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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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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范文

    摘要:文章界定了成人通識教育的內涵,探討了成人通識教育的必要性,明確了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選取原則,論述了人文地理學知識作為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適宜性,最后提出了人文地理學知識在通識教育中的體現策略。

    關鍵詞:成人通識教育;人文地理學;體現策略

    中圖分類號:G7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000X(2016)11-0074-02

    一、成人通識教育的內涵

    成人教育狹義上是指國家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一類教育形式,與電大教育、自考教育、業余教育、函授教育并列,經考試錄取,學成后發放統一的畢業證,而廣義上的成人教育就可以理解為:學習對象為成人的教育形式,其內涵可以擴展到非國民教育體系。所謂成人通識教育就是在成人教育中的通識教育,具體來說就是成人教育中通識類知識的教育,并且此處所指的成人教育是廣義上的成人教育。國內外的學校教育中,通識教育往往作為一種常態課程內容,并有日趨增加的趨勢。目前,通識教育在我國成人教育中所占的比重雖有所增加,但過分注重專業知識培養的價值取向明顯,通識教育內容長期被認為是成人教育可有可無的附屬品,而且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設置也存在諸多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探討成人通識教育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成人通識教育的必要性探討

    (一)知識經濟的客觀要求

    伴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總量呈現爆發式增長的態勢,知識更新速度也很快,學校教育背景下的個人存量知識已經很難滿足人們長時間的應用需求,接受再教育已經成為人們適應社會發展步伐的必然選擇,再教育過程中除了要進行專業化的知識培訓外,通識教育內容也應該有所體現,而且出于非就業目的的成人教育中,成人通識教育則是其教育的重要內容。比如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智能手機、電腦等高新科技產品越來越多地進入到千家萬戶,而很多人缺乏甚至沒有相關知識的儲備,自主學習還存在一定困難,此類成人通識教育便能夠幫助人們擺脫困境,以適應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需求。現代科技在不斷變革和加速發展的背景下,很顯然深刻影響著成人教育,給成人通識教育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1]。

    (二)人們主動學習的需要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接受教育已經不再完全是出于謀生等功利性的目的,越來越多的人把學習作為一種自我提高的需要,這恰恰與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相契合。隨著終身教育和“學習化社會”觀念愈來愈深入人心并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今天成人的學習已由原來為了學歷和文憑的提高而逐漸轉變成為了更好地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2]。成人教育往往過于注重專門化的職業訓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德、文化及生活通識性知識的傳授,而這與人們時下的學習需要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偏離,恰當的成人通識教育知識能夠滿足人們在這些方面的需求。

    (三)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有效途徑

    建國后至今,我國國民文化素質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國民整體的文化素質,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必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提供多種途徑的教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成人教育因其特殊的人群背景使其在提升國民文化素質的目標下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成人通識教育無疑是成人教育中的重點內容。通過向成人傳授通識類知識不僅可以提高他們的知識存量,而且還能夠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從長遠來看,起到了“授人以漁”的效果,可謂是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三、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選取原則

    (一)生活相關性原則

    成人社會有成人社會的特征,成人教育也是如此,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樣,成人通識教育最基本的功用就是提高成人學員的社會生存能力,當然成人通識教育還有其他功用,在此不再贅述,但從基本功用探討成人通識教育的內容就應當具有生活相關性,因為與生活無關則意味著某種專業深度,而這與通識教育基本內涵并不相符。生活相關性知識在成人通識教育中有所體現,就減少了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摸索、甄別所花費的時間,同時,這也符合人們認知的一般心理規律,“由近及遠,由簡單到復雜”,逐步將知識引向深入。

    (二)綜合性原則

    所謂綜合性原則就是摒棄學科分化的偏見,從綜合視角去學習知識,這也是通識教育在世界各地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畢竟成人教育對象中的絕大多數并非學科專家,即便是學科專家其專業性教育也可以從非通識教育內容中獲取。可以說,綜合性原則既是通識教育的內在屬性,又符合成人教育的一般特點,當然是成人通識教育的重要內容。

    (三)廣泛適宜原則

    廣泛適宜性原則指的是成人通識教育的內容對其教育對象應該具有普遍適用性,即不應因學習基礎差異而使學習過程和學習效果呈現較大差別,這就需要成人通識教育內容首先具有一定的基礎性,而且教學方式等也應符合這一原則,比如說成人通識教育內容應盡量避免使用專業性過強的專業術語,授課教師的教學語言要通俗易懂,并做到深入淺出,以利于學員理解和掌握。

    四、人文地理學知識作為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適宜性探討

    (一)人文地理學知識與人們生活聯系緊密

    人文地理學也稱人生地理學,它是探討人文現象和規律的一門科學,故而與人們的生活聯系非常緊密,可以說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內容,這一點我們從人文地理學的主要分支學科名稱中就能夠窺知一二,人文地理學按其研究對象可以劃分為如下分支學科:人口地理學、旅游地理學、行為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軍事地理學、聚落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等。同時,人文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具有極強的指導意義,因此,人文地理學知識作為成人通識教育的內容非常合適。

    (二)人文地理學知識具有綜合性的特征

    地理學科具有綜合性的特征,人文地理學知識也有著同樣的特征。人文地理學知識綜合性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整體性與復雜性,人文地理學側重于從區域的視角探尋人文地理事物、人文地理現象,而這些事物、現象內容復雜,并且彼此間或與其環境間亦同樣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過程,由此而提煉出來的知識體系當然也就遺傳了這種綜合性[3]。人文地理學知識綜合性的另一個來源就是學科交叉性,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論等都涉及到諸多學科的交叉,從文理分科的角度看,人文地理學本身就是文理綜合學科,總之,人文地理學是一個復雜的學科綜合體,一個區域的內核將諸多人文、自然學科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學科間的碰撞與融合又通過人文地理規律體現出來。

    (三)人文地理學知識通俗易懂,具有廣泛適宜性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知識結構明晰,人們的已有生活經驗,中小學相關領域的知識都可以作為人文地理學深入學習的先前學習基礎,人文地理學課程呈現也大多都是從直觀到抽象,對于成人通識教育學員具有廣泛適宜性。另外,人文地理學的前沿問題與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學習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認識基礎。

    五、人文地理學知識在通識教育中的體現策略

    (一)廣播電視中播放人文地理學專門課程及科教紀錄片

    廣播電視具有受眾廣泛,播放靈活的特點,是傳播通識類知識的有效渠道,人文地理學專門課程就可以通過廣播電視專門課程的方式加以體現。目前此類專門課程在我國電視節目中已有所體現,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隨著人們學習觀的逐漸進步,這類節目的收視率一定會越來越高,電視臺在獲取良好口碑的基礎上也能收獲不錯的經濟效益。

    科教紀錄片是人文地理學知識在廣播電視中體現的另一種方式,并且在國外已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國《國家地理》和《探索》在全球145個國家通過有線網絡等各種渠道播出,成為覆蓋全球的最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之一,中國很多電視臺也采購和播出《國家地理》和《探索》頻道的節目,但是這些節目中涉及中國的題材很少。可以說,增加人文地理學相關科教記錄片的制作,對于傳播人文地理學知識是大有裨益的。

    (二)在網絡課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學相關課程

    網絡已經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各種形式的網絡課程也日益增多,在網絡課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學相關課程適應了時展的步伐,也是人文地理學知識推廣的有效途徑。網絡課程形式各異,有各高等學校、初等學校的網絡精品課程,也有各大網站推出的各類免費課程,還有個人自主開辦的相關課程,甚至有些課程學習內容是通過社交通訊工具、博客等傳播和推廣的,所有這些都可以成為人文地理學相關課程的有效載體。當然,目前網絡上一些課程資源的傳播游走于法律、法規的邊緣,比如很多網絡免費數據庫采取上傳者自主上傳的方式獲取課程相關資源,然而這些資源往往未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內容的可靠性很難甄別,這樣并不利于包括人文地理學課程在內的網絡課程的可持續供給,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總之,清潔的網絡課程資源環境更符合網絡課程學習者的利益。

    (三)將人文地理學課程納入到成人學校課程中

    誠如前文所述,人文地理學適宜作為成人通識教育的學習內容之一,而且鑒于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成人學校中普遍存在“重專業、輕通識”的特征,將人文地理學課程納入到成人學校課程中是必要的,在操作層面上也是可行的。成人學校教育中的人文地理學課程屬于通識課程,與一般學校地理科學相關專業課程應該有所區別,課程內容除了人文地理學經典理論的內容外,還應該增加人文地理學實踐案例,如果條件允許,可以在課程中設置部分實踐課程,從而更好地激發成人學員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人文地理學知識的實際應用能力,成人學校的人文地理學教師也應該不斷探索和革新教學方法,增加現代化教學手段和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這一點主要是考慮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時空尺度都比較大,傳統教學手段不利于學生的充分理解[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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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田建文,趙旭陽.高師“人文地理學”教學中的幾個關聯問題[J].石家莊學院學報,2005,7(6):121-124. 

