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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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教學設計

一、教學內容

必修③《文化生活》第四單元第九課第一框。

二、教材分析

第九課主要講述在文化建設中我們所確立的目標、道路和任務，主體是國家。第一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本框的主要教學內容有三部分：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三、學情分析

通過前三單元的學習，學生已掌握文化“是什么”“為什么”“怎么看”，第四單元的教學任務是給學生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究竟該“怎么辦”。第八課我們帶領學生領略了色彩斑斕的文化生活，并學習了面對各種問題、現象時，如何做出選擇。第九課開始探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四、教學目標

(一)知識目標

1.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含義;

2.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宏偉目標;

3.明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4.明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需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自信。

(二)能力目標

1.通過“給中華文化點個贊”等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總結歸納能力，從而掌握并區分文化大國不等于文化強國。

2.通過 “2015春晚總導演”的教學環節，培養學生設計創意和策劃能力，培養學生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能力。

(三)情感態度價值觀

了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要求，樹立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信念，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五、教學重點

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六、教學難點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七、教學思路

該教學設計立足文化強國的教學目標，采用了“點贊中華文化”的復習導入法，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引導講解文化大國不等于文化強國，結合學生熟知的素材，如“最強大腦”“感動中國”“爸爸去哪兒”“米歇爾寫書法”“春晚”等節目，引導學生思考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接下來，結合教材98頁，讓學生打造一臺國家定制的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如果你是總導演，你會怎么設計? 為什么這么設計?小組討論，請四位“學生導演”發言。教師結合學生發言對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知識部分進行歸納總結。最后再回到本框第一部分教學內容──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展示文化復古和全盤西化觀點的持有者及其思想，引起學生重視和思考，總結出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最后引用梁啟超先生的《少年中國說》升華課堂，同時布置課下作業：文化強國微寫作。

八、教學過程

1.復習導入

教師：請同學們根據已經學過的文化知識，給中華文化點個贊──說說你認為最贊的中華文化是什么?

學生：青花瓷、孔子的儒家學說、中山裝的四個口袋代表的是“禮義廉恥”、漢字從古到今源遠流長、風箏等是我國特有的文化形態。

設計意圖──復習導入，鞏固舊知，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

2.銜接過渡

教師：剛才我們找了幾位同學給中華文化點了贊，根據同學們的點贊，我們能不能回憶我們中華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

學生：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我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教師：不可否認我國是個文化大國，自古至今五千年的文化確實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那么，我們思考一下，文化大國是不是等同于文化強國?(PPT)

學生：沉思并持有不同意見，回答者各持己見。

設計意圖──引出課題，體驗對比文化大國不等于文化強國

3.新知講授一

教師：很高興看到同學們真實地表達了自己對文化大國還是文化強國的看法。下面我們就進入今天的新課學習──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學生：打開課本95頁預習新授課的內容。

教師：下面哪些可以成為你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文化符號?為什么呢?

圖一：米歇爾到師大二附中寫書法 圖二：最強大腦

圖三：爸爸去哪兒 圖四：功夫熊貓

圖五：來自星星的你 圖六：感動中國

圖七：習連套餐 圖八：2014春節聯歡晚會

學生：根據自己的選擇回答，有的選圖一、圖八，還有的選圖六。

教師：請同學們對比圖四《功夫熊貓》、圖五《來自星星的你》與其他六圖的區別是什么?

引導學生分析對比，根據學生的回答概括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含義(為指導，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學生：在課本96頁跟隨老師標記重要的教學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什么。

設計意圖──聯系實際，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對比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含義。

4.新知講授二

教師：接下來請同學們根據上述圖片，閱讀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文化強國的關系是什么?

學生：對比圖四《功夫熊貓》和圖五《來自星星的你》與其他六圖，分析總結出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才能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文化符號。

教師：為什么說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學生：閱讀課本97頁教學內容，并結合上述圖片分析問題。

教師：引導學生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角度五個路徑去分析思考。

五個路徑：

(1)社會制度、發展道路、黨的性質宗旨;

(2)繼承和創新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的要求;

(3)我國文化自身發展規律;

(4)人民群眾根本意愿;

(5)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現實需要。

設計意圖：結合學生熟悉的節目，層層遞進，分析出為什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5.新知講授三

教師：下面請同學們選出這組圖中你認為最能成為中國文化強國符號的那一個。

同學：春晚。

教師：接下來我們來說說圖八，春節晚會那些事兒。

1983年至今，春晚已經走過了31個年頭，在演出規模、演員陣容、播出時長和海內外觀眾收視率上，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世界收視率最高的綜藝晚會;世界上播出時間最長的綜藝晚會;世界上演員最多的綜藝晚會。

同學：朗讀PPT

2012年4月，中國春節聯歡晚會榮獲吉尼斯世界紀錄證書。2014年1月，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首次升格為“國家項目”，與奧運會開幕式等同。“春晚”是家喻戶曉、聞名海內外的節日文化盛宴，是所有炎黃子孫追求和諧、進步、吉祥的民俗盛典。

教師：2013年除夕夜當晚，全國有202家電視臺對春晚進行同步播出，綜合計算出全國有7.04億觀眾收看了馬年春晚。春晚不是“私人訂制” 、大眾訂制，它是“國家訂制”。 央視春晚肩負著對內、對外弘揚中華文化的雙重使命;承擔著展示中國形象、打造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使命。請同學們打造一臺國家定制的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如果你是總導演，你會怎么設計?請說明設計理由。

學生：閱讀課本98頁“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并討論方案。

學生甲“林導演”──結合生肖，凸顯羊年文化宣傳;總結前一年的大眾流行文化;傳統的相聲小品還需要保留;服飾文化要體現中國風;科技創新體現在科技3D的舞臺設計，如果能有穿越文化設計理念就更好了。

學生乙“張導演”──主持人可以穿旗袍和唐裝。

教師：發展中華文化，“春晚總導演們”都說得非常好。我們在總體的設計理念中要不忘記文化自覺──覺察、覺醒、覺悟，是對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認識文化視角)

學生丙“鄭導演”──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要有創新;面向現代化，面向大眾;我們還要加入一些西方元素，體現中華文化的包容性。

學生丁“康導演”──每年春晚的最后一個節目都是《難忘今宵》，想請來演唱壓軸節目。要有國際媒體的參與和宣傳。

教師：“康導演”提到的國際媒體的參與和宣傳，說明春晚的設計除了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還要樹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信心、信念、信仰，指來自于對時展潮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深刻把握，來自于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對待文化態度)

設計意圖：情境體驗，探究新知，分享合作，成就設計。

6.倒敘回顧

教師：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才可以引導我們走向文化強國，下面我們來看看下面的觀點：

“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學生：全盤西化論

教師：大家能猜猜這是誰的觀點嗎?

