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內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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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十以來，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縱深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全面進入新常態。在的積極引用和詮釋下，“新常態”一詞迅速傳遍于中國的報刊媒體及互聯網，成為大街小巷、婦孺皆知的時代熱詞之一。本文將從公共管理的視角，在系統論述新常態的概念與內涵的基礎上，對新常態下公共管理所面臨的困境進行分析，并從理論角度探尋新常態下公共管理沖破困境“藩籬”后的途徑和出路。

一、中國語境下正確認識的新常態的豐富內涵

（一）經濟發展中的新常態。與其他領域相比，中央對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的解讀和界定是最為清晰的，中央明確指出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的發展階段，從九個方面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趨勢性變化，并提出了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落實機制。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的趨勢特征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發展理念和發展機制是要實現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增長動力是要實現從主要依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逐步轉向為主要依靠創新驅動。因此，保持經濟發展穩定、調整經濟發展結構、注重經濟政策效益、追求經濟增長質量、突出創新型戰略驅動、實現社會和諧發展已經成為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基本和核心內涵。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總目標，那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依法治國總目標。因此，在新常態下，我國政治發展的主要特點就是要在積極推進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過程中逐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國政治新常態的衡量標準為：一是公共權力的運行和行使越來越制度化和規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體現民主性，三是治理過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組織履職服務的高效化，五是國家治理系統和制度安排的協調性。

（三）社會治理中的新常態。在建設法治國家的政治新常態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會新常態。法治化的社會，要積極營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護法的良好社會環境，凝聚起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法治社會新常態包含以下內涵：一是積極弘揚法治精神，建設法治文化，積極培育社會居民的法治意識；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內創新社會管理機制，轉變社會治理方式方法，構建多層次、多領域的社會治理體系；三是讓法律賦予社會治理主體行使社會管理職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并對社會管理權力進行依法監督。

（四）環境保護中的新常態。一方面，由于過去片面強調經濟增長而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使得當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日益突出，有的甚至達到和超過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值，在降低民眾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同時，使得公共部門進行環境治理的經濟和政治成本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隨著民眾環保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需求和期望不斷增加，使得政府進行環境治理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和挑戰，如果環境治理成效不明顯，很容易消弭群眾對公共部門的認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門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設中的新常態。在全面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外來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沖擊越來越大，文化的多樣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價值混亂、價值墮距、價值真空等險象叢生，使得文化綜合體系難以有效建立，主流價值觀混亂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驅動。當前，一方面日益發達的互聯網等現代文化傳播渠道，為人們便捷地享受文化權利提供了機會和平臺，另一方面還不能夠真正完全、高效地滿足社會公眾的文化需求。

二、新常態下公共管理面臨的困境

（一）現代治理水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新常態下，我國公共管理和社會治理的總目標就是要實現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公共治理現代化，就是要不斷實現社會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協同化。目前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總體上不斷提升。但也還存在法治化、民主化程度不高，治理結構不合理，制度運行靈活性較差等問題，還亟需不斷改進和完善。

（二）社會發展對公共管理技術手段的要求越來越高。隨著科技革命浪潮的推進，現代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為實現現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現代技術和手段。當前，我國各級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現代信息技術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門戶網站、官方微信、協同辦公平臺等建設。但是，與社會發展步伐和公眾期待相比，公共部門現在的管理技術手段還顯得比較單一和落后，難以完全適應社會經濟發展。

（三）公共管理組織目標與個體自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當前，中央大力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查處了曝光了大量貪污受賄、違法亂紀的黨政干部。作為公共組織中的個體，深處組織文化和倫理價值體系這個“大染缸”中，勢必會發生“染缸效應”。健康的組織文化體系會使公共管理者個體發生積極反應，主動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約束。相反，發育不良的組織文化和價值體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個體陷入道德困境，不顧法律政紀和道德意識的約束，產生權力尋租和行為。

三、新常態下公共管理發展的出路探析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組織的綜合治理能力。作為公共管理部門，要積極適應新常態，主動轉變角色定位，不斷完善職能職責，通過加強管理管理能力學習和職業倫理培訓、建立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和激勵機制、落實績效治理機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門人員的綜合治理能力和職業道德水準，增強服務意識、回應能力、效能觀念和法治意識，切實提高公共管理人員解決各種公共問題的綜合性能力。

（二）不斷加強對現代公共管理技術和手段創新。要積極適應新常態下的新技術要求，組建優秀的公共管理技術團隊，充分把把GIS技術、數字治理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物聯網技術、智慧政務技術、績效治理技術、風險評估技術、公共危機應急管理及預警技術等充分運用于現代公共治理實踐過程中，為提高公共管理績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現代技術支持。同時，加強對全體公共管理者的現代技術應用培訓，提高公共管理隊伍的現代技術綜合應用水平，確保現代技術切實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發揮。

（三）積極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價值體系。應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違法違規懲戒體系的前提下，不斷加強對公共管理者進行職業倫理道德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幫助公共管理者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管理觀和發展觀，將權力關進制度和道德的“籠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門和管理人員能夠同時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約束與監督，實現社會公共價值與自我人生價值的積極結合和有機統一。

結束語

當前，“新常態”一詞已成為官方話語體系中描述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新變化的非常重要的綜合性詞匯，并煥發出新的豐富內涵與歷史穿透力，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在新常態下，公共管理面臨著新的變化、新的任務和新的要求，同時也意味著新的機遇與挑戰。破解新常態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個長期的時代課題，需要公共管理部門和管理者主動作為，積極探索，不斷找尋新的方式和出路。（作者單位：華僑大學）

參考文獻：

[1] 張再生，白彬.新常態下的公共管理：困境與出路[J].中國行政管理，2015，03：38-42.

[2] 王資博.“新常態”研究述要[J].重慶社會科學，2015，04：32-41.

第2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內部審計;審計價值

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企業發展面臨著新命題。在新常態下的發展格局里，企業需要對自身的發展模式予以重新定位，優化企業內部格局，做好專業化分工，從而主動適應市場的新常態，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和價值提升。作為企業內部約束機制，內部審計在促進企業穩健持續發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內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要求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也要隨著革新，主動適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促進企業價值增值，從而提升內部審計自身的價值。

一、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及特征

(一)經濟新常態的內涵

經濟新常態是一種發展趨勢，表面經濟發展從以往的追求速度轉變為現在的追求質量。經濟新常態的“新”，說明經濟發展進入與以往不同的階段，也反映原有以來人口紅利和資源消耗驅動經濟發展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經濟新常態的“常”，則說明這種新狀態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穩定性。簡而言之，經濟新常態意味著要與過去粗放增長模式告別，注重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的浴火重生。

