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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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問題情景；意義；創設；原則；方法

【中圖分類號】G623.5

一、“問題情景”的概念

首先對“問題”界說一下：這里的“問題”不同于“問題解決”中的“問題”，前者包括后者；除此之外，還包括數學概念、數學規律（甚至自然界的規律）以及學生頭腦中出現的各種疑問等等，“問題情景”包括以下兩層含義：

1、它是這樣一種“氣氛”――能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自由地（而非迫于外界壓力）去想象、思考、探索，去解決問題或發現規律，并伴隨著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這種情感諸如對于知識的渴求，對于客觀世界的探索欲望和激情，發現規律的興奮以及對教師的熱受，等等.不難想象，一成不變的授課模式、干巴巴的講解、嚴謹卻枯燥無味的教材、太難或太簡單而又毫無趣味性的習題是不可能產生什么“問題情景”的；那種令人透不過氣來的題海就更不必說了，題海戰術之所以摧殘人就在于它剝奪了學生想象的權利，壓抑著人的情感。為什么要特別強調“情感”呢？現在有學者認為，我們應該把學校教育目標由傳統的“知識――能力――情感”模式轉變為“情感――能力――知識”模式，即把“情感”作為首要的教育目標.這看似偏激，但確是有感而發：當一名學生從學校畢業后，他所獲得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第一，正確的人生觀；第二，終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第三，自學的能力.前兩條的培養都要涉及到情感問題；培養情感要靠各種“情景”的設置.這也正是近年來人們關注“情景教學”的原因.

2、它是數學概念賴以產生的現實背景.這個“背景”可以是學生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是其他學科的相關內容，總之是產生某一數學概念的源頭.陳重穆先生在《淡化形式，注重實質》一文中提出，不要把概念放在最前面，這不符合認識規律；要把問題背景放在前面，即在呈現概念之前，首先應呈現與之相關的足夠的材料，使數學概念以及數學思想方法從其中自然地產生出來，而不是教師和課本強加給學生的.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并有以下看法：這樣做到一種思想的熏陶.近年來，我們總是批評中國學生應用數學的意識和能力太差，并把這歸因于“數學理論應用得太少”，于是從1993年起在高考試題中增加應用題，以便起一個良好的導向作用.但結果并不如意，在歷年的高考中應用題的得分率就沒高過.原因何在？我認為其根本原因并不僅僅在于理論應用得少，而在于我們講授理論時違背了上述的原則，即砍掉了其源頭（現實背景）和形成過程，直接將高度濃縮的概念、定理、方法等呈現給學生.這樣一來，雖然提高了教學“效率”，但卻模糊了理論產生的來龍去脈，使所授的數學思想即使練了很多應用題，恐也是舍本逐末.只要我們翻一翻教材便可有此體會.舊教材不必說，在新教材（試驗本）中，雖實際問題有所增加，但主要放在例題和習題上，而在引入概念時卻例行公事地舉幾個例子就進入正題，顯得很突然.比如三角函數，實質上是用來描述自然界的周期現象的，如簡諧振動、電磁波、交流電等，但教材并未安排多少背景材料，而是在推廣角的范圍之后直接給出了四個三角函數的定義，然后推出一系列性質和公式；理論講完了再去練習應用.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豈能不脫離實際？學生怎么會受到數學思想的熏陶？教材如此，教師的做法更是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我們創設問題情景，都應從上述兩方面予以考慮.

二、創設數學概念形成的問題情景的方法

數學概念有些是源于生產、生活的實際問題，有些是由數學自身的發展而產生，更有許多數學概念源于生活實際，但又依賴已有的數學概念而產生。數學課程“不僅要考慮數學自身的特點，更應遵循學生學習數學的心理規律，強調從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出發，讓學生親身經歷將實際問題抽象成數學模型并進行解釋與應用的過程，進而使學生獲得對數學理解的同時，在思維能力、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多方面得到進步和發展。”“數學教學活動必須建立在學生的認知發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識經驗基礎之上。”這就是說，數學教學活動要以學生的發展為本，要把學生的個人知識、直接經驗和現實世界作為數學教學的重要資源。根據數學概念產生的方式及數學思維的一般方法，結合學生的認知特點，可用下列幾種方法來創設數學概念形成的問題情景。

（一）利用學生熟悉的已有相似概念，創設類比發現的問題情景

數學中有許多概念具有相似的屬性，對于這些概念的教學，教師可先引導學生研究已學過的概念屬性，然后創設類比發現的問}情景，引導學生去發現，嘗試給新概念下定義，這樣新的概念容易在原有的認知結構中得以同化與構建。這類數學概念形成的問題情景創設一定要抓住新舊概念的相似點，為新的數學概念的形成提供必要的“認知基礎”，通過與已知的概念類比（類比的形式可有多樣，如平面與空間的類比、有限與無限的類比，以及方法類比、結構類比、形式類比等等），可使學生更好地認識、理解和掌握新的數學概念。當然，也要注意通過類比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正確，此時教師應引導學生修正錯誤的類比設想，直至得出正確結論。

（二）利用已有相關概念的比較，創設歸納發現的問題情景

有些數學概念是舊有概念的擴充，若能在教學過程中，揭示概念的擴充規律，就可以很自然地引入新概念。這類數學概念形成的問題情景創設，其關鍵是揭示出相關概念的擴充發展的背景及其規律，從而引出新的數學概念。

（三）利用相關數學概念，創設引發猜想的問題情景

許多數學概念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在教學過程中若能將新舊概念間的聯系點設計成問題情景，引導學生建立起新舊概念間的聯系，從而引發猜想并驗證，可以使學生較容易地掌握新的概念。用猜想和驗證來創設問題情境，可引起學生認識沖突，使學生處于一種“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弗能”的狀態，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教師提供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的條件，使學生的思維在問題的猜想與驗證中得到促進和發展。這類數學概念形成的問題情景創設一定要抓住新、舊數學概念間的本質屬性，為新概念的產生創設適當的固著點，使其孕育新的數學概念的形成。

[參考文獻]：

[1] 鄭毓信. 數學教育哲學[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第2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生態圈 會展經濟生態圈

一、會展經濟生態圈的概念與內涵

狹義上看，會展經濟生態圈是以會展項目為核心，會展主辦方和組織者以及為項目正常運行提供全流程技術支持和服務配套的相關行業，在一定時間和空間限制內，極力促進會展項目的開發與推廣、管理與發展，滿足作為會展項目消費方（參展商、專業觀眾、一般觀眾）的需求，從而使各個相關主體從項目運營過程的各個環節取得各自最大利益的價值環。

會展業從屬于第三產業（服務業），為會展項目執行和運營管理提供支持的各個行業彼此具有協作關系，它的生態構成類型是協調互助型。整個生態圈的相關行業包括從事一線會展項目策劃與組織（生產）、營銷與推廣（促進）、消費（消化）的行業：專業會展企業、會展場館和運營組織機構、展示設計公司、展覽服務機構等；還包含為會展項目提供支持和服務的行業：展示物品運輸、展品存儲、商務旅游、廣告營銷、住宿餐飲、通訊及交通等；同時還包括會展項目舉辦地城市為會展項目順利開展提供的各項基礎設施：綠化環境、軌道交通、治理衛生等。

從會展產業鏈角度去看會展經濟生態圈，所有之間都存在極為密切的關系，可以將整個會展行業劃分為：上游、中游、下游三個板塊。所謂會展業上游是指，將承辦會展的企業視為核心，經營會展項目的策劃、開發、組織和宣傳等內容，其基本上都是會展服務企業以及主辦企業。事實上，產業鏈表示的是，對主體項目的創意策劃，以及對主體項目的宣傳等。上游企業主要使用概念設計以及組織發展等方式，實現產業鏈不同節點的聯系，整合各環節資源服務會展項目主題。會展項目策劃是在充分考慮地點、行業與產品特性、參展商和專業觀眾偏好等重要因素前體下，涉及會展項目運行的全過程，含主題、定位、操作方式、運營管控和風險防控、工作人員任務安排、物流運輸安排等；會展項目組織協調是對實現項目主題和概念，為資源整合和相關活動的展開進行溝通調節，涉及招商招展、場地選址與落實、配套服務安排等，必須和相關行業協會、政府部門等進行溝通，同時還要與當地的交通運輸部門進行對接。

所謂會展產業鏈中游是指，以會展場館為主的場地租賃和運作、設施設備、配套服務等業務環節。中游環節是會展項目的具體運作和實施階段。

會展產業鏈的下游指，為會展的舉辦提供支持的機構，主要包含那些直接或間接提供資源或服務的部門。包括展示設計裝修、展品運輸與管理、保險、旅游、廣告、交通、餐飲、住宿、娛樂、購物、法律咨詢等機構。

