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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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1331）
摘 要：作為典型的橫斷學科，人文地理學課堂教學內容所涉及的學科跨度較大，為課堂教學活動的開展帶來了很大難度。文章從人文地理學的學科特點與地理視頻資料的優勢入手，從理論上探討了兩者相結合的方式與對策。關鍵詞：人文地理；視頻資料；高師院校；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5）06-0014-02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學三大二級學科之一，主要以人文現象為研究主體，側重解釋人類活動的空間結構及其地域分布規律。人文地理學教學是形成地理學專業素養、豐富人文知識的重要途徑。然而由于人文地理學教學涵蓋經濟、人口、宗教、語言、民族、民俗、工農業、政治等諸多內容，且涉及現實社會中許多重大熱點、焦點問題，因此，該課程對授課教師知識面的廣度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近年來，隨著網絡視頻的興起，紀錄片、專家訪談、行業調查等視頻資料大量出現，這為人文地理學教學提供了大量鮮活、生動的教學素材，然而如何在人文地理學課堂教學中既保障課堂講述的主體性地位又充分發揮視頻資料的優勢呢？本文擬從理論層面和學生問卷調查兩個層面嘗試尋求上述問題的解決途徑，為高師人文地理相關課程的教學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人文地理學的學科特點
（一）學科自身的綜合性
人文地理學具有高度的綜合性與復雜性。有學者甚至將人文地理學稱之為橫斷學科。人文地理學是從地域的視角來研究人文現象。而這些人文現象紛繁復雜，且各種人文現象之間以及人文現象與自然環境之間還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聯。這就決定了人文地理學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學科體系，而且與眾多相關學科（如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人口學、建筑學、語言學等）都存在著大量交叉。其中，僅《人文地理學》教材中所涉及的分支學科就有9個之多[1]。這還不包括新近出現的“金融地理學”、“社會地理學”等學科分支。這使得完全依賴單一學科背景的教師不可能在課堂教學中對每個分支學科都能進行深入講解。通過筆者的觀察，由于教師的研究領域比較細微和特定，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教師往往會根據自身學科背景和當前研究方向，有重點、有選擇地摘取熟悉的部分進行重點講授，而對其不了解的部分則只能輕描淡寫地帶過。這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學生的知識面廣度。
（二）地理考察是學科知識積累的必要途徑
地理學知識源于實地考察，地理觀察能力是人文地理學重要培養目標之一。眾所周知，地理學最初源于經驗描述。西方早期的地理學論著《伊利蘭特》、《奧德賽》以及洪堡的《新大陸熱帶地區旅行記》等都是此類經驗記述類著作[2]。中國古代的《禹貢》、《徐霞客游記》等也都是此類型的地理學論著。因此，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的產生就是源于對客觀人文世界的經驗性描述。而對人文社會事項的敏銳的洞察能力和感悟能力是人文地理學課堂教學的重要培養目標之一。上述能力的培養在單純面對書本、純粹依賴教師語言表述的室內課堂講授中是非常難于做到的。這也是為什么地理學教學中野外實習考察成為必不可少的實踐教學環節的重要原因。甚至有學者將地理戶外考察調研視為地理工作者的基本功[3]。然而，由于野外實習過程中諸多安全因素的不可控，學生安全事故頻發，國內各大地理院校均盡可能地壓縮野外實習的時間與次數，以規避不必要的安全風險。這在保障學生人身安全的同時，卻大大影響了地理教學的效果，使得書本知識與鮮活的地理實踐相脫節，地理科學學生的觀察能力和感悟能力培養受到極大的限制。
二、視頻資料在人文地理學課堂教學應用的意義
（一）補充鮮活的社會、經濟素材，彌補地理考察的不足
由于經費的限制和對學生人身安全的擔憂，當前地理教學中，普遍存在著地理考察缺失的現象。原本可以在現實生活中體會、感悟到的鮮活的人文社會事項，卻只能通過傳統課本中的文字來“想象”。即便是在有限的地理考察中，由于地理學所涉及的現象宏觀性較強，在一般走馬觀花式的考察中所能獲得的知識非常有限。比如對區域產業布局的調查，若能在發改委等宏觀戰略決策部門進行考察，并結合對區域內知名專家和決策者的訪談，則學習效果將大幅度提高。而由于種種原因，上述考察根本無法在現實地理考察中實現。往往僅僅是在產業園區內乘車瀏覽或者在廠外大致參觀一下，充其量可以參觀一下產業園的展覽館，看一下宏觀規劃。這無疑使考察的深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二）借助多學科專家視角，拓展知識面
由于目前媒體的專業化程度提高，財經類節目的采訪深度在逐漸提高。視頻資料中有一些記者針對著名經濟學家、文化學者等相關領域專家的訪談類節目，若能根據課程相關的知識點進行有針對性地觀看，則能起到拓寬知識面，加深理解認識深度的效果。畢竟，在知識高度專業化今天，要求人文地理教師能夠無所不知是不現實的，只能借力其他專家彌補本身的知識缺陷。此外，通過教師的引導，也可以使學生在觀看中體會到其他學科的研究視角，對地理學視角的獨特性有進一步的認識。
（三）調節課堂氛圍，形成多感官刺激，優化學習效果
雖然課堂講授是學生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也是課堂教學的主導。但純粹聽覺的刺激，時間久了易造成“刺激疲勞”，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往往教師會通過改變聲調、改變話題來解決。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若能在學生產生“刺激疲勞”的時候，適當改變一下刺激的方式，也能夠起到較好的教學效果。視頻資料具有聽覺、視覺綜合刺激的優勢，在課堂教學中穿插使用視頻多媒體資料，可以形成對學生的多重刺激，有效避免“刺激疲勞”。
三、基于視頻資料的課堂教學效果調查
本研究對筆者所教授的大二及大三地理科學專業的本科學生進行了95份無記名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93份。其中，大二學生65人，大三學生28人。在這些班級的課堂教學中，均穿插使用了相關的地理教學視頻。
（一）使用視頻資料的必要性
45.1%的被調查者認為非常必要，51.6%的被調查者認為必要，也就是說超過90%的被調查者認為視頻資料在人文地理教學中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使用視頻資料教學的有效性
80.6%的被調查者認為效果非常好或好。感覺效果一般的占18.3%。
（三）視頻資料的使用方法
65.6%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在課堂中間穿插播放片段，34.4%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集中時間完整播放。
（四）視頻資料的選取
81.7%的被調查者認為紀錄片幫助最大，44.1%的被調查者認為行業調查類視頻資料幫助最大，37.6%的被調查者認為專家訪談類視頻最有幫助，而只有15.1%的被調查者認為講座類最有效。
當被問及哪一類視頻資料的教學效果最不好時，66.8%的被調查者認為講座類視頻教學效果不好，15.1%的被調查者認為專家訪談類視頻資料不好，而只有5.4%的被調查者認為紀錄片類視頻資料效果不好。
（五）開放性問題
問卷還設計了開放性的問題：“關于學生對視頻資料參與教學過程的建議”。結果顯示，學生對視頻資料參與教學過程普遍持歡迎態度，但同時對于視頻資料的使用方式提出了建議，如視頻資料不宜過長，視頻要注重時效性，教師應根據視頻中所涉及的知識點進行對應的講解以及組織同學們一起討論等。
四、結論
（一）結論
1.視頻資料對于人文地理課堂教學具有較好的促
進作用。本研究通過理論層面的邏輯推導和實踐層面對實際授課效果的調查表明，視頻資料對于人文地理課堂教學意義重大。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彌補地理考察的匱乏，提升學生的地理學觀察分析能力具有較大幫助。從反饋來看，學生也普遍歡迎這種教學形式。
當然，視頻資料的課堂教學只能是輔助地位，不能取代教師課堂講授的主體地位，即便是在播放視頻的過程中，也需要教師對視頻中所涉及的知識點進行點撥，并闡明與本課程內容的相關性，否則教學效果將不會太理想。
2.視頻資料時效性要強，播放時間需簡短，播放方式需靈活穿插。從調查問卷來看，學生對視頻資料的時效性要求較高，這也與人文地理學課程內容緊密聯系發展實際有關。此外，視頻資料的播放一般不宜占用整節課的時間，盡量控制在20分鐘以內。播放的形式采用穿插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比較好。
3.視頻資料應以紀錄片、行業調查、專家訪談類為主。調查顯示，學生對于紀錄片、行業調查類以及專家訪談類視頻資料較為歡迎。而對于講座類則不感興趣，或許是與視頻講座的形式與教師課堂講授的形式基本無異，容易造成學生“刺激疲勞”有關。
（二）待研究的問題
首先，本研究所調查的對象僅為地理科學大二及大三學生，且以大二學生為主，因此，后續研究將繼續加強對大三學生及大四學生的調查分析。
其次，本研究所用于調查的課堂教學內容僅限于“人口地理學”及“中國經濟地理”，因此，對人文地理其他課程的適用性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顧朝林，張敏，甄峰等.人文地理學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第2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人地關系 地理空間發展 意義 探索
[中圖分類號] G4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5）01-0129-03
空間是人類生存的載體，研究社會、空間、地方和環境的相互關系是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而人地關系的地理空間發展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內容。空間的發展體現了人文地理學與數學、哲學和其他社會學科的交叉與緊密聯系，空間思想以空間幾何學、人文空間性、激進的空間等為標志不斷發展，地理空間不僅能夠將人們聯系到某一個具體的位置，而且也能夠提供基礎將人們與更大的世界聯系起來。在地理空間變化的過程中，人們在欣賞不同文化和地方共有的東西，培育對共享經驗的理解和歸屬感的同時，還會滋長對其他地方和其他文化的漠視與敵意。面對地理空間既能聯結也能分隔的作用，探索在人地關系中地理空間發展過程非常必要。
一、原生態的地理空間特征
（一）人類對地理環境的改變
人們發展的思想完全符合時代的觀念和興趣，最本質的是人類對強大自然力征服與控制的安全感。評價全球變暖對人類的影響完全是積極的，有效地控制地球未來的氣候阻止新的冰期的到來。冰川回歸被認為是維持人類對地球統治的最大的威脅，如果致命的冰川回歸推遲，農業則獲利。從景觀變化的觀察可以知道人類活動在程度和種類上產生了遠超過預想結果的變化。人類已經獲得對自然的有益支配，在睿智的遠見下地球正在被征服，人類通過大量的環境改變而進步，表達了人類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觀念。不僅地球的表面被改變了，而且那些看不見的物質流和能量流也被改變了，來自工廠和土地利用的輸入已經極大地加強了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碳、硫、氮和磷，人類活動釋放許多種金屬，包括一些有毒的水銀、鎘、鉛進入環境中，其數量遠遠超過自然界的風化作用。性質不明的合成物質已經被制造并被釋放出來，對生態系統、氣候和人類健康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在局部和局域尺度上，對人們福祉帶來環境災難后果。
（二）空間組織及相互依賴構建
地理空間的復雜性和當人類干預時不可預見的災難風險，使改善條件常常變得更難，但干預可能派生出意外的收獲。空間組織以各種方式將個人、城市、區域以及國家聯系起來。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得到改進的交通和通信技術加速了日常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城市、區域和國家聯系到一起的空間組織就顯得日益重要。當這些聯系加速和加強之后，尺度的不同、地方的相互依賴就變得日益清楚。空間組織在所有的尺度上，鄰里、城市、區域、國家形態上都得到了表現。空間組織成為觀察社會不同層次的關鍵，明顯表現在與自然環境有關的自然現象上，如地形、作物和聚落等。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某一地區內地理現象的分布再加上一個地方的社會空間組織，以及對各種“流”的重要性的認識已經導致人們更加關心所有地理尺度上的地方之間的相互依賴。不同地方之間實際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貨幣流，在國家的尺度上，顯現為幾個特大城市中心的集聚與空中交通和金融聯系的地理空間現象。
（三）顯存的地方感社會化
地理空間是裝載人們所有希望、成就、雄心甚至生活恐懼的人文生活的地方，是把每個人與環境聯系起來的脈絡，是與世界聯系起來的所有環境經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感在某種程度上是人人生來具有的能力，能夠發展抽象的有關環境、經濟和政治的論點，通過仔細的地方觀察，認識到表面現象可以揭示共享的文化傳統與環境的連接，可以發現一些區域為人類的活動賦予優良的資源，而其他區域則是貧瘠的，主要是位置和共性問題。地方地理感是一種仔細觀察地方的獨特性，透過這種獨特性看出它們所代表的更大的格局和過程的感覺，對某地的觀察總是要揭示其共有的或借來的要素、與生俱來的或獨有的特征。
地方特性從區位和它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在地理多樣性中揭示的是本身。了解地方需從具體入手，具體來探索有關的內在特征。抽象的過程通過地方的特殊性來揭示。不論在什么地方，愛、關心和耐性都是與環境相適應的，人種和具體人類生活的真實性能夠在地方的結構中發現他們的位置。地方感是一種強烈的、積極的將人們與世界聯系起來的能力，位于客觀的環境共性和主觀的經歷之間。地方感能夠繼續通過幫助人們揭開建筑和文化的格局而加強對這些格局的理解;地理空間解釋了環境的復雜結構、地方的要素與它們的歷史發展、原始背景，解釋了土地利用和社會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保持獨立的思考，去驗證所告知事物的真實性。
二、理性的地理空間發展變化
（一）數據型的意境空間建立
早期的野外調查研究，是向收集調查或訪談數據的方向發展，考慮每個地方和其他地方的許多不同的聯系。指定地理學基本上是一種文學功能，定位于探索的象征;位置的確定和可用圖表示的空間關系定義了這個領域。自從20世紀20年代功能區的觀點產生以來，附屬區或離散腹地的基本概念轉向中心和腹地的等級概念;然后轉變成中心、腹地、聯系的等級層次和各種流的復雜網絡;接著轉向更廣闊的作為地理研究基礎的數據，演化成來自于多重出版源和調查結果的數據，這些數據被用來開發成以空間方位度量為基礎的各種地圖，反映了空間的客觀性，更重要的是解釋社會現象，給出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的整體感受以及各個地方的具體感受。
相比于文字、語言、手勢甚至代數，地圖是身臨其境的閱讀，不是直線型的。地圖的閱讀者會立即尋找方向、比例尺、熟悉的符號或者標志，并定位任何與自己的經歷有聯系的東西。符號使我們能夠以簡化的形式重構這個復雜的世界，分清一系列完整、可視而智能的等級層次。符號的使用和記錄加快了信息傳輸和“經驗的對質”，符號有潛力幫助我們對比并最終調和各種矛盾的世界模型。地圖及其符號能傳達看圖者和所描述的地區間的距離感。符號化活動顯示了大量有關人類及其基本智力需求的事物。每個思考的人都知道人類的心靈是通過尋找有意義的模式起作用，而不是很關注數據和證據的時候，地理學家才在研究社會關系時打破了地圖的限制。地圖上線條、符號、信息給予地圖科學以精確性和客觀感，表達了這個世界，不含有任何的利益和影響;客觀激發的信任，使地圖成為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傳播工具，可以傳達著一些簡單的意識形態信息。
地圖成為個人日常生活的空間圖像，是交流與交換的動態的一部分，受個人高度個性化的經歷、需求與情感的影響，被空間感應、空間概念化用來研究傳染病的路徑、動植物的分布、巖石構造、行星和太陽系的演化、大腦和基因的構造，對宇宙本質和結構進行描述，描述感知的世界或者想象或者夢中的世界。為活著的人繪制的地圖被頻繁地使用做統治、操縱、控制以及限制他人活動和行為的根據，所以成為相當數量的民眾和宗教力量的所在。地圖能跨越語言和文化而被更廣泛的接受，地圖有效的簡化信息和賦予信息等級的形式具有極大的戰略效用。對現象的空間特征進行詳細研究是地圖的最高境界，以非凡而簡單明了的方式傳遞信息，簡化信息，使決策加快和有效。地圖視覺上的簡單并不意味著地圖里的信息缺乏復雜性和深度。地圖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文件，攜帶大量的難以匯集的信息，但是它展示的信息具有組合圖畫的簡介和復雜符號的共鳴，它能揭示出許多更復雜深層次上的意義。
隨著紙張和印刷的結合也使更大范圍內文化傳統的共享和更長時期的知識交流成為可能，這些變革促進地理知識的積累、不斷修正和更新，使地圖的地理空間煥發出非凡的魔力。地圖能表達空間關系和敘述空間關系，敘述空間事件，為了留給后代或者作為證據記錄下來，空間關系的傳遞也更加簡單，這是至關重要的。
（二）虛擬網絡地理空間的構建
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遙感影像是由形象元或像素組成的，每個象元承載的信號代表著地球表面那個區域特定波譜范圍的輻射，通過像素或象元的集合傳遞信息。
20世紀80年代后期地理信息技術能夠把數據從一種投影轉換到另一種投影，從不同的系統和設備輸入數據并以地圖的形式顯示數據。地理信息系統真正強大的地方在于通過量測區域、疊置不同的數據來分析數據，或用一系列標準的空間分析或模型來分析，數字衛星地球影像可以創建全球覆蓋的數據庫;GIS展示地圖的動態特征，使用者可以按照需要變換可視信息。地理現實具有陣中有趣的性質，對地球表面的觀察越仔細，看到的細節就越多。GIS能捕獲地理位置，在研究一般法則和探索地理獨特性之間進行選擇，GIS數據質量問題的思考集中在可視化上，而可視化是一種有意義的質量感覺傳遞給使用者的合適的方法。通過一系列顯示在屏幕上的地圖或通過動畫來傳遞，GIS能以更嚴格和更有用的形式來傳遞地理空間的不確定性。例如對計算機模擬模型的強調就應該能夠加強氣象學和氣候學之間的聯系。通過展示煤電廠、亞馬遜的砍伐和其他生態上有問題的人類活動的可能影響，計算機生成氣候圖，可以幫助人類了解對他們后代的天氣是有利還是有害的影響;通過顯示每一天天氣的力量和我們影響長期氣候變化的能力，氣象制圖學在反對貪婪、短視、自滿的世界戰爭中，是極重要的宣傳手段。
地圖與生俱來就是二維的、靜態的，地圖展示地圖要素的位置用于區分要素或者展示它們的屬性，而數字化技術拓展了地理變化的三維空間和時態信息。地理新思想的表達在數字環境下，僅受創造者的想象所限，采用空間性的分析法去探索感興趣的領域，使研究本質逐漸逼近真實。
三、地理空間發展的應用意義
（一）綜合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尺度
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是相互密切聯系的，人文地理學的地理空間發展對于地理學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表現為以人地協調發展為目標，以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實現資源、人口、環境、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克服了以往拼盤式或形式綜合的缺點，體現了當今地理學走向統一的趨勢。
（二）強化了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