(二)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經濟新常態具有豐富的經濟內涵，并不是簡單的指經濟增速放緩的狀態。與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所處的舊常態相比，新常態具有三大典型特征。第一，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滑，從超高速的10%上下的增長率下降到7%上下的中高速階段。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看，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普遍規律。因此，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有其必然性。第二，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動力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是投資依賴性的增長，工業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傳統驅動力，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依靠大規模資源要素投入來實現的。隨著我國勞動力、資源、土地等價格上揚以及資源環境問題的加劇，以低要素成本驅動為支撐的傳統增長動力逐步下降，迫切需要加快更新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來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在經濟新常態下，隨著“人口紅利”、“資源紅利”的逐步消失，經濟發展動力發生轉變，經濟發展將更多的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創新驅動將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第三，經濟新常態下，在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方式雙雙發生重大轉變的格局中，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亦是大勢所趨。首先，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更趨協調，從“投資+出口”的拉動型粗放發展模式向消費主導型轉變。其次，產業結構更趨合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第二產業由低端制造業向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實現產業結構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逐步提升。

二、經濟新常態下內部審計的職能定位

我國自正式開始在企業中推進內部審計時就非常注重內部審計監督功能的發揮，發展初期內部審計的關注點也僅集中在財務合規性，這樣給企業造成了其職能單一化的印象。在經濟新常態下，企業內部審計除了在傳統財務領域開展活動外，還要成為一股強大的、獨立的力量，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推動者，在影響企業經營發展的關鍵領域發揮作用，充分發揮自身風險監督、咨詢評價的作用，增強企業的內在發展動力，從全局和戰略高度看待內審工作，提升內部審計自身在企業中的地位。內部審計在企業中的角色應從以往的獨立監督檢查職能轉變為企業價值增值推動者，通過一系列的活動為促進組織目標的實現做出相應的貢獻。首先，內部審計要參與到戰略管理過程之中。企業戰略決定了企業的發展方向和資源配置，是因此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內部審計部門要重視企業戰略，可參與企業戰略制定并通過內審工作促進戰略執行到位。內部審計要利用自己的優勢關注戰略執行的整個過程，檢查戰略決策的執行情況，對戰略執行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做出評價，發現戰略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存在的問題，同時提出富有建設性、針對性的建議，為企業經營決策和戰略管理提供幫助。只有將內部審計的定位與公司的戰略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體現出內部審計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的作用，也才能提升內部審計在企業中的地位。其次，要擴展和延伸內部審計范圍，強化全過程審計，通過與其他部門高效、積極的協作，對企業的核心業務和經營管理關鍵環節進行全過程跟蹤，發現其中的風險缺陷，促進企業風險防范能力的提高，確保企業不會出現重大經營風險。同時，對于審計發現的問題要進行持續關注和跟蹤調查，確保審計問題得以整改落實，以促進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促使內部審計成企業價值提示的重要引擎。

三、內部審計價值提升路徑

(一)完善公司治理環境

企業各項經營管理活動的有效開展都離不開企業多方主體的共同參與。因此，內部審計價值的提升，需要內部審計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協作，得到多方的鼎力支持。以往我國內部審計強調監督職能，企業內部對內部審計多有抵觸，畢竟沒有人愿意自己的工作被別人指手畫腳，關系的敵對會對內部審計工作的順利開展造成障礙，無法充分發揮出內部審計的價值。因此，內審人員要主動出擊，加強與管理層的溝通，充分了解管理層對內審工作的要求和期望，把握內部審計努力的方向和目標。同時，提高主動服務意識，定期評估內審工作是否符合組織的期望，尋找差異原因并予以完善，確保內部審計與組織期望長期保持一致。

(二)采用風險導向型審計方法

內部審計方法的更新，是企業內部審計部門實現增值功能的重要保證。隨著內部審計職能從監督與評價向確認和咨詢轉變，傳統的賬項基礎審計和制度基礎審計方法已不能適應內部審計工作職責的擴展，制約了內部審計的發展。要想提高內部審計的全局觀，從戰略的高度審視風險，尋求自身目標與組織目標的高度吻合，就必須對內部審計方法進行革新，采用風險導向型審計方法。與傳統審計方法相比，現代風險導向性審計方法在審計思路上有了跨越式的突破。在風險導向審計的指引下，內部審計以企業風險分析評估為導向，把注意力轉移到企業整體層面，對企業的環境、戰略以及經營狀況進行全面系統分析，找到企業風險所在。然后，依據量化的風險高低水平和重要性程度來確定重點審計領域，采用相應的審計方法并施必要的審計程序，綜合獲取的各項審計證據，控制審計風險，從而提升審計質量。

(三)革新內部審計技術

在信息技術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信息技術已滲透到社會各領域，在社會各領域的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也為內部審計技術的創新創造了先天條件。首先，加快發展內部審計信息化進程。在內審工作中，需要進行大量的數據采集、計算、篩選、判斷、分析，計算機輔助審計軟件的應用可以充分滿足審計數據處理需求，提高審計效率。其次，借助計算機技術，以數據庫技術為依托，有利于開展非現場審計，節約審計成本。再次，利用信息技術構建科學合理的審計模型和內控模型，并將大數據思維運用到內審工作中，強化對風險的預測、評估和分析，提高內部審計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四)加強內部審計質量評估

審計質量是內部審計工作得以生存發展和在企業長期立足的基礎。內部審計價值的發揮程度與內部審計質量的高低息息相關。要想實現內部審計價值的充分發揮，就必須建立健全內部審計質量評價體系。尤其在“新常態”下，需要打造公司治理“新狀態”時，基于傳統內部審計角色與使命建立的內部審計質量評價體系已經無法滿足需求。因此，企業應結合內部審計自身職能定位，構建內部審計質量評價體系，加大對內部審計質量的監管力度，深入發展審計全面質量管理，提高審計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促進內部審計目標的實現，引導內部審計持續健康發展。

(五)強化內部審計隊伍建設

審計人員是審計工作的最終實施者，審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素質對內審工作的順利開展和審計質量的高低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想內部審計充分發揮其作用，就需要內審人員不斷提高自身能力。公司對內部審計要求的轉變，給內審人員的勝任能力帶來了更大的挑戰。要獲得具有相應勝任能力的專業人員，首先要積極推動內部審計人員的職業發展，制定人力資源計劃，從長遠角度規劃內審人員的培養和引進，做到能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其次，內部審計工作是一項知識密集型的工作，因而要加大培訓力度，注重企業現有內審人員素質的提升，不斷增強內部審計人員的責任意識、綜合素質，使其積累實踐經驗，完善知識結構，打造出一支高素質的內審精英團隊。與此同時，強化內審人員與企業其他部門的溝通，成為業務部門的合作伙伴，積極參與到各項業務活動中，深入業務并換位思考，促使內審人員能站在企業價值創造與持續發展的高度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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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黎，2015:“新常態”下內部審計績效評價問題探析［J］.商業會計(4):37－38.

