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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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關鍵詞：里斯本條約；歐盟；氣候變化國際談判

中圖分類號：D99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074(2011)05-0092-04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0YJC820032）

作者簡介：龔 微（1975-），男，湖南湘西人，法學博士，吉首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朱嫣然（1988-），女，安徽合肥人，吉首大學法學院碩士生。

歐盟一直致力于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中扮演著領導者角色，積極推動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出具有可比性的目標。歐盟在大力推動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積極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的同時，也在采取措施加強自身的一體化建設，以完善自己，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近生效的《里斯本條約》就有新的舉措，將對歐盟參與今后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帶來諸多影響。

一、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歐盟

在促進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過程中，歐盟是最初的發起者，一直是全球減排最主要的推動力。[1](P103)歐盟一直積極主張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并承擔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具體減排義務，積極促成了全球第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溫室氣體減排具體協議――《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和生效。該議定書代表了歐盟在全球環境領域發揮領導作用的主要成就。[2](P92)

在《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后京都時代談判啟動之后，歐盟繼續在該議題上扮演積極角色。歐盟率先單方面提出2020年和2050年減排戰略目標，在此框架下其成員國也都陸續提出了各自的減排目標；與此同時，歐盟還繼續積極在全球層面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努力通過國家間、國際組織內部的各種談判、協商、斡旋進行溝通、交流，以使其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張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并上升為新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機制。

二、《里斯本條約》之前存在問題分析

在《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之前，歐盟積極參與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取得了成果的同時也存在諸多的問題。

（一）歐盟的法律人格不明確

1992年的《歐盟條約》在歐共體之上建立了“歐盟”，但并沒有賦予它以國際法上的主體地位。因此，歐盟大量的國際協定是由歐共體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締結。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是歐共體，而不是歐盟具有完全的成員資格。此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雖然歐盟參與了談判、締結和履行，但也都是以歐共體的名義進行。

盡管自《歐盟條約》生效以來，歐盟的稱呼已經逐步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但是它是否具有法律人格，歐盟條約中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這種法律上的缺乏明確規定的狀態導致了歐盟在獲得國際權利和承擔義務方面存在混亂，解釋不了與此相悖的一些現象，實踐中產生了許多問題。如歐盟與美國締結的關于乘客姓名登記的協定被歐洲法院裁定為基于歐共體條約的規定而締結是錯誤的。[3](P60)歐盟東擴后，成員國從《京都議定書》簽訂時的15個成員國，增加為27個；且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差異也隨之擴大，如何在成員國間協調立場，代表他們進行談判并分配減排義務，法律人格不明確所帶來的問題較以往無疑更加復雜。

（二）氣候變化政策在歐盟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不清晰

地球氣候的變化及其不利影響是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早在1988年12月6日聯合國大會關于為人類今世后代保護氣候變化的第43/53號決議就指出:“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關切之事項,因為氣候是維持地球上生命的關鍵條件。”這一主張也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接受，出現在其序言中。歐盟對此在行動上積極應對。但是，在歐盟的基本條約如《羅馬條約》、《歐盟條約》甚至《歐盟憲法條約草案》中都沒有關于氣候變化的規定，只規定了包括氣候變化的環境政策處于歐盟與成員國共享的混合權能領域。而學界公認，不同類型、性質和層次的權能決定著歐盟在不同政策領域和部門的一體化水平或程度。[4](P46)由此可見，歐盟的氣候變化政策一體化程度是較低的。

較低的一體化水平也使各成員國對氣候變化的不同認識顯現無遺。在《京都議定書》談判、締結期間，歐盟是以歐共體的名義與成員國一起參加談判和締約，然后將減排承諾在十五個成員國間進行分配。當時歐盟的成員國數量較少，而現在，隨著歐盟的擴大，目前就有27個成員國，今后還將進一步擴大。在整個氣候變化談判過程中涉及到太多角色，這些角色有著各自的國家利益訴求和不同的關注點。比如1996年是在日本京都第三次氣候公約締約方大會前的關鍵一年，期間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是意大利和愛爾蘭。這兩個國家都以在氣候問題上缺乏積極立場而著稱。歐盟的立場也因此自1995年柏林第一次大會以來一直沒有變化，甚至稱其實際上處于停滯狀態也不算夸張。國際談判復雜多變，不斷有新的問題和提議出現，歐盟改變立場和接受其他談判對手的新提議需要多數成員國的同意，隨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多，將更難形成統一的立場和意見。

（三）機構的設置不合理

由于氣候變化領域屬于共享權能領域，成員國在20世紀90年代決定由理事會主席代表歐盟對外談判環境條約。在理事會擔任主席的國家負責在成員國間進行協調。這使得氣候變化的政策制定有更強烈的政府間色彩。輪值主席國被認為但當了領導和協調者的角色。然而，這在現實的談判過程中非常難以實現。談判需要歐盟環境部長理事會的相對嚴格的授權，這種授權建立在成員國代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由于任期只有六個月，加上理事會授權缺乏彈性，很容易成為談判拖延和挫折的主要原因。耗費大量寶貴的時間溝通內部的差異也會導致歐盟的成員國實際上很難對外界的變化作出反應。可以這么說，在這些組織內部談判需要的大量時間和外交努力，經常意味著召開一次又一次的連環會議。

在舉世關注的京都談判的最后時刻，歐盟的部長們在大會正在進行時，關起門來進行內部的協調；當主席埃斯特拉達（Estrada）落錘宣布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的關鍵性文件時，歐盟的部長們仍在另一間房間里為協調共同的立場而努力。當他們通知主席，反對預算前的氣候變化公約抵消額（pre-budget crediting）時，決議已經作出不能再重新接受意見。同樣的事情在海牙2000年氣候公約第六次締約方大會上發生。當時歐盟的部長們打算對主席普龍克（Pronk）的折中方案提出建議，在其他國家和集團，甚至更大的和資源更不足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77國集團加中國的方案都已經提出后，歐盟內部在最后一晚的關鍵談判已經開始時仍在討論修正案。[5](P274)可以這么認為，由于機構設置不合理，內部關系沒有理順，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協調立場的內部談判上消耗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三、《里斯本條約》帶來的改進及其影響

（一）歐盟正式取得法律人格

歐洲聯盟不具有國際法律人格，這解釋不了與此假設相悖的一些實踐。[6](P104)在1997年《京都議定書》締結期間，歐盟當時是以歐共體的名義與成員國一起參加談判和締約，然后將減排承諾在成員國間進行分配。《里斯本條約》當中歐盟取代了歐共體，正式獲得了國際法上的法律人格地位。該條約明確規定“歐盟應取代和繼承歐共體”（《歐洲聯盟條約》第1條第3段），使之成為實際上唯一的實體盡管“歐洲原子能共同體”仍繼續作為法人獨立存在，但它的職能有限，且沒有獨立的機構。《里斯本條約》在附錄的一份議定書中，對之作了相應的規定。，并賦予它以國際法律人格。

歐盟取得國際法律人格，是歐洲一體化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意味著它將不再以歐洲共同體的名義而是以自己的名義參加相關的國際談判、締結國際條約協定和成為國際組織的成員，正式成為國際化主體。確立歐盟統一的法律人格，也可以促使成員國在國際上保持用同一個聲音說話，這種統一形象所帶來的利益又將鞏固成員國繼續保持統一行動的愿望，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不斷推動一體化的深入。[7](P100-101)對于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更是如此。正式的法律人格將更有利于歐盟在其內部整合各成員國的立場，也有利于歐盟將整體的減排承諾在其內部成員之間進行公平分配。

（二）氣候變化政策在歐盟內部更受重視

《里斯本條約》在環境一編中，正式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歐盟的環境政策目標。這是歐盟的基礎條約中首次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其目標，其中明確規定“在國際層面采取措施，解決區域和全球范圍的環境問題，特別是應對氣候變化。”以往的歐盟基本條約中，即使是被認為是較為激進的《歐盟憲法條約草案》也沒有出現這樣規定的條款。這樣的規定目前還只是停留在書面規定上，但可以設想的是，歐盟必將進一步采取措施并在機構設置上來體現和完善該規定，以增強歐盟機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權力和運作效率。

同時，隨著能源政策進入歐盟的專屬權能領域，間接使歐盟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權能擴大。氣候變化政策雖然仍作為歐盟和成員國混合權能領域，但新的《歐盟運作方式條約》把歐盟權限擴大到了新的政策領域，主要是能源政策(第176a條)、航天(第172a條)、旅游(第176b條)、體育(第149條)和防災(第176c條)等領域。根據條約中能源政策措施獨立的法律依據，歐盟的能源政策追求以下目標：確保能源市場的運作、保障歐盟能源供應的安全、促進能源利用效率和節能、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促進能源網絡的相互聯網等（《歐盟運作方式條約》176條a款）。該環境政策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都與氣候變化密切相關。人類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方式就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能源政策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目標，無疑是與氣候變化政策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二者在上述方面完全重合，也間接使氣候變化政策的部分政策目標已經進入了歐盟的專屬權能領域。這些舉措無疑使歐盟的氣候變化政策的一體化水平更為提高，也使得歐盟在有關的國際談判中能夠更好地用一個聲音說話，更準確地表達整體的立場。

（三）組織機構上有利于歐盟參與氣候變化國際談判

經《里斯本條約》修訂的新的《歐盟條約》和《歐盟運作條約》為構建統一的歐盟對外關系框架實現了一定的飛躍，[8](P33)歐盟的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

1.歐洲理事會設立常設主席

《里斯本條約》規定由成員國國家或政府首腦與歐盟委員會主席組成的“歐洲理事會”正式成為歐盟的機構，設立了常任歐洲理事會主席職位，其責任是為歐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動力”和確定它的“總體政治方向與優先事務”。常任主席任期兩年半，可以連任，負責主持歐盟會議、協調歐盟內部團結和共識并在世界其他地區代表歐盟。這樣，整個歐盟的形象將更加統一、團結，歐盟各國用一張嘴說話，改變了歐盟既往的決策機制。[9](P8)“他(她)雖說并無歐盟主席的名分，且沒有民選的威勢，但條約規定他(她)對外代表歐盟，實際上賦予其某種歐盟元首的功能。”[10](P58-59)

原輪值主席只有半年的任期，如此高的更換頻率導致其應持立場和實際表現不一致的幾率相對較高，而且也成為了一種影響長期戰略形成的制約因素。《里斯本條約》在歐洲理事會主席設置上的進步，終結了原來實踐中每六個月就有即位的主席根據自己的重點重新安排議程的做法，將帶來更大的政策持續性和協調性，可以為規劃和推動一體化做出更大的貢獻，也標準著歐洲一體化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歐盟理事會的主席方面，除了外交事務理事會外，將繼續每六個月的輪換，因其引入了“三主席制”，其效率將會顯著地增強。歐盟理事會主席由成員國依順序輪流擔任，其中前任與下任擔任副主席。根據《歐盟憲法條約草案》，理事會主席仍每六個月輪換，但在現任主席的召集下，由三任主席出席召開的會議共同討論議程及一年半時間內欲達成的目標。盡管《歐盟憲法條約草案》并未生效，但歐盟理事會已經決定采納三主席主持的制度。[11](P12-13)

