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統籌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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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項目管理;工程監理;并行管理
一、項目管理和建設監理兩種管理模式的異同
1.不同點。(1)定義不同。工程建設項目管理是以工程建設項目為對象,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為了最優地實現工程建設項目目標,根據工程建設項目的內在規律,對從項目構思到項目完成(指項目竣工并交付使用)的全過程進行的計劃、組織、協調和控制,以確保工程建設項目在允許的費用和要求的質量標準下按期完成。工程建設監理是指具有相應資質的工程監理企業,接受建設單位的委托和授權,根據國家批準的工程項目建設文件,有關工程建設的法律、法規、規章、技術標準和工程建設監理以及其他工程建設合同,綜合應用法律、經濟、組織和技術手段,對工程建設參與者的行為和他們的責權利進行必要的協調與約束,確保建設行為的合法性、科學性和經濟性,使工程建設投資活動好快省地進行,取得最大投資效益的微觀監督管理活動。(2)范圍不同。現階段工程監理的范圍僅限于項目施工階段,而項目管理則是對項目的全過程進行管理。(3)內容不同。在建設工程委托監理合同中雖然明確說明了工程監理的工作內容要是三控兩管一協調,但在中國現行階段,工程監理工作的內容主要是對投資、進度、質量進行控制,而且投資控制往往由業主自己或委托別的造價咨詢單位來進行;項目管理則涉及業主項目管理的所有方面,如投資控制、進度控制、質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等方面。(4)與業主關系的定位不同。監理單位與項目法人是委托關系,監理單位是公正的第三方;而項目管理則完全代表業主的利益,是業主忠實的顧問和助手。
2.相似點。(1)范圍。項目管理的首要任務是確定并控制包含在項目范疇內的工作內容,并對其他項目管理過程進行指導。工程項目管理工作內容與范圍是對工程建設的投資決策階段、設計階段、施工招投標階段、施工階段以及竣工驗收和保修階段的全過程進行管理,與工程監理的內容是一致的,只是現階段中國工程監理主要側重于工程建設的施工階段。(2)時間。時間管理也經常被稱為進度管理,它是控制項目時間的關鍵一環。與此同時,時間管理應通過確定、調整合理的工作排序和工作周期,在滿足項目時間要求的情況下,使資源配置和成本達到最佳狀態。項目管理的進度管理與工程監理在項目進度控制方面所提供的方法從總體上看是基本一致的。(3)成本。項目管理對項目成本管理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通常可以分以下四步進行:制訂資源計劃、成本估算、成本計劃、成本控制。工程監理對投資控制的主要思路也是將實際支出與計劃投資進行比較,再結合項目實際進度進行調控。這一基本思路與項目管理十分類似,但是由于管理體制不同,特別是項目財會管理水平的差異在實際運作中,要與其接軌尚需時間。(4)質量。在工程建設監理過程中,質量控制是監理工程師最為重視的一個方面,一般都是從ISO9000質量保證體系的高度來控制和規范項目團隊中各方的行為。項目管理在關于項目質量管理的內容中指出,其基本方案旨在與國際標準化組織在ISO9000質量體系標準與指南中提出的方案中相一致。因此,項目管理與工程監理在質量管理方面的指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項目管理和建設監理并行管理的組織結構模式
由項目管理公司業主行使部分權力,為業主方提供決策支持,增強項目最高決策者對工程項目的各項目標。它一方面與業主簽訂合同,另一方面與施工總承包商、建設監理單位、設計單位和投資控制單位簽訂合同。建設監理是工程建設項目管理過程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應置于項目管理公司的領導之下,在項目管理的過程中建設監理通過與系統內部的組織協調和系統外部的組織協調,使影響監理目標實現的各方主體有機配合,使監理工作實施和運行過程順利。
三、建設工程施工階段開展并行管理的主要內容
(一)項目管理與建設監理在建設工程施工階段中的職能分工
施工階段是建設監理的主要工作階段,從程開工到竣工驗收,監理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項目管理方在合同管理及工程管理協調方面具有優勢,但尚無成熟的模式,特別在投資控制、質量控制、進度控制等方面還達不到監理現有的管理水平。
(二)項目管理與建設監理在建設工程施工階段中的關鍵工作
1.對施工總包單位的管理。(1)質量方面。先由監理方提出審核意見,再報送項目管理方確認后進行實施,要加強現場參與意識,對主要原材料的監督管理主要由監理方負責,項目管理方還需要有準對性地加強參與各方對新技術、新材料、新設備、新方法的應用、控制以及監督,確保質量目標的全面實現。(2)進度方面。除施工總進度外,要求施工總包單位編制周進度計劃,突出關鍵工作,找出重要控制節點。監理方先審核,如有需要協調的進度事宜和修改意見應報送項目管理方,由項目管理方在周例會上統一處理。對工期緊張的項目,項目管理方可事先要求總包單位提出確保進度完成的前提配合要求和其他需求(如設計圖紙到位、業主指定設備的采購等)。(3)投資方面。建設項目費用控制是項目建設過程中的質量、進度、費用三大控制的重點之一,貫穿于項目建設的全過程,其主要任務是在確保工程質量目標和工期目標實現的前提下,采用技術的、經濟的和組織管理相結合的措施,在項目建設的各個階段對費用進行控制,將項目費用控制在限額范圍內,使建設項目投資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4)工程變更方面。項目管理方既要考慮變更的合理性,又要考慮變更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對合同的影響,并就擬變更的部分進行充分的分析、論證,權衡其對項目的工期、投資、質量的影響,及是否會引起索賠等,同時尊重業主的意愿。
2.對分包單位的管理。原則上分包單位統一由總包單位管理,但對于部分專業分包單位,其施工方案的確認,進場時間以及施工計劃和現場管理等,都應由項目管理方出面統一與相關單位協調后進行管理。
3.建筑材料和設備的采購管理。建筑材料和設備的采購與供應是施工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項目管理方應負責制定主要材料和設備的采購計劃,以指導具體的采購工作。
4.合同管理。項目管理方的工作重點是協助業主提前確定部分合同上未明確的工作界面的劃分,項目管理方負責妥善處理施工中的索賠事件,建設監理應基于現場的實際情況提供必要的配合確認工作。
5.關系協調。項目管理方應做好施工總包單位與甲方之間的協調工作,如勞動力的協調、幫助分包單位落實進度款等。同時做好工程參與各方之間的協調工作,以保證項目正常有序地進行。
6.組織工作。項目管理方負責組織好各類工程會議,如設計交底會、專家專家論證會、質量事故專題會、材料確認會等。
7.HSE管理(健康、安全、環保管理)。工程建設中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會直接影響到施工的實際進度和質量,監理方必須指派專職安全監理工作工程師實施現場安全監理工作,做好現場安全文明環保施工的監督工作,保證施工對周邊環境不造成影響以及出現嚴重工程事故。四、項目管理與建設監理并行管理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針對這些問題,下面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1.項目管理與建設監理強勢部分的結合。施工階段的質量控制是建設監理的強勢部分,項目管理在這部分的介入應當慎重,取代監理不是明智的選擇,對監理工作過多干涉只能導致職責和權力的交叉與重疊,會使承包商無所適從,影響監理開展現場工作。項目管理不應把自己在質量控制的環節上和建設監理等量齊觀,應代表業主對建設監理的質量控制進行宏觀控制,以合同和組織手段支持監理的工作,以建設監理的成熟系統保證設計文件和規程規范的落實,實現項目管理和建設監理的有機結合。
2.項目管理與建設監理弱勢部分的結合。在建設監理制度的某些環節,監理介入很少,在部分環節的控制有名無實,形成建設監理的空檔和弱勢部分,如設計階段的管理,施工階段的投資控制等。這些環節的市場需求是項目管理制度發展的契機,項目管理應代表業主,利用參與項目前期工作的優勢或獨立開展工作,或對監理的工作進行指導,以項目管理理論形成對上述環節進行控制的操作流程。隨著項目管理工作的逐步深化和發展,項目管理在這些環節上的特殊管理能力和操作水平將得以體現,轉而成為項目管理的強勢部分。
3.項目管理人力資源建設。項目管理公司是智力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行業、項目管理單位最主要的資源是人力資源。工程咨詢業從業人員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技術、能力和職業道德。人力資源將是項目管理公司在市場競爭中影響成效的最主要的因素,項目管理公司應該把人力資源建設當做重點,不能簡單地把監理公司的人員全部轉入項目管理公司,要根據項目管理服務的特點來組織公司的人力資源。中國目前監理從業人員中,技術人員較多,知識結構不夠合理,缺乏法律、經濟和管理知識,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有很大的空檔。中國項目管理目前亟須充實既能掌握和熟悉國家政策、經濟法律和法規,同時又精通一定專業領域技術的復合型人才,熟悉市場調查和預測分析人才,善于經濟評價和風險分析的人才,具有技術創新意識的人才,熟悉運用國際慣例,能夠進入國際咨詢市場參與競爭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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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向東,周宇.工程建設監理概論[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
[3]楊文士.管理學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第2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經濟結構；協整；Johansen檢驗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6-0145-03
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失衡。地區差距、城鄉差距逐步成為中國經濟協調、健康發展的障礙。為此，2007年6月，國家發改委批準重慶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國內對統籌城鄉發展的研究。統籌城鄉發展已經成為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點。王駿（2008）論述了試驗區面臨的超越法律、綜合配套的缺失等問題并提出了相關對策[1～2] 。孫超英、賈舒、高波等就成都實驗區及四川省級試點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情況以及試點中初步顯現的如相關試點的統籌協調問題等作了初步研究 [3]。林文棋從二元經濟結構三個來源視角分析研究了城鄉統籌的模式選擇。許鮮苗、宋福忠等研究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沒有固定的模式，各地區應依據一定的原則，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選擇最適宜的發展模式[4～5]。王夢奎、厲以寧、孔祥敏等認為，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6～8]。張紅宇認為，城鄉統籌必須觸動傳統經濟社會的體制根基，大膽進行制度創新 [9]。張苒、季潔對成渝兩地三農問題作了比較研究，分析了兩地三農問題難點和重點，探討了解決成渝兩地三農問題的途徑[10]。
總體看來，學術界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問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大多局限于定性的分析與描述，定量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從統籌城鄉核心問題――城鄉收入差距切入，構建二元經濟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利用重慶1985―2008年相關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將回歸結果和理論模型對比，進而深入探討重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重點問題，以期為重慶統籌城鄉改革有所裨益。
一、理論模型
假設一個經濟社會從生產角度分為兩個部門，即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農業部門總人口為P1、非農業部門總人口為P2，P=P1+P2，P是該經濟社會總人口。農業部門勞動力為N1、非農業部門勞動力為N2，N=N1+N2，N為全社會勞動力總數。農業部門的生產要素只有土地和勞動力，非農業部門的生產要素只有資本和勞動力。假設兩部門的生產函數是規模收益不變的，從而有人均形式的生產函數。
