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經濟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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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關鍵詞：體驗經濟；民俗文化遺產；旅游開發

一、體驗經濟產生的背景和旅游業的新趨勢

回顧人類經濟發展史，人類的經濟活動走過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三個階段，進入21世紀，人們從低層次的生理與安全需求中調轉目光，將興趣投向廣闊的精神需求領域，這一發展趨勢宣告了體驗經濟的繁榮時代已經到來，在此背景下，作為高端文化產品的文化遺產迎來了廣大旅游者青睞的目光。體驗經濟（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詞最早見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著作《未來的沖擊》當中。體驗經濟中，消費者消費的客體不再僅僅是商品或者服務，而更多的是獲得一種體驗和感知。因此要求產品的開發商和制造商從生活情景出發，開發能夠獲得消費者心理認同，調動綜合感官體驗的產品，用充滿感情的力量給顧客提供難以忘卻的愉悅經歷，這份經歷是一種冠絕，一種不僅在身體上，更是在情緒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體驗。與前面三種經濟類型相比較，體驗經濟富有的是一種舞臺展示的經濟功能，提供的是難忘且充滿個性的產品，突出感受，并歷時短暫卻能給旅游者留下經久不衰的難忘回憶。體驗經濟的典型特征是消費是一個過程而非產品單純的物質形態，其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費和生產的個性化。

旅游者要獲得滿意的旅游體驗離不開完善的旅游體驗載體系統，不同的旅游單位其旅游體驗系統存在差異，以最常見的旅游景區為例，旅游景區的體驗載體主要有四大類，分別是舞臺體驗載體、活動體驗載體、環境體驗載體和服務體驗載體。其中舞臺體驗系統是基礎與前提，活動體驗系統是核心，環境體驗系統和服務體驗系統是支持系統。在參與旅游活動的過程中，能否獲得滿意的旅游體驗除了外部因素之外，還取決于旅游者本身和媒介。旅游者本身的文化素質、身體素質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關系到外界刺激被旅游者感知的深度和所獲得的愉悅感；而媒介則決定了旅游者的需求和市場供給之間的匹配度。

二、體驗經濟背景下的民俗文化遺產特征

文化遺產是指從藝術、歷史或科學的角度評價，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物、遺址和建筑物。文化遺產根據存在的形態可分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文化遺產是指民間民眾的風俗生活文化中具有典型特征和普遍意義，并具有極高文化價值的那一部分，主要包括民俗活動和民俗事象兩大類。文化遺產旅游產品是從經營者的角度考慮，在文化遺產本身的資源稟賦的基礎上，通過旅游開發和策劃，進一步匯集和提升其文化價值，為旅游者提供豐盛的文化體驗產品。

文化遺產旅游產品的核心是跨越空間和時間的文化體驗。這種文化體驗分為物質、制度和文化心理三個層次。旅游者對文化遺產的旅游訴求是綜合的，因此，光顧文化遺產旅游的游客并不滿足于物質層面的體驗，他們更看重的是體驗思想制度和文化心理層面的旅游產品，這也是大多數深度旅游者對旅游品質的文化層面的要求。從體驗主體上看，旅游者的體驗效果取決于他們的文化層次和知識結構等諸多因素；從客體上看，遺產地文化特色是否通過旅游產品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內容是否豐富等將直接影響旅游者的體驗；而從媒介上看，是否具有統一的主題框架引導和規范旅游者的行為，并為旅游者獲得完整、豐富、創新的旅游體驗提供支持。

與一般的文化遺產一樣，民俗文化遺產具有歷史性、傳承性等特征，除此之外，民俗文化遺產還具有多元性、變異性、中心發散性、地方性、神秘性、適應性、實用性等特征。多元性是指民俗文化的種類繁多；地方性是民俗在空間上所顯示的地理特征或者鄉土特征，這一特征是民俗文化民間身份的體現，也說明了任何一種民俗事象都會受到一定地域的生產、生活條件的制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變異性是民俗在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的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強大的適應能力，標志著民俗事象在流傳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變化。也正因為這種變異性，民俗文化的傳承才造就了多元而龐大的民俗文化體系，而非單一文化的單純復制。民俗的神秘性是源于先民在科技不甚發達的年代自由發揮想象力，從大腦中構建出種種豐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對生活加以闡釋，進而形成了今天流傳于民間豐富多彩的神怪世界和美麗的傳說故事等民俗文化內容。許多民俗文化事象今天看來荒誕不羈且難以理解，而實際上在過去先民所生活的年代正反映了科學的落后和特定時代下的生活方式，只是過去的生活方式已不被現代人所理解，因此對于先民來說來源于簡單而平實的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對于現代人來說平添了幾分神秘。民俗文化的適應性和變異性是相生的兩大屬性，而實用性反映了民俗來源于民間，產生于民眾的日常生活這一原理。

由于民俗文化本身具有傳承性和變異性，因此民俗文化遺產的親民性在旅游產品的體驗性開發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通過對民俗文化遺產生活屬性的挖掘和情景再現手段，可以開發出豐富的體驗性旅游產品，既為旅游者提供了愉悅的經歷，又達到了傳承中華文化，增強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作用。

三、民俗文化遺產的體驗性旅游開發策略研究

民俗文化無疑是體驗旅游開發的重要對象，也是旅游開發操刀者不竭的靈感來源。對于旅游開發者和經營者來說，民俗文化遺產是吸引游客參與體驗性活動的有力賣點，隨著民俗文化遺產旅游開發活動的增多，在利益的驅動下一些開發者對文物保護不力，規劃不當，解說不詳，導致民俗被誤讀、誤用、甚至在游客的心里留下了“民俗=低俗”的錯誤認識。如傳統的婚俗中，有些地區在新娘出嫁離開娘家之時在地上撒米驅邪，導游和活動組織者均向游客解釋此民俗源于民眾的封建思想，甚至違背民俗文化遺產的原真性編造故事為此民俗增色。而事實上新娘出嫁向地上撒米源于過去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農村家家散養雞鴨，新娘出嫁朝地上撒米是為了吸引雞鴨啄食，避免雞鴨啄傷新娘破壞婚禮的喜慶氣氛。因此，為了向旅游者提供真實且愉悅的民俗文化體驗之旅要求開發者和經營者立足實際，提升服務人員的綜合素質，在維護民俗文化遺產原真性的基礎上開發體驗性產品。具體來說，可從物質、制度和文化三個層面著手：

（一）物質層面

物質層面是民俗文化的載體，也是旅游者接觸民俗文化旅游產品所獲得的第一感官體驗，物質打造的好壞決定了旅游者對旅游產品的第一印象，關系到旅游者是否愿意進一步深入下去體驗旅游產品更深層次的內容。而要打造物質文化精品要求開發者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內涵，將民俗文化的物質形態以適應體驗式旅游發展的方式予以呈現，并賦予符號化和象征化特征。民俗文化遺產與體驗經濟的結合要求民俗文化不能一成不變地展示其鄉土的一面，而要結合城市生活方式，以迎合旅游者消費需求，朝旅游工藝品的方向發展（舞臺展示的道具除外，舞臺展示必須較為本真地表現民俗的一面，這樣才能給旅游者帶來真實的民俗體驗）。

（二）制度層面

民俗的制度層面在體驗經濟當中運用較少，主要存在于民俗事象的解說當中，為了幫助游客更深入地理解民俗產生、變異、發展乃至消亡的歷程，為其進一步參與體驗式活動提供真實的知識背景，促進游客獲得滿意的旅游體驗，旅游開發者應對所開發的旅游產品涉及到的民俗活動和事象進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并將其以各種物質形態和手段予以展示，以幫助游客理解民俗活動和事象別后所隱藏的思想和制度文化，從而提升游客對民俗文化價值的認知和保護意識。

（三）文化層面

文化層面是最高層面，一方面要求旅游者提高自身文化素質，只有國民素質提高了，社會上形成了廣泛的保護民俗文化的氛圍，那么參與并體驗民俗文化才能從單純的娛樂發展成為文化享受。消費者消費需求的轉變才能推動供給的轉型，迫使開發者立足于民俗文化的核心，即文化產品的開發，從而推動深度體驗旅游的發展，觸動旅游者的心弦，使旅游者獲得高峰體驗。

旅游開發是一項復雜的工程，就旅游開發者來說，要注重景區整體人文氛圍的營造，將文化融入景區的方方面面，不僅出于經濟利益，并在獲利的過程中以景區的文化氛圍感化游客，在游客與旅游景區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文化互動，達到弘揚傳統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雙贏目標。

參考文獻：

1.(美)威廉?A.哈維蘭;瞿鐵鵬,張鈺譯.文化人類學[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第2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關鍵詞]自駕車旅游市場；出游半徑；差異；蘇州市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0)01―0042―06

自駕車旅游是早年流行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一種旅游形式。近年來，隨著我國有車族和有“本”族的迅速增多，自駕車旅游逐漸成為我國一種時尚旅游休閑方式。自駕車旅游具有自主程度高、消費行為多樣、小團體活動的特性。自駕車旅游者對于旅游活動的安全性、機動性和精彩性、旅游地的可游覽性以及旅游體驗的快樂指數等具有較高要求。由此可見，自駕車旅游市場特征表現出多元化，對自駕車旅游市場需求特征分析非常必要。目前，關于自駕車旅游市場研究主要表現在，一是實證分析自駕車旅游對旅游企業影響以及如何開發自駕車旅游；二是分析自駕車旅游市場發展動力、特征以及對旅游業發展的作用；三是探討自駕車出行者的經濟特征、閑暇時間對自駕車旅游交通需求的影響，并構建交通需求模型；四是從供給系統、需求系統、信息系統和支持系統出發探討構建自駕車旅游網絡體系。上述研究不足之處是沒有深入剖析自駕車旅游細分市場特征。充分認識和了解自駕車旅游細分市場需求差異性，針對不同細分市場需求特征開發相應自駕車旅游產品，對于我國自駕車旅游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由于自駕車旅游以自由、自主、自助為突出特點，自駕車單程出游半徑的不同，旅游市場需求特征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蘇州市為例，試圖通過市場抽樣調查，分析自駕車旅游出游半徑不同表現出的旅游需求差異，為把握自駕車旅游出游規律以及提供適銷對路的自駕車旅游產品提供理論依據。

1　研究設計

1，1研究設定

由于自駕車旅游者要自行解決旅游交通問題，受出游距離和路況等方面的限制，不同出游半徑表現出的旅游行為特征具有一定差異性。為深入分析這種差異性，本文以出游半徑為出發點，分析不同出游半徑的自駕車旅游市場特征。張曉燕在分析我國華北地區自駕車旅游者行為特征中，根據出游單程里程數，將自駕車旅游者分為5類：近程旅游者(100千米以內)、近中程旅游者(100～300千米)、中程旅游者(300～500千米)、中遠程旅游者(500～800千米)和遠程旅游者(800千米以上)。根據這一原則，本文按照單程出游半徑不同，按照上述分類原則將自駕車旅游市場分為5類：近程旅游市場(100千米以內)、近中程旅游市場(100～300千米)、中程旅游市場(300～500千米)、中遠程旅游市場(500～800千米)和遠程旅游市場(800千米以上)，并從出游動機、旅游信息渠道、出游組織方式、出游時間、停留時間、人均旅游消費以及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因素等7個方面分析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特征的差異。

1.2

資料來源

基礎數據來源于實地問卷調查，兼顧訪談。旅游市場調查既可在旅游地進行，也可在客源地進行，在客源地調查的市場分為實際旅游市場(已經發生旅游行為)和潛在旅游市場(未發生旅游行為但有旅游消費的意愿)。本文是從客源地角度――以蘇州為樣本地，調查實際發生自駕車旅游行為的群體，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單程出游半徑的旅游市場特征。由于蘇州在2008年底私人汽車保有量達到61.75萬輛，比2007年增長21.5％，居江蘇省第一位，因此，以蘇州為例研究自駕車旅游市場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調查時間分為兩個時間段，即2008年11月15～16日和2009年4月18～19日，均為雙休日。調查地點選擇蘇州私家車出入較為集中的區域，主要在商業游憩區(觀前商貿中心、石路商業街、左岸商業街、十全街和鳳凰街)和休閑游憩區(湖濱新天地、奧特萊斯廣場、科文中心等)。正式調查前進行簡單訪談，在了解對方有自駕車旅游經歷后對其深入調查。向有自駕車旅游經歷的群體共發放問卷400份，經過復查確認，回收有效問卷323份，回收有效率為80.75％。對調查問卷采用社會經濟統計分析軟件SPSS13.0進行統計分析。