在氣候變化的政策制定中，新的三主席主持的體系增加了對氣候變化政策領域更感興趣成員國參與的機會，減輕了小成員國在它們沒有實際利益訴求的領域進行談判的負擔。由于國家利益的差異，不是所有的成員國都在特定的領域很活躍。在大多數多邊環境協定中，歐盟多數的小成員國沒有特定的國家利益要維護。例如，盧森堡在擔任輪值主席期間，就不愿讓其公務員專門處理與多邊環境條約有關的事務。從這個角度看，新的主持構想，應該是更可行的運作體系。

2.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里斯本條約》設立了歐盟“外交部長”――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將現有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外交事務委員合并。盡管伴隨著混亂和爭議，最近幾年歐盟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越發引人注目。歐盟任命了“負責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的聯盟高級代表”，其職責是“保證聯盟對外行動的一致性”（《歐洲聯盟條約》第9E條），并在有關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事務上代表歐盟。此職位的特殊性在于它兼跨理事會與委員會兩個機構。負責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的聯盟高級代表將“主持”外交部長理事會工作；同時又是委員會成員并兼任負責對外事務的副主席。該職位的設立應被看成是有助于歐盟統籌對外行動的一種進步。[9](P60)

歐盟“外長”參與到聯合國的氣候變化談判將推動氣候變化與其他政策領域，特別是其他對外關系領域的積極整合。氣候變化談判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環境問題，不但包括環境而且也逐步涉及經濟、貿易、發展、能源和運輸方面的事務和關注。美國是國務院在國際氣候談判中起主導作用，商務部負責協調總體立場。歐盟在氣候變化海牙大會表現不佳后，確實試圖通過一些措施解決問題，如在共同立場上的更大彈性，并使經濟、貿易和外交部門更多地參與到整個談判進程中。這一變化趨勢將在《里斯本條約》設立高級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后繼續得到加強，使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得到更多歐盟部門的支持。

四、展望

在后京都時代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進程中，歐盟希望繼續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積極推動談判進程。《里斯本條約》直接和間接地提升了氣候變化政策的一體化程度；賦予了歐盟正式的法律人格，設立了歐盟“總統”和歐盟“外交部長”，使歐盟機構設置更加合理，便于歐盟在對外關系上更加一致和連貫，為其參加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帶來更多的推動與促進。

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后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歐盟及歐盟成員國兼東道國丹麥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會議通過的《哥本哈根協議》在一些目標上實質反映了歐盟的意愿。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結束不久召開的歐盟環境部長理事會通過的決議中，歐盟強調《哥本哈根協議》是致力于達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所有締約方參與的減排目標議程安排和時間表，并進一步強調“歐盟應該繼續提供雄心和發揮領導作用”[12]。《里斯本條約》所帶來的變化加強了歐盟的行動能力，使歐盟能夠以更強大、更一致的形象出現，已經并將繼續使歐盟在今后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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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Lisbon Treaty to EU in the Nego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GONG Wei,ZHU Yan-ran

(College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第2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無論從理論準備還是從實踐經驗的總結，我國的積累都還不算充分，因此我國對于開展碳排放交易制度就應更謹慎思考，周全考慮。從排污權交易的實踐看，制度移植或者制度創新都有一個從試點到推廣的過程，這種方式是更為保險的一種試錯機制，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所可選擇的風險和成本相對較小的發展路徑。但也不能避免小規模試點和大規模推廣之間存在著不確定性，試點成功，推廣之后未必成功，反之亦然。實行碳排放交易制度，首先就是運行成本的問題，配額市場過小，相對的運行成本就過高。但中國各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環境質量等都存有差異，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構建不得不經歷一個逐漸擴大管制對象和配額市場的問題。制度在實踐中會遇到諸多問題，要本著務實的態度，做好充分的準備，在實踐中及時總結和反思，一項制度要真正的扎根于社會就必須依賴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互動。此外，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構建要因地制宜，適應中國社會存在的具體問題，符合真正的社會需求，從而生發出制度生長的內在動力。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任務不僅僅是為了節能減排，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責任，緩解外交壓力，更是中國面對資源限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選擇，因此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構建應該能同時有助于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調整、區域發展和科技創新等國家發展目標。目前，中國還不能滿足一個運行良好的碳排放交易體系所需的諸多條件，還存在許多構建碳排放交易體系的約束性條件。在此背景之下，碳排放交易體系設計的基本思路需要兼顧多重目標，并且考慮相關的約束性條件，在基本原則、基本架構和基本步驟的安排上形成有異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碳排放交易的中國特色化模式，這種高要求雖然必定會增加碳排放交易體系設計的難度和復雜程度，但也是對我國設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一次挑戰與考驗。

2從環境哲學角度應對氣候變化

2．1氣候變化問題的環境道義基礎環境法應當重視氣候變化，不僅是因為發達國家對中國所施加的外交壓力，也是因為關注氣候變化、保護環境根本上是實現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和財產權的保障，能有效提高公民的生活品質和生活的幸福感。氣候變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僅僅關乎科學與經濟，也是一個政治問題與國際問題，討論分析這一問題很可能甚至是必然會超越法律的視野，這也取決于我們對法律的定義和理解。國際環境法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必然要平衡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回應不同國家的利益訴求。但是不能肯定其不存在不平等和支配性，因為法律只是把既得利益固定下來予以合理化的一種社會調整方式。但另一方面，我國進行利益表達時的話語策略還是缺乏經驗和存有缺陷的，良好的利益表達應當是能把政治利益訴諸于法律和普世價值，從而從理念與道義角度贏得世界的認同和理解。顯然我國在在這方面還需不斷歷練。

2．2我國氣候變化問題的古典哲學理論基礎有學者已提出，應對氣候政治，中國應該整合中國古典傳統、社會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提出自己的主張，從而爭奪關于“碳政治”的話語權。中國古典傳統，在未來很可能會成為構建中國環境哲學理論最有力的思想資源。暫且不說中國古代經典中關于生態保護和維持的論述，中國古典文化在總體上是親近自然、向往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在中國古代的音樂、繪畫、建筑、文學等方面都有所體現，與西方征服自然的文化取向顯然有別。此外，中國古典文化也是禁欲傾向的，強調人的自我克制，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要消除的只是不合理的、過分膨脹的物質欲望，這與今天的消費主義格格不入。其實環境問題的產生究其根源來自于經濟技術的進步，人們不斷地追求生活高質量與舒適度，從而出現了人欲與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進而導致人與環境、人與自然間關系的不斷惡化。我們不應泯滅人追求舒適生活的權利和欲望，但是這種權利是有界限的，只有建立在環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才是合理的可持續發展。在此意義上，中國古典文化可以古為今用，建構起關于生活有限舒適和適度消費的環境哲學。這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應對氣候問題和實現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意義重大的。

3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從全球環境法的發展來看，環境法大致經歷了從環境損害救濟、到環境污染控制，再到環境資源管理這樣的發展過程。在每個階段，關于現實環境問題的理論回應都有所側重，環境問題是隨著人類對于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及社會的發展而漸次出現的。在最初階段，理論層面重點解決的是因污染行為受到的損害如何救濟的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把環境損害稱之為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于此之后環境法理論界才開始轉向如何控制污染行為，從而產生環境行政法。而當今我國已經完成工業化，成為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的國家，因此如何管理有限而寶貴的環境資源，實現代際公平成為了我國環境法當前的研究核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結合氣候問題所具有的經濟、政治屬性，制定有效的氣候應對方案成為環境法形成應對體系的關鍵所在。

3．1我國環境法學的研究現狀與問題環境法在我國起步較晚，發展多借鑒國外理論，理論研究多是跟在發達國家的后面的亦步亦趨，忽視了對本土真實存在的環境問題的關切。因此我國環境法發展，在著力于學科構建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應當走向實踐，緊密結合我國本土存在的環境問題，但好像理論界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還不太夠。若干年前，曾有學者說過:“目前，多數環境法學研究要么是湊熱鬧，要么是停留在應然判斷和正當化論證的層面上，既沒有深入其里的個案研究，也缺乏應有的‘數字管理’———即量化研究”。這樣的判斷對于今天的環境法學研究依然不為過。我國環境法學的研究不僅缺乏對現實問題的深入挖掘，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欠缺，并沒有充分發揮交叉學科的優勢。在現實環境問題的應對上，中國環境法學研究應建立理性的問題意識，理論的方向不應隨波逐流，應適應本國發展現狀。這并非認為我們不應去關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及后人的環境利益，而是要更清楚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與后工業化過程中所存在的環境問題，還要更明白我國在社會發展階段上與其他國家與地區不屬同一歷史時代。基于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更多環境問題的解決更為緊迫，氣候問題的解決相比之下顯得過于奢侈。

3．2農村環境問題應納入環境法學界重點研究領域就我國來說，在當前乃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打破我國城鄉二元式的結構，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文化問題，也是一個涉及社會意愿的現實問題。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分析框架下，農村環境問題應當是值得環境法學界關注和深入探索的研究領域。我國當前廣大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不僅源于其本身，還有很多來自于城市污染轉嫁等因素。因此解決農村環境問題是綜合且復雜的，需依靠政府與民眾間的互動和合作。不僅要充分考察當前農村的發展現狀與現實問題，也要考慮到城鄉差距、鄉村與鄉村間的差距，制定相適應的具體法律與政策措施。

第3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　發展權　節能減排

1　低碳經濟的內涵及本質

1.1　低碳經濟的涵義

對“低碳經濟”的概念或內涵，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

1.1.1　所謂低碳，是指較低或者更低的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低碳經濟就是在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為特征的經濟運行模式，有人將其擴展為，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為特征的社會經濟模式。吳垠強調，是在市場機制基礎上，通過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推動提高能效技術、節約能源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的開發及運用，并促進整個經濟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轉變。可叫“經濟模式”論，它側重于降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經濟運行模式，盡管也涉及到轉變，但更多還是停留在技術、政策、市場的層面。

1。]。2何建坤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方式的轉變。具體來看，第一，要改變能源結構，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風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第二，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優先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第三，要減少能源消耗，改變消費方式。也有人將其概括為，低碳經濟就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調整、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涵蓋了技術、產業、制度和觀念四個層面，即“發展方式”論，它所涉及的范圍遠遠大于“經濟模式”的問題。由于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大多集中在生活領域，而消費領域能源消耗是由生活方式，人的行為所決定，與文化理念，社會價值取向有關，因此，這是一場涵蓋社會發展各個層面的轉變，甚至變革。 基于前面對“低碳經濟”的理解和預期。發展低碳經濟自然就被認為是解決人類面，腦的氣候變暖危機、能源危機以及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一種多贏選擇。

