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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專業選擇性課程 插花藝術 教學實踐
為了深入貫徹落實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堅持以生為本,滿足當今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教育多樣化的需要,2014年11月,浙江省教育廳正式印發《浙江省中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方案》,并發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組織實施。
這次中職課改的最大特色是“以選擇性教育為理念,以多樣化課程建設為抓手,以制度創新為取向”。
為了落實這一方案,同年12月浙江省推出首批34所中職課程改革試點學校,并計劃到2016年在全省中等職業學校全面推行課改。臨海市中等職業學校作為浙江省首批34所中職課程改革試點學校之一,推行了兩年多的課程改革,在推行和實施課改方面有一定研究經驗,而該校的旅游專業作為率先推行選擇性課改的試點專業,在專業的選擇性課程設置與教學的實踐與管理方面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在該校旅游專業選擇性課程開發和實踐特別是取得了很多寶貴經驗,并獲學生很高的認可,其中插花藝術課點贊率最高,本文以此門課為例,談談該門課是如何開展和實施的。
一、插花藝術作為一門選擇性課程,明確本課程的設計背景
近年來,隨著人們審美情趣的提高和酒店行業對插花藝術性的追求,開展插花藝術課程的深入研究和教學已成為旅游教育教學發展的需要。
插花藝術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新學科,它的教學意義就在于提高學生的藝術鑒賞能力,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情趣。它更具有培養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和創造意識,從現實的意義來說學會插花藝術這一門技術,給學生拓寬就業渠道,將來可以從事專業的插花員、花藝師等相關職業。
因此,有必要開設這門課程來了解插花藝術的相關知識。該校旅游專業將插花藝術納入專業選修課程當中。
二、設立插花藝術課程目標
1.知識目標
讓學生了解插花藝術的基礎理論和花材,主要內容包括:認識花材及類別;中國傳統插花藝術與欣賞;了解花語知識;制作絲帶花結。插花藝術的實踐包括L形、三角形、新月形、s形等花型方面。
2.能力目標
用藝術審美的方法自己去設計鮮花造型,教會學生用插花藝術的知識去觀賞身邊的景物,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動手能力;讓學生學會繼續學習和使用相機,學會在平常收集一些鮮花及風景照片等相關資料。
3.態度、價值觀
一門課程的終極目標就是培養學生固定的態度和價值觀。插花藝術課程就是要培養學生的審美思想及情操,使學生感受到大自然植物的美麗,愛護身邊的花草樹木;讓學生學會欣賞他人的藝術成果,熱愛和宣揚我國的旅游資源。
三、插花藝術教材的選編及課時安排
1.選材的原則
精練;有代表性;易于上手;實例穿插;舉一反三。
2.編排的原則
從整體方法到實際各案中的運用,按花型種類順序編排。
3.課時安排
共課36時,每周兩課時,一學期完成該課程。其中第一章插花藝術的基礎理論安排6課時,第二章中國的傳統插花藝術與欣賞安排2課時,第三章花語知識安排2課時,第四章絲帶花結的制作安排2課時,第五章插花藝術的設計與造型實踐安排20課時,第六章考查評價安排4課時。
四、插花藝術課程的實施
1.實施的原則
以學生為中心,旨在培養學生對插花的興趣及動手創造能力。
2.實施的準備
調查和研究學生心理及需求精心編排課程,結合中職學校學生好動手的特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多將理論知識滲透到課堂技能實踐當中,比如花型的研究就讓學生先在紙上畫出來,花藝的發展史和與職業的結合就可以用VCR和PPT方式直觀呈現,教師課前制定好上課的內容及地點、方式。
3.實施的方法
講授、演示及項目教學法與小組合作等相結合,教學中運用大量實訓和直觀教學,以作品攝影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并準備將一部分的課堂設置在校園花壇邊,充分利用校園花木,就地取材創作作品,將課堂學習和網絡學習、第二課堂相結合。
4.課程的考核辦法
由于這是一門專業選修課,學生來源于不同的班級,所以要求學生進行分組,以6人為一小組,每組有正副組長各一名,共同完成大小項目中的某一部分,比如在學習扎結帶當中就可以采用每人扎一個,組長來考核打分。而在花型的塑造中就可以以大組為單位。課前分工準備花材,課中合作完成插花,這樣有益于在上課規定時間內有效率地完成任務并培養團隊合作意識。這是課堂實踐考核的部分,由組長打分和教師打分組成共70分,還有一部分考核是理論部分占30分,包括考核、課堂紀律和課堂發言等情況,兩者結合構成最終的考核成績。這樣的考核突出了對學生動手能力的重視,同時也培養學生的遵紀守規和合作意識。
五、插花藝術教學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對教師的技能要求比較高,但教師缺少深造的平臺插花藝術作為一門技藝,需要教師作為一個專業的花藝師來鉆研,但現實的問題是旅游專業教師都沒有太多機會接受專業的培訓,為了上好這門課程,很多教師從零到一地慢慢學習,先理論再實踐,只能從網絡和書本中求知,很多旅游教師希望能有更多機會參加此課程的培訓和學習。
第二,插花是耗材課程,在經費和材料方面存在很多短。缺插花主要以植物鮮花材料為素材,而鮮花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和季節性,所以每次的插花造型需要準備大量的花材,雖然在課堂中盡量采用較常見和便宜的花材,但也需要花錢去花店采購主要的花種,而且有些花還有很強的季節性而買不到,這就約束了插花課堂的空間。
第三,作為選擇性課程,男女生的比例失調和興趣不一。從這幾年的班級男女生比例來分析,女生選修該門課的比例偏高,占總數的80%,她們選修這門課后學習的興趣很高,動手能力和創造力很強,在學生的期末考核中優秀分基本上是以女生為主。有些男同學選修該門課后,因為興趣點不一樣,比如扎結帶這個環節,有很多男生只能完成基本步驟,不能將絲帶扎得細致而有美感,所以自信心不足,平時也不加強練習,所以在這門課的學習效果和反饋上不太理想。
關鍵詞:耦合模型 旅游 生態 協調性
引言
旅游經濟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的重要選擇。從旅游業發展的特征來看,它極度依賴于當地的環境、資源等要素,因此在各城市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生態環境的優劣將直接影響到一個城市旅游經濟的平穩發展;而旅游經濟的好壞也將制約生態環境的利用率,因此,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對推動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區域經濟與生態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學術界對兩者關系的研究也成為一個熱點,不同學者的研究結論也不盡一致。在國外,Stephen(1992)從自然因素出發研究旅游經濟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并發現旅游經濟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具有雙面性;Wall和Wright(1997)從互動化角度討論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基本關系和影響機制,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國內研究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的文獻也層出不窮,如龐聞、馬耀峰和唐仲霞(2011)采用耦合模型研究了陜西西安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關系;吳耀宇、崔峰(2012)利用協調度評價模型測度了江蘇南京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關系;翁鋼民、韓鎮(2012)則采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研究了河北北戴河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共生發展的關系。
縱觀國內研究可知,學者們研究的側重點在于單一型城市,這雖然細化了研究范圍,但難以表現出結論的綜合性,因此對區域性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綜合協調性進行評價存在必要性。對此,本文選取我國的代表性城市,對這些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的協調性進行實證研究,并提出較為普遍的結論。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評價模型
(一)指標體系構建方法
為了合理地評價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本文根據科學性、完備性和可行性原則,首先選取一定量的評價指標,然后通過專家意見,排除較不合理的指標,從而構建較為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合理性。
(二)指標權重的設定
1.屬性層次模型法確定權重。屬性層次模型法(簡稱AHM)是以層次分析法為基礎,通過求解相對屬性值,得到最終的指標主觀權重。屬性層次模型法是一種無結構決策方法,與一般的層次分析法相比,屬性層次模型法省去了一致性檢驗,因而減少了大量的計算過程,這樣使得評價過程更為簡捷。在已經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屬性層次模型法的步驟如下:
(1)準則層對目標層的權重。首先,根據專家打分,并結合一定的標度方法構建兩兩判斷矩陣A={aij},其中標度法則如表1所示。
得到兩兩判斷矩陣之后,可以確定相對屬性。對于任意元素aij而言,其相對屬性Vij可表示為:
(1)
假定αp =(α1,α2,…,αm)T是第p個準則層對目標層的相對屬性權重,m是準則層的個數,αp關于Vij的表達式如下:
αp=,(p = 1,2,…,m) (2)
(2)因素層指標層的相對權重。假定βj是第i個準則層下面的第j個因素層相對于第i個準則層的權重,根據專家的意見,并參照評價對象的決策者對因素層的重視程度,設定因素層對于準則層的相對權重。這個權重不同于上面準則層對目標層的相對權重αp,αp是通過一定的公式計算得到,而βj則取決于實踐經驗和研究目標。其中,βj標度方法仍同表1。
(3)指標層對因素層的相對權重。假定γp =(γ1,γ2,…,γm)T是第p個指標層對因素層的相對屬性權重,m是指標層的個數,則γp關于Vij的表達式如下:
γp=,(p = 1,2,…,m) (3)
(4)指標層對目標層的合成權重。根據前面準則層對目標層、因素層對準則層、指標層對因素層的相對權重,可以確定指標層對目標層的合成權重。假定δp是第i個準則層的第j個因素層下面第p個指標對目標層的合成屬性權重,那么δp的計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δp=αi×βj×γp ,(i=1,2,…;j=1,2,…;p=1,2,…) (4)
2.熵值模型確定權重。熵值模型確定權重的步驟如下:
(1)對于任意指標數據xij,計算其比重Pij,其中Pij = xij /。
(2)假定第j項指標的熵值為ej,則其表達式為:
ej =-k (5)
其中,k =-1/ lnm。通過數學分析方法可以證明0≤ej≤1,但限于篇幅,這里從略。
(3)根據第j個指標的熵值,計算該指標的差異性系數gj,其中,差異性系數的計算式如下:
gj =1-ej (6)
若差異性系數越大,則表明指標xj在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中的重要性相對越大;反之,則表明其重要性越小。
(4)根據第j個指標的熵值和差異性系數,計算該指標的權重wj,其中,權重的表達式如下:
wj= gj/gj= (1-ej) /(1-ej),(其中,j=1,2,…,n) (7)
3.確定綜合權重。綜合屬性層次模型法和熵值法,確定指標的綜合權重。假定wk是兩種權重方法綜合后的第k個指標的權重,將該綜合權重表示為主觀權重μk與客觀權重ρk的某種線性組合,表達式如下:
wk=αμk +(1 -α)ρk (8)
其中,α是屬性層次模型法權重占綜合權重的比,μk表示屬性層次模型法得到的第k個指標的權重;(1-α)是熵值法權重占綜合權重的比,ρk表示熵值法得到的第k個指標的權重。本文構建以綜合權重與屬性層次模型法權重之間的偏差,和綜合權重與熵值法權重之間偏差的平方和最小值的目標函數:
minz=[(wk-μk)2+(wk-ρk)2] (9)
結合式(8)、(9),可得:
minz={[(α μk +(1-α)ρk )-μk ]2 +[(αμk+(1-α)ρk) -ρk ]2 } (10)
對式(10)求導并令倒數為零,解得α=0.5。將其代入式(8),可得:
wk=0.5μk+0.5ρk (11)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當且僅當主、客觀權重占比都為50%時,綜合權重與主、客觀權重偏差的平方和最小。
(三)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程度的評價模型
假定反映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包含有m個指標:x1,x2,…,xm;反映生態環境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包含n個指標:y1,y2,…,y n,于是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的綜合發展程度分別可表示為:
t(x)=aixi (12)
e(x)=biyi (13)
其中,t(x)表示旅游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e(x)表示生態環境的綜合發展水平,系數ai、bi分別表示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評價指標的權重。根據Konstantions B & Nijkamp P(1996)的研究,構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的模型如下:
C= (14)
其中,C表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度,k表示調節系數(一般k大于等于2)。式(14)即可表述為:在一定的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發展水平(t(x)與e(x)的和固定)下,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綜合水平(t(x)與e(x)的積)達到最大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組合協調的數量關系。顯然,有C∈[0,1],當協調程度越接近1時,說明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越好;但協調度越接近0時,說明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越差。
當然,由上述模型得到的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只能反映初步的協調關系,更進一步,我們需要通過測算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程度,得到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綜合協調程度。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性既能反映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基本協調情況,又能體現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綜合效益水平。耦合模型的表達式如下:
(15)
其中,D表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程度,C表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度,T表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綜合效益,α和β為待定系數。
