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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變革已進入具體準則創新階段。在此階段,當地經過自立性準則創新在重點范疇和關鍵環節先行先試,成為了推進變革向縱深發展的主要方法。在2003年開端施行統籌城鄉、“四位一體”科學發展總體計謀基本上,于年月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變革實驗區(以下簡稱“實驗區”),針對“城鄉二元體系體例”這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條理矛盾,開展了一系列以自立性準則創新為特征的先行先試探究,在體系體例轉軌新階段中,為全國變革創新發明了很多有價值的經歷。這些變革探究,歸結起來首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探究。所謂新型城鄉關系,就是經過準則創新,構建持續發展一體化新機制,完成城鄉之間人口自在遷移,要素自在活動,公共效勞平衡掩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一探究,是一項觸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工程。經由30多年變革開放,當前我國總體上曾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構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式的新階段,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曾經成為新期間統籌城鄉發展的計謀基本。“實驗區”經過系統推進城鄉規劃、財產發展、市場體系體例、基本設備、公共效勞和治理體系體例一體化,以鄉村地盤產權準則、戶籍準則變革為中心對構建新型城鄉關系進行了勇敢測驗。
二是對優化城鄉功用和形狀的探究。的統籌城鄉發展是在1.24萬平方公里、以平原為主體的區域內進行,沒有山區、丘陵的天然阻隔,城市與周邊地域的經濟社會聯絡相對嚴密,城市和鄉村人口根本相當,統籌城鄉的變革和探究更多地表現“城”與“鄉”若何完成功用與形狀的交融,然后構成一個“城鄉一體”的大都會區。在此布景下,在以“三個集中”提拔城鄉空間集約應用程度的基本上,提出了“全域”的理念,明白了構成人口、資本、情況協調發展的總體功用分區,確定了一批指導財產有用堆積的計謀功用區,對全域進行統籌規劃,統籌布置全域局限內的要素活動和財產結構,以此推進城鄉功用和形狀的合理重組與更迭。
三是對農業、鄉村發展的探究。農業、鄉村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只要從發展機制和情況上改變了農業、鄉村的相對弱勢位置,才干提拔農業、鄉村的自我發展才能;在鄉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城市疾速發展的還,完成農業、鄉村本身的同步發展,然后在真正意義上完成城和鄉的“統籌”發展。“實驗區”經過對農業、鄉村發展的基本性準則進行變革和創新,以縣政府指導的方法構成有益于農業、鄉村發展的市場情況,將鄉村地盤產權準則變革、鄉村金融創新、鄉村集體經濟組織方式創新相結合,構成了推進農業、鄉村發展的縣政府與市場的合力。
四是對社會治理變革創新的探究。當時階段,我國體系體例變革的目的曾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經濟體系體例變革,而是更深條理的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具體革新;變革的前史任務不只僅是改變經濟體系體例,更主要的是改變經濟發展方法和構建調和社會。“實驗區”相同肩負著對體系體例變革新范疇進行探究的工作,在對鄉村地盤產權、戶籍準則、金融體系體例等深條理范疇進行探究的基本上,“實驗區”將變革的觸角進一步深化到了底層管治、社會治理等“深水區”,對構建城鄉群眾共創共享變革發展效果的社會治理進行了探究。
經過七年的探究理論,“實驗區”不管在推進統籌城鄉的變革自身,照樣探究有益的區域發展形式方面,都獲得了一系列值得一定的成效和經歷。首先,年至今,地域生產總值先后躍上2000億元、3000億元、4000億元三個“千億元”臺階,年到達了4502.6億元;城鎮化率由56.8%提拔到年的64.9%,年均進步1.35個百分點;與此還,鄉村基本設備和公共效勞程度分明提拔,城鄉收入比一直不變在2.6:1左右,城鄉居民間的公道化水平分明進步,對構成效率與公道統籌的區域發展形式作出了有益探究。其次,構建了人口、資本、情況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鄉形狀,總體上構成了卓有成效的城鄉統籌發展的體系體例框架。再次,以構成市場化的資本裝備機制為中心,起勁找到縣政府與市場有用結合的均衡點,還以各類方法最大限制調動廣闊群眾參加變革的積極性和自動性,初步構成了縣政府市場聯動、大眾普遍參加的變革動力機制。
指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大力發揚中華民族拼搏進取、奮發有為的精神,積極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當前我國許多農村集體經濟相對比較薄弱,農民生活水平還比較低,嚴重制約了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民俗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時代和地域中不斷形成、擴布和演變,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服務,我國傳統民俗事象豐富多彩,分布廣泛,文化內涵深厚,具有支持發展經濟的優越條件。因此,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合理利用農村現有的傳統民俗資源,把傳統民俗資源打造成農村發展經濟的優勢,打造成為農民致富的重要產業。充分發掘傳統生產工藝,發展實體經濟,以增強農村經濟實力。江西歷史悠久,有著豐富、特色鮮明的傳統民俗,其中許多傳統民俗資源具有產品開發的重要價值。進賢文港的制筆生產工藝民俗就是其中之一。進賢縣文港鎮是北宋著名詞人晏殊的故里,具有制筆的悠久歷史,是聞名遐邇的毛筆之鄉,被譽為“華夏筆都”。文港傳統制筆工藝聞名遐邇,唐代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有“光照臨川之筆”的贊美(文港原屬古臨川縣管轄)。新時期以來,進賢縣文港鎮充分利用制筆的特色工藝民俗,打造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用品生產營銷基地”。文港的“一支筆”,成為文港走向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名片”。到2012年,文港鎮制筆企業發展到3000多家,毛筆、鋼筆、水筆、中性筆產銷量達17.5億支,實現總產值35.83億元。全鎮從事文化用品產業的勞動力17500.人,占勞力總數的70%,在外經銷人員1萬多人,文港鎮則因為傳統制筆產業成為全國特色鮮明的工貿大鎮。除了進賢縣文港制筆之外,江西還有生產文房四寶的悠久歷史和特色工藝,象鉛山縣連四紙、婺源縣龍尾硯和星子縣金星硯、婺源縣徽墨等這些傳統民俗文化瑰寶將發揚光大并形成生產基地。這些基地建成以后,將形成具有傳統民俗特色的文房四寶產品,既傳承了傳統民俗文化,擴大知名度,又將給當地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增收。充分發揮傳統民俗文化資源豐厚的優勢,把傳統民俗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的開發。如充分挖掘江西傳統民俗文化資源,精心打造并成功上演的大型歷史風情歌舞《神奇贛鄱》,驚艷了所有觀眾。九江以展示九江本土的民俗飲食、工藝、文化產品為核心,打造“九江民俗文化產業園”,把傳統民俗文化和文化產業經營結合起來,將九江地區特有的傳統文化、特色小吃、手工藝品、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民俗風情在園區集中展示。
2013年南昌舉辦民俗文化節進行民俗文化展示。贛南采茶戲、樂安蛋雕、青花瓷樂、瓷板畫工藝展、瑞金竹編一一亮相古老的贛鄱民俗歷經千百年歷史的洗禮,依然光芒萬丈,向大眾呈現贛鄱大地的奇特魅力。這些依附于傳統民俗文化而打造的文化產業具有極大的生命力,讓更多的農民走出家門,拓展了視野,帶動了農村生產,推動了農村經濟發展。積極發展具有傳統民俗文化特色鄉村旅游業,最大限度地吸納農村群眾在當地就業、增加收入。近年來,江西利用其“風景這邊獨好”獨特的傳統民俗文化資源,大力發展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了江西民俗旅游的特色,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江西形成了具有以吉安、撫州等地為代表的贛中古村落及建筑群,以贛南客家為代表的圍樓建筑群和以婺源為代表的徽派古村落及建筑群,這些古村及其古建筑群經歷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發展史,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在全國具有較高知名度。如有被譽為“千古第一村”的樂安流坑村、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鄉村”婺源古村落群、安義千年古村落、吉安漠陂古村、楊村燕翼圍等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特別是婺源古村落的建筑,是當今中國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近年來,這些古村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帶動鄉村旅游經濟發展。以婺源為例,2012年全縣以開展傳統民俗文化資源旅游為主的第三產業得到迅猛發展,全年共接待游客839萬人次,門票收入2.14億元,綜合收入43億元,占GDP比重達47.2%。目前,江西全省積極開發利用本地獨特的民俗文化資源,旅游業發展蒸蒸日上,成為建設富裕和諧秀美江西和農村脫貧致富的重要支撐。可見,發展傳統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讓農民在家門口致富,還使得傳統農村成為農民宜業宜居的新家園,成為現代江西的重要名片。