，。2低碳經濟：對國際政治經濟話語權的爭奪 低碳經濟就是“碳政治”的演進與合法化。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局部問題。因此，歐洲的環境政治只能選擇“氣候問題”作為全球環境政治的話題。歐洲就是利用人們對科學的信仰，精心建構了一套科學話語和政治話語：首先建構出全球氣候變暖與人類毀滅之間的科學聯系，然后再建構出人類活動與氣候變暖之間的科學關系。而人類活動與全人類毀滅的中介環節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導致氣候變暖的“溫室效應”來臨，因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就成為“碳政治”的核心內容。 對此，我們必須看到，表面上，低碳經濟是基于對全球氣候變暖危及全人類生存的道德關懷，實質上，它就是發達國家在其世界主導地位遭受新興國家挑戰后，利用人們對科學的信仰，精心建構了一套科學、政治和法律話語權來繼續管控世界的新方式，是約束新興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利器。低碳經濟的發展絕不會是各國同心協力、一帆刷頃的。這一點，從各國提出發展低碳經濟的不同表現上就可以看出。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進一步激發了各國發展低碳經濟，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熱情。所以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后經濟危機時代各國謀篇布局的首選，各國都在圍繞低碳經濟重新確定本國的利益和戰略。

2，我國發展低碳經濟要把握的原則

氣候變化本是自然科學問題，但是氣候變化議題顯然打上了日益明顯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更加濃厚的道德色彩一人類生存。自然科學的“高可信度”與政治化、道德化的高壓，使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不敢正面挑戰“人類行為導致氣候變化而且是變暖”的定論。尤其是歐洲與美國已經將氣候變化議題作為國家經濟戰略與安全戰略加以重視與應對，導致氣候變化議題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內容。

2，I認清發達國家倡導推行“低碳經濟”的本質

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掌握著氣候與環保的國際話語權。但是，這些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只說不練”，對發展中國家沒有履行技術和金錢上的承諾。相反，卻向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就拿哥本哈根談判來說，低碳經濟就是一個經濟發展權和發展空間問題。這一點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千萬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能跟著別人走。

2，2認準抓住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和重點

2，2，I控制CDM項目，不要成為賣炭翁

截至2010年1月，9日，中國注冊的CDM項目數量和年減排量均居世界第一，但問題也同樣突出。主要表現在：

(1)目前CDM項目的收益主要還是體現在資金方面，核心技術轉讓“沒有真正實現過”。

(2)現有的CDM項目幾乎都是風能、水電等低成本、高效益的資源利用型領域。這些領域開發成本少，技術含量低，收益很高，通過大量的開發這些項目，發達國家實際只是簡單地付出了資金，恰好規避了轉移技術的義務。

(3)規則障礙越來越突出。CDM現有的國際游戲規則基本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這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 2，2，2節能減排是重點，調整能源結構是關鍵

從我國的現實緊迫性來看，大幅度采用先進節能技術，大幅度淘汰低效益、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產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氣體排放應該是重點。這其中控制人均消費領域能耗不隨生活水平而同步上漲應當引起格外關注。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千萬不要動搖。

但從長期，我們要注意。經過大規模的產能淘汰、節能減排和植樹造林后，要想使我國真正走上低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關鍵還是要調整能源結構，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最大限度地發展“核能+可再生能源”，這樣一個發展戰略和發展順序，我們不能弄顛倒了，更不能好高騖遠、貪大求快。

2，2，3盡快推出我國碳交易市場

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碳賣家之一，但由于缺乏碳交易市場及體系，主要國際買家不得不到歐洲BlueNext市場及美國證券交易所上交易，使得中國對碳交易的價格完全沒有話語權。尤其是中國眾多CDM項目所面臨的共同困境一話語權之失。這種長期受制于人的游戲規則，將嚴重影響中國企業參與碳交易的積極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碳交易市場與標準。中國現在還沒有真正的碳交易市場，所以必須先行先試，否則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就會措手不及。而研究和發展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就顯得格外重要，

2，3中國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

應對低碳經濟的國際挑戰，我們應該快速、大力推出我們的基本立場和觀點。

2，3，1加緊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盡管無論其真偽都不會影響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布局，但無論從科學精神還是從國家戰略角度來說，在這一問題上，中國必須有代表自己國際利益的科學隊伍和研究成果。比如，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錢維宏教授認為。人類活動不是全球變暖的主因，本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最多上升o，6℃，不可能達到2一(：的閾值。這絕不包括那些拿著國內外科研經費的科學家們，他們有些時候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國籍和學者底線。

第4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關鍵詞：產業結構；碳排放強度；開口P型曲線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2-0054-06

一、引言

大氣中由于人類活動造成的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已危及人類的生存條件和發展質量，促進二者脫鉤發展已成為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由于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不同，因而如何實現脫鉤的政策著力點不同。許多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碳排放量的70%來源于消費領域，其政策的重點在于推動消費低碳化。而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的中國，由于碳排放量的70%來源于生產領域，因而通過制定有效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生產領域的低碳化發展是統籌應對氣候變化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選擇（于刃剛，2011）。

為了實現這一重要選擇，我國將降低碳排放強度（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約束性指標，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二五”規劃并制定了相應的統計、監測、考核辦法。實際上，通過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節能減排進而降低碳排放強度，不僅僅體現在“十二五”規劃中，我國其他法律和政策也有明確要求：法律方面，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都要求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政策方面，國務院的《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 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加強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通知》《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等對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和如何調整都有明確要求。

我國是否達到了通過調整產業結構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政策目標？學術界對此并沒有一致性的結論。孫敬水（2011）、陳詩一（2011）等認為，雖然產業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的作用較小，但還是有貢獻的；與此相反，朱勤等人（2009）、黃芳等人（2012）的估算結果則為整體上是負貢獻。以上這些估算忽略了產業結構與碳排放強度的演進關系，在估算工業碳排放量時沒有考慮非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文在探討二者關系的基礎上，綜合估算了各行業的碳排放量并討論了產業結構調整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何種性質的貢獻。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工業革命以來，產業結構與碳排放都分別演進，二者之間有沒有關系？是何種關系？為什么會形成這種關系？這種關系穩定嗎？第二部分的理論假說對二者關系給出了機理分析，并且用已實現工業化國家的事實初步驗證了這種假說的可靠性。第三部分提供了估算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何種貢獻的方法，并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對估算數據的來源、時期和方法進行了說明。第四部分分析了估算結果并說明了政策含義。

二、理論假說

迄今為止，從能源和經濟的視角看人類發展，二者既是總量擴大也是結構變化過程，伴隨此過程的是碳排放量的不斷擴大。引起人為碳排放量變化的最重要原因是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革命引起電力、鋼鐵等高耗能產業迅速發展后，由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導致了碳排放量快速擴大。擴大過程在各個國家都一樣，不一樣的是經歷的時間長短不同，這顯示了不同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不同，該不同直接導致了碳排放強度出現差異。總體上，在以化石能源為主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與碳排放強度的關系可以從產業結構理論和工業化理論兩個視角來歸納和解釋，二者的關系是一種“開口P型曲線”的關系（見圖1）。

（一）產業結構理論為建立“開口P型曲線”模擬了曲線形態

產業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產業結構的調整一般是從“一三二型”向“二三一”，最后形成“三二一”型產業結構的過程。產業結構的這種變化會對資源、生態環境造成影響（Crossman G.和Krueger A.1995；Faye Duchin，1998）。

Thijs ten Raa（2004）、項俊波（2009）都關注了經濟結構變化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從這些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產業結構變化對碳排放強度變化的貢獻是漸進式的，短期貢獻比較穩定。這是由經濟發展的慣性造成產業結構要發生顯著性變化需要較長時間的規律所決定。這種長期性給企圖在較短時間內利用調整產業結構來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政策提出了挑戰。

（二）工業化理論為建立“開口P型曲線”提供了機制說明

從工業化理論視角看，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產生影響的機制在于：各產業的碳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存在系統差別，當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時，二氧化碳會在各產業間流動，這種流動自然會引起碳排放強度的變化。在工業化初、中期，大量化石能源被粗放利用，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快于GDP的增長速度，碳排放強度隨之上升；而當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后，以能源密集型為主的重化工業向裝備制造、信息產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升級，再加上政府對保護環境的管制措施越來越多、力度越來越大，能源結構不斷優化、利用方式不斷干凈化，經濟增速快于碳排放增速，從而不斷降低碳排放強度；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在技術進步、人們環保要求不斷提高的條件下，碳排放強度將基本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

（三）“開口P型曲線”假說

結合產業結構理論和工業化理論，如果以工業占GDP比重代表產業結構，那么產業結構和碳排放強度的變動趨勢可能是：工業化初、中期，隨著工業所占比重上升，碳排放強度隨之上升；工業化中、后期，盡管工業在產業結構中仍占主導地位但所占比重開始降低，因而碳排放強度開始降低；到后工業化社會，工業所占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后，碳排放強度從降低也向基本穩定轉變。對于這種變化趨勢，沿襲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用圖形表示的傳統（如倒U曲線、U型曲線或N型曲線等），我們把產業結構與碳排放強度的變化用“開口P型曲線”來表示。曲線之所以是開口的，是由工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降低決定的。

（四）已實現工業化國家演進事實的經驗支持

“開口P型曲線假說”可以用歷史經驗數據來驗證。Michael Grubb，Benito Müller和Lucy Butler（2002）研究發現，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如美國和英國，以人口數量計算的碳排放強度（人均碳排放強度）幾乎與50年前相同，但其工業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美國2007年為20.9%、1947年為37.7%，60年下降了16.8個百分點；英國2008年為23.6%、1957年約為48%，51年下降了24.4個百分點。另外，張志強、曾靜靜、曲建升（2011）采用多國數據的研究結論也表明，主要工業化發達國家第二產業占GDP比重與碳排放強度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已實現工業化國家碳排放強度與工業結構的變動事實與“開口P型曲線”的變動趨勢基本一致。

三、估算方法與數據說明

“開口P型曲線”反映了產業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的貢獻過程。參考Pender（2003）的研究思路，如果這種貢獻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我們稱之為產業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的是結構紅利（Structural Bonus）貢獻；反之，則稱為結構負擔（Structural Burden）貢獻。

（一）估算方法

估算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變化是起何種貢獻，這需要在碳排放強度變化中分解出產業結構所起的作用，因此我們采用分解的思路來研究估算方法。

碳排放強度的分解就是將碳排放強度分解為幾個影響因素，并根據不同的方法確定貢獻水平。主要有兩類分解方法：結構分解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和指數分解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相比較前者需要利用消耗系數矩陣對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來說，后者更適合進行時間序列以及較少影響因素的分析（唐建榮，2011）。由于本文所估算時期較短（兩個“五年規劃”）且專門研究的是產業結構對碳排放強度變化的貢獻，因而采用指數分解法。

