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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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入世十年來中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
加入WTO，標志著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我國主動抓住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機遇，集聚國際要素，積極融入世界生產體系，發展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貿關系，實現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優勢互補、利益共享。如今，我國已成為規模空前、增長迅速的新興市場，在世界經濟貿易中的地位發生根本性的歷史轉變。
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
加入WTO十年來，我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增勢更加迅猛。2002-2007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以年均28.5%的速度增長，其中出口年均增長28.9%，進口年均增長27.3%，均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主要貿易體。貿易的高速增長帶來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加入WTO后，我國貨物進出口額快速躍升，外貿額的增加幾乎一年一個臺階。在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貿易結構也在逐步優化，高附加值產品的貿易比重不斷提高。
加入WTO以來的十年，是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十年，也是我國產業競爭力增強最快的十年。十年間（2001-2010年），我國出口規模增長了4.8倍，進口規模增長了4.7倍，我國產業在開放中也贏得更強的國際競爭力。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在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就業、推動產業升級、增加財政收入、提高國際地位等方面的綜合效益顯著，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及國際競爭力。從總量上看，我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和世界貿易大國，并由一個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
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1978年，我國貨物進出口額僅占世界貿易總額的0.75%，排名世界第32位。加入WTO以來，隨著對外貿易快速增長，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提升得最快。
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復蘇較快，成為拉動亞洲及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引擎，我國進出口占國際市場的份額得到鞏固。2009年，我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占世界出口總額的9.6%，同年還取代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占世界進口總額的8.0%。2010年，我國出口及進口占世界的比重進一步提升，其中出口比重升至10.4%（美國為8.4%，德國為8.3%），進口比重提高到9.1%（美國為12.8%，德國為6.9%）。作為出口世界第一、進口世界第二的貿易大國，我國已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貿易伙伴，我國對外貿易正在深刻影響著世界貿易的趨勢。
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后，通過進出口貿易，我國與世界各國實現了產品、服務和信息的互通，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貿易的繁榮，加速了國際經貿關系的調整。后危機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深入，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調整，我國在繼續發揮全球主要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時，將逐步成為國內市場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扮演起全球產品購買者的角色。
入世以來對世界經濟貿易的貢獻和影響力與日俱增
在日益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我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愈加密切，尤其是隨著經濟的快速騰飛和綜合實力的穩步提升，我國與世界經濟貿易的互動性逐步增強。我國經濟的增長不僅提高了自身對世界市場的依賴，也加深了國際經濟對中國市場需求的依賴。我國的對外開放與經濟貿易發展是與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的。伴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在全球貿易和國際市場上的影響變得日益重要，我國已成為維護世界經濟貿易健康發展的負責任的貿易大國。
促進了全球貿易的繁榮
加入WTO以來，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快速增長，成為世界貿易發展中最突出的亮點。據WTO統計，2000-2007年，我國貨物進出口年均分別增長23%和25%，明顯高于世界平均11%和12%的水平，更高于美國和日本（7%和6%），也高于德國（11%和13%）。2005-2010年，我國貨物進出口年均分別增長16%，高于世界7%和8%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美國的3%和7%、日本的6%和5%、德國的7%和5%。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經濟的引擎作用更加凸顯，對世界經濟貿易增長的貢獻率明顯提升。2009年和2010年，我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超過了50%。在全球貿易恢復中，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市場需求大幅增加，進出口貿易增長強勁，對全球貿易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貿易恢復起到重要拉動作用。
推動了世界貿易格局的調整
作為全球貿易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我國對外貿易的高增長在供求兩方面重新構架全球和區域貿易的格局，不僅擴大了世界商品市場的供給，同時也創造了巨大的需求，改變了國際貿易流向和格局。在需求方面，我國充滿活力的需求增長為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創造出新的市場；在供給方面，我國滿足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范圍產品的進口需求。加入WTO以來，我國市場開放進程加快，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
特別是近年來，受國內需求強勁的支撐，我國進口增速甚至超過出口增速。作為世界最具潛力的進口市場之一，我國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多產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創造了機遇。我國貢獻給世界的不僅是重要的“加工中心”，而且是巨大的“需求中心”，這為自身及其貿易伙伴帶來了雙贏的局面。
帶動了亞洲國家及地區的經濟發展
我國地處亞洲，因地緣優勢，與亞洲各國和地區特別是東亞各經濟體有著密切的經濟貿易關系，東亞各經濟體都從我國經濟貿易的高增長中分享到了實際利益。目前，我國對外貿易額的一半是同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2010年，我國與亞洲的對外貿易達到15000億美元，十年間增長4.5倍，年均遞增21%。在我國前10大貿易伙伴中，亞洲國家和地區有6個。我國已與東盟建立了自貿區，實現了全面零關稅，成為東盟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我國正協同亞洲各國和地區，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共同參與并受益于全球產業分工深化。
為全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我國已經成為向世界供應制成品的“世界工廠”，同時也在迅速崛起為進口市場，其所帶動的生產鏈條和對產品需求的日益增長，為世界各國帶來廣闊的投資和貿易機會。近10年來，全球所有地區對中國的出口均呈現增長態勢，其中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出口增幅更大。我國對基礎原材料進口需求激增，使得許多非洲國家、中東國家和拉美國家獲益匪淺。我國大量進口投資品、半制成品以及機械零部件，保障了東亞地區許多國家的生產和出口得以增長。
與此同時，我國也已成為發達國家的重要出口目的地。2010年，日本對我國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22.1%，而2004年這一比重為13.1%。美國對我國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8年的5.4%上升到2010年7.2%。2010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幅是32.2%，歐盟是30.2%，日本是36.6%，都遠高于它們自中國的進口增幅。目前，中國是日本、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巴西、南非等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歐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
提高了全球的福利水平
我國輸往世界各地的優質低價產品，一方面提高了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進口國低收入階層居民的購買力，由此促進了消費的增長，增進了各國消費者的福利。我國進口的快速擴大，增大了全球性需求，推動了國際原材料市場價格的上漲，使原材料生產國和出口國受益。我國進口的近60%來自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這極大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居民生活的提高。我國進口原材料的快速增長也為發達國家提供了廣闊市場，創造了就業機會。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和巨大市場為國際資本提供了投資機會，全球500強企業幾乎都到我國來尋求發展機會，將我國作為其全球產業布局中的重要制造業基地，并從我國經濟發展中獲得了豐厚利潤。
中國始終致力于多邊貿易體制的改善和加強
我國加入WTO，擴大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加入WTO十年來，我國切實履行承諾，遵守WTO規則，全面參與WTO各項事務和活動，積極推動多哈回合談判，致力于多邊貿易體制的改善和加強，展示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我國已成為世界貿易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國家，未來我國要繼續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不斷發展自身的同時更加重視履行對世界的承諾和責任。
認真履行開放市場承諾
2001年加入WTO后，根據《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以及《中國加入WTO工作組報告》中所規定的義務，我國認真履行并切實落實各項承諾，大幅削減關稅，取消進口非關稅措施，修改和新制定進一步開放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經濟體制與多邊貿易規則進一步接軌，創造了更加公平、透明、規范的市場環境。截至2010年，我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建立起了符合規則要求的經濟貿易體制，成為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之一。各成員對中國履行承諾工作普遍給予了積極評價。
