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一、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與趨勢

自1978年以來，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現在已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和發展潛力最大的國家。特別是加入WTO后5年間，中國對外開放程度又有明顯提高，開放型經濟獲得了更快發展。國內制造業領域幾乎全部開放，服務貿易業的160個領域中已經開放了100多個，達到了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2007年，中國吸收外資達到747億美元，連續15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進出口貿易額達21738億美元，仍居世界第3位；外匯總額已超過1.5萬億美元，高居世界第1位。這幾年中國的對外投資也獲得突破性的發展，2007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接近200億美元，累計已超過1000億美元，展現出了一個正在“走出去”的發展中大國的崛起。中國在當代世界開放經濟的格局中已經轉型為一個開放度較高的新興經濟體，這是不用置疑的。

與世界上很多經濟崛起的國家相比較，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既有共性，也有其獨特性。具體來說，可以概括以下幾方面：

其一，開放過程的漸進性。我們采取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許多領域的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出臺，都是先試驗、先探路，然后再逐步鋪開。對外開放區域也是通過由點到線、再由線到面地展開，有效地控制了開放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嚴重挫折。

其二，開放程度的非均衡性。過去30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發展對外經貿活動，過分地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導致我國區域經濟開放程度的非均衡性發展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據統計，我國利用外資總量的80%和對外出口總額的近90%都集中在東部地區。尤其是沿海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這里已成為我國對外開放度最高地區，也是經濟最發達地區。

其三，開放市場的不成熟性。我國的市場化基礎是通過政府主導改革建立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遠不如成熟市場化國家那樣界定分明，在很多情況下政府行為成了推動經濟開發的主導力量。而且，政府行為造成國內市場的“行政壁壘”，交易阻隔，產業雷同，使對外開放的市場吸引力也有很大削弱。

其四，開放風險的不可預見性。相對于美國等高度開放國家的開放風險可預見性而言，我國開放風險有更多的不可預見性。這是因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基礎還比較弱，處于全球產業分工的低端，同時對外依存度增長很快而又缺乏主導國際市場、國際資源的能力，在對外開放中很容易出現難以預見的風險。

其五，開放環境的打壓性。盡管我們抓住了冷戰結束后的和平發展機遇，但外部環境并不寬松。從80年代末我國遭遇西方國家的制裁之后，又遭遇到拉美國家的經濟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接著又發生“9?11”事件、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非典”流行疾病，以及當前的美國次貸危機、美元貶值和國際石油價格瘋漲等等。

應該說，中國發展開放型經濟，實際上是一個與世界開放經濟體系不斷融合的過程，又不斷發生撞擊的過程。中國經濟正是在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與撞擊中不斷地走向開放，現在已經走出了封閉經濟體制的桎梏，進入到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當前，中國要不要發展開放型經濟已經沒有選擇，對外開放已不可逆轉。可以預見從現在到2020年，中國開放型經濟將會出現全面地提速與提升，也將會出現新的或潛在的開放風險，這將是一種基本的發展態勢。

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之所以會出現全面提速和提升的趨勢，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國內經濟層面看，我國經濟正處于產業結構全面升級與優化的發展期，國家競爭力的提升也正處在由要素驅動到向效率驅動的轉型之際。尤其是我國東部地區，人均GDP已達到4000美元，正在進入效率驅動的上升期，這使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具備了必要的內在動力。從國際經濟格局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特別是中國與開放度高的西方大國的經貿關系有了長足發展，相互依存的空間明顯擴大。據統計，2007年，中國同美國、歐盟、日本的貿易額又創歷史新高，分別超過3000億美元、3500億美元、2300億美元。現在，中國已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和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美國和日本也分別是中國第一、第二和第三大貿易伙伴，相互的關聯和依存十分緊密，已到了休戚相關、榮損與共的程度。中國加快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發展開放型經濟，也就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在加快融入世界開放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在獲得更多收益的同時，外部環境的變化或沖擊帶進來的風險也會更大，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二、創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國際競爭優勢及其戰略支撐點

全面提高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水平，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要在加快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增強我國開放經濟的安全性，防范新的對外開放風險，消除各種潛在的隱患。包括可能出現的我國滯留在全球產業分工末端的產業安全風險；對國際資源依賴度日益擴大的資源安全風險；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中的生態安全風險；以及資本市場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風險等等。

中國之所以要選擇發展開放型經濟，當然不只是為了融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更重要的是要為我國未來的發展贏得更廣闊的空間，以便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去占領國際市場，整合國際資源，加快中國的崛起。這是我國新世紀的發展目標，也是實現“中國崛起”戰略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一長遠的發展戰略目標呢？或者說如何更全面地提升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呢？這其實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發展開放型經濟僅僅靠擴大外貿依存度是不夠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發達國家的開放經濟體，首先是建立在自主經濟實力的基礎上的，即使對國外資源、國外市場的依存度較高，但依賴性較低，它們都有國家的強大自主發展力和整體競爭力作支撐。中國入世后，外貿依存度增長很快， 2004年就高達70%，遠遠高于當年美國的24%和日本25%的水平。盡管這里面有一些不可比因素，關鍵是推動我國外貿依存度迅速擴大的主要原因，不是靠國家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而是靠“外資主導”和“出口擴張”兩方面拉動，自然也就增大了開放進程中的風險性。如果我們繼續推行“外資主導”下的低水平“出口擴張”戰略，繼續增加對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的依賴性，即使我們采取很多風險防范措施，其風險也不可能防范或消除。

我們認為，要全面地提高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創建競爭優勢，防范開放風險，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重新審視我國對外開放方式與戰略重點。在對外開放的新時期，我們需要樹立“以我為主”的對外開放新思維。也就是說，維護國家自主發展的根本利益，是我們對外開放的“命門”所在。我們需要引進外國資本，不能依賴外國資本；需要利用國外資源，不能依賴國外資源；需要進入國外市場，不能依賴國外市場。世界上任何大國的崛起，依靠的都是本國自主發展的實力，依賴任何國家都是沒有前途的。中國越是擴大對外開放，越要減少對國外的依賴性，這是我們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基礎，也是我們加快創建開放型經濟國際競爭優勢的基本要求。

要增強自我發展實力，創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新優勢，還需要尋找和培育對外開放戰略新的切入點、支撐點。具體來說，我們需要重新打造三股力量：一是國內市場對國際優質資本的吸引力；二是國內優勢產業結構升級的創新力；三是國內大型企業對全球資源的整合力。只有把這三股力量不斷放大做強，疊加起來，切入我國開放型經濟的主動脈，轉化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內動力，我國經濟發展才會排斥對外的依賴性，擁有更強的自我發展實力和整體競爭能力。究竟如何打造這三股力量？如何培育對外開放戰略新的切入點、支撐點？這里還需要分別作一些深層次的具體分析：