指數分解法的原理就是將要探討的主體分解成若干個因子的乘積，從統計方法本身來說，這種分解有無窮多個，但考慮到研究目的、資料的可獲得性等現實問題，一般得出的分解形式是有限的。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研究能源和環境問題的研究者主要采用Laspeyres 和Divisia分解法。Ang B.W.（2004）從理論基礎、適應范圍、應用和結果表述的方便性等方面對指數分解法的測算方法經過比較后認為，Divisia分解法尤其是對數平均迪氏指數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是一種較優的指數分解法。因此本文采用這一方法對碳排放強度進行分解。

根據碳排放強度的含義，可以將其進一步進行分解：

（1）式中，CI（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tensity）表示二氧化碳排放強度；i表示產業部門；CE（carbon dioxide emissions）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Si表示i產業的產值比重；Ii表示i行業的碳排放效率。

由公式（1）我們可以將報告期與基期的碳排放強度的差異分解為公式（2）：

結合公式（3）和公式（2），我們可得公式（6）和公式（7）：

我們稱RCstr為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變動的相對貢獻（Relative contribution），RCint為行業效率變動對碳排放強度變動的相對貢獻。

由于碳排放強度不是正指標，因此，（1）當？駐CItot≥0，說明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政策缺乏成效，環境繼續被惡化；（2）當？駐CItot

估算中，我們更多關注的是第2種情況。在第2種情況下（？駐CItot

（1）如果ACstr0，我們稱產業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的是結構紅利貢獻；（2）如果ACstr≥0且RCstr≤0，我們稱產業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的是結構負擔貢獻。

（二）估算時期

我國已將“降低碳排放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目標。約束性指標是政府對非市場化領域中必須由其履行職責的一種量化考核指標。從我國出臺約束性指標的時間看，“九五”以前，我國對資源環境的考核是方向性的、倡導性的，缺乏硬約束，如“九五”計劃提出要“加強環境、生態保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十一五”規劃中首次將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22個主要指標分為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兩類。但從本質上看，我國“十五”計劃明確提出“2010年的能源強度要比2005年下降20%”也可看作是約束性指標，再加上碳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趙愛文、李東，2012），因此我們估算的起點從“十五”開始算起。在估算過程中重視分年度變動的同時，更重視每個“五年”規劃期間的變動情況，這樣有利于評價政策的執行效力。

（三）數據說明

1. 數據來源

《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公布了可以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三個平衡表：中國能源平衡表（實物量）、中國能源平衡表（標準量）和綜合能源平衡表，前兩個表都是五大類（煤、油、氣、電和其他）30種能源。對于計算碳排放量來說，標準量的數值是將實物量表中的數據乘以折成標準煤系數而得，由于各種能源折成標準煤系數比較穩定，因而對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較小。而綜合能源平衡表中的數據是折成標準煤的累計數，由于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不同，在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時會有較大差距。比如以煤炭為參照，在提供同樣熱值的前提下，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石油高28%，比天然氣高69%左右，因而同樣的能源消耗累計數，有可能因為能源結構不同而對估算結果造成較大誤差，所以在估算時未采用該表的數據。在實物量和標準量表中，由于標準量表中除電力的數據需要重新折算外，其他數據在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時更方便，因此本文選取中國能源平衡表（標準量）的數據。

2.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

準確估算一個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一個令學術界棘手的難題（Jay Greg，2011）。我們在估算時不僅和雷厲等人（2011）一樣考慮了燃燒化石能源所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在此基礎上和Lan-Cui Liu等人（2007）一樣考慮了電力的排放。此外，我們在估算工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時還考慮了工業中水泥行業的非化石能源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 各種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

目前在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時，有些研究成果是用折成標準煤的各種化石能源數據乘以碳排放系數（王海寧等，2011；張麗峰，2011）。從研究目標出發，估算時應該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數。二氧化碳排放系數等于碳排放系數乘以二氧化碳分子量與碳原子量之間的換算系數（3.67）。由于都乘了3.67，盡管不會對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結構時產生影響，但會對總量指標和強度指標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采用碳排放系數偏離了研究碳排放問題的本質。研究碳排放問題的本質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氣候變化之間存在直接關系，而氣候變化導致的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和熱浪等極端天氣對人類的生存條件和發展質量可能造成嚴重威脅，因而研究該問題的目的是以經濟手段為提高人類發展質量提供決策依據。而碳與應對氣候變化沒有直接關系，因而我們應該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數。

由于各國在能源品位和利用技術水平等方面有差異，實踐中折成標準煤的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有所不同。考慮到國情和對各種測算結果的兼顧性，本文取我國電子工業協會、國家科委氣候變化項目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提供數據的平均值，即煤炭、石油、天然氣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分別為2.661 5、2.010 52和1.518 8。

4. 電力中火電所占比重

中國能源平衡表（標準量）中電力已折為標準煤。從發電結構看，電力可分為火電和清潔能源電力，由于清潔能源電力的碳排放系數為0，因而只需計算電力消費中火電所占比重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比重等于“1-（清潔能源的發電量/總的發電量）”。

5. 水泥的非能源利用二氧化碳排放系數

普通硅酸鹽水泥熟料含氧化鈣65%左右，根據化學反應方程式：CaCO3=CaO+CO2，每生成1噸CaO同時生成0.785 7噸二氧化碳，所以每生產1噸水泥熟料生成0.510 7噸二氧化碳（何宏濤等，2005）。

6. 各行業增加值的不變價折算系數

我國在公布按不變價計算的國內增加值時每隔若干年便調整一次基期，2000—2010年調整了2次，即2000—2005年是按2000年價格計算，2006—2010年是按2005年價格計算。為了可比，本文將各行業的增加值都調整到按2000年價格計算的增加值。即第i行業增加值的不變價折算系數是按2000年價格計算的第i產業2005年的不變價增加值與按2005年當年價計算的第i產業的增加值之比來計算的。

四、估算結果和政策含義

（一）估算結果

1. 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與碳排放強度“開口P型曲線”的拐彎階段

2001—2010年，我國生產領域的碳排放強度經歷了一個倒“U”的變動過程，最高值（2.723 3）出現在“十五”末的2004年，最低值（2.105 8）出現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平均值為2.359 1，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同一期間，按2000年不變價計算的工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最大比重（42.55%）出現在2006年，最小比重（40.35%）出現在2000年，平均比重為42.36%。綜合來看，我國正處于“開口P型曲線”（圖1）的短虛線階段。

從表1可知，拐彎階段的基本特征是增加值與碳排放量的總量高度相關但增速有明顯差異。在兩個“五年規劃”期間，從總量相關性來看，我國生產領域行業匯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增加值之間的關系高度相關，相關系數在0.97以上。分行業來看，即使是農業的相關系數，也從0.40提高到0.99。從增速來看，二者的增長速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十五”期間生產領域行業匯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快于增加值的增速，二者的彈性系數為1.26，到了“十一五”時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明顯低于增加值的增速，二者的彈性系數迅速下降到0.54，2001—2010年二者的彈性系數為0.79。分行業來看，與“十五”相比，“十一五”各個行業走的是“共同趨勢但有區別”的低碳化發展道路：“共同趨勢”是所有行業“十一五”的彈性系數都小于“十五”的彈性系數，“有區別”是指各行業低碳化程度不同。農業和交通業在2000—2010年期間的二氧化碳彈性系數大于1，屬于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都高于1個百分點的粗放發展模式。

2. 產業結構僅有個別年份對碳排放強度起結構紅利貢獻，整體上是結構負擔貢獻

表2表明，我國碳排放強度在“十五”期間上升了0.197 6，“十一五”期間下降了0.394 2，2001—2010年下降了0.294 9。從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的貢獻看，兩個“五年規劃”期間，僅有“十一五”的2007—2008、2008—2009年兩個年度的產業結構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結構紅利貢獻，絕對貢獻分別為-0.004 3和-0.012 6，相對貢獻分別為4.9%和29.14%，其他年度的貢獻都是結構負擔貢獻。因此，碳排放強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行業效率的提升引起的，2001—2010年的行業效率的絕對貢獻為-0.396 0，相對貢獻為134.35%。

（二）政策含義

1. 新增碳排放總量的考核指標和相應管理辦法

碳排放強度的變動受碳排放總量和經濟增長總量共同的影響。既然我國將“碳排放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那么當經濟增長與降低碳排放強度的目標不可兼得時，應當以控制碳排放量為首要選擇。

但實踐中，“十五”以來，除個別年份外，我國產業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整體上起的是結構負擔貢獻，兩個“五年規劃”期間（2001—2010年）的絕對貢獻為0.101，相對貢獻為-34.25%。“十一五”末為了突擊完成節能降耗目標，多個地方采取了拉閘限電的極端措施，2011年整體上沒有完成降低碳排放強度的目標。

出現這種與政策初衷不一致的結果，表面原因是各部門或地方政府的唯增長沖動，即當保護資源環境（約束性指標）與“保增長”或“穩增長”（預期性指標）發生沖突、不可兼顧時，各部門往往將“發展是第一要務”理解為“增長是硬道理”，從而舍“資源保護”取“經濟增長”。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制定約束性指標時，沒有建立保障該目標實現的有效約束機制和管理辦法。從發展來看，“十二五”時期經濟面臨各種掣肘因素的影響，為了“保增長”，有些部門或地方政府有可能會上馬一些投資見效快的高碳產業。因此，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碳排放總量控制”的考核指標，當與經濟增長不可兼得時，要首先考核該指標的實現程度；另一方面，政府審批部門應對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高碳產業堅決從嚴控制，不能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像以前一樣繼續惡化環境質量。

2. 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2001—2010年期間，五大行業匯總增加值占全部GDP的比重為76.12%，但其碳排放量占終端排放總量的86.33%，即五大行業在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要大于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一種“低增長、高排放”的高碳發展模式。這說明除了五大行業之外的行業的增加值對總的GDP的貢獻要高于其在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應大力扶持這些“高增長、低排放”產業的發展。從行業統計口徑看，這些產業集中在第三產業，主要是傳統服務業（商業和交通業）之外的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對調整產業結構和降低碳排放強度有直接和間接兩個作用。從直接作用看，現代服務業經濟發展速度快、能源消耗小的特點將起直接作用；從間接作用看，現代服務業尤其是其中的節能服務業能夠促進其他行業減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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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關鍵詞］ 氣候變暖 西部 高碳低排 發展戰略

目前，國際社會所討論的氣候變化問題，主要是指溫室氣體增加所導致的氣候變暖。自進入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全球氣溫明顯上升。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發。人們開始期待以新能源技術為代表的綠色能源產業可以扭轉全球經濟增長減速的趨勢，提供一個全球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帶動世界經濟走向新的繁榮。在此背景下，美國和中國，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和溫室氣體排放國，對其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成為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

在美國，迄今為止已邁出的重要步伐均來自于區域層面所做出的減排努力。在中國，關于低碳經濟與區域發展的研究與實踐主要集中在近兩年。能源資源的短缺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社會關注能源資源的約束和氣候變暖，是因為這些已經影響到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生活質量。然而，從西部地區的具體情況來看，現在就推行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將會面臨著極大的約束條件。

