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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漢語在國際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漢語國際教學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在漢語國際教學工作中,不但要實施優質的教學工作,還要提升公共外交觀念,以此拓展其國際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能力,培育出更為優質的人才。本文分析漢語國際教學中公共外交觀念的影響,明確其中存在的難題,提出優質的解決方案,以此為其實際工作提供依據。
一、漢語國際教學中公共外交觀念的重要性
公共外交理念是由美國埃德蒙?格里恩提出的,其并不是傳統意義上提出的外交,而是國家依據影響國際民眾行為的外交活動提出來的。因此,漢語國際教學工作中的公共外交觀念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主要分為以下幾點:第一,漢語國際教學工作中的公共外交有利于提升國際的綜合能力。二十一世的競爭和發展主要是依據文化實施的,一個國家文化的發展展現了這個國家的整體綜合能力。漢語國際教學工作增加了我國在國際文化舞臺中的展現和傳播,以此提升了我國的文化能力和綜合水平。第二,漢語國際教學工作中的公共外交是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國家對中國了解的并不多,隨著我國綜合能力的不斷提升,很多國家對于我國的看法和觀點各不相同,甚至對我國還存在一定的偏見,而漢語國家教學有助于其他國家的人民依據語言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方向,以此認同和肯定中國的發展方向。第三,發展公共外交已經成為提升外交能力的主要形式。現階段,多數國家都將公共外交放在發展的重要位置,而重點工作就是推廣本國的語言[1]。
二、漢語國際教育中公共外交觀念存在的問題
雖然人們已經明確漢語國際教學工作中公共外交觀念的影響力,但是受到制度、傳播系統等因素的影響,現階段外交公共觀念在實際發展的過程中依舊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主要展現為以下幾點:第一,教學系統不全面。我國在高等教學系統中設定了對外漢語教學工作的專業培育人才,但是這一方面的人才數量并沒有達到預期的需求,響應的綜合素養和外語能力還要不斷的提升,從而為對外漢語教學工作的實施提供有效的依據。第二,傳播系統不完善。漢語的發展和傳播工作需要依據有效傳播系統,構建優質的傳播系統,但是相關工作在實際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隨著網絡技術和平臺的不斷推廣和創新,現代傳媒技術在漢語教學工作中得到突顯。然而,因為現階段漢語傳播系統不完善,無法依據網絡系統和技術等實施教學工作。第三,教學內容和形式較為單一。漢語國際教學工作的知識需要不斷的完善,形式需要不斷的豐富。現階段的教學知識主要集中在我國文化理念中,學習其發展的歷史、宣傳的觀念以及現代社會發展情況等,雖然具有一定的規范性,但是這些知識需要不斷的拓展,從而滿足實際教學工作的需求,促使漢語國際教學工作在公共外交中更好的發展。第四,不關注教材的構建。漢語國際教學工作的有效實施,有助于展現其具備的公共外交作用,構建優質的素材更是重要的教學工作。但是現階段素材的構建和應用明顯不足。沒有滿足時代的需求,教材知識也不全面,影響教學工作的實施。
三、構建全面的漢語國際教學發展系統
其主要分為以下幾點:第一,國家各個部門自上而下,全面管理,一起努力,構成專業性、完善性、系統性的漢語國際教育發展系統。語言的拓展需要長時間的堅持,不間斷的宣傳和學習。在長時間中,全國上下要統一發展的步伐,實施有效的漢語國際教學工作。政府要提升資金的投資,為教學工作提供有效的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等,將漢語國際教學工作設為政府工作實施。第二,孔子學院的構建已經成為我國漢語國際教學工作實施的重要形式,更為其他國家了解中國提供了有效的平臺;隨著漢語教學工作的實施,全世界已經擁有六百多家孔子學院和課堂的構建,并且受到了各個國家人民的歡迎和支持。同時國家應該支持那些非政府機構孔子學堂的構建,從而降低政府的主導能力。第三,多樣化實施漢語國際教學工作。在實際教學的過程中,需要結合中國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等影響因素,促使其他國家的人民可以多方面地了解中國,熟知中國的文化,從而與中國和諧發展[2]。
結束語
因此,漢語國際教學中的公共外交觀念具備的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就需要對其增加關注和認識。在實際教學的過程中,需要明確教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結合實際發展需求,設定優質的解決方案,從而促使漢語國家教學工作更好的實施,以此提升教學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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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對外漢語;漢語成語;韓國留學生
[中圖分類號] H19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6639(2013)02-0080-05
目前,國別化已經成為對外漢語教學發展的一大趨勢。“國別化”(Country-specific)即“針對不同的國家而實行不同/差別的漢語的教學與研究”[1]。學習漢語的留學生是多母語文化背景的學習群體,因而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在考慮到漢語自身的系統特征之外,不僅要關注教學對象在漢語學習上的共同特點,而且還要更多地關注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的認知規律和學習特點。這樣,才能提高對外漢語教學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中韓兩國互為鄰邦,在文化上有著一衣帶水的緊密聯系,這也突出地表現在現代韓語中仍然留存著大量 “漢字源詞”①上。“韓國語(朝鮮語)的漢字源詞,是指因語言歷史造成的并與漢語詞語有著明確對應關系的詞語,也就是那些在韓文歷史上曾以漢字形式存在過或現今雖然不用漢字而實際上以漢字作字源的詞語”[2]。在為數眾多的漢字源詞中,一部分韓語成語與漢語成語在形義方面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有的韓語成語是將漢語成語原封不動地照搬沿用,如“刻舟求劍”、“同病相憐”等;有的韓語成語是在漢語成語原意不變的前提下,對其進行結構形式上的改造,如“獨一無二(漢語)——惟一無二(韓語)”、“杞人憂天(漢語)——杞憂(韓語)”等。
漢韓成語的這種相似性,使得韓國留學生在學習漢語成語的時候,較之“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來說,具有相當的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形成習得漢語成語的“正遷移” (Positive transfer),但伴隨而來的“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也可能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應該借鑒漢韓成語的對比研究,歸納韓國留學生的漢語成語習得規律,探討如何在其母語背景下結合相應的國別化教材和詞典,找到適合于韓國留學生漢語成語教學的策略。
一、韓國留學生漢語成語的習得情況
(一)韓國留學生使用漢語成語的偏誤類型
學習外語的人在使用目的語時,會在語音、語義、語法、篇章及語用等各方面出現一定的錯誤,這種錯誤往往是多發的、有規律的,即所謂的“偏誤” (Error)。以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和中介語(Interlanguage)理論為基礎的“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方法”是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規律的突破口。魯健驥認為:“偏誤分析更關注學生所使用的目的語形式與目的語規范之間的差距及其形成的原因。”[3]因此,偏誤研究的目標是提出作為第二語言的漢語學習和教學所需要優化的因素和優化的辦法。