因此，會展經濟生態圈主要是指，在一定的行業內外部環境條件支持下，由特定關聯的行業內外組織和項目參與主體組成的一個動態結構系統，這些組織可能是國家或地方政府、行業協會、公司、高校、研究機構、公共服務組織及其他各種與整體會展業運營有關的關聯性組織，會展經濟生態由占據不同“關鍵節點”的企業組成。這些企業的關鍵點相互關聯依靠，假設轉變其中一項因素，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競爭者、合作者和替代者均發生變化。會展經濟生態圈是將循環經濟原理應用于會展行業市場戰略后的新生概念，與自然生態系統類似，會展經濟生態圈的特征是，具有大量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存在的會展經濟參與主體，所有行業內外參與者都與其他參與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從而產生一種抱團取暖的效果。會展經濟生態圈中的各參與者彼此命運相關聯：如果行業生態圈健康，所有參與主體能夠繁榮共生；如果不健康，相關參與主體都會連帶受挫。參與主體應該從相互爭斗，轉換為怎樣更好的共生合作發展，把原來注意力從內部能力上，移到關注共生共融的合作關系上。

二、會展經濟生態圈特征

從整體上看，會展經濟生態圈的特性包括協調性、可控性和開放性。

（一）協調性

會展經濟生態圈是一個相對靈活的會展經濟生態結構，其內部企業擁有非常強的自我優化能力，上下游企業之間可以實現良好的信息傳遞和溝通，不方面擁有優勝劣汰的篩選機制，另一方面還存在互利互惠的協調機制。結合以會展項目為中心的產業鏈，各參與主體責任明確，形成會展產業鏈閉環。

（二）可控性

會展經濟生態圈的可控性主要由行業調節者（行業協會等）來體現。作為調節者，還扮演著監督和維護會展經濟生態圈的角色。一方面需要借助會展經濟研究機構、專業研究院，以及政府部門等第三方機構，制定出符合需求的的政策制度和行業規范，管控和協調會展經濟生態圈的相關利益主體的內部關系，調節和優化會展經濟生態圈的健康發展氛圍；另一方面，內部參與主體有序競爭，保留收效好、成長迅速、抗風險和創新能力強的行業參與主體，淘汰收效差、成長慢、盜用別人創意的參與主體，從而保障會展經濟生態圈持續有效的發展。

（三）開放性

事實上，會展經濟生態圈是一種開放系統，其在發展過程中，能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有效的l展、成長空間，而且可以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轉行和退出的余地。隨著會展業成為區域經濟戰略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形象經濟之后，會展經濟的作用日益突顯，展會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同時會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所以，越來越多的中小型企業開始關注展會經濟，并且展會經濟生態圈能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有效的發展、成長空間，而且可以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轉行和退出的余地。此外，會展行業具有非常強的靈活性，其很容易受到經濟政治環境等外部環境的干擾。

參考文獻：

[1]琚勝利等.基于城鎮體系的中國會展經濟空間結構研究

[J].城市規劃學刊，2006（1）.

[2]吉廣林.上市公司資本運作生態圈構建及平衡機制研究

[D].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13

[3]孫翌倫.打造適合深圳發展的“會展生態圈”[N].深圳商

報，2008（2）.

[4]趙駒、郭靖.成渝經濟區會展業共生發展途徑探究[J].人

民論壇.2010（10）.

第3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2014年一開始，新興經濟體遇冷，短短一個多月從股債市場流失的資金就超過了2013年全年，更多國家加入了貨幣貶值的行列。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困境與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有不少相似之處，因此，很多人判斷類似于東亞金融危機的風暴正在新興經濟體頭上集結。

東亞金融危機是一場區域性的危機，并在俄羅斯、巴西等國引起連鎖反應。而當下人們所說的新興經濟體并不是一個地區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發達國家之外，那些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的國家都被列入了新興經濟體的行列，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5年來，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人們也逐漸習慣了這種高歌猛進的情勢。當新興經濟體增長面臨外部動力減弱和周期性衰退的雙重壓力之后，神話就破滅了，世界經濟增長回歸常態。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與其說類似于東亞金融危機，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回潮，有些國家將從增長的螺旋上甩出來，而少數國家有望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新興經濟體分化正在進行中。

誰是新興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一開始被稱作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投資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資公司將具有投資前景的國家列為新興市場國家，這并不是一個經濟增長或者發展的概念，而是關乎投資與收益的概念，很多國家剛剛進入全球市場，資產升值的空間要遠遠大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冷戰結束之后，有30多億人加入了市場經濟體系之中，進而帶來新一波經濟增長的浪潮，新興市場國家也就從投資概念變成經濟增長的概念。

進入21世紀，新興經濟體集體發力，除了中國、印度等大的發展中國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區也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年增長率超過5%的國家將近100個，遠遠超過成熟的歐美經濟體的增速。這一輪增長并沒有因為華爾街金融風暴而中斷，相反，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發達經濟體，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說法也就變得流行起來。甚至很多人樂觀地估計，新興經濟體正在與發達經濟體“脫鉤”，所謂的脫鉤就是新興經濟體有了獨立自主增長的能力與空間，這也是對二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長期的依附性增長的修正。經濟快速增長期間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實際的樂觀情緒，而這些樂觀情緒讓人們忽視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風險，一旦風向大轉，增長勢頭逆轉，由樂觀驟然進入悲觀，企業或者政府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釋放信號要改變美聯儲第三輪量化寬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羅斯等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一改升值勢頭，調頭貶值。為了維持本幣幣值，新興經濟體一方面不愿調高基準利率，另一方面賣出美元資產，買入本幣資產。

美聯儲主席的一句話改變了全球的資金流向，新興經濟體在2013年6月集體面臨“錢荒”的危機，之前人們津津樂道的“脫鉤論”顯得過于樂觀和沒有根據。美國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樞紐，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危機中的快速增長有賴于廉價美元的供給，寬松的信貸環境讓企業和政府大量舉債，因此，新興經濟體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債務基礎之上的。當信貸環境和利率水平發生變化，債務經濟就會難以為繼，尤其是以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代表的國際“基準利率”不斷上升之后，全球會自動出現避險情緒，經濟增長基礎不牢固的國家將面臨資本外逃的挑戰。

美聯儲從2014年開始減少購債規模，新任美聯儲主席耶倫蕭規曹隨，堅持縮減購債的政策不變，她并不認為新興經濟體的波動會影響美國經濟復蘇。可以預見，2014年新興經濟體將過緊緊巴巴的日子，經濟增速下滑也是難免的，新興經濟體集體飄紅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當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會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興經濟體也會出現結構性的分化，外匯儲備不足、舉債過多、經濟結構單一的國家將面臨著危機的壓力，從貨幣貶值延伸到貿易，直至實體經濟領域，最終可能會引起社會與政治的動蕩。

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高歌猛進的標簽已經慢慢褪色了，金磚四國的發明者吉姆?奧尼爾又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薄荷四國”（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和土耳其。從“金磚四國”到“薄荷四國”，經濟增長的引領者只是少數國家，涵括幾十個國家的新興經濟體本身就沒有同質性，除了經濟增速較快之外，共同點太少。這與發達經濟體有很大不同，發達經濟體的數量比較少，經濟增長水平都比較高，在社會發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報告認為，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將回歸常態。何謂常態？就是經濟增長由美國、歐洲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來牽引，全球化的動力從新興經濟體轉向發達經濟體。2013年美國、日本、英國的對外出口都有較大幅度增加，發達經濟體將再次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牽引動力。從另一方面說，常態意味著危機時代的終結，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群體將在危機的考驗下出現結構性分化，也許未來幾年人們會逐漸淡忘新興經濟體這個概念，或者會賦予它新的含義。

經濟增長波浪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其歸咎于美聯儲的政策調整，不如說是世界經濟增長潮起潮落的自然反應。世界經濟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幾十個國家集體崛起的現象，更引人關注的是很多國家經過一段時間經濟增長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增長的奇跡并不可能偏離經濟規律的軌道，反倒是很多奇跡都會遭遇泡沫破滅的窘境。

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高歌猛進，其實是21世以來新一輪經濟增長波浪的延伸，在這一輪增長中，大宗商品出口國獲得較長時間的增長，弱勢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直接拉動原料生產國的經濟增長。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國。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開啟了長達十年的高速增長，同時中國也經歷了一場工業化的，中國對煤炭、石油、鐵礦石的需求拉動拉美、非洲、澳大利亞等原材料生產國家和地區的增長，從而形成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周期”。中國經濟從兩位數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這對于原材料出口國的增長來說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聯儲改變持續數年的貨幣扭曲政策，拉動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外部動力正在減弱，甚至逆轉。

