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的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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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一、新聞傳播進入大傳播時代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與手機、網絡等新興媒介相互融合，新聞傳播進入了媒介融合時代；隨著個人掌握媒介技術的快捷，自媒體成為了時代的新寵；社會化網絡的迅猛發展，使其成為最具影響的新聞源。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到大傳播時代。

1.新聞傳播進入媒介融合時代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媒介發展就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融合媒介”趨勢，這種媒介被定義為“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媒介融合是一場基于信息技術創新和社會話語重組的媒介整合，這樣一種整合帶來了新聞業的融合，給新聞傳播帶來了五類變革：一是新聞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聞表達運用了多種媒介和互動技能來完成；二是新聞采集的融合，記者需要運用多媒體技術對新聞進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聞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對新聞制作模式的改變；四是媒介間融合，指不同媒體之間的合作，包括內容和新聞資源共享；五是所有權融合，指不同類型的媒介如報紙、電臺、電視臺和網站，其所有權可以融合為一家傳媒集團，實現資源共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媒介融合成為我國新聞媒體發展的指導方針。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了大傳播時代。

2.新聞傳播進入自媒體時代

自媒體，被稱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國新聞學會提出，指“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和新聞的途徑。”硅谷著名的IT專欄作家，《圣何塞水星報》專欄作家丹•吉爾默2004年出版了專著《自媒體》，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草根新聞，源于大眾，為了大眾”，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個人博客、網絡聊天組、郵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聞。網絡時代自媒體使新聞傳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聯網使用自媒體的“你”。自媒體時代，社會從機構向個人過渡，個人是數字時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大新聞媒體已經失去了它的壟斷地位，現在可以實時消息的全球觀眾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記者，新聞在他們自己的手中。通過配備筆記本電腦、手機、數碼相機,這些從讀者轉變而來的報道者將來自身邊的消息轉換為新聞，這一轉變深刻揭示了我們消費新聞過程的改變。

3.新聞傳播進入社會化時代

網絡的基本特征是連接，而越來越持久和擴大的連接使網絡社會化成為必然。特別是今天的Web2.0時代，互聯網的重心正在轉向社會化媒體。社會化媒體是網絡社會覆蓋面最廣最具代表性的傳播媒介。在社交媒體的傳播平臺上，新聞傳播的主角是用戶，用戶需要是新聞傳播的起點和目標。同時，社會化媒體中的新聞內容生產與社交是相互結合的，社會關系與新聞生產兩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的新聞內容是連結人們關系的紐帶。因此，不難理解，在爭奪用戶的競爭中，從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網絡紛紛推出了新聞媒體產品。新聞服務成為保持用戶黏性的競爭焦點。同時，社交網絡也成為了最有影響的新聞源。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發表的報告顯示，美國63%的用戶通過Face-book和Twitter等社會化媒體獲取新聞，成逐年上升趨勢，社交網絡正日益成為有影響力的新聞源，新聞傳播已經進入了社會化時代。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理念變革

新聞傳播從“小新聞”進入到“大傳播”時代，隨之帶來的是新聞傳播學科教學理念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科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同時又是一門發展日新月異的學科，新聞傳播學的教學理念也必須與時俱進。隨著新聞傳播進入“大傳播”時代，新聞傳播學應從新興媒介技術的掌握、增加社會科學課程和新媒體媒介素養三方面變革教學理念。

1.新興媒介技術課程的拓展

媒體融合指的是不同類型的媒體的合作，包括手機和報紙、電視和網絡等各種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媒體內容的數字化，再加上無處不在的高速寬帶連接和上網設備的擴散，正在改變新聞傳播內容的和流通方式。傳統媒體平臺和產業結構，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斷變化的媒體環境。當今社會的新聞傳播人才不僅需要多種掌握新興媒介技術，還需要培養在新媒體、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之間融合貫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維的能力。因此，無論是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傳播，還是自媒體的新聞傳播，抑或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新聞，新興的媒介技術是一道跨不過的門檻。在美國，根據對美國15家頂級新聞學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各家新聞學院近十年來增加了大量的新媒體技術課程以適應新聞業變革，包括計算機編程、社交媒體新聞學、大數據新聞學、數字受眾分析以及新技術（如無人機、谷歌眼鏡）應用等。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教育中，新媒體技術的教學往往落后于業界實踐。從教學課程的設置中，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亟需建立較為完整和先進的新媒體技術課程，并且依據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優勢課程。傳統媒體具有不可替代的專業性、權威性和高質量的新聞內容，而新媒體吸引年輕受眾，有更高層次的互動。新媒體和舊媒體的融合是一種“化學反應”，因此，貫通各種媒介的思維能力非常重要。當新聞發生時，能迅速判斷，選擇多種媒體手段進行報道。并能運用多種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動受眾的新聞產品，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并引發關注。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建立跨媒體課程培養這種跨媒介的整合思維。

2.增加社會科學課程

在我國的學科劃分中，新聞學屬于人文科學，而傳播學屬于社會科學。但歸根結底，新聞傳播學與社會學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在新聞傳播與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新聞傳播學科應該增加社會科學的課程，以應對新聞傳播學的大傳播時代。從歷史的源流來看，傳播學的產生、發展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有密切的聯系，新聞學的采訪構思等也遵循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可以說，新聞傳播學發展至今，與社會科學聯系緊密，譬如新聞媒體與其賴以生存的權力和控制力之間保持相互依存的關系，同時還反過來曲解、改變，甚至挑戰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新聞傳播與社會的關系在大傳播時代變得日益復雜，數字媒介重構了權力關系和社會秩序。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進了社會和世界，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增加社會理論的課程與實踐，以廓清這個錯綜復雜、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數字媒介社會中的媒介實踐、網絡化社會、網絡化政治、媒介與資本、媒介與權力、媒介文化、媒介倫理與正義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會理論的支撐。西方主流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社會學科課程。威斯康星大學新聞系的新聞本科課程設置中，新聞學的課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會科學的內容，試圖用社會理論課程教學啟發學生發現與考察大眾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在愛荷華大學任新聞學院院長時，也增設了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課程。60年代，美國主流的新聞教育已經確立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和新聞專業技能融合的課程結構。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發軔于新聞學的創立，一開始是沿襲美國早期的新聞學專業教學模式，重專業技能輕人文社科素養，導致大量的新聞專業學生走上媒體崗位，難以勝任迅速變革的媒體格局。盡管高校的新聞傳播學科已經由新聞學拓展到新聞傳播學，逐漸增加了社會學科的課程，但面對新聞傳播學與社會日益緊密的局面，學科的課程設置還應加大社會理論與新聞傳播實踐結合的課程類別。

