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團體心理輔導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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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年人團體心理輔導方案范文

關鍵詞:社區養老 產生 問題 優化方案

人口老齡化已成世界趨勢，而中國老齡化又呈現出“老年人口龐大、未富先老和速度快”的嚴峻形勢。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家庭結構變化以及傳統養兒防老觀念的變化，舊有的家庭養老模式已不再適應形勢的發展，構建適應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的養老服務體系，成為我國“老有所養”民生建設的重要內容。作為世界上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國家，養老已經成為我國年輕人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更何況，中國是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時候就搶先撞線。“未富先老”意味著社會能提供的資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準備也不夠。我國城市養老服務設施不足――“機構養老”難當重任，“家庭養老”模式面臨諸多挑戰，社區養老將成為我國養老新趨勢，將成為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重要方式。

城市養老服務設施不足――“機構養老”難當重任。一方面養老院等機構收費偏高，老年人難以承受；另一方面是社會上養老機構的偏少，而且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服務水平難以令人滿意；還有就是中國由來已久的孝文化中強調養兒防老，許多老人表示不愿意進入機構養老，子女也擔心被人指為不孝，機構養老尚未被社會普遍接受。

“家庭養老”模式面臨諸多挑戰。計劃生育的實施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受到挑戰 。家庭養老一直是中國養老的主要方式，然而，獨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家庭結構，增加了養老的負擔，注定了這種方式難以為繼。現在結婚后面對的是兩個人要贍養四個老人，甚至更多，其間的緊張和壓力已經日漸體現，加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新舊思維變化，造就了兒女和老人在贍養上必然的差異態度和行為沖突。同時，空巢老人的增加更是使得中國的養老陷入尷尬的境地。

面對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我國傳統的以家庭養老為主的模式難以為繼，在社會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社會化養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不可能取代家庭養老。在社會養老問題面臨困境之時，社區養老服務作為社會養老與家庭養老的一種輔助方式就應運而生。

社區養老讓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在繼續得到家人照顧的同時，由社區的有關服務機構和人士為老人提供上門服務或托老服務。這就形成了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和機構照料為補充的三位一體的老人養老模式。采用由政府購買的方式，實施以社區為中心的居家養老服務，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務、康復護理、精神慰藉、文化生活服務等。由政府舉辦助老服務員養老護理培訓班。主要內容一是以提高服務技能和整體素質為宗旨，以“生活照料、心理護理、娛樂康復”等。然而，作為一種新的養老服務方式，社區養老服務還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亟需解決。

一是當前城市社區基層機構資金不足，這是目前社區養老服務中存在的最顯著問題，也是實際調查中各社區反映最普遍最集中的問題。社區養老資金是保證社區養老服務持續穩定發展的物質基礎,由于社區養老服務剛剛起步,并且我國經濟尚不是很發達,在我國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過程中,資金短缺的問題一直存在。社區的資金來源有限使社區老年人服務業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老人的享受的服務層次較低，而社區又沒有經濟來源為居家養老繼續注入資金，這也制約了居家養老政策的進一步發展。另外，資金的短缺也會造成人員的不足，因為缺乏足夠的資金雇傭工作人員，使得社區養老捉襟見肘。

二是現存的一些傳統觀念也在阻礙著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群眾認同度不高。首先，由于宣傳力度不夠，群眾對于社區養老缺乏全面的認識，甚至是沒有聽說過，這直接增加了社區養老實施的難度。其次，對于老人需要的服務或某些想參與的社會活動還缺乏正確的認識，很多人對于老年人的各類需求都持漠視的態度，簡單的認為他們只要吃穿不愁就足夠了。因此目前社區養老提供的服務項目少，服務質量不高，心理輔導、康復指導、醫療保健等專業化服務難以開展。

三是專業性不夠。盡管城市社區服務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其專業化程度仍很低。首先是在工作人員的選擇上，現在社區養老的工作人員多數是40歲左右的中年婦女，文化素質偏低。這些從事社區服務的人員絕大多數沒有受過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方法的專門訓練，缺乏老年服務的技巧和知識，更不用說心理輔導等老年社會工作知識。還有就是工作人員的不專業導致的服務的不專業，服務僅僅停留在洗衣、做飯、舉辦娛樂活動等，內容太過簡單。

四是社區職能定位偏差。 由于我國社區養老處于初級階段，許多相關工作還處在不斷摸索的階段。現在的社區養老，基本上還是以行政強制為主，并沒有真正實現社區的自主性。雖然社區養老的主管部門，但是沒有進行社區養老的長期規劃。多數社區沒有將社區養老的職能發揮，于是成了形象工程，上面考核就做一些行是行的材料上交。社區養老行政色彩濃厚，無論是從思路、步驟、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沒有真正從老年人實際需要出發，社區養老流于形式。

