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效應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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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關鍵詞：企業并購　并購動因　綜述

企業并購動因理論一般涉及到四種經濟學理論：新古典綜合派理論、協同效應假說、委托―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并購的理論，下面將分別加以綜述。

一、新古典綜合派有關并購動因的理論

新古典綜合派有關并購動因的理論主要有規模效益理論，市場力假說及稅賦效應理論。

規模效益理論是指在一特定時期內，企業產品絕對量增加時，其單位成本下降，即擴大經營規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從而提高利潤水平。并購可以在兩個層次上實現企業的現模效益，即產量的提高和單位成本的降低。并購給企業帶來的內在規模經濟在于：通過并購可以對資產進行補充和周整：橫向并購可實現產品單一化生產，降低多種經營帶來的不適應；縱向并購，將各生產流程納入同一企業，節省交易成本。并購的外在規模經濟在于：并購增強了企業整體實力，鞏固了市場占有率，能提供全面的專業化生產服務，更好的滿足不同市場的需要。

市場力假說將企業并購的動因歸結于井購能夠提高市場占有率。由于市場競爭對手的減少，優勢企業可以增加對市場的控制能力。但市場占有率的提高并不意味著規模效益的達成，只有在橫向或縱向并購中，優勢企業既增加了市場占有率，又達成了規模經濟，這一假說才能夠成立。

稅賦效應理論認為并購是由于一個企業有過多的賬面盈余，因而必須承擔高額稅收，為減輕稅收負擔而采取的行為。被兼并企業往往由于稅收負擔過重無法持續經營而出售。由于虧損可以在若干年內稅前彌補，一個有高額盈余的企業并購一個虧損企業，無疑會帶來稅收的好處。

二、協同效應假說

由Weston提出的協同效應理論認為公司并購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有益的，這主要通過協同效應體現在效率的改進上。所謂協同效應，是指兩個公司實施并購后的產出比并購前兩個公司產出之和要大，即2+2>4。對于并購公司而言，2+2>4的效應主要體現在經營協同效應、財務協同效應、管理協同效應等方面，該假說主要為企業間的橫向并購提供了理論基礎。

(一)經營協同效應主要來源于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

通過并購方式可以擴大企業生產規模，達到規模經濟的生產范圍，從而降低生產成本。該理論的假設前提是，在行業中存在著規模經濟，并且在企業并購活動之前，公司的經營水平和經營規模都達不到時實現規模經濟的潛在要求。范圍經濟指企業能夠利用現有產品的生產銷售經驗以較低的成本生產相關的附加產品。

(二)財務協同效應的來源主要是可以取得較低成本的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

例如，合并公司的舉債能力可能大于合并前各個公司之和，從而可帶求稅收上的節約，或者舉債成本更低，從而可帶來財務費用上的節約。該理論隱含的假設前提是，企業并購活動產生的稅收減免大于并購成本，但是這種情況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會出現。

(三)管理協同效應主要來源于管理能力層次不同的企業合并所帶來效率的改善

假設兩個公司的管理效率不同，在高管理效率公司并購另一個公司之后，通過資產重組、業務整合，可以改善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創造價值。

三、委托－理論

問題的產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層與股東兩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決策或控制人)和所有者(風險承擔者)之間的合約不可能無代價地簽訂和執行，由此而產生了成本。該理論對企業并購動因的解釋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并購可以降低成本

公司的問題可經也適當的組織設計解決，當公司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時，決策的擬定和執行與決策的評估和控制應加以分離，前者是人的職權，后者歸所有者管理，這是通過內部機制設計來控制問題。而Maline(1965)認為收購事實上可以提供一種控制問題的外部機制，當目標公司人有問題產生時，收購或權的競爭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Fama和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現金流假說認為與管理者和股東之間在自由現金流支出方面的沖突聯系在一起的成本是并購活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管理主義

Mueffer(1969)提出的假說認為人的報酬決定于公司的規模，因此人有動機通過收購使公司規模擴大，而忽視公司的實際投資收益率。但LeweHen和IIuntsltlan(1970)的實證分析表明，人的報酬與企業利潤率相關而與銷售水平無關，此結果與Muller的假設相反。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收購本身實際就足問題的表現形式，因為公司管理層可能會為了其自身利益而做出損害股東利益的并購決策。

(三)自大假說

Roll(1986)提出的自大假說認為，并購企業決策者過多地關注目標企業的未來價值，從而忽視或有意回避兩家公司合并后可能產生的負面協同作用，而并購企業的過高估價來自于自大――他們的過度自信。這一理論的提出，從一個側面增加了人們對企業并購動機的認識。這意味著企業管理者的意圖是增加企業的資產，但其決策違背了股東的利益，并購價格過高。

四、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并購的理論

第2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關健詞]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 市場開放度 規模經濟

一、引言

近年來,產業內貿易一直是貿易界的熱門話題，它在兩國經濟交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在出口的某種產品的同時又進口同類產品，它與產業間貿易有著顯著的不同。產業間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專門從事某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并進行出口，用以交換它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其他商品或服務。

產業內貿易理論基于新貿易理論，換而言之，它的誕生基于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壟斷競爭市場，而非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完全競爭市場。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統計現象的直觀推斷。20世紀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對“比荷盧經濟同盟”的集團內貿易格局變化的研究，Michaely對三十六個國家5大類商品的進出口差異指數的計算，Balassa對歐共體制成品貿易增長和Kojima對發達國家之間貿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實證研究，構成了產業內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一階段。與此同時，對二戰后貿易新格局所進行的大量的理論研究推進了實證性研究的進展，并為產業內貿易步入第二階段對統計現象的理論解釋，提供了基礎。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產業內貿易》一書所作的開創性、系統性的研究使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發展上升到第二階段。隨后，許多西方學者對產業內貿易現象做了大量的理論性研究，使這一理論日漸豐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論基于壟斷競爭的情況，認為“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是將現代貿易理論和傳統貿易理論區分開的評判標準，他認為這兩個因素是影響各國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爾俄林貿易理論中的假想，分析了貿易伙伴國家的要素稟賦在產業內貿易中發揮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場開放度在產業內貿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關于產業內貿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國家的技術發展差異，以強調要素稟賦作為比較優勢的傳統貿易理論作為理論基礎。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樣強調了市場開放對貿易的貢獻，以及市場開放對特定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增長做出的貢獻。

基于新貿易理論和前人對產業內貿易的研究，本文將以下三個因素作為解釋變量來檢驗這些因素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所造成的影響：（1）要素稟賦；（2）規模經濟效應； （3）市場開放度。 下面的章節將對這三個要素建立模型并進行分析。

二、建立計量模型

1.因素的選擇

（1）產業內貿易。Grubel和Lloyd(1975)創造了產業內貿易指數以衡量產業內貿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過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對產業內貿易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數理分析。近年來，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樣印證了Grubel和Lloyd指數的正確性。因此本文同樣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數進行分析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稟賦。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產業內貿易模型中都將貿易伙伴國家的要素稟賦作為影響產業內貿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實證研究顯示人力資源和物理資源是一些國家在金融服務業取得比較優勢的兩大決定因素。Davis (1995)在對產業內貿易進行理論研究時折中了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理論中的要素稟賦理論。在銀行服務業這一領域，對各國比較優勢和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影響最大的要素稟賦是人力資源，它反映為接受過高等教育培訓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將中國的教育發展程度用于評估人力資源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設教育發展程度越高，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就越高。

（3）規模經濟效應。Krugman (1981)認為在特定的某些國家中，壟斷競爭條件下的規模經濟效應無論對于貿易總量還是產業內貿易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認為規模經濟是影響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發現規模經濟的存在對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有重大影響。在銀行業領域，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有許多文獻試圖證明在美國的銀行業中是否存在規模經濟。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綜述了那些試圖評估銀行效率，量化銀行業規模經濟的研究文獻。他們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那些總資產高于100億美元的銀行中才存在規模經濟。然而，在90年代，資產超過250億美元的銀行才體現出規模經濟。本文選取中國所有銀行的總資產來衡量規模經濟效應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設規模經濟的存在對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有促進作用。

（4）市場開放度。在某些國家，由于國家對金融市場的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許多金融服務業的貿易壁壘已經消失了。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更促進了金融服務業的擴展，加速了金融服務業的產品多樣化。盡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強調市場開放度是促進貿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對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研究都沒把市場開放度作為影響產業內貿易的因素進行考慮。雖然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度相對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場開放度納入考慮。本文以中國金融服務業的FDI來衡量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設市場開放度越大，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運用Eviews3.1軟件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效應以及市場開放度三個影響因素與中國金融服務產業內貿易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從而得出結論。