1. 增強國內市場對國際優質資本的吸引力

中國入世以后，國內市場已面向全球敞開，這只是發展開放型市場的基礎，并不是開放型市場的本質特征。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型市場，應該是一個市場化程度很高、國內需求十分旺盛的市場，應該是一個對國際優質生產要素具有吸引力和配置力的市場。現在，由于我國國內市場需求不足，“行政壁壘”很多，不僅開放度不高，且市場的巨大潛力也未有發掘出來。事實上，只要我們充分利用好國內大市場這一獨特資源，充分發揮好國內市場需求對國際資本配置的影響力，我們在掌控國際資源與國際市場主導權方面就擁有了最重要的戰略性籌碼。為此，我們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快增強國內市場對國際優質資本的吸引力和配置力：（1）完善法制市場建設，營造一個統一有序、公平透明、信用度高的市場環境；（2）提高國內市場需求和消費購買力，充分發揮國內市場需求對國內外生產要素的基礎性調節作用；（3）大力發展符合國際規范的要素市場，加快國內外高端市場包括資本市場的接軌；（4）發揮國內市場需求的規模優勢和潛在吸引力，加快世界先進技術項目的引進，依托市場實現合作共贏；（5）進一步采用國際標準、國際慣例和國際貿易規則，維護國家根本利益，建立既開放又擁有保護力度的市場體系等等。

2. 提高國內優勢產業結構升級的創新力

發展開放型經濟，必須打造和擁有國際競爭優勢的開放型產業。目前，隨著國際產業的轉移，大量外資進入中國，我國產業對國外資本的依附性日益強化，這種趨勢應該警惕。我們不能總是按照國外壟斷資本利益的需要去調整產業結構，更不能總是停留在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要改變我國產業發展的落后狀況，必須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產業技術創新，維護產業安全，建立起我們民族創新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業體系，形成更具競爭優勢的產業結構。為此，我們要強化自主創新，以不斷提高國內優質產業結構升級的創新力，要著力打通產業鏈由低端向高端升級的通道，著力打通產業鏈由國內向國外發展的通道，加快我國產業高級化、國際化的進程。具體包括：一要加快國內優勢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培育附加值高的傳統產業在國際上的獨特優勢；二要加大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吸收與消化力度，發展企業的核心技術，不斷提升國內制造業技術的開發層次和自主創新力；三要進一步擴大對高新技術的投入，集中力量開發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先進技術，培育高端產業鏈，擴大自主品牌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四要選擇包括服務業在內的一些重點產業，加快發展產業集群創新，促進產業鏈向國外同業領域延伸；五要努力擴大國家戰略性資源產業的海外投資，加快對產業鏈高端的控制，不斷拓展海外產業的國際化領域與市場規模等等。

3. 擴大國內大型企業對全球資源的整合力

在當代的企業體系中，國際跨國公司是最具開放性的企業。與封閉型企業相比較，開放型企業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憑借自己有限的資源優勢，能夠吸納整合各方面的社會資源，甚至包括全球某一領域的優質資源。以往，我們過多地拘于所有制轉型，其實單一的國有制或私有制企業，都不是開放型企業。我們應盡可能地打破單一所有制的封閉性，打破單一地區或國家的局限性，使我國企業建立起更開放的投資主體結構、產權管理結構及產業關聯結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不斷擴大國內大型企業對國內外資源的整合力和控制力。這也是中國跨國公司的發展方向。從目前來說，我們至少要在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加快國有資產的優化與重組，盡可能促進同業的國有資本與國內外的社會資源向有實力的大企業、大集團集中，突出主業，擴大其主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其二，大力推進國內外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產權融合，充分利用國有資本的規模優勢，去主動整合某些跨國公司的產權、技術和品牌資源，建立起擁有相對控制力的國際化企業；其三，努力發展高科技民營企業，通過其掌握的核心技術和創新能力，以小搏大，不斷吸納國內外資本，整合國內外的優質資源，使之成長為擁有競爭活力或整合能力的國際市場新型主體；其四，中國已經發展起來的跨國公司應通過參與外資并購和自主并購，實施全球戰略，吸納整合全球資源，提升中國跨國公司的全球競爭力，并在與全球公司的合作與競爭中，進一步成長壯大為全球性公司。

三、建立健全我國開放型經濟的風險防范體制

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大弱勢在于存在體制，最大的風險也來源于體制。要加快發展我國開放型經濟，必須花大力氣全面拓展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必須堅持科學的發展觀，轉變外經貿發展方式，推動外經貿的可持續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針對提升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水平來設計其風險防范體制？在這方面我們還缺少實際知識與經驗，還需要進一步摸索或實踐。依據科學的發展觀，結合我國對外開放中存在的風險問題，當務之急是要深入研究開放型經濟的風險源及風險形成機制，并著力推進開放型經濟體制與機制兩個層面上的轉變。也就是說，我們要按照經濟市場化的運行規律，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創新的基礎上，來建立健全一套更加科學系統的、更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需要的風險防范體制。具體來說，至少應在以下諸方面加大建設力度：

第一，建立健全外經貿促進與管理的法律體系，尤其要按照國際規范和國內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盡快修訂完善我國現有的外經貿法律法規，建立起以法律為基礎的、更加完整的進出口效益約束指標和監控機制，以減少政府的行政控制，形成更加開放、有序、競爭、高效的市場體系。

第二，加快建立合理保護國家產業發展的長效機制，完善產業政策體系，健全產業發展基金制度，搞好產業損害預警機制的建設。對重點扶持的戰略出口產業和涉及貿易救濟的產業，都要建立跟蹤機制與評價制度，鼓勵企業依靠自主創新，擴大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出口，以加速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產品結構升級。

第三，建立和完善國家重要戰略物資的儲備體系，特別是要建立起形式多樣、配置合理的石油等戰略資源儲備制度和預警體系，包括處理危及國家能源資源安全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要加快海外資源多元化投資，確保海外重要資源的穩定供應渠道，減輕進口資源價格變動對國內經濟的傷害，并最大限度地減少“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盡可能降低“資源安全”風險。

第四，健全與國際接軌的綠色環境標準及生態安全監控體系，發展“綠色貿易”，特別是集中在產業低端的生產企業和資源性出口企業，要加快建立進出口預警機制和生態補償機制。要通過嚴格的環境標準和環境付費政策，迫使企業必須支付環境成本，約束企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鼓勵企業進行綠色生產或向生態型企業轉變，從源頭上防止發生重大的危害生態安全的事件。

第五，逐步建立更加完備的資本市場開放體系和金融資本監管機制，當前要加快改革外匯體制，完善國際收支平衡機制，避免國外短期資本的沖擊，防止國內金融資本泡沫膨脹。在改進金融監管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建立起對進出口貿易的完整金融支撐體系和公共財政體系，并相應推動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和儲備貨幣化，進一步化解潛在的金融風險。