針對以上社區養老存在的一些問題，筆者提出了一些優化建議。

1 堅持以人為本

從老年人實際需求出發，為老年人提供方便、快捷、高質量、人性化的服務。以社區為依托，在社區層面普遍建立居家養老服務機構、場所和服務隊伍，整合社會資源，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共同營造老年人居家養老服務的社會環境；堅持因地制宜，緊密結合當地實際，與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社區人文環境和老年人的需求相適應，循序漸進，穩步推開；堅持社會化方向，采取多種形式，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和支持居家養老服務。為老年人提供溫馨、舒適的服務，讓老年然安享晚年。

2 加強社區養老的專業化建設

主要包括職業的專業化，還有就是知識的專業化，建立一支能提供全方位高質量服務的專業化的社區服務隊伍。一是建立社區服務從業人員的資格認證制度，大力培養從事社區養老服務工作的專業人才。要完善社區服務事業，就要努力做到參與社區工作的人員必須要通過職業資格考試，獲得職業資格證書，達到職業崗位的要求，才能就業上崗。二是對社區服務從業人員進行老年服務工作的技能培訓。學習社區養老服務組織管理、老年心理知識以及老年醫療護理常識等內容，從而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服務水平。并且積極鼓勵志愿者參加到社區養老的工作中來，因為志愿者主要由在讀學生組成他們主要是由具有道義精神，富有熱情和愛心，能夠積極主動的參與社區工作。

3 多渠道籌集資金

城市社區基層機構資金不足，使社區老年人服務業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筆者認為認為可以通過廣泛開拓居家養老服務資金來源，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首先，增加政府投資政府的行政撥款是社區養老的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資金來源，政府應適當增加對社區養老的資金投入，完善社區養老的基礎設施，彌補資金的不足。其次，鼓勵民間資本開辦社區養老機構。政府應該鼓勵社會資金對社區養老的投入，推進社區養老產業化發展。同時對于民間資本的養老機構的行為還應給予一些優惠政策，以吸收更多社會資金。還有，向社會募集資金。加強宣傳，通過向社會呼吁，籌集捐款，鼓勵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個人向社區養老服務機構捐資、捐物或提供無償服務。尤其是要利用社區的社會資本，比如人及關系等等。

4 建立完整的服務管理體制，完善考核制度

隨著社區養老的不斷發展，問題會不斷的增多和升級，建立完整的服務管理體制和考核機制就顯得必不可少，完善社區養老管理機制是推進城市社區養老發展的重要條件。首先明確社區在社區養老中的地位和職能，避免多數社區出現的文化活動行政化，重形式、輕內容，重過程、輕效果的不良狀況。其次要規范服務內容，對照護者的選擇標準要提高，培訓要全面。還有就是是加強考核力度，做到家庭考核、社區考核相結合，要深入居民家中進行實地考核，認真地聽取老人及其家人的意見。

參考文獻

[1] 陳玉嬋.《老年社會工作》.格致出版社，2009.9

[2] 張文霞.《家庭社會工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

第2篇：老年人團體心理輔導方案范文

[關鍵詞]美國，衛生保健服務，體系建構。啟示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2）06—0095—05

[作者簡介]張瑞（1984-），女，遼寧沈陽人，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服務與社會政策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服務與社會政策。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醫學的進步以及人們對防病治病的認識逐漸深化，衛生保健服務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美國的衛生保健服務發展較早，也是其社會服務發展相對成熟的領域之一。隨著老齡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與老年人衛生保健相關的社會服務，成為其行業領域內發展第三快的領域，2004年美國有19．6％的社會工作者在衛生保健服務領域工作。美國的衛生保健服務相對于中國來說，不論在法律法規與行業條例、人員培養與資格認定、政府與社會支持還是服務領域與職責定位方面，均發展得相對完善與成熟，已經建構起一個完整的體系。因此，正處于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關鍵期的中國，可以從美國的經驗中提煉學習元素，充分借鑒美國衛生保健服務體系的建構模式，以解決我國醫療衛生領域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這樣做，對我國尚未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尚處于起步階段的醫療社會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具體來說，美國的衛生保健服務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完善的法律法規與行業條例是做好衛生保健服務的前提和基礎。美國與社會服務相關的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其中與衛生保健服務有關的法律法規不僅涉及到服務領域的人員配置，還涉及到人才的教育與培養。例如：1．法律規定美國所有擁有120以上床位的療養院必須雇傭一名擁有BSW或MSW學位的工作人員；2．在針對老人的醫療保險費用補償規定中，要求醫療保險要對為老年人提供出院后精神健康服務的擁有MSW學位并擁有職業證書的工作人員提供補償；3．聯邦為有興趣參與衛生保健服務的人員提供培訓資金。2010年美國頒布了衛生保健與教育負擔調和法案（the　Health　Care　andEducation　Affordability　Reconciliation　Act），要求教育法規保證相關專業學生更容易完成其學業，增加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的資金投入，聯邦最高助學金獎勵法案也包括了老年醫學與健康培訓補助金，以及對于行為醫學提供者的貸款償還基金等內容。除此之外，美國社會工作協會也制定了一系列倫理守則，建立了相關專業資格執照。比如，對于資質認定進行了嚴格規定，包括：通過州政府立法而建立的最低（入門）執業資格；通過社會工作協會所主導的職業從業資格；同時，在衛生保健領域也設置了更多的標準，例如“美國社工大會關于衛生保健的標準”，“美國社工大會關于緩和療護與臨終關懷服務的標準”，“美國社工大會關于長期護理設施的標準”等等。同時，相關行業協會也有關于衛生保健服務的規定，例如，美國醫院聯合會要求醫院配備BSW或MSW學位人員的規定等。