本文的數據樣本區間選擇1997到2004年。計算產業內貿易指數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網。計算要素稟賦、規模經濟效應和市場開放度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1）計量分析。首先，我們對要素稟賦、規模經濟效應以及市場開放度三個因素與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為經濟時間序列經常存在異方差，為了消除所選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所有變量取對數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產業內貿易指數，EDU表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務業的規模經濟效應，FDI表示金融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C1代表常數項，C2是回歸系數，代表要素稟賦對我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力度，C3是回歸系數，代表規模經濟效應對我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力度，C4是回歸系數，代表市場開放度對我國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力度；u表示干擾因素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1：

表1：中國金融服務業IIT影響因素計量分析結果

該回歸方程的各變量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擬合優度達到了88%，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系數也達到了79%，且不存在相關狀況。

(2)實證結果分析。對要素稟賦的統計結果如預期的具備正顯著性，表明要素稟賦與中國金融服務業的IIT指數存在著正相關，而且要素稟賦對產業內貿易的增長有促進作用。這一結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結果的。這是因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風險投資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質金融人才。例如為兼并、收購行為提供顧問， 房地產業顧問，公司財務管理等。風險資本融資、項目融資、房地產融資也都需要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來產出多樣化的金融產品。而金融產品的高度多樣化則能促進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

對中國金融業規模經濟效應的統計結果顯示，中國金融服務業的行業內貿易的確是與規模經濟相關聯的。實證結果顯示那些規模較大、更便于向國內外客戶提供服務的大型金融機構確實獲益于規模經濟，與小型的金融機構相比，這些大型的金融機構在國外提供金融產品的邊際成本是很低的。同時這些金融機構也提供了更多品種的金融產品，有利于金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增長。研究結果與Hughes 等人(2001) 的結論相一致：規模經濟在金融服務業中存在，尤其是對大型金融機構而言。

對市場開放度的統計如假設的一樣，具備正顯著性。金融服務業市場的市場開放度越大，金融服務業的行業內貿易就越為發達。國外的研究成果均顯示一個國家對國外貿易與投資的開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量就越大。貿易壁壘和國家限制政策都將影響金融服務業的貿易量。這與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結果一致：市場開放度將增加貿易量，因此也會增加產業內貿易量。

三、總結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眾人發展的現代貿易理論，對影響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影響因素進行了一系列的假設，并建立了模型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要素稟賦、金融服務業的規模經濟效應以及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度都促進了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

由此可以看出，為了促進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增長，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1)提高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度，積極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以此促進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我國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都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充分利用我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日益興旺的經濟貿易，加快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與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國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2)提高產業集中度，實現規模化經營，由此發揮金融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嚴格規范市場準入條件，對外資向我國金融行業的進入做出相應的規定；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對國內的金融服務業進行合理保護；規范擾亂金融服務業市場秩序的行為，培育有利于規模經濟發展的市場結構。(3)重視教育事業對金融服務業的影響，重視對金融專業人才的教育培養。為金融服務業提供急需的高素質金融人才。

參考文獻：

[1]Fariborz Moshirian，Donghui Li，Ah-Boon Sim．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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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ominick Salvatore.國際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2.

[4]強永昌.產業內貿易論――國際貿易最新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第3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關鍵詞：規模報酬遞增；新貿易理論；貿易利益

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乃至斯密理論的繼承者阿林·楊格，都從分工角度對市場與經濟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馬歇爾是第一個重視并較為系統地研究規模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自他之后，對規模經濟的研究轉而采用邊際分析的方法。新貿易理論的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既貼近現實又很好地解釋了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貿易現象。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Krugman)在與艾瀚南(Help-mallElhanan)合著的《市場結構與對外貿易》(1985)一書中提出了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但從某種意義上講，是Romer(1986)的開創性研究復興了主流經濟學對對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分析。從此，經濟學家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去論證是否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去探求規模報酬遞增的源泉·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的影響。

1規模報酬遞增理論的論證

數十年來主流經濟學家運用大量的實證研究證實了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存在，他們利用各層面的相關數據說明了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活動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過估計13個OECD國家的支出變化與產出變化之間的關系來檢驗是否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現象。他們估計出來的產出需求彈性為l_6，因此推斷出存在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國和加拿大的總量數據對Krugman(1980)的規模收益遞增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的結果也表明，從整體看，這兩個國家的生產活動具有較為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特征。

至于企業內部是否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由于企業層次上的微觀數據很難獲得，所以這方面的文獻非常少見。但最令人矚目的就是Lucas(1993)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工產品生產中的規模經濟效應研究。根據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結果。自由艦的累計總產量每翻一番，生產一艘自由艦所需的時間就會下降12％～24％。同時，在生產勝利艦、護航艦和坦克的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

2規模報酬遞增的源泉

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活動中，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還是比較明顯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導致規模報酬遞增時，現有的文獻通常會將規模報酬遞增區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間的規模報酬遞增；另一類是企業內部的規模報酬遞增。一般認為，外部性是規模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從外部性是否出現在市場交易活動中的角度將外部性分為技術外部性和貨幣外部性。

在現在的文獻中，技術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識的外部性、研究與開發的外部性、干中學的外部性以及學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種。第一，源于知識的外部性的規模報酬遞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識外部性會從三方面導致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出現。并且由于存在知識溢出的現象，所以新知識實際上會提高整個社會中現有知識和機器設備的生產率。第二，源于研發的外部性的規模報酬遞增。知識生產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與開發投資，根據Griliches(1992)的分類，可以將分析研發活動溢出效應的文獻區分為兩類。一類是計算某項(或某一系列)具體創新活動的社會收益的文獻。在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實證分析。另外一類文獻則采用回歸分析方法去估計研發部門對產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們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研發活動的外部性是非常明顯的，研發投資的規模報酬遞增特征也會非常明顯。第三，源于干中學的外部性的規模報酬遞增。Lucas(1993)指出，通過“干中學”而積累起來的人力資本是規模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時，干中學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積累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第四，源于學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規模報酬遞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學校教育會使一個社會在采用新的生產率更高的技術時獲得遞增的規模收益。

從現有的文獻看，貨幣外部性。有時候又被稱為“密集市場”效應，基本上都出現在壟斷競爭市場環境之中。較早從理論上分析貨幣外部性的文獻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們的模型中，一旦企業的利潤不能完全反應其所創造的社會凈收益，那么就會出現貨幣外部性。此時，對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間的協調問題，或者進行“大推進”式改革，都能獲得遞增規模收益。這種外部性的大小是與市場中參與此活動的企業數目相關，而與企業從事的活動無關。

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貿易的中間投入品之間的互補性會使小型開放經濟體中出現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情形。

從理論研究的文獻看，企業內部的規模報酬遞增主要是由以下兩個因素導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會在企業內部出現規模報酬遞增的現象。第二，生產投人品之間的互補性。Fasterly(2001)認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會導致企業內部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出現，即不同類型熟練工人之間的互補性。在團隊生產中，某個成員的錯誤會使得其他團隊成員的努力付之東流，所以將團隊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資的報酬會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出現遞增的特征。

3規模報酬遞增的對經濟的影響

規模報酬遞增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影響上。規模報酬遞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效應。在短期內，規模經濟效應是否會對經濟波動產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是因為，短期內的經濟波動會對社會的經濟福利水平產生重要影響。如果不能理解經濟波動產生的原因，就很難運用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去熨平經濟波動。我們分別概述供給邊和需求邊的規模經濟效應對經濟波動的影響。

3.1供給邊規模報酬遞增對經濟波動的影響

在分析供給邊的規模報酬遞增對規模經濟的影響時，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們都假設生產技術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并以此為基礎從理論上闡述規模經濟效應對經濟變動的影響。他們指出，規模報酬遞增會導致多重均衡的出現。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穩定均衡，所以經濟在各個均衡之間的轉換會導致大幅度的波動。近年來對經濟波動的研究發現，經濟波動通常都呈現出非線性的特征，而且這種非線性波動都是內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間美國的總量數據對一個含有規模經濟遞增現象的內生增長模型進行校準后得到的研究結果表明，規模報酬遞增對經濟的直接影響并不顯著，但是其累計循環效應卻非常明顯。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則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規模報酬遞增對非線性內生經濟波動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規模經濟效應使得那些能導致非線性內生經濟波動的條件更加容易出現。

3.2需求邊規模報酬遞增對經濟波動的影響

由于需求因素的變動都能通過價格機制反映到供給上去，所以在研究經濟波動現象的文獻中，很少有人從需求角度展開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邊的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他的研究表明，當帶有明顯網絡特征的高新技術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時，為了獲得消費外部性所帶來的需求邊的規模經濟，高新企業會在需求發生很小的變動時做出重大的價格和產量調整。這會使經濟變動得更加劇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當需求邊的規模收益遞增現象比較顯著時，即便投資和產出不發生變動，價格水平也會發生大幅度的變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邊的規模經濟都源自于網絡效應。由于存在網絡效應的產業，基本上都是生產的固定成本較高，而邊際成本趨近于零的產業，所以對于這些產業中的企業而言，價格競爭是最常用的競爭手段。

