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保障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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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關鍵詞］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經濟發展

一、孝感市財政社保支出與經濟發展的現狀與問題

(一)孝感市經濟發展狀況

孝感，臨近武漢，是我國中部地區最具潛力和競爭力的城市之一，其綜合實力在湖北省名列前茅，在武漢城市圈中與武漢同城化的條件最好［1］。自進入21世紀以來，孝感市認真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和的重要講話精神，積極適應“新常態”，保持定力謀發展，全市經濟運行持續平穩增長，發展的質量也不斷提升。2004到2014年11年間，孝感市生產總值增長了近3．5倍，前3年的增長速度不夠明顯，后8年的總體趨勢近似線性，其中第一、二、三產業的增加值分別提高了182%、317%和231%。尤其是在2014年，面對宏觀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孝感市在保持國民經濟平穩增長(按可比價格計算，地區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7%)的同時，實現了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19．6:48．6:31．8到本年18．6:49．1:32．3的調整。但是，伴隨著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圖1所示，孝感市的GDP總量雖在穩步上升，但其占湖北省GDP的比重卻在下降。2004年孝感市GDP占湖北省GDP的比例在6%左右，而2010年跌破5%，2011年下降到最低點，之后雖略有回升，但并沒有呈現比較顯著的上升趨勢。①這表明就橫向而言，孝感市的經濟地位有所下滑。

(二)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狀況

1．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不高、增長速度放緩

由圖2可知，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絕對額在不斷增加，2010年到2014年間增長了近3．5倍，但其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自2011年起卻基本保持不變，一直在15%左右，還略呈下降趨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4年版的數據，可以計算出中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總額一直占財政總支出的12%左右，由此可見，孝感市的財政社會保障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總體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2．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效果有所增強

衡量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效果顯著與否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增加保障覆蓋面的情況。2010年到2011年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從93409萬元增長到178829萬元，增加的絕對額是85420萬元，這部分資金帶來的五項社保②增加的人數為3．05萬人，而2014年增覆擴面后新增參保9．3萬人，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額卻是56317．7萬元。對比兩者，后者能用相對較少的支出使更多的人得到保障，表明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效果在增強。

3．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城鄉差距較大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城鄉分割的二元保障體系，這是由我國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二元結構所決定的。目前，城鎮已基本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在內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體系，而廣大農村卻遠遠落后于城市的社會保障建設，存在覆蓋面小、各地區保障水平差異大等多種問題。盡管近幾年孝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但總體看，發展不夠仍是孝感的最大實際［2］。

二、計量分析

基于上述情況，筆者決定運用計量經濟學的相關方法，選取孝感市地區生產總值代表其經濟發展水平，取用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總額表示其社會保障水平，分析社保水平對經濟水平的影響。

(一)數據獲取和變量選擇

數據來源于孝感統計局公布的統計公報，時間維度為2010年到2014年，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和地區生產總值取自然對數，這樣既消除了數據的異方差性，又保留了時間序列的實際意義，即選取InY和InX作為變量，其中Y為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總額，X為孝感市地區生產總值。

(二)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分析時間序列數據首先要考慮和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即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對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具有平穩性且又沒有協整關系情況下的變量進行回歸分析，那么此回歸可能是偽回歸，沒有意義。

(三)模型的構建和檢驗

由于InY和InX是平穩的，沒有必要進行進一步協整檢驗，可以直接根據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分析。

三、結論與政策性建議

以上結論表明，孝感市的總體經濟發展狀況良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水平和發展速度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使用效益也有所提高。但經濟與財政社會保障的發展明顯放緩，城鄉差別較大。經濟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彈性很小，表明財政社保對GDP的促進作用不明顯。經濟與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變化軌跡趨同，表明經濟對后者有比較顯著的影響。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國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強調了發展社會保障制度、改善民生的必要性和改革財稅體制的重要性。孝感市應該把握好當前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完善財政體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使社會保障制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保持地區經濟平穩增長，增加地區財政收入

根據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孝感市的經濟增長與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變化軌跡趨同，表明經濟增長對財政社保支出的增加有顯著的影響。因此，要充分發揮財政社保支出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經濟平穩增長是首要前提。只有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財政收入的穩步增加，支出結構才能夠進一步得到優化。孝感市財政發展改革“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指出，到2015年全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規模力爭達到100億元，而這一目標在2014年底已經實現。在財政支出結構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對“三農”的投入，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支出按法定(政策)要求到位，社會保障支出投入進一步加大。這樣，財政就有能力在從“積極”轉向“穩健”之時，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支持，逐步將社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提高［3］。

(二)加大財政對社保的投入力度，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

社會保障屬于基本公共服務，公共財政的大力支持是其順利發展的重要前提之一。中國的公共財政支出自21世紀以來，每年以平均18%左右的速度增長，但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總額一直占財政總支出的12%左右。由此看來，國家在這方面的投入仍然是捉襟見肘。雖然宏觀經濟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都很穩定，但財政對社保支出的增長速度卻未能跟上社保需求的增長速度，財政對社保的支出仍然有限。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政策性的提高財政對社保的支出外，還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一是逐步降低經濟建設支出的比重，充實社會保障資金;二是適當壓縮行政管理費用支出，節約財政支出，支持社會保障［4］。孝感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水平和增長速度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資金使用效益也在不斷提高，但不能因此掉以輕心，對此可以借鑒撫州市財政局的管理經驗。一是加強財政社會保障基礎管理，嚴格社會保障待遇的資格審核、收入核實和領報手續，建立享受對象進退機制;二是積極推進社會保障資金預算公開，擴大社會保障資金預算的公開范圍，細化公開科目及公開級次，建立群眾利益訴求平臺，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三是逐步完善社會保障財務管理制度，對重大社會保障項目制定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實行專戶管理，做到專款專用，規范資金分配;四是建立科學合理的績效考評體系，對社會保障重大資金項目進行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績效管理，將財政社會保障資金的科學化精細化管理落到實處。

(三)縮小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城鄉差距

國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了“實施全民參保計劃”和“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農村地區。首先要改革醫保支付方式，發揮醫保控費作用;其次要改進個人賬戶，開展門診費用統籌，實現跨省異地退休人員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在增加財政社保投入總額的同時，要進一步調整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投入，這必將有力地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消費升級，增強孝感市經濟增長的后勁。除此之外，政府還要明確財政在農村社會保障支出中的責任，加大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尤其要提高對地方社會保障事業的專項轉移支付水平［5］。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以補助和保障為主，并輔以脫貧政策;在經濟增長較快的地區，根據當地的實際發展情況，適度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支出。在完善新農合和新農保的同時，還要提高農村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的覆蓋面和保障水平。

(四)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資金

截至2014年末，孝感市全市戶籍總人口達到525．72萬人，其中常住人口為486．13萬人，農村常住人口為232．13萬人，占戶籍總人口的47．75%。而這部分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制之外的，這也是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不足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須盡快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在吸納低收入和貧困群體方面，政府可提供一些補貼或一部分供款;在吸納農民工和農村群體方面，可針對農民工、農村居民的特點，適當降低繳費率，減少最低供款期限，提高統籌層次，構建全國一致的制度框架，明確社會保障關系的轉移或接續辦法等［6］。

(五)政府投入與個人繳納的機制設計

除了增覆擴面外，還可以尋找其他途徑、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制度內的方法包含延長退休年齡、減低養老金的調整系數等;制度外的方法包括財產資金補償、稅收融資、發行認可的債券和福利彩票等。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和國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說明了可以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孝感市也應在宏觀的政策框架內，積極尋找更多的方法。

［注釋］

①文章的數據主要來自孝感統計局公布的統計公報。下同。

第2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一、開展科技創新

科技是推動縣域工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開展科技創新，能夠有效轉變選育工業經濟增長方式，對于提升縣域工業經濟競爭力具有著重要意義。在縣域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科技創新的開展離不開政策的支持與政府的引導。因此，縣域政府部門需要對現有科技支持政策作出樹立，通過分析不足與彌補劣勢來對科技支持政策作出完善。同時，縣域政府部門有必要以推動科技創新為出發點，構建推動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并以科技創新規律與市場經濟規律為依據，結合縣域自身產業結構，來構建全面的科技創新保護機制與產學研合作機制，從而使縣域科技創新工作的開展具有良好的政策環境。在此基礎上，縣域政府部門有必要設置科技創新監督部門，并負責對科技政策的貫徹情況作出監督，對企業開展自主科技創新進行引導。