    第2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書法景觀; 符號效應; 地方感; 桂林

    收稿日期: 2013-05-02; 修訂日期: 2013-10-14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過程中城市象征空間特征、演變及地方建構研究——基于建成環境符號景觀的視角”(41161026)、“中國城鎮書法景觀的地理分異及地方感過程的案例研究”(40871072)。

    作者簡介: 唐文躍(1973-),男,博士,江西財經大學旅游與城市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游憩地理與地方感研究。符號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Cassirer,1944)。人不僅生活在物質世界中,同時也生活在自己創造的符號世界中。人類生活的符號世界同時也是一個由各種文本構成的世界。文本是一個(一套)具有獨立意義的符號或符號集成。隨著現代社會信息化進程的推進,人類生活的世界日趨符號化和文本化。人們生活在一個由各種符號和文本構成的“超真實”(hyperreality)的世界里。當人類生活的世界成為一個文本的世界、象征(符號)的世界,人文地理學所關注的人地關系具有怎樣的新內涵?這為人文地理學(尤其是社會、文化地理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地理學家段義孚提出,可用(指導行為的)符號(signs)、(引起情感的)情感符號和(影響思維的)象征(symbols)來研究人類世界(Tuan,1978)。Salter等認為,對景觀含義和秩序的探尋是地理學的義務,這可以促進人們對周圍世界人文含義的更深理解(Salter,et al.,1977)。Gold進一步指出,需要研究人類經歷的具有符號價值的景觀(Gold,1980)。從符號景觀的角度進行空間的社會文化意義分析,是社會、文化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方向。西方新文化地理學注重分析景觀的符號學意義,研究景觀是由哪些符號構成了可供閱讀的文本,認為地理學家的工作在于解讀這些文本(周尚意,等,2004)。西方新文化地理學的空間象征符號意義研究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周尚意,2004;唐曉峰,等,2008;李蕾蕾,2004,2005),并出現了若干文化景觀符號的地理學研究案例,如地名景觀的研究(朱竑,等,2009)、書法景觀的研究(張捷,2003;Zhang,et al.,2006)等。書法作為人文景觀元素,與其它人文、自然景觀元素組合,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觀。書法的地理學研究自1990年代后逐漸為國內研究者所重視。張捷(2003)認為,書法地理學是研究作為文化景觀和人地關系產物的書法現象的特征及其空間分布規律,以及書法對人類空間感知與行為的影響的學科。書法地理學研究,必須將書法作為文化景觀和環境、作為人地關系的產物和反映,著重關注書法作為景觀元素如何作用于人地關系、如何影響人的環境感知、空間行為模式以及地方感形成等問題的研究。書法景觀(Calligraphic landscape)是指由一定規模或視覺效應的書法作品在特定地理空間范圍內集中展現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外部視覺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場所環境或空間(張捷,2003)。以往的書法景觀研究以宏觀人地關系的視角為主,如從人地關系的視角來闡釋書法風格的地域特征(吳慧平,2001;馮健,胡牧,1999;馮健,張小林,1999)、自然景觀與書法審美(Zhang,et al.2006;張捷,等,2004)、地理環境對書法風格的影響(董明輝,吳慧平,1997)等。近幾年,研究重點轉向微觀視角的書法景觀研究,如作為文化符號的書法景觀對人的環境感知、環境行為和地方感的影響等。書法景觀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觀和文化符號,被廣泛應用于旅游景區而成為旅游景觀的重要類型。書法景觀與旅游發展的關系(Zhang,et al.,2008;張捷,等,2010),旅游景點書法景觀的公眾知覺特征(張捷,等,2012a),游客對書法景觀的態度、原真性感知、體驗及其限制因素(Zhang,et al.,2012;Zhou,et al.,2012;Qi,et al.,2013),城鎮書法景觀的空間分異(張捷,等,2012b),游客的書法景觀感知意象(柯立,等,2010),居民對書法景觀的感知和認同(肖瀟,等,2012a),游客在書法景觀旅游地的地方感(肖瀟,等,2012b),書法景觀在景區旅游意象構建中的作用(尹立杰,等,2011)等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但現有的研究較少涉及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的行為效應問題。本文以旅游景區中的書法景觀為例,探討作為文化景觀符號的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以期為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設計、特定旅游氛圍的營造提供參考與借鑒。

    1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旅游景觀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并向旅游者傳遞某種意義,而意義的表達總是借助于各種各樣的符號,因而旅游景觀具備了象征符號的特征,旅游景觀的營造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地方建構過程和符號化過程。文化旅游景區的符號化特征尤為明顯,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主題公園等人造景觀,有的已經完全為符號和幻象所編碼,各種人造符號景觀以及由符號構成的文本把旅游景區變成一個“超真實”的世界,游客在其中獲得特定的旅游體驗。自然旅游景區的符號景觀也比比皆是,成為自然景觀的點綴或作為營造特定旅游氛圍的景觀元素。符號除了能夠表達某種意義,還會對人的感知和行為產生某種影響,這種影響即是符號效應。因而符號效應是人與符號景觀相互作用過程中產生的心理反應和行為意向。在中國傳統書法文化熏陶下,人們在書法景觀空間中能產生一種特殊的體驗和行為反應模式,這就是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這種效應是書法景觀與旅游者相互作用的產物。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由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書法作品本身3個元素構成。在景區游覽過程中,對于書法景觀的內容和藝術形式,旅游者習慣于產生鑒賞和評價的行為反應。其次,書法景觀向人們傳遞的文化信息,使人們感受到一定場所環境或空間的文化內涵和氛圍。此外,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具有景觀審美引導作用,尤其當書法作品的內容和藝術風格與景區的風景特征相協調時,可以對景區景觀審美起到提示、暗示的引導作用。因此,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3個維度的符號效應: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由此構建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見圖1)。在這種符號效應作用下,旅游者在書法景觀空間中形成書法景觀地方感,因而符號效應是書法景觀地方感形成的中間環節。圖1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

    ①②③引自:周有光.論桂林石刻與山水旅游的關系.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5):6871.2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中國石刻素有“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之說①。桂林石刻以摩崖為主,分布于各風景名山洞府,歷史悠久、內容豐富、數量眾多、精品紛呈,形成“摩崖殆遍”、“諸山無一處無摩崖”(葉昌熾《語石》)②之奇觀。桂林石刻是桂林山水的靈魂和精華,也成為桂林山水旅游的重要內容,素有“看山如觀畫,游山如讀史”(陳元龍《龍隱巖詩》)③之譽。從桂林石刻的分布情況來看,數量最多的是普陀山石刻,現處在市區七星公園內,疊彩山也是現存石刻數量較多的地方(鄭艷萍,胡海勝,2006)。疊彩山和七星公園都是桂林旅游的必到之處。因而,本文選取石刻景觀分布較集中的疊彩山和七星公園作為調查地點對旅游者展開調查。

    2.1問卷設計與調查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括旅游者對書法景觀(主要是摩崖石刻)感知、旅游者對書法的認知和愛好、旅游者人口統計學特征等。書法景觀感知測量量表采用從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調查小組于2009年7月14日至16日在桂林疊彩山、七星公園等處對旅游者展開問卷調查和訪談,共發放問卷1300份,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問卷1180份,問卷有效率90.8%。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 16.0進行分析,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如下表(見表1)。

    2.2問卷信度與效度通過可靠性分析并結合變量相關系數和變量共同度進行綜合考察,剔除“讀懂摩崖石刻上的內容對您來說常常是一件困難的事”、“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與旅游景區的總體環境非常協調”等降低量表整體可靠性的陳述項,最終獲得一個由10個陳述項組成的量表,總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804,具有較好的信度。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3個維度的測量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674、0.751、0.712,量表的內在信度尚可(見表2)。下文因子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3結果分析

    3.1旅游者的書法認知書法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已廣泛為國人所熟悉,然而書法作為一門高難度的藝術,并不是每個人都對其有持久的濃厚興趣和鑒賞能力。問卷中設計了相關問題調查被訪者對書法和書法景觀的認知狀況。被調訪者中,具有書法業余愛好的占39.3%,上一次拿起毛筆寫字是在一年之前的占54.0%,曾經因為興趣練習過硬筆書法的占72.5%,63.4%有欣賞書法作品的習慣,購買帶有書法元素的紀念品時,40.9%是因為喜歡書法而購買相關紀念品。調查結果表明,旅游者潛意識中對書法藝術有一定的興趣,書法元素對旅游者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從多數游客喜歡以帶有書法元素的景觀為背景拍照留念也可以看出旅游者對書法藝術的偏愛。因而書法元素可以普遍應用于旅游景區和旅游紀念品中,以滿足旅游者對書法藝術的審美需求。本文調查顯示,來桂林前聽說過桂林的書法景觀(摩崖石刻等)的占59.7%,43.7%的被訪者認為桂林的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的旅游吸引力大,60.5%認為桂林的書法景觀(摩崖石刻等)具有一定特色。可見,旅游者對桂林的書法景觀認知度較高,書法景觀已成為桂林旅游景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2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總體特征從測量量表的總均值來看(M=3.69),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旅游感知和體驗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書法景觀具有某種程度的符號效應。從各測量項得分均值來看,旅游者對書法景觀的文化象征意義感知較高(M=3.96),普遍認為,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是一種文化符號,可以增加景區的文化內涵,增強景區的文化氛圍。旅游者對景區的書法景觀具有一種鑒賞意識(M=3.52),但這種鑒賞仍然是淺層次的內容識別,還沒有普遍深入到字體和書法藝術風格等專業層次的鑒賞上。此外,景區的書法景觀也對旅游者的旅游審美產生了一定的影響(M=3.58)(見表2)。

    3.3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結構特征運用因子分析探討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維度結構特征。經檢驗,KMO值=0.842,Bartlett值=2700,p