3.媒介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第2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1.1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畢業后的就業情況以及社會需求

新聞傳播學在中國的學術界的地位是“一級學科”，其下面還有5個二級學科，分別為新聞學、傳播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和編輯出版學。這些專業人才的培養目的都是為了是我國在傳媒行業有專業的技術人才。傳媒行業發展的越來越好，需要有專業人才對新聞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所以培養新聞傳播人才的學校也需要有對該方面進行深入研究的教學者和研究者以便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人才為社會所用。

1.2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現狀

由上文所述可知，中國社會對于新聞傳播學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學校對于人才的培養模式太過單一，培養出的人才與社會需要的人才存在沖突。早期，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學科是獨立存在，傳統的新聞性實踐性更強，對于理論的界定研究不強，自從傳播學被應用到新聞學后，經過雙方經過近二十年的磨合，彼此間進行了融合揚長避短充分發揮了各自的優勢。比如，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包括批判學派的）不知不覺地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經驗主義傳播學的量化分析方法，已經無形中成為新聞學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顯得新鮮了。現在的新聞傳播學所涉及的內容也更為廣泛，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當代文論、經濟學等等，所以新聞傳播學需要的人才是復合型人才，而像我們學校里培養出來的人才結構形式較為單一，而且理念較為落后。教師經驗缺乏，培養人才觀念傳統。現在的高校教師專業化不強，學校經常資源利用，認為只要將課本內容了解并教授給學生們理解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其他的專業的老師也會教非所學專業的課程，這不利于專業化人才的培養。現在學校的老師缺乏社會實踐經驗，部分老師是畢業后就直接到學校任教，缺乏對專業知識實踐性的理解在知識的傳授過程中不利于學生理解學習。所以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模式需要改革創新。

2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過程中取得的經驗

2.1教學課程安排需要不斷完善

學生畢業后是要進入社會的，所以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合理安排適合社會需要的課程。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市場調研，了解社會上新聞傳播人才的發展需要，然后有針對性的培養，幫助學生畢業后更好找工作同時滿足社會的需求。到現在為止我國關于新聞傳播學的理論課程教材經過不斷的改版已經很完善了，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所欠缺的就是教學設施、師資力量、教學模式的改變。高校的教學模式分為三個階段：文化基礎知識的學習；專業課知識的學習；專業課和實踐相結合階段。每個學校根據自己實際情況的不同安排課程學習時間段不同，筆者認為在輪科學習中要提供完整的設備使學生獲得最好的資源快速理解并掌握知識，縮短理論知識的學習時間，使得學生有足夠長的時間將所學知識通過實踐的方式運用起來。可以增加校企合作，鼓勵學生們積極的參加實習。

2.2增強對學科專業性的控制

學校的新聞傳播學方面是否具有較強的學科專業性，在該校學生的實踐能力以及知識運用能力上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針對各高校新聞傳播學專業性發展上都增設了新聞轉播學專業的碩士，我國傳統的教育模式就是重理論輕實踐。然而社會上需要的人才要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可以快速輕松的上手工作，所以要根據不同的崗位制定不同的教學方案使其專業化更強，同時進行全面化教育，新聞傳播學所涉及的內容本身就是社會的各行各業所以人才的全面化培養也是至關重要的。設有新聞傳播專業的高校應該盡其所能引進完備的設施使學生可以專業系統化的學習。

2.3改變教學觀念，創新教育模式

傳統的教育模式就是“一講一聽”的模式，缺乏交流。新聞傳播學需要的是知識的攝取、提煉、表達能力這些能力都需要和人不斷的交流實踐來收獲，師生間的交流可以使教師快速的了解學生存在的問題具有針對性的指導，使學生提升速度更快。加強校企合作增加實踐的指導，不僅可以提升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還可以提升學生的專業素養，課堂的教授多數是課本上的內容最多增加一些老師的經驗，但是學生們不能切身體會，如果是在實踐中教學就會使學生們及早發現自己存在的問題并可及時得到老師的指導，進行改正。老師是學生的領路人，所以在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過程中，老師的職業素養、態度以及專業化都對學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教師要不斷更新自己的專業知識庫，與社會發展接軌，將時展與教育事業很好的結合做好領路人。社會需要的人才是全面化的國際型人才，這種人才的培養，要徹底改變思想，進行開放式課堂教學，師生平等共處，這樣便于同學間、師生間的交流，大家可以放開思想大膽提問，結合自己實踐中的問題進行交流，提升集體對知識的見解。注重對第二語言的培養，社會在向國際化大都市轉變，在將來的發展中需要的語言只有英語和中文是不夠的，所以要加強語言的學習。

3結束語

第3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 個。在這15 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 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 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 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 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 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 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第4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認為別人該知道傳播學的想法是霸道的，因為即使學了傳播學的學生在做畢業論文時，完全是一頭霧水。曾經有學生在畢業論文答辯完畢的當天，誠實地對我說：“老師，您別看我要畢業了，那個傳播學我就不知道講了些什么。”對一個學科來說，這不算好狀況。外界對傳播學很生分也就罷了，傳播學內部人士對傳播學是什么不太明了也無興趣，讓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狀況的根本原因來自本學科建設的緩慢。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這都是很現實的基本問題，而在我國目前更突出一些。從傳播學的學生到傳播學的教師，我積累了很多的感觸。傳播學教育，尤其針對本科生的傳播學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變的是教材建設。教材的改變需要從三點入手：第一點，全面消化歐洲批判學派和美國經驗學派的現有研究成果。第一點是前提，打個不貼切的比喻，好比是動物過冬儲備的脂肪。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傳播思想各種文化都有論及，但不是每種文化都生長了傳播學，傳播學所探討的問題又是每種走入現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對的。所以我們必須引進先行者的成果。第二點，教材的編寫宜體現這樣的目標：推動學生思考他們自己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價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歷史和文化，審視自己所處的時代。第三點，教材要有很強的中國味道。這種味道是從教材內容里清清淡淡散發出來的，沒有堆砌的痕跡。如果本科生傳播學教材在這三點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養出來的本科生在學科素養上會得到很大改觀，傳播學的本土化可以說是落到它該落的地方了。假以時日，一個老師在課堂上所傳授的知識為學生高度接受之后，按傳播學原理，它的效應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夠為傳播學營造繼續生長的良好社會環境。