科技創新工作的順利開展也離不開資金的支撐，因此，在縣域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構建以政府投入為主導、企業自主投入為主體、社會資金與金融機構資金介入的科技創新融資體系，從而推動縣域科技創新工作融資渠道的多元化發展。在此過程中，縣域政府部門所發揮的引導作用同樣不能忽視，因此縣域政府部門需要引導和鼓勵工商企業對民間資金進行吸引，并對科技研發單位進行資金注入與扶持，從而確保工業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過程中具有足夠的風險投資可以利用。另外，在財政投入方面，縣域政府部門應當將科技投入作為戰略性投資資金，并保持一定的年增長幅度，從而為科技創新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撐。近年來，太谷縣加大科技投資的力度，建立醫藥園區、食品園區，鼓勵企業開發研制新產品，升級改造傳統產業。在科技研發上，采取“企業投入、政府獎補”的辦法，加大對企業研發機構、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力度，2013年太谷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部科技項目經費內部支出達8085萬元，占全縣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562377萬元）的1.44%；，占全縣GDP（660005萬元）的1.22%；占有科技活動項目企業總產值（269660萬元）的3.0%。

二、轉變工業經濟發展方式

轉變縣域工業經濟發展中的粗放式方式，對于實現區域工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著重要意義。在此過程中，首先有必要以節約降低能耗、節能減排為指導來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其次則應當根據區域產業優勢推動特色經濟的發展。循環經濟就是強調在工業經濟的發展中對環境進行保護，并對資源做出充分的利用，經濟增長方式表現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模式，同時要求工業發展中做到污染最小化以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平衡。循環經濟的發展要求縣域政府鼓勵企業在生產中使用清潔生產方式，并降低生產能耗，通過革新生產工藝與生產技術來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和資源消耗量。另外，在縣域工業園的建設中，需要重視企業之間的優化組合，通過實現企業之間的廢物交換和重復利用來構建生態型的循環經濟產業鏈。當然，在循環經濟的發展中，僅僅依靠一家企業是難以發揮出有效作用的，因此，縣域政府應當用政策進行引導、法律進行規制，促進社會企業樹立循環經濟理念，從而形成良好的循環經濟發展氛圍。

為了推動縣域工業經濟得到良好的發展，在縣域經濟發展中，還應當重視對自身的優勢資源做出充分的利用。優勢資源的充分利用不僅有利于構建縣域特色產業，同時有利于提升社會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在此方面，主要需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挖掘縣域優勢資源。這種優勢資源指的是縣域中能夠創造獨特經濟價值的各類特色資源，包括生態環境資源、社會文化資源、自然環境資源、產業結構資源等；二是要對產品特色做出定位。特色產品的定位不僅要以資源為依據，同時要以市場為導向，通過實現自身優勢與市場需求的結合來選擇生產具有更強市場競爭力和市場活力的產品；太谷縣建立的恒達循環經濟園，利用生產煤焦的余熱來發電，發的電能夠滿足整個生產的需求，既利用了余熱，減少了廢物的排放，又為企業的生產降低了成本。

三、構建工業經濟發展服務體系

工業經濟發展服務體系的構建，首先要求縣域政府部門能夠提升自身的服務意識與服務能力。服務型政府的構建要求縣域政府加大對工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與財政支持力度，通過優化工業發展環境來實現企業生產成本的降低等。同時政府有必要從政務方面做出改革，通過構建問責制度、限時制度和責任追求制度來實現行政效應的提升，從而為外資的引進構建綠色通道；其次，在工業經濟發展服務體系的構建中，還需要推動縣域服務型行業的發展，如信息產業的發展、物流產業的發展以及金融產業的發展中。其中信息產業的發展能夠為工業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信息交流平臺，現代物流行業的發展則能夠優化工業發展中的流通，金融服務行業的發展則能夠為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撐，因此，這些行業的發展也是工業經濟發展服務體系中不容忽視的內容。

第3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經濟增長：因果檢驗

長期以來。在有關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一直是社會保障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回顧經濟學的發展歷史，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一直到現代經濟學理論，不同時期的主要流派都提出了相應的學術觀點。這些觀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社會保障水平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和影響。社會保障支出屬于財政支出的一部分，從一個比較靜態的角度看，社會保障支出會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二是社會保障支出對經濟的短期波動具有“自動穩定器”作用，它通過影響微觀個體經濟決策來影響經濟運行中的物質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形成，即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有推動(或限制)作用。當國民經濟過度繁榮時，減少社會保險支出會導致總需求下降，進而會起到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當國民經濟出現蕭條時，增加社會保險支出會導致總需求增加，進而起到降低失業率的作用，

此后，隨著新增長理論的產生和深入，該理論也對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默頓指出社會保障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的保險機制，由于人力資本未來收益不確定且無法通過資本市場交易來分散風險，社會保障提供了一種經濟機制，它可以將個人人力資本的回報看作是個人一生的勞動收入，是對個人一生收入的保險，從而刺激人力資本投資。新增長理論從社會保障與勞動力供給、社會保障與人力資本投資、社會保障管理與人力資本3個方面，研究社會保障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可見，新增長理論為社會保障經濟學開辟了新的研究視角，原因在于從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影響人力資本的積累，并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的視角來考察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所得到的結論與從物質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考察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所得到的結論截然不同。

一、文獻綜述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其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一些關注社會保障制度研究的經濟學家開始將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工具引入到社會保障的相關研究之中。但是，受到當時經濟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以及政府財政巨額赤字和老齡化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學者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影響的認識也出現了許多理解和分歧。

在國外，較早的對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主要圍繞兩者是否存在著相互的因果關系，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社會保障支出效應的差異，以及不同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主體決策的影響。應該指出的是，不同學者在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相關性和因果關系上的判斷各執一詞，尚處于探索和探討階段。例如，Sala-i-Martin(1996)通過研究美國、日本和歐洲五國的經濟發展趨同情況，以及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占GDP的比例，分析了社會保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和貢獻，并認為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正。Gupta等(2005)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的近40個低收入國家樣本，考察這些國家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認為公共支出的構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增加社會保障等轉移支出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在國內，許多學者就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了相關研究。穆懷中(2001)從國家福利和自保公助兩種社保模式出發，運用相關性檢驗和直接回歸方法分析了社會保障支出與GDP、國內儲蓄、投資及私人消費之間的相關影響，證明我國社會保障支出與人均GDP增長呈現高度的正相關。①董擁軍和邱長溶(2007)指出，我國近十幾年來的社會保障支出增長幅度較大，同時經濟增長速度也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他們用協整分析方法對1989年至2003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對我國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均衡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正向關系，并且發現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②于長革(2007)利用C-D生產函數采用OLS方法，就1978-1998年的時間序列檢驗了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結論認為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呈現顯著的負相關。③張欣(2007)研究了社會保障支付對總需求和總供給變量的各種不同影響，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從理論和實證上說明了在經濟蕭條時的社會保障支出可以積極地增加有效需求，從而增加產出和就業水平，在非蕭條時期可以通過正確設計社會保障制度將有助于促進資本積累和社會投資，從而促進長期的經濟發展。

二、實證檢驗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快速發展。1979-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而據國外學者計算，上世紀50年代以來有11個國家和地區在長達25年的時間內，年均經濟增速達到7％以上。同時，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迅速。統計數據顯示，各種社會保險基金(主要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收支水平和結余水平都顯著增長。其中，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從1989年的153.6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10812.3億元，增長了近70倍：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從1989年的120.9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7887.8億元，增長了近65倍：社會保險基金盈余從1989年的81.6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11236.6億元，增長了近138倍。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們利用動態計量模型分析1989―2007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通常情況下，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支出等時間序列數據一般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如果直接采用OLS回歸分析方法就可能會產生“偽回歸”的現象。為此，根據動態計量模型的分析需要，以1989年為基期，利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平減指數獲得國內生產總值GDP和社會保障支出的真實數據。進一步地，本文對相關數據取自然對數，用來消除時間序列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同時這樣的做法又不會改變原來時間序列的協整關系。

(一)相關變量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從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來看，整個社會保障支出主要由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52傷與生育保險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社會優撫與社會救濟等項目組成。其中，后三項是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支出，它與社會保險基金的總和構成了社會保障支出總額。

