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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銷區”是從貿易角度確立一個地區在國家格局中的糧食安全定位――以貿易的方式來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而“非主產區”則是從生產的角度重新安排這一地區的糧食安全。
概念有實質性的變化。這就是原來的“主銷區”應該“提升產糧大縣的區域自給能力”。其意義是:原來的“主銷區”,如廣東、浙江,甚至北京、上海,也要有自己的“產糧大縣”。也就是糧食生產基地,不能完全依靠商品糧來保障糧食安全。“產糧大縣”還必須有助于“提升區域自給能力”。
所謂的“主產區”,如黑龍江、吉林、河南、湖南、江西等13個省份,由于有“比較優勢”,成為國家商品糧的生產主體,也就是承擔了國家糧食安全的主要責任。但這十三個省市基本上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而沿海發達的8個省市,如廣東、浙江、福建等,則由于沒有“比較優勢”,成為“主銷區”,卸下了糧食生產的“包袱”。其商品糧主要由主產區供給和中央政府調配。
這種糧食安全的格局表面上是“發揮各自區域的比較優勢”,但其實是不公平的。其原因是由于糧食生產存在嚴重的產業缺陷,在沒有足夠的轉移支付或補貼的前提下,越是生產糧食的地區,經濟必然越是貧困。這一道理其實各個地區都很清楚。有哪個地方依靠賣糧致富的呢?又有哪個地方“招商引資”會招來農民種莊稼呢?據河南省長在一次會議上介紹,河南的十大產糧大縣,就是十大財政最窮縣。而同時在“主銷區”,如“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所謂的“經濟奇跡”正是通過對農業特別是對糧食生產的“排斥”來實現的。因此,政府“主產區”、“主銷區”的劃分,實際上就是讓貧窮地區發展糧食生產,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公共責任;而發達地區則“搭便車”。
但嚴重的后果還不僅是由此導致的東部、西部發展差距的擴大,而是“主產區”、“主銷區”這種區域糧食安全制度的安排,將會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首先,嘗到“甜頭”的“主銷區”將會繼續其原來的“路徑依賴”。他們幾乎不可能復墾已經非農化了的耕地。并且,“搭便車”的“經驗”還會在區域內不斷蔓延。導致整個“主銷區”的糧食生產繼續下滑。1997-2009年期間,廣東糧食產量從1966萬噸下降為1284萬噸,浙江則從1493萬噸下降為728萬噸,上海從230萬噸下降為109萬噸,北京從237萬噸下降為102萬噸。而“主產區”則會很快認識到發達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并迅速學習、效仿。結果,在增長的巨大壓力、動力的驅動下,“主產區”的地方政府、農民也會紛紛放棄糧食生產,圈占耕地來搞“開發”。這正是目前很多“主產區”的態勢和趨勢。
關鍵詞: 糧食安全; 地區糧食安全; 國際糧食禁運; 綜合生產能力; 糧食生產優勢產業帶
中圖分類號: F32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1-6604(2012)01-0083-06
一、 糧食安全概念、范疇與標準
(一) 對經典定義的理解與完善
近30余年來,學界一直沿用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定義,即糧食安全指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其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具體可從四個方面來理解:一是保障范圍上涵蓋了任何人,包括懶漢、乞丐甚至死刑犯;二是保障時限上涵蓋了任何時候,這是基于生命過程的連續性提出的要求,所以糧食安全保障在個體和代際兩方面都要求可持續性;三是保障方式上是廣義的獲得(acquisition),強調食品安全保障形式與途徑的多樣化,包括農戶生產和儲備、市場購買、親友饋贈及社會援助(國際援助、政府和社會救助)等;四是保障水平足夠,包括數量足夠和質量安全可靠。數量上既能滿足生存需要,還要保障其基本的健康需要,質量和安全性方面要盡量避免食品消費給民眾帶來身心傷害。
該定義雖然全面、深刻和準確,但保障標準過于苛刻,很難實現,因此,筆者建議將糧食安全定義為: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都能得到其生存和基本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這并不是對主流定義咬文嚼字般地吹毛求疵,而是基于學術嚴謹性的考慮,至于什么是“絕大多數”,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和國家糧食安全保障理念。
(二) 糧食范疇劃分
學界習慣性把糧食劃分為“小糧食”和“大糧食”,“小糧食”即淀粉類的狹義食品,如谷物、薯條等,“大糧食”即“小糧食”之外的蔬菜、肉蛋奶魚等廣義食品。筆者認為,這樣的劃分并無必要:一是現代生活不僅水平高,而且豐富多彩,無論是“小糧食”還是“大糧食”,都不可或缺,甚至越來越多的人舍“小糧”而取“大糧”;第二,如果“小糧食”的生產和供給不安全,說明食品的生產、儲備、流通、進出口與分配系統出了大問題,比如大的自然災害、社會動蕩和嚴重經濟危機,那么,“小糧食”以外的其他食品供給也不會好到哪里去。“小糧食”和“大糧食”同處一個自然經濟系統,往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人為切割,對糧食安全實質與初衷的理解,對糧食安全保障目標的確定和水平衡量,都沒有好處。