1.農業部門的生產函數
y1=f（E/L1）=f（e）
其中，E是土地，e是人均土地。
2.非農業部門的生產函數為
y2=g（K/L2）=g（k）
其中，K是資本，k是人均資本。
3.農業部門的工資率是w1，非勞動部門的工資率是w2
假設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勞動，非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只從事非農業生產。y1-w1為土地收益，其歸屬取決于土地所有制度。y2-w2為資本的收益，歸資本所有者 [11]。
為了反映二元經濟發展特征和敘述表達的方便，我們先定義如下比率：
1.勞動力負荷系數
μ=P/N
其中，P表示勞動力所供養的人口數，N表示勞動力人數。
2.城鄉勞動力負荷比。
RLb==
3. 二元對比系數
Rru==
二元對比系數Rru主要反映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力的差異。
4.勞動力轉移系數
RLt=
其中，N1是農業部門的總勞動力，L1是N1中在農業部門勞動力，N1-L1是農業部門中轉移出去從事非農業的勞動力，該指標反映了農業部門勞動力的轉移程度，也反映了非農業部門對農業部門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5.城鎮化水平
u=
其中，p2表示非農業人口總數，P表示全社會人口總數。
6.農民的人均收入
I1= （1）
該指標是農民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收入加上在非農部門就業的工資收入除以農村人口。
7.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
I2=（2）
該指標是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除以城鎮人口。
8.城鄉收入比
RI==（3）
城鄉收入差距用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表示。
由式（3）通過變形可得：
RI== =• （4）
對式（4）兩邊進行對數變換，得：
lnRI=-lnRLb-lnRru-lnRLt-ln（+） （5）
把ln（+）用一階泰勒展式近似表達代入（5）式可得：
lnRI≈-lnRLb-lnRru-lnRLt-ln（1+） （6）
用Ru表示城市化程度，則上式為：
lnRI≈-lnRLb-lnRru-lnRLt-Ruln（1+） （7）
式（7）刻畫了二元經濟環境下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本文分析的理論模型。
（1）RLb，即城鄉勞動力負荷比，與城鄉收入差距負相關。
（2）Rru，即二元對比系數，與城鄉收入差距負相關。
（3）RLt，即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系數，與城鄉收入差距負相關。
（4）Ru反映了城市化程度，該項系數的符號與ln（1+）符號有關，而ln（1+）符號與城市化的模式有關。當城市化是市場主導型模式的城市化路徑時，農業勞動力轉移人數（N1-L1）＞0，從而ln（1+）＞0，Ru系數為負，城市化程度與城鄉收入負相關；當城市化是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模式的路徑時，ln（1+）＜0，Ru系數為正，此時，城市化程度與城鄉收入比正相關。
二、計量分析
（一）計量結果
由理論模型（4），我們設定計量分析模型為
R1=CRα1LbRα2ruRα3LtRα4 ueε
兩邊取對數，線性化后得
lnRI=c+α1lnRLb+α2lnRru+α3lnRLt+α4lnRu+ε （8）
其中，α1是城鄉勞動力負荷比的彈性系數，α2是二元對比系數的彈性系數，α3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系數的彈性系數，α4是城市化程度的彈性系數。
樣本為重慶1985―2008年數據，數據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歷年年鑒，個別缺失數據采用了插值法進行插補。
對lnRI、lnRLb、lnRru、lnRLt、lnRu用eviews5.0，根據AIC最小值原則選擇滯后期進行平穩性檢驗，原序列是非平穩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不存在單位根，可以認為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即lnRI、lnRLb、lnRru、lnRLt、lnRu是一階單整序列。
為確定變量間是否具有長期的穩定關系，還需進行協整檢驗。對多變量協整檢驗，選用Johansen檢驗[12]。結果如下：
lnRI=0.76+0.24lnRLt-0.36lnRLb-0.62lnRru+0.0.18lnRu
（0.36） （0.04） （0.09）（0.11） （0.04）
t=（2.11）（6.00） （-4.00） （-5.64）（4.50）
R2=0.87，R2=0.83，F=37
（二）結果分析及改革問題探析
回歸結果與現實情況的解讀：
1.為什么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比呈正影響？回歸結果中，農業勞動力轉移系數為正，與二元經濟理論和理論模型不一致。其原因是，中國實際經濟環境不滿足二元經濟理論假設條件。二元經濟理論假定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勞動力同質，并且能達到均衡工資率。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城鄉有別的戶籍制和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以及城鄉差別的教育投入，結果導致城鄉人力資本差異，并非同質，城鄉勞動力在城市就業中機會不均等，工作中待遇不公平[14]。上述制度因素的存在，又使得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只能在城市的非正規部門就業，經常出現“同工不同酬”現象。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農村勞動力收入低于城市勞動力收入。農民工在提高自己收入的同時，也提高了城鎮居民的收入，結果是非但沒能縮小、反而是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2.為什么城市化對城鄉收入差距比呈正影響？由回歸模型知，城市化彈性系數為正，城市化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正相關，城市化的發展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按照劉易斯的設想，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后，剩下的農村勞動力由于人均擁有土地增多，實現規模化經營，勞動生產率將會相應提高。但是，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阻礙了土地依法自由流轉，大量土地閑置或者只耕種一期，無法向種田大戶集中，走向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同時劉易斯還認為城市化會帶來城鄉人力資本的調整，當城鄉勞動生產率出現過大差距時，鄉村低生產率的勞動力會自由流向城鎮，從而縮小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但是，現有戶籍制度由于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而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回歸結果表明城市化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但不能僅憑此就否定加快城市化進程的經濟政策。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模式必然是擴大城鄉差距，我們要轉變現行城市化模式，構建以市場機制為主，政府管理為輔的市場主導型城市化模式，大力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推進城市化進程，縮小城鄉差距。
3.其他彈性系數的影響力分析。回歸方程中，系數最大的是二元對比系數，符號為負，與城鄉收入差距負相關。二元對比系數反映了城鄉相對生產率。二元對比系數越大，表明農村勞動生產率與城市勞動生產率差距越小，城鄉收入差距越小。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逐步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可以縮小城鄉差距。
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就應加大農業投入，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和生產條件。設立農業扶持專項基金，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扶持力度。政府應在財政稅收收入中設置專門的城鄉統籌基金，用于統籌城鄉的專項支出，通過基礎設施的改善，間接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時也揭示了重慶地區統籌城鄉配套綜合改革當前的重點是，統籌城鄉財政扶持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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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城鄉統籌 改革發展 原則及重點
2007年6月中央將成都和重慶設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立改革實驗區1年以來，重慶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進行了大膽而有益的探索，但實際調研發現由于城鄉統籌發展是一項嶄新的歷史任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目前還沒有現成的可借鑒的東西，統籌城鄉發展改革試點中還存在著對改革應該把握的原則不夠清晰，對改革的認識存在一些不同層面的誤區以及改革中的工作重點不突出等一系列關鍵和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統籌城鄉發展改革試點中遇到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經濟發展實力不夠，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基礎薄弱
目前重慶大城市帶大農村特征非常顯著，二元經濟結構還比較突出，總體尚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工業體系以傳統產業為主，大部分行業居于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工業反哺農業的能力不強，鏈接城鄉的產業體系不完善，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較弱，經濟總量還較低，整體經濟實力不夠雄厚。各級政府的財力不足以完全承擔城鄉統籌改革的所有成本：廣大農民基本上處于溫飽和低質量的小康之間，他們更是無法承擔城鄉統籌制度改革的過高成本。重慶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基礎還很薄弱。面臨的突出問題是欠缺相應的經濟基礎和實力。
(二)相應配套政策缺乏，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推力有限
改革相應配套政策缺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缺乏法規配套。按照市委、市政府“先行先試”的總體要求，改革工作實際落實時，就會遇到如進城農民不愿放棄農村土地使用權等很多具體問題，而這些問題卻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的解決，這就需要相關部門迅速出臺一些有利于統籌城鄉改革的法律、法規文件，指導具體工作的開展和實施。二是缺乏資金配套。調查發現很多改革項目的實施最終都涉及到資金問題，且數額巨大，改革的成本較高，而改革中縣級財力不足。上級政府又沒有相應的財政配套，因此改革成本與資金投入不足和財政配套的矛盾就成了制約統籌城鄉改革最突出的矛盾，
(三)現行規章制度陳舊，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進程受阻