第3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關鍵詞：科技創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新型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判定標準

自十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新常態下發展的要素、動力以及方式等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時。科技成就夢想不再只是一句廣告詞，而是真真切切的事實。然而，沒有創新的科技，是無用的科技，更確切的說是不能將其稱為科技?？萍寂c生俱來的具有創新的內涵?？萍紕撔聞t是將科學的新發現和新技術發明應用在生產體系中，創造更多新價值的過程?？萍紕撔率巧鐣l展的必然要求，是民族復興的偉大動力，是推動歷史進程時代變遷的主要驅動力。

一、科技創新的內涵

創新一詞的概念石油美籍奧地利裔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在《經濟發展概論》中提出的。他認為創新是建立新的生產函數，將原有生產要素與原有的生產條件，重新組合進入原有的生產體系中。約瑟夫?熊彼特認為，創新是運用新的工具與新的方法的應用，創造更多新價值。他認為創新是一個經濟概念。到后來，隨著新技術的飛速發展，美國經濟學家華爾特?羅斯托，將創新一次詞的概念重新定義為技術創新。再到20實際80年代末，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出現，科學與技術創新越來越相互融合，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直到后來變成了科技創新。

根據上文可以看出，科技創新是一個人們不斷定義，隨著社會不斷發展的概念。這則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時代背景和經濟現狀相互關聯的概念。從歷史來看，科技創新是科學和技術深度融合的概念，是社會高度發達的必然結果。科學的新發現和技術的新發明與市場應用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關系，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三者可以形成一個螺旋式的漸進的上升的過程。

二、從國際形勢出發談科技創新的必要性

從國際形勢出發分析科技創新。支撐起國家綜合國力的方面有很多，其中一項很重要，既是科技創新。在當今社會，科技創新可以更為深刻的體現出國家的綜合國力和核心競爭力?？萍紕撔买寗由鐣l展。沒有科技的創新，國防實力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國家安全首先受到沖擊。其次，沒有科技創新，經濟水平得不到持續的提高，沒有經濟實力教育，醫療，衛生事業得不到及時的跟進。民生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長此以往，國內則危機重重。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特別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全球的經濟交織在一起，牽一發動全身。世界各國出于自身考慮，以及各國之間的差異較大，導致世界經濟復蘇持續緩慢。記憶猶新的是，次貸危機發生，中國的出口滯銷，國家政策應對及時，擴大內需，家電下鄉政策的實施，將產品轉向國內市場，才迅速的化解了美國的次貸危機帶來的國內的危機。然而，在國際市場一味地打價格戰根本不是長久之計，在競爭中唯有具備核心競爭力才是關鍵。目前各國都在對自身經濟的發展戰略進行籌劃，都將發展新能源和新材料作為新一輪的戰略部署，以信息網絡為基礎、大力發展生物產業、重視節能環保、研究低碳技術和發展綠色生態經濟等等，作為新一輪發展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資金，政策著力推進落實。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投入相對薄弱。以日本為例，2013年創新科技投入占國民生產總的比重是中國的四倍。因此，不重視科技創新是能落后于時代進程。

三、從國內形勢出發談科技創新的必要性

從我國國內出發，中國的發展任務十分艱巨，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堅持思想。發展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都離不開科技的發展。發展必然創新，無創新得不到發展。

堅持科技創新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我國社會仍然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額初級階段，這要求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變，堅持科技創新，堅持自主研發，堅持重點跨越，痛重兼顧等等。只有科技創新，才能制造新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堅持科技創新是提升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是社會，經濟，文化都得到了前所為有的告訴發展。從教育改革至今，培養了大批的高科技技術人才，國民素質得到普遍提高。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迅猛發展，至今成為世紀第二大經濟體，民生問題不斷地被解決，基礎建設的到完善。這對世界經濟革命和科技革命提供了有利的人力資本和社會基礎。然而，盡管如此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仍然與發達國際相距甚遠。

堅持科技創新是國家政策的必然要求?！秶抑虚L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科技創新，這也是實現創新型國家的有效途徑。故此，科技改變生活，科技成就發展，我們應當在新形勢下推進科技創新。

四、結語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今天，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因此對物質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與日俱增。從國家提倡，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中，不難發現，創新是一個國家必不可上的驅動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不斷提升的助推力，是一個國家走向民族復興的不竭動力。故此，在經濟新常態下，適應經濟新常態，社會新常態，文化新常態，注重科技創新，人文發展，大力發展創新人才隊伍，方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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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河發，穆榮平，任中保.國家創新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0（3）：20-25.

第4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地方高校；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4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51-0209-02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高等教育的規模和水平持續穩步提升。根據2015年《中國高等教育質量報告》：全國各高校在校學生總數超過3600萬，位居世界第一；高?？倲到?900所，位居世界第二；高校平均毛入學率為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全球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在包括“985/211”工程和各類專項經費支持下，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總體水平、辦學條件以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等也顯著增強，高等教育不僅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人口紅利提供者，高校培育和孵化的新技術、新產品和新產業也以成為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最重要的助推器。

隨著全球經濟社會進入深刻變革期，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也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和機遇。2014年5年，主席首次提出了“經濟新常態”的觀點，同年11月，又對經濟新常態的內涵進行了詮釋：我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傳統的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要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偫硪苍诙鄠€場合指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增長。以新常態為代表的中國經濟發展特征是國家最高決策層對當前乃至長遠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理解和凝練，這一正確認識也為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做出了戰略性選擇。

特別強調：經濟新常態下要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總理指出：沒有高素質的人才資源，實現轉型升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缺乏根基。劉延東副總理也明確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也是教育工作的大邏輯。高等教育被公認為是科技生產力和人力資源的重要結合點，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助推器。我國雖然已有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規模，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日益突出。必須指出的是，我國僅有極少數高校進入世界先進水平，絕大多數高校辦學質量和水平還亟待提升，特別是占全國高校數94.2%和在校生數91.1%的地方高校是影響和制約我國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關鍵。顯然，只有全面提升地方高校辦學水平，使其人才培養更加適應于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才能更好地提供經濟新常態所需的人才和智力支撐。

二、經濟新常態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偟膩砜?，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未來仍然能保持較為穩定的實際增長，但經濟下行的挑戰亦十分明顯。我國全面工業化的目標尚未完成，除部分沿海發達省市外，絕大多數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其次，我國的科技體制、高新技術培育、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能夠在國際間參與競爭的企業數量較少，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支撐我國經濟多年高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占比相對較高，經濟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國家陸續推出了包括“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推進區域結構逐步優化。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如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區域經濟、城鄉差異、收入分配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長模式諸多重要改革和發展特點中，最主要的就包括了信息化和國際化?？偫碓谡ぷ鲌蟾嬷?，多次提到了關于“互聯網+”和“工業4.0”的概念，這也充分反映了信息化對經濟增長的加速器和推進器作用。另一方面，經濟新常態下全球化也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國際間的競爭往往圍繞企業核心競爭力展開，核心競爭力的源泉是自主創新和擁有核心技術，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企業自身都需要不斷加大原始創新和研發力度，重點培養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同時，應以全球視野統籌組織研發、設計、生產的產業鏈，充分發揮我國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積累的資本和市場優勢，逐步向國外和境外延伸。積極采用收購、合作、入股等多種方式與國外高校及企業加強合作關系，或者采用設立海外科研機構和招募國外研發人員等方式開展研究開發活動，保持與世界科技行業最新發展的同步，推進實現技術創新。

