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貢獻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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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世界經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環境和外部條件。目前，在71.3萬億美元全球經濟總量中，美國經濟總量15.7萬億元美元，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22.0%；歐元區經濟總量12.1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6.9%，兩者合計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8.9%。數據表明，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第一大經濟體，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歐元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也有重要影響，兩大經濟體通過世界經濟間接影響中國經濟。

2013年12月《中國經濟雷達月報》數據顯示（見圖2），當月美國經濟增長率從上月1.6179%下降到1.6095%，下降0.0084個百分點；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則從上月的-0.5045%變為-0.4013%，上升0.1032個百分點，降速放緩。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從上月2.2881%上升到2.3351%，上升0.0470個百分點，盡管美國經濟有所下滑，世界經濟增長繼續上升。

在生產供給方面，當月中國農業增長率3.3926%，環比上升0.0056個百分點；工業增長率為7.7830%，環比上升0.0128個百分點；服務產業增長率為8.3817%，環比上升0.0138個百分點，農業、工業、服務產業全部上升，中國經濟增長因此同步上升。

在消費需求方面，當月中國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率13.5695%，環比上升0.3910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19.9239%，環比下降0.0176個百分點；出口增長率為6.9364%，環比上升3.2625個百分點；進口增長率為6.6574%，環比下降0.6812個百分點，消費、出口出現上升，投資、進口出現下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有升有降。

在貨幣政策方面，當月人民幣利率保持不變。貨幣增長率為14.2054%，環比上升0.0613個百分點，遠遠低于18%的正常水平，貨幣政策動力遠遠不足。

在財政政策方面，當月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2.4035%，環比下降1.4525個百分點，財政政策遠未達到經濟穩定或持續增長的政策力度。

在稅收政策方面，當月中國財政收入增長率為15.3983%，環比上升1.9277個百分點，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

當月中國農業增長率3.3926%，環比上升0.0056個百分點，農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6901%，環比上升0.4168個百分點；農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0.7376個百分點，環比上升0.0321個百分點，農業貢獻率、貢獻度雙雙上升。

當月中國工業增長率為7.7830%，環比上升0.0128個百分點，工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5.3868%，環比下降1.9999個百分點；工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3.4547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1504個百分點，工業貢獻率、貢獻度雙雙下降。

第2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摘自中國國務院總理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屆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的特別致辭

“分化”是世界經濟形勢的重要特征

任琳：我先來列舉一些數據，由此可以看出“分化”是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一大基本特征。從增長面看，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是3.3%，維持了一個相對不錯的水平。發達國家整體只有1.8%，其中美國是2.3%，歐洲是1%。新興市場國家總體取得了4.4%的增長，較2010年的7.5%有較大幅度回落，其中巴西為-1.5%，俄羅斯是-2.4%，但印度和中國繼續充當著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高地，成為新興經濟體的兩駕馬車。從失業率角度看，2014年全球總體水平還可以，但各國數據落差太大，南非高達25.4%，歐洲為11.1%，美國是5.3%，巴西4.8%，日本3.5%。貿易形勢令人失望，2014年全球增長率僅有2%左右，美國是-2.3%，歐盟和中國都為2.3%，德國卻高達7.3%。

總體來看，世界經濟處在緩慢復蘇的過程中，如無大的意外，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將保持中低速的增長，這是一種各方都需要適應的“新常態”。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緣自器物和制度層面的相互影響，當然也要歸因于貿易、投資領域多邊談判的舉步維艱。此外，經濟增長不能只看增量而不看質量。一個略低增速的“新常態”期有助于世界經濟向高質量發展，向注重環境保護、技術進步等全方位的發展狀態看齊。

張建平：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一大特點的確是“分化”。這里面，有東、西方利益和訴求的分化，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短期內恐怕不會告一段落，在美國甚至出現了制裁中國的論調;有增長速度的分化，發達國家陣營內部有增長的和衰退的，新興市場國家陣營內部也有增長的和衰退的;有大宗商品價格走勢的分化，原油、鐵礦石價格在下跌，部分貴金屬卻在上漲;還有匯率的分化，不同貨幣升貶不一。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勻速增長的“新常態”，對外貿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和國內消費指數等均呈現明顯的下行、回落態勢，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10%以上，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亞非國家轉移。未來中國可持續、高質量增長的出路在于產業調整與升級，在于健全國內消費市場，在于建立生態文明，在于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盡管國家已經喊出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但鼓勵創新的機制體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一個典型的創新驅動型經濟，必須擁有能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的教育和就業制度、大規模的科技研發能力、完善的全球資本市場和國內信用體系，以及成熟、高效的風險投資（VC）、私募股權（PE）模式。外界反復渲染中國的所謂“過度投資”問題，這個現象有，但同時還有“浪費投資”現象，也就是過去政府主導的競爭性項目投資過多，相關項目隨意性強，重復建設問題突出，投資效率也比較低。另外，中國的金融體制很不健全，競爭性嚴重不足，國內泡沫比較大，資金成本高，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層面。在這些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改革開放道路要走，需要耐心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 2015年9月16日，北京某證券營業大廳里，一位股民邊吃午飯邊看股市電子交易板。

由于中國經濟保增長的壓力顯著增大，“中國經濟崩潰論”在國際上再度甚囂塵上。但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仍然處于合理區間，并沒有像某些人評論的那么壞。這樣講的主要根據，一是中國政府可用于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還很多，財政、貨幣政策仍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二是中國的就業狀況并沒有出現惡化，勞動力成本還在繼續攀升，而一旦失業率高企，勞動力成本就應停止上升。而且，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沒有結束。目前在中國的人口結構中，45至49歲的人占最高比例，第二高的是25至29歲的人，第三高是40至44歲的人，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雖然已過最高點，但仍是相當高的。三是中國經濟仍然擁有不少增長亮點，比如，外商直接投資（FDI）仍是正增長，顯示國際資本仍然看好中國市場。服務業、高科技領域吸引的FDI數額更是保持著兩位數的快速增長。中國的集裝箱吞吐量仍然比較旺盛，糧食、原油等大宗商品進口仍然比較旺盛，全國用電量也已在2015年8月轉為正增長。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持續上升，消費者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不斷增強。這些都說明，經過前一階段連串的保增長措施，中國經濟的企穩跡象在不斷增多。正如總理所說，“東方不亮西方亮，這業不興那業興”，“一旦超出合理區間的跡象出現，將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這不是空話”。2013年我與美國經濟學家、有“末日博士”之稱（因早早預言國際金融危機而得此稱）的魯比尼對話，那時他就斷言中國經濟要下滑。今年，他卻調整了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將保持穩定。

中國仍不失為負責任的經濟大國

張建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降速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沒那么高了，今后仍要靠美國，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實力積累，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30%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獨家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經濟增長當之無愧的最重要火車頭，而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自2013年起已經超過50%。當然這也意味著，一旦中國經濟減速，世界經濟肯定也要減速。目前中國每年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突破10萬億美元規模，即便是經濟增長率降到7%左右的水平，每年也能確保大約7000億美元的增量。而美國的年GDP約為16萬億美元，2015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率是2.3%，每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就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國和美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個最重要的火車頭。

不過美國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弱于中國是大趨勢。另一個潛在的增長引擎是印度。根據印度官方公布的數據，這個國家的GDP正在逼近2萬億美元的水平，去年的增長率高達7%（世界銀行評估為5%），但印度經濟總量與中國、美國仍然相去甚遠，所創造的增量無法與中美相提并論。此外，印度的高增長與其GDP核算方法調整有很大關系，能否持續下去仍有很大不確定性。而另一個經濟大國日本已多年零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自然為零。

