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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從依法誠信經營、產品質量、安全生產、科技創新與信息化等多個維度對我國工業企業的履責實踐情況進行了分析,結合當前的社會責任重點議題剖析、發掘領先企業典型案例,為國內工業企業深化社會責任管理提供了參考與借鑒。
“一方面,通過開展社會責任管理,創新了企業管理方式和工作方式,促進了管理提升;另一方面,通過開展社會責任實踐,提升了外部社會形象”,《報告》認為,中國工業企業正在穩步推進社會責任管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報告》也分析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工業企業轉型升級、公眾權益意識提升、重大環境污染日益突出、工業企業“走出去”等帶給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的挑戰。報告并且指出了發展趨勢,如從被動回應到主動承擔,從分散探索到系統推進,從學習借鑒到自主創新,從個別企業實踐到行業全面實施,從遵循國際標準到建立中國標準等。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經聯會長李毅中表示,“提質增效升級成為工業經濟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路徑和今后一段時期的突出任務。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正是促進提質增效升級的重要抓手。”
《報告》還介紹了“2014首屆中國工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星級評價”(以下簡稱星級評價)的基本情況、評價方法、評價過程和評價結果。
根據評價結果,包括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在內的39家工業企業被評為首屆“中國工業行業履行社會責任五星級企業”。該星級評價由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2014年3月共同發起。
據了解,來自全國17個省區市的92家企業在本屆會議上集中了2013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數量為歷屆最多,涉及煤炭、機械、鋼鐵、石化等19個行業。其中,中央企業35家、地方國有企業33家、民營企業17家、外資企業7家,50家企業為2013年中國500強。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還特別編寫了報告概覽,全景式展現92份報告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關注
7月16日,廣東省房地產行業協會聯合萬科、保利地產、恒大集團、碧桂園、招商地產等19家品牌房企以及深圳房協,《2013年度廣東省房地產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綠皮書)。企業和行業協會參編并社會責任報告,成為其加強與利益相關方溝通交流、完善治理機制、梳理品牌形象、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自2011年第一部綠皮書以來,今年已經是廣東省房協連續第四年綠皮書,相比于往年,今年的綠皮書不僅參編企業增加了,報告的編寫水平和規范性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部分企業還建立了專門的社會責任工作機構和體系。
“社會責任報告,既是企業對于自身社會責任建設情況的檢查、總結和展示,也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坦誠溝通的重要平臺。省房地產行業協會自2009年在全國率先創造性地開展了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工作,在全國目前來說,是廣東省行業協會率先做了這個事情。2010年廣東省房地產企業社會責任的指引,倡導省房地產開發企業履行企業發展,保護員工消費者利益,維護公共關系,做好社會公益和環境保護。自2011年以來,每年都一份行業社會責任報告。”
――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黨組副書記、副廳長陳英松在會上如此表示,他認為,今年廣東省房地產行業協會,很有創意和創新地提倡企業要設立首席社會責任的咨詢官,對于全省房地產行業的社會責任建設將起到重要表率作用。
“萬科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到今天,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堅持走正道,堅持履行社會責任,我們認為能力越大,責任就越大,所以萬科在2007年成立了企業公民辦公室,還推行了萬科的CSR的部分,也了第一批的綠皮書報告。”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公民辦高級經理吳良如此表示。她說,今年是萬科綠皮書的第七年,在這份報告中,萬科第一次全面披露了企業碳排放源和碳排放量,從經營、環境和社會三個維度介紹萬科的社會責任工作。
聲音
“開展工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評價工作、建立長效推進機制十分重要。一方面引導企業由主要關注經濟績效,轉變為關注經濟、社會、環境綜合表現;另一方面能夠加強對企業披露信息和履責承諾的跟蹤、了解、測評,進一步促使企業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從管理上持續改進,從行動上積極實踐。中國工經聯與聯合國工發組織共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開展星級評價,是在總結廣大企業經驗做法的基礎上,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臺階,尚需要適度宣傳、加大實踐探索,不斷改進完善。”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經聯會長李毅中在2014中國工業經濟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會上表示。針對當前企業履責的薄弱環節,他指出,誠信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思想基礎和道德底線,企業要堅守質量誠信底線、恪守商業信用。生態文明建設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中之重,企業應誠信履行減排治污、保護生態的社會責任。
“十報告提出了‘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任務和目標,其中信息化扮演著引領和倍增器的作用。《中國普天2013年社會責任報告》展示了普天對于自身作為中央企業、信息通信產業國家隊的使命和責任的積極擔當。”
――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長韓俊為《中國普天2013年社會責任報告》點評時表示。報告的正式,既是對公司利益相關方期望和訴求的積極回應,也是普天履責理念和實踐的全面呈現。
“隨著汽車企業的不斷壯大,汽車企業對履行社會責任的認識和自覺性日益增強。知名跨國企業都已經把履行社會責任當做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主要汽車企業也越來越重視并努力開展社會責任方面的實踐,越來越多的汽車企業通過上市公司等不同渠道向社會履職報告。”
――中國汽車文化促進會申崇明會長在《2014中國汽車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會暨第二屆中國汽車行業企業社會責任高層論壇致辭中如此表示。會上同期了《2014中國汽車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案例集》。
月度速覽
7月1日
LG化學(中國)了《2013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是LG化學(中國)的第二份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7月7日
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7月9日
大唐電信集團2013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創造無限溝通》,這是大唐電信集團的第四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同日,江蘇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7月11日
甘肅莫高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同日,江蘇林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7月12日
北京巴士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7月15日
中廣核集團《2013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是中廣核第三份社會責任報告。
7月18日
6家林產工業龍頭企業在京2013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是我國林業龍頭企業自2012年以來連續第3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關鍵詞】 社會責任;經濟后果;信息披露;財務績效
自1924年英國學者Oliver Sheldon 第一次從學術角度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以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和實踐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愈來愈熱。西方發達國家因其由來已久的消費者運動和勞工運動,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起步早、成果豐碩,實踐中也多見成功的案例。相比之下,我國是在近十幾年才開始逐步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尤其是近幾年爆發的“三聚氰胺”、汶川大地震、頻發的惡性礦難、農民工工資糾紛、銀廣夏、鄭百文等事件,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廣泛關注。
我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但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其尚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企業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主體,我們也普遍認同優秀企業家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們出于職業本質和企業目標的原因,更為關注履行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如社會責任成本能否得到經濟補償?企業對利益相關者的承諾和履約是否具有價值效應?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如何提升企業品牌形象、如何形成競爭優勢、如何創造價值的?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之間是否相關?如果相關又是什么關系等等。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企業對社會責任活動的決策。本文試圖從已有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梳理中為上述問題找到可能的解釋,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決策提供有益的指導。
盡管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可以研究的范疇很多,但本文把其經濟后果限定為短期或長期與經濟相關的后果:即財務績效、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和可持續價值提升等內容。
一、理論研究
國內外眾多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或從不同的視角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理論研究。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框架中體現了它的經濟后果。Lantons(200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倫理道德型,第二種是利他型,第三種是策略型,簡而言之,企業以投身慈善捐助事業來達到提高企業形象的目的,從而讓企業獲得經濟上的收益。Van Marrewik(2003)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五層次模型,包括依賴、利益、愛心、互動和整體五個層次,其中第二層次為利益,意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創造力和競爭力的投資,在未來可以帶給企業利潤。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使企業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建立緊密的關系,這種關系能幫助企業獲得不可見的、有價值的資產,具體來說,可能會促進客戶與供應商的忠誠度,會降低員工的離職率,而提高企業的聲譽,多方位為企業創造價值(Hillman and Keim,2001)。楊熠,沈洪濤(2008)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使用者是全體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信息會改變信息使用者的決策和資源配置,但這種影響更多是長期和間接的。
