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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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關鍵詞生態環境 可持續發展 環境修復
文章編號1008-5807（2011）02-153-01
隨著地球上人口的劇增和工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需求水平不斷提高，生產強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廢氣物質不斷的輸入環境，遠遠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而導致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為了解決人類面臨的這個重大問題，對于大氣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廣泛，許多技術已相當成熟并被廣泛應用。
對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來說，由于其具有隱蔽性、滯后性、累積性以及難治理和修復周期長等區別與大氣和地表水體污染的特點，其修復問題已成為環境科學研究日益活躍的領域，同時也是世界性難題。雖然人們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復和化學修復領域進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實用技術，但這些修復方法往往會破壞場地結構、造成二次污染，對于污染面積巨大且污染程度較輕的土壤甚至難以應用。為此，近年來，人們在污染環境的物理修復、化學修復甚至生物修復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生態修復的理念，并對其概念、內涵、原理、產業化途徑等進行了理論上的探索和實踐上應用的探索，試圖以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環境的修復和治理過程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
一、生物修復―生態修復的基礎
生物修復是對污染環境實施修復、之力的最為重要的技術之一，是正在發展中的技術，是生態修復的基礎。
目前被廣泛認同的生物修復定義，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機污染物，從而修復被污染環境或消除環境中的污染物的一個受控或自發進行的過程，這是狹義的定義。
除了微生物修復外，植物修復、動物修復乃至酶學修復等方式的出現，賦予了生物修復更廣泛的內涵，即生物修復是指利用細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動物以及水生藻類、陸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謝活性降解、減輕有機污染物的毒性，改變重金屬的活性或在環境中結合態，通過改變污染物的化學或物理特性二影響其在環境中的遷移、轉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廣、最有效的生物修復技術仍是微生物修復。
二、物理與化學修復―生態修復的構成要素
從修復原理來看，物理修復與化學修復是指充分利用光、溫、水、土、氣、熱等環境要素，根據污染物的理性性質，通過機械分離、蒸發、點解、磁化、冰凍、加熱、凝固、氧化―還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學反應，使環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轉化為無害物質。通常，為了節省環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復或化學修復往作為生物修復的前處理階段，近年來根式作為生態修復的構成要素。無論是環境要素或生態因子，還是工程措施，對于修復生物的生命活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影響要素。若將它們有機的結合起來，使環境條件和生態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時，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轉化，將極大地提高生物修復或植物修復的效率，這一點對于生態修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物理與化學修復措施與生物修復的結合，是生態修復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關系到生態修復的有效性和成敗。在實際的修復過程中，把物理修復、化學修復措施更好地與生物修復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態修復技術。
三、植物修復―生態修復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復這一概念大約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來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積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來去除污染環境中多余的重金屬。
目前，植物修復這一技術已經涵蓋了污染環境治理的各個方面，如城市樹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對大氣或室內空氣的凈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過對氮、磷等營養物質的利用而對富營養化水體的凈化；污染土壤及水體中無機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機污染物的講解等。
在污染環境治理中，從形式上來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實際上植物修復過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際圈微生物、根際圈土壤物理和化學因素（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為調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總的來說，植物修復幾乎包括了生態修復的所有機制，是生態修復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對重金屬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環芳徑，石油，化學農藥，有機氯溶劑如TCE，廢棄炸藥如TNT等的修復研究均有報道。
四、污染環境修復標準―生態修復評判基礎
污染環境修復標準是指唄技術和法規所確定、確立的環境清潔水平，通過生態修復或利用各種清潔技術手段，使環境中污染物的濃度降低到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系統不構成威脅的、技術和法規可接受的水平。
近年來，污染環境的修復一直是熱點領域。然而，污染環境修復標準的制定遠遠落后于修復方法的研究，這就很難說清楚環境修復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認為是清潔的。
在世界范圍內，污染土壤修復標準是一個較新的領域，一些發達國家也是剛剛制定玩土壤修復標準。從總體上來看，各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建立工作，均大大滯后于其大氣、水環境質量標準的建立工作；各國污染土壤修復標準的建立工作，又大大滯后于去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監理工作。
我國在土壤修復效果的評價中，一直以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為依據，但是依據背景值建立的土壤質量標準并沒有給出土壤的去染污允許值，這樣對于有一定吸納污染物能力的土壤資源是一種浪費。
目前，理論和技術上可行的修復技術主要有植物修復、微生物修復、酶學修復、動物修復、化學修復、物理修復和各種聯合修復等幾大類。有些修復技術已經進入現場應用階段并取得了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無論是化學修復、物理修復還是植物修復、微生物修復，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去點，都不能對環境污染進行根治。只有對污染環境實施生態修復，才能徹底阻斷污染物進入食物鏈，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從而最為有效地阻止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修復是在生態學原理的指導下，以生物修復為基礎，結合各種物理修復、化學修復以及工程技術措施，通過優化組合，使之達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費的一種綜合的修復污染環境的方法。
五、生態修復―實施與研究展望
在眼前的格局下,可持續發展不失為當代人的一種既明智又沉重的選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已開始正視目前所處的困境。顯而易見,倒退回去,甘于守貧,不僅于環境問題的解決絲毫無補,反而加劇生態失衡;安于現狀,得過且過,只能在麻木中葬送自己。唯有通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寓環境治理于發展之中,才是修復生態環境,實現人類社會持續發展長治久安的最終出路。
參考文獻：
第2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關鍵詞：北運河治理生態修復 污染防治研究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abou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on North Canal in Tongzhou urban district
Su Ying1Li Changsheng2
1.Beijing Tong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101100;2.Beijing Zhifeng Huayuan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Co.Ltd101107
Abstract：Synthetically analyze the trunk and branch of North Canal in Tongzhou urban district, topographic feature, landform, river, water quality, benthonic organism, and the pollution discharge factor. Use the terrestrial and aquatic plant organism habits, biology and ecology purification function to research fencing and nurturing in overflow land, structuring biological chain, ecological retaining wat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Lead into the idea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transit the river treatment of manual work to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ode graduall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pushing forwa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North Canal in Tongzhou urban district, and promoting the water environment virtuous cyc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rth Canal treatm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ollution control, research
中圖分類號：TV85文獻標識碼： A
1 引言
北運河是京杭大運河的上游段，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干流全長 90公里，位于北京市東南，其中，干流界面北關閘上游為溫榆河，北關閘下游為北運河。北運河主要支流有通惠河、涼水河、鳳港減河等，承擔北京市城區、西郊地區及東郊部分地區的排水任務。通州區境內的北運河長41.9km，其生態建設和水環境安全直接影響城區社會發展和經濟環境。本文在分析通州區段北運河生態區位、水環境質量、生物組成特點、水環境保護目標、生態保護壓力的基礎上，以水環境生態保護重點、污染面源控制、污染消減與生態建設并重為依托，結合河灘地封育、生物鏈構建、生態蓄水形式、污染控制，引入生態修復與污染控制技術理念，使河道由人工治理逐步過渡到生態修復的模式。
2 北運河水質現狀與生態狀況
2.1河流水污染現狀
2012年4月，北京市水務局監測數據表明，北運河水系48個河段中，除5個無水河段外，有35個河道的水質都屬于劣Ⅴ類。流域河水呈黃綠色，其中，岸攤發臭垃圾堆和水中白色漂浮物隨處可見，說明北運河自凈能力較差， 水質狀況不容樂觀。近些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北運河流域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工業企業、畜牧養殖業等的規模不斷擴大，污水排放量日益增加，水質惡化現象仍在加劇；另外，近幾年自然干旱現象嚴重，河流雨水匯入水量不斷銳減，更加劇了河道水質惡化趨勢。
2.2河流底棲生物監測情況
采集北運河上新華大街橋、六環輔路橋和宋郎路橋的三個代表性生物樣品進行底棲生物分析。分析數據表明，北運河通州城區段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主要由兩類組成，分寡毛類和搖蚊科類。其中寡毛類 5 種，搖蚊科類3 種，共 8 種。這 8 種底棲動物在各斷面分布有所區別，其中六環輔路橋寡毛類2 種，搖蚊幼蟲 2 種，新華大街橋寡毛類 3 種，搖蚊幼蟲 1 種，種類最多的是宋郎橋，寡毛類3 種，搖蚊幼蟲類3 種。從底棲動物種類組成上看，其特點是生物種類較少，以寡毛類最多為5 種，搖蚊幼蟲只有 3 種；同時，這些種類多為耐污染種，說明該段河流所受污染較為嚴重。根據監測得到的底棲動物種類和數量，對各個取樣點的生物多樣性指數進行計算，評價結果見表1。
通州區北運河城市段生物多樣性指數評價結果
取樣點 新華大街橋 六環路輔路橋 宋郎路橋
D 值 1.36 1.43 1.71
污染等級 中污染 中污染 中污染
結果表明：D值越大，說明水體受污染程度越小，相應地其生態系統結構及其運營狀況越健康。北運河底棲生物種類和數量少、且主要為耐污種類；多樣性指數較低，表明其水質狀況較差，生態系統退化嚴重。北運河底棲生物多樣性指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運河污染程度及生態退化情況。
2.3北運河生態狀況
通州區屬北溫帶半濕潤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區，春秋干旱少雨，夏季炎熱多雨，冬季寒冷多西北風。多年平均降水量約為600毫米，降水特點是年際變化大，年內集中；多年平均水面蒸發量為1815.5毫米，蒸發強烈。全區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約為2.16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約410立方米。根據通州區水資源評價資料，全區可利用水資源量為30032萬立方米，其中地表水可利用總量平均為10360萬立方米。地下水資源比較豐富，多年平均降雨入滲補給量為14452萬立方米，地表水入滲補給量為2780萬立方米，農業灌溉水入滲補給量為3610萬立方米，年可開采量約為2億立方米。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每年的需水量以9.3%左右遞增。因此，通州區水資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缺口逐年加大。隨著人口規模的發展，人均水資源量逐漸減少，污水排放量卻日趨增大，城市河流水生態系統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出現河流斷流，濕地萎縮，地下水位下降及生態退化等嚴重問題。天然降雨量減少形成的河道斷流，河漫灘植被砍伐，河道人工化、渠道化，挖沙造成的河道沙化，都加劇了河道生態環境的惡化，降低水體的自凈能力并使河流生態系統退化。城市河流承擔著城市正常運行的水供給與受納功能、生態功能、景觀美化功能，健康的水環境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1]城市水環境的污染，水生態系統的破壞，對人民健康和城市生態安全構成了威脅。治理水環境，恢復水生態系統，正常發揮河流的社會功能，才能使城市良性、可持續發展。
3.主要問題
3.1地表水污染，制約了生態品質
北運河上游，隨著人口的大量涌入，人口密度的增加，生活污水排放量也隨之增大。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數據顯示，全國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其中的COD與氨氮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遠大于工業廢水。[2]來自上游的生活污水成分復雜，主要來自餐廚廢水、洗衣廢水、沖廁水、淋浴水等，其中含有脂肪、米糠菜屑、洗滌用劑、化學品成分、大腸桿菌、汗液等。生活污水排放量大，有機物和化學品含量高，難于降解等是北運河水體污染的重要因素。
除上游生活污水外，北運河還承載了區內大量生活、工業、農業、畜牧業、餐飲業、娛樂業等廢水。根據通州水務局的統計資料，目前北運河通州城市段 11. 2km河段內，每年共有入河污水 6149 萬方，這還是近幾年對近 70個排污口進行截流后的情況。由此可見，北運河水體水質惡化受區內入河污水的影響很大。
3.2天然徑流補給量減少，生態環境脆弱
《北京市“十二五”時期水資源保護及利用規劃》的數據顯示，與多年平均降水量相比，近12年來北京市降水量減少19%，水資源總量減少43%，入境水量減少77%，兩庫來水減少79%。可用水資源急劇減少，導致沒有適當的徑流補給河道，河道自凈能力減弱，承載力降低，加重了河流的污染。河流污染程度的加深直接造成水中及河道周邊動植物死亡，生物種類及數量降低，生物物種退化，生態多樣性減少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加之為爭取水資源而進行的地下水超采，水源地保護等工程設施的建設，都會對河道水生態系統產生影響。
3.3水體功能區承載污染負荷大與治理技術不相適宜
通州區位于北京市東南，處于北京市水系的下方，區內河道多為排水河道，承擔著上游區縣和北京市區的排洪、排污任務，長期接納的是上游的雨水和污水。因近些年降雨量明顯減少，而入河污水量顯著增多，所以上游排入河道的水大部分為污水，水體污染更加嚴重。近些年，隨著地表水體污染日益嚴重，對于河流、湖泊等污染水體的水質改善技術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但還存在很多不足，尤其對于北運河這樣的城區河流，因為河道周邊空間有限，所以很多處理技術難以應用；此外，北運河水體水量巨大，處理量太小對于改善整個河道水環境不能起到根本作用。
綜上所述，作為北京市水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北運河的水環境質量直接關系到北京市整體的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發展進程，改善北運河水體質量，提高流域水資源利用程度，是北京市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迫切需要，對于實現北京市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作為通州區內的主要河流，北運河的水環境問題已經嚴重阻礙了通州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和當地人民群眾的廣泛關注。因此，改善北運河水環境，提高其水體質量，對于通州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北京市的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意義。