如果說支撐了我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依靠的是低廉的人力成本，顯然這一“人口紅利”已經用完。經濟新常態下保持我國經濟穩定長期增長的核心是深化改革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僅需要高校提供自主創新的智力源泉，更主要的還是培養大批掌握先進技術的專業人才。

三、經濟新常態下地方高校人才培養的若干思考

第5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中國經濟“新常態”船到橋頭，傳統企業增長放緩，產業結構面臨調整。眾多傳統產業愁眉不展，而對于AMC（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來說，這又是一個發揮優勢、大有作為的歷史機遇。

“新常態對AMC發展是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由我們自身的功能和特點決定的”。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總裁張曉松對于新常態下AMC的發展充滿自信。

公司的增長數據佐證著張曉松的信心：整個2014年，長城資產全年實現集團撥備前利潤118億元，同比增長22%;年末集團總資產2756億元，同比增長80%;凈資產407億元，同比增長51%。進入經濟新常態后，長城資產仍然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尤其是不良資產經營主業收入占比高達76%。

早在1999年，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之前壞賬高企，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臨危受命組建之際，其化解金融風險的基本職能就已經定型。16年間四大AMC快速發展，營收規模、資產總量快速增長，也證明了所謂“不良資產”中并不缺乏“富礦”，經過輸血、重組、盤活之后，不良資產仍可轉化為優質資產。

對于長城資產這方面的能力，張曉松總結為“化解金融風險的專業優勢”。

同時，經過多年發展，包括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在內的四大AMC，都已經形成了金融領域的多牌照混業經營的局面，金控集團的雛形已經顯現。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推進，讓AMC有機會在經濟的“順周期”經營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進可攻、退可守”，張曉松對《英才》記者說，“長城資產會適應新常態、融入新常態，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服務。”

金融穩定器

“金融穩定器”是張曉松經常提及的名詞。這不僅是他對于AMC業務的社會價值預期，也是整個AMC行業的重要內涵。

張曉松認為，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放緩，各類不良資產增多是必然現象。這不僅來自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還包括過剩產能行業、房地產行業、地方融資平臺等方面的各類不良資產，這些不良資產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容忽視的風險。

在經濟放緩的過程中，資產管理公司將這些“風險因子”進行接管、盤活，就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國民經濟的不穩定因素，起到“穩定器”的作用。根據張曉松的介紹，自長城資產成立至今，已累計收購管理和處置各類不良資產8000多億元，先后經歷了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涉及了幾乎所有行業、包括不同產權性質的大、中、小各類企業的債權、物權、股權等各類資產。

在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中，長城資產摸索出了一系列精細化運作的模式。對于各類資產，實施分類處置的基本原則，按“價值可實現程度”對不良資產進行科學分類，及時處置貶值資產，并運用多種金融手段挖掘、做大有升值潛力的資產。

“對于這些有升值潛力的資產，我們通過置換、嫁接、整合，以及追加投資、債轉股、借殼上市等方式，深度挖掘和提升其潛在價值”，張曉松表示。

此前，有人稱AMC為“金融禿鷲”，靠企業的“尸體”來生存發展。但在經過16年的發展之后，包括長城資產在內的中國AMC，更像是治病救人的“企業醫院”，真正具備救助價值的企業，可以在這所醫院中獲得救治而重獲新生。

盤活經濟存量

AMC在成立之初，不僅功能和業務極其單一，更是一度被限定只有十年存續期。如今經過多年的多元化發展，長城資產以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為導向的業務布局已初具規模，除不良資產處置之外，服務經濟轉型升級的新內涵得到多方面拓展。

“為經濟發展盤活存量”，這是張曉松對于AMC新內涵的一個總結。

從宏觀上來說，新常態下，AMC在“盤活經濟存量”方面會有更大的作為。通過對不良資產進行的收購運作、并對問題企業的救助重組等手段，實現經濟存量中一些“錯配資源”的重組整合，最終讓這些受各類因素影響（特別是非市場因素）出現問題的資產重回市場，煥發生機。

在這些資產的清理盤活過程中，企業資金周轉速率加快，帶動經濟發展“轉速”增長，卻沒有依托于大量的信貸資源進行發展，并未大幅增加社會存量資金。退出之后，AMC便可獲得資本增值收益。張曉松認為，這是AMC區別于其他金融機構的重要功能特點，以及獨特的功能優勢。

微觀層面，長城資產可以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綜合金融服務。張曉松解釋道，如果把AMC比喻為一所全科醫院，那么它既能在企業“生病”的時候，為其“診斷治療”，甚至實施“外科手術”和“緊急救治”;也能在企業“沒病”的時候為其提供“預防保健”，幫助其更加健康地成長。

從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來講，企業在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經營發展特點和金融服務需求。長城資產旗下的多元化綜合服務平臺，以及多種金融服務手段，可以根據這些需求，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綜合金融服務以及個性化的金融解決方案。

從全牌照到引戰、上市

“新常態”之下，長城資產發展的業務基礎已堅實牢靠。為了能夠更好的實現企業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戰略，長城資產在金融牌照方面的布局一直在穩步推進。

2014年，長城資產完成了對證券、銀行平臺的收購重組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基本形成了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托、金融租賃、基金等金融牌照在內的全牌照“金控”集團布局。

這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許可，為長城資產對旗下資產和外界客戶進行各類金融服務提供了準入保障，為公司適應金融行業發展趨勢，開展混業經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張曉松面對這些“敲門磚”并未自滿，而是希望這些業務板塊之間能夠真正的實現協同發展。他認為“金融控股集團的核心要義在于協同，如果做不到協同運作，牌照再多也意義不大。長城資產致力構建全牌照金融平臺體系，并不是為了和別人比誰牌照多，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集團協同作戰的能力”。

第6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一、經濟新常態特點

（一）經濟發展速度進入換擋期。

進入經濟型常態，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較以前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以往的經濟超高速發展時期已基本告一段落，開始了經濟增速換擋時期。對于眾多民眾關心的中國經濟增速還能不能再恢復以往的高速度的問題，《經濟發展邁入新階段》一文指出：“做不到，受不了，也沒必要。”

（二）調整經濟結構、產業優化升級

為了和“新常態”相區別，本文暫且將之前的經濟發展時期稱為“舊常態”。舊常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在保持超高速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結構失衡、強力刺激等粗放式發展的弊端。為了促使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必須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升級。同時，也要糾正舊常態時期因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強調可持續發展。

（三）促進創新驅動

舊常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多以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發展引擎，使得“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上成為了“低端制品”的代名詞，我國自身缺乏產品創新能力和研發能力。經濟新常態下，要改變這種簡單、低端、勞動密集型的代工生產現狀，通過促進創新驅動，努力實現由低端的“中國制造”向高端的“中國創造”邁進。

二、高職人才培養質量存在的問題

本文認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更是包括高職教育在內的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的轉型升級問題。作為與經濟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高職教育在舊常態時期的人才培養質量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已不能適應經濟新常態的發展要求。