有些學者從社會資本投資的視角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進行了詮釋。Aaddock(2000)把企業社會責任看成是社會投資,他認為大多數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是為了獲得長期的利益,并不完全是因為它們喜歡這些事情。企業投身慈善事業對企業來說,不僅是“愛心”,更是“市場”,企業向“慈善市場” 投資,可以獲得來自政府、社區、員工、社會等多方面的回報。Fombrun,Gardberg and Barnett(2000)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聲望/榮譽資本(Reputational Capital)的積累,這種資本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Habisch,Meister and Schmidpeter(2001)也指出投資慈善事業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層級,是一種企業社會資本的積累,是一種具有巨大推動力的投資,但是這種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隱形的。這種投資收益表現在改善公司形象、提高員工士氣、改善企業與顧客、政府的關系、獲得更多的媒介正面報道等方面,進而提高企業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形成消費選擇偏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人力資源,組織資源和物質資源獨特的相互作用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這種核心競爭力來源于有價值的、稀缺的、不易模仿的、不易替換的資源(Wernerfelt,1984; Barney,1991)。Greening and Turban(2000)認為,企業關于社會責任績效方面的聲譽與形象是有價值的、稀缺的和不容易復制的,它將為企業帶來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Litz(1996)也從資源基礎論出發,研究指出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依賴、道德注意以及社會事務反應都應該作為戰略性資產,作為能夠支持企業建立戰略競爭優勢的必需的和持久的源泉。
從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視角進行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就更為真實和顯著。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道德承諾,而企業可持續發展是企業社會責任追求的經濟遠景。企業社會責任在內容上完全融合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規定,最重要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構成企業生存、發展的倫理要素,從另一個方向與生產要素一道推動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當代管理學大師Peter M. Senge(1990)認為越是能夠承擔社會責任,就越有能力永續經營并持續成長。袁蘊(2007)研究指出,企業所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有別于企業一般信息的根本就在于它能夠增強企業的責任競爭力,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戰略管理理論亦可很好地解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后所帶來的經濟后果。承擔社會責任,雖然使得企業的投入成本增加了,但卻使企業開辟了參與競爭的異質空間,能夠為企業賺取額外利潤。在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因為消費者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做出正面的回應,獲得了超額的市場份額(Smith and Alcorn,1991)。McWilliams and Siegel(2001)從差異化戰略的角度,認為應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投資戰略,通過把產品生產與企業社會責任屬性捆綁,創造出競爭對手所沒有的、較難模仿的差別化產品。
還可從成本效益方面來闡釋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對于企業為什么要承擔社會責任,從成本效益來分析,可以有以下兩種解釋:其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帶來的長期收益大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成本;其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符合企業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企業目標。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改進企業本身的管理,從短期看,企業要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但是從長期看,會給股東帶來更大的利潤(李洪彥,2006)。
二、實證研究
回顧文獻,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的實證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研究,即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所引致的財務績效、資本成本、投資決策的反應(學者們一般依據所選樣本披露的相關信息進行實證研究)。其得出的結論也不一致,可歸納為三類:一是認為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其經濟后果反應愈好,即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后果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二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其經濟后果無明顯反應,即企業社會信息與經濟后果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三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經濟后果反應愈差,即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后果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
學者們在實證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時,選擇的財務績效指標有所不同,結論也不一致。Bragdon (1972)、Bowman和Haire(1975)、 Preston(1978)以本期凈資產收益率(ROE)或五年的平均ROE為指標衡量公司財務業績,并對公司社會責任對財務業績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二者呈顯著正相關。Heinze(1976),Sturdivan和Ginter(1977)則選用ROE、利潤率、每股收益等多元指標,來證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業績的影響,得出二者呈正相關的結論。Waddock and Graves(1997)、Berman,Wicks,Kotha and Jones
(1999)、Hiliman and Keim(2001)采用大樣本的回歸方法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關系以及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總體而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兩者互為因果。
然而,其他學者研究發現二者還存在其他關系。Cowen(1987)發現,如果考慮到前期財務業績對本期財務業績的影響,本期財務業績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變得不顯著。Berman(1999)通過對社會責任審計所涵蓋的幾個方面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只有員工利益和產品質量安全與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是正相關關系,而社區利益、環保等方面對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無直接影響。Fry and Mock(1976)、Bekaoui and Karpik(1989)、Hackston and Milne(1996)同樣發現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沒有關系。Freedman and Ullmann(1986)認為兩者無關系或者是負相關關系。
有些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考察,采用以證券市場為基礎的公司價值衡量方法來研究公司社會責任和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但結果也不一致。Moskowitz(1972)認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的股票價格比較穩定,Vance(1975)的結果則相反。Abbott and Monson(1979)通過每股價格變化加每股股利來衡量企業價值增值,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和投資者的收益之間沒有顯著影響。Hillman and Keim (2001)的研究表明,利益相關者管理對企業價值的提高并不總是起作用的。只有社區關系、雇員關系和雇員多元化與企業價值和企業競爭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顧客滿意度和環境管理與企業價值之間只存在微弱的負相關關系。Homer H.Johnson(2003)認為,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并對其進行披露,能夠增加企業的利潤和提高公司的價值,不合法的和不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對公司的財務績效產生負效應。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成本
Verrecchia(1983)和 Dye(1985)認為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會增加投資者對股票的需求,從而降低資本成本。事實說明,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可能會扮演著的角色和財務信息披露類似,同樣會通過減少交易成本和減少估計誤差來降低資本成本。另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還會直接通過投資者的偏好來影響資本成本。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主要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性、降低預測風險和影響消費者的偏好等方面對資本成本產生影響。Sengupta(1998)指出,一般情況下,企業信息披露水平高,債務資本成本就會較低。Botosan(1997)的研究說明,只有對那些雇用少量分析師的企業來說,廣泛的信息披露才會為企業帶來較低的資本成本。換句話說,企業雇用較多的分析師,更廣泛的信息披露并不能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然而,Alan J.Richardson and Michaelwelker(2001)的實證研究發現,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是顯著正相關的。也就是說,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會帶來更大的資本成本。但是這種正相關關系可以通過盡可能充分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從而減少懲罰進而實現更大的股票收益而得到緩解。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投資決策
Ingram(1978) 以財富500強公司中的287家為研究樣本檢驗了社會責任信息的投資決策價值,發現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沒有決策價值。但是在控制了樣本所屬行業、披露的財政年度、公司超額盈余等變量后,發現又具有決策價值。Arieh A. Ullmann(1985)發現公司自愿社會責任信息公開披露是因為公司相信這些信息披露對投資者的決策是有價值的,公司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前提是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企業收集、編撰、社會責任信息的成本。國內也有相關的研究。宋獻中和龔明曉(2007)采用內容分析法對2004年上交所510家上市公司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進行了整體評價,結果發現,公司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質量水平和對投資者的決策價值都較低。
三、展望
從上述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價值和可持續發展是有驅動作用的,雖然這一點在實證研究方面沒有得到完全肯定的證實,但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應該可以得到共識。總結這些文獻的貢獻和不足,結合我國研究和實踐的需要,筆者認為今后在該領域應該而且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是:
1.綜合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循環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等,對企業社會責任與價值關系的機理、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價值的路徑、企業社會責任對價值的傳導方式等內容展開理論研究,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價值效應的理論地位。
2.進行實證研究的本土化創新。畢竟我國企業的發展水平、承擔社會責任的經驗、市場經濟的進程和資本市場的效率等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較大差距,在進行實證研究時不能完全照搬,而要進行本土化的研究設計,為我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市場反應和經濟后果提供可靠的經驗證據。另外在實證研究時要尤其注意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效應的滯后表現問題。
