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方向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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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一、加強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的研究的創新

技術創新理論是在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的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來的，在這過程中離不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導致生產關系的變化，二者互為因果，所以相對于生產關系來講，生產力的發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中也發現，一旦生產方式發生變革，則會推動新的生產力的開發和利用，同時也要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和改革，與之相適應。而生產方式的變革實質上就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是技術的創新，是一種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應用和生產。

技術創新是當前我國在經濟建設工作中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其可以使國家的綜合國力增強，提升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同時還能有效提高企業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經濟一體快快速發展下，可持續發展戰略被人們所普遍認可，這就導致技術創新的理論視角開始側重于科學技術和應用，更注重技術創新和生態保護的相互關系。而且在技術創新的目標體系中將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人的發展同時納入其中，利用生態化的技術確保了技術創新商業價值的實現，使新的技術創新觀念和理論得以實現。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步伐下，知識也在全球化得以進一步拓展，知識的全球化對技術創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個企業、組織或是國家其所掌握的技術及資源都是有限的，單獨以其自身的能力去發展會受到較大的制約，無法滿足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要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合作的模式來進行發展，創新方式以技術及資源的聯盟及合作體現出來，技術創新的理論研究重點也開始有所變化，已不僅僅對資源優化配置進行創新研究，開始向資源的合作及優勢互補方向發展，在這種過程中，企業在合作中受益，擁了進行科技創新的技術和人才，同時在合作過程中也獲取到了新的知識。企業之間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網絡和社會關系，有效的加快了技術創新的步伐。

二、在與西方經濟學比較中進行創新

政治經濟學要實現創新，則需要從傳統的思維中走出來，充分的吸收其他經濟理論先進的思想和精髓部分，從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發展。傳統的政治經濟更應走出自我封閉的體系，但不能偏離的指導，從而積極的吸收西方經濟學中精化的部分，經彌補自身的不足，實現優勢互補。長期以來我們對于的理解過于絕對化，將其看成是絕對的真理，認為其他的東西都是錯誤的，這種思維過于片面，政治經濟學要想發展和創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經濟學中一個合理的理論，并為自己所用。傳統的政治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相比，兩者在研究對象的定位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政治學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西方政治經濟學則研究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從這其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政治經濟學更注重在一定社會制度基礎上，通過提高生產率及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實現增加社會財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資源相對或絕對短缺的情況下，經濟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對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來實現，這樣可以有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會成本，增加社會財富，確保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加快了社會政治學的發展。而政治學也研究市場經濟，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是市場經濟中的生產關系。

在社會發展的人類進步過程中，生產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僅能夠創造社會財富，而且作為原動力，有效的加快了社會發展的步伐。在西方經濟學中所研究的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實質上就是生產力的合理配置。而在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更注重將合理的對先進生產力進行運用，從而加快社會經濟建設的步伐，這與西方經濟學中相關的理論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將西方經濟學與當前政治經濟學進行有效的結合，從而提出與當前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理論。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不僅需要更發了的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進行堅持，同時還要對一切文明成果進行正確的吸收和借鑒，這樣才能使之更好的為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服務。

三、結束語

追溯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這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在無數經濟學在對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研究過程中提出了經濟學的理論，并不斷的對其進行完善，從而使其得以不斷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具有較深的底蘊，是一座知識倉庫，還需要我們在研究中不斷的深入去發掘，這樣才能有效的推動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參考文獻：

[1]馬艷，李韻.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路徑.學術月刊，2011-07-20

第2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關鍵詞：應用型人才政治經濟學教育改革研究內容

中圖分類號：F0-4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20）12-0006-02

眾所周知，對人才培養目標準確定位，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教學效果。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尤其應結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對課程進行有效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同時，加強學生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將專業知識應用于所學技能，推動政治經濟學科的改革與發展。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仍然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要結合政治經濟學的具體研究對象，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引導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解決現實問題。加強對政治經濟學教學現狀的轉變，采用案例教學，有利于提高學生對課程的理解，達到教學的目的。同時，充分利用教育信息技術資源，順應時代的發展。[1]要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考評，轉變考評方式，加強對學生解決問題能力與創新意識的培養，注重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精神，引導學生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