目前,國內的漢語偏誤研究主要是進行語言偏誤事實的分析。這其中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教學方面的偏誤實例分析,主要是把留學生的實際偏誤搜集起來,進行整理,通過對比來分類、解釋,尋找教學策略;二是有目的性、針對性地對某種偏誤進行調查分析,主要是借助語料庫、考卷庫或數學方法等,調查分析某一語言項目的偏誤情況,然后把調查統計和偏誤語料搜集結合起來,從而把定性研究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礎上,使結論更具有科學性和可信度。
本研究采用的是上述第二種方法,即采用北京語言大學崔希亮教授主持的“HSK動態作文語料庫”(也稱HSK中介語語料庫){1}作為本文的語料,并從目標語料中找到包括373個成語,共計718例成語偏誤。其中韓國留學生的成語偏誤涉及106個成語,共計265例,該部分體現了其使用漢語成語的偏誤規律,屬于可靠的分析數據。經過考察,這些成語偏誤可以分為六種類型,其構成情況見下表:
表1 HSK中介語語料庫中韓國留學生成語偏誤的分布狀況
根據上表對韓國留學生使用漢語成語產生的六種偏誤類型的數據統計,按各自所占比重排列如下:形式偏誤>語義偏誤>缺位偏誤>語法意義和句法功能偏誤>搭配不當偏誤 >語用偏誤。以下將對這六種類型的偏誤作例解:
1.形式偏誤
(1)它(他)們每天對處理剩下的視頻費心思(費盡心思){2}。
(2)想起來一個成語:愛能莫助(愛莫能助)。
(3)說要誡(戒)煙,但是一再二連(一而再再而三或接二連三)找煙的朋友是屢見不鮮的,而且吸煙會引起心臟病,高血壓等嚴重疾病。
(4)如果沒有你們的愛情(恩情),現在不會有我這個人,希望你們長壽百歲(長命百歲)。
(5)當父母的,應該注意自己的一一動作(一言一行),孩子們都看著模仿。
一般來說,漢語成語的各個構成成分及其結構關系都是凝固的,不能隨意改變、增減或拆分,但是,由于成語多由四音節構成,超出了現代漢語雙音節構詞的常規形式,容易造成認知和記憶負擔,因此會出現少字(如例1)、易序(如例2)、雜糅(如例3)、錯字(如例4)甚至是根據原義另外生造 “成語” (如例5)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韓國留學生的成語偏誤形式會受到其母語語音系統的影響。比如,有的韓國留學生會把“東奔西走”寫成“東分西走”,這是因為韓語里沒有唇齒音“f”,只有雙唇音[ph](與漢語拼音p相似)和[p](與漢語拼音b相似)。于是他們在漢語學習中便用“b”、“p”來對應“f”,誤以為“f”和“b”、“p”音值相等,而在遇到“b”、“p”時,也以為可以讀作“f”。又如,有的韓國學生會把“樂于助人”寫成“熱于助人”,這是因為韓語的輔音里沒有舌尖后擦音“r”,故用舌尖中邊音[l]來替代,從而造成兩個聲母混淆。
2.語義偏誤
(6)最后,現在的情勢變化越大越快,簡直是千變萬化(日新月異)。
(7)在世界上已經有數一數二(數不勝數)的菜,我們生活過程當中遇到很多菜,其中有“綠色食品”。
(8)一個國家雖然在現今比較落后,但是老百姓協助合作努力工作的話,國家一定會一步登天(蒸蒸日上)。
(9)聽您說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很對不起您,因為只是我給你幾千的花,還有那花不是那么好看的。
例(6)屬于以偏概全,“千變萬化”使用了“千X萬X”的格式,形容變化極多,而留學生根據“千、萬”的字面義,將表示呈現多種表象的“千變萬化”理解為變化大而快,應該將句中的“千變萬化”換為反映實質變化的“日新月異”。例(7)屬于語義偏離,“數一數二”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多表示地位,而句中要表達的意思是數量眾多,應該改換為“數不勝數”,“數不勝數”指數也數不過來,其語義正與例句的表達相吻合。例(8)屬于不明引申義和比喻義,“一步登天”比喻一下子達到極高的境界或程度,也比喻人突然得志,但句中將其誤解為迅速發展。例(9)屬于語義不明,“不知不覺”本來指沒有意識到,而句中的用法讓人很難判斷其使用意圖,到底是表示“我不由自主地覺得很對不起您”,還是“我絲毫沒有察覺很對不起您”。
正確使用漢語成語的前提是準確掌握語義,韓國留學生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成語語義的理解還不夠精準,沒有區別好近義成語之間的差別;二是成語的整體意思不完全等于字面義相加,留學生對成語含有深層語義的特點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3.搭配不當偏誤
(10)人類本來是很自私的,可我們在五花八門(形態各異)的集團里生活。
(11)如今,自己的兒女愛游泳、愛踢足球、愛體操,我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地支持他們。
例(10)屬于定中結構搭配不當,“五花八門”形容事物花樣繁多、變幻多樣,而句中的“集團”與“五花八門”的這一語義特征是不匹配的。此外,“豐富多彩、多姿多彩、形形”等都用于描述事物種類繁多,但各自又有細微的差異,也需要加以區分。例(11)屬于狀中結構搭配不當,“一心一意”和“全心全意”是韓國留學生較容易混淆的兩個成語,它們雖然都含有“專心”義,但前者偏重于表示“意念專一,沒有其他的想法”,后者偏重于表示“用上全部精力”,前者可以修飾各種表示具體動作的動詞,而后者不能,一般只修飾“服務”、“工作”等少數詞語。因此,例句中的“支持”應該和表示專心致志的“一心一意”相匹配。
對于成語的固定搭配方式,韓國留學生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比較,籠統地記憶后就隨心所欲地進行組合是這類偏誤出現的主要原因。
4.語法意義和句法功能偏誤
(12)發達國家幫助幾億挨餓人是人之常情的一個道理。
(13)這些年來,社會發展的速度很快,簡直日新月異地變化起來。
例(12)屬于語法性質不明,漢語成語分為體詞性成語和謂詞性成語兩種,句中的“人之常情”指人通常有的感情,是體詞性的成語,卻被誤用為謂詞性成語。例(13)屬于語法成分誤代,“日新月異”指天天更新,月月不同,形容發展很快,常在句中充當定語或謂語成分,而在例句中被誤代為狀語成分。
不清楚成語的語法性質和句法功能是出現這類偏誤的主要因素,不能簡單地從成語的字面入手,將其劃歸到某一語法類別中,因為成語作為固定格式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自足性,構成句子時和一般的詞的作用是不完全等同的。
5.語用偏誤
(14)父母節快樂,我愛你們,天長地久(永遠)!
(15)我知道,我有生以來(從小到大),您一直為我不要了一切。
例(14)的“天長地久”主要用于婚慶祝福或友人祝福,表示愛情和友誼長久,一般用在愛人或朋友之間,而句中卻將其使用在兒女對父母的尊敬和愛戴方面。例(15)的“有生以來”指從出生到現在,一般用于表示“從出生到現在,從未(第一次)……”或“從出生到現在,最……”,句中出現了語用偏誤。
漢語成語具有鮮明的褒貶色彩和使用語境的區別,其語用條件主要是指在一定語境下成語的運用要得體,符合交際習慣。語用偏誤雖為數不多,但韓國留學生在學習漢語時存在跨文化語境,故對其語用條件可能會產生誤解。
6.缺位偏誤
(16)如果有一件事,人們認為個人的事情的話可以自己愿意地(心甘情愿)干,可是認為團體事情的話,一般人們做撒手不管的態度。
(17)譬如,雖然“非典”已過去,但我們不能放心(掉以輕心),這可以說是自然界的報應。
韓國留學生常常出現這樣的問題,只知道某個成語大概的意思,不能準確表述,但他們會通過拐彎抹角的形式來表述,如例(16)中的“自己愿意地”是對成語“心甘情愿”的描述,這是缺位偏誤中的一種情況,即以描述、說明代替成語;第二種情況指的是留學生根本不知道該用哪個恰當的成語,因而會用某個簡單的語義相近的詞語代替成語,造成語義模糊,如例(17)用“放心”代替了成語“掉以輕心”。
(二)韓國留學生學習漢語成語的狀況調查
為進一步了解韓國留學生學習漢語成語的情況以及他們對現階段漢語成語教學的意見和建議,筆者也對一些中高級階段的留學生進行了調查。
1.調查對象:2010年3月到2012年1月在西南財經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學習的韓國留學生20名,他們學習漢語的時間都在兩年以上。
2.調查結果:根據上文關于成語偏誤的類型和觸發因素的研究,有針對性地設計了一些關于成語教學的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以下表說明。
表2 對部分漢語水平為中高級的韓國留學生進行的漢語成語學習情況調查
3.調查結果分析:根據上表,對韓國留學生學習成語的情況做出如下總結:
(1)從掌握的數量來看,掌握50-100個成語的人數最多,且數量集中在70-100個這個區間,而掌握成語數量在30個以下、100個以上的學生不占多數。
(2)從使用的情況看, 60%的學生愿意使用成語,這其中的三分之二的學生認為自己在使用過程中會經常出錯;40%的學生不太愿意或者不愿意使用成語。
(3)從主要學習方式看,接受課堂教學和參閱課本介紹仍是他們學習漢語成語的主要途徑;其次,查閱詞典也是他們學習的一個方式;此外,通過課外閱讀和自學的方式來學習漢語成語的情況較少。
(4)從在課堂學習的內容來看,成語意義是在課堂上學到的最多的內容;其次是語法規則和搭配情況;成語的語用條件和書寫形式是他們較少學到的內容。