4.控制水污染實施生態修復技術的思路
生態修復(ecological restoration)是指通過人為的調控，使受損害的生態系統恢復到受干擾前的自然狀況，恢復其合理的內部結構、高效的系統功能和協調的內在關系。
4.1探究機理，尋找對策
自然河流凈化作用主要通過河流中的生物鏈發生作用，生物鏈主要由水生植物、水生及兩棲類動物、浮游生物、原生動物、微生物等構成。水生植物能夠吸收水里的氮、磷等無機物作為生長的營養物質，并產生氧氣提供給水生及兩棲動物，同時其龐大的根系又為微生物及水生動物、兩棲類動物提供棲息地。微生物依靠水生植物的根系形成生物膜，能夠將動植物的尸體及其他有機物進行降解和利用。原生動物以細菌、真菌為食，浮游生物以原生動物為食，水生動物攝食浮游生物，鳥類和兩棲類以水生動物為食。水生態系統形成的生物鏈，發揮了水體的自凈作用，一旦某一環節產生了問題，如水中有機物超出了微生物降解能力，就會破壞生物鏈，進而破壞水體的自凈作用。
河流生態系統也是一個復合系統, 由河岸生態系統、水生態系統、濕地及沼澤生態系統等子系統組成, 其生態健康受水文、地形、動力等諸多因素影響[3] 。向河道內排放污廢水、過量用水、擠占河灘地、砍伐森林、引入外來物種以及大規模筑壩、修建水庫、河道渠道化等水利工程措施, 都會破壞河流生態系統健康【4】。河道內水生生態系統和河岸生態系統遭到破壞, 必然造成生物多樣性降低，生物量銳減，河流水質惡化。
4.2找準方法，注重創新
開發生態水體修復技術，是當前水環境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熱點。實際上，大自然在發展變化的長期過程中，本身已經具備了自我凈化、自我完善的強大能力，這使得自然界得以持續而有序地運行，其中水體的自然生物凈化能力，在人類出現之前的遠古時期，就保證了自然界江河湖泊水體的潔凈。目前開發的水體生態修復技術，實質上是按照仿生學的理論，對自然界恢復能力與自凈能力的強化，可以說，按照自然界自身規律去恢復其本來面貌，強化自然界自身的自凈能力去治理被污染水體，這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合乎邏輯的治污思路，也是一條創新的技術路線。
近幾十年，通過大量研究與實踐，已明確水環境污染實際上是典型的生態問題， 因此， 在對污染水域進行治理時，應用生態學方法能使生態問題得到最終解決。近年，強調治理與生態修復相結合，甚至更加強調生態修復的作用。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尤其是近十余年來，日本、美國、德國、瑞士等發達國家紛紛對以往的水環境治理思路進行反思，提出了生態治水的新理念，尊重河湖系統的自然規律，注重對其自然生態和自然環境的恢復和保護，使河湖的綜合服務功能得以展現。
4.3綜合比對，優勢顯著
目前，國際上處理河湖水庫水體污染的方法主要是三種，一是物理方法，即是通過水利工程措施，如綜合調水，底泥疏浚，曝氣復氧，機械除藻等達到加速污染物移除與轉化的作用；二是化學方法，利用化學藥劑的投放，主要起到絮凝沉淀污染水體中內源性負荷磷，釋放氮以及化學除藻；三是生態修復方法，通過人工濕地的構建，水生植物栽種，微生物菌群培養,模仿自然生態體系的建立，營造和復原自然生態形態，充分發揮生態凈化作用。目前這三種水處理技術的比較發現，物理處理法往往治標不治本,只能作為對付突發性水體污染的應急措施。化學方法花費較高，且易造成二次污染。[5] 生態處理方法兼具安全性、經濟性、美觀性。這種處理技術不向水體投放藥劑，不會形成二次污染；工程造價相對較低，不需耗能或低耗能，運行成本低廉；用生態方法治污，還可以與綠化環境及景觀改善相結合， 在治理區可以建設休閑和體育設施， 創造人與自然相融合的優美環境。所以，這種廉價實用技術十分適用我國江河湖庫大范圍的污水治理工作。
4.4類別劃分，總結歸納
水生態修復技術主要包括植物凈化技術、動物凈化技術、微生物凈化技術、仿生植物凈化技術、土地凈化技術，多自然型河道構建等。
水生植物凈化技術，是利用水生植物及其共生的微環境去除水體中的污染物。水生植物能夠吸收水中的氮、磷等營養物質，抑制浮游藻類的生長，同時依附生長于水生植物龐大根系的微生物群能夠對有機物進行降解，從而實現水中污染物的轉移和分解。
水生動物凈化技術，是通過水生動物的食物鏈效應，維持水體中食魚性魚類、食浮游性魚類、浮游生物之間的食物鏈平衡，達到水質改善的目的。【6】水生動物主要包括浮游動物、游泳動物和底棲動物，他們以水體中的細菌、藻類、有機碎屑等為食物，可有效地減少水體中的懸浮物、提高其透明度。投放數量適當、物種配比合理的水生動物，可以延長生態系統的食物鏈、提高生物凈化效果。
微生物凈化技術，是通過微生物對有機物的降解作用，去除水中污染物。水中微生物主要由藻類、細菌、原生動物等組成，以生物膜的形式存在。依靠微生物技術的主要工藝方法有生物廊道、氧化塘、生物濾池、生物接觸氧化池等。
仿生植物凈化技術，仿照河流生態系統中的沉水植物輪藻，以河道中原有的天然生物菌群作為種源, 在填料絲表面經過生物的自然富集形成生物膜, 通過微生物的生命活動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質。【7】土地凈化技術，以土地為主要處理設施，污水中的污染物質經過土壤－植物系統的吸附、過濾、轉移等作用被去除，污水達到一定程度的凈化。由于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營養元素，通過灌溉等方式，土壤、農作物、植物對污染物進行攔截、吸收，既滿足了農作物等對營養元素的需要，對污水也達到了凈化的目的。
多自然型河道構建技術即多種生物可以生存、繁殖的治理技術，它以保護、創造生物良好的生存環境與自然景觀為建設前提,它不是單純的環境生態保護,而是在再生生物群落的同時, 建設具有設定抗洪強度的河流水利工程。【6】目前治理污染河流趨向于多種技術的綜合應用，同時還要考慮河流的污染特點，水利條件，生態環境特征，氣候，治理目標等。
5.幾點建議
河流的自然環境由水、河道、堤岸、河畔植被以及在此空間生存的生物群落構成。生物、生態技術治理北運河應主要從三方面入手，
一是河道形式的構建，護坡護岸生態材料的開發，生物鏈的構造與培育。河道形式的構建主要是改造河道流路及河床的物理特性, 即是創造出接近自然的流路, 水流要有不同的流速帶。［8］要通過對岸堤生態槽（溝）、河岸邊坡濕地、坡腳碎石床、河道碎石床等不同的河道斷面構建形式進行研究，構造出適合生物多樣性的河道形式。新型生態護槽/岸材料的開發主要考慮對氮磷的吸收，提供有利于植物生長的空間結構，同時保證其抗壓、抗凍性達到規范要求。生物鏈的構造與培育主要從魚類種群和植物種群的構建進行研究，魚類種群的構建包括魚類種類、放養密度，植物種群的構建主要考慮植物種類的選取，通過實驗比對研究可得出相關結論。
二是生態凈化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首先在北運河選取實驗區，局部展開生態凈化技術的應用。通過對研究區水體凈化的適宜性和應用的工藝流程、工藝參數和處理效果進行研究評價，取得污染負荷、水力條件、植物種群和處理單元設置、生物填料等方面數據，從而研究出適合北運河治理的生態凈化技術。
三是建立有效的生態修復技術模式。生態形河流治理，就是在河流空間內，將河道治理、護岸治理、河岸提防治理都融入生態概念，在不影響河道泄洪排澇功能的前提下，更多地運用天然生態因素進行水體的凈化，同時營造景觀水體滿足人們親水近水的需要。河流的生態治理和修復需要關注水體質量、河道形式、生物鏈構造、生態系統多樣性等多方面因素，需要根據流域的具體情況，從關鍵影響因素入手，逐一解決問題，逐步建立一套適合本地區及流域特點的水污染控制與生態修復并重的技術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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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關鍵詞：耐逆植物；稀土礦區；生態修復
中圖分類號：Q94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3.07.023
Application of Ten Stress-tolerance Plants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Rare Earth Mine of Heping County
LIU Sheng-hong， ZHOU Ling-yan， YANG Miao-xian， LIU Wen， LIANG Hong
（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Guangdong 510225，China）
Abstract： The vegetation was damaged and soil was destroyed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rare earth mine of the Heping county in Guangzhou， which resulted in soil desertification， low bacterial content， acidic and high salt content， and difficulty in plant growth and formation of a relatively stable community. In this study， the plants such as vetiver， alfalfa， stylosanthes， crabgrass， nit grass， tephrosia， pigeon pea， Cassia alata L and Tung tree were preliminarily confirmed to be a strong stress-resistance （tolerance） ability and be good species of vegetation recovery of the rare earth mining by site construction methods. In addition， a good soi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ffect was achieved by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lants.
Key words： stress-tolerance plants；rare earth mine；ecological restoration
近年來對稀土礦的過度濫采，使礦區環境問題日益突出，造成山地荒蕪、水土流失、水源污染和下游耕地受毀損等嚴重惡化的生態環境[1-2]。植物修復是利用不同植物吸收、富集、固定和降解土壤和水中的污染物，并通過植被減少或避免水土流失和增加系統中的生物量，從而達到生態恢復或生態改良的技術體系。植物修復因其效用時期較長、相對成本較低和生態效益明顯而日益受到重視[3]。在稀土礦區治理和生態修復措施中，植物修復將是改善受毀損區域生態功能、恢復礦區景觀和農林生產潛力的最有效手段[4-5]。本研究在粵東（和平縣下車鎮）的稀土礦廢棄礦場，以現場施工修復的方式，以柱花草（Stylosanthes scabra）、苜蓿（Medicago sativa）、香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玉米（Zea mays）、山毛豆（Tephrosia candida）、木豆（Cajanus cajan）和翅莢決明（Cassia atala）、望江南（Cassia occidentalis）等草本和灌木，以及本地的馬唐草（Digitaria sanguinalis）、蟣子草（Leptochloa panacea）、芒草（Miscanthus）、芒箕（Dicranopteris pedata）、野莧（Amaranthus viridis）、馬尾松（Pinus massoniana）和油桐（Vernicia fordii Hemsl.）等為試驗材料，研究了稀土礦場生態修復過程中植物群落重建及特點、地被植物動態變化及植物群落演替機理，并根據不同植物的特點，采取不同的配置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土壤生態修復效果。
1 廣州市和平縣下車鎮稀土礦場的狀況
廣州市和平縣下車鎮廢棄稀土礦區有133.3 hm2，由于采礦過程使植被受毀損，土體受破壞而使功能受損，表土和肥力長期被大風刮走和雨水沖走，有機質含量極低，土壤質地劣化，最終導致沙化，含菌量極低，且不同程度地存在偏酸和含鹽量高的現象，植物難以生長[6]。采礦過程的尾礦和廢水堆填所導致的礦場土壤酸化、高鹽和不同程度重金屬毒害，也使人工植被難以長期生長和形成相對穩定的群落[7]。因此，20多年來植物一直無法生長，造成了極大的水土流失，已經成為當地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2 稀土礦區生態修復植物的選擇
和平縣稀土礦區只有選擇抗性強、耐干旱、貧瘠、高溫且生長量大和快的植物才能生存，其次，應選擇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鄉土植物。鄉土植物經過長期的生長、馴化，已具備了抵御極端氣候因子變化的功能，可增加綠化植物的成活率。本研究通過現場施工的方式，發現和初步證實香根草、紫花苜蓿、柱花草、山毛豆、木豆、翅莢決明、油桐等多種植物，及鄉土植物馬唐草和蟣子草具有較強的抗（耐）脅迫能力，且具有適應性強、生長快速、增加土壤有機質、抵抗力和固土力強的特點，綜合運用能有效提高土壤生態修復的效果，是稀土礦場良好的植被恢復物種。尤其是在高溫多雨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表現更佳，這為植物材料的選擇提供了經驗和便利條件。
2.1 馬唐草（Digitaria sanguinalis）和蟣子草（Leptochloa panacea）
本研究在和平縣經過近3年的試驗，意外發現鄉土植物馬唐草和蟣子草可以在稀土礦區生長，而且抗（耐）脅迫能力強，長勢良好，生物量大，是本研究找到的第一種最適稀土礦區種植的良好植物，但該馬唐草已經變種，與傳統馬唐草品種有一定的區別，但非常適合稀土礦區種植，這為以后其他植物種植提供了可能性。
馬唐草為早熟禾科（Poaceae）馬唐屬（Digitaria）植物。尤指血紅色馬唐（D. sanguinalis， 即馬唐）或略矮的止血馬唐（D. ischaemum）。馬唐屬約300種，多為雜草，分布北美和歐洲，見于草坪、田野和荒地。莖直立或斜生，下部莖節著地生根，蔓延成片，難以拔出。葉被長毛。加利福尼亞馬唐（D. californica）在北美西南部作為飼草。馬唐草多生于山坡草地和荒野路旁。其分布幾乎遍及全國。
蟣子草是一種一年生草本植物。國內分布于陜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廣西、廣東等省區，多生于田野路邊和園圃內。國外分布于全球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鄉土植物馬唐草和蟣子草具有非常強的適應性，經過幾年的生長、馴化，已具備了抵御極端氣候因子變化的功能，是治理稀土礦區的先鋒優良植物，只要在適當的季節和一定的肥力條件下，就能夠很好地成長。
2.2 香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和芒草（Miscanthus）
香根草，又名巖蘭草，因其根部很香，故名香根草，是一種禾本科多年叢生的草本植物。原產于印度等國，現主要分布于東南亞、印度和非洲等（亞）熱帶地區，具有適應能力強、生長繁殖快、根系發達、耐旱耐瘠等特性；有“世界上具有最長根系的草本植物”、“神奇牧草”之稱；被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列為理想的保持水土植物[8]。80年代以后，在華南、華東、西南等地香根草被廣泛用于治理水土流失。由于香根草生長快，抗性強，具有很好的穿透性、抗拉強度等優良力學性質，可在氣溫為-10～50 ℃和年降雨量300～6 000 mm的地區生長，陸續被用于保護公路、河堤、梯田等。
芒草（Miscanthus）是各種芒屬植物的統稱，含有約15～20個物種，屬禾本科。原生于非洲亞洲的亞熱帶與熱帶地區。其中一個物種——中國芒（M. sinensis）的生長范圍延伸到了溫帶亞洲，包括日本與韓國。
本研究中使用的巨芒草是一個原產于日本的天然雜交三倍體種，它的父母本是二倍體的芒和四倍體的荻。在人們對能源植物的探索中，芒草很快脫穎而出，因為相比其他能源作物，芒草生物產量高，礦物質含量低，燃燒充分，CO2凈效應為零，無有害氣體釋放，有利于緩解溫室效應，并有助于保持水土；且芒草耐寒抗旱，對水、肥依賴小，收割處理容易，在本研究中也成為首選的植物先鋒，和馬唐草一樣成為最適合稀土礦區治理的先鋒植物。
2.3 苜蓿（Medicago sativa）和柱花草（Stylosanthes scabra）
苜蓿和柱花草屬于牧草，具有增加土壤中氮元素的收集、增加土壤有機質、改善土壤微生物的環境及促進土壤的良性循環等作用。
苜蓿是苜蓿屬（Medicago）植物的通稱，是一種多年生開花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作為牧草的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是牲畜飼料。主要成分為大豆黃酮和皂甙類。紫花苜蓿為多年生草本植物，似三葉草，耐干旱，耐冷熱，產量高而質優，又能改良土壤，因而為人所知，廣泛栽培，主要用于制干草、青貯飼料或用作牧草。
柱花草（Stylosanthes scabra）為上等優質牧草，適宜放牧或曬制干草。營養期長，在不同的物候時期都含較高的營養成分，對家畜的發育，育肥和過冬保膘都有很好的作用。柱花草是一種豆科植物。這種植物原產于南美洲巴西、委內瑞拉、巴拿馬和加勒比海岸等地。柱花草分枝性強，莖葉稠密，易覆蓋地表，對雜草有很強的抑制能力。但在幼苗期，如果雜草太多，則易受到抑制。柱花草種子帶莢殼，種皮堅硬，種子出土極緩慢。種子不耐貯藏。柱花草結實力強，極易落粒，耐短時間水漬。
2.4 山毛豆（Tephrosia candida）、木豆（Cajanus cajan）、翅莢決明（Cassia atala）和望江南（Cassia occidentalis）
山毛豆，株高1～3 m，枝有棱，密生褐色或灰色絨毛。栽培于云南、廣西、廣東、福建等地。適應性強，耐酸、耐瘠、耐旱，喜陽，稍耐輕霜，適于丘陵紅壤坡地種植。以種子繁殖為主。多采用底泥微生物原位生態修復、河岸生態護坡等進行立體生態修復技術，收到固土護坡，恢復生態的作用。也可以用作綠肥和飼料。
由于木豆速生性強、適應性廣、能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所以木豆在營造喬、灌、草混合林時能發揮重要作用。木豆為多年生木本植物，耐干旱、耐瘠，對土壤要求不嚴，各類土壤均可種植，適宜的土壤pH值為5.0～7.5。
翅莢決明現廣泛分布于全世界熱帶地區。在我國，分布于廣東和云南南部地區 ，生于疏林或較干旱的山坡上。我國熱帶地區常見栽培。其苞葉和花芽與花瓣具有同樣鮮明的黃色，因而整個花序有較高的觀賞價值。園林綠化可叢植、片植于庭院、林緣、路旁、湖緣，其金黃之花，給人以愉悅、亮麗、壯觀之美，恰好營造出金秋收獲季節那種喜洋洋的氛圍。而且多花香艷，沁人心脾，令人振奮。翅莢決明可通過種子與扦行繁殖，它原產于美洲熱帶地區，耐干旱，耐貧瘠，適應性強，喜光耐半陰，喜高溫濕潤氣候，不耐寒，不耐強風，宜栽植于通風良好之地。
望江南又名羊角豆、扁決明、山綠豆或波布草，屬豆科決明屬，是一種一年生草本植物，耐干旱和貧瘠，適應性強。原產于美國南部及美洲的熱帶地區。望江南分布于中國東南部、南部及西南部各省區。常生于河邊灘地、曠野或丘陵的灌木林或疏林中，也是村邊荒地習見植物。原產美洲熱帶地區，現廣布于全世界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樹形優美，具有極強的觀賞性。
2.5 馬尾松（Pinus massoniana）和油桐（Vernicia fordii Hemsl.）
馬尾松是陽性樹種，不耐庇蔭，喜光、喜溫。適生于年均溫13～22 ℃，年降水量800～1 800 mm，絕對最低溫度不到-10 ℃的地方。根系發達，主根明顯，有根菌。對土壤要求不嚴格，喜微酸性土壤，但怕水澇，不耐鹽堿，在石礫土、沙質土、粘土、山脊和陽坡的沖刷薄地上，以及陡峭的石山巖縫里都能生長。為中國長江流域各省重要的荒山造林樹種，也是江南及華南自然風景區和普遍綠化及造林的重要樹種。
油桐，大戟科，落葉喬木，高3～8 m，可提煉桐油。桐油是重要工業用油，制造油漆和涂料，經濟價值很高。油桐也是我國特有的經濟林木，它與油茶、核桃、烏桕并稱我國四大木本油料植物。桐油又是重要的出口物資之一，歷史上與絲、茶并列為中國三大傳統出口商品，無論產量和質量上都雄居世界第一，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由于油桐生長快，木材潔白，紋理通直、加工容易，是果材兼用的好樹種。因而，大力發展油桐生產是富國富民的重要項目。
3 配置方式
3.1 不同美化植物品種的配置