二、弘揚優秀傳統民俗文化是豐富農村文化生活、凈化農村社會風氣、增強農村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當前我國許多農村社會具有傳承著中華文化精神的文化遺存,這些文化遺存在豐厚的傳統民俗之中。這些優秀傳統民俗在歷史上起著非常重要的道德約束、民間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這些傳統美德已經深入人心。在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傳統民俗文化在農村社會中的獨特作用,感受農村淳樸的民風,弘揚農村社會正氣,增加正能量。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應當積極發揮傳統民俗節目活動在豐富農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在我國,歲時節日具有悠久的歷史。所謂歲時節日,就是與天時、物候的周期性轉換相適應,有固定的節期和特定民俗活動的時日。它們是先人將自然時間進程與社會活動節律有機結合的節日,體現著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觀念。
傳統節日是維系社會人際關系和諧、增強社會團結的重要紐帶。傳統節日往往伴隨著豐富的慶典、集會、娛樂、游戲活動,如正月拜年、元宵舞龍觀燈、清明踏青、端午賽龍舟、中秋賞月、重陽登高、除夕守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活動。這些異彩紛呈的節慶活動不但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還有助于人們調整情緒、鼓舞精神,從而使人際關系更加和諧,社會秩序也更加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應當利用傳統民俗文娛活動的力量,移風易俗,凈化社會風氣。我國傳統民俗在其形成和演變過程中,以各種娛樂的方式進行表達,極大地豐富了農村文化生活。比如被譽之為“中國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南豐儺舞,。原是沿襲古代驅鬼逐疫的儀式“驅儺”,歷經改革創新,逐漸演變成為南豐鄉間的民間舞蹈。在南豐,上百個儺班出坊春節期間進行跳儺,送福迎祥,娛神娛人,聯絡族眾,和諧鄰里。鄉民又將儺舞、儺儀與戲曲演出、燈彩游藝、民俗禮儀等結合起來,縱情歡愉,宣泄情感,豐富了鄉村文化生活,滿足了廣大群眾對美好未來的企盼,也在一定程度上凈化了農村的社會風氣。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利用農村傳統民俗文化資源,強化文化認同和教化功能。農村源遠流長的村史、富有歷史感的建筑和文物、流傳悠久的歷史人物等,其潤物細無聲的教化效果往往勝過那些華麗但空洞的道德說教。如民間的祭祖活動就鮮明地體現了古代“孝”文化在民間的傳承。“孝”不僅體現在對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現為對活著長輩的孝順。“百善孝為先”,對于我們在傳統“孝”文化的基礎上培育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孝”文化是有積極作用的。在江西,被稱為“中國古戲臺博物館”的樂平,有著數量眾多、藝術絢麗、風格獨特的戲臺建筑,因此樂平也被稱為“贛劇之鄉”。傳統社會的樂平人不但利用戲臺唱戲來豐富生活,還把戲臺唱戲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唱戲的戲文都是弘揚正義、揚善罰惡、倡導兒女孝順的內容;戲臺建筑富有傳統文化內涵的楹聯和匾額、戲文人物浮雕,不但工藝精湛,增添了古戲臺的風采,而且寓意深長,不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增進了農村社會的團結。“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傳統民俗文化作為傳統社會的生活事象,具有民心凝聚和向心功能,是中國人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重要載體。如傳統民俗中的民間信仰對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這個意義就在于對普通百姓進行道德教化,通過民間信仰文化豐富民眾的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進而影響社會群體的道德意識、人際交往和生活習慣。這些優秀傳統民俗可以重塑現代農村的文化價值觀念,為基層黨委政府加強農村社會管理、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營造積極氛圍。
三、弘揚優秀傳統民俗文化是有效化解鄉村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途徑
同志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_我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歷史的發展形成了以“和諧”為主題的中華文化精神,積淀了極為豐厚的優秀民俗文化遺產。民俗的作用就是在于根據特定條件,將某種方式予以肯定和強化,使之成為一種群體的標準模式,從而使社會生活有規則的進行。推進鄉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樣需要發揮傳統文化的和諧思想,有效化解農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面貌與社會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傳統民俗、傳統習慣并沒有消失,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生活。受傳統文化的長期影響,我國農村依然是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人們之間的禮俗、人情難于輕易改變。民俗是社會規范的重要方面,推進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效化解農村矛盾,還需要考慮到當地風俗,照顧到鄉村人情。近年來,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各種矛盾日益突出,有效化解農村社會矛盾,既需要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低限度實施,也要發揮傳統民俗的力量。農村社會治理的事實證明,通過靈活地處理民問風俗與法律和行政的沖突,賦予了法律和行政以某種具體的鄉土性很濃的人文關懷,回應人們的現實需求,就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經驗告訴我們,傳統民俗與現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配合、相輔相成,能夠進一步提升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傳統民俗是深深積淀于社會中的傳統意識,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內容和表達形式。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重視具有傳統民俗文化在制訂村規民約中的引領作用,進一步規范村民的日常行為,形成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道德水平。幾千年來,優秀傳統民俗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并廣泛根植于民眾的社會生活和日常觀念之中。
民俗文化就其實質而言就是人們在長期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創造的語言和行為模式,或者說它是民眾共同創造和遵守的行為規則。深入總結在廣大農村社會中具有正面影響力的傳統道德觀念,并將其轉化為鄉規民約,使傳統優秀道德成為村民自覺的行為規范,把傳統道德約束與村民自律、村組織管理有效結合起來。當前,江西各地積極利用本地的優秀傳統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制定了許多村規民約,有效地維護了村民的利益,化解了農村長期存在的矛盾糾紛,促進了農村社會的長期和諧穩定。如資溪縣將推進和諧秀美鄉村建設活動的有關要求寫進“村規民約”,營造了優美、潔凈、文明的人居環境¨;星子縣通過制訂村規民約看榮辱,新余市渝水區通過制訂村規民約看美德;宜黃縣則把村規民約上掛歷,把村規民約印在掛歷上,讓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規范了村民行為,對爭做文明村民可起到積極作用。從這些村規民約我們可以看到,優秀傳統民俗不僅規范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方式,更重要的是維系著群體或民族的文化心理。傳統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來自它的強制性或威懾感,而是來源于它在人們心目中的社會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緣的親近感、共同文化的認同感。江西眾多的民間村規民約出于培育鄉里、鄰里和睦相處的親近感的愿望,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是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的有效途徑。