傳播學教師可以參照的教材很多。國外譯介的傳播學教材偏重歐美，其中又以美國為多，其他國家的很少。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眾傳播的著作。而大眾傳播只是傳播學的最醒目領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對人類的命運來說最至關重要的領域。這種局面與我國的新聞學教育現狀有關系。我國的傳播學學科都作為新聞學專業學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國外有嚴格區分的新聞學專業和傳播學專業，傳播學作為新聞學學生的理論課而存在。

即便大眾傳播學，所譯介和本國編寫的教材也多有偏頗，重在美國，忽略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果。近兩三年所翻譯的美國傳播學教材中增加了歐洲學者們的理論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歐洲國家中英國的教材因對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紹進來，但不像美國那樣系統且更新及時。美國傳播學教材中小約翰的《傳播理論》，功底扎實、理論高屋建瓴，鮮有別人能超越，不過，那本書本來不是本科生教材。這種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眾傳播學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眾傳播學教育基本上在用經驗學派這一條腿走路。聯系到傳播學的費廷斯格的認知不和諧理論，一個瘸子走路的樣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覺是不舒服的。這里沒有笑話殘疾人的意思，但一條腿的現狀會讓學生們不理解：美國的月亮真的那么圓嗎？如果不是，為什么從頭到尾都在講美國？

我國編著的傳播學教材目前體現了譯介的兩大缺陷：第一，狹隘地集中在大眾傳播領域。第二，消化了大眾傳播學的經驗學派一派的理論，對批判學派的理論還處于初步整合的階段。不過，老師們都普遍意識到了這兩大缺陷，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和健康傳播的國外專著和教材都陸續譯介了進來，同時許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學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傳播學教材不久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論取向，英國和美國的傳播學教材非常不同。英國教材重在揭示我們所經歷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傳播問題放到宏觀的社會結構和人類歷史、文化之中，又高又遠，龐大壯觀，眼光卻是懷疑和批判的。這樣的教材接受起來肯定艱澀一些。美國的本科生教材編寫的都很淺顯，但并不意味著不教給學生另外一種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們也會給人“原來可以這樣想”的感覺，但它們往往集中挖掘一個問題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癮一般挖得深了又深。這樣，兩個國家的教材視野都能激發聯想，啟發學生思考許多問題。這些教材在體例上沒有像我國那樣分割成第一節、第二節和各節中的一二三四，在許多我們看來很關鍵的問題，甚至沒有給出嚴格的定義，而是給學生很寬泛的一個概念，論述也很靈活。我很長時間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讀過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觀點和事例為什么是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來自體例嚴格用語嚴謹的國內教材？后來我總結了一下，歸功于這些教材所體現的教育價值觀，而這價值本是人作為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所應該擁有的，它理當是所有學科所共同追求的，帶有一定普適性。眾所周知，今天大學生的培養和10年前相比，社會環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們可以畢業之后選擇另一個行業就業，一切重新開始都來得及。如今學生們在填寫高考志愿時，往往意味著選擇了今后從事的行業。現在的畢業生規模和國家的產業結構導致學生們在填寫志愿時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顧自己的興趣選擇專業，否則不僅讀書時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畢業后還要從事自己不感興趣的職業。新聞專業的學生們少不了無奈之余放棄了心愛的專業而來的，但很多都是本著自己的興趣而做出的選擇。前面說過，我國的傳播學理論基本上是給新聞專業的學生講授，如果認為新聞學不需要太多理論，實在是謬見大矣。新聞學教育重在傳授給學生新聞的制作細節和制作過程，它的培養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新聞媒介組織輸送采編人才。而這種技巧的培養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須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標――培養能夠完整認識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價值在哪里。這個教育目標對新聞專業的學生很重要。搞新聞的尤其特殊，因為每個新聞人較之其他職業的人，所經歷的乃是雙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訪所構成的人生。他/她總要經歷顯著的、異常的、緊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還要體會時間爆炸的感覺：仿佛歷史的旁邊就站著自己。新聞人的職業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間存在著緊張，這緊張交集在一個個體之內，本身就是一個傳播學問題。傳播學需要借鑒心理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的理論，充實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的內容，并且要和學生們以后要經歷的職場生涯密切聯系起來講授。這些內容不僅幫助學生們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會的關系。這合乎傳播學的社會科學性質，它所要求的審視的眼光，首先就是審視自己。其次，激發學生思考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和時代。許多傳播問題說到底是文化的問題，而文化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植根于歷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為里。再往深里講，傳播問題是我們的心靈問題。文化里隱藏著和再生著我們的心靈問題。歷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讓人傷心的教訓和讓人擊掌叫好的經驗，有時一則小消息的采寫蘊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眾傳播來說，自舊上海《申報》以來，媒介領域有太多東西可以為傳播學教材所用。晚清以來，我國跌宕的歷史也能為大眾傳播提供足夠多的旁證素材。傳播學更是一門積極觀照現實社會的學科。網絡普及開來后，整個社會在對新一輪信息革命的適應中，遭遇到許多問題，至今仍然在摸索中。傳播學教材必須體現本學科對新傳播階段的摸索，這有一定前沿性，對學生來說是必須的，教師必須幫助學生仔細地觀察這個社會上與本學科有關的主導領域。

我讀美國的傳播學教材，發現一向稱“我們地球”而非“我們美國”的美國學者們在編寫教材時，除了跨文化傳播，大眾傳播教材都相當地“我們美國”。拿電影的發明來說，對愛迪生的貢獻寫得很仔細，對歐洲發明家的貢獻一句帶過。對本國的傳播理論條分縷析，其他國家包括歐洲那些國家的簡單介紹完事。我們的日常生活本來已經被高度美國化了，課堂也要被美國化嗎？從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電影、聽的歌曲到圖書館里能夠借閱的傳播學教材，學生們還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嗎？我國本來有豐富的傳播資源，目前缺乏的是傳播學的本土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課堂上動輒“美國”。韓劇之熱并非韓國文化在熱，而是韓劇中體現的價值觀和國人的心靈構成了共通的意義空間，這個空間就是我國豐富的傳統傳播資源。傳播學沒有在我國本土化，并不意味著我國沒有傳播思想。中國的傳播學教材必須散發中國的味道，而不是動輒“美國”。這是為什么我認為傳播學教材的編寫目標以激發學生思考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和時代的緣故，這樣的目標與傳播學本土化不僅沒有沖突，且是必須的。