3.從政府約束――社會激勵――企業戰略的立體視角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與可持續價值創造相互協同的政策,為我國政府和企業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社會責任管理方式提供思路,為我國的生態保護、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相互協調提供研究支持。
4.成功案例的研究和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方案的設計。對國內外典型的成功案例進行剖析,尋找可以借鑒的經驗,能夠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產生有效經濟后果的一條捷徑。對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方案進行有針對性地設計,努力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和經濟績效的雙贏,以提高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和自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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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hoenfeld, H. W. The Status Of Social Reporting In Selected Countrie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1[C]. Urba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Accounting, 1978:1-72.
[4] 沈洪濤,楊熠.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價值相關性研究――來自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當代財經,2008(3):103-107.
慢慢地,我們揚起悲傷的頭顱,五月的這一天卻為我們刻下永遠的記憶。
2008年5月12日,汶川,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一場史無前例的腥風血雨。
學校的廢墟下,師生們微弱的使人心如刀割,我們無法想象那一群群稚嫩的生命,如何在黑暗和恐懼中掙扎。我們也無法想象,倒塌的居民樓里,被掩埋的母親是怎樣用鋼鐵般的脊梁護住了孩子的生命。我們更感嘆,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關頭,母親懷抱自己的骨肉,當以怎樣的心情寫下如此至愛絕筆、驚世短信!當痛徹心扉的畫面一次又一次沖擊著我們的視線,積攢了多年的淚水如山洪潰堤,奔涌而瀉。
五月,一個東方大國舉國同哀,江河嗚咽,大漠悲歌。
五月,一場大災催生大愛,億萬顆愛心,無數家企業,足以排山倒海,氣吞萬里。鮮活的歷史再一次向世人演繹:災難是國民精神的不竭之源。讓我們回眸大國上下這一浩氣長存的公民行動,向愛心企業敬禮,向愛心民眾鞠躬!也讓我們在賑災的雜音中收獲睿智,學會學習――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產生于1924年,但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數百年之前。理性精神是歐洲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時代的主旋律和重要成就,經濟學這門帶有濃厚西方色彩的學術,從本質上來講正是西方理性精神和科學敘事模式的突出代表。不同時代都有杰出的經濟學家從經濟學、倫理學等層面去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亞當?斯密窮畢生精力撰寫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富論》和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此后的經濟學大師哈耶克、阿羅、弗里德曼、布坎南、諾斯、西蒙、阿瑪蒂亞?森等多探討過經濟學中的倫理學問題,包括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簡稱CSR,目前國際上普遍認同這一理念:即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包括遵守商業道德、生產安全、職業健康、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節約資源等。
近年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在美國獲得了長足發展。管理學家約瑟夫?W?韋斯認為,企業有四種社會責任形式和角色,即生產主義、慈善主義、進步主義和倫理理想主義。這四種責任角色形成了企業及管理人員對社會的兩種不同的責任導向,即股東型和利益相關者型。生產主義者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理性自利和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就是生產主義者的代言人。
慈善主義者也是從股東的角度來看待企業,他們認為要從企業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的角度來判斷社會責任,這種幫助可以通過有組織的可在稅前列支的捐贈和志愿服務等方式實現。這種觀點認為,企業的使命還是獲取利潤。不過,他們是受道義驅動而不僅僅是生產主義者那樣的自利驅動。
進步主義者認為,企業行為要從自利動機的角度來評判,但企業應對社會變革負有更寬泛的責任。倫理理想主義者認為,當企業行為出于道義動因直接支持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時,才被認為對社會負責。對于倫理理想主義者而言,企業和社會之間的邊界是流動的,企業利潤因人道主義目的而被共享,使社會更具人性化色彩。
近年來,美國最大的戰略便是將CSR與經營戰略相結合,企業在進行贏利性經營的同時造福員工、造福社會,美國還為此研究出關于CSR的認證標準SA8000。可以發現,在財富500強的網站中,CSR處于網站的顯要位置,并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自發地在履行CSR。有一個典型案例,2005年9月,在美國新奧爾良等市遭到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的時候,率先拯救居民的不是政府,而是沃爾瑪、GE等公司,遭到颶風襲擊的五個州,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為710人,但在美國人看來這已經是一件大事,因而此次颶風襲擊入選了美國十大自然災難。
2008年,在一次次磨難中,西方國家開始重新認識中國國民精神,一些聰明的西方企業也學會了試圖用中國思維來思考中國問題。四月份,面對中國民間發出的抵制,家樂福抱著法蘭西傳統文化的傲慢,企圖用低價促銷來分化中國民眾,結果導致了更大的網絡“搬”磚,公共危機一觸即發。而這次,莎朗?斯通“報應論”一出,DIOR火速解除了她的品牌代言權。法國企業這種前后對比所產生的戲劇效應,成為跨國公司應對公共危機及其進行“中國式公關”的鮮活案例。
本刊訊2月14日,《國家電網山東電力集團公司2011年社會責任實踐報告》在山東濟南。這是山東電力連續的第三份社會責任報告,也是國家電網公司系統及山東省內的第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報告。報告系統分析了山東電力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識別出可持續發展的重點議題,首次展示了識別利益相關方的全過程,首次以專題方式披露了公司2011年履責亮點,系統闡述了公司創造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的履責意愿、行為和績效。
報告較好地反映了山東電力積極推動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的創新和探索。國家電網公司在國內企業中率先提出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模式,并在全公司范圍內進行了覆蓋各個管理層級的試點。山東電力以“創先爭優”活動為契機,將社會責任理念融入創先爭優系列工程的實施,貫穿到每一個崗位、每一個環節,把全面創先爭優作為公司開展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的強力引擎。公司以“全員、全過程和全方位”為紐帶,將社會責任推進工作與開展創先爭優活動有機結合,這既是公司創先爭優活動的重大創舉,也是公司推進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的重大創新和探索。
報告較好地反映了山東電力積極創造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的優秀實踐。報告以專題的形式展現了公司實施“外電入魯”戰略,成為山東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支撐,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的典型實踐。公司將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創造新思維運用在“外電入魯”工程規劃、實施全過程,使得“外電入魯”發揮出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同時,公司在開展決策、制定規劃、具體實施、檢查評估等各個環節,都能較好地將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新思維融入到各個利益相關方的期望和要求中,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這些包括:力口強智能電網技術研發應用,自主創新建成薛家島智能充換儲放一體化大型示范站,帶動山東省、青島市電動汽車產業鏈的發展;深入實施應急能力提升工程,在國家電網公司率先初步建成功能較為完善的省市縣一體化應急體系和預案體系,成功應對極端天氣考驗,圓滿完成重大活動保電任務。
報告較好地反映了山東電力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設水平不斷提升。作為第三份社會責任報告,《國家電網山電力集團公司2011年社會責任實踐報告》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該報告的整體結構按照國家電網公司統一要求,以意愿、行動和績效邏輯來統領全篇,具有較好的完整性。報告嘗試展現公司識別利益相關方群體的流程,并披露了每類利益相關方的覆蓋范圍、溝通渠道和方式以及典型溝通案例,增強了報告實質性。報告較好地體現了山東電力的綜合價值創造實踐和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推進特點。在延伸以前報告的基礎上,該報告加強了績效可比性和閱讀友好性。
國家電網公司社會責任處處長李偉陽在會上表示,山東電力集團公司社會責任實踐報告邁開了國家電網公司責任根植行動的扎實步伐,實現了質的提升。這表明山東電力對企業社會責任有著深刻、科學的理解,并將企業社會責任根植于公司運營,立足自身優勢,讓重大的責任議題落到實處。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民營企業;浙江;轉型升級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0-0028-03
通常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為實現自身發展目標和社會發展目標的需要,通過一定方式,為企業內、外的利益相關者承擔或承諾的經濟、文化、法律、生態環境、社會公益等方面的責任;它是企業為改善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發展,經歷了從視其為單純的貿易壁壘到認為其符合和諧社會主流價值觀、有助于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巨大轉變。20世紀9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的“工廠守則”運動在中國興起。家樂福、耐克、銳步等跨國公司開始對其供應商進行社會責任審核。在此階段,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更多的是等同于《國際勞工標準》,且在相當程度上被認為是發達國家對中國企業實施的貿易壁壘。如今,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將社會責任的履行作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省,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無疑是實現量大面廣的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新動力。
一、企業社會責任:從義務向戰略的轉變
1.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應對國際貿易糾紛、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必然選擇。浙江是全國外貿依存度最高的省份之一,而民營企業又是外貿進出口的主力軍。2010年全省民營企業進出口總額達1 343.6億元,占全省進出口總額的53%,比上年增長42.2%。當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已在國際上成為一個不可阻擋的潮流。浙江民營企業以勞動密集型和外貿出口型居多,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不斷對中國供應商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工廠勞動條件、工人權利、健康與安全及商業道德方面能夠符合相關行為準則。作為全球供應鏈中重要一環的浙江民營企業,也不斷遭受著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發難”。特別是不少歐美國家開始強制推廣SA8000標準認證(ISO26000也于2010年7月通過并實施),并作為訂單的必備條件,許多浙江民營企業都接受過跨國公司關于社會責任的審核,為數不少的外貿企業都曾因此遭受“失單”之痛。因此,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來規范浙江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有助于浙江經濟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化解國際貿易糾紛,提升開放發展水平,加快外貿發展方式轉變。