為了消除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支出時間序列可

能出現的異方差現象，在不改變它們辦整關系的前提下，我們對這兩個時間序列取自然對數。初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和社會保障支出(SS)數據，以及取對數后的lnGDP和lnSS數據參見表1。我們首先對時間序列lnGDP和lnSS進行ADF檢驗(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這種做法主要是用來說明這兩組數據對數情況下是否是同階單整的。根據計算，結果顯示對數化后的lnGDP和lnSS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而經過一階差分后的和則是平穩時問序列，所以二者都是單整序列。

(二)Granger因果檢驗

在對既往研究結果的總結之中，我們發現不同學者對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支出之間關系的判斷并不相同：社會保障支出是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增長差異，而經濟增長對社會保障支出增長的促進作用有多少，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數理邏輯上的因果關系等問題還有較大的爭議。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在兩者是同階單整的情況下，我們通過對兩者做出格蘭杰檢驗來確定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從上面的檢驗結果可看出，對于檢驗的原假設“社會保障支出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我們拒絕它可能犯錯誤的概率為0.8754，這表明不能拒絕原假設，因此社會保障支出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下，我們有足夠理由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保障支出的Granger原因。上面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說明，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支出之間的關系是單向的，即經濟增長推動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

(三)模型的協整分析

從以上因果檢驗可知，經濟增長是社會保障支出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LnGDP是LnSS的Granger原因。進而，我們用LnSS對LnGDP進行OLS回歸，得到回歸方程如下：

lnsst=-12.308+1.7131nGDP+e

(-13.542)(21.154)

R2=0.963,F=447.472，其中括號里的數字是t值，是回歸殘差。最后，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來檢驗擬合方程中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一般來說，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就能夠說明LnSS和LnGDP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否則回歸方程就是一個“偽回歸”方程。我們同樣采用ADF檢驗法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的ADF值小于顯著水平5％時的臨界值。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估計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表明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具有協整關系。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實證分析的對象變量是社會保障支出(SS)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對數形式。因此，我們得到的方程表示的是兩個變量比例變化的關系，也是一種彈性關系。也就是說，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增加1.7131個百分點。

第4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論文關鍵詞:經濟發展水平　差異性　非均衡性　農村社會養老

論文摘要: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規模、結構及社會化程度，我國農村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性較大，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收入、農村東中西部收入及各地區內農民收入差距明顯。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應區分經濟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落后地區分別進行設計，建立非均衡性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為適應農村經濟發展，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探索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新途徑。然而，由于我國地域遼闊，農村人口眾多，地區間差異大，發展極不平衡，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起各地都在積極探討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但由于制度設計缺乏可行性，總是問題多多或中途流產，以致1999年國務院中途叫停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設計、建立與地區相適應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已勢在必行。本文從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等方面著手，對我國建立非均衡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進行探討，以求教于同人。

一、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一)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規模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施中需要國家給予財政支持，實施范圍愈廣，保障規模愈大，所需要國家財政撥款愈多。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社會保障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較高，由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規模較大，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弱，其社會養老保障的規模、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落后，經濟發展水平低，在我國歷年的國民收人中，消費基金一般占70%左右，而消費基金的大部分用于以按勞分配為主要形式的工資部分，只有大約占消費基金10%的部分用于社會保障，這一部分僅占國民收人的7%。而這部分的社會保障基金也只有小部分被用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所以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很小，只集中在經濟較發達地區。

(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結構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結構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各種保險項目之間的比例關系。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情況下，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障需求受到抑制，也只能選擇低水平的保險項目，無法選擇高水平的保險項目，從而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結構表現為低層次性和不完整性。反之，如果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國家有充足的財力滿足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需求，農民有繳費的經濟能力，就可以選擇高水平的保險項目，這種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就會依據社會成員多方面的需求走向項目齊全化和體系完整化。我國由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農民的財力有限，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較低，僅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是反映其模式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籌資的社會化、保障對象的社會化、服務的社會化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主要是由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來決定的，當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高時，農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水平的社會化程度就比較高，資金來源渠道多，保障對象全民化，保障的覆蓋面寬。如瑞典模式，其社會化程度較高，保障對象為全體公民，實現了保障對象社會化;在資金來源上，實行個人和企業納稅并與國家財政補貼相結合的方式，實現了籌資的社會化;在資金的籌措與管理上，普遍采用了基金化、經營化、貨幣化的方式。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因而其社會化程度比較低，籌資渠道也比較單一。

二、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

1.我國城鄉居民收人差距顯著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的整體經濟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數農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城鄉差距逐漸拉大，從表1可以看出，2004年，我國城市居民人均純收人9 421.6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僅為2 936.4元，由此可見，與城市相比，農村居民人均收人水平還相當低，而且差距顯著，因此，不能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險制度，只能建立不同于城鎮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2.農村東中西部地區居民平均收人差距明顯

黨的之后，針對當時的國情，我們黨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全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1978年，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收人水平基本持平，但進人1985年以來，地區收人水平差距逐漸拉大。從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發展相對較慢，而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1985年，東部農村家庭總收人為西部地區的142%，2004年達到169%(見表2)。

3.各地區農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斷拉大

我國農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也在不斷拉大，收人分配極不均衡，低收人農戶與高收人農戶的收人差距進一步擴大。按農戶人均收人水平進行5等份分組(每組各占總戶數的20 0，6 ) ，2001年高低收人組農戶的收人比為6.76:1(以低收人組農戶的收人為1)，2002擴大為6.88:1，2003年進一步擴大為7.32:1(見表3)。

由上述可見，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的許多省市的農村經濟發展較快，經濟發展水平已經很高，農民的經濟實力也較雄厚，與發達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農村經濟水平還很低。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決定了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全國統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只能進行分類設計和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經濟發展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提供物質基礎，即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必須遵循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客觀規律，非均衡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須以一定的經濟基礎為前提，這種經濟主導性規律是導致農村養老非均衡保障的支配性規律，其內涵是農村養老保障實質是一種經濟現象，其保障的非均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性。一般而言，農村不同地區，經濟愈發達的地區，社會化養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而落后的地區則相反;農村同一地區，收人愈高的群體，社會化養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反之亦然。

三、非均衡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

從當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看，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一)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制度

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已經具備了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條件，應積極地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城鄉一體化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為了構建城鄉一體化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可以參照城鎮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具體做法為:

1.保障項目多樣化

經濟發達地區農民生活比較富裕，觀念也比較開放，除了基本生活以外，他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還有更高的需求，在保障標準上，可以多設定一些檔次，并適當地提高每個檔次的水平，以適應發達地區農民的保險需求。

2.加大集體補助與財政支持比例

經濟發達地區是改革開放的前沿，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農村集體經濟的大發展，集體經濟的厚實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集體經濟支持，集體經濟承擔部分農民養老保險的保費也是其責任和義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經濟發達地區集體經濟對改善當地農民生活質量和水平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對農民養老問題卻很少投人，多為直接的現時支付，應該利用集體經濟這一優勢條件，加大農民養老的集體經濟支持力度。同時目前經濟發達地區建立的農村社會保障，當地財政很少支持，保障制度抗風險能力很脆弱，必須從制度上規定連續性向基金注人適量財政資金，加大基金的公共積累水平。

3.規范繳費基數，實行與城鎮一體繳費

以農村勞動力人均純收人作為繳費基數，以與農村勞動力的收人狀況相適應，一方面保證征繳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實現保障與生活水平的對等性，繳費率與城鎮一致，實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性。

4.向農民開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稅，實現農村社會養老的“社會性”

將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費改為社會養老保障稅，解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保費征繳困難和參保群體不穩定性問題，開征保障稅在實現擴面的同時，更能強化征繳，降低管理成本，保證基金的征收和穩定。

5.健全基金的保值、增值機制

發達地區的保障資金的各種管理機制比較健全，投資的機會較多，應該健全機制，有效地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經濟欠發達地區是指收人水平介于貧困與富裕之間的地區，這類地區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占據的比例較大。從收人水平角度而言，是介于貧窮與小康之間的一種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高，農業的產業結構有所調整，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這表明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已經走出了貧困線，但還沒有達到富裕階段。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而且區域內部經濟差異也很大，不完全具備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經濟條件。