學生：小聲議論，沒人舉手回答。

教師：展示PPT，。不加評論，繼續展示PPT請同學們繼續猜猜看。

“中國立國數千年，禮儀綱紀，云為得失，皆奉孔子之經，若一棄之，則人皆無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身無以為身，家無以為家，是大亂之道也。”“冒萬死以力保舊俗,存禮教而保國魂”。

學生：閱讀并等待答案的揭曉

教師：揭曉答案──康有為。請同學們回到課本95頁，引導學生分析教材這兩段文字，得出結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我們的必由之路是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

具體做到：

一是要不忘本來。

二是要吸收外來。

三是要著眼將來。

設計意圖：首尾呼應，鞏固新知，引起重視。

7.升華鞏固

師生：齊誦──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教師：請同學們就今天的學習感受進行140字左右的微寫作，下節課我們進行微分享。

設計意圖：升華課堂，布置作業，課后成長

九、教學反思

教學設計注重歸納學生已有的文化知識，通過已知引出新知，結合學生感興趣的話題建構新知，運用“假如你是春晚總導演”的創新設計，讓學生形成創新比拼，凸顯教學環節中的學生主體作用，設計好教學情境，讓學生身臨其境，體味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設計過程中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教法較為創新，形式比較新穎。根據課程理念和教學目標，還需要在內容上豐富完善，從細節上修剪梳理;在課題提問上有所改進，以學生的實際理解和掌握能力為主要參照點，不斷探索實踐，把教師的創新設計、主旨意圖、轉換為學生的自主學習興趣和能力，以不斷提升教育教學水平和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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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論文關鍵詞：現代性　法治教育　大學生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之大學生的法治教育開展成功與否，直接影響到現代性法治國家的建立，最終關系到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建設的興衰成敗，這就對加強大學生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要求。而大學生法治教育的成功開展則依賴于對法治精神中所蘊含的時代特征的把握，因此，系統全面地分析大學生法治教育的現代性本質訴求在學理和實踐上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力圖從理性主體的價值目標、權利義務的基本內容以及方式多元的實施途徑等三個角度論述大學生法治教育中所蘊含的現代性應然訴求，從而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生法治教育的現代性理論體系和實踐框架。

一、理性主體：法治教育價值目標的現代性

黑格爾認為，“現代世界的原則就是主體性的自由”，現代社會的“偉大之處就在于自由地承認，精神財富從本質上講是自在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個體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的生成或走向自覺，是現代性的本質規定性之一，是全部現代文化精神的基礎和載體，人作為個體從自在自發的生存狀態進入到自由自覺的生存狀態，這是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成為現代社會運行的支撐性因素，是現代社會的創新能力、內在活力和驅動力的源泉。這種個體的自覺狀態不是少數社會精英的特殊狀態，而是現代社會公民的普遍的生存狀態。這就在哲學的層面提出了現代性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作為自主性的理性主體的生成。在現代社會，這一理性主體行為的標準不再依據前現代社會的神之權威或君王的絕對權力，而是遵循著經合法程序制訂出來的法律規則，細言之，國家、社會與理性主體的關系由公法來衡量，理性主體之間的關系則為私法所決定，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社會就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對理性主體而言，這種法治化的要求并非僅停留在抽象的層面，它更在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法律實踐的層面提出了具體要求。

首先，理性主體的自主性是現代法律精神的集中體現。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在于社會成員主體性意識的增強，這種主體性體現在人們能夠依據客觀條件和主觀需求及聰明才智來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一種能力和權利，是主體支配自己的活動所應有的權利。同時這種應有權利要轉變為現有權利，就必須得到國家法律制度的確認，從而獲得公權力的保障，所以，我們可以說現代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對源于自主性的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進而能夠斷定法的現代精神之主旨，乃是對自主性的弘揚。同時這種體現社會主體自主性的法的精神，邏輯地演繹為若干要義，亦即公民意識、自律意識和生命意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塑造具有自主意識的理性主體是現代法律精神的題中之意。其次，這種理性的主體應當具有忠誠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就意味著法律在成為工具性規范的同時，還必須成為人們的價值性訴求。如果“法律僅僅被理解為國家自上而下地制定和執行的一套規則，當官僚國家通過無論行政還是法律手段滲入和控制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當社會在此過程中日益萎縮而不再是法律與宗教的創造之源，這時便大難將至”因此，對法律的誠摯信仰成為現代性主體的必然要求。最后，就實踐而言，理性主體應當視法律為外在行為的準繩。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在于調整對象的不同，法律指向的是人們的外在行為，而道德則調整人們內在的良知。理性主體也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人們必須將法律作為行為的最低標準，這一要求是保證理性主體的自我權利與其他社會成員的權利和諧共處的基本條件。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性的規定特征在于具有自主性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視法律為行為準繩的理性主體的生成。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大學生法治教育的過程中，把自主性的理性主體的培養視為教育的價值目標。在法治教育中，需要讓學生知道，只有成為自主性的主體才能進入社會生活，當然這種自主性不是任意性，而是以責任為依歸的，每個青年學生只有成為自主的主體才能使自己信服地成為責任主體，從而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使自己的行為選擇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時，要培養學生對社會主義法律的信仰，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把握法治觀念的精髓，因為只有當法律成為學生的一種社會信仰時，它才能是使大學生由內至外地尊重法律，從而能夠按照法律的要求展開實踐活動。因而，只有將大學生塑造成具有自主意識的理性主體，才能符合現代性的應然要求，才能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培育出守法公民。

二、權利義務：法治教育基本內容的現代性

以理性主體的生成為基本特征的現代社會，不僅表現在社會成員的自主性的增強，同時還表現為理性主體之間的關系與前現代社會相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不再以身份為劃分標準，而是以人們之間的契約關系來界定，這也是前現代社會被視為公法型的社會，現代社會被視為民法型社會的法理依據。在現代社會，國家公權力的來源是由“社會契約論”證成的，而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則是以民事性契約來判斷的。無論是社會契約還是民事契約都是以自主性的理性主體的存在為前提，就此而言，契約化行為在社會中地位的彰顯正反映了理性主體自主性的增強，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自主性理性主體的出現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本質要求。當自主性的主體成為契約制定者和履行者時，所有活動的內容則指向人們的具體行為即設定、實現權利和義務。就此我們可以推論，權利與義務這對矛盾范疇構成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視權利與義務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因此我們在對大學生進行法治教育時，必須把握住這一現代性特征，將權利與義務觀的教育視為法治教育的基本內容。

青年學生正在經歷一個逐步成熟的成長過程，法治教育要使學生能夠在選擇社會行為時擺脫不成熟的隨意性和不負責任性，讓每一個學生知曉在享有權利的同時，還必須承擔與之相適應的義務，這就需要青年大學生們樹立起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因而就有必要厘清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的內涵及關系。