現行的土地、戶籍等制度對于現今的改革發展已顯得十分陳舊，嚴重阻礙著各項改革工作的推進。集體土地不能轉讓。農村土地閑置、拋荒嚴重，土地規模化經營程度不高。利用效率低下。農村發展中建設用地指標受限等問題十分突出。土地流轉沒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機制，缺乏相應的配套設施和經費，土地流轉信息不暢，土地流轉保障金的收取、管理和處置機制還不完善。鄉鎮協調、監督機制還不健全，土地流轉仲裁機構還未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阻礙城鄉之間人口、資源、技術的交流。加大了農民進城務工的成本，成為阻礙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影響因素。改革發展中各部門間的利益爭奪問題嚴重。
(四)農村教育水平低下，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智力不足
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緩慢，農村職業教育發展滯后，且缺乏相應的技能培訓機制，使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不高，職業技能不強，市場觀念淡薄，改革中“等靠要”思想嚴重。自力更生思想缺乏，對現代農業生產理念不易接受，對農業科技實用技術掌握程度較低，推進不僅使得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缺少謀生手段，缺乏競爭優勢，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活，極大限制了其擇業、就業的渠道和范圍，嚴重阻礙了農民工自身的發展：還直接導致農業耕作方式傳統老化，新技術、新品種推廣緩慢，農村產業結構矛盾突出，效益不高，調整難度大，嚴重制約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水平。
(五)理論學習研究滯后，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認識不準
調研中發現大多數地區對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相關理論的學習研究滯后。存在較多認識上的誤區和偏差。對統籌城鄉發展工作缺少系統性的認識。急于求成，沒有長遠的戰略眼光和規劃：農民進城只注重大城市，忽視了廣大縣域城市和中心鎮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和帶動能力；將統籌城鄉發展理解為城市單方面支持農村，忽視城鄉兩個不同經濟實體之間的優勢互補：將統籌城鄉發展簡單理解為推進農村城市化建設，盲目將農村變為城市，將農村人口變為城市人口，并最終消滅農村，缺乏對城鄉一體化、城鄉統籌發展外延的認識；僅注重硬件設施的建設，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忽略科技、教育、文化、制度等軟件建設；統籌城鄉發展中環境破壞、資源浪費嚴重，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觀念依然存在。
(六)實際調研分析膚淺，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主次不明
改革試點中各試點區縣基本都是將土地流轉、戶籍制度、保障制度、基礎設施、農業產業、農村金融、勞動力轉移等各方面工作一起抓。但由于沒有針對改革進行深層次的調查研究和分析判斷，使得工作的主次不明確，沒有抓住改革工作的關鍵和突破點，改革效果并不理想。調研中發現土地流轉和勞動力轉移是各試點區縣抓的兩項重點工作，一般都有具體的工作指標，比如全年要流轉多少土地，要轉移多少剩余勞動力等。但他們的工作往往就土地流轉抓土地流轉。就勞動力轉移抓勞動力轉移，沒有更加深入地去挖掘促進土地流轉和勞動力轉移的深層次原因，沒有對農民為什么不愿意放棄土地、農民進城的最大顧慮是什么等問題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
二、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工作原則
(一)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原則
作為一項“探索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機制、尋找中西部地區新型發展模式”的改革。必須觸及土地、戶籍、保險等一系列制度。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原則。積極地對不合時宜的政策、規章、習俗、習慣性做法進行大膽調整和探索。準確把握“重慶城鄉統籌改革”與既往改革以及“上海浦東開發”、“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成都城鄉改革”等在改革目標、試點重點和自由空間上的差異性。對轉型時期制度阻礙作先導性探索。大膽觸及制度邊界，對符合生產力標準、有利于激活農村資源的做法積極試點。
(二)堅持依靠市場推動為主的原則
城鄉統籌改革是在我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WTO的時代背景之下進行的，國家“優惠政策”的“邊際空間”趨近于零。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基于廣大中西部地區和農村現實資源條件，遵循內在規律提升發展實力，堅持依靠市場推動為主的原則，促進民間和社會資本參與，重點以“市場資源”為主體依托資源，更多依靠產業發展實現改革的財力保障，綜合運用計劃、行政與法律手段。推動統籌城鄉發展改革進程。不能坐等中央優惠政策和
項目資金的惠顧與支持，也不能繼續沿襲政府積極的財政支出增加宏觀經濟有效供給的“凱恩斯療法”。
(三)堅持優勢資源互通互補的原則
堅持城鄉之間優勢資源互補互通的原則，消除阻礙城鄉之間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種體制性、政策，破除條塊分割、地區封鎖。打破城鄉壁壘，增強城鄉市場的聯系，促使城鄉資源要素相互流動，通過加大城鄉資源整合和對接力度，充分發揮城鄉雙方的優勢。從城鄉兩個層次統籌考慮產業結構和地域結構，確保城鄉產業發展的互補性，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聯系，優勢疊加、產業協調的區域綜合經濟體。
(四)堅持城鄉兼顧協調發展的原則
統籌城鄉發展應堅持城鄉兼顧協調發展的原則，以城鄉協調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建立統籌兼顧的發展模式，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補。城鄉互促的城鄉協調發展目標。協調好城鄉產業關系、城鄉資源流動和配置關系、城鄉居民權利義務關系、城鄉社會事業發展關系，最大程度地發揮城鄉優勢，努力縮小城鄉差距、農民與市民的差距，實現城鄉共同進步。
(五)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
統籌城鄉發展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大課題，涉及面廣，是今后我國社會發展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現階段的改革絕對做不到面面俱到。各地應從本地區實際情況出發，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分清改革的主次輕重，注重改革的原則、方法和策略，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結合自身優勢，尋求突破點，合理規劃發展，抓住改革亮點，形成發展特色，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推進統籌城鄉發展改革步伐。
三、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工作重點
(一)以產業發展為核心，全面促進經濟發展
重慶在今后的改革探索中應充分抓住并利用好川渝合作、內陸開放型經濟建設、全市“一圈兩翼”發展等一系列發展戰略實施的大好歷史機遇和優勢，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緊緊抓住發展這一主題，不斷推動自身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提升自身的經濟競爭力，以產業發展為核心，緊緊依靠產業調整和升級來帶動自身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斷提高各產業尤其是農業產業的發展水平，為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實現城鄉共同繁榮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二)以城帶鄉為紐帶，做好城鄉互促發展
國家的宏觀政策應向處于明顯弱勢的農業、農村、農民適當傾斜，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持和保護力度：要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各類人才到農村創業或就業，加大對農業科技和農村管理人才的培養力度：要改變城鄉分割格局，充分發揮城市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擴散與輻射作用，通過以城帶鄉這一作用紐帶。走上城鄉互促、協調、統籌的發展道路。在經濟發展上，以城市為龍頭，形成城鄉優勢互補、分工合作和一、二、三產業聯動的發展格局；在社會文化發展上，以城市文明帶動農村文明，形成城鄉社區特色鮮明、相得益彰的發展格局。
(三)以體制創新為根本，完善農村金融體系
隨著新農村建設，農村整體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統籌城鄉發展的不斷深入，必須以體制創新為根本，建立和完善適合統籌城鄉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一是適應農村多層次金融需求。構建功能互補、產權明晰、可持續發展的多層次農村金融機構體系：二是適應農村經濟發展需要，鼓勵多種形式的制度創新、組織創新、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吸收社會資金進人農村，建立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三是適應不同層次的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建立多元化、梯度化，融合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傳統金融和現代金融的農村金融制度體系。
(四)以技能培訓為途徑，提高勞動力的素質
統籌城鄉發展要注重長遠，加強農村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實現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要加大農村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力度，以技能培訓為主要途徑，加快提高剩余農民和失地農民的文化素質與就業能力。積極引導農村剩余農民和失地農民參加職業教育和培訓，接受就業指導和職業技術教育，端正就業觀念，了解擇業方法和途徑。要根據企業用工需求和當地產業發展，有針對性地組織培訓，建立定點定向訂單教育培訓制度和區、鄉(鎮)村、企業、教育培訓實體聯合教育培訓基地，鼓勵各類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
(五)以改革試驗為契機，改善農村投資環境
以這次改革試驗為契機，用新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加快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改善農村投資環境。一是做好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業穩定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二是著力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加大農村飲水、公路和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生態環境整治，改善人居環境。三是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繼續支持農村科教文衛設施建設，提高農民綜合素質。四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監管，特別防止出現重復建設、投資浪費、甚至違背農民意愿等問題。
(六)以市場發展為導向，完善縣域城鎮體系
各區縣要立足自身，打破各種發展瓶頸，在加快縣城建設、提高縣城承載能力、增強對農村輻射帶動功能的同時，以市場發展為導向，合理配置小城鎮建設資源。重點加快小城鎮，特別是中心鎮的建設步伐，完善小城鎮的投融資、用地、戶籍、購房、發展二三產業等相關政策。發揮中心鎮在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高度集聚人口、承接產業轉移、服務農村區域、促進縣域經濟的重要作用，積極引導農民根據自己的經濟和就業能力，有梯度地往縣城和中心鎮轉移。
(七)以理論研究為重點，深化對改革的認識