判斷各國經濟全球影響力的最主要指標，還是要看國際分工。模型數據表明，目前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主要發揮著“生產者”作用，是世界制造業的中心。目前，制造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仍然高達41%，服務業是52%，農業為7%～8%。全球體系中的資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和中東、非洲國家，消費的主力軍則是西歐、美國和日本。在這樣一個結構中，消費是最終拉動力，歐美日的消費需求一旦熄火，中國的生產就會失去動力，而中國能源資源消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用于制造出口產品的，有關降速效應形成了，必然會進一步傳導至那些充當著資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國家，這是全球經濟波動的總體格局。而其中最深層的原因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過去幾年，從美債危機到歐債危機，再到日本經濟停滯，發達國家債臺高筑的經濟模式難以長久支撐世界經濟的穩健增長。

第3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當前，全球經濟溫和復蘇遭遇兩極分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風險，被西方一些媒體和機構渲染和放大，令世界憂慮未來形勢將雪上加霜。

匯率波動、長期低通脹、持續內外部失衡、公共債務居高不下和地緣政治緊張等風險，正給全球經濟帶來重大挑戰。上周，道瓊斯指數遭遇了自2008年以來最快速下跌；過去一月內，有1萬億美元流出了新興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稱，中國經濟放緩及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相關一些指標已經接近過去危機水平，提高全球增長所面臨的風險。

人民幣匯率能夠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在金融領域的作為表明其不是世界經濟風險之源，其經濟平穩向上則意味著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

“形有波動，勢仍向好。”中國經濟的支撐并非獨木一根，而是“四梁八柱”，具有很強的抗沖擊能力和韌性。

中國地域幅員遼闊且產業類型多樣，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處在深入推進階段，蘊含著擴大內需的強勁需求。

事實上，中國經濟仍在平穩健康發展，并惠及世界。2015年上半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在30%左右。

201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量在10萬億美元基礎上增長7%，比過去兩位數的絕對量還要大。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4%，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0%，高技術產業增速明顯快于整體工業，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費需求旺盛。

“我對中國經濟的樂觀，是客觀的樂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說，相信在整個“十三五”規劃期間，只要中國把回旋的余地用好，保持7%左右的增長應該沒有問題。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經濟當前的確面臨一些困難。國際市場疲軟令中國難以獨善其身，前期刺激政策需要逐步消化，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優化升級需犧牲一定增長速度，人口老齡化加快、工資待遇提高意味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在這個轉換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了，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持續徘徊在榮枯線附近，進出口總值連連同比負增長，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累計增長不斷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1至7月網上實物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速高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26.6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投資、工業技術改造投資、消費品制造業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中民間投資增速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房地產市場繼續回暖。

一系列“陰轉晴”的經濟指標意味著，中國經濟積極因素正積聚增多。

盡管中國面臨較大經濟下行壓力，但堅持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不超發貨幣、不搞大規模強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強經濟活力。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中國經濟不需要大量的刺激，經濟轉型中需要“扎針灸”的刺激，用“針灸”的方法來扎關鍵的神經節點。

觀察人士普遍認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于改革，在于結構性改革，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4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博鰲亞洲論壇的高端人士認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改變了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發達經濟體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將不斷下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理論遭受空前挑戰；新興經濟體或可抓住機遇，引領世界經濟率先走出衰退，從而在國際上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在舊有經濟模式被挑戰的境況下，亞洲應該跳出經濟看經濟。

發達經濟體比重逐步下降

盡管目前金融危機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機發源于美國，發達經濟體遭受的沖擊仍然最大。這不僅導致發達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長模式和發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質疑，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因此將被削弱。

首先，發達經濟體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經濟實力大為削弱。金融市場陷入混亂，汽車等產業面臨重組，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發達經濟體已幾乎全體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蕭條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導致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銀行3月31日的《2009年全球經濟展望》更新版預測，2009年發達經濟體仍是經濟重災區，其經濟今年將整體下滑2.9%，其中美國經濟下滑2.4%，歐元區經濟下滑2.7%，日本經濟下滑5.3%。而且隨著金融危機不斷惡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衰退程度還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機導致長期崇尚自由市場的西方資本主義理念受到嚴峻挑戰，其增長模式和發展理念受到普遍質疑。政府干預、國有化等手段再次成為經濟理論中的主導。在本輪金融危機大救援中，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場理論的作風，對金融市場積極進行干預，除了向金融機構大舉注資外，還接管了多家金融機構。

再次，發達經濟體的國際地位與話語權也在不斷下降。曾被譽為“富國俱樂部”的G7如今已被稱作“沒落貴族俱樂部”。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二十國集團（G20）正在取代G7，成為全球共同尋找對策、協調應對危機的平臺。

在4月初的G20倫敦峰會上，一開始就呈現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國、日本為代表的救市派側重恢復經濟、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歐盟主張改革加強監管，新興經濟體國家主張加強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這場在發達經濟體國家陷入嚴重金融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舉行的重要會議，明顯發出了有史以來發展中國家對改革國際金融格局的最強音。

全球實力將呈現新的平衡

經過本輪金融危機的洗禮，南北力量此消彼長，大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美國獨大主導世界經濟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經濟加強區域合作，朝著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轉。

首先，金融危機改變了世界經濟力量的平衡。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的消費、投資、貿易、生產、就業都出現了萎縮，世界經濟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現負增長。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而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新興經濟體卻已顯露出復蘇的勢頭。

其次，金融危機還改變了世界產業格局。危機已經導致金融、汽車等眾多領域大洗牌。作為發達經濟體支柱產業的金融業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其金融機構或破產或被國有化；而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金融機構幾乎沒有遭受沖擊，其相對實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銀行市值排名中，中國的銀行占據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國、瑞士等發達經濟體的銀行排名則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將被打破。盡管當前貨幣市場“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機已經導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也日漸高漲。據香港媒體報道，英國首相布朗已經宣布，今年9月將在紐約舉行G20第三次金融峰會，討論超國際儲備貨幣議題。

不過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重建國際金融和經濟新秩序的工作才剛剛起步。發達經濟體在研發能力、高新技術、生產效率、管理經驗、產業體系、人才儲備等方面仍然擁有明顯的優勢，在國際事務中也仍然享有較高的話語權，在危機過后重拾國際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興經濟體只有抓住當前機遇，在國際組織及其他領域盡量爭取更多的發言權，才能保證世界經濟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亞洲新興經濟體崛起

近十年來，亞洲經濟迅速發展壯大，對世界經濟都產生很深遠的影響。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崛起是二戰結束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遭受的一次最為嚴重的沖擊。在本輪金融危機中，新興經濟體增長的空間相對較大。博鰲亞洲論壇的與會者認為，一些主要國家若能率先復蘇，并引領新興經濟體重新回到經濟增長的軌道，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

在博鰲亞洲論壇“世界經濟何處去”的主題演講會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經濟到2030年將占據世界經濟的半壁江山之多。僅從經濟規模來看，203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將達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興經濟體由于金融市場尚未成熟，對外開放程度相對較低，因此在本輪危機中受到的沖擊也相對較小。然而，國際資本的迅速撤離以及歐美市場疲軟也連累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世界銀行最新預測認為，新興經濟體經濟今年增幅只有2.1%，盡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預測的5.8%的增幅，但相對于世界經濟下滑1.7%而言，優勢仍十分明顯。世行4月7日的《東亞經濟半年報》預測，東亞新興經濟體2009年GDP增幅仍將達到5.4%。