第六，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完善針對弱勢群體的福利模式，避免為追求出口數量增長而犧牲勞工福利乃至國家整體福利的做法。要堅持“以人為本”，維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健全社會成員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社會福利制度，防止因發展外經貿而產生“貧困化”，避免社會利益階層分化而引發的社會危機。

第七，進一步完善對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支持體系和社會服務體系，抓緊建立健全境外風險的識別、監測、控制和化解機制，特別是要加強對期貨、外匯炒賣、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風險業務以及對外企收購兼并、擔保等資本運營活動中的重大決策監管，推進對外投資的可持續發展。創新對外投資與合作方式，強化國際競爭優勢，維護公平的國際貿易秩序。

第2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最近產能過剩的問題日趨嚴重，比如鋼鐵，三年前一噸鋼鐵能賺1000元，三個月前利潤降低到一斤豬肉，而最近就只能收獲一根冰棍了。水泥、建筑材料等一批商品也好不到哪里。是什么原因導致產能過剩的問題變得日趨嚴重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過多的干預。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把權力放歸市場，把市場的‘基礎性”轉變為“決定性”，讓“看不見的手”去真正發揮它的調節作用吧!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發展飛速猛進，但社會結構體制等卻跟不上經濟發展的腳步，導致社會中出現一些矛盾。這次會議提出用“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將更好地促進我國現代化全面、和諧發展。

我們之后的工作中更應該要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一是樹立大局意識。大局意識就是堅定小局服從大局，在關鍵時刻，與黨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進一步強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主的思想主導，牢固樹立大局意識，禁止出現無大局、無組織、無原則的事件。

二是要做好務實推進的執行者。“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的作風和傳統，是我們黨“務實”、“高效”的自信心的展示和彰顯，也是黨的各項事業取得成功的必由手段。要扎實開展學習調研，深刻領會中央精神，準確把握中央、各級黨委部署，掌握了解群眾的所思所盼;征求各方意見，真正做到把問題找準、把現象摸透，讓“等一等、看一看、緩一緩”的惰性思維根本消除，為民、務實、清廉的作風蔚然成風。有了高效的的執行力，定會與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精神和部署保持高度的一致，定會以群眾意見和建議為基礎，真正把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各項政策、決策落到實處，推動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第3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3月11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贛閩粵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為便于理解《規劃》內容，國家發改委地區司負責人近日專門對《規劃》進行了解讀。

解讀文章中指出，《規劃》是根據《國務院關于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2〕21號）的精神，由國家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和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共同編制的。編制實施《規劃》，對于探索革命老區扶貧攻堅新路子、推動實現跨越式發展、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規劃》背景

此次規劃以原中央蘇區為核心，統籌考慮有緊密聯系的周邊縣（市、區）發展，規劃范圍包括江西、福建、廣東三省108個縣（市、區）。這一區域總面積21.8萬平方公里，2013年末總人口4748萬，地區生產總值14650億元。目前，區域人均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74%、79.6%，城鎮化水平落后全國8個百分點，有20多個縣（市）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60%，大多數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全國和本省平均水平，有一半的縣屬于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國家級、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產業結構單一，民生問題突出，體制機制不活，對外開放程度不高。

《規劃》原則

一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民生和貧困是該區域發展面臨的最緊迫問題，等不起、拖不得。《規劃》把解決民生和貧困問題擺在突出位置，用較大篇幅對發展社會事業、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加快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作出了整體安排和部署，力爭在較短時間內使這些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同時，《規劃》還從該區域的長遠發展出發，明確了該地區的空間布局和產業發展方向，規劃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項目，著力增強區域自我發展能力。

二是國家扶持，自力更生。針對該區域當前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規劃》明確國家將在資金、政策等方面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同時，在綜合分析這一區域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規劃》強調要大力弘揚蘇區精神，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創新體制機制，通過自身努力加快振興發展。

三是保護優先，合理開發。這一區域是是贛江、閩江、東江、撫河、信江、九龍江、汀江、梅江等重要河流的源頭地區，是我國南方重點林區和重要的生態屏障，生態地位十分突出。《規劃》堅持保護與開發并重，著力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推進要素集約節約利用、產業集群聚集發展，努力實現該地區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推進。

四是開放合作，改革創新。這一區域緊鄰東南沿海地區，具有擴大對外開放的先天優勢。《規劃》把加強區域合作、構筑開放平臺、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作為振興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把承接產業轉移、打造開放平臺和強化與東部沿海地區的交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明確要加快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建立內陸開放型經濟體系。同時，針對該地區體制機制不活的問題，《規劃》從非公經濟發展、金融、環保、城鎮化、集體林權等體制創新入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鼓勵先行先試，增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重點任務

《規劃》從6個方面提出了區域振興發展的重點任務：一是做大做強特色農林產業，積極發展電子信息、機械制造、醫藥、新能源等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二是加強鐵路、公路、機場、內河航道及能源、水利、信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三是加大生態建設與環境整治力度，開展東江源、撫河源、贛江源、閩江源等生態補償試點，加強贛江、閩江等重點流域水環境綜合整治，提高資源集約節約利用水平。四是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做好就業工作，完善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加大扶貧開發力度。五是做大做強區域中心城市，促進縣域加快發展，建設美麗宜居鄉村，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六是完善產業分工協作體系，加強跨省重大基礎設施的統籌規劃、協同建設，強化與珠三角、廈漳泉、長三角等沿海地區的經貿聯系。同時，強調要促進與周邊的湖南、閩東、浙東原蘇區聯動發展。

政策指向

《國務院關于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從財稅、金融、產業、投資、國土、生態、人才、對口支援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政策措施，政策“含金量”比較高。

《規劃》對上述政策作了細化實化，重點在投資、金融、資源利用、產業發展、改革創新等方面進一步明確了政策指向，更加注重可操作性，更具針對性。相信通過這些政策扶持，會為該區域注入強勁發展動力，加快實現全面振興。

本刊點評

“飲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讓這片無數革命先烈鮮血浸染的紅土地發展起來，讓生活在這里的人們過上富裕幸福的日子，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

經過長期的調研和不斷地探索，一個基本共識逐步形成，對革命老區扶貧振興，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斷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的能力，要從大力發展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轉移到直接扶持農村貧困人口生產和提高收入以及幫助目標人群擺脫困境上來。

第4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關鍵詞：廣州南沙 粵港澳 合作示范區

一、建設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的國家級新區

從廣州市區位發展來看，南沙新區都將是一條“鯰魚”。它的發展將拓展廣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戰略發展空間，增強綜合承載能力，提升綜合服務功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

按照《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南沙新區開發建設的發展定位是建設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的國家級新區。實現路徑上要突出立足廣州、依托珠三角、連接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的特點。發揮的作用是全面推動珠三角轉型發展、促進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構建我國開放型經濟新格局。