一、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特點與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課程的聯合，結合每個學科具體特點，分析現實問題。在當前的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對政治經濟學科教學有效改革，有利于提升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加強應用能力的提高。

（一）滿足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

隨著學生數量的不斷增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要明確培養目標，提高對學生的能力要求。要明確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政治經濟學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對生活中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的知識深入了解，培養學生對經濟學思維，有利于提高學生對理論的實際應用，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二）順應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要求

隨著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高等教育出現大眾化的發展趨向；因此，學生之間的學習能力與知識掌握狀況存在一定的差異。政治經濟學理論較為抽象，不利于學生理解。因此，應改進調整教學模式，有利于加強學生對知識的理解，促進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提高整體的教學質量與效果。[2]

二、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定位

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往往分為理論型與應用型。培養應用型人才，更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人才培養目標涉及師資隊伍建設，改進教學方法進行應用，加強對資源的配置，有利于提高整體的教學質量。同時，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更注重學生理論基礎與發展的整體趨勢，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注重提升綜合創新能力。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用型人才要去發現經濟規律，將發現的事物進行積極的創造與轉化，應用到具體的實踐過程，加強對知識技術的有效應用。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現狀

（一）人才培養目標定位

政治經濟學注重以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關系，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揭示經濟規律。教師在講授的過程時，更注重提升應用型人才的素質，使學生掌握基礎的理論知識，加強對理論知識的應用，從而解決生活中的問題。[3]

（二）未適用于應用型人才培養

1.缺乏教學理念的轉變

在政治經濟學教學方面，由于受到傳統教育理念的影響，部分高校教師沒有準確定位人才培養目標。首先，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把自我作為課堂的中心，教學方法和手段較為單一。其次，在測評方面更注重期末閉卷考試，沒有多種形式的考核。最后，學生存在死記硬背的現象。這與所采取的考試制度有一定的關系。

2.教材不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

在當前的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高校把政治經濟學作為重點學科，然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采用的專著和教材不適于學生的發展。比如部分教材受書籍的束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體系講解，沒有深度的理論內容構建，缺乏一定的邏輯性；尤其在當前的市場經濟背景下，沒有結合社會經濟熱點，不利于學生整體能力的提升。

3.案例使用質量較低

案例教學可以結合教學要求，選取有針對性的案例分析研究，圍繞問題討論，有利于提高學生對基礎理論知識的掌握。同時，通過案例對理論進行應用，有利于促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然而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案例教學法沒有得到廣泛的應用。學生在案例分析的過程中，只是簡單的剖析，并不了解內涵和思維方式，沒有實現案例教學所達到的要求。

4.缺乏實踐教學環節的合理設計

實踐教學有利于促進應用型創新人才的培養；校內、校外兩個實踐環節的有效設計，可以解決實際教學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但是，在當前政治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環節設計，仍然存在一系列的問題：一是由于課時較少，受到一定的限制，無法在校內實施教學實踐，缺乏理論之間的有效銜接；二是組織學生到校外社會實踐往往需要經費的支撐，而經費較為緊張的情況，不利于學生社會考察與調研。[4]

5.信息技術資源利用不充分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高等教育借助網絡與信息技術資源進行有效的教學改革。由于部分教師缺乏對網絡技術的掌握，在媒體課件、教學網站平臺應用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阻礙，不利于與課堂教學。同時，網絡資源環境的優勢沒有得到發揮，不利于政治經濟學課程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四、政治經濟學改革策略與路徑

在當前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過程中，要加強應用型人才目標的培養，探討具體的策略與路徑，有利于促進學生知識與能力的提升，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一）促進教師隊伍的整體優化與建設

眾所周知，在教學改革的過程中，教師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在當前的新形勢下，要培養應用型人才，教師應具備專業的理論知識，具備實踐與創新能力。因此，教師要加強對學生的引導，從理論到實踐，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要結合應用型人才目標的準確定位，教師要應用新的課程理念豐富教學內容，充分發揮網絡資源與平臺的作用。教師要具有創新意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在教師培訓過程中，要完善教師知識結構，增強教師的創新思維能力；提供教師與社會接觸的平臺，建立校外實習基地，定期到相關部門與公司參與實習，以提高整體的實踐水平。[5]