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如商業地理學、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行為地理學。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地理環境條件下，強調從人的主體性角度理解行為和其所處空間的關系的行為地理學，主要集中在遷居與通勤行為、消費行為、認知地圖和城市意象、空間行為和行為空間等方面的研究;它把心理、行為等因素引入人地關系的研究中，揭示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平衡，反饋了空間關系的規律性。
（三）應用于決策和管理服務環境的研究領域
隨著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思想的興起，區域可持續發展調控與決策、區域產業結構和布局、區域經濟戰略和區域政策、城市和農村發展等成為人文地理學研究的熱點。如利用2000年悉尼奧運會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等重大事件背景下城市空間結構優化的對策，研究了奧林匹克公園從申辦期到奧運會后的轉變，以及通過控制規劃過程將奧運公園整合進城市環境可能遇到的挑戰，實現奧運公園的可持續轉型，從而有利于社區多樣化的形成。
四、結束語
地理空間以單個的和封閉的位置為基礎發展，到現代取向的地球村的概念發展，再到后現代虛擬的網絡空間和現實的地理空間融合的顯存，使得地方之間的聯系結構不斷變化，改造了這些地方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在空間組織和功能區的存在。地區間的紐帶和聯系的思想，擴展到對一般形式的空間組織的關心，使距離已不是簡單的概念，這是一個理解多樣性空間的復雜思想，意識到每一個技術上受到驅動的距離關系的變化。伴隨著相應的復雜的相互依賴的網絡改變，從簡單的功能區辨認，到地理空間從局地尺度到全球尺度，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促進地理空間發展，聯結與關系的相互依賴使地理空間在所有的地理尺度上起作用，人與自然環境的聯結、跨地方的聯結、從極端的局部到全球的聯結可以使地方同質化，同時也能夠創造差異，擴展了人文地理研究對象的多樣性。
[ 參 考 文 獻 ]
[1] 趙榮. 王恩涌等主編.人文地理學2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
[2] 周尚意. 人文地理學野外方法[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3] 王興中人文地理學研究方法論的進展與“文化轉向”以來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4] 趙建吉.試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分析與綜合[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6（8）.
第3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 高中地理 野外課堂 方法 意義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的科學，地理學本身具有綜合性、地域性、開放性、實踐性的特點。高中地理作為承接地理基礎知識與地理學科研究的重要階段，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普通高中《地理課程標準（實驗）》提出“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知識”、“學習對終身發展有用的地理知識”的新教育理念，提出要“重視對地理問題的探究。倡導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學習，開展地理觀測、地理考察、地理實驗、地理調查和地理專題研究等實踐活動”。在其課程目標中提出讓學生“學會獨立或合作進行地理觀測、地理實驗、地理調查；掌握閱讀、分析、運用地理圖表和地理數據的技能”。從以上地理課程標準可以看出，新地理課程對地理實驗從課程理念到課程目標都明確提出了要求，特別強調通過地理實驗活動使學生親身體驗地理知識的產生過程，增強地理實踐的能力。地理課程標準指明了地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方向。因此，加強地理的野外課堂應用，必然會對中學地理教育改革起到促進作用。
對于高中地理的學習課程中，課內教學承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隨著新課標的試行和實施，對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要求我們走出課堂，靠近自然，接觸社會。作為高中地理知識的三部分重要內容的必修1、2、3，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于野外課堂的應用。
（1）高中自然地理部分以野外觀察為主要實施方法，開展野外課堂。大自然是地理學廣闊而富有生機的實驗室，是內容最為生動最為豐富的教育環節之一。野外實習是學生接觸大自然和社會的不可多得的機會，面對大自然和社會的諸多地學和現實問題，將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比如，在人教版地理1的自然地理的學習中，老師可以更多地指導或者帶領學生進行野外觀察，以學習到的課堂知識為基礎，在大自然中得到更深的理解。地理1第一章地球運動的意義中，關于太陽高度的變化，可以通過讓學生對于當地一段時間內太陽高度的變化做出觀察予以記錄，得出關于太陽高度變化的規律總結；第四章的地表形態中山地的形成，各種山地形態尤其是褶皺與斷層結構有條件的教師可以在當地找到這樣的結構，讓學生認真觀察，加深理解。
（2）高中人文地理部分以野外感受為主要實施方法，開展野外課堂。人文地理學是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
在高中人文地理教學中，要突出以人地關系為中心，文化理論為基礎的特點，構建人文地理學的知識框架。讓學生掌握文化景觀的空間分布與空間差異，提高對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文化活動的深層理解，并能夠對人類各種文化現象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系進行正確分析，樹立科學的人地觀。人文地理涉及的內容很廣泛，而且靈活多變，又跟某些學科有交叉。注重引入案例式的教學，學生身邊的一些實際的案例，都可以研究，使學生獲得人文地理素養。在學習人文地理時，學生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是對概念理解不深刻，運用時容易出現混亂，如對農業、工業、城市的區位因素，由于對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的理解不深刻，造成學生對某些因素的模糊認識，在教學中應注意讓學生感受當地的生產、生活實際，通過對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城市三個概念的對比，列表比較農業、工業、城市的區位因素，構建清晰的知識網絡，對于相近的人文地理概念，多聯系生活實際，做到深刻掌握。 比如在講到“影響工業布局的主要區位因素”時，應該以當地城市為案例，學生非常感興趣。然后進一步帶領學生感受當地的氣候、水文、資源、自然災害、聚落類型、通信條件、環境污染狀況等等，這樣既對后面學習“工業的生產活動”、 “工業地域的形成”等內容十分有利，而且極大地增強了學生的市民責任感。
（3）高中區域地理的學習，以野外綜合實踐為主要實施方法，開展野外課堂。在高中地理新課程必修教材體系中，地理“地理1”和“地理2”兩個模塊分別從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和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兩個方面闡述了人地關系。在此基礎上，課程體系安排了地理“地理3”，其主要目的是使學生能把“地理1”和“地理2”所學的地理基本原理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相結合，并運用到一定區域的人類與地理環境協調發展的實踐中去。地理3中的區域地理都最具有典型性，在學習過程中，可以根據當地區域地理最有特色的小區域進行一個野外的實習，可以把學生分為幾個小組，以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個板塊為主題，讓學生自行選取感興趣的課題進行實地研究，最后匯總學生所得到的觀察結果，小組之間討論交流，以完善對整個區域的認識和理解。
綜上所述，高中野外課堂的開展應該以具體所在地方的實際情況為主，依據高中地理課程的編排和要求，地理1中以野外觀察為主開展野外課堂，地理2以野外感受為主進行野外課堂實施，地理3應該開展綜合野外實習，以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為依托，應用到具體區域當中，以達到地理綜合素質的培養和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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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 旅游營銷文本；地方；視覺表征；社會構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問題來源
二戰后，西方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思潮呈現階段性變化，從1960年代的“數量革命”(計量地理學)，演變到1970年代的“行為革命”(行為地理學)和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轉向”(即結構地理學，或稱激進地理學)。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會科學總體上對人類文化的興趣大大增加，文化成為普遍性的研究熱點，西方人文地理學也隨之呈現出“后現代的”多元化屬性，并最終導致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等各分支學科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轉向，約翰斯頓稱其為“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1]。
與上述理論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學方法論和哲學基礎的某些變化。例如，西方學者逐漸意識到，實證主義影響下的那種強調空間分析、運用“經濟人”假設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對經濟活動空間規律的探討很少涉及社會過程和文化層面等做法，在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復雜的地理現象時越來越顯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義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現代(postmodern)的方法論逐漸得到重視，一系列原本用于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所謂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納。其中，不少學者注重探究人類的視覺體驗，通過分析攝影圖片、影視光碟等視覺資料，來揭示地理現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義，有學者稱其為“視覺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學“地方”的視覺表征與社會構建利用攝影圖片進行旅游地的視覺營銷一直是旅游企業所重視的策略[6，7]。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轉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學的研究中開始有生動的體現，眾多西方學者對明信片、旅行指南、導游手冊中的攝影圖片進行了符號學(semiology)、修辭學(rhetoric)、敘事學(narratology)、語用學(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視覺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會性地構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問題、研究內容和結論，極大地豐富了對人類旅游活動的理論解釋。
自1999年起，我國學者就敏銳地預見到西方人文地理學文化轉向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紛紛在《地理學報》[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經濟地理》[13-15]等刊物上進行介紹和評述，著重從研究體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該學術事件在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以及區域地理學等分支學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學者率先選擇國內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西方學者關于旅游地視覺表征的研究這一“文化轉向”思潮中最活躍的學術活動尚缺乏了解，相關的綜述與評價也鮮有見到。本文擬在此方面有所貢獻。
同時，如果說國內先前已有的那些關于“文化轉向”的綜論性文章重在粗線條的勾勒，那么接下來該做的，就是在此基礎上從微觀層面考察國外同行如何進行地理學問題的文化研究。鑒于此，本文就將綜述的起點放在西方學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對他們的理論工作加以評價和闡釋。
二、 述評方法
本著從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角度探討旅游營銷圖像的原則，筆者將文獻收集范圍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視覺文本分析。文獻來源主要有兩類：國際旅游研究領域內僅有的兩個被SSCI科技文獻檢索系統收錄的期刊《旅游研究紀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們從1980年代以來的學術論文就成為本文綜述的第一類文獻；另外，2003年6月，英國Sheffield Hallam大學舉辦了主題為“旅游與攝影：靜態的視覺影像與動態的生活”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交流論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該議題的國際研究動態，它們是筆者關注的第二類文獻。
在具體評述時，筆者將分兩個層面進行。
第一層面是案例研究觀摩。筆者從國外同行的諸多研究個案中選擇三個代表性工作加以詳盡的解析，目的是細致地觀摩和學習他們有哪些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如何開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論解釋。
第二層面是關鍵詞的抽取與闡述。借鑒近年來文化研究領域(也包括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等)日益推崇的“關鍵詞”(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筆者從西方學者關于“地方”的視覺表征和社會構建的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們使用頻率相對較高的若干核心詞語(這其實是學者們取得的某些共識所在)，然后將這些核心詞語視為該議題的“關鍵詞” 逐個進行簡要分析。顯然，這些關鍵詞彼此勾連應合，已形成一條西方學者關于旅游營銷文本的視覺文化研究的理論主線。
三、 典型案例觀摩
西方學者認為，旅游業的發展歷史受制于一定時空范圍內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以及決定這種經濟制度和結構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某一“地方”之所以成為旅游地，成為旅游者消費的對象，實際上是歷史的選擇，是一定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體現。同時，他們還認為，探究旅游營銷圖像的產生過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問題的最佳切入點之一。國外同行的多項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視覺表征的結果，是當地政府、旅游開發商與銷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會性地重構原地方后形成的一個“非真實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個“意象”：蘇格蘭旅游委員會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蘇格蘭旅游委員會(STB)為例，試圖回答物質景觀如何實現話語轉換，成為導游手冊里的圖片影像這一問題[23]。研究發現，在導游手冊里旅游空間被設計、轉化成某種視覺表征需要經歷三個媒介傳播過程：市場調研機構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蘇格蘭地方特色的關鍵性圖符(icon)；專業攝影師運用技術和社會文化知識選擇性地拍攝景物；導游手冊編輯設計人員使用媒介話語精心編排出一個極具勸服功效的導游手冊，最終完成影像表達。三方在整個過程中都需要遵循當代社會關于旅游發展、關于導游手冊角色的約定。作者不無幽默地描述導游手冊編輯設計人員的工作之一就是將合適的東西放在合適的頁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讓他們想到：“哦，這很有趣”，或者“嗯，這地方看來值得一去！”
據此，Caroline E．等人認為，地理背景并不能單純地決定一個地方是否成為旅游目的地。對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評價，而是外來因素合力對它進行的描繪使其成為人們所說、所觀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實際上是一個“意象”(image)，它由旅游運營商“經營”(operate)，由市場營銷人員“包裝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雙方共同建造了一個地方“神話”(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攝的機會：加拿大杰士伯國家公園案例