根據Howarth R B & Norgaad R B(1998)的研究,本文根據耦合程度將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發展協調性劃分為嚴重失調、輕度失調、瀕臨失調、勉強耦合、初步耦合、中等耦合、基本耦合、非常耦合8個等級,每個等級的劃分標準,如表2所示。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評價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整個系統的指標存在較大的量綱差異,因此在評價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性時要對所有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以消除量綱。又由于指標有正負向的情況,所以要對負向指標進行相反處理?;趯W者們的研究,本文對指標數據進行如下處理:
對正向指標的處理方法如下:
xi`=xi / xmax;yi`=yi / ymax (16)
對負向指標的處理方法如下:
xi`=xmin/xi;yi`=ymin / yi (17)
其中,xi、yi分別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相關指標的歸一化數據,xi`、yi`分別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相關指標的原始數據,xmax、ymax分別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相關指標的最大值,xmin、ymin分別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相關指標的最小值。
本文對我國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程度進行評價,考慮到城市的代表性,選取我國4個直轄市和15個副省級市共19個城市的數據為研究樣本,時間跨度為2007-2011年,數據來源為于2008-2012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8-2012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統計年鑒2012》和《中國統計年鑒2012》,部分數據缺失,參閱城市統計信息網對其補足。
(二)指標權重確定
首先,采用屬性層次模型法對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的主觀權重進行賦值;其次,采用熵值法對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的客觀權重進行賦值;最后,根據綜合權重的確定方法,求出各指標的綜合權重。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三)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程度的實證分析
根據式(12)至式(15),對我國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程度進行測算,并按照耦合程度的均值,根據表2進行歸類,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結果可知,19個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程度都高于勉強耦合程度,但不同城市之間的差異也非常明顯,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類:非常耦合型。能達到非常耦合型的城市有深圳和廣州兩個城市,而且尤其是深圳的耦合程度在走下滑趨勢,從2008年開始,深圳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程度都小于其平均水平,因此屬于滯后性協調關系。而廣州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程度在5年期間的波動性較大,2010年達到最高,但2011年又有所下降。因此,這兩個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的形勢也比較嚴峻。
第二類:基本耦合型。這類耦合型城市只有南京一個,且在5年期間呈“U型”曲線變化趨勢,于2008年兩者關系達到最差,但之后又開始好轉,因此,南京應緊握這種好轉的趨勢,繼續發展,力爭不斷向第一類耦合型城市發展。
第三類:中等耦合型。中等耦合型城市包括青島、寧波、天津和沈陽,而且從5年的均值可以看出,雖然這四個城市均達到第三類耦合型程度,但在數值上并沒有充分達到第三類耦合程度的水準,基本都在0.60-0.62之間,屬于剛符合第三類耦合型的城市。從5年的趨勢可知,青島和天津的耦合程度基本呈好轉趨勢,即便寧波在2008年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程度下降,甚至跌至第四類耦合型城市,但隨后不斷好轉,而且一直穩居天津之上。但沈陽的情況就不容樂觀了,在2009年之后就呈下降趨勢,而且2011年跌至第四類耦合型城市,因此該城市必須妥善管理旅游和生態治理,不斷協調兩者可持續發展。
第四類:初步耦合型。初步耦合型城市包括杭州、大連、成都、武漢、上海、廈門、哈爾濱和北京8個城市,而且從5年的均值來看,除杭州外,其余7個城市的均值都小于19個城市的平均水平,可見這些城市的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程度比較低,在城市化進程加速的過程中,雖然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得到一定調節,但矛盾仍十分突出。尤其是上海,其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在走下坡。而對于北京,其耦合關系程度基本在0.5附近徘徊,在2009年甚至低于0.5,變為第五類的勉強耦合型城市。
第五類:勉強耦合型。這類耦合型城市包括重慶、西安、長春和濟南,而且這四個城市在5年期間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程度出現兩種狀況:重慶、長春和濟南的耦合程度有不斷好轉的趨勢,但西安的耦合關系程度卻呈下降趨勢。總體而言,第五類耦合型城市的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屬于滯后型,兩者的矛盾非常突出。
結論
從本文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出,我國19個重要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程度差異非常明顯,這些城市的耦合性發展大致可分為五類,而且有一半左右的城市集中在第四類(初步耦合型),這表明我國重點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并沒有達到良好水平,或者說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才剛剛融合。從城市分布的區域性可知,19個城市中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較差的城市基本分布在北方(重慶除外),可見我國北方旅游經濟發展的生態環境承載水平較差。因此,這些城市在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特別注意處理好與生態環境的協調關系,可選擇將旅游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生態建設中,促進旅游業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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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ll G,Wright C.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utdoor Recreation[R].Ontario: University of Waterloo,1997
3.龐聞,馬耀峰,唐仲霞.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及協調發展研究—以西安市為例[J].西北大學學報,2011(6)
4.吳耀宇,崔峰.南京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關系測度及分析[J].旅游論壇,2012(2)
5.翁鋼民,韓鎮.基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旅游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關系研究[J].生態經濟,2012(9)
關鍵詞 生態旅游經濟;自然生態;社會經濟;關系;二重性
中圖分類號 F59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9)06-0126-05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二重性既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生產、生活、供給、接納、控制和緩沖等各種錯綜復雜的自然生態關系,也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競爭、共生、隸屬、協同、互補等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兩者能否有機統一協調發展,直接決定生態旅游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1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實踐表現
1.1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具體形式
1.1.1 自然生態關系
生態旅游經濟中的自然生態關系主要體現在:第一,生態旅游提供者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提供者是自然生態的開發利用者和保護者――生態旅游企業經濟利益的獲取建立在對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上;生態旅游企業經濟利益的持續有賴于對生態旅游資源的合理保護。自然生態是生態旅游企業發展的自然基礎和現實約束――生態旅游資源的價值為生態旅游企業提供了經濟前提;生態旅游企業的經濟發展必須在生態的承受范圍之內。第二,生態旅游社區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社區是生態旅游資源的有機構成部分――生態旅游社區是“活的自然”,生態旅游社區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生態是生態旅游社區生存、生活和生產的基礎――自然生態為生態旅游社區提供生存的基本條件;自然生態為生態旅游社區創造生活的基本環境;自然生態為生態旅游社區提供生產的物質資料,社區與生態的和諧關系有賴于經濟利益關系的合理化。第三,生態旅游者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者是自然生態的體驗者、參與者和愛護者――生態旅游者通過生態旅游活動獲得對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體驗,放松身心,回歸自然,求得人的發展;生態旅游者的活動給自然生態帶來多重影響;生態旅游者是負責任的旅游者,自覺履行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自然生態是生態旅游者的欣賞客體和承載基礎――生態旅游資源的自然風光和人文價值是吸引生態旅游者的源動力;生態旅游環境的承載力決定了生態旅游者的規模要限制在合理范圍內;生態旅游資源的脆弱性要求生態旅游者嚴格約束自身的旅游行為。第四,生態旅游管理者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管理者要有強烈的生態保護意識,約束生態旅游經濟各微觀主體的行為,維護生態旅游市場的正常秩序,制止開發經營中破壞生態的行為,制定有利于生態旅游發展的政策,加大對生態旅游建設的投入,尤其是有利于生態環境改善和旅游資源保護的資金投入。
1.1.2 社會經濟關系
生態旅游經濟中的社會經濟關系體現在:第一,生態旅游提供者與旅游者之間是互相促進的依存關系,生態旅游者需要借助于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生產過程得以完成生態旅游活動,他們選擇理想的生態旅游景區實現生態體驗,借助旅行社安排合理的生態旅游行程,依靠酒店、交通等服務企業提供生態旅游服務。生態旅游提供者通過生態旅游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獲得生態旅游客源獲取經濟效益,生態旅游者是促使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得到市場實現的重要環節,沒有生態旅游者的認可,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無法體現,生態旅游提供者也不能獲得收益。第二,生態旅游提供者是生態旅游社區發展的扶持者,他們幫助生態旅游社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經濟支持改善社區的落后狀態,還要重視社區對生態旅游經濟活動的參與和分享。生態旅游社區是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社會基礎,社區為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經營提供勞動力,對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經營活動有參與權,社區的支持是生態旅游企業經營得以持續的重要條件。在生態旅游提供者與社區之間,是互相支持的合作關系。第三,生態旅游提供者之間的良性競爭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生態旅游市場秩序,但是一擁而上的“生態”字眼使得生態旅游市場理性缺失,生態旅游提供者們在生態旅游經濟的浮華面前紛紛最大化的放大了自身的經濟目標,使自己成為社會經濟系統中孤立的經濟個體,切斷了自己與自然生態的天然聯系,盲目競爭、產品趨同、低價攬客的現象在市場上時有發生,不僅損害了生態旅游者的正當權益,從長遠看,對自身的發展也極為不利。第四,生態旅游者與生態旅游社區之間是各取所需的和諧關系。生態旅游社區是生態旅游者了解當地文化和接受生態教育的重要渠道,生態旅游者的旅游行為對生態旅游社區的生態有多重影響,既給當地社區帶來新的知識,而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又對社區文化造成沖擊。第五,員工與生態旅游企業之間的關系:員工是企業的人力資本和能動因素;企業是促成員工身心全面發展的平臺。員工與生態旅游者之間的關系:員工直接與生態旅游者接觸,為生態旅游者提供服務,其服務質量直接影響旅游者的體驗水平和所接受的生態教育。此外,生態旅游管理者應該約束和規范生態旅游提供者的行為,積極扶持社區的發展,調查生態旅游市場,了解生態旅游者的需求。
1.2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現實背離
在生態危機背后隱藏的實際是嚴重失衡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生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都逐漸偏離了其本來面貌,經濟關系凌駕于其他關系之上,成為驅動生態旅游經濟發展的唯一要素,經濟關系越來越強勢,其他關系越來越弱化,生態旅游經濟難以為繼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
當地政府與旅游經營者功能角色錯位導致旅游發展失控,政府對外來企業欠約束潛伏著經濟漏損與依附,因此,必須加強政府與旅游經營者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當地政府與社區居民在社區參與上缺乏有效的策略,社區參與在實踐中變形,教育與規劃管理不力導致社區參與非內涵發展;政府對生態旅游市場缺乏研究導致生態旅游地盲目開發,發展理念無法體現生態旅游者的真正需要;旅游經營者和當地居民之間的合作程度有限,經濟漏損難免發生,兩者利益分配失衡孕育旅游地發展危機;旅游經營者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盲目擴大市場規模導致產品供給違背生態原則;游客數量控制與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關系無法協調;生態旅游者和當地居民之間因為價值取向的不同而矛盾重重,當地居民對游客的態度隨既得利益而變化。這
些關系還只是對社會經濟系統內的利益關系的描述,如果再加上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聯,這些利益相關者之間所需要面對和處理的關系將更為復雜。
生態危機的出現其實說明了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危機,說明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中自然生態關系與社會經濟關系出現了割裂與背離,人類將生態旅游經濟系統視為一個孤立的經濟循環,切斷了其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聯系,在封閉的經濟系統內尋求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其結果卻往往事與愿違。導致這一切的現實根源也正是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不協調、不和諧、不可持續。