2　不同出游半徑自駕車旅游行為的差異分析

2，1出游動機差異

表1顯示，自駕車出游動機以休閑／度假為主，比重在37％-51％之間，超過了排在第2位觀光游覽動機，在休閑時代，休閑／度假旅游成為重要旅游產品，而自駕車旅游是人們選擇休閑／度假的主要方式。具體分析，隨著出游距離增加，人們休閑／度假動機愈明顯，近程休閑／度假動機的比重為37.61％，近中程、中程、中遠程休閑／度假動機的比重逐步增加，遠程的比重最高，為50.88％。以探親訪友為動機的遠程自駕車旅游市場比重最小，明顯低于其他類市場的比重。以購物和美食娛樂為動機的白駕車旅游市場的出游半徑主要在100千米以內，明顯高于其他類型市場的比重，說明以購物和美食娛樂為主要動機的自駕車旅游主要選擇近距離的旅游地。5類市場在以觀光游覽、商務會議、豐富經歷、健康／療養為動機方面表現差異性不明顯。

2，2信息渠道差異

不同出游半徑的自駕車旅游者獲取旅游信息的渠道多種多樣(表2)。以比重前3位的信息渠道統計分析，5類市場獲取自駕車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親朋好友”、“網絡”和“旅行社”，累計比重均超過75％。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親朋好友誠信度高，因此不同類型的自駕車旅游者信賴親朋好友的“口碑”，愿意接受其推介；二是由于白駕車旅游出游基本靠自己，對出游相關信息需要自己去收集，這明顯有別于參加團隊出游依賴旅行社而無需自己收集信息的特點，旅游者自己收集詳細旅游信息的重要途徑就是網絡，另外也到旅行社咨詢旅游地的相關信息。在這3種信息渠道中，近程、近中程通過親朋好友介紹的比重相對較多，而遠程主要通過網絡的比重相對較多，比重接近一半，而中程和中遠程的通過3種渠道的較均衡。通過廣告、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渠道收集相關信息的比重很少，主要是這些渠道只是涉及旅游地部分信息，如旅游資源和旅游商品介紹等，而諸如旅游道路交通通達度、路況、加油站、停車場、旅游景點的具體線路走向、餐飲和住宿等詳細的信息難以提供，因此，自駕車旅游者較少通 過這些渠道收集旅游信息。

2，3出游組織方式差異

表3顯示，5類旅游市場的組織方式主要以自行組織為主，所占比重均在68％以上，其中近程的比重最高，達到83.33％；而通過汽車租賃公司組織和旅行社組織的比重較小，均不到10％，中遠程和遠程自駕車旅游的基本上沒有通過旅行社組織的。通過單位組織自駕車旅游的以中程和近中程旅游地為主，比重分別為23.53％和18.61％；以汽車俱樂部組織自駕車旅游的，遠程市場在所有5類旅游市場中比重最高。

在出游方式上，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主要是通過家人伴隨或邀約同事朋友一起出游的比重較多，累計比重在70％～80％之間。獨自出游且在旅游地一切依靠自己的比重也較少，5類旅游市場的比重均不到10％。中遠程和遠程的自駕車旅游者獨自出游且在旅游地依靠當地親朋幫助的比重較高，分別為21.03％和20.79％，中程以內的自駕車旅游者通過這種方式較少。

2，4

出游時間差異

由表4可知，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在選擇出游時間上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近程、近中程和中程的自駕車旅游者在小長假選擇出游的比重為33％～40％之間，明顯高于“十一”和春節兩個長假的比重。而中遠程和遠程的自駕車旅游者選擇“十一”出游比重最高，由于出游距離遠，需要一定時間保證，而“十一”7天長假能夠保證遠距離旅游，另外，帶薪休假也保證留有足夠時間出游遠程旅游地，因此，比重也較高，僅次于“十一”長假，春節長假對于大多數旅游地來說旅游效果不理想，因此比重相對較低，中遠程和遠程自駕車旅游者在雙休日受時間約束，難以實現遠程旅游，所以選擇雙休日出游的比重很小，明顯低于近程、近中程和中程的比重，800千米以上的沒有在雙休日出游的。由此可見，小長假、“十一”、春節、帶薪休假和雙休日對于500千米以內旅游地的自駕車旅游者影響較小，而雙休日對500千米以外的中遠程和遠程的自駕車游客限制性較大。

2，5停留時間差異

表5顯示出自駕車旅游停留時間與出游半徑關系。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駕車旅游者一般停留1～3天，停留2天的比重最大，分別為41.67％和43.94％，停留4～7天的比重較小，沒有超過7天的。出游半徑為中程的停留時間集中在2～7天，累計比重達90.2％，停留1天的不到2％，停留7天以上占有一定的比重。出游半徑為中遠程和遠程的停留時間主要集中3天以上，尤其是停留時間為4～7天比重最大，接近50％，出游半徑在800千米以上的遠程旅游者停留時間在7天以上的占36.84％。在所有出游半徑市場中比重最大。由此可見，自駕車旅游的出游半徑與停留時間呈正相關，符合旅游效用最大化原則，即根據行游比原則，出游半徑越大，旅途花費時間就越長，表現為出游成本就越大，為獲得更大的旅游利益，由此需要在游覽中花費較長的時間。

2，6人均旅游消費差異

表6顯示，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的人均旅游消費表現出一定差異性。近程和近中程旅游市場人均旅游消費特點表現為橢圓形，中間大兩頭小，人均旅游消費主要在100―300元、300～500元和500～1000元段，兩類旅游市場累計比重分別為90.28％和93.94％，比重最大的在300～500元段，人均旅游消費在100元以內和1000元以上的比重較小。中程和中遠程旅游市場人均旅游消費主要集中在300～500元和500～1000元段，累計比重分別為86.28％和79.78％。遠程自駕車旅游市場人均旅游消費水平較高，人均消費在1000元以上的比重占63.16％，500～1000元的比重16.85％。由此可見，自駕車旅游的人均旅游消費水平與出游半徑呈正相關，即出游半徑越遠，人均旅游消費水平越高，這與停留時間長短有一定關系。中遠程和遠程旅游市場停留時間越長，一般在3-7天，因此旅游消費水平高。

3　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的因素分析

雖然自駕車旅游近年來發展速度較快，但還沒有形成相當規模，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阻礙因素。在廣泛閱讀文獻資料基礎上，結合自駕車旅游市場發展實際，本文研究總結出了13項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的因素，并運用因子分析方法歸納出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的主要因素，進而分析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對這些影響因素評價差異。問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要求應答者用1(非常反對)一5(非常贊同)的等級方法來表明自己對表述的回復。

3，1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因子分析法中，提取公因子的標準是特征根大于1，并按照特征值大小排定公因子位序。根據這一標準，對13項有關自駕車旅游者評價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因素的信息進行“提純”，選取4個公因子并進行命名，4個公因子的累計貢獻率為70.79％。第一個公因子在道路標識系統不完善等方面因子載荷均較高，反映了道路標識系統對自駕車旅游影響程度，可稱為道路標識影響因子，且特征值為6.57，排在第一位，說明道路標識是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二公因子載荷具有綜合性質，主要在景區停車、住宿、餐飲和娛樂等負面影響方面載荷相對較高，反映了旅游服務設施建設滯后對自駕車旅游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狀況，因此稱為旅游服務設施影響因子；第三公因子在汽車過路費、停車費、油費等相關費用方面具有較高載荷，反映了經濟成本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可稱為經濟影響因子；第四公因子在駕車安全性方面具有較高載荷，反映了自駕車旅游存在的駕車安全隱患影響其發展，可稱為安全影響因子(表7)。

3，2 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對影響因素的評價差異

3，2，1道路標識系統影響評價差異

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對于道路標識系統影響因素的評價存在較明顯的相異性，一致性方面，5類市場對于“不少景區標識系統不完善，導致路向指引不明”和“城市道路標識不清，經常導致迷路繞路”的評價具有較高一致性，均值得分在3.3―3.94之間，得分較高，說明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的旅游者比較贊同景區標識不完善、城市道路標識不清楚是影響其自駕車旅游的重要因素。差異性方面主要表現在“鄉村或郊區道路標識空白”方面，近程、近中程對這個贊成度較高，均值得分在4左右，而其他3類市場的均值得分相對較低些。這主要是自駕車旅游者在中程以上的旅游地較少選擇旅游資源品位不高，吸引力不強的鄉村旅游資源，即使選擇去，也是選擇發展成熟的鄉村旅游地。調查結果顯示，中遠程和遠程的自駕車旅游者選擇距離較遠的省外類似鄉村旅游地等新開發景點的比重較小，分別為13.57％和11.29％，而選擇傳統著名景點的比重很大，分別為48.57％和57.15％。相反，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駕車旅游者經常選擇鄉村旅游地或者是城郊型旅游地。根據調查結果，近程和近中程自駕車旅游者選擇本市周邊的新開發景點和未開發但環境較好地方的比重相對較大，近程選擇這兩類旅游地的 比重為41.93％，近中程選擇的比重為43.86％。但本市周邊像這些類型旅游地處于城市旅游地和風景名勝區之間，是兩類成熟型旅游地的過渡帶，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許多地方道路標識空白，進而影響自駕車旅游者進入該類型旅游地。

3，2，2旅游服務設施影響評價

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對于旅游服務設施影響因素的評價也存在較明顯的相異性，一致性評價主要表現在“景區沿路缺乏經濟型酒店及廉價汽車旅館”和“娛樂設施簡陋，數量少”兩方面，由于我國旅游業處于成長階段，目前類似汽車旅館專門類住宿設施發展相對滯后，且旅游娛樂產品不豐富是我國旅游業發展主要限制因素，因此同樣影響自駕車旅游發展。差異性評價主要在“景區停車場有限，適合停車旅館太少，停車困難”、“較難尋找清潔衛生就餐環境”和“缺乏預訂網絡，很難提前預訂到房間”3方面，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駕車旅游者評價均值得分較高，而其他3類市場的均值得分較低。表明選擇中程以上旅游地的自駕車旅游者不很贊同這3方面是影響自駕車旅游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因為自駕車旅游出游中程以上旅游地主要選擇發展成熟型景區，而成熟型景區的旅游服務設施相對完善，對自駕車旅游影響相對較少。

3，2，3經濟成本影響評價

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對于經濟成本影響因素的評價也具有一定的相異性，一致性評價主要表現在過路費和停車費兩方面，且均值得分在3.5分以上，最高的達4.02分，說明收費站多致使過路費開支大、停車費多且標準不一等經濟成本是影響自駕車旅游的主要障礙。差異性方面主要表現在“油費等開支較大”方面，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駕車旅游者評價均值得分較低，而其他3類市場的均值得分較高，表明出游半徑在中程以上的自駕車旅游者認為油費價格高、隨著出游半徑增加致使油費開支大是影響自駕車旅游選擇中程以上旅游地的限制因素之一。

3，2，險性影響評價

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對于安全性影響因素的評價表現出一致性，贊成自駕車旅游出現車輛故障而拋錨，以及一些不熟悉危險性較高的山路等存在安全隱患的因素是影響自駕車旅游的主要限制因素，評價均值得分在3.3以上，最高得分為3.97分，表明絕大多數自駕車旅游者對這兩個影響因子考慮較多。

4　結論與對策

4，1依據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特征做到有的放矢拓展各類市場

綜上所述，近程、近中程、中程、中遠程和遠程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特征在旅游動機、信息渠道、出游組織方式、出游時間選擇、停留時間以及人均旅游消費等6個方面即表現出一定的一致性，同時也表現出較明顯的差異性(表8)。一致性主要是5類市場均表現出較強的休閑／度假旅游動機，通過“親朋好友”、“網絡”和“旅行社”3類渠道獲取旅游信息，自行組織和家人親朋是主要出游方式，靈活自由小長假成為5類旅游市場選擇出游的理想時間。差異性主要表現在：除休閑／度假動機外，近程旅游市場還有明顯的購物和美食／娛樂動機，近中程、中程和中遠程還有觀光、探親訪友動機，而遠程市場沒有探親訪友動機；遠程旅游市場通過網絡獲取信息的比重高于其他途徑，且出游組織上還通過汽車俱樂部，這兩個特點明顯區別于其他類型市場；在出游時間上，除選擇小長假外，近程和近中程選擇雙休日出游，而中程以上的市場選擇“十一”長假和帶薪休假出游；停留時間和人均旅游消費均與出游半徑表現出正相關的關系，出游半徑越大，停留時間越長，人均消費越高。因此，結合5類自駕車旅游市場特征，有針對性地提出旅游市場開發戰略，根據旅游動機提供相關旅游產品；依據不同信息渠道來源做好旅游宣傳，重視“口碑”效應在自駕車旅游市場中的運用；充分利用“十一”、5個小長假、雙休日以及帶薪休假的契機大力開拓各類自駕車市場，盡可能延長逗留時間，增加旅游消費水平。

