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的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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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電子商務經濟學 消費者行為 信息不對稱 搜索成本 邊際收益遞增規律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09）-04-0104-02

前言：電子商務經濟學是將電子商務市場或在線市場作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一門新興經濟學分支學科。在研究方法上，電子商務經濟學依然是使用傳統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方法。電子商務經濟學的研究主體是在線市場，消費者在在線市場的消費行為與離線市場相比，消費者行為理論仍有其獨特之處。

一、質量信息不對稱對消費者購買行為決策的影響

市場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各自所需的信息。對于消費者而言，影響其購買決策的信息主要是多購買商品的質量信息，商品質量信息可以分為實意質量信息和象征質量信息。實意質量信息是與商品本身相關，通過觸摸、使用或檢測才能夠獲得的信息，消費者只有接觸商品或者獲得值得信任的經驗信息之后才能夠獲得。象征質量信息是通過文字、圖像等方式傳遞給消費者的信息，包括賣方提供和其他消費者傳遞的反饋信息。消費者只有獲得足夠的實意質量信息和象征質量信息才能做出理性的決策。

在離線市場，消費者可以獲得足夠的商品質量信息，能做出理智的購買決策，但是在電子商務環境下，消費者不能接觸到實物，獲得實意質量信息只能是通過其他消費者的經驗信息。此外，也存在賣方的象征質量信息與商品實際質量信息不符，信息不對稱現象仍然存在。另外獲得象征質量信息比較方便，容易形成對價格和質量分布的認識，基于這種認識，在缺少實意質量信息的購買決策中，易于形成逆向選擇，影響市場效率。

消費者在做出購買決策之前要通過不同的渠道獲得盡可能多的商品信息，信息通過賣方、其他買方、第三方以及與其他人的交流傳遞給消費者，在外界因素的影響下，如購買的重要性，時間限制等，決定其搜索信息過程的長短，在形成商品感知質量以后，會在充分考慮價格和預算的前提下做出理性的購買決策。

二、信息搜索對消費者購買行為決策的影響

在經濟學中，廠商和消費者的目的都是使其自身利益最大話，廠商希望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售出產品，消費者希望以盡可能低的價格購買，因此，慎重的消費者會在購買之前調查盡可能多的賣方，了解產品的質量信息和價格，并做比較。信息是有代價的，獲得信息需要付出時間和金錢，即會產生信息搜索成本。

消費者在離線市場是通過順序查詢的方式來搜索信息的即逛完一個商店，獲得信息，決定是否購買，如不滿意再去另一家。在電子商務環境下，消費者可以借助搜索引擎，在短時間內有效地搜索信息，并可以對比已獲得不同廠商的信息，以便做出最優的購買決策。與離線市場相比，電子商務市場的信息搜索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減少了消費者的時間和交通成本；并且可以獲得更多的商品質量信息并加以比較，能夠實現足不出戶就可以購買到想要的商品，大大降低了消費者的信息搜索成本。

信息搜索不僅會產生成本，也會給消費者帶來收益。一方面，消費者可以獲得更多的產品質量信息，減少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另一方面，隨著搜索次數的增加范圍的拓廣，消費者會發現更有利的價格，可以選擇性價比最高的產品。若把多搜索一單位信息所增加的成本稱為邊際搜索成本，獲得一單位信息帶來的收益稱為邊際搜索收益，按照經濟學的原理，當邊際搜索成本等于邊際搜索收益時，就實現了最大化原則，此時，消費者就應停止搜索。

搜索信息能夠使消費者購買到性價比較高的產品。先假設消費者在搜索信息之前認為的價格-質量曲線為P-q(見圖2)，ABC分別為三個廠商提供的價格質量組合點。P-q曲線和無差異曲線（IC*）相切與B點，即消費者偏好B廠商提供的產品。但是當消費者搜索了大量信息以后，發現其對A產品的質量認知是正確的，但A產品價格過高，實際價格可以是PA’，而對C產品的價格認知是正確的，但C產品實際質量要比qc高為qc’，于是新的價格-質量曲線形成，為（p-q）’，同時得到一條新的無差異曲線IC*’,在IC*的右下方，此時消費者的滿意程度提高。因此，在進行信息搜索之后，消費者更偏好與C廠商提供的產品，在相同的價格下，可以獲得更高的效益。①

(三)電子商務中的邊際效用遞增規律

在電子商務市場，消費者不僅可以購買實物商品，也可以購買電子產品。在電子商務經濟學中，消費者對某種商品使用得越多，增加該商品消費量的欲望就越強，出現了邊際效用遞增規律,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電子商務消費具有鎖定性。在電子商務市場進行消費，首先要有軟件支持，一旦消費者使用某一品牌的軟件產品，該產品又能滿足其基本需要，消費者如換用其他的軟件，會增加其學習成本和因學不會帶來的風險，轉移成本較大，因此，軟件產品具有鎖定性。由于軟件具有鎖定性，所以會使其使用規模擴大，消費群體增加，通用性增強，消費者在任何計算機上都可以使用該軟件，因此就增加了消費者的邊際效用。

二是電子商務的網絡外部性。產品或服務不僅有自身的價值，還有著網絡價值，這是指存在其他用戶，且用戶的消費相互關聯時，產品或服務對某個用戶的價值。根據麥特卡夫定律可知網絡價值同網絡用戶數量的平方成正比，即 N 個聯結能創造N2的效益。因此，用戶數量的增加，表示每個用戶所獲得信息量增加，獲得的效用也相應增加，新用戶在使其他用戶增加效用的同時，也增加了自己的邊際效用。

三是電子商務消費規模的正反饋性。當一種電子商務消費模式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時，使用這種模式的消費者的數量會迅速增多，當用戶數量較大時，該消費模式的輔助功能種類會更加齊全和方便，消費者獲得的效用增加，會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選擇該消費模式，進一步擴大的規模。電子商務消費的這種正反饋性循環，使其呈現出自發的擴展趨勢。例如作為國內電子商務領頭羊的阿里巴巴的迅速發展就死電子商務消費規模正反饋性的必然結果。

三、結語

由分析可以看出，在電子商務市場其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在并沒有減弱，正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消費者才需要進行大量的信息搜索以減輕對購買決策的影響。電子商務經濟學中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搜索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與傳統經濟學有一定的差異，在電子商務成為流行趨勢的當今社會，廠商只有充分分析電子商務環境下的消費者行為，才能制定出有效的營銷策略，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參考文獻：

第2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認知行為療法；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心理幫扶

一、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及現狀分析

（一）自信心缺失、自卑心理嚴重

自信心缺失、自卑心理嚴重是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比較明顯的一個心理特點。經濟拮據的家庭成長環境不僅會降低學生的物質生活質量，而且會導致學生的精神生活匱乏，進而影響學生心理的發育，導致其心理承受能力較低，社會適應能力較差。進入大學以后，在豐富的校園文化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更加容易流露出對自身能力的質疑和自卑心理。通過對東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2011級245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調查顯示，23.3%的學生不愿意讓其他同學知道自己的家庭經濟情況，16.7%的學生表示不愿意接受資助，53.9%的學生覺得自己在人際交往、語言表達、文體特長等方面不如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

（二）“自我”意識強烈、孤僻心理加劇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長期生活在經濟較為困難的家庭，常常會為衣食住行、學習等費用擔憂，在四處籌備這些費用的時候可能會遭受一些人的白眼或不屑，久而久之，會使學生內心產生卑微感，進而產生一種保護自我的欲望，形成強烈的“自我”意識，拒絕與其他人深入交往。還有一些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內心有與外界交往的欲望，卻常常認為自身在某些能力上存在“缺陷”，脫離了集體，加劇了心理的孤僻程度。

（三）焦慮指數較高、抑郁現象明顯

高校學業壓力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影響大學生心理素質健康發展的因素之一。對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而言，不僅要對生活精打細算、為高昂的學費發愁，而且要承受學業所帶來的壓力。通過對東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2011級245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抑郁自評量表（SDS）、焦慮自評量表（SAS）測量，SDS標準分在53分至62分之間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比例為7.76%，即反映了有19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可能存在輕度抑郁；SAS標準分在50分至59分之間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比例為12.65%，即反映了有31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可能存在輕度焦慮。

（四）敏感程度較高、負面情緒嚴重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與其他學生相比，更能體會金錢的來之不易，因而，在金錢的支配上十分慎重，而豐富的校園生活、人際交往可能會進一步增加額外發生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內心的沖突就會進一步加劇，外界同學的言語或行為往往會引起其內心敏感性增強。社會人士善意的資助可能也會使學生內心產生“被別人看不起”等負面情緒。

二、認知行為療法理論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心理幫扶中的應用

（一）認知行為療法理論

認知行為療法（CBT）是以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貝克于1976年建立的認知治療技術為基礎，由認知理論和行為治療相互融合、相互補充形成的系統心理治療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埃利斯的合理情緒行為療法（REBT）、貝克和雷米的認知療法（CT）和梅肯鮑姆的認知行為矯正技術等。認知行為治療的基本觀點是：認知過程決定著行為的產生，同時認知的改變也可以進一步影響行為的改變。通過矯正來訪者的不合理的認知觀念，并時刻把認知矯正和行為矯正聯系起來，努力在兩者之間建立良性循環。