（二）促進教學實踐環節

在優化實踐環節，主要從校內和校外實踐兩方面進行有效設計，要符合當前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同時，在確保教學時數的基礎上制定可行的教學計劃。比如，在校內進行實踐，要加強課堂討論，邀請相關專家到學校作報告，使學生通過撰寫論文的方式，加強對知識的理解。同時，開展網上在線討論活動，充分借助多媒體設施開展政治經濟學教學活動，讓學生自主設計政治經濟學課件，加強對案例的深入分析與討論。在校外實踐環節，要組織學生到企業、社區進行社會調查，根據具體的實習基地為學生創造實習平臺，加強對學生能力的訓練，引導學生將所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用于具體的分析。

（三）促進學生考評方式的轉變與改革

在政治經濟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過程中，要轉變考核方式，發揮對學生的引導作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課程考核，往往注重考試成績，不利于提升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和創新意識。因此，改革考核方式，采用多種形式，如在期末考試中增加主觀題的比重，加強學生對知識的理解，結合學生平時的學習表現，使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風氣，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6]

五、結語

第3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經濟學是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方法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對這三種方法進行分析。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方法

馬克思將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經濟學中，對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經濟問題。在現實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中存在很多矛盾，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而產生的，如勞動創造的價值和支付的工資之間的矛盾、產品價值與售價之間產生的矛盾、無產與資產階級兩種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標志就是看它們是否承認這些真實存在的矛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雖然已經統一了各種社會經濟關系，但是這些社會經濟關系中還存在對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這對立的一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對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時，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否定它們相對對立的性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立現象普遍存在。但是這里所說的對立并不是說各種經濟關系外在對立，要想闡述各經濟關系對立的本質涵義，必須從各種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中把握它們的相互否定的對立性質。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類經濟關系是存在對立的，并且他以此構建了屬于他的理論體系。但是最終他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它對各種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進行研究主要是從形式邏輯的思維出發，它認為這些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沒有相互聯系、沒有相互轉化的關系。例如李嘉圖認可的勞動價值理論，但是該理論不能解決勞動力得不到同等價值的問題，工人勞動所得的工資與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成對立關系，而不能相互轉化分析這種對立。其實李嘉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工人工資是作為資本的投入創造了價值，那么工人創造的價值中所包含的剩余價值滲入到了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從而導致其理論最終以失敗告終。

（2）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中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就是仍然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下，把握資本主義諸多經濟關系中的統一，這樣才能表示認識經濟現象。但是，必須在它們內部的對立面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這是真正把握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統一的經濟關系內部存在，使得社會中經濟關系的統一非常必要，這也指明了各種經濟關系統一的方向。

（3）社會經濟關系范疇對立統一的基礎是堅持用人的實踐。由人類實踐所不斷生成的對立統一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對立統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對立統一。因此，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沒有永恒的經濟范疇，都是將人類的社會實踐作為基礎，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變化而變化。而且，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是不斷變化的，其一直是以獨立統一著稱，其是一個不斷更新過程，消滅-產生-消滅……，這個過程同時也是由人類不斷開展社會實踐而實現的。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不斷開展，人類對實踐中的經濟認識也越來越高，消滅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建立新的經濟關系范疇，或者擴展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分析方法