第3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一、長寧竹石林概況

（一）石林與竹石林涵義

石林：喀斯特地區的巖石在陽光、雨水、二氧化碳、有機酸的共同作用下，逐漸形成石芽、石峰、石柱、石塔等景觀。這些石頭拔地而起，疏密有致、形態各異，參差錯落，從列似林，因而稱之為石林。

竹石林：竹林中藏有石林，石林中長有竹林。

（二）長寧竹石林發育演化及特征

1、長寧竹石林概況及發育演化

長寧竹石林景區，位于四川省宜賓市長寧縣，規劃面積83平方公里，包括高簡竹石林核心旅游風景區，海枯石爛諸葛古榕、億年桫欏、寒武紀石垅坡石林、余澤鴻故居等旅游景區。高簡竹石林核心旅游景區包括芭蕉硐、苦竹石林、楠竹石林、地縫、桃園、五子登科、人居天坑、牛滾凼（dang）、陳家灣、玉峰屏10個景區。竹石林以寒武紀和奧陶紀喀斯特地貌的古老性，地表石林、地下溶洞和天坑（漏斗）、地縫“四位一體”的立體性，楠竹石林、苦竹石林的獨特性，成為了中國向聯合國申報“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的候選地。

竹石林景區，地處長寧縣梅硐鎮，屬亞熱帶濕潤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約13.8度，年降水量1200-2000mm。景區位于長寧背斜的軸部和北翼。長寧背斜處在中國南亞板塊滇黔褶皺區之間的婁山褶皺帶上，這里是四川盆地向云貴高原的過渡帶，為海拔500米至1400米的低中山。竹石林的碳酸巖主要形成于距今5.23億年-5.41億年前的寒武紀中上統和距今4.53億年-4.78億年前奧陶紀中統寶塔組。在古生代的寒武紀和奧陶紀時期，這里是一片大海，經歷了漫長的海底沉積，形成了深厚的碳酸鹽。由于地殼的運動，碳酸鹽抬升為陸地，經過億萬年的風化剝蝕和雨水溶蝕，及其數千年的人類活動，形成了今天分布集中、相對穩定、原生性和代表性強的竹石林景觀，在地質地貌、生物生態、文化美學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和科研價值。

2、長寧竹石林獨具特色

竹石林旅游景區既是竹（森）林喀斯特的典范，又是立體喀斯特的典范。古老而神奇的石林與浩渺翠綠的竹林交相輝映，成為世界上最奇特的竹林喀斯特，獨具特色的竹石林。

二、長寧竹石林旅游開發

利用本地獨特的竹石林、優美的自然環境、悠久的竹文化、新興的竹商品，發展縱向“四位一體”與橫向“鏈狀”聯動開發，打造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整體愉悅美的旅游目的地。這既是對原有蜀南竹海品牌的提升，同時也反映了未來旅游發展的大趨勢。

（一）縱向“四位一體”聯動開發

利用地表竹石林、地下溶洞、天坑（漏斗）和地縫景觀“四位一體”的立體性，發展縱向聯動旅游。地表竹石林以科考、觀光、影視、體驗為主題開展形式各異的旅游活動，使游客在游覽的同時得到知識的填充，在科考與學習的同時體驗到目的地的獨特景觀。地下溶洞以科考、探險、訪幽、體驗為主題，與地表竹石林相呼應，同屬喀斯特地貌，形成不同景觀，給游客視覺上的不同感受，以此激發游客的興趣。天坑以體驗、科研為主題，適宜的人居環境為發展“人居天坑”旅游打下了良好基礎。地縫以科研、觀光、體驗為主題，在千奇百怪、形狀各異的石林中，深淺不一、寬窄不一的地縫縱橫交錯，蔚為奇觀。人行其中，宛如進入地下迷宮。

（二）橫向“鏈狀”開發

這是一種橫向區域一體化的開發模式，主要針對目的地內有多個不同質或同質的旅游小區，不論同質與否，各個旅游小區都獨具特色，相互之間存在競爭。開發重點在于將這些旅游小區的競爭變為一種一體化的合作，各自形成鮮明的形象，形成一種相互扣接的鏈條式關系，相互互惠互利。這樣開發帶來了區域一體化的優勢，形成旅游市場的全面對接，通常采取的方式是線路對接、交通對接、目的地對接、以及旅游企業對接等。目前成熟的橫向“鏈狀”開發有旅游線路的設計，實現了線路、交通、目的地的對接，這對于不管是旅行社組團游客，還是自發組團游客來說，都是很好的一種開發方式。

（三）縱向“四位一體”與橫向“鏈狀”聯動開發

縱向“四位一體”與橫向“鏈狀”聯動開發是一種充分利用景區空間景觀的一種開發方式，致力于為游客提供創新、緊湊、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聯動開發以旅游地竹石林景觀的開發為出發點，從縱向與橫向的資源條件、游客需求、旅游空間環境、管理等方面提出切實可行的開發，以此提高區域旅游競爭力。同時，還應與其他旅游地在旅游產品、旅游線路、交通、營銷等方面進行合作，形成區域旅游聯動發展。對于某一旅游地來說，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必須與其它旅游地在旅游產品、旅游線路、交通、營銷等方面進行合作，形成區域聯動發展。加強區域的聯合和協作，可以揚長避短，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增強區域旅游發展優勢，還可借助周圍旅游區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擴大自己的客源市場，促進產品的銷售，降低促銷成本，增強區域旅游的吸引力和爭力。

因此，要正確認識區域縱向與橫向旅游聯動的意義和作用，加強縱、橫聯合，建立區域聯動開發旅游協調機構和旅游協作制度。通過對區域縱、橫旅游產品的組合搭配，形成互補性的旅游產品群，有效地避免近距離內的重復建設和浪費資源的現象。在區域旅游開拓方面，區域內部應加強聯系，制定共同的整體促銷計劃，樹立區域旅游整體形象，加強對區域旅游聯合發展的宣傳。

三、經驗啟示及展望

第4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本文應用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結構理論,利用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規模分析方法對江蘇省旅游經濟等級規模結構特征及演化規律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江蘇省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均非典型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規模分布,而是屬于過渡類型的規模結構分布,且國內旅游與入境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特征存在明顯的差異。國內旅游的規模結構表現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處于中間梯度的城市旅游規模呈相對均衡分布;而入境旅游的規模差異相對較大,不同梯度之間的分化明顯。演化分析表明等級規模結構未發生明顯的類型轉換,國內旅游表現出先集聚后擴散的特征,而入境旅游總體上呈集聚發展的趨勢。

關鍵詞：

旅游經濟; 等級規模結構; 江蘇省

收稿日期： 2010-10-08; 修訂日期： 2011-07-14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轉型期中國大城市公共游憩空間分異、效應與形成機理研究》(41101131);

東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青年創新基金項目《轉型期城市公共游憩空間結構及優化配置研究――基于社會地理學視角》(3213000502)

作者簡介：

宣國富(1977-),男，博士,東南大學旅游學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旅游地理。趙靜(1981-),女，博士,南京曉莊學院地理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地理。

1 引言

區域旅游經濟的等級規模結構特征及演化研究,有助于明確旅游經濟規模分布的特點,認識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趨勢,為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優化等級規模結構,推動區域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借鑒。等級規模結構是城市體系的三大結構之一,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研究方法(周一星,1995;許學強,等,1997;趙靜,等,2005)。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結構的理論與分析方法可用于反映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程度和空間模式。但目前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研究主要是應用標準差、變異系數、錫爾系數等指標進行定量分析(陸林,余鳳龍,2005;陳秀瓊,黃福才,2006),而運用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結構理論與方法進行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的成果不多,對于區域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特征和空間模式的總結也較少。將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結構理論應用于旅游經濟研究的成果,主要是運用位序―規模理論分析區域旅游經濟的規模差異,研究區域集中在中國省際及主要旅游城市,長三角、四川、浙江和江西等地(朱,吳旗韜,2005;楊國良,等,2006,2007;史春云,等,2007;靳誠,等,2007;周彩屏,戈冬梅,2010),首位度分析指標主要采用的是2城市指數,未能全面地反映旅游經濟規模的結構特征。

在學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旅游地理研究已逐漸開始重視運用城市地理相關理論與方法分析旅游現象和旅游問題,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黃泰,等,2003;朱,2006)。本文運用城市體系等級規模結構分析的相關理論與方法,研究江蘇省旅游經濟的等級規模結構特征及其演化,探索江蘇省旅游經濟的空間結構特征,以期為江蘇省區域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借鑒。

2 等級規模結構類型與分析方法

等級規模結構類型包括首位分布型、位序―規模分布型和過渡類型(圖1)。其中首位分布型屬于非均衡的分布型,位序―規模分布型是相對均衡的規模結構類型,過渡類型則介于二者之間。

等級規模結構的分析方法主要有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規模法則。首位度分析是通過計算首位度指數來評價規模結構類型,首位度大的即為首位分布類型。目前常用的有2城市指數、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其計算公式分別為:

其中P1,P2,…,P11為從大到小排序后的城市規模。

位序―規模法則是從城市的規模和城市規模的位序的關系來考察規模分布的類型,最早由奧爾巴克(F.Auerbach)在1913年提出,羅特卡(A.J.Lotka)、辛格(H.W.Singer)、捷夫(G.K.Zipf)等學者相繼對該模型進行了修正和發展。其中捷夫模式代表了理想的均衡模式,但不具有普遍的意義,即理想的2城市指數是2,4城市與11城市指數是1(許學強,1997)。目前學術界常用的位序―規模法則是羅特卡模式的一般轉換:

其中Pi是第i位城市的規模;P1是第1位城市的規模;Ri是城市的規模位序;q是常數。對其做對數變換可得:

lgPi=lgP1-qlgRi

(5)

其中q值在雙對數坐標上代表回歸線的斜率。q值接近1,說明規模分布接近捷夫模式的理想狀態;q值大于1,規模分布比較集中,首位度較高;q值小于1,規模分布比較分散。q值變大,說明規模分布趨于集中的力量較大;q值變小,則說明趨于分散的力量較大。

本文以江蘇省13個地級市作為基本的分析單元,運用首位度指數和位序―規模法則分析旅游經濟等級規模結構特征及其演化。考慮到連續性數據的可得性及可比性,分別選取1998~2008 年連續時間序列的國內旅游收入和旅游外匯收入兩個指標進行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 1999~2009年的《江蘇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地級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 江蘇省旅游經濟的等級規模結構及演化

3.1 國內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分析

3.1.1 首位度分析

江蘇省國內旅游的首位度指數較低,1998～2008年的2城市指數基本在1.2以下,4城市和11城市指數則低于0.7,均低于捷夫模型的理想值(圖2)。表明江蘇省國內旅游經濟沒有出現第1位城市呈明顯優勢的首位分布。具體分析1998～2008年間江蘇省國內旅游經濟的規模分布,發現南京和蘇州交替為第1位的城市,且它們之間的旅游經濟規模差距不大。南京、蘇州和無錫在江蘇省國內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中處于高位序且規模差距較小,是造成首位度指數低的主要原因。

從首位度指數的演化上看,2城市指數基本在1～1.2之間波動,沒有形成明顯的變動趨勢;而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的變動則呈現出微弱的上升趨勢。反映了第1位城市國內旅游規模與第2位城市相比,未能形成穩定的規模優勢,使得2城市指數較小,且波動明顯。而第1位城市與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間的規模關系相對穩定,規模差距雖有一定程度地拉大,但不是非常顯著。

3.1.2 位序―規模分析

運用SPSS 11.0軟件對江蘇省國內旅游經濟規模和規模位序進行回歸分析(表1)。回歸結果表明,1998～2008年回歸方程的確定系數r2均達到0.79以上。r 2是判斷符合位序―規模法則與否的主要依據,但由于位序是按規模排列的,二者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相關關系,因此不能完全運用r2說明規模結構的類型。r2很大表明該規模結構體系符合位序―規模分布;r2不很大,則可能是首位分布類型,或者在高層次有多個中心并存或特殊類型(周一星,1995)。本文結合r2及位序―規模雙對數坐標散點圖綜合判斷。由圖3可見,江蘇省國內旅游的位序―規模雙對數坐標散點圖并未形成非常明顯的直線分布。因此,雖然位序―規模分析的確定系數不低,但并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規模結構。

根據回歸結果的q值變化可判斷出等級規模結構的演化特征。由表1可知,1998～2008年的q值始終小于0.85,表明江蘇省國內旅游的規模分布相對比較均衡,未出現第1位城市獨大的局面,與首位度分析的結論一致。其中1999～2005年q值呈顯著的減小趨勢,2005年降到最低,2005～2008年q值則呈增大的趨勢;表明1999～2005年的規模結構演化呈分散的趨勢,而2005～2008年呈現出集聚的趨勢。可以認為,江蘇省國內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演化呈現出先擴散、后集聚的特征。