四、弘揚優秀傳統民俗文化是構建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為進一步提升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精神保障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堅守我們的價值體系,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必須發揮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作為一種常見的文化現象,民俗是千百年來民眾所創造的知識和認知系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靠口頭和行為傳承的一種文化模式,是優秀傳統文化中最貼近民眾生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體現著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國廣大民眾的立身之本,是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賡續不斷的源泉,應該成為當代構建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精神來源之一。“吉祥”一直都是中國人的共同觀念和人生祈望。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論遇到什么困難,中國人都會從最樂觀的方面去積極思考,在困境中獲得平衡的心態,期望最好的結果。如中國的年畫,吉祥是年畫表現的主題。年畫歡樂、詼諧、幽默、吉慶、紅火、熱烈,充滿著蓬勃的生命活力與樂觀主義精神,顯示著鮮明的民族性格和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剛毅自信、艱苦卓絕、勤勞質樸、向往美好、富于理想、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無不在年畫這一民間藝術中反映出來。在廬陵古民居裝飾中,祈福納吉包括招財進寶、延年益壽、交合化育、功名利祿、大福大貴等內容,如“龍鳳呈祥”、“鳳穿牡丹”、“喜鵲登梅”、“麒麟送子”、“福壽雙全”、“八仙慶壽”、“三星高照”、“五子登科”、“加官進爵”等。在贛南客家民居建筑中,隨處可見有各種符號文字和吉祥圖案等,特別是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其門樓上的磚雕、大門兩邊的對聯、廳堂歇檐兩側或廂房山墻上鑲嵌的磚刻家訓格言等等,所有這些幾乎全是儒雅的漢字文化和耕讀歷史傳統的表象,這些喜聞樂見的樸素語言蘊含了豐富的意義,表達著人們對生命價值和人生精神的關注,對生生不息、家族興旺的企盼,對富裕、美滿生活的向往,以及對自身生活品質的追求。人們不僅通過繪畫和雕刻表達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還通過匾額、楹聯、家訓等無處不在的文字,浸泡在吉祥的祝福之中。它們是雕刻的寶庫、書畫的海洋,人們以這種獨特的形式,書寫著心中的期盼,傳達著人生希望。這些傳統年畫和民居建筑所蘊含的道德價值理想和人生精神,是我國構建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精神資源。江西自古商業氣氛濃厚,到明清時期形成了在我國具有重要影響的江右商幫。江右商幫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具有中華傳統美德的商業文化傳統,其中有“講究信用”、“和氣生財”、“艱苦創業”“團結互助”和“回報家鄉”等優秀美德。江西商人吃苦耐勞,極為講究職業道德,如浮梁商人朱文熾在經營茶葉時,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后,他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均注明了“陳茶”二字,以示不欺。
關鍵詞:城鎮化;鄉愁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段表述與傳統的官方語體頗有差異,感性而詩意。此表述一出臺即引起廣泛關注,隨之引發了各界關于鄉愁的討論,這種關注的背后實際上折射出對城鎮化道路的反思。
一、鄉愁的涵義及意象
歷史上,鄉愁總是和社會變遷、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等聯系在一起,充滿了無奈、哀愁和懷舊的思緒。“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落后的交通條件使那個時代任何遠離故鄉的行為都顯得極不尋常,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愿背井離鄉,漂泊異鄉,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總是要衣錦還鄉,葉落歸根,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
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當今的農民已經習慣了南征北戰,東拼西殺,或半工半耕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壯在外已經成為當今農民的生活常態。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無數農村人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故土,不斷擴大的城鄉差異、日漸蕭條的農村似乎難以喚起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農民對故鄉的留戀。“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的價值取向被冰冷的現實消解,傳統村落被各種小區取代,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取代,鄉風民俗被各種城市文化取代,傳統有機的宗法社會和禮俗社會被法理社會取代,鄉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對土地的黃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戀歌。
2014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后,對鄉愁的討論驟然升溫,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說法最能概括鄉愁的意象。
1. 鄉愁誕生于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連。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到農業社會的規章制度、生態農業技術、鄉風民俗等無不蘊藏在鄉間,城鎮化必然使鄉愁無處安放(周國平2014;劉奇2014)。從這個角度看,鄉愁其實也是一種鄉戀,所謂“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禮失求諸野”體現的是對生命源頭的眺望和對文化母體的掛念。田園廬墓、小河炊煙、牧童短笛、鄉規民約、熟人社會、崇尚自然、勤勞樸實等是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表述,也是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這一切都已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漸行漸遠。
2. “鄉愁”其實是“城愁”。這些研究者從關注城鎮化進程中一個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體的精神困惑,進一步延伸到讓農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做好社會認同的現實層面(劉奇2014;田思思2014)。
3. 鄉愁是一種社會文化焦慮,體現了人們在內心深處對于那個最真實自我的眷戀,對它失去的憂傷,對尋找它的一種焦慮,對企圖用它來療傷,來關懷自己的一種渴望。“鄉愁是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化生產出來的一種情緒”(曠新年2014)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愁是我們每個人的鄉愁。
二、留住鄉愁之于城鎮化建設的意義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城鎮化一方面意味著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意味著傳統村落的大量消失,這不能不引起社會學者、人文學者、歷史文化學者的深深憂慮。
從感情上看,鄉愁是一種高貴的情感,人類不能只有物質的生活,更要有詩意的棲居。鄉愁既包括對過往的追憶,也包括對未來的向往。鄉愁的存在會使人們更加理解生活的意義,存在的價值。大多數人認同鄉愁的存在意義,認為沒有鄉愁的城鎮化是斷根的城鎮化(張孝德2014)。同樣,沒有獲取在家鄉外安身的資本,“距離”彼岸的故鄉于他而言只有“鄉悲”而無“鄉愁”(耿波2014)。