這個定位與港澳的關系密不可分。按照國家的戰略部署，南沙新區有5大功能定位，就是要打造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產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新高地、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綜合服務樞紐和社會管理服務創新試驗區。

二、南沙將成香港拓展內地空間的中心

南沙為香港業界在內地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擴大香港的經濟腹地。南沙新區總規劃面積有800多平方公里，其中500多平方公里是土地，而且大部分還沒有開發，人口只有70多萬，而香港卻住了700萬人。優越的自然環境是最吸引港澳投資的一大亮點。南沙將是香港業界拓展內地的中心。

南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有好的居住環境和很優惠的投資政策，物流配套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礎，香港產業界的代表也曾多次前往南沙進行考察。現在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將南沙作為香港業界拓展內地市場的中心。

今后希望南沙在物流交通方面能做得更好些，比如交通方面，現在南沙來香港已經很方便了，但能不能時間更短一些，交通網絡能更完善。其次，人才的培養引進也要進一步加強，香港有很多精英人才，如果有合適發展機遇和相對舒適的環境，南沙則能進一步吸引人才聚集。

三、在南沙拍電影有天時地利人和

在南沙發展電影產業，占盡了天時、地利與人和。在內地很多地方冬天是不能拍戲的，或者說拍戲受到限制，而南沙不存在這個問題，地方又大。這里離香港很近，演員和導演過去不用坐飛機，開車或坐船就可以了，這應該說是很好的地利。最后從人來說，香港有很好的電影人才，考慮到氣候、語言問題，他們應該愿意到南沙拍戲。

南沙要想真正發展影視產業，就應該在政策上給足優惠條件，比如土地、稅收等。雖然做電影本身充滿挑戰，要看公司的實力，但前期政府一定要創造好大環境，這樣才能慢慢做起來。

四、吸引香港商家需降稅率簡稅種

怎樣才能吸引香港商家去南沙投資？優化稅收是重要的一個措施。降低稅率，企業肯定愿意去。香港的公司所得稅是16.5%左右，而我聽一些在內地投資的朋友講，他們要交的各種稅收加起來達到25%，這一點對引進服務業是不利的。另外內地比香港的稅種多，如果能簡化就好了。

稅收問題也至今影響著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南沙需要的是外來高端人才，如果在香港，這些人通常需要交納15%左右的所得稅。如果他們到了內地還要交稅，這就會增加個人和公司的負擔，阻礙他們前往。南沙既然是新區，要吸引人才來，就應該延長免稅期限，避免重復征收。

五、南沙發展要從生活角度去建設

現在很多大城市都面臨問題，比如堵車、環境污染等，這些是長期發展積累的問題，解決起來并不容易。追求生態環保已成為國際潮流，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看重的。在這點上，南沙可以做得更好。

南沙發展當然好，但不要追求快速發展，要規劃好，設計好，尤其要從人、從生活的角度去建設。20多年前深圳就開始發展了，現在它也有了1000多萬人，要搞產業轉移。南沙現在沒有這些問題，但要借鑒其他城市的發展經驗，走對自己的路。

六、把南沙建設成為國際物流樞紐

根據錯位發展、互利共贏的原則，在支持香港發展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中心的同時，發揮廣州港南沙港區綜合優勢，建設完善大型物流基地，重點發展口岸物流和產業物流。依托南沙保稅港區，構建完善的保稅物流體系，重點發展保稅倉儲與國際中轉、配送、采購、展示等保稅物流業務。加快發展南沙臨港產業物流，推進先進制造業和進出口商品貿易國際物流基地建設，以物聯網技術應用為重點，推進物流系統的自動化、系統化、網絡化，建設智慧物流系統。吸引港澳和國際知名物流企業在南沙新區開展國際貨運、內外貿物流、物流信息處理和咨詢服務，創新物流合作模式，聯手打造國際物流產業鏈，建設現代物流示范基地。

七、建設粵港澳商業會展服務中心

推動商業優化升級和展貿融合發展，建設集購物、餐飲、休閑、旅游于一體的地標性商業設施，大力集聚國際知名品牌，建設國際都會級商業功能區。構建粵港澳一體化電子商務信息平臺，完善安全認證、網上支付、關鍵標準等電子商務共享技術，提升商貿業標準化和智能化水平。條件成熟時，支持建設石化、糧食等大宗商品國際交易平臺，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廣州價格”。完善會展基礎設施，構建穗港澳展覽業合作協調機制，聯合申辦國際知名展會和綜合展會，支持聯合辦展和差異化辦展，從會展規模、類型、目標客戶等方面錯位發展，重點培育時尚消費、高端裝備、游艇、海洋等專業會展品牌，形成互補的會展集群；大力發展保稅商品展示。研究設立免稅商品購物區，增強國際商業服務功能。

八、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

加強與港澳口岸部門合作對接，創新查驗和管理模式，探索監管結果互認共享機制。引進港澳專業服 務機構，為港澳投資者開展經營活動提供指引和支持。制定港澳中小企業投資便利化措施，建立中小企業服務支持中心。充分利用電子口岸資源，建設數據共享、業務協同的電子貿易服務平臺，為港澳企業提供通關、支付、稅務等方面便捷服務。

第5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汽車產業是當今時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產業，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們的生活質量提升作出了重要貢獻。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汽車產業呈現出快速發展勢頭，2013年全球汽車生產8700萬輛，其中中國生產2200萬輛，占全球產量的25.3%，較2000年占比3.5%提升了21.8個百分點。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為全球汽車工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并已成為世界汽車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具成長潛力的汽車市場之一。但同時，我們都已看到，中國汽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環境污染、能源消耗和交通堵塞等因素的嚴重制約。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2012年了《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發展規劃》，加快新能源汽車標準法規體系建設，出臺了節能與新能源汽車公共服務領域示范、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試點、節能汽車推廣和節能與新能源汽車車船稅減免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方面取得了積極的進展。2014年一季度，中國新能源汽車銷售6853輛，同比增長120%。

經過30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經濟已進入提質增銷升級的新階段，中國經濟正在進行著深刻的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中國將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中國將堅持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國家戰略不變，以純電驅動為新能源汽車發展和汽車工業轉型的主要戰略取向不變，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確定的發展目標不變，政府扶持的政策取向不變。中國政府將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法規標準，完善財稅政策，加強技術創新，深化國際合作，深入推進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

2014年中國汽車論壇的主題是“綠色驅動、合作共贏”，我想綠色發展不僅是汽車產業發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當今汽車產業的發展已處在一個相互依存的時代，加快突破動力電池等核心技術，探索建立新能源汽車商業推廣新模式，促進汽車技術與網絡信息技術融合是全球汽車行業所面臨的共同課題，全球汽車行業緊密合作是實現互利共盈的前提條件。

