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定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政治經濟學定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財政理論 心理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現在研究心理學在交叉學科的應用的學者提出“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之上”的觀點。如果只從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分析，會發現這個說法確實有道理。除凱恩斯的理論外，我們也可以從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論證其財政理論與心理學的聯系。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對財政政策的定義為：政府運用國家預算和稅收等財政手段，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來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平衡的一種經濟政策 。主要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部分；財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稅收，財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預算撥款。

雖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是運用財政手段（國家預算，稅收，國債，財政補貼，財政投資等）調節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過收入分配發揮作用，所以，接下來要從收入分配方面來分析。

政治經濟學在考慮收入分配方面主要關注效率與公平的抉擇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這一矛盾的闡述是：發展社會生產，就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引入競爭機制，合理拉開收入差距。聯系我國國情即為：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對侵吞公有財產和用偷稅逃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要堅決依法懲處。要整頓不合理收入，對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獲得個人額外收入的必須糾正。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等新稅種，調節過高收入。要規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同時，要通過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論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心理學上的解釋。1.激勵效應，允許或鼓勵一些人先富起來會通過激勵效應讓并不富裕的人產生強烈的愿望及動力，有利于帶動微觀經濟主體發展，從而使宏觀經濟有所增長。這種激勵效應在很多企業都有應用，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這種激勵效應在生活中也很常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每個普通的中學生都經歷過體育跑步考試，在考試的時候，教師往往會找個跑的相對較快的同學在前面領跑，以激勵后面的學生。2.公平效應，控制在心理學上可以認為是對激勵應用的控制或規范。我想從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時候教師會找個跑得相對較快的同學帶跑，但是好的教師還會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們和我們前面一個同學的差距在一定范圍內。這樣，我們會產生可以追上的認知，才會達到激勵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過大，我們會更加沒有力氣甚至放棄。這體現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結合中國國情所指定的具體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

財政政策在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中的定義為：對稅收和公共支出進行規劃，以幫助抑制商業周期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高就業率，避免過高的或劇烈的通貨膨脹。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政府應該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他們主張政府的公共投資必須根據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較長時期的規劃，并推行赤字運算；他們同意庇古關于稅收的觀點，將稅收原則歸納為利益原則和犧牲原則，他們認為，稅收的宏觀調節作用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自動穩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識的調節稅率，實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中跟我們生活聯系最緊密的稅收問題，也涉及到與心理學的聯系。利益原則，即人們認為應當根據他們從政府活動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來納稅。犧牲原則，即腹水的安排應是社會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這兩條原則都注意到稅收給人們帶來的效用減少所造成的心理影響，并有助于盡量減輕這種影響。犧牲原則注重我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則注重我們對所付出的代價 （稅收）得到回報的程度。只有我們的付出得到了相應的回報，且我們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們愿意接受范圍內的相對不公平下的公平），我們才更愿意將我們所得的一部分交給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進而影響經濟的發展。

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凱恩斯古典學派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在各方面都有所異同，尤其表現在微觀經濟主體――對個人收入分配（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影響和宏觀經濟――對社會總供需平衡的影響。具體的異同可以從財政政策大體劃分的稅收、支出和預算三個方面分析，除此之外，這三種理論在財政方面區別聯系細究起來甚至可從這三種學派最初對市場及參與者的假設開始分析。

總的來說，由于經濟和我們生活的密切相關性，經濟影響著我們生活的進行，我們從中得到的效用對生活至關重要，也對我們的心理狀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經濟政策，只要影響我們的得到效用，就會引起心理的反應，從而得到心理學上的解釋。

參考文獻：

[1]段海英，鄧菊秋.《財政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2]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第十八版

[3]李楊.《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經濟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5]宋濤.《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八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2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剝削；經濟剝削；超經濟剝削；狹義剝削；廣義剝削

中圖分類號：F01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6－0009－06

一、引言

剝削是理論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范疇。無論是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在解析它。當然，在歷史與現實的社會經濟活動中，蕓蕓眾生也依據自身的體驗與感悟，用最素樸、最貼近生活的語言，直觀地闡釋評論著剝削(這種表述、評論以及相應的反抗行為每天都在上演著)。這一切都值得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為之深思。這里，首先需要辨析的一個問題是：應當如何科學地界定剝削?

二、對現有剝削定義的評析

(一)對正統政治經濟學剝削定義的評析

我們知道，馬克思窮40年心血撰寫的鴻篇巨制《資本論》就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及滅亡規律的，《資本論》的核心理論就是建筑在勞動價值理論基石之上的剩余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就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剝削的理論。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對剝削作出明確定義。他們比較接近剝削定義的重要論述的有：

馬克思說：“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魯里亞的神權政治首領，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

馬克思還說：“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

恩格斯說：“剩余勞動和這種剩余勞動的產品的被別人占有，即超出工人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時間以外的勞動和對勞動的剝削，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形態的共同點。”

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及政治經濟學辭典給出的明確的剝削定義，都是后人根據創始人的剝削觀概括出來的，各種版本的表述大同小異，其比較規范的表述是：剝削“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壟斷，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剩余勞動，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

仔細審視正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及政治經濟學辭典關于剝削的定義，可以發現其中有三點不足：

1.這一定義只是概括了經濟剝削，而沒有反映超經濟剝削。比如，依仗軍事武力、行政權力、體制、政策等非經濟因素，對社會個體或集團等的經濟利益進行無償占有。

2.即使將分析問題的范圍嚴格限定在純經濟剝削領域內，定義將剝削限定為“憑借生產資料的壟斷權而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甚至必要勞動”也是十分狹隘不全面的。因為，歷史與現實的純經濟剝削方式絕不僅有一種，而是多種多樣的。具體來說，既有上述的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對他人勞動的剝削(這是一種歷史最久遠、最普遍的剝削形式)，也有不同于此類形式的剝削。比如，生產資料所有者對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剝削表現為廠家對廠家的剝削，如拖欠貨款、拒付欠款等；消費者對業主的剝削表現為欠費不交、損壞設施不賠償等；勞動特別是高級勞動、復雜勞動對資本的剝削，如職業經理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并因此侵占資本所有者利益的行為；再有，國家對國家的剝削，如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剝削等；當然，還有憑借流通資料所有權、壟斷權對他人或社會集團剩余勞動，甚至必要勞動及其產品的剝削。如商業領域廣泛存在的對非商業領域的剝削以及商業領域內部的剝削等。此外，還有憑借金融資本所有權、壟斷權對他人或社會集團剩余勞動，甚至必要勞動及其產品的剝削。如金融領域廣泛存在的對非金融領域的剝削以及金融領域內部的剝削等。

由上可知，正統政治經濟學關于剝削的定義只能視為特定狹隘的剝削定義，它缺乏對這一范疇的抽象力和全面概括性。

3.這一定義明顯與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所提出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相悖。黨的十五大提出：個人收入分配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黨的十六大提出：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黨的十七大又強調指出：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并提出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毋庸置疑，生產資料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按照公平原則，這一生產要素在經濟活動中作出了貢獻，就應當獲取相應的報酬。這一相應報酬雖然不是勞動所得，但絕不能認定100％都是剝削所得。這是正統政治經濟學存在的明顯不足。

當然，正統政治經濟學上述定義之所以認定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壟斷權獲取的收益都是剝削收入，主要理由是：生產資料固然是生產要素，但不與勞動相結合的生產資料不過是死物一堆、毫無價值。

對此，可以這樣反詰：“不與勞動相結合的生產資料不過是死物一堆、毫無價值”，但純粹的不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空洞勞動”，難道就能創造財富和價值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實際上，財富和價值是由諸多要素的合力作用形成的。既然如此，將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得的收入定義為“剝削所得”，豈不是顯得非常缺乏說服力嗎?可見，合理的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得的收入，就是按要素貢獻所獲得的收入。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不妨先退一步，姑且認定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取的收入100％都是“剝削所得”。那么，按照這一邏輯推理，這些生產資料所有者要是不剝削，他們又應當如何呢?顯然，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將自己的機器、設備、原材料、廠房等統統拿出來讓勞動者白白使用，而不能向其索要1分錢(索要1分錢就是剝削)。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純粹的勞動者白白使用別人的生產資料而不付1分錢的代價，這豈不是“無償占有”嗎?無償占有不就是剝削嗎?!