切實行使WTO成員權利
加入WTO以來，我國全面、積極地參與WTO各項事務和活動，不斷加強與WTO秘書處和其他成員的聯系與溝通，增強了參與WTO事務的深度和力度，提高了參與WTO事務的能力。尊重和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貿易糾紛，接受和參與WTO貿易政策審議。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從熟悉、學習、掌握和運用WTO規則，逐步參與到多邊規則的制定中，在全球貿易問題上的發言能力正在增強，在WTO中的參與能力和影響力不斷提高。
積極參與WTO“促貿援助”活動
一直以來，我國努力縮小和消除南北差距，努力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推動南南合作。我國不僅通過雙邊援助活動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加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投入的多邊援助活動。在WTO框架內，我國積極參加“促貿援助”活動，支持國際社會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以實現互利共贏的共同發展。從2010年開始，我國將在三年內給41個最不發達國家單邊免除95%以上的關稅。我國已經成為最不發達國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面對金融危機中全球保護主義傾向不斷加強的復雜形勢，我國政府始終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持對話與合作，充分利用多雙邊舞臺，妥善應對和化解貿易分歧和摩擦。我國作為貿易大國，一方面采取了以擴大內需為重點的舉措，積極應對危機；另一方面，繼續保持市場開放，以實際行動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2009年，我國進口增長2.8%，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進口呈現正增長的國家，支撐了不少受危機困擾的國家的出口，創造了就業，為全球經濟貿易復蘇做出重要貢獻。
積極推動多哈回合談判
WTO多哈回合試圖構建更為開放的貿易體制規則。我國政府積極參與了多哈回合談判，在多種場合明確支持多哈回合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為談判注入政治推動力，為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進展發揮了建設性作用。加入WTO以來，作為WTO的重要成員，我國就WTO多邊貿易體制未來的改革和發展、盡早結束多哈回合談判、改善全球治理結構等重大問題闡述了中國的立場和主張，對維護和加強多邊貿易體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做出積極貢獻。
第2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1.信息產業成為支柱產業
目前發達國家信息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40-60%，新興工業國為20-40%。美國是世界上信息產業最發達的國家，1990年美國對以信息技術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超過了對其他產業的投資，標志著它率先邁進知識經濟時代。歐盟為了改變高技術領域競爭的不利地位，于1993年在《經濟增長、競爭和就業》白皮書中提出歐洲信息高速公路協議，擬定了歐洲信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具體計劃。北歐諸國以信息產業為突破口，實現了90年代經濟的持續增長，芬蘭的諾基亞和瑞典的愛立信在全球移動電話領域分別占第一和第三位。新興國家和地區信息產業的發展也引人注目，臺灣的筆記本電腦、監視器、臺式電腦、主機板等14項電腦產品產值均占世界第一，與信息技術相關的產業已成為臺灣第一大出口產業，約占制成品出口的50%。韓國明確提出于2002年躋身全球十大信息產業國的目標，為此兩年前就制定了《2000年信息化推進計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信息產業的發展。
2.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加速
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二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加快對傳統產業的改造。發達國家集中發展微電子、生物技術、新材料、電信、航空、機器人和機床、電腦及軟件等高新技術，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大批成為國民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高新技術產業，并推動產業結構向高技術化發展。由于高技術產業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傳統產業為其提供材料、工藝、基礎器件和設備等生產要素的支撐，高技術產業反過來也對傳統產業產生了極強的改造作用，即通過高技術產業的杠桿作用，提高傳統產業的效率和技術水平，使傳統產業開辟新的市場，煥發新的生機。
3.勞動力結構智力化
過去在社會生產勞動中體力型和經驗型的勞動者占多數，智力型的腦力勞動者比例不大，隨著科技進步的加速和經濟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從20世紀中葉開始，腦力勞動者的比重迅速提高，逐步成為社會勞動中的主力。20世紀90年代后，發達國家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智力化趨勢更為明顯，腦力勞動者在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已占絕大多數。據OECD統計，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10年里，在其成員國的制造業領域，技術工人就業人數增加了10%，而熟練工的就業人數減少了70%；掌握一定高技術技能的高工資就業人數增加了20%。
產業結構的調整
60年代以來，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與傳遞大體出現了三次：
1.第一次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與傳遞浪潮
60年代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大力發展鋼鐵、化工、汽車和機械等資本密集工業，同時發展部分高附加值的技術、資本密集型工業，如機器人、電子工業和航天工業等，而把紡織、服裝、制鞋等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業逐漸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地區。“亞洲四小龍”等獲得了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加工與出口的良機，開始由進口替代型向出口導向型經濟轉變，并逐步發展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70年代由兩次石油危機誘發的1973-1975年世界性經濟危機，沉重打擊了西方發達國家能耗高的重化工業，迫使發達國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開始發展以微電子技術為主的較少消耗資源與能源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將汽車、鋼鐵、造船等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高了產業結構的水平。與此同時，亞洲“四小”等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或地區抓住國際經濟提供的產業調整和轉移的機遇，及時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開始承接和引進美、日等發達國家轉移進來的某些資本密集型產業，并將失去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等發展中國家，以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2.第二次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與傳遞浪潮
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和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國際經濟遭受了強烈的沖擊，發達國家之間貿易摩擦加劇，各國為了建立新的國際分工、國際貿易格局和與國際經濟相協調的經濟結構，出現了又一次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和傳遞浪潮。這次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傳遞有兩個顯著特點。
第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地區分工向縱深發展。美、日等發達國家為了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產業結構重心向高技術化、信息化和服務化方向發展，一方面大力發展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信息產業和以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并以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把失去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和一部分低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包括汽車、電子等產業轉移到他國，特別是亞洲“四小”和東盟。這次世界產業結構的轉移和傳遞對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巨大的，亞洲“四小”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通過大量吸收發達國家的投資，承接美、日轉移出來的重化工業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使經濟增長有了新的推動力，并促使產業結構迅速升級。80年代中期以來，“四小”已在鋼鐵、汽車、石化等領域與美、日展開激烈競爭，并已開始大量吸納美、日的微電子等高科技和投資，同時也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和中國，促進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第二，工業中產業之間的垂直分工向產業內部垂直分工的發展。所謂產業之間的垂直分工是指勞動密集型輕紡工業、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以及技術密集型工業之間的分工；而產業內部分工則是指各國在同一產業內產品的“差別化”分工和企業之間工序的分工，即中間產品與組裝成品的分工。一般來說，技術含量高的關鍵部件和組裝成品由發達國家的企業控制，大量的一般元器件由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生產。
3.第三次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與傳遞浪潮
90年代，隨著知識經濟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現實的經濟形態，全球經濟系統面臨國際分工的變遷，新一輪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不可避免。國際分工格局中出現“產品差別型分工”和“生產工序型分工”深化發展的新特點。總體上看，美國站在當今國際分工的頂尖，發揮在新技術、新產品領域的創新優勢，主要從事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日本和西歐等發達國家則發揮其在應用技術開發領域中的優勢，主要從事一般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其他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較低，主要從事附加值較低的一般工業產品生產。如日本電子機械工業發達，但其中的軟件技術仍要從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進口。
產業開放度不斷提高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各國產業結構開放的程度日益深化。而且呈現出新的特征。