第6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 內陸城市 對外開放 策略研究

一、前言

開放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國內外大量的發展實踐經驗表明，對外開放是促進國民經濟健康、高效、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通過不斷推進制度改革進程，持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促進了地區經濟的騰飛，提升了區域經濟的輻射力，這很值得內陸城市借鑒學習。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也認為，各個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利用對外開放的出口學習效應、技術擴散與競爭效應以及FDI的綜合溢出效應來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本文重點從內陸城市深化對外開放的必要性為切入點，探討內陸城市深化對外開放的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二、新常態背景內陸城市深化對外開放的意義

（一）提升經濟外向度，對接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經濟外向度指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規模和發展水平的宏觀指標之一。長期以來，外向度偏低是困擾內陸城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癥結，內陸城市的發展驅動力存在不足。深化內陸城市的對外開放，全面提升內陸經濟的開放度，有助于內陸城市全面對接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使得內陸地區的市場主體充分享受由改革帶來的政策紅利。例如，抓住機遇大力推進水、路、空、鐵四網聯動建設，發展臨港、臨空、臨鐵經濟，通過主動服務“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區建設，加強自身與京津冀地區的經濟聯系。

（二）提振經濟活躍度，承載中部經濟轉型升級發展使命

經濟活躍度是反映經濟體在某一時期內經濟活躍程度的指標，具體包括三大組成部分：經濟增長、社會就業、市場物價。長期以來，內陸城市的活躍度均低于東部發達城市，這使得內陸城市的經濟缺乏活力，難以取得跨越式發展。內陸城市通過不斷深化對外開放，提升自身輻射帶動力，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新挑戰，最終能獲得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深化對外開放有利于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超前的管理理念，從而使得內陸城市在生產、流通、消費等各領域、各環節，通過采取技術和管理等綜合措施，不斷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另一方面，通過深化對外開放，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設計，為內陸城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奠定產業基礎，使其能實現居民的生產、消費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互利、可持續發展。

（三）提高經濟首位度，引領內陸地區經濟集聚發展格局

經濟首位度是度量城市發展屬性的核心參數，代表城市在所屬區域的實力和地位。全面深化對外開放，進一步做大、做強、做實自身的實體經濟，提高自身在區域的經濟首位度是內陸城市抓住地區經濟轉型機遇的必然舉措。十三五期間，中央進一步明確表示要“構建產業新體系，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實施《中國制造二二五》”，內陸城市唯有不斷提高自身經濟的首位度，才能有效引導制造業朝著分工細化、協作緊密方向發展，促進信息技術向市場、設計、生產等環節滲透，推動生產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細轉變，最終提升自身的經濟輻射帶動力。

三、新常態下內陸城市深化對外開放的策略

（一）轉變觀念，真正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

毫無疑義，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對外開放環境是內陸城市全面深化對外開放，增強地區投資吸引力、競爭力、創新力的基本保障，是構建和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的核心前提。新常態背景下，內陸城市深化對外開放的首要策略就是轉變觀念，要積極的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來，但是要注意的是：對外開放不等于簡單的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內陸城市對外開放等于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這種觀念不轉變是不能真正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新常態背景下內陸城市深化對外開放關鍵是要找到地區產業在世界產業分工中的合適定位，并盡可能的通過自主創新與產業轉移，使自身的產業層級得到提升，最終提升產品的附加值，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二）搭建平臺，全面推進對外開放政策的落地

新常態背景下，對外開放政策要落地，必須要搭建合適的平臺來推進對外開放工作的高效運轉。從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搭建對外開放經濟園區是一個有效的做法，以蘇州為例，蘇州經濟園區是蘇州對外開放的門戶，是資金流、人才流、信息流以及技術流匯聚的重要平臺。因為對外開放園區的基礎設施、生產規模以及產業結構等都會隨著園區企業集聚、園區優惠政策傾斜、園區高端人才匯聚而不斷改善，最終實現城市經濟內部的經濟增長極，最終輻射帶動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由此可見，內陸城市應該抓緊構建發展對外經濟園區或者經濟帶，為其吸引外資、擴大外貿規模提供了有力平臺，進而抓住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的機遇，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三）匯聚人才，持續強化對外開放的內在動力

知識經濟時代，人才是第一生產力。新常態背景下，內陸城市深化對外開放的核心癥結之一就是人才的匱乏，因此內陸城市要想保持可持續的發展沖勁，就必須匯聚人才。人才是人力資源中最優秀的群體，充分發揮人才的優勢，對推動對外開放，提升區域經濟的輻射力重要影響，但是人才的匯聚并非易事。從馬斯洛層次需求角度來說，對于人才匯聚機制的構建，不僅要注重物質薪酬的吸引，還需要從情感上尊重人才，并創造條件讓人才實現自我價值，具體來說就是既要給予物質吸引，又要給予寬松的工作環境，并充分考慮人才家庭方面的工作需求，且要為人才的創新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參考文獻：

第7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由于歷史原因，創辦經濟特區是為了突破計劃經濟和封閉型經濟的桎梏，突破國內資源要素瓶頸約束，所以主要采取了以對外貿易和出口導向為主的經濟模式，并以加工貿易為主，以中國剩余農村勞動力資源轉移為支撐，兩頭在外，或大頭在外，大進大出。而這種模式至今沒有多大的改變，深圳的情況就十分典型。

深圳特區的雛形是當時在國際上盛行的加工出口區模式，外引內聯和發展對外貿易是主要的經濟功能。30年來，深圳在這方面確實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外貿進出口總額從1979年的i500萬美元發展到今天的3000億美元，不少生產行業和加工產品已介入了世界體系。從1993年開始，深圳的外貿進出口就一直保持在全國大中城市的首位，大約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1／8，對外貿易對本地經濟的整體貢獻率超過50％。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深圳的外貿依存度高達300％，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82％，加工貿易占外貿出口的63.4％。出口產品中有40％以上銷往美國，很多加工貿易企業都是高度國際化的香港企業。深圳的外貿依存度是內地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超過發達國家6-8倍，深圳是全國口岸數量和出入境人數最多、與國際經濟聯系最密切的城市，深圳的港口，特別是鹽田港是國內外向度最高、世界排名第四的最繁忙集裝箱港口。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深圳必然會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