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來看。如果經濟體中所有投入的規模報酬都不變(或遞減)，那么就無法從理論上系統地解釋為什么人均收人會持續地增長。為了克服這個缺點，相關的理論研究又把技術進步內生為狀態變量。但是，不管內生增長模型如何精致復雜，其基本思想都強調。外部性都會帶來遞增的規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內生增長模型系統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遞增的規模收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對物質資本的外部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對人力資本外部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內生增長理論中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從不同角度指出：沒有遞增的規模收益，就不會有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

第4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關鍵詞] 組織結構自組織企業集群

一、問題的提出

企業集群（cluster）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內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的集聚(agglomeration)，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是介于市場與企業的中間組織。基于企業集群對區域經濟發展所表現出的強大競爭優勢包括生產成本優勢、基于質量的產品差異化優勢、區域營銷和品牌優勢、創新優勢、市場競爭優勢等等，發展企業集群已成為各國地方政府的熱點。我國傳統的地方企業集群基本上都是依靠企業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自發形成的，企業之間的關系比較散亂，協作性差，缺乏發展愿景和使命感，企業集群自調節、自組織和自適應能力明顯不足，從而造成企業集群動力機制缺失或不成熟，集群內企業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和競爭力不強等問題。集群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迫切需要理論來指導分析。

自組織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未發展起來的一種系統理論，其主要研究復雜自組織系統（社會系統、生命系統）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問題。企業集群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系統，運用自組織理論對集群的運行規律及演化規律進行研究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目前，運用自組織理論研究企業集群，主要集中在解釋集群的自組織特性，從集群宏觀表象研究集群運行演化規律。如，井然哲等從自組織理論角度發現，企業集群的形成、演化過程與自組織機制密切相關；別春靜等認為企業集群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它的靜態結構特征和形成條件、以及動態形成過程和演化機制都表現顯著的自組織特性，闡述了企業集群形成和演化的自組織性，并以浙江企業集群為例，進行實證。然而對于從企業集群系統自組織微觀表象著手，即系統內部如何相互作用的過程，缺乏研究。本文構建企業集群自組織自適應反饋模型，從系統上認識企業集群演進的自組織自適應機理。進一步搭建集群效應的匹配模型，分析企業集群組織演進中效應的提升是在一定的集群組織環境中及集群戰略的指導下，集群組織結構優化量和運行機制優化量動態匹配作用的過程。

二、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成因分析

企業集群從極為簡單的集群結構（少數企業在地理上的集中，集群規模小，企業聯系度不強，專業化程度等等）演化到具有復雜的集群結構－企業網絡結構（集群規模大，企業聯系強，專業化程度高），其演進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集群內部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的調整和優化，這種調整和優化的基本動因是為了與集群所處的經濟環境、技術條件和水平相適應。企業集群的這種演進過程帶來了其自身組織結構對環境適應力的增強與集群效應（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外部經濟，創新優勢，專業化分工，資源共享，交易費用降低等等）增強，其過程表現出強烈的正反饋自我強化效應，促使集群組織結構、運行機制優化，促進集群升級。企業集群一旦形成，便進入內部自我強化的良性循環過程。一旦企業集群的組織結構、運行機制不能適應外部環境條件的變化，則企業集群的演進提升將會遇到障礙。

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系統強調獲取集群效應。所謂集群效應，是指企業集群一旦形成，其較低的交易成本和較高的制度收益（外部經濟），會帶來巨大的競爭優勢。諸如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外部經濟效應，創新優勢效應，專業化分工效應，資源共享效應，知識溢出效應，生產成本優勢，基于質量基礎的產品差異化優勢，區域營銷優勢效應等等。同一產業內或相關產業的企業在地理上的集中，在產業價值鏈上的各環節進行專業化分工生產，進而獲取集聚經濟。聚集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外部經濟，既是一種外部規模經濟又是一種外部范圍經濟，是由聚集規模經濟（外部規模經濟）與聚集范圍經濟（外部范圍經濟）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種復合經濟。波特認為，產業群內眾多的企業在產業上具有關聯性，能共享諸多產業要素，包括專業人才、市場、技術和信息等，一些互補產業則可以產生共生效應，群內的企業不僅獲得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而且降低交易費用、生產成本，共享資源。企業在地理上集中，可以通過共同使用公共設施，減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額外投資并利用地理接近性節省相互間物質和信息流的運移費用而降低生產成本。同行業企業利用地理接近性，通過合作、合資或建立聯盟等方式進行生產、銷售等價值活動，可以降低企業交易費用。企業群內企通過建立“區位品牌”，通過區域整體營銷營造市場優勢。集群企業在地理上的臨近性，促進了信息和知識的流動性，從而有利于企業創新。

三、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模型

1.企業集群自組織自適應系統模型

圖1產業集群自組織自適應系統模型

以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特性及其成因的分析為基礎，構建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系統模型（如圖1所示）。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系統模型是一個反饋系統。該系統在一定的集群外部環境下，以一定的集群戰略為指導，以集群效應最大化為目標，以原始企業集群為組織系統輸入量，以自組織自適應效應型集群為輸出量。模型表明企業集群是在集群組織外部環境和集群戰略的動態演化下，以是否實現集群效應的最大化為目標，對集群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進行匹配、優化的自組織自適應調整反饋。若沒有達到集群組織效應最大化，則二者繼續自組織自適應調整。企業集群的組織結構包括集群規模、產業組織、管理體制等。集群的運行機制是促進企業集群運轉的動力機制，包括專業化分工與互補機制，交易費用機制，知識外溢與共享機制，信任機制，創新機制，合作競爭機制等。

作為社會生產系統之一的企業集群，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需求變化而出現的，是市場、產業活動和政府戰略選擇等綜合因素的結果。因此，建立自組織自適應的企業集群應對集群組織環境的變化很重要。現代市場需求變化快，技術更新換代加快，信息技術高度發達，企業集群能否調整集群內部組織結構，運行機制，較好較快地適應這些變化對集群升級、集群持續的經濟效應提出挑戰。自組織自適應的企業集群強調其能適應集群組織內外部環境的動態變化，實現集群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效應。

2.企業集群自組織效應模型

以上述分析為基礎，在此本文定義企業集群自組織自適應效應型組織的概念：以企業集群這一介于市場與企業間的中間組織為研究對象，該組織具有“自組織自適應”特性，在一定的集群組織環境和集群戰略下，以是否達到集群效應最大化為目標進行反饋調整集群組織結構與運行機制，是研究企業集群組織結構、運行機制及效應實現的一種思維方法。因此，企業集群自組織自適應效應型組織是一種研究方法，此方法研究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特性，自組織自適應是一個以是否獲取集群效應最大化為目標的反饋調整過程。自組織自適應的企業集群才能獲取集群的可持續經濟效應。在此構建自組織自適應企業集群組織效應模型（如圖2所示）。企業集群作為一種生產力組織系統，用耗散理論來分析，其整體功能（集群的系統效應）是集群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有機組合產生的效應。集群組織效應、集群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是研究企業集群組織理論的三個重要因素。組織效應是在一定的組織結構優化量與運行機制優化量相匹配下的組織效應。用數學來描述見公式A、B、C、D。IG代表三維模型的空間，公式A代表三維模型的空間是由X、Y、Z三維變量構成的。其中Z軸集群組織效應是X軸集群組織結構優化量與Y軸集群運行機制優化量的函數，集群組織效應是組織結構優化與運行機制相互匹配優化的結果。X1，X2, X3 …Xm代表集群規模、產業組織、管理體制等。Y1，Y2, Y3…Yn代表專業化分工與互補機制，交易費用機制，知識外溢與共享機制，信任機制，創新機制，合作競爭機制等。Z1，Z2, Z3…Zk代表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外部經濟效應，創新優勢效應，專業化分工效應，資源共享效應，交易費用降低效應等。