(三) 糧食數量安全與質量安全
學界把“糧食安全”英譯為Food Security和Food Safty,很多人不加區別地混用。筆者認為,前者主要指數量保障,即“吃得飽、吃得好”,后者則側重于質量尤其是安全性保障,即“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近30余年來,國際社會尤其是中國所關注的主要還是數量保障,這可以從公開文獻中看出。這是基于糧食短缺的基本背景提出的概念。但數量和質量是一個有機整體,兩者還可以相互轉化。人類進入了21世紀,質量和安全性問題如果不能說比數量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尤其是在食品質量安全危機頻頻爆發的時代[1]。
在國人的印象中,食品質量和安全性問題往往發生在“大糧食”上,如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豬肉、化學火鍋、農殘蔬菜、地溝油等等。但“小糧食”的安全問題同樣突出:首先是重金屬污染。目前我國污染土壤已占到耕地面積的1/5參見秦勇、張啟《加強耕地質量建設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其中10%的耕地受到重金屬污染,而“珠三角”地區至少40%農用地重金屬超標。全國僅重金屬污染就導致糧食每年減產1 000多萬噸,每年被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達1 200萬噸,合計損失200億元以上參見謝慶裕《我國每年重金屬污染1200萬噸糧食電池業成禍首》,?%25D7%25B3。。
要控制糧食產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從理論上講,并不是糧食產量和供給量越高越安全,過分追求糧食產量會加大土地負荷和資源環境壓力。如:過于頻繁地復種造成地力難以恢復;過多地使用化學合成物加劇土壤板結、污染和農產品不安全;過多的坡耕地開發加速水土流失;生長調節劑(如激素)、轉基因品種的大量使用會直接危害糧食和農產品安全性;等等,這些都必然損害未來的糧食安全保障潛力與能力。從實踐上講,過分追求糧食產量會導致農民“賣糧難”和“谷賤傷農”,打擊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或者是棄糧務工,或者是種懶莊稼,自己夠吃就行,或者種樹、撂荒,或者挖成魚塘,從根本上動搖國家糧食安全基礎。而控制糧食產量就能主動調節糧食供求平衡,并實現產量、收入及生態的有機協調。控制糧食產量主要應利用經濟杠桿控制糧食產量和供給量,如保護性收購的數量和價格調控及補貼標準的調整等。
(三) 推進糧食生產的區域專業化和集中度
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客觀上存在糧食的優勢產區或最適產區,比如農業部《全國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8―2015年)》劃定了東北平原、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3個水稻優勢區;黃淮海、長江中下游、西南、西北、東北5個小麥優勢區;北方、黃淮海和西南3個玉米優勢區;東北(高油)、東北中南部(兼用)和黃淮海(高蛋白)等3個大豆優勢區;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南方5個馬鈴薯優勢區。
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集中化既有利于增加糧食供給總量,增強糧食供給的穩定性,改善糧食和農產品的質量與安全性,又有利于提高優勢產區內糧食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和區域競爭力,有利于完善糧食安全的區域分工與合作體系,實現產區內外雙贏,有利于提高糧食補貼的效率,實現增產與增收的統一。經過5年(2003―2007年)的優勢產業帶建設,我國的優勢農產品區域化生產格局初步形成。2007年,13個糧食主產區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75%參見科技部《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http:∥most.省略/yw/20081114 65334.htm。。九大糧食優勢產業帶對全國糧食增產的貢獻率超過85%,水稻、小麥、玉米、大豆集中度分別達到98%、80%、70%和59%,品種優質化率分別達到72.3%、61.6%、47.1%和70.3%參見農業部《全國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8―2015年)》,http:∥省略.cm/policy/txt/2008-09/12/content 164415713.htm。。
筆者認為,取得如此“優異”的成績與優勢產區劃分口徑過于寬泛有一定關系。主要糧食品種優勢產區包含的重點縣是:水稻739個,小麥558個,玉米575個,大豆117個,馬鈴薯393個根據農業部《全國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8―2015年)》整理計算而得。。以全國2 862個縣級性質區計,分別占25.82%、19.47%、20.09%、4.09%和13.73%。主要糧食品種的優勢產區占了全國縣級行政區的一到二成,這個比例已經不小。再扣除某些品種在很多縣都不生產,比如北方的多數縣都不產水稻,還有多數的大中城市郊區糧食生產已經轉移或者萎縮。這樣的優勢產區比重將更高,從而失去了優勢和集中的意義。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的糧食優勢產區還需要進一步凝練,真正體現優勢和集中。