在稀土礦區生態修復中，修復的美觀也是一個重點，特別是在鄰近公路或村莊的地方，這樣可以增加復綠后稀土礦區的美化效果，提高觀賞性，為新農村建設增加美景。在稀土礦區治理中發現，馬唐草和蟣子草具有生長量大、生長速度快，且其下部莖節著地生根，蔓延成片，特別適合稀土礦區的種植，因此，集中成片種植可成為優美的草坪。因此，在稀土礦區治理中，地面首先考慮的是種植成片的馬唐草和蟣子草，并間隔種植樹形優美的江南和木豆，在山腳位置則種植香根草，具有特別的美感。
種植翅莢決明更有特別的美觀效果，翅莢決明在我國主要分布于廣東和云南南部地區 ，生于疏林或較干旱的山坡上。其苞葉和花芽與花瓣具有同樣鮮明的黃色，因而整個花序有較高的觀賞價值。
不同美化品種的配置，能確保修復出來的稀土礦區本身就是一處美麗的景區，可以成為人民生活休閑的地方，或是公路邊上美麗的風景，起到廢地新用的作用。
3.2 不同礦山高度植物的配置
根據稀土礦區殘留礦山的高度，可粗分為坡底（稀土礦山邊地）、低坡（20 m）及坡頂平面部位。對于坡底地，通常考慮到水土流失的問題，可種上香根草和芒草，特別是坡底水溝或低洼的位置，由于這兩種草根系特別強大，對土壤具有極強的吸附力，特別是芒草本身生長量大，植物本身也有極強的抵抗力，因此，是低坡種植的首選；在低坡和中坡（15～30 m）位置一般種植馬唐草和蟣子草，保證能覆蓋地面，減少雨水的沖刷，在種植這兩種草的同時，也種植一定量的望江南、木豆和翅莢決明，這樣在增加土壤吸附力的同時，也能起到特別的美觀效果；在高坡位置，種植馬唐草和蟣子草，減少雨水的沖刷，同時種植馬尾樺和油桐；坡頂平面部位，考慮到發展果樹等經濟作物的需要，因此，采取的治理方法也不同，首先是種植馬唐草和蟣子草進行土壤覆蓋，再種植固氮植物如苜蓿和柱花草，增加土壤有機質，改善土壤微生物環境，經過2～3年的修復后，就可以考慮種植經濟作物了。種植時采取挖點的方式，在下面填埋稻草等有機質后在上面種植經濟作物，如油茶、西番蓮等，從而達到最終的修復目的——果園用地。
3.3 不同生境的配置
不同植物對環境條件的要求不同，因此在進行修復時應考慮地形條件。北面山坡應選擇耐蔭植物，如香根草等；西面山坡應該選擇喜光、耐旱的植物如馬尾松、油桐等；在低洼且潮濕的位置宜選擇保持水土能力強的芒草等植物。
3.4 草—草灌—草灌喬—喬灌草的配置
本研究對和平縣稀土礦區土壤進行了診斷，選點進行水保工程、土壤有機質增補、微生物群落重建、抗（耐）逆性植物篩選及適應性馴化研究，以重建植物群落并達到可持續地植被覆蓋，施工中注意草—草灌—草灌喬—喬灌草的配置，充分發揮不同植物的優點，極大提高了修復的效果。通過比較生態修復過程中不同階段人工植被中植物種類及其相對生長量的增減變化，觀察到 草—草灌—草灌喬—喬灌草 的變化趨勢，而且在草本植物和灌木中，當地植物逐漸取代外來植物，其重建群落的植物組成也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草—草灌—草灌喬—喬灌草的配置，為制訂以低生理代價和低成本投入獲得高效率生態修復的技術提供了科學依據。
3.5 土壤—微生物—植物協同修復原則
近年來，生態修復過程中土壤微生物與地表植物的相互作用受到較多的關注。生態修復措施對土壤微生物與土壤肥力因子的作用，關系到植物的生長發育和植物群落的結構，從而直接關系到生態修復效果[9-11]。而植被恢復過程中植物群落的演替可能供給土壤微生物在質和量上與原來不一致的碳源和其他營養元素，影響著微生物群落結構。生態修復過程中應該研究土壤—微生物—植物的相互作用和協同演化，進行植物協同修復。
本研究中，在和平縣稀土礦區治理2～3年后，隨著土壤有機質的增加和土壤微生物的改善，治理后的土壤基本上具備耕作條件，才開始考慮種植經濟作物，從而成功轉化為果園用地。種植時采取點植方式種植油茶、西番蓮、玉米等經濟作物。
4 結 論
稀土礦區生態修復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工程，它不僅包括植物，還包括動物與微生物，系統內部之間以及系統與相鄰系統之間均發生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具有極強的動態性[12-13]。真正意義上的修復，應該在保證植物種植的基礎上，保持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以修復的生物多樣性為目標，在土壤—植物—微生物之間，形成物質、信息和能量遁環體系，通過良性循環，進行自我組織和自我修復，使生態修復不僅有景觀效果，還能修復整個系統的自凈能力，從而為整體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提供保障。
本項目在對和平縣下車鎮、平遠縣仁基鎮稀土礦場土壤診斷的基礎上，選點進行土壤有機質增補、微生物群落重建、抗（耐）逆性植物篩選及適應性馴化等試驗。并根據以上研究的結果，采取相應植物修復措施，重建地表植物群落并達到長期有效的植被覆蓋，從而實現了稀土礦場土壤的良性生態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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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關鍵詞:綠色GDP;自然資源耗減成本;環境惡化成本;環保收益
中圖分類號:F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05-03
一、綠色GDP的含義
綠色GDP是指從傳統GDP中扣除資源環境成本,加上環保收益后的GDP。資源環境成本包括:(1)自然資源耗減成本。該成本是指各種自然資源在經濟活動中被利用消耗的價值,可稱之為自然資源的折耗成本,它不同于資源的市場價格。目前中國自然資源的價格構成不完整,主要由開發成本、稅收和利潤構成,而完整的自然資源定價還應考慮其環境成本和資源耗減成本。由于自然資源的開采和使用必然會導致其儲量和原有社會財富積累的減少,其減少的價值即為自然資源耗減成本;(2)環境保護成本。該成本是在人類為減少和防止環境污染過程中發生的現實成本,它不同于虛擬治理成本,是在已發生的環境保護活動中實際發生的各種成本費用;(3)環境惡化成本。該成本是由環境質量下降和生態惡化引起的各種損失,包括環境污染損失和生態破壞損失。環境污染損失是指人類生產和消費活動對環境系統的干預超過環境系統的承載能力而造成的環境價值損失,表現為人類活動對周圍自然環境的不利影響所造成的各種損失,包括直接經濟損失和虛擬污染治理成本;生態破壞成本是指由于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興建工程項目引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物種類減少等生態環境退化、生態破壞現象而造成的損失。
在考慮環境成本代價的同時,還應考慮保護環境產生的環境改善和生態效益,即綠色GDP的核算既有減法也應該有加法。環保收益是指人們采取措施保護生態環境、防止和治理污染而產生的直接和間接收益,如企業有效處理“三廢”取得的收益、開展循環生產和清潔生產增加的收入、治理水污染和空氣污染后農業、漁業增產的收入、城市環境改善后增加旅游收入、吸引更多外商投資并促進就業和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
二、綠色GDP的核算方法
核算綠色GDP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計算確定各項資源和環境成本及環保收益,在此基礎對傳統GDP進行修正和調整。用公式表示如下:
綠色GDP=傳統GDP-資源環境成本+環保收益 (1)
其中:資源環境成本=自然資源耗減成本+環境保護成本+環境惡化成本 (2)
其中:環境惡化成本=環境污染損失+生態破壞損失 (3)
(一)自然資源耗減成本的核算
1.可再生資源耗減成本的核算。可再生資源耗減成本分兩種情況處理:第一種情況是經濟活動中合理使用資源,未超出資源自我修復和繁殖的能力,此情況下無須計算耗減成本,因為資源總量和質量并不會受到影響,是可持續的使用;第二種情況是不合理使用資源,如濫伐林木、過度捕撈等,超出自然資源自我修復和繁殖的能力,但尚未造成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生態退化和破壞的嚴重后果。如濫伐林木的范圍較小、程度較輕、時間較短,可能引起的生態后果還沒有體現出來,這時資源耗減成本的核算可采用重置成本法。在此可以將重置成本理解為將自然資源恢復到原有狀態、原有功能所需要的費用,重置成本包括初始恢復成本和后續管護費用兩部分。初始恢復成本是指補栽樹木、補種草地和補充魚苗等花費的材料費和人工費用等,后續管護費用是將這些自然資源管護到可使用狀態所需的必要費用。
2.非再生資源耗減成本的核算。非再生資源是不可復制的,具有一次消耗性質,隨著經濟活動對資源的開發使用,其儲量會越來越少,直至耗竭,因此非再生資源的耗減成本比可再生資源的耗減成本要大,且計量難度也相對較大。要對非再生資源的耗減成本進行計量,必須取得其耗減實物量和單位價值量指標數據,但目前我們只能獲得非再生資源的市場價格,而對資源本身真正的價值我們卻無從選擇,筆者認為,可以采用機會成本法或替代成本法進行核算。
為了保護非再生資源,不使其盡快耗竭,可采用替代資源或能源,并用這些替代資源或能源的生產成本作為非再生資源的耗減成本。例如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對石油需求的急劇增加,中國提出了“氫化石油”、“煤變油”、“生物質液化”等替代方案,為解決能源危機,國家大力發展地熱能、太陽能、風能和海洋能等新能源技術,這都為解決非再生資源的枯竭危機提供了可能。因此,在機會成本法或替代成本法下,要想不消耗非再生資源,就必須使用替代資源,并用替代資源或能源的開發生產成本作為非再生資源耗減成本。
(二)環境保護成本的核算
按照投資主體不同,環境保護成本可分為國家政府投入、企業自籌資金投入、環保民間組織和個人投入。無論是從資金量、投資范圍和效果來看,三者直接都存在明顯的區別,應當分別核算。
1.國家政府環保成本的核算。2006年財政部正式把環境保護納入政府預算支出科目,建立起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環保投融資體制。政府要求在“十一五”期間完成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森林覆蓋率由18.2%提高到20%的三項約束性指標。要實現“十一五”期間環境保護的目標,各級政府進一步增加了環保投入。“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正在以每年18%的增長速度投入到環境保護中,預計環保總投入將達到14000億元。為正確核算國內生產總值,反映經濟發展的環境投入和環境代價,必須將各級政府治理環境污染的實際投資總額納入GDP的核算范圍。
2.企業環保成本的核算。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發生的環保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五個部分:1)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成本;2)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及處置成本;3)綠色采購成本;4)環境管理成本;5)環境保護的社會活動成本。按照會計核算原則的基本要求,對企業發生的環保成本應當分別采用資本化和費用化兩種核算方法。假如環境成本的發生達到了以下效果,應當將其資本化:1)提高企業擁有的其他資產的能力,或改進其安全狀況或提高其效率;2)減少或防止可能由今后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環境污染;3)保護環境。例如企業因為環境原因購置的廠房和設備,能使企業在一年或一個營業周期以上獲得經濟利益,就應該將其資本化,并在利益實現時通過折舊等方式計入當期損益。而許多環境成本并不會在未來帶來經濟利益,只能使發生的當期受益,如環保設備的日常運營費用、與當期經營活動有關的廢物清理成本等,對這些環境成本應進行費用化處理直接計入當期損益。由此可見,無論是資本化還是費用化的環保成本都納入了日常會計核算,并在GDP核算中得以反映,所以就企業投入和發生的環保成本而言,無須再對GDP作進一步調整和修正。
3.民間組織和個人環保成本的核算。隨著環境形勢的日益嚴峻,各界民間環保組織蓬勃興起、快速發展,已成為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并不斷推動中國和全球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與進步。根據中華環保聯合會《2008中國環保民間組織發展狀況報告》,截至2008年10月,全國共有環保民間組織3 539家,74.7%的環保民間組織有年度工作報告,其中,向主管單位提交報告的占47.6%,向組織內部工作人員提交報告的占45.5%,向社會公眾公開報告的占47.6%。
對于民間組織和個人環保成本的核算,可以采用問卷調查、統計估計和專家咨詢等方法。如上所述,74.7%的環保民間組織有年度工作報告,我們可以從年度報告中獲得環保支出情況,對于其他未提供報告的,可以采用統計估計等方法,例如將公布報告的組織的平均環保成本,作為計算其他未提供報告的組織的環保成本的依據。
(三)環境惡化成本的核算
1.環境污染損失的核算。人類生產活動和生活中排放的廢煙、廢氣、廢水、廢渣和噪音,如果超過環境系統的承載能力,將造成多種不利影響和損失,導致各種直接經濟損失,并需要當代人乃至后代為治理污染付出沉重代價。
(1)環境污染直接經濟損失的核算。環境污染直接經濟損失的核算可采用以下方法:1)生產率變動法(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pproach)是利用生產率的變動來評價環境狀況變動的影響的方法。這種方法把環境質量看做一個生產要素。環境質量的變化會導致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從而導致產品價格和產量的變化,而后兩者是可以觀察到的并可以測量的。例如,化工廠的污水排放對廠周圍的農業生產率有不利影響,將導致農作物減產,農業收入降低的損失。不排放污水情況下,由于科技進步農業產量會逐年提高,而在排污情況下,隨著污染累計效應的增加,產量會逐年下降,這種生產率的變化是可以測量的。農業生產減產的損失可以用農產品的減產量乘以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來計算。2)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資本法。環境污染和環境質量惡化對人類健康有著多方面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為因勞動者發病率與死亡率增加而給生產直接造成的損失(可采用市場價值法進行測算),而且還表現為因環境質量惡化而導致的醫療費開支的增加,以及因為人們過早得病或死亡而造成的收入損失等。
疾病成本法計算由疾病引起的醫療成本,例如門診費、住院費、藥費、看護費等醫療費用,相當于因環境質量變化而增加的病人人數與每個病人的平均治療費的乘積,具體計算時可按不同病癥分別計算,如塵肺病、放射性疾病、皮膚病、眼病等。
人力資本法計算由疾病引起的收入損失,包括過早死亡的損失、勞動能力降低和喪失的損失等幾種情況。根據邊際勞動生產力理論,人失去壽命或工作時間的價值等于這段時間中個人勞動的價值。一個人的勞動價值是考慮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因素情況下,每個人的未來收入經貼現折算成的現值。根據國外研究者Mishan的研究,一個在正常情況下可以活動t年、由于污染而于T年過早死亡的人所損失的勞動力的價值可以描述為:
Lr= ■∑ YtPtT(1+r)-(t-T) (4)
式中:Yt為預期個人在t年內所得到的總收入扣除他所擁有的非人力資本收入;PtT為個人在第T年活到第t年的概率,r為預計到第t年的社會貼現率。
如果不是過早死亡,而是勞動能力喪失或部分喪失,則需要對公式(4)進行調整,主要是按照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對第t年的總收入Yt 進行適當的調整。
(2)環境污染虛擬治理成本的核算。虛擬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現行的治理技術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虛擬治理成本是相對于實際治理成本而言的,實際治理成本即前面提到的由政府、企業或環保組織投入的環保成本。如果實際環保成本的發生未能徹底解決環境問題,那么剩余污染物仍會對環境產生危害,而要完全治理和清除污染,需要進一步發生治理成本,在未實際投入之前,稱之為虛擬治理成本,一旦各環保主體實際投資,就成為實際治理成本。虛擬治理成本可采用治理成本法計算獲得,公式如下:
虛擬治理成本=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的單位治理成本治理成本法主要難點是測算單位污染物治理成本,可用一段時期內的實際環保總支出除以實際處理量測算得出,例如用“三廢”的環保支出分別除以“三廢”處理量,得到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的單位處理成本,具體計算時可以考慮將五年作為計算周期(也可根據實際投資情況確定),因為每年治理污染的投資力度和效果不一定是均衡的,當年發生的投資效果可能在第二年及以后年度才得以體現,如為了凈化空氣而種植樹木。
2.生態破壞損失的核算。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可分直接經濟損失、間接經濟損失和生態資源恢復費用。直接經濟損失是指生態資源作為生產要素價值的損失。生態資源大多是生產所需的材料、原料或燃料,根據這些要素的市場價值,可以計算出生態破壞造成的生產要素的價值損失。間接經濟損失是指生態資源的非要素價值喪失所隱含的經濟損失,這一損失不能或暫時不能由市場決定。如森林資源的水土保持功能喪失導致的損失,生態資源的破壞給后代人利用資源所造成的損失等。生態資源恢復費用是指治理被破壞的生態系統的投入。生態資源遭破壞后所引發的一些間接經濟損失會年復一年地累加下去,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就必須對被破壞生態資源進行治理,由此發生的費用也是生態破壞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的一部分。生態破壞損失的核算可采用以下方法:(1)收益還原法。該法主要適用于直接經濟損失的核算,是將喪失的自然資源可創造的收益按市場價格進行計算。如生態破壞造成森林、草地、耕地、濕地面積減少,從而降低其創造的收益,用減少的面積和數量乘以當期該項資源的單位平均收益,即可計算出損失的直接收益。(2)恢復費用法。將受到損害的生態環境質量恢復到受損害以前狀況所需要的費用就是恢復費用。如生態破壞導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的恢復,需要種植草皮或樹木等方法來恢復。恢復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包括材料費、人工費補償費等。恢復費用一般采用重置成本進行計算,以準確反映現實價格水平下的恢復成本。這和我們前面提到的再生資源耗減成本的重置成本法原理相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態破壞都能得以恢復,或者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則。能恢復的采用恢復費用法,不能恢復的,采用影子工程法。(3)影子項目法(工程成本法)。影子項目法是恢復費用法的一種特殊形式。當某一項目的建設會使生態環境質量遭到破壞,而且在技術上無法恢復或恢復費用太高時,人工建造一個工程來代替原來的生態環境功能,用建造該工程的費用來估計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例如,某個旅游海灣被污染了,則另建造一個海灣公園代替它,以滿足人們的旅游要求;某片森林被破壞了,要達到與原來同樣的涵養水土的目的,就需要興建水土保持工程,工程的投資成本就可以作為生態破壞損失的一個最低標準。
(四)環保收益的核算
人們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積極參與環境污染治理和保護生態環境,必定會從中獲得相應的收益。盡管這些收益可能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可能是未來的而非現在的,可能是隱含的而非顯性的。例如,企業利用“三廢”生產產品減免稅款的收益以及為履行環保責任取得低息或無息貸款而節約的利息支出都屬于的隱含收益。而城市環境質量改善后外商投資增加,促進當地就業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就屬于間接收益。
對于各種環保收益,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可以按照傳統方法納入GDP核算,無須單獨計算調整。如處理廢棄物取得的收入、企業環境形象改善后增加的銷售收入都將直接增加企業利潤;土壤污染減少后農產品產量增加使農業收入增加;外商投資增加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無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GDP都將增加。
參考文獻:
[1]王磊.中國綠色GDP的核算方法與應用[J].現代經濟探討,2007,(5).