以理論研究為重點，深化對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的學習和認識。一方面要從強化干部綜合素質和轉變干部思想觀念人手，以提高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為重點，加大對知識更新和相關能力的培訓，幫助干部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提升科學技術、市場經濟、法律、公共管理等業務知識水平：另一方面要尋求實力雄厚的專家隊伍參與到改革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機制的研究和制定過程中，認真總結各項實踐工作，進行理論提升，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系統理論，為地方政府提供智力支持，指導改革的不斷推進。
第4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 城鄉統籌 經濟主體 利益博弈
農業是目前我國經濟最薄弱的環節，農村經濟的發展嚴重落后于城市，其癥結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矛盾，而且差距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城鄉統籌發展已成為我國建設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生產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博弈論主要研究一個經濟主體的選擇受到其他經濟主體選擇的影響，而且反過來影響到其他主體選擇時的決策和均衡問題。博弈論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中，逐漸成為分析經濟活動的必備工具。本文以博弈論理論為依據，分析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不同經濟主體的利益博弈，從而得到對城鄉統籌發展的啟示。
一、城鄉統籌發展的內涵和意義
1、城鄉統籌發展的內涵
城鄉統籌發展是指城市與鄉村這兩個不同特質的經濟社會單元和人類聚落空間，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區域范圍內，謀求融合發展、協調共生的過程。在這里，城市和鄉村是一個整體，人口、資金、信息和物資等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因此，應充分發揮城市與鄉村各自的優勢與作用，使城鄉經濟相互滲透，相輔相成，最終實現共同繁榮。
2、城鄉統籌發展的意義
（1）城鄉統籌發展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構建和諧社會是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間各級政府的重要奮斗目標。和諧社會是城鄉協調發展的社會，工農關系順暢健康的社會。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城鄉差距大，其原因是農村發展滯后，農業基礎薄弱，農民還不富裕，主要體現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三農問題”的存在不僅制約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而且危及社會穩定乃至國家長治久安，必須靠城鄉統籌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統籌發展來解決。
（2）城鄉統籌發展是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城鄉統籌發展是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如果不及時調整工農業和城鄉關系，則會加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許多矛盾，制約我國的長遠發展。通過城鄉統籌發展改變長期以來農業農村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的不合理局面，可形成工農業平等協調發展和城鄉共同繁榮進步的和諧局面。
二、城鄉統籌發展中經濟主體的利益博弈
1、區域公共環境保護的博弈
區域公共環境是區域內各個經濟主體賴以生存的共同外環境，若環境遭到污染，將影響到區域內每個經濟主體的利益。同樣，污染的環境要得到治理和保護，需要各個經濟主體的公共合作，因此，區域環境具有典型的外部經濟性。然而在現實中，區域環境保護的目標卻常常難以實現。
用博弈論來解釋，可以這樣看，假設區域內有兩個經濟主體1和2，需要的成本分別都為5個單位，可以獲得的利潤分別都是10個單位，治理環境污染分別需要耗費2個單位（當然，沒有強制命令的話經濟主體可以選擇治理或不治理）。短期內博弈的矩陣如表1所示。
如果別人都遵守環境保護的規定進行治理，而他違章排污，節省了污染處理的投入成本2個單位，而且享受到了別人環境保護帶來的好處，因此他會在治理污染和違章排污之間，選擇違章排污。如果別人都違章污染環境，而他遵守環境保護規定進行治理，要多消耗2個單位，不僅加大了成本，而且又享受不了環境保護帶來的好處，他當然不會選擇治理污染。這樣，大家盡管可能已經認識到環境保護的好處，但是在沒有外在力約束的情況下，大都還是不會積極治理污染，因為違章排污是每個經濟主體的最優選擇，大家都污染環境就是納什均衡。
近年來我國許多地區大力招商引資，為地方經濟的繁榮作出主要貢獻的同時，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各地方政府雖然在城鄉規劃與發展中對污染的控制與治理卓有成效，但很多地方的城市與鄉村未形成統一規劃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逃避污染治理的責任；另一方面政府之間缺乏配合的積極性，在短期利益的驅動下，大量工業廢棄物從城市轉向城市的邊沿以及周邊各鄉鎮，城市周邊地區的人民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甚至造成惡劣的后果。這里既存在著企業之間的博弈，更存在著各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因此環境污染問題盡管已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但因為城鄉統籌規劃制度的缺失而使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
2、城鄉統籌發展中公共項目建設的博弈
城鄉統籌發展的過程中，各開發商在城市與鄉鎮以開發房產、生產型企業、娛樂場所等見效快的居多，并從一個點擴展至一個街區或幾個街區。而公共空間項目，如綠地、圖書館、停車場等卻十分缺乏。用博弈論解釋：是因為城鄉公共項目對開發者而言不會帶來直接收益，卻有積極的外部效益，公共空間環境品質的提高可以帶來區域的長期效益。在消費公共物品時，每個“理性人”都會做一個“免費搭車者”，因此，公共項目開發很難通過開發商共同出資開發。對于一個開發商來說，如果他投資公共項目的開發，改善了周圍環境的品質，別人卻坐享其成，在同樣的環境條件下，他的投入更多，當然不合算，這意味著生產廠商很可能得不到抵補生產成本的收益；如果別人投資公共項目從而改善了周圍環境，他搭個“便車”，享受公共物品帶來的好處，更合算。這樣，大家盡管可能都認識到公共空間帶來的好處，但從長期看廠商不會提供該物品，即公共物品很難由市場供給，至少供給不足。在沒有外部強制約束的情況下，每個開發商的最優戰略都是不參與公共項目的開發，博弈的結果是公共項目開發成為政府和社會的事情。
三、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重構對策
實施城鄉良性互動戰略，就是要通過綜合運用市場和非市場力量，既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又充分發揮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逐步形成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城鄉之間全方位自主交流與平等互利合作的局面，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發展良性互動，使城鄉購買力在全面提高的基礎上實現動態平衡，從而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統籌城鄉發展規劃的生命力在于將城市規劃與鄉鎮規劃納入區域發展的同步軌道，是城市規劃的延續與提高。在這種意義上，城鄉統籌規劃的實質又在于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基本利益關系的重新構建，而尋求利益格局調整中的最小摩擦值是實現城鄉統籌目標的重要條件。按照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城鄉規劃是進行“制度交易”的行為過程。
1、制定城鄉統籌發展規劃，實現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和諧發展
城鄉統籌發展強調集體理性，因而在以經濟主體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的市場中，城鄉統籌發展規劃時常以市場主體對立面的姿態出現，規劃在實施中經常碰壁。所以規劃不應停留于理想狀態的表達，而應該看到實際對象。只有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希望的規劃才有可能自覺地貫徹實施。
關于區域公共工程開發問題，不能責備開發商唯利是圖，因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市場中經濟主體理性的表現，所以，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沖突的辦法不是否認個人理性，而是設計一種機制，在滿足個人理性的前提下達到集體理性，達到整體理性和個體理性的“雙贏”。如在開發區域公共項目時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為使投資者收回投資本息，并取得一定利潤，政府可以為投資者提供一些優惠政策。
2、完善城鄉統籌發展制度體系，實現納什均衡
實施城鄉統籌制度是關鍵，在規劃空間藍圖的同時，還應該研究選擇什么樣的制度和機制來達到規劃目標。可以把開發商自主開發作為個體理性，把城鄉可持續發展作為整體理性，在強調個體理性最優時（非合作博弈），與城市其他規劃如區域環境整治規劃、產業帶規劃、綠地系統規劃、交通系統規劃等一起達到整體最優（合作博弈）。
從理論上說，在給定的條件下，社會通常自發地趨向于某個均衡狀態。社會一旦到達某個均衡狀態，理性的參與者將沒有積極性改變已經達到的狀態，因為這個狀態對于他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局部最優”的。所以，均衡狀態是社會活動的趨勢和方向。
一切均衡都是相對的，新的制度與政策會打破目前區域開發利用的一些均衡狀態，使區域開發利用向著更好的某個新的均衡狀態趨進。如果一種制度不能滿足個人理性的話，就難以有效地貫徹下去，不滿足納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或協定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城鄉統籌發展需要設計一種機制，在滿足個人理性的前提下達到整體最優。城鄉項目開發不是強制或感化各個開發商，讓他們依照規劃參與公共項目的開發，或完全由政府包攬，這不符合個人最優的理性要求。BOT投資就是一個較成功的制度安排，它兼顧了個人與集體的理性，構成了城鄉統籌發展所希望的納什均衡。
3、優化城鄉統籌發展的運行機制，實現信息有效溝通
以“囚徒困境”為例。作為警察，當然是希望兩個囚犯都能老實坦白，因此，在設計制度時，就要從囚犯的角度考慮，在不同的制度條件下，囚犯可能做出怎樣的反應，要了解囚犯的心理，這就是信息的作用。在城鄉統籌發展工作中，規劃部門只有知道對象所想，對象做出的反應，那么做出的規劃才具可行性。另外，從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治理理念的發展趨勢看，規劃已經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如分權、私有化等），而以“問題干預”分析為基礎，強調隨機制宜或權變觀念，這更需要大量、如實的信息的支撐進行制度設計。相反，規劃一味推崇集體理性，忽視公眾、開發商的切身要求，規劃必然是難以實施的。因此，注重信息的作用，城鄉統籌發展的機制才能合理運行。
（注：本文受到唐山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研究資金資助，課題名稱：“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研究”（編號：cx201000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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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東升：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主線促進統籌發展[J].農村經濟，2010（2）.