分析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所獲取的收益固然不能稱為勞動收入，但絕不能將其完全視為剝削所得。

對于上述正統政治經濟學剝削定義的缺失，還可以采取歸謬論證的方法分析。按照以上單純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取的收入都是剝削收入的觀點推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劃出大片國土興辦特區對外招商，由此收取的土地使用費就是剝削收入了?進而，我們

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剝削他國國民的剝削國家了?再有，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將大批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轉給民營企業或私人經營并收取承包、租賃費，那也是對這些承包、租賃者的剝削了?還有，我國絕大多數的城鄉居民在銀行都有存款，以及還有數量極為可觀的投資人在股票市場投資，他們因此而獲取的利息及紅利收入(財產性收入)也是剝削收入了?也就是說，我國幾乎全體國民都是剝削者了?……顯然，正統政治經濟學的剝削定義是經不起實踐的嚴格檢驗的。

但是，我們又必須正視，自從人類私有制產生以來，絕大部分的剝削現象，又確是建立在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占有以及壟斷基礎之上的。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因此，我們需要在前人理論貢獻的基礎上，對剝削范疇作出客觀、全面、科學的概括。

(二)對《辭海》關于剝削定義的評析

僻海》對剝削的定義有二：“一是壓榨、侵奪；二是憑借私有財產無償地攫取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

這一定義可稱道之處在于，揭示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勢能差”特征：剝削者總是強勢者，而被剝削者總是處于弱勢地位。因為，“剝削”表現為“壓榨、侵奪”，而“壓榨、侵奪者”總處于強勢地位。這一揭示與人類的剝削史完全吻合。

然而，這一定義存在兩點缺憾：

1.定義過于寬泛。須知，剝削乃經濟學范疇，而“壓榨、侵奪”除了可以表示經濟行為外，還可以表示非經濟行為。比如，政治壓榨、軍事侵奪以及對社會成員的政治、宗教、文化等權利的侵奪等。這就是說，上述定義沒有明確的特指性。

2.上述定義又將剝削表述為“憑借私有財產無償地攫取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顯然，這一表述比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剝削“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壟斷，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剩余勞動，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更為偏頗。因為，按照《辭海》的表述推論，不僅筆者以上指出的傳統政治經濟學所忽略的剝削不能認定為剝削，而且公有制經濟內也斷然沒有剝削，進而憑借公有財產支配權為個人撈取不當得益的行為就不叫剝削，混吃“大鍋飯”、少勞不勞者對多勞者的財富占有也就不叫剝削，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

(三)對“通過搶奪、盜竊、欺騙和貪污來侵犯公、私利益而獲得價值的行為是剝削”定義的評析。

這一定義也存在兩點漏洞：

1.它只表述了超經濟剝削的部分外延現象，而沒有明確界定它的內涵。同時，它完全沒有涉及經濟剝削的內涵和外延。

2.將剝削所得僅僅界定為“獲得價值”也是明顯片面的，因為它排除了對活勞動、物化勞動、自然物的剝削占有，從而排除了非商品經濟社會的剝削和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諸多剝削。

總之，如上定義是一個粗陋的、完全經不起推敲的剝削定義。

(四)對“非法收入就是剝削”觀點的評析

學者石康認為：“區分是否屬于剝削的標準不應是收入所得的主體是什么人、是否擁有資產、是否雇用了工人，而應是通過什么手段取得收入，應通過對收入主體獲得收入的行為進行分析來判斷是否屬于剝削。而對行為合理性的判斷只能依據法律。獲得收入的行為是合法行為，就不是剝削，非法收入就是剝削。”

筆者認為，以上立論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為，在階級社會中，“法”作為上層建筑，具有再明顯不過的階級性。換言之，“法”都是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利益服務的。比如，奴隸社會“法”的本質就是維護奴隸主剝削壓迫奴隸的種種利益。在這一原則取向下，剝削本身就是合法的，我們怎能將其因“合法”而界定為“不是剝削”呢?同理，封建社會“法”的本質就是維護封建主剝削壓迫農民的利益。在這一原則取向下，剝削本身得到立法的保護，我們怎能將其因“合法”而界定為“不是剝削”呢?如此等等。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剝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剝削收入呢?誠然，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因而其立法與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立法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我們也不能基于此就認同如上的觀點。理由如下：

1.社會主義有不同的模式，即便是同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也有其不同的發展時期。我們不能籠統地說所有不同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不同發展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立法”都能夠科學正確地闡釋剝削，并作出相應的法律規定，進而通過執法正確地裁定和處置剝削問題。比如，就我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合作化化時期、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我們對剝削的認識和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很大區別。在這種情況下，怎能籠統地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剝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剝削收入”呢?須知，不同模式、不同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立法是會“打架”的1

2.從實證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有許多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不惜以地方法規為依據，允許以象征性的超低地價甚至“零地價”向外商轉讓土地使用權。試問，外商由此“合法”獲取的土地收益應不應當界定為剝削所得?再比如，在我國周邊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認定“開賭場”是“合法”的。試問，賭場的“合法”收益是不是剝削所得?!

總之，認定“合法收入不是剝削、非法收入才是剝削”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

(五)對“壟斷即剝削”觀點的評析

英國經濟學家喬安?羅賓遜提出的剝削概念是基于壟斷理論的剝削概念。與馬克思所揭示的剝削只發生在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通行的是等價交換原則，勞資雙方“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觀點根本不同。她認為，剝削恰恰發生在“自由和平等”的勞動市場上，即在勞動市場買方壟斷的情況下，資本家完全可以借助不完全競爭的優勢，壓低勞動報酬，使之低于勞動對生產的貢獻――勞動邊際產量。羅賓遜夫人說： “如果一群工人的工資水平小于他們生產的邊際物質產品按出售價格所估計的價值，我們就說，他們遭受了剝削。”

羅賓遜夫人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壟斷即剝削”。依照她的觀點，在商品經濟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除了完全競爭狀態外，其余各種市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剝削現象。筆者認為，羅賓遜夫人的剝削觀是不完善的。理南是：

1.羅賓遜夫人將剝削僅僅界定在商品經濟社會，僅僅表現為“價值剝削”，這是非常偏頗的。按照羅賓遜夫人的定義推理，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純粹計劃經濟社會豈不是不存在“剝削”現象了?這顯然是難以成立的。

2.對于壟斷高額利潤絕不可一概視為剝削所得。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中，憑借壟斷的強勢地位，壟斷者可以獲得超出平均利潤以上的高額利潤，甚至獲得驚人利潤，而與他們高額和驚人收益相對應的“勞動”支出卻不是“超額”的，“管理”也不是出類拔萃“優化”的。對于這類壟斷利潤，我們將其

歸為剝削所得無可厚非。事實上，許多國家出臺飯壟斷法》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剝奪這些剝奪者的剝削收入。然而，對于技術專利發明者憑借獨一無二的專利所獲得的壟斷利潤，我們就不宜將其歸為剝削收入。因為，與這種壟斷利潤相對應的是技術專利發明者創造性的復雜勞動支出，以及誰也無法估算的風險成本和時間成本等。而技術專利發明帶給人類的則是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人類經濟生活不斷升級的質變。比照這種“投入一產出”，技術專利發明者理應獲得高額回報、得到高額利潤，我們怎能不分青紅皂白將其斥為剝削收入呢?!更何況，任何國家的《專利法》都規定有專利的保護期，過了保護期，專利技術就成了公知公用技術，專利發明人也就沒有了基于壟斷技術因素的超額利潤。這就是說，專利發明人的成本支出是有限度的，由此獲取的產出回報也是有限度而不是無限度的。

(六)對“無償占有就是剝削”觀點的評析

上述五種關于剝削的定義各有缺陷，要么是從剝削產生的原因方面解讀剝削(剝削源于生產資料的占有，源于私有財產，源于壟斷)，要么是從剝削的具體形態方面解讀剝削(剝削通過“壓榨、侵奪”的方式進行，通過“搶奪、盜竊、欺騙和貪污”的方式進行，通過不合法行為進行)。而歷史和現實中，剝削的產生原因和形式多種多樣且在不斷變化，當如上的剝削定義不能徹底包羅剝削的所有原因和形式時，其定義以偏概全的弊端便出現了。這種現象提示我們，必須另辟蹊徑，從新的視角闡釋剝削定義。

那么，是否可以從剝削的本質屬性出發，將剝削一般定義為“無償占有”呢?即剝削就是無償占有。

筆者認為，這樣的定義有一定的進步。因為，將所有剝削的外延都悉數囊括在內，從而消除了以E五種定義外延不周的弊端，但也由此產生了新的缺陷，即外延失之過寬。試想，在現實中，那些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如遭災的災民、沒有勞動能力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幼病殘者等，他們得到政府、民間團體以及慈善人士的愛心捐助，這是毋庸置疑的“無償占有”。對此，我們怎能將他們界定為剝削者呢?! 須知，剝削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以強凌弱”，另一個特征是“無道德”。這兩者在以上的社會弱勢群體中都不存在。因為，他們是“弱者”；因為，他們的“無償占有”完全不取決于他們自己，而取決于“他人”的意志，取決于“他人”的仁慈心。而且，即便某些社會弱者在遭難時主動向“他人”索要，也不能將其行為界定為“無道德”。比如，海洋上的遇難者向其他船只發出“SOS”求救信號的行為就不能界定為“無道德”。因為，生存權是人的最基本權利，維護人們的底線權利且在救助者“樂意”的前提下得到他人的施舍，其行為性質不能歸為“無道德”。如果某些人非要將其行為斥為“無道德”，那么，試問：面對別人的苦難無動于衷、冷面相對，甚至見死不救的人就有“道德”嗎?!