旅游資源管理、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旅游一直是國內外旅游研究的熱點，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加拿大學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點。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國家公園(Jasper National Park，簡稱JNP)這樣一個典型的生態旅游地為研究對象，卻一改不少學者從旅游地生態與環境監測、生態評價、旅游者行為管理等入手進行研究的慣例，而是收集有關JNP的旅游營銷圖片，對它們進行內容分析，解析圖像中具體的構圖元素(element)和修辭手法(rhetoric)，探究圖像所隱喻的自然資源管理人員、旅游開發經營人員對JNP生態環境的認知，以及資源利用的主張，由此剖析該旅游地生態環境問題的深層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導游手冊、明信片、旅行指南里關于JNP的圖片的畫面“主角”始終是廣闊無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觀，似乎刻意避免出現人類活動的痕跡，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純凈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環境”之形象。但這顯然違背公園的發展實情：其旅游業發展得十分紅火，某些地段和景點常常游人如織。同時在導游手冊里，人們滿眼看到的是公園內一長串適合拍照的景點，以及相應的取景角度和時間說明。對此，Keri Cronin不無諷刺地寫道：“在旅游營銷文本里，自然界變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攝的機會(photo-opportunities)，導游手冊簡直就是一個為攝影發燒友服務的向導(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還發現，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從有利于旅游發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為取悅游客而人為干涉生態系統的自身循環。例如，公園有禁火規定，每年干燥季節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會被立即撲滅，并在最短時間內原地補種樹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證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機鏡頭所觀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機盎然的綠色世界。
Keri Cronin進一步揭示，旅游營銷圖像樹立的JNP“自然絕境(the sublime)”的形象誘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觀光體驗。當這些被“藝術化唯美化”的旅游廣告圖片“洗腦”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時，很難期望他們能夠自覺意識到JNP所面臨的環境壓力，以及過度的旅游、拍攝行為可能導致何種生態損害。研究者總結道，為了JNP的旅游業發展，公園管理者、旅游批發商和游客等群體的態度和行為都是“以人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們不約而同地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認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個非人類世界(nonhuman world)，人類可以不斷地征服和利用它。就這樣，攝影和旅游營銷圖像“進入了國家公園的生態過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視的消極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證明：但凡被營銷者貼上“生態旅游地”標簽的地方，永遠維持“處女的” 形象和狀態就成為它們的重要任務。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結果，被如何表征則受控于人類社會的選擇。
3. 明信片是一種“社會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將前南斯拉夫克羅地亞共和國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為研究對象，比較了二十世紀初到二戰和二戰后這兩個歷史時期內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發現，在第一段時間里，當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歐洲中心”這一地方認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該市精美絕倫的教堂、高貴典雅的文化場館、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華迷人的貴婦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畫、人體線條、蕾絲花邊等構圖要素無時不在傳遞札格勒布市濃厚的浪漫主義文化氣息。而二戰后，作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則更多地試圖樹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種能集中反映“繁榮”、“進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會主義特質的生活場景成為明信片的畫面主題，且這些特質通過陪襯物、拍攝角度、畫面色彩以及文字說明等手段逐一突顯出來。
同時，研究者還發現，以上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強大的勸服誘導功效，它們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個札格勒布市，通過符號和象征規定和指導了游客如何選擇該市的旅游景點、如何欣賞城市風景、如何選擇拍攝對象、如何產生“合適”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應有的”記憶等。當然，兩個歷史時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別認為自己欣賞到了當時札格勒布市的精華所在。
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們操縱，它是政治、審美、修辭的合力結果，是具有多種意義的強有力的“社會能指”(social signifiers)。無論是二戰前的浪漫之都，還是二戰后的社會主義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門)、旅游開發商、景點銷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為自己精心重構的一個旅游地。他們共同策劃并聯合演出了一幕戲劇，所有演員各取所需：旅游產品的供給方獲得金錢，旅游產品的購買方獲得暢快、愉悅或刺激等體驗。
四、關鍵詞的抽取與闡述
從西方學者的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歸納他們頻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將十分有助于我們洞察旅游地被視覺表征和社會構建的基本特征和實質，準確把握國外同行的若干理論點。筆者視這些核心概念為“關鍵詞”。通過串連、參照、對比、整合這些關鍵詞，能夠較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學者關于該議題的一條理論主線。
1. 抽取關鍵詞
這些核心概念可劃分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屬于旅游地視覺表征問題的研究基點，或者是一個理論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視/被凝視”(gaze/gazed)這一對關鍵詞[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學者用以解釋旅游地視覺表征和社會建構過程中的人及其行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發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編碼/解碼”(incode/decode)這兩對關鍵詞[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學者進行旅游營銷圖片視覺分析時重點使用的概念，包括“圖符”(icon)、“符號”(sign)和“符碼”(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學者揭示旅游營銷圖片如何激發人們產生旅游動機時所頻繁使用的核心詞語，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隱喻”(metaphor)[41]、“敘事”(narrative)[42，43]、“修辭”(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顯然，這些關鍵詞分別援引自符號學、修辭學、敘事學、語用學以及文化研究和社會批判學派。現代西方人文地理學與其它學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廣泛的事實也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學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視覺表征和社會建構過程之本質的核心詞語，包括“文化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話語”(discourse)[51，52]、“權力”(power)[53-55]等關鍵詞。
2. 闡釋關鍵詞
上述5類關鍵詞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視覺化表征和社會性構建的原因與過程，其間有復雜多樣的政治緣由和意識形態問題。筆者將選擇其中幾個關鍵詞進行闡述。
第一，“凝視/被凝視”。它表明旅游者(凝視主體)與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視客體)之間的關系。旅游，原本就是一個看與被看的過程，游客正是通過欣賞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而獲得審美、愉悅、刺激、新鮮等情感體驗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視主體與凝視客體之間客觀存在著某種權力之爭。“凝視/被凝視”這一對概念其實就暗含有這樣一個觀點，即，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不平等。顯然，“凝視/被凝視”是國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視覺化地表征？其中的社會建構過程和意義是什么？”之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所有相關論述都由此深入展開。
第二，“發送者/接收者”和“編碼/解碼”。它們描述了旅游營銷文本與游客之間的一個基本的傳播過程：廣告設計者以滿足游客需求的原則對旅游地景觀進行重新設計，精心拍攝廣告圖片并撰寫文字說明(即編碼)，然后以明信片、導游手冊等形式銷售或贈送(即發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閱讀和理解這些營銷文本，并做出自己對旅游地景觀和吸引力的判斷(即解碼)，決定是否出游。
第三，“圖符”、“符號”和“符碼”。這是社會批判、傳播學以及視覺文化理論中常見的核心概念。其中，口頭語言、書面語言、人的動作與姿態、服裝、建筑、飾物等所有的社會與文化活動或產品都可以視為符號；而符碼則是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員明確或不明確贊同的規則的符號系統[11]。換言之，文化成員不僅借助于這些符號和符碼去表達、傳遞和構建某種意義，同時也有意無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慣例和規則破譯并理解這些符號、符碼。基于此，整個社會生活得以延續和推進。顯然，旅游廣告的設計者(我們完全有理由擴展到旅游產品的開發商、經營商)和旅游廣告的閱讀者(包括潛在游客和實際到訪游客)都是這樣一些文化成員，他們共同通過某些符號、符碼來完成旅游產品的供給與消費。于是，在西方學者分析明信片或導游手冊里的旅游營銷圖片時，畫面主角、色彩、拍攝視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個要素就被他們視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會建構的理想切入點，國家公園的原始森林、城市街頭的燈飾圖案、女性衣裙的蕾絲花邊等也都成為一系列符號被逐一探測和解釋。
第四，“表征”、“隱喻”、“敘事”、“修辭”、“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國外同行通過這些詞語揭示了一個事實：旅游營銷圖片其實就是使用一系列符號，通過隱喻、修辭、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鳴，促使他們產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無際的綠色森林(森林是一種符號)象征生態旅游地的處女地性質，貴婦人華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種符號)隱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懸崖、野生動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絕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產”、“話語”和“權力”。這些關鍵詞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會構建的最本質問題――如何生產意義？如何使意義合法化？誰掌握了權力？首先，這里需要分別解釋“文化再生產”和“話語”的含義。因為與前述若干關鍵詞相比，它們并不為人文地理學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國外同行從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轉借過來的概念，帶有某種“后學”傾向[56，57]。
“文化再生產”表示文化領域作為一個各階級為爭奪社會利益而在意指方面進行不斷斗爭的場所所發揮作用的方式。其結果是文化在任何時代都或隱或現地有利于解釋支配階級的利益，有利于他們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產就是使統治階級集團利益的社會權威自然化與合法化的過程。同時，什么能夠得到再生產不是一個可預知的結論，而是特定空間與時間中運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長的結果[58]。
同樣，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學派那里，“話語”也決不簡單地等同于“語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詞和動詞兩種屬性，同時指涉思想和傳播的交互過程與最終結果。同時，話語是社會化、歷史化及制度化形構的產物，它體現著權力關系，而意義就是由這些制度化的話語所產生的。話語包括電視和新聞這些媒介話語，以及諸如醫學、文學和科學等制度化的話語。因此，話語是一種社會控制力量，各種話語無不體現著社會權勢的意志，無不對應著特定的權力機構[59]。
借鑒文化研究和社會批判的上述觀點，西方學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視覺表征和構建為某種非真實世界的深刻內涵，即，刻意設計、規劃和選擇性拍攝旅游地景觀，然后通過明信片、導游手冊等旅游營銷方式將其大量復制和廣泛傳播，并最終強烈地影響游客的消費決策和體驗，這一切行為說到底就是一種文化再生產。同時，這樣的文化再生產并非隨意或偶然地發生的，而是文化產業的各個相關機構(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圖片社、出版商等)通過國家各項發展政策、經濟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規范了旅游者的凝視主體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視客體地位，其后暗含著復雜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縱意味。換言之，旅游營銷圖片就是媒介話語的一種具體形式，它具有強大的說服和洗腦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話語權，他們決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講故事，為誰講，以及如何講。
至此，我們就可以勾連到第一類關鍵詞“凝視/被凝視” 進行初步總結：正是因為要滿足旅游者觀光、凝視和消費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會性地建構為游客所希望的“模樣”。迎合旅游者的凝視偏好是塑造和強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動力之一。
3. 簡析西方學者的理論走向
在現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發生“文化轉向”思潮這一重大理論事件中，各個分支學科各有不同的表現。其中，文化地理學的要點就是借鑒“后現代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最新成果，將文化研究和社會理論納入人文地理學的分析體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學”看來，“景觀”并不是傳統文化地理學所定義的“那些我們在地面上看到的風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類對世界的“多種解讀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區域地理學，學者們則普遍關注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地方”定義為“利用空間來提供社會相互作用的場所”的觀點，開始偏重小尺度的視野。于是，作為對文化轉向的響應，“新區域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就由過去的“區域”(region)轉變為被賦予了社會化涵義的“地方”(place)。在“新區域地理學”看來，“地方”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是個人和各種組織實現其功能的限制空間[61]。基于此，我們對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學者關于旅游地的視覺表征與社會構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難發現他們是在旅游研究領域里接受和演繹了人文地理學中關于“景觀”、“地方”的某些新觀點。在他們看來，所謂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觀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們觀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視偏好)，是社會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