（一）單純追求辦學規模，內涵建設嚴重不足

為了適應舊常態經濟超高速發展的基本要求，同時也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政策利好，近年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得到了迅猛發展。招生規模、在校生數量、高職院校數量、教職工數量、校舍面積等連年攀升，為我國經濟建設輸送了大批的高素質一線勞動力。然而，俗話說“蘿卜快了不洗泥”，相比高速發展的招生規模，內涵建設、教學質量提高的步伐還有些滯后的問題已日益凸顯。

（二）高職畢業生就業質量不高

根據麥可斯《中國大學生2014年就業報告》數據顯示，“民營企業/個體”是2013屆大學畢業生就業最多的用人單位類型，本科院校中有45%的畢業生就業于“民營企業/個體”，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則有63%。56%的高職高專畢業生在規模是300人及以下規模的中小型用人單位就業，企業的發展規模、影響力和發展前景等方面難言樂觀。這對畢業生的未來職業發展和職業技能的提升都是一個嚴峻考驗。另外，高職高專畢業生的薪資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也較本科生偏低不少（見圖2）。

（三）畢業生就業專業相關度不高

根據麥可思2013年、2014年的大學生就業報告數據，高職高專畢業生近年來的專業對口率平均維持在62%左右。也就是說，大約有近四成的學生在畢業時“學無所用”，選擇了與自己專業不相干的行業就業。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專業培養質量不高，使畢業生所掌握的知識技能水平低于崗位所要求的基本水平，被迫改行；其次是高職院校專業設置和教學內容脫離社會需求，與社會用工需要嚴重脫軌；再次，因為缺乏對學生就業觀念的必要引導，導致專業工作不符合大部分高職高專畢業生的職業期待，心生失望導致轉行。

（四）“校企合作、工學交替、頂崗實習”的人才培養模式流于形式，導致學生滿意度不高

根據教育部2006年16號文件精神，“校企合作、工學交替、頂崗實習”的人才培養模式被諸多高職院校捧為經典，視為金科玉律。誠然，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完全遵從了人才成長規律、符合了企業用人需求、滿足了經濟發展需要。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多數高職院校將之流于形式，未能深入開展實施。對于校企合作，僅是聯系幾家企業掛名。工學交替，因缺乏必要的制度設計和保障措施，讓學生在不知所措中奔波往返于企業課堂之間，課堂學習興趣和狀態全然不在。而有名無實的頂崗實習，學校的無跟蹤、無反饋、無記錄的放羊式管理，更使學生淪為生產線上的“活機器”和企業的廉價勞動力。以上諸多因素共同導致學生的滿意度始終不高。

三、經濟新常態下，提高高職人才培養質量的有效措施

（一）轉變發展觀念

高職院校的管理者要轉變觀念，深刻認識到，傳統以做大為目標的高職教育的發展方式，不僅失去了生源基礎，而且不能滿足經濟新常態下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需要的是高職教育的“精”，而不是大。提高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認可度，也是要靠“精”，而不是大。③高職教育要切實實現從做大到做精的觀念轉變，才能從根本上為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供制度保障和技術、資源方面的支持。

（二）實行小班化教學

舊常態時期，高職教育的辦學規模急劇擴張，招生數量成倍增長。因教師、教室、實訓設備等教學條件的限制，人數較多的專業班額過大，甚至能達到50人/班以上。如此大的班額將會產生一系列的教學弊端：

1、教師組織課堂教學效果較差。高職院校的學生大多學習習慣、知識基礎、組織性和自律性等方面較為薄弱，因此教師在開展正常課堂教學的同時，要加強對學生這些方面的幫助和管理，以保證課堂教學的順利進行。如果班額過大，一名教師幾乎難以認真對待和幫助每一位學生，課堂教學秩序和學生學習效果都難保證。

2、為了提高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多數職業院校早已開始摒棄傳統講授式教學方法，而是采用任務驅動、小組展示、案例分析、情景模擬、角色扮演等新的先進的教學方法。如果在人數過多的班級采用這些較為前沿的教學方法，因所費時間較多，教師無法在規定的課時內完成教學任務。同時，因這些教學方法需要分組進行匯報展示和表演等，若班級人數較多，則分組過多，各小組的學生只關注自己小組的表現，較少關注其他小組的表現，造成了時間嚴重浪費和教學效果大打折扣。這些新的教學方法最終只能是停留在理論上或者是公開課、展示課上，而不能成為常態化的教學方法。

因此，小班化教學是當前影響職業教育質量的關鍵所在。如果真切地想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就要有計劃地實施小班化改革，每個班級至少要壓縮30人以下。如果不努力壓縮班級規模，提升職業教育質量的愿望可能只會是空中樓閣。

（三）切實落實“校企合作，工學交替、頂崗實習”的人才培養模式

1、要切實加強和提高行業企業的參與力度，拓寬和豐富行業企業參與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方式和渠道，增強其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如一些院校進行的“一主”到“雙主”的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即從以學校為主體到以學校和企業共同為主體進行辦學。切實做到校企合作的深度進行。

2、要加強頂層制度設計，將工學交替的時間安排和組織形式規范到人才培養方案，高職院校不能成為被企業綁架的機器，將工學交替設計成一種隨機的任意行為。同時要加強對學生的解釋和培訓，使學生立即赴企業輪訓、認知等的重要意義，接觸思想上的抵觸，消除學生的不滿。

3、要著力加強對學生頂崗實習的管理和監控，不能將學生放到實習企業一走了之，成為真正地放羊式管理。而學生也有一種是企業“廉價勞動力”的悲觀想法。如有必要或條件允許，有一名教師在實習企業進行跟蹤管理，深度了解學生在實習過程中存在的各種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問題，指導教師能夠及時幫助和解決。這樣，學生又不會有一種被遺棄之感；同時學校也能掌握學生頂崗實習的情況，對下一步教學改革積累了真實和可貴的第一手資料。

（四）切實加強對學生的全面教育

舊常態時期，在技能本位課程理念的影響下，我國高職院校的課程設置和教學目標以訓練學生實踐技能為主，打破了原有的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忽視了對學生職業道德、團隊精神、人文素養等軟技能的熏陶和教育。這樣就培養了一大批“只會做事、不會做人”的片面人，影響了學生的職業可持續發展。同時，為了糾正在舊常態發展期間人類對生存環境的破壞，在“新常態”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必然對生產環節文明程度的要求愈來愈嚴，這對從業人員的素質提出很高要求。職業道德、職業良知、職業操守是每一位職業后備人員進入職場前的必修課。

第7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新視角之一：做好預算管理和成本控制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這需要我們打破“中國經濟必須高速增長”這一慣性思維，要看到未來經濟發展既有波峰，也有波谷，可能大多數時間會處于下行趨勢中。認清了這種形勢，就知道未來企I出現收入下降、盈利能力疲弱的現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企業務必提前做好應對的策略，在加大內功上做足文章，做好企業預算管理，搞好成本控制。