（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心理幫扶途徑

貝克說：“適應不良的行為與情緒，都源于適應不良的認知。”強調一個人的非適應性心理與行為，是受非正確的認知而不是適應不良的行為。從前面的分析得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沖突主要表現在認知失真，即存在非正確的認知。認知行為療法是用一系列基本理論和治療技術、行為矯正技術進行心理輔導，而認知重建最關鍵是在于如何重建人的認知結構，從而達到心理幫扶的目的。

1.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斯汀格的認知失調論認為，認知失調是當人的態度和行為等方面的認知產生矛盾時，出現認知的不協調，人的內心就會產生壓力，就會從一個認知推斷出另一個認知而產生的不舒適感、不愉快情緒。大學時期是青年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同志明確提出了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榮辱觀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樹立正確的榮辱觀是形成良好社會風氣的重要基礎。因此，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十分重視學生理想信念教育，尤其是引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例如：通過開展主題教育、實踐參觀等活動，引導學生正確看待現在所處的家庭環境、社會對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關注和關心、身邊的優秀榜樣等，從而摒棄不健康、非理性的思潮。

2.培養健全的自我意識和自立精神

貝克的認知療法接受了各種生活事件導致情緒和行為反應時要經過的認知中介。情緒障礙、行為障礙與適應不良的認知有關。但由于人們多年積累的生活經驗不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認知方式及評價模式。人們在認識事物時并不是像鏡子那樣被動地、精確地反映事物，而是主動地進行選擇。因此，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培養健全的自我意識，引導學生樹立自立自強的精神是心理幫扶的關鍵。例如：東北大學學生指導服務中心于2012年首次在2011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中開展“彩虹成長計劃”，包括以“認知自我、樹立自信、人際交往”等為主要內容的心理輔導，圍繞“表達能力、思辨能力、執行能力、領導能力”開展的能力拓展，以及針對活動中表現一般、難以突破自我的困難學生開展極限運動等潛能開發項目。

3.引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形成正確合理的消費觀念

認知行為療法理論指出，由于文化、知識水平及周圍環境背景的差異，人們對問題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認知。所謂認知一般是指認識活動或認識過程，包括信念和信念體系、思維和想象。總理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小數乘以13億就是一個大數，任何一個大數除以13億就是一個小數。”由此可見，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消費觀念并沒有過時，反而是更適合我國國情、發揚優良民族精神的消費觀念，這種觀念是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應該堅持的，更是每一個公民應該秉承的傳統。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要認清自身經濟情況，理性接受家庭條件所帶來的“限制”，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投入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中去，不盲目攀比，不奢侈浪費。

綜上所述，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高校中一個重要的特殊群體，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幫扶工作是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應用認知行為療法，通過矯正學生的不合理的認知觀念，并時刻把認知矯正和行為矯正聯系起來，引導學生努力在兩者之間建立良性循環，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高云，謝莉.規避與善治：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結合 [J].時代教育（教育教學版），2010，（1）.

[2]華強，鄧麗榮.高校家庭經濟困難生心理問題的分析與對策[J].中國科教創新導航，2011，（26）.

[3]辛曉亞.認知行為療法在大學生心理咨詢工作中的實踐[J].重慶電力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4）.

第3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關鍵字] 行為經濟學 局限 發展

一、傳統經濟學的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有四個重要的假設，即：信息對稱、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場中發生的經濟現象卻幾乎完全違背了這四個假設。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發現，要完全達到這四個假設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對稱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信息對稱”，即在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都可以無償的獲得市場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實上，信息是一種無形的但能給經濟人帶來效用或價值的資源，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有價的，信息的獲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們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對自己決策有用的信息。由于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忽略了信息不對稱性對經濟活動帶來的巨大影響，使得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根本無法用原有的經濟理論來解釋，傳統經濟學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經濟人具有穩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這種偏好不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發生動態的改變，同時，經濟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發現，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們在認知判斷上可能會隨時因收入狀況、社會潮流、以眾現象、外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還有許多的發現都使人們更加懷疑選擇是否能夠反映穩定、明確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設也違背了自然界動態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這一假設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人類行為都是自利的，這一自利的行為還會導致個人和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們發現，純粹的自利無法解釋慈善事業、自愿捐獻、干旱時的自愿節水、儲蓄能源以解決能源危機，以及犧牲金錢從而對不公平的待遇進行報復等社會現象，無法解釋人類生活中許許多多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因為人類經濟行為的動機不僅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觀念導引和“社會目標”引致的成分。社會中的各種千絲萬縷的制約關系也使得我們完全自利的假設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及優勢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3次授予行為經濟學家貝克爾、阿克洛夫、斯賓塞、卡尼曼，這說明非理性經濟學由于其對新經濟現象的良好解釋已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1.行為經濟學的誕生背景

行為經濟學的誕生有其學術背景。第一，20世紀中期，大量的行為經濟學方面的文獻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論”和“貼現效用模型”作為“不確定條件”和“跨期選擇”條件下計算效用值的精確分析工具已經被眾多的主流經濟學家接受。第二，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傳統心理學家所謂的“大腦是一個刺激－反饋器”的理論已經被“大腦是信息處理器”的理論取代。認知心理學家對與“大腦信息處理器”相關的很多問題(比如，“問題解決”、“決策過程”等)的了解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問題的相關性很大。此后，有關方面的比較研究也日益增多。這樣，真正的行為經濟學產生的條件日益成熟。行為經濟學理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具有傳統經濟學理論不同的假設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現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新認識和新的挑戰。

2.行為經濟學的特點及優勢

(1)行為經濟學的特點

與傳統經濟學相比，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準則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沒有道德的科學。行為經濟學使我們必須承認，人也是有性靈的、活潑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導致的成分。

(2)行為經濟學的優勢

行為經濟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有機結合，它從實際出發，打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通過建立精密的數學模型、嚴格的推理論證來解釋、研究經濟行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經濟學的成分，對傳統經濟學是一種修正，也是一種補充。因此，行為經濟學已確立的原理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和興趣。行為經濟學的崛起，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基本理論前提提出了挑戰，也進行了拓展。

三、行為經濟學發展展望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涉足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形成了多個分支，其發展較為活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幸福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尼曼教授在發表獲獎感言的時候，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學。

就當今社會而言，雖然近年來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物質生活的提高而言，人們感覺到的壓力卻越來越大，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幸福指數越來越低。據統計，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處于亞健康狀態，人們常常是在用犧牲健康來換取金錢。這不得不使我們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模式，究竟以什么為最大化目標。對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幸福學。

其實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生活過得幸福，歸根到底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擁有更多的金錢或財富。即使是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對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這也應該是效用本身定義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們到底覺得幸不幸福取決于許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包括比較因素、時間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各種客觀的評價等等。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最大化財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會的幸福感，解決好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的關系，是每個經濟學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2.神經經濟學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會在經濟行為中產生非理性決策，與人腦的神經生理結構相關。神經經濟學對經濟學的貢獻在于，它放棄了主流經濟學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各種過分簡單的模型，在切實了解人腦精神活動的真實方式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對經濟行為的解釋。20世紀以來的主流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人”假設，認為人類具有穩定而持續的偏好，人們據此作出各種理性的行為決策。在這一框架下，所有明顯不合邏輯的非理，也被解釋為某種理性決策過程的結果。但神經經濟學研究發現，當人們對長期行為進行決策時，他們的決策行為的確符合經濟學教科書假定的“理性決策”過程。而面對短期決策，比如是否立刻進行消費活動時，非理性沖動因素在人腦決策中的作用與猩猩毫無二致。磁共振掃描發現，參與長期決策的主要是大腦額葉前區部分，理性思維主要是在人腦的這一部分進行。而在短期決策時，大腦邊緣皮層的作用則會超過額葉前區，這時產生的決策更傾向于立即滿足需要的原始狀態。在談判的情境下，談判者大腦中并非只有額葉前區皮層處于活躍狀態，大腦皮層深處產生情緒反應的區域同時也被激活。當人們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大腦中名為“前腦島”的部分即被激活，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其強度會超過額葉前區皮層產生的理性思維。既然這種初級大腦活動如此強大，由此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經濟行為總是會走樣。

3.實驗經濟學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首先，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

其次，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實驗經濟學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聯系起來形成行為經濟學。而且，實驗經濟學構建了連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橋梁。

但同時，目前實驗經濟學取得的主要成果還局限在微觀經濟理論，如何拓展其運用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結束語：行為經濟學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延續和發展，是經濟學的一個年輕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領域和經濟學是一樣的，即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問題。但它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更新的觀點，使得經濟學更加貼近于生活與現實，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研究上。可以預見的是，隨著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逐步完善，它勢必會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到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董保民:《信息經濟學講義》[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第4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語言經濟學；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的修辭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語言經濟學到底研究什么

應該說，經濟理論是人們對人類相互作用的常規性進行解釋的一種嘗試，而人類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規性就是自然語言。經濟理論仔細分析了社會體制的設計，語言從部分意義上講也是一種交流的機制。語言是制定決策和形成判斷過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語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語言經濟學？它的范式和本體論基礎是什么？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是什么？這些問題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話就能解釋得清楚的。