第5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一、統籌城鄉就業的內涵
統籌城鄉就業，亦稱城鄉統籌就業。其涵非常豐富，勞動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課題組（2005）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層面和城市就業和農村就業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角度界定了統籌城鄉就業的內涵。盧亮（2008）則從理論和政策兩個方面進行了闡述：理論上的含義是建立統一開放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確保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有序流動；從政策層面來看，應該從就業管理對象和就業管理機構兩個方面來進行統籌。王寅、阮衍寧（2010）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承認和實現勞動力擇業自由和選擇工作地點的自由，讓勞動力受經濟規律調節，在城鄉間、區域間、行業間流動，實現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公平競爭。
部分學者還圍繞著是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展開了討論。張建武（2001）最早指出，城鄉統籌就業是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內容。莫榮（2006）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就是要將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就業，從體制、政策和工作體系入手，建設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勞動者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二、統籌城鄉就業的意義
統籌城鄉就業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推進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是關系城鄉勞動者切身利益和長遠生計的重大問題。學術界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闡述了統籌城鄉就業的重要意義。
微觀層面是從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城鄉勞動力流動等方面展開的，如蔡昉（2006）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所在，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最終法寶，是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根本途徑。熊永蘭、夏守財（2008）指出，實現城鄉就業統籌是對傳統就業制度的重大突破，有利于縮小城鄉收人差距，優化城鄉人口分布結構。
宏觀層面是從國家、政府、社會層面探討的。季建林（2004）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對經濟與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袁建萍（2007）認為，統籌城鄉就業的現實意義在于其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柳云飛、張素紅等（2009）從五個方面較全面地歸納和闡述了城鄉統籌就業的意義：一是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二是有利于推進我國城鎮化建設；三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利用城鄉勞動力資源；四是有利于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五是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三、各地區統籌城鄉就業的實踐
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全國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6個市（區、縣）開展了統籌城鄉就業試點工作。一些學者和實踐工作者根據統籌城鄉就業的實踐，對全國統籌城鄉就業的試點地區進行了考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組編的《2005年中國就業報告——統籌城鄉就業》藍皮書中對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統籌城鄉就業的實踐進行了總結。曾萬明（2007）分析成都市統籌城鄉就業工作時認為，通過“六大體系”，即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覆蓋城鄉的就業培訓體系、覆蓋城鄉的就業援助體系、城鄉充分就業政策體系、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城鄉充分就業工作政府目標責任體系來打破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建立城鄉一體的充分就業體制。丁海中（2009）將全國統籌城鄉就業試點城市馬鞍山的具體做法總結為——發展擴大就業、創業帶動就業、政策扶持就業、服務保障就業、培訓促進就業。武晉、何美麗等（2010）從勞動力個人、社會經濟、政府三個層面對北京市延慶縣650個勞動力的就業現狀及存在問題做了詳盡分析，這些試點地區取得的經驗和存在問題的研究，對全國范圍內統籌城鄉就業的實施建立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四、統籌城鄉就業的制約因素
一些學者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制約了統籌城鄉就業。饒翠華（2009）認為，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拉大， 在理性人追逐利益目標的驅使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將會向東部發達地區流動，流動的結果一方面是滿足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會對東部地區的就業產生較大的壓力，還會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這不利于統籌城鄉、統籌區域間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北京大學劉偉教授（2007）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實質，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增長、經濟體制的轉變、城鄉發展差距都將會嚴重影響城鄉勞動力的有效統籌和均衡運動。
多數學者注意到制度障礙是導致城鄉分割的最重要原因。江貽送（2003）認為，在實施城鄉統籌就業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影響統籌城鄉就業的政策性和操作是就業制度的歧視、教育與培訓的歧視、社會保障制度的歧視、戶籍制度的歧視等。喬明睿、錢雪亞等（2009）利用2006年CHNS數據并采用切換回歸模型，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狀況及戶口的作用進行了判斷，認為戶口是限制農村勞動者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元章、盛喜真（2003）在分析了城鄉勞動者就業關系的基礎上，認為影響城鄉統籌就業的制度障礙主要包括戶籍制度、用工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土地承包制度、教育制度等。李春根、賴志杰（2008）從社會保障政策視角探討了統籌城鄉就業問題，認為社會保障一定程度的缺失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瓶頸和影響城鄉統籌就業的重要因素。
部分學者還從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較低角度探討了制約統籌城鄉就業的因素。張建武（2006）指出，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偏低，已經成為轉移就業的主要“瓶頸”。陳國鐵（2007）認為，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層次的提高。
五、構建和完善統籌城鄉就業制度的政策建議
學界在對統籌城鄉就業存在問題和制約因素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構建和完善統籌城鄉就業的政策建議。學者們一方面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徹底打破原來城鄉分割的舊制度，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就業制度；另一方面還特別強調了統籌城鄉就業中政府承擔的責任和市場機制的作用。
從制度創新和政府責任視角提出政策建議的，如趙勇（2004）從統籌城鄉發展的大局出發，認為統籌城鄉就業要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打破對農民工的各種限制，以職業資格和技能水平作為統一的就業標準。李志強、張征華等（2005）探討了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創新農村和農業內部制度， 挖掘農村和農業的就業潛力， 拓寬農民就地轉移和就業渠道；破除各種體制障礙， 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體制，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城轉移就業速度；加快城市化發展步伐， 增強吸納勞動力就業能力， 提高農民市民化就業的容量。楊宜勇（2007）強調要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加快勞動力流動， 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登記制度， 要大力發展中心城鎮， 加快農村的城鎮化進程。饒風（2009）提出建立健全“四個體系、一個制度”，來促進統籌城鄉就業：即建立健全統籌城鄉就業的政策體系；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建立覆蓋城鄉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立健全城鄉勞動者維權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服務工作制度。
從政府政策角度提出建議的，如張麗賓（2007）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應該加強相關法律的建設。姚林香（2007）探討了財政政策對統籌城鄉就業的作用：一是為已經轉移到城市就業的勞動力及其家庭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二是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人， 挖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三是在繼續強化農村基礎教育的同時，加強農村職業教育。黃紅華（2009）則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應該統籌利用政府強制性政策工具、財政激勵工具、指導性工具、信息提供工具和服務性工具等。
強調在統籌城鄉就業中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如李安忠（2008）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工作是一項全新的系統工程。在工作內容上，要重點完成以人力資源市場為主體，以社會職業介紹機構為補充，城鄉一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綜合性與專業性相結合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建成以市場為導向的轉移就業機制。崔占峰（2007）提出，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關鍵在于農業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和農民工穩定就業，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引導機制和由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就業長效機制以及農民工能夠穩定就業的保護機制。
六、研究展望
第6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 主體功能區；城鄉協調發展；機制；制度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導致了城鄉不協調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目前關于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已有很多進展。夏安桃2003）對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目標、動力機制、模式、制約因素、措施對策進行了研究綜述，試圖為城鄉協調發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1]；姜太碧2005）探討了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和動力，內涵包括：城鄉制度統籌、城鄉要素統籌和城鄉關系統籌。動力因素主要表現為三種模式：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自下混合型[2]；孫文久等2011）在對現階段我國城鄉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和動力機制的分析基礎上，提出了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制度框架重新確立、城鄉產業協調發展、基礎設施配套建設以及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的改革思路[3]；汪寅（2009）從實現城市統一制度、建立城鄉共贏機制、建立城鄉一體化市場、統籌城鄉產業結構等方面探討了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城市化路徑選擇[4]；趙保佑2008）探討了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國際經驗與啟示，包括：政府是推動城鄉協調發展的主體，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村工業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中的基礎作用，重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 [5]。
總的來說，目前基于主體功能區研究城鄉協調發展的文獻并不多。主體功能區建設是基于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等，將特定區域確定為特定主體功能定位類型的一種空間單元，每種空間單元根據自身資源稟賦都有一種主體功能。主體功能區的功能分類模式打破了以往行政區劃的城鄉分隔模式，有利于實現城鄉統一協調發展和資源優化配置。因此，主體功能區建設是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一種理論創新。
二、主體功能區與城鄉協調發展
（一）西安市主體功能區劃分
第7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 城鄉統籌發展；小城鎮總體規劃；思考
城鄉矛盾歷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矛盾，如何協調兩者的關系，縮小彼此之間的差距，是各學科長期致力研究的熱點問題。