[2]張惠茹.綠色GDP與環境污染成本核算[J].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07,(10).
第5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論文關鍵詞：價格機制,循環經濟,資源開采,綠色生產
建立循環經濟的長效機制，需要政府規制與市場的結合。規制性措施能夠保證結果確定性，常為政策制訂者所偏愛，是促進循環經濟最常用的政策，其缺點在于需采取高成本的監督和執法措施，否則確定性難以實現。基于市場的循環經濟促進辦法同那些目標更為直接的手段相比，看起來比較慢，但他們通常更易實施和管理，而且對政府具有重要的財政效果。當前，我國正處于建立和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時期，需要在繼續加強環境監管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環境資源的重要作用。本文擬從節能減排的利益激勵與約束出發，分析構建資源環境價格制度的必要性、實現途徑與政策安排。
一．建立資源環境價格是循環經濟長效發展的關鍵
（一）循環經濟的涵義。循環經濟是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以資源（能源）高效運用、節約利用和減少排放為目標，促進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相統一的發展模式。在循環經濟體系中，既包括自然資源、產品、消費、廢棄物的正向流動過程，也包括廢棄物、資源化、回收、生產的逆向流動過程（如圖1所示）。
圖1：循環經濟示意圖，
上圖中，循環經濟發生在兩個層面，第一層面表現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交換，即人類從自然生態系統中獲取資源，排放廢物，又采取各種措施對資源環境系統進行修復，維持生態系統的基本功能；第二層面表現經濟系統內部的物質能源交換，即通過企業的清潔生產、廢物交換、垃圾回收利用減少廢棄物外溢。第一層面以減量化為原則，第二層面以再利用與再循環為原則，如果第一層面實現零開采，就意味著經濟增長所需資源完全來自于資源循環，第二層面實現零排放。反之，第二層面大量廢棄物排放到環境中去，勢必增加開采行為，影響生態環境。用M表示一定時期內整個生態系統的資源量，V代表從環境系統進入經濟系統的原生資源，用W表示經過生產和消費所產生的整個廢物流量，D代表漏損而成為污染物（如石油燃燒后成為二氧化碳，塑料袋包裝導致白色污染），R代表廢物回收所形成的回收資源（如包裝物回收，廢水再處理后成為再生水），則有W=D+R，M=V+R，經濟的循環程度與開采率V/M成反比，與循環率R/W成正比，當開采率V/M=0而循環率RA=100%時，表示循環經濟的零排放原則得到實現。
（二）政府調控與資源環境價格。在上圖中，經濟系統內部交換形成價格，而經濟與生態系統交換不能形成充分價格，這是生態破壞不能補償，排放到環境中的廢棄物得不到治理的根本原因。建立資源環境價格體系，就是要以政府為主導，通過標準、禁令、稅收、排污權交易等各種規制性或市場性措施，促進環境資源的使用代價能夠在各種要素投入或產出價格中反映出來，以利益誘導促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統一，實現循環經濟長效發展。建立資源環境價格制度，有基于總量控制或者基于稅收兩種辦法，總量控制是設計嚴厲規則監測資源獲取者及其獲取量，環境排放者以及排放量，通過配額交易形成價格，環境稅是根據邊際治理成本與邊際收益設定開采與排放行為稅額，促進外部效應內部化。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資源環境價格，除了有關經濟主體的參與外，必須要有政府的主動干預，尤其是為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必須采取跨國際的集體行動，這正是循環經濟價格支持必要性所在。
（三）資源環境價格的作用。（1）優化資源配置，推動清潔生產。在資源自由流動條件下，各部門產品價格標桿是成本，后者又由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平均利潤構成，傳統價格體系中資源環境價值未得到體現，非循環型企業環境成本偏低，獲得超額利潤，資源過度流入傳統部門，清潔生產得不到推行。通過價格支持，把資源環境價值反映到要素價格中，可以優化資源在循環型與非循環型部門間配置；（2）激勵技術創新。減量消耗自然資源、充分利用廢舊物、控制污染物排放需要增加環保投資，但是循環利用資源能不能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帶來多少經濟效益，不僅取決于資源消耗量的減少，還取決于資源與替代要素的價格對比。提高資源消耗代價，可以增加節約資源的邊際效益，企業增加環保研發、技術投資、綠色設計和清潔生產的動機將會加強。（3）對宣傳教育構成有力配合。在資源高價、環境有價和污染受罰的氛圍下，將會促進企業形成清潔生產方式，消費者形成節約資源的消費方式，不僅推動發展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而且通過人們習慣改變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二.資源環境價格的實現
根據資源流動的路徑，根據一般均衡模型，可測定開采、回收、制造、消費、廢棄物排放等循環經濟各環節上的資源環境價格，促進整體社會福利最優。
（一）污染物排放
污染物包括工業污染物和生活垃圾，有固體、氣體、液體等多種形式，不同形式的污染物代表著資源從循環系統中的漏損和環境質量的降低。在傳統市場經濟中，環境使用是近于免費的，制造商不考慮污染排放加諸自身的修復和治理成本。污染物定價核心在于，綜合考慮污染物毒性、自然生態系統循環凈化能力、外部治理和生態修復成本等因素，通過對污染與垃圾排放加征適當“價格”（如稅收），或者設計總量控制與交易制度，形成排放與治污的利益約束激勵機制，消除市場均衡排放量與社會最優均衡排放量差別。
具體支持工具可選擇排污稅、排污費或排污權交易。通過簡單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可計算出工業污染的理論定價為：t=-mu/u，垃圾外部性的理論定價為：t=-mu/u；m為常數，u與u分別表示污染物邊際負外部性，u為無污染的三產邊際效用。發展中國工業化尚未形成，三產邊際效用大，其污染物排放定價相對發達國可較低，這也正是“共同而有區別”責任原則依據所在。
（二）產品消費和回收
在某些條件下，度量生活廢棄物排放成本較高，打擊違法丟棄垃圾的技術難度較大，難以直接定價，必須考慮變通方法。基于垃圾由產品消費而產生，由分類回收而減少，為減少垃圾產生與排放，一個可行路徑是征收消費處置稅t，對回收行為進行補貼t，分別反映增加單位產品消費所導致的外部處置成本和增加單位回收資源所免去的外部處置成本。其計算公式為t=-mu/uq；t=-tq，給定q和q的符號為正，mu的符號為負，t>0表示以稅收抑制污染品消費，t表示以補貼鼓勵廢棄物的分類回收。其價格支持工具有消費者回收押金返還、消費稅等。在回收押金返還體系中，對工業產品預收的押金代表著消費處置稅，對提供回收返還的押金代表回收補貼，當廢物函數采用最簡單的形式q=r+g時，返還押金將代表著回收資源數量。當q＜1時，返還的押金小于回收資源量，在極端情況下，q=0，說明只有污染排放而無回收資源，此時須對污染品消費征收生態稅。
（三）資源消耗
在技術固定的條件下，工業污染間接地由資源投入尤其是能源消耗量決定，避免某些工業污染物直接定價的可行路徑是對原生資源投入價格進行調整，比如以能源含碳量為基數對能源征收碳稅，代替碳排放的定價。理論計算公式為，t=-mue/u，e為污染函數，表示資源開采消費行為與生態環境破壞間的關系，可選擇的政策工具如資源生態稅、能源消費稅，力度能反映資源消耗對環境污染的大小、生態修復成本以及不同發展階段社會對環境污染所能承受的力度。對于某些稀缺的戰略性資源，可采取開采總量控制與配額交易。
（四）綠色制造
產出是垃圾的源頭，也是回收資源的源頭，大多數產品都是循環程度不等的產品。資源回收成本太高，會增加所需處置生活垃圾與工業污染，為鼓勵產品綠色設計和清潔生產，應根據產品使用導致環境損害大小確定測算其清潔程度和綠色性能。污染型產品應該征稅，稅額大小視增加單位回收資源對外部性的邊際凈貢獻確定，綠色性能良好，回收性較強的產品應該補貼。政策工具既可采取基于稅收方式，如根據工業生產污染程度不同征稅（或補貼），也可采用基于投入的方式，如對清潔生產項目投資總額的一定比例給予財政資助，或采取基于交易的方式，如應對氣候變化的CDM機制、碳減排自愿交易，或者采取可貿易的固體廢物回收配額，如對某一特定產業設置最低回收水平或回收率（如產品總重量的50%必須收回），廠商可自行回收或付費委托專門機構回收，也可以從回收率比自身應盡義務更多的廠商購買配額，通過各方交易形成固體廢物價格，減少達到最低回收標準的成本。
資源環境價格在上述各環節的配置是相互聯系的，支持政策可以是源頭導向或末端導向。末端導向循環經濟政策重點在于對廢棄物發出價格信號，由物質流動從下至上，依次向消費、制造、流通、開采環節延伸，刺激綠色消費，引導綠色設計和清潔生產，減少資源開采，促進減量化和再利用；源頭導向的循環經濟政策是在根據從上至下的物質流動路徑，在物質（能源）流動的源頭發出價格信號，依次向開采、制造、流通、消費環節延伸，如開征資源稅，依次將稅負分散于各經濟主體，抑制原生資源投入，節約能源；末端導向的循環經濟支持其核心是減少污染物排放，源頭導向循環經濟其核心是節約能源（資源），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兩者相互呼應與配合，構成節能減排政策體系。
三．構建資源環境價格制度，促進循環經濟長效發展
由于各國資源儲量和環境稟賦不同，工業化所處階段不同，消費者對經濟福利和生態福利的偏好不同，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有差異，循環經濟的主要支持路徑和政策重心就有所不同。總體來說，發達國循環經濟由垃圾問題而起，重點是“垃圾經濟”（3R）和最終安全處置，并向生產體系中的資源循環利用延伸。我國處于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不僅面臨消費環節大量廢物問題，更面臨粗放發展所帶來的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嚴重所引發的環境挑戰。（1）“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資源開采和能源消費以煤為主，電力中，水電占比只有20%左右，火電占比達77%以上。據計算，每燃燒一噸煤炭會產生4.12噸的二氧化碳氣體，比石油和天然氣每噸多30%和70%。（2）鋼鐵、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化工、建材、建筑、造紙、紡織、食品等主要工業行業能源消費高，污染排放量大。工業約占能源消費總量70%，其中大企業又在40%以上。（3）人均資源缺少，除煤炭外，主要資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工業企業資源消耗粗放，綜合利用效率低，加劇了發展面臨的資源約束。
根據上述約束，中國發展循環經濟要以資源（能源）消耗減量化為重心，采取源頭導向的循環經濟政策，合理分配資源（能源）開采利用、綠色制造和工業污染治理等環節治污責任，構建資源環境的價格激勵機制，以達到鼓勵綠色設計、減量消耗資源、發展生態產業、防控工業污染之目的。
（一）以建立生態修復和補償為核心推進開采環節的環境定價
我國長期實行資源低價政策，資源價格未充分反映其生態價值。如我國礦產資源補償費平均為1.18%，國際可比費率一般為2—8%，石油、天然氣、黃金等礦種補償費率更低，油氣為1%，黃金為2%，遠低于美國12.5%，澳大利亞10%的水平。在礦業權取得環節，目前實行行政審批與市場招標“雙軌”并存體制，全國15萬個礦山企業中僅2萬個通過市場機制取得，企業付費水平低。由于無償取得，企業并不珍惜到手的資源，造成采大棄小、采富棄貧、采主棄副的掠奪性開采（李國平，2006）。在現行資源產品的比價關系下，一方面資源開發的增值部分過多地流向產業鏈下游，為工業化提供積累，另一方面，在現行資源價格體制下，生態補償機制缺失，礦區生態環境惡劣。全國因采礦引起的塌陷180多處，塌陷坑1600多個，塌陷面積1150多平方公里；采礦企業排放的廢水占工業廢水的10%，采礦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占工業固體廢棄物的80%，因露天采礦、開挖和各類廢渣、廢石、尾礦堆置等直接破壞和侵占土地面積約26.3萬公傾（郝瑞彬等，2007）。采礦破壞地下水均衡系統，某省因采煤造成了18個縣26萬人吃水困難，30萬畝水田變成旱地，全省井泉減少達3000多處。
資源價格改革第一步要打破礦產資源開發壟斷和市場分割局面，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和礦業權市場競爭機制，由第三方評估，根據資源儲量、開采難易程度給出一個基準價格，通過“招、拍、掛”形成礦業開采權的市場交易價格（王春秀，2007）。對于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可探索采取總量控制開采量，分配各礦山企業配額，通過各企業對開采配額交易方式促進可持續價格的實現。資源價格改革的第二步要以財稅制度的完善，實現外部補償價值的內在化。我國多數資源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而利用資源的工業主體分布于東部的三資企業，在低價政策下，資源開發帶來的污染治理、生態修復、土地復墾、水土保持、災害防治由資源所在地承擔，資源開采帶來的收益由東部下游工業企業獲得。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在于開征資源生態稅，建立“生態補償與可持續發展基金”和相應的轉移支付機制，分項用于重大的生態治理、社會救助、扶持生態產業。
（二）以能源稅制改革為核心，促進節能減排
能源價格與能源效率以及應對氣候變化，能源相對廉價誘導產業間的能源配置從高效部門向低效部門轉移，形成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結構。目前我國主要能源品種實行上游市場定價和終端政府管制的價格政策，如煤炭價格完全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原油實行與國際接軌，海上天然氣價格由市場決定，但是政府對終端消費的電力、成品油等主要能源品種的定價仍保持決定權。
基于能源行業壟斷為主的結構，在不具備完全放開能源市場的條件下，發展循環經濟最為可行的路徑在于開征能源稅與實施節能補貼，既滿足工業發展對能源使用的需求，又充分考慮能源消費外部性，節能鼓勵。具體支持可從管制價格校正、環境補償與節能補助等三方面著手。針對價格管制，要完善權益性能源稅收政策，如開征能源補償基金稅，對境內開采和使用能源的生產者、消費者從量定額計征，形成基金，對后代資源持續利用的權益損失進行補償。針對能源環境補償，要健全限制性稅收政策，調整消費稅，開征碳稅。以含碳污染物的排放量為稅基，依據預定的碳減排水平估計最優排放水平下的碳稅稅率，提高現行汽油、柴油、燃料油等能源的適用稅率，把不符合節能技術標準的高耗能產品納入計征范圍。同時，配合以節能指標交易，將規劃所要求節能總量分配于各區域各用能企業，通過節能指標交易外化能源使用的外部生態成本。針對節能鼓勵，要完善激勵性能源稅收政策，對關鍵性、節能效果顯著的節能設備和產品的生產、銷售與進口，在一定期限內實行減免優惠或即征即退；耗能突出的行業增值稅稅率按能源消耗量從量累進定率,產品出口不免稅也不退稅。反之，投資購置節能設備允許采用加速折舊，在一定額度內抵免企業所得稅，以利推進高新技術企業的節能進程（樊麗明郭琪，2007）。
（三）多管齊下，建立清潔生產的價格激勵
在工業領域推行產品綠色設計和清潔生產，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實現新增產值由低消耗第三產業為主，對于減量化意義極為重大。采用清潔生產方式，由于在企業內部增置了相應設備，設施及人員整潔三廢，其環保成本相對于傳統生產更大，但是社會治理成本小，傳統生產方式內部環保成本低，但是社會治理成本大，價格政策的基本原則是通過外部成本內部化和內部成本外部化，使清潔生產成本低于傳統生產成本（伍世安，2009）。
其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對于傳統生產方式的排污行為征收環境稅，使調整后傳統方式邊際環保成本大于清潔方式的邊際環保成本，推動企業轉型；或推行排污權交易，形成排污權價格。根據區域污染減排要求，企業生產狀況和排放標準，確定一個地區污染物排放總量，將之分解配額給企業，實現限額排放，超量重罰。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或者要推行清潔生產，減少排放，或者向清潔企業購買排放差額。第二種是對清潔生產方式的內部減排給予激勵，實現企業環境成本外部化，其措施有：（1）對環保研發給予財政資助，環保設備貼息支持，按照能源審計單位的產品能耗診斷結果，對節能效果顯著的節能設備和產品實行增值稅減免或即征即退，加大稅前抵扣節能產品及設備研發費用的比例；（2）設立清潔生產專項資金，采取補助或者事后獎勵方式，對應用和推廣示范項目，按照總投資一定比例給予資金補助或獎勵。（3）推行綠色產品認證，把各類產品中在生態保護領域的佼佼者選出，予以肯定和鼓勵。如歐盟于1992年出臺了生態標簽制度，對于每一產品規定了自然資源與能源節省情況、廢氣(液、固體)及噪聲的排放情況等標準，廠商必須向指定的管理機構提出申請。根據調查，有75%的歐盟消費者愿意購買“貼花產品”，即使“貼花產品”的價格稍高于常規產品，消費者仍傾向于綠色產品。如“貼花紡織品”的價格比普通紡織品要高出20%~30%，但絕大部分歐盟消費者仍愿意購買前者。
參考文獻
1 李國平:《我國能礦資源價格改革的構想》,《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7期。
2 郝瑞彬等:《礦產資源價格扭曲:成因、影響及改革建議》,《中國物價》2007年第11期。
3 王春秀:《礦業權市場效果分析》,《中國礦業》2007年第12期
第6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關鍵詞: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環境產業;SWOT分析
中圖分類號:F06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1007702
1 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產業政策
主體功能區產業政策主要針對區域產業選擇和區域資源稟賦不協調、產業區際轉移以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存在障礙等問題,重在加強對產業轉移的引導,確保不同區域的產業選擇、產業發展規模、產業布局符合區域主體功能定位。
國家對于限制開發區以及禁止開發區的產業政策導向為引導發展特色產業,限制不符合主體功能定位的產業擴張。通過對限制開發區以及禁止開發區的資源黃精狀況進行研究認為以上兩類區域應著重解決現存的環境問題并著力發展環境產業。