一、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下的碳排放

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2009）的相關數據，1999年，西部地區三次產業結構為23.7：41.0：35.3；2008年，調整為15.6：48.1：36.3。從上述兩組數據的對比不難看出，近十年來，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在總量增加的同時，所占比重下降了8.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上升了7.1個百分點，工業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從重點行業來看，能源、化工、裝備、冶金等發展較快，其能源化工和部分原料生產基地的地位不斷鞏固，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進一步強化。上述的產業結構表明，西部地區目前的排放主要來自重工業。自1988年以來，西部地區碳排放占全國的比例始終在22%左右。除了個別年份有所回落以外，西部地區的碳排放量始終處于增長趨勢。從1988年至2007年，碳排放總量增加43111萬噸，增長比例達294%。（見圖1）。

圖1 西部地區的碳排放（1988-2007） 單位：萬噸

數據來源：根據韓雪梅、劉歡歡《我國生態消耗與經濟發展的動態比較研究-關于西部地區發展低碳經濟的考量》（2009）一文相關數據整理所得。

對西部地區目前的高排放狀況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不難發現，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區的大企業多數為重化工企業，而在重化工業企業中又以能源、原材料和重型機械加工為主。按2008年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降序排列，排名前10位的地區中，西部12省（區）就占了8位；寧夏、青海、貴州、山西、內蒙古、甘肅等省（區）的能耗指標值更是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二、西部地區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約束條件

從未來國際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一種外部環境約束，就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而言，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也是區域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就目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水平來看，如果在短期內實施低碳發展模式，將面臨如下幾個方面的約束。

1．產業結構約束。工業化理論的研究及各國的實踐均表明，一國或一地區的產業結構不僅是其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內部條件以及，區域間分工、市場需求等外部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是長期持續的資本及人力資源投入的結果。因此，一個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非短期能夠改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西部各省區雖然一直致力于其產業結構的調整，但在市場機制和區際競爭因素的作用下，其高能耗的產業結構不僅沒有得到改變，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根據制度經濟學有關路徑依賴的原理，西部地區要想在短期內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會受到現有產業結構的制約。

2．能源稟賦約束。西部地區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造成了其對煤炭的嚴重依賴，而煤是世界范圍內常用能源中碳排放強度最高的。西部地區的能源消耗強度不僅始終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其煤炭消耗強度與對石油、天然氣、水電的消耗強度的相比，更是居高不下。2007年，西部地區的能源消耗強度比全國高63%，煤炭消耗強度比全國高48%，煤炭消耗強度高達1.100萬噸標準煤/億元，而石油消耗強度、天然氣消耗強度、水電消耗強度分別僅為0.112萬噸標準煤/億元、0.080萬噸標準煤/億元和0.146萬噸標準煤/億元（見圖2）。這種典型的能源消耗性的經濟發展方式，使得西部地區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較大的能源稟賦約束。

圖2 經濟發展中的能源消耗（全國/西部）（2007年） 單位：萬噸標準煤/億元

數據來源：根據韓雪梅、劉歡歡《我國生態消耗與經濟發展的動態比較研究-關于西部地區發展低碳經濟的考量》（2009）一文相關數據整理所得。

3．資金約束。中國是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人均GDP剛剛達到3000美元，而西部地區作為中國的欠發達地區，無論是GDP總量，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均低于東部地區。首先就GDP增長而言，從圖3不難看出，1978年-1998年間，東部GDP的年均增長速度比西部高出2.5%；到1998年，東部的GDP已達46536.70億元，是西部的3.15倍。在西部大開發實施之前，東部地區GDP基數已遠遠高于西部地區且呈持續增長態勢，因此，東部地區的GDP仍遠高于西部地區。截止到2009年，東部地區GDP總量為182856.86億元，各省區平均為16623.23億元，而西部地區僅為66867.65億元，各省區平均為5572.30億元，前者分別為后者的2.73倍和2.98倍。這一差距表明，西部地區如果采用低碳發展模式則將面臨較大的資本約束。其次，從居民收入水平來看，2008年，西部地區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2971.18元，比東部地區低6232元。生活消費現金支出 2867.14元，比東部地區低1935元。以這樣一個收入水平，是沒有能力以價格昂貴的新能源作為自己的能源基礎的。諸如氫能、太空太陽能、月球能源，以及生物能源等新能源的開發成本同樣巨大，龐大的科研與試驗經費最終必然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在現有的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將無力承擔。商品之間的可替代性決定了商品之間的競爭性。就目前的客觀情況而言，包括太陽能在內的新能源產品是無法進入市場進行銷售的，更不用說消耗大量土地資源的生物新能源，因為它們面臨著石油這個相對而言較為廉價的替代品的強有力的競爭。而在較低發展水平和高能耗產業結構下的西部擁有著較為豐富的煤炭及石油資源。因此，無論從資本支持還是能源消費來說，目前可供西部選擇的能源只能是煤炭或石油能源。

圖3 全國、東、中、西部地區GDP（1978-2009）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1978-2008年的數據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數據源于《2009年中國各省區GDP排名》，中國統計局2010年1月。

4．人力資本約束。低碳經濟模式需要高技術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作為支撐。但長期以來，西部不僅科技落后，而且人力資本匱乏。據統計，2008年西部地區大專及以上的人口僅占0.05%，受過中學教育的人口占47%，小學及以下的人口占48%，未上過學的人口占9.7%。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不到1%（見圖4）。較低水平的人力資本結構決定了西部地區無法在短期內運用高科技來改變目前的發展狀況。要實施低碳發展模式，需要一代人到兩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三、西部地區高碳低排發展戰略的理性思考

在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經濟運行中，能源是一國或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能源的豐富程度和組合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國或一地區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能源稟賦對已形成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的西部地區來說，造成了其經濟發展模式的強烈的路徑依賴。而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對能源依賴的高能耗產業結構又將會得到不斷強化。西部地區如果在短期內發展低碳經濟將面臨極強的約束空間。如果過于強調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不僅會使西部地區喪失本來就弱于東、中部的發展機遇，而且現有的優勢特色產業及其相關企業也將面臨發展困難的局面；同時，也將極大地抑制西部地區的廣大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和動力。

鑒于此，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西部地區高碳低排發展戰略的理性選擇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兩個層面：

1．就區域戰略層面而言，中國尤其是西部地區不能不顧實際的成為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新能源政策的追隨者與競爭者。對于西部地區這樣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的欠發達地區來說，高成本下的新能源是脫離現實的考慮。從西部地區現有的發展水平和擁有儲量豐富的煤炭資源這一實際出發，政策支持的重點應當放在煤炭能源的新技術開發與引進上，爭取走出一條高碳、低排、高效、廉價的發展道路。高碳經濟與新能源經濟相比，會產生更多的碳排放，但是考慮到中國目前的現狀，首先面對的是一個發展問題。中國是一個需要污染權的國家，而西部地區在積極實施節能減排措施的前提下，理應爭取一個使用低成本能源實現經濟起飛的機會。

2．就企業微觀層面而言，在市場經濟和區域競爭條件下，區域的經濟發展是通過其優勢產業的發展來推動的，而優勢產業的形成又取決于區域的比較優勢和企業競爭優勢的大小。作為區域最活躍的經濟成分，企業的發展與進步決定了西部地區能否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因此，政策及其措施的制定應當鼓勵和引導西部的企業，尤其是廣大民營企業開展一切能源開發和節能減排的創新活動，這樣就可以逐步形成西部地區節能減排模式下多樣性的能源開發和使用的格局，以便為未來真正實施低碳發展模式的經濟轉型提供堅實的微觀基礎。

參考文獻：

[1] 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與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聯合. 共同的挑戰協作應對-中美能源與氣候變化合作路線圖，2009.1.

[2]《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3] 韓雪梅，劉歡歡.我國生態消耗與經濟發展的動態比較研究-關于西部地區發展低碳經濟的考量[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

第6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一)企業文化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系統

關于企業文化的范疇，早在上世紀80、90年代已經基本成形，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主要有以下幾種:威廉•大內(1981)提出了Z理論，并最早提出了企業文化的概念，將其研究的內容界定為人與企業、人與工作的關系;特倫斯•E•迪爾和艾倫•A•肯尼迪(1982)認為，根深蒂固的傳統和廣為接納與共享的信念支配著當代的企業組織，這些傳統和信念叫做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構成的主要要素有企業環境、價值觀、英雄人物、習俗儀式、文化網絡;約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斯克特(1992)認為，企業文化由共同價值觀和部門行為規范組成，在深層次不易察覺的層面上，企業文化代表著擁有這種文化的人們的基本價值觀念，在容易察覺的層面上，企業文化體現了企業的行為方式或經營風格;艾德佳•沙因在《組織文化與領導》(1992)將組織文化定義為由人工制品(物質形態層次)、信奉的價值觀和基本隱性假設三個層次組成的系統。而在管理實踐領域，對企業文化的定義更加強調價值觀對行為的指導作用。

曾經長期任麥肯錫公司總經理的馬文•鮑爾將企業文化更為通俗地定義“我們做事的方式”。概括起來，本文認為:企業文化可以看作一個“以人為本”的系統，由企業環境、人、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構成。其中，企業環境指公司所處的社會、經濟和市場環境，是對企業文化影響最大的一個因素;人是系統的根本，是價值觀和行為的載體，人分為群體和個體并存在相互作用關系;價值觀和行為是系統的核心內容，兩者間存在著激勵、約束和反作用的關系;在系統中，存在著個體與群體、行為與價值觀的融合或沖突，這兩種力量的綜合作用決定了企業是強文化還是弱文化。大量研究表明，當企業文化在個體與群體和價值觀與行為兩個維度都達到較高的一致性時，企業呈現強文化，從而具備了成為優秀企業的必要條件之一，即擁有更好的績效的企業一般擁有強文化。企業從價值觀到行為的作用結果最終決定了其生產的產品的質量和效率，這是企業在產業保持競爭力的根本。

(二)企業文化的定位

如同中國傳統文化觀念所強調的“以文教化”一樣，企業文化必須有清晰的目標。即要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企業文化系統，首先要明確企業文化要服務什么、或者說要從解決哪些核心問題，從此入手塑造企業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這就是企業文化的定位。定位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基礎和成功的前提，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和集中表現。企業文化只有通過準確的定位，才能從中發掘出自身最具價值的文化要素，最終構建出獨具個性的企業文化。正確的文化定位能夠有效地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相反，如果定位不準，那么企業文化不但不能起到預期的作用，反而會將企業引入經營誤區，削弱競爭優勢。