第5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而這兩個學科的關系問題，一直都是國內外學者論爭的對象。上世紀90 年代中期在美國新聞、傳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場大辯論。大辯論的主題主要涉及：傳播學、傳播教育會不會、要不要完全取代新聞學、新聞教育？傳播學、傳播教育與新聞學、新聞教育的相互關系是什么？新聞學、新聞教育向何處去？這場大辯論的集中表現在1995 年召開的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年會上。在這次大會的“課程改革”分會場上，多次響起了一個共同的聲音：我們要為傳播學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新聞學、公共關系學和廣告學，培養所有的人才；如果繼續為特定的行業特別是新聞業辦教育，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應當承認，要科學且準確地把握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同是很難的。但是總結他們的異質性與關聯性對于解決關于這兩個學科關系的迷思很有意義。而新聞學與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的異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的異同。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圍的異同，一方面是媒介內容的異同。在媒介范圍方面，新聞學研究的是新聞媒介，主要是報紙、廣播、電視，也涉及新聞期刊，現今還有互聯網；傳播學研究的主要是大眾傳播媒介，即新聞媒介加上電影、書籍，新聞期刊也擴展為所有不同種類的期刊。在媒介內容方面，如果把大眾傳播媒介的內容概括為新聞、言論、知識、文藝/文娛和廣告等五種主要的信息類型，那么，新聞學研究的是新聞與言論兩塊內容，而且主要是圍繞著新聞與言論之采訪、寫作、編輯、評論、攝制、出版等“新聞工作”來進行研究。

（2）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的異同。大眾傳播學的研究層面是基于新聞、廣電、公關、廣告之上的一般性傳播規律的整體性層面，因而其學理層面也就比新聞學的學理層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論的概括性和指導性。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傳播學的應用學科，比如公關、廣告的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又處于大眾傳播學之下與新聞、廣電相類似的層面上。

（3）學術立場或學術取向的異同。新聞學研究與教育一方面注重職業技能的培訓，一方面注重專業理念或專業倫理的培養，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輸與養成。歸根結底，新聞學具有鮮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學科。美國主流傳播學則是為了滿足政治、軍事、企業等不同利益集團的需要而產生的，從一開始就放棄價值理性，承認現行的傳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尋找達成更佳傳播效果的方法與策略，從而成為直接服務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經營管理工具。因此， 美國主流傳播學具有鮮明的行為科學取向，是社會科學。

（4）研究方法的異同。傳統新聞學從來沒有單獨將研究方法作為問題提出來，這表明新聞學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覺。這自然是一種基于科學主義立場所作的判斷。事實上，新聞學主要是運用歸納與演繹這些最基本的邏輯推理方法來開展研究，關注的重點是業務操作，即新聞的采、寫、編、評，以及新聞節目的攝影攝像與制作。美國主流傳播學一直強調運用社會調查、心理實驗、內容分析等“科學性”方法來研究傳播效果，通過量化與統計的過程來求得實證性的結論，對傳播實踐作出準確的事實判斷，作為改進傳播活動的依據。

如前面所言，關于新聞學和傳播學這兩個學科的關系曾一度眾說紛紜，現在比較被接受的觀點是：新聞和傳播這兩個學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們之間亟須互補。就我國的情形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當下總體看來， 還是合的態勢大于分的趨向。

如果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大趨勢是合，那么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能合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作為三大學科之中的兩個，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還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差異：

第一，學科研究目標不同。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于對象的盡可能普遍的知識，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是什么”、“怎么樣”以及“為什么”等問題。與此不同，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及其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當然，人文學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種事實性存在的性質和規律；但它決不滿足于、決不止于發現對象的性質和規律，而總是要進一步追問如此這般的對象、對象如此這般的性質和規律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對人的價值及其實現有何意義。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對于科學與人文學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區別，新康德主義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凱爾特曾作過說明。李凱爾特曾分析過文化科學（大體上相當于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區別。他認為，因為要發現一般規律，所以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時總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說，它總是致力于把個別事實歸結為某種規律的作用和表現，并把特殊規律提升為一般規律，從而抽象出越來越普遍的規律。因此，用科學的眼光來看人，人必然被抽象為無差等的“類”。與此不同，文化學科在研究對象時則總是致力于“具體化”或“個別化”，它強調和珍視各種個別的東西、富有個性特色的東西、獨特的東西的價值，并借此來開掘人的生存的豐富意義。文學、史學、哲學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們都是只有在表達了一種獨特的價值時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

第6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改革路徑

2001年，國家教育部頒布《關于較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本科教育要創造條件，積極推動英語等外語進行雙語教學的要求，將全國高校雙語教學工作由自發、無序推向主動、規范的階段。即使如此，我國大多高等院校雙語教學仍處于試行階段，各院校也在對雙語教學進行不斷探索，還需不斷完善、改革與創新。因此，本文就新聞傳播雙語教學的必要性、教學模式、改革的路徑等作一些粗淺的探討，以期對新聞傳播雙語教學的發展起到推動的作用。