可見,利益關系的沖突,正在使生態旅游經濟越來越多地出現不和諧的現象,突破利益關系制約的瓶頸,重建和諧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正是解決生態危機的著眼點。
2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本質回歸
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正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不可持續發展危機的經濟根源?,F實的人,既是社會存在物,也是生態存在物,是自然生態屬性和社會經濟屬性的統一。生態旅游經濟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社會生態經濟人的假設上,促進個人與社會、微觀與宏觀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相統一與最優化,在代內公平中,切實保證當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減少。
2.1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的二重性
2.1.1 生態消費者和社會消費者的統一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首先是生態意義上的消費者,需要和自然環境的無生命物質以及自然界的其他生物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獲取營養和能量,保持自己同自然環境的生態循環;無論是生態旅游提供者還是社區與旅游者,都需直接從生態系統攝取必要的物質能量,維持生命的自然生態消費。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也是社會意義上的消費者,即通過經濟系統,向自然界間接的索取物質能量,滿足自身的各種物質和精神消費。生態旅游提供者通過消費生態旅游資源加工生態旅游產品,并在市場上組織銷售;生態旅游社區通過消費自然生態,提供相關服務,完善生態旅游產品的功能;生態旅游者通過消費自然生態,獲得生態體驗。他們以資本、技術、勞動和貨幣等不同形式消費自然生態,參與生態旅游經濟鏈的各個環節,實現生態旅游產品的市場價值,通過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滿足各自不同的需求。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的兩種消費是統一的,只有通過這兩種消費才能再生產自己的身體和勞動力,使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續,也使包括自然生態再生產在內的整個社會再生產運動得以連續不斷地進行下去。兩種消費的統一,在于兩者互為中介:社會經濟的消費以自然生態的消費為中介,自然生態的消費又以社會經濟的消費為中介。因為兩種消費互為中介,所以生態旅游經濟的消費規模應該有一定的限制,不是毫無止境的。
2.1.2 生態生產者和社會生產者的統一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是社會的生產者,通過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調節經濟系統的發展,協調社會經濟系統內部人與社會相互發展的關系,通過生態旅游經濟的發展增加社會財富,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生活水平,帶動社會文明進步,實現改變和發展社會的目的。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也是自然的生產者,生態旅游經濟對自然生態的強烈依賴要求人們促進良性自然生產和健全生態條件生產,通過這種生產調節生態系統的發展,協調自然界內部和人與自然相互發展的關系,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通過資金投入、技術手段和制度創新來建設自然、創造自然財富,實現改變和發展自然的目的。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是社會生產者和生態生產者的統一,符合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也是現代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內在的必然的要求。社會生產以生態生產為前提,也為生態生產提供必要的支持,人不僅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主體作用,在自然生態進化中也具有主導作用,這樣才能使生態生產和社會生產都保持良性循環。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也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人不能只以消費者自居,任意掠奪自然資源,拼命消費自然環境,生態旅游經濟創造財富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態旅游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所以,在生態瓶頸制約日益明顯的今天,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更要承擔作為自然生產者的責任,建設自然和美化自然,使生態資本的總量不致減少。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與經濟的協調,不僅有賴于生態經濟行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生產,還要借助于生態經濟行為主體的自然生態生產,這兩種生產行為是相互促進的。
2.1.3 自然的調控者與共同進化者的統一
在改變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人無論是作為自然存在物還是社會存在物,都不是單純的、被動的消費者,而是對自然生態的建設和調控具有能動性。人對自然的“合理調節”與“共同控制”,目的是克服與防止人與自然的異化關系,克服與防止自然的異化,達到有效保護、全面建設自然、使其與自然界保持和諧統一,實現共同生息與共同進化,實現人與自然公平的互奉關系和平等的伙伴關系。
人作為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的組織者和受托管理人,與自然界是共存共榮的伙伴,通過自覺的有效的調控,建立起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新型協調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同進化與全面發展[2]。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呵護,既是生態系統價值品位的提升,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倫理觀念和道德實踐的質的飛躍,人類尊敬、順應、熱愛自然,改變對旅游資源單方面的掠奪和利用,以呵護生態、珍愛環境、節約資源為原則,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相親相愛、高度和諧;通過呵護環境、珍愛自然、尊重生態,追求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并重,有效避免由于人為的生態破壞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公平和由此引發的矛盾沖突,促成人與人的地域之間和代際之間的和諧。
生態旅游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這種全面發展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全面和諧的基礎之上的。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既以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來直接滿足人的物質生理性需要,也以完美如初、甚至比原初更為美好的生態景觀來供人審美欣賞,滿足人的精神心理性需求,使人們心境得以調適,心情得以愉悅,心靈得以凈化,襟懷得以開朗,情操得以陶冶,境界得以升華,從而促進心理健康,促進人性的豐富、人格的完善,促進身與心的和諧[3]。
2.2 生態旅游經濟過程的二重性
2.2.1 生態旅游產品是自然生態與經濟社會的統一體
生態旅游產品中凝結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其價值源泉,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生態旅游產品的使用價值是人類勞動和自然物質相結合的產物,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勞動活動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質,為滿足某種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務的。構成生態旅游產品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就是自然生態因素。
生態旅游產品的交換雖然是按照價值來進行的,可以不考慮其使用價值,或者說只需要考慮其社會規定性方面而不考慮其自然規定性。然而,沒有這種自然生態關系,就沒有使用價值,價值的物質基礎就沒有,生態旅游產品就不能成其為商品。如果只強調生態旅游產品的自然生態關系,而看不到它的社會經濟關系,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就無法實現。
2.2.2 生產生態旅游產品的勞動兼具自然生態屬性和社會經濟屬性
生態旅游產品在市場上表現出多種多樣的形態,隨著生態旅游經濟的發展,推出的生態旅游產品類型還在不斷增加,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具體勞動是生態旅游產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和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是抽象勞動的自然基礎,反映著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生態關系,是勞動的自然生態屬性。不同的具體勞動創造不同的使用價值,是不同質的。抽象勞動是生態旅游產品價值的源泉和創造者,體現了生產者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是勞動的社會經濟屬性;抽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是同質異量的。生產生態旅游產品的勞動是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統一,兼具自然生態屬性和社會經濟屬性。
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反映了商品生產社會所特有的生產關系,是在物的外殼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抽象勞動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所采取的一種特殊社會形式,體現了生產者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它與具體勞動體現著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自然關系的有機統一,說明了生產生態旅游產品的勞動的生態經濟實質。
2.2.3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是自然生態過程與社會經濟過程的內在統一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需要依靠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自然生態因素對于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形成具有強大作用,說明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過程首先是一個自然過程。與此同時,生態旅游產品還需要在一定人與人結成的社會關系下,從事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完成對“吃住行游購娛”等六大要素的生產,這又是一個社會經濟過程。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過程,不僅需要自然物質與自然物質之間的物質變換,也需要自然物質和經濟物質之間的物質變換;不僅是單純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自然過程,同時也是價值形成與增殖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有物質改變的自然生態過程,也有價值形成、增殖的社會經濟過程;既是經濟物質不斷形成和增加的自然過程,又是價值不斷形成和增殖的過程。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作為改變自然物質的過程,是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基礎的自然生產過程;作為價值形成與增殖的過程,是以人與人關系為基礎的一定社會經濟形式的生產過程。所以,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過程是自然生態過程和社會經濟過程交織在一起的生態經濟過程。
3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協調統一
變形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代表了生態旅游經濟不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經濟關系,在對失調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繼續修正的基礎上,變革傳統經濟學的發展觀,以生態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為平臺,可以還原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理想狀態,即人與自然和諧、生態與經濟協調、自然生態關系與社會經濟關系統一的理想狀態。為代表的生態旅游經濟利益主體構成社會經濟系統,他們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然生態關系以及自身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交織在一起,形成生態經濟關系。
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態旅游提供者、社區、政府和旅游者等利益主體他們既存在于自然生態系統中,又生活于社會經濟系統中;他們既與自然生態發生著開發、利用、保護、投入、儲存等關系,又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彼此之間發生著合作、競爭、參與、分享、互補等關系;他們既是社會經濟關系的主體,也是自然生態關系的主體;交錯的社會經濟關系和自然生態關系形成了生態旅游經濟關系,割裂其中任何一種關系,生態旅游經濟關系鏈條都有可能斷裂失衡,甚至威脅到生態旅游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行。因此,和諧統一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是消除生態危機的途徑,是生態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只有充分的認識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二重性,并將其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在協調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基礎上重新構建生態旅游經濟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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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公共產品 定價機制 二級市場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季節性是旅游產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對景區生態環境和游客感應環境及旅游經濟效益產生了很大影響。當前國內研究主要關注旅游季節性的特征、成因、影響、對策等方面。也有學者建立博弈模型、定價模型對季節性進行分析,但都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景區門票定價的可行方案。