欠發達地區應采取以家庭養老為主體，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的養老保障體系。欠發達地區以家庭養老為主體是指在條件不具備或不適合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地區暫不普遍推行農村社會化養老，當一些地區滿足了社會化養老條件后再實施，以及在一些已經滿足了實行社會養老的特殊人群中率先實施社會養老。欠發達地區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過程中應注意下列問題:

1.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為基本原則

欠發達地區在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時，在保障標準上，應堅持宜低不宜高，以能保障其基本生活為前提，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標準。切忌保障水平超出當地經濟承受能力，給國家造成困難和負擔。

2.加強養老保險基金的統一管理與財政支持

養老保險基金的使用一定要建立監督機制，增強透明度。由于欠發達地區投保檔次一般較低，每年收取保費較少，因此，其各級管理機構的人員工資應由財政撥付，其辦公費用，每年按所收保費的一定比例由縣管理處統一提取，分級使用。

3.優先保障重點對象

欠發達地區農村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社會保障能力和群眾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欠發達地區農村的社會保障必須堅持優先保障重點對象的原則，包括五保對象、殘疾人、優撫對象、特困戶等，這對于穩定社會，促進欠發達農村經濟發展，密切干群關系，加強國防建設和促進兩個文明建設，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三)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養老

我國農村經濟落后地區所占比例比較大，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貧困線的標準為206元，在此線以下的低收人農村人口有1.125億，占農村人口總數的14.8%，到2004年農村貧困線的標準為668元，在此線下的農村人口有2 610萬，貧困發生率為2.8%，其中東部地區人口為374萬，中部地區為931萬，西部為1 305萬。農村低收人人口為4 977萬，占農村人口的比重為5.3%，東、中、西部低收人人口分別為837萬、1 744萬和2 396萬。經濟落后地區的經濟主要表現在生產方式原始，生產手段落后，基礎設施薄弱;農民的收人普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收人低，消費差，投人少，自我發展能力弱，生活困難;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低，僅能維持最簡單的消費。由于收人水平低，有限的收人全都用于生活消費，決定了其生產的低投人，導致了自我發展能力弱。

第5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關鍵詞：全民參保登記；統計應用；經濟效益

一、統計學的普遍性與全民參保的相容性

統計思想發展至今，已成為探求各門科學真理必不可少的工具，其應用領域已發展至整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經濟等多個領域，統計學在社會保險中有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十八屆五中全會統一部署在全國實施“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工作。全民參保登記工作以社會保險全覆蓋為目標，通過信息比對、入戶調查、數據集中管理和動態更新等措施，對各類群體參加社會保險情況進行記錄、核查和規范管理，實現社會保險全覆蓋，避免重復參保、重復補貼、重復領取待遇，提高公共資源使用效率。對于現代政府來說，統計學是達到特定的經濟和社會目的制定長期或短期計劃一種應用工具，全民參保登記工作要取得理想效果，必須用好統計學這一必備工具。

二、全民參保登記工作中的統計應用

通過對全民參保登記工作進行全面的分析，發現統計理論滲透于全民參保登記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下面從具體的實施步驟中來闡述統計是如何服務于全民參保登記工作的。

（一）全民參保登記工作準備階段中的統計調查方案。1、確定調查對象。全民參保登記的目標是把所有人員納入社會保險范圍，因此應以村（居）為單位，以全部常住人口為調查對象。2、設計調查表。確定全民參保登記工作需要采集的信息，按照綜合性、具體性、規范性的要求設計《個人信息采集表》，必填項目包括：人員姓名、身份證號碼、參保狀況、學歷、就業信息等，其中家庭住址和聯系電話，為后續摸清參保基數、社保卡應用、社保賬單郵寄工作奠定基礎。另外，從整個人社業務范圍考慮，可以將學歷信息、職業資格信息納入調查范圍，運用高拍儀采集相關證書的照片信息。3、確定統計調查方式。經過多年的基層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各地已經形成了區-鎮-村三級經辦平臺，統計調查以村（居）為單位采取入戶調查再逐級匯總上報的方式，由村（居）協理員根據常住人口入戶采集信息，《個人信息采集表》由村（居）民個人填寫，年紀較大或不識字的由協理員，由鎮以及負責信息的匯總與錄入。4、調查組織方式與經費預算。全民參保登記工作由當地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協調，成立領導小組并下設辦公室，辦公地點為該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領導小組負責組織統籌協調和保障任務、措施、人員、經費、設備“五到位”，指導各成員單位按照各自職責做好相關工作。

（二）全民參保登記工作實施階段中的統計信息整理。1、按照大數據環境下統計信息化建設的指導思路，應開發全民參保登記信息系統，整合城鄉各項社會保險參保信息，通過與公安聯網，建立全省統一的、以身份證號碼為唯一標識的基礎信息數據庫。實現人員信息集中管理，有利于通過統計分析實現各類社會保險已參保和未參保人員的動態管理。2、督導檢查與組織保障。建立全民參保登記信息調查工作的質量責任制，協理員對本村（居）采集信息數據質量負責，如果發現數據不實、有空項、字跡潦草的必須返工。區、鎮一級要成立督導組，深入村戶，監督《個人信息采集表》填寫采集情況，指導相關工作。3、對人員信息的查缺補漏。人員信息采集以入戶調查為主，同時在區、鎮基層公共服務平臺設立信息采集窗口，人員在辦理人社業務的同時可以補充錄入基本信息和證件資料。

（三）全民參保登記工作完善階段中的統計分析評估。1、實現金保工程與人員基礎信息數據庫資源共享，按照統一的數據字段對數據進行歸集，橫向上與各類保險中現有的登記信息進行對比，縱向上與部省級平臺數據進行對比，全面摸清本地區人員參保狀況，通過對人員信息進行全面摸底，摸清未參保人員底數，可以對未參保人員進行精確定位，并對未參保人員數據進行分析，分類施策，進一步規范用工及參保行為，從源頭上全面提升了擴面征繳工作水平和實際效果。2、通過對人員基礎信息數據庫數據管理，定期對參保登記信息進行統計分析，將有關數據分析報告，建立起長效管理機制。對全民參保登記工作進行全面評估總結，向省一級部門書面報告全民參保登記情況，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等。3、對各類群體參加社會保險情況進行記錄、核查和規范管理，實現參保登記單位、人員的全員管理、動態管理、精準管理，通過查詢對比，避免重復參保、重復補貼、重復領取待遇。4、挖掘對社保基金的預測分析能力。通過對人員基礎信息數據庫的分析，進一步發揮全民參保登記基金監控的積極作用，為基金動態分析、預算、評估提供強有力的數據支持，為制定科學的保險基金運行提供。

參考文獻：

[1]劉漢良.統計學教程[J].上海財經大學1997.

第6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關鍵詞：人民法院；保障經濟；社會科學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5-0162-02

今年，中央把“穩中求進”確定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國經濟發展的總基調。如何發揮司法審判職能，落實中央要求和地方黨委政府戰略部署，依法推進和保障當地經濟社會科學發展，是擺在各級法院面前的重大課題，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筆者認為，應至少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大推進力度。

一、必須立足發揮司法審判職能，營造有利于“穩中求進”的良好環境

充分發揮司法審判職能作用，妥善審理各類案件，全力推進平安、和諧、法治、誠信、幸福龍江建設，既是人民法院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憲法法律責任，也是落實“穩中求進”總基調，服務保障我省經濟社會全面健康科學發展的基本出發點和根本立足點。

（一）強化打擊職能，為“穩中求進”提供穩定的治安環境

要嚴格貫徹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八）》和即將實施的新刑事訴訟法，準確把握法律政策規定、具體案件情況、社會治安狀況和社會公眾反響，穩妥做好重大敏感案件、集團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尤其要依法嚴厲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暴力恐怖犯罪、“”等組織犯罪、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暴力犯罪、多發財犯罪、涉眾型經濟犯罪、重大安全生產事故犯罪、重大交通肇事犯罪、貪污賄賂瀆職犯罪，積極參與打黑除惡、掃黃打非等專項行動，嚴厲懲處極少數，教育感化大多數，促進平安龍江建設，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創造穩定的治安環境。