法律權利是規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與之相對，法律義務則是主體以相對抑制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保障權利主體獲得利益的一種約束手段。就二者的關系而言，權利和義務在結構上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既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如果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兩者在數量上存在著等值的關系，即在一個社會中的權利總量和義務總量是相等的；兩者在功能上存在著互補的關系，即只有在兩者互動的運行中，才能有效地調節理性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現代社會的運轉不僅需要權利，而且需要義務，只有科學地認識到權利與義務的對立統一關系，才能建立起正確的現代性權利義務觀。

權利與義務觀的確立僅是在宏觀上使得大學生了解權利與義務在法律中的地位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這并不能保證學生在具體層面熟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因而，這就需要在法治教育的過程中，將以權利與義務為內容的教育推向更加細致的實踐層面，從而使學生在不同層面理解權利與義務的具體形態。由于大學生在校園中的時間很長，所涉及的社會關系在校園中尤為突出，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立足于校園生活，使得學生們能夠切身感受到權利與義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學生與校方之間的關系既是一種行政法律關系，又是一種民事法律關系。就前者而言，高校依據《教育法》行使行政管理權力，與學生之間是一種垂直型的隸屬關系，這就要求學生有服從校方管理的行政義務，與此同時，學生也有在與管理發生沖突時的行政救濟權利，如對校方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對于后者來說，二者存在著平權型的民事法律關系，由于校方為學生提供了教育、住宿及飲食等方面的服務，在這些方面兩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屬于平等的民事主體，雙方之間的關系由民事權利和義務來決定。我們只有讓學生在實際生活中切實感受到權利與義務的存在，才能使其了解權利與義務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進而依此作為自己行為的標準。

三、方式多元：法治教育實現途徑的現代性

現代社會的規定性特征在體現為理性主體的確立、社會內容的權利義務性的同時，還體現為社會各個系統的分離。近代以來，伴隨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逐步分離，社會形成了不同的系統，人們的行為隨之呈現出分化的特征，社會的各個子系統按照自身的法則進行運轉，這就意味著多元化的趨勢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特征。現代社會共同多元化的特征也體現在法治建設的進程中，進言之，國家社會、學校以及個人等不同的系統，在法治教育的過程中承擔著不同的角色。因此，我們在對大學生進行法治教育的時候，必須把握住時代多元發展的特征，統合社會的不同力量，如社區、法庭等。在教育方法的選擇上也應當擯棄單一的課堂灌輸的方式而應以效益最大化為原則選擇切實可行的方法，共同營造出大學生法治教育的新局面。

第3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視

法律文化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法律意識形態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法律制度、組織、機構的總稱。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中國幾千年來法律實踐活動及其成果的統稱，是指從上古起至清末止，廣泛流傳于中華大地的具有高度穩定性和持續性的法律文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輔”的法律文化，“禮法兼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儒家學說占據了重要地位。“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人刑’等原則下實行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推崇“仁政”，“禮”被視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統治方法，主張“出禮人刑”，在“禮、法、德、刑”的關系上即是“德主刑輔”，強調道德教化為主，法律強制為輔，主張“禮法兼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

第二，無訟的價值觀，節約成本的社會矛盾調解機制

“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造就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追求秩序的和諧，而“訟”是矛盾的集中體現，無訟才能和諧，所以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價值取向上素來是“無訟的價值觀”，以訴訟為恥，“無訟為德”，無訟成為一種最佳的社會秩序狀態，在這種價值觀的主導下必然使矛盾的調解止于內部或私了，這就大大節約了因形成訴訟而需支付的訴訟費、費、調查取證和差旅等開支，大大節約了社會成本。

第三，“重義輕利”的義利觀，“見利思義”價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重義輕利”的主張一直對封建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思想家強調在“義”與“利”發生矛盾之時，應當“義以為上”，“先義后利”，“見利思義”，反對“重利輕義”，“見利忘義”。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經濟落后，統治者的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商人階層萎縮，“追利”的思想受到限制和打擊，這種對“利”的態度和儒家的“德主刑輔”的思想相聯就形成了“重義輕利”的義利觀。

第四，集體本位的責任意識，整體、系統的法律價值觀

在中國傳統道德的發展演化中，公私之辯始終是一條主線，《詩經》中的“夙夜在公”，《尚書》中的“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西漢賈誼的《治安策》中的“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強調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強調一種對集體的責任意識。

在思維方式上，強調整體性、和諧性、統一性，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顯著特征。從先秦諸子的天人之辯，到漢武董仲舒“天人合而為一”的命題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學家的“萬物一體”論的形成，整體觀鮮明地貫穿于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全過程。中國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和國家政權的社會基礎，個人是家族的縮影，國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確立和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在確認社會總體利益的前提下來規定個人的權利義務，傳統法律文化具有鮮明的集體本位主義的特色，就連清末的變法圖存，引進西方民主和的過程中。都沒有離開過集體本位，換句話說，清末變法圖存，引進西方民主和是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繁榮，而不是為了實現個人的人權和自由，也正是在根本出發點上的差異導致中國的知識分子對西方的和民主的誤讀。

當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還有其他特征，如工具主義的法律理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等級思想等，因為它們更多的是體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相沖突的一面，在此就不過多贅述。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現代法治的相容性

法治即是法的統治。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指西方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統的法治理論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理性、正義、權利，正是西方法治傳統的精髓。現代法治理念的思想淵源，一般都追溯到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在西方，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法治已從思想家的思想轉變為一種切實的國家形態，最終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法治理論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

現代法治主要體現為以下三項基本原則：法律至上的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人權與自由原則。

乍一看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似乎并不具有兼容的特性，甚至在某些價值取向和法律理念上是彼此迥異且水火不容的。然而，要想判斷兩事物的相容與否，并不是找出他們的相似之處，我們討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相容性，是為了找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法治有用的法治資源，并不是從表面上找其相似性這么簡單。事實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現代法治的相容不僅是可能的，在構建現代法治國家的過程中也是必要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相容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歷史進程中的貫通性和連續性。歷史和傳統是無法割裂的，傳統注定要對現實產生影響，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完全擺脫與過去傳統的聯系。法律文化作為人類歷史的積累和沉淀，必然有其自身的延續性與承繼性。中國法治建設若離開對傳統法律文化價值的發掘與弘揚，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不能經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在傳統的基礎上由創造的轉化而逐漸獲得”。作為一個歷史的連聯過程，傳統法律文化并未因其是歷史的東西而喪失其自身的價值，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種新的形式獲得延續，進而在現代法治文化系統中發揮新的作用。

同時，一個國家或民族在其社會的發展與變革中都面臨著如何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實現科學合理承接的問題。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法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是在各自具體的民族環境和地域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延續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在法律這種文化現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而這種文化一旦形成并經過長期發展就會根深蒂固地積淀于人們的文化心理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指導或制約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及生產實踐。那種主張所有傳統的法律文化，在廢墟上建立現代法治的想法不僅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傳統法律文化必然要與所準備構建的現代中國法治具有相容性，否則，即是構建了現代法治也會遭到傳統法律文化心理的排拒而無法實現，因此，現代法治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相容性的研究抑或從傳統法律文化中尋找其與現代法治理念相容的東西并加以改造，找出其現代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統法律文化中所蘊含的現代價值內容：