二、保險公司的文化建設應著力于培養員工的風險管理意識

保險公司作為專門從事保險業務經營的組織，管理的主要對象是風險，這也從跟本上決定了風險管理與保險公司企業文化建設的緊密關系。同其他企業一樣，保險公司的企業文化系統可以定義為由企業環境、人、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構成的統一整體。保險公司的企業文化應該定位在那里?這也是保險公司企業文化建設面臨的首要問題。沙因的企業文化理論強調在梳理考察企業的外部適應性和內部融合性的基礎上開展企業文化建設。所謂外部適應性主要指企業對外部的企業環境的認識與適應過程，而內部融合性主要指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組織，為了應對外部的企業環境變化，而對內部價值觀、資源、制度、流程等的整合過程。實際上，對外部適應性的梳理就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因素進行認識的過程，而內部融合性梳理是對企業文化建設的可行性進行分析。運用這一方法對保險公司的企業文化系統進行分析，可以清楚地識別其外部的環境驅動因素和內部融合因素，從而發現保險公司核心價值觀和行為的關鍵所在，明確企業文化的定位。

(一)外部環境變化對保險公司企業文化系統存在風險管理適應性的要求

企業文化必須與外部的企業環境相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其企業文化建設有著強烈的驅動作用，促使其文化與環境相適應。作為保險公司，影響企業環境的因素包括經濟環境、政策環境、市場環境、社會因素、氣候變化和技術創新等因素。近些年來，保險公司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一是經濟環境方面，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金融市場日益動蕩，宏觀經濟的波動性和復雜性明顯增強，經濟運行風險逐步加大，對保險的需求和所承擔的風險影響顯著。二是政策環境方面，保險監管在三支柱監管體系的基礎上強化了對風險管理的關注，制定了風險管理的相關政策和指標體系，采取更加保守而準確地進行風險估計正在成為監管趨勢。三是市場環境方面，無論在保險市場還是證券市場，投保人和投資者都對所承擔風險的信息披露有著強烈的需求，保險公司面臨著提高風險信息透明度的挑戰。四是社會因素方面，保險公司面臨的老齡化和長壽風險帶來的挑戰，老年人的撫養比率逐年上升和個性化需求日漸增強的趨勢給人身保險和年金業務帶來挑戰。五是氣候變化方面，全球氣候變化所引發的自然災害和次生災害日益頻繁，社會經濟損失金額不斷加大，造成的保險損失相應日益增長，保險公司面臨的累積責任和賠付壓力不斷增高。六是技術創新方面，在信貸市場、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聯系性和聯動性日趨緊密的背景下，金融創新呈現多樣化和靈活化的特點，由此產生的風險不斷涌現，風險的傳遞更加復雜，對保險公司的投資連結型產品和投資業務帶來風險管理的新挑戰。上述外部環境的變化表明，保險公司當前經營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明顯加大，為企業文化建設帶來了挑戰，促使保險公司的文化系統在堅持盈利導向的同時必須加強風險管理導向以保證公司的持續穩健經營，增強企業文化與風險日增的外部環境的適應性。

(二)風險管理是保險公司文化系統實現內部要素融合的最佳路徑

企業文化作為一個系統，存在著從價值觀到行為、從群體到個體的有機統一的內在要求。要實現系統內部的價值觀、資源、制度、行為等各種要素的內在統一，必須找到一條合適的路徑，不同類型的企業有著不同選擇。對于保險公司而言，風險管理是其經營管理活動的主要內容，而風險管理的范疇又完全覆蓋了保險公司文企業化系統中價值觀、行為方式、人力資源配置等核心領域，因此，風險管理為企業文化系統內部諸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甚至可以說是最佳的路徑。

一是價值觀層面，保險作為一種契約化的金融產品，提供的是一種經濟補償或保障，既體現了消費者對風險的偏好、習俗和態度，也體現了人們愿意通過購買保險來對付風險的行為方式，體現了人們之間的一種最大誠信原則，受道德、習俗、傳統、民族、地域等文化特征的影響明顯。保險公司的價值觀建立在以大數法則和道德法律約束為條件形成的保險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追求可承受風險條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體現了風險管理的核心理念。

二是行為層面，保險公司經營管理行為主要包括產品開發、核保、理賠、營銷、再保險轉分、財務管理、投資、審計等一系列活動，實際上就是對業務風險進行識別、計量、分散、控制、監督等系列風險處理過程，目的在于保證自上而下的業務決策行為和執行以及前、中、后臺的業務操作與企業價值觀指導下所形成的不同層面的制度、流程相一致，實現對風險的及時有效控制。

三是資源配置層面，人力資源是保險公司企業文化系統中最主要的資源，保險公司的人才隊伍以擁有風險識別、計量等方面專業才能的精算師、核保師、理賠師等為核心構建，組織架構中既有橫向以企業風險管理架構為基礎構建的相互獨立的風險管控的三道防線，又有縱向由高級管理層、職能部門層和員工操作層三個層面構成的風險決策、建議、操作的治理架構和管理機制，因此，保險公司企業文化系統中資源層面對風險管理存在剛性需求。此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保險與風險管理都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也決定了風險管理對保險公司企業文化的影響。一方面，風險管理學起源于保險學，保險學作為風險管理的重要手段，是風險管理領域最早形成系統理論并反復實踐的，對風險管理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現代企業風險管理的思想、架構、工具的發展對保險公司實施風險管理都產生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保險與風險管理無論在理論基礎上、思想上還是方法上都有很多共同之處，有著深刻的文化淵源。

綜合上述分析發現，外部企業環境因素的變化促使保險公司有必要不斷加強風險管理，而內部要素分析則表明以風險管理為主線對保險企業文化內部要素進行整合是可行的，并且是理想路徑。因此，保險公司企業文化系統的構建應基于風險管理為核心，定位于服務風險管理。

三、結論與建議

作為企業的“血型”，企業文化展示了企業的個性。企業文化的范疇雖然有著不同的界定，但是核心內容是企業的價值觀和行為。考慮到企業所處的環境和人的因素，企業文化可以看作一個受企業內外部因素綜合影響的系統。企業文化定位是構建企業文化的前提，也指明了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和實踐方向。保險公司企業文化外部環境適應性分析和內部融合性的結果都表明，風險管理作為保險公司企業文化系統的定位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風險管理應是貫穿保險公司企業文化系統中從價值觀到行為的主線索。中國保險業經過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所形成的結構問題、合規風險、誠信缺失等突出的問題，與保險公司普遍存在著注重規模和盈利而忽視風險管理的企業文化是密切相關的。

第7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關鍵詞】低碳節能 郵輪室內 空間設計

據中國交通運輸協會郵輪游艇分會統計，2011年我國內地全年共接待國際郵輪262艘次，同比增長17.5%，接待郵輪出境游客504582人次，郵輪作為高端時尚的代表，已經成為人們旅游出行的新方式。郵輪經濟的發展，促進了郵輪設計和郵輪制造業的全面發展，未來5年僅歐美就有近20艘100萬噸以上的大型郵輪被設計制造，小郵輪不計其數，郵輪內裝設計也將達到一個新高度。

郵輪市場的發展，促進了郵輪設計和郵輪制造業的全面發展，但是郵輪被稱為移動的建筑，也是大量消耗能源、資源的載體。而本世紀以來，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世界關注的要點，“節能”和“低碳”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各行各業都在尋找和思考與己有關的低碳減排方法、舉措。這幾年，海事行業也不斷研究節能減排新技術和新理念，例如，2010年新加坡開發出航運燃油廢氣處理系統、DNV碳捕獲與儲存標準指南，2011年日郵集團開發了碳排放計算器，2012年上海擬推出航運碳排放指數等。

在低碳意識的提升和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人們開始追求一種舒適、優雅、自然、自在的生活態度，郵輪內裝設計在奢華的同時也需要低碳潮流，在設計中運用新科技、新材料來協調人工環境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達到“以人為本”的基本要求。

一、低碳理念在室內設計領域的研究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帶來了“低碳風潮”，“low carbon”這一概念最早見諸2003年英國政府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在2007年國際社會研究全球變暖應對之策時成為官方用語。“低碳”是一個全新概念，提出的卻是可持續發展的老話題。作為一個資源消耗大國，中國在大會上鄭重承諾2020年將達到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45%的目標，這表明我國經濟將在短期內向低碳經濟轉型。

低碳理念在室內設計中的運用，其實質就是遵循5R原則（Reduce、Reevaluate、Reuse、Recycle、Rescue），在設計中運用新方法、新材料等因素，以節能、節材為目的來實現室內設計的低碳排放。全球低碳設計專家卡斯特·格雷認為，低碳設計就是在一個產品的生命周期內，從原材料的采集、運輸、生產、分銷到使用，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能得到明顯的降低。在設計的起步階段，就應該把低碳設計作為一個理念來進行考慮，它是可再生的，可循環的。

（一）室內空間功能布局方面。室內空間功能的合理布局，是低碳環境設計中首先要考慮的重要內容。通過合理的室內采光、通風，選擇最優的空間朝向做好陽臺處理可以降低能耗。在室內設計時，盡可能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風。如在室內中庭設計中，一些學者從綠色生態學的角度，運用“天人合一”的設計理念，對室內大廳空間的健康舒適度和能量節約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用中庭來處理建筑的核心空間，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光線，也有助于空氣的自然流通，還能夠創造出建筑空間環境中的自然感覺。

（二）室內結構調整方面。墻體節能與門窗節能，可通過控制窗墻面積比率、做好玻璃和外遮陽遮蔽以及門的節能。如在室內設計的窗戶運用方面，出現了選用玻璃幕墻替換普通窗戶利于采光隔熱，但通風效果差，需要大量使用空調設備，從而加大碳排放量。對此，江億院士曾提出雙層皮玻璃幕墻的概念，利用兩個墻體和所圍合的室內空間，作為空氣和能量緩沖的空間，延遲外界能量的進入和散失，使得外界環境對于大廳室內的舒適度產生很小的影響，形成一個夏季涼爽、冬季溫和的室內環境。

（三）室內材料選擇方面。材料是室內設計的物質基礎，室內裝飾工程的總體效果、功能體現，都是運用裝飾材料本身的質感、造型、圖案、色彩、功能等體現的。低碳經濟理念，體現在室內材料選擇上，就是選擇綠色材料、環保材料和生態材料。保證材料的綠色環保需要做到采用綠色無污染材料，追求“師法自然”的效果；采用清潔無污染的材料。

二、低碳理念在郵輪室內空間設計的研究

（一）能源空間循環

在室內設計時，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風，使美學、人機工程學、環境心理學、藝術學等學科和船舶的個性風格結合，通過游艇的室內空間功能、形態、尺度來營造舒適、合理的室內空間。郵輪室內空間功能的合理布局是低碳環境設計中首先要考慮的重要內容。室內結構方面可通過控制窗、墻面積比率，做好玻璃和外遮陽遮蔽以及門的節能，配置合適的窗簾，達到節能效果。通過合理的室內采光、通風，選擇最優的空間朝向。多利用太陽能產品，讓太陽能轉化成熱能、動能、電能等為人們使用，從而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風帆動力郵輪“Eoseas”號設計豪華，符合環保原則，該郵輪采用液化天然氣（LNG）作為燃料，進行發電、加熱和冷卻。另外，郵輪將設置太陽能儲電板收集太陽能供電；其雙重外殼板設計更有作為天然空調系統之效。郵輪主要使用可再生能源，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郵輪更會使用循環使用水、回收使用上層甲板的雨水，以及使用處理廢物時回收的能源。“海洋綠洲”號號稱最節能郵輪之一，船上最具創新性的部分是其分離的上層建筑，這樣使得大量的內部空間可以擁有新鮮空氣和陽光；“歌詩達·炫目”號曾獲得“2009年ABB能效獎”，在船舶運營各個方面運用環保技術，如空調、通風、照明等，以確保節能減排，另外，歌詩達公司獲得節能獎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該公司在旗下的郵輪上安裝反用換流器，節約能源和減排。