其次，由于經濟增速明顯快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也在不斷上升。中國、印度和俄羅斯3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一半。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08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鑒于當前發達經濟體普遍處于負增長，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將進一步提高。日本的經濟研究中心預測，到202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會達到70%左右。

再次，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也在不斷提升。英國《金融時報》刊文指出，4月2日在倫敦召開的G20金融峰會開啟了世界經濟新秩序。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之際，世界主要經濟體選擇了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務的“富國俱樂部”――G7，這本身就是經濟格局改變的重要標志。

亞洲應跳出經濟看經濟

對于如何尋找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新動力，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的專家表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亞洲經濟制勝之道應該跳出經濟看經濟，既要調整經濟政策，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也要改進社會政策，注重以積極的社會變革緩解經濟壓力，同時積極參與亞洲次區域合作，實現亞洲經濟內部循環。

――“去杠桿化”挑戰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舊有經濟發展模式

金融危機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并不一致，日本、韓國受到的影響較大，今年經濟可能會有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但中國、東盟大多新興市場國家，其經濟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響，金融行業遭受的直接損失有限。

專家表示，由于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體系均較獨立，特別是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后，這些國家大都采取較為謹慎的金融政策，從而為抵御金融危機設置了“防火墻”。

然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著發展模式轉型的巨大壓力。過去10多年中，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與美國經濟形成了一種循環：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向美國出口賺取美元外匯儲備，美國通過金融創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過“杠桿化”轉化為美國居民持續消費的動力，于是可以繼續維持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進口，使得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維持高增長勢頭。

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增長與美國市場的“杠桿化”直接相關，工業革命和全球化給亞洲帶來的“雙紅利”太多，亞洲國家在過去半個世紀都沒有經濟模式轉型的壓力，一直是以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而目前西方國家的“去杠桿化”，使得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導向模式面臨重大挑戰。“去杠桿化”具體表現在：從個人消費領域轉向公司生產領域，西方工業企業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公司貸款問題暴露；從傳統的資本市場開始轉向信貸市場，很多大銀行的信貸問題開始暴露；從美國發展到歐洲，尤其是東歐，由于東歐問題的嚴重化，使歐洲腹背受敵，歐元和歐盟面臨新的挑戰；“去消費化”顯現，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從兩年前的負值變成現在的3.8%。西方“去杠桿化”意味著亞洲新興經濟體出口導向模式所依賴的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經濟增速放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藍皮書中指出，2009年，亞洲的經濟增長將大幅放緩，不排除某些新興經濟體出現負增長的可能，對于韓國、印度等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性也應有充分的估計。隨著經濟衰退，亞洲新興經濟體內的社會問題也會嚴重，突出表現在企業生存困難，失業率上升。

據越南有關調查，2009年，近40%的企業可能破產或停產，31%的企業表示會面臨更多的困難但仍能克服；17%的企業將仍有發展，但利潤會降低。企業發展困難直接導致失業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約有35萬人失業，這一數字估計到2009年會增加到100萬。

――政策調整、體制改革雙管齊下實現發展模式轉型

為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幾乎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普遍采取了經濟刺激計劃，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在短期內大幅下滑。但從中長期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最終的出路在于實現發展模式轉型――實現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增長方式的轉變。

央行行長周小川18日表示，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對其影響，并且能利用經濟危機調整經濟增長結構，減少對出口的依賴，而不是在經濟復蘇后簡單重復經濟周期。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擴大內需，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能否戰勝這場危機的關鍵，也是未來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

亞洲新興經濟國家要有效應對危機，需要“兩手”抓：一手抓政策調整，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消費、加大投資力度；一手抓體制改革，以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釋放經濟的內生增長潛力。

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專家表示，走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道路，需要通過基本社會保障為廣大社會成員提供一個良好的未來預期，解決擴大消費支出的后顧之憂，扭轉“高儲蓄、低消費”的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相關制度安排，防止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轉化為權利和機會的不平等。

另外，擴大內需更重要的是要為新消費模式的形成創造制度性與結構性條件。例如，相應的城市化過程；消費信貸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中產階層逐步發育等條件。

亞洲新興經濟體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既要防止經濟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會問題加劇。與會專家認為，一方面，經濟危機通過失業、市場價格波動等環節，對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生活造成重大影響；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會問題也會通過降低收入、抑制消費以及不穩定的社會心理等機制反向傳導給經濟，導致危機加重。因此，要盡快建立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雙向傳導的“防火墻”，防止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或“內生型金融危機”。

失業是當前最突出的社會問題。為了保證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秩序穩定，必須把“保就業”置于應對經濟壓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經濟波動對城鄉居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過度沖擊，加大對城鄉低收入群體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會專家認為，進入發展型的新階段，消費處于關鍵的轉型階段，公共需求呈現全面快速上升的趨勢。基本公共服務體制是這個階段最基本的制度條件。但目前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完善，這種狀況限制了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費結構的轉型。

――亞洲經濟體應該加強區域合作應對危機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鰲亞洲論壇參會專家表達的共同心聲。他們認為，當前亞洲新興經濟體無論是解決短期還是中長期問題，都有賴于區域內經濟合作。

周小川表示，區域合作條件下，出現經濟問題的時候，如果措施在區域內協調管理會更加成功。

需要處理的主要是亞洲內部的合作，如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的設定、貨幣合作機制，用特別提款權代替美元促進國際金融貿易等。

一般來說區域的一體化會促進貿易投資和資本的流動，會導致更多的經濟增長，使區域不再只依賴外部世界，這個區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彈性。

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尤其重要，因為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可以避免地區的儲蓄投資轉向，然后貸給這個地區的用戶，需要發展區域內的債券市場，并且在區域內進行儲蓄。

另外，區域合作會影響全球化。雖然我們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暫時的挫折，但亞洲要在全球化當中起到一個重要作用，歐盟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導全球化，讓它有利于自己。亞洲經濟也應該這樣，亞洲地區的命運不能由其他地方來決定，所以在國際上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目前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亞洲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結構基礎，東盟在過去十幾年中一直領導著東南亞地區，但是東盟的這些成員國并沒有包括亞洲最大和最強大的經濟體。還有其他的一些平臺，包括東盟＋3、東亞峰會。其中，東亞峰會包括20國集團當中的6個國家。

專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個平臺，最重要是建立一種機制，能夠及時的做出決定采取行動，起到經濟檢測，危機管理，在20國集團和其他領域共同發出一個有效的亞洲聲音作用。

第5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1)中美貿易情況。中國加入WTO至今，中美貿易迅猛發展，自2001年到2013年，中美兩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50%。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力軍，已經確立了兩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2005年，中國繼續保持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市場和第三大貿易伙伴地位，但中美貿易額與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墨西哥相比僅少49．5億美元。據美國海關統計，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規模較上年增長23．3%。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增長20．4%;從中國進口增長23．8%;美方逆差進一步擴大，達到2016．3億美元，增長24．5%。到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導致美國國內經濟影響世界經濟的效果有所下降。2009年，中美雙邊貿易額下降10．2%。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0．2%;自中國進口下降12．3%。美方貿易逆差、下降15．4%。中國依然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10年以后，中美貿易額恢復增長。在美國，公眾普遍認為如此飛快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已經開始威脅美國的經濟發展和國民的生活水平了。雖然中美貿易摩擦的數量和范圍不斷擴大，但不可否認的是，中美兩國都在中美貿易的快速發展中獲得了大規模的經濟利益。