2.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必然選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雖會在短期內增加一定的經營成本,但無疑有利于企業自身良好形象的樹立,形成企業的無形資產,進而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最終給企業帶來長期的、穩定的利益。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佩尼(Paine)認為,“一套建立在合理的倫理準則基礎上的組織價值體系也是一種資產,它可以帶來多種收益。這些收益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組織功效、市場關系和社會地位。”
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根據第二次經濟普查結果,至2008年末,浙江私人控股企業達40.8萬家,占全部企業數的90.6%,創造了60%的稅收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但產業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過高,缺乏知名品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產品附加值低等問題也十分突出,粗放增長的特征較為明顯。當前浙江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長期以來,過多地追求GDP增長的思維模式使得許多長期積累的問題逐漸顯現:環境破壞、資源瓶頸、勞資沖突、貿易壁壘等。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開始認識到,要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快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因此,引導廣大民營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浙江民營經濟順應全球產業結構調整趨勢和現代企業發展方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資源要素和生態環境的約束日益趨緊、國際經濟形勢日益復雜、國內外競爭日益激烈的后金融危機時代,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將促使民營企業轉向對產品、設計、流程、管理和制度等環節進行創新,促進其盈利方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3.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須選擇。作為沿海經濟發達省份,截至2009年底,浙江省外來人口超過1 300萬,不少地區如義烏等地外地人口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本地人口。日益龐大的外來人口在浙江集聚,在給浙江經濟帶來發展活力的同時,也給浙江社會的和諧穩定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快速發展的工商企業和迅速膨脹的外來人口,使得這一區域的勞動關系日趨復雜,勞資矛盾日趨突出。譬如義烏,從1997年開始,每年勞動糾紛案件均超萬起,呈現出高發性、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曾出現過職工跳樓、老板被殺、外來務工人員組織地下幫會等案例。面對復雜多變的勞動關系,義烏曾在全國率先推出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有效地維護了職工合法權益和勞動關系的穩定,優化了義烏就業創業環境。但這種維權模式主要著力于事后救濟,而事前規范方面缺乏有效的抓手。
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協調企業與社會相互關系、處理利益相關者訴求的一套成熟方法,企業社會責任在踐行科學發展、構筑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因此,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有助于從源頭上規范企業用工權益,提前化解勞資矛盾,最大限度地減少侵犯勞動者權益的事件發生。同時,職工權益得到維護、生產生活環境得到改善之后,也有助于激發職工的工作熱情和聰明才智,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穩定勞動者隊伍,促進企業效益的提高。
二、浙江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
近年來,社會責任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期望和要求,關于社會責任的倡議和活動得到了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支持和贊同。更令人欣喜的,在這場運動之中,浙江的民營企業又一次發揮了榜樣式的先鋒作用。2007年2月,西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向社會了中國民營企業首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被認為是中國民營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理念的重要表現,并作為中國唯一的企業家代表受邀參加第九十六屆世界勞工大會。2007年7月,浙江華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經過多年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運作,制定出了國內首部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HM3000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以下簡稱HM3000)。標準的誕生及推出,標志著世界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建設領域里有了中國聲音。與國外SA8000等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不同,HM3000從客戶、員工、股東、生態環境、商業秩序、社會事業等六個維度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系統的詮釋;不僅闡述了一個企業應該履行的社會責任規范與要求,同時也闡述了達到該規范與要求的管理步驟與內容、評估社會責任管理成效的辦法,使企業能通過系統的社會責任管理逐漸達到社會責任目標要求。2007年10月,浙江華立集團向社會公布了首部由企業自行制定的《HL8000華立集團社會責任標準和評估體系(2007修訂版)》,規定了華立集團社會責任管理體系要素,建立華立集團社會責任管理的系統模式,既包括社會責任的具體要求,又涵蓋社會責任測評指標。
順應民營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趨勢,2008年,浙江省政府出臺了《關于推動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若干意見》,倡導廣大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2008年5月,義烏市在全國率先制定出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義烏標準”,并選擇北苑街道進行試點,取得了積極成效。“義烏標準”以勞動關系、自然關系、社會關系為重點,涵蓋了勞動合同、社會保險、工資福利、工時休假、勞動環境、教育文化、制度建設、環境保護、資源利用、守法經營、產品質量、信用誠信、公益事業、獎懲記錄、公眾投票等15個大項,57個具體條款;其目的是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到規范化的公共管理軌道,推動社會責任領域從企業“自我約束”到“社會約束”轉變。如今杭州、溫州等市也已在全市范圍內開始了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工作。
由于浙江的民營經濟總體上尚未擺脫過多依賴低端產業、過多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的傳統增長方式,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尚處于初級階段。突出表現在:
一是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力有限。企業作為一種營利性組織,其主要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潤的最大化。據調查,民營企業五年的淘汰率將近70%,壽命很短,因而生存問題是每一個民營企業必須首先面臨的。另外,民營企業的更新速度快,有很多企業尤其是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小民營企業并不是不想積極的履行社會責任,而是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有限,所以在履行社會責任上缺乏主動性。
二是對企業利益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缺乏深層認識。在許多民營企業家看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所支付的成本與追求企業利益一直是兩種對立的行為。履行社會責任就意味著企業利益的減少。顯然,這部分經營者是從追求短期利益的視角看待三者的關系,沒有從長遠的角度來思考履行社會責任為企業所帶來的附加的長遠效益。這種淺顯的認知使得企業在日常的經營中忽視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導致了一系列的勞資糾紛、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
三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不明確讓企業產生誤解和疏忽。在實際操作中,企業對自己該履行的社會責任并不清楚,大多是一些概括性的認識,應當履行的細節常常被誤解和疏忽;而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各利益相關者對自身權益的認識也不夠,所以就形成了企業不清楚自己該履行什么樣的社會責任,在企業未履行社會責任而損害了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后,利益相關者對自己的權益認識不清,沒有對企業進行舉報,最終使得企業與社會所共存的大環境遭到破壞。
三、促進浙江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對策建議
當前,全省上下正處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攻堅階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企業需要對其自身存在的意義具有更為深刻的認識,社會責任的強化成為了這一突破的關鍵出口。但可以預期,隨著社會的進步,公民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將會成為一種更普遍的、更持續的行為。因此,作為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占主體、外貿依存度高的浙江,必須順應這一全球性的潮流,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借鑒國外先進做法和義烏等的實踐經驗,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引導廣大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使其成為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有力突破口。
1.探索建立與國際接軌又適合浙江實際的民營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標準。當前,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日益成為中國企業的又一個“緊箍咒”。國際標準組織制定的首個社會責任標準ISO26000已于2010年7月正式通過成為國際標準公布實施,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社會責任的發展格局,在更大的范圍內加速推動社會責任的實施。這對外向型經濟發達的浙江來說,無疑又將是一個巨大壓力和挑戰。然而,ISO26000主要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更多體現了西方國家的意志。考慮到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我們只能分階段逐步接受。因此,在現階段,對于浙江來說,既要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去認識、準備和迎接體現企業社會責任所帶來的種種要求,應對并制定相應的戰略;又要探索建立區域性或行業性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努力和國家標準進行接軌,并爭取達到國際互認,為我省民營企業爭取發展主動權。
2.建立健全有利于引導民營企業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約束機制。從當前的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階段來看,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更多地是要正面引導和激勵,而不是強制或懲戒。因此,政府要在財政補助、稅費優惠、政府采購、資源配置、融資協調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引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建立完善評估表彰制度,專項獎勵優秀企業,激發企業和企業家積極性。充分發揮媒體宣傳教育和輿論導向作用,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宣傳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典型,并加強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輿論監督,營造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社會氛圍。同時,加強執法部門對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監督。通過具有強制性的政府執法部門介入,對那些不履行社會責任,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企業,給予嚴厲的經濟或行政處罰,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扼制這些企業的行為。
