者卻認為，如果不改變當前盲目照搬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的風氣，不能將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社會文化有機契合起來，那么，即使中國經濟如目前一般再持續發展20年，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仍將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更加不要提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
四、簡短結語
第7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經濟人有限理性展望理論價值函數
一、行為經濟學的形成動因及興起過程概述
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Economics）又稱為“心理的經濟學”或“心理學和經濟學”，在心理學的基礎上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是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它認為，人類行為是有限理的，并且，經濟人偏好不總是穩定的。
二、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決策
1．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的偏差
一個基本偏差是：小數法則。例如，當一位投資者觀察到一位基金經理在過去兩年中的投資業績好于平均情況，就會得出這位基金經理比其他經理優秀的結論。
2．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展望理論
莫里斯.阿萊最先提出實際情況中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與預期效用理論相背離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阿萊悖論”，并由此獲得了198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用一個簡單的實驗來說明阿萊悖論。如，給定一組選擇，a：以100%的概率獲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獲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沒有收益。此時，被實驗者往往會選擇a選項。給出第二組選擇，a：以25%的概率獲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沒有收益；b：以20%的概率獲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沒有收益。與第一組選擇相比，兩個選項獲得收益的概率同時減為四分之一，但此時被實驗者往往放棄a而選擇b。
卡尼曼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證據，表明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與預期效用理論相背離。在此基礎上，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在1979年發表的《展望理論：風險下的決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論模型，即展望理論。
在展望理論中，相對于各種選擇下效用的絕對水平，決策者重視各種選擇所帶來的總效用的變化。U=U[,I]-U[,0]即效用值U[,I]相對于初始效用值U[,0]的變化量，如果相對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U[,I]增加，則U取正值，反之若見小，則U取負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發生，效用變化值為U[,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發生,效用變化值為U[,b]，當且僅當下式成立時，決策者會選擇A而放棄B。Σp[,a]U[,a]＞Σp[,b]U[,a]
（1）價值函數V（u）的解釋：
價值函數V以效用值的變化為自變量。該函數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損失。比如說，按照傳統的預期效用理論，以80%的概率損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損失，損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確定損失，所以應該選擇后者。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寧愿冒一下險，選擇前者。因為如果幸運的話，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損失。這就體現了損失上的風險偏好。
（2）決策權重函數：單調上升，在0、1處間斷，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為經濟學思想想到的對投資問題貼現模型的改進
給出兩個選擇，a：在未來十年里，每年可獲得1.2萬元的現金流，總貼現值收益為10萬元；b：立刻可以獲得9萬元收益。現實生活里，恐怕很多人會選擇后者，因為相對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萬元，貼現10萬元的收益還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了。
所以，在傳統投資貼現模型中添入一些影響人們行為的選擇偏好因素及風險因子。并且，傳統投資貼現模型假設每年現金流的貼現率相同，而實際經濟每年在發展變化，客觀經濟環境也在變化，利率、通貨膨脹率也隨之變化，結果可能未必相等。
設Pi為投資者對于每年現金流的心理偏好權重，即每年現金流相對于投資者的價值體現；每年現金流為Ci；n年里每年現金流的貼現率為i；每年現金流可得性風險為Ri，實際的總貼現值對于投資者個人的價值體現為V：
V=Pi（1-Ri）
投資者會潛意識的依據自己偏好，根據貼現值在自己心理賬戶中的價值體現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來判斷投資決策。
最后，行為經濟學并不是否定傳統經濟學，而是對傳統經濟學的修正和補充，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雖然，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進展，但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行為經濟學還沒有建立起嚴密的理論體系，自身也沒有建立起嚴密的邏輯理論模型。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行為經濟學會逐漸建立起系統完整的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1]周業安.行為經濟學是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革命嗎？[J].人民大學學報,2004,第2期
[2]黃祖輝,胡豹.經濟學的新分支：行為經濟學研究綜述[J].浙江社會科學,2003,第2期
[3]趙,尹伯成.經濟學發展新方向:心理學發現對經濟學的影響[J].南開經濟研究,2003,第6期
[4]魏建.行為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一個簡單的介紹[J].新制度經濟學研究,2003,第2期
[5]常鑫,殷紅海.DanielKahneman與行為經濟學[J].心理科學進展,2003,11（3）:256~261
[6]EdwardsW.Behavioraldecisiontheory[J].AnnualReviewofPsychology,1954,12:473～498
[7]DanielKahneman,TverskyA.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J].Econometrica,1979,47:263-291
[8]NeumannvunJ,MorgenstemO.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44.