圖2自組織自適應集群效應模型

由過去的集群研究表明，企業是否選擇在某一區域聚集生產，最終考慮到交易成本降低（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交易費用下降、知識共享、創新優勢等集聚優勢導致交易成本降低）。地理上集中的企業，可以通過共同使用公共設施，不僅可以減少分散布局所需要的額外費用，還可以節省交易費用。集群中的企業，選擇在產業價值鏈上具競爭優勢的環節進行專業化生產，獲得集群的規模經濟。因此，若市場活動交易成本過大，企業不加入集聚區進行生產的成本又過大，那么存在市場失效，單個企業生產失效，從而企業考慮集聚。如廣東省中山市古鎮的燈具集群，1995年到2000年間大量溫州的燈具企業搬遷到廣東省中山市場古鎮進行集聚生產。企業交易費用的存在，動蕩市場環境以及現代柔性技術的發展導致的科層企業一體化生產的失效，促使企業傾向集群的非一體化專業化分工生產。因此，產生了企業集群這一介于市場與企業間的中間組織。從圖2來看，組織效應曲線上的A、B、C三點在XY平面的投影分別為a、b、c三點，(a，c)區間為企業集群性質區間，（a，∞）為市場性質區間，（c，∞）區間為企業性質區間。ZA為X軸變量－集群組織結構優化量趨向無窮時組織效應值，理論上當組織結構優化量X趨向無窮時，這時表現為市場經濟組織性質；ZC為Y軸變量－運行機制優化量趨向無窮時組織效應值，理論上當運行機制優化量趨向無窮時，即組織運行效率最高（科層企業在地理上進行的非專業化生產），這時表現出市場的經濟組織性質；最后，在（a,c）區間才能實現集群組織效應最大化，此時集群組織就如威廉姆森所說的中間性組織－市場看的見的手與企業看不見的手的握手，具備市場生產與企業生產的優勢，即專業化分工提高效率，市場機制降低成本等優勢。從圖中可以看出，沿著組織效應曲線，科層企業為了追求集聚經濟效應，在地理上集聚進行專業化分工生產與協作，從而提高個體的經濟效益。眾多科層企業的這一行為，致使企業集群的規模不斷擴大，集群的效應不斷提升。同時，隨著集群外部環境的變化及集群戰略的變化，集群提升的同時，維持提高集群效應需要組織結構優化量與運行機制優化量的不斷匹配，即集群效應從低到高的過程也是組織結構優化量運行機制優化量的不斷匹配的過程。

四、結論

企業集群自組織自適應效應型組織是研究企業集群組織結構、運行機制及效應實現的一種思維方法。本文以現有集群理論研究為基礎，特別是基于自組織角度研究集群組織，分析自組織自適應的成因，進一步構建企業集群的自組織自適應系統的反饋模型及其集群效應模型，從中可以看出集群組織是在集群組織環境和集群戰略的動態演化下，以是否實現集群效應的最大化為目標，對集群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進行匹配、優化的自組織自適應調整反饋。集群效應從低到高的過程也是組織結構優化量運行機制優化量的不斷匹配的過程。地方企業集群是在經濟、技術、組織、社會等一系列結構變化的背景下的產物。如何使企業集群組織適應動蕩的市場環境，避免短期效應造成的惡果及集群的衰退，實現集群的可持續發展，建立自組織自適應的企業集群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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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碳排放效率；影響機理

引言

伴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吸引了規模龐大的FDI，理論上，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技術進步與對外貿易等具有促進作用。然而，隨著康菲石油渤海漏油等環境事件的頻發，人們擔心外資流入對環境質量會帶來負面效應。由于全球變暖問題日益嚴重，節能減碳已成為世人對環境問題關注的焦點。目前，大多學者討論FDI對東道國碳排放總量的影響，其政策含義較為含糊，尤其對中國現發展階段而言，過度減排必以犧牲增長為代價。而碳排放效率被認為是以較少碳排放取得較高的增長和較少的能耗，提升碳排放效率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那么，FDI對碳排放效率有何種影響？如何解釋這種影響的機理？這種影響是否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剖析上述問題有積極意義：首先，盡管FDI的環境效應備受關注，但并未得出一致結論。在構建FDI影響東道國環境質量的理論框架基礎上，收集中國數據進行檢驗，以期揭開這一困擾人們的問題的面紗。其次，在中國擴大對外開放與氣候變暖背景下，本文為優化外資的空間布局、制定協同配合的政策提供有價值的建議。

有關FDI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日益豐富，可歸納為三種觀點，一種支持“污染避難所”假說，Markusen[1]等認為，發達國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密集產業或生產環節來節約環境治理成本，從而引發當地環境的惡化。另一種支持“污染光環”假說：首先，跨國企業會實施全球統一的環境控制標準，其對外投資可通過示范效應提高東道國環境標準[2]；其次，FDI承載的先進環境技術與治理經驗能提升內資企業的生產率，促進資源有效利用[3]；最后，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效應，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環境的訴求日益增加，外資流入通過資本積累效應來促進經濟發展，從而間接提高環境質量。第三種觀點認為FDI對環境的影響不確定，與FDI來源國環境治理技術、內資企業吸收能力、制度環境等因素有關[4]，當這些因素尚未躍過門檻值時，東道國難以借助FDI實現環境的改善。

在基于中國數據的相關研究中，張彥博等發現FDI誘致的產出效應及經濟結構的重污染化惡化了環境，而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可以改善環境[5]。李子豪等認為FDI通過培訓效應、競爭效應等技術溢出渠道對工業減排具有積極的影響[6]，但牛海霞等則發現FDI與二氧化碳呈正相關關系[7]。鄧玉萍等基于聯立方程模型研究發現，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地方政府引資競爭對環境存在雙重影響[8]。上述研究結果的莫衷一是，意味著FDI的環境效應可能存在更復雜的機制。近年，盛斌等從規模、結構、技術等方面考察FDI對環境的綜合影響，其認為FDI通過技術效應可以降低工業污染排放[9]。

縱觀已有文獻，深入分析FDI對中國碳排放效率影響效應與作用機制的文獻偏少，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在理論上，在Antweiler理論框架基礎上，結合內資企業的技術進步路徑，引入FDI技術溢出、技術創新及東道國對外資技術的吸收能力三種影響環境質量的技術因素，將FDI對碳排放效率的總效應分解為規模、結構、技術三種效應，以期全面揭示FDI對東道國環境質量的機理。第二，在實證上，構建了和理論模型緊密相關的結構型回歸方程，減少因主觀設定模型所引發的相關質疑。第三，測算與比較了FDI對碳排放效率的總效應與細分效應，為全面考察FDI的環境效應、權衡各方面因素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1 理論框架

Grossman和Kruege首次提出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可分解為規模、結構和技術三方面的效應[10]。受其影響，Antweiler等[11]創建了開放經濟下分析經濟與環境關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理論模型拓展了他們的思想，以期分析FDI對東道國碳排放效率的影響，該模型特點為：一是從技術進步路徑選擇的角度，引入FDI技術溢出、技術創新及對外資技術的吸收能力這三類影響環保技術的因素；二是在現階段碳排放交易市場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引入環境監管對碳排放效率的影響。首先構建如下模型：

式（1）中， 為碳排放效率。Scale、Str和A分別為產出規模、產業結構、技術水平。X是影響碳排放效率的其他因素，包括能源結構、環境監管、制度變遷等。為考察FDI對碳排放效率的影響，并對這種總效應進行分解，需對Scale、Str和A給予界定：

產出規模（Scale）。若不存在規模經濟效應，產出擴張會引發大量的能源消耗與嚴重的環境破壞。由于FDI可通過資本積累效應對產出規模造成影響，進而影響碳排放效率，FDI對碳排放效率的規模效應與產出擴張引致的環境效應存在重合，為分析方便，假設Scale已包含FDI對碳排放效率的規模效應。

產業結構（Str）。產業結構調整會影響碳排放效率，而外資進入通過對當地產業結構的補充性調整也能夠影響碳排放效率，假設Str包含了FDI對環境的結構效應。

技術水平（A）。開放經濟條件下，東道國低碳技術進步源于內、外部渠道：內部渠道指自主技術創新。盡管由于創新機會成本、能源偏向型技術的路徑依賴及研發的逆向溢出等因素的限制，技術創新對節能減排的短期效應并不確定，但長期內加大創新投入有助于技術進步。外部渠道指國際技術擴散，其中FDI通過示范效應、競爭效應、培訓效應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東道國環保技術還取決于本地企業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技術引進包括技術專利轉讓協議、貿易與跨國投資等途徑，其中最為顯著的途徑是跨國投資，通過引入技術創新和外資參與度的交互項來反映本土企業對外資技術的吸收能力，這種做法既可說明外資技術溢出需要內資企業具備一定的學習能力，也可體現自主創新需在吸收外資技術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因此，技術水平方程為：

其中，fdi為外資參與度，以FDI流入占資本存量比例度量；Tc為自主技術創新；Tc×fdi為技術創新與外資參與度的交互項。為方便分析，由（1）、（2）式，將碳排放效率理論模型表述為線性形式：

由上述理論分析，提出待檢驗的命題：FDI對碳排放效率的影響可以從規模、結構、技術三個方面給予解釋，規模效應與結構效應的符號為正，技術效應的符號為負，FDI對碳排放效率的凈效應由三個效應的方向及強弱確定。