產生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人類的需求無限性、資源利用不合理和環境容量有限性的矛盾。一方面,隨著人口迅速增長和生產力提高,對資源產生更大的需求和索取,排放更多的廢棄物,造成更大的破壞;另一方面,人類擁有的資源和環境容量是有限的,一旦資源耗竭,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就會危及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解決環境問題尤其是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出路在于合理利用資源,大力發展環境產業,化害為利,變廢為寶。
2 環境產業的分類與運行機制
2.1 環境產業的分類
環境產業可以分為資源再利用業和環境維護業兩大類。環境再利用業根據對象不同可以分為物質、能量以及信息再利用業;環境維護業也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環境污染治理業、環境保護、恢復和改善業以及環境服務業。
資源再利用業是以減少或避免對環境的污染為目的,將生產和生活產生的“廢物”重新利用的生產及服務活動的總稱。該產業的特點是將“廢物”當做資源。
環境維護業是以治理污染物和修復與改善環境為目的,從事生產環境友好產品和修復與改善環境的生產以及服務活動的總稱。該產業的特點表現在其功能上:一是使以破壞或污染的環境得到治理和修復;二是使環境不受或少受污染和破壞;三是使環境的功能和質量得到進一步完善提高。
2.2 環境產業的運行機制
社會生產活動是政府、企業、公眾三種行為主體綜合作用的結果。在不同經濟體制下以及不同類型的產業生產活動中,三種行為主體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對應產業的運行機制也就有差別。環境產業生產主體和直接服務對象不一致,分別是“人”和“環境”。而傳統產業生產主體和直接服務對象一致,都是“人”,這是環境產業與產同產業的主要區別,也是兩類產業運行機制不同的原因所在。
傳統產業運行機制中環境僅僅起供應物質能量和接受廢棄物的作用。資源被轉變為傳統產品后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廢棄物被直接排入環境。在傳統產業的運行中并沒有綜合考慮三類主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忽視了環境的承載能力及其對社會生產活動的制約作用,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環境產業的運行機制中考慮了環境的影響,增加了新的制約。公眾作為需求主體同時監管各自的行為,政府作為保障主體制定出臺有關法規并強制執行,企業作為執行主體將廢棄物通過市場交易回收利用或處理成環境友好物后回歸自然環境,從而取代了傳統產業運行機制中三類主體各自的丟棄或排放行為。
3 甘肅省環境產業發展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哈佛大學商學院的企業戰略決策教授安德魯斯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SWOT分析即內外部環境分析,是strengths(優勢)、 weakness(劣勢)、 opportunities(機會)及 threats(威脅)的統稱,其中SW代表內部因素,OT代表外部因素。
3.1 甘肅省環境產業發展的優勢(S)
3.1.1 發展基礎良好
甘肅省環境產業已經初步形成了包括環保產品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環境保護服務、結晶產品生產、自然生態保護等門類較齊全的產業體系。
根據《2000年甘肅省環境保護相關產業基本情況調查》,2000年甘肅省共有249家企事業單位專業或兼業從事環境保護相關的產品生產和技術服務等活動。其中,蘭州市的環保產業企事業單位占了全部企事業單位總數的390%(97家),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臨夏、定西、甘南和慶陽的環保產業企事業單位共32家。2000年環境保護相關的固定資產投資為2.08億元人民幣(2000年價),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0.57%,此外,全省本年度生態環境建設支出為15.55億元,占財政支出的10.52%。2000年環境保護產品(2.73億元)、潔凈產品(0.56億元)和資源綜合利用(8.20億元)三項環保工業總產值為11.49億元,占全省國有和限額以上非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的1.37%。
3.1.2 體制改革增強了企業競爭力
在抓大放小、有進有退、扶優扶強的國家政策導向下,甘肅省環保企業的經營機制正在轉換,環保企業逐漸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
具體來說,對于國有環保企業,按照規范股份制的要求進行改組,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建立以資本為紐帶的企業集團,堅持把改革和培育大企業、大集團結合起來,培育主導企業、改造傳統工藝、淘汰落后生產能力,鼓勵資金向高新技術環保企業和優勢環保企業集中;對于個體和私營企業,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進行改組改造,積極發展多元投資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通過產權制度改革進一步理順產權關系,提高其市場競爭力。
3.2 甘肅省環境產業發展的劣勢(W)
3.2.1 發展推動力不足
(1)需求不足,市場容量小。
目前,甘肅省乃至整個西部地區的環境市場中,對環境污染防治、生態環境改善、自然資源保護和提高生存環境質量等方面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量嚴重不足,形成與實際需求很不對稱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大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形成和提高需要有一個過程;現有環保法律、法規和各種政策投入對環境市場的發育還未形成足夠影響;整體發展相對滯后,人均收入較低,使之對環境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多處于沒有支付能力保證的潛在需求層次上。
(2)技術力量薄弱,創新能力不足。
目前,世界上普遍將環境產業視為高科技產業之一,而甘肅胡僧的環境產業技術總體水平不高,與東部地區相比還有不小差距,環境技術研發還停留在學習、消化先進工藝技術階段,重復、模仿是主要的研發方式,缺乏原創性開發。例如電除塵、袋式除塵、各類污水處理工藝技術、垃圾焚燒、機動車污染控制等環保產業的主導技術領域就少有原創性。
甘肅省絕大多數環境企業的科研、設計力量薄弱,技術開發力量主要分布在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尚未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環境技術開發創新體系,同時,技術開發投入不足,建設進展緩慢,環保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
3.2.2 溶質渠道單一,投資不足
由于環境產業的公共性特征,個體投資于環保的積極性不高。研究表明,絕大部分的環境保護投資是政府和公共部門投入的,但是由于政府財政資金有限,導致政府現行的投融資供給能力不足,從而環境投資總體規模也明顯不足。“十五”期間甘肅省環保總投入為91.98億元,約占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1.31%。2005年全省環保投資28.17億元,比2000年的8.06億元增加20.11億元,是2000年投資額的3.49倍,環境保護投資指數達到1.61%,比2000年增加0.79個百分點。按照國際經驗,當環保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1.5%時,可以控制環境惡化的趨勢,當該比例達到2%-3%時,環境質量才有所改善。但是對于甘肅這樣一個環境總體情況正在急劇惡化、投資效率不高的省份來說,這一比例在現有體制下可能要求更高。“十一五”期間,甘肅省計劃實施環境保護重點工程項目177項,總投資144.08億元,除去政府財政資金投入還存在很大的資金缺口。
3.3 甘肅省環境產業發展的機遇(O)
3.3.1 國家對環境問題的重視
“十一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被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政府必須完成的主要約束性指標中,資源環境方面的指標近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指出:“十一五”期間,國家將進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規模,計劃環境保護投資總額約達14000億元,約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1.23%,比“十五”期間提高0.1個百分點。甘肅省地處我國西部,是決定國家整體生態安全的關鍵地帶之一,在加大環境保護投資的大環境下國家必定會對甘肅省環境產業的發展給予側重。
3.3.2 公眾環保意識的提高
公眾環保意識的提高,使人們對提高環境質量的支付意愿增強,對環保產業產品的需求就會增大;同時,各種環保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對政府形成壓力,迫使政府加大對環保產業的投資力度,使環保市場由潛在市場轉化為現實市場;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提高會使企業生產受到公眾的監督,從而企業環境保護的意識和購買環保產品的意識就會增強,加大對環保產業產品的需求力度。
3.4 甘肅省環境產業發展的威脅(T)
3.4.1 政府行為缺失或不到位
(1)政府對環境法律制度目的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環境問題“末端控制”的事后救濟定位上。這種事后救濟式的被動性制度局限于對現有環境問題的被動應對立場,預防優先的思想并未完全確立,未從根本上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2)政府制定政策法規的出發點主要是改進企業和公眾的行為,而對其自身行為的改進重視不夠,出現執法監管不利和環境產業的現實市場向潛在市場轉變的現象。
3.4.2 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
環境產業的發展必須依托現代化的社會服務體系。甘肅省社會化服務體系社會化、專業化程度低,全方位的社會服務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對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的支持作用很低。
3.4.3 產業地區轉移
隨著國家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和民眾環境意識的增強,我國很多地區對企業生產的環保要求日益嚴格,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這就造成很多高污染、高盈利產業向其他地區轉移。包括甘肅省在內的廣大西部地區環保標準相對較低,從而對這些產業形成吸引力,另一方面這些產業的高盈利對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同樣具有很大的誘惑力,這樣很容易造成高污染高盈利產業對環境產業的擠出效應,影響環境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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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摘要 目前，我國環保投資明顯不足，尤其是中低利潤和無利潤的環保項目嚴重缺乏投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環境保護各項行動的執行力度。PPP環保產業基金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本文闡述了PPP環保產業基金的特點及運行機制，并結合天津生態城建設和云蒙湖水環境保護項目，實證研究了PPP模式環保產業基金設計的相關問題，以期為PPP以及綠色金融創新提供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 環保資金：PPP環保產業基金：綠色金融；社會資本：項目融資：公共利益
環保資金缺乏的主要原因：中低利潤和無利潤項目嚴重缺乏投資
目前，我國環保投資明顯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環境保護各項行動的執行力度。長期以來，我國環保資金的來源渠道主要是政府財政投資。據統計，我國70%以上的環保資金來源于政府或公共部門。為了解決環保投資渠道單一的問題，引導社會資本投入環境保護領域，環保部聯手各金融監管部門推出了綠色金融系列政策，包括綠色銀行、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綠色債券等，但金融機構追逐利潤的本性，導致在實施這些綠色金融政策的過程中，僅僅是將環境保護中利潤較高的項目挑選出來，而中低利潤的項目并不能通過綠色金融手段獲得關注和更多的投資。比如在實施綠色信貸政策中，商業銀行出于生存和市場競爭的需要，更青睞那些收益較高較穩定的環保項目。
環保企業的特征是產業更新和技術更新都很快。為了使無抵押無擔保高風險的環保技術和企業也可以獲得社會資金的支持，2011年《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鼓勵多渠道建立環保產業發展基金，拓寬環保產業發展融資渠道，建立環保產業基金。按照國家發改委《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的規定，基金資產總值的60%投資于環保產業就符合環保產業基金的要求。因此，根據該規定，環保產業基金可以任意在各類環保產業項目中選擇投資對象。同樣，因為金融機構的逐利本性，環保產業基金挑選投資的環保項目也必然是環保項目中利潤最高和較高的項目。
PPP模式在環境領域的引入，解決了眾多環保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量大、抵押擔保缺乏的困境。但目前的PPP模式在環保中的運用主要是項目層面，比如污水處理廠、垃圾焚燒發電廠等。由于私營部門對利潤的追求，往往是那些利潤穩定和較高的環保項目私營部門愿意加入PPP模式的建設和運營，而中低利潤的環保項目還是缺乏資金。
因此，目前環保融資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使中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的環保項目獲得社會資本的支持。很長一段時間，財政補貼和貼息是支持中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環保項目的重要手段，但中國環保領域中低利潤和無利潤項目眾多，如果全部依賴財政補貼或者貼息來解決，財政會因為負擔太重而無法支付。目前中國的環境已經日益惡化，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因此，必須在現有環境財政規模下，思考運用怎樣的綠色金融手段加大財政撬動社會資本的力度，引導社會資本投向中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的環保項目。PPP環保產業基金的最大特色是可以解決中
低利潤環保項目的融資困境
環保產業基金可分為區域性環保產業基金和單一產業環保產業基金。區域性環保產業基金，例如建銀城投環保基金，主要投資方向為上海市的可替代能源與清潔技術、高邊際收益的生產型企業、環保新材料及新材料技術、環保運輸、節能減排等服務、咨詢、環保物流等。單一產業環保產業投資基金則是主要投資于某一環保產業的投資基金，例如土壤修復產業投資基金。這兩種環保產業投資基金，都可以自由選擇項目，出于金融機構追逐利潤的本性，他們挑選的項目都會是高利潤項目。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為了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務，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彼此之間形成一種伙伴式的合作關系，并通過簽署合同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合作的順利完成，最終使合作各方達到比預期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PPP環保產業基金既具有典型PPP模式特征，又具有區域環保產業基金特征。
PPP環保產業基金，主要適合于在流域水環境保護領域、城市環境保護基礎設施領域運用。與一般PPP項目不同，PPP環保產業基金對應的不是單一項目，而是一個項目包，項目包內包含的項目來自多個產業，這些產業鏈可以互相銜接互相呼應，從而使中低利潤的環保項目可以通過產業鏈互相呼應的設計來降低風險，提高項目包整體收益。項目包內分為高、中、低利潤項目群，將中低利潤項目與高利潤環保項目捆綁在一起，通過各產業鏈的互相呼應來降低風險、提高整個項目包的整體收益。另外，PPP模式環保產業基金與一般產業基金不同，它具有貫穿PPP模式的以項目為基礎、以合同為核心、以特許經營權的讓渡為手段，集項目融資、建設與運營為一體的特征。該基金的項目包是已經在合同中規定了的，通過特許經營權讓渡和合同管理，為該項目包專門組建的項目公司不能只挑揀高利潤項目，必須接受環境目標，以及為達到該環境目標所必須實施的所有項目，含中低利潤項目和無利潤項目。
目前，我國財政狀況面臨著階段性的困難，受經濟增長放緩、地價下行的影響，我國國家財政增速放緩。在環境領域，中低利潤項目對財政資金支持的嚴重需求和目前國家由于宏觀調控政策的轉型而出現的暫時性財政困難之間將會產生資金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嚴重矛盾，特別是在地方政府這一層級。2014年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該文件的首要目標是治理地方債務，鎖定存量，納入預算管理，擬定償債順序，分類管理，不兜底。對于公益性、商業性做了比較徹底的劃分，城投債一分為二，商業性的必需要引入BOT、PPP等方式處理——這也意味著如果沒有私營企業參與就必須壓縮相關投入，這樣才更能接近市場定價。但是，對很多中低利潤環保項目來說，它不像純公益那樣沒有任何收入，但也未達到市場平均利潤。在地方財政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在公益的歸公益、市場的歸市場的清理歸類中，這種中低利潤的環保項目面臨著極大的挑戰，融資難度進一步加大，但這些環保項目往往又是環境保護極為需要的。