比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屬葉一劍的《鄉愁里的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賀雪峰主編的《回鄉記》等,這些著作的特點都是作者親身體驗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變化,特別是文化層面、價值觀層面的影響,對傳統文化的消失、無法回去的故鄉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還有學者從豐富城鎮化的內涵角度看留住鄉愁的價值,認為不能留在鄉愁的城鎮化是缺乏內涵的。城市的發展不限于擴張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異的改造和更新中將城市文化與歷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將失去記憶的城市,從此也淡漠了鄉愁。熊培云說,沒有對歷史寬厚的接納和對前人智慧勞動的尊重,忽視人類生活在文化與記憶之中,忽視人對過去與未來的高貴懷想,那么現代化就會淘空意義,淪落為了一種庸俗的拜物教。
其實,對鄉愁的討論也是對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來,資本以無與倫比的能量把眾多鄉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碰撞的結果往往是鄉村消亡,傳統湮滅。荷爾德林說過,“人類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鄉村的終結不但使眾多現代人產生一種鄉愁無處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傳統村落物質與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歸于湮滅,這對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對一個正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大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鄉愁”一詞的運用,既有濃厚的傳統文化的特色,更有對現代化必須烙上中國特色的自信。黨的十以來,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相繼在國際國內不同場合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總書記強調,傳承歷史文脈,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系。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城鎮化建設必須留住鄉愁。
那么,城鎮化建設如何留得住鄉愁?
其一,如何看待傳統村落。現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城進農退”城市化,以與自然對立和對鄉村排斥為理論基礎,因此,鄉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調查顯示,“我國每天大約有300個村落消失,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有500多萬個村落消失了”。、賀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中國人的價值在于衣錦還鄉,多數農民的人生價值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得到認可承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有幾億人生活在鄉村,都市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掙錢的場所,他們的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仍然需要返回村莊來獲取。沒有了村莊,鄉愁便無處寄放,中國的城鎮化必須尊重數億農民的生活選擇。
民風民俗、村規民約、古道家風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載體變了,優秀文化如何傳承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城鎮化建設中要為鄉村發展留出空間,尊重億萬民眾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讓一些有故事的村莊繼續留存,讓鄉風民謠代代傳唱。城鄉發展本應并行不悖,沒有了鄉村的映襯,城市也會失去生機。
其二,城鎮化是誰的城鎮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能否實現,對中國的城鎮化太重要了。行政權力決定下的城鎮化必然造成優質資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種馬太效應。所以,新型城鎮化應該實現資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鎮各放異彩,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其三,新型城鎮化應該能夠安放鄉愁。所謂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種片面靠權力意志推動和高資源投入的城鎮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模式,強化軟環境建設,打造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和諧環境,否則,再繁華的城市也無法安放人們的鄉愁。協調城鄉沖突,重建美麗鄉愁,實際上是能否走一條包容式發展道路的問題。
三、以留著鄉愁為契機,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參與。如果能以留住鄉愁為契機,動員各方力量參與城鎮化建設,參與鄉村建設,無疑將是一舉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鄉村改革確實給農民帶來了好處,但同時也埋下了鄉村治理危機的種子,在城鎮化潮流的激蕩下,多地鄉村處于離散狀態。一是由于鄉村集體經濟瓦解和農業稅取消帶來的國家與村民關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村莊基礎結構離散;三是由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的傳統價值坍塌,價值離散。鄉村離散帶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大到鄉村黨政建設、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到鄉村環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贍養、兒童教育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對于鄉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徐勇、鄭鳳田、姚洋等學者主張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國家政權建構邏輯的必然走向,認為它是國家權力主導的現代治理體系的建構過程,提出“縣政、鄉派、村治”結構治理模式;溫鐵軍、黨國英、李昌平、吳理財、于建嶸、李凡、素顏臣和周紹金等學者則主張實行鄉鎮自治,構筑以農民自治體和農民組織為基本架構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曹錦清、賀雪峰等學者注重從鄉村內部機制研究鄉村治理結構。但歸結到一點,沒有村民的參與,任何治理都會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動員起民眾參與是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鄉愁作為鄉村治理的契機,是因為,其一,鄉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種復雜的情緒,留住鄉愁的城鎮化建設訴求可以打動許多人;其二,留住鄉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對原有的風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謹慎和敬畏即可。中國自古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沒有彼岸觀念,但祖先情結、鄉愁情結是所有中國人的精神皈依。迅速發展的城鎮化使現代人離家越來越遠,人際關系的緊張與疏離、日益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讓現代人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從這個意義上看,鄉愁不僅僅是農村人的,更是我們所有人的鄉愁,留住鄉愁就是留住我們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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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風田,李明.新農村建設視角下中國基層縣鄉村治理結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05).
[3]溫鐵軍.如何進行新一輪農村改革[J].山東農業,2003(03).
[4]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5]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的進展[J].貴州社會科學,2007(06).