(5)從自我評定的成語偏誤情況來看,書寫錯誤最多,而關于成語的語義理解、語法規則和搭配情況的錯誤依次減少,語用錯誤最少。
(6)從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來看,他們普遍希望課本和詞典能夠增加關于成語的說明;同時,也希望能夠在課堂上得到更多的講解和練習;也有一些學生希望得到有母語注釋的成語詞典和有關成語的文化知識介紹。
二、對韓國留學生進行漢語成語教學的意見和建議
(一)教材的編寫和詞典的編纂
1. 發展“國別化”的對韓漢語教材和詞典
來自“漢字文化圈”的韓國留學生,其獨特的母語和文化背景決定了他們與“非漢字文化圈”的留學生在漢語習得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母語的正遷移,盡可能地減少負遷移,是漢語教材和詞典編寫者必須要考慮到的。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學習漢語的韓國留學生的數量不斷增加,設計專門的對韓漢語教材和詞典的需求就顯得更為迫切了。
國內目前的對韓漢語教材種類不是很多,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國別化漢語教材系列中有針對韓國留學生的漢語口語教程,即由李明晶主編的《對韓漢語口語教程》,分為初級(I、II)和中級(I、II)。其中,中級(I、II)的編寫方式是:每一課由生詞、課文、注釋和練習四個基本部分組成,成語作為新出詞匯出現時,語義和語法均用韓文注釋,并注意從中韓語言對比的角度幫助學習者理解用法。練習部分主要采用選字填空、填寫注音、替換詞語、聽錄音回答問題等方式來強化。但是,類似的國別化教材數量還太少,包含的漢語成語的數量也不能滿足需要,編排也還需要進一步改進。
2. 破除簡單的一一對應的成語釋義模式
現有對外漢語教材和詞典在處理成語釋義時存在趨簡的傾向。筆者建議應該建立從結構、語義和語用三方面來注釋成語的模式,改變原有對語言結構的靜態分析,注重語言的動態解釋,結合語境解釋語義。
王若江就成語釋義應該具備的內容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4]:
[成語]注音
[語義解釋]①字面義 ②深層義 ③語義輕重、褒貶色彩
[語法解釋]①成語語法性質 ②語法結構方式 ③語法功能
[語用解釋]①適用范圍 ②限制條件 ③句型選擇 ④相應的否定意義表示方法
在上述模式中,針對一些用法相近的成語,可增設[漢語成語辨析]一欄,這樣可以幫助學生區分在書寫、語音、語義、語法、搭配及語用等方面容易混淆的成語。另外,針對漢韓成語可能存在的共性和差異性,可增設[漢韓成語對比]一欄,這樣可從多方面對漢韓成語進行比照,加深學生的認知。
(二)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
1.提高對漢語成語教學的重視度
漢語成語復雜的結構特征和語義特征是留學生學習漢語到達一定階段后所面臨的一大挑戰,也是中高級階段詞匯教學中的難點。不少教師和留學生存在畏難的情緒,認為成語的學習只是“錦上添花”罷了。但是應該認識到,成語是漢語詞匯家族中的一員,它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還包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留學生正確地掌握成語用法不僅可以擴充他們的詞匯量,提高漢語表達的準確性和生動性,還可以加深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促發他們對漢語學習的興趣。
基于漢韓成語密切的歷史淵源關系,教師應該充分地認識到它在對韓漢語詞匯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利用韓國留學生母語背景的優勢,培養他們對漢語成語正確的認知、記憶和應用的能力。
2. 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
針對韓國留學生出現的漢語成語偏誤及引發偏誤的原因,需要對成語形式、語義、語法和語用等方面進行教學設計,并結合在中高級階段漢語成語教學的經驗,采取靈活多樣的成語教學方法,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比如,“文化溯源法”可以用來講解具有深層文化含義的漢語成語,追溯語源,了解文化內涵;“逐字推敲法”可以幫助學生了解漢語成語字面義與深層義之間的推演關系,加深對成語結構和語義的理解;“分類整理法”是對語義、語法功能和具有特殊格式的成語進行分類教學,減輕記憶負擔,提高學習效率;“語境示例法”是給出典型用例,通過一定量有代表性的語境,讓留學生真切地感受到實際交際中成語的具體用法,提高使用的準確度;“成語替換法”是把幾個易混淆的成語放到一些相同的短語或句子中,看哪些句子能夠成立,哪些句子不能成立,從而分析各個成語使用時的語義限制,找出它們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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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156/j.cnki.rbwtyj.2015.04.006
一、日本與韓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基本情況
日本與韓國的電影產業都發端于19世紀末,20世紀前半葉歷經了二戰摧殘后又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美國文化滲入。在20世紀里,日本電影產業經歷了電視的沖擊、經濟衰退的影響,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在1960年的國產電影發行量最大為547部,1991年的國產電影發行量最低為230部。進入21世紀后,日本國產電影的年產量、發行量逐漸回升,從2000年的282部上升到2014年的615部;年觀影人次從2001年的1.163億人次震蕩升降,維持在2014年的1.61億人次;國內票房從2001年的13.8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20億美元。
20世紀后期,韓國金大中政府為復蘇經濟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戰略,以電影分級制度代替電影審查制度,頒布的《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從而將民間資本大力引入電影產業。進入21世紀韓國電影產業迎來了黃金發展時期,電影年產量從2001年的五十多部,增長到2014年262部;觀影人次從2001年的近1億人次增長為2014年的2.15億人次;電影票房則從2001年的近5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15.2億美元 。
表1的數據列示了2007年―2014年日本、韓國兩國電影的年產量、國內票房、觀影人次和銀幕數量情況,總體而言,韓國電影產業基本指標的發展速度高于日本。
表1 部分發達國家電影產業近年來的基本情況
基本情況 國家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電影產量(部) 日本 407 418 448 408 441 554 591 615
韓國 124 113 138 152 216 216 217 262
國內票房(億$) 日本 16.85 19.48 22.00 24.30 20.55 24.81 24.00 20.00
韓國 9.40 9.20 10.30 11.0 11.60 13.70 14.60 15.20
觀影人次(百萬) 日本 163.20 160.50 169.30 174.40 144.70 155.20 155.80 161.20
韓國 158.77 150.83 156.96 149.18 159.79 194.89 213.32 215.06
銀幕數量(塊) 日本 3 221 3 359 3 396 3 412 3 339 3 290 3 318 3 364
韓國 1 975 2 004 2 055 2 003 1 974 2 081 2 184 -
日本的年人均觀影人次近年來有所下降,從2004年的1.33次下降到2013年的1.29次,韓國的年人均觀影人次則出現了明顯的升勢,從2004年的2.78次上升到2013年的4.25次。我們用每百萬人擁有的銀幕數量考察電影產業對受眾需求的滿足情況,可以發現,韓國每百萬人口擁有的銀幕數量不僅增長明顯,而且遠高于日本,2014年時日本每百萬人口擁有27塊銀幕,韓國每百萬人口擁有44塊銀幕(表2)。
表2 2004-2013年日本和韓國人均觀影次數和百萬人口銀幕數
年份 人均觀影次數 百萬人口銀幕數
日本 韓國 日本 韓國
2004 1.33 2.78 22 31
2005 1.26 2.98 23 35
2006 1.29 3.13 24 40