第8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大量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表明，流域管理必須以經濟手段為核心，并緊密結合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教育手段，以更有效率地實現流域綜合管理目標.流域污染問題尤其是跨界流域污染問題始終是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并且不斷引入信息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并將生態學、系統論、控制論以及資源學的相關理論分析框架納入其中.與空間有關的、區域性的、跨學科的環境問題被認為是未來一段時期內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但與流域相關的新興學科，如流域管理學、流域生態學、流域經濟學等也都僅處于初創階段，都未將流域環境和經濟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從經濟學的視角研究其作用機理及調控措施當前我國流域水環境管理已進入流域綜合治理階段，迫切需要提出一套系統的流環境經濟研究，hohong@cmesoigcn域官理的理論框架、內容體系、綜合經濟手段和政朿.
筆者針對環境經濟學在流域這一特殊研究對象的理論需求，分析了流域環境經濟學成立的必要性，提出了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概念、內涵和理論基礎，并初步構建了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框架和主要內容.
1流域環境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流域是以水為核心，由水、土地、生物等自然要素與社會、經濟等人文要素組成的環境經濟復合系統.為了促進流域環境、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保證流域水資源、7水環境和水生態可持續，運用法律、行政、經濟和技術等手段進行流域綜合管理已經成為共識.傳統環境經濟學強調運用稅收、投融資、補貼、補償、價格、產權、獎懲等經濟手段，故難以有效解決流域這一特殊的因地域分異性、污染的單向外部性以及上下游和利益群體之間沖突等特征引發的環境經濟問題.
11解決流域跨界單向外部性方面的障礙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流域的核心要素一水資源屬于準公共物品的范疇，不具有明晰的產權或者很難清晰界定其產權，同時對其消費具有非排他性.流域內的每一個涉水主體都受到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驅動，期望盡可能地從公共資源中獲更多利益，肆意地開發利用水資源或向水體排放污染物.而流域常常跨越多個行政區，涉及到具有不同訴求的多元利益主體，因而產生各種矛盾和沖突.一方面上游污染呈現出跨界和單向外部性，這種外部性的輸出將生產帶來的經濟收益留在該轄區，而將污染造成的損害成本輸出到其他轄區，由全流域來承擔，損害全流域的社會福利；另一方面，上游保護水資源的行為產生正的外部效應，由此產生的收益由全社會分享，但會使行為主體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甚至小于私人成本，而消費的非排他性導致搭便車的動機和行為難以避免，使得市場傾向于提供正外部性的行為供給不足，而不論是過度使用還是供給不足，都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由于跨界單向外部性導致流域上下游各主體的成本收益函數存在較大差異，傳統經濟手段在解決單向外部性時需要更加嚴格的條件，實際政策設計以及操作實施也更加復雜，使得傳統經濟手段是低效率的，實踐上也鮮有成功案例.
1. 2解決流域地域分異性方面的障礙
環境經濟復合系統的自組織和自維持功能，呈典型的耗散結構特征;其次，流域水資源的狀況決定了流域特定的資源環境條件.流域的水量、面積、河網密度和河流形狀等自然地理要素存在空間差異，流域主體功能、7水環境、水生態功能、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也同時表現出明顯的地域分異性，上下游間存在/功能不對稱”現象，在環境影響和生態服務方面，下游被上游所支配，而在經濟發展方面，上游被下游所支配，處于依附地位.
流域系統的整體性和地域分異性特征決定了流域綜合管理目標的多元性，一方面要求重視流域環境經濟復合系統的協調可持續目標，通過對系統的耗散結構、協同、調控功能進行分析和評價，使流域自維持和自調控作用的發揮在客觀上受到系統閾值的約束，避免超出系統承載力的過度開發和人為干預[17];另一方面，又要兼顧由于流域在地理要素、功能和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所導致的不同目標訴求，根據流域主體功能、水生態功能和水環境功能等合理確定綜合管理目標.因此，流域這種整體性和地域分異性特征所導致的多元性流域綜合管理目標，使得環境經濟手段之間可能會相互抵觸、牽制，從而降低經濟調節的總體效率，這一問題給傳統環境經濟學帶來了極大挑戰.