1.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性和互動性增強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世界各國經濟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與此相適應，各國產業結構相互聯系的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形成了世界經濟產業結構大系統，出現了結構互動這一重要經濟現象，即各國產業結構都是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的組成部分，一國產業結構的成長、運行必然要與世界其他國家產業結構發生相互關系，或者說一國產業結構作為一個開放系統，在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的互動影響中成長運行。
首先，隨著現代生產力的發展，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客觀上要求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最佳資源配置，所以各個國家根據本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資源狀況，發展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產業，以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如制造業在全球范圍進行生產專業化分工和不同生產環節的分工，實現了無國界生產，這說明要在全球范圍實現生產要素和產業結構的互補，才能提高產業結構的運行效益。
其次，由于各國在國際分工中所處地位不同，各國的產業優勢也不同，一國的產業結構并不是齊全的，這種產業結構的不完整性使各國、各區域的產業結構緊密相連，在互補競爭中得以提高一國或某區域產業結構體系的整體效率。
第三，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趨勢同樣明顯，國與國之間、國際區域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化，各民族國家產業結構的演進既置身于本區域內部的分工中，又置身于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一國的結構變動既深受國際分工變動的影響，也影響周邊其他國家的結構變動，并迅速波及到全區域；而一個區域的結構變動又往往波及到全球其他區域。因而，從全球范圍看，各區域產業結構體系間的相互依存、互動作用日益明顯和深化。
2.產業結構的開放效應不斷提高
產業結構度的開放是隨著經濟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分工的深化而不斷提高的。產業結構的開放促使產業結構開放效應提高。
首先，一國開放的產業結構意味著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不僅是國內市場，而且還有國際市場，開放程度越高，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就越強。要開拓國際市場就需要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出口，促使生產規模擴大，從而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市場競爭力。有的國家通過市場的開拓，使成熟的產業向國外擴散，延長了產業的生命周期；有的國家通過市場的開拓，加快了產業轉換升級的進程。
第3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彰顯經濟活力
榜單顯示，2017年中國100強品牌總價值比2016年增長6%，達到創紀錄的5571億美元；科技品牌繼續領跑，騰訊蟬聯榜首，品牌價值增長29%；科技、旅游、教育行業企業推動整體品牌價值增長；中國經濟正向消費導向型經濟轉變，中等收入人群消費升級成為推動品牌成功的關鍵。
得益于中國政策和營商環境的有利條件，中國企業在品牌建設的歷程中正不斷綻放更多活力。擁有豐富中國市場經驗的奧美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克里斯?賴特曼（中文名韋棠夢）表示，中國政府的政策舉措受到民眾的支持并能得到貫徹實施。
凱度洞察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迪彭德指出，中國正成為一個科技大國，中國企業的“品牌力”首次超越跨國公司對手。他指出，“品牌力”代表了消費者選擇指定品牌的傾向性，并預計這一趨勢在未來將會加速呈現。
全球化助推品牌建設
談到全球化浪潮中中國企業“走出去”，WPP旗下的奧美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約翰?塞弗特（中文名蘇騰峰）認為，中國企業已經意識到自身價值，這有利于它們更加自信和大膽地走出國門拓展業務。他認為，盡管中國市場本身很大，但中國企業“走出去”可以實現“雙向發展”，既能“走出去”，又能“走回來”，這個過程會更有力地促進創新，從而提升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水平。
凱度華通明略全球BrandZ總裁王幸觀察到，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海外消費者對中國品牌的接受度也在提升，世界各地的年輕消費者對中國品牌越來越認可，有創業精神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拓展，并回到國內市場大放異彩。王幸發現，“走全球化”和“走數字化”是中國企業品牌建設中展現的趨勢。
中國企業日益具備引領世界潮流的活力，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是包括塞弗特在內的不少業界高管的看法和預測。“我對中國經濟的看法非常積極。”塞弗特說。
凸顯經濟韌性
客觀來看，中國經濟近年來在不確定性增強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中也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經濟放緩和就業壓力等問題引起關注。
WPP旗下全球零售業務公司高管戴維?羅思表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但對于品牌來說仍有大量機會可挖掘，為股東創造卓越價值。他說：“今年我們所看到的強勁品牌價值增長分布在科技、旅游和教育行業，這表明能滿足特定消費者群體的品牌未來將蓬勃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當前世界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因素的大環境下，中國經濟展現了更多從不確定性當中把握確定性機會的“韌性”。包括WPP集團首席執行官蘇銘天和雀巢公司董事會成員、候選董事長保羅?薄凱等在內的高管均在20日的業界討論會上表示看好中國經濟前景。
他們普遍認為，中國企業不僅擁有國內巨大的市場，而且在海外拓展當中也獲得了很多機遇，填補了空缺并擁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企業具有長遠的目光，同時也抱著積極進取的態度，能夠以開放的姿態與外部世界接觸并建立密切關系。
追尋“智造+質造”
毋庸置疑，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長足發展創造了“奇跡”，同時也經歷了自身的成長過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經濟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機遇，展現了發展和騰飛的活力。
第4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貨幣政策： 保增長與防通脹并行
2013年初，中國經濟是處于低通脹高增長的階段，1月份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為50.4，超過榮枯線50，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增長2.0%。第一季度GDP增速達到7.7%。第二季度，由于此前貨幣投放量出現了緊縮，銀行間借貸利率攀升，企業融資一度出現了困難，經濟增速略有回落，GDP增速為7.5%，6月份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回落至50.1。第三季度貨幣投放增加，經濟增速提高，9月份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一度攀升到51.1，消費者價格指數為3.1%，三季度GDP增速反彈至7.8%。第四季度，中國經濟仍然會保持適度的增速，并防范通脹。
貨幣投放在2013年仍然是經濟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貨幣投放量不宜過多，也不宜過度緊縮，成了人們的共識。一方面，中國處于城市化進程中，投資需求仍然非常強烈，同時，中國也并非流動性非常充裕的國家，相比于美國在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可以持續5年向國民提供零利息貸款，中國的貸款難度更大。唯有維持適度的信貸規模，中國才可以保持健康的經濟增長。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和防范通貨膨脹，成為控制貨幣政策的兩個天花板和底線。在二季度經濟略有回落的時刻，有聲音認為中國貨幣政策需要緊縮，需要餓死一批企業，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逼得企業啟動產業升級，顯然都是極端的理解，也是對政府貨幣政策膚淺、片面的解讀。在穩定的貨幣政策背景之下，中國有更大的轉圜空間，可以改革，也同樣可以啟動產業升級。改革從來都是以做大蛋糕來釋放紅利，也從來不必以經濟停滯作為代價。在經濟穩定增長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展開了一些具有深遠影響的改革。
經濟改革：簡政放權給市場讓路
2013年，中國的經濟改革，多有一些全局性開辟性的舉措，縮減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對灰色經濟、權錢交換展開釜底抽薪簡政放權。一次性放開貸款利率管制，近乎徹底地把利率交由市場調節。破除壟斷：設立鐵路發展基金，同時向地方和社會資本開放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資源開發性鐵路等的所有權和經營權；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意見》，在確保政府投入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吸引民間資本參與經營性項目建設與運營，提高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與運營效率，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在金融領域：《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能源、通信等領域的壟斷也有望破除；年輕人受制于資本少，創業難，2013年的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取消了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3萬元、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1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500萬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設立時股東（發起人）的首次出資比例和繳足出資的期限。公司實收資本不再作為工商登記事項。英雄不問出身，創業不問你有多少錢，沒有錢也可以創辦企業。那些有創意、有技術的年輕人有了更方便的條件與資本方討價還價。
對外開放：自貿區給人無限期待
當中國崛起的時候，道路并不平坦，直到今天，即便在亞洲，也有執政者公開聲稱要與中國為敵。意圖逆歷史潮流圍堵中國的聲音從來不曾缺少。但對外開放的國策使得中國順應了歷史潮流，形勢比人強，中國在2013年的開放力度更大，上海自由貿易區于今年8月22日正式批準成立，自貿區的辦公樓售價在幾個月內翻倍，一些上海自貿區的相關股票更是在消息前后，連續幾日開盤漲停。看似炒作的背后，蘊含著中國經濟再度給人們無限希望的經濟邏輯。歐洲的學者更是將中國列為未來幾年最佳移民國家，依據是中國物產豐饒，醫療便捷，基礎設施過硬，治安井然有序。
上海自貿區的開放蘊含的中國經濟新局的邏輯實際上還是世人希望中國助益世界經濟進入更為公平的秩序。二戰后，美國構建了以美國經濟和美元信用體系為基礎的經濟秩序，在這一秩序之下，世界經濟維持了多年的繁榮與發展。但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美國不斷擴大貨幣發行量，給世界各國帶來了通脹外溢和外儲貶值的負面效應，世界希望美元之外，人民幣能夠履行起穩定世界金融秩序的責任。上海自貿區方案一經公布，海外媒體的評論重點均不在對中國外貿的影響，而在于探討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何時展開以及對世界金融秩序的影響。上海自貿區顯然可以給世人這種期待。可以設想，當中國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中心的時候，當中國對世界更深度開放的時候，一個自身有著13億人口的市場，會對現有世界經濟秩序產生重塑性的影響，這種期待并不為過。