在我國,旅游旺季景區資源的稀缺性是客觀存在的。對于具有公共屬性的景區來說,其所提供的服務數量有限。在當前旅游供需嚴重失衡條件下,由于對環境生態承載力的忽視,使得旅游景區過多的關注于游客數量和消費水平,而不是關注旅游產品和服務質量的提升,景區的管理與運營進入惡性循環,最終的結果是,旅游消費者消費體檢價值下降,強化了其對由于景區門票定價合理性的質疑,滿意度下降。對于旅游景區來說,接待能力的不足,導致其侵占綠地植被,破壞自然景觀:旅游污染物的產出量超出了旅游地生態系統的凈化與吸納能力,致使旅游資源和環境退化,唯一的回報就是獲得一點經濟利益,付出的卻是重創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慘痛代價。近幾年中,門票收入在景區營業收入中的比重居高不下,景區接待游客的數量屢創新高,如表-1所示。提高門票價格來控制客流的措施在現實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公眾輿論壓力下的漲價行為屢屢被看成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并且實踐調查發現,門票收入中用于環境保護的比重又微乎其微,這又加劇了外界對景區門票漲價動機的質疑。
目前,國內景區價格制定基本形成了中央定價、地方定價和政府調控下的企業自行定價三級并存的定價管理體制。由于旅游景區價格涉及的內容廣泛,制約因素復雜,在價格制定方法、機制等方面還存在諸多爭議。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爭議,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供求被人為的割裂,旅游活動過程中旅游消費者“被漲價”了,沒有任何參與定價的渠道,對于景區門票價格確定上沒有任何發言權,所謂的消費者聽證會也不過是流于形式,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旅游景區產權自然壟斷的前提下,消費者只能被動接受景區給出的任何價格。消費者用貨幣選票投票的權利在巨大的需求規模下已經無法發揮其功能。
二、景區門票定價亂象的機理分析
景區商品交易是產權的交易,有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有什么樣的交易行為。因此,我國現存的自然文化遺產景區的產權制度安排及其衍生的管理體制是導致遺產景區門票價格定價誤區的根本原因之一。為徹底厘清旅游產業的產權關系,本文將旅游景區包含的產業內容劃分為休閑產業、游覽觀光產業、配套支持產業。休閑產業和配套支持產業,屬于市場經濟范疇,利用市場方式進行資源的配置與調節便可以達到最優,而游覽觀光的產業內容――(自然與人文)景區資源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屬性,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手段加以開發、利用。
顯然,正是由于產權公有屬性以及經營目標的復雜性導致旅游景區在使用價格機制等市場手段調節供需時的遮遮掩掩,進而導致了包括價格機制在內的市場機制的無所作為。稍加分析便可以理解當前關于旅游景區門票價格機制爭議的諸多困惑(如圖-1所示):一方面,旅游景區供給主體模糊不清(游客本身作為合法公民也是旅游景區所有者的一個組成部分),需求主體無法參與,門票收入支出信息不公開,旅游消費者所獲效用與所支付的貨幣成本之間被完全割裂開來,公眾出現質疑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旅游景區類型的多樣性(如,旅游、科研、宗教、軍事等)、經營目標的多樣性(經濟目標、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等)以及業態多樣性(景區包括了公共屬和私營業務等多種業態)也是導致旅游景區門票定價機制爭議的重要原因,并且進一步導致價格機制在調控旅游淡旺季客流過程中的失靈。
圖-1 旅游景區門票定價機理分析
綜上所述,在旅游景區門票定價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市場與政府規制的雙重失靈,價格機制、評級制度以及政府的管理體制已經無法保障旅游景區的安全、平穩運營和可持續發展。
三、構建旅游景區門票定價機制體系――旅游景區門票的二級市場模型
根據當前旅游景區的產權特點和旅游景區經營的多重目標要求,本文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中一種重要體制安排――二級市場定價模型,并構建了旅游景區門票定價二級市場模型(如圖-2所示)。
本模型的主要功能在于為旅游景區門票定價提供一個能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平臺,保證市場機制在調控供給和需求的有效性,并且同時能夠兼顧旅游景區公有屬性所要求的公平、公正性。
旅游景區門票定價二級市場模型的構建流程如圖2所示:
首先,由政府建立專門的旅游景區經營管理審核機構,明確相應的審核指標體系,對于具有公共屬性的旅游景區環境承載力、接待設施容量、交通容量等諸多指標進行準確核算,確定景區的接待量,也即是旅游景區可以發行門票數量。在此基礎上,根據景區經營成本和收益、運行情況等指標確定景區門票的發行價格、發行周期等。同時,旅游景區建立網站滾動旅游門票的相關信息。
其次,建立景區門票一級市場平臺,該市場指的是門票發行市場,在這個市場上門票承銷商(例如,旅行社、航空公司、酒店等旅游企業)可以認購政府部門核準景區發行的門票。通過一級市場,景區籌措到景區運營、環境維護等所需的資金,而承銷單位或個人可以獲得景區的門票,并且收益和風險自擔。每一個景區接待總量均按照全國行政區域劃分分配門票承銷數量。盡量保證旅游景區門票發行在全國發行時的區域均衡與公平(例如,可以通過人口規模確定各區域的門票數量),門票一旦售出,只能通過二級市場自由買賣流通,發行單位不提供退票服務。
再次,建立相應的門票流通二級市場平臺,二級市場指的是門票流通市場,是一級市場所發行的門票進行自由市場交易的場所。游客有自由購買和銷售的權利,溢價折價完全由市場決定。
最后,針對國際旅游市場,加大宣傳,采用統一信息平臺以及國內門票二級市場接入服務,保證國外游客可以順利的通過二級市場獲得所需的景區門票。同時,建立相關跨境發行平臺,接受國外景區的加入,形成聯盟,逐步走向全球化合作模式。
四、旅游景區門票定價二級市場模型的意義
具體來說,旅游門票二級市場定價機制的意義有以下幾個方面:
1、 消除旅游旺季接待壓力:將緩解我國旅游景區游客井噴造成的諸多負面效應:景區超負荷接待導致旅游資源和各種設施的過度損壞;交通擁堵,航班、車次、汽運高度緊張,安全事故增多;供求關系的變化,導致景區休閑、支持配套產品價格的暴漲;接待量劇增,使服務質量下滑,消費者利益受損;投訴率的提高,迫使許多旅行社人為壓縮業務量等。
2、平衡游客分布結構:有助于平衡旅游熱點、旅游溫點、旅游冷點的游客接待,利用價格使得游客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分布合理化。
3、二級市場定價機制可優化收入分配:對于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說,旅游消費在某種程度上屬于奢侈品,可以利用其消費價格優化收入分配,減小我國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
4、二級市場機制透明的自由交易定價,消除了社會各界對景區門票漲價的質疑,有利于行業的社會認可度和接受程度,提高信譽。
5、由旅游景區經營評估機構確定的門票發行數量,可以徹底控制景區游客接待數量,對景區環境治理和恢復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防止旅游景區的相關企業以實現短期經濟利益而損害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一級市場采取的區域平衡措施可以充分反映景區的公共產權屬性。
五、結論
旅游景區二級市場定價模式,將旅游景區的公共產品屬性與市場機制很好地隔離開來,即保證公共資源的公平原則,又能保證旅游門票在旅游產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調節作用。一級市場采取公共產品的定價模式,完全根據其成本確定其價格,但此時價格沒有考慮市場需求,所以在此基礎上利用二級市場,完全由市場機制確定其最終價格。該定價模式首先可以準確獲得旅游景區的客流量數據,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極大的避免了旺季旅游景區資源的過度使用,造成的環境破壞、交通堵塞以及其他的經濟及社會成本。其次,通過市場機制確定旅游景區這一具有公共屬性的稀缺資源的最終消費者。最后,該種定價模式對旅游淡季的需求也存在一定的提升,在旺季被抑制的旅游需求會在旅游淡季得到釋放,可以消除旅游淡旺季的巨大差異。
[基金項目] 本研究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2AJY008)和2012安徽省省級優秀青年人才基金項目(2012SQRW239)資助。
(作者:黃和平,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安徽工商職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產業經濟;劉穎,安徽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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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從業者; 旅游環境認知; 典范對應分析方法; 生態旅游
0引言
旅游環境是生態旅游發展的重要載體,是旅游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楊桂華,等,2010)。隨著旅游環境問題的不斷涌現,旅游環境影響、旅游環境承載力等熱點問題逐漸吸引了學術界的關注。旅游環境質量的優劣與旅游者、政府、社區居民以及旅游開發者和經營管理者等利益主體密切相關。包括旅游從業者在內的任何一個旅游利益相關者在旅游過程中都可能對旅游環境帶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其中,旅游環境認知是制約旅游行為的基本因素。旅游環境認知是指對旅游環境的認識和感知程度,在本文中僅指對旅游自然環境的認知,具體包括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對旅游環境解說的認識、對旅游環境現狀的感知以及對旅游環境管理傾向的態度4方面。旅游從業者作為一類特殊的職業群體,他們往往只單純地追求旅游經濟效益,而忽視旅游的負面影響,他們的旅游環境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受其自身潛在的環境認知水平的制約。因此探討旅游從業者對旅游環境的認知水平,對于加強景區從業者的環境管理具有實踐意義。
目前國內外關于旅游從業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參與旅游業的程度、旅游收入、流入動因和旅游影響認知等方面。Tosun(2000)分析了限制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因素。Zhang和Lei(2012)從社區居民參與意向、環境知識,對生態旅游的態度和旅游景觀的吸引力四方面,構建了一個參與生態旅游的結構模式。Nyaupane等(2006)研究發現,當地人參與旅游業的程度和游客數量或類型對旅游經濟漏損、社區控制和社會經濟的不公平性都有明顯影響。徐建英等(2008)通過對旅游從業者的來源地、收入分布和職業特征的分析,探討了臥龍自然保護區旅游發展的有效性。對于流入動因,Edith和Michael(1999)構建了旅游從業者流入動因量表,并從微觀層面分析了其流入的動因。Edith等(2003)、Nicole和Rick(2007)分別對英國Somerset和Coventry以及加拿大Vancouver Island的旅游從業者流入動因進行了實證研究。楊釗和陸林(2006)以九華山景區為例對旅游勞工職業轉換的動力進行了實證分析。對于旅游影響的認知研究,更多的研究是從社區居民的角度來分析旅游的經濟影響、社會影響和環境影響(Andereck,Vogt,2000;Ap,1992;Brunt,Courtney,1999;Teye,et al.,2002),很少是從旅游從業者的角度來展開(程占紅,等,2008)。目前尚未見關于旅游從業者對旅游環境認知水平的相關研究。
蘆芽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山西省寧武縣境內,
主要保護褐馬雞及其棲息的溫帶森林植被類型,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其生態環境狀況關系著汾河水文變化和山西經濟社會的發展。伴隨旅游業的發展,旅游從業者也愈來愈多。本文以蘆芽山自然保護區為例,在使用雙向指示種分析方法對旅游從業者進行分類的基礎上,利用典范對應分析方法,研究旅游從業者在旅游環境認知方面的特征差異,研究結果對加強景區環境管理具有指導意義。
1研究方法
1.1問卷調查
2010年8月,項目組在山西省寧武縣西馬坊村、蘆芽山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和旅游活動集中區域冰口洼一帶,采用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對旅游從業者的旅游環境認知狀況進行了調查。共發放8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64份,回收率80%。問卷調查的原則是:首先,取樣對象僅限當地的旅游從業者;其次,從正在經營的旅游企業或者旅游經營個體戶,每家隨機抽取1名旅游從業者填寫問卷。
因此1份問卷其實代表1個旅游經營實體。調查項目涉及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和旅游環境認知共37項指標,其中,旅游環境認知指標包括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對環境解說的認識、對旅游環境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旅游環境管理傾向的認識四方面。1項指標代表1個旅游環境觀點,分為5個等級,以同意程度來分級。
1.2研究方法
旅游從業者的屬性特征指性別(sex,S)、年齡(age,A)、文化程度(the educated degree,ED)、工作性質(work attribute,WA)、工作年限(work time,WT)、月收入(income,I)和收入來源結構(the income framework,IF),其計量方式見表1。對于37項指標表達的觀點,回答項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確定、同意和非常同意5個等級,分別賦值1、2、3、4、5。
典范對應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是一種限定排序方法(張金屯,2004),其排序坐標值的計算不僅依賴于樣本對旅游環境認知的數據,而且也依賴于樣本的屬性特征數據,因而其計算結果能反映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能同時給出樣本和屬性特征的坐標值,這樣樣本和屬性特征就可以同時表示在排序圖中,結果直觀簡單,能夠更好地表達樣本類型與其屬性特征之間的關系。本文把64個樣本的7個屬性特征和對37項指標的調查值分別組成64×7維、64×37維的兩組數據矩陣,在使用雙向指示種分析方法(TwoWay Indicator Species Analysis,TWINSPAN)對樣本類型進行劃分的基礎上,利用CCA方法,研究旅游從業者對旅游環境的認知水平與其屬性特征之間的關系。
2結果與分析
2.1TWINSPAN分類
TWINSPAN作為一種等級分類方法,是以相互平均排序軸作為分類的基礎(張金屯,2004),能夠同時完成對樣本和屬性特征的分類。在本研究中,它把所有樣本劃分為5組(見圖1),Ⅰ組包括樣本3,4,6,7,8,9,11,12,13,16,17,21,25,27,29,34,42,45,51,54和58;Ⅱ組包括樣本18,19,22,23,24,31,33,37,38,39,40,41,46,48,50,55,57和59;Ⅲ組包括樣本1,2,5,14,32,35和36;Ⅳ組包括樣本26,28,30,43,44,52,56和60;Ⅴ組包括樣本10,15,20,47,49,53,61,62,63和64。在TWINSPAN劃分中,指示因子對于識別樣本特征極為重要。在本研究中,起關鍵指示作用的指標有1、2、3、6、15、17、18、20、21、23和25(見表2)。
圖164個樣本的TWINSPAN分類圖