據有關專業分析，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傳導到航運經濟的比例為1：10。所以準確地說，金融危機對深圳的影響是從港航業開始的。早在2008年上半年，鹽田港出現了自開港以來集裝箱吞吐量首次負增長，到2008年下半年，深圳出口量開始下滑，工業企業開工率亦呈下降趨勢，企業銷售和利潤也同步下降。2009年，深圳進入最艱難時期。進出港船舶、貨物吞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皆下降兩位數，進出口總額下降10.4％，出口下降10.6％，不少企業經營困難，有的甚至停產倒閉，失業人員大量增加，農民工大批返鄉。進入2010年，全國經濟出現了復蘇跡象，深圳也不例外，先是鹽田港集裝箱吞吐量出現報復性反彈，增長率高達40％～50％，隨之而來的是外貿進出口逐月增長，到6月份已超過金融危機前同期水平，但增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出口增速落后于上海11.7個百分點。從發展勢頭看，深圳18年的外貿進出口居全國大中城市之首的地位有難以保持之虞。更令人擔心的是，深圳的社會投資增速長期徘徊在10％左右，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0年上半年全國社會投資增幅達25％，而深圳1～5月卻只有8.1％的增長，其中，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出現11％的負增長，外商投資更是下降了39.9％。投資增速乏力，增長后勁可以推知。

除了外向度高而形成發展偏畸之外，深圳的產業體系還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首先是產業組合性較差，工業企業一端是“一業獨大”，例如深圳15家超百億企業工業產值占了半壁江山，其中富士康的工業產值和出口額均占全深圳的五分之一，另一端是極度分散的企業群落，深圳雖擁有28萬家中小企業之眾，但它們類于小本經營，各自為政，互不往來，產業集中度和關聯性不高；其次，在產業集群上，企業更多的是一種空間集合，而產業體系化程度卻相對低；第三是企業間過度競爭，降低了產業整體優勢；而最薄弱的環節還在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大多數產業鏈尚在全球生產體系的低端，且以代工產業為主。其他幾個“老特區”在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上同深圳大同小異，發展最為驕人的深圳特區尚且如此，“老特區”們不免面臨同樣的問題。

可以說，金融危機給深圳等經濟特區上了重要的一課，斷開了主要依靠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強大慣性，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模式面臨嚴峻的挑戰。

現階段全球經濟復蘇形勢尚陰晴不定，乍暖還寒，在未來，全球經濟將何去何從，特別是在后危機時代在世界范圍內將形成什么樣的發展格局?盡管各大國際研究機構和各國的經濟學家們對于未來眾說紛紜，但有幾個趨勢是能夠看得明白的：一是全球經濟實現再平衡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二是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高速增長時代已經過去；三是碳排放限制將促使中國經濟和貿易結構發生轉變；四是中國的貨幣政策、外資政策、產業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勢必作出相應調整。在這樣的形勢下，經濟特區的發展之路必須有一個新的戰略選擇，并且顯然不能在原有基礎上修修補補，而是需要在經濟發展模式上進行根本性和體系性的轉變。

筆者以為，經濟特區的未來之路是由既有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向開放型經濟模式轉型。

開放型經濟與外向型經濟這兩種模式從內容到形式上有相同之處，二者都立足于對外開放，著力于深化國際分工與合作，以解決國內資源要素的匱乏，提高經濟發展效率，但實際上它們的差異甚大，總體來說，開放型經濟是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是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一種邏輯結果。具體來說，這種模式在開放目的上，需要從簡單地參與國際分工與交換，轉向從要素稟賦、競爭優勢和國際合作出發，追求實現在全球范圍內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在開放形態上，需要從單純的出口導向，轉向積極推動商品、服務、資本和要素自由跨境流動；在開放的內涵上，需要從強調鼓勵出口政策，轉向強調經濟制度與外部世界相聯系，即把開放作為市場化、制度化的安排，在制度上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

如果形象比喻，開放型經濟類似于世界上的自由港制度，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為導向，與國際經貿規則全面接軌，在制度安排上實現“四大自由”，包括貿易自由，即解除貿易管制；金融自由，即外匯自由兌換，資金可以自由出入和轉移；投資自由，即自由投資、經營；運輸自由，即物流國際一體化。

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經濟特區之所以會受到直接而全面的沖擊，是因為外向型經濟這條路確實存在著局限性，例如，在要素流動上，更多是跨境單向流動而非雙向自由流動，在市場體系上不足以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配置資源，在產業體系上未能通過國際深度分工與合作形成自主創新能力和綜合競爭力，在制度安排上沒有建立與世界經貿規則全面接軌，既共存互贏又能自我保護的法規體系。所以，經濟特區在未來發展中，只有采取更開放的姿態，進行更全面的開放，迎風險而上，才能在動態中平衡，在更大的范圍內調配資源，才能在后危機時代立住腳，才能經受住將來更大的世界危機的沖擊。

第8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最重要的并非羅列開放的具體內容，而是明確其根本目的和基本指導思想。我們追求擴大對內開放，是為了在國內建設更有活力、更加公正的經濟社會體制，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為了充分利用外部資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盡快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經貿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擴大對外開放本身只是手段，增進利益才是基本目的，因此開放的領域、次序、時間、程度、對象、先決條件、是否可以逆轉收回……等等決定權必須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在這一點上不能有半點含糊。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實踐中有人經常把擴大對外開放這項手段顛倒成了基本目的。

必須明確，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的內容不盡一致，程度也不相同。所謂開放型經濟，無非是貨物、資本和人員（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化。一個正常國家，國內市場上貨物、資本、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度應明顯高于國際市場上對應的自由度。特別是人員自由流動，只要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只要國家、民族之間存在經濟利益和文化習俗的差異，存在公開或隱蔽的摩擦乃至敵對，國際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就不過是個幻想，因為這涉及利益分配乃至國家和社會的安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的改進未必一定就是國際移民的促進因素――社會保障水平越高，固然對外國移民的吸引力越強，但也會更加激發本國居民抵制新流入外國移民無功受祿“分肥”的心態。而在一國之內，完全可以做到勞動力近乎自由流動。對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國內勞動力自由流動不僅是建設統一國內市場所必需，而且對保護國家安全、捍衛國家統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從歷史上看，舉凡秦、漢、唐、明等盛大王朝興旺之時，莫不重視移民實邊；相反，為了維護八旗部族的特權地位，清政權長期限制和禁止漢人移民東北、蒙古、新疆，致使一些邊疆地區多年動亂不已，后來沙俄奪取東北、外蒙和伊犁等地區時如入無人之境，中國國土為此喪失1/4，我們必須充分汲取這一慘痛教訓。長治久安之道，在于“合眾為一”，而非“合眾為眾”，更非“分一為眾”。夫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治國者與有話語權力者當時時深思。

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的具體內容并非一成不變，而會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豐富發展。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對外開放主要還體現在部分沿海地區，那么現在已涉及全國所有省份；原來擴大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貨物貿易和直接投資領域，未來的新焦點將越來越轉向服務貿易和先進制造業直接投資、組合投資領域；原來建設開放經濟的重心是我方擴大對外開放，現在則越來越需要向貿易伙伴提出開放商品、投資市場乃至人員流動的要求了。