歐美市場：漸漸走出危機
2013年，中國的市場相對給力，美國經濟不斷給世界帶來一些不大不小的驚喜。第三季度，美國的GDP增速一度達到2.8%。在堅持量化寬松政策的前提之下，美國實體經濟表現出了一定的活力。然而由于市場存在對美國未來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擔憂，盡管實體經濟走好，但美國的金融市場在2013年持續出現了震蕩。
歐洲方面，愛爾蘭可能成為第一個走出債務危機的國家，愛爾蘭債券收益率已經從2011年的峰值下降到3.5%左右，財政預算赤字也從2010年時占GDP的1/3下降到7.3%。目前，愛爾蘭赤字/GDP比率在歐盟仍然屬于最高位。可見，歐洲逐步走出債務危機，已經是一個可以預見的軌道，盡管走出債務危機之路也許并不平坦。
第5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一、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矛盾現象
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矛盾現象是多種多樣的，其中發揮主導作用并反映本質特征的主要是競爭與合作、開放與封閉、整合與分化以及有序與無序等基本矛盾。它們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存在于經濟全球化的始終。
1.競爭與合作。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行為主體是在有限空間、有限時間和有限資源的邊界條件下參與各種經濟活動的，當時空邊界和資源容量在最初階段可以相對滿足各自主體的基本需求時，它們就可能處于與外部相互作用和競爭關系較弱、自給自足的相對封閉狀態。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時空和資源邊界的容量，它們為了爭得各自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向外擴展并相互展開競爭則是必然的，“全球化過程使競爭的作用從一種手段、一種經濟行動的特殊方法變成一種意識形態，變成了為了繼續生存以至于謀求霸權統治而積極追求的一個目標。”[1](P4)這表明，競爭是世界經濟運行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動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體所共處的空間和資源是以地球為其邊界的，而且由于不斷進化，不僅人類社會自身的關系結構日趨復雜，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也更趨復雜。這種條件下，由于自發的競爭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經常引起國際的經濟沖突和世界系統的動蕩；不僅如此，還日益受到自然生態資源環境失衡的嚴重威脅。這就使它們在競爭的同時，又強烈地意識到對于許多共同面對的問題，只有通過合作并在努力實現共贏的情況下才可能得以解決，才可能有生存與發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們又有著強烈的合作欲望和傾向，在不斷的博弈過程中采取合作的行為。這就是我們當今世界經濟既存在激烈的競爭，又努力尋求相互間合作的客觀現實。即“在一種意義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圍的合作；在另一種意義上則被看作暢通無阻的競爭。”[2](P95)
2.開放與封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由于共處在同一個地球的時空、社會及自然生態系統內，各國和各經濟主體相互間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賴關系。因此，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經濟運行體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統獲取不斷發展的動力與活力，才可能從世界經濟發展中獲取更大的收益。盡管融入此進程的主體有的是“先知先覺”，有的是“后知后覺”，甚至有的還是“不知不覺”。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的演化，各國的經濟制度和各經濟主體在總體上是不斷地趨向自由和開放，如今這已逐步成為各自生存與發展的戰略。與此同時，交通、通訊手段的驚人進步和信息化的迅猛發展更是強化和加速了這一趨向。但是，各國、各經濟主體在某種方面和領域不斷開放的同時，面對日趨激烈的競爭，它們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斷強化自身的邊界和意識，力求增強自身系統的獨立性、穩定性和延續性，以保持自身系統質的存在和特征。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傾向就表現得更加明顯。而且，即使發達國家在高唱貿易自由化、要求別國開放市場的同時，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創新手段進行貿易保護。”[4](P23)這些實質上都反映出封閉性的傾向。此外，全球化競爭中形成的國家之間的區域合作組織及聯盟，企業組織間的兼并、聯合和戰略聯盟等，也都體現出開放與封閉的雙重特性。它們在體系內相互間表現出更加的開放性，而對于體系外則表現出體系邊界的相對封閉性。所以，這種雙重性既存在于同一個體，又存在于不同個體；在不同的條件下或針對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總之，作為經濟系統單元，開放與封閉本身就是相對的，因為邊界標志著單元子系統的存在和個性，它是封閉的界限，又是開放的邊線。所以，每個經濟主體都會根據各自的利益自覺選擇開放與封閉的程度和方式。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這種矛盾作用的集中體現。
3.整合與分化。經濟全球化趨勢是一個不斷整合與不斷分化同時進行的過程。就整合來說，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它是通過自組織機制以“無形組織”和“有形組織”兩種方法進行的。首先，世界各層次經濟主體及各種經濟要素間通過自發、自主的行為，自組織地形成并擴展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全球性經濟系統，這種方式與過程隨著世界市場的發展加速演進，這是“無形組織”的整合。同時，各經濟主體、特別是各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為了減少系統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又自發地通過談判和協商在一定區域和全球范圍，不斷整合成具有一定約束力并能有效協調的有形組織和體系，這是有形組織的整合。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類區域性或全球性的經濟組織及形式不斷涌現，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以及區域性的歐洲經濟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等先后形成的數十個這類經濟一體化組織，就是典型的例證。就分化來說，主要體現在主體層次的不斷分化、經濟因素及要素的不斷分化，和由此導致的系統結構層次的不斷分化，這些就如進化之樹不斷分化和展開。比如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最初是以國家為單一層次主體，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為包括國家、跨國公司、國內企業，以及國際性的區域或全球經濟組織和機構等多層次主體，它們共同參與并影響著經濟全球化的機制和發展[4](P22)。與此同時，經濟領域也在逐步分化為貿易、生產、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們又在各自的領域進一步不斷分化展開。正是如此，經濟全球化的構建和演進才不斷呈現多層次、多元化和多極性。總之，“在整個歷史上，整合與分化的動態相互影響伴隨著生長與發展的過程”[5](P137)。
4.有序與無序。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一方面通過自組織和它組織過程的會聚和整合，使世界經濟體系不斷形成有序的層次結構和有序協調的經濟運行秩序，從而促使世界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及相關因素依照一定的規律和秩序運行和演進。正如經濟全球化歷程中所表現出的那樣，全球各層次經濟主體及各類經濟要素相互間通過市場的自組織和政府及國際組織或機構的他組織，使得有序的結構和秩序從微觀到宏觀、從局部到整體、從外在到內在不斷擴展和深入。因此，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這種有序性既體現在時間上也體現在空間上；既體現在靜態上也體現在動態上；既體現在微觀上也體現在宏觀上。但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從廣度和深度的擴展和分化，經濟的各部分、各層次、各領域間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關系更加復雜；又由于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具有自發性和隨機多變性，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特別是在非線性作用機制下，這些會使系統結構和運行狀態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不斷增加，因而時常會由于某個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導致整個系統的“蝴蝶效應”而產生金融或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主體、各要素間相互結合與作用所導致的系統有序性與無序性并存是客觀存在的，世界經濟發展演化過程中有序的運行和危機的時而出現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矛盾現象的原因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種種矛盾現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內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響。如果把它當作一個系統來看，它是各參與主體的微觀行為、它們間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組織機制以及人類社會發展演化的必然結果。
首先，它是經濟全球化參與主體自主自利行為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中不論是哪類、哪一層次的參與者，都是獨立的自主行為主體，都有各自的價值取向并謀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體的行為和傾向必然是千差萬別的，而且即使同一個體，在不同的時刻和不同條件下也會有所不同。這就意味著在微觀層次，無論是某一主體的個體行為和傾向，還是所有各類主體的群體行為和傾向，本身都存在著矛盾的兩重性。即它們的行為，不僅包含著競爭意識，也包含著合作的需要；既存在著對外的開放意愿，又存在著防外的封閉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無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動力。總之，它是經濟全球化演進過程矛盾性的微觀基礎，也是所有各類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經濟全球化自組織演進內在機制的客觀要求。經濟全球化進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參與主體為謀取生存與發展機遇的自主自發行為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由參與競爭的各種力量所決定的。”[1](P8)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全球性經濟系統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組織的演化過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各種性質、特征、及運行機制都與此有直接的關系，自然它的矛盾運動也不例外。這是因為各類主體、各個要素相互組成不同類型的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子系統，盡管這些子系統通過自組織過程形成更大、更高層次的有序結構系統，但它們作為子系統的行為及演化趨勢仍是各異的。它們在經濟活動中既競爭又合作、既開放又封閉的行為，通過相互作用促成整個系統不斷分化又不斷整合、不斷導致無序又不斷形成有序；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從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斷轉化發展的。正是這種自組織的秩序和機制才使系統更具有不斷進化的活力和動力。因此，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矛盾運動，既是其內在自組織機制運行過程的體現和結果，也是其內在自組織機制運行的客觀要求。