結合表2(5組類型樣本對37項指標的認知)以及在每次劃分中起關鍵指示作用的各指標的特征,可以總結各類型的相關特征。Ⅴ組屬于嚴格保護型,他們關心自然,否定人類中心論,提倡限制性地旅游開發,擔心和憂慮旅游環境發展現狀,強調嚴格管理和自覺投入環保行動。Ⅰ組和Ⅱ組都認為旅游生態影響不嚴重,能夠容忍各種旅游影響因素,積極倡導旅游開發,都屬于開發型;但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Ⅰ組持人類中心論,Ⅱ組持協調論,二者的積極性顯然有所不同。因此,Ⅰ組是積極開發型,Ⅱ組是次積極開發型。有趣的是,Ⅱ組在思想上持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論,但是對于旅游環境的管理,卻不倡導分區開發和對相關旅游活動進行限制,自覺性也有待提高。由此推知,Ⅱ組所堅持的協調論不徹底,僅停留在表面,是偶爾協調型或者叫消極協調型。Ⅲ組在認知傾向上表現出兩方面的矛盾性,其一,他們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堅持人類中心論,但是在旅游發展上卻倡導限制性地進行旅游開發;其二,他們對旅游環境發展現狀較為憂慮,但在旅游環境管理上卻反對限制旅游活動,不愿自覺投入環保行動中來。由此推知,Ⅲ組一方面堅持旅游環境保護,另一方面又堅持旅游開發,且不愿為環保付諸行動,兼有兩面性,屬于典型的偶爾保護型。Ⅳ組堅持人與自然協調論的觀點,倡導旅游開發,能容忍各種旅游干擾因素,但同時也對旅游環境現狀較為憂慮,主張限制相關旅游活動,強調較為嚴格的管理和自覺的環保行動。由此推知,Ⅳ組為了兼顧旅游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愿意采取各種積極的協調行動,屬于積極協調型。
2.2CCA排序
由圖2可知,不僅5組類型的樣本均集中分布在一定的空間區域,而且7個屬性特征因子在排序圖中也都有自己的分布態勢。其中,每個屬性特征因子的箭頭連線的長短表示樣本類型的分布與該屬性特征關系的大小,如文化程度對樣本類型的影響明顯大于收入水平。箭頭連線與排序軸的角度表明與該屬性特征與排序軸相關性的大小,比如,工作性質距第一排序軸(以下簡稱“第一軸”)近,說明它對第一軸的影響遠大于對第二排序軸(以下簡稱“第二軸”)的影響,而文化程度與兩個排序軸的角度接近,說明它對兩個排序軸的作用近乎相等。箭頭所處的象限,表示該屬性特征與排序軸的正負相關性。由此可知,CCA排序圖可以直觀地反映不同類型與其屬性特征之間的關系。
對于不同類型與屬性特征之間的關系,也可以通過各屬性特征與排序軸之間的典范系數和相關系數來表示(見表3)。由表3可知,第一軸與工作屬性、收入來源結構和文化程度有較高的負相關性,與年齡有一定的正相關性,從左到右,旅游從業者在工作性質上逐步與旅游行業管理密切相關,即由其他部門管理人員向出售地方特產的當地居民、旅游業經營者和景區行政管理者逐步過渡,在收入來源上趨于與旅游業的關系逐步緊密,在文化程度上則逐漸降低,在年齡上趨于增大。第二軸與文化程度有較大的正相關性,與性別有一定的負相關性,從下到上,旅游從業者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性別趨于男性化。在各種屬性特征的綜合作用下,5組類型從右到左由積極開發型向次積極開發型、偶爾保護型、積極協調型和嚴格保護型逐步過渡。
圖3是TWINSPAN分類中起指示作用的、衡量旅游環境認知的11個關鍵性指標的CCA排序圖??梢钥闯?,各關鍵性指標的空間分布與以其為指示特征的樣本類型有高度的吻合性。例如,指標2、3、6位于排序圖的右側,代表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倡導資源開發而漠視環境的觀點,這與積極開發型的Ⅰ組、次積極開發型的Ⅱ組和偶爾保護型的Ⅲ組在空間分布上有一定的吻合性。指標15、18、20位于排序圖左上側,代表對自然環境的強烈關注,這與嚴格保護型的Ⅴ組和積極協調型的Ⅳ組的位置有很強的相似性。由此說明這些反映旅游環境認知水平的關鍵性指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樣本類型的分布格局。
3討論與結論
3.1討論
在方法上,CCA作為一種限定的排序方法,其關鍵在于能把樣本對于旅游環境的認知水平與其自身的屬性特征緊密結合,因而在其結果圖中能直觀簡單地以箭頭連線的方式表達樣本類型與其屬性特征之間的關系。這一點是除趨勢對應分析方法(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DCA)所不及的。但是CCA分析結果具有顯著的“弓形效應”(張金屯,2004),這是因為它的第二排序軸往往是第一排序軸的二次變形,使得樣本在第二排序軸上的坐標值受到影響,從而樣本的分布就會產生“弓形”扭曲,例如,本研究中的Ⅱ組、Ⅲ組和Ⅳ組的分布就受到這一影響,因而近乎平行地分布于第一軸的兩側。
在案例地選擇上,蘆芽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作為山西的母親河汾河的關鍵水源涵養地和國家級珍稀瀕危保護動物褐馬雞的主要棲息地,其生態旅游活動的開展對于自然環境的影響具有潛在的生態風險,本文選擇蘆芽山作為研究對象,其現實意義不言而喻。同時,由于取樣時排除了外來的旅游從業者,并且在每個旅游從業者單位中僅取一個樣本,因而問卷調查的數量不是很多。
但是,因為蘆芽山自然保護區的旅游發展規模和游客量不及其他傳統旅游目的地大,旅游從業者的數量比其他成熟的旅游地要少
很多,取樣已經涵蓋了大部分本地旅游從業者
。從這一角度講,本文其實是對一個生態旅游目的地在發展初期時旅游從業者對旅游環境認知水平的詳細分析,與其他的研究對象相比,具有一定的獨特視角和代表意義。
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和有效機制。本文以當地的旅游從業者為例研究其對旅游環境的認知水平,實際上就是對社區參與旅游環境保護與管理的一個檢驗,有其研究的代表性。對于旅游從業者的管理,結合研究結果可以從如下三方面展開。
(1) 加強教育培訓。Ⅳ組從業者是自然保護區管理者追求的類型;Ⅴ組作為嚴格保護型,需要對其進行關于生態旅游發展的教育和培訓,使其在保護自然環境的同時能夠積極支持生態旅游業;對于Ⅰ組、Ⅱ組和Ⅲ組從業者類型,則需要對其進行相應的環境教育,使其牢固樹立維持自然保護區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其旅游從業行為的基本前提的觀念。
(2) 提升生態旅游發展水平,創造更多的參與機會,切實提高從業者的旅游經濟效益。社區居民是保護自然環境的強大動力,而經濟利益則是促使其參與環境保護的重要原因,為此,蘆芽山自然保護區一方面應采取各種措施,提升生態旅游發展水平,為社區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應規范旅游從業者的經營行為,維持良好的旅游市場秩序,切實提高從業者的旅游經濟效益。
(3) 加強環境監管。自然保護區的首要任務是保護自然資源,提倡適度發展生態旅游。因此,對于各種包括旅游從業行為在內的人為活動,都應該嚴格遵循國家有關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條例。同時,鑒于Ⅰ組、Ⅱ組和Ⅲ組從業者的環境認知水平較低,應加強對從業者從業行為和從業單位的環境監測和相應的環境評估,以便適時調控。
3.2結論
本文的研究主要結論有:(1)TWINSPAN將所有樣本分為積極開發型、次積極開發型、偶爾保護型、積極協調型和嚴格保護型5種類型;(2)CCA排序圖能更直觀地反映樣本類型與其屬性特征之間的關系,第一軸主要反映工作屬性、收入來源結構和文化程度的變化,第二軸主要反映文化程度和性別的變化;(3)表征旅游環境認知水平的關鍵性指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樣本類型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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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旅游業存在的問題
我國旅游體驗的理論研究起步很晚,是在體驗經濟從西方引入中國之后才開始的。目前我國對于旅游體驗的研究是以產品、服務和營銷為中心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旅游業的發展。但是我們的研究沒有從細節出發,而在旅游過程中一些小細節上的感動往往能夠觸動消費者,給旅游者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雖然我們已經開始注意到旅游的本質不在于表面上的經濟屬性,而更應該注重旅游者的體驗。但是多數學者還是注重于個體化的研究,局限在旅游產業的概念內,沒有對旅游體驗的整體性產生足夠的認識。人們對旅游業發展的研究和對旅游的本質思考沒有統一,反而自相矛盾。旅游的根本屬性是人們的一種精神文化活動,在這一活動中,人們體驗著文化塑造的真實性。注重旅游體驗的文化真實性思考,才是我國旅游體驗發展走出困境的重要條件。
我國學者之所以在旅游發展的研究上大多出現偏差,因為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旅游產業,在產生之初就受著經濟上的功利性影響。各級政府只關注當地的旅游能否產生可觀的經濟效益,能否帶動四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這樣的功利性思想影響了學術界中學者們的研究,過分加重人們對旅游的經濟屬性的認識,認為是一種可以通過經營變現的經濟產業。在近幾代人的旅游學研究中都沿承著這樣的認識。在改革開放過后西方旅游業的先進思想推動了我國旅游研究的發展,但由于歷史的原因,仍無法完全的擺脫旅游業中的經濟功利心,對于旅游學的研究還只是照搬經濟學的思路。我國旅游體驗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源于此。
二、體驗經濟提出的意義
在《體驗經濟》一書中,作者用不同年代下母親為女兒過生日的方式,敘述了不同經濟時代的消費特征。農業經濟時期母親用自己農場的面粉做蛋糕,工業經濟時期母親在商店購買面粉回家自己做蛋糕,服務經濟時期母親通過蛋糕店直接定做自己想要的蛋糕,而在體驗經濟時期,母親直接將女兒的生日聚會完全承包給第三方,第三方為女兒的生日提供一條龍的服務。這四個經濟時期是人類社會消費觀念的演化過程。體驗經濟是建立在前三個經濟已經發展成熟的基礎之上的。體驗經濟是從服務經濟中提煉出來的,它們有相似之處,但更有本質上的不同,服務經濟注重的是個體小范圍的服務,體驗經濟比服務經濟更加全面的涵蓋到每一個細節,為消費者全面考慮,即便是消費者自己沒有考慮到的。
三、我國旅游業在體驗經濟下的發展研究
1.產品主題化、消費參與化
許多學者已經依據派恩和吉爾摩提出的體驗經濟理論,認為我國各旅游區應該注重差異化原則,強調自身的個性化。景區根據自身的特點,確定自己的主題,給予游客感官上的個性刺激,通過強化主體印象,向消費者提供能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紀念品等。在消費者體驗旅游產品過程時,能夠融入到景區營造的氛圍中,這是旅游景區通過強調整體的體驗給予消費者的感受。旅游的本質是一項體驗文化活動,旅游景區為旅游消費者提供一個參與體驗的舞臺,旅游產品的開發設計強調旅游產品的消費者參與性,注重與消費者的互動。
2.服務情感化
旅游區員工的服務質量是影響游客旅游體驗的重要因素,做好旅游產品的解說、游客的管理,在一些容易影響游客體驗的地方加強管理,比如游客排隊的秩序管理。用心設計每一個環節,內容經營、視覺感受、營銷理念、管理方式、景區文化五大方面重視個性化的員工服務意識培養。利用旅游者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式,比如網絡社區、手機軟件等加強與消費者的溝通互動。加強消費者對旅游產品的感知認同,與消費者產生情感上的共鳴,激發其參與認清。同時也為潛在消費者的發覺培養提供途徑。
[關鍵詞]遺產;遺產旅游;雙重屬性;內生矛盾;理論框架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1)09-0090-07
1、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作為新旅游(newtourism)或替代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的主要形式之一,遺產旅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長足發展,遺產已成為目前超過40%的國際旅行中的核心要素。隨著遺產旅游的發展,如何正確認識和合理處理遺產旅游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和矛盾,諸如商業化、真實性、社區參與以及少數族群的利益表達等,成為遺產旅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旅游學刊》2010年專門針對文化遺產與旅游產品的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近年來,西方學者逐步認識到,需要跳出諸多矛盾的繁雜表象,對其本質和根源進行理論化的歸納。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紀末以來表現得日益明顯。首先,學者們重新審視了在遺產產業迅猛發展背景下,遺產概念的拓展以及遺產與歷史的關系等議題,得出了遺產價值性和選擇性的本質特征。其次,1997年,李希特(Richter)率先提出遺產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將諸多矛盾的日益凸顯歸因于在新形勢下利益主體之間的政治關系的復雜化和持續嬗變。2003年,文化學者皮克漢姆(Peckham)進一步指出,利益主體對“遺產作者權”(authorship of heritage)的爭奪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在具體實踐中,利益主體在“利用什么遺產”和“如何利用遺產”的問題上,始終處在一個動態的沖突與妥協進程中,從而外化表現為諸多不同的矛盾形式。地理學家格拉漢姆(Graham)、艾希沃斯(Ashworth)和滕布里奇(Tunbridge)提出了“遺產的雙重屬性”(the duality of heritage)和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論(the intrinsic eontestation of heritagetourism)。他們認為,遺產具有先天的經濟和文化的雙重屬性;基于這一內在特性,作為遺產利用方式之一的遺產旅游必然孕育了諸多矛盾。
圍繞上述研究主線,本文將從“什么是遺產”的基本問題出發,嘗試對西方學術界對于上述理論問題的探索過程和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以期為國內遺產旅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理論視角。
2、什么是“遺產”
關于“什么是遺產”,字面定義和技術定義是最基礎和常見的兩種方式。從字面意思而言,“遺產”是有價值、被前人遺留下來的遺存或財富。對遺產的價值性和歷史性的認可反映在自始以來兩條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遺產研究主線中。首先,在文藝復興早期,建筑、藝術品以及各類歷史紀念物等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激起了考古學家、建筑師和文化學者等的濃厚興趣。其次,19世紀后期,國家公園體系在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逐步建立,標志著人類對于能夠顯示地球久遠歷史的地質、生物和其他自然過程及結果的自然要素、環境和區域等自然遺產的重視。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遺產的文化意義同樣得到認可。例如,馬森(Mason)認為,壯麗的自然景觀能夠激發國民的國家榮譽感和自豪感,是美國國家公園體系建立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在遺產的技術性定義中,UNESCO在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給出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得到廣泛應用。
在實踐中,“遺產”從來不是一個封閉和靜態的概念,其內涵在不斷拓展。近30年來,在遺產商業化的強勁推動下,遺產內涵的拓展日益顯著,被厄里(Urry)看成是“歷史多元化和現時化”(pluralisationand contemporarisation of history)的具體表現。首先,斯沃布魯克(Swarbrooke)指出,年代是否久遠已不再是判斷遺產價值的必要標準。其次,遺產內容體系得到擴展。不僅是那些精妙絕倫的、雄偉壯觀的歷史對象,包括那些歷史上平平常常的,甚至是低等卑微的(例如古老的礦井、農舍和民間小鎮)都被納入遺產的范疇。再次,以UNESC01989年公布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書》、2001年《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2002年《伊斯坦布爾宣言》為標志,非物質遺產逐步得到普遍重視。時至今日,“遺產”已是一個包含多組要素的概念體系:物質的與非物質的、自然的與文化的、精英的與大眾的以及個人的與群體的等。