(2)中美貿易互補性。中國和美國現階段正處于不同的發展時期: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兩個國家經濟上存在很強的互補性。第一，美國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較強的創新能力，在科學、技術和管理方面遠遠超過了中國;另外，兩國科技對各國的經濟增長貢獻也不同:中美兩國技術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分別是45%和70%。第二，從產業結構上看，美國通過對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對外產業轉移使國內產業結構一直領先，而中國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大量生產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成為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產業轉移的對象。第三，中國在制造業和勞動力成本上存在競爭優勢，而美國在技術和資本上存在競爭優勢。美國通過產業轉移與直接對中國投資發揮其資本和技術上的優勢，而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利用較低的人力成本和豐富資源，通過加工貿易等主要形式對外出口以發揮其比較優勢。

(3)中美貿易依存度。中國對美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且波動較大，外貿依存度指標從2002年的6．68%變化到2013年的6．24%，2005年高達9．38%。美國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除2009年金融危機影響之外幾乎逐年上升，從2002年的1．38%增長到2013年的3．35%。很顯然，這表明中美貿易對雙方經濟發展都起到了推動作用。中國對美國貿易依存度明顯大于美國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這說明中美貿易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和影響是巨大的，即中國經濟的發展對美國市場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依賴性，很容易受到美國緊急波動的影響。

二、總結

第6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關鍵詞：世界主要國家；系統聚類分析；因子分析；綜合評價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9-0064-03

1模型設計

1.1系統聚類法分析模型的基本思想

首先，把每個變量（每個樣品）看作一類，并規定變量間的相似性測度換算成的距離（d2ij=1-c2ij，其中，表示變量i和變量j之間的相關系數，或樣品i和樣品j之間的相似系數）（或樣品之間的距離）看作類與類之間的距離，然后將距離最近的兩類合成新的一類，每次減少一類，重新計算新類和其他各類的距離，重復進行最近類的合并，直至所有的變量（或樣品）合并成一類。

1.2因子分析模型的基本思想

因子分析是一種降維、簡化數據的技術，它通過研究眾多變量之間的內部依賴關系，探求觀測數據中的基本結構，并用少數幾個“抽象”的變量來表示其基本的數據結構。這幾個抽象的變量被稱作“因子”，能反映原來眾多變量的主要信息。原始變量是可觀測的顯在變量，而因子一般是不可觀測的潛在變量。

2指標選取、數據來源及處理

2.1指標選取

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綜合水平的指標很多很復雜，本文依據科學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兼顧統計年鑒所能提供的統計資料，選取了比較主要和常見的10個指標進行對比分析。

從樹狀圖可見，可以將20個國家分為4類：

第一類：美國，是發達國家，不僅是經濟強國，而且還是科技和軍事強國。

第二類：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近年來發展最快的國家。

第三類：日本、荷蘭、韓國、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以色列、西班牙和意大利，這些國家均屬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

第四類：俄羅斯聯邦、土耳其、巴西、南非、埃及、印度、越南和泰國，這些國家中大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印度，有很大的經濟發展潛力。

3.2因子分析

（1）KMO和Bartlett檢驗。

由表1可知，KMO的值為0.700（大于0.6），近似卡方值為193.257，自由度為45，球形檢驗的結果表明，在相關系數矩陣是一個單位矩陣的原假設下，觀測的顯著性水平為0.000，故拒絕原假設，說明這些變量各自不全獨立，它們之間有簡單線性相關關系，因此，原有變量適合做因子分析。

（2）特征根和方差貢獻率分析。

表2給出了各因子的初始特征根、方差貢獻率和累積貢獻率，以及三個公因子旋轉后的特征根、方差貢獻率和累積貢獻率。根據特征值大于1，累積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提取了三個公共因子，其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了86.184%，說明前三個公共因子可以反映原來10個指標的絕大部分信息，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旋轉前的因子載荷由于每個因子在不同原始變量上的載荷沒有明顯的差別，為了便于對因子進行命名，需要對因子載荷陣進行旋轉。

（3）旋轉后的因子載荷分析。

表4列出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的因子得分、綜合得分和排名。從該表可以看出，綜合得分排名前五位的是美國、日本、中國、德國和英國，排名后五位的是印度、泰國、越南、埃及和南非。總體來看，中國是唯一一個排名躋身前五的發展中國家，其他的都是發達國家，排名靠后的都是發展中國家。

3.3存在問題

（1）聚類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結果基本一致，世界20個主要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水平的整體趨勢為發達國家的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但是中國和巴西兩個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較突出，在因子得分綜合排名中，中國排在第三位，巴西排在第十位。因此，說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正發揮本國的資源稟賦優勢不斷地發展壯大，逐漸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

（2）從國民生活水平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國民生活水平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活的水平。發達國家的國民生活水平因子F1的得分均大于0，其中，得分最大的是美國，為2.0278，得分最小的是意大利，為0.175；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活水平因子F1的得分均小于0，其中，得分最大的是俄羅斯聯邦，為-0.4316，得分最小的是印度，為-1.4458，國民生活水平因子F1的得分極差為3.4736。由此看來，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

（3）從經濟發展潛力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具有明顯的優勢。經濟發展潛力綜合了國內生產總值、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三個因素，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十分迅速，尤其是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家，同時，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之間的資本可以自由流通，發達國家的投資商看好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前景，將大量的資本投入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取得經濟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給國外投資商帶來的利潤，但像美國和日本等金融市場非常發達的國家也吸引了大批投資者。

（4）從經濟發展速度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很大差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中國和日本的外匯儲備最大，而美國的相對較小，主要因為美元是國際貨幣。中國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和巨額的外匯儲備致使其在F3中排名第一位，相反，美國的人均GDP增長空間較小且其外匯儲備較低，導致美國在F3中的排名最低。

4政策建議

（1）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發展，進一步的國際分工使得各國間優勢互補，有利于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發展中國家應該抓住這個機遇，加強國際貿易，以開放的心態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提高本國的生產力水平，發揮本國現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拓展海外市場，加速本國的經濟增長，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加強防范國際風險，防止自身被其他國家越來越“邊緣化”。

（2）中國雖然是世界經濟大國，但并非經濟強國，仍需各方面的努力。首先，經濟要保持穩步增長，中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中國人口總量卻是世界第一，國民人均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其次，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嚴重失衡，應該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最后，促進國際貿易協調發展，一般來說，外匯儲備的增加不僅可以增強宏觀調控能力，而且可以抵御金融風暴，方便本國國民出行，但是，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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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幼文.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實力[J].國際經濟評論，2005，（9）.