    3.4書法景觀符號效應差異特征以書法景觀符號效應各維度的均值為變量,運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各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職業、收入、文化程度等旅游者之間的差異,從而考察這些因素對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的影響。因某些組別樣本量太少,為盡量消除因此對分析結果可信度的影響,忽略了樣本量太少的級別進行組間方差分析(見表3)。

    (1) 書法鑒賞效應差異由表3可知,書法鑒賞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收入和職業的旅游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書法鑒賞維度反映了被訪者的書法鑒賞習慣和興趣,分析表明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的鑒賞效應存在顯著差異,這與旅游者對于書法景觀的鑒賞習慣和興趣有關。結合均值比較可知,書法景觀對男性旅游者(M=3.56)的鑒賞效應顯著大于女性旅游者(M=3.45),對25~44歲的旅游者(M=3.55)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15~24歲的旅游者(M=3.37),對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M=3.60)和2001~3000元的旅游者(M=3.53)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旅游者(M=3.37);對專業/文教技術人員(M=3.68)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學生(M=3.37)。由此可見,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與作為受眾的旅游者的書法文化藝術素養和興趣有關,同時也說明書法景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具有特定的鑒賞群體,從受眾的角度來看,書法景觀的藝術鑒賞效應并不具有普遍意義。(2) 文化象征效應差異文化象征維度在不同組別的旅游者之間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書法景觀對于旅游景區文化內涵和氛圍的表征作用得到了旅游者普遍的、無顯著差異的認同,書法景觀的無顯著差異的文化象征效應主要是基于旅游者相同的傳統文化背景和對書法文化的普遍認同。我國書法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法景觀也成為中國特色文化景觀符號,書法的傳統文化象征作用普遍被運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書法景觀的這一功能對于中國人而言已是根深蒂固。因而,在特定的景區和合適的場所,書法景觀具有普遍的文化象征意義。(3) 審美引導效應差異審美引導維度在不同組別的旅游者之間也不存在顯著差異,書法景觀對旅游者景觀審美的引導作用也是普遍和無顯著差異的。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影響到旅游者的旅游審美心理活動及其對旅游景觀的感知、欣賞和評價,并進而影響到旅游者的旅游體驗和旅游滿意度。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審美心理活動、游覽行為和旅游體驗的作用機制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而書法景觀的審美引導作用對于旅游者具有普遍意義,值得旅游研究者、規劃者和旅游資源管理者重視。4結論與討論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 書法景觀作為旅游景區的重要人文景觀,旅游者總體上對其具有較高的景觀認知和鑒賞興趣,也得到了旅游者較高的文化認同。(2) 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符號效應,具體表現在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3個方面;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了書法鑒賞的外在行為、旅游文化環境知覺和旅游景觀審美引導3次層次的行為效應。(3) 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在書法鑒賞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而在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方面無顯著差異。符號效應與作為受眾的旅游者的書法文化藝術素養和興趣有關。書法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文化景觀已被廣泛應用于人們的生活、工作和游憩中,是塑造中國特色文化場所的極為重要的景觀元素符號,也是形成特殊地方感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景觀有一種可以感覺到但難于表達出來的“氣氛”(湯茂林,金其銘,1998)。張捷(2003)認為,書法景觀是一種具有特殊地方感的場所環境或空間。因此,可將人們在書法景觀空間中形成的地方感稱之為書法景觀地方感。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研究,有助于揭示人們的地方感和環境行為與書法景觀之間的關系,對于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設計和景區文化氛圍的營造等實際問題也具有理論指導意義。本文是這一課題研究的初步嘗試,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景觀審美過程的引導、書法作為景觀元素對旅游者的游覽行為和地方感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等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此外,書法的公眾知覺是書法美育和書法文化傳承的前提和重要途徑。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景觀是書法文化的重要載體,對于書法美育和書法文化傳承具有與純藝術領域的書法作品同等重要的作用。對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景觀的審美活動是書法公眾知覺的重要方面,是一種日常生活化的書法美育活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更廣泛的公眾覆蓋面,這對于我國書法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張捷,2011)。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的研究對于探索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美育及書法文化傳承的有效途徑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感謝張宏磊、盧韶婧、李倩、王嵐、祁秋寅、柯立、廖仁靜、董曉莉在問卷調查中的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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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nalysis on the Symbolic Effects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 of Scenic Spots in Guilin

    TANG Wenyue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第3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齡化地理;西方國家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志碼:A

    0 引言

    自19世紀后期法國最早出現人口老齡化開始,西方許多國家相繼進入老齡化社會,在全球面臨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背景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年人健康、養老服務、社會福利等問題及其政策應對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早期的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醫學和生物學等領域為主,20世紀40年代伴隨人口老齡化發展起來的老年學和其它交叉學科開始借鑒地理學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動、環境等),20世紀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為代表的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進行了老齡化地理領域的開拓性研究。

    西方老齡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學的人口地理學、醫學地理學、健康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社會地理學,以及社會老年學的文化老年學、環境老年學等分支學科[1],是一個跨學科(主要為老年學和地理學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領域,也被稱為“地理老年學(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齡化地理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對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間和地方之間關系的研究[3]。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的發展歷程與人文地理學研究轉向和思潮有密切關系。20世紀60年代“計量革命”引發的西方地理學界實證主義研究,70年代以來人文主義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從宏中觀尺度描述向微觀個體行為空間研究的轉變,90年代以后在后現代主義、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出現的“文化轉向”,均對地理學的老齡化研究產生深刻影響,據此將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歷程劃分為3個階段:

    (1) 20 世紀80 年代及以前。老齡化地理領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的開拓性工作為始,初期的研究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環境相互作用調查、服務提供的政策導向等主題的描述性分析[4],此時期更多的是人口學、老年學、醫學等學科領域借鑒地理學方法作為一種工具來研究老齡化。直到20世紀80 年代末,老齡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為社會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其關于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運用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及其隨時間的變化和為老服務提供等兩大主題[5]。

    (2) 20 世紀90 年代。地理學家在反思持續占主導地位的經驗主義和實證空間科學方法的不足基礎上,對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傳統主題和方式逐漸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齡化空間趨勢和老年人口行為、各種老齡化設施和環境的考察、保健和護理等方面。同時,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地理學與老年學產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齡化地理研究的視角除了關注健康、醫療保健、照護等傳統主題外,還開始關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經驗,老齡化的研究范疇已不僅限于社會地理學,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2]。

    (3) 21 世紀以來。在地理學研究“文化轉向”的總體趨勢下,老齡化地理學從人文地理的文化轉向中學習理論和方法論,與學科的理論發展尤其是社會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相聯系[6,7],老齡化的地理關注范圍進一步擴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會老年學關于老年人流動性、居住、福利、護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傳統經驗領域,尤其是在社會和文化地理學延伸更廣泛,促進了老齡化地理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發展[2,8],如并行發展的人文地理學和社會老年學分別以各種方式批判性地與人文科學重新結合后,日益轉向參與老年人個體日常現實經驗的微觀層面的研究,對包括傳記、自傳、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質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現代人文地理的關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論取向探索的興趣與日俱增[1]。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上階段的中心議題,主要集中于關注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等4個方面研究內容。下文將從這4個方面對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進展進行評述,并結合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現狀提出國內相關研究的可借鑒之處。

    1 對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

    長期以來,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方面議題一直是人文地理學者和社會老年學者等對老齡化地理的研究焦點,包括老年人口空間分布、老齡化地區成因和老年人口遷移等核心內容。

    1.1 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口空間分布

    老齡化空間格局作為地方、國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擴散的例證,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經、環境、財政、衛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典型的如聯合國每幾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齡化》系列報告,提供了對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和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齡化:成功的挑戰》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眾多的社會、經濟和政策影響的基礎[10];Mccracken 等學者通過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數量分布變化,運用匯集人口、流行病學和老齡化轉變的模型描繪全球人口老齡化發展演變的地理-歷史進程[11]。亞太地區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機構和學者對這些區域老齡化空間分布、人口老齡化與健康、家庭與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重點關注[12,13]。老齡化空間研究通常還包括對隱含老齡化負面含義的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病)繪制地理范圍圖[14],對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間環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復能力特征的分析[15],縱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發展促進對人口老齡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認識[16],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和空間數據的多層次模型繪制人口趨勢地圖[17]等方面。

    學界關于老年人口空間分布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從國家和區域層面展開實證描述老年人口空間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較多。學者對歐美國家層面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較大差異,如,早期對美國巴爾的摩、費城和匹茲堡三大城市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間分布呈分散趨勢,反之則呈集中趨勢[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和東北部等9個州集中分布了全國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紀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區及郊區吸引了較多老年人[20],對俄羅斯聯邦和整個加拿大城市系統老年人口空間集聚模式和趨勢的審視[21,22]也說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區、特定區域(如類似州、城市之間)等。在城市層面,對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市的研究顯示內城老齡人口密度較高而郊區和新建城區較低[23];美國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顯集中于都會區的核心區,從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認為,老年人大多青睞大都市區,其中一半的人首選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區[25];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城市地區人口空間分布研究結論[26]說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會區的中心地帶和偏遠的鄉村區域,城市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程度保持較高水平而郊區老齡化程度逐漸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齡化地區成因