（二）強化規范職能，為“穩中求進”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積極參與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專項行動，引導和規范市場經濟行為，鼓勵公平競爭，倡導社會誠信，建立健全社會誠信體系。審慎處理涉及企業改制、破產清算、股權糾紛、債權債務糾紛等案件，依法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依法制裁非法集資、非法傳銷、制售假冒農資等生產、流通、金融等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依法加大執行工作力度，充分發揮執行聯席會、執行聯動威懾機制、定期不履行生效裁判信息等制度機制作用，形成全社會共同治理執行難的強大合力，兌現合法權益，制裁失信逃債行為。加強與工商、稅務、銀行等協作配合，加強信息交流與溝通，努力形成發現、預防、控制和打擊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合力，為招商引資和各類經濟主體健康發展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三）強化調解職能，為“穩中求進”提供和諧的社會環境

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進一步建立健全司法調解與行政調解、仲裁調解、人民調解、行業調解的協調聯動機制，整合多方力量，實現各種調解手段的有效銜接，有效化解各類矛盾糾紛，避免矛盾激化。對常見多發糾紛，要注重發揮人民調解組織貼近群眾、手段靈活的優勢，爭取以快捷簡便的方式予以化解；對勞動爭議、人事爭議、農業承包合同糾紛，要努力通過仲裁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加以化解；對歷史遺留、宏觀政策調整中引發的群體性、連帶性矛盾糾紛，要充分發揮黨委領導和政府主導作用，引導當事人先行通過行政調處渠道解決，確保矛盾糾紛及時有效化解。要從保障和改善民生出發，進一步建立健全司法救助制度，使司法救助制度更加完善，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必須自覺踐行能動司法理念，不斷強化服務保障發展的有效措施

人民法院服務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正確把握和處理司法能動性與司法功能有限性之間的關系，既要堅持以能動司法理念指導司法審判實踐，主動服務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又要注意劃清能動司法與司法萬能論的界限，不能包打天下、違法越權行使審判職能

（一）緊緊圍繞黨委、政府中心工作，及時出臺司法指導意見

時時關注我省經濟發展進程，深入研判相關案件規律特點，及時制定出臺司法指導意見，開展好服務保障工作，防止政出多門、各自為政，形成整體合力，提高服務保障效果。結合目前我省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情況，按審判戰線加強調查研究，及時調整、修訂和完善服務我省大農業、大礦山、大油田發展，優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環境，促進對俄、日、韓貿易，保障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化解土地承包糾紛、征地拆遷糾紛、旅游糾紛、醫患糾紛等方面的司法指導意見。

（二）積極開展“司法服務大走訪大調研”活動，積極回應企業、社會司法需求

各級法院要經常組織法官走訪調研我省在推進“經濟區、十大工程”建設中油田、煤礦、農區、墾區、森工、鐵路、交通、非公企業等發展運行的新變化，以及對審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找準服務經濟發展的切入點和著力點，抓住突出問題，及時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及時提出司法建議，認真聽取企業領導、員工、社會各界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對司法審判工作的意見建議，及時加以改進，切實滿足各方面的司法需求，回應關切期待。

（三）加強審判監督指導，提升整體服務保障水平

要落實最高法院和省法院的要求，加強對重大案件的統籌協調。對涉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新型、重大、疑難案件以及涉眾、集團訴訟案件，各地各級法院之間要加強信息溝通，認真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上級法院要加強協調指導，依法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爭取最佳審判效果。要加強對重大案件的統籌處理，在堅守法律底線前提下，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運用多種手段處理好企業破產、國企轉制、債務糾紛等案件，用好用活訴訟保全、先予執行等訴訟措施，既依法維護公平正義，又幫助企業渡過難關，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三、必須切實肩負起社會管理職責，積極推進社會管理的創新發展

人民法院每一項司法審判工作、審理的每一起案件都是參與社會管理的具體實踐。在當今社會轉型加快、新老矛盾疊加交織的情況下，只有不斷推進和創新社會管理，社會才能和諧有序，經濟才能平穩較快發展，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參與和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既是歷史賦予人民法院的光榮使命，也是人民法院責無旁貸的神圣職責。

（一）堅持公正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之一。司法公正作為人民法院工作的靈魂和生命線，是社會公正的重要內容，又是促進社會公正的重要途徑。只有公平公正審判案件，從而化解矛盾糾紛，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人民法院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價值才能得以實現。

（二）堅持公開司法，推進法治建設進程

人民法院在宣傳普及法律知識、強化全民法治意識、弘揚法治文化方面有著獨特優勢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通過以案講法、庭審直播、法律“六進”等方式，發揮普法宣傳功能，把人民法院打造成為重要的普法宣傳陣地和法治文化建設平臺；要把弘揚法治貫穿執法辦案全過程，讓廣大民眾在親身感受司法、參與司法、了解司法的過程中，培養法治意識、規則意識，自覺參與法治實踐，夯實依法治國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要堅持用法律觀占領法治文化陣地，自覺通過執法辦案彰顯法治文化的發展方向，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增強廣大民眾理解和認同，促進全民尊法、守法社會氛圍的形成。

第7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關鍵詞：大都市圈；經濟整合；三位一體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9）05－0005-04

在大都市圈經濟整合過程中，政府、企業和個人都圍繞著市場而尋求自身的社會目標。一般地說，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個人追求就業和消費效用的最大化；政府則主要考慮為公平競爭提供一種有利的社會環境，力圖在穩定中促進經濟增長。要使政府、企業和個人這三者在大都市圈經濟整合過程中能夠協調發展，共同促進大都市圈功能的強大和優化，依靠單一的機制是很難實現這一目標的，必須是政府、市場和社會中介組織三種機制共同作用，協同發展。因為大都市圈內的政府、企業和個人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目標和行為模式，呈現出一個十分復雜的大系統，使這三者關系的協調變得十分不易。政府依靠權力的強制行為常常變得無效；市場機制可能因為圈內企業的過度競爭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社會中介組織又因天生的弱點而難以擔當重任。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們逐步認識到了只有市場機制、政府機制和社會中介組織三種機制有機結合，才能實現大都市圈經濟整合，即要實現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必須在完善和健全這三種機制的基礎上，實現三者的融合。

一、市場機制、政府機制與社會中介組織的效率比較

市場機制、政府機制與社會中介組織都是經濟整合中的重要機制，但是這三種機制在大都市圈經濟整合中的效率是不一樣的，所發揮的作用是有差異的。下面筆者對這三種機制的效率進行一些必要的比較，為構建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機制創造條件。

市場機制是現代經濟社會的主要運行機制，是現代化市場體系的主要運作模式，大都市圈經濟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延伸，在其發展和壯大過程中同樣要受市場機制的作用。離開了市場機制的運作，大都市圈經濟整合就成了空中樓閣，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整合的基礎就不復存在。可見，市場機制是企業及個人等微觀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推動大都市圈經濟功能的優化與整合以及實現大都市圈利益共享、功能互補和結構優化的最佳機制。從國內外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現狀來看，不管是美國的紐約大都市圈、日本的東京大都市圈還是法國的巴黎大都市圈都是市場機制推動的產物。市場機制是推動這些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重要動力源泉，是這些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主導機制加速了這些大都市圈內的企業集聚、人口集中和產業集群。要實現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必須順應市場機制的客觀要求，按照市場機制的原理進行整合，才能真正實現圈內城市之間產業結構優化、空間布局合理和資源配置有效，即市場機制在三種機制中是最有效率的。

雖然市場機制是推動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最有效率的機制，但是由于市場機制自身的缺陷，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會出現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可能使大都市圈內各城市間的產業結構、資源結構和人口結構分布不合理，導致圈內城市之間分工不合理、整體規劃缺乏統一性和協調性，引發圈內城市間的惡性競爭。這會削弱其參與國際和國內大都市圈之間競爭的能力，不利于大都市圈整體功能的培育和整個大都市圈經濟的整體發展。要克服市場機制失靈問題，協調不同城市之間的利益分歧，還得依靠政府機制才能有效解決。政府機制在協調不同城市之間的利益分配、統一規劃和布局整個大都市圈空間結構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機制能縮短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時間，能加速圈內資源的共同開發和利用速度，具有強制性和時效性，其克服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足，從而可以根據圈內城市之間產業鏈條的比較優勢差異而合理定位不同城市的功能，克服了市場機制的盲目性給大都市圈經濟整合帶來的資源浪費，而且政府機制能夠實現城市之間基礎設施的暢通和城市之間空間布局的一體化，為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提供良好條件。政府機制盡管可以縮短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時間，加速大都市圈規劃整合的速度，在協調不同城市之間的利益分配和布局方面具有很大優勢，然而，政府機制像市場機制一樣由于自身的缺陷也會出現失靈。城市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它同樣符合“經濟人”的假定，同樣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這樣在整合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矛盾，特別是執政的地方官員更是如此，他們往往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進行市場封鎖與分割，從而導致大都市圈城市政府之間各自為政的現象漫延。雖然長期利益的協調需要中央政府和大都市圈協調機制功能的發揮，但是僅僅依靠中央政府和大都市圈協調機制還不能完全解決這些矛盾，還需要依靠社會中介組織功能的發揮。因為社會中介組織是一種“劑”、是一種“調節劑”、是一種“催化劑”，它的功能發揮彌補了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之間的不足，起到了連接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橋梁作用，是一個信息溝通的“橋梁”、是一個協調的“橋梁”。社會中介組織還是協調大都市圈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軟約束機制，是推動大都市圈內不同利益主體關注短期和長期利益協調的主體，它可以推動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功能的完善和發展，培育圈內不同利益主體的自律與他律行為，維護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社會環境和運行機制。