豪華郵輪的設施與陸地上的豪華酒店相類似，只是動力能源技術、船體設計等方面較常規船型更為復雜，要求更高，可以借鑒低碳豪華酒店室內設計的技術。上海浦東麗思卡爾頓酒店是上海首家獲得美國綠色委員會頒發節能與環保設計前期認證金級證書的辦公樓宇。除了逾90%租用面積采用雙層低輻射中空玻璃幕墻設計，以引入室外光及減低紫外線、降低照明及空調耗電量外，大樓還配備二氧化碳傳感器，以隨時監察室內空氣質量。在太陽能的利用研究中，有不少學者參與室內中庭設計研究時，從綠色生態學的角度，運用“天人合一”的設計理念，對室內大廳空間的健康舒適度和能量節約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用中庭來處理建筑的核心空間，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光線，也有助于空氣的自然流通，如“歌詩達·炫目”號郵輪的跨越12層甲板的寬敞中庭，可以說是整艘郵輪的特色之一。

（二）材料低碳環保

在郵輪室內設計中，材料的選擇是低碳裝飾設計的關鍵。材料本身是否符合低碳的標準，直接影響到低碳裝飾設計低碳思維的形成。郵輪室內材料在艙室空間的應用研究，要考慮到裝飾材料四性：節能環保、防火隔熱、降噪隔音、輕質材料。其材料采用不燃材料或局部地使用阻燃材料；要求具有一定的防震、隔熱、隔音性能；裝修材料盡量輕；注意材料重量分布的均衡和對稱性。豪華郵輪設計的裝飾材料還要具備可定制的特性，如新型PVC地板是唯一能再生利用的地板材料，品種繁多，紋路逼真美觀，有地毯紋、石紋、木地板紋等，根據不同設計風格，配以豐富多彩的附料和裝飾條，能組合出絕美的裝飾效果。

郵輪低碳裝飾還需要低碳思維，要求設計師在裝飾造型上對材料合理應用，盡可能減少材料的浪費，對廢棄的材料做到回收再利用。國內外文化的差異，以及郵輪外形設計的影響，要求體現低碳裝飾設計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在地域特色中融入情感，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結語

低碳理念在郵輪室內設計要結合人性化設計理念，在了解裝飾材料特性的基礎上多學科交叉研究。郵輪室內設計中低碳理念的產生和發展是科學技術發展與社會發展相融合的結果，在解決實際問題的基礎上，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發展新理論，體現對人的生命的重視和關愛。船舶室內設計本身就是一個多學科、多領域的課題，交叉室內設計學、經濟學、船舶美學和機械學等多學科，系統論、思維理論以及進化理論等多種理論，探討低碳理念在船舶室內設計中的應用。了解郵輪室內裝飾材料特性，利用美學表達形式和藝術學的個性風格，營造節能環保的室內環境。

由于國外郵輪設計開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設計施工已經成為一個產業，其實踐及理論研究都比較成熟，但是我國郵輪室內裝飾設計研究還非常缺乏，特別是郵輪室內設計如何和低碳理念進行結合，如何將建筑室內設計的風格和流派、造型、構造、裝飾材料和工藝結合到郵輪室內設計中，都是我們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希望在郵輪室內空間和材料探索的設計方法和設計思路上，能促進中國船艦設計行業的發展以及船艦市場的繁榮。

參考文獻：

[1]程爵浩.2011—2012中國郵輪發展報告[M].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2.

[2]程爵浩.2010—2011中國郵輪發展報告[M].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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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關鍵詞:生態學;供應鏈協同;系統自組織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自然生態系統解決復雜性問題的能力和價值。由于供應鏈系統具有非線性和不確定性,這些特征與生態學理論研究對象的特征是相一致的,所以生態學理論對供應鏈協同的研究具有適用性。本文試圖從生態學理論的角度,探討了供應鏈協同的動因與策略。

一、供應鏈企業的協同動因

1.系統自組織。生態學理論強調系統元素的自組織性,生物進化的本質是生物為適應生存環境的變化而對自身生存狀態進行的自調節,進化的結果是生物本身結構復雜性的提高。生物進化總是導致新物種的出現和結構的復雜化——即有序性的增加。有學者認為,生物在進化過程中滿足一定條件時生物可以自發地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以適應周圍環境。這種適應既包括暫時性的適應反應,如條件反射;也包括永久性適應,即產生遺傳性變異。把這個生物進化自發性條件稱為自適應函數。生物界的生物自適應對社會領域問題的研究很有啟發意義。

目前,供應鏈已從分散式管理轉變到協同式管理,本文研究的是有自組織程度低到自組織程度高的演化過程。供應鏈系統從外界環境中吸取的任何東西,都可能產生序參量,都會引起漲落。正是由于有不斷的序參量產生,有不斷的“漲落”出現,供應鏈系統才得以不斷創新。

2.自然選擇。生物學中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定義為生物體繁殖引起了資源的稀缺,從而形成了消滅不夠適應變種的壓力。進化論學家拉馬克認為,生物進化的動力與機理來自生物具有一種不斷地增加結構復雜性和完美性的天生趨勢,生物具有對環境變化的反應能力。把經濟系統的運行機制建立在生物進化和自然選擇的基礎上,其理論的核心是適應機制,強調經濟體能否適應環境是企業生存的決定性因素。弗里德曼在《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中論證了市場競爭傾向于保證最有效率的企業生存下來,最有效率企業的行為都基本上做到了使其利潤最大化。面對有限的資源,現代的競爭形式以轉變成為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同一行業里的各條供應鏈在接受著經濟自然選擇。那些能夠很好地整合供應鏈上各個企業的相對競爭優勢,實現無縫協同的供應鏈往往經受了自然的選擇,得到了快速發展,不斷成長壯大。所以供應鏈協同是環境賦予的供應鏈企業迫切需要的適應模式。

3.生物進化動力:協同基因。大量生物實驗和研究表明,生物進化的基本動力有競爭和合作,生物界存在著廣泛的互惠共生機制。生物的性狀是由基因決定的,在此我們把控制物種分工與合作的性狀的基因稱為協同基因。協同進化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

供應鏈系統內部企業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關系,企業之間若為上下游關系或相關產業,則其收益相關性一般比較大。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歷程中充滿了競爭,資源規模有限,其實協同合作是他們的需求和內在愿望即他們攜帶有協同基因。正因為如此,供應鏈理論一經實施,便得到了很好地響應。所以供應鏈系統也采用了協同進化的方式來建立相互之間的互惠共生關系,以提高對外部市場的適應性。

二、供應鏈企業的協同策略分析

(一)生態位與供應鏈協同進化

生態位指在自然生態系統中,一個種群在時間、空間上的位置及其與相關種群間的功能關系。生態位概念相對抽象,一些數量測度指標如生態位寬度、生態位重疊、生態體積及生態位維數等幫助理解生態位概念。從而,引出企業生態位概念,明確這一概念對于正確認識物種在自然選擇進化過程的作用,以及在運用生態位理論指導供應鏈成員構成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供應鏈是相互聯系的多個企業集合體,與生物種群非常相似,呈現一種網絡組織結構,稱之為企業生態系統。系統中企業間的互動關系定義為企業的生態鏈,生態鏈上的企業之間存在共同進化關系。企業之間既有競爭關系也有合作和共生關系,這就存在一個供應鏈的“最適密度”問題。描述生物種群密度與存活率相互關系的“阿利規律”同樣適用于供應鏈系統,即在一定條件下,當供應鏈上企業密度處于適度大小時,供應鏈增長最快;密度太低或太高,由相互競爭資源造成的供應鏈內耗太大,會對供應鏈生長起抑制作用。所以供應鏈系統的構建應該建立在企業生態位分離的基礎之上。企業對資源的需求越相似,產品和市場基礎越相近,它們之間生態位的重疊程度就越大,競爭就越激烈。因此,在進行供應鏈的成員選擇時,企業考慮入選企業生態位的分離。企業生態位的分離不僅減少了競爭,更重要的是為企業間功能耦合形成超循環提供了條件,使供應鏈由有序進化到更深層次的有序。

(二)r選擇、k選擇與供應鏈生態策略

生物學家們根據不同物種按照棲息、環境和進化選擇將進化分為r選擇和k選擇。r選擇是指環境氣候變化大、資源相對短缺、災害較多的系統對生物種群的選擇;k選擇是指環境氣候穩定、資源豐富、災害稀少的系統對生物種群的選擇。根據對應的選擇將進化策略分為r策略和k策略。從物種適應性出發,進一步將k選擇的生物種群稱為k策略者,r選擇的生物種群稱為r策略者。在生存競爭中,k策略者是以“質”取勝,r策略者則是以“量”取勝,k策略者將大部分能量用于提高存活,r策略者將大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生態策略是生物在環境適應過程中形成的進化策略。與經濟學家提出的最優化理論相對應,生物學家認為自然選擇是一個最優化過程,一個現存物種表明了它是其對環境各種可能適應方式中的最佳選擇之一。實際上供應鏈的進化過程亦是典型的環境選擇的過程。有時處于減少風險考慮,會增加同類合作伙伴,但是供應鏈上的合作伙伴企業未必越多越好,它也遵循進化的生態策略。因為供應鏈所處的行業環境的承受能力有限,超出環境的承載力,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優化生態策略的途徑有:供應鏈上的各企業要實現由r策略者向k策略者的轉變;企業不能單純追求規模的擴大和低成本戰略,要向創新和難以復制的核心技術的戰略上調整;要由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自覺遵循“適者生存”的市場生態競爭法則。

(三)演化博弈策略

供應鏈類似于生物有機界的食物鏈,是企業生態鏈的載體,也存在著能量和物質的流動、循環發生聯系并由此相互作用。種群生態理論研究的方向就是探討生物群落的適應與變遷的過程。演化博弈理論最早源于Fisher、Hamilton等遺傳生態學家對動物和植物的沖突與合作行為的博弈分析,他們研究發現動植物演化結果在多數情況下都可以在不依賴任何理性假設的前提下用博弈論方法來解釋。

在該理論中,核心的概念是“復制動態”和“演化穩定策略”(ESS)。復制動態實際上是描述某一特定策略在一個種群中被采用的頻數或頻度的動態微分方程。根據演化原理,一種策略的適應度或支付(Payoff)比種群的平均適應度高,這種策略就會在種群中發展,即適者生存體現在這種策略的增長率(1/xk)(dxt/dt)>0,可用微分方程給出:(1/xk)(dxt/dt)=[u(k,s)-u(s,s)],k=1,…,k。其中,xk為一個種群中采用策略k的比例,u(k,s)表示采用策略k時的適應度,u(s,s)表示平均適應度,k代表不同的策略。如果u(k,s)>u(s,s),在一定時期內是演化穩定策略(ESS)。由此可見,一個物種的進化可能會改變作用于其他生物的選擇壓力,從而引起其他生物的適應性變化,而這種變化將會引起相關物種的進一步變化。所以,兩個或多個組織的自身進化常常是相互影響的,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互相作用的協同進化系統。這種復制動態的微分方程可以描述協同演化的過程,可以為供應鏈協同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三、結束語

從生態學理論的角度,以自適應、自然選擇、協同基因和生物進化動力為切入點研究供應鏈協同的內在動因,得出供應鏈協同是供應鏈系統的一種自組織;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企業重新審視自身的價值鏈優勢,使供應鏈協同成為必要;供應鏈上的節點企業具有協同基因等論點。相應于內在動因提出基于生態學理論的供應鏈協同策略有必要的生態位分離、k選擇者的供應鏈生態策略和演化博弈策略。通過以上的研究為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的研究開辟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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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國平.供應鏈管理中的協同問題研究[D].天津大學,2004.