關于語言經濟學的由來，語言經濟學者都普遍認為源于馬爾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時揭示了語言的經濟學性質，認為語言作為人類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與其他資源一樣的經濟特性，即價值、效用、費用和收益等特性，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許多經濟學者借用人力資本理論和教育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把語言引入到經濟活動中來，探討作為人力資本的語言所具有的經濟勢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給出了語言經濟學的這一定義，他認為語言經濟學就是把語言作為一種變量，引入經濟活動中來，探討語言與經濟的關系，并在探究過程中采取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從此語言經濟學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國內的研究也是繼承和發展了格林的相關理論，始于21世紀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雖然定義了語言經濟學科，但是后來許多學者對Language of Economics 還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難以作出統一和規范，以至于張衛國借用了法經濟學的命名慣例，稱之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經濟學界很少關注語言，或者僅局限于只言片語的思考，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主要原因還是沒有搞清楚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沒有弄清楚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更沒有把一些語言現象上升到理論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我國語言經濟與語言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2YJA2H200）、2011年度國家語委“十二五”科研規劃項目“語言經濟相關問題研究”（項目編號：YB125-27）和2009年度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收入分配理論的新發展：語言技能與勞動收入關系研究”（項目編號：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度。語言經濟學的內涵發展、外延擴展及其分析邊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語言經濟學的發展，我們應該對于語言經濟學的外延和內涵做出明確的界定，才能使語言經濟學得到普及和接受。

第5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行為法經濟學 法律經濟學 理性選擇理論 經濟理性 法律實踐

    一、前言

    法律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一個法學和經濟學整合的邊緣學科，經過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發展，已經在法學、經濟學理論研究領域及社會經濟和法律實踐領域顯現其日益強大的影響力、生命力。一般認為，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1960）（注：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的發表，開辟了法律經濟學的新時代；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1972）（注：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四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則標志著法律經濟學進入蓬勃發展期。隨著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深入，我們注意到，法律經濟學在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經濟學涉及的經濟理論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交易費用分析、比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觀經濟學理論是法律經濟學的經濟基礎；其方法主要有：實證分析、規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與歷史分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分析等。）研究傳統法律問題，并因此而激發人們極大興趣的同時，也逐漸引發了人們一些質疑。典型的例證是，一些學者從質疑有限理性理論到行為經濟學的形成再到行為法經濟學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1550.他們在該文中首先使用了“ 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他們將矛頭指向法律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根基——理性選擇理論。他們認為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具有嚴重的缺陷，以此為基礎產生的結論即使不應是直接拒絕，也是值得懷疑的。其中，行為法經濟學論者直接把焦點放在以波斯納為代表的主流法律經濟學上。到底行為法經濟學對目前的主流法律經濟學將產生何種影響？主流法律經濟學如何應對行為法經濟學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經濟學的局限性？法律經濟學將何去何從？如何把行為法經濟學應用到我國法律實踐？本文試圖通過分析行為法經濟學與傳統法律經濟學之間的沖突與協調來探討以上問 題。

    二、行為法經濟學的概念

    行為法經濟學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對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作出了系統的批評（注：西蒙：《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隨后的一系列學術研究中完善了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Cambridge，Mass.：MIT Press.）認為當事人在經濟決策過程中面臨認知和計算能力兩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發了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聯袂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和實際決策過程如何影響最終作出 的決策。到20世紀70年代，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維爾斯基（ Amos Tversky）通過吸收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重構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模型，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行為經濟學”學派。（注：2001年美國經濟學會最高榮譽—— 克拉克獎章得主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Gary 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為行為經濟學的代表人。）隨著“經濟 學帝國主義”向法學研究領域的延伸、法律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張——從市場行為領域到非市場行為領域，法律經濟學背后的經濟理性選擇理論（主要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局限開始引起法律經濟學界的注意。如托馬斯。尤倫（1997）《法和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一文中對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注：作者強調，最近研究認知心理學者和熟悉這方面知識的經濟學者們根據實驗性的與理性選擇理論難以印證的結果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們至少從以下四個方面對理性選擇理論的含義提出了疑問：（1）當精心設計的試驗中的主體知道對合作剩余的分享有違廣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時，他們似乎拒絕互利的交換；（2 ）在另一些需要進行若干個階段的交易的試驗中的主體似乎并不設計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絕大多數決策者的選擇背離了理性選擇理論的預計，例如那些從事相同價值的拍賣的主體成了“贏者詛咒”的獵物，并且人們保持著這種狀態，盡管一項其他的選擇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選擇理論預示的那樣，實驗證明人們對不確定的結 果不采取決定。）特別是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法律經濟學的行為方向 》一文的發表，標志著行為經濟學正式進入法學研究領域——行為法經濟學開始闖進主流法律經濟學的視野，并悄然啟動了法律經濟學界的“行為革命”。

    行為法經濟學將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和理論引入到法律經濟學分析中，其焦點落在主流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假設與人類的真實行為不一致。他們認為建立在反映非現實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上的分析結論（注：包括經濟分析與法律經濟學分析。）會導致錯誤的預測，通過運用從心理學、實證研究、行為實驗中得到的經驗材料和理論方法來全面驗證理性選擇理論，揭示了眾多“反常現象”。大部分學者公認的行為法經濟學定義為：運用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成果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法律目標的手段，提高法律經濟學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注：Jolls， 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 —1550.他們在該文中首先使用了“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概念。）行為法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是在質疑理性選擇理論中的理性預期、（注：理性預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盧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學者完善，他們完善了20世紀60年代以前對預期的定義和建模，并得到廣泛的應用，最終形成理性預期學派，成為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主流。這里說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嚴格來說，指的是理性預期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穩定偏好、擁有充分的信息處理能力四大假設的基礎上，（注：詳細論述可參看Thaler（1996），Doing Economics Without　Homo Economics，。in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How Do Economists Do　Economics？（Steven G.Medema and Warren J.Samuels eds.））提出反映人類真實行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這些因素會使人們作出與理性選擇理論相背的決策 ——即“反常現象”。具體分析及法律例證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經濟學、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 （注：對“理性經濟人”持異議的論述最早可追溯到經濟學家凡勃倫，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論可謂對理性經濟人或理性選擇理論的最權威的批評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從交易費用角度對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批評，放松了“制度不相關假設”，阿羅等信息經濟學家對“完全信息”假設提出了質疑，開創不完全信息的經濟學分析，博弈論則進一步放松了“獨立決策”的假設。此外社會學、經濟心理學等都對理性選擇理論提出了批評。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主張以“有限理性”假設作為分析基礎。行為法經濟學認為人類行為偏離理性選擇理論的無限理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1）決策過程中的真實判斷行為表現出與理性預期所推斷的無偏預測的系統偏差，即有限理性會導致人做出判斷 誤差。啟示和偏見（Heuristics and Biases）通過影響行為人對未來時間的概率判斷， 來改變行為人的最終決策。這在行為法經濟學中早已觀察到，并進行了分析。啟示具體包括了代表性啟示、現成性啟示；偏見包括過于自利偏見（Self-serving Bias）、自信偏見、偏見的自我強化、“事后諸葛亮”偏見、固執先見、潛意識偏見等。（注：代表性啟示指行為人夸大事件現象與本質之間的認識趨勢而錯誤地做出判斷；現成性啟示指人們是通過很容易想起的事例來判斷概率，結果造成較高權重被分配給突出或容易記住的信息。自利偏見、自信偏見、偏見的自我強化主要指行為人常盲目認為能夠進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們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觀念來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實等。“事后諸葛亮”偏見、固執先見、潛意識偏見則分別指人們在事件真實發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斷常高于 實際概率，先入為主，行為人的潛意識偏見會導致其作出錯誤的概率判斷。參見魏建《行為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一個簡單介紹》，《新制度經濟學研究》2003年第2期。） （2）人類決策偏離了理性選擇理論中的預期效用理論。（注：預期效用理論是傳統經濟學 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是偏離預期效用理論的最典型 例子。此外，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沉沒成本（Sunk Cost）與稟賦效應一樣，都 對人類決策產生影響，使得人類決策行為有時出現與最大化目標不一致的現象。（注：Kahneman and Tverskey在“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發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作為預期效用理論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應理論以及基本點，指出人們 在不同的基準點上表現出來的風險態度不一，而預期效用理論認為人們的風險態度不會隨著基準點的變化而不同。稟賦效應說明行為人對擁有的財產功利評價要高于對不擁有 的同樣財產，損失厭惡就屬于稟賦效應的一種。）

    2.有限意志。行為經濟學已經強調，限于有限意志，人們往往不能堅持選擇與最大化自身總體效用相一致的行為。行為法經濟學將有限意志歸結到（1）習慣、傳統、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這三類因素導致行為人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體效用、無法對多重效用目標進行排序，最終令決策偏離效用最大化軌跡。如嗜好與習慣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為人無論是在經濟活動中還是在法律事務中，其行為除了表現出不同類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還會表現出有限自利。貝克爾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個體決策在更多的情況下是受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影響，并沒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實現，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東西，比如“公平”、“社會認可”等。Kaplow and Shavell也曾提出人們對公平的偏好應該納入經濟決策等行為決策分析中。（注：可參見 Kaplow and Shavell（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選擇理論與法經濟學的發展》一文。）