由此可得出結論：“剝削就是無償占有”也不是準確到位的剝削定義。當然，這個定義有漏洞，并不是我們選錯了分析問題的視角。從本質屬性上闡釋剝削并沒有錯，錯就錯在沒有準確把握剝削的本質屬性。

三、狹義剝削定義和廣義剝削定義

為了科學地定義剝削，需要將剝削劃分為狹義剝削和廣義剝削兩大類。其中，經濟剝削、超經濟剝削(或稱超經濟強制)構成狹義剝削的兩個子概念；而經濟剝削+超經濟剝削構成廣義剝削范疇。

下面先來探討狹義剝削。本文認為，狹義剝削中的子概念經濟剝削應當這樣定義：經濟剝削就是社會上的強勢者出自無道德的損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經濟條件或經濟手段對弱勢者經濟利益的無償占有。

這個定義有以下四個特征：

1.指出經濟剝削是對被剝削者“經濟利益”的“無償占有”，因而可以涵蓋對“勞動”、“勞動產品”以及“自然物”、“價值”等一切經濟財富形式的“無償占有”，由此可以適用于一切社會，從而避免傳統政治經濟學將“無償占有”的對象僅僅歸為“剩余勞動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以及第三種定義和羅賓遜夫人僅將剝削界定為“價值剝削”的偏頗。

2.這個定義指出剝削表現為“以強凌弱”，而且是出自“無道德的損人利己的目的”。這就將社會弱勢群體出自維持生存的底線目的而“無償占有”的行為排除在剝削之外。

3.這個定義指出了剝削途徑是“依仗利用經濟條件或經濟手段”，這就將依仗利用政治權利、軍事武力以及通過盜竊、敲詐勒索和貪污等觸犯刑法行徑的“無償占有”排除在經濟剝削之外。

4.這個定義還指出了剝削者的“身份”是“強勢者”，而強勢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集團”或“國家”等。這就避免了傳統政治經濟學僅將“剝削者”歸為“一部分人或集團”，從而否定“國家剝削”等的偏頗現象。

下面再分析狹義剝削的另一子概念――超經濟剝削。正統政治經濟學的超經濟剝削概念是與超經濟強制相聯系的概念。如許滌新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辭典》(上)認為，超經濟強制“指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階級施于農民的一種以人身依附關系為特征的經濟之外的強制形式。它是封建地主階級借以維持和加強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的經濟外的條件。”

由此看來，超經濟強制是產生超經濟剝削的條件或原因。本文認為，超經濟剝削不必局限于封建社會的人身關系，它的局域應當擴大。本文將超經濟剝削作如下定義：超經濟剝削是指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團及其他社會組織出自無道德的損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非經濟條件或手段，借助政治權利、軍事武力、宗教或家族勢力，以及通過搶劫、盜竊、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等手段，對他方經濟利益的無償占有。

這個定義有如下兩個特征：

1.強調對他方經濟利益的“無償占有”是“依仗利用非經濟條件或手段”進行的。這一點是區別超經濟剝削和經濟剝削的“分水嶺”。

2.強調超經濟剝削者也是出于“無道德的損人利己的目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不強調這一點，那么，所有制度下的國家財政收支活動就都成為超經濟剝削行為了。

在上述定義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研討，即應當如何界定“通過搶劫、盜竊、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等手段對他方經濟利益的無償占有”行為的性質?這些行為是屬于超經濟剝削還是經濟剝削?

本文認為，“搶劫”依仗的是“暴力”，其性質當然屬于超經濟剝削。“盜竊”雖與“搶劫”不同，在其行為過程中不存在“暴力”行為(如若存在，性質就演化為“搶劫”了)，但性質也絕不是依仗利用“經濟條件或手段”(如利用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優勢等)，而是竊賊依仗利用自身的觀察力、敏捷性和“技巧”得逞的。從這點來說，將“盜竊”歸為超經濟剝削較為妥當。再來看“敲詐勒索”。在“敲詐勒索”中，含有依靠“暴力威脅”或“精神威脅”(如以泄露對方隱私相威脅，向對方勒索錢財等)的成分，因而屬于超經濟剝削。而在“敲詐勒索”中，如果是單純的“詐騙”，其性質也宜界定為超經濟剝削。因為，“詐騙”

依仗的是編織謊言、制造假相來蒙騙占有被騙者財富的，而“編織謊言、制造假相”絕不能稱之為規范意義上的“經濟條件或手段”。而且，在歷史與現實中，經濟剝削可以法律認可的方式出現，但“詐騙”在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的國家都是“非法”行為。同時，經濟剝削可以在多種社會制度的框架下長期進行下去，而“詐騙”通常只是“一錘子買賣”。以上分析說明，“詐騙”與經濟剝削有著明顯差異，因而將“詐騙”歸為超經濟剝削是妥當的。最后，再分析“貪污、受賄”。雖然“貪污、受賄”在表象上也以一定的“經濟條件和手段”為前提，如貪污、受賄者掌管有生產經營權或資源的分配調度權以及投資決策權等，但這絕對是異化的、見不得光的對“經濟條件和手段”的“運用”。再者，“經濟剝削”可以法律認可的方式出現，而“貪污、受賄”在任何制度下的國家里都是非法的。總之，搶劫、盜竊、敲詐勒索、貪污、受賄與規范意義上的“經濟剝削”有著明顯差異。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也是將它們與約定俗成的剝削概念相區分的。特別是，在各國的法律上，均有對“搶劫、盜竊、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的定義及懲治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將以上五種現象界定為超經濟剝削為好。

下面，再對廣義剝削的概念進行研討。如上所述，廣義剝削=經濟剝削+超經濟剝削。在這個基本框架下，學者許成安對廣義剝削的概念作了更為具體的定義。他撰文指出：“廣義的剝削概念是指經濟領域中一切以損人利己為目的的侵占他人利益的行為。具體來說，就是指一部分人或集團運用經濟上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行政上的特殊權利，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強制的或非強制的、公開的或隱蔽的等方式來侵占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利益的行為。”

本文認為，許成安同志的定義有可取之處，但也有如下兩點弊端：

1.將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僅僅界定為“一部分人或集團”，而排除了國家以及國家組織等也可能成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也就是說，其定義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外延不周的缺憾。

2.將剝削的原因僅僅歸結為“運用經濟上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行政上的特殊權利”，也存在外延不周的缺憾。

有鑒于此，本文將廣義剝削的定義作如下表述：廣義剝削是指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團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出自無道德的損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經濟的或者非經濟的條件、手段，對其他一部分人或集團及社會組織經濟利益的無償占有。廣義剝削是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集合。

四、簡要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對學界關于剝削的種種定義進行對比分析，指出其特點和不足。然后，從剝削的本質入手，依照外延的不同，對剝削作了狹義分類并提煉出作為狹義剝削集合的廣義剝削的定義。

第3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第4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范式；范式轉換；經濟哲學；經濟思想

“范式”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最早提出來的，是庫恩歷史主義科學哲學的一個關鍵、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論在影響自然科學史研究的同時，也在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引起了積極的回應。文章將利用庫恩的“范式轉換”理論將西方經濟思想的轉換，從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簡要的分析。

一、庫恩“范式”理論概述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著作中，庫恩定義“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學共同體從事某一類科學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公認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觀、基本理論、范例、方法、手段、標準等等與科學研究有關的所有東西。”這一定義得到其他學者們的認同，并且在歸納了庫恩在不同場合關于“范式”的多元解釋的基礎上，重新將“范式”定義進行了整合，給出了更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定了他們的共同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從而成為該科學的一種共同的傳統，并為該學科的發展規定了共同的方向。

庫恩認為：在前科學時期，一門科學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觀點、方法沒有達成一致，各種學說爭論不休。經過一個長時期的激烈論爭，在該科學領域逐漸有一種學說得到公認，這時便形成了該學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標志著該學科已形成了系統的學說體系，標志著該學科進入了常規、穩定、持續的發展時期。在學科的發展時期，學者們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一般不存在懷疑和爭論，而只是爭論和修正自己對范式的理解。在學科發展的后期，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實踐的發展、研究對象和問題的變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邏輯空間越來越小，可供研究者調整自己觀點的余地變得越來越狹窄，原有范式已很難解釋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人們開始對原有范式喪失信心，這時便出現了范式危機。在經濟學領域，隨著常規經濟學過程的持續和經濟生活的不斷變化，經濟生活中的新問題、新情況層出不窮，而在原有范式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中又很難獲得合理解釋，使原有范式理論的解釋力下降，從而出現了經濟學的范式危機。

范式危機的出現蘊涵著科學革命的到來。在危機到來之時，人們在懷疑原有范式的同時，也在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和方法，尋求建立新的科學邏輯系統。也就是說科學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有一個動態的模式：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和危機科學革命新的常規科學。庫恩認為：整個科學發展史就是遵循這樣一個動態模式的周期運動規律而不斷向前推進的，科學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必然有其自身產生、積累、發展、消亡的過程，即科學革命。簡言之，科學革命的實質是“范式轉換”，即新范式代替舊范式的過程。庫恩的范式理論，尤其是“范式轉換”理論，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歷史狀態和內在發展規律，對人們理清所從事領域的發展路徑以及把握其領域的未來走向都有啟發作用。