用歷史的和發展的維度來看待分析經濟問題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科學方法論的一種有效方法，由此產生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分析方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復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第4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鶜W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皫缀踉诿恳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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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第5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②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一些基本經濟范疇的同時,賦予了這些范疇科學內涵,由此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命題的變革,使政治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說根本性的超越。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馬克思找到了分析紛繁復雜經濟現象的支點,即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在17世紀將人口、民族或者國家作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后來他們從這些生動具體的實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疇,如分工、貨幣和價值,但沒有將商品作為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為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的特點就是按照正確的邏輯思維方法通過概念、范疇的展開進行,而邏輯范疇的推演必須從最簡單、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談起,因為任何一個復雜事物中最簡單的東西也就是最抽象的東西,它雖然抽象,但卻是復雜事物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對馬克思來說,“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論的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起點?！吧唐贰笔且环N怪誕的存在,用馬克思的話說,它是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③的物:說它可感覺,是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一種突出表現:“龐大的商品的堆積”;說它超感覺,主要是由于它“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④馬克思以桌子為例來說明這種怪誕,在他看來,桌子的怪誕不是源于它的使用價值,也不是源于價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會關系屬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質載體反映出來。物質載體在反映商品的社會關系本質時,造成了對商品本質的一種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換關系采取了一種物與物之間關系的虛幻形式,從而產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這種商品拜物教現象,使古典經濟學家就此止步。他們將商品形式視為人類永恒的形式,沒有追問商品的價值為何要采取交換價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內涵的社會關系本質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現出來。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馬克思致力于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兩種不同質的商品之間能夠互相交換,它們之間質的等同性,也就是說兩者之間能夠互相交換比較的第三者是什么?馬克思通過分析商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由交換價值進一步發現了價值,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商品的兩個屬性,它們分別由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生產出來。正是對勞動二重性的發現,使馬克思避免了大衛?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缺陷。由此可見,正是由于馬克思從商品這一概念范疇的分析入手,才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和怎樣形成價值的問題,并進一步由商品的內在矛盾研究了價值形式,考察了從簡單價值形式到擴大價值形式、再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后到貨幣形成的發展歷史,為科學的貨幣理論乃至他整個的政治經濟學找到了最基礎的邏輯起點。從外在表現上看,馬克思從“商品”開始建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鮮明的黑格爾把握問題的邏輯理路:從概念入手,通過概念的邏輯自我展開環節完成對于問題的理解和把握。這好像仍然是一個“頭腳倒立”的體系,但馬克思認為,這是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不同?！把芯勘仨毘浞值卣加胁牧?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雹?/p>

    也就是說作為科學上正確的敘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進行分析的研究過程。因此作為已完成對黑格爾“頭腳倒立”體系顛倒過來的馬克思來說,商品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概念,而是對資本主義現實世界的最準確概括。這一點和黑格爾是根本不同的。這種不同從根本上說就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而在馬克思看來,“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②正是由于這種根本的不同,商品內涵的這一社會“基因”伴隨著馬克思對商品概念的具體邏輯展開過程,在深層次上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

    經濟學研究與人的價值立場休戚相關。由于理論旨趣的不同,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就是研究財富如何增長的問題,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③雖然古典經濟學家接觸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和人的階級關系,但是他們并沒有將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相反,他們對經濟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與物之間關系的層面,例如從商品和商品之間的關系去研究經濟范疇。這就使他們抽象掉了物與物之間發生關系的歷史情境,客觀上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p>

    ④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的生產關系。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要揭示財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過對這種經濟關系的研究,揭示這種“物”的關系背后“人與人”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研究怎樣改變這種“物”關系背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再一次強調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種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吧唐贰钡谋举|不是能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價值。而價值的實質是抽象的一般人類勞動,它體現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勞動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會分工紐結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勞動同時內在的具有社會性質。但是要把這種社會性質體現出來,需要通過市場的交換來完成。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商品和價值二者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紐結點就是貨幣,正是貨幣把價值的本質最深刻的體現了出來。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貨幣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會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實現的一種方式。資本的出現,則標志著一種新型社會關系的出現,它的存在以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資本實現了增殖,由此貨幣搖身一變而成為資本,而資本生產關系在本質上講是一種權力關系,它以資本對勞動的支配和剝削為基礎,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勞動者雖然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然而它自身卻一無所有。資本家以這種支配關系和權力關系實現了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馬克思正是通過恢復被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抽象掉時間維度和社會關系維度的經濟范疇,揭示了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存在狀態。由此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是以商品為起點,依商品-貨幣-資本的演進邏輯分析資本的產生;進而從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剖析資本周轉、循環和流通的本質和規律;最后從整個資本主義總生產的高度通過分析利潤的分配提出剩余價值理論,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這樣馬克思透過物的表層分析內在的生產關系,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為主線,由價值、使用價值、剩余價值、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構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過對“勞動力”的分析,闡明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從根本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是怎么產生的,并為工人如何擺脫這種悖論式的生存狀態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合理因素的過程中,以科學的唯物辯證法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變革和理論立場的轉變。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說:“《資本論》是把辯證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p>