3.1.3 等級規模結構類型及演化

江蘇省國內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類型既非首位分布,也非典型的位序―規模分布,在雙對數坐標散點圖上表現為非典型的首位折線分布和直線分布(圖3),屬于過渡類型的規模結構。國內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在雙對數坐標散點圖上表現為多段分化,具有明顯的階梯狀結構。根據2008年散點圖上明顯的規模缺失,可將lgP劃分為三個梯度,即［4.68,4.49］、［3.59,2.79］、［2.43,1.68］,對應的lgR分別為［0,1.10］、［1.39,2.40］、［2.49,2.57］。從各梯度的城市數量分布來看,位于梯度Ⅰ和梯度Ⅲ的城市數量相對較少,梯度Ⅱ的城市數量較多,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圖3、表2)。梯度Ⅰ的蘇州、南京和無錫共同構成了江蘇省國內旅游的多核心結構,即在高位次上有多個中心并存。梯度Ⅱ內部各城市的旅游規模呈現相對均衡分布的特點,在散點圖上大致呈直線分布,未出現明顯的規模缺失。鹽城和宿遷位于梯度Ⅲ,與

梯度Ⅱ相比出現了規模級的缺失。因此,江蘇省國內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兼具了首位分布和位序規模分布的特點,既存在規模級的缺失,又表現出局部的均衡分布。

通過分析1998年和2008年的規模結構及梯度演化特征(圖3),國內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演化可概括為:(1)過渡型的規模結構未發生明顯轉換,規模級的缺失與局部的均衡分布并存。國內旅游規模分布的多核心結構始終存在,階梯狀分布明顯,低位序城市之間的差距尤為顯著。處于中間位序的城市之間的規模差距相對較小,呈現局部性的均衡分布。(2)由四級梯度轉化為三級梯度,中間位序的城市之間規模差距逐漸縮小,顯現局部擴散趨勢。1998年的lgP可劃分為四級梯度,即［4.44,4.37］、［3.47,3.18］、［2.86,2.78］、［2.46,1.37］。1998～2008年,逐漸由四級梯度向三級梯度轉換,在雙對數坐標散點圖上表現為中間位序的城市規模分布由階梯狀向直線轉化,規模結構緩慢趨于均衡。

3.2 入境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分析

3.2.1 首位度分析

入境旅游的2城市指數與國內旅游相當,但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明顯高于國內旅游,反映了江蘇省入境旅游經濟的集聚程度強于國內旅游。主要是由于入境旅游的發展對各要素的要求更高,且入境旅游比國內旅游發展更加依托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黃泰,2003)。入境旅游的首位度指數也低于捷夫模式的理想值,1998～2008年的2城市指數低于1.2,4城市和11城市指數則低于1,第1位城市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圖4)。從首位度指數分布看,2城市指數偏離理想值較多,而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偏離理想值較少,尤其是11城市指數相對較高,普遍在0.7以上。這表明江蘇省入境旅游的規模差異比較顯著,但第1和第2位城市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導致2城市指數相對較低――南京和蘇州交替成為江蘇省入境旅游的前2位城市,且規模差距不大,構成了入境旅游的雙核結構。而核心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明顯的規模差異導致了4城市和11城市指數相對較高。

從首位度指數的演化上看,2城市指數也基本在1～1.2之間波動,沒有形成明顯的變動趨勢;4城市指數變化較小,基本在0.6附近波動;而11城市指數則呈現一定的波動,并表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反映了第1位城市入境旅游規模與第2位城市相比,未能形成穩定的規模優勢;而第1位城市入境旅游規模與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

3.2.2 位序―規模分析

由入境旅游經濟規模與規模位序關系回歸結果(表3)可知,1998～2008年回歸方程的確定系數r 2均在0.77以上。進一步觀察雙對數坐標散點圖,發現其并非典型的直線分布,而是存在著明顯的規模缺失(圖5),這表明入境旅游經濟并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規模分布類型。除個別年份外,1998～2008年間的q值普遍在0.5以下,表明江蘇省入境旅游的規模結構呈分散型分布,與首位度分析的結論一致。與此同時,1998～2008年的q值在0.5附近波動并總體呈微弱增大趨勢,表明入境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始終較為分散,但已出現集聚發展的趨勢(表3)。

3.2.3 等級規模分布的類型及演化

江蘇省入境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也非典型的首位分布或位序規模分布,而屬于過渡類型的規模結構,在雙對數坐標散點圖上表現為階梯分化的特征(圖5)。根據2008年雙對數坐標散點圖,可將lgP劃分為三個梯度,即［11.51,11.38］、［10.65,10.23］、［9.42,7.54］,對應的lgR區間分別為［0,0.69］、［1.10,1.95］、［2.08,2.57］(圖5)。位于梯度Ⅰ的城市數量相對較少,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數量大致相當(表4)。不同梯度之間的入境旅游經濟規模差距較大,存在規模級的缺失,而同一梯度內部各城市呈相對均衡分布的特點。其中梯度Ⅰ的蘇州和南京形成了江蘇省入境旅游的雙核結構;梯度Ⅱ內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規模差別相對較小,在雙對數坐標上呈接近直線分布且斜率較小;而梯度Ⅲ內部各城市在雙對數坐標上的直線斜率相對較大,反映了入境旅游規模差異較大。因此,入境旅游的規模結構也兼具了首位分布和位序規模分布的特點,既存在規模級的缺失又表現出局部的均衡分布。其中梯度Ⅰ和梯度Ⅱ內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規模差異較小,分布相對集中;而梯度Ⅲ內部各城市的規模差別較大,分布較為分散。

通過分析1998年和2008年的規模結構及梯度演化特征(圖5),入境旅游的規模結構演化可概括為:(1)過渡類型的規模結構未發生明顯轉換,規模級的缺失與局部的均衡分布并存。入境旅游規模分布始終呈雙核結構,階梯狀分布明顯,低位序城市之間的差距尤為顯著。(2)延續了三級梯度的規模分布結構,其中梯度Ⅰ仍由蘇州和南京構成,而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構成和排序均發生了變化(表4)。

3.3 國內旅游與入境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比較

研究顯示,江蘇省國內旅游與入境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特征及演化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具體表現為:

(1) 從首位度指數來看,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的首位度指數都低于捷夫理想模式,第1位城市未呈現出明顯的優勢;但在第1位城市與其后多位城市之間的差距方面,國內旅游與入境旅游呈現出不同的趨勢。從2城市指數的演化來看,無論是國內旅游還是入境旅游,第1位城市相對于第2位城市都未能形成穩定的規模優勢。而入境旅游的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明顯高于國內旅游,入境旅游經濟在第1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強于國內旅游。國內旅游的第1位城市與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間的差距相對穩定,但有一定程度的拉大;而入境旅游的第1位城市與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間的差距則有逐漸縮小的趨勢。

(2) 從位序―規模分析結果來看,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都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規模分布,存在明顯的規模級缺失。從q值大小來看,國內旅游的q值始終在0.7以上,而入境旅游的q值基本在0.5以下,可見國內旅游規模的集聚程度要強于入境旅游。從q值的演化過程來看,國內旅游的規模結構呈現出先擴散、后集聚的特征;入境旅游的規模結構在整體上呈現集聚的發展趨勢。

(3) 從等級規模分布類型及演化來看,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同屬于過渡型的規模分布且未發生明顯轉換,表現為階梯狀的位序規模曲線類型,但在不同梯度的規模結構分布方面,二者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其中國內旅游的規模結構分布表現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處于中間梯度的城市旅游經濟規模呈相對均衡的分布;而入境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分布中,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數量相當,其中梯度Ⅰ和梯度Ⅱ內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規模分布相對集中,而梯度Ⅲ內部各城市的規模分布相對分散。

4 江蘇省旅游經濟等級規模結構的成因分析

區域旅游經濟等級規模結構的形成是旅游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等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陸林,余鳳龍,2005)。江蘇省過渡型的旅游經濟規模結構特征可以歸納為偏低的首位度和非典型的位序―規模分布。

首位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高位次上形成了多個具有強旅游競爭力的城市,第1位城市沒有形成明顯的領先優勢,從而形成了雙核或多核結構。例如,國內旅游形成了“南京―蘇州―無錫”的多核結構,入境旅游則形成了“南京―蘇州”的雙核結構。在國內旅游方面,南京、蘇州和無錫均是國內旅游者的重要目的地,已形成了比較穩定的旅游品牌和旅游影響力。南京作為江蘇省的省會和六朝古都,具有豐富的旅游資源賦存,且對外交流頻繁。蘇州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聲名,且緊鄰上海,區位優勢明顯。無錫則有“太湖明珠”之稱,旅游基礎設施完備。其中無錫穩居江蘇省國內旅游收入第3位,蘇州和南京則交替為國內旅游收入的第1和第2位,且規模差距不大。在入境旅游方面,南京和蘇州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和影響力,旅游景點的等級和知名度較高,構成了穩定的雙核結構。

非典型位序―規模結構的形成是由于不同梯度的城市之間旅游經濟規模差異較大,存在規模級的缺失。江蘇省區域經濟差異十分顯著,各城市旅游經濟發展要素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是造成旅游經濟規模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就國內旅游經濟規模的梯度分化而言,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分布格局,除鹽城和宿遷處于梯度末端外,大部分城市處于中間梯度。而入境旅游由于對各支撐要素的要求更高,梯度分化也更為明顯,處于梯度末端的城市主要有徐州、連云港、泰州、鹽城、淮安、宿遷,以蘇北的城市為主,鎮江、揚州、無錫、南通、常州則大多處于中間梯度。

5 結論與討論

通過本文的研究,發現江蘇省旅游經濟等級規模結構及演化具有以下特征:

(1) 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經濟的等級規模結構均屬于過渡類型,且在時間演化上未發生明顯的類型轉換。一方面首位度不高,呈現出雙核或多核結構;另一方面,規模結構層級不完整,存在階梯狀分布,不屬于典型的位序―規模分布。

(2) 國內旅游與入境旅游經濟的等級規模結構存在明顯的差異。國內旅游的等級規模結構表現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處于中間梯度的城市旅游規模呈現相對均衡分布;而入境旅游的規模差異相對較大,不同梯度之間的分化明顯。在旅游經濟規模結構演化方面,國內旅游表現出先集聚后擴散的特征,而入境旅游總體上呈現出集聚發展的趨勢。

本文對江蘇省旅游經濟等級規模結構及演化的研究僅限于1998～2008年,缺乏對更長時間段的分析,所得結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江蘇省過渡型的旅游經濟規模結構特征,可作為制定區域旅游發展戰略的依據和參考。對于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經濟的多核或雙核結構,應正確處理核心之間的關系,強化南京、蘇州、無錫等核心旅游城市的地位,將其打造成在國際上具有較強影響力的黃金旅游區和海內外旅游者首選的旅游目的地。而對于旅游經濟的規模結構缺失,要正確處理旅游經濟的梯度差異,實現區域優勢互補與合作共贏,通過核心地區對邊緣地區的輻射以及區域之間客源、產品和市場的互補合作,帶動邊緣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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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cal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ourism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XUAN Guofu1, ZHAO Jing2

(1.Department of Tour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2.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2111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urban hierarchical scale structure theory, primary index and rankscale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tourism economy in Jiangsu.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domestic and inbound tourism are neither typical primate distribution nor rankscale distribution, but a transitional type; the rankscale structure of domestic tourism performs as “middle large” and the cities of middle gradient present a relatively balanced scale distribution. The scale difference of inbound tourism is relatively large, and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cities of different gradients are evident. Evolu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n’t evident type conversion in the scale structure, and that domestic tourism witnesses coexistence of centralization and diffusion while inbound tourism presents a trend of clus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tourism economy; scale structure; Jiangsu

(上接第9頁)

Western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and Indigenous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Hongmei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methods subjected to paradigm are the essential tools for tourism researchers to conduct tourism research smoothly. When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ers work hard to learn to use each and every method, they usually fail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ined methodology and paradigm, which limits the promotion of research qu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ers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western science philosophy thoughts and paradigm in order to promote tourism research quality and apply indigenous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trategies in tourism research.