（二）人員培養與資格認定是做好衛生保健服務的必要條件。在美國，衛生保健服務領域提供服務的專業技術人員，不僅包括醫生、護士，還包括其他職業人員以及社會工作者，他們以社會福利理論、心理社會理論、生態系統理論、危機介入理論以及社會支持網絡理論等為理論基礎，將社會服務的專業知識和技術運用到醫療、衛生、保健機構中，協助患者及其家屬解決與疾病相關的社會、經濟、家庭、職業、心理等問題，以提高醫療效果，并配合醫務人員進行疾病防治和傷殘康復等服務。由此可見，提升衛生保健服務提供者的素質至關重要。美國專門從事衛生保健服務教育的主要機構是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善的教育標準和課程設置。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承認的社會工作專業學士教育計劃為468個，社會工作專業碩士教育計劃為196個。衛生保健服務領域與其他領域不一樣的地方是其高度的專業性，在醫療衛生機構工作的人員必須在具備社會服務專業知識的同時具有相關衛生保健知識，并且具有危機干預的能力，因此很多院校都開設衛生保健相關課程，并設置醫療或衛生保健專業MSW學位。隨著人口老齡化、艾滋病的流行以及藥物濫用等問題日趨嚴重，美國社會對于掌握老年學和醫療保健知識的社會服務人員需求增大，為配合美國社會對專業人才的旺盛需求，教育界出現了由普通向專業轉化的趨勢，上世紀80年代，美國教育界重新制訂了一系列提高教育質量的政策和標準，臨床社會工作被置于特別重要的地位，教育法案也對衛生保健服務人才培養有所規定，如上述的獎學金制度等。教育委員會每10年對相關院系進行一次資格檢查，淘汰一些不合格的院系，以保證和提高教育質量與行業水平，加入全國社會工作者協會和參加各州舉行的專業資格考試，都必須從合格的學校里獲得本科或碩士畢業文憑。

（三）政府與社會的支持是做好衛生保健服務的根本保證。美國衛生保健服務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歷了產生一發展—改革一成熟的過程，衛生保健服務領域及其工作內容的拓展也很漫長，經歷了由公立醫院向私立醫院發展、由大型醫院向初級衛生保健部門發展、由疾病診斷到預防再到健康維護促進發展、由附屬于醫生到獨立于醫生發展的過程。目前，美國衛生保健服務領域已經相當廣泛，包括醫療機構、長期護理機構、社區衛生保健、家庭衛生保健與地方衛生部門與其他衛生保健機構等。其中，醫院一直是衛生保健服務系統的中心，主要提供診斷、治療以及住院服務；隨著近年來醫學模式的變化，將住院與醫療相結合的健康維護組織及提供長期保健服務的護理院等非住院醫療服務機構變得越來越重要。并且在不同的服務領域，其職責定位非常明確。美國衛生保健服務的發展離不開政府與社會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聯邦與地方政府、某些行業協會對衛生保健服務人員配置的規定大大促進了其在相關領域的發展；在資金投入方面，政府并不是發展衛生保健服務唯一的資金來源，各種社會組織，如慈善機構等的捐贈，也是其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美國既有政府公營、社區經營，也有私營社會服務組織，其共同特征是按照服務對象的需要為其提供福利服務，以謀求社會公平與平等。政府與社會的支持在不同服務機構內，其表現也有所不同，具體體現為：

從醫療服務機構來看，美國醫院聯合會要求每個醫院都要設立一個社會服務部門作為認定條件，而衛生保健服務人員則隸屬于該部門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服務。醫院已成為社會行政機構與民間家庭服務機構之后的社會服務工作第三大實施機構，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附屬醫院就有一百多名衛生保健服務者。他們在醫院中服務的目標人群有所不同，有急診室服務、重癥監護服務、兒科服務，為特殊病種如心臟病、癌癥、艾滋病患者的服務等，主要的職責包括：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咨詢與心理輔導，患者出院及跟進，聯系各種社會資源以滿足患者需求等工作，例如幫助患者及家屬獲得各種形式的醫療保險補償，2010年美國衛生保健改革后，將有更多的人符合新醫療保險政策的規定，而如何幫助這些患者了解政策并且獲得保險資源也成了衛生保健服務人員工作的重點。除此之外，還有從事疾病預防宣傳與協作康復的人員，他們通常代表醫院向一些社區機構提供咨詢，進行預防教育等。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地區性私人醫師診所也開始聘請這些專業人員從事咨詢服務以增進患者精神健康并減少壓力。