2013年下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疲弱態勢也代表著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正處于下行狀態，經濟減速甚至經濟衰退的危機正在叩響新興經濟體的大門。經濟增長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經濟低落期間正是改革與轉型的良機，縱觀世界的改革史，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壓力倒逼。而經濟周期的形成與產業變革息息相關，抓住世界產業變革契機的國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頭之上，成為新的引領者。

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既有賴于外部動力的牽引，也有內部工業化的驅動，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沒有越過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潛力巨大。但新興經濟體同樣也面臨著后發劣勢，處于趕超狀態意味著無法獲得技術領先優勢，而任何產業在初創階段都會存在巨大的壟斷租金，等到技術大規模擴散之后，利潤水平自然會下降。形象地說，創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創意與技術，而當這種技術被大規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利潤被攤薄，因此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市場網絡中處于下游狀態。而隨著生產的分解與服務業的轉型，無論國家還是公司都需要在價值網絡中尋求最佳的位置，維持創新的能力，顯然，新興經濟體在這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劣勢。

正因為新興經濟體無力定義和規范未來產業發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幾十億人加入全球市場網絡之中，供需失衡的結構性矛盾嚴重，產能過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舊厚重的產業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額利潤的產業集中于發達經濟體，比如蘋果手機，在最開始幾年獲得了巨額利潤，隨著三星以及中國手機廠商的跟進，蘋果的超額利潤被擠壓，但后來者也只是依靠低價戰略贏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經打破了政治與經濟的界限、國內與國際的區隔，國家的競爭最終要分解為企業之間的競爭，具有創新產業集群的國家自然就成為創新型國家。而如何打造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需要政府與企業不斷對話，識別出新的具有發展前景的行業。一個親市場的政府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卻不擁有這樣的政府，一旦經濟增長下滑，失業率增加，社會震蕩，進而引發政局不穩定，政府的產業政策無法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毋寧說，政府被利益集團或者大眾綁架，一些無效的補貼不僅犧牲了本國的財政資源，還制造了通貨膨脹，犧牲了市場效率。

經濟增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處于高速增長的社會或者國家往往會習以為常，形成較高的增長預期，恰恰是在過于樂觀之中喪失了創新的機會，當一個新時代來臨之后，增長周期遽然終結。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終結，與其追憶過去的美好時代，不如盡快融入到一個創新時代。

中國例外？

當人們論述新興經濟體的危機的時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語“除中國之外”。在24個主要國家貨幣中，除了人民幣之外，其余兌美元都處于貶值之中，有些國家還出現暴跌的狀態。人民幣已經逼近破6的關口，預計2014年破6將是大概率的事件。從貨幣來說，人民幣確實例外了，這是否說明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一枝獨秀呢？

經濟總量巨大、宏觀經濟穩定都是中國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國增長是這一波新興經濟體增長的一部分，中國也受惠于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紅利，同樣，中國經濟增長也受益于寬松的信貸資源支持。從經濟增長的周期而言，中國并不是一個例外。而中國現在有機會從即將到來的危機中脫身，關鍵還在于改革議程已經啟動。

第4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在能源和環境容量約束嚴峻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還要推進低碳經濟轉型和不斷提高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程度，是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課題。但是，在碳減排意義上如何理解和界定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內涵？如何考慮歷史累積碳排放責任與碳強度減排策略的關系？如何對一經濟體的碳排放責任和碳減排努力作出更為合理的評價？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經濟體當前絕對碳減排量，也同時考慮經濟發展要求、歷史累積碳排放和實際作出的累積碳減排努力程度，進行綜合評價和分析判斷，在下一階段國際碳減排磋商談判和實際碳減排決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經濟體實際碳減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諾，進行有效決策。

一、碳減排和環境產出

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要求納入環境產出因素，建立社會“環境―經濟”復合社會產出目標。假設社會產出包括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但又具有某種聯合生產和范圍經濟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經濟產出以一經濟體GDP總量，環境產出以碳減排量（根據相對2005年基期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降低45%的相對減排目標，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基準參照強度，進行絕對減排量的換算，參考表1中計算公式）進行度量。借鑒生產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通過技術進步或提高技術效率實現同時提高經濟產出和改善環境的社會生產調整路徑。從碳減排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兼顧實現經濟發展和碳減排的環境友好型調整路徑。

在主流環境經濟學理論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視為經濟發展的外部性效應或負的非期望產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將其導致的社會負收益或正成本通過內部化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環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方式與調整過程。在采用DEA方法進行環境績效和效率評價時，該理論假設隱含設定負的非期望環境產出具有弱處置性，降低非期望產出，就需要減少正期望產出，不能滿足DEA模型產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將求解目標調整為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為方便研究，對負期望產出的處理方法主要有負產出法、線性數據轉換法和非線性數據轉換法[2]。

根據IPCC定義，碳排放是7種主要大氣污染物按一定系數加總換算得到的等當量碳排放值，主要與能源利用有關，依據環境經濟學假設一般將其作為負期望產出。相對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關系更為緊密和廣泛。根據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決于人口規模（P）、經濟發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術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強度表征）。STIRPAT模型將IPAT模型擴展為C-D函數形式，將碳排放量的變化歸因于人口數量、人均GDP、產業結構、城市化等指數化驅動因素的影響[3]。

不同于傳統的環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響的努力，不僅包括“主動”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與能源消費直接相關的碳排放（即碳減排），如能源利用清潔化、能源結構低碳化、能源效率與節能、碳捕獲/碳儲存（CSS）等，還應包括通過產業結構低碳化、增加碳匯（如植樹造林）、不破壞或不過度開發現有環境資源（或碳匯資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極”或間接的碳減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該努力部份，特別是碳匯資源增量，具有長期的減排效應。該部分的減排努力不易測算，現有基于負期望產出假設的理論，對此未給予明確和充分的解釋。

與一般負期望環境產出假設不同，非負環境產出假設[4]認為，給定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可替代，在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內，社會生產目標是追求相對實現社會環境產出（Q）和經濟產出（P）的最優配置（即林達爾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標，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在徑向距離上逼近經濟生產前沿面。與碳減排概念相結合，把該“環境產出”概念界定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積碳減排量，滿足正期望產出假設，表示為：

進一步，假設碳排放量本文中有關變量，在未特殊說明的情況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決于一經濟體能源消費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應當是實際發生的碳排放量。因此，與能源消費有關的碳排放量測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種一次能源消費與相應碳排放系數乘數再加總得到。碳減排量則是該變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鄰年份的相對凈碳減排量。作為累積碳減排量的環境產出概念，包括了對已實現碳減排成果（或環境存量）的保護。

采用環境方向產出距離函數的DEA生產效率測度理論，在有關研究[4-5]的基礎上，借鑒采用切克蘭德的“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度軟系統評價方法，提出了評價一經濟體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指標集，對有關概念和評價指標及方法進行了進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關評價指標集，用于對1980-2013年期間美國（USA）、歐盟（EU）、日本（JAP）、德國（GER）、印度（IND）與中國（CHN）的環境友好性進行評價、分析和比較。

同時，對其他國家水平指標的測算均以2020年中國經濟產出目標和環境產出目標作為參照指標，結構指標和動態效率指標測算方式不受影響。在國際比較中，水平指標和結構指標本身已經是相對指標，而對于動態效率指標，統一以1980-2013年期間中國對應指標的t-1期值作為參照進行測算，形成可用于比較的相對動態效率指標。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式（12）說明：環境產出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當期與基期的廣義技術差距（碳排放強度之差）和人口規模POPt有關。同時可以看出，環境產出與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與碳排放IPAT公式的簡單關系刻畫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關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雙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經濟增長迅速和高碳能源結構等約束，兩國碳排放增長迅速；另一方面，依據本文環境產出測算方法，兩國環境產出增長迅速與人口規模增長、GDP/人均GDP雙增長和年均碳減排量高等原因有關，說明考察期內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兩國也同時付出了很大的碳減排和環境生產努力，GDP的能源消費及相關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

對應來看，美歐德日巴5個經濟體環境產出增長與碳排放趨勢在內涵上基本一致，即環境生產的增長主要是由碳減排推動。其中，美歐德主要是通過加大碳減排力度和促進碳排放脫鉤，來實現環境產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現出一定的環境產出與碳排放“雙略增”的趨勢，原因在于兩國因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有所增加，具體而言是：仍未走出經濟增長停滯“怪圈”的日本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有所復蘇，同時因暫停核電開發，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費；巴西則是處于經濟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及其規模效應推動了碳排放的增長。

（二）基于“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1.水平相對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由測算得到各經濟體經濟產出（EL）和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圖3），可得以下發現。