第一，“德主刑輔”，道德滲透于法律的現代借鑒價值

“德主刑輔”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的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最基本的法律思想，固然，現代法治主張“法律至上”、“法不容情”，法律不能過多的包含道德因素，但是我們也必須牢記，法治是良法的統治，喪失道德性支持的法律絕對不是良法，離開了道德評判的法律即使實現了統治也不是法治。傳統法律文化對禮法的道德評判的關注，對現代立法具有借鑒意義。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終實施，都離不開社會環境中的道德觀念，離不開民眾的心理的認同。我們看到，當前有的法律法規的制定由于充分考慮了民眾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觀念，實施時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推進法治的進程中，德禮入法的傳統是值得借鑒的，法律應密切關注與各個歷史時期相伴隨的道德意識與道德觀念，司法也應越來越多地體現人情與人性。一方面，立法者在創制法律的時候，必須以道德的基本原則與基本精神為指導，充分考慮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一定條件下，立法者甚至可以把某些重要的道德規范納入法律規范，使其直接上升為法律，成為法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人們的道德觀念也會不斷發生變化，立法者應注意對已經制定的法律進行必要的補充、修改和完善，以順應道德發展的要求。

第二，“禮法兼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的現代價值

“禮法兼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將法律建立在民族的倫理道德之上，通過禮法互動來保證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要實現我國建立現代法治國家的十六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必須借鑒“禮法兼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以禮行法，減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禮明法，增強道德的約束力。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現代西方社會中法律與道德的緊張對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

第三，重義輕利的義利觀的現代價值

在義利觀方面，中國傳統道德雖然主張“重義輕利”。但并沒有把義和利完全對立起來，只不過在兩者關系上偏重于義，即強調“見利思義”。這種思想對我們今天建立市場經濟新秩序同時具有積極的意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取利有義”，“見利恩義”，這是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任何社會形態應具有的最起碼的道德準則。

誠信，是中國古代一向倡導的一個道德原則。“誠者，開心見誠，無所隱伏也”，“信者，誠實不欺，信而有征也。”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可見，誠信既是為人之道，也是一切道德行為的基礎。目前，我國“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活動中發揮著“帝王條款”的作用，與這種義利觀也不謀而合了，我們在經濟活動中應大力倡揚“誠信”的道德精神以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良好的道德氛圍中得以健康發展。

第四，整體、系統的法律價值觀的現代借鑒意義

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素來都強調整體性、和諧性、統一性，蘊含其中的“以整體的觀點發揮法在治國和維持社會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對于推進我國的法治進程仍具有借鑒意義。其一，法治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由法治原則、法治制度、法治組織、法治觀念、法治過程共同構成的整體，是一個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共同構成的整體。只有單項發展，沒有全面推進，是不能建成現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實踐中，要全面、系統地實現法的多重功能，應注意防止單純的懲罰主義，既重視依法審判，也要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勸人悔過自新，導人向善，既要實現法的懲罰功能，又要實現法的教育、指引、預測以及評價功能。其三，就法治的驅動模式而言，中國法治化應當走政府推進型與社會推進型相結合的道路，既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方向的時代責任，也需要社會民眾廣泛參與，使依法治國擁有牢固的群眾基礎，進而保證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無窮的動力來源。

第五，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與民間法并立的“混合模式”的現代價值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從法律淵源上來說，是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與民間法并立的“混合模式”，尤其是清代成文法、判例法幾乎是交互使用的，律和例甚至可以在一個案件中同時引用，“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陸法系成文法之嚴謹與英美法系判例法之靈活之長而避兩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與民間法并列又可以彌補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過其他社會規范來調節社會關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實踐活動可以有效地彌補法律的漏洞，實現法律的妥當性價值，更好地穩定社會秩序。

綜上所述，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確實有許多合理的因素與現代法治有不同程度的相容相通。這些因素都是我們進行法治現代化的重要的資源。但是，傳統法律文化中的許多觀念都具有兩重性，我們必須對其進行認真地甄別，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合理性的精華。更需指出的是，傳統法律文化雖有許多可資借鑒的因素，但它們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它們并不是可以直接拿來使用，而是要根據時代的需要，賦予其新的內容，使之隨著時展而更新，從而更具生命力。

第4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關鍵詞 法治 人治 價值 理想國

智慧的古希臘人開創了西方法治理論先河。希臘人眼里，法律因宇宙之神宙斯的賜予而套上了神圣的光環，法律成為了他們心中不可侵犯的神圣秩序。爾后，古希臘人又認為它是世俗的規則，“仍然承認法律的統治地位，把法律和自由并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的和諧的兩個基本政治原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然而對這種想法并不是鴉雀無聲。與畢達庫斯提出的“人治不如法治”不同，柏拉圖卻期待著那份“哲學家王”的人治，從而在《理想國》中構建了“一長串的烏托邦中最早的一個”，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應該是賢人治國，抑或“知識”任何“用法律條文來束縛哲學家――國王的手腳是愚蠢的，就好像是強迫一個有經驗的醫生從醫學教科書的處方中去抄襲藥方一樣。雖然在其晚年《法律篇》中，一再肯定了法律在國家地位中的重要地位，但仍是“第二等好國家”。我們不難看出這是超脫現實的近乎空想的理論，不免質疑：我們能保證社會中有這樣的閑人嗎？即使存在這樣的人，我們又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保證找到他呢？這樣，似乎又回到了法治的層面上。或許是青出于藍，亞里士多德則鮮明指出“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法律是許多人制定出來的，而眾人所做的判斷總比一個人的判斷要可靠；第二，人難免感情用事，而法律則無偏私；第三，法律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第四，實行法治可以反對專橫與特權；第五，法治雖比較原則，但不能成為反對法治的理由。不僅如此，他還指出法治應該包含兩種意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從柏拉圖到亞里斯多德，似乎是由人治轉向法治的一個艱難的抉擇。

而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則前進了一大步。雖然古羅馬人沒有古希臘人如此善思能變，但他們卻更加務實，更懂得如何把法律運用于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去。從習慣法到公民法，從萬民法到自然法，儼然一套法制體系，令人稱嘆。古羅馬的社會，法律是中心。塞爾蘇士認為它是“善良公正之術”，烏爾比安認為“是有關正義和非正義的學問”，西塞羅更是一語驚人：“我們是法律的仆人，以使我們可能獲得自由”。這似乎達到了對法律頂禮膜拜的程度了。我們雖然不能因此就認為古羅馬完全擺脫人治的陰影，但這無疑給奴隸制的社會形態中增添了幾分濃重的法治色彩。