3.動員和整合多方力量形成推進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整體合力。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并非僅僅是企業和政府的事情,必須最大限度地動員和整合各個方面的力量,體現共建共享原則,構建政府、企業、中介、社會“四位一體”的工作體系,合力推進。一是發揮政府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形成新型的政企關系。政府對企業的評價指標應有所轉變,評價指標需要向安全生產、產品質量、社會捐贈、環境保護以及節約資源等方面傾斜。二是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實現企業的內在需要,提升企業軟實力。企業經營者務必要轉變經營理念不能僅僅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企業的負擔要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看作是企業的一種戰略,是企業長期發展的需要,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需要。三是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組織的自律作用,制定公約、行規,規范企業行為。四是發動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營造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氛圍,著力構建政府引導、企業自愿、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四位一體”的企業社會責任推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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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慈善:百事所理解的企業社會責任主要包括哪些領域?
百事(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事):作為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百事公司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公司“目的性績效” (Performance with Purpose)戰略發展理念的核心內容,是百事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的核心闡述,也是對公司經營策略和企業文化的核心要求。它已經深深融入到公司不斷壯大發展的血液之中,并將持續不斷深入貫徹落實下去。百事公司在中國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涵蓋諸多方面:參與經營所在地的公益事業、消費者權益保護、環保行動、社區服務和員工權益保護等。
環球慈善:看來百事所關注的社會責任領域很廣泛,那么百事在選擇慈善項目的時候遵循哪些原則?
百事:公司對所參與的每一個慈善公益活動都非常注重項目的可持續性,并將其貫徹始終。同時,百事公司也非常注重通過參與項目,幫助項目合作方提升項目實施力度和社會知名度。其次,百事公司對慈善項目的選擇遵循與百事的專業所長密切結合的原則。能否把百事的專業力量帶到項目里去,能否把公司現有技術“平移”到項目里,是百事考慮項目的核心之一。
環球慈善:百事對慈善項目的選擇,遵循與百事專業所長密切結合的原則,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與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合作的“母親水窖”吧?
百事:的確如此。公司多年來始終持續關注涉及基本民生的諸多領域,這包括利用百事公司對水處理和利用方面的先進技術,解決我國中西部貧困缺水地區的飲用水困難。
2001年開始,百事公司就開始支持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組織實施的“母親水窖”項目。到2008年年底,百事基金會、百事中國公司及百事員工八年累計捐資1660萬元人民幣,共建水窖1500多口及修建大量安全飲用水項目,已經惠及四川、甘肅等7個省市的24個縣、28個村的4萬人。
八年來,在與“母親水窖”項目長期合作的基礎上,百事公司也致力于廣泛實施農村集中安全飲用水工程,提出不僅要保證水的供給,還要保證水的質量,實現了水窖項目的持續發展和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將“母親水窖”項目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環球慈善:百事對“母親水窖”的關注與投入是非常持久的,百事是如何長期參與的?
百事:百事中國公司專門設立“百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經理”職位,對各類項目進行更細致化的管理。可以說,在慈善項目的管理方面,百事是國內諸多熱衷于慈善項目的公司里管理最好的企業之一。從對項目投放的篩選,到項目進度和效果的監督,這些關鍵的管理環節,百事都在不遺余力地強化管理,不空喊口號、不跟風,而是將企業社會責任常態化,并自覺納入到自身管理的戰略規劃中。
環球慈善:受經濟形勢的影響,2009年全球慈善事業面臨著極大挑戰,百事對社會責任投入是否會因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
企業要經歷幾個發展階段:無證經營合法經營守法經營誠信經營道德經營社會責任經營。而今雖然大多數企業停留在守法經營和誠信經營之間,卻有很多企業在嘗試社會責任的概念。然而當這個社會責任概念已經變得時髦的時候,各個企業要清楚地認知,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僅僅體現在抗震救災、援助教育、捐款捐物等等。企業社會責任還有更加本分的事情,那就是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本身所真正承載的社會責任,這才是最深刻、最本質的社會責任。不履行產品社會責任的企業同樣可以去捐款、同樣可以高喊社會責任,正如毒奶粉廠家同樣會捐款立牌坊。企業必須做有社會責任的產品設計和服務運營。
產品設計之初應充分考慮安全責任
產品在設計之初就要考慮到用戶的身體與產品互動作用是不應該引發直接或間接的、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損傷和風險。對于和人體直接作用的產品,已經有了很成熟和廣泛應用的人機工程學。容易理解的案例是家具的圓角設計,預防和降低用戶意外碰到時所帶來的身體的損傷;再有的案例是大家常用的電腦鍵盤,早期的設計包括現在也在大量銷售的普通直板平面鍵盤,根本不考慮人手臂、掌關節、指關節的運動規律和特性,導致大量長期使用電腦的用戶手腕腱鞘損傷。
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非實體的軟件或互聯網服務產品同樣會因可用性設計缺陷傷害用戶。在軟件、互聯網及游戲產品中,特別是對于用戶量大的服務而言,其交互設計中需要盡量減少由于操作和與軟件互動而間接導致的用戶的身體損傷,比如超量的互動鼠標點擊、過小的字體、顏色搭配不良對用戶視力的傷害等。
例如輸入法軟件,如果輸入法設計平庸,會導致用戶在輸入同樣數量文字時所帶來的鍵盤敲擊數量要數倍于聰明的輸入法,從而給用戶帶來事實上的更大量的肌體損傷。
如果說身體的損傷可以直接感受到,那么產品設計缺陷中對用戶的心理作用將有更深刻和隱含的影響。比較典型的就是由于使用產品而令用戶直接產生的過度依賴、過度關注、半沉迷乃至嚴重沉迷。
沉迷往往產生在游戲類產品中,由于其顯著突出,國家層面的機構已經開始采取行動,而游戲廠商也象征表態支持防沉迷系統的內置和實現。然而,在利益誘惑面前,只有少數正直的公司在努力實現和履行。
除了明顯的沉迷,還有一類產品設計抓住用戶的心理,利用人的一些本性,例如炫耀、追逐名利、聲望等,使缺乏自控力的用戶非常頻繁地使用該產品,并且超出正常的需求范疇,甚至形成強迫癥等心理疾病。例如一些缺少核心用戶價值的SNS網站,大家踩來踩去頂來頂去,缺乏有價值的互動,卻充斥著泡沫化的虛假繁榮。這類網站的互動設計正是抓住了普通用戶的心理,希望通過無價值的互動增加自己在網絡中的經過設計的指標,過度關注自己在產品平臺上的展現,占用了用戶大量的時間。這些都是不負心理作用責任的產品設計和運營,是最終傷害用
戶價值的行為。一些受到傷害的雇主已經要發起聯盟來抵制這些網站對其雇員的不良影響。
從消費者角度承擔道德義務
誠信已經是老話題了,然而在新的時代被賦予了新的、更多的含義。網上購物逐漸開始成為網民上網活動內容之一。然而在追求極致利潤的驅動下,一些購物網站出售假冒偽劣產品。存在同樣問題的還有電視臺瘋狂播放的虛假電視購物。
現在,對企業的誠信要求已經不僅僅是要求履行合同要約,而是應當誠信地履行社會道德責任,從消費者的角度承擔道德義務,這所有的一切不是憑所謂的“免責聲明”可以免責的。因此產品設計,特別在運營的環節,必須抵抗誘惑,保持基本的道德底線,甚至進一步堅持正直和崇高的道德。
文明責任意義深遠
產品是人類文明和技術的代表,特別是文化類產品還承載著時代印記和更多的道德及價值觀導向。典型的文明責任很容易在新聞類服務產品上體現。以門戶網站為例,其中的新聞報道可以是反應現實社會真實情況,也可以是斷章取義、更換標題,抑或和花邊聯系,或者大量用刺激圖片和字眼,通過引誘用戶的簡單本能來消費其產品。媒體的社會文明責任重大,數億的網民和超過十億的社會公眾都通過媒體的報道認知世界,如果媒體的新聞產品設計缺少對積極和促進社會文明程度提高方向的努力,而通過庸俗化的內容腐蝕了廣大民眾,這實在是徹底的道德喪失。因此,文化類產品肩負著不可替代和無法推卸的社會文明責任。
對于游戲產品,這一點顯得同樣重要,游戲的角色性格、角色對話、故事情節都能體現文明與道德的導向。是傳達人類偉大美好的情感,還是宣揚暴力及低級趣味?這些都需要廠商在設計產品時恪守文明責任。
對于社區類的互聯網產品,其文明責任體現在用戶教育中。互聯網產品的社區結構、成員互動的標簽、社區運用中的各項促銷活動主題等,都應該衡量文明程度,應該在適用人群的基礎上不斷引導和提升文明理念主張。
對于產業和行業,應當鼓勵、提倡根據不同產品建立相關評價指標,例如產品的文明指數等等。企業如果希望受人尊敬,必須做好對人類文明的承傳。
環境責任不分行業
對于環境保護,全球各個國家都高度重視,并且積極采取行動。汽車、家電等的節油排放和低功耗目前是最常見的履行環保職責的典型產品,但環境保護決不僅僅是工業制品才需擔負的責任,互聯網軟件及游戲、電子商務等服務業同樣需要履行環保職責。
對實質用戶價值缺少意義的產品活動促銷,導致用戶無謂的互動,是典型的耗費服務器能源、用戶電腦資源以及用戶個人耗能的情形。良好優化的電子商務服務,或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低效物流的產生,而不負責任的電子商務則會濫用物流體系,設計不良的流程,從而增加更多服務器能量消耗、更多無效物流引起的交通系統排放、更多的包裝材料垃圾等等。
無論是什么產品,在設計和運營時都一定要考慮環保責任,包括產品的直接環保作用、間接的由于用戶使用和訪問以及在產品互動的整個生命周期中所引發的,對人類生活的現實社區和虛擬數字空間的環境生態影響。
此外,各行各業應當探索和建立產品的環境責任評價體系。對于互聯網類的服務產品,可以設立例如平均點擊功耗、平均交易功耗,平均交易排放、平均服務不可回收垃圾指數等等。
以騰訊公司為例,為了更好履行環境責任,騰訊研究院已經率先推出“綠色IT”的概念,積極和Intel、中科院計算所等機構合作,發展定制化的、適應互聯網行業特點的專用服務器,并且聯合優化后臺服務程序力求用最低的能耗提供更多的互聯網服務。這些服務器體高度集成,單位體積計算能力高、功耗低,在沒有服務提供時休眠,一旦服務需要迅速進入正常工作狀態,最大限度地節省能耗。
產品設計和運營中擔負著意義重大的社會責任,作為和向往基業常青的企業應以產品社會責任為己任。企業應當樹立先鋒和責任意識,組織建立專門的部門和團隊,規劃產品社會責任保障和監控體系和規則,培養產品設計和運用團隊的社會責任意識,在全公司倡導社會責任文明,從根本上預防社會責任問題的出現。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責任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4028
1企業社會責任的探究背景、目的及重要性
11探究背景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企業不斷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創新管理方法,整合社會資源,不但創下了驕人的效益成績,也為我國經濟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一個企業的優秀與否,不能單單靠效益來評價,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評價其優秀程度的重要指標。國外一些知名企業管理專家認為,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可以促進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維護國家穩定與和平起到了不可磨滅的重大作用。因此,國外的許多政府機構都非常注重企業社會責任的維護與管理,紛紛出臺了一系列完善的企業責任管理制度,旨在規范企業的行為,為企業培養深厚的責任意識。
隨著世界各國聯系的日益緊密,西方企業強烈的責任意識也深深地影響到了我國企業的發展與學習進程。第一,西方企業在選擇合作伙伴時往往把企業責任作為它們選擇的首要標準;第二,在我國企業的發展進程中也存在許多社會責任缺失問題,例如:企業制造假冒偽劣產品,亂排垃圾廢氣造成環境污染,資源的過度消耗,員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等。因此,要想使我國的企業健康持續發展,必須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建立更加完善的企業責任管理機制。
12探究目的
文章深入研究我國企業面臨的社會責任,旨在提出具體可行的管理措施,讓我國企業自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更好地促進企業自身以及經濟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文章采用資料分析法進行細致的探究,深入解析企業責任缺失的原因、表現以及改進措施,了解我國企業對社會責任承擔的態度以及觀點,以期建立更加完善的企業責任制度,從自身增加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為企業與社會的發展雙贏機制提供長效的指導方法。
13探究重要性
企業的社會責任對企業的社會地位、發展程度、經濟效益以及政治觀念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文章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有利于為企業領導者提供良好的企業管理機制,讓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在日常發展的基礎上,推動企業建立長效的責任履行機制。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多的自身利益、更大的社會效益以及長久的建設措施,最終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指明具體的發展方向。