經濟產出水平指數（EL）：結合IMF WEO（2014）預測，2020年前中國GDP（PPP修正）將一直處于快速增長過程，2020年美國和歐洲經濟規模將相當于中國的約90.89%和83.33%，其他國家都被遠遠超越。

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超過德國和日本，僅次于歐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內，德日兩國環境產出水平相近且始終保持平穩，歐美分別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過兩國，說明德日始終保持較高的低碳化水平。

進一步，采用變異系數法測算不同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權重（表2）。變異系數用以描述期內各經濟體對于實現環境和經濟產出目標的難易程度。結合本研究可知，變異系數越大，意味著對應環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測算得到的權重系數，可用于評價考察期內對該項指標實現的側重程度。

由各指標結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水平相對最低，歐美水平較高，其他相近；歐美中的努力水平較高。由于基礎相對較差，中國環境產出改善的效果最為明顯。在經濟產出方面，中美歐努力水平（變異系數）較高，但中國改善程度最大。整體看，中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的政策偏好與歐美相近，說明考察期內中國在致力于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以歐美發展模式作為了主要參考，同時取得了經濟環境“雙快速增長”的良好成績。日德巴印4國均相對側重于經濟發展，主要與這些國家環境基礎條件保持較好有關。中國要真正實現環境和經濟協調的低碳化發展，下一階段應提高環境產出權重，加大環境努力。圖3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該指數測算采用Fisher指數構造方法。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測算均以中國2020年目標水平為參照（標準化為1），因此，據此得到的中國2020年“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也是標準化值1。

由圖3可知，歐美發展水平明顯高于除中國外的其他經濟體，但中國追趕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較快。從“環境―經濟”協調程度改善（綜合指數增速）的角度看，中國改善最快，歐美次之，印日德巴4國增長平緩。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該指數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經濟增長的貢獻。

2.結構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考察期內，依據碳排放強度指標，各經濟體廣義碳減排技術水平基本處于持續進步狀態，即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與多數研究結論一致。但是，依據評價廣義環境技術進步的環境生產強度（單位與碳排放強度相同）指標，結論卻顯然不同（表3）。

總體上，各經濟體環境強度有趨同趨勢，中國技術進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為明顯；歐美技術進步水平相對穩定；德日巴印的所謂“技術退步”狀態，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環境產出增速，其中，印巴兩國更多地強調了經濟增長。

環境友好指數是社會產出和環境產出的無量綱化比值，說明的是一經濟體在社會發展中趨于環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國該指數取值為1。雖然這并不完全標志著該年份中國的“環境―經濟”生產滿足目標“合意”配置，但不影響國際間比較。

由圖4和表4看出，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的趨同趨勢。

考察期內，中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底子薄，雖在整個考察期內呈提高趨勢，但橫向比仍最低。

德日歐美環境友好程度高，發展平穩。結合實際看，4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說明采取了較合理的社會發展方式。其中，美歐人口和經濟規模與中國相近，在環境生產上采取“踩碎步”的改進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鑒意義。日德的環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歐美，指數略趨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內總體上GDP增長超過環境產出增長。

圖4 環境友好指數國際比較

巴印兩國則是在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實現的“高”環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內，兩國環境友好程度明顯下降，應與兩國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有關。

3.動態效率指數的測算和比較

動態效率基本指數集包括對環境產出的總體績效（DENP）、廣義技術進步影響（DENT）和經濟產出影響（DEEN）的3項評價指數，是基于相鄰年份環比關系對單一經濟體環境生產的動態評價。該類指標只能用于經濟體自身動態效率的縱向比較。此外，為更便于辨析環境產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應用的不同，也分別給出考察期內經濟增長（DCEP）和技術進步（DCTP）對碳排放影響的動態指數變化情況，測算方法相同。

由測算結果（如圖5）可得以下結論。

第一，對所有經濟體，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動態影響均基本為負向效應（DEEN

第二，在廣義技術進步對環境產出動態影響方面，在整個考察期內對中國始終保持正向效應（DETP>1）且最為顯著，但作用逐漸減弱；對歐美在多數年份保持平穩正向效應，變動很小，對歐盟作用強于美國；對其他4國均基本保持負向效應（DETP

第三，依據DCEP指數，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對歐盟和德國在約1/2年份和對美日在約1/3年份呈現正向效應。

大體以1996年和2001年為兩個標志性年份，經濟增長對4個發達經濟體碳排放的影響方式分為三個階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個經濟體的影響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間有所差異。對中巴印3國，經濟增長的碳排放效應均呈負向效應（DCEP

第四，依據DCTP指數，在整個考察期內對各經濟體，廣義技術進步對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應，對中國作用相對最為顯著。

進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國環境產出及其強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強度、GDP數據作為參照，僅選取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可比指數（正向指標，簡寫為RENTP，測算公式如式（13））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可比指數（負向指標，簡寫為RCTP，測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較同期其他經濟體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差距。

由測算結果（如圖6）有以下發現。

其一，考察期內，各經濟體之間及其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差距，均呈現迅速縮小和趨同的趨勢。依據RENTP指數，總體上，發達經濟體均保持較高技術進步水平，德日兩國高于歐美。僅依據表面指數值，巴印兩國廣義環境技術進步衰退明顯，原因在于初期兩國經濟發展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來也采取了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其二，依據RCTP指數，考察期內，各經濟體的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影響的變化趨勢趨同，且均明顯高于中國。但是，巴西的廣義碳排放技術退步明顯。

4.基于2020年碳減排承諾的預期環境友好特征評價和國際比較

以2020年預期GDP標準化為參照值1，以及根據中國承諾測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萬噸），相應環境產出量（2 962 654萬噸）也標準化為參照值1，可知2020年中國環境友好指數和復合產出水平指數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國各環境生產相關指數為參照，日德兩國環境產出水平最高，環境技術進步水平也最高。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的巴印兩國，環境產出水平和環境友好程度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環境存量，其環境技術水平較高內涵意味著對環境存量的保護工作開展得好。歐美兩經濟體與中國經濟規模相近，但環境友好程度、環境產出水平和碳減排技術進步程度均高。比較可知，中國“經濟―環境”復合生產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在以碳減排努力為代表的環境生產領域仍亟待努力。

具體而言，測算得到的中國2015和2020年環境友好指數反而相對之前明顯降低。以2020年環境友好為1，考察期內1990年至今的環境友好都高于1。這說明中國現有碳強度減排承諾目標偏低或經濟產出目標過高，“環境―經濟”生產目標制定的環境友好性偏低。

四、經濟增長對碳排放和環境產出的影響分析

根據前述定義，可以將環境產出看作受經濟增長、直接碳排放和影響碳排放的其他間接因素等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疊加。HP濾波方法可以幫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響，保留某一影響因素的趨勢性成份。

這里，采用HP濾波方法，對各經濟體，在碳排放和環境產出序列中分別剔出經濟產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響，識別經濟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如圖7），用以說明一經濟體經濟增長對于自身碳排放影響（DCEP）和環境產出影響（DEEN）的不同趨勢特征。該趨勢成份值大于1，說明經濟增長對該方面影響呈正向效應；趨勢成分值小于1，則說明呈負向效應。

依據結果可以看到，各經濟體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凈影響總體呈負向效應，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碳減排努力。而對碳排放則因經濟體不同而不同。相應的趨勢影響分析（表5）也能夠說明經濟與環境產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趨勢效應。

五、政策建議和結論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產出假設的環境經濟分析理論，對中國和美歐等7個主要經濟體的社會“環境―經濟”生產的狀況進行了比較和分析，與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減排指標的有關國際比較研究結論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結論。

碳減排與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經濟增長對環境生產（累積碳減排）總體呈負面影響，有效的碳減排政策應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相獨立。考察期內，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3經濟體環境產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終保持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環境產出水平較高的原因在于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對環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歐對經濟和環境產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國未來需要更加重視環境生產；美歐德日巴5經濟體環境生產與碳減排變化趨勢一致，而中印兩國環境生產與碳排放“雙增長”的原因在于伴隨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等政策導致的碳減排；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趨同趨勢，而中國相對仍最低，德日歐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更為合理。但是，中國累積環境生產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顯。此外，從環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國2020年承諾測算的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現階段，需要進行調整。

從動態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負面效應，對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影響也較大，但隨時間推移趨于減弱，其中對中國影響最明顯；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影響對各經濟體呈現趨同趨勢，對中美歐體現為正效應，而對其他4經濟體效應為負，對中國正效應最顯著。但是與碳減排相關的單純技術進步也沒有遏止碳排放增長的勢頭。