第9篇：氣候變化理論范文

關鍵詞：綠色物流 綠色化 障礙 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社會對物流的需求的數量和質量不斷提高，以運輸倉儲為中心的物流業對環境的不利影響進一步加大。從發達國家情況看，交通運輸的污染物排放量所占的比重僅次于工業。我國2009的能源消耗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共占總能耗的7.5%，是能源消耗大戶。能源的過度消耗還會對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不僅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同時還會給人民生活和健康帶來嚴重威脅。

20世紀90年代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興起的綠色浪潮，其影響力迅速從有形產品滲透到無形產品。物流作為一項復合型的服務產業及能源消耗的大戶，對其進行綠色化改造，無疑是符合時展要求的。

我國政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2011―2015）”中也明確提出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節約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發展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2012年8月19日，上海碳排放交易試點正式全面啟動，標志著碳排放交易在中國邁出了從務虛走向務實的重要一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說，今后國家在能耗及排放強度的約束上只會強化不會放松。首批試點企業并沒有直接包括物流企業，但與物流相關的港口、機場、鐵路等均包含其中。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物流企業的碳排放問題一定會納入其中。物流企業只有早點行動起來，才能抓住先機，取得未來市場競爭的優勢。

二、物流企業綠色化現狀

筆者實際調查2011年中國物流百強企業和2011世界100強國際物流公司網站，無論是美國的USPS或德國的DPWN （DHL）的網站，都有綠色化的相關內容。在USPS網站的關于企業介紹中，可持續性作為單獨的一部分提出，其中列出了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目標及綠色化報告，USPS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等。同樣位列世界100強的中國郵政，整個網頁找不到有關綠色化的相關內容。而中國遠洋在綠色化方面做得比較好，在中國遠洋的網頁可以找到從2005年以來所有可持續發展的報告。同樣在中國物流100強企業中，除了中外運、中集集團的網頁上可以看到有關綠色化的內容外及遠成集團等極少數企業通過ISO14001環境評估標準外，其他企業基本上沒有綠色物流意識。作為中國物流百強企業基本上沒有物流綠色化意識，其它的中小物流企業更談不上物流綠色化。在世界經濟發展的綠色化浪潮中，我國物流企業在理念上，在物流發展的前瞻性上又一次落在了國外物流巨頭的后面。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政府環保政策逐步完善及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增強，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是大勢所趨，物流企業只有順應這種趨勢，及早準備，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先人一步，處于競爭的有利地位。

三、物流企業綠色化的障礙

從以上的我國物流企業綠色化現狀的初步調查可以看出，我國物流企業的綠色化現狀卻令人擔憂，物流企業的綠色化任重而道遠。結合我國物流企業實際情況，我國物流企業綠色化存在如下障礙。

1.物流企業綠色化意識淡薄

從物流企業的網站調查結果來看，我國物流企業綠色化意識淡薄，或者說基本上沒有綠色化意識。而所謂意識是人們對自身和外界環境的感知狀態，也就是說物流企業所處的環境整個缺乏綠色化意識，即政府、客戶、消費者及其他企業所組成的社會系統缺乏綠色化意識、動機及行動，難以對物流企業形成影響和制約。因此，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形成合力，共同努力，逐步完成物流企業的綠色化。

2.綠色物流法律法規及標準不完善

我國的環境保護基本法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標準等，其中環境保護標準體系初步建立，到2011年，現行標準已達1300項。在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中，有關于汽車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標準，該排放限值只能通過每年的車檢進行測量控制，無法在車輛的運行中實時監測。在行業標準中，沒有單獨的針對物流業的環保行業標準。現行環保法是1989通過實施的，目前已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

3.客戶缺乏綠色化要求

許笑平（2011）根據《運輸觀察》（ Eyefortransport） 進行的一次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倡導綠色物流的首要原因是為了改善客戶關系。物流企業作為工商企業的物流服務提供者，客戶是上帝。當客戶對物流綠色化沒有要求而僅僅要求及時、安全交付時，物流企業考慮物流過程的綠色化可能性并不大。而當客戶有綠色化要求時，在競爭激烈的物流市場，物流企業一定會認真考慮客戶的要求，從而使物流過程綠色化。

4.物流企業綠色化的經濟效果不明顯

整個物流系統的綠色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企業方方面面。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是要先期資金投入的，包括設備改造，人員培訓，物流流程再造以及整個系統的集成優化。綠色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一定的財力支持。從長遠看，綠色化順應世界經濟綠色化浪潮，是物流企業發展的方向，為企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而且，越早進行綠色化，越能搶占市場先機，取得競爭的優勢地位。但是，大量的資金投入卻不能馬上取得預期的經濟效益，投資的回收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這些因素使企業對綠色化顧慮重重。

5.技術和信息化水平不高

物流企業綠色化需要相應的信息技術及其他技術的支持，但我國物流企業目前發展處于初級階段，相關技術及信息化水平較低，物流運作比較粗放。整個社會包括大中專院校對物流綠色化重視程度不夠，各個大專院校雖然開設了物流管理專業，但沒有綠色物流這門課程，學生缺乏綠色物流理論的專門訓練，缺少物流綠色化的專門技術。同時，物流信息化的水平低使企業無法對整個物流過程的綠色化進行監控，因此，無法收集環境數據和評估企業綠色化效果。

6.組織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意味著對傳統的管理方式、流程等做出改變，這種改變可能是根本性的，必然會受到企業員工及管理人員的消極抵制。需要從企業高層對這種改變做出頂層設計，然后統一企業思想，逐步在企業中推行。物流企業的綠色化能否成功，考驗企業管理高層對社會經濟趨勢的洞察力及組織管理能力。

四、物流企業綠色化的對策

物流企業的綠色化存在許多障礙，如何克服這些障礙，使物流企業的綠色化順利進行。下面結合我國物流企業的實際情況及相關文獻研究的相關成果，提出物流企業綠色化的對策。

1.大力營造綠色化的輿論氛圍

López-Gamero et al. （2010）發現如果環保戰略是由綠色化意識而不是由立法驅動的，綠色化的效果要顯著的多。因此要實現物流企業綠色化，首先要有綠色化意識。綠色化宣傳的重點逐漸從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向全部企業推進，強調為了打造中國全新的“綠色經濟體”，每個企業都有責任參與到綠色化的浪潮中來。各級政府應該加大綠色化宣傳的力度，使政府、企業到消費者都投身到綠色化的宣傳中，形成全社會綠色化輿論氛圍，從而使身處社會系統中的物流企業增強物流綠色化意識，積極參與到物流綠色化中來。

2.完善環保法律法規及標準

除了綠色化意識外，完善的法規標準是實現綠色化的法律保障。學者的研究和筆者的調查都指出了物流領域缺少環保法律及相應標準，應加快推進物流業環保法規及標準的制定，并且要考慮法規及標準的可執行性及可監督性。加快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推行，同時，各級政府可推出相關經濟獎勵措施，進一步提升物流企業綠色化的積極性。立法部門和政府在企業綠色化的過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是物流企業綠色化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2012年8月31日出臺的環保法修正草案強調落實政府的監督檢查責任，進一步明確企業責任，強化環境保護的戰略地位，把環境保護融入到社會經濟發展之中。

3.推動客戶樹立綠色理念

客戶是影響物流企業綠色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客戶的綠色意識非常強，要求物流企業提供綠色化服務，這必將推動物流企業綠色化進程。因此，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在政府、企業、環保組織、消費者中形成綠色化風潮，從消費者、零售商、批發商、制造商到供應商形成對物流服務提供商的壓力，從而推進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根據文獻研究，大客戶是環保積極者。在綠色化理念的推行過程中，應當以大公司為突破口，使大公司樹立綠色化理念并付諸行動，從供應鏈上影響到其他企業，從而推動物流企業綠色化。

4.提高物流企業綠色化的經濟效益

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企業作為一個市場主體，要想在市場生存，必須要盈利。物流企業要進行綠色化改造，必然要投入相應的資金。如果通過綠色化物流企業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物流效率，獲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企業的綠色化將由外在壓力變成內在動力，這是企業綠色化的動力源泉。因此，綠色化要想在企業深入人心，變成企業自覺的行為，短期要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潤，長遠來看，企業獲得綜合效益的前景也非常明朗。

5.提高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技術及信息化水平

加大對物流系統中各功能要素的技術改造，提高物流運作效率。通過對倉儲、運輸及包裝等的技術改造，降低碳排放，提高運輸效率，優化運輸路線，推動包裝等的可循環利用。加大對物流信息技術的投入，通過信息技術的利用，提高物流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的溝通效率，加大對物流運作的監控，保證綠色化措施的貫徹執行。

6.提高物流企業的組織管理能力

物流企業制定綠色化戰略后需要至上而下組織執行，這對企業的組織管理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一方面，企業要進行頂層設計，由高層任企業綠色化領導小組組長，各個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人參與的企業綠色化領導小組，負責企業的綠色化實施。高層的參與既保證了實施綠色化的資金投入，又能協調各職能部門通力協作，從而保證企業綠色化戰略的順利實施。另一方面，必須對企業職工進行綠色化教育，統一職工思想，減少企業員工的抵觸心理，讓每一個員工參與到綠色化行動中來，從而至下而上推動綠色化的實施。

五、結論

黨的十提出五位一體總布局，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凸顯了我國對生態文明的重視。在新的形勢下，物流企業如何順應經濟形勢的發展要求，克服綠色化的障礙，是每個物流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從本文的初步調查來看，我國物流企業綠色化進程任重而道遠。從增強企業的綠色化意識、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提高企業綠色化的經濟效益、提高物流企業的綠色化技術及信息化水平、提高物流企業的組織管理能力等方面著手，逐步實現物流企業的綠色化發展，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也為企業在未來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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