確定了真正的優勢區域后,就應該認真經營這些產業帶。從政府的引導和支持角度講,建議把政府糧食安全扶持政策與資金,包括糧食補貼、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糧食研究與開發資源、糧食倉儲、物流、加工等資源主要投放這些地區。運用農業產業化扶持資金、財政貼息、擔保等經濟桿杠,引導國內外糧食加工企業進駐優勢產區。通過中央的宏觀調控,如轉移支付和大幅度提高補貼標準,使種糧農民和產區政府都不吃虧。更為關鍵的是,把其他不具有糧食生產優勢和社會經濟環境的地區從“米袋子省長負責制”的沉重包袱中解脫出來,在不適宜糧食生產的地方發展工業和加速推進城市化,或者退耕還林(草、水)等,為徹底解決中國城市化、工業化與耕地保護、糧食安全、生態平衡的矛盾提供契機。
(四) 進一步加大對農民補貼的力度
鑒于目前的糧食補貼存在針對性偏差、瞄準性偏差和激勵性衰減等問題,筆者建議在現行“普惠制度”原則、既定受益群體及其補貼標準的基礎上把增量補貼全部用于糧食優勢產區的種糧農民、全國的種糧大戶和種田能手,明確補貼的唯一目的就是增產,按實際種植面積補貼,大幅度提高主產區或者優勢產區糧食補貼標準。
(五) 積極應對國際市場的變化
筆者認為,我國應以商業眼光看待糧食進出口問題,淡化其政治色彩;主動參與國際市場,相機行事,視國際糧價情況逢低吃進,逢高賣出;低調入市,避免在購買之前大肆渲染,自己把國際糧價喊上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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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ssues on Grain Security
Liu Chengyu
(Center of China’s Western Economy,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國人口數量持續增長,人口增加催動資源供給約束使國家糧食安全邁向了警戒線;經濟的高速發展,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獲得極大改善和顯著提高,食物消費結構產生升級,由主要依靠谷物的數量型階段向主要依靠間接性糧食消費的品質型階段轉變,居民口糧消費量逐步減少,而替代的肉類、牛奶和蛋類等動物性食品以及食用油、精加工食品等非直接糧食消費需求持續上升;城市化水平提高,大批農村人口遷移向城市,從而帶動了糧食消費的結構性變化。這些因素的影響,使得我國糧食供求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供不應求的缺口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如何解決我國糧食供求結構性矛盾,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推動糧食安全可持續發展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戰略問題。
一、可持續發展與糧食安全
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口、社會、經濟、科技、環境和資源相互協調,協調既是發展的手段,又是發展的目標,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協調和發展是合一的,對協調問題的關注是積極、主動和自覺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高效發展是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人口等協調下的高效率發展。
1983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安全委員會首次提出“糧食安全”的概念,作為一個全球性話題,受到各種國際性和區域性經濟會議的一致關注。受全球人口增加,生產要素惡化,結構變動,氣候變異以及各種偶然性因素的影響,世界糧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局部糧食危機頻繁出現,糧食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我國于1992年提出自己的糧食安全概念,認為糧食安全是指能夠有效地提供全體居民以數量充足、結構合理、質量達標的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食物。
糧食安全既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發展,也關系到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糧食安全與社會的和諧、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基于可持續發展下的糧食安全,不但要滿足當前人們對糧食的需求,同時也能夠保障未來人們對糧食的需求。
二、基于可持續發展下我國糧食安全面臨的問題