2007 1.29 3.22 25 42
2008 1.26 3.04 26 42
2009 1.33 3.15 26 43
2010 1.41 2.95 27 41
2011 1.13 3.15 26 41
2012 1.23 3.83 26 42
2013 1.29 4.25 27 44
二、日本與韓國電影產業國際競爭力比較
(一)電影票房比較
美國長期以來保持著票房全球第一的翹楚地位,日本和韓國均是票房收入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國家。日本的電影年產量曾創造過世界的記錄,其票房收入長期位列美國之后,從2012年起中國取代日本變成了票房收入排名第2的國家,日本退居第3。韓國在2011年時票房收入排名第8,自2012年起排名提升至第7位。
表3 日本與韓國電影票房的地區及全球市場占比情況
%
項目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亞太票房合計(億美元) 99 104 108 107 109 106
日本電影票房亞太地區占比(%) 30.6 28.6 22.8 23.9 21.6 16.1
韓國電影票房亞太地區占比% 14.3 12.9 12.9 13.2 13.2 12.3
全球票房合計(億美元) 294 316 326 347 359 364
日本電影票房全球市場占比% 7.5 7.7 6.3 7.1 6.7 5.5
韓國電影票房全球市場占比% 3.5 3.5 3.6 3.9 4.1 4.2
從亞太地區的票房占比看,近年來日本電影票房亞太地區占比顯著減少(從2009年的30.6%下降為2014年的16.1%);盡管韓國電影票房亞太地區占比也在減少,但減少幅度并不大(2009-2014年減少了2%)。從全球市場的票房占比看,日本電影票房全球市場占比從2009年的7.5%下降到2014年的5.5%,降幅達兩個百分點;而韓國電影票房全球市場占比則從2009年的3.5%上升到2014年的4.2%(表3)。
(二)電影產品出口占國際市場份額比較
根據聯合國數據庫中的貿易數據,2004年日本電影產品出口額占國際市場份額為15.14%;韓國電影產品出口額占國際市場份額為0.27%;日本的電影貿易情況遠遠好于韓國。但此后,日本電影產品出口國際市場份額一 路下跌,到2013年時下降到0.52%;而韓國電影產品出口國際市場份額則呈上升勢頭,到2013年時已增長到0.53%(表4)。
表4 日本和韓國電影產品出口國際市場份額
年份 電影產品出口國際市場份額 服務貿易占比/%
日本 韓國 日本 韓國
2004 15.14 0.27 5.10 12.10
2005 11.68 0.31 5.30 12.30
2006 15.37 0.25 5.80 12.60
2007 9.15 0.15 6.40 13.90
2008 5.57 0.25 6.60 18.90
2009 3.16 0.18 5.50 17.20
2010 0.96 0.36 5.40 16.50
2011 0.72 0.58 5.30 16.10
2012 0.77 0.49 5.40 17.40
2013 0.52 0.53 6.20 16.20
韓國服務貿易占比近10年來保持在16%左右,遠高于日本的服務貿易占比,這說明韓國電影產業出口的大產業環境優于日本。從出口地區結構看,日本電影的主要出口地為香港、美國、中國、韓國和德國;韓國電影出口地主要為中國、美國、香港、日本和臺灣;日韓兩國電影出口地區市場相似性高,競爭強烈。
(三)電影貿易競爭力指數比較
為了進一步比較日本和韓國電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們引入貿易競爭力指數(TC指數)進行分析,該指數通過反映特定國家的某種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比較優勢,來揭示該國家在該產品上的國際競爭力情況。
TC = ( Xjj - Mjj ) ( Xjj + Mjj )
其中,Xjj表示j國i產品的出口額;Mjj表示j國i產品的進口額。我們利用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相關數據對日、韓、美、德、英、法、中7個國家電影國際貿易相關數據計算出各國電影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表5)。
表5 電影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比較
國家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日本 0.667 0.680 0.628 0.403 0.216 -0.259 -0.429 -0.514 -0.482 -0.343
韓國 -0.790 -0.818 -0.895 -0.778 -0.750 -0.429 -0.333 -0.586 -0.482 -0.475
美國 0.047 0.018 0.067 0.194 0.222 0.328 0.326 0.264 0.306 0.482
德國 0.531 0.440 0.441 0.469 0.508 0.511 0.430 0.362 0.331 0.313
英國 -0.312 -0.235 -0.340 -0.290 0.092 0.093 0.279 0.248 0.206 0.217
法國 0.200 0.290 0.186 0.235 -0.014 -0.067 -0.205 -0.171 -0.287 -0.489
中國 -0.100 -0.077 0.391 0.657 0.406 0.413 0.250 0.053 0.033 0.002
表5反映了七個國家電影產品的TC指數,比較而言,日本電影產品的TC指數由正變負,表明其電影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近年來不斷弱化,在國際市場上從競爭優勢地位逐步下滑至競爭劣勢地位;韓國電影產品的TC指數一直都是負數,表明其電影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較大的競爭劣勢,但縱向比較有向好的趨勢;近年來英國與中國電影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不斷提升;美國與德國的電影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一直保持著絕對的競爭優勢。
(四)促進電影出口的扶持政策比較
1. 日本
早在1996年,日本文化廳就正式提出了《21世紀文化立國方案》,標志著日本“文化立國”戰略的正式確立;日本政府于2003年6月頒布了《內容產業促進法》,以法律形式推進內容產業的國家戰略;2007年5月通過的《日本文化產業戰略》成為日本文化產業的綱領性文件,同時出臺的《內容產業振興政策》則大力推行“文化外交新構想”;2010年更確定了《文化產業大國戰略》,確立了向全球全面推銷日本文化的目標。
從財政支持與金融扶持政策看,日本政府逐年增加對文化產業預算支出,并通過政府出資與民間捐款相結合的方式設立了“藝術文化振興基金”,從2000年開始即由政府和個人投資家、銀行、證券公司及其他民間企業共同成立投資基金,投資于電影、電視和廣告公司。2004年12月全面修改“信托業法(2004年法律第154號)”,允許向包括著作權在內的知識產權提供貸款,并以此為契機成立了政策性投資銀行,設置了向創意產業提供融資和債務保證制度[1]。從日本電影出口扶持政策看,日本利用“政府開發援助”中的“文化無償援助”資金對動畫電影進行版權購買,然后在海外實施免費播放,培養海外觀眾的消費偏好,為動畫電影及衍生產品的出口打下基礎。日本經產省與文部省聯手促成建立民間的“內容產品海外流通促進機構”,撥專款支持該機構的“酷日本”計劃為日本時裝、設計、漫畫、電影等文化商品向海外輸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隸屬于日本文化廳的日本映畫國際振興協會每年舉辦一次“東京國際電影節”,為國際上優秀電影人士提供交流平臺。日本影像產業振興機構(VIPO)與美國電影協會、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以及其他海外內容產業相關機構保持密切聯系,共同舉辦電影研討會,進行產業調研的同時搜集海內外電影產業數據,為日本電影產業相關企業的海外拓展提供數據支持。除了高校培養電影專業人才外,日本文化廳為了扶持年輕有為的導演,針對這些導演專門設立電影工作室。同時,鼓勵專業實習生到劇組實踐,以培養出在電影每個制作環節的高度專業人才。此外,日本影像產業振興機構(VIPO)也通過舉行研討會,針對優秀制片人以及致力于日本內容產業海外拓展的人才進行培養交流活動,活動范圍從大學生到獨立企業家以及商業人士。
2. 韓國