一、新聞傳播學進行雙語教學的必要性

雙語教學，根據英國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應用語言學詞典》的所給的定義：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意指在學校中能夠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進行各學科的教學工作。在我國，雙語教學的專業主要集中在理、工、農、醫及經濟等學科，文科相對涉及較少。但在社會學科的部分學科中，新聞傳播進行雙語教學是十分必要的。首先，雙語教學是新聞傳播媒介全球化發展的基本要求。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演進，新聞報道的同步性以及無邊界化使得“地球村”成為現實。而在新聞傳播學教學中，雙語教學已成為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實踐過程中，無論是新聞采訪、現場直播或新聞寫作，新聞從業人員能夠掌握國際語言已成為基本的職業生存能力。更深一步來說，開展雙語教學可以使學生加強新聞敏感度，及時掌握并分析外文資料，隨時了解信息的最新變動情況。其次，開展雙語教學是提高新聞傳播學教育水平的手段之一。新聞傳播學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新聞傳媒業提供優質的后備人才，而在實現這一目的的過程中，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提高外語能力不僅指語言能力，也非普通意義上的聽、說、讀、寫，而是以提高外語能力為基礎，進而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以《英語新聞閱讀》這門課程為例，“新聞閱讀”是這門課程的重點，語言媒介不再是我們所熟用的漢語，而是英語。前提是我們需熟用此種語言技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新聞“閱讀”，通過此門課程我們不僅能提升閱讀能力，也是對跨語言領域、跨文化領域的一次次新聞解讀、分析。最后，在新聞傳播專業開展雙語教學，也符合我國不斷加強國際傳播能力的目的。現今，中國各個方面都處于不斷發展的階段，不論是經濟實力、社會文化，還是政治的民主化進程都在不斷向前推進，但由于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分歧，信息傳遞的不到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不夠全面甚至有誤解，而這些聲音大多來自西方媒體。那么想要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與態度，就需要增強自身國際傳播的能力，培養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運用常用的國際語言適時進行新聞報道、新聞寫作、發表評論等，從而傳達真正的中國聲音、中國態度，逐漸改變我們在國際傳播中被動的局面。新聞傳播雙語教學的目的，就是培養出可以純熟運用常用國際語言的能力，樹立跨領域文化思維的意識，高質地實現國際傳播的工作者。

二、新聞傳播學進行雙語教學的模式

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開展的前提是選擇恰當的教學模式，并能夠根據自身條件、實際情況進行調整。根據《朗曼應用語言學詞典》來看雙語教學的模式大概有以下幾種：其一，沉浸型教學模式，即課程的教學過程完全使用漢語以外的語言開展，此種教學模式對教師和學生的語言水平要求都較高；其二，滲透型，即在教學工作中以漢語為主，適當穿插使用英語，主要體現在關鍵詞和關鍵問題的非漢語言的講解與背景解讀，或者對一些外文詞語的中文含義進行解讀；其三，交替型，即交替使用中文與外文兩種語言，在兩種語言的運用上不分主次，在理解中文內容時適當使用英文進行補充，在講解外文內容時適當使用中文進行解釋；其四，演示型，即在專業內容授課過程中，主要以中文教學為主，針對一定的內容選擇相應的時間用外文進行教學；其五，選擇型，即通過開設選修課，結合學生的個人興趣進行外文雙語教學。這五種模式各有優缺點，在開設雙語教學時，應該結合學生的實際水平、師資力量、所處環境等，選擇相應的一種或幾種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充分運用自己所具備的優勢力量，使大多數學生能在雙語教學的過程中獲得最大的收益。

三、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改革路徑的探索

（一）根據實際情況合理安排授課時間

何時開展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教學，一直是人們探索的重要問題。很多人都贊成應該從大二或大三開展雙語教學，認為此階段的學生有了一定專業知識的積累，也經過了英語四六級的打磨，較為適合開展雙語教學。其實不然，不同地區的學生應選擇不同的時間點，應該結合實際來開展。例如，貴州地區的學生，一部分學生英語基礎較為薄弱，高考之后是這些學生英語能力較強的一個時間段，如若此階段不開展雙語教學，而且外語學習方面的督促相對減少，到了大二或大三英語能力有可能不增反減，如若能在進入大學之后適當地開展雙語教學，既是對英語學習的督促，也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專業基礎知識是每個新聞學生在今后的學習當中都能用到的，所以針對此類學生，開展一貫而終的英語教學模式較為合適。當然，從大一開始進行雙語教學并不是所有課程都合適，應選擇新聞傳播學的基礎教育專業課程，從一開始建立學生對課程的整體性與系統性，與國際接軌。

（二）授課內容的選擇

授課內容應系統化、模塊化，與實踐相結合。就《英語新聞閱讀》這門課程而言，更應該與實踐緊密結合。新聞具有時效性，所以英語新聞閱讀在進行授課時，在不失雙語授課根本的同時，應以當下發生的新聞事件為例，對學生進行引導，激發學生的新聞熱情，將英語與新聞專業知識良好地結合在一起。另外，在允許的情況下根據學生的興趣和愛好來選擇授課內容，變被動為主動，最大限度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三）對教材的選用

適當地進行本土化的改革現今，很多院校的新聞傳播學雙語授課仍然選擇的是英文原版教材，對學生學習最根源與最前沿的專業知識十分有利。但英文原版教材授課并不適用所有學生，比如偏離我們的現實情況、費用高昂、知識架構相對于國內的教材較為分散，不利于學生掌握等。面對此種情況，必須對教材進行本土化的改革。但我們在進行教材本土化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需要注意：其一，教材本土化并不意味著對英文原版教材進行“修改”，而是在不改變知識體系的前提下，遵循作者原本授課意圖的同時，將教材調整為適合當下學生使用的教材；其二，教材本土化可以適當選擇當下環境的案例，讓教材與實際聯系更緊密；其三，將中西文化進行更好的融合，在教材本土化過程中注意對不同文化的注解。

（四）將多媒體教學更好地運用到雙語授課過程中

當下，很多院校的授課過程都采用多媒體教學，那么針對授課難度較大的雙語教學更應該有效地利用多媒體教學。由于英語并不是我們的母語，難以避免出現授課發音不準等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用多媒體課件與面對面授課相結合的授課方式。多媒體課件集聲音、圖片、文字、動畫、圖像于一體，可以將學生帶到情境當中，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第一時間將原汁原味的內容傳遞給學生。但僅憑多媒體教學是不夠的，缺少反饋與互動，此時更需要老師來面對面地進行答疑解惑，將發現的問題一起進行討論，才能最大限度地收獲知識。很多專業課程的授課過程也是如此，那么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授課更應如此。

不難看出，我國很多院校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教學的授課還處于一個不斷的發展過程中，與各個院校已形成的精品課還有一段距離，因此需要我們在授課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形成最適合自己的授課模式、方法、手段，將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發揮出最大效果，與國際接軌，培養出更多滿足當下國際形勢的新聞工作者。

參考文獻：

［1］李慧娟.新聞傳播學雙語課程教學改革實踐談［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7）：29-31.

［2］章駿斌.大學化學雙語教學淺析［J］.高等函授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02）：21-23.