2 模型、變量與數據

2.1 計量模型

依據（3）式，并鑒于許多宏觀經濟現象存在持續性，當期碳排放效率將影響未來的碳排放效率，靜態模型會得出有偏的估計結果，引入滯后一期的碳排放效率能較好控制以上序列相關問題，故設定動態模型：

2.2 指標測度

2.2.1 被解釋變量

盡管有學者認為碳排放效率是各生產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具有“全要素”特征，但碳強度不僅考慮了發展是中國第一要務的國情，還是各國制定減排政策的參考，因此，本文以該指標反映碳排放效率。碳強度定義為碳排放總量占GDP的比重。中國各省碳排放數據不能從統計資料中獲得，借鑒李鍇等[12]的方法，通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消耗量來估算。

2.2.2 核心解釋變量

（1）外資參與度（fdi）。為與前面理論模型一致，以FDI流入占資本存量的比例來度量。因沒有存量資本統計數據，采用張軍等[13]的方法進行估算。（2）fdi的工具變量。為控制fdi的內生性，構建兩個工具變量：一是參考黃玖立等[14]的思路，以海外市場接近度作為工具變量，因為越靠近海岸線意味著越接近國際市場，越有利于降低貿易成本，地理因素可通過影響外資空間分布間接影響碳排放效率，而碳排放效率顯然不會改變地區地理特征。二是以滯后一期的fdi作為工具變量。

2.2.3 控制變量

（1）產出規模（Scale）。采用實際GDP度量產出規模。（2）產業結構（Str）。以人均資本存量反映產業結構。（3）技術創新（Tc）。由于專利與技術創新聯系密切，不僅能體現科技創新成果，且專利數據容易獲得，本文從創新產出角度，借鑒Popp[15]的研究，采用體現高層次技術創新水平的發明專利授權數據，構建創新存量指標度量技術創新。（4）能源結構（Es）。以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測度能源結構。（5）環境監管（Sup）：借鑒Ben等[16]的研究，采用GDP占能源消費的比例（GDP/Energy）度量環境監管強度，該指標值越大，意味著節能減排效果越顯著，也表明環境監管力度越大，但該值變化既會源于環境監管，也可能是技術創新的結果，故用自主創新對該指標進行修正，計算方法為：

本文樣本為1995～2013年中國28個省面板數據 。為保證數據統計口徑一致性，基礎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其中，GDP、固定資產投資、FDI、專利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能源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3 實證檢驗與分析

3.1 內生性問題與處理策略

對式（5）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將得出有偏非一致的結果，因為FDI可通過各種機制影響碳排放，而根據“污染避難所”假說，一個地區在環境容量上的比較優勢也會影響FDI流入，即外資與碳排放效率可能互為因果關系。通過兩個方法控制內生性：一是采用基于上述兩個工具變量的IV-2SLS估計；二是采用一階差分GMM與系統GMM估計法。

3.2 模型估計結果

表1報告了式（5）的估計結果，其中，模型1用固定效應（FE）估計，模型2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模型3和4分別采用差分GMM和系統GMM法。此外，為探究FDI的碳排放效應是否具有區域異質性，模型5和6從分區域層面對式（5）進行估計，區域劃分標準為：計算樣本期各省份碳排放量的均值，將高、低于全國均值的地區分別劃歸到高、低排放區域。最后，為剔除異常值對模型估計的影響，計算樣本期各省外資參與度的均值及其10%和90%分位數，再刪除均值低于10%分位數與高于90%分位數的地區，對余下樣本用系統GMM法進行估計，見模型7。

表1顯示，首先，產出規模對碳排放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這一方面反映中國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主要以資本與能源偏向型技術進步為支撐，決定了增長對能耗和污染排放的高度依賴；另一方面，FDI通過規模效應對碳排放效率產生了負面效應，這與張宏武等[17]的結論一致。其次，人均資本存量與碳排放效率呈正相關，表明在目前發展階段下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演變將降低碳排放效率，同時FDI會通過結構效應間接降低碳排放效率。再次，外資參與度與碳排放效率呈負相關，說明FDI通過示范效應、關聯效應、競爭效應等途徑對東道國環境技術具有溢出效應。最后，技術創新與外資參與度交互項的系數不顯著，究其原因，中國技術創新基礎薄弱和自主研發動力的缺乏，導致技術創新鎖定在低端技術，進而對外資技術的吸收能力較低，故技術創新并未與外資參與度形成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協同效應。

3.3 FDI對 排放效率影響效應的分解

根據式（4）、表1各模型相應的估計結果及變量的統計數據 ，進一步量化FDI對碳排放效率的細分效應和凈效應，見表2，可見，FDI對碳排放效率三個效應的測算結果和理論預期相符。由于FDI對碳排放效率的規模、結構效應之和超過了技術效應，外資流入總體上降低了碳排放效率。以表2模型4為例，fdi每提高100%將導致碳強度增加0.706%，其中，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使碳強度增加0.101%、0.702%，技術效應使碳強度降低0.097%。表2模型6、7的結果表明，FDI總體上提升了低排放區域的碳排放效率，而降低了高排放區域的碳排放效率，這與不同區域對FDI技術的吸收能力存在差異有關，相對而言，低排放區域的省份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制度環境和雄厚的人力資本，故在促進外資技術溢出上具有競爭優勢。

在現有經濟增長方式并未發生根本轉變下，FDI對環境質量負面的規模和結構效應存在客觀性，故要減緩FDI對環境的負面效應，關鍵是發揮其對環境的技術效應。下面，聚焦于外資對環境的核心效應：技術效應，根據式（4）和表1模型4～6的估計結果，通過對外資參與度在區間[0，1]上連續賦值，模擬FDI流入對全國及不同區域碳排放效率的技術效應。圖1顯示，無論從全國還是分區域看，FDI對碳排放效率的技術效應均呈U型趨勢。在A區域，隨著外資參與度的增加，其技術效應不斷增強；在B區域，隨著外資參與度的進一步增加，其技術效應開始減弱，這是由于當FDI規模過大時，外企對東道國本土企業具有明顯的擠壓效應。由于各地區外資參與度在樣本期內均尚未跨過U型曲線的拐點，從利用外資技術效應實現環保的角度看，目前外資利用水平與最優水平間還存在一定距離。此外，外資參與度對低排放區域碳排放效率的技術效應強于高排放區域，原因在于，中西部對FDI技術的吸收能力較弱，從引進外資技術―消化吸收―改善碳排放效率，這些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在Antweiler分析框架基礎上，引入外資技術溢出、技術創新及對外資技術的吸收能力三種影響環境質量的技術因素，構建理論模型分析FDI對發展中東道國 排放效率的影響，并將這種影響細分為規模、結構及技術效應，基于此，利用1995～2013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檢驗FDI對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機理及其效應，得出以下結論與啟示：

第一，從全國來看，FDI總體上降低了 排放效率，本文經驗證據支持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污染產業的“污染避難所”假說，進一步分析發現這是由于FDI對碳排放效率的規模、結構效應之和超過了技術效應。因此，一方面，需加大對外資環境監管的力度，堅持貫徹對污染密集行業的引資限制與禁止。另一方面，需加大對FDI技術的吸收能力，同時加快自主創新與人才培養，以提升本土企業節能減排技術水平。

第二，從分區域看，FDI總體上降低了高排放區域的 排放效率，而提高了低排放區域的 排放效率。FDI對低排放區域環境的技術效應強于對高排放區域環境的技術效應，是造成FDI環境效應區域差異的關鍵。不能否認，在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機制下，一些地區以放松環境監管為競爭手段吸引外資，導致FDI流入污染行業，另一方面，相對于高排放區域，低排放區域的省區更具備吸引擁有環保技術優勢的外企進入的能力。因此，在針對不同地區實行差異化區域發展戰略的同時，不僅需實施差別化地方政府政績評價機制，鼓勵地方政府間有序良性競爭，且需改善中西部綜合配套措施，提升對外資技術的吸收能力。

第三，外資參與度與其對碳排放效率的技術效應呈U型關系，目前中國外資利用水平與以環保為目標的最佳水平之間尚有差距，意味著從利用外資技術溢出實現環保的視角看，中國不僅應繼續擴大對外商投資的開放度，且必須調整外資與產業政策，通過提高FDI質量來彌補外資規模的不足。具體而言，可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設計互惠的激勵機制鼓勵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外企在國內進行研發，支持外企進入節能環保產業，延伸產業鏈擴大外資的產業關聯效應，根據外企在本地創造的附加值率給予差異化的稅收優惠，以擴大外企生產的本地化程度，使FDI為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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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opp D. Induc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Pric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2（1）： 160-180.