順著歷史的步伐，啟蒙運動的洗禮中，近代法制觀念才真正確立下來。近代法治主義的英國。詹姆斯哈林頓提出了對法治共和國的構想。“共和國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洛克認為“使用絕對的專斷的權力，或不以確定的經常有效的法律來進行統治，兩者都是與社會和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從而在本質上排斥人治。激進的法國，秉承著洛克理論的孟德斯鳩根本不滿足于討論對法治的取向或僅僅概括法治為“法律下的自由和權力”，而創造性地提出“三權分立”學說――即通過權力制約權力，野心對抗野心的方式將法治落實到具體層面上，這對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法治運行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另一位巨擘盧梭則在社會契約論的基礎上創建法治共和國，他認為，“不管一個國家的政體如何，如果在他的管轄范圍之內有個人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人必然會受到這個人任意支配。”這樣，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理念：法律至上。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人的創造力，潘恩，杰弗遜，漢密爾頓等人轉眼間將啟蒙運動的精華在新大陸轉化為巨大的事實，為世界締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使得法治階梯一躍上數層。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而今法治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沒有局限于資本主義的圈之中，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如火如荼。

中國古代關于法治和人治的理論闡釋和討論主要集中在儒，法兩家之說。《論語》，可以看出滿篇基本都在討論仁、禮、德等，而有關刑或法則的則少之又少。孔子云：“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孟子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矣”。到此可以看出孔孟有異口同聲是贊成人治的，而儒家戰國后期的代表荀子也仍舊持此觀點。法家的言論也許會讓我們感到為之欣慰：“法不阿貴，繩不繞曲，刑過不避大臣，賞罰不遺匹夫”，“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于法”。與儒家相比，法家則更突出了法律的治理作用，而沒有幻想把國家的興衰寄托于帝王個人身上，主張“垂法而治”，“依法治國”，似乎確實進步了不少。

那么，至此是不是就可以認為儒家主張人治，而法家主張法治呢？這個問題并不是這樣簡單，稍作分析即可明了。儒家主張仁、禮只是更強調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側重于人的效用發揮，而法家則更加注重運用法律來統治國家，發揮法律這一工具的職能。“儒法兩家的理論分叉點只是對法的功能理解的差異，而不是法價值觀的差異”這個分歧只是在于法家比儒家更重視法的鎮壓和教化的功能，而儒家則不排斥法的功能的前提下更重視禮和德的作用。而所有的這一切其實都是在君主專制這一制度前提下，這一階級壓迫社會本質下而言的，也都是服務于壓迫人民的，剝削百姓的少數派統治。以此來維護“君權神授”，“王權至上”這一具有歷史局限性的理論。所以，歸根到底都是人治的，是討論人治下的具體管理方式、壓迫手段。如果去除君主專制的基礎，恐怕也就失去了其時代的意義。儒法兩家所說的人治和法治顯然與今日的人治和法治大相徑庭，歷史的進步早已賦予他們新的時代內涵。

在強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今天，如何進行法治建設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人重要課題，更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

法治是主要是用來解決所謂的專制或者權力行使無限制的問題，這是一種法律線性化理論模式的結構。所以，法治的關鍵，沒有對權力的有效約束，法治就必然遭到權利的挑戰而歸于失敗，這也是法治區別于人治的根本標志。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形式，其“社會控制任務以及由此而來的我們稱作法律的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其目的是控制這種滿足個體欲求的侵略性的孤行專斷的個體傾向”，而權力的行使運行于通常被稱為“官”的手中，所以治權在某種程度上即“治官”。這與古代“明珠吏民不治民”的觀點不謀而合。人是不可靠的，必須依法而治之。正如漢密爾頓所指出的：如果人類是天使，就不需要有任何政府了；如果人類是天使統治者，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或者內在的控制了。這樣，才能保證公共社會讓渡權力為公共謀利。當然這不是說不治民，因為在民眾和權力之間，民眾總是弱者，治民容易，治權力難。治官的同時也要治民的，只是治民與治官相比較，治民退居其次罷了。治權之外，我想便是治法。所謂治法，一是指創制良好的法律或者可稱之為良法。其中，主要就在于制定良好的法律。現代的法治，一定是要良法之治，如在惡法之下，恐怕與封建君主專制之下無什么兩樣，是不可想象的。最早亞里斯多德那里，便提出了良法。而當代的法學者李步云認為良法必須具有真、善、美三個特點。歸納起來良法似乎合乎兩個條件：一是法律的內容要達成社會認同的實質正義；二是法律的制定過程中以及法律的執行都要符合程序正義。此外值得補充的一點是價值上的，即良法因順應社會的發展規律并服務于社會的普遍利益。良法之治應是我們法治國家的重中之重。

再說由誰來治，在以往的剝削社會中都是由少數的統治階級來治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取決于個人的意志。顯然，在迄今人類最高的社會意思形態――社會主義社會中，由君主抑或少數集團統治則是歷史的倒退。所以，無論從歷史發展的觀點，還是對社會本質的分析，現代法治無疑是廣大人民的法治。我們推行法治，就需要打破傳統觀念，將法律去掉其神秘化，讓廣大人民知法、懂法、用法。脫離人民的法治，肯定是空中樓閣，為此，我們心中一定要留存著一份信念，讓法治意識普及國人，切根深蒂固。

出于人性美好的本能指引，許多學者也對未來的法治國家提出了各自的構想。李步云教授認為，法治國家作為最文明的國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的類型，應該具有十項特征：即法制完備、在民、人權保障、權利保障、權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之上、依法行政、司法獨立、程序正當、黨要守法。卓澤淵教授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想狀態應該是，民主完善、人權保障、法律之上、法制完備、司法公正、制約權力、依法行政、權利本位。張文顯教授則又添了社會自治這一條。

法治與人治的關系并不是對立的，法治的基礎下并不排除人治。這里所說的法治不排斥人治主要是指法治不排除人的因素。任何情況下，法治都無法排出人的因素。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實施、法律的維護、法律的遵守都是需要人來完成的。法治對于人的因素不是排斥而是需要如何控制人的因素以保證法治的正確實施。這就需要有程序來保證法治的穩定性，以良法來保證法治的根本目標，在這一點上，良法之治與亞里斯多德提出的哲學王之治就是相通的。法治并不排除人治，而是如何去控制人治的因素，美國的最高法院由九名大法官組成，這些大法官通過案件可以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廢除法律。而如何保證法治不會被這些大法官變為人治，這就需要有正當的審理程序保證；高尚法官的遴選過程等。法治如果排斥人的因素則無法自我推行。法治很重要的前提和保證就是選擇正確的法律制定者，法律的維護者、法律的執行者。人的因素在正當程序的保證下和法律的授權下來對社會進行治理，以實現法律之至。