1962年韓國頒布了振興韓國電影產業的綱領性文件《韓國電影法》,目的在于“促進培育發展電影公司,謀求韓國電影文化在質量上的提高,振興民族文化”[2],1995年,韓國將《韓國電影法》更名為《電影振興法》,將實現審議制度改為上演等級賦予制度,并由韓國公演藝術振興協議會對電影進行評級。此外,金大中政府制定的《影像專門投資制度》,給予電影產業金融稅制的優惠待遇[3]。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cil,簡稱KOFIC)是韓國政府文化體育觀光部委任的支持電影相關事業的專門機構。它通過對電影振興金庫的統籌管理,積極推動有關電影的研究、教育和培訓業務,同時還開展了多項活動,比如鼓勵和支持電影創作工作、拓寬國產電影的海外市場、多方面聽取觀眾的意見及時解決問題等。2007-2014年,電影振興委員會設立的電影發展專項基金接近4.3億美元,其中有1.72億源自于政府財政,1.72億美元源自于電影票房收入3%的稅收。電影振興委員會補貼專門播放獨立電影和藝術片的影院,對獨立電影、藝術片和紀錄片給予一定的預算撥款[4]。
電影振興委員會對本國電影打入國際市場起著導航的作用,增強海外推廣、促進國際合作也是該委員會的宗旨之一。據電影振興委員會數據顯示,其平均每年將890萬美元用于支持韓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近12年來已將4300萬美元投資到602部電影制作中[4]。該委員會還下設電影藝術學院,為本國電影產業輸送人才并對電影人提供資助。此外,韓國“首爾電影節”和“釜山電影節”在亞洲電影圈里也享譽盛名,為國內外電影人士提供交流平臺,將韓國電影推向世界。
三、小 結
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也曾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交椅上座了42年之久,日本故事片年產量曾創下世界最高紀錄,它的電影質量曾代表著亞洲的最高水平。韓國政府非常關注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產業發展,進入21世紀后其電影產業發展速度和品質成就有目共睹。
關鍵詞:漢語教學 漢語教學評價 國外教育評價流派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既指的是在中國進行的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也指的是世界各地的漢語教學,還指對中國國內少數民族的漢語教學,我們把這種教學簡單的稱為“漢語教學”。[1]漢語教學評價雖然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但是已經成為評估和檢測對漢語教學目標、教學過程、教學效果、教學大綱制定、教材選擇等的有效手段。作為教育評價的一個分支,教育評價既要遵循教育評價的一般規律,也有自身的學科特點。分析國外教育評價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對于豐富和深化我國漢語教學評價理論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于提高漢語教學質量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國外教育評價的發展階段
國外教育評價劃分為四個理論階段:第一階段是“測量時期”,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的高爾頓通過對個體差異的長期研究,于1869年發表了《遺傳的天才》一書,揭開了教育測量的序幕。1879年,德國的馮特在萊比錫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實驗心理學測量方法;1889年厄恩編制的測驗,將能力分為知覺、記憶、聯想和運動機能等四種;1892年波爾頓試行記數測驗,測量兒童記憶力;1896年艾賓浩斯首先用填充法測量學生智力;1897年,美國的萊斯發表了他對20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所作的拼字測驗的結果,引起了人們對測驗方法的普遍關注;“1904年,美國的桑代克發表了《心理與社會測量導論》一書,提出了“凡存在的東西都有數量,凡有數量的東西都可以測量”的基本觀點,為教育測量奠定了理論基礎,對教育測量學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2]這一時期,以測量作為標志,追求的是教育客觀化滲透了教學工作的各個方面。
第二階段是“描述時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導致美國經濟的大衰退,也引起人們重新評價中學的課程設置、教學大綱以及中學與大學之間的關系,從而對教育也提出了新的需求。社會各界紛紛要求改革現有的教育制度,以便適應社會發展和滿足學生需求。于是,在“進步教育協會”的指導下開始了這項為期8年的實驗研究。”[3]“八年研究”結束時,以泰勒(Ralph W Tyler)為首的學院追蹤研究組,對“八年研究”的結果進行了評價。1949年,泰勒正式出版了被奉為課程論圣經的《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一書,總結了他在“八年研究”中的成果,正式提出教育評價的概念,使人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接受了采用教育評價方法來描述教育效果這一觀點,其特征是對測驗結果進行“描述”,并力求教育標準化。
第三階段是“判斷時期”,大約出現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零年。1963年,克龍巴赫在其題為《通過評價改進課程》的論文中,把教育評價的內涵闡述為:“為作出關于教育方案的決策,收集和使用信息。”1967年斯克里芬發表了《評價方法論》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包含描述與判斷兩個方面的評價模式。他們認為評價的依據不是方案制定者的預定目標,而是參與活動者的實際成效。評價者的思考應該從教育方案想干什么變成教育方案實際干了些什么。評價者不僅要運用測量手段去收集各種信息,還要根據一定的價值取向評判教育,追求教育多元化。這樣,判斷就成了第三代教育評價的標志。
第四階段是“同構時期”,出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至今。第四代評價理論的創立者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育學院枯巴(Egong Guba)教授和維德比爾大學高等教育學院副教授林肯(Yvonna Session Lincoln)依據建構主義方法論,1989年他們出版了名為《第四代教育評價》的專著,針對前三代評價中存在的“濃厚的管理主義傾向”、“忽視價值多元性”和“過分強調科學實證主義的方法”等缺點和不足,對評價的本質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主要包括:心理構建論。教育評價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心理構建,評價所表述的是評價者對評價對象的一種認識。評價結果也是其雙方交互作用的“產物”。
價值協調論。教育評價是協調價值觀的過程,在評價過程中,評價者與評價對象之間,在教育價值觀上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觀點將糾正傳統評價理論價值是一致的、單一的觀點,表現為價值系統的多元化。
評價結果認同論。評價結果不依賴于評價對象的狀況與客觀現實符合的程度,而是參與評價活動的人關于評價對象狀況的不同意見交換、認同的結果。
二.國外教育評價的流派
(一)行為目標模式。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最初三十年,課程和測驗都是以教科書為中心加以編制,測驗內容只是要求學生記誦教材的知識內容,不能反映出學生的實際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泰勒(Tayler, R.W)主持了課程與評價的研究,正式提出了教育評價的概念。泰勒把評價理解為“評價過程在本質上,乃是一種測量課程和教學方案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教育目標的過程。”行為目標模式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包括:確定目標、選擇經驗、組織經驗、評價結果。即以目標為中心,通過具體的行為變化來判斷教育目標實現的程度是泰勒教育評價的主旨。
(二)CIPP模式。它是由背景(Context)評價、輸入(Input)評價、過程(Process)評價和成果(Procluct)評價這四種評價組成的一種綜合評價模式。它由美國的塔弗爾比姆(Stufflebeam)1966年提出的,它以決策為中心,為決策的不同方面提供信息。背景評價形成計劃決策,輸入評價為組織決策服務,過程評價指導實施決策,成果評價為再循環評價效力。CIPP模式將目標納入了評價體系中,使得這種評價更完整更科學。它同時重視形成性評價,時刻考慮為決策者提供信息,使得評價活動更具備實用性和方向性。