二、從范式轉換看西方經濟學發展史

西方經濟思想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然而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卻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從這個角度考察，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年輕學科是有根據的。在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曾經發生過五次經濟理論革命，分別由亞當斯密（1776年）、大衛李嘉圖（1817年）、約翰穆勒（1848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1890年）和凱恩斯（1936年）發起。這些不同歷史時期主導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無一不體現了庫恩的范式轉換思想，從而將西方經濟學發展史分為了三個經濟學范式：前古典經濟學范式、古典經濟學范式、現代經濟學范式。

（一）前古典經濟學范式

前古典經濟學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古希臘是西方經濟思想的源頭，在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探討商品、貨幣、貿易和生息資本等問題。而古羅馬則將希臘人的經濟思想發展成為一些制度，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對于財富或有價值的東西有一些直覺的觀點和經驗的論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經濟學含義的價值形成問題。形成于這個時期末的重商主義學派把貨幣看作是唯一的財富，但這種定性的規范是以黃金和白銀的自然屬性為根據的。他們認為經濟體系中只有農業生產才會創造和產生財富，而其他部門都不會創造或形成價值，因此重農學派主張土地是財富的真正源泉。此種經濟范式在歐洲歷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統治時代非常興盛。這個時代經濟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對逐漸出現的商品貨幣關系加以規范。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

1、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亞當斯密不認同重農學派的價值觀。他認為重農學派的觀點太過狹窄，不應該將當時已日益重要的工業生產排除在價值形成過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農學派的觀點，用比農業生產寬闊得多的邏輯外延來界定“勞動”概念并分析經濟體系的價值形成。亞當斯密認為，凡人類勞動都會創造財富，從而都會形成價值，所以財富的產生不單單局限于農業生產，而且也不局限于工業生產，甚至不局限于經濟體系的生產過程。他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和理論體系，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并提出了“經濟人”假設，把人的本性視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時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創建了經濟學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以后，經濟學圍繞斯密自由主義范式繼續發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經濟學不斷成熟，大衛李嘉圖把經濟學抽象為一種工具，既發展了亞當斯密的體系，同時也走向了只注重邏輯推理的極端。另一方面，亞當斯密體系中的庸俗成分也獲得了發展，并逐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獨立出來。與此同時，亞當斯密范式不斷面臨來自現實的詰難。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歷史學派都先后對斯密的自由主義提出了質疑。大衛李嘉圖最早采用了理性邏輯演繹法，就經濟學方法論而言，邏輯演繹就是利用一個抽象的理論結構，揭示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他吸收了亞當斯密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合理成份，拋棄了亞當斯密把消耗的勞動與購買的勞動混為一談的二元勞動價值論。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于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他創造性地解決了商品的價值構成問題，從而破除了“斯密教條”，此外他還堅持勞動價值論，并以之為基礎，探討資本主義分配關系，又通過分配關系的研究深化了勞動價值理論，使之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最成熟的勞動價值理論。

（三）新古典經濟學范式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也稱為現代經濟學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約翰穆勒、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和凱恩斯。

約翰穆勒代表的經濟學范式。從1820年到1830年間，英國的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擁護和反對大衛李嘉圖理論的斗爭，爭論的焦點是他的價值論是否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特別是能否以它為基礎解釋資本利潤的存在及其合法性。爭論的結果導致了勞動價值論的破產及其學派的解體。大衛李嘉圖學派解體后，西歐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呈現出若干新動向。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提倡的經濟自由主義雖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論的基礎即勞動價值論已經遭到置疑，從中得出的勞動和資本相對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資產階級統治的結論，已經遭到批判和拋棄。形勢的發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對策，西尼爾、巴師夏和約翰穆勒經濟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并逐漸轉向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約翰穆勒堅持，經濟理論要成為科學，不但要有對經濟世界中基本范疇的抽象，更要確定各范疇間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產生混亂。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對亞當斯密提出的但卻缺乏系統論證的觀點，提供了更細致的分析，并用生產、交換、分配等范疇對經濟活動進行劃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經濟學體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備，論理更加充分。

（四）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經濟學范式

繼約翰穆勒后，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以完全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對邊際革命以后的經濟理論進行了一個最為全面的總結和綜合，開創了當代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河。他強調經濟學或經濟思想的發展是連續的。在此基礎上，馬歇爾綜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調和了古典經濟學和邊際主義，把經濟學理論重新整合到“看不見的手”的旗幟下，完成了經濟學向新古典主義的過渡，形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理論體系――新古典經濟學。他將“政治經濟學”改為“經濟學”，并在實際上從經濟學中取消了價值論。此后，西方古典經濟學就沿著馬歇爾所指出的方向不斷發展。直到美國制度學派開創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凱恩斯經濟學范式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危機，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以“市場能夠自動調節平衡”為理論支柱的傳統經濟學面對如此嚴重的“反常”一籌莫展，由于“反常”反復出現而又未能被消化，終于使舊范式窮于應付而陷入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凱恩斯進行了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經濟理論范式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以及流動性偏好的存在，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這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是不會出現的，因為按照曾經的范式，供給總是能創造需求。第二，工資剛性。由于存在工資剛性，價格的變動是很遲鈍的，不能適應需求不足的變化。而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工資和價格的變動都是迅速及時的。第三，市場無法自動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剛性，市場就無法自動達到供需平衡，即無法自動出清，所以會出現大蕭條。因此，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市場。

從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經濟理論是從“總量”上來研究資源利用問題的，著重考察總體經濟的運行和調節，注重總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它有效地解釋了大蕭條，從而取代了舊的經濟范式。

三、經濟學中新經濟范式替代舊范式的條件

范式危機的出現預示著經濟學的范式轉換革命即將到來。考察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在理論林立、觀點紛爭的經濟學范式轉換時期，能夠脫穎而出最終上升為新范式的理論觀點大都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新的經濟范式取代舊的經濟范式必須能夠為經濟學新的常規發展帶來更廣闊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并更加優越，使經濟學的發展能夠進入一個新的常規發展時期。

第二，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對現實經濟活動具有指導意義，只有能夠有力地解釋經濟現實，并據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經濟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義。

第三，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更好地對經濟實踐進行總結，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對現實經濟活動發揮積極的指導作用。

第四，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同經濟學知識系統之外的其他知識形態和思想形態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別要與一定歷史時期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觀點及其方法論相適應，這是因為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是發生在經濟學思想的開放性邏輯層次上的。

從經濟學發展演變歷程看，經濟學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隨著經濟學范式的革命性進展，通過對經濟命題的完整闡述和科學推理，證明經濟學發展的客觀邏輯性，使之符合邏輯發展進程。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必將面臨更大挑戰，唯有通過加強以范式為主要研究內容的經濟哲學的研究，才能應對經濟發展的挑戰，促進經濟哲學的成熟。

參考文獻：

1、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張九海.意識形態的內在結構探析[J].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05(2).

第5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生產力；概念；內涵；嬗變；擴展

[作者簡介]朱沁夫，湖南理工學院旅游系副教授，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理事，湖南岳陽414006

[中圖分類號]FO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8―0044―03

從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到當今出版的幾乎各種《政治經濟學》，給生產力的定義基本上是：“生產力是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盡管有各種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內容是相同的。應該說，這種說法是歷史和現實的歸納和反映，似乎無可厚非。但是，現實正在發生著與原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不同的變化，經濟學應當敏銳地洞察這種變化；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作為規范經濟學，也應當對人們“應該是什么”進行正確的回答，生產力的概念自身應當包含“價值判斷”。

一、現存生產力概念內涵的歷史性、現實性與局限性

《政治經濟學》的各種教科書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生產力不同的定義，如較早的王學文先生的定義為：“勞動生產力可以說是人們在特定的生產系統下在一定的勞動組織中由勞動所發動掌握以勞動手段為媒介，對自然發生作用，由勞動的自然條件，勞動的社會條件，勞動的技術條件等等方面所發揮出來力量之總和。”《政治經濟學辭典(上)》的表述則為：生產力“表明某一社會的人們控制與征服自然的能力”。吳樹青、衛興華、洪文達的表述為：“生產力是人們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它表示人們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關系。”較近期的如錢伯海的表述為：“生產力，即社會生產力，是由生產三要素構成的，它體現著人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又如程恩富先生的表述：“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就是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適合人們需要的過程。人們運用生產資料，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叫做生產力。”早期的表述既符合當時的現實，又充滿著對于生產力水平提高的渴望；而當今的表述則在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強大支撐下，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充滿著人類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過程中的沖天豪氣。

現存各種定義無論是從那個角度進行的論述，無論是簡捷還是全面，都包含著如下含義：生產力是物質產品的能力，表示人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生產物質產品以滿足人們對物質產品的需要，所使用的對象是自然界提供的資源及其環境，所采用的手段是代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生產工具和人們的經驗。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生產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這種提高的后果是在給一部分人帶來豐富的物質享受的同時，給全人類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人們制造出來的核彈頭足以將人類所居住的地球毀滅；即便是和平利用，諸如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也給當地居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這樣的生產力怎樣使人們獲得享受呢?人們往往把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物質產品不豐富歸因于生產力不發達，即人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強，但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生產力發達的代價已經呈現在了人們面前：環境災難、資源匱乏、社會問題日益增加。生產技術的發展方向受著生產力概念內涵的強烈影響。這些引發了人們的思考：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意義何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意義何在?經濟發展的意義究竟何在?