推動鄉村振興,實現鄉村治理有效,關鍵在黨。近年來,星火村圍繞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堅持黨建引領,構建“四治一體”鄉村治理模式,形成村域“事務自治、秩序法治、文明德治、管理共治”的治理新格局,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索出具有“星火特色”的鄉村振興新格局。
以自治為根本,為鄉村振興添活力。星火村積極探索鄉村自治的新路徑,以黨建為引領,建立“村黨總支—分支部—黨小組—村民小組”組織架構,健全完善村民自治體制機制,把廣大黨員群眾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來,真正實現“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評”。全村劃分4個子網格,20個微網格,設有“星火先鋒”“星火驛站”黨建服務站點,為村民搭建自治議事平臺。每個驛站建有驛站管理小組,由村民小組長擔任驛站組長,村民推薦產生驛站成員,圍繞村重點工作開展組內各項事務,至2017年至2018年5月,1年半的時間內共拆除農戶違章50475.64平方,企業違章7359.88平方,成功創建上海市無違建村;2019年3月就啟動垃圾分類工作,并榮獲2019年度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專項競賽“先進居(村)委”榮譽稱號;在幸福家園創建中,840戶通過區級驗收,創建成功率達98%,為鄉村振興增添了治理活力,引導村民參與民主決策,激發村民自治內生動力。
以法治為保障,為鄉村振興強推力。星火村緊針對鄉村治理面臨的薄弱環節,建立和完善《村規民約》《埭頭公約》,為推進鄉村振興提供法治保障。加強公共法律服務供給,積極整合律師、法律援助、法律咨詢等司法資源,對癥下藥,為村民提供優質、便捷、精準的法律服務。注重聘請鄉賢社賢,組建一支知法懂法的老娘舅隊伍,幫助調解鄰里糾紛。充分運用身邊人“現身說法”“以案說法”形式,做好法律宣傳解釋工作,讓法治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加強法治文化陣地建設,在村民宅基上打造“平安驛站”、“法治長廊”,集中宣傳憲法法律知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內容,在村域范圍內形成“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2018年獲評“零上訪村”,2019年獲評“金山區民主法治示范村”。
以德治為遵循,為鄉村振興增引力。星火村充分發揮德治在鄉村治理中凈化風氣、凝聚人心的作用,不斷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發展鄉村文化事業,建成以“育星火精神,鑄紅色村魂”為主題的村史陳列室,室內分為“農耕生產、紡織、家庭生活用品、紅色記憶”四個板塊,陳列著村民自發捐贈的200多件老物件,呈現了星火歷史風貌,串起了紅色經典文化村史,有利于激發村民文化認同。夯實鄉村文化宣傳陣地。匯編《不滅的火種》、《星火簡報》等刊物,傳承“勇于創新,吃苦耐勞”的星火精神。深化精神文明建設,廣泛發動村民挖掘身邊的好人好事,并通過歌曲、小品等形式予以呈現;開展“曬家風、亮家訓”活動,在埭上亮出家風家訓,以好家風涵養好民風,營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圍。
以共治為平臺,為鄉村振興添動力。星火村堅持以“人人參與、人人盡力”為路徑遵循,實現了鄉村振興發展成果與村民共享的目標。針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涉及到的惠民實事項目,村黨總支按照“三重一大”制度,召開村民代表、村務監督委員座談會,聽取村民意見訴求,并將表決結果在村務公開欄公示。組建由青年村民、外來媳婦組成的“星煋”鄉村振興青年服務隊、“星惠”巾幗志愿服務隊等特色隊伍,并搭建黨員志愿者服務平臺,通過“支部定崗、自我認崗、公示明崗”,開展“幸福家園創建月評季考”等工作,使村域內的河、路、綠化等責任到人,形成村域事務“齊參與、共管理”良好局面。
“十三五”時期首都教育發展面臨的困境
“十三五”時期,首都教育發展面臨著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和教育資源配置不盡合理的問題,需要協調推進增加教育資源數量與提升教育資源質量的“雙增量改革”,同步解決“有學上”和“上好學”的問題。
學位供給缺口依然較大。常住人口的增加和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政策的落實將使幼兒園和小學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進一步加劇,學位、師資、校舍等教育資源將再度稀缺。
新的均衡和公平問題將會出現。教育的差距由原來的硬件、教學環境的差異轉為軟件、教學管理隊伍素質的差異。2019年,北京市中小學教師缺口將達到2.8萬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首都人口和生源調控導致教師編制難以增加,師資培養供給嚴重不足;另一方面是教師職業吸引力不強。遠郊區教師存在缺編人數多、結構性缺編、隊伍不穩定等問題。
“十三五”時期首都教育發展理念的轉型
“十三五”時期,首都將進入以有質量的公平為基本特征的實現教育現代化階段。以新思維、新辦法來推動教育內涵發展將成為首都教育發展的“新常態”。為此,在發展理念上必須強化三重轉型。
從側重要素現代化向側重體系現代化轉型。以往的首都教育現代化注重的是打基礎、補短板,“十三五”時期,必須更加強調整體協同推進,即著重推進教育制度現代化,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構建起現代教育治理體系,提升現代教育治理能力,加快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和全民學習制度,全面促進教育的普及化、優質化、多樣化、科學化、法制化、信息化、國際化、民主化、終身化。
從側重單向開放向側重雙向開放轉型。以內涵更為豐富的大開放觀促進首都教育系統與社會其他系統之間、教育內部各個系統之間、區域之間三個層面的雙向開放。
從側重單一標準化供給向側重優質多元化供給轉型。采用政府購買服務、政府委托、市場公平競爭等方式,充分激勵企業、社會組織、學校、個人等多元社會主體參與,提供多樣的優質教育服務。
“十三五”時期首都教育的內涵發展
1.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完善教育統籌機制。完善市政府統籌推進、教育管理部門牽頭、相關職能部門協作、各區政府聯動的教育統籌工作機制;建立部市聯席會議制度和年度會商機制;建立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的重大決策程序。
切實轉變政府教育管理職能。依法細化市、區兩級政府發展教育的職責權力,明晰各政府部門的教育職責,建立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探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改變直接管理學校的單一方式,減少政府對學校的檢查評估。全面推進教育領域信息公開;拓寬家長、社會組織等主體參與教育管理、評價和服務的渠道,完善多元參與、平等協商、合作共治機制。
2.辦好百姓身邊的學校
“十三五”時期,北京將堅持統籌規劃、城鄉一體、分類指導、分步實施,通過調整優質教育資源布局,切實縮小校際差距,加快縮小城鄉差距,努力縮小區域差距,著力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辦好每一所學校。
優化義務教育布局。統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推進學校標準化建設,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結合新城建設、中心城區人口疏解、城鄉結合部重點村改造,新建一批優質中小學校;加強城鄉教育資源統籌,精準支持鄉村學校發展。
擴大優質教育資源。重組和整合優質教育資源,采取組建教育集團、形成教育集群、推進學區化管理、實行托管、城鄉學校結盟、名校辦分校、學校發展共同體跨學段合作、優質管理輸出、優秀教師特派等方式,擴大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委托高水平的中小學、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民辦教育機構以及其他教育團體等非營利性機構承辦一批一般校;完善校長教師交流輪崗制度。
提高教學工作有效性。保證課堂教學質量,提高教學水平;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探索適應學生身心特征和課程要求的有效教學模式。
3.全面深入實施素質教育
加強中小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入到學科教學中;繼續實施中小學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十百千”工程;實施中小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素養提升工程等。
加強體育、美育工作。堅持面向全體、全面普惠,以完善人格、增強體質、提升技能、培養興趣為目標,強化體育教學和課外鍛煉,全力推廣校園足球和冰雪運動;完善美育機制;完善科技教育體系;充分調動高等學校和社會力量持續支持中小學體育、美育優質均衡發展。