第三，它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客觀規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存在的“競爭與合作”、“開放與封閉”、“分化與整合”、以及“有序與無序”等矛盾現象，表面上看僅僅是世界經濟系統內在矛盾和內在運行機制的反應，但從更廣、更深的意義上去認識，它們是人類社會這個更大系統演進客觀規律的反映。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系統在一定階段演化的表現，而世界經濟系統進化又是一定階段人類社會系統進化的一個方面或組成部分。所以，經濟全球化“一直是人類生存狀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展現在所有這些領域的動力都是長期的過程。它們涉及人類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動力產生與人們擴大它們自己創造的秩序范圍，以便為它們的福祉增加貨物、服務和觀念的需要。因此貫穿于整個人類歷史。”[3](P212)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構成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大環境，經濟全球化中主體的行為必須自覺適應這個環境，隨其變化而變化。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演化機制和規律，影響并制約著經濟全球化中主體的行為、相互作用的機制、乃至整個進程。科學的理論及歷史進化的過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種種矛盾運動，本身就始終存在于人類社會發展演化的歷史過程中，它們實質上是人類社會乃至自然生態系統運行及演化的客觀規律。因此，世界經濟系統的演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也必然遵循和體現這一客觀規律。
通過分析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矛盾運動的深層根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種矛盾運動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它是經濟全球化演進的本質特征，它伴隨存在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始終。
三、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矛盾運動的發展
從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矛盾現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些矛盾及其運動產生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主體的微觀自主行為，運行及演進的宏觀自組織機制，以及所處人類社會這個更大系統的歷史演進客觀規律的約束。所以，它是客觀的存在和必然的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這些矛盾運動的發展也將按照自身的演化軌跡和規律進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為主流趨勢或具有主導地位是在轉化和發展的，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今后矛盾運動的發展方向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演化趨勢。
1.競爭與合作的矛盾運動中，合作將逐步取代競爭成為主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各階段，過去競爭一直處于主導的方面，決定著進程的特征和性質。但合作因素也隨著不斷在增強，它與競爭的相對地位在不斷發展著轉化。特別是在人類社會面對地球資源迅速減少、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經濟沖突導致的系統風險日趨增大等各種威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要實現各經濟主體自身及整個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活動中加強合作、實現共贏是今后必然的選擇。“一個有效的、開放的市場體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間建立一個協調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過把各種不同范疇內的許多社會——經濟網絡緊密地結合起來，使他們以共同目標為取向，人們才能比較現實的希望實現社會公正、經濟效率、生態的持續發展以及政治民主，從而避免一場（經濟、宗教、政治或倫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險。”[1](P11)因此，競爭與合作在今后雖然仍將并存，但合作的傾向和行為將更趨強烈，最終將取代競爭占據矛盾的主導地位而成為主流，這必將成為競爭與合作這一矛盾運動的發展趨勢。
2.開放與封閉的矛盾運動中，開放將繼續保持其主流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中，開始階段是封閉傾向占據主導，開放因素卻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隨著進程的發展，開放與封閉因素此消彼長，封閉傾向在不斷減弱，而開放傾向卻在不斷增強。發展到現在，開放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的主流。盡管兩者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形勢出現大的動蕩時經常會發生相反的變化，一些經濟主體會依據暫時的形勢更強調封閉性。比如在幾次世界性的戰爭、經濟危機、以及政治冷戰時期，各國各經濟體制間的封閉與割據就曾相當嚴重。但不管經濟全球化演進道路如何曲折，開放相對于封閉不斷增強的發展趨勢并沒有改變。如今，開放已逐步成為這對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趨勢，這一發展趨勢在今后也不會改變。
3.整合與分化的矛盾運動中，整合將逐步成為今后的主流趨勢。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雖然分化與整合的矛盾運動隨著進程演化一直在延續，“但是這兩種相反的趨勢并非總是和必然平衡的：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一種趨勢或另一種趨勢往往會占上風。”[5](P137)特別是整合將會隨著這種進程成為主流趨勢，決定這一矛盾運動的發展。因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分化過程更多的是自發自組織過程；而整合過程，由于經濟活動中人類社會處于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除了自發形成“無形組織”的整合外，各國各層次經濟主體通過自身組織擴展和聯合形成更大、更高層次的組織，從而使有形組織形式的整合過程也愈加明顯地增強。具有表現在，國家主體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全球經濟一體化這種整合過程，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演化中的一種潮流；同樣，在企業經濟主體這一層次，“我們可以把工業化社會過去200年的歷史理解為：隨著大型組織不斷從先進技術中獲得優勢，我們設計大型組織的能力的提高，我們已經極大地拓展了組織存在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組織比市場更為有效。這個結論既適用于政府組織也適用于商業組織，因為后者遵循的是類似的設計發展軌跡。”[6](P59)所以，這種有形組織的整合過程今后還將得到更大發展，整合過程也將容納并決定著分化，主導著這一矛盾運動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這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4.有序與無序矛盾運動中，有序化是主流趨勢。經濟全球化演進中，有序與無序始終處于對立轉化、相輔相成的運動過程。盡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演進，世界經濟系統的結構層次更趨復雜多變，不穩定性乃至無序性也在增加，這是客觀現實。但是，各類主體乃至人類社會是理性的，他們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會不斷做出相互合作、不斷形成與擴展各層次組織、更加開放和協調以促成一體化過程等各種努力，這些都會促使這個系統朝著有利于人類發展目標的要求有序運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有序與無序矛盾運動中，有序化作為主導方面和主流趨勢，過去和現在是如此，今后仍將如此，這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歷史規律。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經濟全球化中矛盾運動的客觀必然性，使我們能以積極的態度正視和面對這一現象；我們還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這些矛盾運動的客觀規律性，使我們能以科學的態度遵循和把握矛盾運動的內在機制與特征；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這些矛盾運動的復雜性，使我們能以系統演化的觀點和方法，不斷探求和應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種種復雜多變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從而趨利避害，努力尋求各主體及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更佳途徑。
〔收稿日期〕200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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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改革開放前，由于計劃經濟思維和各種歷史原因的影響，我國國際貿易一直處于停頓狀態，進行國際貿易的國家不僅較少，而且形式單一、交易物也多以農產品和資源為主，沒有起到對外貿易應有的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
在1978年12月召開的，我國開始了史詩般的改革開放，向全世界打開了國門，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也具有了和外國進行貿易活動的優勢條件。此后，對外貿易真正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騰飛和社會發展的堅實動力，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一、中國對外貿易歷程概述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順應經濟全球化這一客觀世界的發展趨勢，在增強自身經濟建設的同時不斷擴大著對外開放，積極、平等和世界各個國家開始了相互間的經貿往來。經過改革開放后長達數十年時間的建設，尤其是中國加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中國進入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期，不斷地利用對外貿易來深化自身改革，不僅利用擴大對外開放的范圍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而且還利用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提升了自身的生產力水平，真正實現了國家跨越式發展。
時至今日，作為中國經濟體系中最活躍和增長最快的部分，對外貿易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中國不僅因為這蓬勃的對外貿易成為世界上的貿易大國，而且也逐漸發展為全球最為重要的經濟體。總之，通過建設和發展對外貿易，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得到了緊密的聯系，這不僅對于中國夢的實現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有裨益，而且也為世界繁榮和人類社會的進步貢獻了力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可以看出，2013年年內，我國己經實現了4.16萬億美元的貨物進出口總額，己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貿易國家，其中出口數額占到世界整體出口數額的11.8%，而進口數額則占到世界整體進口數額的10.3%，而2597.5億元的貿易順產占到了我國2013年全年GDP總額的2.8 %。