(三)目標游離模式。1967年美國的斯克里芬(M.Scriven)提出他認為,實際進行的教育活動除了收到預期效應外,還會產生各種“非預期效應”,或者叫“副效應”或“第二效應”。布盧姆也說過:“人們無法預料教學所產生的成果的全部范圍。沒有預料不到的成果,教學也就不成為一種藝術了。”[4]斯克里芬認為泰勒將評價限于衡量達到教育目標的程度是不全面的,因為很容易讓人忽視非預期的效果。這種非預期效應的影響有時是重要的,而在目標評價中卻得不到反映。他不提倡讓把評價的目標告訴被評價者,使得評價者搜集有關方案的全部成果信息。
(三)應答模式。這一模式由斯塔克(Stake.R.E)提出。他認為,要使評價結果能真正產生效用,評價人必須和這一活動所有參與者的不斷對話,通過正式訪談、描述分析等自然主義方法獲得信息反饋,使活動結果能滿足各種人的需要,他認為解決問題只能依靠那些接觸問題的人,這樣的調查毫無疑問可信度比較高。斯塔克還強調“多元現實性”,反映了參評人員一定的需要,具備一定的民主性。
(四)反對者模式。反對者模式(adversary model)是由美國學者歐文斯(Owens,T.)等人在上世紀70年代中葉提出的。該模式為了揭示方案正、反兩方面長短得失,采取準法律過程評委會審議形式的評價模式。它主張讓持不同意見的評價者一起參與教育活動和教育方案的談判。這一評價的基本特點是充分反映了各類人員“多元的”價值認識,依靠人們直覺與經驗進行評價。
反對者模式的另一種形式是由美國學者沃爾夫于1973年提出的司法模式。沃爾夫的司法模式由下述四個階段組成:爭論的提出、爭論的選擇、辯論的準備、聽證。反對者模式有助于決策者全面的獲得信息,有助于事先使得各種潛在的沖突意見達到一致。
以上并沒有把所有的教育評價流派列舉出來,每一種流派都有其優勢和劣勢。關于教育評價流派的發展歷史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一下趨勢:1、評價過程,由封閉轉為開放。泰勒模式以目標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宿,組合成一個封閉的系統。重過程輕結果。CIPP模式及應答模式將評價看做本身的一部分,呈開放式的網絡。2、評價內容,由單一轉為全面。早先的教育評價只評價學生的學力,最后發展到教學準備、信息輸入、教學過程、教學結果、評價參與人員等各個方面。3、價值觀念,由客體轉為主體。泰勒模式中,目標成為統一的評價尺度,一直到目標游離模式和應答模式中把人的需求也納入到評價模式中來,逐漸強調人在評價中的作用。4、評價手段,由測試到多樣化。從最早推崇各種客觀的、標準化的測量,發展到提倡觀察、交談等自然主義方法,為評價提供了可靠地依據。
三.漢語教學和國外教育評價理論
漢語教學評價是漢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評價目標與教學目標是一致的,評價方法的使用要受到教學用途和教學階段的制約,同時教學評價又總是要關注教學的改善,所以漢語教學與教學評價之間的非常緊密的相互依存的聯系。[5]簡單分析如下:
1、通過教學評價流派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到教學評價流派理論為漢語教學評價提供了評價的規則和途徑,決定了評價的評價范圍和權重比例。對教育評價流派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理解漢語教學教和學的內涵和外延,同時,教育評價流派不僅研究了教學目標,還對評價的背景、信息輸入、評價的結果、參與評價者本身、評價目標和實際目標的差距、評價的方法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理論對診斷漢語教學評價的重難點提供了一定的解釋成因的理論依據。
眾所周知,漢語教學特別是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不同的國家由于學生及語言環境等原因的不同,怎樣制定一個比較全面能夠在一個國家普遍運用的評價規則,就需要從教育評價流派中尋找到理論依據。
2、設置任何一種的漢語教學評價方式都或多或少會受到教育評價流派的影響。為了檢驗某種教學法的效果和學生學習的效果,新的語言測試評價法都會在新的教育評價流派的影響下出現。教育評價流派無論對漢語教學評價體系的總體設計、評價方案的制定、評價工具的編制、評價活動的展開都有宏觀和微觀的直接指導的意義。
在漢語教學的綜合課中,我們可以充分運用泰勒模式,對學生進行生詞學習的檢測。課文教學就需要結合學生實際,緊扣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特點,把教學目標也納入評價體系,考慮該目標是否符合本國的學生要求,同時在教學目標和實際目標的對比中,要注重實際目標,培養學生的華語交際能力。
3、教育評價流派理論對學習客體、學習目標、學習內容、信息反饋、限制和避免參與評價者的主觀評價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對我們研究教材編寫、課程設計、課堂教學等這些第二語言教學中極其重要的環節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操作方案。
在國內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理論研究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和國內火熱場面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由于國外的語言環境和教師素質不同,一些國家還在一些基本理論上爭論不休,比如普通話和閩南話之爭、繁體字和簡體字之爭、不同課型怎么來上等。教育評價流派為我們怎么去評價這些國家的漢語教學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方案。比如作文教學目標的制定、聽力課的信息反饋、評價學生的實際學習水平等。
如上所述,漢語教學評價是一門綜合叉性學科,它的課程特點決定了教育評價流派是它的理論基礎之一,深入具體的探討教育評價流派會使漢語教學評價更加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從而提高漢語教學質量。
參考書目:
[1][5]楊翼:《漢語教學評價》,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胡玲翠許有《淺析國外教育評價發展的主要階段及特點》,《校外教育·理論》2007年第6期
[3]吳艷《美國‘八年研究’初探》2002年教育史碩士論文
【關鍵詞】多義動詞 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H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28-0062-01
多義詞是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學生學習韓國語詞匯的難點所在。在韓國語中,將具有兩個以上相關意義的詞稱為多義詞。多義詞的意義分為基本意義和擴張意義兩部分。基本意義指詞匯所具有的中心意思,擴張意義指由基本意義引申出來的相關意思。本文只探討中國學生對多義詞當中的多義動詞的學習情況及教學方法。
本文以本科韓國語專業三年級的100名學生為對象,進行了韓國語多義動詞學習情況問卷調查,發現存在如下問題:首先,學生意識不到自己的詞匯量欠缺,在學習過程中,只注重課本提示的單詞的學習,不擴充了解相關的詞匯,導致其對多義動詞的掌握不夠。其次,學生雖然知道韓國語多義動詞的存在,但并沒有認識到學習的必要性,也沒有形成具體的、系統的學習方法。最后,學生不了解多義詞的意義擴張原理,只是生硬地背詞匯,導致很多時候錯誤地理解詞匯的意思。
現有的多義詞教學方法主要是以教師為中心的詞匯意義傳達法,忽視了學生的主體地位。筆者基于長期的教學實踐,認為教師講授了多義詞的意義擴張原理之后,讓學生能動的理解和掌握多義詞的教學方法會更有效。具體實施方法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 根據意義擴張原理進行講授
首先,介紹多義詞的基本意義和擴張意義。多義動詞的擴張意義非常多,可以根據使用頻率的高低結合學生的學習情況和接受情況,規定出多義詞的擴張意義范圍,傳達給學生。例如:“??”,可以列舉以下幾項意思:對;符合;
適當;肯定;是那樣等,使在學生頭腦中形成一個清楚的意
義擴張表格。其次,可以引導學生根據上下文來推斷多義詞的意思,讓學生在文章當中體會多義詞的擴張意義之間的細小差異。例如:“??”,“?? ?? ??? ????”(世
民,你住在哪里?)“?? ???? ???.”(我住在北
京)“??? ??????”(你做什么生活?)“??? ???
?? ???.”(我在公司上班)。這里的“??”根據上下
文,分別翻譯成“居住”和“生活”。
二 使用連語關系進行講授
連語關系分為詞匯連語關系①和統辭連語關系②。如多義動詞“??”的詞匯連語關系如下:??? ??
(看眼色)、?? ??(修理)、?? ??(相親)、??? ??(考試)等。“??”的詞匯連語關系如下:
??? ?? (上了年紀)、??? ??(稱心、滿意)、?? ??(睡著)等。統辭連語關系如下:-(?)? ??