第5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關鍵詞]上海會展旅游；旅游者感知；IPA；特征項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0)03―0046―09

一、引言

當前，中國會展旅游業以年平均20％的增幅迅猛發展，并開始逐步直向國際化、專業化、規模化和品牌化。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之一，近年來積極投身于會展旅游市場建設，對于吸引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展覽、獎勵旅游的各類節事活動的客人具有極大的潛力。上海會展旅游業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其發展成果和發展道路對國內其他城市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1999年上海財富論壇的舉辦、2001年APEC會議的召開、2002年國際網球頂級賽事大師杯的開幕、2006年世界特殊奧運會的主辦、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申辦，使上海躍入了世界知名的旅游會展城市之列。上海市政府已經將會展旅游業列為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重點領域，確立了將上海建成國際會展中心的戰略目標。上海會展旅游業依托大都市的資源優勢，依靠政府的扶持，將逐漸成為上海新興的支柱產業。但是，按照世界旅游組織(UNWTO)、國際會議協會(ICCA)和國際展覽聯盟(UFI)的排名，上海與旅游會展強市還有一定的差距。當今世界各國在會展旅游業方面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除居世界頭幾位的美、法等.國外，僅在東南亞地區，新家坡、香港等地無論從發展年限，還是技術經驗方面都遠勝于上海。上海會展業在某些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尤其是軟環境方面，如管理體制不夠健全，高級會展人才缺乏等等。

本研究在綜述有關會展旅游業的中外文獻基礎上，以中國成熟的會展目的地上海為研究個案，致力于探討會展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業發展的重要性與績效的感知與評價。就理論意義而言，本研究在會展旅游的研究方法上做出有益的嘗試，擴展了國內會展旅游研究的深度；從應用價值而言，本研究為會展旅游業行政管理部門依靠會展旅游業吸引旅游者和促進會展旅游業質量提高的公共政策提出了科學依據。

二、文獻綜述

(一)會展旅游研究

1、國外會展旅游研究

國外關于會展旅游的研究起步較早。從研究內容來看，大致可分為：(1)介紹性研究。此種類型的專著和文章所占比例較大，主要對會展旅游的概念、類型、地位、重要性、發展現狀提出自己的見解。(2)會展目的地的選擇和規劃決策過程研究。(3)會展策劃者和組織者的感知等研究。(4)會展目的地效應的研究，其中又以會展旅游對舉辦地的經濟影響數量最多。(5)會展參與者及其行為問題研究。(6)會展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對CVBS(會議觀光局)的研究和會展管理理論和實務的研究等。其中，對CVBs研究內容主要是對CVBs的綜合介紹以及它的角色、作用和戰略。(7)會展目的地居民反應和感知問題研究。國外的大型節事旅游的居民感知研究多針對的是諸如奧運會和世界杯等體育事件，對其他類節事涉及較少。通過節事舉辦前、中和后的不同時間段上的縱貫研究(longitude approach)發現，不同時間段內居民的感知和態度存在差異。梭塔(soutar)等研究了美洲杯比賽前、比賽期間和結束后居民對經濟影響和環境擁擠(physical congestion)感知的差異。研究發現，比賽舉辦前1年，居民對環境擁擠的感知較低，而結束后1年，居民則表達了較高的經濟影響和環境擁擠的感知。

2、國內會展旅游研究

近年來，隨著會展旅游業在我國的飛快發展，涌現了一批有關會展旅游研究的專著和論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會展基礎設施建設、公司運作管理和市場營銷實務。宋艷玲對大型會展活動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進行了綜述；張本涌借鑒德國大型博覽中心的經驗，對其交通配套設施進行研究并得出對中國會展旅游業有益的運作啟示；王永剛從探討會展不動產的基本特征人手，分析了會展不動產開發的重要性；郭毓潔探討了會展企業的戰略思考角度，試圖構建一個初步的戰略框架，以期對從業者提供一定的借鑒。二是中國會展城市發展的評價和建議。趙秀芳對城市會展旅游業的競爭力進行了模糊綜合評價研究；王薇分析了會展的帶動效應，提出中國城市發展會展旅游業需要“量體裁衣”的建議；陳愛宣分析了作為長三角經濟區南翼中心城市杭州的會展旅游發展條件，深入探討了杭州會展旅游發展的市場定位和發展戰略問題；姜雅莉等通過對博鰲論壇所在地海南省瓊海市發展會展旅游的優劣勢分析，明確瓊海發展會展旅游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提出了瓊海發展會展旅游的相應對策；余敏通過分析福建會展旅游業的現狀，找出目前存在的問題，并對福建會展旅游業的發展提出建議；張徽燕從經濟因素、城市因素和行業因素3個方面，分析了成都會展旅游業發展的優勢劣勢；對成都會展旅游業發展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三是會展產業經濟及效應。陳志平等進行了會展經濟研究，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會展需求、會展供給、會展效益等基本內容；李玉新提出了計算節事旅游的經濟影響的基本測算公式，并提出了提升節事旅游經濟正面效應以及規避負面效應的措施。四是兩個大型熱點會展的相關研究。隨著2008北京奧運會和2010上海世博會的臨近，許多研究者圍繞這兩個大型熱點會展，從各方面進行了研究。如經濟效應方面，探討了奧運會的經濟效應及世博會的經濟效應；張世賢等還將奧運會和世博會的經濟效應做了比較預測。

(二)旅游研究中的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應用

1、國外旅游研究中的IPA應用

重要性一績效分析(IPA)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成為一個廣受歡迎的管理工具，且常被應用在辨識商標、產品、服務、觀光、零售業等的優勢與劣勢。它建立在服務質量特征的重要性和績效對比基礎上，在1977年由馬提拉(Martilla)和詹姆斯(James)提出。馬提拉等應用IPA方法檢視一個汽車商的服務部門。他們申稱IPA是一個低成本、易理解的工具，可探索銷售組合中不同方面，并使管理者們能夠根據確定的4個區域重新分配資源。伊萬斯(Evans)等使用IPA方法建立和評估在美國兩個目的地的旅游政策，并發現IPA是一個十分有效的研究工具。奧波曼(Oppermann)運用IPA方法，探討會展目的地的優勢和缺 陷；屈海林等對兩大國際會展都市香港和新加坡的競爭力問題進行了實證對比研究。此外，艾曼扎(Almanza)等采用IPA來評估消費者對餐飲業服務的滿意度。

2、國內旅游研究中的IPA應用國內旅游研究中有關IPA的研究文獻內容主要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旅游產業和旅游企業的競爭力問題。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張邱漢琴等采用IPA分析模型考察了大陸旅游者對香港導游服務質量的感知和評價，對管理者營銷資源的再分配以促進導游服務質量的提升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文軍運用IPA對數據進行了系統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提升昆明市導游服務質量的合理化建議。張欽等對上海徐家匯作為商務旅游目的地的情況作了實證調研，并在調查結果分析的基礎上應用“重要性一表現”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徐家匯作為商務旅游目的地的優勢與劣勢。宋子斌等以西安居民對海南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分析為例，介紹和運用了當今國外廣泛運用的IPA分析法。張文敏等認為參團游客對旅行社服務質量的預期和感知實績的研究是改進旅行社服務質量，提高游客滿意度的理論依據。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中外相關文獻回顧的基礎上，總結了與會展旅游業相關的40項特征。通過對上海政府旅游機構、上海市旅游事業管理委員會的專家、世博會主辦部門管理者進行深入訪談后，初步確立了34項相關特征。之后，本研究在會展領域的學者和行業員工中進行了對特征項的評估和問卷意見征詢，最終確立了26項會展旅游特征。考慮到調研對象中會有外國被訪者，部分數量的問卷在翻譯上特別強調內容和表達合乎外國文化和習慣。開展主體調研前，本研究于2007年3月在長寧區上海展覽中心舉辦的世界旅游博覽會(WTF)展覽上對20名外國展商和前來參觀的上海居民進行了初測(pilot study)調研，基于初測結果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改動。

2、樣本確定

本研究所涉及的調查人群年齡在高于14歲、低于75歲之間，正在或在過去兩年內參加過上海各種會展旅游的外來旅游者和上海居民。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展開調研，共發放問卷600份，回收問卷543份，其中10份問卷存在較多未填寫的關鍵項目，最后的樣本由533個有效問卷組成。問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別為90.5％和90％，較好地符合了進行數據統計分析的條件。

3、研究分析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如頻數、平均數和標準偏差測度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業各項特征的感知程度，并對其重要性和績效進行了配對樣本t檢驗以探索其相互關系。最后將26項被考察特征的兩組平均得分結果以坐標形式映射到IPA圖表中，利用重要性一績效模型對數據分析結果進行了展示和討論。

4、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內容，本研究框架如下圖所示：

四、研究結果

(一)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

為了反映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業滿意感，本研究測量了各項特征的平均數和標準偏差，按照平均得分的排名先后在表1中顯示了測量結果。

由表1可知，26個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平均得分在2.93到4.39之間，被訪的會展旅游者對這些特征的重要性感知度較高，介乎“一般”和“極重要”之間。26個感知特征的標準偏差皆小于1.5，表示被訪的會展旅游者意見和態度上的偏差較小。平均得分最高的4個因子為“讓世界更多了解當地”(平均得分=4.39)，“提升社會形象(平均得分=4.24)”，“增加更多商業機會”(平均得分=4.24)以及“促進當地新的基礎設施建設”(平均得分=4.21)。會展旅游是一個雙贏的機遇，除了能讓世界更好地認識目的地，增強目的地的文化自豪感，還可以促使目的地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獲得學習和進步的機會。上海應該利用好會展這個多文化交流的平臺，積極展示城市風采和社會形象，樹立世界知名度。此外，實現參會相關機構貿易往來和商業機會的增加是會展旅游參與者尤其看重的收獲。會展作為各國產品和服務薈萃一堂的平臺，為資源的全球配置和商業優勢的合作共贏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在以上因素的推動下，基礎設施的匹配跟進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會展參與者對基礎設施的持續發展同樣寄予了較高的期待。總之，經濟效益和公眾形象是會展旅游為目的地帶來的最重要影響。

相比較而言，“不增加交通擁擠度”(平均得分=2.93)、“不增加服務設施壓力(如火警和道路等)”(平均得分=3.05)、“不增加當地物價水平”(平均得分=3.06)和“不打擾當地居民平靜的生活”(平均得分=3.08)被認為是最不重要的特征。會展旅游為目的地帶來的社會成本的增加，更多是和目的地原住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未能被在目的地只作短暫停留的會展旅游者所深刻感知。會展的舉辦對目的地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若對會展旅游加以良好管理并與目的地的其他因素有機配合，可以避免或者說改進消極作用，增加積極作用。由此反映出會展旅游發展中利益相關者的矛盾和考慮的缺位，應引起上海會展旅游業相關部門的注意，采取相應措施，在增加會展旅游積極效應的同時，盡可能降低給上海帶來的消極影響。

(二)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績效感知

本研究也測量了被訪旅游者對26個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績效感知平均得分。同樣，按照平均得分的排名先后在表2中顯示了測量結果。

由表2可知，26個績效感知項的平均得分在2.81至4.03之間，相比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而言，績效感知的得分較低，說明大多數被訪旅游者不太同意上海會展旅游業的實際績效和表現。較之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結果而言，被訪的會展參與者對26個績效感知項的意見和態度上偏差較大。

被訪的會展旅游者認為實際績效最為突出的幾個特征項為“會展讓世界更多了解了上海”(平均得分=4.03)、“會展使更多的旅游者參觀上海”(平均得分=3.83)、“會展為上海的市政工程帶來經濟效益”(平均得分=3.83)、“會展促進上海新的基礎設施建設”(平均得分=3.83)和“會展提升了上海的社會形象”(平均得分=3.82)。其中，“會展讓世界更多了解了上海”不僅是平均得分最高的特征項，也是標準偏差最低的特征項，這說明旅游者對該指標評價的認同度非常高。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的知名度、吸引力、公共經濟和社會促動力方面的績效評價較高。上海會展旅游業管理者應該著力于繼續發揮這方面的優勢，加強和改善會展旅游工作。

與之相對的排名較低的5個特征項是“辦會展不增加犯罪率”(平均得分=3.08)、“辦會展不增加當地物價水平”(平均得分=3.04)、“辦會展不打擾當地居民平靜的生活”(平均得分=2.97)、“辦會展不增加交通擁擠度”(平均得分=2.88)、“辦會展不 增加服務設施壓力”(平均得分=2.81)。結合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結果來看，最不為旅游者所重視的特征成為了他們對上海會展旅游的不滿意態度的主要來源。會展旅游給目的地帶來的消極影響，一方面加深了目的地居民生活質量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一方面影響到了旅游者眼中的目的地形象。由此，目的地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匹配應該被上海會展旅游管理者和相關部門特別重視，如事故預防機制的建立、道路交通的擴展、飯店賓館等食宿設施的完善等等。此外，會展場館選址對周邊居住環境的影響，以及目的地公共安全的加強等，也應得到強調，以盡量避免上海會展旅游業發展的軟硬件瓶頸。

(三)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與績效感知的IPA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結果，本研究對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和績效感知進行了均值差異的t檢驗。就整體差異而言，重要性的均值在所有特征項上均超過了績效，顯示出上海會展旅游業的實際表現和會展旅游者的期望值之間尚存在一定距離。就差異的顯著性而言，絕大多數特征項的重要性和績效存在顯著的差異，表示會展旅游者對特征項的預期重要性和實際績效有較為清晰的區別認識。對于少數可能造成社會負面影響的特征項，如“不會增加犯罪率”、“不會打擾當地居民平靜的生活”、“不會增加當地物價水平”、“不會增加服務設施壓力(如火警和道路等)”和“不會增加交通擁擠度”，被訪的會展旅游者認為其重要性和績效基本達成一致，表明上海會展旅游業在這些方面的控制和約束得到了較為理想的認可。