由此，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提出以下政策建議：在當前放緩經濟增長和建設生態文明的背景下，中國應在未來適當調高環境生產目標或降低經濟產出目標，提高環境友好性程度，進一步加大環境和碳減排努力，促進經濟低碳化發展；調整經濟增長速率和節奏，控制經濟增長的負面環境影響；采取與經濟增長相獨立的碳減排政策，加大該領域投入，推進“碳脫鉤”進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有關制度創新，更加重視碳減排技術的實用化和推廣；密切跟蹤各國碳減排和社會生產調整進展，學習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第5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伴隨著外企的大量涌入，市場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確保其在市場上立足，實現其健康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道路上必須重點關注的問題。然而，就我國國有企業管理現狀來看，其在管理創新上仍存在諸多問題。創新發展水平整體失衡，未形成正確的市場競爭概念，且缺乏有效激勵手段和機制，造成其管理創新發展緩慢。需結合企業自身發展現狀，采取有效的發展策略，才能確保其未來發展的長足性和可持續性。

一、國有企業管理創新概述

就企業的創新而言，其主要和根本目的是實現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以贏利作為一切創新行為的根本出發點。創新涉及企業的多個方面，如企業制度創新、企業管理創新和企業技術創新。針對企業管理創新，作為企業運行發展的重要保障，企業管理的高效率，對于企業良好運行和實現長足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國有企業管理創新來看，作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并發展的企業形式，其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國有企業沿用的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揮的作用也在逐漸衰弱[1]。因此，實現國有企業管理創新，針對其管理模式和管理辦法進行現代化、科學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足效用。

二、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現狀

1.整體發展水平嚴重失衡

就當前我國國有企業管理創新情況來看，其整體發展水平嚴重失衡。少數國有企業在具有前瞻思想和實干能力的企業領導帶領下，積極建設企業文化，并將企業管理創新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路徑，實現了企業管理水平的極大提高，使企業的綜合實力和市場影響力獲得顯著提升。如海爾和聯想等企業，其企業管理創新水平位居我國企業前列，在世界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而大多數國有企業仍沿用傳統的管理模式，造成企業發展乏力，管理水平停滯不前。

2.缺乏正確市場競爭概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成為企業發展的主要決定者。企業要想獲得自身的長足發展，爭取到更多的客戶和消費者，就需要形成正確的市場競爭概念，以市場為導向，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策略。然而，許多國有企業缺乏正確市場競爭概念，仍以計劃經濟時代傳承下來的管理理念作為發展方針。過分強調技術革新帶來經濟效益，忽視企業戰略定位的重要性。企業發展沒有戰略目標作指導，市場價值受到極大削弱[2]。

3.缺乏有效激勵手段和機制

國有企業存在的一大問題即分配制度不合理，員工的績效考核機制和激勵機制不健全。對于員工收入和利益的分配，不是根據其生產效益和貢獻價值，而是其職位高低，且受人為因素干擾較大。績效考核體系不健全，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不高，造成企業生產效益低下。同時，激勵手段和機制不健全，無法準確把握激勵時機和額度，表現優異的員工無法得到有效激勵，造成企業管理存在諸多弊端和不足。

三、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策略

1.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約束

我國國有企業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較為深遠，其經濟發展模式和管理模式很大程度沿襲下來，造成其體制管理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約。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計劃經濟的一套體系和模式已經無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相互間的碰撞與矛盾使得國有企業的發展面臨諸多約束和束縛。為此，必須有效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突破原有的舊思想和舊辦法，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向著現代化和市場化道路不斷發展。

2.樹立正確市場競爭理念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不斷深化，市場經濟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大。為實現國有企業管理創新，最為關鍵的問題，即樹立正確市場競爭理念，以市場導向企業的發展道路[3]。重視科技和人才發展，提高企業發展的技術水平，并在健全的人才培養機制下，實現企業創新實力的有效增強。對市場形勢進行深入研究，以市場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為指導，制定科學的戰略方針，確保企業發展與市場的有效同步。

3.建立健全有效激勵機制

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健全的人才激勵機制之上。人才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其對于企業管理模式的優化和發展策略的制定和實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此，應當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勵機制，對于企業員工和人才的培養，能夠以科學系統的績效考核機制作支撐，充分發揮人才的優點，使其能夠主動進行自我提升，并將自我優勢展現出來，實現企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第6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民政檔案；核心；發展方向

一、新形勢對民政檔案管理的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逐步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特別是近年來，國家大力支持開發經濟建設，國家政策和經濟體制的支持也側重于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在新形勢下民政工作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迎合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需求，突破傳統的管理觀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新形勢下的民政檔案管理工作被賦予了更大的使命和要求。只有正確把握民政檔案管理的核心方向，有效落實民政工作建設、管理和服務社會的基本職能。利用科學化合理化的管理手段推動新時期的民政工作創新發展。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體制共同發展的形勢下，利用新型的信息化管理技術對民政檔案實施高校管理，利用創新思想改善民政檔案管理隊伍的面貌，有效利用科學手段和新思想觀念解決民政檔案管理中的問題。并在實踐中尋求更適合現階段形勢發展的民政檔案管理方法，在發展中不斷進行創新，以保證我國民政事業持續發展，進一步貫徹落實黨的政策和方針，以新思想、新面貌、新態度、新方法落實完成黨和國家賦予民政檔案管理工作的使命。

二、民政檔案管理的核心要求

新形勢下的民政工作側重于發展完善經濟體制，民政工作作為國家基礎工作的一部分，結合著民政工作利民為民的特點，民政工作中涉及的檔案管理工作就尤為重要。民政檔案體現了綜合性較強、涉及范圍較廣、類型較復雜等因素，并且都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而民政檔案的管理受到廣大人民群眾及社會的關注。進一步做好民政管理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民政檔案管理的檔案關系到國家政策的落實及實施。在以科學和經濟發展為前提的新形勢下，民政檔案管理的核心要素體現在管理基礎、管理水平和管理理念上。

（一）民政檔案管理的基礎建設是民政檔案管理核心的重要部分。民政檔案可以從宏觀定義上分為專業、文書、實物、電子、聲像和科技檔案等。民政檔案管理是民政部門中的基礎性工作。隨著我國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完善，民政檔案管理也呈現著多元化的特點，新形勢下的民政工作要求更加多樣化，檔案資料類型復雜，涉及范圍較廣。所以，民政工作更需要與時俱進，利用新型信息化技術完善管理方法，確保民政檔案的基礎性工作跟上時代的發展。利用科學方法收集真正具有保存意義的文檔資料，保證檔案的完整性和公正性，對傳統的檔案管理模式進行創新，推進信息化收集和管理，進而提升民政檔案管理工作的效率。

（二）民政檔案管理的管理水平也在核心概念上占有重要成分。民政檔案管理相對于其他檔案管理較為復雜多樣化，管理人員和管理資料需要進行合理分配，才能夠有效地保證工作質量。民政檔案管理的管理水平體現在檔案管理制度、管理規范、工作制度和員工職責等方面。在科學技術和經濟體制發展的新形勢下，培養具有時代意義的新型管理型人才，利用更具專業性的人才改善現有的管理機制，對工作權責進行合理分配，并物盡其用，達到對民政檔案以及相關人員的合理性管理。

（三）新形勢下民政檔案管理的管理理念也在改變，傳統的民政檔案管理通常存在很多懶散的、不作為、不規范等現象。新形勢下的社會經濟體制給民政檔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傳統管理觀念的基礎上，更需要有協調合作的管理理念。民政檔案管理部門不再是一個單獨行動的主體，而是需要和其他部門相互協作，共同完成國家和政府的任務，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摒棄錯誤的封建思想和管理概念，努力形成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數字化管理概念。

三、新形勢下民政檔案管理的發展方向

我國的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完善，民政工作也由原來的傳統模式，轉變成了現代化適應經濟發展的管理方式。對于加強經濟建設，以及對全面奔向小康社會目標的確立，國家大力推行各種福利救助、民主政治建設、消防建設、社會事務管理政策等。對民政檔案管理工作來說，其發展方向不僅決定著民生的發展，更將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所以，在新形勢下，找到推動民政檔案管理發展的要素極為重要。現代化信息技術和數字化檔案管理是新時代的產物，在多個領域應用中發揮其重大作用。所以，在民政檔案管理中，信息技術、數字化處理技術以及創新管理理念也將成為民政檔案管理的發展方向。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新形勢下民政檔案管理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多樣化的政策實施給民政檔案的基礎性收集和管理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新形勢下的民政檔案管理迫切需要改善核心要求和明確發展方向。在社會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今天，信息化高科技技術已經成為各領域普遍應用的管理方法。民政檔案管理更需要條理性強、專業性強、協調性強的數字化管理。所以，新形勢下民政檔案管理將順應時代的發展，對管理模式進行創新，對管理方法進行完善，利用科學有效的信息化管理技術推動民政檔案管理的發展。

作者:袁振 單位:洮南市民政局

【參考文獻】

[1]文麗鵬.淺析在市場經濟中檔案管理的挑戰和出路[J].東方企業文化,2013(10).