在新常態下，企業預算管理的重要性越顯突出，作為企業的CFO應該重視和組織好企業財務預算的編制，雖然制定預算費時、耗力，但這也是財務部門真正與業務部門形成戰略合作伙伴的最佳機會，CFO對此應十分清楚。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盈利水平，進而決定了企業命運。在新常態下，壓縮企業支出，使其綜合成本低于競爭對手，以獲得高于行業平均水平的利潤，成為CFO必須要做好的功課。

新視角之二：管理會計是有效工具

大力發展和推動管理會計體系建設，不僅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還是會計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新技術與管理創新融合，為管理會計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實了新的內涵。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自身無法控制外部環境，但對于內部管理的提升，企業自己可以說了算?？梢哉f，從企業內部入手的管理而言，管理會計是極為有效的管理工具。

在新常態下，CFO要協助企業建立面向管理會計的信息系統，以信息化手段為支撐，以堅實的大數據為基礎，實現會計和業務的有機融合。讓財務工作不再局限于記賬、算賬、報賬，而更要了解決策者的信息需求，充分以管理會計為工具，超越財務會計的限制，為決策者提供有效的各種財務與管理信息，從而對企業價值增值發揮更大的作用。

新視角之三：稅務籌劃很關鍵

當前經濟形勢下，國家高度重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大簡政放權；加強負面清單管理，為企業創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經濟環境；全面推進“營改增”工作，為服務業等新興產業減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稅務籌劃將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并形成不可逆轉的“新常態”。

在新常態下，CFO要潛心研究各種優惠稅收政策，做到對國家稅法的變化心中有數，在每個會計年度開始之前，就要結合企業的未來戰略和經營策略，作出最有利于企業的稅收籌劃，合理降低企業稅負，最大限度避稅，提升企業利潤，壯大企業實力。

新視角之四：要化解貸款風險

長期的投資拉動型增長不斷地積累著過剩產能并推高企業資產負債率，當經濟處于下滑通道時，要改變依賴單一的融資方式，特別是應該避免出現民間借貸融資這種低效率、高成本、高風險的交易，防止企業陷入資金盈利不足以支持資金成本的局面出現。當今金融市場不斷地創新，企業的財務部門，要利用好市場的融資工具，進行低成本，低風險的融資。

在新常態下，CFO要有效地化解困擾企業的貸款風險問題，力爭資產負債率不上升。甚至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建議企業堅持沒有合同不生產，不付款不發貨的政策，避免出現資本風險與市場風險疊加、資金鏈緊張的局面。

新視角之五：現金為王是保障

通過簡政放權、國有企業混合制試點等改革來推動企業的發展比簡單的通過大幅放松貨幣政策來實行短期的刺激更適合新常態下的經濟環境。在新常態下，貨幣政策不會出現大幅的放松，企業一定要把“現金為王”的理念滲透到企業的價值鏈管理當中，才能保有一個更好的可持續性發展的基礎。

第8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關鍵詞 經濟新常態;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 G7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5）22-0008-05

2014年5月，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戰略判斷。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歷史階段，職業教育肩負著“為全面提升人力資本整體素質增強培養能力”和“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的艱巨歷史使命。因此，職業教育必須準確認識新常態、主動適應新常態、全面服務新常態，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生產方式變革培養更多技術技能人才[1]。本文在準確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內涵實質的基礎上，深入探討經濟新常態對職業教育提出的新挑戰，為職業教育“主動適應并全面服務”新常態提出轉型發展策略。

一、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

國內權威專家將新常態描述為“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2]。

新常態的實質內涵是什么？也就是說新常態的提出究竟要解決什么問題？過去幾年經濟超高速增長給社會帶來了諸多矛盾，這是新常態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前幾年我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并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給經濟帶來很多不利，如資源過度消耗、環境破壞、低效、有些產業出現產能過剩、“錯過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等，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錯過了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目前，我國雖然GDP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GDP中技術含量不高，這比GDP數值更為重要。正如新加坡一位副總理所說，“你們中國過去30多年確實令世界矚目，但你們沒有什么競爭力。因為你們都是低端制造業，你們就憑借人口紅利，犧牲環境、人力和物力為代價發展的”[3]。這位新加坡副總理的話，反映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是GDP中的技術含量，是高新技術產業占經濟中的比重，這一點中國還在許多發達國家的后面。

因此可以簡單地說，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就是由過去經濟超高速增長的“非常態”，轉入經濟適度發展的“新常態”。在此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速度是中高速的，但是結構要比過去更優化，高新技術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比例更高。

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樣的“既適度增長，又結構優化”的新常態。眾所周知，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是經濟增長的本質。而決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因素則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創新讓現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產業升級讓現有的勞動力資源配置到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中，這是決定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一個必要的、根本的因素[4]。因此，中國必須抓緊一切機會，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

二、中國經濟新常態對職業教育的新挑戰

（一）“以人為本”成為職業教育核心價值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變化，社會價值觀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控制了所有社會資源，個人必須服從國家的安排，因此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價值觀是高度的“國家本位”。職業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嚴重刻上了“國家主義工具論”的烙印，突出“為社會經濟建設服務，為國家培養數以億計的勞動者”的社會功能，而忽略了“促進人的發展”功能。職業院校普遍將學生作為待“加工”的產品，依據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加工”出最終“勞動者”，教育過程中較少考慮學生個性特征與發展需求。

中國經濟新常態需要為經濟增長創設一個好的、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因此，必須繼續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市場經濟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的活力、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廣大人民群眾的文明富裕，實現社會現代化的目標。因此，社會價值觀也發生了從“國家本位”轉向“以人為本”的根本轉變。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直接以人為對象的社會活動，則更應堅持“以人為本”，將造就身心健康、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社會公民，與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共同作為職業教育的目標。也就是說，職業教育必須從滿足國家經濟建設需求的一元價值目標，向同時滿足“國家利益”和“人的發展”的二元價值目標轉變，并將“以人為本”作為職業教育的核心價值觀?！耙匀藶楸尽钡幕緝群瓘娬{每一個學生的健康成長和終身發展、個體的教育權利資格[5]，即從教育對象看，注重使每個公民都享有接受職業教育的權利，職業教育要逐漸走向“全民教育”;從教育過程來看，強調每一個學生的個性特征和可持續發展，因材施教，并盡可能地為每一個學生提供成才上升通道，實現“人人皆可成才”。

（二）技術技能人才成為國家核心軟實力

21世紀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為提高國際競爭力，都在依靠高新技術發展新興產業，高新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迅速上升到70%～80%[6]。因此，技術創新制約著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技術創新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追求技術進步，科技人員創新研發，形成新技術;第二個階段，進行技術轉化，將新技術轉化成新工藝或新產品。從某種角度說，技術轉化過程往往比創新研發更為重要，因為只有將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的新產品，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為社會帶來物質財富，否則也只是華而不實的“科研成果”。因此，一個國家的技術轉化能力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核心要素，直接關系著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從目前狀況來看，我國技術轉化能力在世界排名還相對落后，成為影響中國競爭力的最短板。在世界經濟論壇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中國在全世界144個經濟體中整體競爭力排名雖然在第28位，但與“技術”相關的關鍵指標排名卻極不樂觀，如技術就緒度（Technology Readiness）這個“衡量一個國家技術發展成熟度”指標排在第83位，“新技術的可用性”僅排在107位，“企業層面的技術實力”排在71位，這些都足以說明，中國目前利用技術來提高企業實際生產效率的水平與創新強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技術轉化能力還很薄弱。