當然，我們還可以將思考范圍進一步拓展到后現代地理學關于“空間”(space)概念的某些觀點，來理解西方學者對旅游地視覺表征的若干結論。例如，后現代地理學的先驅者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其專著《空間的生產》里指出：空間不僅是物質的存在，更是社會關系的容器；空間具有其物質屬性，更有其精神屬性[62]。著名地理學家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會公正與城市》一書的后序里寫道：“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體現了各種社會關系，但又反過來作用于這些關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學者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堅信權力的分析就是空間的分析[64]。他論述道：“是的，空間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極為重要；空間在任何權力的運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識一旦按照區域、領地、移植、置換、過渡來加以分析，人們就會捕捉到知識作為權力形式和傳播權力效應的過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視覺表征時，不止一位國外同行提出這樣的觀點：攝影術提高了人類操縱視覺空間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實，更可以創造事實。攝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調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對底片的技術處理等，都使它具有隱藏、神秘化和欺騙等功能。實際上，攝影照片從來沒有描繪客觀事實，它總是陷入社會、經濟意義所編織的網中，參與社會歷史進程。當與旅游營銷目的結合時，攝影便表現為社會權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被重新構建。因此，無所不在的旅游營銷圖像幫助人們搭建起一個想象的空間――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樹木、雕塑、街燈等景物都被賦予特殊意義；在那里，旅游者與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間凝視/被凝視的權力關系得以體現和強化。顯然，這是后現代地理學和社會批判理論中的空間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種滲透和引用[11，66]。
應該說，把艱深晦澀的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應用于旅游現象的研究是有相當難度的，西方學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牽強附會或膚淺僵化的缺憾。然而，他們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卻極大地豐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拓展了人地關系、人人關系的思考方向。當然，對他們的某些社會批判思想也應該結合其國家發展狀態和社會文化背景進行具體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學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簡單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廣告、否定圖片營銷、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種思考社會現象的方式來幫助人們理解旅游現象。
五、 對我們的啟示
近年來，隨著我國旅游業的迅猛發展，不僅成熟旅游地異常重視旅游市場營銷，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區的自然景觀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獨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納入到旅游消費市場中。通過攝影營銷圖片和各種大眾傳播媒介，這些區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來越多的公眾所知。它們反映了當代社會的某種審美與消費偏好，并獲得了社會制度、政策以及相應組織、機構的引導和支持。雖然國情和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們的研究對象和學術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國外同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他們的經驗和學術觀點進行如下思考：當下國內旅游營銷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們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發育過程中？這又反映了怎樣的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緣起與結果？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不能僅僅停留于某一具體研究議題的層面，本文的寫作初衷也絕非局限于旅游話題，西方學者在人文地理學領域內異常活躍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國內同仁關注。一個有意思的事實是，在國內最近兩、三年問世的傳介西方學界關于都市文化和空間研究的若干新觀點的譯著或編著中，有不少是專業背景為文藝美學的學者完成的。例如包亞明[67-70]、周憲、許鈞等[71，72]學者，他們對亨利?列斐伏爾、戴維?哈維、愛德華?蘇賈②、米歇爾?福柯等學術大家思想的評述十分可貴，其中不乏對“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現代地理學傾向。相反地，國內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家們卻顯示出某種缺席，無論是編譯、述評還是實證研究，近來相關論著所見不多[73]，這或許是一個遺憾。筆者謹借旅游地視覺表征這一小議題，提示國內同行應該對西方人文地理學及城市社會學的發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學術敏感性。
注釋：
① 雖然有譯為“人本主義地理學”的，但文獻檢索發現國內學界學多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參見：(1)馬潤潮：《人文主義與后現代化主義之興起及西方新區域地理學之發展》，《地理學報》1999年第4期；(2)張祖林：《當代西方地理學中的人文主義》，《自然辯證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時，該流派的創始人段義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義地理學”這種譯法。故本文采納之。
② 當代杰出的地理學家Edward W. Soja，國內也有人翻譯為“愛德華?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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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體育地理學 理論體系 構建研究
一、前言
體育地理學是一門橫跨體育學與地理學的新興學科，在具有所有學科門類通性的同時，也有著其學科本身的個性。研究體育地理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對于提升體育地理學的教學實踐水平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從概述體育地理學著手本課題的研究。[1]
二、體育地理學概述
1.體育地理學的概念
體育和地理學界的部分學者從不同角度探索了體育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問題。到現在為止體育地理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之一，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競技方面，對于社會體育和學校體育這兩個研究領域還處在一個不夠深刻的層面。
2.體育地理學的學科特性
體育地理學是體育學、地理學的交叉學科，屬于綜合性的學科之一。根據地理學和體育學本身固有的待殊的性質，既屬于人文科學又屬于自然科學，所以，體育地理學具有區域性和綜合性的學科特性，它具有一定的面積、形狀、范圍或界限，其內部的特定性質或功能相對一致而有別于外部鄰區。區域性是體育地理學與其他體育科學區別的根本點。休育地理學屬于地理學與體育科學交叉的學科，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又屬于社會科學。起源于地理學和體育學的體育地理學從誕生之時就具有學科綜合性特征。[2]
3.體育地理學研究的內容
根據體育地理學的特性，體育地理學研究的內容可以分為，對自然環境和對人文環境的研究兩大類。自然環境的研究主要是體育活動的主體要與自然環境協調發展，活動項目符合當地的，校本的課程資源。如：南北方的氣候條件差異，地理環境差異等不同的人類生存環境對人類體育發展的制約性，體育的發展方向和進程依賴于生存環境，影響人們的人文環境的研究主要是活動的項目與當地的民族、民間的非物質文化相結合，在保持傳統的基礎上不斷的創新、發展和傳播。不同的地區的人文環境差異很大，有些地區少數民族的人文精神豐富，有些地區的傳統體育項目保留的很好，這就有利于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積極主動的開發人文環境資源作為體育課程的項目選擇。
三、體育人文與地理環境的研究
人類文化形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人們所，處的地理環境相聯系的，體育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形態，同樣也不可避免地與地理環境的發展相聯系，甚至其依賴地理環境的程度遠大于其他文化形態。體育文化作為人類文化形態的一種，當然也深深地，體現著民族文化的特質，民族文化又深深地規范著，體育文化的內涵一個民族、一個地域體育運動的風格、美學觀、價值取向都深深地反映著這個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
目前，關于體育人文與地理環境的內在關系也是體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鄭勤在2012年從文化學的角度，通過地理環境與體育運動和體育文化的關系研究，探究世界體育文化空間布局的特點及其原因所在，研究認為地理環境直接決定著運動項目的產生、規范著體育文化的內涵及對體育文化空間擴散具有一定的直接影響。王秋娥從現代體育與人文環境之間進行了相關討論，認為體育與人文環境有著本質和邏輯上的聯系，一方面人文環境是現代體育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它以內化、同化和默化等多種形式制約人們對體育本體價值的認識水平，進而制約著現代體育的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另一方面現代體育的發展是人文環境優化和凈化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也是豐富人文環境內涵最生動最直觀的媒介之一。段文彬等以地理視角觀察體育文化，對我國體育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進行探討；文章從不同區域的氣候條件、地勢和地形條件、水域條件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和人體體格、文化背景與民族傳統、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等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的差異上探討了體育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朱梅新等就新疆傳統體育的人文地理特征進行了相關研究，認為新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在新疆特定的地理環境下形成與發展的，新特的自然地理環境造就了具有鮮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草原體育文化；而綠洲體育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及產生眾多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則呈現出各區不同的特征。[3]
四、體育地理信息系統功能及構建過程
該功能主要用于獲取體育原始數據，保證體育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中的數據在內容與空間上的完整性、數值邏輯一致性與正確性等。一般而言，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的建設占整個系統建設投資的70%或更多，并且，這種比例在短期內不會有明顯的改變。因此，信息共享與自動化數據輸入成為體育地理信息系統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隨著掃描技術的應用與改進，實現掃描數據的自動化編輯與處理將是體育地理信息系統數據獲取研究的主要技術關鍵。我國體育數據庫的建立工作還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區域性的數據整理工作目前還僅限于部分領域，如體育場地、體育人口等等。例如，國家體育場地設施普查可以得到城市體育場的整體情況，但是，在城市中的具置、交通、住宿、飲食等基本相關信息卻基本不再統計之列。因此，今后應考慮建立科學、規范的數據統計體系，編輯數據也要充分考慮地理空間分布特征。
2.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是指將獲取的原始數據按照地理信息系統的要求進行的各種轉化。初步的體育統計數據處理主要包括原始數據的格式化、轉換、概括。數據的格式化是指不同數據結構的數據間變換，數據結構是指數據組織方式，在GIS中數據表示方式主要有柵格數據、矢量數據及柵格矢量混合數據。數據概括包括數據平滑、特征集結等。目前，地理信息系統所提供的概括功能極弱，與制圖綜合的要求還有很多的差距，需要進一步發展。
3.數據存儲與組織這是一個數據集成的過程，也是建立體育地理信息系統的關鍵步驟，涉及到體育空間數據和屬性數據的組織。在體育地理數據組織與管理中，最為關鍵的是如何將空間數據與屬性數據融合為一體。初步研究認為，可將二者分開存儲，再通過公共項（如編碼）來連接。這種組織方法的最大缺點是數據的定義與數據操作相分離。目前，諸如面向對象數據庫的設計都在努力解決這些根本性的問題。
五、結束語
通過對體育地理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體育地理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要以其學科特點為基礎，深入研究該門學科的精髓。有關人員應該從實際出發，密切結合體育地理學的教學實踐，構建出最為優化的學科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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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城市化的迅猛發展，生態危機日益嚴重，能源危機，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氣候變暖，荒漠化、動植物物種大量滅絕等各類相互聯系的危機日趨嚴重，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也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20世紀50年代前后，不斷爆發的環境危機以及出現世界聞名的“公害事件”，敲響了環境保護的警鐘，人類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系。1953年，美國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J.H.Steward)在《進化和過程》一書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文化生態學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把握文化生成與文化環境的調試及內在聯系。這一時期，一些從事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與研究的國際組織相繼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1956年成立的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等逐漸在相關領域發揮重要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地理學的理論方面，自然與人文的統一性已經在全世界得到確認。在人地關系方面，形成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論”，從而奠定了現代地理學的統一性與綜合性。和諧論主張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以謀求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間的協調，例如日本學者石田寬就曾提出“預防破壞景觀，建設一個和諧的景觀”的主張。
第一位喚起人們關注自然環境的是美國海洋生態學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即現代人由于濫用DDT及其它殺蟲劑，已經傷害許多生命，嚴重的改變了自然生態。人類再不節制，未來的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熱鬧繽紛，而是一片死寂與靜肅。由于對環境脆弱本質和相互依賴的特點認識不足，人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破壞著自然環境。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K.E.Boulding)發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形成以生態經濟效益，即生態系統和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的經濟效益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主張在人口，工業迅速增長，自然資源消耗加劇，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大工業和現代農業所造威的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把經濟發展同環境，資源，生態結合起來研究其經濟效益。此時，原有的東方文明中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重新引發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文化景觀和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主張將其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責。
20世紀60年代以后，與景觀和環境相關的概念開始出現在有關國際文件中，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62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2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保護景觀的目的，指出“為本建議之目的，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修復無論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藝術價值，或構成典型自然景觀的自然、鄉村及城市景觀和遺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通過的《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跡的保護中引入了環境的概念。指出：“歷史古跡的要領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i969年，L.麥克哈格(L.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一書中，從自然、歷史、人文的角度探討了環境問題，描述了自然過程如何引導土地開發。規劃設計結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標志著生態學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規劃之中。