第7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居民消費；對外貿易；收入分配差距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8）06－0014-06

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連續5年GDP都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已呈現出經濟快速增長轉向經濟過熱的現象。然而，自2007年下半年開始，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美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驟然增加，在這種經濟發展不穩定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能不能繼續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一時間眾說紛紜，有的專家認為，中國經濟不僅不會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而且會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有的專家則對此抱有較為謹慎的看法，認為中國必然會受其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將會放緩。那么中國經濟能不能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獨善其身呢？就此，筆者試從幾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力來進行分析。

一、中國經濟近年來高速發展的原因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國有企業的改制、人口紅利的獲取、生產效率的提高等等。在這里，筆者重點從需求的角度進行分析。GDP用支出法來測算，其由居民消費（C）、政府購買（G）、投資（I）和凈出口（N）四部分組成。政府購買（G）從動態的再生產的角度可以分解為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在此，我們把政府購買的消費性支出并入居民消費支出作為整個社會最終的總消費支出（亦用C表示），把政府購買的投資性支出并入投資作為整個社會的總投資，以便數據分析的前后一致。通過數據分析，我們發現：

1. 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并呈加速增長趨勢。10年來，中國社會總消費不斷增長，自2000年始，其增長速度（除2003年外）均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且在2004年后呈加速增長的趨勢，尤其是2007年，比2006年增加3.3個百分點，實現10年來最大增幅（見表1）。

2. 固定資產投資高位持續快速增長。2003年至今，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始終保持在23%以上的增長速度（見表2）。200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 239億元，比上年增長24.8%。

3. 外需旺盛，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不斷攀升。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國外居民需求的旺盛，加上中國加入WTO后國際貿易環境的改善，使得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自2001-2006年，中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以年均46.17%的較高速度增長，其中，2005年更是高達150.6%（見表3）。2007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1 73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5%，其中，貨物出口12 180億美元，增長25.7%；貨物進口9 558億美元，增長20.8%。出口大于進口2 622億美元，比上年增加847億美元。全年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40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5.3%；對外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68億美元，增長26.0%。可以說，近幾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得益于消費、投資和進出口這“三駕馬車”的快速驅動。

二、經濟高速發展中的問題

雖然三大需求快速增長，但是比較三者占GDP的比率及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我們會發現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是過分依靠出口和投資，而對消費偏弱的問題，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內外失衡顯著，出口飆升，對外貿易依存度急劇增大

由圖1可見，自1997-2006年，中國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字形走勢。1997年貢獻率高達44.4%，高于消費和投資的貢獻，可以說當年GDP有接近一半是靠外需來帶動，以后幾年逐步降低，但是2003年又開始急速上升，2003-2005年兩年間從1%驟升至24.1%，2006年雖略有下降，但是仍接近20%。

就外貿依存度（外貿依存度是指一國對外貿易出口額與進口額之和在該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來看，自2001年以來，中國外貿依存度呈直線上升態勢，由2001年的38.7%上升到2007年的67%。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遠遠高出其他國家，以2004年為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59.8%，遠遠高于美國和日本的19.99%和23.37%，甚至比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的外貿依存度也高出近1.7倍。如此高的外貿依存度表明中國的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同時，我們從圖1還可以看到，1999-2003年，社會最終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74.7%急降至35.3%，從2003-2006年雖又稍有回升，拉至39.2%，但是漲幅很小，且遠低于當代國際上70%~80%的水平。

按照宏觀經濟的基本原理，凈出口可以大體由公式NX=q-ry+nEPf / P來測度。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用于購買本國產品和進口產品的支出會增加，凈出口會相對減少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增長。然而，中國目前的情況卻顯然與此原理相悖，作為一個人口大國，這是相當不合理的。

（二）內部失衡依舊，投資擴張過快，消費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較為突出

中國的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最終消費率由1992年的62.4%下降到2006年的49.9%，下降了12.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也從1992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36.2%，下降了11個百分點，均達歷史最低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消費率的國際水平為：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最終消費率為77%，低收入國家為80%，下中等收入國家為68%，上中等收入國家為78%，高收入國家為78%；2000年，全球平均居民消費率為62%，低收入國家為69%，中等收入國家為62%，高收入國家為62%。與國際上的同口徑指標相比，目前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明顯偏低，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而投資率（指投資支出占GDP的比重）卻出現逐步上漲的趨勢，投資率由1997年的36.7%上升到2006年的42.5%。尤其是從2000年起，社會總投資貢獻率開始飆升，2003年第一季度達到63.7%，后又開始下降，2005年與社會總消費的貢獻率持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0年投資率的國際水平為：世界平均投資率為23%，低收入國家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高收入國家為22%，在世界銀行統計的國家和地區中，投資率達到或超過中國的國家僅有少數幾個，可見中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

三、經濟高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

（一）居民消費方面：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消費差距拉大，消費結構升級速度有待進一步提高

2007年中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是36.3%和43.1%，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中國目前處于小康向富裕過渡的階段。但是，中國居民消費傾向卻呈下降趨勢，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由2000年的79.6%下降到2006年的74%，下降速度明顯。

中國在消費結構方面存在著嚴重的消費結構失衡，消費差距不斷拉大，以致出現消費斷層。一方面，中國奢侈品消費突飛猛進（相當一部分奢侈品為進口產品）。世界奢侈品協會近日報告稱，2007年中國人在首飾、服裝、皮具、香水等奢侈品（不包括私人飛機和游艇）上的消費達80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市場份額的18%，成為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而另一方面，大部分居民、農民的消費品仍徘徊在中低端產品上，中高級產品的消費量擴容不快。同時，消費結構的升級速度緩慢，雖然不時有消費亮點閃現，但還難以成為持久發展的、成為大眾普遍追逐的主力消費對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種波浪式的消費熱潮和消費結構的快速升級至今沒有再次出現。

（二）凈出口方面：加工貿易比重過高，貿易對象過于集中

據統計，中國加工貿易在進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16.7%上升到2004年的47.6%。加工貿易最突出的特點是“兩頭在外”和“大進大出”，在中國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情況下，即使屬于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加工貿易，也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組裝環節，處于產業鏈的下游，附加值普遍不高，大部分收益被外國采購商所賺取。同時還因為中國的低勞動力成本加劇了國際貿易摩擦，屢屢成為外國貿易制裁的對象。而“大出大進”的方式又加劇了中國資源與環保的壓力，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巨大挑戰。

目前，雖然中國已與世界上22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經貿關系，但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歐盟、美國、日本、香港、東盟、韓國、臺灣等國家或地區，對這些國家（地區）的進出口額占到中國進出口總額的76%（2006年），其中對歐盟、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更是達42.2%（2006年），這清楚地表明中國對歐盟、美國、日本市場的依賴程度之高。如此集中的貿易對象在不確定事件發生的時候勢必會對中國的經濟安全造成沖擊。

（三）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粗放式投資經營沒有得到徹底改變，投資產業結構不均衡

運用Solow新古典增長模型對中國1985-2004年20年來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發現，資本投入的增加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其貢獻率達到57.85%，勞動力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小，貢獻率僅為8.58%，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略顯不足，貢獻率為34.27%。而在一些發達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0%以上。可見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量的增長，靠鋪攤子、上項目來帶動，是一種靠投資帶動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近兩年來，雖然國家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

中國的投資產業結構存在著較為嚴重的不均衡，主要表現在第二產業投資熱度不減，而第一、第三產業投資增長緩慢，與此同時第二產業內部不均衡問題也較為突出。2006年中國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8.3%，第二產業增長24.8%，第三產業增長23.4%，三大產業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分別是2.5%、44.1%、53.4%。第三產業在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升反降，由2002年的64.2%下降到2006年的53.4%，這與中國關于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政策要求不相適應。相比之下，第二產業近年來增長速度較快，傳統工業、基礎行業投資出現暴發式增長，且過度集中在煤炭、冶金、有色金屬、化工、機械等行業，使得工業內部產業結構矛盾重現。同時高能耗行業增長偏快，一般加工工業產能擴張過快，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技術升級類投資比重偏低。

四、原因分析

中國經濟出現上述問題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有經濟發展規律的因素、歷史的因素、財稅體制的因素、政治制度的因素和收入分配的因素等等。