完善實踐育人體系。持續推進社會大課堂建設和常態化應用;繼續實施初中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完善大中小學生志愿服務長效機制等。
4.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
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首都實際的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
完善各級各類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義務教育階段堅持免試就近入學,積極推行學區制和九年一貫對口招生;完善優質高中招生名額統籌分配辦法,實現每所初中校學生升入優質高中的機會基本均等;調整中考科目和分值,改革考試內容與形式;實施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完善綜合素質評價辦法,探索多元錄取機制;改革高考內容與形式;不斷完善高校招生選拔機制,減少和規范招生加分項目。
完善配套措施。及時制定完善全市初中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學生綜合素質評價、高等職業教育分類考試、普通高等學校考試招生、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京接受義務教育后升學等方面的具體實施辦法和年度工作方案;加快完善中學課程計劃,改革教學內容,豐富教學方法,逐步推廣走班制;加強中學生學業規劃指導。
5.建設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師資隊伍
全面加強師德建設。堅持把師德建設擺在教師隊伍建設的首位,加強教師職業理想、職業道德、法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健全教師職業道德教育、宣傳、考核、監督與獎懲相結合的師德建設長效機制。
加強高素質專業化師資隊伍建設。深化師范生教育改革,全面提高師范生教育質量;實施中小學干部教師培訓計劃,完善分層分類培訓體系,強化教師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重點實施“首都名師、名校長(園長)、教育家培養計劃”“鄉村教師素質提升計劃”和“中小學教師開放型教學實踐活動計劃”;探索名校長培養機制等。
1 創建服務型政府,做好頂層設計
近年來,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計算機網絡在便捷人們日常生產生活、提高企業生產效益的同時,能夠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基層政府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引導者,自身服務理念和服務水平的高低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整體效益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以創建服務型政府為宗旨,圍繞創新農村社會治理、做好頂層設計是目前政府的核心發展方向。一方面,當地基層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需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充分結合“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建立符合現階段農村群體心理特點和心理需求的激勵評價機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設的制度保障機制,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在運行過程中,還需加快對硬件設施建設和軟件信息平臺整合,從而利用各項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套科學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進而在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從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
2 整合農村信息資源,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綜合化管理目標
經大量科研數據分析可知,目前在電子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計算機網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農村社會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整合農村信息資源,而后建立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是實現現階段農村社會治理綜合化管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前提。從目前來看,在當前農村產業發展過程中,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建立農村社會治理與服務綜合信息網絡,充分發揮農村網格化管理及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提高基層綜合管理與服務水平的主要舉措。從目前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為滿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勞動力紛紛前往城市地區,農村人口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從根本上實現農村社會的高效治理,基層政府機構需以常住、流動、“三留守”人員為主要對象,建立農村人口基礎信息庫和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加強對轄區內特殊人口的重點管理和重點幫助,達到積極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目的,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計算機網絡應用普遍,人們對電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斷提高,故在當前信息化時代,為有效提高農村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基層政府機構不僅可通過采取推行電子村務的方式對農村進行全方位、動態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時還可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力度,以期在引導農民逐步適應電子信息技術某些功能的基礎上,為后期政府人員開展網絡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標上打下堅實基礎。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過“一站式”服務實現農村治理
根據相關數據調查可知,基層政府受傳統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響,內部工作人員在日常農村治理過程中,仍遵循傳統的治理理念,采用傳統的治理手段,極大地降低了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資金的極大浪費,對農村整體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基層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條深受農村人民群眾歡迎的農村社會治理新途徑,需多采取幾種管理方式,然后對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進而選擇出一條最適合的治理策略,為提高農村治理的整體水平奠定堅實基礎。在當前現代化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信息化產業技術作為一種新型農村發展技術手段,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從根本實現農村合理化治理,基層政府機構必須依托“互聯網+”的信息技術,構建加快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機制。一方面,基層政府管理人員需對管理網絡進行細致化分析,在整合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各項基礎數據的基礎上,為信息錄入渠道、溝通渠道以及暢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通過采取構建綜合性、集成式社會治理服務信息平臺的方式,對行政機構不同部門的信息數據庫進行有機整合,從而在確保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業務協同的情況下,通過使用有限的公共社會資源,確保政府充分發揮各項效能。