一、對象與范圍的界定
(一)、對象
小城鎮作為鄉村與城市之間過渡的載體，其不定性導致了人們對小城鎮范圍的理解存在分歧，這些分歧主要有兩方面：①是否包括小城市；②是否包括沒有設鎮建制的鄉集鎮。本文將小城鎮界定為：對周邊農村區域有確切影響的建制鎮，不包括小城市及沒有設鎮建制的鄉集鎮。
(二)、范圍
在我國一些經濟發達地區，隨著鄉村人口非農化和鄉村地域綜合化發展，以及城市發展生態化和城市地域空間的擴張，城市與農村的分界日趨模糊，城鎮和農村地域相互滲透的作用增強，形成了連片的城市化區域，即城鎮密集區。而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城鎮與鄉村的發展差距仍然比較明顯，鄉村相對比較貧困。
二、傳統規劃思路
(一)、規劃特征
目前，我國小城鎮總體規劃主要以鎮區規劃為重點。在規劃內容上，總體規劃側重于鎮區性質與規模的確定、用地功能的組織、總體結構的布局、道路交通的組織及市政公共設施的安排等方面，涉及面比較廣。總的來說，現行小城鎮總體規劃具有幾個特點：突出鎮區規劃，弱化鎮域規劃；與廣大農村腹地結合不緊密；忽視城鎮與農村的相互聯系和融合。
(二)、規劃動因
1 理論意識
結合一些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現行小城鎮總體規劃的思路主要建立在城市化與增長極理論關于空間集聚的內核基礎上。
(1)城市化集聚觀。無論是從概念上還是從測度指標上都可以看出，城市化普遍被理解為要素在城鎮空間的集聚，且城鎮規模越大，相應的城市化水平越高。
(2)增長極理論。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J.Boudeville和其他許多學者一起將經濟學家提出的“產業極”概念引入地理空間，他把增長極與極化空間、城鎮聯系起來，認為增長極是指在城鎮區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將原來為某種推動型工業的“極”與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這個“增長中心”相結合，提出投資應集中于增長中心，進而通過這個中心向周圍地區輻射，達到區域協調發展的目的的理論。
2 政績驅使
依照我國《城市規劃法》，小城鎮總體規劃由鎮政府負責組織編制。由于受政績的利益驅動，一些基層官員不顧發展規律，片面強調做大鎮區規模，重“外延”，求“大”求“高”，不切實際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
3 后果與弊端
由于空間所“關心”的主體為鎮區，這就導致出現了小城鎮的規模過度擴張，而農村地區則相對不景氣，城鎮經濟發展以犧牲農村經濟增長為代價等不合理和不協調的現象。很多地方出現了“盲目”的造城運動，鎮區脫離實際，規模過大，發展速度過快，出現了大量占地較多的公用設施、超規模的基礎設施(如寬馬路、大廣場)及大型工業園區，進而導致了土地、資金等資源的浪費和閑置，農村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城鄉二元化仍然突出，小城鎮并沒有起到規劃預期中的對周邊農村地域的擴散帶動作用，這與總體規劃的預期目標相違背。
三、規劃新思路
(一)理念轉變
目前，規劃理念已從關注“空間變化過程”和“空間集聚過程”轉到關注“空間關聯過程”和“空間重組過程”，從城鄉發展為線性因果發展理念轉到城鄉網絡化協調發展理念。將小城鎮與農村地區結合起來，把城鄉統籌發展、網絡化發展作為一個地區城鄉有序化發展的前提條件，作為指導一個地區城鄉全過程的基本模式。
(二)內容完善
1 產業空間統籌發展
(1)根據小城鎮和鄉村產業體系的特點提出相應的結構模式，促進城鄉之間的產業結構協調化和城鄉內部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2)對城鄉產業結構體系在空間層面上進行相應調整，促進城鄉產業空間的有機融合與城鄉空間產業的合理布局。
2 地域空間統籌管治
第8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復雜系統；城鄉空間；城鄉關系；城鄉空間統籌規劃
中圖分類號：F294；N94 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近十幾年來，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城鎮化進程逐步加快，城鎮化水平日益提高。從1978年到2011年，城鎮人口從1.72億增加到6.9億，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51.27%。但同時，在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中仍然存在諸多矛盾，如城鎮體系發展不協調、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資源環境承載力受到嚴重考驗，小城鎮建設遍地開花，相同職能類型的城鎮重復建設，同時廣大農村地區建設滯后，城鎮化進程對資源消耗過大，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嚴重等。在此背景下，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首要任務是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規劃是城鄉一體化的龍頭，是基石和前提。從本質上看，新時期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應是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城鄉空間融合規劃，其基礎工作則是認識城鄉空間的復雜性。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間復雜性的探索，作為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人口集聚為主要的居民點，其“復雜的非線性”空間特征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線性科學和復雜科學理論和方法不斷應用于城市系統領域，才真正開始形成復雜城市系統研究洪流。由于過分追求城市發展而導致城鄉用地矛盾及空間利用“破碎化”等問題，城鄉關系優化及城鄉空間統籌被提上日程。因此，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擴展到了城市—鄉村。
然而由于多種原因，我國城鄉統籌發展及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仍然面臨著城鄉關系的惡化和城鄉空間分離的挑戰。在此背景下，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探索與創新成為推進城鄉統籌發展、落實研究重點和突破研究難點的關鍵。基于此，文章對國內外城鄉系統空間復雜性的相關文獻進行詳盡梳理，以厘清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脈絡，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供借鑒。
2 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進展
2.1 國外城市系統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個主要支流倍受關注：一是分形城市，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與異速城市保持研究邏輯同構；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與動力城市及網格-主體城市存在一定淵源；三是分形與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統一于自組織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線性動力學的發展，和復雜網絡理論的興起，為傳統城市網絡系統復雜性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支撐，從而奠定了復雜網絡城市研究流派。
（1）異速城市。早在20世紀50年代，Clark就發現城市人口密度距離衰減的負指數律（Clark定律）[1]，此后許多學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紛紛通過實驗研究證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間滿足冪指數關系，即城市擴展存在異速生長現象，系統建立了系列城市異速生長函數，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負冪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積冪指數模型最具影響力，為此Clark模型的負指數律受到廣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與異速生長律同構的分形學派。近年，我國一些學者（陳彥光、劉繼生）通過數理推導，統一了冪式異速生長關系與負指數人口分布之間的邏輯不兼容，從而將城市系統納入簡單性與復雜性的對立統一體系中[10]。
（2）動力城市。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人們開始意識到基于牛頓力學的傳統靜態空間模型（如引力模型、潛力模型、空間擴散模型、距離衰減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釋城市自組織的動態演化過程。因此，城市系統的動態演化過程和行為機制受到廣泛重視。196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J.W.Forrester率先將系統動力學引入城市結構變化研究，創立城市系統動力學模型（Urban Dynamics），即構建一系列反饋城市系統要素關聯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構造了城市動態學模型，即構建一組展示城市突變的非線性方程[11]。二者開創和引領動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學者從系統動力學視角，系統開展了城市人口、經濟、環境、資源、生態等子系統的相互作用機制及可持續發展預測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學者運用突變論、協同學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間變化的動力學過程，如Amsin的城市突變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區域遷移動力學方程[12]。
顯然，動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統構成要素的關聯反饋為主，缺乏位置、距離等空間要素的考量，無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間的動力演化過程；部分模型盡管開始考量時空變量，但多以宏觀尺度為主，缺乏對個體行為和微觀結構引致的空間變化分析。這為后來的復雜城市系統研究提出新的課題：如何從宏觀到微觀、從系統要素關聯推演到城市空間演化？也相應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發。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態、結構的模擬與實證研究，其歷史可追溯到20世紀初的城市統計分析，但最終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隨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長期全面地對城市及城市系統的內部空間結構展開分形理論和實證研究[14][15]，系統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論體系和計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從城市內部形態向內逐漸細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漸擴展到城市體系：微觀層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運用分形幾何學，從建筑審美和城市設計視角，解析城市公園、城市街區、家居環境、建筑外觀等建設和設計理念的“最優形態”。中觀層次——城市內部分形，研究最為廣泛，內容涉及城市邊界、景觀、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經濟、交通網絡結構等方面[16]。宏觀層次——城市體系分形，以城市等級規模、空間作用、中心地體系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應用于城市系統研究歷史已久，早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就有學者零星運用CA計算模擬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發展過程[18]。70年代末，Tobler將CA模型引入地理學，創立“細胞地理學”[19]，并率先實證模擬了美國底特律城市擴展過程。受其影響，80年代中期美國的 Couclelis和英國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動態模擬領域開展CA理論和實證研究[20][21]，引領一些學者在城市規劃領域作了嘗試性及至深入性的應用和擴展。90年代以來，隨著GIS技術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實現融合，學術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統研究熱潮[22]，研究內容集中于城市系統形態生長、土地利用、城市景觀、位序-規模等領域[23]。
（5）自組織城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系統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混沌論、分形理論、人工智能-生命理論、自組織臨界論、自適應系統論等復雜科學理論與方法不斷應用于城市-區域系統復雜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漸趨合流，形成自組織城市研究學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協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組織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網格-主體城市[36]等領域。
（6）復雜網絡城市。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織，世界城市系統研究轉向網絡化視角[37]，從空間實體流（全球航空流、貨運流、城際交通流、城市-區域人口流等）[38]和虛擬流（互聯網、信息流、社會網絡、通訊網絡、技術研發區位和擴散、生產業網絡等）兩個方面[39]，揭示城市系統關聯的網絡復雜性研究成為熱潮。Taylor構建“連鎖網絡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過跨國生產企業空間聯系實證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網絡的組織方式仍為等級或位序的“累積”[40]。近年來，隨著圖論和統計物理的融合，復雜網絡理論取得大發展，一些學者從城域（城市內部）和城際（城市體系）兩大視角，從交通聯系（交通網絡、交通流）、社會聯系（人口遷移）、企業聯系（公司交流、企業合作）、信息交流和創新擴散（因特網、電話呼叫、技術交流、創新擴散等）等方面，將復雜城市系統抽象為復雜網絡，系統分析了城市系統網絡拓撲連接的復雜性規律[41]，如無標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驗證，脆弱性或魯棒性評價及控制，以及動力學演化與傳播特征等。
2.2 國內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國內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集中于兩大視角：一是哲學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鑒復雜科學理論和方法，架構城市系統的復雜性理論體系，揭示城市系統的非線性、自組織性、突變性等復雜性規律[43，44]；普遍認為城市是一個極為復雜且處于動態變化中的巨系統，表現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層次性、不確定性、非線性、突變性、自組織性、自相似性、隨機性、無序與有序交互性等復雜性質[45，46]。二是計量分析和模型模擬，或者通過實證分析揭示城市空間結構復雜性，或者創新性建立城市空間演化模型，成為當前研究的焦點和前緣[47，48]。