改革開放初期，經過東西方陣營近30年的封鎖，我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不多，當時海外市場的開放度已足以讓我們規模尚小的對外貿易騰挪。除了港澳一帶的窗口公司之外還沒有上規模的海外直接投資，無需動用我國有限的外交資源要求貿易伙伴進一步顯著擴大對我國商品和投資的開放。同時，由于當時進口和引進外資規模甚小，對外開放商品、投資市場的副作用也還無從體現，更迫在眉睫的需求是引進海外資本以彌補資本和外匯缺口，引進先進技術裝備提高我國產業體系裝備水平，引進部分新式消費品滿足實行高積累路線20余年之后國民爆發的消費需求。彼時僅僅強調“擴大對外開放”，已足以增加我國從國際經濟體系中之所得。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逾30年，我國國內資本積累數量已能滿足需求，外匯缺口已成歷史，對外開放商品、投資市場的副作用（或者說必須為此付出的代價）已非常明顯，即對外開放的邊際收益遞減而邊際成本上升已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我們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已相當可觀，且在快速增長，貿易伙伴對我國商品、資本的開放度也屢屢觸及天花板，此時片面強調“擴大對外開放”無異于僅僅給自己施加約束，卻不要求貿易伙伴承擔任何向中國開放的義務，因此并不合適，也有損外經貿主管部門在本國國民中的聲望。有鑒于此，停止“擴大對外開放”的提法，轉而使用“建設開放經濟”的提法（或“建設開放型經濟”等類似提法）似乎更好。

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之間存在對立統一的關系。擴大對內開放是對外開放的前提和基礎，國內統一市場的規模和一體化程度決定了對外開放的效益和對海外客商、投資者的吸引力，擴大對外開放又可為對內開放增添新動力。但兩者又有相互沖突的一面。首先，建設和駕馭開放經濟的需要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對內開放的內容和方式，內容和方式不妥的對內開放將損害我們建設和駕馭開放經濟的目標，這在某些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以及壟斷行業表現得特別突出。即使不考慮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為了增強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能力，改善在國際經貿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我們在不少行業（特別是能源、電信等行業）也需要賦予一些國有控股公司壟斷經營權利，設立較高的市場準入門檻，必須組織、協調統一的對外貿易價格談判。為此，不能在這些行業一味主張對內開放，對內開放的內容也更多地應是向多元化的國內投資主體開放壟斷企業的股權參與，而不是批準設立過多的新企業。

其次，片面追求擴大對外開放將損害對內開放和建設統一國內市場的努力與效果，乃至在社會上造成裂痕。30年來，從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到保稅區、出口加工區，我們建立了一系列、多樣化的特殊功能區，且多數為發展外向型經濟而設立。這些特殊功能區曾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其發展過程過多使用了特殊的財稅、土地優惠措施，乃至環境傾銷和社會傾銷，從而扭曲了越來越多企業的行為，有些還需要額外的特殊監管體系，這對于建設統一的國內市場是不利的，必須加以節制和引導。而各地、各部門申報這些特殊功能區的過程，客觀上也會給主事者創造尋租機會，不能忽視這一風險。

更需警惕的是對外開放造成社會裂痕的潛在風險。在開放經濟體系下，貿易部門通常能贏得更多的資源，沿海地區比內陸地區機會更多，且發展中國家掌握發達國家語言技能和參與對外經貿渠道的群體往往贏得更多的收入，這些都可能在不同產業部門、不同區域、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造成裂痕，需要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補救措施之一就是擴大對內開放。近30年來，區域發展落差已經擴大到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地步，以至于有作家驚呼中國進入了“三國時代”（張廣天：《三國時期的地鐵廣播》），而通過推動、組織沿海產業內遷，通過擴大內需，可以為內陸地區和非貿易部門贏得更多的機會。

不僅如此，無節制的對外開放甚至可能對國家的政治統一構成威脅。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已經充分領略過沙俄、日本、英國、法國在我國邊疆地區通過所謂“貿易通商”扶植分裂主義勢力的痛苦；當前，一些地區偏頗的對外開放政策同樣有此風險。為此，必須確保以下幾點：對內開放優先于對外開放；對內開放程度必須遠遠高于對外開放；邊疆地區的對外開放不能是對特定外國的開放，而應當是對所有海外國家和地區的開放。

總體而言，迄今我國在對外開放問題上尚未擺脫被動的弱者心態，要么視之為貿易爭端壓力之下不得已之舉，要么視之為借助外力推動國內經濟增長和改革的機會，以至于“以入世推進改革”之說一度廣為流傳。借助外力推進本國“改革”的思路是一種弱者心態，它妨礙了我們充分認識到對外開放、特別是進口市場的開放能夠成為我國擴大國際影響力的有力工具，妨礙我們實現利益最大化。如果我國是某個國家的大買主，那么這個國家的政府和商界為了保持和擴大中國市場，就會努力改善與我國的關系，也會更容易接受我國所倡導的國際經貿和政治規則。時值我國為求宏觀經濟外部平衡而努力擴大進口之際，應當充分培育、運用這種影響力。

在擴大對內對外開放中，組織實施具體的項目（萬商西進、桑蠶西移、加工貿易內遷之類）固然重要，但政府特別是高級別政府的重要職能應是為之創建適宜的軟硬環境，使之可持續發展。尤需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盡可能保證收益公平分配。為此，在國內，需要繼續改進現行增值稅制和資源稅制，避免出現稅源過多地從工廠、礦山所在地向公司總部所在的東部大城市轉移，加劇區域發展失衡。在國際上，需要通過完善對轉移定價等跨國避稅行為的監管，通過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離岸金融中心）的稅收、信息交換協定來防止我國稅源流失。增加的稅收收入應當多用于完善公共服務，并在改善稅收征管的同時推動適度降低稅率，只有這樣才能吸引遵紀守法的各國企業前來，而不至于形成“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局面。

第9篇：完善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范文

浙江選擇這一戰略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是因為：

首先，率先實施“經濟國際化”，是“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市場國際化”的形勢所迫。WTO后過渡期的即將結束，標志著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意味著國際資本更加全面深入參與國內各行業的競爭，無論是消費品市場還是生產資料市場，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生產要素市場，競爭都越來越意味著國際化性質。要開拓市場空間，必須借助國際生產要素，積極改造提升民營經濟，首先是占領國內新興的中高端市場，進而開拓境外同層次的市場，這是一個地區參與國際競爭的基本路徑。它符合國際競爭力專家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的“先建立本壘，再走向國際競爭”的國際競爭策略。