    對于城市內部老年人口多為集中分布于舊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齡化地區的研究結論,學者們進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如城市擴張引起的年輕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遷率、城市核心區不同社會階層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階段等對城市老齡化地區形成區域的影響[16],但考慮政治和文化因素對人口老齡化影響的研究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對人口老齡化空間不均衡起普遍影響作用的[27]。Golant指出,復雜的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模式說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區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也都具有不盡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亞快速發展的新興城市的人口分布后發現,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設年代越久遠的地區數量越多,這是由于城市居住區向郊區擴張帶來大量年輕人口從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導致的[29]。在美國的研究則發現,20世紀60~70年代,美國老年人口增長較快地區為非都市區,但70~80年代末出現了老年人口逆向遷移,從非都市區或鄉村轉向城市地區,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轉向郊區化遷移趨勢。由此說明,老年人口分布狀況隨時因不同的城市化階段影響而出現即時的變動,城市老年人集聚區也隨之發生變化。

    有學者進一步探討老齡化地區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個老齡化地區的發展過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遷移還是當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結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區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響,不同地區人口遷移率是對老年人口集聚差異影響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學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產生和從外遷移來的人口都對區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產生重要的影響[30]。對此,比較具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解釋是美國學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間集聚學說”,他在對美國20世紀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格局變化的研究中,通過分析人口的動態遷移歸納出3種老齡化地區類型:①美國在50年代經歷了城市化快速發展下非老年人遷出和老年人殘留的非都市區老齡化的“殘留集聚(accumulation)”過程;②60年代經歷了郊區化趨勢下退休老年人遷入郊區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遷移的郊區老齡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過程;③70年代經歷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時遷入但老年人遷入比例相對較高的郊區老齡化“匯合集聚(congregation)” 過程。可見,各地區老齡化的過程和結果會因其不同年齡人口的遷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遷移

    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動力之一是老年人的遷移,因此,對老齡化空間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學者對老齡化和移民長期關系研究的興趣[32],20世紀70~80年代,歐美國家對此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從國家、區域和城市內部等不同的空間尺度展開。

    對一國范圍內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多為利用普查數據,探討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變,如退休、喪偶、再婚、重病傷殘等發生時,在不同地域間的遷移行為。如對美國的研究顯示,20世紀60年代老年人口移動的數量和比例增加,多數是由北部各州遷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等陽光地帶(the Sunbelt)[33],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遷入數量逐漸減少直至變為凈遷出區域,原來為凈遷出的東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遷出數量出現下降趨勢[34]。在這些老年移民中,年輕時因為工作離開故鄉而退休后選擇回鄉養老的遷移稱為回歸遷移,同樣較多的回歸遷移是趨向陽光地帶或者退休者地帶[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體機能下降或失偶而回遷,還可能因為更進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養老機構遷移,這樣一個遷移周期體現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階段的遷移模式[36]。同時國家尺度的研究出現了少量的關于老年人季節性遷移和跨國遷移的文獻,研究學者們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數據后分析認為,季節性遷移的經常發生可能預示著老年人會發生居住地的遷移[37],如果老年人經常進行季節性遷移且滯留遷移目的地時間較長,超過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時間時,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義[38]。

    基于都市區與非都市區和城市內部空間尺度的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顯示,這一尺度的遷移是老年人口遷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國20世紀70年代老年人與其他年齡人群一樣從農村向大都市遷移,此后又從同一個都市區內部大規模穩定地遷出到非都市區[39],同時遷入都市區、尤其是中心市區的老年人數量逐漸減少,都市區成為老年人外向凈遷出的區域[40],整體呈現老年人口從都市區向非都市區擴散遷移的趨勢。同樣的對美國城市內部的老年人遷移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從城市中心CBD到郊^的離心遷移大于從郊區到CBD的向心遷移[41]。

    關于老年人遷移動因的研究主要關注于老年個人屬性特征、家庭特征和遷入地特征3個方面的影響因素。Walters探討美國退休老年人群遷移影響因素并劃分3種遷移類型:第一類老年遷移者具備較好的經濟、身體狀況,為了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而遷往具有宜人氣候和居住環境舒適的地區,屬于享樂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類老年遷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經濟和身體條件較差者,由于經濟和居住的依賴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遷移或是尋求成年子女照顧而選擇和孩子居住,屬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類老年遷移者通常是不與配偶同住的嚴重傷病者,因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專業的陪護和護理,因此會遷向醫療設施較好的地區,這類老年移民屬于嚴重傷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見,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經濟、家庭特征和社會環境特征等導致老年人發生遷移行為的原因不同。

    2 對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與照護

    地理學者從人文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其他理論視角持續而深入關注老齡化領域的研究聚焦于醫療、保健、照護和空間的關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學主要集中于在較小的單位區域對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進行調查分析并集合成諸如社會健康圖集的文獻[44],或是繪制具有老齡化負面含義如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病)、剝奪和死亡率之間關系的范圍圖[14],以及大量關于老人護理的研究文獻如關注于發展良好的社區護理實踐模式和在這些模型后面的理論框架、正式和非正式護理之間的關系和隨之而來的政策影響、增長的社區護理對家庭的影響等主題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理學者一直致力于關注健康地理的演變和擴展合作,專注于把地方(place)當做一個健康老齡化決定因素的研究任務,即空間和地方影響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徑[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學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從局部或微觀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間的關系入手,揭示在此語境下照護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內容涉及理解老年人與家及周邊環境契合的狀況及體驗,這些空間情景的社會、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這些空間、距離如何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給老年人的照護[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別是家)是如何和為什么對老年人口照護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環境

    地理學家持續關注人類經驗中環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護理的地點、空間和時間的重要性并形成了關于地點是不確定的、復雜的和有爭議的重要觀點[47]。隨后對環境和設施的深入關注使地理學家進一步理解了社區、城鎮、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環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護理環境和醫院[49]等支持或挑戰老齡弱勢群體[50]的方式。生活在農村環境中的老年人面對的挑戰繼續吸引少數地理學者的特別關注[51]。

    地理學者從社會老年學角度長期關注老齡化和空間、地點之間聯系及擴展[52]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環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對住宅設施設計的影響、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等,這些研究為應對以現行政策和規劃為導向的 “健康老齡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區”主題做出了貢獻[53]。學者們關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會結構分析的變換,晚年住房選擇形式不斷地受到結構約束,老年人面臨的多種住房選擇依賴于他們的時間、空間和社會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不平等持久影響晚年住房機會的分化,且通過政府住房政策被進一步限制,從而也影響老齡化社區空間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環境影響的研究方面,對某些特定環境如住宅[56]、封閉的退休社區[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們生活其中變化的社會和物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對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的研究出現了批判性地評估社會和空間結構之間的關系的傾向,揭示種族、性別和階層的空間綁定定義[58],探索老年人的空間和社會分異,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齡的社會和空間隔離背后的現實[59],Laws的研究通過追蹤年齡關系的城市歷史來反映代際關系與城市建設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60],Rogerson運用GIS空間技術比較了美國15個最大城市地區老年人群體的社會隔離狀況[61]。

    3 對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

    由于老齡化社會的需求,西方國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老年服務設施和老年社區建設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環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養老機構接受照護服務。但隨著越來越增加的老年人養老保障和服務需求,20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遭遇了“福利危機”,政府為了減輕沉重的養老負擔,實施了以私營化占相當重要地位的各項社會福利改革方案,與官方和民間達成的將家庭及社區當作最佳養老地點的共識――“就地養老”相關的照護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國的“基于家庭和社區的服務”和歐盟的“長期照護制度”方案等。對此,許多西方地理學者對老年服務供給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實施的效果進行分析后一致認為,社會經濟、政治和制度的變化造成了衛生服務重組,導致了服務設施區位變遷,從而影響了老年人獲取、使用衛生保健服務的方式[62,63]。

    學者對加拿大安大略省長期護理服務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服務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觀點,結果顯示在特殊的政治結構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務供給模式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對老年人使用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導致更大的潛在的脆弱性[64]。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影響也波及到更廣泛的空間: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蘭的研究揭示,長期護理提供的私營部門轉向已經導致在農村地區相對于城市地區較少的服務,盡管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住在農村社區[65];Fortney 等對美國社區服務方案的研究表明,農村老人因為居于地理可達性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獲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務,他們可能面臨在醫院或養老院接受照護的困境[66]。針對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區服務缺乏的農村地區的狀況,很多學者強調需要為此考慮解決的策略。所有這些地理學者探討的焦點是,要想保證服務供給分配的相對公平,該如何規劃布局服務設施的區位和尋找適宜的服務提供方式。