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是法治的基礎。為何法律能高于統治者的地位，這就需要我們探求國家與人的關系、國家存在的目的等。國家是人們為了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生活，保證自己的安全通過與他人的協定，同意讓步自己的一些權利，遵守共同定下的秩序規則，共同推舉出一個維護此秩序規則而組建的政治機器，這就是公民契約論。公民契約論解釋了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國家的權力來自于人民的授權，國家的作用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求，所以國家是為了人民服務而產生的。我們常說的統治者應該是人民的服務者，社會秩序的守護者。法律則是人民共同制定的各種規則來保證社會的正常有序的運轉。而統治者是維護此規則的，所以統治者本身必須服從于規則，所以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一旦統治者高于了法律，也就破壞了法治的根本基礎。這就是我們需要加以防范的。我們國家當今對法治破壞表現在種種特權的存在，導致了對法律的肆意踐踏，損害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未來的法治國家是充滿正義的。正義一直是人類社會孜孜不倦追求的美德和崇高的理想，沒有正義，法治徒有其表。所以，正義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何為正義？一直以來也眾說紛紜，因為正義有著一張普羅透視的臉。結合各家觀點，正義應當是一種人各得其所，各取所需的利益平衡機制。這一機制將會在法治的保駕護航中得到最大限度的維護與發展，因為正義只有通過良好的法律才能實現。法治是其高級手段，而本質也是法治的終極價值追求。

未來的法治國家是十分理性的。早在啟蒙運動之處，康德便將理性作為人類追求目標之一，他認為所謂理性，即是未經別人指引的一種成熟狀態。而美國當代思想家布蘭德認為，理性通常都是表示把握必然聯系的官能與功能。理性不單單指心里的狀態明智，更是行為的合法與合理。經受法律觀念的陶冶的未來民眾，應該個個十分清楚權利和義務的分配。知道如何去行使權利和義務的履行。如果仍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盲從，那法治將無所適從，也不可能名副其實的法治。所以，人民的理性僵尸法治狀態的前提。

未來的法治國家是善于駕馭民主的。民主，和其神圣的字眼，當然是理想社會不可缺失的特征之一。西方著名學者悉尼胡可認為，民主的最大敵人竟是口頭表示和蠱惑忠于民主的人，這正是一個雄辯地標志，表明民主的理想對現代心靈來說本來就是覺得有道理的，而是普遍具有號召力的。由此可見民主的重要性。雖然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一旦失去控制就會發生蘇格拉德的悲劇。民主是可以通過良性機制保證民主的質量的。當下民主面臨三個問題：一是人口的擴張以至于增加了普及的難度。二是物質條件加以限制難以保證民主的質量。三是人群智力的的差距以致民主平衡的問題。為了擺脫專制，我們選著了民主。

未來的法治國家應是充分自由的。只要一個個體避免損害另一個個體或者多數個體的正當利益，自由的空間是足夠任何一個有正常心理狀態的自由民所享受的。

第5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一、法的現代性、理性與法治

今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已經以不可阻擋之勢參透到各個方面和領域，人們不僅用法律確認、維護、鞏固原有的社會秩序，而且還試圖用法律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這正是法的現代化的一個直接結果。"現代化是基于科學技術革命，整個社會從物質到精神、從制度到觀念的總體變遷，是特定社會的現代性因素不斷增加的過程……法的現代化是指與現代化的需要相適應的、法的現代性因素不斷增加的過程。"（葛洪義）法的現代性因素，也就是現代法律的特征，主要有：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向社會公開；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并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準則，并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道德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上述八個法的現代性因素，概括起來說，就是理性化，或者說，法的現代性就是指法的理性化……一般認為法治化是現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實際上也可以肯定，法的現代性就是法治的屬性。"（葛洪義）

理性一詞現在已為人們耳熟能詳，它在世界范圍的流行則源于啟蒙時代。狹義的啟蒙通常是指從17世紀洛克開始，在18世紀的法國進入，到19世紀的康德黑格爾達到頂峰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是弘揚理性，提倡科學，反對宗教，倡導確立世俗的人的崇高地位。啟蒙運動的思想基礎就是理性主義，而理性也成為現代的核心概念。關于理性，必須提近代哲學的始祖笛卡爾。笛卡爾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思想家，但他從"笛卡爾式懷疑"出發，在尋找作為哲學研究推理前提的公理的過程中，確立了人的理性思維至高無上的地位。他提出：絕對確實可靠的公理、原則在傳統的經院哲學中找不到，從前輩流傳下來的見解中找不到，感覺到的東西也不能提供公理，甚至數學證明也可以懷疑，因為許多人在數學問題上陷入錯誤。所以對于我們來說，無可懷疑的、確實的東西就是我懷疑或者我思維，懷疑的存在意味著懷疑者的存在，思維意味著存在一個思維著的東西，由此，他得出一個著名的結論："我思，故我在"，確定了人的理性思維的至高性。我們知道，法治作為一種實踐，是西方近代社會經濟政治革命的產物；作為一種信仰，是西方知識論文化背景的產物；作為一種理論，則主要是理性主義的結晶，因此，法治正是法律意義上的理性統治，正如韋伯將人類歷史理解為不斷理性化和解除魔咒的過程一樣，法的現代性其核心在于理性，而法治正是理性的特定產物。

然而，正是理性的崇高地位導致了現代社會深刻的人文矛盾。用理性解釋一切、評價一切、規范一切的結果，是建立起來了一個以理性為中心、科學為基礎的權力與知識體系，它在帶來工業文明輝煌的同時，也導致了現代思想的嚴重封閉，加劇了社會的緊張、焦慮、分裂，導致了對現代的痛苦反思--學術界稱其為"現代性危機"--并催生了以"粉碎理性"為特征的后現代思潮。在

一的迷戀；視主體性為基礎和中心；堅持一種抽象的事物觀。而對這一切的質疑便構成了后現代主義的特征。從思維特征看，"后現代思維涉及反思--發現差異的地位，考察非決定性的銘文，致力于意義、同一性、中心、統一性的消解"。

消解法治，可以說是后現代思潮的邏輯必然。眾所周知，根據我們習慣的劃分方式，歷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法律理論，概括地說，可以分為形而上學的法律理論和實證主義的法律理論兩大類。在所有形而上學的法律理論中，法律都已經被價值化，即從好與壞、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理性與非理性等二元對立結構中，選定前項為立足點和價值根據以設定并努力建構一個理想的法律圖式；分析實證主義法律理論則竭力否定價值判斷，猛烈批評形而上學的二元結構模式。但是，法律思維中無論是經驗歸納的方式還是理性演繹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礎之上，也就是都必須為法律尋求一個合法性根據，因此，法律和法治都有一個相對確定的支點，以使法律和司法具有合法性根據。也就是說，現代法治是建立在理性認知基礎上的。而后現代思潮所要否定的正是這一點。對于后現代法律理論來說，法律并不存在一套可以被理性所認識的確定的內容和使其正當化的根據，所以，法律并不存在一個普遍的本質化的規定性。將法律建立在某種確定的根據基礎上以使其正當化，不過是現論宏大敘事的組成部分，這種觀點連同作為其知識背景的宏大敘事都是一種神話。