第6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關鍵詞:中國股市;財富效應;對策

中圖分類號:F038.1

文獻標識碼:A

當前對中國經濟而言,促進消費進而拉動內需不僅是短期內擺脫經濟危機的關鍵,也是長期內改變經濟增長結構的需要。股市一般被認為是經濟晴雨表,經濟好壞決定了股市的紅綠。而庇古提出。貨幣及金融資產的實際價值的變化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反映到股市即所謂的股市“財富效應。”該研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能使宏觀經濟模型更加精確,能更準確地預測央行貨幣政策的效果,還有利于股市本身的定位發展以及政府對股市的調控。

一、股市財富效應的理論基礎

經濟學中所謂的財富效應,最初是指庇古提出的“實際貨幣余額效應”,即“庇古效應”。后來諸多經濟學家在此基礎上對這一概念進行了發展和延伸。

(一)庇古及實際貨幣余額效應。庇古認為,如果人們手中所持有的貨幣及其它金融資產的實際價值增加(物價下降時),將導致財富增加,人們更加富裕,就會增加消費支出,因而將進一步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和增加就業,促使經濟體系重新恢復平衡。經濟學中所謂的財富效應最初是指這種“實際余額效應”或“庇古效應”。

(二)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只考慮當期收入對消費支出的影響作用,認為居民的現期消費(c)主要取決于當期可支配收入(Yd)。其消費函數的形式:C=C0+cYd;其中,c為邊際消費傾向(MPC),0

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存在著兩個明顯的缺陷:其一是沒有考慮到財富積累對消費的影響;其二是未能將家庭的預期收入納入消費函數。

(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弗里德曼將收入分為暫時性收入與永久性收入。永久性收入是指一生財富的年金價值,是消費者預期可以獲得的規律性收入,其變化是由于現期收入與永久性收入之間的差額形成的。對消費者而言,爆發性的股市短暫繁榮的收入屬于暫時性收入,對消費或邊際消費傾向不會有明顯的影響,現期收入的變化只有在影響消費者對永久性收入估價時才會影響到現期消費。由于現期收入對永久性收入的影響是微弱的,因此無論暫時性收入如何變動,消費都是相對穩定的。

(四)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莫迪利安尼等從個人消費行為的研究出發,依據微觀經濟中的消費行為理論進行分析,即每個人都根據自己一生的全部預期收入來安排它的消費支出。其消費函數的基本形式是:C=aWR+cYL　0

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居民的消費支出由居民的畢生財富決定,而人的畢生財富由人力資本、真實資本及金融財富組成。

(五)現代消費函數理論。霍爾和費萊文提出LC-PIH模型,其簡化形式如下所示:C=aWR+bθYd+b(1-θ)Yd-1,其中0

其中c為消費,Yd和Yd-1分別是現期和前期的可支配收入。WR為消費者在某一時期擁有的資產存量,儲蓄和股票是其主要組成部分

二、股市財富效應的傳導機制

股票市場財富效應理論主要研究股市財富與消費支出之間的變動關系。其經濟學原理是:消費不僅是收入的函數,而且還是財富(包括股市財富)的函數。財富和收入變量同時進入消費函數,使財富效應更具有可靠性和準確性。考慮到中國證券市場不僅有大量的個人投資者,還有大量來自于企業部門的機構投資者的特點,財富效應具有更廣泛的定義,股市對消費需求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的傳導機制:1,通過影響居民收入預期,增強市場信心,進而擴大消費。2,通過影響投資者實際收入影響消費。3,通過改變供給方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來影響消費支出。

三、政策建議

由此看出,股市財富效應對中國擴大內需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為擴大股市財富效應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規范證券市場,加強市場制度建設。從上面香港股市和上海股市的對比可以看出,成熟的市場更有財富效應,因此我們要向香港市場學習經驗,努力創建相對穩定的、繁榮的股票市場。股市的持續繁榮是股市財富效應發揮的基礎。我國股票市場在制度框架、監管、信息披露、投資者保護方面存在很多缺陷,嚴重阻礙了股票市場財富效應的發揮。因此,期望以股市來刺激消費必須在擴大股市規模的同時,通過完善股市發展的制度基礎,建立一個有市場聲譽的、穩定的證券市場,讓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減少理性投資者投資因政策因素而導致的不確定性。

(二)利用證券市場推行“富民政策”。從市值規模分析,應逐步擴大上市公司的規模(供給)和投資者規模(需求)。因此,應該采取措施擴大股市規模,擴大居民股票持有量,為股市財富效應的發揮創造條件,這就需要改善股市發展的基礎,保證上市公司的質量,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業績,完善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實現市場優勝劣汰,提高市場的整體效率,為股市發揮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礎。此外,要利用證券市場推行“富民政策”。總之,健全股票市場的發展,發揮其正財富效應,重視負財富效應,對于擴大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實際意義。

(三)培育股市信心,增強信托責任。目前,政府最應著手道德建設,要徹底廢除超常規培育機構投資者的錯誤思路,建立以保護和培育散戶股民為中心的股市發展新思路:充分認識只有散戶股民的發展才能救中國股市,實現中國股市的生態平衡和生態繁榮;建立機構投資者與散戶股民完全平等的股市政策;禁止機構投資者的研究機構和人員股市分析和推薦股票的行為,禁止任何形式的股票推薦。

(四)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運行質量。只有通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運行質量,才能更好的發揮股票市場財富效應的作用。為此,要明確產業政策導向,有重點的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要改善股市發展的基礎,保證上市公司的質量,完善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實現市場優勝劣汰,提高市場的整體效率,為股市發揮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李振明,中國股市財富效應的實證分析,經濟科學,2001,3

2　李學峰,徐輝,中國股票市場財富效應微弱研究,南開經濟研究,2003,3

第7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 關鍵詞 】創新；貿易利益；企業異質性

在新的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中，重新認識和理解企業創新決策的貿易利益及影響機制，非常重要。

創新與貿易利益

進入新世紀以來，最新的貿易理論日益重視對微觀企業層面的、行業內部不同企業之間的、企業內部的經濟活動進行研究，這就大大改變了經濟學家對貿易利益的看法。

Melitz（2012） 指出，當今的貿易理論重點研究三種不同源泉的貿易利益（ gains from trade）：一是源于產業內貿易引致的產品多樣性帶來的貿易利益，即出口產品種類擴大；二是源于行業內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貿易利益，即把勞動和資本從更小的、生產率更低的企業轉移到更大、生產率更高的企業中；三是源于貿易引致創新（trade-induced innovation）帶來的貿易利益，即企業內在生產率通過創新活動得以提高。

貿易利益的第二種源泉， 集中體現在Melitz（2003）和Bernard 等和BEJK，2003）所開創的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研究方面。這種貿易利益是指在企業異質性條件下，對外貿易引起的企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效應。企業異質性是指在細分行業中，有些企業比其他企業規模更大、利潤更高、具有更高的生產率。經濟全球化使優秀的企業發展壯大乃至進入更多國外市場，而糟糕的企業逐漸萎縮甚至破產倒閉，這樣行業的總體生產效率得到提高。因此，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把國際貿易與行業平均生產率的變化聯系起來。

Melitz（2012）提到的第三種貿易利益，源于貿易自由化后出口市場規模擴大對創新活動引致的正效應，即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效應。事實上，能夠提升企業內在生產率的新產品和新工藝，都要求企業預先投入研發成本開展投資活動。而對外貿易通過擴大產品的市場規模，提高新產品、新技術的回報率，能夠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進而提升企業的內部生產率。

需特別強調的是，第三種貿易利益關注的是提高企業自身（within-firm）的內部配置效率，第二種貿易利益關注的是提高行業內的各個企業之（between-firm）的配置效率。所以，當下熱門的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或者說新新貿易理論）的研究視角也從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拓展到關注企業的內生效率改變。

創新與企業異質性貿易的理論和經驗研究

在企業異質性貿易的文獻研究中， 正如Bernard、Jensen、Redding和Schott（ 2007） 指出的，大多數根據各國企業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地提出，出口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學者們普遍認為，這總體反映了生產率更高的企業自我選擇出口的結果，即存在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效應。然而，也有少數學者如VanBiesebroeck（2005）通過對非洲9個國家出口企業、DeLoecker（2007）通過對斯洛文尼亞的出口企業的研究提出，出口對企業未來生產率具有直接提高的作用，即存在出口學習（ learning-by-exporting）效應。

實際上，除了出口與企業生產率兩者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以外，也可能存在出口與生產率之間的虛假相關情形，原因可能是企業進行研發技術投資，同時提高企業生產率和增加出口參與傾向。對企業而言，盡管出口與創新之間的相關度非常強，但是兩者的關聯并不直接表示因果關系。目前仍然缺乏關于異質性企業創新的成熟理論。