在這樣的問題考問下，生產力概念所包含的意義就不僅僅只具有實證的意義，而應當包含規范的內涵。也就是說，生產力的現存定義的經濟浪漫主義色彩值得我們重新審視!

人類社會的生產發展到今天，現存生產力概念的歷史局限性已經表露無遺了：把生產力定義為人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表現出對待自然的不友好的粗暴態度，把自然當作人類役使的對象，把自然看著人類的對立物，“萬物皆備于我”。而事實上，人們在獲得更多物質利益的同時忍受了更多的痛苦；人們在征服自然過程中取得局部勝利后所得到的懲罰和報復往往是全球性的災難。以局部的征服自然換來自然對于人類的全面報復，從全局來看是不經濟的行為；這種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不再適應于現時代的要求了，需要從人類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的角度對生產力進行重新定義。

二、狹義生產力內涵的嬗變

現存的生產力的各種定義所包含的都是指物質產品的生產能力，我們不妨將現存的生產力稱為狹義生產力。在狹義生產力的含義中，人們的勞動對象是自然界及其產出物。如前所述，現存狹義生產力的水平、規模和速度是人們從自然獲得各種物質資料的水平、規模和速度，對于資源的有限性、環境容量的有限性沒有足夠的認識。石油價格的迅速上漲并沒有讓人們真正意識到石油的急速耗竭，因為人們并沒有采用有效的方式來節制石油的開采，而只是更進一步加強了對于石油資源的爭奪，這種激烈爭奪的結果是加速石油的耗竭；這種激烈爭奪推動著石油開采、運輸等技術的不斷進步，表現為現在意義上的狹義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又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過的：“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

按照如此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道路走下去，人們將面臨或已經面臨日益嚴重的問題是：人口膨脹、環境惡化、資源耗竭，酸雨、臭氧層耗損、厄爾尼諾現象、土地荒漠化、水體污染、空氣污染、沙塵暴和水土流失等等，人們將遭受難以預期的災難。改變生產發展的道路是人類的唯一出路，人們應當在保護環境、尊重自然、節約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談論生產力的提高。

社會生產應當遵循自然規律。恩格斯告誡人們：“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于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過是能夠認識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正因為我們能夠認識自然規律，人們往往把自己的能力放大到自認為可以徹底征服自然，這是人類應當徹底改正的一個錯誤。生產力的涵義應當包括人們和諧自然的能力。

十分明確，人類又必須從自然界獲得自己所需

要的物質資料，生產力當然應當包含從自然界獲取物資資料的能力；又由于人們只能從自然界獲得有限的資源，而且人們對于物質資料的欲求不斷增加，那么提高對資源的利用效率自然成為了生產力的應有之義。

因之，狹義生產力在新的前提下應當定義為：人們利用自然、和諧自然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能力。

三、廣義生產力的內涵

隨著社會物質產品的逐漸豐富，人們的需求不僅僅表現為物質產品，而且表現為對文化產品的巨大需求，人文資源已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經濟資源，這種重要性不僅表現為人文資源與方興未艾、蓬勃發展的文化產業的緊密聯系，而且表現為人文資源對人類自身的特殊意義上。顯然，僅僅把生產力的內涵歸結為物質產品生產的能力即狹義生產力是不夠的；應當充分注意人類新的大量的需求的不斷形成，這種新的生產力所利用的資源不同于狹義生產力所包含的資源。因此，客觀上，人類社會生產所利用的資源已經超出了自然資源的范圍，人們對于人文資源的利用能力同樣構成生產力。如果將生產力仍然定義在原來的范圍之內是遠遠不夠了，生產力的內涵需要擴展，即將生產力擴展為利用自然資源、人文資源的能力。

第6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流派之一，斯特蘭在這時提出了結構性權利，將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來分析國際競爭經濟學結構，其他包括金融結果、知識結構、生產結構及安全結構，這些結構在非政治單位與主權國家中起到了相互影響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現代社會具有代表性的結構特征，其實，很多學術界的學者之所有對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們對權利結構的不理解所導致。

 

一、結構性權利思想的形成

 

國際政治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不斷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就在發展的過程中相繼的出現了。以漢斯*摩根索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權力論在戰后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相繼脫穎而出理想主義國際治理論的辯論，其核心地位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得到了確立。現實主義權利論對軍事實力和物質在國際政治中被過分強調，甚至把政治與經濟都不同程度的割裂開來進行探討。世界各國間經濟來往越來越頻繁，國際政治經濟中不再將經濟和政治分開來解決出現的許多重要問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她以經濟學家的身份進入了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因為她十分不滿國際政治中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的現象，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新思想也是她不斷提出的，為國際政治理論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她的結構性權利更是在國際政治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結構性權利的內容和特點

 

四大結構

 

生產結構。自從在19世紀以來的200年來，生產結構發揮了兩種不同變化，第一種是出現了世界市場，本國市場服務生產結構逐漸被國際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而取代，使生產慢慢出現國際化的特征。第二種變化是西歐國家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世界市場銷售的全球戰略一直是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的主導發展目標，但民族經濟不平衡的狀態因全球生產結構的變化有了十分明顯的突出表現，有些發展中國家十分不滿跨國公司的經濟權利和社會影響。

 

金融結構。金融體系和生產體系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雙方是互利共生的關系。雖然金融體系效率不高，其結構也不穩定。如果沒有金融體系，只會存在初級金融形式和次級金融形式，尤其是次級金融形式，其特點太過松散、單一及不穩定。國家也會成為只有商業關系，國家體系就不會存在了。國際社會的分工帶來了不少的收益，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也因社會分工所帶來的貿易有所促進。因此，國際金融體系可以使國際貿易變得更有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國際金融體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世界生產結構可以利用金融體系來重新分配成本和利益，風險和機會。

 

知識結構。人們最容易低估和忽視知識結構所衍生的力量。在國際關系和政治經濟研究中，知識結構受到了嚴重忽視，雖然有些技術專家知道知識的重要性，但很少很專家能夠監測、分析及理解知識結構。知識結構中包含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各方面因素，還能影響生產結構和牽涉國際政治體系，使權利更加集中。科技改變的論點沒有出現到斯特蘭所強調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當中，技術(知識結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是處于很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夠被忽視的。傳統權利和加強其他權利支柱的保證也是來源于此。知識結構已經開始主導其他結構，權利結構也因技術變革而改變了。還改變了金融結構，而生產結構的改變是通過生產和貿易從政府轉移至公司，后續由發展了全新的技術。

 

安全結構。在政治經濟學中，某些人另一些人提高安全防務而形成的一種權利框架。提供安全的人可以獲得某種權利，而在運用這種權利時，在財富的生產或消費方面提供安全的人也為自身謀取了福利，并在社會關系方面擁有了特權。雖然安全結構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不少很大，但它也不是隨便可以忽視的。安全結構在現代國際政治經濟中是圍繞國家體制而建立的。

 

三、結構性權利對現實經濟的影響

 

以大宗商品定價機制為例來分析結構性對權力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所謂商品定價機制，就是確定商品進出口貿易的交易價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貿易中主要有兩種定價方式：一是對于成熟的期貨品種和發達的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膠)來說，其價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貨交易所標準期貨合同的價格決定;二是對于尚未得到廣泛認可的期貨品種和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如鐵礦石)來說，其價格由市場上的主要買方和賣方每年達成交易。近幾年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幅度已難以僅用商品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以解釋，而表現出明顯的金融化特征。從結構性權力的角度來看，定價機制，不論是定價的規則協商還是基準價格的確定，都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軟權力，是對在大宗商品市場上交易雙方選擇的一種限制。而這種限制又與諸多因素相聯系，定價規則的選擇與市場結構、生產結構和安全因素息息相關。市場基準價格的確定又牽涉金融和知識等諸多方面，受生產、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以下以鐵礦石為例，對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機制中的結構性權力進行具體分析：

 