1 耕地保護面臨嚴峻考驗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耕地少、優質耕地少、后備耕地資源少。從1996年12月31日的19.51億畝,到2001年的19.14億畝,再到2007年的18.26億畝,耕地一年年地減少,已經迫近地域遼闊18億畝紅線。我國人均耕地只有1.38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一些省(市)人均耕地已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8畝警戒線;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土地利用粗放浪費嚴重,建設用地盲目擴張,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不合理占用優質耕地現象嚴重,耕地作為保障糧食生產的戰略稀缺資源對糧食安全的制約已越來越明顯。
2 種糧成本上升,農民棄耕拋荒
由于金融危機等方面的影響,物價上漲,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上漲很快,而糧價上漲抵不上化肥、農藥等農資產品價格的上漲,造成種植糧食成本上升,收益少。種田效益低,所以大量的年輕體壯的農民寧愿進城務工,或者到鎮上做一些生意之類的,也不愿去種地,致使很多耕地荒廢。
3 市場需求結構轉變成為新的供需矛盾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進步,以糧食為原料的深加工業得以快速發展,導致我國糧食消費也隨之快速增長,同時,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我國城鎮居民不斷增加,而農村人口逐漸減少。與以往相比,我國糧食問題出現了糧食產量增加,但糧食庫存減少;飼料、工業用糧迅猛增加,口糧消費減少;城鎮糧食需求在增加,農村糧食需求減少的現象,“三增三減”新變化已成為影響我國糧食供需的主要因素。
4 農村城鎮化建設對糧食生產的影響
隨著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城鎮化的建設的推進、工業化的進程加快對農村耕地的占用無序增加,使得一些優質耕地被擠占;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更多地進入工廠、商業等領域,使得從事農業生產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減少,形成糧食生產的安全隱患。
三、基于可持續發展保障糧食安全的具體措施
1 完善政府糧食宏觀調控機制
糧食宏觀調控機制是糧食市場運行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功能完善、體系健全、科學合理的糧食宏觀調控機制是糧食體系發展完善的重要支撐。完善國家糧食宏觀調控需要完善糧食儲備輪換機制和調節機制,充分發揮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擴大最低收購價實行品種范圍;增強糧食應急保障能力建設,重點加強應急加工能力、應急供應網絡建設;加強糧食市場監測體系建設,提高市場監測、預測和分析能力;建立糧食生產補貼長效機制,穩定種糧收入預期;調整糧食儲備品種結構與布局,增加大豆、食用油等對外依存度高的糧油品種儲備規模。國有糧食企業承擔著糧食儲備和最低收購價糧食臨時儲存的任務,是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重要載體,要服從宏觀調控的需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2 加強農業技術支持,加快農業科技創新
隨著我國農業自然資源短缺、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等制約因素的不斷增加,確保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任務更加艱巨。耕地面積逐年縮減、農業生化資源投入邊際效益遞減、資源環境保護制約等因素制約我國糧食安全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農業科技創新能力、推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強農業人才培養是加快農業科技進步的重要內容,加快農業科技進步,促進國家糧食安全的可持續發展應該不斷提高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加快推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強農業人才隊伍建設和構建農業科技信息服務體系。通過加強農業技術的自主創新,尋求技術上的突破。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通過提升農業生產現代化水平,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改良育種水平、科學種植提高單產水平來增加糧食生產,增加糧食供給。
3 保護農業資源,加強農業投入,確保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性