IPA整合了“重要性”和“績效”兩種評價要素，是一種低成本、容易理解的分析管理技術。該技術在旅游產業內有很大的適用性，可以較好地洞察旅游者的評價。本研究采用IPA模型比較旅游者對上海會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和績效感知，并基于此探討了適應未來行業發展的資源合理配置問題。26個特征項重要性和績效感知的平均得分和標準偏差結果被映射到IPA表格中(圖2)。以重要性為縱軸，以績效為橫軸，以26項感知特征項的重要性和績效均值為象限劃分點繪制了IPA方格圖。

象限I為高重要性、低績效區域，包括P、M、O和Q 4個感知特征項。如圖2顯示，兩個感知特征項的評價高于整體特征項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但是低于整體特征項的平均績效得分值。旅游者認為“會展的辦理理念很新穎”，“會展的主題很有特色”，“會展的媒體宣傳力度很大”和“會展的餐飲條件很好”4個特征項在上海會展旅游中比較重要，但是實際的績效卻不盡如人意。上海會展旅游業管理者和相關部門應對這幾個方面特征引起特別的重視，加強改善工作。本象限的評價結果顯示，上海會展旅游者的品位逐步提高，對會展主題和理念的要求日益提高。在同質化會展旅游產品競爭激烈的當下，如何發掘新穎的題材和產品設計，實質上決定了會展旅游產品的受眾接納程度；而就運作方面而言，會展旅游行業應將資源利用到加強改善餐飲狀況和媒體宣傳力度上。如在會展接待上應該加強菜色質量的提高，種類的增加。特別針對國際參會者和民族信仰的參會者而言，在飲食文化存在較大差異的實際情況下，應盡量安排好中西結合、考慮特殊飲食習慣的餐飲接待，滿足來自世界各地參會者的普遍需求；在媒體宣傳中，將主要的營銷和推廣力度集中在信息獲取便利、覆蓋面廣、傳播快、內容豐富和關注率高的那些信息渠道上。例如可以增加對會展籌備過程的專題報道、連載通訊、電視宣傳片和公益廣告。同時，建立專門的旅游網站、旅游網頁，是實現會展旅游效益最大化、長久化的重要戰略…。

象限Ⅱ為高重要性、高績效區域，包括A、B、C、D、E、F、G、H、I、J、K、L、N等13個感知特征項。如圖2顯示，13個感知特征項的評價均高于整體特征項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和平均績效得分值。本象限的評價結果顯示，26個感知特征項中，大部分歸屬于這個象限，包括“擴大對機構自身的宣傳，促進貿易”、“讓世界更多了解當地”、“提升社會形象”、“增加更多商業機會”、“促進當地新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社會自豪感”、“會展的地理地位很優越”、“有助于保護當地文化”、“為市政工程帶來經濟效益”、“使更多的旅游者參觀當地”、“提供更多的娛樂機會”、“增加就業機會”和“會展的內容很豐富”。整體而言，上海會展旅游在以上方面的績效較為出色，旅游者的滿意度相對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除“擴大對機構自身的宣傳，促進貿易”一項外，該象限中其余感知特征項的績效感知平均得分均低于重要性感知平均得分，上海會展行業在繼續保持優勢的同時，應該將資源和工作力度放在進一步提高和改善這些特征上。例如，大部分旅游者對“提供更多的娛樂機會”一項的績效感知平均得分為3.55，表明被訪者對上海會議旅游的娛樂活動安排基本同意但是并不十分滿意。因此，上海會展旅游業應注意會議安排的張弛有度，與會期間貫穿一定的才藝表演、體育活動等項目放松緊張的開會日程，并注意在會后旅游的設計和實施上增加娛樂性和參與性。

象限Ⅲ為低重要性、低績效區域，包括T、u、V、w、x、Y、z等7個感知特征項，分別為“提高當地生活標準”、“不會增加當地環境的惡化”、“不會增加犯罪率”、“不會打擾當地居民平靜的生活”、“不會增加當地物價水平”、“不會增加服務設施壓力(如火警和道路等)”和“不會增加交通擁擠度”。如圖2顯示，7個感知特征項的評價高于整體特征項的平均績效得分值，但是低于整體特征項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本象限的評價結果顯示，上海會展旅游業不宜將過多的資源利用到本象限中的特征上，雖然該象限中各因子的績效并不令旅游者滿意，但是改善工作的重點并不應該優先和過多地集中在這個區域的各項特征上，因為相比較其他象限的特征項而言，該象限中的這些特征項并沒有得到旅游者較多的重視度。但是，這并不代表上海會展旅游行業就應該對這些特征的改善置之不理。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要求從事商業活動時企業應該考慮到對各相關利益者造成的影響。舉辦會展的同時，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的考量，最大限度地減少因為舉辦會展而給社會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對企業而言是有益于商業運作并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必由之路。整體而言，一方面，這些特征項的平均重要性得分都在3.0左右，有較大的上升空間；一方面，如果在實際工作中不加重視和改善，很可能會引起這些特征績效的反向下滑。

象限Ⅳ為高績效、低重要性區域，包括R、s兩個感知特征項。如圖2顯示，兩個感知特征項的評價低于整體特征項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但是高于整體特征項的平均績效得分值。本象限的評價結果顯示，旅游者普遍肯定了上海會展旅游“有助于增進居民和旅游者的關系”和“對當地具有教育作用”兩個特征項的實際績效，但通過舉辦會展來達到居民和旅游者關系的緊密和對目的地的教化并不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對上海會展旅游業管理者和相關部門而言，繼續保持有針對性的完善工作是必要的，但需避免資源在這些方面的過剩使用。

五、研究結論

第6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關鍵詞] 旅游資源 資產 確認

據統計我國現有旅游景點景區約1.5萬個，他們絕大部分依托公共旅游資源而建立，如黃山旅游（600054）等資源類旅游公司景區門票收入的40%～50%作為公司主營業務收入，且索道、賓館、飯店的收益也依托景區資源（國家級風景名勝）。然而在該公司財務報表里，給公司帶來豐厚現金流的資源性資產沒有任何列示，其不足是顯見的。為此，本文嘗試以會計理論為指導，將旅游資源確認為資產，以此遵循會計的客觀真實性原則，更準確反映公司資產的真實價值。

一、旅游資源的界定

旅游（Tourist）的定義比較有影響的是艾斯特（AIEST）定義，它指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暫時交流而引起的現象和關系的總和。這些人不會導致長期定居，并且不從事任何賺錢的活動。該定義由瑞士學者亨澤克拉夫1942提出，后被旅游科學專家國際聯合所用。該定義的要點是旅游在時間方面的基本特征：逗留時間的臨時性或非定居性。

類似的還有世界旅游組織(WTO)、世界旅游理事會(WTTC)與地球理事會(Earth Council)聯合制定的《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中的定義。

另一個重要概念是資源（Resource），但它有不同的提法。一般認為是指資財的來源或天然的財源，也即人類社會中一切有用的資財。在實際使用中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資源指人類生存、發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和非物質的

要素；狹義的資源僅指自然資源。其基本特征是稀缺與效用。

基于上述對資源和旅游兩個基本概念的分析，本著簡明實用的原則，我們認為所謂旅游資源就是引致人們離開日常居所到特定地域，并具有滿足特定需求效用的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總稱。

上述概念除沿襲艾斯特定義中的逗留時間特征外，以經濟學中最基本的需求、效用概念為元詞來定義旅游資源，有效避免了名詞間的邏輯循環，更突出反映了范疇的經濟學特征。

概念將現代為適應旅游市場之需求而由企業按市場運行規律投資建設的人工創造物（如主題公園等）排除，因為這部分資源具有可復制性，且投資主體鮮明，其所有權不用質疑，按投資額遵循會計準則即可入資產賬戶，納入固定資產類旅游資源。顧名思義，該類資產與當前會計確認的普通資產具有同一屬性，它在為公司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折舊，其會計確認、計量、記錄有章可循，故對此不作重點闡述。文中論及的旅游資源其形成一開始并非以旅游為直接目的，它是天然賦存和歷史遺存，關鍵點即是資源類。

二、資產的定義

資產是最基本的會計要素之一，自20世紀初以來，許多會計學家和主要會計組織都試圖對資產加以定義或闡述資產的性質，比較典型的定義可歸納為未來勞務說、借余說、成本說、經濟價值說、經濟資源說和未來利益說等六種主要觀點。對現代會計理論影響較大的是以下兩種定義：

其一，1985年12月，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其所發表的《論財務會計的概念》第五輯――《財務報表的各種要素》中提出：“資產是未來的可能的經濟利益,他是特定個體從已經發生的交易或事項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 他們認為資產具有三個重要的特征：一是它蘊含著可能的未來利益，即它單獨或和其他資產結合起來具有一種能力，將來能直接或間接地產生現金凈流入；二是特定個體能夠借助它獲得利益，并對他方取得它加以控制，這種能力是排他性的；三是使個體有權取得或控制利益的交易或其他事項業已發生。

其二，1989年7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在其所發表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關于編制和提供財務報表的框架》中提出：“資產是作為以往事項的結果而由企業控制的，可望向企業流入經濟利益的資源。”他們認為資產中所包含的未來經濟利益可以以若干方式流向企業，它主要是指直接或間接地增加流入企業現金或現金等價物的潛力。這種潛力既可以是生產性的，是企業經營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是轉化為現金或現金等價物的形式,以及減少現金流出的形式。此外，企業的資產來自于過去的交易或事項，但實物形態和所有權并不是資產存在所必不可少的。

上述資產的定義偏重于經濟學上的定性描述，為便于會計上的可操作性，會計學上的資產定義受到會計基本假設和原則的制約。葛家澍教授曾指出：“應當在未來經濟利益前加上一個補充，即這一經濟利益是可以用取得它所耗費的成本或價格來計量的經濟資源。”

隨著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要求重新定義資產的呼聲日漸高漲。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2006)將資產定義為：“資產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

我們可這樣理解：第一，其本質特征：資產是一種經濟資源，企業能夠借助于它的運用而在未來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第二，其所有權特征：資產是由某個企業所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一項資源能否視為經濟實體的資產，關鍵是看其是否有對該項資產自主支配的權利，而不應與法律上“所有”的概念相混淆；第三，存在形態上：資產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質，也可以包括無形的經濟權利；第四，資產是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故能用貨幣尺度或實物量度、其他量度對其進行計量。簡言之，資產應具備可收益性、可控制性、已發生性和可計量性等特征。

三、旅游資源是一項資產

根據準則對資產的界定，我們對旅游資源是否資產進行判別。

首先，預期帶來經濟利益。旅游資源具有使用價值，也是稀缺的，其開發利用都可以為人類社會帶來巨額經濟收益。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旅游需求日益擴大，其收益性特征日漸突出，僅門票收入就能給企業帶來大量的現金凈流入。如黃山旅游、峨眉山等資源類旅游上市公司景區門票收入的40%～50%為公司主營項目，且索道、賓館、飯店的收益也依托景區資源（國家級風景名勝），尚若將旅游資源與公司剝離，可以肯定其經營難以為濟。甚至黃山市區城市建筑也要與資源相匹配，體現徽西民居風格，可見資源的影響力度！旅游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不容置疑。

其次，被擁有或控制。從法律的層面，旅游資源歸國家所有，但由于層層，國家所有權被虛置，地方政府及相應的派出機構集所有權、管理權和經營權為一身，將風景名勝區的經營權出租、轉讓，國家自然或文化遺產的旅游經營性企業的上市等，旅游資源實質上被企業所控制，參與企業經營性活動。如黃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下屬子公司黃山園林開發公司的主要職能是管理風景區內環境衛生；維護和開發景區內人文自然景觀；旅游門票的印制發售、相關旅游產品的開發。可見，黃山風景名勝區這一國家級的旅游資源以門票專營的方式進入黃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該旅游資源法律上歸國家所有，公司不擁有所有權，但在合同期限內公司可對該旅游資源使用并實施控制，具有排它性。

第三，已發生性。這種經濟利益必須是過去交易或事項的結果，或者是導致企業能獲得這項利益的交易或其他事項已經發生。旅游資源業已存在，縱然有政策上的限制，但地方政府在嚴重的財政約束下，旅游資源早已涉足產權交易，現實中更多的是風景名勝內及附近土地轉讓和租賃，因為旅游資源主要依附于土地及地面附著物。早在1997年，湖南省就分別以委托經營和租賃經營方式出讓張家界黃龍洞和寶峰湖的經營權。2001年四川省旅游部門向海內外宣布出讓九寨溝、三星堆遺址等在內的十大景區經營權。當企業取得景區經營權，即可實施旅游資源控制權以獲取未來經濟利益。