由此可見，我國對外貿易不僅對于自身，而且對于整個世界都將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但是，這種逐漸多層次、多范圍、多角度的對外貿易也在一定程度的對我們提出了挑戰，如何利用國際經濟法這一重要的國際法內容來保證我國對外貿易的正常進行、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己經成為一項極為現實的重要問題。
二、國際經濟法相關概念闡述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者認可，并且以自身的強制力作為保障，協調和管理相應社會關系的社會準則，也就是說，法律的誕生、制定和推行，必須有現實的社會實際作為基礎，必須是建立在社會實際情況之上。因此，國際經濟法就本質而言，是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而必然出現的產物，也是各經濟體之間日益增長的經濟來往和國家間貿易逐漸加強的產物。
國際經濟法的誕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末期，當時，隨著人類社會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不同商業城市間的貿易往來不斷加深，這就迫切的需要相應的規則能夠對于這些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因此，一些不同城市間進行經貿往來時約定俗成的規則便開始出現，調節著彼此間的經貿活動，而這便是國際經濟法的雛形。此后，隨著國與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不斷加深，開始出現了大量有關于國際經濟法內容的法律制度，并且從國家的角度得到了確認，因此，學界普遍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法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且逐漸在世界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中起到更為突出的作用，規范著世界經濟不斷地發展。
三、國際經濟法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作用
可以說，正是國際貿易的日趨繁榮才使得國際經濟法誕生并且得到發展，可以說，其不僅包含著國際間不同國家的多項立法，而且對于國際貿易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相應的規范，是調節中國對外貿易措施中一項非常重要的立法措施和調節工具。可以說，不同國家間經濟的小國寡民時代己經正式結束，國家單獨的依靠自身經濟的發展己經完全無法實現自給自足，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建設規范化的國際貿易便己經成為世界經濟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
可以說，從現實實際的角度來看，國際經濟法保障了各個經濟主體在參與世界經貿活動中都可以具有相應的標準和依據，可以極大的維護世界貿易的正常進行，更保障了世界的正常秩序。
在確定實施改革開放之前，包括外貿在內的各種形式的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較為緩慢，極少和全球市場發生接觸，因此，國際經濟法并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但是這一局面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出現了極大地改變，中國和世界各經濟體之間接觸日益頻繁這一客觀事實使得國際經濟法必然將得到發展，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我國和國外各經濟體之間的接觸日益加深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國際貿易問題，正因如此，若想真正實現我國經濟的長遠、快速發展，必須要認真的了解和科學應用國際經濟法，以此來應對日益變化的貿易環境。
四、國際經濟法在國際貿易中的具體應用分析
(一)國際技術貿易法
所謂的國際技術貿易法，即個經濟體間有關于知識產權和科學技術的國際商務往來，主要有慣例、國際公約、國際組織的內部決議、國內的法院判例等部分共同組成。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成為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也成為當前社會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對于知識產權進行有效地保護，可以最大程度的為人類的科技創新和技術發展提供有效地支持，從而實現對于人類社會整體發展的推動。
國際法中，從1883年開始，包括《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在內的各種國際公約開始相繼問世，這就使得國際技術貿易中所存在的各種知識產權問題能夠在法律和制度的層面得到解決，并且經過長久以來的修改和完善，至今仍然在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必然會在國際的經濟市場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也將逐漸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但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卻將規定有知識產權內容的國際技術貿易法作為自身的防護措施和武器，而中國由于自身的科技相對落后和知識產權制度的相對不完善，使得中國企業在進行相關知識產權的經營時不得不陷入相對落后的申請專利受限、支付高昂專利使用費到最后生產這一相對落后的經營模式中，這不僅無法取得客觀的經濟收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企業科技研發的積極性，只能單獨的復制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產品，這對于我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未來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印象。
由此可以看出，國經濟法對我國參與國際技術貿易是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樣，對于整個中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都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
(二)國際貨物貿易法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統一法公約》和《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公約》這兩項國際法是國際貨物貿易法的主體，主要是規定了在進行國際貿易時，交易雙方各自和彼此之間的相應責任與權利，以期能夠為國際貿易的往來提供方法上的指導，并制定相應的標準，從而從根本上規范、指導和促進國際間的自由貿易。
如，在2002年的德國某公司訴訟中國某公司啤酒花質量議案中，由于貨輪的油罐發熱而引起啤酒花變質，但是保險公司卻沒有進行回復和理賠，因此德方提起訴訟，要求中國某公司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在關于國際貿易貿易的國際法中對這種情況規定，貨物在運輸途中出毀損，在保證賣方己經交貨的情況下，應當由買方承擔，因此，法院最終做出裁決，中方不承擔賠償責任。
由此可見，國際貨物貿易國際法對于我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實踐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合理的利用國際經濟法，可以保障我國的經濟權利，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
五、國際經濟法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
(一)應對知識產權危機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了解到，知識產權壁壘之所以會影響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是因為由此產生的額外成本會降低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并最終導致產業的萎縮和消亡。因此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都應該對這一危機有一個充分的認識。正因如此，我國政府和企業應當加快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促進知識產權發展、妥善應當訴訟，以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第7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民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雖然隨著外部經濟環境和內部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運行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和前景依然看好，有望克服拉美一些國家所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不遠的將來做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一，并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實現“強國福民”，即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
根據世界歷史發展經驗，經濟中心的轉移必然帶來相應學術中心的轉移，這是不僅是因為經濟中心會成為廣受關注的研究對象和實踐場所，而且新興經濟中心的本土學者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會逐漸上升。20世紀的美國伴隨形成全球經濟霸權而確立其世界學術中心地位的歷史就是鮮活的例子。本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和學術的世界影響力也日益增強。關于曾宣稱歷史終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式微和近年來對中國模式的熱議，就是國際專家學者關注的宏大歷史敘事。
不可否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基于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學習借鑒國際理論和經驗，積極融入全球經濟的歷史性探索，并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即在先農村后城市的分步推進、先“特區”試點示范后逐步復制推廣以及價格改革的“雙軌制”過渡體制等改革政策實踐，逐步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提高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的比重和效率，在較短時間內減少了改革的摩擦阻力和經濟成本、實現了整體經濟效率的帕累托改進；另外通過“增量式”的市場體系構建和相應激勵約束機制的不斷完善，極大激發了經濟要素的創新創造活力，使經濟的價值創造效率和效益空前提高。這些改革發展舉措都是對制度經濟學理論和實踐是創造性豐富和發展。當然，也不可避免存在制度經濟學上的“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在某些方面和領域形成后續改革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的成效。與此相伴，中國的對外開放事業也通過采取區域性“優先發展”和產業領域的漸次開放策略，不斷發揮我國要素稟賦等的比較優勢和有關區域的區位優勢，并逐步實現市場空間和產業領域在時序上的漸次開放，采取優勢資源優先聚集發展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策略，逐步演進到均衡發展的新局面，拓展了參與國際資源配置的市場空間，通過經貿往來和投資合作，構成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毋容置疑，中國是改革開放的收益者，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實踐的探討將也必將日趨具有世界意義。