    4.行為法經濟學在法律中的應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論在經濟學中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為金融學的發展可見一斑，其在法律經濟學中的前景明朗。行為法經濟學試圖將以上論斷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實體以及和法律體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為法經濟學已經開始將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論運用到法律經濟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注： 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 Vol.50：pp.1471—1550.他們在該文中首先使用了“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

    （1）將有限理性分析納入到行為人決策過程中需要對不確定事件進行概率判斷的法律分析。如環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啟示和現成性啟示的分析；關于訴訟當事人就法院審判結果進行談判可用自利偏見、稟賦效應進行分析；政府對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啟示和現成性啟示的分析外，還能用自信偏見來研究；契約談判的失敗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見分析；法律事實或法律規則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諸葛亮偏見等。

    （2）在涉及對法律后果進行評估的法律行為決策（如制定法律和設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體體現在：政府對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需要對稟賦效應、損失規避進行探討；合同法中的強制性條款分析也離不開稟賦效應的分析。

    （3）通過有限理性分析，鑒別侵權法的嚴格責任和過失的效率選擇因素：預防是單方的還是雙方的。因為認知能力的錯誤判斷和局限及對于風險理性行動暗示了預防是單方的還是雙方的之間的區別。如果損害雙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損害將不太可能發生，從而減少了發生事故的社會成本，但是損害雙方不一定有經濟學所假設的算計能力。即是說，處理不確定的結果的認知的局限性可能是決定預防是單方的還是雙方的，相應的應選擇過失責任還是嚴格責任的獨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論應用大部分集中在行為人將偏離正常決策軌道的環境，如為了追求公平與正義等法律規范所倡導的價值而愿意承擔額外的貨幣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又如訴訟過程中訴訟雙方各自為追求勝訴或對已有利的判決等而力求通過自身的努力（包括賄賂法官）來尋求改變法庭審判結果的機會，以及法律嚴禁通過市場交易規則（即使這些交易對當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手段來購買人身和精神產品等。

    三、行為法經濟學與主流法律經濟學的觀點碰撞

    我們不難看出，行為法經濟學以行為經濟學為理論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經濟學——以波斯納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乃是經濟理性主義假說的主要主張者，認為法律主體會以一種理性主義的方式而為法律行為，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石。行為法經濟學與主流法律經濟學爭論的焦點自然而然地落在經濟理性——理性選擇理論的有效性之上，這也是行為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爭論焦點。具體來說，行為法經濟學與主流法律經濟學的觀點碰撞，集中在理性選擇理論假設條件上——理性預期、效用最大化、穩定偏好、充分的信息處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為法經濟學對主流法律經濟學的沖擊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經常被認為是區別人與動物的自覺的合乎邏輯的行為過程。傳統的理性定義主要關注的是一種做出決定的行為過程。理性、自覺等概念在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 、經濟學家那里爭議很大。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將理性作為一種技術性術語來描述經濟主體的行為特征——行為人擁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識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選擇，更技術性地說，他們將理性定義為滿足偏好完備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傳遞性公理（注：具體分析請參考平新喬《微觀經濟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4頁。），屬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學術中精確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漸脫離了其習慣用法而變的模糊化。經濟學家中對于這一前提性假設是否成立仍有爭議。行為經濟學家發現，經濟主體的具體行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認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納的認為，這些無理性行為只是偶然現象，因而不能被理論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論認為無理性行為并不像波斯納認為的那樣是任意的，拉康認為那是一種固定的可預見的心理結構。此外，還可以從哲學認識論、經濟認識論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馬濤：《理性崇拜與缺憾 ——經濟認識論批判》，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將“理性”定義為一種行為方式，這種行為方式滿足（1）適合實現制定的目標，（2）而且在給定條件和約束的限度之 內，這也可稱為是對經濟理性的定義。

    回到主流法律經濟學和行為法經濟學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納為代表的主流法律經濟學將法律經濟學的實質定義在研究理性選擇行為模式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法學，以人的理性化全面發展為前提的法學思潮，其堅持利益最大化原則，依賴效率標準來衡量法律制度，認為行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納并不認為所有的個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這些假設必然是真的，但堅持理性選擇模型是已被經驗、實證研究所證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經濟學中所說的完全理性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所說的存在差別，前者以制度相關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關為前提。可參看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四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12—20頁。）而行為法經濟學中的“有限理性”理論，認為行為人受認知能力和知識等因素限制，只能實現有限的理性。顯而易見，主流法律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均承認“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確保消費者的知情權，第16條至25條對經營者的義務進行了明確規定；《產品質量法》第26條至39條就生產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作出具體規定；這些法律的設定正是基于消費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從而真正地保證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同樣，各國對證券市場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嚴格的規定和監管，其基本假設也是現實的有限理性投資者。

    正如西蒙所說，理性選擇主義者看重選擇的結果而非過程，行為而非心理；行為經濟學所主張的有限理性屬于經驗主義的理性，偏重過程而非結果，心理而非行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性分別與行為法經濟學中的這種經驗主義的理性相區別，可以分別稱其為實體主義與程序主義（或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二元對立。程序主義理性認為人們只能在其知識與信息的限度之內做出選擇，它需要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背景。可以說，行為法經濟學的理性程度假設更符合現實世界人類行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的缺陷。

    （二）偏好

第6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數理經濟學在20世紀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并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在我國卻是20世紀末才逐漸開始學習和應用。國內較早對數理經濟學進行系統研究的是楊小凱先生，后來他在國外創建了超邊際分析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二、對數理經濟學的不同理解

如今人們對數理經濟學的理解還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數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學中的數學問題，其研究方法不同于純數學的方法(嚴密的邏輯推理、論證)，而是可以通過查詢文獻，了解數理經濟學中所提出的數學問題，然后對它們進行解決。這種觀點可稱之為經濟學中的數學問題研究，根本算不上是一門獨立的科學，所以說這種理解不可能是數理經濟學的合理解釋。第二種觀點認為：數理經濟學與經濟控制論并不是經濟學新分支，它只是采用更多數學工具來描述的微觀、宏觀、國貿、福利經濟學等經濟領域問題的。這種觀點是將數學作為工具，使用于經濟研究領域，也不能算做是獨立的科學研究，所以說這也不是對數理經濟學的合理解釋。第三種觀點認為：由于經濟系統的大規模與復雜性，任何定量計算的結果都不可能是十分準確的，采用較為艱深的數學工具，在最寬條件下來“定性”描述經濟系統的行為，則可能更準確地描述經濟運行規律。人們常稱之為側重于理論的數理經濟學，例如由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等人創立的理論一般均衡分析等。第四種觀點認為：數理經濟學要給出具體的即使是不十分準確的計算結果，其主要內容為一般均衡分析或可計算的一般均衡分析。例如在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斯卡夫、馮•紐曼、列昂惕夫等人創建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計算的一般均衡分析，目前已常見于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市場、資源市場、及國際貿易的開放等各類經濟系統的分析報告之中，并形成了很多精典的數理分析模型。第五種觀點認為：數理經濟學就是經濟控制論，只是將規劃解的存在性與求解方法等問題的研究作為數理經濟學的核心，而經濟控制論側重于討論穩定性、能控性、合理性、一定時空內到達合理位置的能達性等。數理經濟學試圖以經濟系統的確定性關系、隨機性關系、經驗性關系等方程來描述經濟現實，建立看包括決策系統、對策系統、線性系統、非線性系統、灰色參數系統、集中參數系統、分布參數系統、精確系統、模糊系統等等各類經濟分析系統模型。上述各種認識各有不同的側重點，是從不同的視角來理解數理經濟學。他們的多數人只是將其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或經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獨立的進行數理邏輯的分析。很少將其視為經濟學發展的重要的歷史階段，或是經濟學的成熟標志。這種不從歷史必然選擇的視角，來觀察經濟學的演變規律的做法，不僅是保守思想的體現，更說明其對經濟學掌握程度。從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觀察經濟學的發展，自馬歇爾之后的新古典經濟、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甚至包括新興古典經濟學都可以看作是數理經濟為主流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是近代經濟研究的主要成果。

三、數理經濟學的研究意義

總結經濟學的發展進程，從語言邏輯的局部觀察，到數理邏輯的系統研究，不但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然，也是科學研究進步的必需。數理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發展的必然階段，其在經濟研究中意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經濟分析的前提假設使用數學語言描述能準確無誤，可以減少后續的無用爭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發生各種爭論和意見分歧，究其產生的根源多是觀察問題的視角和分析問題的基本假設前提上產生的差異造成的。其次，數學語言是各類語言中邏輯最為嚴謹的科學，所以使用數理邏輯進行的推理將最為嚴準，可以防止漏洞和謬誤。第三，數理推理過程，可以得到僅憑直覺無法或不易得到的結論。第四，數理分析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礎上繼續開拓。第五，可以在理論基礎上得出精確的結論，減少經驗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

四、數理經濟研究的方法

第7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二、經濟問題的現實性和緊迫性激勵研究方法的數學化

 