與國外一樣，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計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統研究最受關注，成果最為豐富，形成兩大陣營：城市內部和城市體系，但主要為城市地理學家所關注，與國外的多樣研究學科背景不同。同時，研究的內容也相對較窄，主要集中于空間結構[49]和空間演化[50]復雜性研究兩個方面。前者側重于借鑒分形理論、元胞自動機等復雜科學理論，從城市內部景觀結構、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網絡以及城市體系空間形態、分形體系、等級結構、網絡聯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統空間結構的復雜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體系和元胞城市為代表[51]～[54]。后者側重運用突變論、系統動力學、灰關聯系統、自組織理論、復雜適應系統論等復雜科學理論，開展城市空間演化過程（相變及突變）和動力機制（自組織和他組織）的定量研究和模擬預測，如動力城市[55]、自組織城市[56]和主體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靜態數學模型[58]（等級體系標度模型、城市統計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動態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異速生長模型、網絡動力學-細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組織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擬模型[61，62]（多主體模型、遺傳算法、虛擬城市模型等）為主，內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網絡、城市規劃、人口分布和遷移、景觀結構、城市環境、城市就業和居住、城市體系及等級規模分布等方面。張新生歸納城市空間增長的動力學機制，建立基于個體行為的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實現威爾遜模型的擴展[63]。孫戰利將主體（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層和動態交通層，構建了城市動態演化模型，實現了宏觀與微觀、空間變化與屬性變化相結合，面向對象的軟件系統，并在GIS的支持下，對美國Ann Arbor城動態發展進行了模擬[64]。陳彥光借鑒自組織理論，提出城市系統復雜性檢驗的三大判據：分形結構、Zipf定律和1/f噪聲[65]，并系統運用分形理論，實現實空間-相空間-序空間的統一，構建了系列蘊含靜態和動態、功能和結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擬和預測于一體的分形城市系統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廣模型、異速生長模型、空間動力學模型、等級規模模型、自組織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鄉村空間復雜性研究進展
3.1 國外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長期以來，人們通常只是將城市和農村孤立起來分析，城鄉關系研究薄弱。上世紀末，一些學者紛紛呼吁重視（城鄉）關系復雜性研究，認為關系（經濟聯系的復雜性）及其空間結構（景觀的復雜性）的復雜性規律研究應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重點范疇，經濟實體及其相關作用關系所引起的經濟地理發展和變化過程應成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為依托的中心發展型面臨突出結構性問題和缺陷，城鄉之間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聯系，表現為“脫臼的經濟”（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們才開始重視城鄉關系復雜性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城鄉對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鄉互動”（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鄉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視野和切入點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地區），或許是發達國家的城鄉一體化已經成為“過去完成時”。人們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區域問題呈日益復雜的態勢，解決這種復雜城鄉關系失調問題的根本路徑是實現“鄉村-城市關聯觀”（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則從城鄉關系網絡視角，明確提出城鄉協調發展的“網絡”化模式。
但這種城鄉關聯復雜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對空間的關注相當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鄉經濟社會差異（社會問題、健康衛生、政策體制、意識形態等）、經濟社會要素流動（人口遷移、產業聯系、資源和資本轉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鄉關系作用的復雜性問題[76]，專門而系統的空間復雜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鄉交錯帶（邊緣區），普遍揭示出其空間結構的動態過渡性、人口社會學特征多元化、經濟發展復合型、土地利用多樣化等復雜性特征[48]，以McGee的亞洲城鄉一體化“Desakota”空間研究為代表[77]。
3.2 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城鄉關聯是一個泛合的概念，涉及社會學、規劃學、地理學、經濟學、人口學、生態學等眾多學科。研究視角集中于空間區位關系（地理學）、工業-農業關系（經濟學）、市民-農民關系（社會學）、斑塊-基質關系（生態學）四個層面[78]。地理視角上的城鄉研究倍受關注，成為熱點，已經形成理論和實證、定性和定量、時間和空間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論涉及城鄉融合論、城鄉協調論、城鄉一體化論、統籌城鄉發展論、城鄉網絡化發展論等[79-81]；研究區域觸及中國和外國、東部和中部、西部、發達和欠發達地區、城鎮密集區和非密集區、沿海熱點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82-84]；研究時間尺度以建國以來為主，并考慮信息時代和數字時代的影響[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關聯協調模型為主[87，88]；研究內容主要從城鄉聯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鄉關聯的歷史演進、空間差異、影響因素及動力機制、協調對策及發展模式等[89-91]，總體存在兩個研究傾向：一是不考慮城鄉地域空間差異性，研究二者相互關系的發展變化，忽視城鄉關系的空間復雜性；二是研究城鄉關系的靜態空間分異與組合，而忽視其地理變化過程的自組織性。
4 結論與研究展望
城市和鄉村的歷史淵源決定了城鄉關系的不可分割性，工業化和社會化發展使得二者在空間上越來越隔離，同時也在城市和農村內部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了解決各自的發展問題，最終需要回歸到二者的統一，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空間統籌規劃就是對這種訴求的回應。當前，在國內掀起新一輪城鄉統籌規劃熱潮的背景下，城鄉空間統籌研究具有十分廣闊的研究前景，我國幅員遼闊，各類城市與鄉村所處社會經濟背景迥異，也為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提供了廣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過對國內外城鄉空間復雜性文獻回顧與梳理，得出以下結論：
（1）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角度來看，城市空間成為中心，鄉村空間“被邊緣”。無論是國外的自組織城市（耗散城市、協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細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體城市），還是國內的分形城市、自組織城市、元胞城市、虛擬城市、城市系統動力學、城市地理空間系統，多是借鑒系統科學和非線性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從區域論城市”，對城市體系（inter urban）和城市內部（intra urban）空間復雜性展開理論和實證分析，作為區域的重要載體——鄉村往往處于從屬地位，甚至淪落到被忽略的邊緣。城市—鄉村空間復雜性研究仍處于呼吁和倡導的階段。
（2）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方法來看，方法集成綜合研究不強。分形理論和CA模擬技術的融合以及在協同論、耗散論和混沌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組織理論，雖體現了學術界集成各種方法和技術對復雜城鄉空間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體的子系統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論、空間句法或系統動力學的某個單一理論，綜合多學科、多理論對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統的空間關聯分析不足。而且，傳統的研究多是從某一個時間斷面進行考察，而對于城鄉空間動態變化描述和模擬則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進行補充。
（3）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內容來看，今后城鄉空間統籌研究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和深化：①城鄉關系空間復雜性研究。新時期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城鄉空間融合規劃，當前，盡管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城鄉關系是由物質、經濟、人口遷移、社會、服務供應、政治行政聯系相互關聯、共同作用的構成的一個動態網絡系統，具有復雜性，但城鄉關系的空間復雜性研究幾乎空白，只有部分學者涉足城鄉耦合、關聯、協調的非線性規律和城鄉關系空間演化的動力機制；②城鄉空間自組織演化機制與模擬。已有不少西方學者建立了相關模型解釋城市空間自組織演化機制。而對于城鄉空間演化過程的分叉與選擇、混沌與有序、漸變與突變、競爭與協同、集中與分散等作用機制討論，利用開放性、非線性、不平衡、環境選擇等原理對自組織臨界性、相變性等過程的邏輯、實證和類比判據將會是以后研究的重點。加強對城鄉空間生長的模擬將會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間拓展的方向、范圍、規模，解釋城市變遷的內在動力，透視城市化的本質，更好預測控制城市的發展；③城鄉關聯空間復雜性研究。以城鄉道路網為載體的城鄉關聯空間的復雜結構正逐漸被管理學、物理學等學科認識，打開地理學研究主頁，從網絡關系系統科學角度，探索城鄉關聯系統的空間自組織運行規律、交往協同演化機制的復雜性研究還相當薄弱；④城鄉社會網絡空間復雜性研究。基于復雜科學理論，對城鄉人口空間分布，市場網絡分形，交通網絡對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別是信息要素空間傳播、職業流動和社會資源關系等虛擬城鄉社會網絡，更需填補研究的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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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Institute of Innovation & Strategic Studies，East C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第9篇：城鄉統籌理論范文
關鍵詞：城鄉流通；協調機制；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F72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6116(2012)01-0034-05
一、引言
流通產業已成為引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在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統籌城鄉流通市場具有重要的意義。(1)統籌城鄉流通是轉變為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要求。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是目前我國居民消費領域最主要或最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決定的。目前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至少要滯后于城鎮居民10～15年。城鄉居民消費比(農村居民為1)平均達1：3.6，擴大消費的重點應在農村。(2)統籌城鄉流通是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促進和諧新農村建設的有力途徑。新農村建設要求統籌城鄉利益關系，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我國農村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落后的商品流通體系為代表低下的農村市場化程度。而商品流通市場體系不完備會直接導致農村經濟缺乏活力進而影響農村小康及和諧社會的實現。相關研究表明，統籌城鄉流通對農民生產增收和消費品購買，對維護農民利益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3)統籌城鄉流通改革是發揮商業先導性作用，進一步促進城鎮化的必然要求。R?庫克斯(Rbavis Cox)把城市理解為“流通組織”，流通服務業涉及面廣，關聯度高，特別是農村流通服務業，在吸納就業、推進城鎮化、解決“三農”問題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統籌城鄉流通是實現消費公平，實現農村安全消費，解決農業發展問題和農村繁榮問題，實現城鄉利益均等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民生工程的重要內容。(5)統籌城鄉流通是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戰略轉移，建立農民收入持續增加的重要載體。從國民收入來看，流通產業可以為更多的人提供就業崗位，從而提高其收入水平。而隨著流通產業的不斷發展，在流通領域從事經營或勞動的人越多，那么，整個社會的收入水平也會越高，進而使國民福利也得到增進。
因此，完善的城鄉流通體系，是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農村流通體系的薄弱已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和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的一個重要障礙。長期以來，在對待農村流通體系與城市流通體系的關系上，重城市、輕農村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這直接導致了城鄉流通體系的嚴重失調，制約了城鄉經濟的發展。因此，研究統籌城鄉流通體系，促進其合理化，就成為目前的一個焦點問題。
二、研究綜述