（一）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原因分析

（1）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長期以來，中國為增加外匯儲備，在貿易方面采取了以鼓勵出口為核心的政策體系，如出口退稅制度的實施、匯率的長期管制等。（2）勞動力成本低。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優勢明顯，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3）對外貿易結構中加工貿易比重較大。2005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為6 905億美元，在進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上升到48.6%，幾乎占到貿易總額的50%。（4）利用外資政策的實施。2001-2004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率依次為50.1%、52.2%、54.8%和57.1%。中國巨額外貿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是在華外商投資企業所創造的。

（二）居民消費不旺的原因分析

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中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長期低于GDP的增長，職工工資增長長期低于企業利潤增長。如2006年中國GDP增長11.1%，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31%，而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實際增長7.4%和10.4%，比GDP增長率分別低了3.3個百分點和0.3個百分點。同時，工資占GDP的比例，則由從1990年的15.8%下降到2006年的11.03%。收入增長緩慢，直接導致社會總消費的嚴重不足，間接地影響了人力資本的投入，致使勞動生產效率提高緩慢，而勞動生產率低恰恰又是工資水平不能較快提高的原因之一，從而導致惡性循環。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5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71∶1，2007年擴大到3.32∶1。全國居民基尼系數也連續多年不斷上升，目前已達到0.46以上，遠遠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由于高收入者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者，當收入差距超過一定限度時，就會使總消費水平下降。同時，收入差距擴大使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出現一個巨大的收入斷層，產生購買力脫節，進而形成消費斷層。

體制不完善。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住房制度、醫療制度、高校收費制度的改革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結構，造成居民在這些方面的支出迅速增加。據有關部門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居民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醫、養老、購買住房等四項用途的支出占居民消費總支出的66.5%。體制上的不完善一方面提高了居民的預期支出而壓縮現期支出，增加儲蓄；另一方面由于居民對這些大宗產品的消費，削弱了對其他生活耐用品消費的能力。綜合來看，這些體制的不完善造成了對家庭消費的擠占，大大降低了居民消費傾向。同時，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完善（失業、養老、醫療保險保障覆蓋面不廣、保障水平低，某些企業因為經濟效益不好或企業主只顧及私利而惡意拖欠職工保險）也使得公眾對未來信心不足，防范意識加強，謹慎消費導致消費傾向進一步降低。

傳統消費理念的影響。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居民消費一直受“量入為出”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和制約，即遵循“儲蓄-消費-再儲蓄”的消費理念，而這種理念與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所倡導的“消費、儲蓄、再消費”的消費模式格格不入，這勢必對消費需求的增長及消費結構的提升產生影響。

（三）固定資產投資過高、投資結構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價格體制沒有理順，能源、資源等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水、電、氣、成品油等基本生產要素價格體制沒有完全放開，價格仍受到政府的嚴格管制，遠低于市場均衡水平；土地、礦產等資源在出讓的過程中，競爭機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沒有充分考慮資源的稀缺性，價格被嚴重低估。據有關專家估算，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通過非法和非市場化的運作方式，比正常條件下至少節省了20%~40%的投資成本。生產要素價格低估，造成資源不能進行有效配置：一方面使投資成本降低、投資回報率和企業盈利水平過高，誘導投資的過度增長；另一方面還會降低產品的出口價格，增加出口，引起外貿順差持續擴大。同時，也降低了企業加快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進行集約式發展的動力。

地方政府錯誤的發展理念和政績觀致使地方政府職能長期錯位。長期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地方上被扭曲為以GDP增長為核心，“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被扭曲為效率惟一。戰略扭曲直接造成財稅體制、官員激勵機制的扭曲和政府職能的錯位。在社會監督約束機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部分地方政府及官員為追求政績，打著“發展經濟”、“政府調節”、“招商引資”的旗號，將政府儼然打造成一個經濟發展實體。為加快GDP增長，地方政府往往制定各種優惠政策（如很低的土地出讓價格、稅收返還等）來刺激企業發展和吸引外來投資。當面臨與其他地區競爭的時候，其優惠更甚，形成惡性競爭的現象。同時，在環境保護、勞工保護、安全生產等社會性管制領域執法不嚴，甚至行政不作為，人為地降低了企業的投資和生產成本。

價格的扭曲、政府職能的錯位一方面導致了投資的過快增長，另一方面也是投資結構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我們知道由環境污染等引起的外部不經濟往往會使企業內部成本低于社會成本，導致這種企業的投資生產活動高于社會所要求的最優水平。地方政府職能的錯位加重了這種外部不經濟，直接助長了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過度發展。

以上這些問題及其原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互為因果、環環相扣、相互影響的。第一，通過圖1我們發現自2003年開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維持在40%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投資貢獻率開始高位下降，但是投資貢獻率下降的時刻卻是對外凈出口貢獻率急劇上漲的時刻。也就是說，體制的原因導致居民收入增長不快、收入差距擴大和消費傾向的減小，致使居民消費不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為保持經濟發展就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固定資產投資，而高投資形成的巨大產能由于低消費在國內找不到市場后，被迫尋找外部出口，從而形成了低消費―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惡性循環。第二，政府職能錯位的影響則更加深遠。一方面，地方政府對企業的過度扶持，如招商引資中搞“零地價”、“以租代征”等政策的實施，在沒有相關合理賠償機制和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的情況下，使收益過度流向了資本所有者，而損害侵蝕了失地農民和百姓的利益，直接導致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和貧富的懸殊。另一方面，當前中國大部分地方政府財力緊張，相當一部分區縣財政仍屬于“吃飯財政”，在給予投資企業大量優惠之后，必然導致無力提供足夠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和服務，造成公共服務的缺失。而居民必須用個人消費彌補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如有些農村居民自己集資修路等），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消費傾向下降。

五、經濟出現問題對中國的潛在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中國經濟近幾年來雖然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卻面臨著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投資過高和巨額的貿易順差等經濟結構失衡問題，而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卻是復雜的，既有經濟的原因，又有政治的原因，既有理念上的偏差，也有體制上的弊病，而這些因素又相互纏繞，相互影響。解決理順這些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其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循序漸進地進行。

影響之一。如果經濟出現問題，如美國經濟開始衰退，中國是否能夠不受其影響？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首先就是內外結構的失衡，對出口過度依賴，如2007年外貿依存度高達67%。而中國貿易對象又過于集中，對歐盟、美國、日本市場的依賴程度相當高，2006年對這三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2.2%，一旦這幾個國家經濟出現滑坡，勢必會影響到中國的凈出口。影響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外國居民對中國出口產品的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二是外國政府的外貿政策。一方面，在外國居民收入減少的情況下，進口會降低，從而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會有所減少，這是收入效應。同時由于中國產品具有價格優勢，隨著外國居民收入的減少，會減少國內高價或奢侈產品的消費，轉而消費進口的廉價商品，這又會增加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這是價格效應。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共同作用會最終影響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是增加還是減少，最終要看收入效應大還是價格效應大；另一方面，如果外國經濟衰退的比較嚴重，衰退的時間比較長，外國政府出于保護國內企業、增加就業的需求，可能會出臺強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減少產品進口（其實，這種傾向已經顯現，中國與外國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嚴重，已連續10年成為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由于中國出口產品缺乏核心競爭力，中國貨物出口必將會受到嚴重的沖擊。如果中國居民消費不能加快增長，前期高投資帶來產能過剩現象將會暴露無疑，經濟的滑坡將不可避免。