基于結構性權力的視角，中國大宗商品定價權缺失的解決辦法亦可以從生產、金融、知識和安全四個維度予以分析：首先是金融角度，可以從期貨市場的建立和人民幣國際化兩方面入手，積極參與全球定價機制。期貨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國擁有國際定價權的前提，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期貨市場現已主導了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中國要贏得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必須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貨市場，保障定價權的獲取。中國的期貨市場自恢復以來雖然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例如大連成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貨市場，鄭州的小麥和棉花期貨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構了“中國價格”，上海的銅價為全球認可，但距離定價權目標還有很長的距離。就人民幣國際化而言，美元霸權依然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國際格局產生深刻的影響，但是我們應該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在可行的市場逐步建立人民幣結算機制，來規避美元波動給中國企業造成的損失，拒絕為美聯儲的寬松埋單。其次是知識;我們有必要建構中國在世界的話語體系，為中國的正常需求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放任外媒惡意炒作“中國需求”概念。同時，需要避免民族主義傾向，以積極的、建設性的客觀分析和理性論證來贏得世界主流媒體的認可，發出我國在大宗貿易領域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自身在大宗商品定價領域的話語權。第三安全;中國應該積極執行資源外交的戰略，努力制定包括外交、財政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在海外開礦設廠，降低對個別國家的資源依賴，保障鐵礦石的國際航運安全，與航線周邊國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防范海盜、臺風等各種自然和人為風險。最后是生產;中國的企業往往處于產業鏈低中端的加工生產環節，資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進口，成為遭受國際企業和國際炒家兩頭夾擊的對象。

 

四、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中的四大結構分析可得知，雖然作者對它們進行了劃分類別，但最終目的讓大家對復雜縱橫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有清晰性的了解，雖然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思想和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的要求并不相符，但她的結構性權利理論簡單直觀，對政治和經濟的緊密結合起著促進作用，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研究思想，可以說，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理論在國家關系理論中仍占據特殊的位置。

 

作者簡介：

第7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 投資；預付資本；生產起始動力

新古典經濟學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廠商“生產要素最小投入與最大產出”的問題之上，盡管存在諸多不足，甚至嚴重缺陷［1］，但不可否認其對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具有重大指導作用。但社會再生產環節不僅限于單純的生產階段，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同樣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時至今日陰影不去，世界各國盡管想盡辦法，但成果甚微，英國倫敦街頭的騷亂和美國占領華爾街的呼聲都在為政策的無能為力進行著注腳。資本、勞動力和土地并沒有消失，但經濟卻陷入了泥潭，這顯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要素投入產出范式所無法做出的解釋，如何讓廠商、讓生產具備起始動力，似乎才應成為問題的關鍵，但這一問題恰恰是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的。

一、問題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資”一詞來表示市場經濟下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辭海》中關于投資的定義是“企業或個人以獲得未來收益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貨幣或實物，以經營某項事業的行為”［2］。

百度百科中的詞典解釋是：

1、把資金投入企業或基本建設。葉圣陶 《壩上一天》：“群眾提出修建海流圖水庫的要求，不用國家投資，群眾愿意集中人力物力來修建。”

2、投入企業或基本建設的資金，泛指為達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錢財。 《論十大關系》二：“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3］

不難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資”一詞被廣泛的用作了廠商或某一主體開始生產或項目運作之前的一個經濟行為，即資金投入。沒有這個經濟行為，生產或企業運行就無法開始。這與會計學或財務管理學中的“投資”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經濟問題卻被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經濟學中的投資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義，比如薩繆爾森認為，投資總是實際的資本形成――增加存貨的生產，或新工廠、房屋和工具的生產，即只有當物質資本形成生產時才有投資。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論斷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運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或許可以解釋其根由（社會意識由經濟基礎決定）。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就是廠商的生產起始動力，投資在這里表示為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馬克思用“預付資本”這一概念來表示生產的起始動力，“貨幣轉化為資本”開啟了政治經濟學對生產研究的序幕，也給予了廠商生產最初的啟動力。

今天面對全球經濟揮之不去的金融危機，西方社會原本奉為經典的理論已很難解釋。生產所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產出的問題，不是通過產權明晰如何發揮市場效率問題，問題的關鍵成為了如何讓生產開始啟動，讓靜止的生產要素開始運動。鑒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進行嘗試性的探討。

二、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是不是起始動力

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普遍使用了投資概念，但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會有效需求擴大對均衡收入的提高，與微觀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并無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鴻業《宏觀經濟學》一書中明確指出了這種差異，書中寫道：“在西方國家，人們購買證券、土地和其他財產，都被說成投資，但在經濟學中，這些都不能算是投資，而只是資產權的轉移”。［4］那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投資又是何含義？書中繼續寫道：“經濟學中所講的投資，是指資本的形成，即社會實際資本的增加，包括廠房、設備和存貨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級宏觀經濟學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義，所做的敘述與前者一致，“資本存量是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廠房，機器設備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資是用于增加或維持資本存量的支出。資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時點時的資本量的總和。投資是流量，即在某一時期內用于增加或維持資本存量的支出”。［6］

不難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投資與前文所講的投資不論從含義和數量上都不是一回事。從含義上，兩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會資本而產生的社會需求，后者指的是廠商為了開始生產而投入的資金；從數量上，日常投資所指的資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部分，如為抵御風險的風險準備金或為增加自身信譽的閑置資金，并且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內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資所覆蓋，原材料賒銷和工資后付都不需要資金的投入，可見其在數量上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的投資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觀經濟學當中，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共同組成了社會總需求，通過擴大投資可以實現社會總需求的提高。在這里，投資是指購買和因此生產資本貨物――不會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來生產的物品。

由此可見，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盡管關注了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有效需求理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經濟中抑制生產的因素，將經濟領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卻是將重點放在了經濟總量上，而對廠商的微觀起始動力未加關注，這也正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長期受到詬病的原因――缺乏微觀基礎。微觀基礎的缺乏使得宏觀政策的適用性不易明確，簡單的套用（衰退就積極政策，繁榮就消極政策）常常事與愿違，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常常發揮不了預期效果，經濟現實與政策的適用基礎常常并不相同，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已成為許許多多凱恩斯主義學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經濟學預付資本的內涵

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關注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政治經濟學當中，預付資本是指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生產剩余價值而預先墊付的資本。資本家把資本預付出去時，是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還要帶來比原預付資本更多的貨幣額，即剩余價值。這里資本預付成為生產開啟之前的首要環節，只有進行了資本預付，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能按照生產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預付為生產創造了條件，或者說是開啟了生產。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它（貨幣資本）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社會總資本流通過程）的第一推動力”。［7］

同時，馬克思對于他之所以選擇“預付”這一概念也進行了解釋，他指出“在G―W―G’這個相反的形式中，買者支出貨幣，卻是為了作為賣者收入貨幣。他購買商品，把貨幣投入流通，是為了通過出賣這同一商品，從流通中再取回貨幣。他拿出貨幣時，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貨幣只是被預付出去。”［8］

馬克思同時指出了預付資本的本質功用，貨幣一旦被預付出去就具備了獲取剩余價值的作用，他指出：“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可見，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上了一個剩余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9］

為什么預付資本會具有這樣的功用，能夠開啟廠商生產，馬克思同樣給出了解釋：“很清楚，假如G-W-G’這個流通過程只是兜個圈子，是同樣大的貨幣價值相交換，比如說，100鎊和100鎊交換，那么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貨幣貯藏者的辦法倒是無比地簡單，無比地牢靠，他把100鎊貯藏起來，不讓它去冒流通中的風險。”［10］馬克思用短短幾行字就道出了為什么市場經濟社會會賦予預付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權利，因為它承擔了“風險”，并且這種承擔風險的能力被社會、被生產要素所有者所認可，勞動力“愿意”被它雇傭、甚至為它“預付”自己的勞動，地主愿意給它出租土地，機器所有者愿意給它賃出機器。這正如農耕社會時，勞動力“愿意”給地主“預付”勞動一樣，因為地主的土地給了農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給地主干活，因此在農耕社會有了可以保證產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產。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市場經濟下廠商生產的這一基本過程，資本預付是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四、宏觀經濟的關注要點：生產起始動力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的科學分析為我們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確立了基礎。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銀行和股市等大機器時代財富積累的產物在經濟中影響日趨重要，特別是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人類已經完全的進入了信用經濟時代，貨幣徹底實現了紙幣化和信用化過程，預付資本也由預付貨幣轉變為了預付信用，取代重商主義者對黃金的信賴，市場信用的存在與缺失已成為了當今左右經濟興衰的關鍵。

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經濟市場信心喪失殆盡，盡管各國政府多方彌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誰能夠承擔風險。盡管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已實行兩輪，國債上限一再放寬，但市場“預付”始終不能形成。機制上，一方面銀行希望放貸，并且資金“充裕”，另一方面企業希望獲取貸款，但銀行并不認可其市場信用，貨幣市場表現為供需極度不平衡，因此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投機橫行，并可能成為加速美國經濟帝國傾倒的“游牧民族的鐵騎”（謝國忠語）。誰能成為市場所認可的預付資本？中國以國家信用為依托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找到了這個市場認可的預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但以外需為保證的實體經濟衰退趨勢明顯，而市場信用并不認可消費內需，經濟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則將籌碼放在了金融市場上，結果事與愿違：2011年二季度美國GDP環比增長年率僅1.3%，低于市場預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下滑，終值63.7，低于預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國經濟仍處于持續疲軟狀態［11］。

經濟走向何去何從？2008年9月24日，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總理面對美國經濟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斬釘截鐵的聲音說：“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12］一語中的，宏觀經濟的關注要點應從生產要素轉向生產起始動力，金融危機并沒有消逝生產要素，社會匱乏的是信心，信用經濟的今天黃金已經不能再給我們強有力的生產起始動力，我們憑借的又將是什么？馬克思給了我們起始，未來則需要今天的理論經濟學者特別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釋】

［1］ 比如不斷被詬病的“資本悖論”問題已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無法擺脫的陰影，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帕西內蒂.資本理論：悖論［D］.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397-339.