    ①如果我們從方法論的層面審視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超越關系,我們認為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二是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方法論。從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來看,馬克思在宏觀上主要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在微觀上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二者緊密結合,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首先從宏觀上來看,這主要表現為馬克思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建構了一個圓圈式的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架構。以《資本論》為例:從總體上看,《資本論》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一個大圓圈。《資本論》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論述“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論述“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論述“資本主義生產(經濟)的總過程”。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個獨立的開放式的圓圈,分別論述一個圓圈的內容,同時這三個圓圈之間又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一體。這三個圓圈的關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關系。第一個圓圈是第二個圓圈的基因,而第二個圓圈是第一個圓圈發展的必然結果,第三個圓圈是對第一、第二個圓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礎上向第一個圓圈的回歸。因此可以說這三個圓圈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的一個大圓圈。其次,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具體方法來看,馬克思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第6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鶜W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重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皫缀踉诿恳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治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假如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DpZsP5*6}sPvc:2J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偟膩碚f,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2.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4

羅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爾普珀-薩繆爾森模型,把國內政治抽象出來,提出了國際貿易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羅戈斯基認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國際化降低了消費者對進口商品支付的價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產者的價格,降低了進口競爭商品生產者的價格。前兩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益,最后一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害。因此,這些群體必然結成聯盟,支持或抵制國家進一步擴大國際化的政策。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假如多于其他國家,它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得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因此,他們會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把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羅戈斯基提出了一個非常簡約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討了國際體系層面的因素(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關系。這一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提出了理論依據。3.雙層博弈理論15羅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較政治學者,他認為,單從國內利益集團的政治運作,或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壓力來理解國家政策選擇,都是不夠的。他以國際談判的情況來說明,在一個國家對外進行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談判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霸趪覍哟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把國際協議的達成過程分為談判過程和批準過程,后者是國際協議進入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認為,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

總的來說,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4.有關行為體作用的理論

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包括對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中介渠道——行為體的分析。國內行為體(agent),又被學者們稱為溝通行為體(linkagea2gent),是國際力量得以在國內進行傳遞的作用主體。按照羅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義16,溝通行為體是指那些為特定政治目標而溝通國際與國內的政治環境的群體,使得商品、服務、政策、價值規范等能在國際和國內之間流動。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群體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政府內部涉及治理跨國關系的部門、具有影響力的國內政治聯盟等。

有關行為體的理論,到目前為止沒有建立起統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見在不同學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魯考太爾(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維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國內政治結構來分析美國如何抵制日本半導體產業進入國內17。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逐漸侵蝕美國國內市場。盡管與GATT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精神相違反,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協會(SIA)還是成功地發起了301法案調查,最終于1986年簽署了美日半導體貿易協議,達成了SIA預期的經濟目標。考太爾和戴維斯認為,國內行為體有可能反對國際規則,其中的關鍵是既定的國內政治結構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弗里登認為,國內利益集團的沖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釋民族國家與國際經濟的對抗與合作。

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研究路徑的理論建立在三個假設上:(1)國際經濟環境(市場和機制)不僅是一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背景,而且能影響國家的政策選擇;(2)國際經濟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需要通過一定的中介環節。無論是羅戈斯基的貿易聯盟、普特曼的獲勝集合或者是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的國內行為體,都充當了國際與國內之間的中介環節;(3)對不同的國家來說,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國內結構、行為體力量分布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盡管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沒有出現系統理論。和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相比,這一研究路徑的理論無論從流派分類或是理論嚴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這些理論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沒有出現有嚴密邏輯、論證過程的完整理論,也沒有出現一個集大成者,各個理論之間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共同點,變得難以區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學者基于經濟學的背景,運用數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論解釋過于艱澀而不輕易推廣。