從長期護理機構來看，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很多老年人及失能群體壽命不斷延長，對于這些群體來說，能為其提供醫療護理及其他服務的長期護理機構成為首選，這些機構的衛生保健服務人員主要從事幫助案主適應環境、處理其與家屬的感情問題、提供咨詢服務、聯絡其他社會資源等工作。

從社區衛生保健領域來看，在美國，地區社區衛生保健計劃會聘用很多擁有BSW或MSW學位的人員來提供衛生保健服務，這些服務人員也經常與當地社區組織和學校合作，或者被雇傭于家庭計劃生育診所。他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宣傳衛生保健知識、提供健康咨詢或聯絡外部資源，如宣傳預防性傳播疾病、提供避孕咨詢或制訂意外懷孕的撫養計劃，幫助艾滋病患者及家庭獲得社會資源等。

從家庭衛生保健領域來看，1995年美國有14000個家庭衛生保健機構，共有749000位雇員，包括護士、家庭健康助理以及社會工作者，他們在家庭衛生保健中的主要職責是進行上門健康咨詢服務、幫助案主獲得社會資源等。對于老年人與失能人員來說，家庭衛生保健服務比機構護理服務更為方便且更能保護其尊嚴，獲得情感支持。美國HCBSwaiver計劃的經驗表明，在家中或社區享受健康護理服務的成本并不比在專業機構享受健康護理服務的成本高。加之，目前美國需要長期護理的老年人大部分還是完全依靠家庭成員或親屬來提供護理服務，因此越來越多的州和社區認識到家庭衛生保健的重要性，也為這個領域的衛生保健服務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從地方衛生部門與其他衛生保健機構來看，在美國，具有BSW或者MSW的工作人員可以參與地區衛生部門、州議會甚至聯邦政府的衛生保健政策與計劃的制定工作，例如參與疾病預防控制計劃等。除此之外，這些人員還在如紅十字會這種與衛生保健相關的組織部門或相關衛生保健計劃中發揮著重大作用。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與人均壽命的延長，衛生保健機構中從事臨終關懷服務的人員也不斷增加。

中國的醫療社會工作內容與美國的衛生保健服務相同，但是我國的醫療社會工作整體上尚處于起步階段，無論在法律規范、人才培養等宏觀政策制定領域，還是在服務內容、職責范圍等微觀制度設計方面，都沒有形成一套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完整模式規范。因此，我國有必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衛生保健服務的發展經驗，盡快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公民價值觀的醫療社會工作服務體系，以應對當前社會老齡化以及疾病譜變化背景下人們對衛生保健服務各種層次的需求。美國的衛生保健服務體系建構啟示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是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與行業條例。目前我國關于醫療社會工作的法律規范并不完善，沒有形成諸如美國聯邦立法關于療養院配備社會服務者要求或者醫療保險補償某些特定社會服務的法律條文，也沒有諸如美國醫院要求開設社會服務部門作為認定標準的行業規定。我國出臺的比較完整的關于社會工作的規定是2006年民政部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規定》和《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職業水平考試實施辦法》，但只是簡要規定了社會工作師的評價等級、職責能力等問題，而關于社會工作的體制設置、崗位設計等方面并沒有形成一定的條例規范。缺乏法律法規與行業規范的制約與保護，一方面不能約束醫療社會工作者的行為活動；另一方面，不論從幫助患者及其家庭方面，調節醫患關系方面，還是聯系與整合社會資源方面，社會工作者都缺乏一定的社會地位與信任保障。因此，我國應借鑒美國相關經驗，盡快出臺相關條例法案，例如在醫療保險相關法律規定中加入醫療社會工作的相關規定，將部分醫療社會工作服務納入醫療保險的補償范疇；或在教育相關法律規定中加大政策傾斜力度等。另一方面，中國社工協會也應制定符合本國民眾傳統理念的倫理守則，建立相關專業資格證書，并根據我國衛生保健系統矛盾最為突出的領域設立一系列與醫療社會工作相關的標準，例如最佳診療方案的標準、醫患關系調節的標準、長期護理設施的標準等。