在“什么是遺產”的討論中,遺產與歷史的關系始終是一個關鍵論題,可分為對立論、功能論和折衷論3種觀點。首先,持有對立論觀點的學者較多,以賀維森(Hewison)、約翰森(Johnson)、布雷特(Brett)和厄里等為代表,認為“遺產”是虛假的、具有欺騙性和沙文主義色彩的“歷史”,沒有呈現真實的、經得起專業考證的“歷史”,而是選擇性地提供了一個浪漫主義視角。代表性論點包括:真實性的缺失是遺產商業化后的先天性特征;遺產產業無法像歷史學家一樣準確處理歷史年代表;當今的遺產呈現的是一個西方中心主義和精英主義視角下的歷史等。其次,持有功能論的學者以普倫蒂斯(Prentice)為代表,他們不贊成將遺產和歷史斷然對立起來,認為遺產與歷史都具有橋梁作用,能將現代人與過去連接起來,只是方式與效果有所區別而已。近年來,折中主義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這種觀點既認同遺產與歷史不可割裂的內在聯系,又承認遺產與歷史的本質區別。例如,洛文塔爾(Lowenthal)認為遺產不是歷史;遺產不是對歷史的探索而是頌揚;不是希望呈現過去究竟發生了什么,而是基于現時目的的一種信念表白。提莫斯(Timonthy)和波耶德(Boyd)認為,“遺產”最恰當的定義是“對歷史的現時利用”。奧爾森(Olsen)和提莫斯總結性地提出,遺產的本質是基于現時目的和被認可的價值及規范而對歷史的選擇性再現。
3、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論
3.1 理論的提出
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遺產產業(hefitagcindustry)的迅猛發展,價值性和選擇性等遺產的本質特征日益體現在實踐中,并外化為諸多矛盾,諸如商業化、真實性、社區參與以及少數族群的利益表達等問題。作為遺產產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遺產旅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以上問題。
霍爾(Hall)認為,旅游與政治學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據此,以李希特為代表的學者們提出了遺產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tourism)。他們認為,遺產旅游無法回避關于權力和資源的爭奪,遺產旅游中矛盾凸顯和激化的根源是遺產管理和利用的權力天平的持續嬗變。具體而言:(1)傳統的精英主義和專家主導的遺產研究和遺產再現方式日益受到挑戰。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和宗教群體開始以各種方式參與相關決策;(2)遺產吸引物逐漸從公共部門的直接管理轉向私有化、企業化和娛樂化的管理導向;(3)現代化技術設備的運用強化了遺產再現在旅游者體驗中的功能性作用;(4)在市場導向下,旅游者作為一個整體對遺產產品設計和服務轉型的影響日益顯著。1999年,文化學者羅賓森(Robinson)提出了一個遺產旅游的概念性框架L30j。該框架以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為出發點,以區分遺產旅游的內在矛盾的不同范疇為目的,將消費和生產兩大過程明確區分開來,作為劃分矛盾范疇的坐標之一。2000年,格拉漢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吸收了遺產旅游政治性和羅賓森矛盾范疇劃分的思想,認為同時存在于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相關主體的權力地位差異和遺產利用的價值取向差異,是遺產利用的矛盾根源,最終形成了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論(圖1)。
3.2 基本理論框架
3.2.1 一個核心觀點
1994年,該理論的倡導人之一艾希沃斯最先提出,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下,遺產既是一種經濟資源,也是一種文化資本L23 J。2000年,格拉漢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進一步明確了遺產的經濟文化雙重屬性。其核心觀點是:(1)遺產是一種經濟資源,其經濟價值已在遺產產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2)遺產具有文化功能:通過與地方、與時間的有機結合,通過呈現歷史及其所承載的價值,提示和強化人類個體(群體乃至民族)存在的意義、目的及其之間不可割裂的聯系,喚醒和強化個人(群體乃至民族)的認同感;(3)遺產的經濟和文化意義在遺產旅游中的關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
2003年,提莫斯和波耶德從行為地理學的視角肯定了遺產的雙重屬性。他們認為,遺產存在于“現象環境”和“行為環境”中。在現象環境中,遺產是構成整個自然或社會環境的一種自然或文化元素;通過被賦予價值和功能,遺產才成為人類社會行為環境的組成部分。在從現象環境向行為環境的過渡中,遺產必須通過經濟和文化兩套“過濾器”(filters)的選擇和價值判定。
遺產的經濟文化雙重屬性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視角下的相關研究中也得到認同。首先,以厄里、賀維森和哈維等(Harvey,et al.)為代表的學者們傾向于把遺產旅游放入資本主義的宏觀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考量,把遺產旅游看成是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發展的必然結果。作為替代性旅游的形式之一,遺產旅游能夠提供旅游者不同于日常環境的、滿足學習、懷舊和真實性等多種需求的旅游產品,順應了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產中摒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以及消費中追求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發展趨勢。
其次,以沃什(Walsh)、麥坎內爾(MacCannell)和王寧(Wang)為代表的社會學者們認為遺產旅游根源于現代性(modernity)的內在矛盾。依據王寧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前工業文明時代建立的“理性原則與享樂原則”之間的平衡被徹底打破,理性要素(如自律)超越了非理性要素(如情緒和自發)。在此背景下,遺產旅游能為現代人提供一個在“他”時空環境下的身心體驗,將其在心理、情感和思想層面與一個意象中理想化的過去連接起來,能將現代人從日常的制度化環境和理性秩序中解脫出來。在此意義上而言,遺產旅游既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產物。
3.2.2 3個核心問題
在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中,存在3個核心問題:即誰的遺產(who)、象征什么價值(what)和如何再現價值(how)。所謂“誰”,是指哪些利益主體牽涉到遺產旅游中。在生產方面,在早期的遺產利用中,專家和社會精英起到主導作用。隨著向市場導向的轉變,一些被邊緣化的利益主體(例如當地社區)被逐漸吸收進入決策過程。在消費方面,當遺產消費從精英消費向大眾消費轉變后,遺產消費不再是遺產產品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遺產的內容體系和再現方式。
對于“象征什么價值”,關于遺產經濟文化雙重屬性的討論給出了明確回答,即遺產同時具有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具體而言,麥克阿瑟(McArthur)和霍爾認為遺產的文化價值至少可以體現在科學、社會、政治和文化4個方面。迪克斯(Dicks)認為,在遺產旅游中,遺產的文化與經濟價值不可分割地聯系起來。首先,遺產旅游的生產過程不可能是純經濟行為,而是成為一種文化表達的途徑、文化溝通的渠道以及價值宣揚的工具。其次,隨著遺產消費者群體的擴大,遺產和遺產旅游在社會建構中的工具性角色進一步強化。
“如何再現遺產”,即如何通過闡釋,將無意義的遺產物質實體賦予意義以及傳播。這與遺產“作者權”緊密聯系。首先,史密斯(Smith)認為,遺產作者權取決于行政地位、產權狀態、學術權威和經濟資本等諸多要素。其次,不同群體價值取向不同,意味著遺產的再現過程將是一個不同群體之間沖突、協商和妥協的互動過程。再次,為了有效地傳播價值,各種不同的行動方式、闡釋策略和再現措施構成了遺產再現過程的技術性層面。
此外,兩大因素將會對上述3個問題同時產生影響。(1)空間層級:遺產價值的空間表現是多層次的,可以是個人的、社區的、區域的乃至國家(民族)的。但是,遺產價值在不同層次之間的界限是難以明確劃分的和可以相互轉化的。例如,民族英雄的個人精神品質將有可能被上升為全民族認同的民族精神;(2)權力與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等要素相關聯,對上述3個核心問題具有決定性影響。
3.2.3 3個矛盾范疇
矛盾范疇1
遺產旅游作為一種文化傳播方式、一種政治控制工具和一種經濟發展手段之間的內在矛盾構成了遺產旅游的首要矛盾范疇。紐揚提(Nuryanti)、沃什、提莫斯和波耶德等認為,在遺產商業化趨勢下,博物館等遺產管理機構作為一個社會文化價值的看守者的自覺意識將受到挑戰。由此,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成為普遍關注的話題。主要問題包括:(1)對于遺產的旅游利用是否會對遺產的物質特征和文化意義產生負面影響;(2)應該如何控制和緩解這種負面影響。保護主義論者認為,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旅游發展必然造成遺產的物質特征退化和文化價值異化;協調論者認為,因噎廢食地斷然拒絕遺產旅游不可行,可行的解決辦法是在發展 旅游的同時強化遺產保護。新世紀以來,學者們提出利益主體在遺產旅游中的伙伴關系。只要相關利益主體正確且現實的評估遺產對于他們自身的價值,合理定位其在遺產保護和旅游發展的角色,遺產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可以實現。目前,可持續的遺產旅游尚存在政府管治力不足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的缺失。
矛盾范疇2
不同利益群體對于遺產的多重闡釋(muhipleselling of heritage)構成遺產旅游內在矛盾的第二個主要范疇。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具有各種文化(宗教、性別和種族等)、經濟和政治特征的利益群體逐步介入遺產旅游決策,嘗試挑戰傳統的學術權威和世俗機制,依據他們自己的理解和目的講述歷史和再現遺產。
首先,是最具影響力的力量之一。波曼(Bowman)、查爾斯沃什(Charlesworth)、費爾德曼(Feldman)、奧爾森和提莫斯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之間、同種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間,以及宗教與世俗政權之間的權力關系及其演變,都會以不同形式反映在遺產再現方式和內容的取舍之中。
其次,性別要素在遺產再現中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李希特提出,性別化的歷史回憶是遺產政治化的表現之一。洛文塔爾認為,男性壟斷了歷史的講述和傳播L20 J。格拉漢姆等人認為,“遺產男子主義化”(heritage masculinzation)的背景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在權力架構中被邊緣化,被等同為未開化的、非理性的、藝術化的以及真實的象征。這個觀點在一個韓國鄉村民俗節日的案例研究中被驗證。
再次,在多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民族對于歷史的不同理解將可能在遺產生產和營銷過程中外化為一種矛盾。根據約翰森(Johnson)和夏克爾(Shackel)的研究,大多數紀念美國內戰的遺產地均忽略了南北雙方在政治觀念上的差異,將這段歷史闡釋為一段“健康的國家和解”的過程,忽視了黑人和拉丁裔美國人的歷史認知。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臘族人為旅游產業發展制定了迥然不同的目標,導致在規劃實施中的一系列矛盾。在英國,英國旅游部門和威爾士地方旅游當局對威爾士的旅游形象也有不同的理解。
最后,當地社區是最重要的利益群體之一。關于遺產旅游的社區影響,部分學者持悲觀看法,認為遺產旅游的發展是以當地人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為代價的;外部資本接管了闡釋本地遺產的權力,成為真實的再現當地記憶的致命威脅。持積極觀點的學者認為,遺產旅游是同時促進社區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繁榮的有效途徑。例如,傳統節日是促進當地社區自我認同的有效方式?;趯ν恋?、遺產乃至資金的所有權,當地社區能夠影響甚至改變遺產管理相關決策。摩根(Morgan)的案例研究表明,正是當地人社團的不懈政治努力,促成了一個當地歷史標志物(碼頭)的重建。同時,傾聽當地社區內部不同群體的聲音對于遺產旅游的發展不容忽視。
矛盾范疇3
遺產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價值認知差異構成遺產旅游內在矛盾的第3個范疇。一方面,遺產旅游是一個意識形態傳輸工具,將生產者認可的抽象價值、信念和社會規范等與遺產物質實體相結合,通過闡釋實現傳播和宣揚。另一方面,旅游者通過遺產旅游感知或認同上述抽象價值,這個過程被麥克林(McLean)稱為“旅游者的歷史閱讀”(tourist'sreading of history)。由于動機、社會文化特征、個人體驗以及知識的差異,旅游者的歷史閱讀會各自不同。上述兩個過程的結合,被格拉漢姆等人稱為“遺產的循環”(the circle of heritage),在此過程中價值被賦予、被消費和被交換。這意味著遺產旅游不是一個單向的價值傳輸過程,而是一個雙向的價值溝通過程。當遺產價值感知出現差異時,對于生產者而言,意味著遺產旅游的價值傳輸功能無法實現;對于消費者而言,意味著一次令人失望的旅程。
4、結語
總結起來,西方學者的兩點共識構成了遺產旅游內生矛盾論的理論內核:(1)隨著遺產概念的拓展和以旅游為途徑的遺產多元價值的彰顯,遺產旅游不是一種單純的旅游經濟現象,而是一種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宏觀社會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承載了當前社會、政治、文化以及經濟發展的現狀、趨勢和結果。(2)鑒于遺產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利益主體的權力地位差異和遺產利用的價值取向差異,遺產旅游中的諸多矛盾是內生的。圍繞基礎內核,遺產本質、經濟文化雙重屬性、遺產利用的3個核心問題以及3個范疇內矛盾的本質、成因、表現、影響因素以及解決措施等,構成了內生矛盾論的基本科學問題。
目前,西方旅游研究呈現出從多學科向后學科的研究范式(post-disciplinary)轉變的趨勢。以上述理論框架為基礎,借助于后學科研究范式,將有助于遺產旅游內生矛盾論研究的深化和發展。首先,從本體論(ontology)而言,應堅持跨學科、基于知識和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取向。例如,在現有研究中,來自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者,對“什么是遺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與“辨”。這種討論,不是外向的和相互排斥的,而是超越學科邊界的、具有內聚力的研究,最終產生新的知識。遺產的經濟文化雙重屬性的論點,同樣得益于在協調學科本體論背景的基礎上的跨學科知識整合。
關鍵詞:漢水流域;文化旅游;深度體驗;因子分析;漢中;南陽;襄陽
中圖分類號:F59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14-3805-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4.066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an river basin,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front cities,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area is facing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distinctively develop this area. Based on main cities of the Han river basin,such as Xiangyang of Hubei province,Nanyang of Henan province and Hanzhong of Shanxi province,the depth experience factors of urban cultural tourism on the basis of tourists satisfaction were analyzed,and then the paths to develop cultural tourism of the main cities of Han river basin were explored.