PPP環保產業基金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解決中低利潤環保項目的融資困境，而且這種創新的PPP環保產業基金可以實現政府資本、社會資本和環保企業三方的利益共贏。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大部分關鍵環境問題的解決還無法轉化為高利潤的市場項目，更多的處于低利潤無利潤的狀態。以前，這部分的項目主要靠財政投入來保障，但是，隨著環境問題的深入和復雜化，要處理的環境問題越來越廣泛，數量越來越大，低利潤項目也越來越多，需要資金支持的力度更大，要財政全部承擔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引入社會資本。但社會資本是必須要有贏利的，所以在財政支撐力度不足的情況下，必須進行綠色金融手段創新，通過商業模式、金融手段的整合，延伸產業鏈，降低融資成本，利用PPP模式集融資、建設與運營為一體的利潤整合優勢，提高中低利潤環保項目的收益率，提高國家財政撬動社會資本的力度。
PPP環保產業基金對環保企業具有顯著的吸引優勢
PPP環保產業基金不僅可以解決政府在中低利潤環保項目中的融資困境，還可以有益于環保企業的利潤增加，因此，對環保企業也是具有較強吸引力的。這種創新的PPP環保產業基金模式對環保企業的吸引力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將融資、建設與運營結合在一起
一般來說，產業基金只是做融資，不涉及項目的建設與運營，只是獲得融資利潤。而PPP模式則是將項目融資、建設與運營結合在一起。例如，當一個環保企業獲得一個污水處理廠建設運營的特許許可，它需要專門為該特許經營的項目設立一個項目公司，然后，這個項目公司既作為融資平臺，又作為建設與運營的機構。當然，項目公司可以以多種方式吸納各種資金，但項目公司是融資主體，它本身就是一個融資平臺。PPP環保產業基金，承接了PPP模式的所有核心特征，區別于一般產業基金，該產業基金存在的基礎是來自于對一個流域、一個地區環境目標的實現，以及為實現環境目標所需要的各類項目所形成的項目包。PPP環保產業基金發揮著為該項目包的建設和運營進行融資的平臺作用，同時，所建立的基金投資公司承擔著融資和建設運營項目為一體的職責，打破了基金不參與項目建設運營的慣例，因此，是一種非典型的創新的產業基金模式。
對環保企業來說，這種打捆項目包并集項目包的融資、建設與運營為一體的模式符合了環保企業逐漸集融資、建設與運營為一體的經營模式趨勢，例如中節能、東方園林等大型環保企業，都是既具有融資能力，又具有環保項目的建設和運營能力，而傳統的項目融資與項目建設運營相分離的模式，無法發揮這些大型環保企業的全面配套運作優勢。這種集融資、建設與運營為一體的PPP環保產業基金，即使整體項目包利潤偏低，但由于大型環保公司在這種打包服務中可以同時獲得融資利潤、建設利潤和運營利潤，這種三層利潤的疊加大大降低了環保公司運作低利潤環保項目的風險，這些利潤可以互相呼應互相互補，充分發揮大型環保企業在中低利潤項目中因為融資、建設和運營三結合所帶來的優勢。
可實現環保產業從游牧狩獵時代向定居農耕時代轉換
環保產業，特別是環境污染治理和環保設施建設、運營，與一般產業特點不同，就是必須到污染發生的當地去治理運營。比如鋼鐵行業，可以在唐山生產，然后把產品賣到全國。但環保產業，如果把污染治理作為它的產品，必須到污染的當地去生產供給。很多污染治理的項目，比如流域的污染治理、地下水的污染治理、土壤的污染治理，往往是環保企業在一個地方拿到項目后，花費幾個月或者一年的時間治理好，就必須換一個地方去拿項目。一些環保企業家形象地稱之為環保產業的“游牧時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種游牧經營的方式對環保企業的資源是一種較大的消耗，也影響環保企業的穩定長期的發展，很多環保企業家希望可以結束環保企業的“游牧時代”，轉入“定居農耕時代”。
這種將一個區域的所有環保項目中高、中、低利潤項目打捆打包的PPP環保產業基金，雖然整體項目包的利潤可能不如挑揀的高利潤環保項目，但因為可以集融資、建設與運營為一體，而且還可以在一個地區拿下整個項目包內的許多個項目，可以在一個地區長期做項目，避免了做一個項目換一個地方的資源損耗，實現從游牧狩獵向定居農耕的轉換，對大型環保企業來說是一種利益增進方式。
環保企業不再是被動接受項目，而是主動參與設計產業鏈，可以通過產業鏈的延伸設計和引進現代商業模式提高項目包的整體收益率
在PPP環保產業基金中，政府以環境目標的考核指標為合同考核內容，要求環保企業無論采取何種手段，都必須達到考核的環境指標。在這種情況下，環保企業可以參與為達到該環境目標的項目群和產業鏈的設計。環保企業具有長期從事環保實戰的經驗，將這些經驗運用于各種產業鏈的互補和延伸設計，可以大大減少為達到環境目標而需要耗費的成本，甚至還能實現盈利。而且與被動接受某種環境項目相比，環保企業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主觀能動性，并選擇達到環保考核目標的最低成本和最高贏利模式，政府只需要嚴格把關環境目標考核，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環保企業可能贏利的空間。
PPP環保產業基金設計要點
責權明晰、風險分擔、利益共享的PPP契約是PPP環保產業基金設計的基礎
PPP的核心在于合同雙方的契約精神。一般在運作PPP項目時，會需要一個特殊目的載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SPV中包含投資、管理、建設、運營到維護的完整體系，而且這個SPV會作為與政府簽約的主體。在PPP環保產業基金中，出資的政府有時也參與SPV的構成，從而通過政府資本和社會資本在SPV中的融合，伴隨其投資、管理、建設、運營和維護的全過程，實現全生命周期的風險分擔和利益共享。
所以，第一層次的契約，就體現在政府與SPV之間簽署的合約。首先，合約要明確SPV主體；其次，要明確SPV的環境責任和目標；第三，明確出讓的特許經營權范圍；第四，確定具體可操作的考核指標；第五，明確政府與SPV之間的責權利規定。
天津生態城的建設，是做得比較好的區域打捆式項目包并集融資、建設與運營于一體的區域環保PPP模式。
天津生態城以天津市政府令的方式確立了契約的法律定位。作為區域環保PPP模式，因為涉及地域范圍較廣，資金投入很大，參與組成SPV的機構也必然較多。所以整合各利益相關機構，形成SPV特殊載體是契約簽訂的基礎。在天津生態城的修復和建設中，其SPV是由中方企業和新加坡方企業共同構成。中方聯合體構成主體及股權結構為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35%)、國家開發銀行( 20%)、天津市房地產開發經營有限公司( 15%)、天津市漢賓投資有限公司(lO%)、天津市塘沽城市建設投資公司(10%)、津聯集團（天津）資產管理有限公司(10%)；新方聯合體構成主體及股權結構為吉寶集團(50%)、卡塔爾投資顧問公司(10%)、其他投資者(40%)。這些機構共同組成了天津生態城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在《中新天津生態城管理規定》這個以天津市政府令頒布的法律文件中，規定天津生態城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是生態城土地整理儲備的主體，負責對生態城內的土地進行收購、整理和儲備；天津生態城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是生態城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投資、建設、運營、維護主體，按照生態城管委會的計劃要求，負責相關設施的建設、運營和維護，并享有相應的投資權、經營權和收益權。該規定還明確了市政公用設施的配套費和土地出讓金政府凈收益，應當用于前述設施的建設與維護。這就從法律上分擔了天津生態城建設經營的風險，因為該規定明確了市政公用設施配套費和土地出讓金政府凈收益都屬于SPV——天津生態城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政府之所以出讓特許經營權，并與社會資本分擔風險，是為了獲得公益利益。為了保證真正實現利益共享，為了實現政府的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對SPV執行環境責任和目標進行考核。只有執行可考核可監管可操作的考核指標體系，并在契約中規定清楚，才能保證政府公共利益的實現。在天津生態城案例中，就是按照科學性與操作性、前瞻性與可達性、定性與定量、共性與特性相結合的原則，學習國際經驗和參考發達國家有關標準，根據我國實際，制定了一套指標體系，包括生態環境健康、區域協調融合等22條控制性指標和4條引導性指標，這些關鍵指標在國內外都處于領先水平。天津生態城的考核指標體系包括：中新天津生態城綠色建筑設計標準、綠色建筑評價細則、污染水體沉積物修復限值、指標體系分解及實施指南、促進南部片區生活性商業發展暫行辦法、公屋管理暫行辦法、綠色施工技術管理規程、水務管理導則、新城市居民綠色生活手冊等。這些可考核可監控的指標體系，保證了政府公共利益的實現。
項目包內各產業鏈的設計是提升環保項目利潤從而吸引社會資本的關鍵
區域或流域PPP環境保護基金，實際上是把整個區域或者流域的環境保護作為一個大項目，里面分布的各種產業鏈作為子項目，各個產業鏈互相呼應，使原來并不贏利的環保項目，通過財政的加入，復合產業鏈的設計，使整個項目包的總利潤達到可以吸引社會資本的水平。
云蒙湖水環境保護PPP模式基金就是例證。云蒙湖位于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是臨沂市飲用水水源地，日供水能力達到38萬立方米。其污染主要來自農業面源污染，總磷、總氮為主要污染物。為了凈化水質，并獲得收益，基于污染源特性，項目組設計了多條產業鏈，通過產業鏈的延伸、互相配合和現代商業模式的引入，在凈化水質的同時實現商業利潤的增加。
產業鏈1：建設大規模生態循環產業園區。
因為蒙陰縣的長毛兔、水蜜桃、石榴等產物都具有地域優勢，因此，設計了復合生態循環產業園區。一是在云蒙湖的二線地區運用現代化集合模式飼養長毛兔，集合收集長毛兔的糞便進行沼氣化處理，沼氣可做再生能源，沼肥作為有機肥用來種水蜜桃、石榴等水果，還可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二是沿云蒙湖建濕地，即使生態園區仍然有少量農業污染進入一線濕地，濕地中栽種的各種凈水植物，如蘆葦、蘆竹、蓮藕、杞柳、茭白、慈姑、眼子菜、鳳眼蓮、黑葉輪藻等，可以進一步凈化水質。生態濕地系統可以促進廢水中植物營養素的循環，使廢水中所含的有用物質以作物形式再利用，能綠化土地，改善區域氣候，促進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利用生態濕地，COD、氨氮和總磷的平均去除率可達60%以上。
引進現代商業模式建設大規模生態循環產業園區，不僅可以用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式減少和去除水污染，還可以提高商業利潤。在生態循環產業園區可以開展生態養殖、生態果品培育、生態旅游、生態教育等項目。另外，生態濕地里可以養泥鰍和凈水魚類，生態濕地種植的植物，如蓮藕、茭白、慈姑等都可以以云蒙湖生態產品系列來開拓市場，形成生態產品品牌。
這種大規模生態循環產業園區，不僅可以通過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來降低總磷、總氨，還因為大型現代生態循環產業園區的建設，將農民轉變成了農業工人。為了獲得更多的土地進行商業經營，也為了美化園區的景觀以適應生態旅游和教育的需要，園區的經營者有很強的動力通過免費為農民提供園區內的現代樓房實現農民的集中居住，農民的集中居住為生活污水和其他各種廢棄物的集中處理提供了條件，這樣就減少了農村生活污水和廢棄物任意排放對云蒙湖帶來的污染。
大規模生態循環產業園區集生態園林、生態旅游、生態教育、生態養生于一體，這種產業鏈的銜接和延伸，在降低總磷、總氨的同時，還大大提高了項目群的收益，實現了環保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產業鏈2：發展系列水產業。
水產業對水質有較高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從事水產業的企業會主動保護水源地水質，從而實現水源地保護和經濟商業利益的統一。蒙陰縣聯城鎮天然麥飯石礦泉水富含麥飯石礦溶出的眾多微量元素和無機鹽，是一種極其珍貴、稀缺的資源。該地交通便利、水（電）源充足、環境優美，可建設集生產、生活、生態保護為一體的天然礦泉水生產基地。亦可以建設一處集礦泉水、純凈水為一體的飲用水生產基地。結合生態復合園林區產品，可以開發出更加多樣的系列水產品。
產業鏈3：保水型生態漁業。
保水型生態漁業建設，增殖放流“凈水魚類”，“以漁保水”，形成良性生物凈化鏈，通過魚類濾食水體浮游生物，降低水體富營養化程度，進而建立飲用水水源地水質保護長效機制和自然生態保護區。采取向大水體增殖放流鰱魚、鳙魚、匙吻鱘、細鱗斜頜鲴、大銀魚等濾食性魚類，“以漁保水，以水養魚”，把水中過多的浮游生物和營養因子轉化為有機商品魚，既能減輕水體的富營養化程度，凈化水質，保持良性生態平衡，又能科學合理地利用水體資源，增加經濟收入。
基金的融資方案設計是降低融資成本、獲得廣泛社會資本投入的重點
PPP模式的引入，首先就是要解決環保的資金瓶頸問題。項目包內延伸產業鏈和各產業鏈互相呼應的設計，是提升整個項目包商業利潤的關鍵。但是，好的融資方案的設計可以降低融資成本、擴大融資范圍、降低融資風險。
例如天津生態城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目前融資渠道包括：短期保證貸款、長期信用貸款、長期保證貸款、長期抵押貸款、全球環境基金贈款、公司債、技術創新和新能源使用方面項目政府補貼以及跨境人民幣貸款等。天津生態城公司債券的設計為：債券總額是12億元；發行期限7年，自第3年開始每年返還20%本金；債券利率是采取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6. 76%（基準利率4.45%+基本利差2. 31%），單利按年計息。該債券因為生態城的土地公司大股東也是泰達控股，所以它是無擔保的，通過渤海管理證券發行。債券資金用途為，用于中新天津生態城污水庫處理項目、營城河道綜合整治項目、生態工程項目和管網工程項目。以上項目均經有關部門批準，項目總投資為80.5億元，屬于盈利和無盈利項目整體打包，對項目包進行公司債券融資。
污水庫項目經濟效益：按照中新雙方簽署的《商業協議》約定，中方須將漢沽污水庫改建成有吸引力的水體景觀，妥善處理處置積淀的污泥和沉淀物并改善水質。同時，生態城管委會在土地“招拍掛”環節已按照“不取不予、自我平衡”原則，將全部土地出讓金政府收益部分返還投資公司，用于污水庫治理和環境改善項目。因此，投資公司已將對污水庫項目的投入納入土地成本，污水庫項目的收入通過投資公司將土地注入合資公司時獲得的土地轉讓收入來實現。河道整治和生態工程項目經濟效益：與財政局簽署了《營城河道綜合整治項目和生態工程項目回購協議》，協議約定財政局對2個項目進行回購，回購價款包括工程合同結算款、每年5%的財務費用、3%的代建管理費及以上合計金額的5.65%的稅費（營業稅金及附加）。管網工程項目經濟效益：收入來源分為市政公用設施大配套費、供熱工程費和小區工程費三部分。預計總收入64億元。
可見，融資方案操作性強、融資成本低對獲得廣泛社會資本投入至關主要。推進PPP環保產業基金的建議
第一，認可PPP環保產業基金是一種特殊形態的PPP模式。目前國家為推廣PPP模式有各種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國家應該認可并大力推廣這種特殊形態的環保PPP模式，以解決中低利潤環保項目投融資問題。
第二，PPP環保產業基金中合同和特許許可是關鍵。PPP環保產業基金，往往涉及整個流域或者整個區域，地域面廣，涉及的行業眾多，這就使合同管理更為復雜，怎樣簽訂有嚴格法律效力的合同，明確政府和SPV之間的責權利，是十分重要的。為規范和扶持這種特殊形態的PPP模式，建議環保部出臺專門的政策和操作指南，以規范和理清責權利，減少糾紛。
第8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關鍵詞：煤炭城市，轉型，可持續發展
煤炭城市通常是指通過采掘煤炭資源而形成或發展起來，且煤炭工業尤其是煤炭采選業在城市經濟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相當比重的城市，煤炭產業的增加值占城市GDP的10以上，煤炭產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15以上，統稱為煤炭城市。依此標準，全國現有煤炭城市69座。分布在全國19個省市、自治區，主要集中在河南（10座）、山西（9座）、山東（10座）、遼寧（5座）、（3座）等地。
煤炭城市是資源型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的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單一產業結構、單一城市功能弊端日益凸現，困難重重，有些甚至由于資源日漸枯竭而面臨衰亡，并導致整個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危機狀態。近年來，我國煤炭城市經濟發展不僅滯后于一般性城市，在整體上也滯后于其他類型的資源型城市。如何通過城市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來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每一個煤炭城市當前及未來始終要面臨的嚴峻任務。
1我國煤炭城市的基本特點
1.1煤炭城市區位分布的不利性
其一，我國煤炭城市分布地區與自然環境比較脆弱的地區具有一定的重疊性，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恢復。我國煤田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區以及中西部地區,以干旱和半干旱氣候為主，而且地勢比較陡，多集中在山區，降水少，且集中，容易爆發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植被一旦遭到破壞很難恢復。比較脆弱的生態環境不僅是當前煤炭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
其二，我國煤炭城市分布地區與經濟落后地區具有很大的重疊性，經濟基礎薄弱，財政負擔重，加大了持續發展的難度。即使在東部發達省份也多位于省內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象江蘇的徐州，福建的龍巖、邵武，山東的棗莊、兗州等。煤炭城市因煤而建，都遠離經濟發達的中心城市，諸多礦區分散在百里不毛的荒野和山村，交通、信息不暢，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所需的專業人才缺乏。
1.2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對煤炭資源高度依賴