(通過……來 看)、-(?)?? ??(認為)、-?/? ? ??(會;以為)等。如果學生了解了這些固定搭配,更有利于其理解和學習多義詞的意義。
三 采用課堂活動進行講授
可以采用做游戲猜多義詞的意思、收集單詞的多個意思制作單詞卡、用同一個單詞的不同意思組織會話、選擇對應關系連線等方式進行。
通過這些趣味課堂活動,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寓教于樂,提高學習效率。
韓國語詞匯教育一直被認為是語法和聽力學習的補充內容,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多義詞的學習更是其中的難點和重點。本文認為有必要認真研究多義詞的概念、形成原理,并針對中國學生學習的不足,靈活運用多種方法,加強多義詞的教學,以提高學習和教學質量。
注 釋
①詞匯連語關系指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詞匯之間形成的密切的共存關系。
②統辭連語關系指只能和特定助詞結合,表達固定意思的連用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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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 國別化 基礎理論
目前,伴隨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全球語言文化呈現多樣性需求,特別是隨著我國在世界經濟中處于最大消費品市場,以及近幾年舉辦奧運會等大型賽事,綜合國力逐漸上升,國民海外消費水平逐年增高,國外人民來中國旅游的需要、華僑等海外僑胞等各個方面需要,對漢語國際教育的需求正逐年上升。
漢語國際教育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國別化,所謂國別化就是指漢語在各個國家的表達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其授課時間、授課方式、授課內容、授課過程等根據國家不同,表現也會不同。解決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問題,不僅要從語言學方面研究,還要分析當地的語言特色、文化特色、思維特色等多個方面。要將漢語融入國別化教育新理念中,將中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授課過程中。
一、漢語國際教育與漢語國際教學的區別
在對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進行分析之前,需要對“教育”的內涵與“教學”的內涵加以區別。兩者相比較,教育的內涵更加豐富,主要是指從德智體美方面培養人的社會活動能力。漢語國際教育的推廣要以國際教育的慣例依據,對德智體美進行全面發展的綜合素質教育。也正是因為這樣,漢語國際教育的任務不單單是傳授一門語言,還包含教育原理、教育規律、教育文化本經、教育思維等多個方面。
二、漢語國際教育的現狀
漢語國際教育在近十年得到長足的發展,學習漢語的人數也呈逐年遞增的趨勢,教學規模向科學化、規范化方向發展,但是,在大部分國家,漢語仍然屬于“非普遍教授語言”。其語言覆蓋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推廣機構是孔子學院,其截止至2015年底,在世界范圍內數量近500所,遍布世界134個國家。其成功推廣表明了漢語的“引進來、走出去”政策,是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轉折點。通過2004年至今十幾年的發展,孔子學院的工作重點將想教學方式方法創新上專業,分析漢語國際教育的國別化問題,以服務漢語教學向更好更規范化發展。
漢語國際教育的重點由原來單純的語言教學向中小學以及文化傳播方向發展,是漢語國際教育的重要轉型期。
三、漢語國際教育在國別化方面的表現
(一)教材影響教學效果
教材是學生學習的工具,是教師授課和學生自學的紐帶,在進行漢語國際教育教材的編制時,要充分考慮國別化方面的問題。如在美國使用的教材,在對課程設置時如果忽視對平等、人權等方面的安排,會讓學生產生文化差異,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影響漢語教學的學習成果。可見,教材對漢語國際教育在國別化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社會文化上的差異
我國現代漢語國際教育品類多樣、內容繁雜,在進行漢語國際教育時,要充分考慮當地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區分進行課程設置,遵循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的特點,設置具有當地特色的教學方式。
四、改善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的思路
對于漢語國際教育國別化現象,我國漢語國際教育的主要內容包含:教材的編寫、授課方式、信息化資源利用情況、融合當地文化情況等幾個方面。
(一)國別化教材方面
當前使用的一些優秀教材還需要加以完善,比如注重“學簡識繁”、會話的擴展與縮略、課文內容的配套補充與注釋、多筆畫難字的應對等。現在尤其缺少的是漢語閱讀教材,也可編一些順口溜等。閱讀教材的編寫應該體現現代生活的內容,可以是通俗的,還要分等級。
(二)課程安排方面
針對于不同的需求,漢語國際教育可以安排長短期等班次,其配套的,需要對使用的教材進行單獨設計;另外,針對不同學習背景的同學,課程安排上也要更加機動靈活一些,如可以按照學生的興趣開設書法、音樂、朗誦等多個班次。漢語國際教育在課程設置上要多多關注參與學習的國家特色、學習習慣、文化習慣等。
(三)授課方式方面
要區分與國內的授課方式,引用當地授課方式,用當地授課思維進行課程設置。通過拓展教學與延伸練習,將字組成詞語,通過對詞語的組合運用,可以衍生出無數的句子,積極調動學生的興趣,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
(四)充分利用信息化資源
網絡學習最大的特點就是學習的社會性。有效的網絡語言學習應當包含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和基于項目的學習模式。在網絡課程中,教師要掌握所有網絡教學中互動工具的使用,并指導學生使用這些工具。在教學中要與學生進行良好交流,協助學生相互合作,共同進步。
提倡完善漢語語料庫,字是常用的,要分級的,有注釋,形式立體化的,字表和詞表可以放進網絡。字庫可以包括字形、字音、字義;詞庫包括單雙音節和駢語;句庫包括不同的句型。
(五)融合當地社會文化開展漢語國際教育
以區域為視角,讓漢語國際教育融合某一區域的語言與文化背景,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不是剝奪學生本身的社會文化特色,而是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特色,與各國人民進行社會文化上的對話,是積極的、健康的文化交流方式。
(六)改善國別化教師問題思路
教師是漢語國際教育的主要實施者,其專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漢語推廣學習的效果。“教什么”、“怎么教”、“如何學”密切連結,構成第二語言教學的三角體系,該體系的運作基礎主要立基于課程規劃與教材編制。教師應該平常嚴格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教育心理學、歷史、文化等各個方面水平,以最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相信這也是十分寶貴的財富。
參考文獻:
漢語國際教育系是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下設的三個專業(中國語言文學、漢語國際教育和戲劇影視文學)之一。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是學校最早設立的專業之一,1955年開始招生,1980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七五”期間被評為山東高校重點系;“八五”“九五”期間,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被評為山東省重點學科;“十五”至“十二五”期間,古代文學被評為山東高校強化建設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被評為山東省重點學科;2003年,古代文學學科獲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2004年被確定為山東省古代文學專業中唯一設立“泰山學者”崗位的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專業2005年獲得國家碩士一級學科授予點,2007年榮列教育部八個國家級首批特色專業之一,2009年成功申報博士后流動站,同年,漢語國際教育學科獲得了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2011年,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被評為山東省高校“十二五”重點學科,是山東省唯一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重點學科。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的設置,與中國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舉措相匹配,是中國文化與學術“走出去”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增強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的重要途徑。由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是一個新事物,因而在“教什么”“如何教”和“什么人教”方面仍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擁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位授予權的高校應該采用劃一的統編教材、課程設置和育人模式,還是應該從實際出發,突出地域特色,發揮傳統文化優勢,走出特色育人之路?