第四，可計量性。旅游資源其形成各不相同，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他們在特定條件下產生，具有經濟價值和非經濟價值。經濟價值只占全部價值的一小部分，而非經濟價值才是價值的主體，經濟價值深深地依托于并不為大眾所共識的具有豐富內涵的非經濟價值中。我們可以從一定的角度，采用一定的方法對其存量、變量和增量用價值量進行計量。不過，由于旅游資源價值構成的獨特性增加了計量的難度，非經濟價值的存在更給計量帶來困擾。旅游資源可以計量，但有一定難度。

由此可見，從會計層面上，旅游資源擁有資產的特征，完全符合資產的定義，理當確認為企業的一項資產。

我們知道，由于普遍存在的不確定，經濟系統被稱為一個灰色系統，傳統會計是用特有的手段將這個灰色系統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加以展示，這其中充滿了選擇和判斷，包括因種種原因被舍棄、被忽視的關系，旅游資源無疑是其中之一,將旅游資源列入資產項，經過計量、記錄、報告等技術環節翻譯成會計信息，在會計核算體系中得到應有的地位以真實地反映公司資產的價值，既是理論的需要，更是實踐所必須。

參考文獻：

[1]李天元:旅游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7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關鍵詞 旅游影響；生成機制；旅游影響場；旅游影響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響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內容，旅游影響如何產生、發展與演進的生成機制成為旅游影響研究的重點。關于旅游影響研究的文獻相當豐富，國外旅游影響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英語國家，并取得了較大進展。近20年，我國旅游影響研究也取得了較多的成果[1-5]。但就整體而言，對于旅游業多重影響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體系，還需要進一步的總結、提升和深入[2]。在國外，針對旅游影響機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論[6]，認為旅游者數量、類型和發展歷史是影響旅游目的地不同發展階段的決定因素，從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響。Smith（1978）認為不同類型的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規律[7]。Doxey（1976）對目的地居民的態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憤怒指數”[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經濟影響的5種制約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為對旅游影響影響的5個因素[10]，并（1993）進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會影響與目的地5個特征有密切關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與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經濟影響的因素和形成過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討論了旅游社會影響的因素及形成機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對文化的影響問題[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環境影響因素及機制的問題[17]，Mieczkowski（1995）認為4種因素對旅游環境影響發生作用[18]。在國外的旅游社會文化影響因素及影響結果的研究方面，宗嘵蓮等（2004）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19]。在國內有關研究中，羅明義、保繼剛等分析了旅游經濟影響的問題[20-22]，楊儉波分析了對旅游社會文化環境變遷產生干擾和波動的幾個因素及其作用機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對旅游影響的3個因素[24]，申葆嘉、劉趙平等分析了旅游社會影響及其形成機制的問題[25-27]，陸林等分析了旅游對當地居民態度影響的問題[32，33]，楊桂華等分析了旅游環境影響及機制問題[30-33]，黃泰等對區域旅游影響的旅游流因子進行了形成機制分析，并構建了幾個模式，但未能從系統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從上述旅游影響機制的研究來看，案例分析較多，理論分析較少，旅游單項影響機制研究的較多，旅游綜合影響機制研究的較少，旅游影響單因子分析的較多，從系統論綜合的角度進行旅游影響多因子分析的較少。因此，論文試圖在系統論和系統動力學的指導下，通過對旅游影響多因子分析和驅動機制分析，建立一個旅游影響生成機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為旅游影響理論的建立提供一些參考。

二、旅游影響因子分析

旅游影響因子較多，根據影響因子在旅游影響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為三大模塊：一為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模塊，即旅游流系統；二為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即旅游目的地系統；三為旅游影響規范因子模塊，即旅游制度創新系統。

1.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模塊――旅游流系統

旅游流是支撐旅游空間經濟系統運行的基點和動力，是維系旅游目的地空間系統運行要素的總稱，它們始終處于動態的流動之中[35]。旅游流系統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間流動的復雜巨系統，是旅游影響產生的動力因子。

這里的旅游流是一個狹義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動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為主體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貨幣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個復雜的巨系統。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動。旅游信息流是指與旅游活動有關的信息的產生、保持、傳遞、接受、加工和使用的過程[36]。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經濟狀況、文化形態、價值觀念、思想意識等。旅游貨幣流指旅游者消費的現金流和非現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屬物，交通工具和隨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動而引起的能量流動。

2.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旅游目的地系統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間上的旅游資源與旅游專用設施、旅游基礎設施以及相關的其他條件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旅游者停留和活動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間和時間結構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會、經濟和環境在內的實物形態和精神氛圍的總和，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系統。

旅游流系統作為旅游影響的動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統的響應才能對旅游目的地產生各種影響。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包括經濟環境因子、社會環境因子和生態環境因子。（1）經濟環境因子。它不但對旅游業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而且對社會環境、生態環境等也有著較大的影響，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基礎設施、產業結構、產業集群、經濟開放度、市場體系的完備性、外來投資、人力資本環境，資本環境，人文交流與信息環境，技術發展環境，社會及公共管理環境和特定的企業文化傳統等方面特征。（2）社會環境因子。它為整個目的地的旅游發展提供了一個基礎環境，是旅游影響產生和發展的前提，主要包括當地居民及地方文化、當地政府及相關組織、區位及可進入性、總體形象、治安、科教環衛等狀況。（3）生態環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環境、土環境、大氣環境、水環境、巖石環境、聲環境、光環境、放射性環境及資源狀況等。

3.旅游影響規范因子模塊――旅游制度創新系統

從區域層面來看，旅游目的地系統是一個自組織和它組織相結合的系統。自組織和它組織的作用力來自旅游制度系統。目的地系統在旅游流動力和目的地本身應力以及旅游制度創新系統的共同作用下，系統進行自組織和他組織的交織作用，不斷發生演化，是一個從穩定――失穩――穩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旅游制度創新系統對旅游流的規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響應不斷進行規范，對旅游影響不斷進行調適和優化。制度是與具體行為集有關的規范體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約束、正式規則和這兩者的實施特征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統就是與旅游活動有關的行為規范系統，包括與旅游有關的政策、法律、政治規則、意識形態、價值觀、道德規范、風俗習慣、經濟規則、契約等。多種形式的旅游制度構成了一個系統，成為旅游制度系統。為了解決旅游業中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就需要不斷進行旅游制度創新，構建旅游制度創新系統。

三、旅游影響場

旅游影響場是指旅游空間內各種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時空分配狀態，它是一個時空分布的非均衡結構。在旅游影響的形成過程中，存在5種形式的旅游影響場，它們分別為經濟場、信息場、心理場、引力場和生態場。

經濟場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學者提出[39]，在經濟場中，經濟主體是在有限理性和約束條件下通過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則來進行行為選擇的，因此，經濟流一般是從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動。由于經濟場的作用，經濟流導致了社會交換、乘數效應、外部效應、空間集聚、產業集群、產業結構變動、經濟發展、就業增加、通貨膨脹等一系列現象。

信息場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確定性的減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質在“信息差異”，信息流通過程是不斷地消除信息生產者與信息消費者之間的信息差異、隔閡、距離和信息誤區的過程[42]。信息場的作用機制就是通過信息流通來減少或消除信息源與信息接受者之間所蘊涵的信息差異。旅游行為的本質就是攝取地理信息的過程[43]，是一個通過信息流通來減少或消除信息差異的過程。在旅游活動的文化傳播過程中，存在兩個信息源和兩個信息接受者，旅游者從旅游目的地獲取各種文化信息，同時，當地居民也可從旅游者身上獲得各種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雙向的。代表先進文化的信息源所蘊涵的信息量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蘊涵的信息量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動的總的方向是從信息量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較小的信息源。

心理場是心理與物體之間形成的場[44]，是以人的心理為中心組合成的特定的場。空間事物的數量和排列以及屬性、時間、群體人數和群體結構、個體經歷、個體自然特征以及個體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點等都會對心理場產生重要影響。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會影響到心理場，同時這個已經形成的心理場又反過來影響周圍的事物。

引力場是物質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間存在狀態，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種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對自然環境的演化產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車、建筑、植被等對土壤的壓力，從而影響土壤結構，并進一步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同時，社會經濟物質實體之間也會產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間、鄉村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社會經濟要素在引力場的作用下進行流動。

生態場是生命系統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種狀態，在生態場中，通過物質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態鏈的作用下使物質流動和能量流動與循環來影響生態系統的發展。生態鏈中的某個環節，或物質流動和能量循環中的某個環節發生了變化，就會使整個生態系統發生變化，從而對旅游目的地系統產生影響。通常，以上幾種場是共同作用產生影響的，組成旅游影響場系統。

四、旅游影響生成機制分析

1.旅游流系統對旅游影響的驅動機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為所引發的，也是滿足旅游需求和踐行旅游行為的空間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經濟行為、空間行為、文化行為和心理行為在旅游影響場的作用下，對旅游目的地產生一系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并實現旅游目的地經濟、社會、環境價值的增值和綜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統對旅游影響驅動作用的強度、范圍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屬性和組分等特征決定的，其驅動作用是通過旅游流的各種行為進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經濟行為，旅游貨幣流通過產業鏈流向旅游企業、當地居民、地方團體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場和經濟場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當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演進和生態環境演變，從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會經濟的一系列變化。（2）旅游流的經濟行為還伴隨著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廢棄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態場的作用下，產生旅游生態影響。（3）旅游流與當地居民進行直接和間接交流的文化行為中，旅游者所蘊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場和經濟場的作用下，進行信息傳播和擴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會文化的發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過信息場傳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場、信息場和經濟場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給的變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間行為在引力場的作用下，對環境空間產生一定的壓力，引起自然與人文環境的變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為在心理場的作用下，影響著旅游動機、旅游需求、旅游消費、旅游體驗以及與目的地的文化互動，其所蘊涵的信息在信息場、經濟場和心理場的作用下，導致旅游供給內涵和形式上的變化，從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變化。

2.旅游目的地系統對旅游流系統的響應機制

在旅游流踐行旅游行為和在旅游目的地實施經濟行為、空間行為、文化行為和心理行為過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資者、旅游經營管理者、當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關團體與個人等利益相關者在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指導下，在利益分配機制和價值增值機制激勵下，在各種旅游影響場綜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導下，通過為旅游者提供行為空間和旅游供給，參與到旅游供給的各個環節，產生一系列對旅游流直接和間接的響應行為，改變旅游目的地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和生態環境因子的時空結構，從而導致旅游目的地產生旅游社會、經濟和生態影響。目的地系統對旅游流的響應的程度、范圍和方式，取決于旅游流的屬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關者的特性以及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特征(見表1)。

3.旅游制度創新系統對旅游影響系統的規范機制

旅游制度系統就是與旅游活動有關的行為規范系統，它的規范作用不是直接對旅游動力因子和應力因子模塊發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統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進社會效率，通過界定旅游利益相關者權利邊界和行為空間，支配著旅游利益相關者的行為，規范著他們行為方式的選擇，為行為績效提供激勵，改變旅游影響“場”中各個因子的數量、規模、強度和方向，影響旅游流的動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響應方式，使系統在新內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過去的混沌狀態和無序局面，進入動態有序的開放系統運行狀態中，促進積極影響，抑制或消除消極影響，從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統不斷得到優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統保持穩態，或向頂級系統發展，從而實現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和綜合效益最大化。這要求旅游制度系統必須保持開放性來降低系統熵值，防止內部的低水平自我復制，從外部吸收能促進增長和進化的動力，獲得不斷持續的制度創新（見表2）。

4.旅游影響的生成機制

旅游影響是在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應力因子和規范因子在旅游影響場的作用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響具有一定的社會、經濟、生態結構，形成一個旅游影響系統，旅游目的地系統與旅游影響系統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個“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旅游目的地各種旅游利益相關者在旅游流各種因子的行為驅動下，在旅游制度規范下，在旅游影響場作用下，產生各種響應行為，三者共同作用對旅游目的地社會、經濟和生態產生一系列旅游影響。一旦旅游流的驅動作用與旅游目的地響應行為的輻合效應和旅游目的地系統不協調就會產生消極影響，這就對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關者對旅游流的響應

度提出了創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變遷能對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統產生新的規范作用，旅游制度創新系統通過界定旅游利益相關者的權利邊界和行為空間、規范旅游利益相關者行為方式、改變旅游影響場中各個因子的特征與屬性、影響旅游流的動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響應方式，使旅游影響系統的發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以及生態環境系統的演化規律，從而實現“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也會對旅游流系統產生反饋作用，旅游者獲得旅游體驗和總體評價后，會影響今后的旅游決策，并產生口碑效應，從而影響旅游流系統的演化，并通過旅游流的演化進一步對旅游影響系統產生作用（見圖1）。