經濟學早期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主要以歷史分析方法與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經濟現象與經濟問題，甚至《國富論》被很多學者視為政治學著作(克羅普西，2005)。但它后來卻開始一個不同于其他社會科學的數學化進程，至今一直延續著。經濟學研究目標就是要精確地分析、解釋現實經濟問題。而且社會發展使得經濟問題不僅成為個體活動的核心問題，而且也是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很多經濟問題可能演變成政治與社會，甚至國際問題的特性使得準確地分析與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必然通過數學化的方式來進行，對社會各界來說，重要經濟問題模棱兩可的闡述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對經濟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就變得相當現實且緊迫。顯然，經濟學提供分析和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就必須精確，否則會造成個體經濟行為失敗，甚至引起國家經濟混亂。數學化不僅能夠幫助經濟學實現精確地分析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而且還能夠為經濟行為決策提供_個精準的藍圖(至少經濟學家主觀愿望是這樣)。30年代的大蕭條使古典經濟學缺陷與不足凸現，引起凱恩斯革命，很多經濟學家對古典經濟學產生懷疑而讓凱恩斯經濟學大行其道，但是這不僅沒有使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的進程受阻，而是繼續著這一進程。大蕭條加劇了社會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同時強化了經濟學精確分析與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能力的訴求。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的分析、解釋必須盡可能地定量和精確化以便制定相應的經濟對策，而且對經濟政策效果的分析、論證要盡可能地通過精細化來滿足政策操作性要求，這促使經濟學不斷數學化。很多經濟問題就要求經濟學準確說明經濟變量之間關系以及相應對策，迫使經濟學研究走向數學化定量分析之路，經濟學的數學化進程既是經濟問題影響重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對經濟問題的應對緊迫性反應。

 

每一門社會學科都是在不同思想流派相互批判中發展，經濟學也不例外。但是，經濟學是一門經世濟用的學科，經濟學必須直面現實問題的特征和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對個人、社會生活影響非常重要。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各階層對經濟活動正常周期性調整都難以接受，這使得經濟學不能完全像其他社會科學那樣可以在沒有統_的概念和各派可接受的標準情況下無休止地爭論。當一個人或者政策決策者應用經濟學理論解決現實問題時，他就需要對經濟學理論進行選擇，比較各派理論優劣。經濟學各派理論在被應用選擇中競爭著，為了在明確概念以及各派可接受的標準下進行理論競爭，經濟學順理成章地走上了數學化道路。

 

從經濟學發展史的角度看，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使經濟學成為_門獨立的學科，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比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的相關論述要詳細得多，但是斯密并沒有將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經過嚴密數學化的論證。這就使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理論難以分出優劣而導致了經濟學領域的無窮紛爭，從而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實踐。盡管市場經濟的實踐早于‘‘看不見的手”理論出現，但是無論市場經濟實踐與否，支持和反對‘‘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經濟理論者都面臨用雙方可接受的方法來證明‘‘看不見的手”理論的正確與否。因為市場經濟實踐在當時不僅僅是經濟理論與實踐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經過杰文斯、門格爾、馬歇爾、瓦爾拉等幾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馬歇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使經濟學形成以效用價值論為核心的數學形式化理論體系，從而使得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較好地得到證明。盡管后來的理論證明，馬歇爾理論與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證明存在缺陷，前者可以參見楊小凱等新興古典經濟學m,后者則是阿羅一德布魯一般均衡的證明。但是以效用價值論為核心的數學形式化理論體系讓其他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學理論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阿羅德布魯對一般均衡的證明發表“看不見的手”理論的完整數學形式化體系建立完成。

 

當然，20世紀證偽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推動了經濟學數學化進程，在以卡爾波普爾為首的科學哲學家們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后掀起的證偽主義思潮對各學科的影響是深遠的。經濟學數學化傾向恰好迎合這種思潮，并促進了數學化進程。

 

前面敘述了經濟學數學化的原因。但要知道，這些原因同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發展之中。這些社會科學為什么沒有達到像經濟學那樣的數學化程度，建立較為完整的數學形式化體系呢?也就是說，經濟學為什么能夠數學化?

 

所謂數學化就是指在公理假設的基礎上以明確的概念、統一的邏輯、嚴密的演繹推理得到明確的結論。只要演繹推理的邏輯是嚴密的，那么假設與結論之間就有相同的真偽性。換言之，數學化的理論使得檢驗其結論的正確與否和判斷其假設是否合理之間具有‘‘替代性”進而可以對此理論進行判別。下面闡述經濟學能夠數學化的理由：

 

(1)經濟學在實證主義下，以統_理性經濟人的邏輯研究經濟行為規律具有較好的客觀性。自斯密以來，經濟學分析就基本遵循理性經濟人這一分析邏輯“公理”假設。盡管對此爭議頗多，但是理性經濟人的邏輯假設依然有其合理性和一般性。經濟行為主體在做出經濟行為選擇時，經濟利益是它們重要的關注目標，當然，不排除經濟利益以外的其他關注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行為人往往要直接承擔經濟行為后果以及很多非經濟行為后果可以用經濟方式解決(如賠償、保釋和雇傭律師等)，這樣_來，經濟利益對每個經濟行為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影響甚為重要，因此_般意義上講，經濟行為人在做出經濟行為選擇時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追求自身利益作為主要的關注目標。這就使得經濟學研究對象具有客觀性。毋庸置疑，經濟學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不如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強，這是由于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經濟主體的行為，這種行為選擇可能受非經濟利益目標的影響而使其客觀規律性不如自然科學。因此，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邏輯來分析經濟問題、現象所得到的理論，相對自然科學的理論，有較弱的客觀性，而相對其他社會科學而言，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則比較強。這可能是經濟學比其他社會科學更接近之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2)經濟學清晰、明確的基本概念的形成是經濟學能夠數學化的基礎條件。在經濟學學術史上，關于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然而現在，以效用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在爭論中被廣為接受，這是_個事實。毋庸置疑，效用價值論的確立對于經濟學的數學化進程是一個巨大的推動。效用函數及其相關數學工具的引進使得消費者選擇可以簡化為效用函數的最優化問題。同樣，成本、收益和利潤等概念以及物理學中均衡、彈性等使經濟學數學化框架體系基本形成。很顯然，經濟學基本概念的框架形成與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對經濟行為的“理性經濟人”單_化假設才使得這些數學化的概念得以引進，數學推理成為可能。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數學化程度較低受制于這些學科研究的對象，即人的行為是追求多元目標，這就使得這些學科很難運用數學推理的分析方法，因為數學推理需要邏輯上的一致性，行為選擇在多元目標下就難以保證選擇依據始終如一的邏輯。這也是經濟學數學化遭受置疑的地方。但是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行為，經濟行為以理性經濟人的邏輯進行選擇是可以接受的。一般來說，在經濟行為的選擇中除經濟以外的其他目標不是首要的。

 

經濟問題現實性和緊迫性激勵經濟研究方法的數學化。但是經濟學數學化過程中使得經濟學研究的經濟行為人至少部分喪失了生物性與社會性，經濟行為人變成_個信息充分且有計算能力的機器。但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主體是社會中的個體，他們的經濟決策與行為并不僅僅取決于經濟利益，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的最優化行為為邏輯推進的數學化進程也使得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具有單_化傾向，經濟行為個體的生理、心理和社會性特征喪失。斯密的分工理論受到重視，而將合作視為順理成章而被忽視，實際上伴隨分工的合作涉及很多心理和社會因素。

 

即便這樣，經濟學數學化進程初期遇到的問題并不明顯。在現代經濟發展初期，經濟情況相對簡單，經濟決策與行為所需信息與計算能力要求不高，經濟個體的決策與行為尚沒有遭遇信息與計算能力瓶頸。另外，脫離傳統社會的貧困，初期現代經濟帶來的物質繁榮掩蓋了經濟活動中個體的社會與心理問題。因此，以理性經濟人的最優化行為為邏輯推進了主流經濟學數學化，并且沒有引起太多的質疑。

 

三、信息與計算能力瓶頸促使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回歸與創新

 

隨著經濟發展，經濟活動的復雜性與日俱增，經濟行為主體的最優化行為對信息與計算能力的依賴已經變得超越經濟個體的生理承受能力。數學化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經濟問題分析與解決的效果受到質疑變得日益明顯。實際上，經濟復雜性使得經濟行為個體的最優化行為決策面臨信息與計算能力的瓶頸，但是現實經濟活動不會因此停止，現實中的經濟個體在信息與計算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進行經濟決策與行為呢?顯然在此種情況下，理性人的最優化行為的數學化理論的適用性和解釋力就降低了，經濟問題的現實性與緊迫性促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同時_些傳統經濟學方法在逐漸回歸中不斷發展。

 