Lileeva 和Trefler（2010）通過對加拿大企業的研究，Bustos（2011）通過對阿根廷企業的研究，Verhoogen（2008）通過對墨西哥企業的研究，Aw，Robert和Xu（2011）通過對臺灣企業的研究，都在實證方法上獨立檢驗了出口能夠影響企業生產率的因果關系。他們一致性地指出，隨著貿易自由化的開展，企業擴大出口伴隨而來的是新出口企業更多進行創新活動、更多使用新技術，出口企業總體上與非出口企業相比，更愿意進行創新和采用新技術。這些研究表明，對外貿易和創新活動兩者共同影響著企業的內在生產率， 影響途徑包括市場規模擴大、技術升級和研發活動等不同機制。

1.市場規模與企業創新。

以Lileeva和Trefler（2010）研究的出口市場規模機制，簡要說明創新與出口的共同決策如何影響企業生產率。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在提高生產率的投資上獲取的回報率就越高。身處大規模市場的企業能夠以更高的銷售收入，補償研發創新所耗費的高投入固定成本。

筆者以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解釋更大的產品市場規模如何激發企業創新的動機，然后介紹加拿大企業的經驗性證據。

（1）簡單理論說明。

假設企業的某個創新過程需要預先投入固定研發成本fI，其帶來的好處是邊際生產成本下降ΔcI，即創新活動使得單位產品的邊際成本從c下降到c-ΔcI 。如果企業生產q 單位產品，那么創新帶來的總生產成本就是下降q ×ΔcI。因此，企業會權衡研發活動帶來的成本下降好處與固定投入的創新成本支出fI之間的關系。企業進行創新必須滿足研發收益大于研發成本的條件，即q ×ΔcI > fI 或q>（fI÷ΔcI）。換句話說，只有產量規模在q以上的大企業，也就是在異質性企業理論框架下具備較大生產規模、初始邊際生產率高的企業，才會發現創新有利可圖。那么在貿易自由化情形下，企業層面的創新決策會發生何種變化？對外開放后貿易成本降低會使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對原先的某些出口商而言， 這種市場規模擴大會激勵它們擴大研發創新；而對原先的某些非出口企業而言，貿易自由化則會使它們能夠同時考慮出口和創新的共同決策活動。

第8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1.增長極理論的提出

經濟增長極理論是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關于一國經濟平衡增長抑或不平衡增長大論戰的產物。佩魯最早提出以“增長極”為標志的不平衡增長理論。在他看來，經濟增長是在不同部門、行業或地區，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長的，經濟增長首先出現和集中在具有創新能力的行業，而不是同時出現在所有的部門，這些具有創新能力的行業常常在空間的某些點上集聚，于是形成了增長中心或增長極。它們會產生類似“磁極”作用的離心力和向心力，即極化作用和擴散作用。佩魯的發展極理論雖然涉及產業和企業的不平衡發展，但最終歸結為城市和區域的不平衡發展，并且強調聚集和吸引效應，擴散效應，以及地理、區位和中心優勢。

2.增長極理論的補充和完善

總體上看，佩魯的增長極理論還有兩大缺陷：一是過分強調發展極的正面效應而對負面效應不置一詞；二是將發展極建筑在抽象的經濟空間基礎上。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和赫希曼，法國經濟學家布代維爾彌補了這二方面缺陷。

(1)繆爾達爾的“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繆爾達爾提出“循環的或積累的因果關系”原理，即“累積的地區增長和下降”理論，并使用“回波”和“擴散”的概念，說明經濟發達地區(發展極)對其他落后地區的雙重作用和影響，因此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論，以及相應的政策主張，豐富和發展了區域經濟和增長極理論。

(2)赫希曼的“邊際不平衡增長理論”。赫希曼認為，凡有關聯效應的產業，不管是前向聯系產業還是后向聯系產業，都能通過該產業的擴張和優先增長，逐步擴大對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帶動后向聯系部門、前向聯系部門和整個產業部門的發展，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經濟增長。

(3)布代維爾的“地理性增長極”理論。布代維爾把增長極概念從抽象的經濟空間發展成具有更廣泛的區域范疇，將地理學中的“增長中心”這一地理空間概念引入佩魯增長極，并正式提出“區域發展極”概念。認為創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導產業中，而主導產業群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長極，它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其腹地的發展。

3.增長極理論的發展

20世紀60年代至今，增長極理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向新區域經濟理論的滲透。在向新區域經濟理論滲透的過程中，很多理論推動了增長極理論的發展，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①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知識資本或人力資本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不存在規模收益遞減對經濟增長的約束；②新經濟空間(場)理論，該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大空間是自然空間和經濟空間的總和，內含各種事物,具有廣泛性、疊加性、波動性、聯系性和相互包容性；③地域集群理論，該理論指出增長極定位的原則是競爭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④核心-理論，該理論認為核心和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平等的發展關系，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會阻礙核心區本身的發展，但隨著市場的擴散和基礎設施的完善，核心、之間的差距將逐漸縮小，空間經濟將呈現一體化格局；⑤點軸理論，該理論更加強調非均衡發展、區位優勢和區域效應，凸現凝聚力、協同力、聚集效應或規模效應，以及多種生產要素的互補，并力圖打破僵化的行政區劃的約束。

(2)向新產業空間理論的滲透。這里講的新產業主要是指高科技產業，在向新產業空間理論的滲透的過程中，誕生的主要理論有孵化器(創新中心)理論和“粘膠效應”理論。孵化器(創新中心)理論強調：新企業尤其是小企業的崛起和繁衍是新興區域發展的重要標志，政府應通過各種措施和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孵化環境和生長機制，用以降低創新企業的創業風險和開發成本，提高新興企業的成活率和成功率。為防止新興增長極或增長中心資金、企業和人才外流的“空沿化”和“空殼化”，“粘膠效應”理論應運而生,同時衍生為四種類型的粘性區域：一是馬歇爾或意大利式工業區；二是舵輪式工業區；三是國家拉動式工業區；四是衛星式工業平臺區。

西方增長極理論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理論演衍和有力的經驗驗證，日臻成熟。它盡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

不失之為發展區域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論之一，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二、增長極理論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1.合理選擇增長極。增長極要能夠完成區域技術的創新和擴散，資本的集中與輸出，實現規模經濟效益，產生聚集經濟效果。通過極化和擴散作用，增長極不僅要促進自身發展，產生“城市化趨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擴散作用進一步推動其他地區的發展，從而形成經濟區域和經濟網絡。

第9篇：規模效應理論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主導產業選擇基準

一、引言

主導產業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其重要著作《經濟成長階段》一書中提出的。羅斯托把經濟各部門分為三類：（1）主導增長部門；（2）輔助增長部門；（3）派生增長部門。主導增長部門是指，“在這些部門中，革新創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圖的或至今未開發的資源的可能，將造成很高的增長率并帶動這一經濟中其他方面的擴充力量。”①這些部門按羅斯托的定義就是“主導產業部門”。很明顯，羅斯托在這里強調的是主導產業部門對經濟的關聯和帶動作用以及創新與革新的力量。

區域主導產業選擇，是指在區域工業化進程中，地方政府根據主導產業的特征，結合區域經濟發展的約束因素，選擇出主導產業從而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積極、主動、有效的戰略行為。②

二、國外主導產業選擇相關理論研究

① 羅斯托的主導產業選擇理論

羅斯托是最早提出主導產業理論的學者之一，其經濟增長階段論和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法在當代經濟學中頗有影響。羅斯托根據技術標準把經濟成長階段劃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起飛、成熟、高額群眾消費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而每個階段的演進都是以主導產業部門的更替為特征的。羅斯托認為，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甚至在一個己經成熟并繼續成長的經濟中，所以能夠保持前進的沖擊力，是因為為數有限的主要部門，即主導部門（leading sectors）迅速擴大的結果，而且這些部門的擴大，又對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在研究經濟起飛問題時提出，對經濟成長起主導作用的產業，即主導產業部門，應具備以下特征：一是依靠科學技術進步，獲得新的生產函數；二是有持續高速增長的增長率；三是具有較強的擴散效應，對其他上游產業乃至所有下游產業的增長起著巨大的影響。以上三個特征反映了主導產業必須具備的能力和作用，它們是有機的整體，缺一就不能稱其為主導產業。尤其是擴散效應，是與其他產業區別的重要特征和標志。首先，主導產業部門自身的增長能對其他非主導產業部門產生回顧效應；其次，主導產業部門能對新興工業、新技術、新質量、新能源的出現起誘導作用，發揮前瞻效應；再次，主導部門能對周邊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發揮旁側效應。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科技進步和社會分工日益深化，帶動整個產業發展的己經不是單個主導產業，而是幾個產業共同起作用，羅斯托稱之為“主導部門綜合體”。他認為，主導部門綜合體是由主導部門和與主導部門有很強后向關聯、旁側關聯的部門組成的。羅斯托還認為，主導部門序列不可任意改變，任何國家都要經歷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等等。