第7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 中國化；自覺性；傳播政治經濟學；范式；批判

中圖分類號 G20 文獻標識碼 A

從《傳播學引論》到《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從《全球新聞傳播史》到《中國新聞社會史》，李彬教授的學術著述二十年來影響了一批批新聞傳播學子，而其文恣肆、氣勢滂沱，又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也一向為人稱道。至今猶記得自己十年前讀的《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中那個坐在田埂上擊缶而歌“帝力與我有何哉”的老農，而今第三版《傳播學引論》又是這樣為“全球化”破題：

全球化是仁慈的福音，還是陰謀的陷阱？是發展的過程，還是既成的事實？是自然趨勢，還是人為操縱？是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還是旃裘之君長南下而牧馬？一個概念轉瞬間繁衍鋪排成一片話語的，既顯示現代傳播強大的議程設置功能，也表明信息時代令人生畏的控制潛力。

學生常常評價很少見到這樣的著述，原來學術專著還可以這樣寫！誠然，這是李彬文字的魅力，但學者如果僅限于此是遠遠不夠的。

一、從中國化到自覺性

1993年，《傳播學引論》第一版出版。1995年，他在《現代傳播》發表文章反思傳播學中國化，“一方面要走自己的路去追索真知實理，另一方面又必得遵循別人的章法……以獨立獨行相標舉的本土化，本質上也許恰恰顯示出西方話語的支配性”。他已經認識到號稱本土化的傳播學，其立場、方法、框架可能陷入“學術的盲從”而非“學術的自覺”。

2003年，《傳播學引論》增補版出版。2002年，他又發表文章指出：“我們的傳播學研究可以在他山之石的基礎上，走出一條中國化的發展道路……中國化已經、正在和必將構成我們傳播學研究的底色。”

2013年，《傳播學引論》第三版出版。此時，他更多關注的問題是，中國傳播學是否具有想象力、創造力、生命力，歸根結底在于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樹，將豐厚的專業遺產化解為歷史與邏輯有機統一的學理與學統，并在世界確立自己的地位與影響，為人類學術共同體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而不是局限于、滿足于國際接軌與理論旅行，暖風熏得游人醉，只把他鄉作故鄉，乃至等而下之的張冠李戴、指鹿為馬、邯鄲學步、東施效顰。

《傳播學引論》是李彬教授的處女作，“從醞釀到寫作，從初版到修訂，本書綿延近三十年”。本書前后三版（1993年第一版，2003年增補版），不僅見證了作者的學術生涯，同時也見證了中國傳播學科及傳播思潮從無到有，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

今日之李彬對自己的處女作《傳播學引論》增補了什么？又刪除了什么？須知，正是在這幾番刪改之中，1995年“何去何從”的問題在2012年得到了一定應答。筆者認為，也許從中國化到自覺性，可以概括作者二十年來學術思想變化的主要脈絡。

二十年前，作者致力于推廣傳播學，用充滿激情的筆觸向年輕學子介紹傳播學理，“初版大多為經驗學派的內容，對批判學派涉獵較少”；至增補版，作者坦言，“這十年間我的研究興趣也主要在批判學派上”，因而增補版增補的“主要部分”是第四講“批判學派”；及至2013年第三版，前面三講共占240余頁，而第四講單獨占到160余頁，亦可一目了然作者的學術傾向。

從初版介紹傳播理論，不無講義意味；到新版具有主體性的詮釋理論，走向專著，并注重中國性與自覺性等問題，作者加入了大量哲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的內容，讓讀者在讀到理論的同時，了解這些理論是如何生產的，如何在廣袤而肥沃的社會土壤中生成的，而不僅僅是一些理論標簽和工具，讀者通過案例亦可了解傳播與文學、與社會結構、與歷史等相互關系，進而運用理論理解和批判現實。如對施拉姆的《報刊的四種理論》的介紹與反思，以及從傳播學控制觀的高度總結和批判。再如，作家格非、韓少功等新作選段，則試圖探討西方傳播理論與中國歷史、現狀的碰撞與融合，如何在更高層面“理解與接受”，而不是就事論事的討論現成理論。在此基礎上，是對讀者的期待：“更具有文化自覺與學術自覺；更具有歷史意識與批判意識；更兼顧新聞與傳播、理論與實踐、中國與世界的會通。……相信中國傳播學終將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立于世界學術之林并作出自己的貢獻。”

二、超越傳播學：自覺性與新范式

筆者因研究農村戲劇及戲班的傳播實踐，在學習生涯中常常被問及：你這是傳播學研究嗎？我想：農民的聆聽與表達為何不是傳播？進而言之，傳播學為什么一定與現代媒介（廣播、報紙、電影、電視等）相關，傳播研究為什么只能是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受眾及效果研究？換言之，傳播學可以擺脫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的影響，以及媒介中心主義觀念束縛。誠然，即便在《傳播學引論》（第三版）中，亦保留了對施拉姆“傳播學集大成者”之地位的認可，但如何超越施拉姆？在大眾媒介出現之前，人與人如何交流？對話、表達與交流不是人類的本能和生存方式嘛。跳出5W的框架，擺脫言必稱“受眾”和“傳播效果”的研究思路，對于拓展傳播學的學理和研究空間均大有裨益。比如，傳播學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視角來解釋世間萬象，即對于同一個社會、現象，或事件，可以從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亦可從傳播的角度展開。

對于《傳播學引論》（第三版），筆者認為作者首先試圖超越媒介中心主義的傳播學。在其“批判學派”一講中，反復強調政治經濟學視角，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將政治視為被紛繁復雜的現象所掩蓋的關鍵詞，并將較多篇幅放在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批判之上，剖析“全球化”與“現代傳播”的“文化帝國主義”本質。

在此基礎上，作者試圖以自覺性為關鍵詞，進行范式探索。那么，什么是自覺？先生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此啟發之下，李彬在書中借趙汀陽的觀點，提出傳播學的“以天下觀天下”（老子）的“天下觀”，這種世界觀與傳播觀包含著“多元化、多樣性意識，體現著對不同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發自內心的尊重。……只有從天下視角才可能慮及世界性問題，并理解和關注全人類福祉。”當世界觀確立以后，便是方法論，在方法論層面，李彬也認同趙汀陽的“理解與接受”，既然“一切傳播癥結均在‘傳而不通’的環節，包括媒介與社會的理解障礙――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心理的障礙。”那么，如何從“理解”并進而“接受”呢？需要在“天下觀”的指導之下，從“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換言之，從“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最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以這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研究傳播學，不得不謂是一種新的視角與范式與思路。