    4 對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的研究

    歐美國家的地理學者認為,老齡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義傳統提供了許多了解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關系的新視角,從人的層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體驗出發,研究一定環境條件下其對空間和地方在身份、意義、滿意度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與老年人的生活和經驗之間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斷交織發展的多層次、動態過程,從而完整理解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效應。這方面研究的獨特視角是關于地方(場所)的研究,以美國地理學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區變化中老年人的地理體驗[52]為始,持續在微觀尺度上關注老年人對各種地方(如家庭、社區、村莊、城鎮、養老院等)的主觀體驗,多運用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回憶錄等參與性、質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邊生活環境對其地方依賴、身份認同及身心照護等的影響[67]。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較大部分是關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環境的體驗。Rowles持續對阿巴拉契亞農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進行探索,使用充滿地方感和農村環境生活感覺的定義和概念評論老齡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詳細研究芝加哥入住單人間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經驗時,采用民族志傳統,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爭的細節,并發現他們的“街道危險故事”加劇了窮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會隔離[69]。Harper利用符號相互作用理論和民族志材料來探索老年人與他們生活周邊環境的關系以及他們與親屬發展的相互關系[70]。Elder的研究明確指出老年個人生活中歷史(時間)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地理學者以生命歷程線索重要性的啟迪[71]。近來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題是與家的意義相結合的研究。隨著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時間增加,老年家庭逐漸變成保健和社會照護的一個站點,家居空間日益呈現復雜性質[72]。地理學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間影響生活和經歷的復雜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義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48]。此外,家居空間被看作是這樣一個地點――一方面,它使人產生舒適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懼和失落或提供脫離接觸和撤離的地點[73]。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時有影響力的“精英”式歷史人物的傳記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對生態學的先驅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討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對Uvedale Price(1747-1829)――一個英國風景畫作者的研究通過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評論年老和疾病對他的影響,他對于老齡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夠保持體力和智力活動,以及人們如何看待他的年齡增長的[75]。Said 關于“晚期風格”的工作認為偉大的藝術家和作曲家晚年創造的音樂并不總是與他們的生活和事業相協調而以平靜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結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斷裂和充滿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輝煌和富有影響力[76]。

    5 對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的啟示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之間相互關系為核心,從區域空間、社會經濟和文化、地理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的3個基本視角[8,77],對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模式(老年人口空間分布和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和政策評估、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等方面展開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義思潮和文化轉向的影響,由之前宏觀層面研究探討老齡化社會演化的自然規律轉向對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義進行理解和詮釋,研究方向越來越趨向于從中觀和微觀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環境和個體生命體驗,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數理統計定量分析方法轉向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方法,質性分析和個性化案例研究越來越受重視。西方老齡化地理研究分階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圖1所示。

    中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1999 年60 歲以上人口超過10%,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作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社會發展面臨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挑稹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從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老年學、醫學、建筑規劃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研究視角,重點關注人口老齡化演變趨勢預測及生育政策調整、老齡化社會經濟影響尤其養老保障和養老保險、積極老齡化應對策略等領域。中國地理學界對老齡化的研究起步較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成果逐步豐富,研究內容涉及人口老齡化時空特征和區域差異[78-80]、老年人日常活動和流動遷移行為[81,82]、老年公共服務需求和老年社區建設[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環境[85,86]、養老服務空間組織和規劃[87-89]等,多為運用定性描述分析、統計分析和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實證研究方法來刻畫宏觀的老齡化空間格局,以及對老年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總體來看,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在較短時間內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齡化較多方面,研究體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論、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議題方面還較為薄弱,老齡化地理學需要進一步完善充實。借鑒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學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 拓展研究視角。與國外的研究相比較,國內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偏重于區域空間視角的老齡化區域空間差異和老齡化設施規劃等少數方向,較多與人口學、公共健康、環境心理、城市規劃等學科交叉融合而較少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管理等相關學科融合,因此地理學在面對老齡化影響地域空間的實際問題時缺乏多維度多空間尺度的綜合應對。今后老齡化地理學應注重拓展社會、經濟和文化視角的研究,加強與社會、經濟、文化、管理、技術等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從中汲取多樣化的理論和方法以促進學科持續發展。

    (2) 擴展和深化研究內容。雖然中國地理學已經從多角度對老齡化問題進行了探索,但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圍繞老齡化與空間、地方相互關系核心問題的各方面進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來越趨向于注重中微觀的地方與老齡化關系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則更多偏重宏觀和中觀尺度的空間研究。實際上,對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比如社區和家庭照護的現實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對老年社區建設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老齡化地理學在地方和老齡化關系方面進一步擴展和深化的重點研究內容之一;同時加強對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及心理情感等微觀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圍繞老年人養老照護的相關利益者的需求以適應老齡化社會的規劃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數理統計分析方法轉向運用民族志、口述歷史、傳記等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質性研究方法,中國地理學研究老齡化問題仍多采用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為了在描述社會空間格局演變和機制的同時深入細致探究現象背后的本質,未來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應該對質性研究、關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視,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進學科領域內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研究并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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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第4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范文

    1解析地緣環境的相關理論及方法

    第一,對于地緣環境概念,可以通過解析方法去了解其中的構成及要素,然后分析不同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及作用,最后實現對地緣環境概念的全面了解,為地緣政治學重點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

    例如,我們可以去閱讀相關期刊、卷宗及書籍,從中了解關于中國電源政治學的相關知識理論,像多閱讀“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緣政治學”等這樣的卷宗及文獻等,以了解地緣環境整體的同時實現對地緣政治學框架的分析,另外還可以加深我們對不同尺度地緣環境及不同區域地緣環境的了解,以強化我們的國際政治學專業能力。

    第二,要對不同的地緣政治實踐手段進行全方位的了解,如軍事政治手段、非軍事政治手段、傳統政治手段和非傳統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們的地緣政治處理能力;第三,要積極參與地緣環境機制建設活動中,提提高我們的地緣政治綜合素質及能力;第四,要積極將定量評價方法應用到地緣環境機制建設及地緣政治學學習中,以及時發現自己地緣政治學學習中的不足,并及時采取有效的解決辦法;第五,我們要對地緣環境進行發展性學習,即在地緣政治學課堂學習中盡可能的去了解地緣環境的發展,并對發展中相關的影響因素、發展評價指標及定量評價模型進行更深層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緣政治學課程建設中的有效參與。

    2地緣結構變化與未來全球地緣環境變化

    地緣結構變化與未來全球地緣環境變化已經成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重點研究方向,因為兩者的變化直接影響著我國地緣政治發展,并對相應的學科――中國地緣政治學產生重大的引導作用,所以成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重點研究對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來說,國際范圍內的地緣政治格局正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并且呈現出極端化特點,多為“兩超多強”格局“兩極格局”格局轉變,這樣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亞洲國家地緣政治發展,因為在亞洲呈現地緣政治國家日本不斷修改由和平憲法的現象,并且印度菲律賓、越南和澳大利亞等國家也出現了反壓中國地緣政治發展的現象,反壓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國來平衡中國的地緣政治發展,使亞洲國家的地緣政治趨向于冷戰,對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故全球地緣環境變化稱為了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重點研究對象。

    第二,就目前來說,在很大政治領域都應用到了結構主義理論知識,并且在地緣政治學中人文地理學領域也廣泛應用到了結構主義研究方法,使中國地緣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中凸顯自然主義模式,實現了空間模式向權力關系模式和結構主義模式的轉變,結構主義在地緣政治學中應用時仍然出現了一些不足,這對于中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產生了不利,故將地緣結構變化作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重點研究方向。

    3“一帶一路”區域響應與中國地緣環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際政治及經濟發展方面,當下國際上很多國家都響應了“一帶一路”政策,并共同參與了“一帶一路”的建設;第二,“一帶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圍內各個大國的發展歷史及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共建而來;第四,“一帶一路”的提出推進就是為了改善中國地緣環境而提出的;第五,通過對“一帶一路”的了解可以實現對中國地緣政治學發展及地緣環境的定量評價。所以“一帶一路”區域響應與中國地緣環境也成為了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的重點研究方向。

    4中國國家地緣戰略

    第一,中國國家地緣戰略是為了提高我國國際地位、獲取更大國際利益而提出的,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第二,當今還存在大國欺負小國的現象,并且普遍存在于亞洲區域,中國作為亞洲大國之一,為維護自己的利益、避免不被發達國家經濟上及地緣政治上的欺負事件發生,必須制定并出臺相應國家地?戰略;第三,美國霸權手段已經在某些方面伸向了中國的邊緣地區,如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區,影響中國經濟、政治及文化的發展,故需要制定中國國家地緣戰略,以維護中國合法利益及權益。

    第5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地理科學專業 銅仁學院 轉型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6)01-0016-03

    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劇烈變化,中國也面臨經濟“新常態”和轉型發展的要求,“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提出同時也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方向和內容提出新的要求。地理學家和教育者在探討地理學未來的發展方向,并對多個方向進行研究,例如:“新常態”下的區域發展,“一帶一路”戰略與新地緣經濟,全球化及區域生產網絡,“大數據”與區域經濟格局,產業地理學與空間經濟發展,新型城鎮化與生態文明建設。也有很多學者對地理專業的人才培養和課程體系建設展開研究,例如:李天文等通過對我國地理信息系統人才需求狀況以及專業教育現狀的調研分析,結合某校地理信息系統本科專業教育實際情況,提出了“地理信息系統專業板塊式教學體系”的教學新模式,并從課程體系建設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銅仁學院地理科學專業于2010年申辦,2014年6月成功申請學士學位。地理科學專業自申辦以來,一直以培養服務地方的教育師范類學生為主,開設至今已有5年,共畢業2屆學生,目前看來就業形勢比較好,主要是充實到本省尤其是本市的中小學校成為地理教師,同時省內外高校師范類地理專業畢業的大學生也進入到各中學成為新的教師,在可預見的幾年內,銅仁市各區縣地理教師隊伍很快會形成基本飽和的狀態。因此,銅仁學院地理科學專業必須結合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在培養師范類學生的基礎上促使地理科學專業的教育模式和培養方向向應用型、復合型、科技型轉變,以便更好地服務地方經濟發展。要求學生掌握資源開發利用、環境保護的基本理論,掌握城鄉規劃的基本原理與方法,能在相關企事業單位從事相關專業技術工作。

    鑒于銅仁學院的培養能力和生源狀況,地理科學專業的服務應該立足銅仁、面向整個貴州省、輻射整個武陵山區。經過調研,地理教研室認為轉型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出發。