此外,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還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國內行為體受到國際力量影響作出政策選擇后,沒能進一步探討國內政策選擇的變動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也就是說,無論早期的由內而外研究路徑,或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由外而內研究路徑,其研究視角始終是單項的。其中僅有的雙向視角是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但是這一理論局限于國際談判領域,無法對國內政治進程作出合理的解釋。

盡管近年來國內有研究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IPE研究經歷了從國家政治經濟學、國際體系政治經濟學到國際-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18,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目前國內-國際這一環節的研究依舊相當薄弱,幾乎沒有出現專門的論著分析國內政策發生轉變后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大部分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探討國內政治結構對國際經濟力量的“過濾”作用,以及國內行為體結盟與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結語:呼喚內外結合的IPE研究方法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跟隨著國際關系現實發展的步伐,從現實主義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逐漸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義的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建立在“國際經濟體系存在著穩固的結構”、“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唯一決定者”、“國家是統一利益主體”這三個假設之下。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設。首先,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國際經濟體系出現巨大變動。其次,隨著全球化資本、技術和人員的流動,國際化削弱了國家宏觀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國內引起政治辯論,改變對外經濟政策。第三,借助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不同學者打破了國家這個“黑匣子”,通過對國內行為體的分析,分析國內政策選擇得以改變的制度和社會因素。

理論總是因現實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假如說早期IPE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反映了民族國家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系的話,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體現了民族國家與國際市場互動增強的現實。隨著21世紀全球化的繼續深入,國際市場的力量不斷與民族國家國內力量產生互動與互相作用。面對這一現實,學者們有必要對國際與國內雙向互動的IPE理論進行探索,建立國際-國內-國際的雙向互動理論模型。

雙向互動理論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1)雙向互動的途徑和變量,在由外而內的研究中,學者們已經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從國內到國際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變量,還是兩套不同變量;(2)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經濟力量的關系,也就是說,面對世界市場與民族國家的互動,國際政治的體系結構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對著不同政治結構的國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適用的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的理論。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長期以來偏重于由內而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路徑,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和依附論都作為經典理論被介紹進入中國。而20世紀90年代起發生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介紹得還相對比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研究環境,學者們更傾向于接受以國家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論;另一方面也在于,盡管國際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存在一個合法化的過程,但是在中國學者看來,“外來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個比較尷尬的話題,這也就使得由外而內的IPE理論進入中國面臨著一定的困難。而事實上,隨著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逐漸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事實。有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國內規范體系在加入WTO談判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入WTO將推動中國內外政策和制度與國際機制發生一定程度的趨同。此外,作為國內行為體的政治經濟精英的觀念變化

,直接起到了對中國改革和加入WTO決策的關鍵影響19。如何用IPE理論解釋中國的實際情況,成為國內學者不可忽視的課題。

因此,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的現狀,中國的IPE學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論構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時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適用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注釋：

1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

2相關觀點參見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

3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和樊勇明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歸納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義(經濟合作促進發展)、民族主義(經濟合作帶來競爭)、的分類,后者用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的分類,來介紹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因此,本文沿用這兩種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論作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理論。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5參見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參見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4頁。

8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5頁。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頁。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2003),第255頁。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第7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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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濟學消息報社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訪錄，中國計劃出版社，第132頁.

第8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從經濟學理論發展的角度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陷入了長時期的低迷蕭條狀態，充分暴露出了世界經濟治理體系以及各國內部經濟長期所存在的頑疾，如高度不平衡的世界體系、不斷膨脹的金融壟斷資本、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資本邏輯下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等問題。面對這些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根本性、結構性問題，雖然世界各國采取了紛繁復雜的政策措施，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各種經濟治理政策輪番使用，然而實踐卻無情地宣告這些經濟理論的失敗?？梢哉f，當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已經陷入了范式危機，全球經濟發展亟待新的經濟學理論。對此，一些有識之士也對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了深刻反思。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直言，過去30年的宏觀經濟學至多是無用的，最壞是有害的。哈佛大學的一些學生甚至通過罷課的方式對西方主流經濟學表示不滿。著名金融家索羅斯則出資創立“新經濟思維研究所”，目的就是要推動經濟理論的變革，試圖糾正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問題與缺陷。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一個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必然產生基于本國實踐經驗的經濟學理論，同時經濟學理論也必然進一步推動一國的經濟發展。如18、19世紀英國的繁榮既推動了由亞當?斯密、李嘉圖、穆勒等人所建立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古典經濟學為英國鏟除封建殘余制度、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從而推動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論支撐。又如，作為19世紀后起國家的德國，則是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創立和成功運用，推動了德國從一個落后國家一舉成為具有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世界強國。再如，19世紀末美國的崛起，正是美國學派所提出的一整套國民經濟學說和政策方針為美國由弱變強并最終趕超英國提供了理論指導。