目前,多數高校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尚未真正探索出人才培養的特色道路。國內各高校以華東師范大學和北京語言大學為代表,形成了南北兩派,他們的共同點是:側重于語言教學和案例分析,這也是他們的教學研究重點。但是,這樣的育人模式以“應用語言學”教法為基底,沒有形成特色,更沒有以“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者”這一使命自任。因而,現行的漢語國際教育育人目標和教學模式有本末倒置之嫌。
與中國的情況相反,國外的第二語言教育大都突出地域特色,這方面以美國最為著名。其中南伊利諾伊州卡本代爾大學、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紐約大學、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分校、普林斯頓美國大學等,其研究生第二語言教學TESFL課程設置與教學研究,及其以語言為載體進行文化傳播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我們的目的,就是借鑒美國語言/文化傳播的經驗,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研究生的育人方案,力圖為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做出自己的貢獻。
失去傳統,何來底氣?沒有特色,焉能出新!我們進行漢語國際教學,首先,要有文化自信: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支,無論是軸心時代、中世紀還是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都具有重要價值。其次,若想把漢語國際教育做好,就必須勇于創新,不能一味因襲傳統的做法,更不能簡單地將應用語言學的教法復制、移植到漢語國際教育中來。再次,應當側重于文化教育,以期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中國外文局《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3》顯示:多數國際民眾認可中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形象,61%的海外民眾樂于了解中國文化,約有三分之一的國際民眾表示對學習漢語有興趣;同時,越來越多的漢語學習者不僅渴望學習基本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而且渴望能夠深入了解中國文化。①但目前的漢語教學普遍存在重語言而輕文化的現象,而且漢語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許多語言障礙的形成都與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不足有關。因此,在語言知識教學的同時加入傳統文化成分,是勢在必行的教材建設工作。因此,我們認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的培養,重點不應放在語言學知識的教育上,因為語言只是載體,而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才是本專業的重點,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人才應當承擔起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瑰麗,各地高校應從實際出發,將具有區位特色與傳統優勢的文化教育,落實到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培養當中,進而走出各自的特色道路。
曲阜師范大學設學于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家鄉;孔子思想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其“和為貴”“人為本”的人道主義和諧觀,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對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和深遠的人文價值。因而,曲阜師范大學自招收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以來,堅持“傳統性與師范性”的特色,深入挖掘孔子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資源,以學生的從師素質養成為抓手,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方面進行了一些積極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漢語國際教育專業2011年獲批山東省“十二五”重點學科,這是該專業在山東省高校中唯一的重點學科;2012年3月初,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總部舉辦的“孔子學院杯”國際漢語教學資源編寫大賽評選揭曉,曲阜師范大學與北京大學等5所大學榮獲“優秀組織獎”,我校李敏紅老師榮獲“優秀指導教師獎”,卞晴晴、于婧超、曹曦三位研究生的四件作品分獲一二三等獎;張喜梅等同學在加拿大、泰國等國家任志愿者期間,將龍文化、春聯、書法、剪紙等中國文化符號與中華才藝運用于教學中,深受當地學生的喜愛;在我們近年指導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中,有些同學在教學實踐的基礎上選擇了《HSK四級教學“孔子故事”特色課程設計》《兒歌教學法在初級漢語國際教學中的運用》等,都將語言教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地域特色文化運用于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些成績說明我們的特色育人之路是正確而有效的。
于是,我們將本專業完成的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漢語國際教育:發揮傳統文化優勢,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結題成果整理出版,一方面是總結和完善育人經驗,努力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育人模型;另一方面也旨在為國內同行提供借鑒,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從而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做出更大貢獻。
《漢語國際教育:中華文化精神的源流、繼承與傳播》②一書由我和同事共同完成,它包括四編。這四部分實際上也是本專業為學生設立的四門專業特色課程,旨在為解決“培養什么人”“如何培養”“教什么”和“如何教”等問題提供個案參考。
第一編《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生傳統文化素質摭論》包括以下四個專題:
王國彪副教授的《“孔子文章四海宗”――朝鮮半島古代漢詩中的〈論語〉元素》認為:朝鮮半島古代漢詩蘊藏著諸多《論語》元素,主要包括對《論語》的不同稱謂、引用和評述。朝鮮詩人將《論語》中的名言警句、經典情境視為典故來引用,提升了詩歌的表達效果,也充分見證了《論語》的魅力。古代漢詩對《論語》的大量援引,既是《論語》在古代朝鮮半島廣泛傳播的重要證據和豐碩成果,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播方式和詩歌生產方式。對這種文化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民族文化意識。
曹春茹副教授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國際交流大文章――以韓國古代漢詩中的泰山文化研究與利用為例》認為:泰山風光雄奇壯美,泰山文化悠久燦爛,又與儒家文化聯系密切,因此,受到韓國古代詩人的青睞。在現存韓國古代漢語詩歌中,保存著大量有關泰山的文化資源,其中既有“泰山巖巖”“泰山云雨”“秦松漢柏”等關于泰山自然景觀的文化典故,也有孔子等文化名人與泰山、泰山封禪與刻石、泰山神靈與東岳廟等關于泰山人文景觀的記載和傳說。對韓國、朝鮮以及漢字文化圈中其他國家的游客和中華文化的愛好者來說,這些詩歌是泰山的最好代言,有利于拉近他們與泰山及泰山文化的距離。通過漢語國際教育、學術交流、與韓國合作開發旅游項目等途徑,有效利用韓國漢詩中的泰山文化資源,將對泰山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傳播和拓展發揮重要作用,還能為研究、開發和利用日本、東南亞國家漢詩中的泰山文化資源提供借鑒。此項研究也正是“一山一水一圣人”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內容之一。
劉富偉副教授的《“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論林語堂重編〈中國傳奇〉的策略》認為:《中國傳奇》是面向西方讀者的精神消費品,當林語堂進行選編和改寫時,慎重考慮到西方文化語境的接受問題,他與陳季同一樣在編選過程中“刪節那些無用的詳述部分和多余的次要部分,去掉那些本該存留的地方。因此,人們將要讀到的與其說是一個地道的譯本,還不如說是一個改編本”。林語堂更是把《中國傳奇》放在西方文化的平臺上進行觀照,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會采取順應西方語境想像的運作策略,選編并重寫《中國傳奇》。林語堂的策略對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教材編寫和教案設計具有較大的啟示價值。
王恩旭博士曾到俄羅斯任教一年,對漢語國際教師的跨文化溝通素質有自己的體認與看法,他的《做一個推動世界和諧發展的文化使者――論國際漢語教師的跨文化溝通素質》認為:溝通不暢是造成漢語教師難以適應海外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增強溝通能力,最大程度地減少溝通問題,是當前國際漢語教師在培養、培訓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而解決溝通問題的關鍵,在于幫助漢語教師端正溝通態度、增強異域文化修養和進行實踐歷練,這三個方面缺一不可。文章結合具體案例,對這三個方面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說明。
第二編《孔子?〈論語〉?儒墨哲學比較》共四講,前三講由王曰美教授承擔,第四講由王恩旭博士承擔。王曰美教授長期擔任校本課程《孔子與〈論語〉》的教學工作,曾于2012~2013年在韓國平澤大學擔任漢語教師一年。《孔子與〈論語〉》也是她在韓國講學時的部分內容,主要包括孔子生平、《論語》及其核心思想、孔子的主要弟子及成就等。關于孔子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棟,如何化繁為簡,既給人一個清晰的線索,又能深入淺出地介紹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這需要有大思維、大手筆。王曰美教授駕輕就熟,做起來得心應手,讓人受益匪淺。而王恩旭博士的《儒墨哲學比較》則將儒學與軸心期平民哲學家墨子的思想進行了比較,有利于人們了解儒墨的異同共殊。
第三編《齊魯文化與山東當代鄉土文學》四講由李鈞教授完成。李鈞教授是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兼任漢語國際教育系主任,是山東省“十二五”重點學科“漢語國際教育”學科帶頭人。本書也是李鈞主持的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漢語國際教育:發揮傳統文化優勢,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結題成果。第三編四講旨在使研究生從地域文化與中國文學的角度理解齊魯文化與山東精神,掌握山東“鄉土文學”傳統的流變線索;并通過對臧克家、郭澄清、莫言、閔凡利等幾位山東籍作家的解讀,使研究生了解當代山東作家群的創作狀況。此外,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山東文學最重要的代表,因而這個專題值得好好講。
第四編《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法舉例》四講,由秦海燕副教授主講。秦海燕老師是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教研室主任,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語用學、普通話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她曾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赴韓國平澤大學中文系教授漢語,并分別于2009、2010、2013參加漢辦舉行的教學法、跨文化交際課程培訓。秦老師先后主持省部級項目4項,公開出版專著1部,主編教材1部,發表核心論文若干。她對于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法既有理論探討又有實踐經驗,所以她的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法舉例具有較高的應用推廣價值。第四編第一講《功能教學法》,第二講《任務型教學法》,第三講《控制式語言教學法》,第四講《體演文化教學法》。之所以選擇這四種教學法,主要是因為“功能教學法”目前影響最大,“任務型教學法”爭議最大,“控制式語言教學法”最具操作性,而“體演文化教學法”對語言與文化關系處理最有創造性。而且到目前為止,《控制式語言教學法》和《體演文化教學法》都是漢辦培訓班介紹來的新型教學法,國內公開介紹和研究的很少,所以,第三四講更多一些原則性和綱領性的東西。
當然,我們的探索才剛剛開始,如果想構建一個較為系統且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廣價值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研究生培養模式,還需要國內同仁的共同努力和逐步完善。希望我們這本小書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我們要特別感謝北京語言大學原副校長崔永華教授,他長期擔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現擔任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漢語教材總編審,是漢語國際教育教學與研究的奠基人和推動者。他不嫌本書簡陋,撥冗賜序,鼓勵我們在“漢語國際教育特色育人道路”上走下去,給了我們繼續前行的莫大動力!
感謝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張健總編輯,他接納了這本書并將其納入出版計劃。感謝責任編輯王宇明,是他的認真負責與真誠溝通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
注釋:
①《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3》,《京華時報》,2014年2
月23日。
②李鈞、王曰美主編:《漢語國際教育:中華文化精神的源流、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