具體而言，首先是問題意識，包括問題與立場。出發點是為了誰研究，為什么傳播。是否是“立足中國土”（甘惜分語）的大學問和真問題，是否有對自身歷史與實踐的真切關注與深切認識？其次是研究方法，書中批評了“方法論拜物教”的桎梏，希望“破解‘兵馬未動，方法先行’‘悠悠萬世，科學唯大’‘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方法論教條”，而將方法回歸到工具層面，“結合各種研究對象因地制宜”。總之，從格局上，心懷天下，尊重文明；具體工作堅持一切從實踐中來，而不是“從人腦到人腦”。

三、結語

第8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創新教育是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個性為主要目標的教育理論和方法。傳播學專業的教學改革必須緊密圍繞創新教育的四個目標，在課程結構構建、改革教學和考試方法方面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傳播學專業課程結構要適應媒介技術發展對傳播人才的要求不斷完善，為培養學生的創新素質打好基礎。傳播學專業的主干課程可以采用講授法與討論法相結合、案例教學和情境教學、理論教學與實訓相結合等教學方法在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考試方法可以從建立課程題庫、將課程作業與期末考試相結合、注重階段性與終結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引導學生形成創新人格。

關鍵詞：

創新教育；傳播學專業；課程結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

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戰略要求。所謂創新教育，就是根據創新原理，以培養學生具有一定的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以及創新個性為主要目標的教育理論和方法，重在學生牢固、系統地掌握學科知識的同時發展他們的創新能力。[1]以創新教育理念為指導，傳播學專業的教學改革必須緊密圍繞“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個性”四個目標，在教學方式與考試方法方面雙管齊下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

一、應對媒介技術發展優化課程結構，為培養學生的創新素質打好基礎

傳播學專業主干課程主要由新聞傳播理論、新聞傳播史和新聞傳播實務三大類課程構成，其中前兩者主要屬于理論類課程，新聞傳播實務類課程因計算機與網絡技術的發展又可分為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和計算機技術類課程。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在課程建構中不能僅強調大眾傳播類課程，需要將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等課程根據本科生的實際情況適當規劃在課程體系當中，課程性質可分為必修和選修。計算機技術類課程是媒介融合時代傳播學專業課程構成的一個新要素，掌握計算機技術是學生從事新聞傳播活動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應適當提高此類課程在傳播學課程體系中的比例，使學生有較充分的機會學習和掌握傳媒技術，提高應用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的整體構成變化不大，主要應該在教學內容方面不斷更新和調整，增加一些適應媒介發展變化的新內容，引導學生關注學科發展動態，體會到技術創新的影響，特別要指導學生在掌握基本媒體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新聞傳播實踐，使他們能夠學以致用，創新意識和能力得到充分培養和鍛煉，培養他們成為真正的具有創新精神的全媒體新聞傳播人才。

二、根據課程性質選用多種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傳播學專業主干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的探索主要從理論類課程、業務類課程、計算機技術類課程三大類課程入手，根據課程性質特點選用恰當的教學方法，對學生進行創新能力的訓練，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

1.在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中將講授法與討論法相結合，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主要包括傳播理論、新聞理論、新聞傳播史、網絡傳播、人際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等，這些課程的共同特點就是理論性很強，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勢必較多地采用講授法向學生講解基本的新聞傳播學理論知識。為使基本理論教學深入淺出、簡明易懂，教師要選用大量的教學案例進行闡釋和分析，使學生能真正理解基本理論的內涵。此外，還要引導學生在媒介變化的新形勢下對新聞傳播理論進行反思和置疑，這就可以適當拋給學生一些當前有爭論的觀點、話題組織學生進行課堂討論，在爭論的過程中使真理越辯越明，并且使學生學會多角度分析問題，學會思考，學會理據充分地闡述個人觀點。將講授法與討論法相結合，不僅有利于活躍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的課堂教學氣氛，而且有利于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問題，培養學生敢于置疑的精神，從而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

2.在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中選用案例教學和情境教學，訓練學生的創新思維。新聞采訪、寫作、評論、編輯、輿論調查原理與方法、公共危機傳播管理等課程屬于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這類課程理論與實務聯系密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講清楚基本原理與方法，更要給學生提供較多的課內外實訓機會，鍛煉他們的新聞業務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一方面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通過給學生提供豐富的新聞采、寫、編、評、輿論調查、公共危機處理典型案例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分析這些案例的優缺點，向業界前輩學習實務方面的經驗；另一方面，采用情境式教學為學生營造一些虛擬或真實的大眾傳播現場情境，利用學生在理論學習和案例分析中獲取的相關知識，組織學生以小組為單位策劃新聞報道、輿論調查、危機處理，并鼓勵學生超越案例的局限，大膽思考與眾不同但又合理有效的報道、調查與處理方式，使學生不僅僅能夠將專業知識學以致用，更能夠超越條框限制，運用新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對學生進行創新思維訓練。

3.在計算機技術類課程中將理論教學與實訓相結合，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隨著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不能只在“紙上”談兵，還必須掌握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Dreamweaver、Flash等多種計算機軟件技術來適應電子媒介時代的要求。計算機技術類課程的教學需要講練結合，提供給學生更多實際操作的機會。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先是對基本的操作技術進行示范，之后通過指導學生進行大量的反復操作和訓練提高他們的熟練程度。但作為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掌握軟件的基本使用方法還未達到教學目標，能運用基本的計算機軟件技術并結合新聞傳播的理論知識，進行平面、影視、網絡媒體的編輯與制作才能達到學習計算機技術類課程的目的。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當學生的技術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選取優秀的行業作品與學生一起進行分析、評價，并通過布置階段性和綜合性作業的方式，指導學生在作品鑒賞的基礎之上完成自己的、具有一定創意的作品，以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

三、根據課程特點選擇靈活的考核方式，引導學生形成創新人格

教育對象具有優越的創新情感和良好的個性特征是形成和發揮創新能力的底蘊。創新個性一般來說主要包括勇敢、富有幽默感、獨立性強、有恒心以及一絲不茍等良好的人格特征。[1]為引導學生形成創新人格，需要改革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的考核方式，充分肯定學生的創新成果，激發他們的創新熱情，進而將創新意識不斷內化在自己的人格當中。