    一 抓住轉型發展的外部有利因素

    同志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時提出高等教育必須要重視實踐,他指出:“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積極投身社會實踐,在基層一線砥礪品質,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中錘煉作風,在實踐中發現新知、運用真知,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增長才干,不斷提高實踐能力、創新創業能力,切實掌握建設國家、服務人民的過硬本領,為走上社會、成就事業打下堅實基礎。”高等學校肩負著教學與科研兩大重任,其中教學更是大學的根本使命,提高教育質量、增強學生素質是高等學校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地理科學專業可以以此為契機,正確分析專業轉型發展的社會環境,扎實推進教學模式的改革,穩步提高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提高教學質量,為地理科學專業的轉型改革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各級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要大力改善學科本身的硬件、軟件設施,完善教學硬件提高教師隊伍的教學能力,為學科轉型做好準備。

    貴州省銅仁市屬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在《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2〕2號)中,明確提出要實現貴州省又好又快發展,大力發展新型旅游產業,轉變工業發展模式,大力推進貴州省經濟的穩步上升。近年來,在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在發展旅游產業的同時,轉變工業發展的模式,大力發展新興工業,擺脫銅仁市經濟發展的困境。當前銅仁市建有大龍經濟開發區、大興高新技術園區、川硐教育園區、萬山工業園等工業發展新區,這不僅是銅仁市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的一個挑戰,更是一個契機。銅仁市大批新興工業園的建立,急需很大一批科技型、應用型人才,這就給地理科學專業的轉型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為地理科學專業的轉型發展提供了支持。銅仁市目前僅有銅仁學院一所本科高校,對新興工業園相關方面技術型人才的輸送還很缺乏。因此,可以利用這個契機,制訂完善的轉型發展方案,更好更快地實現地理學科的轉型發展。

    二 制訂整體發展規劃

    學校內部環境的優化是學科轉型發展的核心因素。學科轉型發展,高校必須構建一個良好的內部環境,為學科建設的轉型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

    學校領導層要制訂整體發展規劃,明確學校轉型發展的方向。學校主要領導具有教育家的思想智慧,善于抓發展機遇,認真深入地研究了為什么要發展、怎樣發展、向什么方向發展等問題,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辦學理念。各二級學院要樹立為全校發展考慮的觀念,不能只注重本部門的利益,要積極配合學校的發展。教師要及時更新教育觀念,創新教學方式,把科研和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綜合考慮發展,使教師個人的學術研究和教學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促進、支持的發展新局面。同時,要培養各學科在各自教育領域的學科骨干力量。全校師生要在思想上實現轉型,使轉型發展深深扎根于學校的文化之中,形成人人思考轉型、人人投身轉型、人人服務轉型的內生環境。

    三 明確辦學指導思想、定位和培養模式

    1.指導思想

    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以社會需求為導向,以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宗旨,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堅持以教學為中心,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構建質量管理體系;加強應用型、復合型、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加強應用研究和科研成果轉化,進一步增強社會服務能力,努力把學校建設成為全省及武陵山區特色鮮明、開放創新的綜合性應用型大學。

    2.辦學定位

    在辦學類型上,向教育型、應用型、技術型邁進,讓學生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在企事業單位從事相關工作的能力。在辦學層次上,以本科教育為主,探索研究生教育。在辦學服務上,堅持立足黔東、面向全省、輻射武陵。在人才培養目標上,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培養專業基礎扎實、實踐能力較強、人格品質健全、富有創新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

    3.教師定位

    教師要及時更新教育觀念,創新教學方式,把科研和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綜合考慮發展,使教師個人的學術研究和教學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促進、支持的發展新局面。同時,培養各學科在各自教育領域的學科骨干力量。全體教師要在思想上實現轉型,使轉型發展深深扎根于學校的文化之中,形成人人思考轉型、人人投身轉型、人人服務轉型的內生環境。

    4.學生定位

    作為應用型本科院校,其發展基礎、服務方向、生源特點和培養目標等因素決定了其人才培養的職業化傾向。因此,要堅持以就業為導向,根據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對人才的實際需求靈活設置專業,按專業崗位的知識能力要求靈活設計課程體系,使其知識結構與業界需要對接而不是與學科對接,其課程內容需要打破學科邏輯關系,采用模塊化設計;在教學方法上,要學用結合,以“用”導“學”,以“用”促“學”。

    5.建立產學研一體的培養模式

    與當地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簽訂產學研合作協議。基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對各個崗位工作人員上崗的技能需求,建立產學研一體的動態教學模式。以課程教學為門檻,將合作的企事業單位中適合教學目標和要求的工作形式引入實踐課程中,教師與企事業單位共同培養符合當地經濟發展要求的人才。

    四 完善課程設置

    1.夯實基礎課程

    地理科學專業邊緣性強,與社會、經濟、文化和政

    治息息相關,與管理學、社會學、文學、經濟學等學科有較強的聯系。銅仁學院地理科學專業自開設以來,一直是文、理科生源兼收。根據教育部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依照國內外加強學生素質教育的改革趨勢,地理科學專業基礎課程的開設必須“精”且“簡”。這樣既能加強學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也能減少基礎課程對學課時的占用。以前開設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馬克思基本原理概論、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對提高學生的思政政治素質有一定作用,但是應該以更靈活的方式進行。此外,要開設大學英語、高等數學、產業經濟學、管理學等方面的課程,夯實公共基礎課程。

    2.強化專業基礎課程

    地理科學專業的專業基礎課是很具特色的,強化專業基礎課程對提高地理科學專業的辦學水平和學生的專業素質意義重大。結合教育部對專業基礎課程設置的要求,具體可以從如下幾方面強化專業基礎課程。

    第一,地理信息類課程是地理科學專業規定的主要課程,主要有地圖學、地理信息系統概論、遙感學三門課程。

    第二,自然地理學也是地理科學專業規定的主要課程,應分別設置地質學、地貌學、氣候與氣象學、水文與水資源學、土壤與植物學五門課程。

    第三,經濟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環境科學概論、CAD制圖等課程也是專業中必不可少的課程。

    第四,專業課應該設置在大二、三學年。

    3.精細化的專業課程設置

    專業課程是根據各地方不同的區域特色而設置的二級課程,應滿足當地人才就業和深造的需要。根據教育部對地理科學專業下設二級專業目錄的調整以及各地方對人才需求的差異,應開設地理科學和應用地理兩個方向的專業課程。

    4.完善實踐課程

    實踐課程是地理科學專業的重要課程,涉及各專業理論的實踐和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根據當前的崗位需求和人才培養的方向,要完善實踐類課程,調整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的課時結構,保障實踐課程的課時,以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

    五 優化教師隊伍

    銅仁學院地理科學專業現有專任教師11人,師資隊伍整體結構合理,已形成了一支以高級職稱的教師為骨干、以中青年教師為主的教學科研隊伍。其中,碩士以上學位的教師比例約為82%,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占專任教師的比例約為45%。年齡結構以中青年為主體,教師來源廣泛,具有良好的學緣結構。

    地理科學專業的師資力量經歷了從相對薄弱到不斷加強的過程,學歷結構、職稱比例、科學研究等指標都達到一定的高度。通過引進和自我培養,不斷壯大地理科學專業的師資隊伍,優化學歷結構和師資結構,制訂有益于師資培養的規劃,建立提高中青年教師學歷和素質的機制。具體措施有:(1)派遣高訪學者學習深造。每年派遣1~2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職稱的教師到國內知名大學或科研機構學習訪問,提高其科研與教學能力,培養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干。(2)鼓勵年輕教師提高學歷。根據學校的有關規定,35歲以下的年輕教師,本科學歷的必須報考碩士研究生,鼓勵碩士研究生攻讀博士學位。目前本專業的青年教師都有碩士學位,并有多人報考博士研究生。(3)進一步引進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教師,逐年加大引進具有博士學位的研究生的力度;(4)加強對新教師的培養。通過“以老帶新”,為每個新教師確定一位指導教師。對每個新教師根據其實際制訂和實施個性化培養方案,要求新教師認真備課;堅持實施新教師先試講,試講合格后再上課的試講制度;通過讓新教師當班主任,提高其管理學生的能力。(5)通過激勵機制,鼓勵教師提高學歷,提升教學、科研水平。

    為進一步提高教師隊伍的碩博比和高職比,改善學緣結構,在未來5年內,師資建設方面要達到的基本目標是:博士學位教師人數達5人以上,教授3人,副教授10人,省級學科帶頭人1人,院級學術帶頭人5人,院級學術骨干6人。

    參考文獻

    [1]彭俊芳.論高校地理科學專業培養方案的改革與創新[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05(3)

    [2]韓俊麗.論高師院校地理專業課程與課程體系改革[J].陰山學刊(自然科學版),2006(4)

    [3]王楠、許振文.高師地理專業實踐教學模式問題及對策探析[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3)