第一，經濟發展高度依賴煤炭產業。我國煤炭城市除少數幾個在原有城市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之外，絕大多數都是依煤而建，依礦而興，產業結構單一，煤炭采掘業和原材料工業比重大，加工工業比重小，且大多處于產業鏈的前端，產品的加工程度相對較低，產品結構中初級產品占絕對優勢，高科技產業發展滯后，第三產業不發達。以銅川市為例，在全市工業中以煤炭及與其密切聯系的相關產業，比如建材、陶瓷、鋁冶煉、耐火材料所占比重很大，現有工業品中以資源為直接開采對象的就占近50，其中原煤開采和建材業比重達到35。正因為如此，煤炭城市政府財政收入主要靠煤炭資源開發來創造，城市建設靠煤炭企業發展來拉動。煤炭產業作為煤炭城市的主導產業，是支撐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其發展變化直接影響甚至控制著整個城市經濟的運行，對城市的興衰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城企功能混同，社會發展高度依賴煤炭企業。由于我國煤炭城市多興起于計劃經濟時期，煤炭城市一開始就依附于煤炭企業，所以城市功能與企業功能混同。產業結構的單一性必然造成城市功能的單一性，城市勞動力絕大部分就業在一個或幾個煤炭企業里。久而久之，便在煤炭城市形成了兩個對立的城市功能主體，即以市政地方社會經濟為主體的功能圈和以礦區社會經濟運行為主體的功能圈，大企業小市政，既加重了企業負擔，又弱化了城市服務功能。城市對外聯系以煤炭為運轉軸心，功能也比較單一。隨著煤炭產出量的減少，城市功能逐漸萎縮，生命力就會日趨弱化。城企功能混同的另一個表現是城市管理的城企混同。以企業的方式管理城市，以城市的管理方式管理企業相互沖突。這突出的表現在很多煤礦企業與城市政府之間領導的交流，很多企業領導調任城市部門領導，用管理企業的方式來管理城市，同時部分城市管理者管理企業，用管理城市社會的方式管理企業，不適應城市和企業發展的需要，與城市發展存在諸多的矛盾。
1.3經濟發展具有鮮明的階段性
煤炭城市發展的階段性是受煤炭資源開發的階段性決定的。煤炭產業的生命周期嚴格地受煤炭資源儲量的限制，隨著煤炭資源儲量和開采量的日漸減少，開采成本的不斷上升，煤炭產業必然經歷一個由盛轉衰的發展歷程，一旦煤炭資源枯竭，煤礦就會因失去生長點而終止生命。其發展軌跡按煤炭資源的消耗程度大致分為開發建設達產期(從開發建設到達到設計生產能力，資源量尚多)成熟穩產期（在設計生產能力上處于穩定生產階段）衰退期（產出處于設計生產能力，產量不斷減少，資源量尚有，但少）關閉期（不產出，資源枯竭）等四個不同的階段。根據煤炭產業發展的階段可以把我國煤炭城市分為成長階段（幼年）、穩步發展階段（中年）和衰退階段（老年）三個階段（如圖1A）。在我國成長型煤炭城市有6座，占8.7；成熟型煤炭城市有49座，占總數的71；枯竭型煤炭城市有14座，占總數的20.3。煤炭城市發展的階段性不是固定不變的，這有別于煤炭產業。在煤炭產業由盛轉衰的時候，如果能夠適時進行結構調整，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點，那么煤炭城市的發展階段就可能變成成長階段、穩步發展階段、過渡階段和再生階段等四個階段，接著進入下一周期的發展（如圖1B）。
1.4城市結構分散
煤礦的開發能夠引起城鎮的發生與發展，但由于各個煤礦的建設規模與總體布局、煤礦所在地的地理條件與經濟基礎以及距原有城市的遠近等都有很大的區別，因而有的城市發展是圍繞一個礦區興起的，有的則是在幾個相距比較遠的礦區組成的，城市布局比較分散，而后一種類型在我國較為普遍[4、6]。這類城市城區之間相互聯系不便，管理不便，基礎設施投資分散，無法發揮規模效益。以石嘴山為例，是由三個相距達30公里以上的市區組成。由于市區分散，不僅給管理帶來不便，各區公共設施和社會設施各自獨立，而且造成重復建設，規模效益無法發揮，給市民的
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近年來，由于大武口區和石炭井區煤炭資源的枯竭，財政困難，社會設施更新緩慢，嚴重影響礦工和市民的生活，而最大的區石嘴山區由于相距太遠，為政府統籌規劃發展接續產業帶來很大的限制。人口規模是支撐城市第三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由于城區分散，人口不能集中，發展第三產業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利于城市的順利轉型。很多煤炭城市表面上人口已經達到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規模，然而由于市區分散，互相之間聯系少，僅僅是幾個小城市的松散組合而已。1.5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大
長期以來煤炭工業發展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十分嚴重，尤其是在一些煤炭城市，隨著大規模開采，造成大面積地表塌陷。根據計算，每開采萬噸原煤將塌陷土地6000m2，塌陷區面積約為開采面積的1.2倍，最大下沉值為煤層采出厚度的70—80，照此推算，我國的采煤沉陷區面積還將以每年4—5的速度遞增。目前，我國采煤沉陷區面積已達1000km2，塌陷不僅對建筑、道路、植被、耕地及地下水系造成破壞，嚴重影響礦區的生態環境，并引發當地人口搬遷等諸多后患問題。另一方面形成眾多的煤矸石山，還造成嚴重的水體污染和大氣污染。我國煤矸石的歷年堆存量達34×1011kg，形成矸石山1500余座，占地5×107公頃，目前仍以每年1.5—2×1011kg的速度遞增，煤矸石的利用率僅為10。煤矸石長期堆存于地表不僅大量占用耕地，堵塞河道，破壞生態平衡，還排放大量粉塵、SO2、CO、H2S等有毒有害氣體和熱輻射，嚴重污染水源、大氣和土壤。2我國煤炭城市轉型發展的難點我國煤炭城市轉型是從煤炭產業最先開始，隨著煤炭資源儲量和開采量的逐年減少，煤炭企業嚴重虧損，經濟效益下滑，對轉型開始有了初步認識。從1993年起，為調整煤炭產業結構，國家對煤炭企業采用了貼息貸款的扶持政策，每年拿出20—30億元的貼息貸款，作為扶持煤炭產業發展多種經營的啟動資金，用于煤炭企業發展第三產業和多種經營。經過幾年的實踐,有些城市政府開始意識到，城市和礦區必須聯合起來實現全面的轉型，才能使城市免遭“礦竭城亡”的厄運。此時，正值國家把煤炭企業逐步下放到地方，使礦區所在城市按照整個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要求規劃城市轉型成為可能，許多煤炭城市把礦區轉型納入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的總體規劃中，與城市的轉型統籌來考慮。但是，到目前為止，成功實現轉型的城市很少，究其原因，難點主要有以下幾條。
2.1產業項目難選
無論什么樣性質的城市其成功轉型的必要前提是產業結構的轉型，關鍵是能夠找準適合該城市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使其不斷發展壯大，帶動城市發展。目前，煤炭城市轉型面臨著全國買方市場形成、一般性產品全面過剩的局面，選擇符合當地優勢的項目比較困難。如果項目選擇不符合當地優勢，不僅產品市場銷售不暢，企業虧損，而且還會浪費本來就比較稀缺的資金,為未來的發展埋下風險。例如，在1993—1997年間，遼寧省煤炭局爭取到11.3億元貼息貸款發展多種經營，先后上了177個項目，但運行至今，已有75個關停破產，33個虧損經營，余下的69個項目只能作到也在苦苦掙扎之中。2.2資金短缺煤炭城市轉型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一要對煤炭產業進行技術改造；二要投資新項目，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三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救助下崗失業人員，培訓職工；四要進行環境的治理和修復。煤炭城市所依賴的煤炭產業作為基礎產業，投資大效益低，對城市經濟帶動力小，政府財政困難。20__年，阜新市人口占遼寧全省的4.6，國內生產總值只占1.6。多年來，阜新財政一直靠上級補助維持運轉，全口徑財政收入僅占全省財政收入的1.6。雙鴨山市20__年地方財政收入僅2.6億元，人均只有173元，僅為全省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的26.5，這種財政保“吃飯”勉強度日，根本無力對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進行大規模的投入。資金短缺是煤炭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制約因素。2.3群眾生活貧困，失業嚴重經濟發展滯后，礦區減員增效的推行，下崗和失業職工急劇增加，煤炭城市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同其他城市比，煤炭城市職工收入偏低，貧困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大。阜新目前全市處于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特困人口占市區人口的比例高于20％。離崗職工平均生活費每月也很難達到低保的標準。黑龍江雞西、鶴崗、雙鴨山、七臺河四大煤城目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數量達到近30萬人。另一個關系群眾生活的主要問題是礦區職工轉移和再就業，這是煤炭城市目前所面臨的一個極特殊的問題。如撫順礦區擁有占全市人口1/3的職工和家屬，現有12.25萬人需要重新安置；阜新市自1998年以來，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達24萬人之多，穩定實現再就業的僅有3.5萬人，尚有11.5萬的下崗職工找不到穩定的工作。2.4環境破壞嚴重，治理任務繁重
盡管環境問題是所有資源型城市面臨的共同話題，但是煤炭城市環境治理壓力要遠比其他城市大得多，尤其是采煤沉陷區的搬遷改造更是迫在眉睫。截止20__年末，雞西礦區地下采空面積已達214km2，地面沉陷面積達156km2；淮北市現有塌陷面積128km2，造成無地農民16萬人。遼寧全省采煤沉陷區總面積約335.8km2，沉陷區內共有受災居民10.9萬戶，32.8萬人，其中受災較嚴重的居民住宅5.3萬戶，13萬人。
3煤炭城市轉型的戰略思路煤炭城市的轉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又是一個長期性的歷史任務，因此必須制訂詳細的規劃,并進行適當的立法過程,使轉型建立在法制的軌道上,并通過宣傳在全社會達成共識。任何一個煤炭城市結構轉型都不應脫離對所在地區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地理位置及今后產業空間布局總體戰略的綜合分析。根據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按照中央、地方的現有基礎和可能制定戰略規劃，提出促進煤炭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在總體戰略規劃的基礎上提出問題的關鍵，擬訂戰略重點，根據戰略重點的要求，實施各項戰略措施。堅決避免就煤炭產業結構調整論煤炭城市轉型，煤炭產業的發展僅是煤炭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方面。根據我國煤炭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難點，戰略重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推進礦區和城區的一體化發展，重塑城市功能，這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保障；二是正確選擇項目，發展接續產業，實現城市由單一的煤炭城市向綜合化方向發展，并通過接續產業的發展解決勞動力問題，這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沒有接續產業的發展煤炭城市的轉型是一句空話；三是綜合治理生態環境，這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立足點；四是籌措資金，以上三方面的無論那方面都需要一定的資金支持。
3.1推進礦城一體化發展,重組城市空間結構
長期以來，礦城分割的局面在煤炭城市中比較普遍，轉型必須要打破這種條塊分割的局面，實行礦城聯動的發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使煤炭城市成功轉型。為打破煤炭城市遺留下來的大小“兩個政府”的關系壁壘，建議各地礦務局繼續下放到市，以促進礦城一體化轉型。逐步使企業經營市場化、社會化，并最終取消主管部門。地方政府要發揮政府功能的作用，為礦山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發展提供周到而有效的服務，切實幫助企業解決一些實際困難。而礦山企業應從城市發展的大局出發，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盡快調整長期以來形成的市、礦之間在城市公用設施、
教育、醫療等方面各自為政的對立格局，加快重組與融合的步伐，使城市與礦山企業之間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發共同繁榮的新型礦城關系。將生產區（礦區）和生活區（城區）分離，這既是改善當地居民生活和居住環境的迫切要求，又是提高規模效益和促進安全生產的內在要求。而隨著城市交通、通訊的現代化，生產區（礦區）和生活區（城區）保持一定的通勤距離是可行的。（2）根據礦區礦點的自然分布特點，調整礦區城鎮布局。將中心城市和礦山城鎮群的發展相結合，可以采取條帶狀、組團式等空間布局形態
3.2按照區域比較優勢原則選擇項目和發展接續產業
煤炭城市轉型實質是城市主導產業的轉換和升級問題。煤炭城市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轉型戰略目標，必須選擇和發展接續產業，這是轉型的核心和關鍵。選擇和培育接續產業應該跳出“煤城”的束縛，從區域的角度研究本市的比較優勢，按照比較優勢選擇和引進項目。一是要堅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原則。我國的煤炭城市較多，類型各異，不同的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經濟發展差別很大，各地發展接續產業既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套，也沒有具有普遍性的經驗可照搬，需要的是因地制宜，走符合市情的發展之路。二是要堅持符合市場需求原則。市場需求是一切產業、企業和產品發展的外在動力，也是接續產業發展的內在要求。三是要堅持講求綜合效益原則。即在發展和培育接續產業的過程中，不僅要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還要注重維護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
項目的選擇首先要比較該項目目前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發展情況；其次，要比較本市發展該項目的優勢是什么，贏利水平有多高；再次，該項目的社會效益（解決就業）和生態效益是否符合本地的需要；最后，該項目的投資有多大，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和技術，本市是否能夠承受，通過何種途徑可以解決，風險有多大。
3.3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投資
吸引外部投資（包括國外投資和國內投資）是煤炭城市彌補資金不足的一條捷徑，外部投資的進入不僅能直接帶來資金，而且隨之而來的還有先進的技術、管理、觀念和各種各樣的人才，這對煤炭城市而言至關重要。而吸引外部投資需要良好的投資環境，在硬環境建設方面，煤炭城市本身先天不足，交通通訊、信息服務等條件不完善，更重要的是煤炭城市軟環境更需要完善：一方面要重視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服務質量，營造良好的商業氛圍和文明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努力打造一個政策“洼地”，通過制定實施與眾不同的更加透明、更加寬松的政策來吸引外部投資。
此外，國家要加大對煤炭城市資金的扶持力度，出臺優惠政策。繼續實施煤炭產業補助貼息，并建立國家專項資金，專項用于煤炭城市衰退產業和國有企業的退出、接續產業的培育、就業安置和職工培訓等。該項基金可從處于高產期、穩產期礦山實現的利潤和國家財政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同時省級財政和煤炭城市也應各自提供相應的配套資金。
3.4綜合治理沉陷區，修復生態環境
第9篇：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區別范文
(1．廣東省財政科學研究所，廣州510000；2．廣東省高速公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廣州510000)
內容提要：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本文從研究財政體制機制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障作用出發，總結廣東生態文明建設財政體制機制成效，針對其存在問題，在合理明確事權與支出責任、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強化補償資金激勵約束等方面提出了相關對策，為推動形成科學合理的財政體制機制保障提供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 ：生態文明財政體制機制 生態補償
中圖分類號：F81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544( 2015 )08-0082-05
[收稿日期]2015-07-02
[作者簡介]劉華偉，所長，研究方向為財政理論與政策；吳廣澤，黨委副書記，工程師，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
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建設，健全體制機制是關鍵。尤其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下，加快建章立制．形成完備的財政制度體系，對于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 一、科學合理的財政體制機制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制度保障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政府作為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的提供者，必須建立健全有關生態文明的各類制度，規范和引導生態文明建設活動，促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制度體系。其中，建立完善科學合理的財政體制機制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制度保障。財政體制是確定政府間預算管理職責權限和預算收支范圍的根本制度。完善的財政體制機制可以克服生態環境領域市場失靈問題，調整和補償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從而為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效制度支撐。