［2］ 辭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級宏觀經濟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263.

［7］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廣發證券.美國經濟數據周報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新華網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參考文獻】

［1］ 姚宇.基于組織要素的新古典經濟學資本悖論新解［C］.《資本論》研究（第七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資本、資金和市場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虛擬資本下價值分配機理研究［J］.人文雜志，2010（3）.

［4］ 姚宇.生產要素關系的時代差異研究［J］.價值工程，2010（7）.

［5］ 姚宇.從要素制衡談美國金融危機的本質［J］.民辦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虛擬資本與美國金融危機關系研究［C］.《資本論》研究（第六卷）.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

姚 宇（1977-）男，經濟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

本文得到了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本科生蘇楨雅和趙佳欣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上接第57頁）

4、積極引導教職工樹立正確的公平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公平理論著眼于分配公平，即個人之間可見的報酬的數量和分配公平。在當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慮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時應盡可能地考慮決策過程公開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無偏見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教職工樹立正確的公平觀。

綜上所述，激勵，著眼于激發人的潛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高校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要想達到科學管理，必須合理運用激勵機制，使教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的調動和發揮，達到人力資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從而促進學校管理績效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王珊.論高校激勵機制運行中的公平問題［J］.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5.02.

［2］ 岳敏.高校人才激勵機制的構建［J］.財經科學,2003.03.

［3］ 張克勇.高校教師激勵機制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03.04.

［4］ 楊秋艷.論高校管理中的有效激勵［J］.西北師范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5.01.

［5］ 殷進功,汪應洛.高校教師激勵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4.02.

［6］ 劉廣林.高校人力資源激勵對策研究［J］.高等農業教育,2006(06).

［7］ 王勇明.中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實證研究［D］.南京農業大學,2007.

第8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1.1、農村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

綜合上述各國對社會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養老保險是其重要的內容。所謂社會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規定了的，按照某種確定的規則實施的社會保障措施或政策體系。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定義是：社會通過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來為其成員提供保護，以便與由于疾病、生育、工傷、失業、殘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減少工資而起的經濟和社會貧困進行斗爭，并提供醫療和對有子女的家庭實行補貼的制度。

1.2農村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

莫尼漢（Moynihan）曾指出：“一個民族的文明質量可以從這個民族照顧其老人的態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會保障作為近現代的社會文明和重要社會標志，自19世紀80年代在德國首先創立社會保障制度后，現今已風靡全世界并引發起多次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體系一樣，缺乏法律體系的國家必然導致善惡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伴隨著我國近年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經歷了20余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之后，社會保障作為兼顧效益和公平并促進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也逐漸得到了重視。這其中農村群體和老年群體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由此可見，農村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1]。

1.3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

社會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為了保證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生育保險，針對貧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長期以來歷史的原因和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后，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基本上是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黨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合理確定社會保降的標準和水平，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

2.國內外研究動態綜述

2.1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歷史，隨著當前人口老齡化的加快，怎樣解決農村養老問題已顯得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為重要。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的抽樣調查資料，1998年我國老年系數就達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陣營。而農村老年人口約占全國老年人口的75%左右，這個龐大的老年群體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在人們的觀念中，子女承擔父母的養老是天經地義的，但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使“養兒防老”已不太可能。而這又關系到廣大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權益，關系到農村的繁榮和穩定，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10%以上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的70%以上的社會即為老齡化社會。據有關部門科學預測到2030年前后，我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和高齡人口社會，全國老年人口占全社會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20%以上。根據世界各國發展養老保險的經驗，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時機，因為養老保險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基金積累，時間越短越被動。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種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國外傳統的，也不同于中國城市職工的社會養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條保障之路。農村養老保險的探索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己經開始了，然而這些探索僅限于局部地區，真正面向全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養老保險探索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民政部農村養老辦公室制定推出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7]，并在部分省份組織了較大規模的試點。1992年1月，民政部總結試點經驗，在討論修改的基礎上，正式下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實踐證明基本方案的實施不僅為農民提供了一種新的養老制度安排，而且連帶產生了一些積極的社會效應。截止2003年底，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累計參保人數己接近6000萬人，基金積累額260億元，共有140多萬農民開始領取養老金。但是，由于其尚處于初始階段，實踐中仍有許多方面函待改進和完善。如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夠規范與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壓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夠及立法滯后等，還不能很好的滿足廣大農民養老保障的需求[8]。

2.2國外研究現狀

西方國家社會養老保險理論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流派:政治經濟學派和新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派著重研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強調非經濟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經驗描述為主。而新古典學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義的理論框架內，運用嚴格的新古典主義方法，對各種養老金制度安排的經濟績效進行研究;把研究的著重點放在不同的養老金制度對于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上。20世紀S0年代以前是政治經濟學派主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研究的時代，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新古典學派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近幾年來，新古典學派吸收了政治經濟學派的某些觀點;政治經濟學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學派的理論精華，兩派理論相互融合、互相補充的趨勢已極為明顯。目前，國外學者對誰應該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務—家庭責任還是公共責任—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員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隨著老年人壽命的延長，子女對父母的照料越來越普遍。另外，從女權主義的視角，對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壓力和負擔問題進行研究的也很多。眾多的研究都指出[15][17]，由于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婦女勞動參與等原因導致了以婦女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負擔加重、家庭支持系統弱化等問題。因此，有學者通過對歐盟國家的研究，提出了“國家和家庭共同負擔長期照料”的對策性建議。也有學者認為，在家庭結構不再勝任老年照料任務時，社區應成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處[16]。

3.本文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3.1、研究內容

本文基于當前我國農村養老的實際情況，對農村養老保險這一重要的現實問題進行研究。在邏輯上，首先在緒論中對本文的研究意義進行分析，闡釋了本文的研究價值并對國內相關研究現狀做了陳述和梳理；在此基礎上，基于當前國內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將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結合起來，對蘇州市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做相關分析，并結合國外農村養老保險的經驗和不足提出改進和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和建議。

3.2、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全文的理論分析主要采用了社會學、行政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且還借助網絡進行了廣泛查詢和借鑒了相關研究成果。

4.主要創新

第一，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研究農民的養老保險制度的運行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現有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發展和改革的必要性。

第9篇：政治經濟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框架;比較教學;案例教學;數學;方法論

西方經濟學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課程)是目前我國高校財經類、管理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是理論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其他應用經濟學科的基礎課程。該課程具有理論性強、學派林立、內容抽象、偏重數學推理等特點,學生學習起來遇到的困難相對較大,對老師的理論水平和教學能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文章擬就筆者在這些年教學中的體驗,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教學方法的運用和改進進行探討。

一、讓學生從整體上把握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

在講授每門課程的初期,應該從整體上將該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給學生,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把握主線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個個的具體原理和圖表之中。本文將簡要地對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進行探討。

微觀經濟學是通過對個體經濟單位的研究來說明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的。如圖1所示,微觀經濟學以需求、供給和均衡價格為出發點,通過效用論研究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進而推導出市場需求曲線。生產論、成本論和市場論主要研究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生產者的供給曲線,進而得到市場的供給曲線。結合市場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就可以決定市場的均衡價格,并進一步理解在所有的個體經濟單位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一個經濟社會如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經濟資源的配置,進而結合具體的市場形式(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壟斷市場)分析每一類市場的價格、產量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對圖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關于產品市場的研究。從圖1的下半部分來看,市場論進而將考察的范圍從產品市場擴展至生產要素市場。從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需求曲線,從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供給曲線。據此,進一步說明生產要素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

在以上討論了單個市場均衡價格決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從一般均衡的角度討論了所有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問題,證明了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存在著一組價格(P1,P2,…,Pn),使得經濟中所有的n個市場同時實現均衡。這樣,微觀經濟學便完成了對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見的手”原理的證明,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在以上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微觀經濟學又進入了規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經濟學的內容,證明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優狀態,進一步肯定了完全競爭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討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后,微觀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在某種特定情形下(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并針對市場失靈探討了相應的微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如圖2所示,它遵循理論基礎-理論-理論應用的分析順序,圍繞著國民收入如何決定這條主線,包括一個總量(GDP),兩大主題(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三大模型(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問題(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其中又將四大市場(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國際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和兩大政策(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分析串聯起來,構成一個較為清晰和嚴密的邏輯體系。