同時,在當前現代化產業發展模式下,基層政府機構通過對傳統農村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賦值結構進行重組和再構,從而通過“一站式”服務模式,為農村治理的科學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堅實基礎,進而為農村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4 依托“互聯網+”技術,推進網絡問政制度化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網絡作為一種信息載體和網絡傳播渠道,在提高基層政府“軟實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目前來看,由于近幾年農村產業建設發展進程不斷加快,網絡使用范圍不斷擴大、使用頻率不斷提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層政府機構的管理難度,進而給農村整體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網絡現代化發展具有一定的雙面性,因此,基層政府機構要從根本上實現推進農村經濟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必須在管理過程中,切實保障信息化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覆蓋農村各個環節,建立健全網格化管理體系。首先,基層政府機構需推進網絡問政常態化、制度化發展,在構建網絡輿論建設的基礎上,借助社會輿論力量對農村實施個性化、主動式公共服務的虛擬社會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層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社交平臺,公開某些黨政建設信息,拉近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距離,從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針對性。最后,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基層政府機構要建立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全局服務的信息化社會治理體系,提高農村社會治理創新建設的針對性和傾向性,覆蓋農村各個環節,為實現動態跟蹤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5 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構建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從根本上實現社會治理信息高速流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對農村社會治理策略進行不斷創新和完善是當前基層政府機構的核心發展方向。同時,在城市一體化發展中,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質量,對城鄉建設進行精細化管理是目前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賦予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變革的歷史使命。簡單來講,城鄉一體化是當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主要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然后對其進行統籌謀劃、綜合研究,以期確保農村地區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進而為其整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發展規劃。換句話講,在當前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基層政府機構要想從根本上實現對農村高效治理的目標,需將城鄉作為一個整體,采取合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為農村城鄉一體綜合化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一方面,在治理過程中,基層政府機構需分別利用城市以及農村各自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促進兩者之間進行優勢互補的同時,為城鄉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針對不同層次、形態、類型的城鄉空間信息管理需求,基層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可通過對城鄉事物的靈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調度,為實現統一管理和彈性擴容目標奠定良好基礎,同時,充分有效解決當前信息管理過程中計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饋等技術難點,通過采取建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相關制度,為實施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打下堅實基礎,進而為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創造良好條件。
6 結 語
規劃先行,謀定后動
思深方益遠,謀定而后動。成立之初,水務局科學制定了長遠的目標和近期規劃:“一年打基礎、二年促提升、三年求突破”,“強思想、轉作風,強基礎、促提升,強效率、求突破”,狠抓重點工作,補齊短板弱項,力爭年底考評擺脫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全省墊底的窘境,實現排名靠前的目標。2020年底,縣水務局實現全縣農村安全飲水工作躍居全省第一方陣、縣農村基層防汛預報預警體系建設項目建設質量和進度穩居居全省前列的目標。此外,徐樓閘除險加固工程先后獲得“禹王杯”獎、安徽省水利工程質量最高獎“黃山杯”獎。2021年上半年,縣水務局積極與省廳、水利部等部門對接協調,將南坪閘除險加固工程納入包澮河治理項目,四鋪閘、仲大莊閘納入引江濟淮二期工程,爭取中央財政資金約3億元 ;爭取國開行貸款約25億元用于地表水廠建設、河西新區水環境綜合治理項目;申報2022 年度水系連通及水美鄉村建設示范點,試點縣中央資金補助 1.2 億元,現已進行初步勘查、設計;申報“美麗中國青春行動”第十屆“母親河獎”綠色衛士獎、綠色團隊獎、綠色項目獎、優秀組織獎,“**縣河長制辦公室”作為安徽省唯一名額爭創團中央國家級優秀組織獎。
靶向發力,攻堅克難
飲水安全問題直接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縣水務局積極推動供水城鄉一體化和地下水源置換,探索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管護新模式。一是制定完善了《**縣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長效管理機制建設實施方案》《**縣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運行管理暫行辦法》《關于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運行維護財政補貼方案》《**縣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運行管理考核辦法》等,編制了《**縣農村飲水安全供水保障規劃》以及《淮北市**縣“十四五”農村供水保障規劃》,為我縣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更好服務群眾提供更加完善的政策依據。依據《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分技術規范》等相關規定積極推進全縣范圍內117個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定。二是推進城鄉供水一體化進程。對單村水廠實施聯網、并網和提升改造,我縣現有運行中的規模水廠11處,單村水廠33處,主管網長度達4463.579米,支官網長度3949.887米,全縣供水主管網已基本實現全覆蓋,用水戶數近30萬戶,供水覆蓋總人口達96.74萬人,集中供水覆蓋率由2019年的77.9%提高至93.77%。推動張圩、謝店、五溝水廠改擴建工程,臨渙水廠、三供一業管網延伸工程,大田家水廠鞏固提升、新增入戶以及配套設施等工程建設,修復老舊水廠工程,著力解決老舊水廠飲水型氟超標問題,投資381.6萬元新建水源井物探及探采井工程,解決水廠水量、水壓問題。三是重組**供水有限責任公司,對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進行市場化、規范化管理,建立以**供水有限責任公司為主體、各鎮村政府協調配合屬地管理、縣水務局進行監督管理的三級網格化管理體系。四是加快地表水廠建設進度。全面摸清全縣農村飲水地表水源情況、供水現狀,確保從“源頭”到“龍頭”底數清、情況明,并按照省水利廳要求,制完成了《**縣農村供水保障規劃(2021-2026)》,把“取水工程、水廠建設、管網完善”作為主要建設內容。規劃新建地表水廠1座,取水點2處,水源地2處,總占地面積1470畝,設計日供水規模20萬m3/d,項目初步估算總投資15.7764億元。為保障“十四五”時期**縣群眾喝上干凈水、基本不喝地下水,實現皖北地區群眾喝上更好水目標提供了可靠保障。