2企業與企業的社會責任
21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
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指企業在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的同時,按照自身發展的實際水平,對必須面對的各項社會事務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最終實現企業與社會的雙效發展機制。具體看來,企業在生產運營的過程中,尤其是在重大決策面前,不僅要照顧企業自身的發展需要,還要顧及合作方的效益獲得,更應該考慮社會與其他相關利益組織的建設現狀;不僅要看到眼前的既得利益,還要不斷開拓企業自身的長遠視野。例如,對于污染比較嚴重的重工業,要充分考慮到企業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危害,資源的浪費以及嚴重的水污染等重大問題。如果企業在進行創建發展的過程中,時刻注意諸如此類問題的防范與治理,這種做法本身也是一種社會責任的履行。
22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聯系
企業是一個獨立發展的個體,同時也是社會整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相互連接、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在實際的發展進程中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個企業的長效發展必須要有良好的責任基底作為依托,而責任的遵守與履行又要依靠企業具體實施,兩者的聯系應該向“嘴唇和牙X”一樣,牙齒之所以感受不到寒冷是因為有嘴唇的保護,嘴唇之所以俏麗豐滿是因為有牙齒的支撐,企業和自身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是如此,兩者是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的。這就要求企業在追求最大經濟效益的同時,嚴格遵循相關的制度規定,承擔起應該履行的社會責任,不斷創新建設方式,整合社會資源,積極融入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企業與社會的靈活聯動機制,以實現雙方更好的發展。
23常見的企業社會責任
231從法定角度看來
按照法定標準,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分為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和靈活機動的企業社會責任。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主要指國家明文規定的、有具體的法律條例限制的企業社會責任。例如,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生產的產品符合質檢標準等。靈活機動的社會責任主要指沒有強制的規范,企業愿意主動承擔的社會責任。例如,捐贈善款,成立慈善基金會,保護社會環境,節約稀缺資源等。
232從結構維度看
從企業的建設結構看來,企業的組織結構主要分為內層結構和外層結構兩大維度體系。所謂的企業內層結構對應應該承擔的內部責任,即對領導者、合作者、企業員工等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外層結構對應的責任就是企業的外部社會責任,主要指企業對國家、對政府、對競爭組織、對社會關聯機構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24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重大意義
企業的社會責任來源于企業和社會發展的雙重需求,企業通過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可以實現自身的最大價值,提升企業的社會地位,贏得社會各界的廣泛尊重。另外,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還可以創造更多的延伸性意義,可以充分向外界展現本企業良好的文化底蘊和發展價值觀,保持長久的建設活力和建設生命力。從企業的長久發展來講,明確企業的社會責任可以為企業營造一種寬松、積極的社會氛圍,當企業面臨重大改革時,社會責任性強的企業可以更好地集聚社會力量,為企業發展助力,降低因為社會因素造成的成本損耗問題。以此促進企業經濟的發展,加速社會生產力的持續增加。
3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必然性
31時展的必然
就企業自身而言,企業不能單純地被看作一個營利性的經濟組,傳統觀念一般認為企業是為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而存在的營利性經濟組織。就目前的社會發展特征看來,這種傳統的觀點不能很好地跟隨時代的前進步伐,應該果斷地摒棄或者是進行適當的改革。企業應該把利潤最大化作為自身發展的目標,但同時企業更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來獲得更多的社會效益。
32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連
另外,企業發展離不開社會的大力支持,社會的支持是企業發展的支柱和保障力量,離開了社會的支持,企業將會失去發展的動力,成為無本之木。企業的發展與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發展基調是一致的,國家和社會是發展的整體,企業是發展的部分,整體和部分是相互統一的,整體包含部分,部分蘊含于整體之中,兩者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企業承擔自己應盡的社會義務,及時履行社會責任,能夠有效地分擔整體工作,減輕整體發展的壓力。相反,如果企業我行我素,不顧發展大局,那么它就會失去成長的依托,減弱前進中的外部支持力量,最終損害的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
33民主化運作的條件
現代企業倡導民主化的運作方式,所謂企業的民主化就是指企業擁有良好的活動氛圍和利益關系。在企業中,職工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企業員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維力、創造力和參與力,企業擁有良好的福利保證機制和優秀的高層領導者,更好地為企業的發展建言獻策,貢獻力量。
企業切實承擔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民主化運作的需要,也是促進整體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以最大利益的獲得為主要的經營目的,同時它又可以創造社會財富,集聚社會力量,對我國GDP的穩步前進起到了著實的推動作用,這是其他社會組織不能與之抗衡的。
要想實現與社會的有效整合,促進經濟社會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必須著眼于長遠的前進方向,使獲得的經濟利益符合社會民主發展的規范。
4我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探索41我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過程中凸顯的主要問題
411政府對企業的管理不夠
政府是一個國家各項重大事物施行的核心管理部門。如今,很多地方政府雖然頒布了一系列的企業社會責任規范條例,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實施以及實施質量不管不問,缺乏具體的檢測與了解。當地政府為了企業與自身獲得更多的發展利益,實現經濟的雙贏與共利,過于重視企業為國民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從而忽視了對企業發展社會責任的管理,對于違背社會誠信度的重大過失問題,政府缺乏及時的應對機制,對沒有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查處力度不夠,缺乏具體的懲罰措施。
412企業社會責任觀念淡薄
如今,相當一部分企業在正常經營的過程中,只顧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自身發展的同時給國家、社會和環境帶來的潛在傷害。例如,有的企業為了謀取更多的既得利益,在發展的進程中存在重大的偷稅、漏稅現象;為了降低企業產品制造的成本,大量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為了自身的便捷,肆無忌憚地排放廢氣、污水,污染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從企業管理者的角度看來,利益最大化才是他們的首要追求目標。
據有關資料顯示,近幾年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成為一個突出的企業責任缺失問題。多年前,河北有這樣一個典型案例,一家制藥企業為了追尋最大的企業利潤,利用廢棄的皮鞋處理加工之后作為制藥的原材料,由于皮鞋在氧化加工時會產生大量的有毒重金屬,這樣做出的藥物不但不能很好地治療疾病,還會與身體發生化學反應,誘發其他的病痛,嚴重危害人體的健康發展。因此,企業應該充分正視自身的社會地位、社會責任,建立健全責任監督機制和良好的責任意識。
413企業發展導致環境破壞、資源浪費嚴重
工業革命一聲炮響,將人類帶入了大機器時代,也給世界企業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無限商機。隨著世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作為世界有機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也無一例外地深受影響。在企業快速前進的過程中,雖然經濟如沉睡的猛獸迸發出了無限力量,但在企業創造財富的過程中,也造成了巨大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的過度浪費。例如,全球冰山融化、氣候變暖、旱澇不正常、臭氧層空洞等自然災害的發生,都是由于在一些重工業的發展進程中大量排放有毒氣體所致。還有一些企業為了攫取原材料,大量砍伐樹木,引用公共水資源,從而造成樹木再生困難、水資源短缺等嚴重影響人類生活問題的發生。因此,引起了社會對企業的聲討和信任度的降低。
42目前企業社會責任出現問題的原因
當前我國企業出現諸多的社會責任缺失問題,除了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淡薄之外。從宏觀看來,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還包括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
421國家過于重視經濟發展
在我國企業進行社會改革,實現經濟全球化的整體進程中,由于發展速度較快,發展進程中自然出現了些許的不足,包括企業制度的約束方面。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如果缺乏對一個企業的嚴格約束與監督,那么企業成長就會缺乏具體的行動規范,會導致利益與責任的混淆,從而影響企業的長遠發展。
422企業沒有養成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
我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淡薄,是因為在企業創立之初就沒有樹立良好的責任觀念。從內外發展的各種因素看來,主要是因為企業管理者在經營過程缺乏對社會責任的重視,沒有形成正確的生產經營觀念;企業沒有文化作為依托基底,從而很難建立誠信經營觀念和企業的自我約束機制。雖然企業的銷售業績、技術力量、創新觀念以及資金總量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但真正使企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還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
423企業的環保系統發展不完善
企業之所以會在經濟獲得的同時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資源的過度浪費,究其原因,是因為企業的環保系統發展很不完善,企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是休戚相關、緊密結合的。企業必須在建設的過程中樹立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觀念,環境的保護是企業賴以生存的發展基礎。因此,企業應該建設長效的環保機制,在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自身的健康發展。
5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應對措施
51遵循基本的發展機制
511L效共贏機制
所謂長效共贏就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不只要顧及自身的切實利益,還要考慮與之相關的利益群體的整體利益,即不單單要注重企業經濟利益的獲得,還要營造良好的誠信與責任氛圍,關注綜合效益的發展狀況。
512可持續發展機制
所謂可持續發展是指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與資源的長久發展,既不損害企業的發展效益,也要顧及環境的保護與健康開發。建立長效的發展機制,實際上也是對社會責任的遵循與具體實踐。
52找準利潤與責任的平衡點
企業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要按照法定程序合理納稅,依法履行法定的社會責任;積極與本地區的社會人民建立必要的聯系,為本地區經濟與環境的發展和維護建言獻策,合理整合現有資源;找準環境保護與企業發展的連接點,走健康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用自身的努力回報社會,以此得到更加廣泛的支持和幫助,樹立企業在社會的良好形象。
53明確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之前,必須要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包括對企業消費者、股東和社會民眾的基本社會責任。企業應該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為企業職工提供合理的制度保障,關心職工安危,創造特色的企業文化,明確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發展方向。重視政府賦予企業的權利,在履行權利的同時也要依法行使責任。企業還要回報社會,承擔保護自然環境的重大責任,為社會慈善事業奉獻自身的一份力量。
6結論