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在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我國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理論成果，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等等。正是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的經濟改革發展之路才避免了犯顛覆性錯誤，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基于我國經濟改革發展實踐所形成的各種經濟理論和學說還顯得非常零碎，并沒有形成一套系統的、完整的、具有嚴密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此外，經濟建設中的一些成功經驗也沒有得到系統地總結，沒有從理論上加以抽象提煉并形成體系化的學說。這容易使我們喪失理論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經濟學理論和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之中，誤判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

第9篇：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

關鍵詞：國外 城市 空間結構 研究

中圖分類號：TU972+.2文獻標識碼： A

公元前 5 世紀，古希臘建筑師希波丹姆（Hippdamus）的棋盤式路網骨架的城市空間布局公元前 1世紀，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Vitruvius）在《建筑十書》中設想的蛛網式八角型城市結構，反映了古人對城市結構形態理想化的追求與探索。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建筑師阿爾伯蒂、費拉銳特、斯卡莫齊等人師承古羅馬維特魯威，發展了理想城市理論，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城市結構模式。18、19 世紀之交，出于嘗試緩和由工業革命帶來的各種城市問題的目的，部分有識之士對城市空間結構作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論探討和部分試驗，其中著名的有空想社會主義的城市、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嘎涅的工業城市、馬塔的帶形城市等理論。其后，蓋迪斯、恩溫、沙里寧、格利芬、米留庭、賴特、柯布西耶等又對城市空間結構進行了研究，將相關理論研究與規劃設計實踐引向了新的境界。然而，系統性的研究城市空間結構理論的還是始于 20 世 20 年代以來興起的生態學派。

20 世紀 20 年代興起的生態學派掀起了西方對城市空間結構較為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其后，隨著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和分析技術手段的多樣化，先后引入了空間經濟學、行為分析學和政治經濟學等研究方法，分別形成和發展了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經濟區位學派、社會行為學派和政治經濟學派等理論體系。它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影響城市空間結構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等人文驅動力及其作用機理，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類對城市空間結構模式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和理解。

1.社會生態學派

社會生態學派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主要利用描述性的歷史形態方法，從西方城市土地利用的增長趨勢中歸納出以同心圓模式、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而著名的空間分異規律。切爾品（F.S.Charpin）和凱瑟（E.J.Kaiser）將這三大經典生態區位理論視為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論基礎。此外還有狄肯森（R.E.Dickenson）的三地帶說及塔福（E.J.Taafe）等的城市理想化結構等形態描述模式。社會生態學派均屬于簡單的圈層研究體系，止于對城市空間結構的描述，不能充分解釋某種城市空間結構模式的形成機制，不能解答社會經濟變量與土地利用之間相互聯系的問題，也難以解釋現實城市中各種條件限制（如生態敏感區、公園等）造成的復雜情況及城市系統變化對城市空間結構模式的影響。其典型模式只概括了城市內部空間分異的部分特征，而現代城市的發展已超越了這些模式的內涵。另外生態學派把城市空間視為平面，但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城市空間向地上、地下立體化方向發展，從而使城市內部空間結構更為復雜化。

2.經濟區位學派

經濟區位學派與社會生態學派的描述特征和歸納方法不同，其理論旨在以市場平衡理論為基礎，運用空間經濟學理論和系統的數理分析方法構建和演繹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理論模型，分析并解釋城市土地利用的區位決策和空間模式。由于在大多數西方城市，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主要是由市場來決定的。不同國家制定了多少不等的公共規則，但市場被認為是土地利用區位決策的結算場，城市空間結構應理解為竟爭性投標過程的結果。其典型的模型主要包括以阿隆索（W.AlonsoL）,溫占（Jr.wingo）等為代表的古典單中心模型、外在性模型和以開普熱（D.Capozza）和海斯勒（R.W. Helsley）為代表的動態模型。