影響之二。如果經濟出現問題，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日益擴大，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可能達到16%，從而第一次超過美國。但是一個對世界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大國，不但體現在它能給這個世界提供多少產品，更重要的是其能對這個世界的產品有多大的需求。根據瑞士信貸集團2006年3月份的報告，目前占全球總人口22%的中國人的日常家庭消費只占全球的3.8%。中國的家庭消費水平與其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

中國要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其必要條件就是居民需求的旺盛。然而中國短期內需求會急劇增加嗎？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加，收入差距不縮小，制約居民消費的體制不改變，居民消費水平就會難以在短時間內提升。

六、政策建議

1. 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當前來看，一是要盡快提高工資報酬占GDP的比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特別是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改善職工工資和企業利潤間的分配關系，建立與CPI實行聯動的工資增長機制，在工資和利潤之間建立均衡協調的增長機制。二是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在初次分配環節就要強調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二次分配過程中進一步利用稅收、財政轉移支付、補貼等再分配手段減小收入差距。如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降低低收入段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提高高收入段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加大對農業生產的補貼，改進補貼方法等。三是加快城鎮化進程，逐步消除二元化經濟結構。加快制度（如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城市和農村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壁壘，為全國人民營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2. 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水平。一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擴展保障范圍，提高保障水平，加大對保障金的征繳力度，消除居民的后顧之憂，從而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同時，逐步提升保障金的社會統籌層次，增強流動人口的參保意愿，保障他們的合法利益。二是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的關系，逐步改變因“財權上移、事權下移”帶來的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的現象。加大對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農村基建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力度，切實減輕居民在這方面的負擔。三是完善住房、醫療和教育體制。在住房方面，變居民住房的完全商品化為商品房與保障房相結合，對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房和廉租房，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在醫療體制方面，改變目前“以藥養醫”的局面，推廣農村合作醫療，徹底改善居民“看病難、看病貴”的現狀；在教育方面①，加大對義務教育、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居民素質和勞動生產率。公共服務投入的增多，會減輕居民的自身負擔，從而增加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費傾向。

3. 加快價格機制改革。放松對水、電、氣、成品油、土地、礦產品等基本生產要素的價格管制，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場化競爭機制，讓價格能夠真實地反應資源的稀缺性和市場供需情況。

4. 改變地方政府的政績觀和績效考核機制。打破地方政府官員單純追求GDP增長的局面，在進行干部績效考核時，將反映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科教文衛、收入差距等社會發展方面的指標切實納入考核機制。同時，加大社會監督，暢通百姓參政議政的渠道，以盡快形成對地方政府進行有效監督、促進和制約的機制。

注釋：

①自2002年起，中國公共教育經費沒有達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標，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率連續三年下滑，分別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約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9%，經濟欠發達國家也有4.1%。

參考文獻:

［1］【美】戴維?羅默.高級宏觀經濟學［M］.北京：商務出版社，2003.

［2］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第8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發達經濟體被迫改變負債消費模式。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要靠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其中,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占經濟總量的2/3以上。今后這種基本格局雖然不會改變,但以住房次級按揭貸款形式為標志的負債消費和過度消費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美國消費信貸2010年連續7個月放緩,美國民眾的消費習慣有所改變,傾向于更為謹慎。在歐元區,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人口老齡化加劇了居民消費的低迷。而且,歐元區各國為了遏制主權債務危機所采取的財政緊縮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補貼等,又對居民消費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數據表明,民間最終消費的增長速度低于民間企業投資和貨物勞務出口的增長速度,居民消費仍然疲軟。在消費不振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的緩慢復蘇更多得益于投資與出口。美國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美元貶值,加上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經濟恢復并弱化了經濟增長對消費拉動的依賴。新興經濟體開始更多轉向擴大內需。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額從2008年的16099.6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億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國商品和服務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達到18.3%和15.4%,分別拉動經濟增長2.1個和2.0個百分點;而2008年至2010年,凈出口的貢獻率依次下降為1.7%、-41.8%和-3.2%,分別拉動經濟增長0.2、-3.8和-0.3個百分點。相反,內需特別是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大增加。其他新興市場國家2009年貨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韓國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亞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羅斯下降35.7%。進入2010年,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內需出現增長勢頭,如俄羅斯1月—10月固定資本投資同比增長4.7%;巴西依靠內需拉動,前三季度實現了GDP同比增長8.4%。資源輸出國開始調整過度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模式。最明顯的是俄羅斯。2010年1月—10月,俄羅斯以美元計價的商品進口同比增長30%,出現了進口增速明顯快于出口以及經常項目順差逆轉的趨勢。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不少資源輸出國提高了本國固定資本形成額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從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亞從27.7%提高到31.1%。這表明,資源輸出國的發展模式開始發生以增強內生動力為目標的轉型。

    挑戰

    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各國紛紛根據本國實際進行政策調整。這些調整有的將使國際經濟環境更加復雜,對我國發展形成新的挑戰。發達經濟體消費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減弱。這主要表現為全球貿易增長勢頭減緩。2010年以來,全球貿易量第一季度環比增長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別放緩至3.2%和0.9%。因而,我們對外需快速回升不應寄予過高期望,仍然要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從2010年8月以來,美國已經啟動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開始醞釀2011年的寬松貨幣政策。這導致美元對日元等西方貨幣一路下跌,并使許多發展中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幣匯率上升,使我國出口貿易企業經營困難,貿易順差呈下降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擴大內需更具有現實意義。國際初級商品價格出現上升趨勢,對我國穩定物價形成新的壓力。由于美元貶值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需求上升,國際初級商品價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復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場谷物如小麥、玉米和大米的價格都出現上漲勢頭。受國際糧價上漲的壓力,巴西主要糧食產品的價格2010年以來上漲了6.59%,豆類價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CPI漲幅分別達到4.4%、5.2%、7.5%和9.8%。國際資本加速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加大了這些國家宏觀調控的難度。由于美元流動性泛濫,促使國際資本轉向大宗商品,轉向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基礎堅實的發展中國家,即出現了軟貨幣向硬資產的轉移。2010年三季度,約有115億美元外資流向印度、印尼、韓國、菲律賓、我國臺灣、泰國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凈流入20億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個月,投資者已向新興市場國家債券基金投入395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增速。許多新興市場國家面臨流動性過大、推高資產價格和商品價格的處境。這不僅增加了宏觀調控的成本,而且壓縮了宏觀調控的空間。

    機遇

第9篇：世界經濟貢獻率范文

關鍵詞：消費 投資 凈出口 國內生產總值

我國歷年GDP中三大構成要素經濟數據的描述

為了能從總體上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構成及其變化發展有一個直觀的認識，本文根據1978-2012年國民經濟統計資料中支出法GDP數據，首先進行描述性分析。圖1用曲線來表示歷年來三大要素在GDP中構成比重的變化情況，分析如下：

（一）投資需求情況

從投資即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結構來看，1978年以來，總體呈現出提高的態勢，投資率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從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8.1%，年均資本形成率為38.78%。尤其是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之后，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一直高居47%以上，基本和最終消費率持平，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少見的。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短期內存在著正向聯系的特征，即高投資促進高增長，這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也為這些年來我國驚人增長所印證。2008年底，為了應對國際經濟危機，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央政府啟動了4萬億的直接投資方案，短期內對抑制經濟下滑，帶動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格局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會由于形成過剩的生產能力而影響投資回報率的水平，導致經濟資源的浪費以及整個經濟的停滯。