文章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探究意義進行細致的描述,明確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必然性以及在履行責任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詳細分析了產生問題的原因,最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對策做出了具體的指導與規劃。旨在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推動企業建立長效的社會責任發展機制,更好地實現企業和社會的雙贏發展目標。
(上接P27)互聯網應運而生的在線旅游,關注因移動通信技術發展而出現的手機預訂,將這些引發顧客消費習慣和行為及休閑娛樂方式作為服務概念創新的切入點,設計出迎合顧客多元、個性化需求的服務產品。
在顧客界面創新中,酒店企業首先應意識到新技術環境中,顧客在與企業的溝通互動中的角色和方式發生了變化,如顧客獲取酒店信息的途徑已從線下拓展到線上,從被動接受信息變為主動搜索信息、主動傳遞信息。其次酒店企業在充分認識顧客由服務對象向合作者角色轉變的基礎上,積極研發信息傳遞設備、拓展溝通渠道,建立實時性、互動性強的溝通界面,鼓勵顧客參與設計服務和產品。
在服務傳遞系統創新中,建立與高效組織結構相匹配的、基于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和通信技術的酒店協同工作平臺,實現酒店前臺與后臺信息的統一管理,集成客房管理系統、前臺收銀系統、預定系統、客戶關系管理系統、人力資源系統、財務系統等的酒店內部信息平臺。在構建工作平臺以改善服務傳遞效率和質量的同時,要注重員工信息技術應用知識和技能方面的培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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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持續性發展,而且關系到經濟進步及社會安定。目前,中國CSR已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韓國CSR發展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對中國CSR發展具有借鑒意義。近年來,韓國企業對CSR活動逐年加大投入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職能的減少和財閥企業作用的擴張,促使社會各界也進一步關注對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2000年后,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國內外競爭日趨激烈,企業更加注重有利于贏取信任和增強競爭力的CSR活動,三星、現代等韓國大型企業也逐步加大對CSR活動的投入,并取得了國際市場一定的認可②。近年CSR相關研究多采用定量分析對CSR活動所產生的經濟社會效益進行分析,從而為企業追求社會責任的正當性(Legitimacy)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Yoon和Cho,2007)。然而,大部分觀點是對CSR現象進行片段性、定量性的論述,缺少縱向歷史梳理及其與橫向系統分析的結合,缺少社會結構性方面考慮,導致研究成果缺乏指導性和操作性。CSR創造的經濟、社會價值是在企業發展進程中形成的,那么從企業發展進程角度研究CSR便必不可少。本文認為,通過韓國財閥企業的CSR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可以把握CSR如何逐步完善、如何促進企業可持續性發展等問題的本質,這關系到財閥企業能否持續在韓國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因此,本文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后韓國的經濟發展為背景,以財閥與政府、市民社會的關系演變對CSR活動的影響為焦點,對財閥CSR活動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分析,探求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所CSR的本質,并將其作為企業成長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來看待。借鑒韓國CSR發展過程研究,依據中國國情、企業所處環境,探索中國CSR發展進程,有利于促進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
二、韓國財閥企業與CSR相關理論框架研究
(一)韓國財閥企業研究 財閥相關研究觀點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從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開始直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期的多數研究是以政府和財閥之間的關系為著力點(Moon,1998;Lee,1997),高度評價了財閥在推動戰后韓國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作用(Kong,1995;Moon,1996),充分肯定了財閥企業發展過程當中政府的角色(Sa和Johns,1981;Kim,1998)。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后,不少財閥企業倒閉使韓國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財閥企業成長過程中不僅存在政商勾結、不公平交易現象和問題引發社會對財閥批評呼聲漸高(Kim D和Kim G,1999)。此時財閥相關研究甚至出現否定財閥存在必要性的財閥解體論、財閥無用論等(Jung,1998)。通過政府主導結構改革以后,少數財閥企業仍在韓國經濟中保持舉足輕重的地位,且財閥企業海外市場拓展也為韓國經濟做出了很大貢獻,這使得對于財閥研究觀點發生巨大轉變;從先前否定財閥對韓國經濟有絕對影響力的作用,到重新考慮其存在價值,并促進其健康發展,研究內容則轉向對相關問題的提煉和解決方法的探索;財閥與政府、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如何構建合作關系則成為了討論的重點(An,2001)。尤其是為解決財閥企業的勞資雙方的對立而形成的嚴重社會問題,旨在重建財閥和勞動者之間關系成為重點研究課題(Lee,2005;Kim,2007)。截至目前,在單純以財閥和政府、或財閥和勞動者的關系為焦點的研究中,關于財閥CSR問題持續性和總括性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
(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伴隨著19世紀歐洲工業化浪潮的掀起應運而生,并在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后,與資本主義改革同時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以美國為主導開始對其進行專業地探討。1924 年,Sheldo提出“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1953年Bowen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向有關政策靠攏、作出相應的決策、采取理想的具體行動的義務”。1971年Wallich和 McGowan的研究揭示出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同時實現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的可能性,對后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開展具有重要影響(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71)。2004年Maignan和Ferrell對前人對“CSR”的定義和闡釋根據觀點不同分為四種:企業的社會職責觀、對利益相關方職責觀、倫理驅動觀、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過程觀,其中,隨著90年代后期的經濟全球化和企業集團化,Ackerman在1975年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過程觀被廣泛認可(Wood,1991)。他主張:企業應通過分析企業所處環境與利益相關方對企業的訴求,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新經營策略模式與企業內部相關系統。20世紀90年代Burke和Logsdon(1996)提出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概念。他們認為,傳統的CSR行為對利益相關者而言是有價值的,但對企業而言卻是非戰略性的;只有當CSR的履行能夠產生商業利益,特別是為企業的核心業務提供支持,并有助于提高生產率時,它才是戰略性的。Husted和Allen(2007)對傳統CSR、傳統企業戰略和SCSR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SCSR相較于傳統CSR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戰略價值,而SCSR相較于傳統企業戰略最大的不同在于SCSR從更廣泛的角度考慮企業與社會的關系,把社會問題納入企業戰略范疇,并從社會問題中尋找市場價值,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進而實現價值創新。Jamali(2007)將SCSR界定為具有戰略價值的自愿性責任,并認為SCSR的核心是通過履行CSR來獲得商業利益、及通過做好事來獲取好處(王水嫩等,2011)。SCSR觀點成為跨國企業進行自覺遵守CSR活動相關國際規則的重要依據。OECD“跨國企業指南”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指“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為經濟、社會及環境等方面的發展作貢獻”;“聯合國全球契約”提出履行CSR的10項原則要求:企業應該在其影響范圍內支持人權、勞動標準、環境、防止腐敗等國際公認的規范并努力進行實踐。但是由于OECD跨國企業指南、聯合國全球契約等CSR活動的國際公約或文書在法律并不具有明確的原則性標準,針對跨國企業依據什么在國際社會開展CSR活動的問題時,SCSR活動的開展可提高全球競爭力這一觀點就成為跨國企業自覺強化CSR相關原則的重要依據。
(三)韓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在1996年韓國全國經濟聯盟會制定《企業倫理》,及2000年開始《企業與企業財團社會公益活動報告》③后,CSR這一概念被市民社會、工會、政府等廣泛關注(Shin,2009),在學界成為重要研究議題。以韓國企業為對象進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CSR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對消費者心中的企業品牌形象有正面作用(Huh等,2007);Yoon和Suh(2003)進行了韓國國內企業的社會公益活動與企業廣告對企業形象和品牌形象影響的相關性分析。顯示出社會公益活動比企業廣告對企業形象產生的影響更大,尤其是通過以企業形象為媒介開展社會公益活動,則影響力將變得更大;(2)CSR的踐行對企業經濟效益有很大影響(Kim和Ryun,2006);Bae(2007)以韓國國內對社會公益活動投入金額最多的前十位韓國企業為對象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經濟型社會公益活動會對產品購買需求及外部認知產生正面影響,而企業的社會文化支援型責任活動則會使消費者對企業信譽產生一定的正面評價;(3)在企業面臨道德危機時,對于其CSR的認知可以有效防止企業聲譽和品牌形象受損(Kim M和Kim S,2009)。此外,Huh(2009)認為企業內部的法律責任與倫理性經營責任的履行,對企業外部的供應商、投資人、顧客、地區社會都會產生影響,而從結果上會給企業帶來成本優勢、差異優勢,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韓國CSR研究為CSR活動的開展奠定了研究基礎,然而,由于沒有充分考慮企業發展與政府政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因素之間的社會結構性關系,以致無法對企業成長過程中出現的產權過度集中、不正當競爭、及市場壟斷行為等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背景做出合理解釋。
三、韓國財閥中心經濟體制下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
(一)工業化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20世紀60年代~20世紀70年代) 戰后的韓國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的援助,此時的“企業經營”可理解為“賺取外匯”,企業家們并未致力于建立健全高效企業運營機制,而是利用人脈關系從政府處獲取企業經營所需資源,普遍缺乏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與行動。20世紀60年代工業化進程,政府大力支持國家經濟支柱企業的發展,少數企業發展壯大成為財閥。作為回應,韓國企業通過擴大出口、增加就業,承擔相應的納稅等責任,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與產業結構的高度發展。但20世紀70年代后期,韓國財閥企業迅速壯大也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使得社會對財閥企業倫理意識產生質疑。首先,財閥企業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發展。20世紀60年代末,財閥依托出口主導型工業化政策,并雇傭低廉勞動力發展壯大,70年代后半期的重化工業階段,勞動力低廉狀態并未改變。其次,財閥企業壟斷引發的消費者權益問題日漸增多。進入70年代受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沖擊,財閥為緩解經營困難,采取壟斷銷售渠道、虛標價格、不良商品以高價轉向內銷等措施,損害了國內消費者利益。此外,工作環境惡劣,環境污染嚴重等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也頻遭民眾詬病。政府為扶持企業與經濟發展,不惜以犧牲民眾、社會、環境利益等為代價,縱容企業逃避對政府以外利益相關方的社會責任行為。財閥企業一味追求發展,依賴政府的優惠政策進行多元化經營,壟斷了國內大部分市場,社會對企業壟斷及其成長方式的不滿,促使財閥企業開始考慮CSR。