區位論學派把城市的土地利用者看作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和花費最少化的經濟優化人，注重經濟行為的空間特征，從最低成本區位角度探討自由市場競爭的理想狀態下的區位均衡過程。區位學派雖然揭示了城市空間結構形成的經濟規律，但忽視了個人的偏好、習慣及其它非經濟因素對城市土地區位選擇的影響，具有片面性。

3.社會行為學派

社會行為學派出現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它克服了社會生態學派和經濟區位學派對人簡單化和理想化假設的缺點，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土地利用者的區位決策行為因價值觀、思維方式、知識水平和掌握信息等方面的影響不可能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程度，而且最大經濟效益和最佳效用并非人們進行區位決策的唯一目的。因此，行為學派把人的價值觀、意識能動性等非經濟的社會因素納入到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范疇，用城市社會系統代替市場作為城市土地利用區位決策的場所。其代表性理論主要有以北卡羅來納大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切品（F .S.Chapin）為代表的決策分析模型和溫勃爾（M.M.Webber）的城市土地利用互動理論。

社會行為學派用人文思想批判了忽視人的價值觀念和主觀能動性的社會生態學派和經濟區位學派，但行為學派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過于強調個人認知和決策行為對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形成的影響力，卻忽略了社會結構的制約作用。

4.政治經濟學派

政治經濟學派興起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該學派認為城市土地利用的區位決策和空間模式并不是由無數個體在無組織的土地市場中自由決策的結果。因為社會結構體系是個體選址行為的根源，在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結構中，不同的社會階層在進行土地利用決策和開發時其權力也明顯不同。個人、企業、政府的土地利用空間行為和決策受制于其所在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和社會結構，因此要揭示錯綜繁雜的城市內部結構表象所蘊藏的內在動力機制和演變規律，必須深入分析土地開發過程及其政治經濟結構和歷史背景。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性理論主要包括以哈維（D.Harvcy）、卡斯特斯（M.Castells）和斯哥特（A.J.Scot）為代表的結構主義以弗姆（W.H.Form）、威廉姆斯（0.P.Williams）為代表的區位沖突學派和城市管理學派。結構主義利用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間結構及變化過程，認為社會生產關系是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變化的內因機制。區位沖突派則認為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間結構和區位模式是具有不同目標、不同權力及影響力程度的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相互沖突、相互妥協的結果。城市管理學派認為城市管理者(包括公共房屋經理、地方政府官員等機構)在土地資源的分配過程中起不同作用，從而影響并決定城市的空間結構模式。

政治經濟學派從深度和廣度上極大地加深和拓展了對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動力機制的認識，但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模型只提供了一個概念性分析框架，傾向于過分簡單化和政治決定主義為加強它的解釋效力，還有待于與其它理論尤其是城市經濟學理論進行融合。

5.城市模型研究

城市模型是在阿隆索研究的基礎上對新古典城市經濟理論的深化和提高。為更理性地進行戰略規劃和預測分析，美國首先開展了城市空間結構演變規律的模擬分析研究。借助于計算機數值分析處理，用定量的方法對城市空間結構的演變規律進行模擬分析。其中著名的有勞銳模型，它的特點是模型的可計算性和可擴展性，用極簡明的形式表示居住、商業、基礎產業等決定城市空間結構的主要社會經濟活動與交通的相互聯系。通過預測城市各區域的社會經濟活動，按它們的土地利用需求和規劃控制要求確定城市內部空空間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研究

空間結構

從 20 世紀 20 年代產生的生態學派，到 60、70 年代的經濟區位學派、社會行為學派，繼 70、80 年代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派，西方城市空間結構理論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明顯的發展，這些學派在當代西方城市空間的演變過程中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當代我國城市空間的發展過程中也可以見到若干學派的身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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