    第6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廣西師范學院;學科建設;研究生教育;學科平臺

    學科建設和研究生教育是高等學校辦學上水平、上層次的最重要體現,是高校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新世紀以來,廣西師范學院把握住了我國高等教育大發展的機遇,加強領導,大膽開拓,圍繞人才培養這個根本目的,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以改革為動力,以學位點學科建設為抓手,通過學位點學科建設優化調整了學科結構,構筑人才小高地,優化人才培養模式,打造科研實踐平臺,為研究生成長成才提供人力支撐,全面帶動產學研的結合,提高和增強了學校的競爭力和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推進與優化學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發展,使學位授權點學科建設和研究生教育實現新的跨越,為學校“十二五”的改革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學科建設是高校建設發展的核心工程、系統工程,是學校發展的主題。精心組織、統籌兼顧、有效推進學科建設可以極大的優化學校的教學和人力資源的配置,促進教學改革和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提升科研創新能力和科研成果的轉化,通過構建學科發展平臺,可以帶動學校學科結構的調整,發揮學科優勢,打造學科特色,形成輻射效應,使學校教學、科研、人才培養和反哺社會能力的全面提升。這是高等教育自覺的追求,也是人才培養的最終目的。

    (一)通過學位點學科建設,凝煉學科方向,優化學科結構,為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廣西師范學院注重優化組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根據學科方向、人才培養、學科平臺、科研立項和學術交流等對各學位點學科進行分類指導,分層次建設,使教育資源的分配和使用達到最優化。學校充分利用好現有的學科力量和教學、科研資源,優化組合,促進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融合,形成合力,培育增長點。通過凝煉新的學科方向,有效地促進了學位點學科的均衡發展和特色、品牌學科的建設,有力地推進了學校學位點學科建設步伐,實現了學校學科建設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地理學學科在廣西有獨特的地位和優勢,是廣西師范學院最早獲得碩士學位授權點的學科之一。學校在注重凝煉學科研究方向的同時,充分利用這個學科的優勢和特色,通過培育、孵化和發展,形成很好的輻射效應。通過地理學科的建設,已經擴展到環境資源、土地資源開發與管理、大氣科學等學位點學科的建設,形成了學科群的效應,帶動相關學科的發展。如自然地理學支持資源與環境學科的建設;人文地理學學科團隊對人與環境關系研究擴展到文化地理學、區域經濟和資源利用研究,形成交叉學科效應,帶動了區域經濟學、人口與資源環境學科的發展;帶動土地資源管理和利用研究,輻射到管理學科,發展成為土地資源管理學位點并輻射到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建設,成效顯著。地理信息學科,利用我校數學學科的基礎研究力量,既促進了自身的發展,同時有力的支撐了教育技術學、信息技術學科的迅速發展。就學科建設層面而言,學科建設這種思路充分體現了學校學科建設從我“能”什么到我“應”發展什么的轉變;學科群的集成效應使得原有的優勢學科向“特色”和“品牌”學科發展,弱勢學科得到有效的支持,由弱變強,有效地促進學校學科結構的調整和均衡發展。我校公共管理、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軟件工程等已獲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區域經濟學、教育技術學早已獲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地理學一級學科已成為“十二五”廣西財政資助建設的博士學位授權點學科,環境科學與工程、大氣科學也已成為“十二五”廣西財政資助建設的碩士學位授權點學科。

    教師教育學科是廣西師范學院的優勢特色學科。學校通過教師教育學科的優勢和師范教育的特色,充分發揮人才和學科平臺的優勢,通過資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了不同的教師教育學科團隊、結合“課程與教學論”碩士點的建設,使學校教育類碩士研究生培養覆蓋了基礎教育的全部學科,學校也獲得了教育碩士專業學位授權,極大地推進了教育學一級學科的整體發展。目前,學校的教師教育學科已成為自治區重點學科,教育學已獲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學校已獲批為教育碩士專業學位授權單位,教育學一級學科成為“十二五”期間廣西財政資助立項建設的博士學位授權點學科。

    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也是廣西師范學院的優勢學科,利用自身人才資源特別是民間文學和寫作學團隊的學術力量,孵化和培育了民俗學、新聞學二級學科碩士點。同時,通過自身建設,輻射到新聞傳播學、社會學一級學科的建設中去,并帶動我校文化產業管理的相關研究,我校成為第一批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自治區文化廳授予我校為“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研究中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中國語言文學已獲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民俗學發展成為廣西高校重點學科,以民俗學為核心的社會學也已獲得了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學校注重優化組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綜合調配好學校有限的教學資源和學科力量,通過學科的交叉發展,融合、滲透,形成學科之間優勢、扶持、帶動關系的互補和互動,增強和豐富了學科的內涵和發展動力,既有利于推進學校學科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又有利于原有學科資源的發展和加固,促進了學校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廣西師范學院自1998年獲碩士學位授權單位以來,學校緊緊依靠自身的力量,發揮優勢,注重整合,促進了學位和研究生教育的跨越式發展。目前,學校已有11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8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3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學位授權點學科專業涵蓋了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管理學、理學、工學等8個學科,設立碩士學位授權點的二級學院達12個,初步形成覆蓋面較廣、結構優化,布局日趨合理、特色鮮明、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學科體系。

    (二)通過學位點學科建設,打造科研實踐平臺,推動產學研的結合,為科研創新和研究生教育提供實驗、實踐平臺和基地。

    打造學位點學科平臺、完善機制、強化學科隊伍建設是學位點學科和研究生教育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學校注重根據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北部灣經濟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社會發展、產業結構、資源配置和發展前景的需求,加大投入,優化學校學科發展與研究生教育軟硬件環境,特別是學科平臺建設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人才培養和服務社會方面的服務功能和引領作用,提升學校學科競爭力、辦學水平和競爭力,使學校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養、科技服務和成果貢獻方面為國家和廣西經濟社會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學校現有的省級重點研究基地和實驗室等學科平臺基本上是在強化學位點學科建設與研究生教育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目前,學校的自治區高校重點實驗室有:“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學科實驗室”、“應用化學技術與資源開發實驗室”、“科學計算與智能信息處理實驗室”;立項建設的重點實驗室有省部共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北部灣環境演變與資源利用實驗室”,省級重點研究基地有“廣西高校重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廣西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研究基地廣西師范學院研究基地”、“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研究中心”等。學科平臺成為科研創新、項目申報的依托,學科帶頭人、導師團隊的載體,促進了創新人才的成長,成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基地和資源,提升了學校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服務社會的功能和能力。

    學科平臺的建設,推進了科研創新平臺和產學研一體的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的建設,為研究生的實踐和科學研究提供了基地。學校與科研機構和企事業單位建立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數十個,其中“廣西師范學院地理學科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氣象減災研究所研究生教育創新人才聯合培養基地”、“廣西師范學院和廣西化工研究院有機化學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廣西師范學院和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北部灣資源與環境研究生教育創新人才聯合培養基地”和“ 廣西師范學院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計算中心研究生教育創新聯合培養基地”等屬廣西財政支持建設的廣西高校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學校充分利用社會優質資源,不斷加強我校研究生創新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培養,大大拓寬和優化了我校研究生人才培養。學校通過自治區級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的示范效應,擴展到碩士專業學位聯合培養基地建設中。目前,學校已建成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數十個。學科平臺和聯合培養基地的建設,為學科、科研、研究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平臺,有利地促進了學科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互動,有效地推進了產學研的一體化,為研究生的專業實踐、自主學習、自我構建知識結構和個性化發展提供了優質的實踐平臺,極大地創新了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廣西師范學院培養的研究生,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不少研究生考上了清華、中科院等重點高校和科研院所,學校為高層次、高質量人才培養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三)通過學位點學科建設,強化導師隊伍建設,構建學科團隊,形成人才小高地,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學校研究生教育提供強有力的人力支撐。

    學位點學科建設,人才是關鍵,是突破口,是最大的軟實力。學校充分利用和發揮我校學科人才資源的優勢,整合學科力量,構建與學科發展目標相一致的學科團隊,形成人才小高地,為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提供支持。

    學科平臺的構建帶動了學科團隊的建設,促進了導師隊伍的優化,形成人才小高地,提高我校對北部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參與度和貢獻力,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學校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強有力的人力支撐。目前,學校已初步形成以教授、博士為核心的導師團隊,各類重點學科團隊十多個。其中,自治區級人才小高地有3個,凸顯出學科建設和研究生教育的集成效應。

    以地理學學科團隊為核心建設成的“資源與環境人才小高地”,在環境演變與自然災害、區域模型與智能信息處理、遙感與地理信息等理論和應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3S”技術開展資源與環境科學領域應用研究、土地資源評價與規劃、環境演變監測與評價、災害風險預警與評估、喀斯特生態信息系統等方面的研究,整體上處于廣西先進水平;土地資源利用、管理和規劃方面,立足于服務廣西地方經濟建設,承擔了廣西60多個市縣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任務,承擔了30多個市縣的基準地價評估及征地價格評估工作,累計橫向科研經費達4000余萬元,研究成果直接為各級政府應用,為廣西國土資源管理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廣西亞熱帶喀斯特山區脆弱的自然環境、生態系統與區域發展關系的研究、喀斯特生態環境特點及其形成背景以及喀斯特土地可持續利用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石漠化生態重建模式和石漠化治理產業化等研究取得一系列國際國內有影響的成果。

    “科學計算與智能信息處理”人才小高地,與企業合作完成了多項智能系統的研發,加快了成果的轉化,取得了較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運用智能計算、網格計算和軟件工程中的相關理論和技術研發水利、資源環境等相關領域的輔助軟件,如“廣西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計算軟件系統”已在廣西大王灘水庫樞紐、屏山水庫樞紐等73項水利水電工程設計中使用。