二、三種機制的分工與經濟整合機制的構建

三種機制的效率是有差異的，三種機制如何分工與定位，是大都市圈經濟整合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上文已經對三種機制各自的優勢與不足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分析，了解了三種機制各自的作用領域，為此，筆者根據上文的分析來確定三種機制在大都市圈經濟整合中的分工與定位。

市場機制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主導機制。沒有市場機制中國不會出現大都市圈，沒有市場機制也不會有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機制的研究。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工業化和城市化率越高，經濟整合的動力越足。1978年美國紐約大都市圈和1980年日本的東京大都市圈的城市化率分別達到了87%和6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也達到了36%，其中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化率為45%，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率為50%，京津冀的城市化率稍微低一些[1]。目前，這三大都市圈的城市化率基本上跟美國和日本的大都市圈的城市化率相近。這些數據說明了市場機制是推動中國大都市圈形成的主要動力因素，也是促進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主要動力。市場機制主要的分工與定位是市場經濟微觀主體能夠自主解決的領域，其包括大都市圈內的資金流、技術流、物流和人才流等完全可以按照市場機制規律自由運行的領域。市場機制是趨利機制，它的運行可以極大地推動大都市圈內產業結構的優化與重組，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形成相應的產業集群，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發展要求。恩格斯曾經這樣描述過市場機制在建立城市相互間經濟聯系時的作用：“城市彼此發生了聯系，新的勞動工具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生產和商業的分工隨即引起了各城市間生產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個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工業部門占有優勢。最初的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2]。”如果脫離市場經濟的制度結構和環境，用計劃經濟的方式解決計劃經濟遺留問題，不符合時展的要求。王一鳴指出，“大都市圈在我們國家地位的突出主要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如果用行政力量推動，我們也推動過，總的是不成功的。現在市場經濟發展以后，有了這種整合的需求。[3]”所以說，市場機制是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根本動力。市場機制加強了各城市間的經濟聯系，帶動了圈內城市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為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并促進各城市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轉換與升級，最終促進了大都市圈經濟的整合。

然而，市場機制在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中也是一個長期的制度建設過程。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在大都市圈制度建設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有效率的并且是有秩序的大都市圈，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必須由政府來生產足夠數量的公共產品，由政府來對大都市圈的發展進行合理規劃，并且還要由政府對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運行機制進行必要的管理乃至經營。因此，大都市圈經濟整合不僅需要中央政府的統一組織和協調，更需要大都市圈內各個城市政府之間的互相配合和支持。堅持統一規劃設計、統一有序發展、統一利益關系、統一共擔風險的原則，共同加快推進大都市圈發展中的經濟整合步伐。一方面，政府要“有所不為”，即要尊重市場規律，努力讓市場機制在大都市圈經濟整合過程中發揮根本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有所為”，即要發揮政府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培育和完善市場機制，強化中心城市功能，積極扶持大都市圈內城市的發展，同時，也要在大都市圈制度建設方面下工夫，積極鞏固大都市圈形成發展的成果[4]。

盡管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在催生和推動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方面是兩股主要力量，但由于兩者都有其自身的不足，所以如何有效地促進大都市圈經濟整合中的信息溝通、利益協調和文化融合，則需要介于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之間的社會中介組織來解決。社會中介組織包括市場中介組織、商會、民間團體等組織，他們可以培育行業自律，可以協調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矛盾，可以為政府提供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民間思路，克服政府機制脫離地域文化的弊端。社會中介組織是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的必要補充，是一個輔助機制。沒有這個機制，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的弊端就不可能克服，即社會中介組織主要定位在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不能很好解決的領域，以分擔政府機構的部分職能，強化企業等微觀主體的自律行為。

通過上面對三種機制的分工與定位分析，筆者認為市場機制主要在微觀領域，政府機制主要在宏觀領域，社會中介組織主要在中觀領域，從而形成“三位一體”分工與融合的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機制。“三位一體”的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機制是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機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以及社會中介組織對經濟的協調、作用，三者相輔相成和相互促進，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三者的作用，不能將三者人為地割裂開來，這是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前提。在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進程中，以市場機制中的微觀主體的自主能動為基礎，通過市場上各種價格的變動、供求關系的變化以及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等來推動經濟運行，實現資源配置。政府機制則對市場機制的發育、市場體系的健全、市場規則的完善以及市場環境的優化起著重要的建設性作用，社會中介組織則提升了公共參與和監督意識，是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溝通與協調平臺。在美國，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機制十分健全，美國政府從制度上確立了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合法性，實施公眾參與已成為美國大都市圈規劃的主要內容和重要意見。總之，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是市場機制、政府機制和社會中介組織三者合力作用的結果，三者共同推動了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

三、“三位一體”機制有效運行的環境條件和制度保證

“三位一體”的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機制要有效地運行，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條件作保證，沒有相應的環境條件和制度保證是難以實施的。筆者認為，其需要以下幾個方面的環境條件和制度保證。

1. 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自由流動。大都市圈經濟整合需要圈內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暢通無阻，這是經濟整合的前提條件和重要基礎。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貫穿于大都市圈經濟運行的始終，沒有要素投入和產品銷售的過程，就談不上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過程，整合的前提是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自由流動。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市場對大都市圈內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沒有統一的市場體系，大都市圈內就不可能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最優化配置。

2. 合理的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這是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機制中社會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實現形式和最終結果。社會經濟資源是否實現了最優化配置，必須對配置的最終結果進行檢驗，而進行檢驗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呈現出來的。在經濟區域內，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不合理，直接反映著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乃至負效率，并最終影響到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進程。

3. 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環境保護網絡。這是實現大都市圈發展的經濟整合的重要橋梁和實施路徑。市場建設和要素流動都是通過基礎設施作為實施條件，而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的形成也是以基礎設施作為依托條件。大都市圈內基礎設施完善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要素流動的規模與水平，并最終影響到市場一體化的發展過程。此外，如果環境保護分而治之或缺乏必要協調，對大都市圈內要素流動的流向和流速的影響也是非常大，這種影響也是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障礙。

4. 統一的經濟運行和管理機制。這是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模式和構架基礎。大都市圈經濟發展都是以一定的經濟運行規則進行的，并且受到一定的管理機制的規范，不同的經濟運行和管理機制，對經濟發展起著不同的影響，大都市圈經濟整合要求大都市圈內各經濟主體具有相同的或相協調的經濟運行與管理機制。

5. 協調的制度構架和政策措施。這是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制度規范和法律保障。不同的制度構架與政策措施，不僅導致各經濟主體經濟發展結果的差異性，而且直接影響著大都市圈經濟整合的進程。

6. 社會中介組織參與度的提高。社會中介組織是大都市圈經濟整合中的社會參與機制，是適應社會地域文化和市民社會的客觀產物，符合大都市圈內的文化基礎。沒有社會中介組織的參與，政策的落實和協調就難以到位。社會中介組織參與度的提高是社會認知度的提高，社會認知度提高，大都市圈經濟整合機制就有了社會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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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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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歐陽慧.謹防當前我國城市群、都市圈發展誤區［J］.北方經濟，2007，（2）.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Guarante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in Metropolis Circles