在后現代法律理論中，批判法學對現實法律制度的抨擊極具代表性。批判法學又稱批判法律研究運動，興起于美國70年代到80年代，其基本觀點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法律推理的非確定性。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確定的，某一案件適用什么法律規則，確認哪些事實，完全是法官和陪審團的主觀選擇，沒有客觀性。法律推理并不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而是穿著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的不確定性同時還具有深刻的原因，這就是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的基本矛盾；第二，法反映統治者的意志。并非傳統的自由主義法學認為法律是中性的那樣，法律使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關系和觀念合法、正當化，把有政治傾向的，有利于統治階級的東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會的；第三，法不是適應社會需要的必然產物，而是階級統治的偶然產物。法是政治的，是不同社會力量、階級和個人之間相互斗爭的產物，完全沒有必然性可言。批判法學重要代表昂格爾認為，現代性面臨著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是其內在矛盾的體現。法律秩序、法治是現代性的觀念反映，是現代社會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而這個矛盾是傳統政治哲學和經典社會理論無法克服的，顯然，昂格爾借此將現代法治從思想根基上瓦解了。

總之，后現代思潮隱含著突破、破壞、解構法律的合法性根據的基本理論傾向，其結果無非就是徹底動搖啟蒙時期以來形成的現代法治理念和結構。后現代的出現意味著現代法治神話的破滅，后現代思潮對法治的顛覆使本來就缺乏法治基礎的我國法治建設雪上加霜。我們需要更多更深的理論闡釋與文化積淀，以夯實法治基礎，卻在后現代思維中發現我們寄予厚望的法治理念乃是一個行將破滅的幻想，這豈不令人沮喪？正如驀然發現正在審理一件復雜案件的法官其實對法律一竅不通一樣，那種被審判權威迷惑的心緒將會出奇失落。

三、"現代"情結對法治的阻礙

"落后就要挨打"，這是對

歸"下的"四海為家"將使中國法治更具包容性。而倘如此，消解法治的后現代思潮與民族情結將應驗荷爾德林的名言--"危險孕育拯救的力量"。

第6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首先，《意見》強調，要大力弘揚法治精神，有效推動全民守法。法律的重要性與核心性在于全社會存在對法律的敬畏，因此要實現法治社會建設，必須從全民的觀念抓起。全民普法和守法是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需要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通過教育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使法律成為人們心目中行為的準繩和價值判斷標準。當前，我國公民總體法律素質不高、法治意識淡薄、守法自覺性不強是大量消耗社會管理資源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強普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對于創新社會管理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為此，《意見》強調，要完善普法宣傳教育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對普法工作的領導，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法、發揮表率作用，宣傳、文化、教育部門和人民團體要在普法教育中發揮職能作用。把法治教育納入精神文明創建內容，開展群眾性法治文化活動，健全媒體公益普法制度，加強新媒體新技術在普法中的運用，提高普法實效。

其次，《意見》指出，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改革開放后，遼寧省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社會逐漸從以鄉村為主、同質性強的禮俗社會向以城市為主、異質性的法理型社會轉型，整體性特征開始削弱，多樣化特征日益突出。一方面，由于“單位制”的瓦解，隸屬單位的“單位人”紛紛走上社會，成為分散的社會公眾，政府的整合明顯下降，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另一方面，公眾價值觀念的變化也使公眾訴求日益多元化。面對矛盾，《意見》指出，要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以科學立法為先導，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的制度支撐。以嚴格執法為保障，進一步強化政府執行者在社會治理中的權力與義務。一方面明確政府的責任邊界，哪些是政府職能范疇，哪些是社會職能范疇，哪些是市場職能范疇。在明晰邊界的基礎上，有效控制政府執行人員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使權力的運行在法制和規范的軌道上進行。另一方面充分發揮社會治理多元主體的功能。因此，《意見》明確要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支持行業協會商會發揮行業自律他律和專業服務功能，減少行政干預，推進行政機關與行業協會商會脫鉤。加強在遼寧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引導和監督其依法開展活動。

第三，《意見》指出，要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矛盾糾紛機制。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引導和支持人們理性表達訴求、依法維護權益，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因此要構建順暢的訴求表達機制。將公眾原來以體制外抗爭的訴求規范到體制內表達，讓事關社會能否實現持久和諧的重大社會現實問題順利地進入公共政策程序。首先，要拓寬訴求表達渠道，單一狹窄的訴求渠道必然超負荷運行，上傳信息必然擁堵，就會造成大量訴求不能傳達到位。其次，要建立循環閉合的表達渠道，將公眾的信息反饋上去之后還需要對合理的訴求予以有效地處理，能夠解決問題，然后讓公眾感受到處理效果。

第7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李樹恒主任在專題講座中強調，首先要正確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特征。他指出，法治是管理社會的最好方法，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重要手段。同時概括了法治至少有以下的五層涵義：一是法治是一種宏觀的治國方略。二是法治是一種理性的辦事原則。三是法治是一種民主的模式。四是法治代表一種文明的法律精神。五是法治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

在全面分析法治的基本涵義后，他指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指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觀念，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原則的概括和反映。他深刻分析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四個鮮明特征：一是具有人民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是執法為民思想，是人民思想在法律意識形態領域的集中體現。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牢固樹立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意識。二是具有政治性。以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為載體、蘊涵于法治文明中的法治理念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反映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特征，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基本規律。三是具有法律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法律現象為意識客體，它既繼承了中國法文化的優秀傳統，又吸納了世界法治文明的精華，反映了一切法治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具有深刻的法律科學性、專業性。四是具有先進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本質上是法律觀，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既堅定不移地堅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踐的深入，不斷融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社會的發展要求，始終體現時代性、規律性和創造性。

李樹恒主任指出要深刻認識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的特殊重要意義：一是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是檢察工作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需要。二是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是實踐執法為民思想，踐行“此文來源于文秘站網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檢察工作主題，推動檢察工作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三是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是切實解決檢察隊伍中的突出問題，提高執法能力和整體素質的必然要求。

最后，他著重指出，要在實踐中加深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一是要在嚴格執法的實踐中加深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通過理論學習，加深對基本法律原則的理解和把握，即遵循法定程序和司法活動的內在規律；堅持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則；兼顧公正與效率的辨證統一；正確處理辦案數量和辦案質量之間的關系；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協調。二是要在檢察工作成效上加深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三是要在與其它教育活動的結合中加深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在為期5天的研討班中，省院聘請了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姜仲波、陳福勝兩位教授對依法治國和執法為民兩個專題做了系統講授，省院喬鴻翔、陳玉慶、譚玉君等同志圍繞服務大局、公平正義、黨的領導進行了講解，理論性、指導性都比較強；特別是魏艷玲、吳國友、盧亨喆等先進典型，結合本人的工作實際，做了生動、鮮活的專題講座，對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做好檢察工作有很大的教育和啟發作用