隨著社會經濟和現代工業化的高速度發展，自然資源、人口、糧食和環境等一系列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人類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大，正在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生物圈。為了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依據和有效措施，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制定了國際生物計劃，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人與生物圈(MAB)國際組織，開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態系統與人類活動的關系，以及農業，城市。污染等有關的科學研究。同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次明確了“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其中“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而遺址則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遺產”則包括：“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其中“文化遺產”中的“自然與人聯合工程”引起人們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會議在內羅畢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第一次提出了“歷史和建筑地區”的概念，指出：“‘歷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區’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遺址的任何建筑群。結構和空曠地，它們構成城鄉環境中的人類居住地，從考古、建筑，史前史，歷史，藝術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價值已得到認可。在這些性質各異的地區中，可特別劃分為以下各類史前遺址、歷史城鎮，老城區、老村莊。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跡群”。同時明確了“環境”和“保護”的定義，即“‘環境’系指影響觀察這些地區的動態、靜態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環境”。在這層意義上，定必不僅涉及趨于靜態的文物，建筑物與遺址，還考慮到社會文化進程中的動態性以及歷史和建筑地區環境要素的延續性，而“‘保護’系指對歷史或傳統地區及其環境的鑒定，保護。修復。修繕，維修和復原”。之后，人類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更加引起世界范圍的重視。
1977年12月，一些國家的著名建筑師、規劃師，學者和教授，在秘魯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遺址，簽署了具有宣言性質的《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歷史遺產的保存和保護”部分指出：“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存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址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在該的結束語中寫到：“古代秘魯的農業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贊賞，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偉，也由于它明顯地表現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現形式是一座對生活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在同樣的思想鼓舞下，我們純樸的提出這份”。這一在文化景觀遺產地誕生的莊嚴，無論對城市規劃領域的觀念更新，還是對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擴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恰好也在1977年，《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為《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細則予以公布，明確提出了評價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標準及其真實性、完整性和相關管理要求。在理論界，J.D.西蒙茲(J.D.Simonds)在《大地景觀》(1978)中全面闡述了生態要素分析方法、環境保護，生活環境質量提高，乃至于生態美學的內涵，從而把生態景觀研究推向了“研究人類居住空間與視覺總體的高度”。
1980年8月，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M.J.Wise)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環境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仍的處境中，如何協調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美國未來學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坎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電腦的發明標志著人類進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時代，并將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政治準則、生活方式、社會傳統及意識形態等。美國經濟學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提出了未來社會的十個發展方向。在諸多學派中，人文主義學派強調城市空間秩序最終是生態秩序的產物，人類社會在生物學和文化的兩個層面上被組織，從而發生著類似于生物界的競爭，淘汰，演替等過程。生態主義學派強調城市是一種生態系統，人的生活要從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必須放棄那種認為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想法，變得謙虛、溫和與適度。這些思想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尊重順應，到控制征服，到保護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諧共處的演進過程，啟發人類在獲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時，應謀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環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態和自然過程》中重點論述了城市的自然演進過程與城市空間營造的關系問題。
以上國際文件中的定義，理念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為文化景觀概念形成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在文化景觀遺產保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8屆會議上，關于文化景觀的概念已經予以提出并討論。會議指出“純粹的自然地已經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為影響之下的自然地，即人與自然共存的區域，這些區域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價值”；“應將‘文化’與‘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兩級化；《世界遺產公約》目的不是‘選定’景觀，而是在一個動態的和演變的框架中保護遺產地的和諧與穩定，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使人們逐步意識到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該“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華盛頓》列舉了歷史地段應該保護的內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間形式：建筑物和綠化，曠地的空間關系：地段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包括與自然和人工環境的關系等涉及文化景觀的內容。從這些內容看，歷史地段保護更關心的是整體環境，強調保護和延續其中人們的生活。該還歸納了保護歷史地段共同性的問題，指出“今天，由于社會到處實行工業化而導致城鎮發展的結果，許多這類地區正面臨著威脅，遭到物理退化、破壞甚至毀滅”。
在我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在20世紀20～30年代，通過外國傳教士和我國派往的留學生而陸續傳入國內。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地進行講授，其中以法國人文地理學家J.白呂納(J.Brunhes)為代表的人地相關論和以英國經濟地理學家L.D.斯坦普(L.D.Stamp)為代表的經濟地理思想具有廣泛的影響。前者認為人對人地關系的形成具有選擇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導經濟地理應用于城鄉規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理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有關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城市地理，邊疆勘察、地區綜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錯。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經濟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以外的人文地理學其他的分支均被視為唯心主義學術思想而一概摒棄”。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摸清各地區生產布局。流域區劃，鐵路選線，區域規劃，農業區劃以及建設條件，資源儲量，生態環境等方面情況，為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于是就出現了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結束。
近30年來，“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歷史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區域地理學等學科中被廣泛應用，并對其定義與內涵進行了系統的考證與闡釋。譚其驤先生推動了我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對我國民族遷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同時致力于區域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他強調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是“人地關系論”，研究的目的是謀求人地關系的協調。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主張從研究文化景觀來分析人地關系。侯仁之先生倡導以現代地理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變遷，園林營建、水源開發利用，地下古河道復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點等，對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不斷提供科學的依據。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議將大學歷史課中的“中國沿草地理”改名為“中國歷史地理”，認為歷史地理學的任務是探討一個地理環境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發展演交的規律。1962年，他發表了《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進一步闡明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及與傳統沿草地理的重要區別，使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以后的數十年間，他先后出版
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地理學概述》等專著，為這一學科的建立，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侯仁之先生這一理論體系的闡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現代文化景觀遺產研究的獨立探索。
上述眾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皆成為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思想基礎。同時，我國關于區域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早在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探討了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基本經濟區分布情況，并認為它們是我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和地方區劃的地理基礎，實際上也與文化發展演變的區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學導論》中指出，“長期以來，地理學科總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互相密切聯系的組成部門。但近30余年來，我國一直按照1950年代蘇聯一部分地理學者的片面論述，把地理學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門各自獨立的學科，不僅割裂了自然與人文現象的客觀聯系，還把人文現象的研究局限于經濟上的生產配置這一狹隘的范疇之內”。今天“人文地理學正和新興的環境科學、生態科學，區域科學與行為科學相結合，力求在解決世界性資源短缺，人口危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等重大社會問題上作出貢獻，從而促進了人文地理學在方向內容與方法上的創新”。譚其驤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籠統地，簡單地談論中國文化，而在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區差異應予以足夠的注意”。
在考古學研究方面，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學的年代譜系，在全國各地就已經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細化。長期以來，人們稱黃河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視黃河流域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將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迅速擴展了人們的視野，面對各地不斷涌現的史前時代的城址、祭壇、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們看到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國文明起源過程的新層面，也了解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遠，成份之復雜。“多元一體”是我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間的差異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系，無疑是認識區域文化的一個重要思路，也是區域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基于“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復雜多樣的自然地理單元，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家們對我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開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觀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還有不少著眼于具體文化現象的歷時性或共時性區域研究成果，為深入了解我國文化遺產的區域特性，以及發展演變的時空背景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也成為我國文化景觀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走向成熟的轉折期，經過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終于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發展道路，一個帶根本性的學科理論，這就是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著眼于各地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從全國范圍將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點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己、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說”，即“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區域差異，也闡述了文化的歷史傳承。這一學術思想在考古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帶動了國內區域考古學的深入發展，嚴文明先生曾論及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中原、甘肅，山東，燕遼，江浙和長江中游六大文化區。張光植先生也曾將龍山時期文化劃分為相互關聯的山東，良渚、黃河中游、齊家河。清龍泉五個區。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學文化特征而進行的區劃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區域性。上述考古學文化的劃分，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文化內涵豐富多采，正如蘇秉琦先生言簡意賅地概述為“滿天星斗”。