Wang Shengjun

（School of Literitual and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第8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關鍵詞】保險業 經濟增長 ADF檢驗 協整檢驗 格蘭杰因果檢驗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云南橋頭堡戰略的實施，云南省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根據公布數據顯示，2013年云南省實現生產總值（GDP）11720.9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2.1%，增速位列全國第三。在保險業方面，截止2013年底，云南省共有保險公司法人1家，保險省級分公司32家，其中財產保險省級分公司20家，人身保險省級分公司12家，中介及其以下機構2643家；全省實現保費收入320.77億元，同比增長18.24%，其中財產保險公司實現保費收入160.92億元，同比增長23.96%，人身保險公司實現保費收入159.85億元，同比增長12.98億元。保險從業人員突破8萬人，發展隊伍進一步壯大。

因此，可以看出，云南省的整體經濟和保險業都在同步的取得進步，那么，云南省保險業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相關程度怎樣？如何更好的發揮保險業的作用，擴大保險業服務經濟增長的深度和廣度？這些問題將是促進保險業和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重要議題。

基于上述問題，本文以云南省的保險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為背景，充分研究2003～2013年的相關數據，從理論上論述兩者的相關關系，為云南省保險業的發展提供可行性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基于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的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不斷增多。國外學者對二者的關系做出的研究主要是Outreville（1990），他通過研究55個發展中國家的橫截面數據，說明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與保險市場的發展之間具有正向關系，也就是保險市場的發展可以促進金融的發展。Ward D.L.Zurbruegg（ 2000）分別對OECD的9個成員國的保險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結論為不同國家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是一塵不變的，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一些國家是保險業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而在另外的一些國家的情況則恰恰相反，是經濟的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并且指出，作為歐洲保險業市場規模最大的英國，保險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也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在接下來的研究中，Arena（2006）對56個國家在1976～2004年期間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和分析，得出國民經濟增長與保險行業的發展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并且兩者協調發展，相互促進、相互影響。

國內學者黃英君、陳曄婷采用自回歸模型（VAR），對1982年～2010年中國的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十分微小的，是經濟增長的需要促進保險規模的擴大，但保險業的運行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邵全權運用計量分析了中國1個省市在1999年～2008年的面板數據，得出結論，在人壽險方面，壽險的發展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這種促進作用正在逐漸降低，在財產保險方面，運用不同的方法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王曉英、彭雪梅利用2000～2009年四川省的相關數據分析了四川省保險業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保險業和經濟的增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保險業在規模和速度上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相一致，并且在增速上保險業的發展大于經濟的增長速度。曾素芬（2009）采用面板數據的分析方法，對保險收入和GDP之間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并計算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彈性系數，得出彈系數值介于0.1和0.2之間，也就是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為顯著。

三、保險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析

（一）經濟發展推動保險業增長

保險業的發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產物，良好的經濟環境是保險業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可以不斷的刺激保險需求的增長。

保險需求并不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是只有當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后才會產生的對風險規避的需求。只有當經濟發展了，社會財富和人均收入增加，當人們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為已經積累的財富支付保險費，而這部分保險的支出，來源于新增加的收入。同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同樣會促進對壽險產品的需要。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在解決了當前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后，人們會考慮人身、養老、醫療等安全需要和對旅游等更高層次的需求所帶來的對保險的保障需求。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企業在考慮經營風險時，會對已有的規模不斷擴大的財產進行投保等都會影響保險業的增長。

（二）保險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

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的增長有促進作用，保險業的發展可以不斷的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保障，也就是保險業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保險可以通過轉移風險、均攤損失、實施補償、抵押貸款等手段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促進經濟的增長。

保險的風險轉移和補償機制可以讓一個風險厭惡型的消費者放心的購買支出較大的商品，如汽車等，這些在保險機制起作用的條件下的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之一。此外，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正外部性還體現在保險業可以減少經濟體內的風險。保險業內逆向選擇的現象普遍存在，病人比正常人、開車不謹慎者比謹慎者更愿意購買保險，這些行為會使保險公司的賠款額增加，自然會使保險公司提高價格，這種價格的提高會倒逼投保人收斂自己的行為，對社會總財富的積累有積極的意義。

四、保險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云南省的實證分析

根據對以前學者關于保險業發展理論的學習，明確衡量保險業發展總體規模的指標主要有保費收入、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三個。保費收入是保險公司為履行保險合同規定的義務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對價收入，是衡量該地區不同時期保險業發展規模的指標。保險深度=保費收入/同期GDP，該指標反映該地區保險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保險密度=保費收入/同期人口數，反映該地區居民參加保險的程度。這兩個指標之間的關系是：保險深度=保險密度/人均GDP，都反映該地區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和保險業的發展速度，指標值越大，說明保險業的發展規模越大，保險的覆蓋面越大。本文主要采用GDP衡量經濟的增長，采用保險收入、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的發展。本文以2003年～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對云南保險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指標選取

在此，筆者根據之前學者的研究和相關文獻的參考，選取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的發展，以人均GDP衡量經濟的增長，并根據2003～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數據。數據均根據《云南省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整理的得到。為避免時間數列數據之間的異方差，我們對數據取自然對數。在研究保險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采取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相關分析。本文的計量工作是EViews8.0。

（二）實證分析

在利用時間數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是，要求原始數據是平穩的，否則，所建立的回歸方程是虛假的，所以為了對原始方程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進行驗證，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

以y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對數值，x表示保險密度的自然對數值，得到下表：

根據表1，得到的人均GDP的對數值和保險密度的對數值，對二者分別進行ADF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2可以看出，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在1%、5%、10%的顯著水平下，所得到的ADF檢驗值都大于其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因此不能拒絕原假設，即認為人均GDP的對數值、保險密度的對數值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在對其進行ADF檢驗，結果仍然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ADF的檢驗值大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不拒絕原假設，也就是在一階差分的基礎上，人均GDP的對數值、保險密度的對數值仍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再次，對他們進行二階差分，進行ADF檢驗的結果是在1%、5%、10%三個顯著性水平上ADF檢驗值都小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因此，拒絕有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在二階差分的基礎上，序列趨于平穩，人均GDP和保險密度滿足二階單整條件，屬于Ⅰ（2）型經濟變量。

因為人均GDP和保險密度都滿足二階單整Ⅰ（2），所以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通過協整檢驗說明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利用EG兩步法進行檢驗，其基本步驟為：第一，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找出變量之間的系數表表達式，第二，用ADF檢驗來檢驗殘差。

用OLS估計的結果：

由OLS估計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擬合優度良好，繼續對殘差進行ADF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殘差估計值序列為零階單整，因此，可以判斷協整回歸方程有意義，也就是人均GDP與保險密度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其中一個變量的變化能夠引起另一個變量的變化。

由上述的協整檢驗可以說明變量之間的長期依賴關系，但是沒有說明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需要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此來確定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下面利用EViews8.0中的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人均GDP和保險密度進行因果關系檢驗。

由表4可以看出，在滯后一期的情況下，有92.85%的把握確信人均GDP是保險密度的格蘭杰原因，只有49.26%的把握確信保險密度是人均GDP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可以說明人均GDP是保險密度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存在由經濟增長到保險業發展的單項因果關系，國民經濟的增長有利于保險業的發展。原因在于，經濟的增長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從而增加了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因此促進了保險業的發展。但保險業的發展并沒有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我國保險市場尚未完善，各種政策限制和投資渠道的不完善抑制保險。

五、結論和展望

從上述關于云南省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在長期有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因此需要保證保險業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互協調，結合保險公司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貢獻，不斷完善與保險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保險產業政策，保險行業法規和行為準則，健全市場機制，從法規建設、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等方面共同形成對保險公司、保險中介機構和投保人的政策支持，為保險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其次，云南省的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存在一種單項因果關系，即人均GDP的增長促進保險密度的增長，相反地，保險密度的增加沒有很好地促進人均GDP的增長。，因此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證云南省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讓居民獲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保險的保險產品的消費能力，以此來促進保險業的發展。

最后，云南省保險業發展相對緩慢，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在于云南省保險業起步晚，基礎薄弱，發展水平低，市場尚未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從而抑制保險業的發展。從而保險業需要加大創新力度，形成管理創新、業務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服務創新、人才選撥和培養制度創新等創新局面。在不斷創新的基礎上，還要勇于實踐，不斷開拓和發展保險業發展的新途徑、新模式，不斷增強保險業持續發展的動力。

總之，云南省保險業正處于發展的最好時機，應抓住機遇，完善保險服務，建立成熟的保險市場，擴大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真正發揮保險業服務經濟、服務社會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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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桂榮.上海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1）：53-56.