其次，率先實施“經濟國際化”，是開放型經濟戰略的必然趨向。省“十五”規劃提出了“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戰略任務，但從我省目前經濟運行的實際來看，由于受國際市場競爭格局、國內外資政策與出口退稅政策、國內市場信用狀況等影響，實際上還停留在抓“外貿、外資、外經”的三外階段。這從我省外貿出口、外資對經濟增長及投資的影響上可以得出結論。浙江1990―2004年年均外貿增長27.7%，超過同期GDP19.8%的增長率，到2004年外貿進出口達850億元，外貿順差已占全國97%；外貿依存度達62.4%，其中出口依存度為42.8%，已成為全國第四大外貿省份。外貿進出口居全國第三的江蘇省外貿依存度達91.1%，但出口依存度僅比浙江高出3.9個百分點；再從外資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累計利用外資123.6億美元，居全國第5位，外資依存度（即外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比率）為9%；2004年則達到9.3%，同年廣東達到26.78%，江蘇達到14.7%；可見浙江外資對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貢獻較低，引進技術和人才等方面差距較大。這種以外貿出口創匯為主導的開放型經濟模式，實際上已遇到了土地、國際貿易壁壘、勞動力成本上漲、電力與原材料緊缺等嚴重障礙，應適時向積極利用外資直接投資、先進技術和人才轉變，以提升我省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率先實施“經濟國際化”，可以推動體制創新，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WTO意味著中國改革形勢進入以開放促改革的發展階段，浙江傳統以市場先發為代表的經濟體制機制優勢在逐步弱化，效應在遞減。浙江的體制機制差距在于與國際經濟發展的“接軌度”上，因此，需要以主動國際化帶動體制機制創新，帶動政府職能轉變，率先基本形成比較完善的、與國際經濟規則相適應的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

第四，率先實施“經濟國際化”，可以緩解浙江發展面臨的要素與資源環境障礙。主動國際化戰略包含了“走出去”戰略。通過境外直接投資、并購境外企業、建立產品加工基地、設立貿易機構、建立原材料基地、進行資源開發、建立前沿的研究開發機構、拓展境外上市等，可以緩解資源要素制約，進而“跳出浙江，發展浙江”。

應該看到，“十一五”時期國內已有不少沿海省份提出了這方面的戰略調整。如廣東省將“十五”計劃中的“外向帶動”戰略進一步深化為“經濟國際化”戰略，準備在更大范圍、更廣區域、更高層次參與國際競爭。江蘇也提出了深入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可見沿海省市對這方面的重視。

從浙江來說，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核心在于構筑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具體為：

（1）經濟國際化戰略要點。經濟國際化戰略的要義，一是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適應國際傳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競爭集群化趨勢，以塊狀經濟整合提升為重要基礎，加快集聚國內外先進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延伸上下游產業鏈，健全服務支撐體系，塑造區域國際品牌，盡快形成國際性產業集群，成為我省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二是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經營能力的企業集團。鼓勵企業優化重組形成行業龍頭，支持鼓勵龍頭骨干企業與跨國公司合資合作，引導中小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配套協作關系，推動優勢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戰略聯盟，支持科技企業境外上市，加強與國外行業協會的合作與交流，著力提升重點骨干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三是培育若干具有國際影響的重點開發區。根據產業集群發展需要，整合省內各類開發區，鼓勵跨行政區域的合作開發，引進國際先進的園區開發運作機制，吸收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參與大型開發區建設，應用國際先進的開發區管理模式，形成若干創新能力強、國際化程度高、環境優美、基礎設施完善的重點開發區。四是重點培育兩類城市的國際化服務功能。一類是杭州、寧波、溫州三大中心城市，主要服務多個國際性產業集群或新興產業，強化城市綜合；另一類是紹興、義烏、樂清、永康等中等城市，以服務一個國際性產業集群為主，強化相應的專業化服務功能，建設若干具有國際化產業服務功能的城市新區。

推進經濟國際化，必須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綜合效益，把握好以下五大取向：在戰略目標上，把提升省域經濟國際競爭力作為根本取向；在產業導向上，把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作為主要方向；在工作著力點上，把推進民營企業國際化和促進民企與外企互動發展作為突出重點；在布局框架上，把一批重點開發區作為外資經濟的支撐平臺；在利用形式上，要堅持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并舉。

（2）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是重中之重。產業集群化發展是當今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構筑國際競爭優勢的主要途徑，無論是傳統加工制造產業還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都呈現這一規律。同時，世界發展報告也指出，產業集群已超越低成本優勢，成為吸引國際資本的主導力量。我省產業發展也應遵循這一規律。

培育國際性產業集群有三個路徑：一是塊狀經濟整合提升，形成以我為主的國際性產業集群。主要是已經具備產業集群雛形的塊狀經濟，即已經突破加工制造優勢，開始向研發、營銷、物流、品牌等多方面優勢擴張的塊狀經濟，以增強產業支撐服務功能為核心，整合省內資源、集聚國內外先進要素資源，打造以全球市場為目標，擁有眾多國際化企業和知名品牌，匯聚國際一流研發、生產、營銷、物流等功能于一體的集群化體系，成為國際性產業中心。這應是我們培育的重點。從全省角度，可考慮重點培育以杭州為中心、滬杭甬高速公路沿線為主體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以杭州為中心、涵蓋紹興、臺州、金華等市的現代醫藥產業集群；以寧波為中心、涵蓋嘉興、紹興等市的石化產業集群；以溫州為中心的電工電器產業集群；以蕭紹平原為中心的紡織產業集群；以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為重點的服裝產業集群等。二是塊狀經濟升級為規模更大、檔次更高的國際性加工制造基地，融入長三角國際性產業集群。我省多數塊狀經濟僅在產品、零部件、專業化加工環節或資源稟賦等方面具有專業化優勢與發展潛力，沒有信息、研發、營銷等多方面優勢，因此，應該積極融入省外國際性產業集群或躋入跨國公司全球制造體系，找到穩固的技術、資本、市場依托，成為國際性產業集群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是通過大規模、集群式引進外商投資企業，培育新興的國際性產業集群。利用當前某些產業國際轉移的群聚式特點，在產業發展優勢區域可以集群式引進發展新興產業，帶動地方相關產業或配套服務業的成長，無中生有地建立內外資融合的國際性產業集群。具體可考慮把鄰近滬蘇的嘉興、湖州和具有國際港口優勢的寧波等作為重點區域。

（3）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新型制造業。發展新型制造業，一是抓住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和臺灣地區高新技術產業某些生產環節向中國轉移，以及大量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的契機，以杭州、寧波、溫州三大中心城市及國家級、省級開發區為依托，突出孵化器（科技園）、高教園區等創新創業設施建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二是發揮海洋資源優勢，積極發展海水淡化、海洋運輸、海洋漁業、海洋旅游、海產品精深加工等海洋產業，尤其要充分利用深水岸線和灘涂資源，依托化纖、塑料、金屬加工大省的市場優勢，在寧波、舟山、嘉興等地集中合理布局建設以石化、冶金、船舶修造、能源等工業為主體的大型臨港工業基地，同時也可克服我省產業結構瓶頸；三是與培育國際性產業集群相結合，突出傳統產業裝備更新改造、替代進口的需要，有選擇地發展裝備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