第7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在匯率研究范圍內有不少問題可供選擇，本文以匯率均衡為研究對象，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匯率均衡研究在西方匯率理論中仍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自然也就是一個很有“挖掘”潛力的理論課題。如果我們能用科學的方法，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論但又高于西方理論的匯率均衡研究成果，將是有理論意義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匯率研究中，尚沒有發現對匯率均衡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可以說這還是一個“空白”領域。而現實是，經濟發展中總存在著“均衡”運行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此，我國也是如此。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就強調經濟總體和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現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需要重視經濟的均衡運行。而經濟的均衡運行是由許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組成的，匯率便是其中之一。匯率均衡是保征我國對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條件，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也將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論分析為前提，以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建立我們自己的匯率均衡理論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瀏覽了國內外關于匯率研究的大量文獻和搜集了關于人民幣匯率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論述采取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為匯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匯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兩大部分。

主要內容如下（按各章順序）：

首先，對全文的中心議題、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及有關概念作概括說明，并對西方匯率理論中關于“均衡匯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紹，這些構成緒論的內容。

在上篇中，我們首先將匯率均衡納人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中，建立了匯率這一經濟變量與經濟其他主要方面之間的均衡關系。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匯率與價格水平的均衡、匯率與貿易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貨幣供求的均衡、匯率與利率的均衡、匯率與國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匯率與財政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資本流動的均衡。這些內容是我們論證匯率均衡的理論基礎。

在闡述了匯率與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之后．我們又將匯率均衡置于匯率政策目標下，對匯率政策進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匯率均衡既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又是一種目標體系．它應成為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輔助宏觀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實現。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匯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對此，我們進行了3個層次的分析，包括：內部均衡與對外均衡、局部均衡與總體均衡、短期均衡與中長期均衡。

匯率均衡不是一個靜態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內容既會因匯率及各種經濟變量的變化而不同，也會因匯率政策的調整而不同。匯率政策調整對匯率均衡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于匯率政策取向上。匯率政策取向是一個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概念，它引致匯率均衡向著某一個由政策確定的方向變化，這個方向有時是根據客觀經濟變化而定的，更多的時候是政府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而作出的決策。無論如何，取向性的匯率調整可能會導致匯率均衡在現象上出現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確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目標的，這種“偏差”就是匯率均衡過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進行了宏觀經濟環境下和匯率政策條件下的匯率均衡分析之后，我們對有關的匯率指標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購買力乎價、實際匯率、有效匯率（多邊有效匯率和雙邊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等，還有可以估價匯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國際收支法。它們能夠從不同方面分別測量匯率的真實水平或客觀水平。作為量化的匯率指標，它們可以為匯率均衡程度檢測、匯率政策調整提供明確的、可行的依據。

在上篇的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我們展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特殊均衡分析。這構成下篇的內容。

首先，對于人民幣匯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簡要說明。人民幣匯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匯率目標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應地，人民幣匯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分析，是從其歷史回顧開始的。在第7章中，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人民幣匯率的演變過程，同時對伴隨人民幣匯率歷史變化的原因進行了評價和分析。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體制的許多方面都密切相關。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8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匯率政策與我國貿易體制、價格體制、貨幣供求關系、財政稅收等方面表現出日益密切的相關趨勢。一方面，匯率政策對于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響或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標內容上、政策手段上都進行相應的變革。

在論文的第9章中，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進行了系統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幣購買力平價之評價、人民幣實際匯率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分析、出口換匯成本分析、以及對作為“平行匯率”的貿易內部結算價、黑市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價進行的分析。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官方名義匯率所不能表現出來的許多東西，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幣匯率變化的真實軌跡及其存在的問題。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能為匯率政策的歷史評價、匯率政策的改革調整和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檢測提供現實的依據。

根據上篇理論分析的思路，我們在第10章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均衡是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它與一般理論分析下的匯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內容，就其本身而言，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步驟劃分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標適應干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是匯率政策改革的現實選擇。它取決于3個大前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外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長期的均衡目標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匯率政策目標選擇，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遠期的目標方向。可以設想的是，中長期匯率均衡目標將是一個包含更多變量的、較寬的匯率目標區間，是由許多個近期目標區域構成的連續運行軌跡。

在論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們就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關問題作了探索性的分析。這些問題包括：關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探討；統一匯率形式、建立健全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探討。這是目前我國外匯體制與政策改革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就這些方面提出的觀點或建議是在本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礎上闡述的個人觀點，也是作者希望將匯率理論研究運用于現實分析的具體體現。

論文在就上述各方面進行了論證之后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l）匯率是宏觀經濟體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形式”，匯率均衡也就應體現出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內在的、有機的“因果鏈”關系，而不只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由此決定了匯率均衡研究必須從匯率與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入手，將其納人宏觀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

（2）匯率均衡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從匯率政策角度來研究，它就是一種目標體系。匯率政策必須以匯率均衡為目標來確定其具體內容、手段和調整方向。而作為目標體系的匯率均衡應是全面的、動態的、多層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所決定，又因各種經濟因素和政策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調整。

（3）匯率均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量化的匯率均衡水平。由于匯率均衡是一個全面的、動態的概念，均衡匯率作為具體化了的目標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水平點”，而只能是一個由不同時間長度等因素決定的、寬域不同的、動態的、最佳匯率區間，這個目標區間就是匯率政策的“目標靶”，而且是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靶”。

（4）對于人民幣匯率來說，同樣存在著匯率均衡問題，只是傳統經濟體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幣匯率均衡研究在內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對其評價也沒有一致的標準。特殊的經濟體制造就了匯率均衡以特殊的內容和含義。對人民幣匯率均衡進行的特殊分析應著眼于目前和近期的發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匯率均衡已成為經濟均衡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條件之一。匯率政策應該樹立匯率均衡的目標體系，并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來確立其內容。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均衡這一政策目標，改革匯率調節機制、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匯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導，但政策取向不應以主觀決策為主，而應順應經濟發展規律，作出有利于市場經濟改革的選擇。

在整個論文的構思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對匯率均衡這一題目進行有創見性的研究。指導思想有兩條：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雖借鑒它們的一些基本理論，但重在用科學的、辯證的方法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二是將理論研究服務于現實經濟生活，唯其能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試圖作突破性的研究，這些方面是：

（l）將匯率納人宏觀經濟體系中，確立匯率與多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由此得出了更為全面的匯率均衡概念。

（2）指出匯率均衡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并提出匯率均衡作為目標體系，是一個動態可調整的特定匯率區域的論點。

（3）提出匯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這一概念，對政策取向的特征、含義及其客觀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4）對于西方匯率理論中出現的一些匯率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們觀念中對這些指標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

（5）對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應用分析，其中有些是應用國際上已有的指標模式進行的現實分析，有些則是對我國外匯體制下的特殊匯率指標進行的分析。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幣匯率存在的偏差和匯率體制存在的問題。

（6）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論述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不少屬于因個人理論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導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觀條件限制所致。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更理想的發揮或更深人的論證。這些地方主要包括：

對于匯率均衡的目標模式，本文只是著重了涵義和基本思路和刻劃，而沒能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匯率均衡理論還缺乏數量分析方法的進一步論證；

第8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新興經濟體；經濟秩序；發展中國家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02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4044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之后的第二大經濟體。印度，巴西等金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也穩居世界前十名行列。對于新興經濟體的組成成員界定，經濟社會中具有以下幾個觀點，首先是美國首席經濟學家提出的金磚五國概念，并與2005年將其發展為金磚11國，包括中國，韓國，菲律賓，伊朗等。其次還有靈貓六國，迷霧四國等集團化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對新興經濟體的衡量標準進行了界定，從二戰后經濟增長，經濟規模，人均收入水平，國際經濟地位等七個方面對新興經濟體的概念進行限定，并將條件符合的11個國家列為新興經濟體，簡稱為“E11”。

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據日益重要的影響，隨著新興經濟體的不斷發展，西方國家對于其的態度也隨之轉變。美國經濟衰退時期，總統奧巴馬曾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表示美國將于未來與新興經濟體共同合作，恢復并穩定全球經濟的發展。2013年，美國經濟出現了明顯好轉，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與法國商界會談時表示，新興經濟體將會對美國及歐盟的合作帶來巨大的挑戰。由西方國家對于新興經濟體既愛又恨的態度可以看出，新興經濟體在21世紀的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將影響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遷。

一、新興經濟體影響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21世紀以來，新型經濟體利用其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事務，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改變了二戰前夕以美國和前蘇聯為首的經濟格局。