耕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物質條件,我們必須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嚴格控制各類建設用地對耕地的侵占行為,保證我國糧食耕種面積不低于18億畝。另外,重點加強對水資源的保護,禁止對環境污染大、資源利用效率低的企業上馬,及加強對現有企業環保監控和改造,對工業污水及污染物的排放加強監管。
加大糧食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例如通過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來促進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同時加大強農惠農政策的落實力度,通過提高農民種糧效益,來提升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來保障和提升糧食生產能力。
4 規范國家糧食市場體系建設
糧食市場體系是糧食商品流通實現的重要場所,是市場配置糧食資源作用發揮的客觀基礎,是搞活糧食企業的重要外部環境,是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重要載體;構建現代糧食市場體系可以通過其完備的市場調節機制和宏觀調控機制,在很大程度上熨平糧食市場波動,提升糧食市場運行效率,很好地實現糧食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各自的利益,促進糧食產業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重要的保障和支撐,推動糧食安全的可持續發展。
按照“政府推動、部門協調、市場調節、企業運作”的原則,產銷區雙方以經濟利益為紐帶,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形成多元化的合作格局,發展長期穩定的產銷合作關系。
5 推進國家糧食產業化體系建設
糧食產業化經營是指在現代經濟、科技和管理條件下,圍繞糧食生產、收購、加工和銷售而形成的市場化、專業化和企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它要求在糧食生產經營活動中,以生產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工貿企業為龍頭,優化組合生產要素,實行區域性布局,多樣性開發,專業化生產,企業化管理,社會化服務,商貿、工業、農業各方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推進國家糧食產業化體系建設,提升糧食產業化水平需要建立糧食生產者、經營者利益聯結機制,積極發展糧食產購加銷一體化經營模式,實施糧油品牌戰略,提升龍頭企業競爭力。
6 加強糧食物流體系建設
關鍵詞:國家;糧食安全;制度戰略;糧食產業鏈;糧食安全成本
中圖分類號:F3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133-03
確定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的依據基于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已經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糧食安全系統。中國僅用世界10%的耕地,生產了世界18%的糧食、27%的肉類、3%的奶和43%的禽蛋[1],已經解決了持續數千年的糧食短缺問題,建立起來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糧食安全系統。其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已經達到5億噸左右。人均糧食占有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381公斤,接近于FAO提出的糧食安全的基本標準,即,人均糧食達到400公斤(即糧食消費安全)。其二,糧食對外貿易依存度較低。1985年以來,有九年糧食凈進口量為負值,多數年份凈進口量占當年消費量的比重在1%~2%。進口量最多的是2004年的2 998萬噸,占當年糧食消費量的5.03%。其三,糧食儲備和周轉庫存充裕。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中央、地方兩級糧食儲備制度。此外,商品周轉庫存也比較充裕。根據筆者的測算,如果包括農戶儲糧,全社會糧食存量超過3 000億公斤。糧食儲備率在60%左右。
2.長期糧食安全存在隱患。盡管總體上近期中國糧食安全狀況良好,但從長期來看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和安全隱患,主要表現在:其一,資源供給隱患突出。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占世界平均的40%。淡水資源人均占有量只有2 185立方米,相當于世界平均的27%。隨著城市化、工業化水平的提高,若不采取重大措施,資源、生態問題將進一步加劇。其二,糧食單產水平難以有跨越性提高。在1990―2001年的12年中,糧食單產提高幅度僅為7.5%,年均遞增0.6%。近年來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常規技術的增產效應逐漸減弱,如果沒有重大的科技創新,糧食總產量很難再上新臺階。其三,糧食總需求將持續增長。盡管近年來口糧消費的下降對稻谷等的需求會有所減少,而肉、禽、蛋類消費的增長對玉米等飼料用糧的增加。