(二)市場自由化政策的導入及“文民政府④”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 1980年后,市場自由化政策的逐漸導入,使得財閥在國內經濟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民眾社會意識提高,消費者或勞動者權益保護相關法律逐步完善,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訴求也日益強烈,企業逃避社會責任的空間縮小,代價提高。財閥為保持國內市場地位,開展了以設立財團、捐贈為主的CSR活動。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主要財閥在被譴責且要求還還富于民的背景下,開始著手設立財團。1960年代前僅有7家財團,到70年代有19家,進入80年代后,新設20家,此時,韓國30家大財閥基本上都擁有各自的財團。財團模式有利于民眾享受社會福利與財閥企業的家族財產繼承等兩者的共贏:80年代后設立的財團多集中在獎學金或學術研究領域,滿足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由于財團是利用財閥創始人財富設立,并作為一種資金運作的手段,還實現了將財閥創始人對財閥的所有權和支配權自然地過渡給繼承人(Lee,2004)。此外,1980年代韓國財閥企業的捐助金額遠遠高于其他國家。長期信用銀行(1991)“韓國企業直接捐款”調查表明,上市企業的年平均捐款金額可達到1.8億韓元(約合103萬RMB)⑤,占稅前利潤的3.14%,遠高于同期美國的1%。捐助金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要求而非企業自愿。政府以提供稅收優惠政策為條件⑥,要求大企業進行國防獻金、政治獻金等捐款行為(Lee,1988)。1980年代的財界為迎合政府維護體制穩定的資金需求,換取對自身既得利益的保護,便以賄賂和不正當政治資金形式進行捐款活動(Gun等,1995),支持軍事政權下的中央集權制的運行。民眾認為財閥企業所謂的捐贈活動是在表面上虛偽地回報社會⑦,甚至財閥也對捐款效果持懷疑態度,盡管其期待形象有所改善⑧。韓國大型企業的這種毫無戰略眼光的CSR活動,造成社會對財閥的進一步不信任,也產生了對財閥企業在經營合理化、技術開發、優秀人才培養、穩定就業機會等方面應得評價的低估。1993年,“文民政府”開始對過往軍事政府和財閥進行批判,使得市民社會對財閥長期以來的不滿得以宣泄。因政企勾結使韓寶集團等大型企業相繼倒閉、偷工減料造成的韓國三豐百貨大樓倒塌事件、南海岸漏油事故等與社會及環境有關問題接連發生,使得韓國財閥企業的正統性遭到質疑。這些促使財閥等企業對CSR體系進行完善,但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企業經營狀況惡化使得新體系在開始不久就被暫時擱置了。財閥企業開展以財團設立和捐款為主要方式的CSR活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由于受限于結構矛盾、政治文化等因素,使得此時的CSR活動還處在缺少計劃、不成體系的初級階段。
(三)亞洲金融危機后全球化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20世紀90年代之后) 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及市民社會加強對財閥企業的監督,同時,2000年經濟形勢好轉,韓國財閥積極開展CSR活動,并在企業內部構建CSR體系,使得CSR活動具持續性和戰略性。首先,企業CSR相關制度的建立自2002年開始迅速發展。如圖(1)所示,2002年到2009年企業內部設有CSR相關職能負責人和相應職能部門設置的占比迅速上升67.7%。CSR預算制度導入率也上升60.7%。大多企業通過建立相關機制,從由非專職部門負責的不定期性CSR開展轉為專職部門負責的長期性和系統性的活動。CSR活動基本方針、相關委員會的設置、職能負責人的專業培訓、內部監督等相關制度的導入率也從2002年開始增長,且大多財閥企業的CSR相關委員會是直接由CEO主管(全國經濟聯合會,2008)。其次,2002年之后,自主項目運營模式迅速成為捐款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社會責任活動形式。如圖(2)所示,2000年前95%以上的CSR活動是捐款,其它相關項目不到5%,不過該比例在2002年激增到21%,2008年增到47%。2009年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企業業績在上半年發展受阻,新的CSR自主運營項目啟動率很低,雖構成比例有所減少,但整體看來仍呈增長趨勢。韓國企業捐贈對象也呈現出了多樣性。1998年財閥自設財團的受捐數額占捐款總額的55.8%,2000年以來雖增減有所反復但總體呈下降趨勢,2005年后明顯減少,2009年減少到了22%。與此相反,捐給市民團體及NGO等的比例相應增加,2009年進一步增長到了36.1%。給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及其它相關組織的捐款比例也有所增加(韓國全國經濟聯合會,2000-2010)。再次,具有社會公益活動促進制度及鼓勵企業員工積極參與公益活動的企業迅速增多。鼓勵企業員工參與公益活動的目的主要有兩點:一是響應民眾要求,改善企業對外形象。二是提高員工忠誠度和榮譽感,提高企業效益。如圖(3)所示,鼓勵員工參與社會公益相關制度主要有三類:社會公益活動休假制度、社會公益活動表彰制度、社會公益活動志愿者申報制度。制度導入情況以2002年為拐點,之后便迅速增長。2009年各企業平均參與公益活動數(2,050項)與人均參與公益活動時間(10小時)均超過2004年的3倍(韓國全國經濟聯合會,2005-2010)。此外,2005年以后,企業積極拓展國際CSR渠道,并開展國際CSR活動。2006年至2008年間,有四成多曾通過和跨國公司總部聯合或由海外當地法人獨立開展國際CSR活動。全國經濟聯合會(2009)“韓國企業積極推進國際CSR活動的目的”調查中,有55%企業開展了國際CSR活動,其中有61%企業開展過與企業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CSR活動,而尚未開展國際CSR活動的企業中有53%的企業表示今后將通過與當地法人合作進行國際CSR活動。國際CSR活動主要目的是“作為本土化的戰略步驟”和“提高跨國企業的社會地位”兩項(占65.3%)。可見,近年來韓國企業不斷推進的國際CSR活動是企業國際化進展的重要戰略舉措。
四、結論及啟示
(一)結論 韓國CSR發展進程各階段的特征:(1)工業化時期(1960年代~1970年代)是韓國CSR發展的萌芽期。政府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任務,開始推行工業化政策,一切以企業發展為優先。財閥企業享受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而追求規模化發展,而將廉價勞動力作為企業發展的手段。在“只要生產便能銷售出去”的賣方市場環境中,作為企業生存根本的消費者卻處于被動地位。企業CSR意識淡漠,企業對于政府以外的利益相關方,包括消費者、勞動者、市民社會等本應作為保護主體的權利,均被完全排除在外。民眾對企業的寡頭壟斷及其成長方式的批評日益提升的環境下,財閥為中心的CSR意識開始萌發。(2)市場自由化政策的導入及“文民政府”時期(1980年代~1990年代)是韓國CSR發展的成長期。市場自由化政策的實施和市民社會意識的提高促使財閥企業提出回饋社會的口號,并開始進行設立財團、社會捐助等為主的CSR活動。但此時的CSR活動與其說是為了消除社會對當時財閥不透明經營方式的疑慮,倒不如說是財閥為避免社會指責,維護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權宜之計。“文民政府”時期,CSR活動在民眾對長期軍事政權壓迫、財閥壟斷型成長方式和對官商沆瀣一氣不滿爆發等動蕩的背景下逐漸成長起來,并形成CSR體系,但緊隨其后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剛剛如火如荼的CSR體系被暫時擱置。(3)亞洲金融危機后全球化時期(1990年代之后)是韓國CSR發展的成熟期。政府主導的財閥改革沒有改變以財閥為中心的經濟結構。隨著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政府及市民社會加強了對財閥企業的監督,為保持國內市場地位及提升國際化競爭力,財閥企業通過完善企業內部CSR體系、增加自主項目運營模式、鼓勵員工參與CSR活動、拓展海外渠道等舉措,開展長期化、體系化、國際化的CSR活動。該時期CSR活動已走向成熟,SCSR也成為財閥企業的重要戰略舉措之一。總之,韓國財閥企業積極推動CSR活動與其在國內的 “不勞亦獲”現象、依托于政府的發展方式、主要利益相關方的批評和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目標密切相關。通過研究韓國財閥CSR發展過程,發現韓國財閥CSR需在韓國財閥中心經濟體制的特征下,開展具有戰略高度的CSR 研究。即韓國財閥CSR涉及到企業本身與政府、市民社會的相互關系,以及市場環境的變化中自身定位的結構性問題。因此,需從企業所處市場環境及其與利益相關方關系出發,結合企業成長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對CSR問題本質進行綜合探討,最終達到實質性改善。
(二)啟示 韓國CSR發展過程對于促進我國開展CSR具有借鑒意義。(1)政府需依照中國國情和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政府角色,搭建企業與社會的橋梁,促進中國CSR的發展。中國政府需搭建和完善政府-企業-社會的互利體系。韓國政府在經濟發展各階段扮演著不同角色,并影響到韓國財閥CSR發展:工業化時期,政府支持財閥企業快速發展,默許財閥在CSR中的不作為;市民社會成熟期,政府在財閥和勞動者發生勞資糾紛時,優先保護財閥,引發財閥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關系。連鎖效應產生的對財閥的不信任使得財閥CSR被低估;經濟改革和全球化時期,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局限,使得主導角色由政府轉向企業。財閥企業為修復對立關系而開展的CSR活動,付出巨大代價。中國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經濟中心主義現象,是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會問題的產生原因之一,反映出政府-企業-社會之間關系有較大改善空間。目前中國政府正進行角色轉換,轉換過程中建立政府-企業-社會互利體系,為中國企業提供有效CSR環境是政府應重點關注內容之一。此外,中國CSR發展現狀亟需政府功能發揮。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對內實行經濟保護政策,控制外企進入,形成了財閥企業為中心的經濟結構。2000年后,韓國經濟聯合會響應政府、市民社會對財閥承擔CSR的訴求,了《企業及企業財團社會公益報告》,該報告明確了CSR概念,推動了財閥為中心的CSR活動。在短短數年內,大多企業建立了CSR活動體系,使得CSR活動迅速發展,成為國際競爭的戰略舉措之一。隨著中國于2004年加入WTO,CSR伴隨中國企業而快速發展。但由于政府角色缺位,國企、民企、外企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且占有資源不平衡,市場和社會意識不成熟等因素,使得CSR整體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譚深、劉開明,2003),其中最大原因是政府角色缺位⑨。中國政府需依據具體國情和發展要求進行相應支持。(2)企業需重視建立健全CSR體系,甚至上升至戰略層面。韓國財閥CSR經歷了從漠視到重視,從被動到主動,從單項到體系,從國內到國際,從短視到戰略的發展過程。近年來,中國CSR發展迅速,但仍處于初級階段,企業責任實踐領先于責任管理,市場責任高于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國有企業社會責任領先于民營企業(黃群慧等,2013)。中國CSR發展任重道遠。基于本文的韓國財閥CSR發展經驗可供中國企業借鑒,主要內容有:第一,構建企業內部CSR機制。設立CSR職能、部門、甚至相關委員會,并由企業負責人直接對接,協調CSR活動,建立CSR相關制度,確保CSR活動的長期化與有效性;第二,探索適合企業戰略的運作模式和推廣策略。企業開發自主CSR運營項目和模式,制定系統性的企業CSR推廣策略,拓展國內外CSR活動渠道等,適時推行戰略性CSR;第三,建立鼓勵機制,鼓勵企業員工參與CSR活動。員工積極參與CSR活動創造的CSR效益能提升員工的自豪感和歸屬感,影響企業效益和企業評價;第四,重視CSR信息公開。CSR活動方針、行為規范、執行計劃和預算等信息公開,可以提升企業透明度,加強利益相關方對企業CSR活動的信任和支持;第五,企業在拓展海外事業過程中,重視建立健全CSR履行機制或從戰略高度CSR。海外CSR活動作為企業國際化戰略舉措之一,利于彌補本國政府在海外市場中的有限支持作用,利于維護被投資國政府或市民的友好關系,利于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中國企業可結合內外部環境和自身發展階段,建立適配的CSR履行機制,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增強國家競爭優勢。今后有待于分析總結韓國財閥CSR發展案例。近年來,三星、現代、SK等大型企業積極開展的一些CSR活動被視為CSR活動典型案例(黃群慧等,2013)。通過CSR案例分析,提煉總結戰略高度的CSR模式,為中國企業提供借鑒。此外,本文系統分析了韓國財閥CSR發展過程及特征,但尚未梳理中國CSR發展。下一步將結合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維度,分析企業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探討中國CSR發展歷程和現狀,分析CSR發展中政府和企業角色,從而探索中國CSR戰略方向,為國家制定CSR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注釋:
①根據2000-2010年全國經濟聯合會的年度《企業與企業財團社會公益報告》,韓國CSR活動經費支出額在1998年后持續增長,2009年達到了2,651,756萬韓元(約合15,115萬RMB),企業平均值達到12,053萬韓元(約合69萬RMB),占各企業平均銷售額的0.2%,經營利潤的4%以上,稅前收益的4.2%。若與發達國家相比,韓國CSR活動經費保持在較高水平。
②根據2013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韓國企業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指數TOP10中居于前列,其中韓國企業有3家:三星排名首位,浦項第四,LG第七。
③“企業的公益活動”這一概念是韓國全國經濟聯合會對“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本文中與“企業社會責任(CSR)”意思基本相同。
④金泳三政府(1993~1998)自稱為“文民政府”,是人文主義,國民主義的簡稱。反軍事政府、反財閥為政府口號,試圖進行民主化改革、鏟除現象。
⑤本文均采用2013年12月23日匯率:韓元匯率為0.0057、美元匯率為6.0722。
⑥根據長期信用銀行(1991)的《韓國企業社會責任與公益活動》,與美國日本不同,韓國稅法將定捐款、定向捐款、非定向捐款都納入虧損范疇,享受的稅收優惠也較高。在1988和1999年企業捐款中,非自發性課稅支出中,財閥所屬財團的捐款占比最多,高達稅前利潤的1.81%。可見,同年度所有捐款活動(稅前利潤的3.14%)基本上都享受了優惠稅率。
⑦根據韓國長期信用銀行(1991)“韓國國民對大企業的態度”調查顯示,企業社會公益活動的目的多為外在的、表面的評判,毫無內容(50.9%)或虛有其表徒留其名(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