（一）建立新型世界經濟增長格局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成為現階段世界經濟格局的最新特點。世界范圍內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經濟出現了同步增長的現象，特別是中國、印度等經濟人口大國，在國內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在09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前，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黃金力量。2009年，由美國華爾街開始，全球經濟急劇下滑，新興經濟體的強勁發展勢頭也由此被打斷。2011年，世界經濟轉入穩步恢復階段，世界經濟增長數據顯示，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后，新興經濟體的恢復與增長速度始終高于發達國家與世界平均增長率，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

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與19世紀50年代的經濟復蘇具有不同的特點，新興經濟體能夠及時獲取經濟前沿情報、分享經濟發展的最新成果。據MF數據顯示，最近十年中，新興經濟體的人均GDP發展達到百分之六左右，高于發達國家人均GDP增長的三倍。在09—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而新興經濟體的人均GDP則繼續保持正增長局面，達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左右。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拉動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推動力經濟全球化的進步，國際金融機構預測在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依然將保持迅猛的發展趨勢，逐步建立一個由新興經濟體主導的經濟增長格局。

（二）新興經濟體引領全球經濟的復蘇

工業革命后，世界經濟經歷了多次經濟金融危機，一般來說，經濟危機后世界經濟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處于蕭條狀態，如1929年出現的經濟大蕭條，造成世界經濟負增長七年，直到1954年，美國經濟才得以恢復到原來水平。19世紀70年代爆發的石油危機也將西方國家紛紛拉入十年滯脹局面，拉美地區經濟增長20年未得到有效恢復。而09年的經濟大衰退后，世界經濟復蘇迅速，其中很大部分應該歸功于新興經濟體的強力發展。

根據近五年MF調查數據顯示，新興經濟體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全球經濟增長的百分之七十來自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貢獻。2010年，新興經濟體的全球產出增量達3萬億美元，占世界的經濟增長的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見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推動引領全球經濟復蘇的主導力量。

（三）新興經濟體帶動全球經濟重返擴張

經濟危機爆發后，國際經濟機構對于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仍然持有樂觀的心態，經濟學家認為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仍然處于擴張階段。除此之外，世界銀行的未來發展趨勢中預測，新興經濟體將占據全球內需的一半左右，亞洲經濟體將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的主導力量，將以年均百分之八的經濟貢獻量位于世界經濟增長首位。

二、新興經濟體改變國際經濟秩序

新興經濟體對于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分為兩個主要方向：一是改變國際經濟力量格局，全球經濟集團的碰撞對抗加劇。二是推動新型的經濟結構出現。資金能源分配由發達國家主導轉變為向新興經濟體傾斜，全球需求增長依賴于新興經濟體的拉動。

（一）全球經濟重心傾斜，經濟力量格局轉變

1.經濟重心轉向新興經濟體。根據MF預測，到2016年，中國、印度、韓國等新興國家的GDP規模將達到21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的百分之二十三，同時，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GDP比重將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世界銀行在2011年的全球經濟報告中預測，至2025年，中國、巴西、印度、韓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世界的半數以上。

2.行結構調整。現階段，全球經濟分為三大發展板塊：北美板塊、歐洲板塊和亞洲板塊。據國家經濟機構預測，21世紀將以亞洲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力。從MF提供的經濟數據來看，亞洲經濟在未來十年內將持續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亞洲也將力壓美國、歐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區域。

3.大國排列次序發生變化。09年經濟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了明顯倒退，據國際經濟機構預測，未來10年間，世界十大經濟體的排名的入榜情況將發生較大的變化，新興經濟體將占據十大經濟體的半數以上，整體發展力量增強，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劇烈沖擊。

雖然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趨勢迅猛，但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仍然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時期。只要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保持持續上升的狀態，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正確指導思想，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中，新興經濟體仍然具有發達國家所不具有的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優勢，國際經濟局勢依然有利于發展中國家。

（二）國際經濟格局出現結構性調整

1.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需求上升的引擎。就現階段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趨勢來看，個人累積財富數量迅速增加、中產階層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主力階級、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物質精神商品消費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國家內需增長成為拉動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的主體力量。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未來二十年中，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消費將超過發達國家，保持百分之九的年增長率。

2.財富分配格局變化，新興經濟體占據有利地位。新興經濟體的迅猛發展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使全球的財富分配格局出現了變化。東半球成為財富集中的區域。根據對全球外匯儲備的數據監測可知，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量在2013年達到8000億美元。國際資本開始出現逆向流動，即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除此之外，新興經濟體的政府財政收支逐年趨于平衡，政府欠債情況得到大幅緩解，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后勁十足。

3.金融貨幣格局變遷。隨著經濟格局的變化，部分新興經濟體通過貨幣金融、大宗貿易等不斷壯大自身金融業的發展，進一步促進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外匯儲備數據顯示，美元的外匯儲備比例在過去十年間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此種趨勢將會持續進行。多極化世界的發展將會推動貨幣多元化的格局出現，世界銀行組織預測，在2030年之前，將會達到美元、歐元、人民幣三種貨幣鼎力局勢。

三、新興經濟體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但是，由于自身力量的不成熟、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仍然面臨問題與挑戰。

（一）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2009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處理政策，美元不斷貶值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壓力增長。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經濟基礎較為薄弱，需要面對通貨膨脹、物價提升的多重壓力。2009年以來，我國國內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一直處于上漲狀態，2013年的CPI漲幅達到2.9%。為了緩解物價上漲危機，新興發展中國家采取了增加銀行存款利息等貨幣金融政策控制通貨膨脹危機，在階段時間內取得了部分效果。但新興經濟體仍將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本幣升值壓力，如何快速的化解膨脹危機成為新興經濟體發展的重要問題。

（二）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現象嚴重

后危機時代，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恢復緩慢，失業率仍然保持在較高水平，而歐盟成員國家大部分身陷債務危機。在這種復蘇緩慢的經濟形勢下，發達國家降低了對于新興經濟體的產品需求，同時，為了保護國家經濟的發展，政府也采取了對于本國商業的貿易保護措施，排斥新興經濟體的產品輸出，這就造成了新興經濟體對外貿易受阻情況。例如在中美貿易交往中，美國在09年到12年間對中國輸出產品進行了十余次的反傾銷調查，中美兩國的經濟爭端不斷凸顯。由于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可以預見，未來新興經濟體仍將面臨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對外出口市場將會嚴重萎縮。

（三）新興經濟體在社會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

由于發達國家主導國際社會分工，新興經濟體在對全球經濟貢獻與所得的財富比例不符。雖然近幾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是經濟基礎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新興經濟體在先進科學技術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大部分重要的電子產品零件仍然依賴進口。由于此類條件的限制，一段時間內，新興經濟體仍然將處于國際社會分工的底層。

（四）新興經濟體之間合作欠缺

各新興經濟體之間為了爭奪有限的國際資金、商業投資互相進行慘烈的競爭，例如中印之間在非洲爭奪石油、礦產等自然資源不僅削弱了本國的競爭力，還為其他觀望國家提供了可乘之機。這種重競爭輕合作的做法不利于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聯合發展，限制了經濟體總影響力的增強。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新興經濟體是當今經濟社會中一個有力的發展力量，其在未來幾十年時間內也將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是就目前經濟社會來說，仍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局面。由于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國際經濟社會內部矛盾將不斷激化，新興經濟體在面臨機遇的同時也需要合理處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挑戰，為更加合理、公平的新型經濟秩序的建立做好準備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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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邁克爾·斯賓塞.新興經濟體能救世界嗎？[J].報林，2010（08）.