—方面經濟問題的現實性推動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還原。制度經濟學等發展就是要將經濟行為人置于社會性的情景中加以研究，制度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的復興與發展，并且與數學計量分析相融合。前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通過理性經濟人的單一假設邏輯而建立起經濟學的數學結構體系，同時使得經濟行為喪失社會性。作為_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經濟主體的行為。經濟活動主體是有意識的人，因此經濟主體的行為就不可能只有經濟利益單一維度，還有“行為“意義”和“情感”維度等(汪丁丁語)。這樣就意味著經濟學研究需正視經濟行為的多維涵義，這可能破壞經濟學的數學結構體系。這也是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非主流經濟學批評主流經濟學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行為，不是_般的社會行為。而且行為和意義維度的引入并不必然地否定經濟學數學化，因為有時行為和意義維度與經濟利益維度可以統_起來。當然，對經濟行為的多維度關切將使經濟學家面臨保持和發展經濟學數學結構體系的嚴峻挑戰。經濟行為的單維度假設和多維度關切使經濟學家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因此，經濟行為遵守理性經濟人的單一假設與否將是影響經濟學數學化的重要因素。面對信息與計算能力的瓶頸，經濟行為人依賴于_些制度與歷史慣例進行著經濟決策與行為，制度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等的發展背景就是經濟學研究對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還原。

 

另一方面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日益受到重視。實驗經濟學、行為經濟學與神經經濟學在歐美迅速發展，促進經濟學的研究更加關注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為了將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加以還原，使他們的生理特征與計算、信息處理能力特征得以再現，經濟學創造性地將實驗技術方法與生物學研究方法引入經濟學。經濟行為的主體是人，人的行為必然受到其生理限制，并以其生理為基礎。隨著對人的腦科學的研究深入，探索行為背后的生理基礎成為可能，也是讓經濟學返璞歸真的必然。人體，特別是大腦掃描技術(如核磁共振技術)進步使分析人的行為生理機制不再遙不可及。更為重要的是，神經經濟學的研究也會為行為經濟學奠定生理基礎，加快行為經濟學的發展進程，進而影響經濟學數學化。

 

卡尼曼與特維斯基等開創的行為經濟學理論特別強調行為的心理因素。在不確定的條件下，信息不完全、不對稱以及有成本性將使經濟行為人決策受到心理因素以及引起心理變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經濟行為人不可能進行理性經濟人的精確計算或者精確計算變得不經濟，取而代之，行為決策的簡易化勢在必行。行為經濟學對理性經濟人假設的修正，提高經濟學解釋力，同時，也讓經濟學的數學化面臨挑戰，決策與選擇行為受到心理等非經濟因素影響會讓經濟學數學化而進行演繹推理的邏輯_貫性受到破壞，影響經濟學數學化進程。神經經濟學對經濟行為人的神經系統研究，關注他們神經活動狀態。實驗經濟學使得經濟學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對經濟決策與行為展開研究，分析一定條件下經濟決策與行為特征和影響因素，從而進_步探索其中的各種心理與社會機制，不再局限于主流經濟學最優化行為機制，顯然，經濟學逐漸還原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與生物性的努力促進了制度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方法等傳統社會科學分析法方的復興，同時，對經濟行為人的生理與心理關注使得實驗技術方法、心理分析法和神經科學研究方法等新的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被運用。

第8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法經濟學領域，科斯的貢獻在于在主流經濟學和法律分析之間搭建了一個堅固的橋梁。在科斯之前，法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早就被人們所關注，分別形成了一些分析思路，但它們都沒有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分析范式。直到1960年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發表，才改變了上述局面。在文中，科斯按照主流經濟學的邏輯，不僅表明了法律對于資源配置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如何對法律進行分析。這一方面使經濟分析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法律分析的立足點，尤其是區別于以公平為基點的分析;另一方面，表明研究稀缺資源配置功能的經濟學，今后不僅要研究價格機制的配置作用，更要研究法律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要理解現實經濟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就必須放棄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認真研究法律制度。與此同時，科斯也提供了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方法——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法律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付出成本。這些成本不僅包括產權界定的成本，而且包括在法律框架下權利交易的成本。經濟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說明這些成本，并比較它們的大小，以尋求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成為比較法律制度效率大小的標準，說明交易成本及其最小化的途徑，就說明了法律制度與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因此，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演變成為一種選擇學說，主體根據理性最大化原則，在不同的制度之間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進行選擇，從而與主流經濟學融合在了一起。更為重要的是，科斯還將研究者吸引到一起，具有形成較統一的研究團體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指引新的研究方向的作用。總之，《社會成本問題》的發表，成為法經濟學誕生的標志。按照科斯開辟的道路，使用其所提供的方法，法經濟學繁榮發展了起來。

但是，隨著法經濟學學術收益的邊際遞減，法經濟學的未來發展方向逐漸成為學者們關心的問題。1997年秋季卷的《芝加哥大學法學評論》專刊在討論法經濟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時[1]，雖然討論很深人，但分歧也比較嚴重。貝克爾、埃普斯頓(RichardA.Epstein)等對法經濟學未來發展表示憂慮，而波斯納等則對法經濟學的發展充滿信心。雙方都有充足的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這表明在法經濟學未來發展方向上已經產生了重大分歧。那么，法經濟學未來將向什么方向發展呢?

一、談判分析范式：曾經的主流分析范式

在科斯等人開辟了法律的經濟學分析道路之后，更多的法律領域進入了分析視野，更多的經濟學理論被用于分析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波斯納等人的推動下，談判理論被廣泛地應用于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中，為法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談判理論以傳統價格理論為基礎，認為自愿合作可以使一項資源從估價低的主體手中轉移到估價高的主體手中，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同時也提高了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在談判過程中，雙方自愿地對交易對象、價格、數量、方式以及風險分配等進行協商，結果或是達成一致進行合作，或是難以達成一致無法合作。在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出現何種結果取決于合作風險值的大小和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談判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確定風險值，不僅要明確各方的資源察賦狀況，還要明確交易雙方的競爭情況，確定競爭出價；(2)預測合作剩余，找出交易雙方的評價差異，預測雙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可能程度；(3)分配合作剩余，在預測的基礎上，明確各方獲得的份額、分配合作中的風險，履行協議獲得剩余。在不存在外界壓力和雙方談判實力均等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通過談判找到合作均衡解，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水平。

然而，有諸多因素阻礙著自愿合作的進行，合作是有成本的。不僅存在著風險值難以確定、合作剩余難以預測和順利分配等阻礙談判順利進行的內部因素，而且壟斷、外部性和信息等外部因素也阻礙著談判的進行。合作失敗和合作難以使資源正常流動，無法被用于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無法形成最佳的資源配置格局，也無法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如果采取非正常的手段進行流動，如偷竊將會造成更大的效率和福利損失。所以要克服合作障礙，努力減少因合作失敗帶來的福利損失。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協議失敗造成的損害最小，成為立法的基本原則。這就是“規范的霍布斯定理”[1]。

以談判理論為核心展開的法經濟學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上的，它以傳統價格理論的三大假設一一理性人、穩定偏好和均衡分析為基礎，加人了產權、信息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分析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具體說明了合作的益處和阻礙自愿合作的交易成本的來源，為建立制度克服阻礙、促進合作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提供了評價標準。并且，談判理論是以市場主義來看待法律問題的，認為法律規則形成的只是不同行為的“隱性價格”，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交易。法律的作用，即在于使人們進行合作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并竭力降低合作不成帶來的損失。因此，談判理論實際上是揭示了在交易成本為正的世界中如何實現效率的問題。而對各種阻礙因素的克服涉及了多方面的經濟理論，克服阻礙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了幾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財產法、契約法、侵權法以及程序法等部門法的分析中，談判理論起到了基礎理論的作用。[2]這些部門法分別涉及了權利的界定、流轉和保護三個方面，被認為是法律體系的主干。談判理論對這些領域均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以效率觀對它們進行了重新檢驗。談判理論將它們都統一到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自愿合作的宗旨之下，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使較為散亂的對部門法律制度進行的經濟學分析，有了一個統一的理論核心。談判理論因此成為法經濟學在興盛之初的主流分析范式。

二、博弈分析范式:目前的主流分析范式

隨著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的廣泛應用，不僅給經濟學帶來了分析方法的優化，而且推動經濟學向更加現實的方向發展。法經濟學同樣引人了博弈論，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與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發展趨勢相一致，法律的博弈分析逐漸取代了構建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談判分析范式，成為新的主流法經濟學分析范式。

法律的博弈分析之所以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主要在于博弈分析的行為假設與法律行為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法律不僅關注個體對法律規則的反映，更關注在法律規則下行為人之間的相互反映。博弈論所分析的對策行為的基本特征，就是行為的形成不僅是自身約束條件的函數，同時也是博弈對方行為的函數。這與法律關系中當事人的行為模式是一致的。在既定的法律關系中，任何一方當事人的行動選擇，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也必然受到其他當事人行為的影響。并且這一行為也將影響所有當事人的今后決策。因此，將法律規則下的行為人之間的行為互動歸結為對策行為，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假設更加準確。

博弈論承認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存在沖突。盡管博弈論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但博弈論解釋與分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不再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反而認為均衡的實現要符合一系列嚴格的條件才能達到。博弈論嚴格地堅持了個人理性最大化的假設，但這個最大化是將其他參與人的決策考慮在內的最大化，說明了參與人之間的相互制約是人們選擇不利制度及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博弈論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無外部性、信息完全和競爭充分的假設，運用了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有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目前，博弈論已經被學者們較為成功地重新分析了法經濟學幾乎所有的領域[1]。總之，博弈分析給法經濟學帶來的主要進展，集中體現在它對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和談判分析范式的突破上。