二是建立健全的教育制度。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國的醫療社會工作教育相對滯后，目前開設社會工作的高校主要是綜合類院校，其社會工作教育主要讓學生掌握全面的知識，而醫療社會工作則要求社會工作者在掌握專業社會工作知識的同時，具備相關醫療衛生知識與實踐衛生保健服務技能，而具備傳授衛生保健知識同時又能提供社會實習機會的醫學類院校開設醫療社會工作專業的卻寥寥無幾，截至2007年，我國開設社會工作專業的綜合院校共有兩百多所，但僅有首都醫科大學、山西醫科大學和福建醫科大學3所醫學院校開設醫療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方面的落后注定我國醫療社會工作領域出現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目前我國實際在崗醫療社會工作者總量不多，且絕大多數分布在京、滬大城市公立醫院之中，中西部地區社會工作人才缺乏。2008年～2010年我國報考社會工作師累計合格率為1．0552萬人；其中北京、江浙、廣東四個地區社會工作師達總數的44．68％，社會工作師地區分布極不平衡。若僅按每一綜合醫院配備最少一名社會工作者來計算，2010年我國共有綜合性醫院13681所，就意味著我國僅僅綜合型醫院便需要將近1．4萬社會工作者，若將專科醫院、社區服務機構、疾病預防控制部門等其他衛生服務機構以及某些諸如療養院、福利院等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對醫療社會工作者的需求也算在內，即使所有具有專業資格的社會工作師都從事醫療社會工作，也滿足不了此社會需求。而且目前全國在崗醫務社會工作者絕大多數是醫護人員或律師轉型而來，具有專業資格的醫療社會工作者鳳毛麟角，傳授醫護人員或律師社會工作知識雖然是培養醫療社會工作者最快捷、最經濟的方式，但是由于醫護人員或律師缺乏相應的社會工作經驗與專業社會支持體系，并且要遵守的倫理價值也有所不同，因此，要提升專業服務水準，保證服務質量，還需加大專業醫療社會工作者的培養。我國可以根據社會對于醫療社會工作者的需求，借鑒美國專業教育發展經驗，重新制定一系列提高社會工作教育質量的政策和標準，強化臨床社會工作的地位，加強培訓社會工作者的資金投入，使提供醫療社會工作專業學位成為可能。

在高等教育階段，首先教育部門要聯合衛生部門建立醫療社會工作教育研究委員會，制訂醫療社會專業教育基本教學方案，在課程設置、社會實踐等方面予以具體規定與指導，一項完整的醫療社會工作課程需要包括以下內容：醫療社會工作的基本概念；現代醫療體系與社會工作的環境，包括我國現行醫療福利服務的內容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等；醫療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如醫學基礎知識、醫學心理學、醫學社會學、社會流行病學以及現代疾病與健康的各種處理模式；醫療社會工作的基本方法，包括社會工作中的個案工作方法、團體工作方法、社區工作方法等；醫院的社會工作行政知識；住院醫院的社會工作服務，如社會工作在各類型醫院中開展的服務項目，出院、住院服務的各項方案等；非住院及長期照顧的社會工作服務；特殊群體照顧與醫務社會工作倫理知識等。其次，一方面要鼓勵醫學院校設立醫療社會工作專業，在學習醫療衛生技能的同時掌握醫學人文知識，另一方面，可以采取高校聯合辦學的形式整合衛生教育資源。除此之外，高校要將醫療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的社會實踐放在重要位置，使其與醫學類學生一樣進行半年或一年的醫院實習以增強其實際操作能力。

在繼續教育階段，要加強對在崗醫療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培訓力度，目前我國在崗醫療社會工作者多為缺乏醫學衛生專業知識的普通社會工作者或缺乏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醫護人員，因此，要實現醫療社會工作隊伍的專業化，最經濟有效的辦法是對在崗人員進行再培訓，例如在醫護人員的考核中加入社會工作的內容或向社工人員傳授基本醫療保健知識與技能等。

第3篇：老年人團體心理輔導方案范文

關鍵詞：社會心理；福島核事故；影響與啟示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7）03 ― 0086 ― 04

福島核泄漏事件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它帶來的毀滅性打擊是雙重的，不僅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而且對人們的精神世界產生了巨大影。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1〕災后重建工作已經如期進行，日本政府也向民眾承諾加快“去污”進度，讓民眾早日回歸故里，但是精神上的創傷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容易愈合，因為天災固然讓人們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無賴，可是當天災的背后夾雜著人禍時，人們對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樣了，有責備，也有更深刻的反思，更有抹之不去的心理痛楚。

一、福島核事故：天災與人禍

日本是一個土地面積有限而科技相對發達的窄長型島國，雖然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資源，但是其核電站有55座，有效解決了電源不足的困境。2011年3月11日下午1點46分，由于東日本發生了9級地震，引發10―38.9米的海嘯，致使55座核電站中的11座自動關閉，最終導致災難性后果的是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的氫氣爆炸。該核電站共有6臺核電機組，其中的第1、2、3號機組在地震發生時還處于正常發電狀態，4、5、6號機組因為在維修之中而沒有啟用。為了不使1、2、3號機組受損，工作人員開啟控制棒，按正常程序，通過柴油機來供給冷卻水，以此降低反應堆的堆芯溫度。不幸的是地震發生后的30分鐘，高達14.7米的海嘯淹沒了柴油機。堆芯不能降溫，而只有5.8米高的預防海嘯堤壩根本無力阻擋驚濤駭浪的肆掠。3月12日，反應堆里的氧化鋯材料在高溫的作用下，使水分解形成氫氣，故而3個機組先后發生了程度不同的氫氣爆炸，并造成大量核物質泄漏。后來專家評估的結果顯示，1號機組堆芯燃料破損率為50%以上，2號機組為35%，3號機組為35%左右。國際上把核輻射事件分為7級，一共有7檔，最高是7級。這次核泄漏事故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可控，它由最初的3級上升到了7級。