五、結論與討論

旅游影響的生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是旅游影響動力因子模塊即旅游流系統、旅游影響應力因子模塊即旅游目的地系統以及旅游影響規范因子模塊即旅游制度創新系統在旅游影響場的作用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通過旅游影響的不斷反饋而生成的。因此，對于一個“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要分析三大旅游影響因子模塊的特征及旅游影響場的機理，在此基礎上，注重旅游影響評估，針對“旅游目的地――旅游影響系統”存在的問題，通過旅游制度創新系統來規范旅游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改變旅游目的地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時空結構，優化旅游影響，促進旅游目的地系統良性演化。論文只對旅游影響的生成提出了一個研究框架，對于各種旅游影響場的機理、在旅游影響場作用下旅游影響因子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種旅游影響之間的相互作用還未能深入分析，這可能是旅游影響生成機制研究的一個重點和難點，需要通過模擬方法建立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類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響的生成機制也會有所差異，有待于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續發展機理，以推動和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 論文研究的旅游影響是旅游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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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關鍵詞：旅游產業集群；區位商；新疆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7-0178-0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簡稱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陲，亞歐大陸腹地，面積166.49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新疆旅游資源豐富，其旅游業起步于1978年，據統計，到2001年新疆國內旅游人數達854.69萬，國內旅游收入71.8億元人民幣。接待海外旅游者27萬人次，創匯9 800萬美元。二十多年來，全區接待海外旅游人員和創匯數額年均增長率在全國名列前茅。新疆的旅游業經過不斷的努力，已經擺脫了過去那種“艱苦式旅游”的階段，賓館、餐廳、酒店的服務接待設施檔次越來越高；旅游景點的建設開發也越來越完善，在滿足游客欣賞景觀的同時還能為他們提供更舒適、方便快捷的配套服務。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新疆旅游經濟中的各配套行業已經出現了產業化聚集的現象。基于前人對產業集群的研究，本文借鑒一般產業集群理論，以新疆為例，對旅游產業集群的識別進行探索，并為新疆制定旅游業發展戰略提供參考。

一、旅游產業集群的概念界定

美國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教授把產業集群定義為:“在特定產理上靠近的相互聯系的公司和關聯機構，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補性而聯系在一起。”[1]借用產業集群概念結合旅游產品的特性，可以將旅游產業集群界定為：旅游產業集群是在旅游目的地區域范圍內相對集中，以旅游核心吸引物為基礎，圍繞旅游六大要素，同時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有交互關聯性的旅游企業和部門，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形成的旅游經濟集聚現象。旅游產業集群關注的是特定市場和活動的經濟聯系，集群可以跨越地理和行政界線，依賴于旅游價值鏈所有參與者共同努力，形成某種“一攬子旅游產品”。旅游產業集群具有以下特征：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特征，關聯性特征，經濟外部性特征，動態特征等。

1.新疆旅游產業空間集聚分析

區位商法是用來判斷區域內是否存在產業集聚現象的主要方法之一。

區位商公式：LQ =EijEiEkjEk

式中E i j指i地區產業j產值，E i指i地區總產值，E k j指國家k產業j的產值，E k指國家k的總產值。LQ大于1，意味著給定區域的產業相對專業化；大于1.12，即表示高水平的專業化。在產業集群識別中，LQ大于1，就可以認定產業集群形成[2]。

根據區位商公式，我們把全國和新疆的相關資料列入下表，并計算出新疆的旅游業相對于全國的區位商。

由計算結果可知，新疆相對于全國的旅游產業LQ值，從2001―2006年分別為1.24，1.30，1.44，1.30，1.34，1.29各區位商均大于1.12。這表明新疆旅游業產業在全國范圍內相對專業化且水平較高，旅游業的空間集聚顯著。根據從2001年到2006年的LQ值數據可知，2002年和2004年的LQ值均為1.30；2006年LQ值相對于2005年降低0.05；這種區位商數值的不變或下降，似乎顯示新疆旅游業的空間聚集程度有所下降，但實際上是因為伴隨新疆經濟產業結構不斷發展和完善，各項產業也隨之發展且產值不斷增加。各項產業產值的增加從而導致總GDP基數變大，使得旅游業區位商發生如上變化。

由表2可知，從2001―2006年（除去2003年非典特殊時期），新疆國際旅游收入穩步增長，且位于整個西北地區第二位。從旅游產業集群角度分析，其主要得力于新疆自然性因素和民俗文化的吸引力。新疆旅游資源具有不可移動性，是吸引旅游者的原始動力。相比甘肅、青海、寧夏等地區，新疆屬于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且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情，使得其形成了絕對比較優勢，吸引了大量的企業集聚，從而加強了新疆旅游產業的空間集聚性。新疆旅游企業空間集聚性，表現為核心旅游企業及相關支持性組織的密度不斷增加。

2.新疆旅游產業的空間相關分析

地理集聚性是所有產業集群的空間特征，是集群效應產生的前提。旅游企業及其相關支持組織的數量增加使得新疆旅游產業的空間集聚性不斷加強。

由表3可以看出，新疆五個主要旅游城市（地區）的旅游產值逐年穩固增長，且首府烏魯木齊均保持首位，這是由于旅行社、酒店、旅游商店等都主要集聚在首府的交通主干道，概括為“兩帶”“兩塊”。首府烏魯木齊地處新疆天山北坡經濟帶中心位置，區內現有12個航空港，有24條國內航線以及到阿拉木圖、塔什干、莫斯科、新西伯利亞、伊斯蘭堡等國際航線。同時其又是第二亞歐大陸橋連接歐亞的紐帶，可以說，新疆完整的公路網絡以首府為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且首府旅游企業和支持性部門以及公共基礎性部門之間，形成了網絡結構復雜的龐大旅游產業協作系統。烏魯木齊作為重要樞紐對于全疆旅游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結論及啟示

綜上分析，新疆旅游產業初步顯示以下特征。

1.新疆旅游產業集群的形成和不斷加強，會將有直接聯系的技術、人力資源、各種配套服務機構等吸引過來，實現基礎設施共享和資源優勢互補，降低成本。并且隨著產業鏈的延伸，將吸引更多相關產業甚至不同的產業，提升新疆旅游產業集群的競爭力[3]。

2.隨著新疆旅游產業規模的擴張，不斷拓展國內外市場，擴大影響，國內外游客不斷增多。促使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有機結合，促使新疆旅游企業及相關支持性組織合理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協作。

3.新疆旅游產業企業既有分工又有協作、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互動關系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有利于構成各旅游企業持續的創新動力，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創新活動，推動產業升級，得以使新疆旅游產業進入全國這一行業的前沿地帶。

產業集群已經成為理論界和各級區域政府所公認的區域經濟健康發展的載體[4]。但我們認為，新疆旅游產業集群的資源優勢并沒有轉化為競爭優勢，無論其自身功能的發揮，還是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都沒有顯示它應有的分量。

因此，新疆旅游業在發展政策的制定上，一方面，應遵循旅游產業集群的發展規律，鼓勵公平競爭，促進分工和企業的專門化；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面對集群負面的外部作用，應施以政策引導，而不是親自指揮以至于扭曲市場，更不應由政府選擇將某個或某幾個企業做大做強。只有這樣才能推動新疆旅游集群的不斷加強，從而帶動整個新疆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47-148.

[2]張陸等.旅游產業內部的行業層次結構問題研究[J].重慶工學院學報，2001，（6）:21-24.

第9篇：旅游經濟特征范文

【關鍵詞】江蘇 旅游經濟 新常態

旅游經濟新常態發展的大背景下，旅游業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發展趨勢，比如，入境和出境旅游人數的逐年上升，促使國際化旅游需求愈來愈受到重視；科技手段在旅游產業中的廣泛運用，促生了智慧旅游的方興未艾；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促使旅游成為了眾多家庭休閑的方式，大眾化的旅游發展對從業人員提出了新要求；此外，自由行等個性化旅游的發展也促使旅游業呈現出與以往迥然相異的特征。而旅游行業的新發展勢必會對旅游職業教育提出新的勝任力要求，只有融入行業發展的需要，才能夠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對于江蘇旅游經濟新常態的發展趨勢，可以從旅游主體、旅游客體、旅游介體的三個層面加以分析。

一、旅游主體新常態特征分析

旅游的主體是“旅游者”，旅游者的需求在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呈現出“大眾化”、“差異化”、“品味化”的三大特征。

（一）旅游需求的大眾化

發展旅游的關鍵就是實現旅游的大眾化，使得旅游真正成為民生產業。比如，江蘇省近年來將職工帶薪年假納入地方考核，加大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的執行力度，將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落實情況納入各地考核督查內容。這為全民旅游提供了時間基礎，讓民眾有更多的時間同時避開黃金周、小長假的高峰出游，能獲得更好的旅游體驗，最終促進旅游服務質量的提高。今天的旅游活動已經不再是奢侈品，而成為了生活的必需品。旅游需求的大眾化，使得旅游成為經濟、文化、社會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二）旅游需求的差異化

在旅游活動大眾化的同時，旅游需求還呈現出差異化的特點。旅游者根據自身的偏好，體現出不同的審美需求和旅游追求。以自駕游為例，目前，江蘇省已擁有了多家省級自駕游基地，此外，親子游、科考游等等新業態也由于旅游需求的差異化、多樣化應運而生。

（三）旅游需求的品味化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愈加品位化，養生養老、郵輪、游艇、高爾夫、會展等高端旅游休閑產業不斷涌現。旅游者越來越重視體驗和享受，在旅游過程中放松身心，而不是匆忙的到此一游。旅游養老基地的發展也方興未艾。

二、旅游客體新常態特征分析

旅游客體是指存在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中的，對廣大旅游者產生引誘力的事物和現象。作為旅游客體的旅游產品是旅游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條件，沒有旅游產品就構成不了現代旅游活動。旅游業的發展促進了新常態下旅游產品的轉型升級，并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旅游產品的融合化

“旅游+”成榱寺糜我搗⒄溝男魯L。旅游產業的邊界無限延伸。旅游資源跨越古跡寺廟遺址等傳統人文旅游資源的范疇，社會資源、經濟成就、產業活動、民情民風等均可以轉化為旅游資源，成為吸引游客的旅游產品。旅游業跨界融合可分為兩種類型：旅游業與其他服務業的融合、旅游業與非服務業的融合。前者屬于第三產業的內部融合，是出現兼具多個行業特征的新型服務業業態的過程。這種融合表現在相互滲透和交叉，從而使得融合后的產業兼具旅游業的特征，與原有的旅游業形成了既替代又互補的關系。

（二）旅游產品的多元化

旅游發展新常態下，旅游產品體系愈加豐富。江蘇省近年來，工業旅游、醫療養生、文化演藝、體育科普、研學旅游等新業態取得新的突破，尤其是文化演藝、低空飛行、郵輪游艇、醫療旅游、體育旅游、夜旅游等項目的開發建設使得旅游產品越加多元。尤其是鄉村旅游產品近年來尤受青睞，我省突出鄉村旅游特色，強化旅游富民，推進鄉村旅游升級，打造鄉村旅游精品，突出江蘇省鄉村旅游的特點和優勢。推進鄉村旅游綜合發展實驗區建設，發展一批鄉村旅游集聚區和魅力鄉村；創建一批休閑觀光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示范點）、星級鄉村旅游區（點）和特色景觀旅游名鎮（村）。江蘇省政府著力加強對鄉村旅游的規劃指導和發展引導，推進鄉村旅游產品業態融合，豐富鄉村旅游產品內涵；支持各地辦好鄉村旅游節，舉辦富有特色的鄉村民俗活動，舉辦鄉村美食大賽，使得鄉村成為旅游的樂土。

（三）旅游產品的生態化

美麗江蘇，生態先行。旅游新常態下，旅游產品的“生態化”特征得以凸顯。無論是旅游景區的開展還是度假型旅游目的地的建設都充分融入了生態元素，體現了生態特色。比如，江蘇宜興陽羨旅游度假區提出了“深氧界?3H生活”的旅游形象。“3H”分別代表健康（health）、心靈（heart）和家園（home）。圍繞這一主題概念，陽羨旅游度假區大力推進環境整治工程，讓青山綠水成為陽羨最鮮明的標志。大運河江蘇段的生態保護近年來也很見建樹，使得運河兩岸成為度假休閑的勝地，也增加了運河旅游的整體吸引力。

三、旅游介體新常態特征分析

旅游介體是指向旅游主體提供各類旅游服務、幫助旅游主體順利完成旅游活動的媒介。主要是指各類旅游企業和部門。對于旅游介體新常態的特征可以總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