分類施策,治理有成
一是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和流域系統性出發,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實施重大水生態保護與修復工程,維持河湖生態廊道功能。2021年**縣委、縣政府投資80萬元積極推進乾隆湖國家級示范河湖建設工作。按照“防洪保安全、優質水資源、健康水生態、宜居水環境、先進水文化”的目標,通過實施系統治理和綜合治理,將乾隆湖建設成為“河暢、水清、岸綠、景美、人和”的示范河湖。二是全面落實河(湖)長制工作。水惠民生,水興產業,從河(湖)保護的制度機制層面狠抓組織體系建設,從河(湖)治理的成效層面狠抓河(湖)水域環境質量的提升。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全面推進“優質水資源、健康水生態、宜居水環境”的建設工作,大力推進水美新村建設,為全縣人民逐步呈現“人水和諧、幸福宜居”的水生態宜居環境。三是在河(湖)治理中,常態化開展專項整治行動,依據《**縣河湖保潔清理專項工作方案》和《**縣河道清障專項整治活動實施方案》,先后組織65人對蕭濉新河、王引河、乾隆湖等河湖進行河面保潔和河道清障,共清理岸線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3噸,清理漁網12處,打撈河面漂浮物103處;組織開展河湖“清四亂”和春季河湖“三護”等專項行動累計排查上報問題83條,整改銷號率100%。2021年上半年,按照省、市總河長1號令要求,對全縣9條行洪河道開展為期6個月的“專項行動,全面排查轄區內河道管理范圍內存在的“亂堆、亂建、亂采、亂占”等涉河突出問題,逐一建立問題臺賬,制定整改標準,并由縣河長辦負責督查指導不斷讓全縣河(湖)水域環境“臟、亂、差”問題得到有效改善和遏制。
智慧賦能,提能增效
一方面,科學配置基礎設施,提升洪澇災害預警預報能力。2020年,**縣投資590萬元新建6個自動水位監測站、8個視頻監測站、11臺套一體化高清視頻會議終端、6套基層防汛信息展播設備等,該項目質量和先進度在同類型建設項目中位居全市、全省前列。極大的提高了我縣洪澇災害預警預報防御精細化管理水平和防汛預警預報能力。另一方面,加大防汛抗旱減災工程建設力度。2020年先后推進孟溝下段中小河流治理疏浚工程、朱寨溝閘拆除重建工程建設完工,作為全縣唯一開口工程的大廟溝閘新建工程,水下工程已完成,閘門已安裝到位;2021年7月,拆除王引河劉橋段河道圍堰,擬定了《**縣王引河劉橋段采煤沉陷堤防裂縫應急處理及修復實施方案》及時修復貫穿于左右兩岸的橫縫,確保了兩岸農田安全,消除了河道行洪隱患,提高了河道防洪排澇能力。
區編辦:
按照區編辦《深化**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案》要求,我鎮高度重視,立即安排專人,對照調研內容進行梳理匯總,現將有關情況匯報如下:
一、便民服務中心標準化建設方面。
為方便人民群眾辦事,**鎮積極推進便民服務中心建設,提高辦事效率,堅持以“熱情周到、便民公開、高效廉潔”為宗旨,以“便民服務是我們的職責”為理念,讓便民服務中心真正發揮“便民、利民、惠民”作用。
(一)推進陣地建設標準化,筑牢便民服務基礎。
一是對鎮綜合便民服務中心硬件設施進行提檔升級,為中心配備顯示屏,配齊5個綜合服務窗口顯示屏、5臺電腦,進一步規范大廳辦事秩序,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對中心內部硬件設施布局再調整,更換宣傳資料架、增添便民藥品種類、植物綠化、門口擋風簾等便民設備,積極營造溫馨舒適的辦事環境,拉近與群眾的距離。
三是保留第二辦公區鎮級便民服務點、綜合服務窗口、業務工作人員,定時定點服務,為老年群體、弱勢群體提供鎮級便民服務事項代辦服務,切實完善“15分鐘公共服務圈”,打通基層便民服務“最后一公里”。
(二)推進服務形象統一化,展示政務服務新面貌。
一是對標省頒標準,為綜合便民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配齊工作服裝,以統一的人員著裝、服務形象、服務行為面向轄區群眾。
二是對標全區標準,將綜合便民服務中心的樓頂門頭、大廳門頭、背景歡迎墻、工作人員狀態欄等整體形象進行統一更換改造,進一步推進綜合便民服務中心標準化建設。
三是對標鎮級標準,督促25個村將區、鎮兩級模板與本村特色相結合,制作便民服務室標識標牌、窗口人員臺簽、工作牌等,進一步推進村便民服務規范化建設。
(三)推進運行管理科學化,增強便民服務意識。
一是充分發揮綜合便民服務中心干部監督作用,組織督查小組,通過不定時巡查、隨機抽查等方式,對窗口工作人員出勤、服務態度等情況進行督查考核,及時發現和糾正存在問題。
二是堅決落實AB角崗位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首問負責制度、限時辦結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規范服務流程、人員配置,確保為群眾辦事不間歇。
三是定期開展窗口工作人員業務培訓,根據群眾滿意度調查反饋意見,進一步改進工作方法,提升窗口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和人文素養。
二、綜合行政執法方面。
我鎮深入貫徹落實深化鄉鎮和街道機構改革工作部署,聚焦重點難點,緊扣關鍵環節,創新整合鎮及區直派駐執法力量和資源,做實做細綜合行政執法機構職能體系和工作機制,探索構建綜合行政執法平臺,實現治理重心下移,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目前我鎮已有5名行政人員辦理了行政執法證,并設立**鎮綜合執法辦公室,在鎮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扎實開展各項綜合執法工作,此外還成立了**區綜合執法局**中隊,中隊成立以來,在局黨組和鎮綜合執法辦公室雙重領導下,積極配合**鎮政府的各項工作開展。一是強化鎮容鎮貌的治理。首先規范“門前三包”的制度落實和長態化;以及主要街道兩邊門面的出店經營;二是強化流動商販的規范治理,規定經營秩序;三是配合鎮政府進一步規范門面門頭的管理和亮化,達到整齊劃一。四是加強310國道兩邊的治理。在“雙創”期間,全體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嚴要求,高標準,強化制度的落實,加強市場規范經營秩序,圓滿完成了局黨組和鎮政府交代的各項任務。
二、放權賦權方面。
面源污染是什么?從專業角度來說,面源污染是相對于點源污染而言的。點源污染主要指工業生產過程中與部分城市生活中產生的污染物,面源污染是指分散污染源引起的對生態系統的污染。與點源污染相比,其污染的時空范圍更廣,不確定性更大,成分、過程更復雜,更難以控制。
堆疊起來的專業詞匯看起來復雜晦澀,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不過有評論員對面源污染進行了非常詳細的具象化描述,“‘五小’工廠甚至工業開發區直接建到村邊,工業垃圾、化學垃圾、重金屬垃圾直接排進清澈的河里、肥沃的土里、澄明的空中。農民自己的生活,也被工業消費品、電子產品重重包圍,飲食豐盛了,吃上了方便面、喝上了瓶裝水,剩飯剩茶也不想要了,病死的牲畜也舍得丟棄了……”
如此嚴重的面源污染,成因肯定是錯綜復雜的。評論員練洪洋試圖理清污染的種種源頭。他在發表于《廣州日報》的評論《農村污染是真正的“鄉愁”》中總結,污染來自于內源和外源兩個方面,內源污染來自于農村和農業生產快速現代化,包括:“第一,農村生活方式的變革。隨著農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今日農村也告別了傳統、低耗、環保的生活方式,各種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隨之增多,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第二,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傳統的有機農業、循環農業式微,逐漸被化學農業所替代。一方面,化肥、農藥等高殘留、高污染的化學品,以及難降解的農膜大規模使用,這些成為農村污染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效益偏低的傳統有機農業生產方式被遺棄,人畜禽糞便、農作物秸稈等有機肥料不再使用,成為農村環境污染的增量。”外源污染則來自于工業和城鎮的污染轉移。
同樣探究污染原因的新華社評論《向污染宣戰 建美麗鄉村》,側重點則在于污染形成過程中管理和監督的缺位,作者匯總了多個基層調研,認為導致面源污染的原因,“既有基層政府對農村環保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投入不足等,又有農業生產者環保意識不強、環境監管和保障體系不健全因素。此外,農村‘空心化’問題又導致治理力量嚴重缺乏,使農村污染治理難以形成合力。”簡而言之,農村成了環境污染的低谷,環境保護的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