文化景觀遺產的探索與國際共識
隨著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內涵和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化，促使人們從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遺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和相應的保護方式，手段、體系，受到關注與保護的文化遺產類型也在不斷擴充，例如“歷史城鎮”、“傳統村落”，“運河遺產”和“文化線路”等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這些新型文化遺產的共同特點，都體現出文化與自然兩者的密切關聯和相互結合，世界文化遺產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并擁有了更為深刻的涵義。1987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考察我國申報項目――泰山時，發現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遺產項目的獨特價值，即它不僅符合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也同時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促使了在世界遺產類別中，“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一新類別被認可。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最終確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1992年10月，世界遺產中心會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法國的拉貝第皮埃爾召開關于將“文化景觀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專題研討會。這是文化景觀遺產在邁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為了適應文化遺產的整體區域與多樣化類型，來自各成員國的專家分別對《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見，討論了新修訂的文化遺產評估標準，并總結出文化景觀遺產的定義、分類和提名等方面規定，建議將杰出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體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上，決定將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在《世界遺產公約》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遺產的體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觀遺產”這一新的類型。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意義重大，使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文化遺產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其背景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生存環境日益遭到破壞，人類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維持生物的多樣性，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健康的發展。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的內容，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文化景觀遺產代表著“自然與人類聯合工程”，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兼具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保護的要求與特性。長期以來，世界遺產始終在“文化”與“自然”兩個支點之間尋求平衡，而文化景觀遺產將文化與自然兩種因素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平衡與穩定。“文化景觀”是指自然與人類創造力的共同結晶，反映區域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特
別是出于社會、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環境影響與環境共同構成的獨特景觀。“文化景觀”也是從較大的范圍、較充分的規模去發現和認識在某種特定環境中人的創造和生存狀態。
自1992年文化景觀遺產正式確定為世界遺產中的特殊類型以來，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許多變化，對于人類與自然的關聯，被明顯重視起來，衡量世界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也經歷了多次改變與調整。其中，許多實質性的進展與文化景觀遺產類別的納入，以及對其不斷深入的思考直接相關。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使世界遺產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遺產所代表的自然與文化，人類與環境、物質與非物質遺產之間的關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附錄中，把文化景觀分為“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和“關聯性文化景觀”三種類型。“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出于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園景觀，它們經常(但并不總是)與宗教或其他紀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聯系。“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關聯性文化景觀”以其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證為特征。文化景觀遺產作為連接文化與自然的紐帶，更加體現出“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一種和諧與平衡，與以往的單純層面的遺產相比。它更強調人與環境共榮共存、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都柏林舉行“有關具有突出世界價值的文化景觀的專家會議”，提出了“未來行動計劃(文化景觀)”。該行動計劃總結了有關提供“成員國在確認，評價，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觀進八《世界遺產名錄》的資格方面的指導”，以及準備“對文化景觀進行專題研究”的建議。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屆會議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與平衡性《世界遺產名錄》的“全球戰略”。并認為主題研究可以作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的有效方法。人們意識到，歐洲建筑與宏偉，壯觀的人造景觀等古跡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占據優勢地位，而具有深度，復雜度和與環境建立多樣化聯系的傳統文化卻鮮有代表。而這種不平衡性正是由于過去將“文化”與“自然”遺產過于簡單地一分為二所造成的，新納入的文化景觀遺產顯然可以作為調整失衡的杠桿。同時，《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斷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進行調整和完善，逐步擴充世界遺產的類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價值。1977年～2005年間，《操作指南》先后修改達17次。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素方面，從重視單一文化要素的保護，向同時重視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綜合要素保護的方向發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復合特征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觀遺產，均成為國際社會探討加大保護力度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國際景觀生態學會(IALE)與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舉辦的大型學術活動中，都有景觀與文化的專題討論會。1994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第90屆年會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神話，景觀、通訊”專題報告會；1994年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大會提出，要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來規劃和管理土地資源，促進文化景觀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1995年國際景觀生態學會大會上對景觀類型與人類活動特征、景觀建設的量化因子、21世紀的文化景觀、持續發展與文化景觀等命題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態導向”的概念。他認為美國城市的無序蔓延及其對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將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置于生態過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態優化”的思想。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積極響應，并開始從“生態優化”所強調的單純“保護”，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開發的“生態導向”思想方向發展。在這一思想推動下，美國在區域開發中開始推行“精明增長”計劃，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護農地，保護生態與社會人文環境、繁榮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長目標。精明增長作為一種旨在平衡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區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此期間，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國際公約和文件相繼問世，成為人們步入21世紀的共同行動綱領，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例如1996年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會議，發表了《伊斯坦布爾宣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會議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我國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之一。21世紀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思想成為人們解決所有與生命現象有關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強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極為重要。同時，在21世紀，國際上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即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拓展為包含景觀在內的四個層次，文化景觀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賦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觀既是“生物多樣性的最后儲藏所”，也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或缺的內容，既是反映過去人類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的證據，也應該成為人類土地持續利用的樣板，并為人類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與文化多樣性的機會。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的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例如美國最早通過設立“國家公園”(nationalpark)制度，堅持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學性，將重要的文化景觀遺產地收歸國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積的、類型豐富的國家財富；在意大利，一般強調不改變文化遺址現狀，尤其重視環境要素的保護，例如在龐貝遺址的保護中得以充分體現；在英國約克郡曾通過“地下古跡分布圖”的編制為保護對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從而免遭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破壞，在日本，通過國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護實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為歷史史跡保護區被整體保護下來：在德國，結合現代航空測量，遙感技術，頻繁對國土范圍內的文化遺存進行普查。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理論和方法的
形成經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逐漸達成共識。2001年2月，來自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考古，建筑、市鎮規劃及遺產地管理等領域的專家相聚越南會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研討會，探討建立和頒布最佳保護范例的區域性標準，以確保亞洲遺產地的內在價值得到應有的保護。會議強調了遺產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在亞洲，天然和人造遺產不僅與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環境有著不解的聯系和淵源，同時也是更多非物質性文化傳統的表現背景。因此，與會專家尤其強調了自然遺產地，非物質遺產和文化景觀的保護規范間的相互關聯性”。針對文化景觀，會議認為“文化景觀是指與歷史事件。活動，人物相關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地理區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資源以及野生動物或家禽家畜”。與會專家認為“文化景觀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機哲理和觀點，必須得到了解和保護”。同時，“文化景觀并非靜態。保護文化景觀的目的，并不是要保護其現有的狀態，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種負責任的。可持續的方式來識別，了解和管理形成這些文化景觀的動態演變過程”。200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會安通過了《會安草案――亞洲最佳保護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7屆會議期間，曾就擬在維也納“中央車站項目”場址建造三棟高層塔樓的問題，以及就世界各地歷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遺產城市及其附近，出現的高層建筑建設這一常見問題展開了辯論。經過辯論，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就這一問題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2005年5月，主題為“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管理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的國際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實地考察了維也納歷史城市景觀的保護狀況。維也納的歷史城市景觀以中、低層公寓樓為特點，樓房普遍為4―6層，整個城市的屋頂采用19世紀古典主義建筑風格，形成協調的城市文化景觀。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頂和尖頂，從城市的各個角度清晰可見，發揮著地標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紀50～70年代的幾棟高層辦公建筑，由于位于歷史中心的邊緣地帶，當時并沒有被視為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侵擾。2001年，維也納歷史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提高了市民對城市文化景觀價值的認識，他們對新的高層建筑可能對城市輪廓線和文化景觀遺產產生的影響提出質疑，并由此引發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維也納會議還討論了有關北京、加德滿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維拉和危地馬拉城等世界遺產城市的高層或當代建筑的案例，這些城市一直在不斷投資興建新的基礎設施、住房和辦公場所，且這種現象會持續下去，并進而對城市文化景觀構成長期威脅。