[4]魏培元.四川保險業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實證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08（01）：133-136.

第9篇：經濟發展的保障范文

__縣人民政府縣長__x

__縣位于山西省東南部，太行山東南端，是一個干石山區、革命老區和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是一方歷史悠久、民風淳樸、山川壯美、氣候宜人、區位優越的寶地。改革開放以來，__縣委、縣政府堅持把推進生態環境建設作為改變全縣貧困落后面貌的一項基礎工程、治本工程、造福工程來抓，20年如一日堅持不懈，29萬人民群眾齊心協力，取得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步提高、協調發展的突出成效。站在新世紀新階段，回顧我縣生態環境建設的歷程，展望我縣生態經濟建設的前景，我們倍感自豪，也更加充滿信心。

發揚艱苦奮斗精神，生態環境建設邁出大步伐

一是持續大搞荒山綠化和退耕還林。改革開放20多年來，__縣八任書記、十任縣長緊緊圍繞“在萬分之一的國土上搞綠化、做貢獻”的戰略決策，持續開展綠化接力賽，帶領全縣人民群眾樹綠化志、干綠化事、創綠化業，將原來只有7萬畝次生林的荒山禿嶺建設成為近90萬畝的濤濤林海，使全縣150多個山頭無山不綠，3368條溝壑溝溝有林，森林覆蓋率！達到47.6。為加強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從20__年起，我們發動群眾肩扛手抬，用石頭壘起了7000多華里的森林防護墻，被譽為“天下第一墻”，并奪得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紀錄。

二是突出狠抓小流域治理和水土保持。我們堅持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小流域治理作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建設良好生態環境的一項重要舉措來抓，溝坡嶺河灘科學規劃，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累計新修基本農田8萬畝，完成小流域治理面積20萬畝，打井建水窯7000孔（眼），建成各類飲水工程184處，解決了全縣287個村莊、9.7萬人的飲水困難問題。

三是積極開展城鎮綠化和小城鎮建設。我們以打造中國北方綠城為目標，按照風景化、園林化、林蔭化、多樣化的要求，見縫插綠，拆墻透綠，持之以恒地大抓縣城綠化工作，縣城及縣城周邊綠化總面積達到2406畝，綠地面積達到1267畝。建設園林化庭院、園林化單位、園林化小區80多個，縣城綠化覆蓋率達到20.54，綠地率達到11，人均公共綠地達到21.81平方米，山水園林縣城初見雛形。與此同時，積極推進園林化鄉村建設，全縣涌現出了常平、晉莊、橋上等一批園林化鄉鎮和小逢善、河西莊、西柏林等一批園林化村莊。

四是大刀闊斧治理工業污染。近年來，我們采取“關、停、并、轉”等辦法，先后取締中小企業65個，淘汰關閉落后生產能力企業8家。投入巨資對重點企業進行污染治理，大力推行清潔無害化生產，使企業內部變廢為寶，化害為利，吃干榨盡，實現循環生產。目前，全縣工業廢水污染排放達標率達到96，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達到87，工業污染防治工作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探索綠色經濟路子，生態環境建設帶來新效應

在大力推進生態環境建設的同時，我們依托全縣良好的生態優勢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努力實施綠色戰略，積極發展綠色經濟著力培育綠色產業，初步走出了一條發展綠色經濟的新路子。

第一，生產生活環境明顯改善。從1978年到20__年的20多年間，全縣森林覆蓋率由5提高到47.6。水土流失面積由83下降到15以下，年侵蝕模數由4300噸下降到了150噸，年降雨量達到近600毫米，氣候相對濕度提高了15個百分點，無霜期延長10—15天，旱、洪、雹、霜等自然災害減少43，豹、鹿、紅豆杉等瀕危珍稀動植物重現高山深峽，全縣生態環境明顯改善，我縣也因此榮獲了“全國造林綠化先進縣”、“全球環保500佳提名獎”和“全國生態建設示范區”等榮譽稱號。

第二，綠色產品開發初見成效。全縣綠色種植基地面積達到20萬畝，有7個農產品通過國家綠色認證，奶牛、肉驢特色養殖發展勢頭良好，全縣建有奶牛、肉驢養殖小區36個，奶牛達到1650頭，肉驢達到2900頭。農業產業化進程明顯加快，九牛寨乳業、郭氏羊湯、紫團飲業、辛寨陳醋、西街裕豐釀造、西柏林豆制品等農業龍頭企業規模進一步擴張，帶動了一產發展，促進了農民增收。去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136元。

第三，旅游產業開發快速發展。地外我縣東南部的太行山大峽谷，綿延百里，景色奇異，是國家森林公園和國家地質公園。近年來，我們充分依托景區良好的生態環境，加大綜合開發力度，制定了整體規劃，修建了旅游循環路，改善了通訊設施，開發了旅游商品，興建了接待設施，打造了八泉峽、紅豆峽、黑龍潭等一批精品景點，尤其是在北京、鄭州、石家莊、太原等城市舉辦了宣傳推介會，去年5月份成功舉辦了“中國長治·壺關太行山大峽谷國際攀巖邀請賽”，進一步擴大了太行山大峽谷的知名度。

第四，企業技術創新步伐加快。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綠色經濟的大力發展，大大加快了全縣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環保治理，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產品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常平集團200萬噸煉鋼一期工程采用世界一流的四機四流連鑄技術，環保嚴格按照國家要求采用二次除塵，轉爐采用全電腦控制，實行清潔式生產，是長治市第一家環保型鋼鐵企業。壺化集團4000萬發鋼性藥頭電雷管自動生產線項目的 設計規模、生產工藝、自動化程度居世界領先水平。環海集團20萬噸熱軋不銹鋼帶項目科技含量高、環境污染小，具有國內一流水平。莊益通公司1000噸電子精細硅微粉項目在科技含量上更是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在這些高新項目帶動下，縣域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__年全縣生產總值達到17.8億元，財政收入達到2.5億元。

堅持科學發展理念，生態經濟建設再創高水平

搞好生態環境建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去年我縣被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確定為山西省首家全國中小城市生態經濟建設實驗區，為我縣加快生態環境建設，促進縣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贏得了難得的機遇。我們決心以此為新的起點，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生態環境建設為基礎，堅持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相結合，堅持生態建設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努力推進生態與經濟雙贏共進：

一要在生態環境建設上實現新飛躍。牢固確立生態環境不僅要保護和修復，更要注重建設的理念，把建設“綠色壺關”作為最大的生態工程，在發展中優先保護生態環境、在建設中優先建設生態環境，繼續大搞植樹造林，切實抓好低效林改造相混交林建設，全面加快草地發展、城鎮綠化、通道綠化、園林化建設等生態環境建設基礎工作，力爭利用3—5年時間徹底綠化剩余的近20萬畝荒山面積，使全縣有林面積達到100萬畝，森林覆蓋率達到50以上。

二要在生態農業開發上實現新突破。堅持走“公司 基地 農戶”發展之路，實現規模化經營，多元化發展，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重點培育壯大紫團、壺化、開源三個乳制品加工企業，玉米加工、小雜糧加工、陳醋、羊湯、豆制品加工等8大龍頭企業，積極引資建設肉制品加工項目。突出抓好優質玉米、小雜糧、無公害蔬菜、中藥材和食用菌基地建設。大力發展優質奶牛、生豬、肉驢、羊、雞和特種養殖。認真搞好農業高科技項目的引進推廣工作，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同時，要繼續抓好小泉小水、小流域治理、中低產田改造、節水灌溉、農村交通、沃土工程和農村沼氣等農業基礎工程建設，不斷改善農業和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農民增收，加速農村發展。

三要在做大旅游產業上實現新目標。牢固樹立抓旅游產業就是抓生態經濟的新理念，按照開發與保護并重的原則，搞好太行山大峽谷自然風光旅游區各景區詳細規劃，建設旅游專用交通道路，加大精品景點開發力度，完善旅游服務設施，強化旅游宣傳促銷，增強旅游知名度和美譽度，力度在太行山大峽谷擁有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森林公園兩塊牌子的基礎上，把大峽谷建成國家aaaa級景區，培育成全第市一、全省一流、全國有名的旅游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