從客觀上講，福島核事故發生的直接起因是人們無法阻擋的地震和海嘯。事故發生后，東京電力公司副社長崎雅男提交了詳細的調查報告，其內容包括地震海嘯對福島核電站的影響程度、東京電力公司對此事故的措施預案和福島第一核電站受損情況以及核泄漏經過等。其實，福島核電站早就設計了四種電源供應方式：內部系統供電、外部系統供電、柴油發電機供電和蓄電池供電。地震后核電站內部供電自行中斷，外部供電中斷也是出于安全考慮而人為切斷，盡管應急柴油機能解決堆芯冷卻問題，然而海嘯帶來的巨浪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初電站的設計抵御能力。置放在渦輪機房地下室的應急柴油機因為浸水而無法使用，整個核電站的內外電源供應處于癱瘓狀態，注水降溫無法進行，最終引起堆芯熔毀。日本技術研究院于當年10月對事故發生的原因作了小結，認為：一是AC電源沒有及時供給，二是沒有及時采取措施對反應堆降溫，三是引發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氫氣泄漏。這一說法似乎提示人們，該事故的發生還有其主觀方面的原因，正如有專家所說，早期預防、研判、救急方案存在主觀過錯。我國核電專家楊朝飛認為：如果在技術上作超前的準備，將核電站抗震能力、選址高度、電源安全性能等提高一些，其損害程度就不會有這么嚴重了。〔2〕“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于2012年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了東京電力公司和日本核工業安全委員會在事發前對海嘯風險的評估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是預測工作不到位，進而對核電站鄰近地區可能遭受亙古不遇的海嘯打擊重視不夠，其二是東京電力公司運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對海嘯風險模擬不夠持續，即使于2008年進行了模擬實驗，但是有關方面于2011年3月才將其結果上報給東京電力公司，其三是東京電力公司對模擬報告分析不力，也沒有提出新的模擬實驗方案或具體提高安全防御措施。當然，也有些人認為，活性斷層上的地帶是經常發生里氏7―8級以上大地震的地區，所以，日本核電站的選址過于草率，犯了“科學”的錯誤。

如果說選址是“科學的失誤”，那么這次核事故的發生也存在著人為的隱患。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于2012年2月19日接受采訪時也毫不避諱地重申，因為選址錯誤而造成了核泄漏的“人禍”。與把核事故主要歸因于地震加海嘯而產生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同的另一種觀點認為，東京電力公司高層管理者的技術管理水平不高，應急能力不強，合理處置不當，是事故不斷升級而產生嚴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日本同志社大學教授山口榮一曾經在日本經濟新聞（nikkei）談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當核電站1號機組15時36分發生氫氣爆炸，19時04分開始“注入海水”時，2號機組和3號機組不管是否有無電源供給，它的“隔離冷卻系統”還在運轉，如果抓住時機向2號與3號機組注入海水，這兩個反應堆也不可能失控和熔毀堆芯。3月18日8時41分，當通風口被打開時，高濃度放射性銫和碘開始溢出，等待第二天向3號機組注入海水時，已經無回天之力了。這時如果向2號機組注入海水，其作用還是很明顯的，可惜的是東京電力公司直到14日13時22分2號機組停止運轉也沒有做出注入海水的決定，等到醒悟過來時，為時已晚。山口榮一還對東京電力公司所說的海嘯規模超出預料而無法抵御的說法進行了辯駁。他強調核電站1號機組中的“隔離冷凝器”和2、3號機組的“隔離冷卻系統”都有較長時間的可控條件，即前者即使電源中斷也可以持續冷卻堆芯8小時，后者的升級版高達20小時以上。在此時間段，先利用貯水罐內淡水冷卻，淡水用盡后，再立刻注入海水，人為控制核反應堆，核事故就會得到有效防御，也不可能產生如此慘烈的破壞力。

二、福島核事故：物質與精神的損毀

此次海嘯前的地震是日本觀測史上最大規模的地震。一是震源深，高達24km，二是震級強，高達Mw9.0，三是波及范圍廣，地殼運動從東北地區一直延伸到關東地區，其余震達593次之多。緊接著連續不斷的7波海嘯給東北地區到來了致命的打擊。平均浪高7―15m，最大高度為40.4m，延伸到內陸的5km的范圍都遭到襲擊，被海水淹沒的陸地約400kO以上。據日本官方2012年2月的統計，該事故共死亡15853人，受傷6013人，失蹤3286人。受災最為嚴重的是青森縣、巖手縣、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以及櫪木縣，共有避難居民約67萬人。由于大面積停電、停氣、停水，給居民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加之部分建筑物、公路、鐵路和機場等基礎公共設施嚴重受損，災區急需生活必備品無法及時補給，眾多災民心煩意亂、苦不堪言。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經過對場所進行測評，決定將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半徑20km之內的撤離區（包括海域）界定為警戒區。直到2012年3月30日警戒區部分解除，把避難指示區域調整為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居住限制區域及返回限制區域。處于放射性污染對相關區域的食品、飲用水、空氣質量的威脅的考慮，日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禁止銷售或出行的政策與制度。