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伴隨著特定的發展階段，在積極推進經濟市場化、國際化的同時，成功推進經濟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結構性轉型，逐步實現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空間結構優化，使經濟發展的優勢不斷累積、經濟增長的潛力不斷釋放。當前，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人口比重下降，支撐國內經濟轉型發展和基于勞動力要素比較優勢的人口紅利趨于下降。與此同時，土地資源的相對有限性和生態環境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日益增強，以要素市場化和投入量增加為標志的要素驅動型改革發展難以為繼，因而必須轉向創新驅動型發展新階段，在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在更高基數下趨于下降，而對包括生態環境、精神文化、民生幸福等元素在內的經濟增長的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當前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就是我國面對發展新形勢、新階段、新情況、新常態，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并借鑒國內外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引領我國“十三五”乃至今后相當一段時間改革發展事業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思想。所以，中國的改革發展的理論和政策實踐既具有世界意義，也立足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實踐，并與時俱進、動態創新發展。如為促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發展，曾提出新型工業化的概念，基于經濟空間優化和人口空間分布調整、體現生態（環境）、人文（教育）、智慧（信息）特征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概念。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充分體現了國際借鑒與中國國情的有機結合，體現了干中學引發的后發優勢，和消化引進吸收并結合中國特色的再創新，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無疑是國際理論政策和經濟全球化的收益者。
二、逐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前景”創想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全面深化改革、創新引領的新階段。一方面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引發的深度經濟結構調整尚未結束，中國經濟運行必須適應外部環境變化而相應調整發展模式，而外部可以借鑒的理論政策和實踐案例資源趨于枯竭，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中國經濟自身亟需進行理論和政策創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日益增強，中國經濟政策實踐的示范意義和“溢出”效應擴大，國際社會期待中國智慧，希望從中國的理論創新和政策實踐中獲益，這就對我們政策理論研究的同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是我國大力加強中國特色智庫建設的原因所在。
可以說，世界經濟已步入需要中國引領的新一輪“再全球化”新階段，中國的理論創新既充滿希望、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也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再生創新提供了新的契機，正如當年歐洲文藝復興中的“美第奇”效應一樣，需要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外來先進文化交叉融合再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人類未來提供中國智慧創新“解決方案”，而且這種解決方案不僅要立足自身發展，破解發展瓶頸和難題，而且要放眼全球，直面人類全球化、現代化發展所面臨的共同挑戰，著力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冷戰結束后的日裔美國學者傅山提出的宣告西方模式大獲全勝“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曾預言的“文明沖突論”，到國際新儒學代表人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基于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對話理性”理論而倡導的“文明對話論”，再到中國學者提出的“文明互鑒論”，進而提出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要求，無疑是中國智慧對人類發展思想的創造性貢獻。
當前，國內外經濟正在經歷結構性大調整、歷史性大變革。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試圖轉嫁危機走出困境，不僅面臨使美元因面臨“升降兩難”的“特里芬”之謎的困境而國際霸權地位下降，而且也暴露出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導致政府“財政斷崖”風險危機；日本以鄰為壑以求自保的所謂安倍經濟學，所釋放出的貨幣寬松至負利率的“毒箭”，也未能使其經濟起色好轉；在歐洲不僅幾經折騰的歐元區內發展不平衡的不同國家曾驚現退出歐元區的危機，現如今作為金融大國的英國也面臨脫離歐盟的公投，失去向心力的“雙速歐洲”可謂若隱若現；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金磚國家也遭受資源價格波動下跌嚴重沖擊；中東石油國家不僅面臨資源價格下跌、石油美元回流美國的壓力，個別國家還飽受內亂和戰火之苦，引發的難民危機還殃及歐洲等地；氣候反常變化，國際疫情頻發等等。人類社會正面臨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
面對世界經濟的新挑戰和國內創新驅動發展新階段新要求，適應經濟新常態，應對長期依賴凱恩斯學派需求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所積累的結構性產能過剩等負面效應，借鑒西方“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和美國經濟學家拉弗等供給學派的思想理念，提出宏觀微觀相結合中國特色結構性“供給側”經濟政策改革方向，即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供給模式，謀求改革和創新紅利，主要包括：通過差異化財稅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調整和優化升級，改革商事制度，復制推廣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善營商環境和服務體系，激發微觀市場主體活力，利用互聯網+技術手段開拓市場空間，重塑市場經濟生態。當前的關鍵還在于打造與趨于強化的約束條件相對應的激勵機制，使市場創新活力競相迸發。這些政策措施必將推升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新境界，跨界融合創新的局面已經展露曙光，文化創意、智能機器人、無人駕駛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和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業態也呈現蓬勃發展新氣象。著眼于“富余”產能國際轉移合作的“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也已初見成效，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高鐵和核能已經走出國門，不斷落戶。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合作中也要著重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些理念不僅在國內發展中需要堅持，在中國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今天更應反映在國際經濟“互聯互通”和“互利共贏”的合作發展中。與此同時，還要注重國內不同地區與“一帶一路”國家的文脈歷史淵源，促進國內外統籌協調發展，按照生態經濟模式，循環高節約利用國內外資源，參照我國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與新興工業化相結合的發展思路，促進國際產能合作伙伴國家健康永續發展，同時注重將產能轉移合作與開拓新興產業國際發展空間相結合，而不能只是將傳統富余產能簡單轉移，而且還要注意尊重合作伙伴特色文化和生態多樣性、善于發現并吸取他人優點，促進和諧協調、共榮互惠發展，為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好家園而不懈努力。
三、尋求經濟學研究突破的“理論創新”嘗試
在經濟理論創新方面，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不甘落后，呈現積極創新的昂揚面貌。北京大學教授、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提出了強調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相結合促進產業升級演化的《新結構經濟學》。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教授著眼金融行業發展新趨勢曾提出《大金融》學說。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財政部科研所原所長賈康研究員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群體力圖創建的中國特色《新供給經濟學派》，并為我國推出“供給側”改革政策做出有益貢獻。這些都是中國經濟學家突破性創新的大膽嘗試，對中國學者進行理論創新具有標志性示范意義。與此同時，海外知名學者，如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傅山教授開始反思美國模式、華盛頓共識中的忽視政府作用一些弊端，從而對中國政府在創造經濟奇跡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予以肯定。法國學者皮凱蒂在其享譽世界的名著《21世紀資本論》中更是揭示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所蘊含的資本和勞動深層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內在矛盾，而國際學界對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德國及北歐其它國家在面臨國際金融危機中的不俗表現也對社會福利政策予以更多的關注和思考。有基于此，本人作為國家首批高端宏觀經濟智庫試點單位的一員，結合自己的觀察思考，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本人認為值得關注和持續研究、初步設想包括下述創新要點在內的“新宏觀經濟論”學術命題，供各位學界先輩和同仁批評指正。
（一）造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GDP”概念
在經濟學通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概念基礎上，以中國新近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中國引領新一輪“再”全球化的宗旨，迎接“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倡導“新GDP”發展概念框架，即“全球發展推動（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ION）”，并將五大發展理念核心要素融入到“新GDP”經濟核算體系之中。
（二）基于政府社會市場協同的“新PPP”模式