6月10日，經過5天緊張的學習和研討，全省檢察機關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專題研討班，圓滿結束。省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王國棟做重要講話，省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李樹恒主持結業式。

王國棟副檢察長在講話中對研討班做了全面總結，充分肯定了研討班取得的成效。

第8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關鍵詞]法治文化； 大眾化； 傳統法律文化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國家的基本方略和全社會共識。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加快推進法治建設，必須在全社會充分弘揚法治精神，樹立法治理念，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相適應的大眾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指人們在認識和實踐中形成和積累的對法治理念和法治實踐的群體性觀念和行為模式，以及與之相應的體現民主和法治精神的法律規范、制度、組織等構成的法律文化整體。構建新時期的大眾法治文化，除了進一步加大普法教育和法治宣傳外，還需對影響人們社會心理的傳統法律文化進行深刻檢討，用辯證觀點及態度審視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構成因子。對傳統法律文化中與現代法治相背離的觀念和價值進行徹底的改造。筆者認為，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官本思想以及重情輕法的熟人社會傳統的流弊成為當前法治文化大眾化及法治進程的最大障礙。

一、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宗法等級觀念與現代法治文明的平等觀念和平等秩序追求相背。導致權力絕對化及官本位文化的生成，嚴重制約法治文化的大眾化

官本位是封建社會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從社會心理角度看，人們往往把是否為官及官職大小作為核心尺度來衡量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普遍的敬官、畏官的社會心理。從制度層面看，權力運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的是“官本”而非“民本”的價值理念；奉行嚴格的上下官階等級制度，下級絕對服從上級，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應該說，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傳統的封建文化已經失去其存在的物質基礎，“以民為本”已經成為當今時代人們的價值追求。但是，由于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官本位思想仍然影響著中國人的處世觀念和原則。官本位思想及制度的殘余，對中國當代法治建設的最大影響就是造成權大于法的普遍社會心理。使得廣大民眾對法律權威產生動搖和懷疑，甚至對法治本身失去了信仰。同時，“官本位”造成了一種對權力、官職的崇拜和敬畏心理，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的盛行，廣大民眾不能真正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及表達真實的自由意志，限制和削弱了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和核心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什么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候完備的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貫徹和遵行?原因之一就是，大眾普遍的官本位思想形成了對權力的盲目尊崇，導致在現實生活中出現大量的以權亂法、以權壓法、司法不能獨立的現象，社會公正和法治價值難以實現。實現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換，是決定法治文化大眾化及法治實現的關鍵環節。從“官本”到“民本”的觀念轉換，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標志著對幾千年封建糟粕的否定，意味著對黨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肯定和確證。只有在全社會堅決摒棄“官本位”思想，才能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官本位”既是一個觀念問題，也是一個制度問題。欲破除長期以來普遍殘存于社會心理中的官本位思想，首要的是從根本上改變官本位制度，取消官員特權和不適當的社會待遇，有效規范權力運行，真正從體制上實現最大限度的官民平等，最大程度實現社會正義。其次，大力培育官員的法治理念、平等精神和公仆意識，形成敬畏法律、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社會風氣，自覺摒棄官僚主義和家長制作風。此外，對于社會民眾來講，也應該實現觀念轉換，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破除“權本”思想和“特權”思想。認清官員的社會管理本質是一種服務于民的職業，而不是為個人謀取私利的特權和資源。

二、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所特有的“重關系。講人情”的社會風氣和習俗。對大眾法治文化的生成產生一定的制約作用

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由于特殊的文化傳統，人情倫理極其發達，重關系、講人情的傳統和習俗幾乎滲透于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然，人情和親情是社會生活和交往不可缺少的劑，缺少人情的社會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兩面一樣，熟人社會過分發達的人情倫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特別對現代文明所認同的法治文化更是具有瓦解和破壞作用。這就是為什么“以情壓法”、“以情代法”、“以情亂法”等現象在當代中國行政執法和司法實踐中層出不窮的深層次原因。社會公眾的普遍心理是，一旦面臨訟爭，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運用法律維護權利。而是通過各種方式尋求關系和人情資源，最終后果就是影響了某些案件的公正裁決，使社會公平和正義難以實現。實際上，在今天崇尚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的同時，人情與法治并非絕對相左，但情之于法，需要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我國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法治文化建設中必須要處理好這種重情輕法的文化傳統，引導人們重新進行法律價值目標的選擇，逐步培育人們的法治精神和對法治的信仰。 轉貼于

三、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政治參與熱情缺位也制約著大眾法治文化的形成

第9篇：法治社會特征范文

新標準整合2011年版義務教育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思想品德三個課程標準，并按照學段要求進行一體化設計。課程內容選取更加突出政治性和時代性，著力確立學生學會做人、做事的道德與法治基礎，增加反映文化傳承創新、最新社會發展要求、國內外重大時政事件，以及與學生生活密切結合的各類內容。課程設計以學生不斷擴大的生活范圍作為暗線，突出道德與法治的基本內容;以主題組織課程內容，其中包括國情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革命傳統教育、生命安全與健康教育、入學教育等主題。除強化中華傳統美德、革命傳統和法治教育外，還有機地融入了國家安全、勞動教育以及信息素養、金融素養教育等相關內容。另外，新標準也統籌課程性質、課程理念、核心素養、課程目標、課程內容、學業質量、課程實施等各部分內容，使課程標準既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又體現出不同學段的特殊性和適切性。

2.凝練了五個方面的核心素養

政治認同、道德修養、法治觀念、健全人格、責任意識這五個方面的核心素養既突出了道德與法治課程在培養時代新人方面的獨特貢獻，符合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發展特征，又與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核心素養保持銜接與一體化，同時為道德與法治課程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找到了可以落地即與學習內容直接關聯的目標，從而能夠圍繞核心素養重組課程內容。同時，我們還研制了基于核心素養的學業質量標準，有利于改進教學方式，突出活動和議題式教學，開展綜合性評價，注重過程評價。可以預期，圍繞培育核心素養的教學，能夠提升道德與法治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3.實現了課程目標的綜合性表述與分學段闡述的有機統一

新標準在描述基于核心素養的課程目標時采用了一些具有統攝性的大概念。這些目標是核心素養在課程中的轉化和落實，是對學生學習本課程之后應達成的正確價值觀、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的綜合性表述，整合了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三個維度，是對2011年版課程標準三維目標的傳承與超越。這樣，課程目標側重在學生發展上，落實到具體的問題解決和實踐過程中，不再是相互割裂的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價值觀。與此同時，修訂后的課程標準按照四個學段，即“二二二三制”(1—2年級、3—4年級、5—6年級、7—9年級)，根據每個學段學生的年齡特征，分別闡述了課程的學段目標，使學段目標之間體現出較好的連續性和進階性。這是課程標準研制的一大突破，尤其是對道德與法治這門政治性比較強的課程，能夠分段進行系統全面的量的刻畫，可以說是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創新。

4.強調內容的綜合性和生活實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