1.3解決流域各干系人利益沖突方面的障礙
流域環境管理中涉及到多方干系人，而且干系人之間存在著各種利益關系.目前，我國流域環境管理中部門間的利益沖突和博弈現象廣泛存在，不僅加大了各級政府間的成本，而且可能導致不同地區間因經濟競爭引發的地方公共政策選擇扭曲，也可能使各級政府作為人在行為選擇時往往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然而，跨界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以及行政邊界下的分散決策，使得流域環境問題及其解決變得復雜化.流域環境管理面臨利益的分化和協調，不僅要解決一般環境問題中規制者與被規制者的理性行為與非理性行為的博弈，而且要解決規制主體間的博弈.
然而，傳統環境經濟手段在治理流域污染時，多把治理重點放在微觀排污者，而對宏觀層面流域上下游各政府間及其與中央政府間理性選擇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導致的污染治理信息供給偏差、激勵不足和監督缺乏等問題重視不足.同時，傳統環境經濟與外部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實現流域部性內部化還是產權界定，都需要相應的流域環境管理體制能在分散化信息下良好運作，但流域內相關者間利益沖突所致的信息不對稱和地方保護主義，卻限制了傳統環境經濟手段作用的發揮，迫切需要制定超越部門利益的經濟手段，以突破限制環境經濟手段正常發揮作用的障礙。
綜上所述，傳統環境經濟學對于解決流域環境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面對流域的準公共物品屬性、跨界外部性、整體性及地域分異性等特征，在當前流域管理體制下，傳統的環境經濟學理論和控制手段在解決流域這類與空間有關的、區域性的、跨學科的環境問題時遇到了障礙[5]，難以考慮流域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更無法兼顧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無法滿足促進流域環境、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要求.迫切需要改進和創新環境經濟手段，促進傳統環境經濟手段之間以及與其他環境管理手段的配合，通過借鑒空間計量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突破環境經濟手段有效發揮作用的各種限制.因此，拓展環境經濟學的研究領域，開展流域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就成為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成立是對傳統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補充和拓展，對于提高流域水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和生態恢復，改善流域綜合經濟管理手段的實施效果，協調區域內不同行政區間的環境經濟利益關系，實現流域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概念內涵與理論基礎
2.1概念與內涵
環境經濟學是環境科學和經濟學發展到一定階段，二者相互交叉的產物，是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在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21].隨著環境問題的逐步發展，環境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在迅速拓展.流域環境經濟學就是隨著流域環境資源的稀缺和環境問題的不斷演化而產生的新領域之一.流域環境經濟學以流域這一特定地理單元為研究對象，以環境經濟學為基礎，綜合運用空間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多種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流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引發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探索流域環境管理的機制設計[16]和合理的環境經濟政策手段，優化流域環境資源配置，實現流域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流域環境經濟學本質上是環境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屬應用經濟學范疇，其既借鑒傳統環境：理論和方法，又根據流域特征和流域環境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重點研究如何突破環境經濟手段在流域管理中的障礙，提高流域綜合經濟管理手段的管理彈性和效率，實現流域環境和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流域環境經濟學結構框架見圖1
2.2理論基礎
流域環境經濟學作為應用性的環境經濟學分支學科，環境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被視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礎，但流域環境經濟學重點是在對各種環境經濟手段在流域層面上的針對性、適應性和優劣勢等方面的理論研究上，構建一套目標一致、相互補充、協同作用的流域綜合環境經濟手段和政策.同時，根據流域的基本特征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還要從理論上研究如何保證流域綜合環境經濟手段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和運行效率.根據上述分析，空間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相應成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構成.
2.2.1空間經濟學
流域既是由分水線所包圍的獨立的自然地理單元，同時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載體，是產業集中、城市發達和人居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由于流域經濟具有極點增長、軸線延伸的“點-軸”空間特征，使得沿流域發展的城鎮在利用流域水資源的同時不斷地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污染物進入水體不僅產生污染，而且隨水流方向由上游向下游轉移擴散.污染物轉移和擴散不受行政邊界的限制和人工調控，一方面形成了以沿江城鎮增長極為污染源、以干支流為軸線的“源-軸”環境空間分布格局，并且與流域經濟發展的“點-軸”空間分布特征相疊力口，加劇了流域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流域地理要素分：學的異和功能分異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流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決定著流域環境經濟的空間特征.因此，利用空間經濟理論對實現流域經濟、社會、環境綜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建立空間異質下的空間均衡的系統分析框架，優化生態空間分布及其與經濟活動開發空間的合理配置等具有重要作用.