Key words: the Han river basin; cultural tourism; depth experience; factor analysis; Xiangyang; Nanyang; Hanzhong
文化旅游具有知識含量高、游客參與度強、兼具變化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其正憑借獨特的文化底蘊和文化氛圍日益演變成為一種備受青睞的旅游形式。所謂文化旅游,關鍵在文化,旅游只是形式。因此,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文化底蘊的深厚程度就決定了該地區文化旅游的發展及其潛力[1]。國外對旅游體驗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研究的范圍涵蓋了旅游體驗的真實性、概念模型和維度等[2]。國內關于旅游體驗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施放等[3]運用游客的“愉悅度”、“滿意度”兩個指標衡量了杭州市城市游憩網絡游客的體驗質量;安桃艷[4]從旅游者因素和旅游目的地因素兩個層面討論了旅游體驗質量的影響因素;李淼[5]總結了群體規模對旅游者體驗質量的影響,認為“情感的溝通”是影響群體體驗質量的重要因素;劉會燕[6]通過對古村落旅游地的互動儀式研究,發現旅游過程屮的互動活動會影響到旅游者的體驗質量;謝彥君等[7]通過運用定量分析驗證不同旅游情境感知對旅游體驗質量的影響,分析了旅游者不同屬性對旅游情境感知及二者關系的不同調節作用等。
漢江流域地處中國中緯度的腹心地帶,在全國總體發展戰略中有顯著的地位和開發意義[8]。2014年3月,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把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帶作為推動發展的戰略支撐。”[9]漢江不僅是湖北的“母親河”,也是中西部多個省份通江達海的通道,它連結著華中、中原、西北、西南四大經濟區,戰略地位十分顯要,將其打造成“新的區域經濟帶”,有利于加快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近年來隨著南水北調和漢江綜合開發戰略的推進,關于漢水文化的研究漸熱,沿江城市已紛紛立足挖掘漢水文化來提升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本研究以漢水流域主要城市陜西漢中、河南南陽和湖北襄陽為研究樣本,對基于游客滿意度的城市文化旅游深度體驗進行因子分析,進而探求漢水流域主要城市文化旅游發展提升的路徑。
1 樣本選取與文化旅游體驗要素分析
1.1 樣本選取
漢水流域位于三大文化區的邊緣地帶,漢中、安康、商洛受巴蜀文化、秦隴文化影響較多,南陽、十堰受秦隴文化和荊楚文化影響較多,漢江中下游城市本身就是荊楚文化的發源地和核心區。因此,流域內的城市文化既各有特色,又互有淵源,形成了一個特定的風俗文化圈。流域內有6座歷史文化名城,依次是漢中、南陽、襄陽、鐘祥、隨州、武漢。為了便于對比研究,了解游客對漢江流域中心區域不同城市文化旅游體驗的滿意度,本研究在漢水流域上中下游各選取了一個樣本城市進行研究,即陜西漢中、河南南陽和湖北襄陽。
陜西漢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國,其歷史文化悠久,歷來就是陜、甘、川、鄂四省毗鄰地區的重鎮和中國歷史名城,特別是以“兩漢”、“三國”為特色的歷史文化遺存更是馳名中外。全市文化資源大體劃分為史前文化資源、歷史文物資源、漢文化資源、紅色文化資源、民俗文化資源、宗教文化資源六大板塊。
河南南陽,在河南省18個省轄市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規模位居全省第三,是河南經濟較為發達的地級市,發展潛力很大。其擁有獨特的區位和豐富的旅游資源優勢,境內以漢代文化為主的文物古跡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
湖北襄陽,被譽為漢江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是鄂、豫、渝、陜毗鄰地區惟一的大城市。襄陽有著 2 800多年建城史,文化底蘊深厚、文化序列完整、文化形態多樣,漢水文化、三國文化是其最鮮明的文化底色。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座樣本城市都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有發展文化旅游得天獨厚的條件。
1.2 文化旅游體驗要素分析
殷殿格[10]認為影響游客旅游體驗的因素有很多,歸納起來有兩方面:一是體驗主體方面,即旅游者自身因素,主要包括游客的旅游意愿、個人內在因素等。二是體驗的客體方面,即旅游景區因素,主要包括景區旅游資源條件、旅游產品特性、旅游氛圍、景區旅游服務質量等。
筆者認為文化旅游體驗要素可從資源稟賦、文化價值、觀賞價值、交通條件、接待條件、生態環境、管理水平等屬性特征中反映出來,調查問卷也據此設計。
2 漢水流域中心區域文化旅游體驗實證研究
2.1 研究設計
2.1.1 問卷設計與數據獲取 采用結構式問卷的形式,共分為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為樣本的人口學特征;第二部分為漢中、南陽、襄陽的游客文化旅游體驗滿意度調查,共列舉19個屬性項目,采用李克特量表法進行測量,1~5分別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第三部分為三座城市文化旅游總體意象調查,即知名度、美譽度和認可度,也采用李克特量表法進行測量。
以漢中、南陽和襄陽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為調查對象,于2014年8~10月在問卷星網站和當地主要旅行社發放問卷。三大城市各發放問卷100份,回收80份,有效問卷60份,有效率為60%。
2.1.2 問卷調查基本統計分析 問卷信度分析結果顯示,漢中、南陽、襄陽的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926、0.928和0.958,均大于0.5,說明3大城市文化旅游的認知評估項目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內在信度較好。3大城市的樣本中,外地游客比例均低于本地居民,男女比例適中,以18~35歲的中青年人為主,學歷層次較高,職業分布雖比較分散,但學生占了絕大多數,這也使得調查結果多以年輕人的感受為主(表1)。
2.2 研究結果分析
2.2.1 漢中、南陽、襄陽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分析 本研究在參考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構建游客和居民對漢中、南陽、襄陽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屬性量表,力求突出3個城市文化旅游的資源稟賦、文化價值、觀賞價值、交通條件、接待條件、生態環境、管理水平等屬性特征,最終確定19個屬性項目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結果見表2。
一般而言,刻度為1~5的李克特量表得分均值在1.0-2.4之間表示反對,2.5-3.4之間表示中立,3.5-5.0之間表示贊同。由表2可知,襄陽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屬性總均值為3.48,接近3.5,基本上為贊同,說明總體上游客對襄陽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屬性的認同度較高;而漢中和南陽的屬性均值為3.35和3.31,均低于3.5,說明總體上游客對漢中、南陽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屬性的認同度中等。具體來看,受訪者對漢中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屬性認知項目以“居民態度友好”認同度最高,均值為3.78,說明漢中居民對當地發展文化旅游是持支持態度的;其次是“飲食文化資源豐富,有特色”、“文化資源價值高”和“生態環境好”,均值都為3.616 7,說明漢中菜點作為陜南飲食文化及秦食文化的代表已受到廣泛認同;同時漢中擁有秦巴山區面積最大的盆地,是地球上同緯度生態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而“民俗文化旅游資源豐富,活動主題鮮明,有創新”均值最低(2.683 3),說明漢中民俗旅游資源還未得到有效開發和利用。南陽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屬性認知項目以“飲食文化資源豐富,有特色”認同度最高,均值為3.600 0,說明南陽“每一道名吃都有故事,每一道名吃都有來歷,每一道名吃都是一種文化”得到廣泛認同;其次是接待設施和生態環境得到了認可,而“特色文化旅游活動多,參與性強”均值最低(3.016 7),說明南陽文化旅游資源豐富,但特色不明顯,文化旅游活動體驗度不高。襄陽文化旅游體驗質量屬性認知項目以“文化資源價值高”認同度最高,均值為3.833 3,說明襄陽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孕育了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一城兩文化”(襄陽古城、三國文化和漢水文化)的城市品牌已經深入人心;而“宗教文化資源特色鮮明”均值最低(3.016 7),說明襄陽宗教文化旅游資源雖然相當豐富,但特色產品提煉培育不夠,潛在價值沒能得到充分發揮,文化內涵宣傳展示不夠,宗教文化研究利用不夠,參與性、體驗性項目不多。
2.2.2 漢中、南陽、襄陽文化旅游體驗意象知覺分析 用對應分析法對漢中、南陽、襄陽3大城市文化旅游體驗的19個意象屬性項目進行分析,得到3大城市文化旅游體驗意象知覺圖(圖1)。結果可分為2個維度,各維度貢獻率分別反映每一維度對類型差異解釋的貢獻率以及各意象屬性與各城市文化旅游體驗的相關關系。其中,第一維數解釋了所有意象類型差異的89.7%,反映的是3大城市文化旅游體驗意象的總體特征;第二維數解釋了所有意象類型差異的10.3%,反映的是3大城市文化旅游體驗意象的差異性特征。
從圖1可以看出游客對漢中、南陽、襄陽文化旅游體驗的差異。3大城市大體呈“
3 結論與建議
從總體上看,游客對漢中文化旅游體驗的意象認知最強,南陽和襄陽差不多,游客對襄陽文化旅游體驗的意象認知一般,很多意象要素體驗質量較差。這一方面說明襄陽文化旅游發展不盡如人意,另一方面也說明襄陽的文化旅游開發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襄陽作為鄂、豫、渝、陜毗鄰地區惟一的大城市,正在全力打造漢江流域中心城市,鼎力打造“一城兩文化”城市品牌。結合游客對襄陽與漢水流域漢中、南陽文化旅游體驗結果,對襄陽發展文化旅游的建議如下:
1)大力整合文化旅游資源。襄陽目前主推兩大品牌文化,即漢水文化和三國文化。除此之外,還有遠古文化、荊楚文化、名人文化、戰爭文化、紅色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剛剛成形的影視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目前,在襄陽文化旅游開發中,景點“遍地開花,各自為政”,文化內涵挖掘不夠深,景點產品創新不足、缺少特色、缺乏新意、重復建設,難以做大做強,最終導致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旅游項目吸引力降低,發展受限[11]。因此,必須大力整合襄陽文化旅游資源,從宏觀上打造一個集“一城兩文化”為主導,其他文化為依托的高規格、深體驗、強影響的旅游目的地,注重提升景區等級,打造5A景區。建議依托漢水流域中心城市建設的契機,全力推進大批文化旅游景區建設,推動文化與旅游的深度融合,推動襄陽文化旅游業融入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融入全國文化旅游大網絡,努力把襄陽建設成漢江流域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