總供給和總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的兩個主要力量,如圖2所示,短期國民收入的決定取決于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又取決于三個市場的變量,即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國際市場。總供給曲線則是把總量生產函數與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的。而需求沖擊與供給沖擊都可能導致短期的經濟波動。在長期中,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真實GDP的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積累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探討儲蓄、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民收入的長期決定則包含有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不同經濟學家在不同的價格行為的假定前提下(價格是粘性的還是自由伸縮的),圍繞需求與供給誰占主導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也就形成主張自由經營還是國家干預以及如何干預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要注重比較分析不同理論學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淵源、政策主張等方面的差異及其相互融合的趨向。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要把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反復給學生講清楚,在教學中途還可以反復提示,讓學生知道每一節課所講的理論知識在學科體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對每一具體知識點的理解,將全局與局部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

二、通過學科之間及同一學科內不同理論部分之間的比較教學來增強教學效果

比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活動中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認識對象放在一起對照比較,從而確認認識對象屬性的同異、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優劣、問題的難易或認識的正誤深淺,以達到辨識、了解和把握認識對象之目的的一種方法。它可以引導學生把彼此相聯系的知識加以對照,從相似中找差異,差異中找共性,從而找出其規律性和本質特征。

(一)通過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來增強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就開設政治經濟學,接著在第二學期和大學二年級第一學期分別開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就要求,教師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要適時與政治經濟學對比,理順兩門課程的關系,分析兩門課程在價值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價格決定理論、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經濟危機理論等方面的差異,在比較中同時增強學生對兩門課程理論體系與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給學生指出,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認為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是以要素價值論為基礎的,從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入手,分析了生產要素的需求,并根據消費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論研究了要素供給,是用效用和稀缺性來說明商品的價值的。在此基礎上,兩大經濟學體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獨特的基本范疇,如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這些范疇所反映的經濟關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經濟學將其看作是剩余價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經濟學則將它們看作是要素報酬的形式。又如,在價格決定理論上,政治經濟學是以價值說明價格,將其界定為價值的貨幣表現,而西方經濟學則是供求決定論,即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其價格。在政治經濟學中,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而西方經濟學則強調帕累托最優,即對于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變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政治經濟學將經濟危機看作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無法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并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而西方經濟學則從未將經濟周期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有產物,認為經濟周期是分工、專業化、市場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當然,在對兩門課程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我們要引導學生認識到,這兩門課程都有鮮明的階級性,代表了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的利益。階級屬性使得兩門課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我們應該采取辯證的態度,對西方經濟學進行科學分析,分清哪些是屬于具有階級性的意識形態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場經濟運行共性規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過去對西方經濟學簡單否定、批判的態度,現在對其盲目推崇、全盤接受的態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過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及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來增強教學效果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與區別,在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之間也同樣如此,許多外形相似實質相異的原理和模型極易混淆,不同經濟學流派的理論思想與政策主張存在爭論,需要在教學中適時分辨,在比較教學中幫助學生深化理解。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研究對象、討論的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應該是在講宏觀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時就要給學生講清楚的,上述關于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已經講的很清楚,不再贅述。例如,微觀經濟學的供求模型與宏觀經濟學的AS-AD模型在圖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時確定最佳的產量和價格水平,但在內涵上卻有很大差別:微觀部分所講的需求與供給是從經濟的微觀層次針對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觀部分的總需求與總供給是從經濟的宏觀層次針對整個經濟而言的;兩個模型中坐標軸上的變量內涵不同,微觀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某一商品的價格與產量,宏觀層次的AS-AD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整個經濟的一般價格水平和總產量。在教學時,應給學生把這些區別交待清楚。

還有更多的是要經常進行同一課程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例如,在學習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與IS-LM模型的時候,要在比較教學中將兩大模型的聯系與區別講清楚。告訴學生,這兩大模型都是在短期價格既定(水平的總供給曲線)的前提下用總需求分析方法探討國民收入的決定,都是凱恩斯總需求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IS曲線還是用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導出來的。不同之處在于,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暫時不考慮貨幣市場和利率,投資是外生變量,只考慮產品市場均衡時國民收入的決定。而IS-LM模型將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聯系起來分析兩個市場的同時均衡,將利率引入而投資取決于利率,這時自主性支出的乘數效應比只考慮產品市場時下降,兩個市場在相互作用中同時實現均衡。而且,IS-LM模型還是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與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講完凱恩斯理論體系后,可以上一堂總結課,將凱恩斯理論的基本框架用圖表和數學模型分別加以概括,并將其與古典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綜合比較,指出古典理論假設價格是自由伸縮的,認為國民經濟由供給決定及貨幣中性,主張自由經營,而凱恩斯理論假設價格是剛性(粘性)的,認為國民經濟由需求決定及貨幣非中性,主張政府實施總需求管理政策以穩定經濟。

三、大量運用案例教學法來活躍課堂氣氛并增強學生的經濟分析和應用能力

案例教學法是在學生掌握了有關基本知識和分析技術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的要求,在教師的精心策劃和指導下,將學生帶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進行案例分析,通過學生的獨立思考或集體協作,進一步提高其識別、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正確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風、溝通能力和協作精神的教學方式。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中概括出來的,其內容本身具有極強的社會實踐性和應用性,是學以致用之學。在教學中,通過大量的經濟實例來與課本的原理相對應,既可以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強學生運用基本原理解釋和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還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加強師生交流,是一種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針對各種案例的不同特點可以實施不同的案例教學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經濟學案例與某一具體的原理或知識點相對應,可以將其穿插在理論講解中進行分析。例如,在講授稅收分擔原理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對二手房交易征收5.5%營業稅的例子進行分析;在介紹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之后,馬上可以給學生講“吃包子”的故事;講納什均衡與囚徒困境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地方保護主義與地區封鎖的例子;講GDP核算時可以舉男主人與女保姆的故事;講費雪方程式時可以舉我國近年出現的銀行存款負利率的事實;講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以當前的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為例;講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時可以分析我國近年來國際收支雙順差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經濟過熱和“流動性泛濫”時的政策失效,等等。當然,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有一些經典的經濟學案例或故事是必須要講給學生聽的,講科斯定理必然要講“牛群到毗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講外部性原理時可以通過米德的“蜜蜂與果園”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車與飛鳥”的故事來闡述;講公共物品時則可以通過“燈塔”的故事來闡述。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或綜合性的案例,適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幾章講完之后組織學生專門來分析討論。例如,在講完壟斷理論后,可以給學生介紹微軟壟斷案的基本材料,讓學生討論壟斷的社會成本及反壟斷社會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在講完財政政策與擠出效應后,可以介紹我國1998-2002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情況,分析和討論財政政策的實施背景、具體措施和實施的效果評價等問題;在講完宏觀經濟學國際部分后,可以介紹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分析和討論此次金融危機與以往金融危機的不同,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的影響,給我國的啟示和教訓,以及我國的應對之策,等等。

四、在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對學生數學分析能力的培養和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教師在教學中往往側重定性的理論分析和思想陳述,而忽視對學生數學方法和數學推理的訓練,學生也往往只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經濟學的思想邏輯、經典案例、理論聯系實際的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一旦涉及數學推導、證明和數學的規范分析,則有畏難情緒,不習慣接受。誠然,對于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不可否定的是,數學對于推動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經濟學不使用數學方法,經濟學就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而學好數學已經成為真正學好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條件。田國強(2005)指出,數學在理論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語言更加精確和精練,假設前提條件的陳述更加清楚,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由于定義不清所造成的爭議;第二,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并且清楚地闡明了一個經濟結論成立的邊界和適用范圍;第三,利用數學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觀就得到的結果;第四,數學可改進或推廣已有的經濟理論。我們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要把數學工具與理論分析、思想闡述很好地結合,盡可能訓練學生用數學來界定經濟學的概念,用數學語言來表達關于經濟環境和個人行為方式的假設,用數學表達式來表示每個經濟變量和經濟規則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問題,并且按照數學的語言邏輯地推導結論。老師要向學生強調數學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師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數學涵養,以適應現代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發展趨勢。當然,我們強調數學方法的應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時重視經濟學思想方法和理論邏輯的訓練,培養學生對于現實經濟環境、經濟問題良好的直覺和洞察力,盡可能弄懂數學形式下的經濟學思想內涵,以避免學生迷失在各種數學公式和符號之中。

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教師在教學中習慣于按部就班地向學生講解傳授各章節知識,而往往忽視對學生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即老師在教學中一味地傳授理論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忽視了對學生建立邏輯能力的鍛煉。凱恩斯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精髓在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思維過程。我們在經濟學的教學中,要讓學生盡可能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語境和經濟學流派的學術紛爭中理解現有理論的內涵,要盡可能讓學生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及其重要意義,讓學生懂得“給定假定,簡化關系;放松假定,逼近現實”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和體現,讓學生熟悉和掌握經濟學中廣泛應用的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法,均衡與非均衡分析法、歸納與演繹法、短期與長期分析法、定性與定量分析法等豐富的方法體系,讓學生不僅掌握理論知識本身,更知曉理論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增加學生經濟學理論素養的深度與厚度。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J].經濟研究,2005(2).

3、顧驊珊.如何正確處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教學內容的矛盾[J].嘉興學院學報,2007(3).

4、張繼鵬,張家來.比較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運用[J].統計教育,2008(5).

5、魏靜.談案例教學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運用[J].昆明大學學報,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