分析我國技術轉化能力不高的原因，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國尚未形成一支能夠熟練進行技術轉化的“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因為要做好技術轉化，必須有能夠將圖紙轉化為現實產品的一線技術工人，以及綜合應用各種技術知識解決生產現場一些不確定的實際技術問題、進行生產現場管理和監督等工作的中高端技術技能人才，他們發揮著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具備技術轉化能力的“技術技能人才”日益成為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核心軟實力，是國家吸引和保持高附加值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國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加強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并將“提高技術轉化能力”作為中國經濟新常態所賦予職業教育的艱巨而偉大使命。

（三）低端藍領工人規模呈現減少趨勢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指出，全球化的大格局必然導致發達國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喪失經濟競爭力[7]。分析其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發展，傳統以生產為主的工作被智能化的設備所替代，同時以生產為主的工種被更多新的生產服務類工種所替代;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和地區將大量向新興市場外包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保留高附加值的高端設計研發環節。也有研究表明，人類社會由低機械化時代高機械化時代全自動化時代在勞動力結構上的變化為：藍領工人與技術人員的比率由9∶16∶41∶9[8]。也就是說，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在一線從事生產服務的低端藍領工人比例在逐漸減少，到科技進步發展至“全自動化”時代時，低端藍領工人在專業技術人員中所占比例將由目前的60%逐步縮減至10%左右。發達國家的相關統計數據也呈現出同樣趨勢，如據英國國家統計辦公室的數據顯示，相比管理和研發職能，英國企業從事傳統的、站在生產一線進行生產的藍領工作在大大減少，預計到2020年，低端藍領技能人員要減少到11%[9]。因此，在技術技能人才日益成為決定國家競爭力關鍵要素的同時，低端藍領工人在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所發揮的作用和價值將不斷減小，甚至成為被社會“淘汰”失業的主要人群。

（四）人力資源的素質結構亟待提升優化

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目前最大的挑戰是人力資源素質與結構還不甚合理[10]，這也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最大瓶頸。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力資本整體素質偏低，高端人才比例還很低;二是沒有形成體系完善、結構合理的技術技能人才隊伍。

因此，應努力發揮職業教育在開發人力資源及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方面的社會功能，在整體提升現有人力資本素質的同時，重視培養能夠實現“技術轉化”的中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從現實條件來看，職業教育面向全體公民提高勞動就業能力和綜合素質水平的功能還沒有得到明顯發揮;職業教育體系還不夠完善，高等工程教育過于強調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而對應用技術人才培養有所缺失[11]，高端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體制還沒有建立完備;職業教育體系內部結構比例還不盡合理，特別是在我國發達地區，高職教育的規模比例仍較低。

三、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新策略

（一）目標轉變

新常態下的職業教育價值觀發生了巨大變化，職業教育必須滿足“國家經濟建設”和“人的發展”的雙重需求。

從國家利益出發，職業教育必須為經濟新常態提供人力資源支持。特別是在我國發達地區，培養一大批能夠在生產一線完成“技術轉化”，將新技術轉化為新產品的中高端技術技能人才。

從人的發展角度，職業教育不僅要促進受教育者就業能力的提升，更要考慮學生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職業教育要為學生的終身就業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但是，當今時代是一個以變化“不定”為特征的時代，因此，如何培養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成為職業教育當前發展的重要課題。具體來說，與職業教育相關聯的有三大“不定”特征：一是職業崗位“不穩定”，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企業隨時都有可能會重組、合并甚至消亡，因此企業人員的職業崗位也變得“不穩定”，“轉行”或“轉業”成為絕大多數人一生中不可避免的問題。二是工作任務“不確定”，工作任務會依據不同客戶的不同需求而發生變化，長期在一個企業中工作的人員所要面對的工作任務也會“不確定”。三是工作分工“不固定”，在具體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所有成員必須盡其所能，共同完成任務，分工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這三個“不定”特征，對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夠綜合應對這些“不定”因素的能力，成為了職業教育的關鍵能力，而關鍵能力的培養成為職業教育最重要的目標。關鍵能力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為適應“不穩定”的職位，必須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使其掌握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能夠隨時應對“轉崗”“轉業”帶來的變化;二是為完成“不確定”的工作任務，“靈活應變”能力和“創新精神”顯得尤為重要，必須能夠針對不同客戶需求，靈活設計制定方案，并有所創新地完成任務;三是針對完成具體任務過程中人員分工的“不固定”，要求學生必須具備廣泛的、跨專業的知識與能力，同時溝通合作能力也是學生必備的關鍵能力。

（二）重心高移

要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迫切需要具備技術轉化能力的中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因此，國家必須重視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切實提升勞動者素質和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特別是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低端藍領在升級后的價值鏈與產業鏈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職業教育的重心高移勢在必行。

從世界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來看，發達國家的中等職業教育呈現逐步萎縮現象。如，日本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學生占高中段學生的比例，1980年為31.7%，到1999年則下降至25.15%，美國相應的比例1982年為34%，到1994年下降為25%，此后基本穩定在這個比例[12]。從我國近幾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中職教育規模比例也在逐漸減少：從高中階段招生數量來看，2013年中職招生數量占高中階段學生總數的45.1%，2010年該比例為51%，下降了近6個百分點，見表1;從職業教育內部看，近年來中職教育規模占職業教育總體比例也在減小，如2010年中職招生規模占73.7%，到2013年比例縮減至67.9%，也下降了近6個百分點，見表2。通過分析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中職教育整體規模呈逐漸縮減趨勢，但與發達國家數據相比，我國中職教育的整體比例還明顯偏高，特別是在職業教育內部，中、高職結構比例還不盡合理。

因此，我國職業教育，特別是在當前的經濟發達地區，職業教育重心亟待高移：一方面，要將高職教育向“更高端”延伸，構建并完善本科、碩士層次的職業教育，為高新技術產業直接輸送具備“技術轉化能力”的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在職業教育體系內部，規模重心要向高層次轉移。應在打通職業教育體系通道、為更多中職畢業生提供升學發展路徑的前提下，適度減少中職教育規模，將職業教育體系內部的主體向?？?、本科層次轉移，為經濟新常態下的轉型升級輸送更多中高端技術技能人才。

（三）專業調整

隨著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調整，人力資源需要向附加值高的高新技術產業與服務業轉移。因此，必須積極發揮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在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功能，在以下三個方面適時作出調整。