在大災大難面前，日本政府在最短的時間內組建了178支災害醫療救援隊，日本醫學會也派出了多支由醫師、護士和衛生技術人員組成的災害治療分隊，迅速趕赴災區實施醫療救援。2011年3月13日，日本精神病與神經病學會成立了災害應對委員會，他們與眾多的精神衛生醫療隊一起合作，在相關網站上公布精神衛生對策，向相服務動機構行動手冊，向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療。盡管當地政府、醫療機構、學術團體及志愿者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心理輔導、教育、干預，但是由于當時受人力物力所限，據2011年3月底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得知，病逝或自殺的人數為1618人，其中福島縣764人，宮城縣636人，巖手縣179人。從全國范圍來看，自殺人數比上年同期增加21.2%。日本人口老齡化現象非常突出，60歲以上的老人占日本人口總數的23%，有些幸免于難的老年人因為親人的喪生、家里財產的損失、長期在養老機構生活的孤獨感，使他們更容易誘發心理疾病，那些已有身孕待產的婦女因為害怕輻射對未來孩子造成生理畸形，也產生了諸多憂慮與不安，那些高強度處理災難現場的工作人員因為高度緊張與勞累，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所以，災后心理救助在某種程度上要重于物質救助。據福島縣立醫科大學的調查，核事故后的3個月期間被接受治療的抑郁癥患者中有30%的人員與核電站事故直接相關。

三、福島核事故：社會心理折扣

首先，民眾對日本政府處置災害的應急能力的信任度已經下降。日本政府正準備投資數萬億日元來增加福島核輻射事件后的去污能力，而民眾對此并不買賬，他們反而認為這是安倍政府為2020年的世界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消除世人的疑慮，是故意制造世界輿論，因為實際的去污進展相當緩慢。對于日本民眾來說，一般的地震、海嘯是再平凡不過的天災了，但是象這樣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地震海嘯而引發的核泄漏讓日本民眾感受到了空前的恐懼與不安，而這種恐懼與不安不是來自核泄漏本身，而是政府的應急處置能力讓他們覺得不可信。一是政府有關部門沒有在第一時間與東京電力公司加強協調，也沒有在第一時間全盤考慮補救方案；二是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力度不夠。企業以經濟利潤作為經營第一理念，而完全不顧及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東京電力公司明知核電機組設備老化、年代久遠，其中的1號機組已經運行了40年，對這種超過設計期限的技術裝置本應該“改朝換代”，卻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而遲遲沒有換新。同時，在事故發生后，東京電力公司沒有果斷作出“注入海水”的決定也是出于怕機組報廢而帶來經濟損失，反而遭受了更大的經濟損失。

其次，民眾對日本科技水平的信任度已經下降。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在美國的經濟援助和技術扶持下，在短短的幾十年內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號科技強國，日本民眾也以之感到自豪并深信不疑。但是此次核事故之后，很多日本民眾認為，技術因素導致了災難性后果升級為不可控制性的巨大毀滅。他們要質疑的是：為何核電站的選址不是最佳？為何設計標準和質量不高？為何不能放棄核電站而代之以清潔、衛生、安全的新能源？其實，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不久，歐洲的許多國家就有上萬計的民眾游行示威，要求該國政府下令關閉核電站，并迫使政府首腦公布放棄核電站的時間進度表。

再次，民眾對重災區的人們猜疑重重，甚至出現歧視傾向，加重了受災民眾的心理負擔。災區家庭的日常生活一改以往的平靜與坦然，成員之間對對方購買的食物總是要問問出處和是否當場進行過核輻射的檢測，對有明確標識的無核污染的食品也是心有余悸，因為很多民眾不再相信政府。由于核泄漏事故而引發日常沖突的事件明顯增多，尤其是家庭為此吵鬧使矛盾升級而離婚的人也逐漸增加，被人們戲稱為“核離婚”。核污染嚴重地區的青年男女的戀愛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總是怕對方存在著核輻射的潛在威脅，甚至怕影響自己的下一代。