尤其是近年來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迅速發展,推動糧食需求持續增長。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類企業的用糧需求以年均5%的速度增長。產需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其四,糧食區域和品種結構失衡問題日漸顯現。糧食品種失衡主要集中在稻谷、小麥和玉米三大品種上。基本趨勢是南方稻谷和玉米供應趨緊,北方小麥自給率提高,玉米剩余量增加。糧食區域結構失衡突出表現在,缺糧省的個數繼續增加,余糧省的余糧總量將會減少。對糧食綜合流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糧食安全受國際環境影響日益增加。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國糧食安全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國外糧食產銷形勢和相關政策因素的影響。其一,糧食進口壓力在持續增加。由于中國糧食生產比較利益低下,成本還在不斷攀升,在國際市場價格壓力和國內供不應求情況的影響下,進口壓力在不斷增加。其二,一些國家的糧食政策會影響到中國。美國2004年出臺的新農業法案大幅度增加了農業補貼。歐盟也采取了應對措施,歐盟和美國分別只有600多萬和300多萬農民,每個農民獲得的補貼都在1萬美元以上。這種對農業的巨額補貼政策,會對中國糧食生產帶來沖擊。其三,匯率變化也會影響國內糧食市場。匯率變化對國內糧食市場價格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匯率貶值導致糧食生產所需的進口生產資料(化肥、農藥)等價格上漲。推動國內糧食生產成本上升和糧食價格上漲。二是由于匯率貶值使進口糧食價格相對提高,導致對國內生產的糧食需求增加,加大國內糧食市場的需求缺口。
1.糧食供給目標。供給目標是糧食安全戰略的首要目標。其基本含義是:糧食供給能夠滿足全國居民生活和經濟發展對糧食的需求,實現糧食供求平衡。這種平衡包括總量品衡和結構平衡。總量平衡是指一定時期內糧食供給總量與該時期其糧食需求總量基本平衡。結構平衡是指糧食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之間的基本平衡,還包括品種結構、質量結構、地區結構之間的平衡。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條件下保障糧食安全供給的目標并不等同于產量目標。糧食供給總量應由本國生產和進口兩部分組成,糧食供給目標的實現應積極利用糧食對外貿易。
2.糧食流通目標。完善配套的糧食流通體系既是提高糧食流通效率的前提,又是糧食安全應急保障的需要。糧食流通目標的基本含義是:在現有糧食流通設施的基礎上,著眼于完善布局、改善結構、提升功能,建立起功能匹配、設施先進、調運靈活的現代化物流體系;在全國形成糧食生產―運輸―儲備―加工―銷售有機連接的糧食產業鏈;構筑鐵路為主、公路和水路為輔的運輸通道,貫穿散裝為主、包裝為輔的全國糧食走廊;形成功能完備的糧食市場體系,完善糧食批發市場,規范糧食期貨市場,逐步形成公平競爭、規范有序、全國統一的糧食流通大市場,降低糧食物流成本,提高糧食流通效率。
3.農民增收目標。收入預期是農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基本依據。農民只有在收入增加的前提下才能擴大供給。農民的收入預期不好,政府的安全供給目標已難以實現[2]。農民增收目標的基本含義是:確保農民糧食生產成本通過市場交換得到補償,不斷提高種糧農民收入,使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個合理范圍。近年來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日益成為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3]。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通過不斷完善糧食直接補貼、保護價收購和各種生產補貼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可持續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基本含義是:協調糧食生產與環境、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通過合理利用自然,減少資源破壞與損耗,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再循環系統,達到資源、環境與糧食生產和流通的整體良性循環,為未來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留下足夠的空間。自然資源隱患是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一大難題,一方面,糧食生產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支撐;另一方面,糧食生產又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形成影響。不當的生產方式會危害生態系統的平衡,造成自然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而自然資源及生態的破壞又影響糧食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資源永續利用應該作為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所要達到的一個重要目標。