一是調“新”，加快專業更新，健全專業隨產業動態調整機制，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各層次技術技能人才。2014年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14]19號）中明確提出：“調整完善職業院校區域布局，科學合理設置專業，健全專業隨產業發展動態調整機制，重點提升面向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社會管理、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人才培養能力?！盵13]中高職專業目錄是政府對中等職業教育進行宏觀管理的基礎指導性文件，是職業學校專業設置的主要依據。我國中高職專業目錄的編制工作還存在調整周期較長，不能做到及時更新來應對經濟、社會、技術等諸方面的發展。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專業動態調整機制，縮短專業目錄調整更新周期，保障專業設置與升級調整后的產業，進行及時有效對接。

二是調“寬”，適度拓寬專業口徑。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解決復雜的生產工藝和社會大型工程問題所涉及的專業范圍不斷擴展，專業之間相互交叉、滲透，表現出綜合化、整體化的顯著趨勢。這些發展趨勢要求職業教育不僅要培養掌握某一項技術的人才，還要培養具有跨專業背景的、綜合性的技術技能人才。因此，必須適當拓寬學生的專業覆蓋面，以適應新經濟條件下就業市場以及學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為學生未來就業或升學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

三是調“柔”，構建“柔性”專業結構。職業院校的專業設置必須打破各專業孤立僵化的區隔，提高專業設置的靈活性與適應性，實行柔性的課程組織和富有個性的人才培養模式。學校應鼓勵學生選修跨專業領域課程，提升綜合職業能力，以適應未來職業崗位的需求。同時，中高等職業院校的專業設置不僅要考慮學生就業的需要，還要考慮學生升學發展的需要。學校可根據學生的不同需求，把專業相關課程分為兩大模塊：針對需要繼續升學并基本具備升學發展潛力的學生提供深入拓展模塊，針對亟待就業的學生提供崗位應用模塊。學生在學習完公共基礎模塊后，可根據自身基礎和意愿，選擇相應模塊進行學習。

（四）功能擴大

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產業升級與調整，將有數以億計的勞動者面臨產業轉移，這些人員的繼續教育與培訓，是國家經濟產業成功升級的必要保障。據統計，我國目前有7.69億從業勞動者、2億左右農村富余勞動者需要逐年轉移到第二、三產業，每年還有數以千萬計新增和需再就業的勞動者，此外還有1.7億老齡人口[14]。如此數量龐大的繼續教育與培訓任務，僅僅依靠開放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和社區學院，是很難完成的。因此，職業院校應擴大其功能，在提升產業素質和綜合國力方面承擔相應的責任與義務。

第9篇：經濟新常態內涵范文

【關鍵詞】高校治理 高校財務發展 優化策略

特別強調，要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為此，高校要在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的同時，通過加快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和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引領新常態落實。高校必須把國家戰略布局和經濟發展新常態對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提出的新需求作為高校財務工作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遵循的方向，深入思考確定高校財務工作的主要任務，牢牢把握，奮發努力，主動作為。

一、辦學經費開源路徑

（一）積極爭取加大財政投入

教育是國計民生，高等教育發展需要不斷增加投入。一方面政府會不斷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但同時也要看到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財政收支矛盾凸顯。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仍會持續增長，但增速和增幅會放緩、收窄。高校財務要積極反映高等教育現代化和內涵發展、特色發展、創新發展對經費的大量需求，努力取加大財政投入。

（二）努力開拓渠道籌措教育經費

目前高校雖然已基本形成了以政府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其他多渠道籌措經費的高等教育投入機制，但是財政性高等教育投入與世界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同時社會資本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差距更大。美、英、日等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社會機構和個人投入占高等教育總投入的比例都超過60%，而我國還不到40%，高等教育這部分經費增長的潛力很大。為此，要進一步建立并完善政策措施，鼓勵、支持社會資本投入高等教育。各高校也要積極采取措施，改善服務，吸引校友及社會各界人士捐資助學。同時要充分發揮人才、智力、科技優勢，主動融入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主戰場，在提升服務社會貢獻力，實現與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中獲得更多支持。高校還應通過出租、出借等方式，盤活資產存量，增加非稅收入，增強自身造血功能，擴大經費來源。

二、經費支出節流路徑

（一）嚴守財經紀律

隨著我國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隨著財稅法制體系、監督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反腐倡廉的深入推進，增強財經紀律的紅線意識和底線思維，嚴肅財經紀律，強化責任追究，加強財務制度建設，堵塞制度漏洞，依法依規加強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二）推進信息公開

高校財務信息公開既是預算法的法定要求，也是公民有序參與國家治理的必然要求；既是高校展示辦學成效的有效形式，也是高校自覺接受師生員工、社會各界民主監督重要途經，更是實施陽光財務、預防腐敗的有效載體。因此，高校財務預決算及“三公”經費預決算信息要全部公開，并逐步細化公開到支出功能分類項級科目。

（三）厲行勤儉節約

我們在加大投入的同時，一定要牢固樹立勤儉辦教育的理念，不該花的錢堅決不花，能少花的錢盡量少花，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真正做到“花好每一分錢”。要進一步強化預算的剛性約束，優化支出結構，壓縮一般性支出，科學編制事業發展規劃，嚴格控制基建規模，用更多的財力保障學校內涵建設。

三、理財能力提升路徑

加強高校財務管理，既是高校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教育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新常態條件下依法理財的必然要求。高校不僅要千方百計籌好錢，又要遵章守紀管好錢，更要精打細算用好錢。

（一）盤活存量資產

隨著財稅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新《預算法》的頒布實施，高校預算的規范要求及剛性約束作用越來越強，審計、財政、物價等部門對高校債務、對外投資和國有資產管理的專項監管越來越嚴，財務收支管理尤其是盤活財政存量資金、規范使用各項資金、提升資金使用效率的要求越來越高。

（二）強化支出責任

同時，在政府對教育投入增幅收窄的情況下，引入以績效撥款為導向的市場化配置資源方式成為必然。在穩步提高生均財政撥款基準定額，保障基本辦學條件和學校正常運轉的同時，財政資金特別是財政專項資金將更多投向辦學成效顯著的高校。

（三）探索管理創新

加強財務管理，不僅要扎扎實實地做好各項實務工作，還要十分重視進行高校財務科研工作。要結合高校財務實際，加強理論研究，前瞻性、戰略性地科學研究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中財務管理方面的重大課題，以現代化的高校財務管理保障高等教育的現代化。

綜上所述，高校財務工作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加大投入和加強監管為重點，以深化改革為動力，以服務發展、提高資金績效為目標，不斷加強和改進高校財務工作，嚴格遵守財經紀律，盤活用好教育資金，促進高等教育內涵發展、特色發展，提高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

參考文獻

[1]秦德君，陳雪虹，陳蔚.推進我國高校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若干思考[J].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4，14（2）：53-57.

[2]楊杰.新形勢下高校財務管理創新研究[J].財會研究，2014（9）：108-108.

[3]羅水香.新高校會計制度對高校財務管理的影響探析[J].財經界：學術版，2014（6）：159-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