最后，民眾對日本政府未來的社會心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期望。災難發生后，日本政府、企業、民間組織等進行了有效的心理輔導與心理咨詢的組織工作，但是面對眾多的心理抑郁和心理疾病患者，這些人的恐懼、害怕、消極被動、悲觀痛苦心理在短期內是無法得到治愈和排解的，他們也一直希望有外界的幫助和慰藉，許多人陷入了深深地依賴困境而不能自我解脫的狀態。人們認為，只有加強對民眾日常的心理知識培訓和自我心理調節理論的教育、普及災害心理學方面的知識、提高專業心理救助人員的專業素養，才有可能在大災大難面前不畏困難而樂觀向上地度過難關。

四、福島核事故：反思中的啟示

中國雖然沒有像日本那樣有大規模而集中的核電站，也沒有發生過核泄漏的重大事故，但是類似于核電技術的許多技術性工程在中國的發展是相當快的，它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從日本福島核事故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四個方面的啟示。

第一，加強政府與技術專家的對話與交流。政府既要有所為，又要有所不為。所謂“有所為”是指政府起著制定戰略、統領全局的作用，如果“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就會顧此失彼，全盤皆輸。政府又不能事無巨細地到處插手，這樣會力不從心，淺嘗輒止。尤其是對待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項目的規劃更不能“缺位”與“越位”，政府應該按照一定的程序組織相應的專家進行協商論證。作為技術專家來說，他們是從科學理性出發，考慮到該項目的科學性、有用性、操作性、可控性等，對于政府而言，效益、安全、惠民、環保等是其重點考慮的內容。無論是科學理性，還是社會理性，二者都是有限理性，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也是無法避免的。科學理性注重決策的邏輯性、數字化，而往往對社會的人文關懷不夠全面，社會理性注重決策的公共性、整體化，而往往忽略了決策的精準度。所以，在重大的技術決策面前，我們既不能走唯科學主義路線，也不能走唯人文主義路線，既不能完全由技術專家拍板定音，也不能完全由政府說了算，必須在充分尊重專家權威性的前提下，確保對話的開放性、平等性，以此形成達成協議，形成共識。

第二，正確處理工程技術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與矛盾。任何一項工程技術總是負載價值的，它包括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一般來說經濟價值是有形的、短期的，它能夠帶來GDP的增長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社價值是無形的、長期的，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它承載著社會的發展動力和人們的理想預期，這些精神性的因素能主宰人們的信仰，制約人格的形成，決定社會的發展方向，影響著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于受歷史條件和科技發展水平的限制，在計劃實施一項工程時并不能總是考慮到實際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后果，尤其是不能協調好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與矛盾。譬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垃圾處理成為許多地方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而普遍通用的辦法就是興建垃圾焚燒廠。有些地方政府事先沒有廣泛征求市民意見，甚至在城市居民毫不知情的條件下選址建廠，待投產使用時遭到千萬民眾的強烈反對，最為嚴重的是游行示威演變成局部的暴力沖突。其矛盾的焦點在于無法取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即他們不相信垃圾能夠按照標準完全燃燒，更不相信由此排放的氣體對人體沒有損害。它的直接后果是導致政府公信力的喪失，民眾的生活信心欠足，消極應世的現象增多。

第三，科學預測技術風險，做好技術的安全評估。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給人們帶來經濟發展、生活便利的同時，也會造成很多負面效應。有些負面效應是可以預測的、可控的；有些負面效應是未知的，需要科學地預測和評估，這樣才能做到技術自覺，在面對負面的技術后果出現時不至于驚慌失措、無技可施。技術水平的落后往往會導致技術風險與技術安全評估的滯后。技術評估水平是技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推動著相關技術的改進，決定著相關技術的變革維度和創新方向，直接左右著技術應用的范圍和社會的認可度。所以，對技術風險的預測與安全評估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經濟安全、人身安全、環境安全，甚至政治安全等。對比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技術風險與技術安全評估更多的是一種“災后評估”，或者說是一種“損失評估”。通過這種評估來明確責任主體，以此達到維護地區穩定。“科學”預測是事前預測，它是工程技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技術的投產使用不是分割的，而是連續的；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應該在具有多學科背景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下來共同完成，這就需要建立一套系統的技術風險與技術安全評估的組織程序和制度機制，真正做到事前向高標準看齊，事中以謹慎態度明察，事后按客觀公正立場評說。

第四，普及社會心理學知識，提高民眾的心理抗壓能力。無論是社會心理還是個體心理，都是對現實生活狀況的真實反映。受學科發展水平的局限，我國的心理學在師資力量、研究條件、學術成果以及運用普及等方面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而隨著高新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各行業各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人們的生活節奏逐步加快，生存與發展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不僅亞健康的人群在增加，而且有心理疾病的人群也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在大災大難面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輔導，一些人很難擺脫失去家園或財產損失的痛楚，有的甚至失去了戰勝眼前困難的勇氣。為此，必須加強我國的心理咨詢隊伍建設，規范心理咨詢市場，完善心理救助體系，培育相關社會組織參與到社會心理咨詢和心理學知識的普及活動中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的優勢，讓災難中的人們不再一蹶不振，不再消極頹廢，而是意志更加堅定，內心更加強大。

〔參 考 文 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