維也納會議討論的焦點包括，如何協調歷史文化名城或歷史地區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在滿足持久投資需要的同時不破壞城市的歷史特點和文化特征；如何確定文化景觀可以接受的變化限度，如何建立適用的評估和評價標準等問題。會議形成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維也納備忘錄)，并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9屆會議通過。《維也納備忘錄》是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側重于當展對具有文化遺產意義的城市整體景觀的影響，其“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國際和相關建議中通常使用的“歷史中心”，“整體”或“環境”等傳統術語的范圍，涵蓋的區域背景和景觀背景更為廣泛，綜合考慮了當代建筑、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文化景觀完整性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提倡采取綜合方法維護城市景觀的重要聲明，并作為《內羅畢建議》的補充性區域級指南。在此基礎上，2005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屆《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宣言》，宣言“強調將當代建筑恰當地融入歷史城市景觀中的必要性，并強調在計劃進行當代干預時開展文化或觀賞影響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締約國”將《維也納備忘錄》中確定的原則納入各自的遺產保護政策”。
在2005年版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一直以來沿用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相關標準進行了合并，規定，“如果遺產符合下列一項或多項標準，世界遺產委員會將會認為該遺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1、代表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2，體現了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重要的價值觀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3，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4，是一種建筑，建筑群，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發展階段：5、是傳統人類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由于不可扭轉的變化的影響而脆弱易損；6，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7，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地區，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包括生命記載和地貌演變中的地質發展過程或顯著的地質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陸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落演變，發展的生態和生理過程；10，是生物多樣性原地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或保護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
第7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一、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研究的學科向度
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將自己創造的文化通過口耳相傳鞏固和傳承下來，展示了一個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和文化意識，成為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基石和文化生命的重要標識”。美國民族音樂學家梅里亞姆僅對“音樂”研究的方法界定就歷經了15年的研究時間，先后提出了三次方案。先從“在文化中的音樂研究”開始，發展到“作為文化的音樂研究”，再延伸至“音樂就是文化，音樂學者所做的就是社會研究”。在方法論中不斷地論證文化的重要性。他認為：“音樂不僅是聲音，人類行為是產生聲音的先決條件。音樂不可能脫離人的控制和行為孤立存在……音樂是由構成其文化的人們的價值觀、態度和信念形成的人類行為過程的結果。”英國民族音樂學家斯托克斯也指出：地域或地點是社會活動具體的地理背景，其中，音樂事件展示了地域內涵，反過來，通過音樂也可以構筑地域，涉及差異和社會界限。人們可以用音樂來為自己定位，從音樂中認識自身所擁有的身份標識和自我。中國著名地理學家吳傳鈞也曾將“人地關系”和“區域”這兩個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基本單位有機地結合起來，提出了“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概念和思想，對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可見，任何形式的音樂藝術，與其產生地域的地理和人文環境都有著密切的聯系。
江西的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眾多，以其濃郁的鄉土風格與獨特的藝術魅力，在江西省內已流傳千百年，成為當地人民經濟生產與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在研究中發現，江西省的音樂學者對本土民間音樂的研究，至今仍較多地停留在田野考察的初級階段，使用歸納、總結的方法記錄樂譜或記述表演過程。雖然這些研究手法是民族音樂研究的必經之路，但對待現有的已發掘的本土音樂文化，只滿足于把流動的聲音和表演畫面用文本的形式來“翻譯”和“解釋”，并以錄制音像的形式來留存，已不能適應深入開展音樂學研究的需要。因此，筆者結合前期的研究心得，主要以研究國家級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武寧打鼓歌”為例，對江西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方法做一個梳理和總結，以期拋磚引玉，期待更多的專家學者，關心江西的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
對待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應當轉向音樂地理學和音樂人類學這兩個學科向度，把以往單一的音樂形態研究納入與之相關的社會學科內進行交叉研究，才能更加貼切地理解、運用和發展本土音樂文化。
二、音樂地理學和音樂人類學的綜合運用
音樂地理學是研究音樂與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關系。研究“音樂－地貌－人類文化”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學者可以運用這一學科的觀念和方法研究“音樂區域”，分析音樂的演化過程及地域擴散的特點，明確區域文化的特征。
音樂人類學主要關注的則是人類的音樂行為方式。將音樂的概念延伸到與“人”的行為和觀念相關的文化范疇，闡釋“觀念－行為－音樂聲音”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重視“人”的行為，提倡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田野考察，在實地考察時所要關注和采錄的，不僅僅是狹義的音樂形態。人類音樂學所倡導的“音樂本體”是“聲音本體”和“行為本體”。
如果說“人”與“音樂”的關系，決定了音樂之本身的一切屬性，那么，地理因素就決定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從而影響到人類的體征特點和性格，并直接作用于音樂的風格特點。“地貌”與“人”的行為相輔相成，它們共同決定了音樂的性質。在音樂地理學和音樂人類學兩種研究方法之間，所關注的音樂學問題有許多交叉重疊的方面，但音樂研究視角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界在以往的音樂風格區域劃分中已經具有音樂地理學地域空間分布研究的性質，但初期的研究多從音樂形態(旋法、結構等)方面進行“定性”描述，較少探討音樂風格區域形成過程中的地理環境要素。在音樂區域的空間分布、音樂體裁、音樂形態、方言音調上，嚴格地按照地理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和觀念研究音樂文化，卻是后現代民族音樂研究的新模式。它們有兩個不同的學科研究重點。音樂地理學側重于區域音樂文化的研究；而音樂人類學側重于“人”的觀念與行為。如果能對它們之間進行互補運用，可以合理地彌補對本土民間音樂文化的研究不足。因此，要使音樂研究向更深層的知識構架邁進，必須要求音樂研究者具備廣泛的人文知識和修養，善于敏銳地捕捉音樂文化的本質——“人”與“地域”，“觀念”與“行為”的多重關系。它們唇齒相依，缺一不可。
三、以音樂地理學方法研究區域音樂文化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將地方志、族譜、史書、類書等現存的文化典藏綜合起來，搜集、整理相關的歷史文獻，可使研究具備明確的音樂地理學學科特征。下面以江西為例進行分析：
(一)江西人文環境與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的聯系
江西山靈水秀，哺育出眾多歷史文化名人。這里自古讀書成風。江西哲學家眾多，朱熹、陸九淵是理學兩大派的開創者；宋、元、明有三部大類書《冊府元龜》、《經世大典》、《永樂大典》，主編是江西人王欽若、歐陽玄、解縉。江西史學家在現存的《二十四史》中，共主修五史。元朝馬端臨是大型史學著作《文獻通考》作者。江西詩人、詞人、作家、戲劇家眾多。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列入唐宋散文家。以陶潛為代表的田園詩派和隱逸詩派，以晏殊、歐陽修為代表的江西詞派，由歐陽修、王安石奠基的主張以理入詩的宋詩派；由黃庭堅開創的倡導言必據的江西詩派，由楊萬里首創的致力清新自然的誠齋詩體，由文天祥、劉辰翁等興起的愛國詩體，由湯顯祖開創的以情代道的臨川劇派等文學方面的派別，在歷史上影響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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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的文化根基使得江西歷代歌、舞、戲曲盛行，民間文藝豐富，歷代文人都對江西各地民歌有所描述。單是對武寧當地盛行山歌的畫面就有“夕陽過處樵歌歇”、“古渡漁歌何處洲”等描述。類似這樣的佳句在江西各地不勝枚舉，為研究江西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二)地理位置衍生的獨特藝術樣式
江西地處長江中下游南岸一帶，與六省交界，古稱江西為“吳頭楚尾，粵戶閩庭”。常態地貌類型以山地和丘陵為主，適合種植水稻，境內擁有許多因地理環境而衍生的獨特藝術樣式。特色音樂體裁是我省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的重要標志。“武寧打鼓歌”就是其中的一種。它與其他“稻作文化區”的“田歌”，勞動形式和演唱方式不同。既不同于完全受勞動節奏支配的各種“號子”，也不同于個體勞動中演唱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武寧大面積的山林地貌，勞動強度很大，需要采取集體勞作、集體換工的方式。由半職業的“歌師”們站在田頭擊鼓領唱，勞動者緊跟其后和歌，出現一“領”眾“和”的演唱形式，以解除勞作者的疲勞，鼓舞干勁。無論開山鋤禾還是采茶，當地一律采用此種特殊的表演形式演唱，粗獷的風格與武寧多山的地貌密不可分。這也是武寧打鼓歌有別于江西其他地方農事歌曲的原因。因此，在研究口傳心授的民間歌曲時，一定要根據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各地的地貌特點來進行音樂結構的分析。
四、以音樂人類學方法研究“人”的行為
根據以上音樂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地域形成了當地音樂的“本體風格”，也形成了該群體獨特的音樂審美觀念。這使得我們把專注力再次轉向具有共性思維的“人”，以音樂人類學的方法闡釋該群體的共同觀念。
(一)研究性格、語言、行為所產生的獨特音調
江西民歌是即興性很強的地方音樂體裁。人們會根據山野勞動強度，即興編配作品。以武寧為例，它屬于江西省的贛西北民歌區，從歌唱的內容、結構與氣質等方面都體現出當地人的性格、方言和審美共識。武寧方言詞匯最大的特點是保留了相當數量的古漢語詞匯，武寧方言語音系統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中古全濁聲母，聲調有明顯下滑的特點，讀音仍保持中古時代的不送氣的濁音。另外，武寧打鼓歌中常用到的音程以級進為主，二度、三度、四度在某些片斷中，頻繁出現，領唱與和唱之間還形成了八度的跨越。在旋律進行中曲與詞的比例基本上是一音對一字，非常符合山里人直率、豪爽的性格特點。武寧打鼓歌用當地口語化的方言演唱，自然就含有當地人說話的語言、語氣和表情形象，這種地方腔調成為歌曲的基本素材，鄉土味十分濃郁。
(二)音樂人類學所關注的“生存境遇”
音樂人類學從建立之始就視田野作業為學科的理論基礎，只有以面向文化本身的態度并理解其“生存境遇”，我們才可能對其中的音樂行為進行整體的把握。
俗話說“一鄉一調”、“十里不同音”。江西口傳的非物質音樂文化如果離開了方言鄉音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藝術價值與魅力。因此，對它的研究和保護、傳承一定要依靠當地有著共同方言和音樂審美習慣的當地人。面對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的發展境遇，不但要通過老藝人們傳唱、音樂工作者記錄的方式來完成“靜態”的音樂保護；還要進行“活態”的音樂創作和傳承保護。各地文化系統的音樂工作者以本土音樂為基本藝術素材，創作上演改編后藝術性更強的舞臺作品，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活態”保護方法。
第8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經濟地理學；探究式教學；模式創新
地理學是研究人地關系的學科，其中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十分關鍵。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經濟活動的區位、空間組織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是地理類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學好經濟地理學對于地理類專業的學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現有經濟地理學教學中存在缺乏創新思維訓練；學習內容太多，重點不突出；實踐少且以認知性為主；缺少創新實踐；學習評估方法單一等問題。探究式教學法又稱“發現法”[1]。近年來，相關學者對探究式教學的特點[2-3]、類型[4]和模式[5-6]等進行了一些探索，并在高等學校的地理課程教學中進行了實踐[7-8]。李小建主編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經濟地理學》[9]，注重與國際接軌，突出理論構建，在全國高校中廣泛使用。該教材的理論框架比較適用于探究式教學。自2007年開始，課題組以該教材的內容體系為基礎，構建經濟地理學探究式教學模式。該模式包括思維方式的培育、主要理論點的課堂教學和相關的輔助教學及激勵三個層面（圖1）。其中，基本思維理念貫穿始終，體現在各個環節。主要理論觀點是課程的主干，通過理論點的教學使學生掌握全課程的主要理論并可以運用理論解釋一些實際問題；課外閱讀、認知探索、專題研究及評估考試等輔助手段進一步加強基本理論的貫徹，加深對重要理論的理解。
一、貫穿經濟地理學的科學思維理念
經濟地理學研究中，整體論、還原論、系統論對其理論的形成都有重要作用。但經濟地理學中的經典理論，多數與還原論有關。還原論的基本原理，是把復雜的事物簡化，把高層次的現象用低層次的規律概括，把整體的問題分解為基本元素，從而發現事物間關系的最基本原理[10]。比如，區位論所形成的基本思維邏輯就是把研究的問題進行簡化假設，從而推出基本理論。再逐漸放寬假設，逐步接近現實世界，把原理論進行修正。得出較好的解釋客觀世界的理論。與之比較，整體論強調世間各事物之間的聯系。系統論強調事物聯系的系統特征。這很符合地理學中的許多客觀事實。這些思維方式對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均十分重要。但由于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與相關地理條件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為了培養學生形成批判性、創造性的學習習慣，我們在“經濟地理學”教學中，引入一種基本思維方法。即“前人觀點――相關條件――現實條件――新的觀點”思維方法（圖2）。通過該方法的訓練，培養學生根據中國國情，探索相關的適應理論的能力。與思維方法相關聯，我們還在“經濟地理學”課程的探究式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文獻收集能力，提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成果展示能力。在課程教學過程中潛移默化進行人格培養，包括求真務實的態度、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團結合作的精神。
二、著重課堂教學的基本理論點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在經濟地理學探究式課堂教學中可采用“定理―例證法”。所謂“定理―例證法”就是指在精選出經濟地理學基本原理、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的基礎上，運用相關的案例和數據對其進行例證，以加深學生對經濟地理學基本理論點的理解，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基于李小建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地理學》（第二版），挑選出15個經濟地理學課堂教學的基本理論點（各理論點在教材內容體系中的位置，見圖3），并針對各具體理論點，提出例證的思路。
（1）經濟地理學的定位。要點：研究對象、學科發展以及與相關學科的關系。例證：比較經濟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經濟學的區別。
（2）杜能農業區位論。基本觀點：空間距離影響農業生產類型和結構。例證：村莊周圍土地利用類型，城市周圍土地利用的空間分異，技術變化對農業區位的影響。