②赫希曼的主導產業選擇理論

赫希曼在其名著《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提出了不平衡發展戰略。實現該戰略的途徑有兩條，第一條是由生產短缺達到發展，即發展后向關聯大的產業。第二條是由生產過剩達到發展，即發展前向關聯大的產業。發展政策就在于努力謀求后向關聯和前向關聯效應。也就是說，主導部門通過擴大的關聯效應，可帶動經濟的有效增長。赫希曼將后向關聯描述為“投入供應、衍生需求”，即每一非初級經濟活動將導致提供其所需投入的意圖。后向關聯被描述為“產品利用”，即利用其產品作為某種新生產活動的投入品。赫希曼的關聯效應的測度比利用投入產出表的測度復雜得多。［1］

③筱原三代平的主導產業選擇理論

筱原三代平首先在理論上突破了李嘉圖的靜態比較成本學說，同時借鑒了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動態比較費用論”。以此為理論基礎，提出著名的規劃產業結構的“兩基準”理論（收入彈性基準和生產率上升基準），開創了主導產業選擇理論的指標化的先河。他認為，從發展的眼光和動態的角度來看，雖然在某一時點上，有些產品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劣勢，但經過一定時期，特別是給以有利的扶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這就是動態比較費用論的基本觀點。以動態比較費用論為基礎，提出了選擇主導產業的兩基準，認為，在工業化初期，所有產業的發展不僅資金有困難，而且必然在資本、技術市場問題上會發生摩擦。因此，必須選擇符合筱原兩基準，并且關聯效應比較大的產業為主導產業來重點發展。動態比較費用論從理論上論證了后進國家的幼小產業可以通過國家政策的扶持而得到發展，以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然而，這一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只能成為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在實踐中，如何具體把以上設想付之實施?另一個日本學者赤松要對此提出了著名的“雁行形態論”。［2］

④赤松要的主導產業選擇理論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主導產業選擇理論是在他對以東亞為中心的亞洲經濟發展與主導產業演替關系的歷史研究基礎上，提出了“雁行形態論”或稱“產業的雁行形態發展論”。

20世紀30年代，赤松要研究了日本當時的主導產業棉紡工業史時，發現明治維新后日本的棉紡業的發展通常要經過三個階段：國外進口、國內加工生產、向國外出口。赤松要把這種進口——生產、進口替代——出口的形式稱之為“雁行形態”。“雁行形態論”最早是被用來描述后起國家某一特定產業產生、發展和趨向衰退的生命周期或過程。二戰后，赤松要、小島清等學者研究一國到另一國的產業轉移問題時進一步研究拓展了“雁行形態論”。 這一理論的局限性在于，“雁行模式”本身具有不切實際的靜態化缺陷。后起國(地區)后來居上是完全可能的。日本經濟本身的發展歷史就是佐證。同時，“雁行模式”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條件限制。這一模式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不一定完全適用于發展中大國；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 “雁行模式”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代表了日本對東亞經濟發展和合作的認識與構想。

三、國內主導產業選擇相關理論研究

①梯度推移模式

梯度推移模式認為，由于不平衡的區域經濟技術發展水平所導致的經濟梯度；高梯度地區的創新，在市場驅動下由于擴散效應向低梯度地區轉移，轉移方向依照梯度最小律原理向具有較高接受創新能力的地區轉移；主導產業的發展狀態決定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態，較強的創新能力是主導產業的主要特征。梯度推移模式局限性在于，作為區域經濟不均衡開發模式，由于擴散效應遠低于極化效應及回波效應之和，反而會拉大地區間發展差距；對梯度劃分以及對不同梯度或相同梯度間經濟發展內涵的理論界定與紛繁復雜、情況各異的現實相去甚遠，尤其是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高梯度地區有低梯度特征的局部而低梯度地區也會有高梯度特征的局部，因而在實施中存在理論障礙。對該模式的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空間推移理論，如：反梯度推移模式、跳躍模式等。這些開發模式主要是對平行、常規推移發展的觀點提出了“修正”，運用后發優勢，實現超越發展。［3］

②增長極模式

增長極模式有別于其它模式的是強調“經濟空間”。認為經濟增長是在非均勻空間情況下，以不同強度的創新水平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圍繞推動性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工業，他不僅本身能快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增長。然后通過不同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空間產生不同的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自創新，而經濟中的主導產業是創新的源頭；具有高創新能力、高關聯度和高增長性特征的主導產業與區域經濟增長極相關聯。與模式關聯的增長極的數量、起始規模、內部產業結構等一系列技術性問題是增長極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增長極所處區域的生產要素供給結構的限制性條件尤其嚴苛，因而不易實施。點軸開發模式(強調“點”即增長極和“軸”即交通干線相關聯的作用)、圈層結構開發模式(主張以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逐步向外發展)是對增長極模式的延伸。

③產業集群模式

產業集群模式認為，大量相同產業或關聯性很強的產業、社會組織和機構通過專業化的社會網絡根據縱向專業化分工以及橫向競爭和合作的關系在空間上集中，以創新、合作、競爭為基礎形成互動機制與路徑依賴，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共同產業文化背景下，以互信為基礎的經濟網絡關系，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創造了和諧的市場秩序；專業化分工以及橫向競爭和合作的關系使知識與技術不斷創新，同時擴散也有了基礎，從而實現產品的持續創新。產業競爭力源自生產成本、基于質量基礎的產品差異化、區域營銷以及市場競爭優勢等，主導產業是由市場依據產業市場競爭力進行判斷、篩選，由主導產業集合的核心競爭力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產業集群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強大載體，是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有效途徑，是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趨勢。

四、區域主導產業選擇的基準及指標體系的構建

政府對主導產業的選擇必須依靠市場，因為主導產業有其自身的形成和轉化機制，是市場作用的產物。而且，區域經濟的發展又有自身的特點。因此，主導產業選擇基準的確立應從市場作用方式、主導產業內在機制的作用機理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特性等方面確立。概括來說，區域主導產業的選擇基準應包含相互聯系的五個方面。

① 比較優勢基準及其指標

比較優勢基準是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導源于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后經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得以發展，成為邏輯推理較嚴密的理論體系，并能夠較好地用于解釋國際貿易產生與發展的原因及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對于大的區域來說，以比較優勢作為選擇基準，注重發揮比較優勢，突出重點產業，把培育特色經濟與調整區域經濟結構相結合，是發展壯大區域經濟的主線。所以，比較優勢是區域主導產業選擇的一個重要基準。具體包括以下衡量指標：區位商、比較勞動生產率、比較資金利稅率、區內增加比重等方面。［4］

②產業關聯基準及其指標

“產業關聯”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于50年代依據投入產出原理而提出的概念，后經羅斯托加以發展，將產業關聯效應擴展為后向、前向和旁側三種關聯效應。一個產業部門僅僅符合市場需求標準、技術進步標準，還不足以確定為主導產業，主導產業還必須能夠通過產業之間的關聯性將支柱產業所蘊含的先進技術和生產力傳導到其他產業中去，直接或間接地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協調發展，因此，產業關聯度應作為區域主導產業的選擇的基準之一。具體包括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等方面。

③市場需求基準及其指標

市場需求是判定某產業是否具有市場發展前景的一個重要指標。日本產業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在50年代中期為規劃日本當時的產業結構提出了需求收入彈性指標。從社會需求來看，使產業結構與隨著國民經濟收入增長而增長的需求結構相適應的原則就是需求收入彈性準則。其反映了該產業的產品社會需求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而增長的趨勢。需求收入彈性相對較高的產品，社會需求也相對較高。產品高需求收入彈性的產業部門，有著廣闊的市場，應該成為為優先發展的產業，因此，需求收入彈性應作為市場需求準則中最重要的衡量指標。

④產業規模基準及其指標

主導產業選擇的目的最核心的是希望通過本產業的發展帶動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主導產業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依靠產業間關聯效應發生作用，而產業間關聯效應的大小取決于許多因素，技術上的因素即是產業間的聯系程度，它是發揮關聯效應的基礎，技術上的聯系越密切，聯系效應就會越大；經濟上的因素便是產業部門的經濟規模，它雖不是基礎，但對于技術因素起著制約作用。如果一個產業部門規模過小，即使技術上的聯系密切，仍然不可能起到帶動其他產業部門迅速發展的作用。所以經濟規模是主導產業發揮作用及主導支柱產業發揮作用的基礎和保證。因此，經濟規模作為區域主導產業選擇的一項基準，包括產值規模、固定資產規模、利稅規模、銷售規模、就業規模等評價指標。

注釋：

①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M］，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②李飛：區域主導產業選擇研究綜述［J］，河南社會科學，2007，（3）。

參考文獻

［1］赫希曼：經濟發展戰略［M］，經濟科學出版社，1991.

［2］筱原三代平：產業結構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