    “海洋活性物質的提取與合成研究”人才小高地,緊密結合廣西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廣西動植物、海洋和礦產資源發揮學科團隊的合力,在天然藥物的提取、分離和分析鑒定技術,天然高分子材料等研究和利用方面取得了系列在區內處于先進水平,在國內外同行中有一定的學術影響的成果,多項成果獲省級自然科學二、三等獎。

    公共管理學科團隊,結合本校地處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的區位優勢,積極開展區域公共管理理論和應用研究。近年來,本學科科研團隊提出的大部制改革思路受到學術界重視,自2008年以來,本學科科研團隊連續3次獲得廣西面向全國公開招標的重大課題立項資助,證明了學校基礎理論和應用性研究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

    理論、民俗學、教師教育等廣西高校重點學科團隊,不斷拓寬為廣西特別是北部灣經濟區服務的途徑和服務范圍,已初步形成區域性、民族性、應用性的學科特色和人才培養模式。

    通過學位點學科建設,打造人才成長平臺。廣西師范學院通過學位點學科建設和研究生教育,引進了一批人才、培養了一批人才、用好了一批人才、留住了一批人才,學校學科隊伍和整體力量有了顯著的提高,夯實了建設和發展的基礎,有效地促進了學校師資隊伍的優化和發展,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增強了學校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能力和水平,為學校學位點學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廣西師范學院以學位點學科建設為抓手,以“建”為手段,實現服務社會、強校發展和育人的宗旨與目的。通過“建”整合學科力量,實現了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通過“建”,形成合力,固本強體,培育和發展新學科;通過“建”,打造學科特色和品牌,促進學科的均衡發展和水平的提升;通過“建”,形成人才的集成效應,提高人才培養、科研、學術和管理的水平和質量;通過“建”加固了學校與社會的契合度,拓寬和強化了學校服務社會的功能和合作機制;通過“建”促成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提高學位和研究生教育水平,促進學校事業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學位點學科建設,使學校進一步明確了以發展為主題,以人才培養為中心,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以改革為動力,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辦學指導思想,堅持強化內涵發展、開拓創新之路,全面提升了學校的綜合實力和辦學水平。

    學位點學科建設,強化了學科區域優勢的打造和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義務和使命感,促進學校自覺追求和實現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平臺建設和服務功能、人才培養和反哺社會建設的辦學目的和宗旨。

    學位點學科建設,極大地優化了學校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環境,帶動和推進了研究生教育改革,推進了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及其管理機制的改革,形成了學科發展與管理機制、教育改革實踐互動機制。學校建立、健全了相關的人才評價和激勵機制以及管理制度,促進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質量監控工作的規范化、科學化和制度化。

    學位點學科建設,促使學科力量有效地轉化為培養研究生的優質資源,學校初步形成合乎學校實際,融學科性、專業性、研究性、實踐性為一體的研究生人才培養模式。

    廣西師范學院奮發圖強,瞄準一流,勇于超越,以科學、務實、創新的精神狠抓學科發展的根本與核心,傳承了辦學的積淀,利用好現有的基礎,突出了學科的優勢,擴大了學科的內涵,所形成的集成效應有效地推進學校事業的全面發展,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發展、滿足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強身固本之路。

    [參考文獻]

    [1]《國家重點學科建設與管理暫行辦法》,教研[2006]3號.

    [2]梁傳杰 .學科建設理論與實務[M].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

    第7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范文

    摘要:方言象征著地區和民族特色,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普通話普及和推廣范圍的擴大,地方方言的生存空間面臨著的嚴峻考驗,針對目前地方方言的消亡趨勢,對地方方言面臨的困境與未來選擇進行探討,試圖對地方方言的傳承和保護提出拙見。

    關鍵詞:方言;困境;抉擇

    一、前言

    從歷史的角度講,方言的形成源于不同地區和民族之間的地區差異和文化差異,他承載著一個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21世紀,科技的迅速發展,現代化、城市化進程腳步的加快,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在很多方面呈現出高度融合的關系,尤其文化方面相互融合的更深也更多,我國方言作為我國地區的文明標準和文化象征,其生存空間已經面臨著極大的危險和挑戰。特別是近些年,普通話的大力推廣,方言的歸屬范圍在不斷減少,有些地區的方言甚至出現瀕臨消亡或者已經消亡的現象,有學者指出:記錄方言的進程并不能跟得上方言特點消失的速度[1]。”因此,加強我國方言的保護工作勢在必行,需要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二、我國地方方言面臨的困境

    方言,是語言的一種表現形式,屬于在某一區域內存在或流行的地方性一種口語交際。[2]我國擁有5000年的悠久歷史,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形成了一個多方言的國家特色,依據歷史與地理條件等語言特點對方言進行劃分可分為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等七種方言類型,方言具有具有社會性、交際性、工具性。[3]

    (一)普通話的大力推廣限制了方言的生存空間

    隨著經濟社會的城市化發展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具有地方性特點的方言的局限性也在此時暴露出來,使用不同地方特色的方言進行交流時很難取得大家的溝通和交流,這就需要一種大家都能聽懂都會說的語言來進一步擴大交流范圍,為了加強民族融合和民族交流,早在1956年國務院就正式頒布了《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普通話作為一種官方語言,不但打破了地域之間的隔閡,也開通了打破不同方言交流限制的先河,所以,在交際區域和范圍內大家都講普通話,這就使普通話成為現代社會主流語言的一種必然趨勢。隨著普通話普及力度的加大,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都能夠看見普通話的普及之處,廣播電視等各大媒體通講普通話,學校校園里到處可見“講普通話,做文明人”、“講普通話,從娃娃抓起”等宣傳口號,以學習為主的青少年兒童他們成為普通話推廣的最有效的人群,青少年的普通話說得越來越好,而他們民族或家鄉的方言卻流失的越來越多。

    (二)城市化進程發展阻礙了方言的發展空間

    近幾年,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農村進城打工人員遍布各個城市,尤其發達的南方城市,如上海,深圳,廣州等城市吸引了大批的外來務工人員,一方面國家對農民工外勞務工人員逐步給及優惠政策,解決了農民工子女的入學難問題,子女的教育是個大問題,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乃至大學都需要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這就使得大量農民工更愿意在城市里安家,也就使他們逐漸適應城市環境,不由自主的放棄了他們自己的方言,尤其農民工子女失去了接受方言教育的機會,更多地學習和講普通話。另一方面,外來務工人員來自不同的地區,多數文化水平偏低、生活和工作壓力使他們沒有精力投入到本地方言的語言環境中,

    而且當地居民也無法投如到外來人口的語言環境中,所以相互之間使用普通話進行溝通與交流也越來越頻繁,促進了普通話的普及力度和范圍,但是換句話說,從另一個角度講也阻礙了地方特色方言的進一步傳承。

    (三)重視力度不夠影響了方言的傳承空間

    首先語言研究主管部門對方言的重視力度不夠,缺少地方方言的保護力度,精力大多數投在提高普通話的推廣范圍,卻忽視了地方方言的傳承,削弱了方言的傳承力度,普通話的長期推廣宣傳轉變了人們觀念,反而認為自己在公共場所講方言別人會嘲笑,像在學校課堂教學中,老師和學生都講普通話,某個學生用方言來回答教師的問題勢必會引起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方言常常比人比喻作“難登大雅之堂”的語言,那么這個說“難登大雅之堂”語言的人就會被冠以文化素養低的名號,這樣看來方言的文化價值完全消失。其次古語說“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深刻反映出地方方言的弊端,難溝通,難交涉,導致很多人對方言的認識不夠,沒有意識到方言作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具有的重要的傳承價值。

    三、我國地方方言面臨的抉擇

    地方方言是我國稀有的文化遺產,已經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范圍之內。面對地方方言的不同程度的消亡,保護方言需要立即提上議事章程,馬上行動起來。我們應該做到有體系、有重點、有計劃地保護方言[4]。筆者結合我國實際整理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適當修改,完善《國家語言文字法》。首先把“國家鼓勵使用通用語言文字”改為“國家鼓勵在公共公開場所使用通用語言文字”[5]。其次,《國家語言文字法》中應明確方言作為通用語言的合法權益,鼓勵更多的人不要遺忘自己的方言,傳承自己的方言。

    第二,廣泛宣傳,提高認識,增強人們對地方方言的重視。目前,社會各個階層還普通缺乏對地方方言的保護意識。首先我們要在思想上高度認識到方言保護的重要性,使政府和人民大眾樹立地方方言知道自己地區或民族的方言具有具有非常高的文化欣賞和傳承價值,從思想上樹立起他們對方言的保護意識;另外,政策上要求對待方言和普通話一樣要一視同仁,鼓勵各地區、各民族的人民在個人生活,尤其家庭生活,同鄉生活,同區生活中多使用方言進行交流,使方言保護思想深入人心。

    第三,學校教育中合理實施“雙語教學”,加強地方方言的保護。我們這里的雙語教學僅指普通話教學和地方方言教學相結合的雙語教學,并不是普通話和英語相結合的教學形式,雙語教學不但可以促進民族大團結,學校教育承擔成為國家培養棟梁人才的偉大使命,學生需要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悠久的文化,才能增強他們的歷史責任感,在學校實施雙語教學,尤其哪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加大雙語教學的意義更加深遠。(作者單位:銅仁學院)

    參考文獻

    [1]吳永煥.漢語方言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與對策[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4):39

    [2]金皙坤,馬永俊.方言保護與傳承的意義淺析[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1,30(5):151

    [3]趙榮,王恩涌.人文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2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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