2.2.2信息經濟學
在我國當前屬地化流域管理體制下，資源的有限性和部門利益最大化傾向阻礙著部門之間的協調.地方政府作為理性利益個體，治污政策力度和激勵強度要服從于地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目標.這使得污染的地方保護成為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并使流域環境經濟手段和政策失效，強烈地約束和影響流域污染治理效果.利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提高流域管理主體信息獲取的效率和效果，是防止流域綜合環境管理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有效發揮流域環境經濟手段和政策作用的前提.因此，信息經濟學在流域環境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將成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2.2.3行為經濟學
選擇行為是經濟學分析的對象.選擇行為包括理性行為和非理性行為.傳統的經濟學假設經濟活動中的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是以預期效用最大化做出行為選擇，其選擇行為是理性行為.但是，現代經濟學中逐漸興起的行為經濟學、博弈論、機制設計理論和社會選擇理論等在“有限理性”的行為框架下對“經濟人”的非理性行為進行研究發現，現實中的行為選擇除了受到利益驅動，還常常受到人的認知偏好、情感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影響而很難達到完全理性，存在著非理性的一面.在流域環境管理中，“公地悲劇”的發生是個體理性行為的結果.個體與全流域環境管理的目標具有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各方都從自身利益出發.各方在行為達到最優時，常常導致流域管理組織的行為偏離最優點，即個體理性行為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結局[25].解決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需要建立一種有效的機制，使得各方由目前的完全非合作狀態逐漸轉向合作，使得他們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也能達到全流域環境保護的目標.目前，行為經濟學在流域環境管理中受到了越來越高的重視，必將成為流域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支撐.
3流域環境經濟學的框架和主要內容
3. 1流域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關系研究系統的整體框架內，使流域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向優化、相互博弈達到一個可接受的“納什均衡”，建立起環境友好型的流域經濟發展模式.流域環境和經濟關系研究包括:流域環境經濟復合系統內各子系統的結構、功能及各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和規律;復合系統與外部環境經濟的相互作用關系和規律;流域產業結構調整及產業轉移與流域水環境質量的響應關系；不同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模式對流域環境改善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水環境容量的空間分異與生產力宏觀布局的協調.
3.2以水資源為核心的流域自然資本的優化配置研究
自然資本是指在一定時空條件下，自然資源及其所處的環境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產生自然資源流和服務流的存量.自然資本的概念體現了經濟學中稀缺資源的經濟價值.自然資源作為一種資本，其未來存量及相應的不確定性是自然資源利用中的重要因素，必須在一個跨期背景下進行研究.水資源是流域的核心要素，因此，流域自然資本的優化配置研究重點除了研究流域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同時還應包括流域自然資本的評估、投資、管理，自然資本損失的經濟評估，以及以自然資本實物量為基礎的流域生態補償理論和方法、流域生態承載力等.
3.3流域環境管理的機制設計
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是調節環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針對流域環境問題的特殊性，在自由選擇、自愿交換、信息不對稱和分散決策的情況下，如何進行靈活有效的機制設計（即法則、政策條令和資源配置等規則），約束流域環境資源的過度使用和污染行為；同時，通過有效的激勵，改善和提升各利益相關方保護流域環境的意愿，實現激勵相容，促使各利益相關方的個體利益和流域環境管理整體利益目標一致，是流域環境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2M7].流域環境管理的機制設計主要內容包括流域環境管理的利益博弈分析、流域環境管理體制與機制設計的方法和模式等，其中涉及到流域環境管理組織的定位、構成、主要職能，流域環境管理綜合決策機制、合作協商機制、監督機制、資金機制、利益補償機制的設計和最優化選擇等.
3.4流域環境管理手段研究
直接或間接改變利益相關方的成本收益，刺激其保護流域環境成為一種自愿行為[28].遵循分區、分類、分級、分期的理念[22]，進行流域環境管理手段的設計，主要包括：1研究基于法律、行政手段的各種命令控制型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實施條件，如排污總量分配要考慮流域的地域分異性，并與各地資源環境容量的特征相結合；@研究基于福利經濟學的庇古理論和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科斯定理的經濟激勵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實施條件，如排污收費、環境稅和排污權交易政策等；（四研究環境經濟政策之間以及環境經濟政策與命令一控制型政策的優化選擇和組合問題，如取水許可和排污許可的聯合審批，水權與排污權的聯合市場體系與聯合交易[29_.