有關統籌城鄉流通，國外的經典文獻早有論述。馬克思曾指出：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可以概括為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城鄉分離和分工對立的運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1776)最早從分工的角度研究了城鄉流通關系。他提出了動態生產率理論，即分工的發展是促進生產率長期增長的主要因素，流通是市場范圍擴展的顯著標志，因而流通的擴大必然能夠促進分工的深化和生產率的提高。楊小凱和賴斯(1994)。運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分析了城鄉差別的問題。研究表明，城市的分工水平由于居民集中居住所帶來的交易效率的提升而顯著增加，從而造成城鄉商業化方面差距的擴大。在處理城鄉流通體系協調發展關系的實踐方面，20世紀70年代，日本“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和韓國“第三次國土規劃”突出強調點(城鎮)、線(基礎設施)和面(農村地域)的網絡化發展，較好地處理了本國的城鄉流通發展問題。
國內學者對此問題也有較深的研究。黃國雄(2006)指出城鄉流通的和諧發展是促進商業系統優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宋則和王雪峰(2010)認為增進城鄉居民消費的要點是改善消費環境，排除消費增長的非收入制約和化解購買力存量，重要的是統籌城鄉流通。高鐵生(2007)認為加快流通發展，是建設新農村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柳思維等(2007)則論述了統籌城鄉的發展理論和中國城鄉商品市場失衡的制度誘因。總體看來，國內目前對統籌城鄉流通體系構建的研究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的。(1)以超市下鄉為視角，認為構筑統籌城鄉的現代流通網絡體系，應該把城市市場中的商業業態、流通模式推廣至農村，把農村市場作為城市的延伸和承接(尹漢寧，2007)。(2)以電子商務健全城鄉流通體系為視角，認為農村的互聯網、電話用戶相對不足，導致了農產品銷售信息閉塞。大部分市場主體是從批發市場得到供銷信息或者從農戶、銷售市場終端搜集信息以及從其他商務伙伴處得到信息。因此，必須加大農村的電子商務建設，發展城鄉一體的流通體系(謝菁，2006)。(3)以加快農業產業化為核心發展城鄉大流通的觀點，認為農業產業化可以使農村流通減少中間產品之間的商流活動，進而減少流通風險和增加收入。(4)以供銷社改造為視角，提出要充分利用供銷合作社的經營網絡，為農民的生產生活與消費提供便利(周聲濤，2007)。各地供銷合作社可以為適應農業農村經濟發展，不斷建立和完善為農綜合服務網絡，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全過程、系列化的服務，真正成為農村的商品購銷中心。(5)城鄉互動的雙向流通系統的觀點。夏春玉和張闖(2009)通過案例研究城鄉互動機制，提出了一個城鄉互動的雙向流通系統概念模型和可能的建立路徑。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看出，流通研究者就統籌城鄉流通體系的構建及其對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影響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觀點，但這些研究多集中于對策層面，并沒有對其作更進一步的分析，對城鄉流通體系不協調的制約原因及構建策略涉及較少。筆者擬在此構建一個統籌城鄉流通體系制度分析框架，從制度供給主體的特征分析制度變遷模式，探討城鄉流通失調的制度原因，探討統籌城鄉流通的路徑選擇。
三、我國城鄉流通失調的原因分析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城鄉經濟協調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以及以商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農村流通改革，導致農村流通體系日益落后，城鄉流通失調，直接表現為流通體系建設脫離城鄉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村經濟發展缺乏農村流通體系支持。當前城鄉經濟發展失調，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的農村流通體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制約所致。
我國城鄉流通與農村經濟失調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流通制度進行了有效變革，而農村流通體制變革滯后，城鄉流通資源的理想比例遭
到破壞，進而導致城鄉流通的發展關系走向失調，具體原因如下。
(一)薄弱的農村經濟基礎條件的約束
從總體上看，城鄉商品市場失衡是與城鄉制度相關聯的。農村流通體制的變遷始終受制于落后的農村經濟。城市經濟發達，商品市場分工水平高，有著明顯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各種新型商業業態的產生大大降低了運行的交易成本，分工也不斷深化，城鄉在制度上的差異導致落后的農村經濟交易成本大大高于城市，農村商品市場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城市商品市場。
(二)長期“城市偏向”發展戰略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影響
長期以來，中國實行“工業化”的城市偏向制度發展戰略，人為拉大工農產品“剪刀差”，犧牲農業，為迅速實現工業化積累資金，加上分離的戶籍制度、二元分割農村土地制度、城鄉流通制度等人為的制度安排嚴格限制農民向城市遷移，使農民身上的鎖鏈日益牢固，阻礙了農村社會經濟中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程度，造成了農業比較利益低下，導致鄉村與現代化的城市落后巨大。
(三)城鄉流通的制度差異
改革開放前的城鄉流通制度變遷是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利益集團，由政府整體推進的；改革開放后的城市流通和商業規劃都是在政府主導下完成的。而農村流通制度變遷則體現了農民個體的利益要求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要求，是包括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個體等多種利益主體博弈的漸進過程，非正式制度對農村流通市場變革起到了主要作用。國家采取的相對自由的農村流通體制策略暗含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假設，從而忽略了對市場的研究，也忽視了城鄉之間消費差異以及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對農村的價格歧視行為，導致農村流通進一步弱化。
(四)對農村流通體系的準公共品特性認識不足
如前所述，城鄉流通協調發展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而在我國，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對農村商品流通工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地方政府對流通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熟悉不足，對自身應履行的職能熟悉不清，并且履職重點也存在偏差。農村流通體系的準公共品特性要求農村流通基礎設施應由國家提供，由此農村流通體制的制度變遷模式也應由政府主導。而對農村流通體系的準公共品特性認識不足導致農村流通基礎設施落后，造成農村流通體制創新常常落后于農村經濟制度創新。因此在面對外部沖擊時，城鄉流通系統就會走向非均衡狀態，資源就不能在城鄉之間達到最優配置，從而使城鄉流通系統發展不協調。
總的來說，城鄉流通體系不協調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歷史原因形成的落后經濟初始條件的制約，即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低和農業比較利益低下導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農村經濟主體發育不良；也有國家采取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和傳統觀念的束縛的影響，使城鄉流通體系一開始就脫離經濟運行。具體表現為：農村流通體制結構不合理、缺乏政策支持，農村流通市場化改革落后，農村交易成本高，制約了商業性流通體制、合作流通體制發展，從而導致城鄉流通體系的非協調運行。
四、統籌城鄉流通體系的協調機制分析
城市和鄉村作為一種非均質的地域經濟空間，在發展過程中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經濟、社會、歷史等條件制約，其產業發展、功能形態以及生活習俗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統籌城鄉流通體系的最大特征是農村產業效率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和居民消費質量逐步趨于一致。城鄉統籌流通不是城鄉資源統分統配，不是新的絕對平均主義，不能以犧牲城市效率求得低層次平衡，也不能揠苗助長。城鄉流通協調發展的本質內涵是流通資源在城鄉之間的最優配置。這種最優配置的前提是城鄉流通協調制度處于均衡狀態，因此，一定要對統籌城鄉流通體系的協調機制有正確的認識。
(一)城鄉流通體系的協調發展是城鄉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新農村建設的實現過程
城鄉流通體系的協調發展的實質是城鄉資源的可持續性優化配置，也是農村城市化道路和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實現過程。其協調發展不僅依賴于自然、地理等條件，而且還依賴于交通、通信、信息化基礎設施、交通工具、交易技術水平，同時還依賴于社會傳統、法制誠信水平、開放程度等制度條件。城鄉流通體系之間既可以相互促進，又可以相互制約，這關鍵取決于政府以及城鄉流通協調系統發揮其功能的能力。
(二)宏觀制度環境的優化協調是城鄉流通體系協調發展的前提條件
宏觀制度直接影響城鄉流通主體能力和交易環境。城鄉流通體系的協調從均衡實現過程看，城鄉經濟發展、分工與交換是統籌城鄉流通體系的基礎；平衡經濟發展和利益集團要求的流通政策，以及城鄉流通體系資源報酬率和創新能力是城鄉流通供給均衡的主導力量。城鄉流通體系的協調均衡具有多重性，但都要求與城鄉經濟長期均衡發展相適應。
(三)城鄉流通協調發展必須以制度創新營造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為基礎
從市場經濟規律來看，城鄉流通協調要求農村流通資源的凈收益應大于等于其用于其他用途的機會成本。由于農村流通基礎設施落后，農村流通資源凈收益率偏低，因此，城鄉流通協調要求農村流通體系建設必須有以財政支持為基礎的優惠性流通政策與之相匹配，營造良好的農村流通產業發展環境。在主體行為方面，城鄉流通協調應注重通過制度創新，關鍵在于把農民利益的提升作為設計統籌城鄉流通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提高流通主體信用水平，發展長期交易、合作社交易、關聯交易，強化農村流通功能，降低農村流通的交易成本。
(四)城鄉流通協調機制是協調路徑一致性和具體形態多樣性的統一
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城鄉流通市場協調發展模式，有一個共性，即非常重視政策性、合作性和商業性流通的配合。具體協調手段的選擇都是包括政府、市場，以及介于其問的企業、各類合作社等準市場組織、個體經營和社會協調等多種手段綜合運用的過程；因此，中國城鄉流通協調機制建設一方面要注重發揮政府職能，制定統一的從城鄉兩個層次統籌考慮流通產業結構和地域結構的城鄉優勢互補原則，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聯系，優勢疊加、劣勢互補的城鄉流通體系。另一方面，又必須考慮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關鍵在于因地制宜地構建城鄉流通協調機制與模式，進而尋找出城鄉流通協調機制建設的切入點。
五、統籌城鄉流通體系的路徑選擇
統籌城鄉流通體系離不開流通體系建設的環境。我國目前的城鄉差距更多地表現為流通體制創新的環境不佳、統籌城鄉流通的協調制度缺乏彈性所產生的外生性城鄉差距，因此，要實現城鄉流通協調發展，必須建立有效的制度創新機制。
(一)深化協調城鄉發展的公共服務和收入再分配體系改革，解除城鄉流通不協調的經濟約束
城鄉流通的協調同時是一個縮小城鄉差距、實現社會公平發展的問題。在經濟從低水平分工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過程中，城鄉差距的出現是一種必然。城鄉協調發展就需要深化協調城鄉發
展的公共服務和收入再分配體系改革，通過提供均等化的城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業比較利益和農民收入，解除統籌城鄉流通薄弱的農村經濟基礎約束。
(二)進一步完善統籌城鄉流通的制度環境
要始終把“三農”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首位，以國民經濟發展為目標，構建符合市場化要求的制度環境。要以協調發展為原則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以城鄉統籌為手段改變二元經濟和現有農村流通結構，構建以市場為基礎、政府為主導的協調發展機制，保持城鄉流通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雙重協調。此外，還應合理把握協調發展中的政府職能、治理結構及能力，培育和保護好農民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明確為農村流通組織創新提供制度基礎設施，是當前我國政府統籌城鄉流通體制改革的首要職能。這樣既可以提高農村的投資回報率，也可以為城鄉互動創造條件。
(三)創新城鄉流通尤其是農村流通的制度供給模式
要尊重城鄉流通主體的創新精神，在經濟發展區域差異明顯的農村地區，尤其要建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農村流通制度創新模式。做好企業制度、市場制度以及政府對流通領域的宏觀調控與規章制度的創新。城鄉分離是歷史存在的，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逐步退出經濟領域，國有企業的自越來越大，民營企業、合資企業、跨國公司等成為了經濟的主體，這些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價格歧視行為造成城鄉差距不斷加大。城鄉差距不斷加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企業的逐利行為。因此，關注廠商的行為，鼓勵他們向農村傾斜發展，開發適合農民消費的產品就成為統籌城鄉流通的重要環節。
(四)加快流通現代化步伐，以流通技術促進農村流通效率的提高，實現城鄉流通協調
統籌城鄉流通要求在農村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落后的流通結構與流通業態，發展現代化的流通方式，構建流通功能聯盟，以電子商務等現代技術強化流通功能，縮短流通時間，打造高效率服務的城鄉流通體系，以流通技術的提高來促進城鄉流通協調。
(五)樹立現代農村大流通意識，鼓勵農村流通主體的創新，促進多層次城鄉流通市場體系的建設
要樹立現代農村大流通意識。首先，要樹立制度流通意識，按流通發展規律推進城鄉流通協調體系建設。其次，要樹立城鄉大流通功能意識，按統籌城鄉經濟的需求推進城鄉流通體制效率的提升。第三，要樹立流通產業意識，按產業發展規律推進統籌城鄉流通改革，要著力推進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產權改革。在統籌城鄉流通體制改革中，要充分利用農民合作組織這一潛在的重要流通創新主體，推進正規流通組織與農村合作組織合作，圍繞農村經濟的發展狀況，探索建立適合于不同協調發展模式的農村中小流通機構，促進多層次城鄉流通市場體系的建設。
(六)改進城鄉流通治理和管理模式，以“公平高效”為目標，實現和諧城鄉流通
統籌城鄉流通要求改進城鄉流通治理和管理模式，注意城鄉流通監管中監管與安全，政府與市場，創新與效率之間的動態平衡。要以“公平高效”為目標，切實賦予并保護好農村流通體制的產業地位，加大監管和支持力度，注重發揮其誘導協調城鄉消費市場的效能，實現和諧城鄉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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