第一，博弈分析突破了市場本位。科斯等盡管強調交易成本是決定性的制度選擇標準，但是在基本觀念上，他們依然堅持“市場本位”，認為自愿交易是實現效率的最佳途徑，即使在“市場失靈”的環境下，也不能就此認為政府干預就是比市場更好的選擇。這也是整個芝加哥學派的核心觀念。波斯納的分析更是突出了“市場本位”，他認為“效益最大化”是法律及其活動的主要價值追求，是評判法律規則的核心標準[2]。博弈論盡管與經濟學具有共同的核心基礎—個人理性最大化，但是博弈論并非源于經濟學，也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是一種數學方法。因此，博弈論可以作為多個社會學科研究方法，只要該學科的研究對象涉及對策行為，進而避免以一種社會學科的規范和了馗標準來評價另一學科的弊端，從而使博弈分析不必以“市場至上”為基本觀念。博弈論著重強調行為手段對追求目的的適應性，是一種形式理性。所以在博弈分析中，可以沒有先驗的價值判斷。更為重要的是，博弈論已經顯示出博弈均衡的達成有賴于參與人的價值判斷，在存在多重均衡的狀態下，價值判斷的不同可以導致不同的均衡。斯切菱(Schelling)的“聚點”[3]均衡就說明，當在無法確定均衡狀態的博弈模型中加人外來信息，如，社會文化習慣、參與人過去共同的經歷等，就可以達到均衡。因此判斷制度是否有效的標準不一定限于效率，也可以是效率之外的其他價值追求，如公平等。只要制度能使參與人的行為在追求價值目標的過程中保持了內在一致的效用(或預期效用)最大化，該制度就是有效的。

第二，博弈分析使交易成本更確定。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因為交易成本概念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而備受批評。談判理論是交易成本的細致化，阻礙合作的因素就是各種各樣的交易成本。博弈論進一步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策成本和信息成本上。實際上信息不完全和對策行為是我們迄今所揭示的交易成本的最主要來源。人們對交易成本最初的理解來源于科斯對它的初步界定，即利用價格機制的成本。庫特(Looter)討論了談判中的對策行為[4]。威廉姆森則深人研究了企業組織內的機會主義行為[5]，這實際上也是對策行為的一種。博弈論的分析將這兩種交易成本的生成源泉結合在了一起，通過數學工具的運用使對它們的分析更加嚴密和具有可操作性，從而使不同法律規則的交易成本分析更加明確，進而得出的立法建議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博弈論在堅持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包涵進了整體主義的因素。個人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一直是主流經濟學和以制度學派為代表的非主流經濟學的重大分歧之一，如何協調兩者始終是個難題。博弈論在堅持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成功地引人了整體分析的因素。博弈論的分析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個人效用的最大化是分析的起點，并且均衡的達成也是個人最大化行為的組合。但是，博弈論中參與人的最大化行為是所有參與人最大化行為的函數，個人的函數中包含了整體的影響。最終均衡結果的生成也是全體參與人共同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單個最大化行為的結果。并且，制度的規則和風俗習慣可以作為博弈的框架，構成個體最大化行為的約束。這樣，更多的因素被引入了法律的形成和效應判斷中，極大緩解了對法經濟學僅強調效率價值的批評。

三、行為法經濟學:正在成長的分析范式

行為經濟學是在西蒙的大力倡導下發展起來的，實驗經濟學則是從20世紀40年代以后逐漸發展起來的另一個新興經濟學學科。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根據從心理學、實證觀察以及行為實驗中得到的經驗材料，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設—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全面的檢驗，發現了許多與理性選擇理論不相一致的“反常現象”。

盡管在行為經濟學中，尤其是在實驗中，行為人的個人選擇依然是主要的觀察和研究對象，但是行為經濟學對行為選擇的研究已經充分顯示出，在面對復雜且意義不明的現實進行選擇時，個人往往不是一個充分自主的選擇主體，選擇更多地受啟示、偏見、過去以及社會規范的影響。行為經濟學雖然沒有直接反對理性選擇理論的個人主義方法論，但個人決策的非自主性，已足以促使我們思考:從個人角度出發理解社會是否是一個充分的角度。因為存在著許多從個人角度理解問題而產生的理論困境，如以囚徒困境為基礎的一系列集體行動的困境。當然，這些理論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就是現實的真實困境，還需要更深人的研究。對社會規范的研究已經成為法經濟學研究中一個熱點，對法律的研究也是建立一個外生于行為人的但要作用于其行為選擇的適當體系。這些研究都將與行為經濟學一起使我們深人地思考理性選擇理論的未來前景，有助于發展出替代的并能夠被廣泛接受的新分析范式。

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是法經濟學研究中出現的、運用行為經濟學研究成果分析法律問題的學術趨勢。學者們將行為法經濟學的研究目的謹慎的定位為:運用行為科學的成果，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提高法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使其擺脫遠離現實的困境。孫斯頓(Jolts,Sunstein)和薩勒(Thaler)說，“我們分析的核心觀念是，行為經濟學還允許我們用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對法律行為進行判斷和模型化，但是是在對人類行為更準確的假設、對法律更精確的判斷的基礎上進行”[1]。考羅布肯(Koroblun)和尤倫(Ulen)則認為，“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我們并不是提出一個新的范式來代替理性選擇理論。我們的目標僅是將來自其他社會科學的大量的實驗結論融合進法經濟學中，以使人類行為判斷和法律體系目標實現之間的關系得到精煉。”[2]。

行為法經濟學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構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最大化地降低行為人理性受到的限制和影響。各種因素的限制使行為人的計算能力、意志力不能夠符合最優決策的要求。理性選擇理論盡管不現實，但它畢竟描述了一個理想的完美狀態，說明了實現最優決策所需要的條件。因此，行為法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研究內容，就是說明如何限制那些使行為人理性受限的因素發揮作用，使行為人的計算能力和得到的信息符合最優決策的要求。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建立這樣一個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法律比傳統法經濟學的理解更為深刻，解釋力更強。二是應用行為科學的結論，判斷法律規則約束下行為人的反應，說明法律規則的效果，進而為法律規則的選擇提供依據。

從總體上來看，行為法經濟學還是很單薄的，行為科學所得出的結論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消化，這些結論對于法律分析到底有哪些意義還在探索中，如何統一這些散亂結論和分析更是還沒有找到有效的途徑。

四、法經濟學的未來：“理性”再精煉基礎上的實證方向

應當肯定法經濟學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法經濟學展示了以前沒有被法學理論所充分探討的效率因素，表明了法律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使較為散亂的法律制度可以統一在效率的基礎上，都可以從效率的角度進行解釋。在許多領域，經濟分析的成果已經成為基本理論的一部分。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法經濟學已經越過了發展頂峰，正處在學術收益遞減的階段。在波斯納以談判理論等為主要工具分析了幾乎所有的法律領域后，這些領域又被博弈論重新分析了一遍，行為法經濟學更是使人們在重新審視這些領域。盡管博弈分析和行為法經濟學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但同時也凸顯越來越多的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的質疑和突破。伴隨著對理論基礎的懷疑，自然產生了對法經濟學發展方向的迷惑和分歧。因此，對法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對其發展歷程和基本分析范式深人反思的基礎上。

理性選擇是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設，它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理性假設的規范表述，它包含以下內容：(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認為是個體的選擇決定了社會關系的內容和形式而不是相反；(2)要求經濟行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充分的計算能力和完全的記憶能力，從而使偏好穩定并能夠對其進行排序和計算；(3)認為決策時的環境因素對于決策沒有影響，排除了歷史和制度對選擇的影響，并且選擇是孤立的，每個行為人是根據自己的效用函數及面臨的約束單獨決策；(4)認為眾多行為人同時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狀態代表著一種理想的均衡狀態，實現了最佳的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運行的追求目標。此時，所有參與者都有維持均衡和不偏離均衡的內在激勵，因此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允許行為人自主決策的自由市場價格體系，是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佳途徑，由此產生了效率價值觀的引申觀念—市場至上觀。

從法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發展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不斷突破理性選擇理論非現實性假設的過程。科斯的貢獻在于將經濟學引領進了交易成本世界，看到了不同法律規則安排對應著不同的交易成本；談判理論更是具體分析了阻礙交易順利進行的各種交易成本，說明了如何利用法律降低交易成本；博弈分析則突破決策獨立、信息完全假設，集中分析了在特定法律關系約束下的行為選擇；行為法經濟學更是直接指向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一理性，提出了更加豐富的決策模型和更多的決策影響變量，進而使法律分析更加趨于現實。從這個發展趨勢來看，法經濟學的未來方向依然會建立在對“理性選擇”這個基礎的突破和精煉上。我認為，可以從內容和形式兩個角度對“理性選擇”進行精煉：