1.建立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的題庫，考察學生掌握基礎知識的情況。從創新教育的內涵可見，牢固、系統地掌握學科知識是具備創新能力的基礎，任何創意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需要大量的“原型啟發”，這些新聞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就是誘發學生產生創意的“原型”，因此對于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考核不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不斷提高考核內容的深度和考核范圍的廣度，全面、綜合考察學生對新聞傳播學科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此類課程，可以通過建立考試題庫的方式，使學生對新聞傳播學基本理論內容進行全面復習，教師通過勾畫本門課程的教學內容系統圖示指導學生牢固、系統地掌握基本專業知識。但在題型設計方面可以多樣化，通過填空、選擇、名詞解釋、簡答等方式考核學生對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同時也可以通過案例分析、觀點述評等方法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與應用情況。

2.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將課程作業與期末考試相結合，培養學生的獨立性。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需要教師在講授清楚基本理論之后，根據章節特點適當進行實訓。學生的實訓作品質量反映了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應用情況，此類課程應根據教學內容和進度安排給學生布置實訓作業，采用個人獨立完成或小組協作的方式提交課程作業。教師在習題課中，選擇部分學生的作品給予點評、或組織學生進行互評，在作品評價過程中提高學生的新聞業務水平，并將課程作業的成績按一定比例計入學生總評成績中，提高學生對實訓作業的重視程度，使學生在獨立和協作完成作業的過程中，大膽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獨立分析與處理新聞實務的能力，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另外，這類課程的理論知識也不容忽視，期末考試也是必要的環節，通過綜合性考試考察學生對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并適當采用應用性的題目來考核學生在有限時間內應對問題的能力。

3.計算機輔助設計類課程注重階段性與終結性評價相結合，肯定學生的創新成果。計算機輔助設計類課程是教學內容與學生實踐結合最為密切的一類課程，此類課程不能只以期末考試為主，而應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內容和教學進度安排，適時給學生布置階段性作業來考察學生對基本軟件技術的掌握情況。因此，此類課程適合采用階段性作業與期末綜合性作品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考核。階段性作業重點考察學生對軟件技術中的某個知識點的掌握與應用情況，期末綜合性作品要考核學生對本課程中大部分軟件技術的整體把握與應用情況，并在綜合性作業中將學生的創意水平作為評價標準之一，肯定他們的創新成果，使他們獲得良好的創新情感體驗。這種考核方式對于教師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調整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提高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具有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第9篇：新聞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文獻綜述；理論構建；歷史發展；學科前景

跨文化傳播指的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進行的交流活動。美國學者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傳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關概念。20世紀50年代創立了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此后，美國不少大學的傳播學院系相繼開設了跨文化傳播學課程，也涌現出了大量經典著作，如《跨文化傳播讀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傳播學》（L.S.Harms，1973）、《跨文化傳播學入門》（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跨文化傳播學這一領域，早期研究重點為外語教學與文化的關系，后期擴展至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旨在研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是如何進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礙的方法和途徑。在我國有關跨文化傳播的著作也相繼出版，如關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學》與《國際傳播學》，還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際學概論》。

本文將對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進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國跨文化傳播這一學科的發展脈絡并試圖探尋該學科未來的發展路徑。

我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現狀

我國跨文化傳播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借鑒和初創期（1990-1995年）。這一階段開始引入西方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理論成果，多為譯著型文獻，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與跨文化交際悖論》、劉燕南的《跨文化傳播的差異分析與因應探討》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這一階段開始對西方跨文化傳播學進行拓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拓寬本土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視野。學者從偏重語言和文化層面的關系研究轉向大眾傳媒與跨文化傳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榮的《衛星電視的影響與控制——一種跨文化傳播研究》、聶小華的《文化差異與傳播規范——如何把握引進電視節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該階段以橫向拓展與學科交叉為主，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學科構建意識，大量的學科從自身的角度出發介入跨文化傳播的研究領域，包括新聞類、語言類、文學類、心理學、教育學等。國內研究者逐步認識到跨文化傳播中具體存在的誤讀與障礙性問題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交流中的影響，并著重開展如何提升跨文化傳播能力的研究。如吳予敏的《跨文化傳播的研究領域與現實關切》、張詠華的《試析2005年中國大陸的國際傳播研究》、劉陽的《試論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理論建構——以2000-2008年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為背景》、姜飛的《試析跨文化傳播中的幾個基本問題——兼與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將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為分析對象，著重探討大眾傳媒與跨文化傳播學的交叉與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細分為以下四類：

跨文化新聞傳播研究。此類研究成果主要對比中西方在新聞報道過程中的差異性特點，著重分析雙方在不同語境下的新聞理念、信息解讀以及寫作風格等方面的不同之處，如張大衛的《比較新聞學：歷史、現狀與難題》、程曼麗的《將中國的聲音傳向世界——新華社國際新聞報道的歷史沿革探析》、單波的《淺議跨文化新聞傳播》、張昆的《國家形象傳播》、王祎的《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這些研究一致認為：意識形態與政治價值觀成為東西方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最主要的溝通障礙，這也是導致雙方彼此誤讀甚至產生敵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麗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創建我國新聞部門駐外分社以及提高記者的英文采編能力是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主要途徑，這將有助于國際社會傾聽來自西方世界以外的聲音，構建一種更加客觀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影視傳播研究。此類研究成果包括麻爭旗的《翻譯二度編碼論——對媒介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之思考》、尹鴻的《中國電影與國家軟形象》、郭鎮之的《試論改進中國電視的國際形象》、李京盛的《電視劇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徐明華的《跨文化傳播的傳媒區域化分析》等。大量文獻均指出，我國影視節目的海外傳播一直存在明顯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現象，即我國文化產品內蘊含的東方審美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等文化信息難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導致我國影視節目在海外市場吸引力下降的結果。研究指出，若要促成我國影視節目“編碼”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碼”過程，我國影視的海外傳播必須盡量減少跨文化傳播的各種影響要素，如減少文化產品中過強的本土民族意識，弱化政治意識形態，增加與其他民族文化的親和力，大量植入具有普世性的價值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