當前中國政府包括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借鑒國外理論和實踐推行的政府與市場協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發展概念，局限于具體投資項目的公共資本和社會資本結合，而國資委倡導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僅限于微觀市場主體企業層面的不同性質的股權合作關系。我們不妨從經濟學界關注的更加宏觀的經濟模式框架訴求出發，將PPP概念擴展到政府社會市場協同的“新PPP（PUBLIC-PROFITABLE CPHILANTHROPIC）”模式框架，其中PUBLIC公共部門代表政府，PROFITABLE代表盈利部門的市場，包含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國有企業，比單純的PRIVATE更加符合中國實際，含義更為貼切，而用公益PHILANTHROPIC置換PARTNERSHIP，將突破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二元思維，進而拓展到涵蓋由PHILANTHROPIC延伸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會公益機構等，在國內外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進行的大量研究基礎上，如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有機結合的同時，更加注重政府對包括社會保障、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在內的社會事業的發展的政策扶持，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更加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以及培育更多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企業等，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有機聯系、良性互動協同發展的新模式。
（三）適應新型產業形態的“新金融”理論
第8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世界經濟的增長與世界貿易的增長密不可分。二戰以來，世界貿易增長速度遠快于同期世界經濟的增長，而且自80年代后呈現加速增長趨勢。進入90年代，世界貿易年平均增長率約為6％，是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的2倍，世界經濟的融合加速進行。WTO的正式啟動運轉、烏拉圭回合協議的全面實施以及各國市場的逐步開放，不僅為世界貿易發展創造了一個更加開放和自由的環境，也為世界貿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世界貿易全面、持續增長。
全球貨物貿易高速增長
隨著世界經濟擺脫了90年代最初幾年的不景氣狀況，世界貿易在1994年強勁增長，世界貨物貿易量增長率達到10％，開創了70年代以來的最高紀錄。在此基礎上，1995年世界貿易獲得持續高速增長，增長率達8％。1996年受西歐和北美需求下降、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貿易發展放慢的影響，世界貿易量增長率回落到5．5％。1997年在北美和拉美旺盛的需求和西歐經濟復蘇的推動下，世界貿易增長又形成近20年來的第二個高峰，增長率達到10．5％。1998年受亞洲地區貿易收縮及世界初級產品價格下跌的影響，導致世界貿易增長速度放慢到3．5％。預計1999年世界貿易將保持或略高于上一年的增長水平。1996年全球商品貿易出口額首次突破5萬億美元大關，1998年全球商品貿易額已達5．225萬億美元。
近年來世界貿易的發展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信息技術產品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日漸提升，發展速度最快。以半導體集成電路、電腦、光纖、通訊衛星等為物質基礎的信息革命，克服了經濟活動的時空障礙，引起了生產和管理方式的深刻變革。信息和知識作為信息時代最有活力的兩個因素已成為創造價值和取得財富的源泉。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重急劇增長。據GATT/WTO的統計，作為信息技術產品代表的“辦公和電訊設備”類商品自80年代至今一路領先，在各類商品中增速最快：1980年－1985年平均增長9％，1985年－1990年平均增長18％，1990年－1994年年均增長12％，其中1994年和1995年分別增長了2％和26％。目前全球每年信息技術產品的世界貿易額約為6000億美元，占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的12％。信息技術產品現已替代了紡織、化工，汽車、農產品等傳統產品的出口主導地位，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日益下降。信息技術的重要性已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信息技術協議》的達成反映了各國取消關稅、降低信息產品成本的要求，信息技術產品貿易將以此為契機得到更快的發展。
第二，環保問題對國際貿易的手段和格局正產生深遠的影響。隨著世人環保意識的增強，世界市場上環保產品走俏，綠色戰略盛行，綠色革命方興未艾。有關綠色產品在新開發產品中的比重從80年代中期的6.5%提高到目前的10%以上。環保問題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表現在：由環保引起的貿易糾紛正成為雙邊或多邊貿易摩擦的焦點；綠色壁壘更多地取代傳統的非關稅壁壘、環保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競爭的新熱點；綠色產品的興起使國際貿易的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環境保護的合作與交流正成為國際經濟合作與交流的重要內容。
第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迅速崛起，在決定世界貿易實績和格調中的重要性增強。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大體占1／4左右。90年代以來，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高于發達國家，在推動全球貿易持續發展中，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和拉美的一些國家和地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趨勢。從貿易量來看，90年代以來。亞洲及拉美的增長水年都超過世界平均增長水平。亞洲已成為世界第四大貿易中心。據WTO統計，近年在進出口兩方面增長都很快的國家有：阿根廷、中國、印尼、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等。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崛起不僅使世界貿易格局改觀，也必將影響國際格局。
世界服務貿易急速擴大
盡管貨物貿易仍然是國際貿易的主體，但服務貿易則有了長足發展。由于信息與電訊業的進步，加上全球范圍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各國服務市場的開放，有力地推動了全球服務貿易的發展，服務貿易已成為世界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據WTO統計，1990年－1992年世界服務貿易年均增長率為7％，通常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要快于貨物貿易。l992年世界服務貿易額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1998年世界服務貿易額已達1129o萬億美元。世界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比重已從80年代初的15％提高到目前的20％，這還是在服務貿易相對貨物貿易尚不夠開放的條件下取得的。世界服務貿易快速增長，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并成為衡量一國整體經濟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從總體上看，發達國家在世界服務貿易中占據著絕對優勢。除香港進入服務貿易10大出口國（地區）之列外，世界服務貿易的10大出口國、進口國均為發達國家。1998年10大服務貿易出口國（地區）、進口國分別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進口額的58％和57．6％。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服務貿易發展很不平衡，總體上看服務業滯后，缺乏國際競爭力。但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在加快，亞洲國家和地區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重要性正在加強（見表1）。
第9篇：日益開放的世界經濟范文
第一，深刻變化的國內外條件和環境必然提出形成新優勢的迫切要求。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超過2000美元。伴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資本、技術等要素的積累，我國的要素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同領域中的比較優勢有消有長，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也在發生相應調整。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外資流入在全球的比重不斷提高，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雙向流動的新階段，我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內外影響不斷加深，經濟利益互相交織。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層次和特點也將隨之進行調整、拓展和提升。這些新的情況和變化，要求我們在繼續發揮好傳統優勢的同時，審時度勢、揚長避短，努力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
第二，新優勢是相對于傳統優勢而言的。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下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就是要不斷完善我國市場開放法律體系，實現政府管理行為的法制化，增加政府行為透明度，這是形成新優勢的根本保證。用世貿組織規則和國際標準嚴格管理輸出商品質量、國際技術轉讓的合同簽訂、對外投資的資本運作、海外企業的資產評估及信用評級等，這是形成新優勢的前提。提升我國傳統產業水平，加快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技術升級，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是形成新優勢的基礎。增強我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鼓勵我國企業堅持技術創新，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這是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展望今后5～13年，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人力資源優勢。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人力資本是保持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動力。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勞動力工資等要素價格將不斷上升，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資源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在此壓力下，提升人力素質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核心就是要通過加大教育培訓等培育更高質量的人力資源，并與其他生產要素更有效地結合在一起，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創新優勢。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創新能力日益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目前，我們已經具備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基礎和良好條件。形成創新優勢，就是通過形成有利于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等，進一步激發經濟成長的活力，使我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
品牌優勢。知足品牌的多少，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升至世界第四，但在世界名牌之林中，我國產品的名牌卻寥寥無幾。缺乏品牌競爭力，已成為制約我國企業做大做強的重要因素。今后，打造品牌優勢的重點就是要加強企業的創自主品牌意識，以品牌資源整合企業的技術、管理、營銷等優勢，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不斷提升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