（3）韋伯工業區位論。基本觀點：工業活動趨向于費用最低的區位。例證：以不同行業（或部門）為例，分析運費、勞動力、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產生的費用對區位選址的影響以及區位效果。
（4）中心地理論。基本觀點：中心地職能越高，服務半徑越大，數量越少。例證：居民點的規模與數量關系、商業網點等級與數量的關系。
（5）史密斯的收益性空間界限。基本觀點：企業在一定收益性空間界限內布局，純收益最大是最佳區位。例證：收益性空間界限和工業區位模型的關系，企業家經營能力和水平與區位模型的關系，政府政策對區位模型的影響。
（6）普雷德的行為區位矩陣。基本觀點：區位選擇的合理性取決于決策者的信息量和信息利用能力。例證：微軟的選址，外資在華投資的選址。
（7）區位論新論。基本觀點：新產業區位呈現新特點、新因素對產業區位具有新影響。例證：金融業區位、創意產業區位、住宅區位，技術、外部性等因素的影響。
（8）企業空間擴張規律。基本觀點：企業空間擴張呈現接觸擴張（近鄰效應和距離衰減）、等級擴張（市場規模）和通道擴張。例證：3種類型的企業的空間擴張。
（9）跨國公司區位。基本觀點：合理布局各組分的區位使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例證：世界大型公司的分布，外資在中國的區位變化。
（10）區域產業結構演變理論。基本觀點：區域產業結構逐步向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演變。例證：某區域產業的縱向發展，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域間比較。
（11）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理論。基本觀點：空間結構演變表現為低水平均衡――非均衡――高水平均衡，點――線――網絡的變化特征。例證：一個區域空間結構的時間演變，不同發展水平的區域間比較；葉大年的對稱分布規律，陸大道點軸理論。
（12）區域經濟增長機制。基本觀點：區域優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偶然因素啟動區域增長，路徑依賴鎖定區域發展模式，收益遞增加快區域增長。例證：美國的道爾頓地毯產業集群，中國南莊村鋼卷尺產業集群。
（13）區域經濟差異。基本原理：區域經濟差異與收入水平呈倒“U”字形關系。例證：發達國家例證，中國例證。
（14）區域間關系。基本觀點：區域間因發展梯度不同，技術和產業由高梯度區域向低梯度區域的推移；發達區域依賴欠發達區域的資源、勞動力和市場，欠發達區域依賴發達區域的技術、資本、信息。例證：國家間的產業轉移，中國的產業轉移。
（15）貿易與區位。基本觀點：區域間因比較優勢不同帶來區域間的分工；規模收益遞增也帶來區域間經濟活動差異。例證：中美之間的貿易，美日汽車貿易。
三、相關的輔助教學及激勵
1．拓展學生的課前閱讀
課前閱讀有助于提高學生獨立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增強課堂教學的效果。閱讀文獻的過程中，學生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問題，加上知識基礎的千差萬別，因此需要教師把好第一關“合理設計閱讀材料和閱讀提示”，讓學生帶著提示去閱讀，做到有的放矢。在文獻選取方面，我們遵循以下原則：（1）選擇與前面15個理論點相關的經典文獻；（2）列出學生閱讀文獻時所必須弄清的主要問題；（3）每個理論點列出文獻5篇左右；（4）以中文文獻為主，側重中國案例文獻。學生可以在獨立閱讀的基礎上，分小組交流各自的閱讀體會。
2．加強學生的認知探究
經濟地理學的實踐教學包括認知性實習（感性）、學理層面實習（理論驗證）和探究層面實習（反思，發現）三個不同層次的體驗與訓練。認知實踐可將google earth的觀察、室內模擬、實地考察等多種方法相結合，其中實地考察是認知探究最重要的途徑。根據課程重點內容可包括企業區位、企業與區域發展關系、區域之間關系、全球化等方面。鑒于經濟地理學現象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各地可根據區域特點，有不同的側重（如東部地區院校可側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跨國公司空間組織和全球―地方關系；中西部地區院校可側重新型城市增長、城郊農業、專業村和農區空間結構重構（村鎮合并）；東北地區院校可側重國有企業的區位、老工業基地振興和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河南大學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為例，兩校開展了以考察中部經濟發展為主的實踐教學，主要包括經濟技術開發區、農村工業集聚區和農區（城郊農業、專業村）等。同時考慮到生源地（主要來自河南以及中部其他省份）和教學的整體性，也選擇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的青島市、日照市作為實踐教學基地，著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全球―地方關系等方面的認知與探究。
3．引入相關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作為基本理論掌握和知識應用能力的整合平臺，在經濟地理探究式教學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在教師指導下，以課題小組為單位開展相關專題研究。課題小組通過制定課題研究方案，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進行理論分析，最后形成調研報告或論文。這樣，既培養了創新精神和團隊精神，又能夠使其系統地整合所學的經濟地理學理論知識，提高知識應用能力。專題研究的選題可以遵循熱點問題和理論問題相結合、理論研究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普遍性與地域性相結合以及科學性和可行性相結合的原則。就研究內容而言，各個地區的高等院校，應該結合區域的經濟地理現象，選擇合適的課題。比如，在城市經濟地理研究方面，可開展商業網點、大型零售業區位、城市交通、房地產等方面的研究；在農區經濟地理研究方面，可從農戶、農戶群等微觀角度，選擇典型農區，開展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糧食生產等問題的研究，以及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變化研究。
4．改革評估考試
傳統的考試模式、評價體系是以考查學生學業成績為主的紙筆考試形式，只能在認知方面考查學生學習到的書本知識及運用這些知識解決書面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地理問題的能力，缺乏對人的多元化、人性化和動態化的評價。探究式教學要求對傳統的評估考試方面進行改革，建立一種“全程式－多元化”考核模式。我們在建立新的評價體系時考慮以下原則：（1）強調能力，主要考核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認識與分析問題的能力、邏輯思維的能力、成果展示的能力。（2）強調創新，考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發散性思維；（3）強調新思路、新觀點、新方法。具體操作層面就是從學生課前閱讀、課堂討論、認知與探究、專題研究和卷面考試等多個環節開展全過程、多元化、發展性評估。比如，學生總成績中課前閱讀占10%，課堂討論占10%，認知與探究占10%，專題研究占20%，卷面考試占50%。
四、結論與啟示
探究式教學在中國尚處于探索階段，理論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理論研究成果還比較薄弱。在教學實踐中也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我們圍繞特定的《經濟地理學》教材，進行了相關方面的一些探索，力圖在以下四個方面有所創新:（1）在理念上，引入了科學思維訓練的教學理念，訓練學生形成經濟地理學科學思維定式：“了解前人觀點――觀點形成背景條件――現在經濟地理條件――可能得出的新觀點”。（2）在內容上，基于教材的知識結構，精煉教學內容，突出各部分的理論要點，構建了立體化的教學框架，使教學內容清晰明了。（3）形成了探究式的教學方法體系，即課堂內的“理論―例證法”、與課堂外的“認知―探究逐步遞進法”和“熱點追蹤―理性分析法”。通過這些教學方法，一方面把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另一方面訓練學生的科學思維素養。（4）在考試評估上，從學生課前閱讀、課堂討論、認知與探究、專題研究、評估考試等多個環節開展了全過程、多元化、發展性評估，突出對學生的科學思維和創新能力考察。
對河南大學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實踐結果表明，所提出的探究式教學模式大大提高了學生的綜合能力，轉變了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思維方式，并促使師生關系進入良性互動狀態。學生的相關創新成果獲得了國家級的大學生創新獎勵。相關高校可根據自己的特殊性，不斷探求，改善經濟地理的教學方法，拓展地理類專業教育的改革思路，優化地理類專業人才培養過程，為培養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作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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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對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 翻轉課堂 教學視頻 教學設計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翻轉課堂起源于美國，發展于全世界，而國內教育界也逐步認識到翻轉課堂的價值所在，并開展本土化的研究和實踐。重慶市江津聚奎中學隨機選取兩個實驗班，在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政治、歷史、地理等8門學科開展“翻轉課堂”實驗。問卷調查顯示：82.9%的學生比較喜歡或非常喜歡，88%的學生認為提高了學習積極性，88.9%的學生認為增強了學習信心，88%的學生認為知識要點更易理解，99.6%的學生認為能幫助自己做好筆記，63%的學生認為作業完成質量更好，17%的學生認為增加了學業負擔；100%的教師接受這種教學模式，并表示愿意在下學期繼續參加項目實驗。
國內除了江津聚奎中學之外，還有不少學校也開始逐步探索翻轉課堂的本土化，比如：深圳市南山實驗教育集團在開展翻轉課堂的研究，上海市曹楊實驗小學和盧灣一中心小學等在開展了“云課堂”的研究。可見，國內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認識到翻轉課堂的價值所在，并試圖將其本土化。
1翻轉課堂的定義
“翻轉課堂”一詞的核心是“翻轉”二字。翻轉，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翻過來、翻來轉去。可見，翻轉課堂也就是將傳統課堂翻過來。傳統課堂上，教師在講臺上授課，學生們在講臺下聽課，并回家完成教師布置的家庭作業。當傳統課堂被翻轉之后，就形成了學生們回家聽教師授課，并在課堂上通過討論等形式解決學習難點、完成作業。也就是說，在翻轉課堂的學習中，學生在課前利用教師分發的數字材料（音視頻、電子教材等）自主學習課程，接著在課堂上參與同伴和教師的互動活動（釋疑、解惑、探究等）并完成練習。
在人文地理中使用翻轉課堂，相比傳統課堂而言，增加了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和個性化的學習時間，不僅有助于學生建構自己的學習，而且讓教師成為學生身邊的“教練”而不再是教室里的“圣人”。這種教學形式是個性化教育實施的一種有效形式。
2翻轉課堂的特征
傳統教學過程通常包括知識傳授和知識內化兩個階段。知識傳授是通過教師在課堂中的講授來完成，知識內化則需要學生在課后通過作業、操作或者實踐來完成。在翻轉課堂上，這種形式受到了顛覆，知識傳授通過信息技術的輔助在課后完成，知識內化則在課堂中經老師的幫助與同學的協助而完成，從而形成了翻轉課堂。隨著教學過程的顛倒，課堂學習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詳見下表。
大多數人文地理都展示的是城市特征，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這些知識單純的靠教師課堂上的講解就會使本來有趣的課堂變得乏味無趣，因此通過翻轉課堂的模式，學生在課前通過教師制作的視頻、圖片就可以了解到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在課堂上學生就可以和老師產生更多的互動，學生之間也可以更好地交流，這樣大大提高了學習的效率，使學生對人文地理產生興趣，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3翻轉課堂的教學設計（以人文地理為例）
3.1課前準備
3.1.1教學分析
（1）教材分析
《人類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是湘教版必修二第四章“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協調發展”中第1節的教學內容。主要內容是人類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部分資源趨于枯竭，人均資源擁有量減少；生態破壞，生物多樣性受損；環境問題，人類生存環境質量下降，危及人類健康。
（2）教學對象分析
本節課的教學對象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他們可以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可以意識到人類現在所面臨的種種環境問題。因此，對本節課學習內容有很好的準備。
（3）教學目標分析
知識與技能目標：理解環境問題的概念與類型；分析人類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尋求解決途徑。過程與方法目標：自主學習，主動探究；通過讀圖分析學會判斷主要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危害的方法；對自己身邊的環境問題提出解決的措施，培養分析問題的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樹立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意識。
（4）教學重難點分析
教學重點：環境問題的概念與分類，人類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教學難點：人類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
（5）教學方法
學生通過課前觀看教師錄制好的教學視頻，學習本節課的教學內容，做好課前預習工作；課堂上，學生組成小組，共同討論，協作完成教學任務，小組合作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可以向教師請教；最后由小組代表與班級同學將自己小組成果與大家共同分享。
3.1.2搜集資料，制作課件
在對教學內容分析的基礎上，備課組教師協商討論，搜集相關資料，將授課內容制作成PPT課件，制作課件時盡量考慮色彩、內容，爭取圖文并茂，生動形象，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同時，針對本節課的教學內容，可以搜集一些相關的拓展性資源，比如：溫室效應加劇、酸雨污染、垃圾成災、核能亂用。同時，搜索相關的練習題，供學生在課前預習后自我檢測。
3.1.3視頻錄制
視頻的制作方式很多，可以通過電腦或手寫板將課件內容錄頻，生成視頻課件。視頻內容可以是教師對PPT課件內容進行講解、展示或者注釋；還可以由主講教師像平常上課時一樣直接講課，由技術人員用攝像機進行錄制生成視頻；或者教師可以在學習網站上搜集查找本節課的教學視頻。視頻的時長一般保持在15分鐘左右，過長會導致學生沒有足夠時間觀看，過短又不能將教學內容全部呈現。最后由教師將準備好的學習資源上傳到學習資源庫中，供學生下載觀看。
3.1.4學生觀看視頻
學生下載學習資源庫中的視頻資源進行觀看，可以控制視頻的播放進度，對于簡單的部分可以快進、跳過，對于較難的部分可以重復觀看，還可以暫停記錄筆記等。在視頻觀看結束后，學生可以登錄作業平臺做一些習題檢測預習效果。還可以在網絡平臺上與同伴進行簡單交流。
3.2課堂學習
【師】課件展示：人類對森林和土地資源的破壞。
A.人類對土地資源和森林資源的破壞主要有哪幾種形式？
B.分析“全球自然資源的減少”這部分資料，討論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減少的關系。
【生】（合作探究后回答）
問題A：（1）人類對土地資源的破壞有以下幾種形式：對礦產資源的開采、不適當的灌溉、建筑用地等。（2）對森林資源的破壞：毀林開荒、亂砍亂伐。
問題B：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的關系表現為以下幾點：人口增長導致居住空間減小；人口增長導致人均資源減少；人口增長加劇環境污染。
【師】人類生存環境質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生】環境污染。
課件展示
教材圖4-7、4-8
【師】讀圖和教材文字，小組討論問題。
A.當地的大氣污染是什么？污染的形式和程度如何？
B.大氣污染對當地環境造成了什么樣的危害？請舉例說明。你們認為應該如何治理當地的大氣污染？
【生】（討論后回答）
A.當地的大氣污染源主要是汽車排放的污染物。污染的形勢是汽車尾氣，污染的程度一般。
B.大氣污染影響人類和動物的健康，危害植被，腐蝕建筑物材料，影響氣候，降低能見度，引發溫室效應、臭氧空洞和酸雨等。治理大氣污染的措施主要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無鉛汽油；汽車尾氣達標排放；做飯使用清潔能源等。
【師】課件展示說明面臨的是哪種環境問題？
表1：全球物種數目種類
【生】（自主討論，分析表格后回答）
人類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是生態破壞、生物多樣性受損。
【師】除了以上水污染、大氣污染等外，土壤污染也十分嚴重。請同學們討論回答以下問題（課前統計同學在課前學習時遇到的問題）
問題1：土壤污染產生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
問題2：討論土壤污染對農作物有哪些危害？
問題3：人們吃了有農藥的殘留實物會產生什么后果？應如何治理土壤污染？
【生】（學生分組討論，選擇代表回答）
問題1：土壤污染產生的原因有：使用化肥、農藥造成的污染，污水灌溉、固體廢棄物、大氣污染造成的污染。可能產生的后果是土壤肥力下降，農作物產量降低，通過食物鏈影響人類健康。
問題2：土壤污染可以使農作物減產，農產品質量下降。
問題3：人們吃了有農藥殘留物的食物將危及身體健康。治理土壤污染可以采用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量，凈化灌溉水源，發展綠色環保農業等措施。
3.3教學反思
通過學生提前在網上的視頻學習，教師可以在課前就了解到學生在學習時遇到的問題、難點，在課堂中教師有針對性地選取學生不會的知識作為重點，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大家共同討論完成知識的學習與鞏固，使學生從以前的盲目的學習變為有目的的學習，因此在人文地理中翻轉教學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模式，值得我們去學習與推廣。
4結束語
在人文地理學習過程中采用翻轉教學這種教學理念進行授課，學生可以很好地完成課前的學習，如果學生課前不對基礎知識進行學習，那么他們在課堂上就不能很好地融入到課堂中。這種教學理念促進了學生的學習，而且還能節省學生課堂的學習時間，將基礎知識放到課前進行學習，課上完成對知識的進一步的深度認識，遇到不能解決的問題老師可以及時給予指導，使學習效率增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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