1．清晰的環境治理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有利于落實各級政府的職責。在各級政府間劃分好環境事權與支出責任是有效開展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要基礎。按照公共產品理論，為確保生態公共產品更有效率的供給，可參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或效用受益程度等因素，在各級政府間進行環境事權劃分，并使財權和財力與之相適應，為各級政府履行其環境事權職責提供有效的財力保障。
2．科學的生態補償機制有利于平衡相關利益方的生態利益分配關系。科學的生態補償機制可以有效調整相關利益方生態及其經濟利益的分配關系，徹底改變生態效益及相關的經濟效益在保護者與受益者、破壞者與受害者之間的不公平分配，提升生態發展區和禁止開發區保護生態的積極性，保證主體功能區戰略的有效實施。
3.剛性的績效考核制度有利于提升財政支持生態文明建設投入的成效。將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成效納入政府績效考核評價體系，使其與地方實際經濟利益相掛鉤，形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越好，地方受益越大的預期，有利于調動地方政府加強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積極性，增強財政投入效果。
一、廣東完善生態文明建設財政體制機制的實踐探索
近年來，為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廣東在完善相關財政體制機制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取得了一些積極性進展。
1．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廣東立足區域發展現狀，積極探索生態補償機制。一是率先建立完善生態激勵型財政機制。為有效落實主體功能區規劃，支持生態地區良性發展，廣東立足原激勵型財政機制，以促進生態發展為導向，探索建立了生態激勵和補助相結合的生態激勵型財政機制。2012年出臺《廣東省生態保護補償辦法》，對26個國家級、省級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市）實施生態補償。省財政還配套出臺了《廣東省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考核辦法》，引人生態發展激勵機制，建立16項生態環境衡量指標體系，實施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的考核評價，將一般性轉移支付與縣域生態環境改善成果掛鉤。二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強化生態保護激勵導向。自2013年起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加大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將現行激勵型財政機制、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生態保護補償等列入基礎性轉移支付，加大均衡性轉移支付補助規模。一般性轉移支付政策向生態地區傾斜。2013年，按照“保基本”和“強激勵”相結合原則，對綜合增長率高于8%的扶貧開發重點縣、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和少數民族地區縣，以及綜合增長率高于12%的其他縣（市），按規定標準進行獎勵。
2．率先建立生態公益林補償機制。1998年廣東在全國率先建立起生態公益林補償機制，主要針對生態公益林經營者的經濟損失給予補償，并且逐年提高補償標準（見圖1），省級以上生態公益林補償面積不斷擴大。在森林碳匯建設方面，省財政通過競爭性機制分配碳匯林建設專項資金，充分調動市縣政府加快碳匯林建設，幫助粵東西北山區欠發達地區消滅全省501.73萬畝的宜林荒山荒地，并實施987.81萬畝的樹林改造，全面提升森林生物量和儲碳能力。
3．試點推進環境權益市場化交易機制。2013年底廣東率先啟動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由政府向控排企業發放碳排放權配額，對控排企業碳排放進行監督管理。控排企業按照所獲配額履行控制碳排放責任，并可通過配額交易獲得經濟收益或排放權益。全省還開展了排污權交易試點工作，試點范圍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項目需通過市場購買、政府出售等方式有償取得排污權，首批交易總成交額達2084萬元。
此外，2010年起廣東開始探索建立縣以下政權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全省以“省保縣、市保鎮、縣保村”的隔層保障形式，確保縣（市）鎮（鄉）和村級實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及促進生態環境保護的基本財力需要。
三、廣東完善生態文明建設財政體制機制探索成效及面臨問題
（一）取得成效
1．激勵與補償并重財政機制基本形成。經過多年改革探索，廣東已建立起激勵補償并重的財政機制（見表1），有效提升了生態保護區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積極性與能動性，使生態保護區達到了與其他地區基本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從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看，通過壓減專項擴大一般，省級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將從2012年的35.7%提高到2014年的53%，有效增強了欠發達地區基層政府資金分配自主權，緩解了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級次政府之間財力分布不均衡問題，保障欠發達地區落實生態建設支出。
2．各類專項生態補償機制逐步健全。一是森林生態補償機制運行良好，生態公益林得到有效保護，生態效益顯著。據測算，1999年至2013年，全省生態公益林吸收二氧化碳量累計達2.876億噸，森林生態效益總量達3204億元，生態效益年增74.82億元。二是濕地生態效益補償機制逐步完善，濕地保護管理體系基本形成。全省已建立濕地類型自然保護區94處，國際重要濕地3處，建成和籌建濕地公園5處，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護區為主體的多種保護管理形式并存的濕地保護管理體系。
3．環境權益交易機制初步建立。廣東是全國首個設立有償配額的試點省份，2013年全省配額總量約為3.88億噸，累計碳配額成交量（額）領先于國內其他碳交易平臺。在碳排放交易上，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將新增碳配額向粵東西北地區傾斜。排污權交易中，珠三角地區作為國家大氣污染聯防聯控重點區域，禁止作為受讓方接受非重點區域的交易指標，供水通道和水質超標的河段禁止作為受讓方接納其他流域的排污指標。這從利益機制上激勵和引導企業綠色生產，促進了企業提高技術水平，減少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污染。
（二）面臨問題
廣東促進生態文明財政體制機制建設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政府間環境事權與支出責任需要明確。目前，政府間生態環境保護權責劃分不明確，生態功能區縣市財力和事權不匹配現象較為突出，僅靠縣域財力難以落實保護生態環境等各項要求。二是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現行生態補償方式和來源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寬，橫向區域間生態補償機制仍需完善。在實施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時，廣東還面臨著中央和省兩套考核指標體系不一致、自身收集的生態環境數據權威性不足等問題。三是績效管理機制有待強化。目前，生態文明建設的財政支持專項資金眾多，但效果與實際要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并且個別專項存在挪用和和資金閑置等現象，資金的績效管理機制亟待強化。四是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仍待完善。完善的排污權市場交易機制尚未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剛開始起步，尚未有效發揮市場交易機制推動環境污染防控治理的作用。
四、廣東完善生態文明建設財政體制機制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政府間生態建設事權與支出責任
合理界定政府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職責，通過建立清單式管理和動態調整機制，實現生態建設事權和支出責任在省、市、縣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間的科學、清晰、合理配置，形成完善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制度，建立與之相配套的動態調整機制，以落實各級政府生態文明建設的職責。
1．合理界定政府生態文明建設事權范圍。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清晰、合理界定政府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事權范圍。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環境微觀事務的管理職能，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取消微觀管理事務和市場機制能夠自行調節的環境事項，發揮市場主體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投入和參與作用，政府需制定參與規則以維護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對于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和較強外部性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事權，如環境保護監管、行政執法和污染的防護治理等，則需要強化職責。
2．科學合理劃分省以下各級政府的環境事權和支出責任。堅持從財權到事權的改革思路，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已經明確的事權調整要求，清理省、市、縣承擔的環境事權，明確各項環境事權的支出責任。凡屬于跨越區域、流域和領域的環境問題，以及危害較大和影響較深的環境問題，建議由省或中央政府來負責，而屬于地域性的環境問題，由地方政府來執行，但省或中央政府負有監督和指導職責；靈活選擇地方環境管理體制，在條件適宜地區推行省以下環境保護主管機構垂直管理。
3．建立各級政府生態文明建設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動態調整機制。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通過法律形式明確后，就具有相對穩定性，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或者人們對生態公共產品的需求產生變化，涉及政府間環境事權和支出責任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就需要建立政府間環境生態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動態調整機制，對既定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安排按照公平、公開、民主和法定原則進行調整，以確保政府間生態環境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
4．完善省以下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管理，加強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按照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制度的要求，完善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重，重點增加對困難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提高省內地區間的財力均衡度。由省負擔的事權，省應足額安排資金；由省與市縣共同負擔的事權，省應足額安排市縣轉移支付資金，承擔相應的支出責任。履行指導落實縣級基本財力保障責任。建立和實施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統籌省、市、縣財力，提高縣級財力水平和均衡度，促進縣級財力與保障責任相匹配。
（二）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健全區域利益補償和分享機制
生態文明建設與主體功能區建設結合，以主體功能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導向，制定體現公平正義的生態補償政策，全面體現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調整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配關系。一是完善生態環境指標考核機制。按照“誰保護、誰受益”，“誰改善、誰得益”，“誰貢獻大、誰多得益”的原則，完善對生態功能保護區、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飲用水源保護區、海洋自然保護區的財政專項補助政策，調動各方參與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在現行生態指標體系基礎上分類設置權重，以水質和大氣保護為重點，合理安排水質保護類指標、大氣保護類指標、森林保護類指標、節能減排類指標等權重。提高激勵性補償權重，強化激勵性補償與生態考核結果的掛鉤關系，進一步調動市縣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二是積極爭取中央的技術指導和支持，推進生態環境監測與考核工作，以便運用其考核結果，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三是健全區域利益補償和分享機制。按照充分體現生態保護激勵性原則，完善對生態功能保護區、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飲用水源保護區、海洋自然保護區的轉移支付機制。健全財政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由生態環境受益地區采取資金補助、定向援助、對口支援、產業轉移、人才培養等多種形式，對重點生態功能區進行補償，以提高生態保護和建設的積極性。
（三）建立生態補償資金激勵和約束機制，提高資金使用績效
1．完善生態補償激勵與約束評價機制。按照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要求，設計科學、合理、客觀的評價體系：一是完善生態保護考核指標。根據社會發展和生態治理變化情況，增加公眾輿論普遍關注的指標，調整各指標權重，發揮政府引導功能。二是動態調整基礎性補償和激勵性補償的占比。根據不同功能區的劃分標準，區別設置基礎性補償和激勵性補償兩部分資金的比重，以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和責任主體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2．強化生態補償資金使用績效約束機制。享受生態補償市縣要編制生態補償轉移支付資金使用計劃，并將資金使用情況報省財政部門備案，省財政部門聯合有關職能部門定期對生態保護補償資金使用績效進行考核評估，其結果作為下一年度生態補償資金分配的重要依據，促使其不斷提升資金使用效果。
3．健全生態補償公眾參與監管機制。通過建立信息平臺，使利益相關者及時地了解信息，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通過環境信息公開化、環境決策民主化、環境公益訴訟化，引導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生態補償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借助公眾輿論、公眾監督和環境公益訴訟的力量，對環境污染者和生態破壞者施加壓力，對生態建設者和保護者進行補償和獎勵。
（四）完善排污權、碳排放市場交易機制，促進產業生態化改造
堅持“誰使用資源誰付費”，“誰污染、破壞生態誰付費”的原則，建立健全排污權、碳排放權、水權交易制度，通過制度安排將環境使用權益嵌入市場交易機制，強化節能減排治污的正向激勵，使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形成防控環境污染合力。加強排污權交易市場體系建設，明確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法律地位。借鑒我國排污權交易試點經驗，健全“總量控制+配額交易”的市場化碳減排機制，逐步構建與國際接軌的、統一的碳交易市場，抓好碳交易試點，同時做好碳排放量及排放基準核定核查等基礎工作，循序漸進實行碳排放總量控制，合理分配排放額度，形成“增排有成本，減排有鼓勵，減排投融資有回報”的正向激勵。加快完善水權交易規則與定價機制，借鑒土地“招拍掛”模式，探索繳納水資源使用權有償出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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