2)開發文化創意型旅游產品,踐行旅游“二次創業”。文化創意型產品的核心特征是具有獨特性和文化底蘊,在表達上更傾向于用表演、活動、視覺沖擊、頭腦風暴、親身參與等作互動界面,具有新穎、獨特、互動、滲透力強的特點。襄陽旅游的“二次創業”就是要形成文化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態勢,打響以襄陽古城、三國文化、漢水文化為特征的“一城兩文化”旅游品牌,推動旅游業由“觀光旅游”向“休閑式、體驗型旅游”轉型升級。文化高度決定品牌高度,文化力量決定品牌力量,文化影響力決定品牌影響力。襄陽于2014年提出“千古帝鄉,智慧襄陽”城市品牌,并大手筆投入了不少重點旅游項目建設,但支撐這一城市品牌的標桿項目缺乏深度開發。襄陽要想在文化旅游發展方面優于漢水流域其他城市,僅靠簡單的資源整合和傳統的文化旅游產品并不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必須注重開發文化創意型旅游產品、體驗參與型旅游產品、層出不窮的新熱點旅游產品,使游客來后印象深刻、持久,重游率高。
3)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中提到加快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旅游道路、景區停車場、游客服務中心、旅游安全以及資源環境保護等基礎設施,這直接關系到游客到達目的地的環境與質量。襄陽是鄂、豫、渝、陜4省市毗鄰地區的交通樞紐,周邊交通可達性較好。由于景區分布相對分散,景區間距離較遠,對旅游基礎設施的依賴就更強。襄陽城區到縣、市以下近郊、遠郊景區的旅游專線還有待進一步優化;有條件的景區可考慮建設生態停車場,以滿足游客不斷增長的停車需求;打造功能全面的游客集散中心;在增加旅游廁所數量的同時,要加強對原有廁所的改造,建成一部分設施一流、環境高雅、與地方特色文化相結合的旅游星級廁所等。同時注意做到旅游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保護并重,通過高水平規劃設計和高質量、高標準建設,增加文化品位和科技含量,充分利用現有的文化旅游資源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有機統一。
4)加強宣傳促銷,擴大城市文化品牌影響力。新確立的“千古帝鄉,智慧襄陽”旅游形象凸顯出襄陽旅游發展具有文化差異化優勢,有利于提升襄陽的知名度,有利于確保襄陽旅游形象的一致性和持續性,提升襄陽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宣傳促銷時,可以采取多種方式。一是品牌營銷,提升整體競爭力。強化品牌意識、推進品牌戰略、制訂品牌規劃、加強品牌宣傳、提升品牌價值,把新形象做大、做強,最終達到打造中國中部特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強勢品牌形象、增強品牌整體競爭實力的目的;二是整合營銷,以文化打造核動力。襄陽應以打造中國中部特色文化旅游目的地為核心,整合相關資源。建議綜合運用宣傳廣告、公共關系、人員促銷和營業推廣等促銷要素,進行新聞炒作、軟硬廣告、節事活動、展覽推銷等多種營銷形式,不斷強化品牌形象和宣傳效果,提高整合營銷水平;三是特色營銷,張揚個性化的魅力。從旅游規劃設計、旅游開發建設、旅游經營管理、旅游市場營銷,每一個環節都圍繞“帝鄉、智慧”元素的塑造和個性化的張揚;四是節慶、影視營銷,讓品牌錦上添花。襄陽已經成功舉辦過7屆諸葛亮文化旅游節,成功傳播了襄陽旅游文化和品牌形象。今后應更好地利用漢城、唐城、棗陽玫瑰海等影視基地,將襄陽旅游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之中,拍攝出一批既叫座又叫好的影視作品。
5)提升從業人員素質,樹立城市名片。文化旅游發展所需的專項服務包括文化導游、文化旅游特色的服務[12]。在文化旅游發展中,不僅僅只需要一個“略知一二”的導游人員,更需要有一個具備豐富知識、能為文化旅游者提供相關服務的人員。因此,對導游人員的培訓是相當重要的。在培養的基礎上,一方面培養專業的講解導游人員;另一方面可從大學、??茖W校請專門的學者做學術性導游人員。全力提升導游的服務技能、綜合素質和職業道德,讓素質優良的導游成為襄陽文化旅游發展的一張亮麗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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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會,既是統一思想的會,也是建立機制、協調工作的會。剛才各位市長都講了很好的意見,有些觀點十分深刻。我著重就抓旅游工作的意義、旅游產業的性質、旅游產業的依托條件和今年的工作要點,概括地談一下。
一、抓旅游工作的意義
抓好旅游工作意義很大,概括地講,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可以帶動整個服務業的發展;
其二,可以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
其三,可以優化我們的發展環境;
其四,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
其五,可以樹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二、旅游產業的性質
旅游,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產業。除了一般的產業屬性外,旅游還有閑暇性、文化性(精神)、體驗性三個特點。閑暇性:旅游一定是一個國家、一個區域、一個家庭的生活水平達到小康之后才可能實現的。要旅游需有自由支配的時間,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就是閑暇。文化性:旅游的過程一定有參與者心理上的愉悅和享受,這種心理上的愉悅和享受是文化性的。2003年在煙臺召開加快發展現場會時,我們曾經講:建設文化大市,抓旅游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不管對旅游的概念解釋有多少,旅游作為文化產業的屬性是不容質疑的。在我國,無論是業內還是業外,大家對旅游產業屬性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在韓國,旅游主管部門干脆就叫文化觀光部。對旅游產業的屬性定位非常重要,否則屬性不清,抓著抓著就可能抓偏了。體驗性:體驗經濟是很重要的經濟形態,旅游產業的內容有許多屬于體驗經濟范疇。剛才周市長介紹在日本扎晃啤酒廠喝啤酒,小火車拉著啤酒罐徐徐開來,品味過去的情調,品味其中的味道,這就是體驗。事情做得到位有味,那是一種境界。比如栽樹,不僅保證栽活,還栽出了品味,具備了觀賞的價值,這就會有旅游了。
因此,沒有物質條件作依托,就沒有旅游;沒有身心鑒賞的介入,也沒有旅游。
三、旅游產業的依托條件
歸納而言,旅游有十大依托條件。
1、生態環境。如果一個地方生態條件惡劣,誰還會來旅游?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坐在這里研究大抓旅游的問題,是因為經過幾年的環保努力,已經為旅游產業的發展創造了越來越好的生態環境條件。
2、文化積淀。一個地方的文化底蘊如何,影響著這個地方旅游產業的發展后勁。博山通往青州的那條古道,車輪碾壓出的轍痕如果沒有那些歷史文化的積淀,只是拿個鑿子鑿出來的,那就不會引起大家那樣大的興趣。是歷史文化名城,在文化積淀方面,我們得天獨厚。依托那么豐厚的文化積淀,而少有作為,真是愧對歷史啊!
3、交通便利。云南的麗江,一個十分偏僻的地方,就是因為這些年交通條件的便利,才可能成為旅游熱點。要發展旅游,一定要首先人暢其流、物暢其流。
4、娛樂設施。以好的娛樂設施吸引旅客、延長旅客的旅游時間,這方面我們的差距很大,要虛心地向先進地區和發達國家學習。
5、餐飲特色。旅游者到一個地方,對餐飲要求不僅僅是吃飽肚子,還要吃出特色、吃出文化來。有特色的餐飲會給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還會吸引新的旅客來。和兄弟城市比,我們的餐飲特色還不夠鮮明,餐飲質量也嫌粗放,下一步要好好地加以引導和規范。
6、旅館服務。我市旅館業無論是硬件建設還是管理服務,都需要很大的提高。當前尤要關注競相壓價而帶來的惡性競爭問題,同業協會要發揮作用,相關部門的工作要跟上去。
7、產業特色。有許多旅游項目,是依托特色產業而發展起來的,我們要關注地方產業特色的形成和已有特色產業的培育。比如周村燒餅、蘭雁牛仔、桔梗種植等產業,就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何讓這些特色產業更好地促進旅游業的發展,要好好動腦子研究一下。
8、購物特色。我們有這么好的旅游產品開發基礎,在全國也少見。如果不能在購物特色上形成品牌優勢,實在是太可惜了!這些年,我們反復講這個問題,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總感覺有很大的差距。大家看看旅游局擺出來的旅游產品,確實讓人自豪。問題是:這些好東西,外邊的人了解得還很不夠;這些好東西,由于策劃包裝宣傳得不夠,自身應有的價值沒有能很好地得到市場的確認。
9、旅游組織。關鍵要做好旅行社管理、導游素質提高、旅游推介三個方面的工作。一個好的旅行社,會對地方的旅游發展帶來很大的推動,甚至會成為地方旅游品牌的代表。導游隊伍要規范,導游素質要提高,導游是地方旅游形象的代表。旅游推介要講求策略,要把握好定位,我認為我市旅游要主打齊文化和魯中生態這兩張牌。
10、社會治安。一個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令人不安,不可能會有好的旅游產業發展。
旅游產業鏈比較長,抓旅游可以很好地帶動整個服務業發展。旅游綜合性比較強,需要政府各部門間協作配合,因此要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今天,市旅游業發展協調促進委員會正式成立。今后,每年要召開一次或兩次全體成員會議,共同研究旅游工作。
四、今年旅游工作重點
1、因景植綠。人文、自然景觀的綠化要加大力度推進。
2、因景修路。通往主要景區的道路,理清事權,今年要基本完成。
3、因景治污。主要景區周邊污染狀況要摸清,要逐一拿出整治方案。
4、規范旅游標識牌。通往主要景區的標識牌,今年要完善好。旅游標識牌是公益性的,不允許亂收雜費。
5、整理旅游路線。要盡快整理出幾條有代表性的黃金旅游線路。旅游線路要打破區域界限,實現共贏。
6、發展公共交通。要研究市內、區際聯通景區以及節假日臨開公共交通的組織問題。公交服務跟不上,旅游景點人氣難以上去。
7、集合旅游商品。要下決心盡快形成有特色的旅游商品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我們的特色農副產品、手工業產品、工業產品,能得到很好的宣傳展示。
8、抑制旅館惡性競爭。要加強行業自律,要加強行業保護。
9、策劃運營特色經營項目。每個區域找自己的特色經營項目,項目可以是種植、養殖業的,也可是老工業的、現代工業的、手工業的,也可是特色文化表演如五音戲、俚曲、蹴鞠表演類的,也可是特色經營一條街的。不必多,從中選準結合點,聚精會神地抓起來,肯定會形成點動成線、線動成面、面動成體的效應。
10、平等產業待遇。主要是用水、用電方面的問題,要盡快理順價格。
11、發掘旅游故事。沒有故事,難成旅游。要組織行家,把有關旅游故事發掘整理好。在這一方面,我市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齊國故地,碰碰哪里都是故事。
12、加強區域合作。現在大家越來越意識到旅游區際聯合的重要性,我們要率先把市內區際合作、市外區際合作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