第9篇：經濟體的概念范文

一、經濟轉型

（一）經濟轉型的概念

在探討經濟轉型之前，應分析“轉型”一詞的詞義。“轉型”作為一個基本概念，最初應用在數學、醫學和語言學領域，后來才延伸到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經濟轉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獻中，對經濟轉型的表述及研究的側重點均有不同，中文文獻往往以“改革、轉型、漸進和轉化”來描述。[找文章到文秘站-/-一站在手，寫作無憂！]

就經濟轉型的概念而言，經濟轉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根本變化。具體地講，經濟轉型是經濟體制的更新，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經濟結構的提升，是支柱產業的替換，是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發生的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經濟轉型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會面臨經濟轉型的問題。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經濟非常發達的西方國家，其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也并非盡善盡美，也存在著現存經濟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經濟制度轉型的過程，也存在著從某種經濟結構向另一種經濟結構過渡的過程。

（二）經濟轉型的分類

經濟轉型有多種分類方法，常見的有以下兩種劃分方法：

1、按轉型的狀態劃分：分為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

體制轉型。指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體制轉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時間內完成制度創新。

結構轉型。是指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結構轉型的目的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而在轉型過程中改變一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和區域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市場結構、供求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區域布局結構等等。因此，結構轉型又包括產業結構調整、技術結構調整、產品結構調整和區域布局結構調整等。

另外，有的學者把經濟轉型的狀態分為四類：經濟體制轉型、發展戰略轉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經濟結構轉型等。我們認為，無論怎么劃分，經濟轉型都不外乎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兩種類型。

2、按轉型的速度劃分：分為激進式轉型和漸進式轉型。

激進式轉型。指實施激進而全面的改革計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進行盡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數學者把俄羅斯和東歐“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稱為激進式轉型。激進式轉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終極目標。

漸進式轉型。指通過部分的和分階段的改革，在盡可能不引起社會震蕩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實現改革的目標。多數學者把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稱為漸進式轉型。漸進式轉型注重的是改革過程。

（三）經濟轉型的特點

階段性和長期性的統一。在談到經濟轉型時，我們往往把某個時期經濟在體制和結構的變化稱為經濟轉型。因此在制定轉型計劃時往往會以時間多長、經濟發生什么樣的變化來衡量是否完成經濟轉型。其實，這只是階段性的經濟轉型。但是從長期經濟發展實踐來看，經濟本身時時刻刻都在追逐著質和量的提高，這種質和量的緩慢變化本身就是經濟轉型。習慣上我們把某個時期經濟發生的較大變化稱之為經濟轉型，即段性經濟轉型。

漸進性和激進性的交叉。經濟轉型往往表現為時而激進，時而漸進，在某些領域激進，在別的領域漸進。

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的同步。經濟體制的變化必然帶來經濟結構的調整，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需要經濟體制的創新。

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的互動。在經濟轉型中，政府和企業是推進經濟轉型的兩種不同的力量。企業是推進經濟轉型的基本動力，而實現經濟轉型又離不開政府作用的發揮。兩者一個是內因，一個是變化的條件。只有兩種力量結合，雙方互動，才能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轉型。

區域性和國際化的結合。經濟轉型通常是區域性經濟發展措施，而區域性的經濟發展又不得不考慮國際經濟發展潮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經濟轉型必須緊跟當前科技發展步伐，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動向。

（四）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轉型

1、轉型的四個階段

在某種程度上，全國新一輪經濟轉型浪潮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轉型的延續和發展。因此，要研究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必須先研究改革開放后的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后，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了市場經濟，階段性過渡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征。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一開始并不是朝著市場經濟發展，通常采用“先試驗后推廣”和“不斷調整目標”等做法。總體上講經濟轉型是漸進的，但在某個階段也有激進的性質。

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其一，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漸進式改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為核心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使用權，以放開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為核心的改革，使國有企業初步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同時也使非國有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二，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將國營企業推向了市場，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展開競爭。其三，經濟民營化改革強調了產權的重要性，允許了經濟更大程度上的經濟自由，各種所有制的競爭，使非國有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其四，經濟國際化的改革，使中國經濟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同時能夠面對世界新經濟的挑戰，逐步向國際經濟一體化過渡，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來。

2、當前全國經濟轉型概況

加入WTO后，中國經濟正飛速地邁向國際化。在國際化競爭和較量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將出現一種新觀念、新技術和新體制相結合的經濟轉型模式。這種經濟轉型模式不僅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還將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當前，全國許多地區提出了經濟轉型的構想，并且許多地區還制訂了經濟轉型 規劃。其它地區雖然沒有提出經濟轉型的問題，但是實質上也在做著經濟轉型的工作。整體上看，全國經濟轉型可分為北方的經濟轉型和南方的經濟轉型，并且南北雙方的經濟轉型有著明顯區別。北方的經濟轉型以東北三省為代表，南方的經濟轉型以粵、浙、閩等省為代表。北方是我國的能源基地，改革開放近二十多年來的能源開采利用，許多地區能源開采業進入了萎縮期，由于資源的逐漸枯竭，導致了一些社會矛盾的出現。東北以阜新市、遼源市、伊春市、大慶市為代表的四個國務院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點城市，轉型的主要任務是減少能源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國重型制造業基地，但是制造業整體水平落后。面對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態勢，北方工業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發展替代產業、接續產業，其次是產業技術升級和經濟制度創新。也就是說北方經濟轉型是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技術進步為輔的經濟轉型。南方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經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地帶”，盡管如此，南方經濟與世界發達經濟還存在著生產技術、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推進產業技術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與世界經濟接軌，參與世界競爭。

3、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質

縱觀當前全國的經濟轉型，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國當前經濟轉型的實質就是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經濟發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當前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任務和方向

目前全國許多地區的傳統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受到國家產業政策、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不能更好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中來。因此，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是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之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

轉型的主要任務是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工藝和裝備，在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顯進展。

轉型的方向是發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帶動產業化。當前的世界經濟是高科技主導下全球一體化經濟，高科技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因此，大力發展高科技企業，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提高高科技產品的市場份額和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高科技產業化是經濟轉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國的產業發展態勢與經濟轉型

加入了WTO后，中國的一些優勢行業如紡織、服裝、鞋類、玩具、機電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國、反傾銷之類的威脅，因而得到迅猛發展。這些優勢行業在迅速占領世界市場的同時，也在發展壯大中占領了世界生產技術的制高點。以服裝為例，20__年中國服裝在歐盟、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設限的情況下，許多產品的外貿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實現了翻番。中國服裝業在向世界市場的邁進中，生產技術和組織管理水平得到了鍛煉和提升，達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歐盟和美國的服裝生產界感到震驚。因此，在部分地區的經濟轉型中，有的地區（如阜新市新邱區）把服裝行業作為了產業的發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數量的外貿出口。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未來的全國經濟轉型中，我國的優勢行業將是一些地區的最佳選擇。

（五）當今世界經濟轉型的潮流

當今世界經濟的兩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的突起，經濟全球化是對全球資源和市場追逐的結果，經濟信息化則是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使然，在這場競爭中世界經濟將轉向以商務電子化為代表的新經濟。新經濟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將發展成為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七大高科技產業為支撐的龍頭經濟。有的學者甚至把這種新經濟稱為第三次產業革命。

（六）經濟轉型與傳統經濟發展

世界經濟轉型的歷史是一部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的歷史，又是一部新興產業崛起的歷史。世界各地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盡管有許多新興產業的崛起和發展，但是除了一些資源型產業因資源枯竭而退出歷史舞臺外，傳統產業并不會因經濟轉型而成為終結者，相反傳統產業會在經濟轉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技術、市場和管理支撐，會遇到許多問題。只有在經過漫長而痛苦的孕育發展期后新興產業才可能成為某個區域的支柱產業。因而，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融合，才是經濟轉型的最快和最佳選擇。在經濟轉型中，讓高新技術和商務電子技術與傳統產業相結合，來帶動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的流動，從而推進市場資源進行整合，最終促成傳統產業升級換代是推進經濟轉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續發展

（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可持續發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個新概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第一次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

持續性指的是可以長久維持的過程和狀態。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后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

經濟可持續發展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經濟本身應具有持續發展的能力。即經濟有較強的發展后勁，具有“勻加速”或“加加速”前進的能力，將來不會出現因“加速度”急劇下降而產生經濟衰退現象。其二是經濟具有與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能力。即經濟發展雖以自然資源為基礎，但要同環境承載力相適應，雖以提高生活質量為目標，但要同社會進步相協調，不能以損害社會、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

（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質

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經濟。所謂的和諧經濟就是經濟結構要合理，具有較強的增長潛力，經濟發展要與國家政策和諧、與社會發展協調、與環境承載能力適應等。

（三）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趕超發達國家，大量使用了本國的自然資源，使自然資源急劇減少，環境嚴重惡化，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是我國老舊工業企業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歷史原因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在以往相當長的時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這些工業企業設備老化，技術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嚴重。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將大量的發展資金用于環境保護，使環境失去持久的經濟支持能力，并使區域經濟發展受阻。因此，老工業企業的出路就是通過加強技術改造，實行經濟轉型，進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途徑。經濟發展是全面小康社會的首要目標，但并不是唯一目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工程中，經濟穩定、持續、快速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但是環境生態目標是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和各類自然資源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如果破壞了這個基礎，當前和未來的發展都要受到制約。要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就必須走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與能源、環境持續協調發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開放事業成功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使我國進入世界經濟強國之林。達到這個目的，沒有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不行。同時，由于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經濟發展對能源和各種資源的依賴程度愈來愈高。為了充分發揮環境與資源這個生產力要素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須使經濟與資源、環境實現和諧發展。

三、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是經濟領域內的兩個不同概念。兩者是緊密聯系的，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轉型 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內在需求，是必要條件，可持續發展是經濟轉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