4結語
第9篇：行為經濟學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社會學；“嵌入性”
中圖分類號：C9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經濟社會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者都關注經濟行動中交易組織和制度，并對此展開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蓬勃發展將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對這一領域研究在基本假設、方法論主張等方面既有相同點又有所區別。本文旨在對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和主張進行簡要梳理和比較。
一、經濟學和社會學交叉研究的回顧
從學術發展史來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熊彼特、韋伯等人都使用了“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的概念。但這一時期的學科界限還不明確，學者身份往往帶有綜合性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數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對認識一些經濟現象的局限，并開始對這一方法進行反思，結果是經濟學發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趨勢，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經濟學研究出現了社會學的新取向。
經濟學對社會學問題的關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貝克爾。他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及范圍，將傳統的經濟學分析拓展到個人、家庭等范圍，使經濟學的研究突破了單一的物質生產領域，把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延伸到社會學領域。經濟學家的這種學科“入侵”，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會學者也嘗試用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問題。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使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的產生。他認為，社會網絡是經濟交易發生的基礎，市場是一種社會網絡，它體現了社會關系。懷特的研究極具開創性，這標志著社會學者開始關注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這種學科交叉，在經濟學領域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為代表，在社會學領域則表現為新經濟社會學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體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治理結構核心概念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Williamson，1975）。諾斯（North，1981）的研究關注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中的運用。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假設
通過對科斯、威廉姆森、諾斯等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理論的研究可以發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仍然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但這些假設相對于古典經濟學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1）“經濟人”假設。相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不關注制度或松散地對制度進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產生及變遷問題。圍繞“交易成本”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學派具體采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質上仍是“經濟人”假設下的效益最大化問題。（2）“有限理性”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主張“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科斯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這樣的假設，即人的行為都是基于當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預判后發生的行為（Coase，1994）。（3）“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暗含的“確定性”和“簡單性”假設相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環境中充滿不可預期性和各種變化，因此交易雙方都力圖將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復雜性納入契約之中，契約的達成在交易過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體系
（一）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蘭尼提出的，他在《大轉折》一書中寫道：“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中對波蘭尼的“嵌入性”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提出了“企業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著名觀點（Granovetter，1985）。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主張，確立了經濟社會學中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新經濟社會學也因此得名。新經濟社會學是建立在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的。
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都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關于個人的原子化假定，他們認為社會個體決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實并不如此，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經濟行動都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其中的一個最明顯表現就是社會的網絡關系特征，因此研究社會關系網絡是十分必要的。新經濟社會學者們普遍認為，“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是一項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假設。新經濟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學研究視角，即從社會網絡的角度關注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并對此進行廣泛研究。
（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假設
格蘭諾維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核心歸結為三個命題：即經濟行動是社會行動的一種特定類型；經濟行動具有社會性的定位；經濟制度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從新經濟社會學的上述基本命題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假設：（1）“社會人”假設。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經濟行動只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經濟行動者有多重動機。格蘭諾維特認為“盡管重要，經濟行為也僅僅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為類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設。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行動具有“嵌入性”，經濟行為被“嵌入在具體的、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僅僅用個體的動機來解釋”。（3）“社會建構”假設。20世紀90年代初期，格蘭諾維特闡述了“嵌入”的兩種形式，一種是關系性嵌入，另一種是結構性嵌入，新經濟社會學的關注焦點也由關系性嵌入轉向了結構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經濟制度何以被社會建構。格蘭諾維特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歸納為兩個社會命題：經濟行為總是社會性定位的，它不可能僅僅用個人動機來解釋；社會制度不可能以某種必然的形式自動地產生，而只能通過“社會建構”來形成。
四、結論和討論
在行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有不同的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中基于個體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則是建立在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基礎上，特別是強調“嵌入性”，即經濟行動嵌入于特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中。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已有的研究和基礎和假設來看，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兩種理論的不同取向，這種不同也根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不同方法論差異。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講仍然沒有突破經濟學的方法論的單一性局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式方法則是多層次多方向的，不僅限于某一單一領域。一個顯著的表現在于具體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規范分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則更像一種研究視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對地忽視規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以組織和制度分析為共同切入點，為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行動打開了新的一扇門，引領了新學科的交叉。同時，兩種理論的發展，也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兩門重要分支學科的進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參考文獻：
[1]羅納德?科斯.社會成本問題[J].法律與經濟學雜志，1960（3）.
[2]羅納德?科斯.企業、市場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
[3]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4]羅納德?科斯.企業的性質[G]//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上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6]奧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機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7]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8]蘭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論研究綜述[J].技術經濟，2009（1）.
[9]符平.“嵌入性”：兩種取向及其分歧[J].社會學研究，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