第一，內容上的精煉，主要是確定理性概念中是否要限定行為的性質，是否要限定所追求的目標。一般認為，經濟學的任務是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但這并不代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是人們的最終目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只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手段，而什么是社會福利、什么狀態才是福利最大化卻不是經濟學所能夠說明的。所以經濟學中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而不是認知理性，經濟學不應對行為人的追求目標進行限定。因此，精煉理性概念的第一步，是不要求理性概念對行為人追求目標的內容進行限定。不對目的進行限制，或者說對經濟分析來說目標是外生的，這樣可以容納進更多的價值追求，如公平，從而不將對法律的理解限定在效率的實現上，也不狹隘地認為法律體系是在建立類似于“市場”的價格體系。

但是把目標追求外生于經濟分析，并不等于目標的選擇和追求與個人無關。相反，我認為，目標的選擇是由社會和個人共同決定的，而經濟學對于人類的目標形成及其選擇并沒有足夠的發言權。如社會認同也是人類的基本生存動機之一，黑格爾甚至認為“為承認而奮斗”是更高層次的人類行為動因。人類不僅需要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物質條件，更需要被他人承認，只有人才追求榮譽這類東西，也只有對“承認”的追求才使人和動物區別開來。財產在黑格爾看來只是“追求承認的歷史斗爭的一個階段或一個側面”[1]。但是對于人們為什么追求社會認同目標，與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學顯然沒有給出什么充分的解釋。經濟學的重心在于說明目標設定后的實現安排上，而不是說明目標本身是如何形成的。這樣在目

標外生的假設下，不堅持行為選擇必然要實現目標效率，而是將重心落腳在手段效率上，我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為被容納進目標實現集合中。如在社會認同的要求下，行為人完全可以選擇非自利的目標。社會規范實際上就是已經形成的社會認同標準，它可以外在于行為人，使行為人為獲得認同而遵守它;也可以內化于行為人的目標追求中，行為人自覺地遵守它。庫特(Cooter)就在內化社會規范的基礎上，討論了行為人的理性選擇問題。[2]公共產品的供給實驗，在表明行為人有供給公共產品偏好的同時，也表明這個偏好是建立在自己的供給行為被他人承認的基礎上的。

第二，與內容精煉相一致，從形式上精煉理性概念，則是將理性限制手段與目標的“一致性”上，要求手段是最適合目的實現的手段。“一致性”是對行為人理智的最低要求，要求行為人具有這種選擇能力或至少有追求一致性的內在心理趨勢。這樣，在理想狀態下，行為人的認知能力，能夠認識到自己將要追求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計算能力則能夠計算不同手段的實現效率，意志能力則是能夠實現目標之間的統一。當有限制性因素(如信息的不完全、偏見的自我加強等)時，行為人的一致性追求就建立在了錯誤的基礎上而不能達到理想狀態。但不是不追求一致性，而是一致性追求沒有完美實現。如果這些因素得以消除，行為人的一致性追求才得以完美實現。

考羅布肯(Korobkin)和尤倫(Ulen)認為，將理性限定為“一致性”后，理性概念就太過寬泛了，因為任何行為在事后都可以解釋為是當時緩適合的行動選擇[3]。但是，如果我們在事前就確定了行為的追求目標，行為人的選擇就可以“證偽”了。盡管我們不對行為人的目標進行限定，但這并不代表我們認為行為人的行動是沒有目的的。相反，行為人的選擇都是基于一定目標的選擇，而且目標是先于行動而存在的。即使行為人有多重目標，因為認知能力的限制，行為人不能具體確定目標的追求順序，行為人的行為選擇也是在向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沒有目標。習慣、傳統、嗜好等使行為人的行為選擇看起來好像沒有目標，但實際上是目標已經隱含在行為中，行為人在過去的經歷中已經設定了目標。盡管這個目標與當前行為人的目標可能不一致，但這只意味著行為人的目標選擇是錯誤的，而不是行為人沒有目標。

只要行為人的行動選擇和所選擇的目標相一致，即使目標錯誤，從“一致性”的標準來看，也是“理性”的。經濟學不對目標進行判斷，只著重于目標和手段之間的“一致性”。“一致性”就是經濟學要追求的目標，這是工具理性。這在經濟學被用于分析非市場制度時，尤為突出。非市場制度的追求目標不是經濟學所能說明的，將經濟學應用于非市場制度的分析，只能限于對非市場制度實現其目標的“一致性”進行判斷，不能將工具目標與目的目標混同在一起。傳統法經濟學的一個失誤就是混淆了兩者，將效率解釋觀和效率價值觀混在了一起，認為效率是法律制度的唯一追求目標。判斷各種法律規則是否最適合實現它的目標，并不代表著資源配置效率必然是法律的追求目標。如果說法律追求效率，也只是追求工具意義上的效率，而不是目的意義上的效率。不同的法律制度有它自己的追求目標，不能將法律制度簡單地類比于市場制度，以市場制度的標準和價值觀來解釋所有的法律制度。這一點與

法律實證主義的思想是一致的。法律實證主義認為，法律的追求目標是外在于法律的，法律和道德沒有關聯，“惡法亦法”，法律研究的任務僅限于判斷法律規則與其目標之間的“一致性”。法經濟學雖然不認為法律和道德沒有關聯，但也應只限于判斷法律規則與其目標之間的“一致性”。

第9篇：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范文

1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信息經濟學是針對“信息”這一對象分析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的交叉科學，融管理學、經濟學、系統科學、運籌學和信息科學于一體。當前信息經濟學的體系構建主要依照兩種研究思路來進行。

思路一：信息經濟學的“二分法”。它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產生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經濟學的學科交叉性。在微觀部分強調經濟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使得價格的搜尋需要付出成本，買賣雙方的私人信息會影響決策，個體有限理性。價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場調節手段，運用契約理論或機制設計理論的激勵約束手段與機制不可或缺。而宏觀部分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對信息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與地位。

思路二：信息經濟學的“三分法”。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3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中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重點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中觀信息經濟學，即產業信息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國際信息經濟與本國信息經濟的關系等。按照3個層面的劃分，使得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保持一致和良好銜接，因此信息經濟學又稱為西方信息經濟學、理論信息經濟學、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工業經濟學。

2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盡管不同學者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有著不同的見解，但是整體上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可以分為以下6個方面：

(1)經濟信息。研究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對于行為人的影響，探討某種信息條件下行為人相互作用的經濟問題，如非對稱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論、不利選擇與道德風險、廣告模型、市場信號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質屬性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費后，也不會消失，而且通過加工提煉，會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時效性。時間會使得信息價值消失。三是不對稱性。所謂的委托一和逆向選擇。四是知識性。同樣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價值不同。五是獨創性。如知識產權保護、著作權保護等都是信息獨創性的表現。六是效用動態性。信息商品通過傳播被更多人認可，可能效用會增大；如果被惡意擴散則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對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對信息商品的價值認識不同。

(3)信息社會。人類文明進入到信息社會，也稱為后工業社會，社會經濟的主體由制造業轉向以高新科技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即信息和知識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勞動力主體不再是機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交易結算不再主要依靠現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貿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國內，跨國貿易和貿易全球化成為主流；由傳統的金字塔形組織管理結構向網絡形的組織管理結構轉變；信息和知識生產成為社會生產的重要方式；數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對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戰爭形態。

（4）信息經濟。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信息經濟是通過產業信息化和信息產業化兩個相互聯系和彼此促進的途徑不斷發展起來的，出現了新形式的勞動對象、勞動關系和經濟結構。有人稱搜索引擎為互聯網經濟的車輪，預測搜索引擎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基于Web2.0這種創新的信息技術和創新的理念，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實現了網絡經濟環境下新的商業活動交易和辦公模式，將會成為未來人類經濟活動的中心。

（5）信息產業。工業信息化、農業信息化以及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建立在基于信息技術的智能化設備的基礎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產業發展與全球化和一體化，加強了全球分工。信息產業催生新興行業，引發了全球“物聯網”和“數字地球”的研發，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帶動全球經濟增長。

3信息經濟學的新發展

（1）新組織信息經濟學。IT技術的發展，使得組織的體系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了較大改變，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資源配置方式，新組織的信息機制設計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組織的委托理論和激勵約束機制，虛擬企業和戰略聯盟中的信息不對稱等。

（2）網絡信息經濟學。網絡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網絡經濟的開放性和競爭性更加強烈，由此，網絡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如網絡信息傳送與交流、網絡信息價值評價、網絡經濟政策和網絡經濟法規的制定等，其中一個重要研究內容為建立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的網絡平臺，實現各種有價值的交流互換、共享而改變行為方式促進“協同交易”。

(3)國際信息經濟學。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形成，各國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要擴展到國際領域，討論世界信息經濟的生產效率、信息資源配置效率，國際信息政策對比、評判與預測研究，各國信息經濟依賴程度與跨國信息經濟比較等內容。

（4）交叉地帶信息經濟學。信息經濟涉及通信、經濟、管理、計算機等多種學科，各學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特點，分析信息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與區別，探討各學科之間的異同點，從而揭示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

4結語

信息經濟學是隨著社會經濟信息化而發展起來的經濟學與信息科學的交叉學科，帶有明顯的綜合性和邊緣性，同時它也是—門與時俱進的理論，其研究范圍廣泛并不斷擴展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