（二）消費需求情況

從消費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來看，與投資率相比較，我國的消費率則一直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并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消費支出率中居民消費支出率下滑趨勢明顯。1978年我國的消費率為62.1%，其中居民消費支出率為48.8%；然而到2012年，消費支出率下降到49.2，%，其中居民消費支出率僅為35.7%，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居民消費率一般維持在70%，投資率一般為20%左右，結構構成差異驚人。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突出問題是高投資、低消費的矛盾局面。消費增長速度，尤其是居民消費增長速度長期低于GDP增長率，容易導致的明顯后果是高投資率所形成的產能與消費需求不足的矛盾局面，生產與消費嚴重脫節，消費結構與生產結構不一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難以在長期持續下去，必然會造成將來經濟的波動。

（三）出口需求情況

從凈出口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來看，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凈出口率具有非常明顯的波動性，容易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我國持續實現了進出口貿易的順差，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較大，2006-2008年這三年凈出口占GDP比率達到了歷年水平的峰值，平均為8.0%。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方式使得我國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一直保持順差，外匯儲備規模逐年擴大，到200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了2萬億美元左右。但是在2008年進出口率達到峰值以后，逐年開始明顯下滑，從2009年4.3%，到2012年僅為2.7%，相對波動幅度較大。說明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相關度越來越高，在全球經濟下滑的、增長減緩的情況下，想依靠出口拉動中國持續穩定增長不太實際，從長遠來看，我國不宜走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

綜上分析可見，我國政府在2012年年底的十報告中指出的宏觀戰略目標是正確的，一國經濟是一個完整體系，它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運行的，生產是基礎，交換是條件，分配是結果，消費是最終目的。投資的提高要求相應的消費提高或者出口的提高，經濟才能順暢的運轉循環。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三大支柱，各有各自的作用，其中，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穩定、最長效、最可持續發展的手段。國際上大多數都主要是以消費帶動經濟循環，消費所占的貢獻率最大，有的高達 90%以上，走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道路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三大要素拉動經濟增長軌跡的分析

為了進一步說明各個要素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程度，對宏觀經濟理論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義的參考，本文再計算各個要素對國內生產總值提高的貢獻和拉動率指標，用以測量出GDP增長量和增長率中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大要素各自的貢獻和拉動程度。計算整理得出我國1978-2012年三大需求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率統計數據，見圖2。

對上述圖2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可見：1978年以來，消費需求對我國GDP的年均貢獻率為54.78%，年均標準差為16.13%，平均拉動率為5.39個百分點；投資需求對我國GDP的年均貢獻率為39.45%，年均標準差為20.84%，平均拉動率為4.22個百分點；凈出口需求對我國GDP的年均貢獻率為5.77%，年均標準差為22.72%，平均拉動率為0.31個百分點。

從圖2上看，整個35年期間，三大要素的相對重要性時有交替。資本形成有時與最終消費對應互補，有時與最終消費合起來一起與凈出口對應互補。應該說，消費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其貢獻率和拉動率最大，同時數據和圖形也顯示，其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程度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也是各要素中波動幅度最小的部分。如果分階段來進行分析，2000年其貢獻率基本一直低于投資的貢獻率，反映我國投資驅動型的經濟發展特征十分明顯。尤其在2009年這個極端的年份，資本形成于凈出口之間呈現非常顯著的對應互補關系，國外市場需求疲軟給國內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依賴國內加大投資彌補，資本形成對GDP增加的貢獻率接近了90%，拉動程度為8.1個百分點。鄭學工（2007）曾對中國和國際上多個其他國家的投資貢獻率和消費貢獻率進行了比較，文中指出“我國投資的貢獻率比其它國家高，而消費的貢獻率比其它國家低”，“1979-2005年，全球的投資貢獻率為23.15%，消費貢獻率為77.14%，幾個發達國家中的美國、日本、德國和英國的投資貢獻率分別為20%、18.16%、

10.19%和26%，消費貢獻率分別為 89.17%、73.16%、69.12%和91.18%；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埃及的投資貢獻率分別為13.19%、24%、20.11%和27.15%，消費貢獻率分別為82.16%、75%、70.13%和 69.11%。形成對照的是，我國的投資貢獻率為35%，消費貢獻率為57%左右，投資的貢獻顯然高于其它國家， 而消費的貢獻則低于別國”。因此，如何轉變增長模式，提高國內消費是我們將來發展的重要問題。

此外，關于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國外需求）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情況，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進出口一向被視為拉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受到高度重視，然而經濟運行指標顯示，凈出口貢獻率和GDP的增長非強度相關。究其原因，我們知道凈出口反映的是國外市場對本國產品的凈需求，它是出口和進口兩部分的差額，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調節資源的合理配置，應綜合分析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結論

首先，高投資、低消費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過度以投資推動的經濟增長對經濟長期持續發展會產生負面影響。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有限，并且可能會造成不良的惡果，尤其是在面臨著擠占需求情況下，會產生產能過剩、產品積壓、利潤下降、失業增加局面。此外，投資激增可能會帶來經濟過熱的問題，一般說來，投資源于儲蓄，但我國實際是高投資與高儲蓄并存。近年來居高不下的投資并非來自儲蓄，而是源于央行貨幣的超額投放。需要補充的是，大量依靠投資拉動還會使目前已經很嚴重的環境問題進一步加劇。

其次，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最有效果的手段，消費不足嚴重限制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和協調。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三大支柱，它們之間的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響著宏觀經濟效益和效率。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以消費為支柱，消費要素所占的貢獻率遠大于其它要素，2012 年全球最終消費率平均接近85%，我國只有49%，相差巨大。在三大需求中消費需求波動幅度最小，是經濟增長中最為穩定的因素，而我國消費率偏低則嚴重削弱了這一穩定器的作用。消費率太低也反映國民福利水平低下，容易引發一系列的經濟問題，會加劇消費與投資比例進一步失調，增強對出口貿易的依賴，使經濟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

最后，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最大，出口導向的模式難以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出口受到外部的不可控因素較多，過度依賴出口，經常項目一直保持順差容易導致我國外部經濟嚴重失衡。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作為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中國對外貿易產業受到嚴重沖擊。出口產品受阻，出口數量金額急劇下滑，外向型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失業增加，就業形勢嚴峻。在目前全球經濟恢復形勢尚不明朗的局面下，想要依靠出口拉動中國經濟高增長已不太可能。

（二）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理性選擇應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投資主導型、出口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走以消費為主的發展道路，形成消費、投資、投資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首先，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非常廣闊，而且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階段，消費潛力驚人，為堅持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戰略方針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我們應分析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局面，提高中低層的收入水平；擴展農村消費能力和消費渠道；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消費者后顧之憂；健全金融體系，建立現代消費文化消費觀點等等，形成圍繞擴大消費需求發展經濟的良性增長形式。第二，降低投資率，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長期的高投資必然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造成投資與消費關系的不平衡。從國際情況和我國國情來看，投資率應該控制在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以下為宜，才能提高消費率，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要注重對投資結構的優化，政府投資的重點應轉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教育、衛生醫療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從而既能拉動經濟增長，又能增強居民消費信心，增加消費支出。第三，加快出口商品結構調整，推進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過去我國建立在低成本優勢尤其是廉價勞動力優勢基礎上的外貿格局將不復存在，當務之急是促進出口結構的升級，加強科技研發、技術創新、品牌建設的能力，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開拓新興市場，借助市場多元化來規避市場風險。

參考文獻：

1.鄭學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三大需求走勢分析[J].統計研究，2007（9）

2.張需松.三大需求要素對我國GDP的貢獻[J].宏觀經濟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