(一)糧食安全制度戰略的內涵界定
制度戰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的概念近年來提出。Greenwood和Hinings對組織和制度背景進行了研究,認為制度理論可以為理解組織戰略和制度背景之間的關系奠定良好的基礎。Lawrence將影響和改變制度環境的組織活動方式定義為制度戰略。一般認為,所謂制度戰略是企業在進行資源競爭過程中與制度結構管理相關的活動方式,是與制度、規則和標準的形成和轉化相關的組織活動方式[4]。這些制度、規則和標準可以對行業以及組織領域的結構產生影響。
筆者認為,糧食安全的制度戰略是指為了以合理成本實現糧食安全戰略目標而進行的戰略決策、采取的資源配置途徑以及為實現糧食安全目標對糧食產業鏈的資源進行分配的模式,制度戰略既包含通過制度化而穩定現存的成本配置行為和活動方式,也包含那些非制度化的活動方式。制度戰略既影響有關糧食安全資源配置的法律法規活動,又影響有關糧食安全價值觀和理念的活動。研究糧食安全制度戰略的主要意義在于:為實現糧食安全目標所進行的資源投入和配置提供基本的行動方針。我們選擇了糧食產業鏈整合戰略、建設性成本的重點配置戰略、體制成本抑減戰略、控制產量與適當增加進口并舉作為四個基本戰略。
(二)糧食安全制度戰略的構成
1.糧食安全價值鏈整合戰略。糧食安全價值鏈整合是指將價值鏈的各環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各環節協調互動,產生協同效應和提高資源聚合質量,從而降低糧食安全成本。糧食安全價值鏈是指與糧食生產密切相關的產業群,包括為糧食生產作準備的科研、農資等前期產業部門;糧食種植等中間產業部門;糧食加工、儲存、運輸、銷售等后期產業部門。糧食安全價值鏈體現了糧食有關各產業之間以及與外部相關產業之間的關聯關系,即產業之間的投入與產出,供給與需求的內在聯系。
糧食安全價值鏈整合就是要將被人為割斷的糧食安全價值鏈的各環節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各環節之間的合理連接和協調運行。通過整合解決以下問題:其一,整合糧食產業鏈的形態要素,實現糧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價值流整合和生產經營主體的整合。其二,整合價值鏈的時空分布,實現空間上的價值鏈整合、區域內的價值鏈整合和跨區域的產業鏈整合。其三,整合產業鏈微觀主體之間的合作機制,形成合理價格機制、利益調節機制、風險分擔機制和信息溝通機制。通過整合使糧食安全價值鏈的結構更加合理、產業環節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使得糧食產業鏈的運行效率不斷提高,為降低有形成本和無形成本創造條件。
2.建設性成本重點配置戰略。這里所說的建設性成本是指對中長期糧食安全保障具有關鍵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糧食流通設施建設成本。建設性成本重點配置戰略的基本思想是:糧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糧食安全價值鏈所有環節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應實現對糧食安全關鍵環節的重點支持。對糧食安全和糧食供給能力影響最全面和直接的,是糧食綜合供給能力[5]。而糧食綜合供給能力是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糧食綜合流通能力的結合體。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是降低糧食生產成本和糧食自然風險的必要條件。長期以來在糧食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據農業形勢進行“相機抉擇”的投入政策。這種做法應該改變。應通過制定穩定、規范的農業投資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分工,形成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
糧食綜合流通能力建設的重要性是由中國糧食供求地區不平衡的結構性矛盾所決定的。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錯位分布,糧食庫存集中在少數省份。全國缺糧省份2003年達到18個,只有具備較強的糧食綜合流通能力,糧食從生產或儲備到消費的通道通暢且通達時間較短,糧食安全風險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時期應對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糧食流通設施建設成本重點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撐體系,使糧食安全的戰略環節得以不斷強化。
3.體制成本持續抑減戰略。成本抑減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地運用各種方法以降低各項成本的措施[6]。糧食安全戰略成本抑減是指通過分析糧食安全成本鏈上各個環節成本配置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以確定降低成本的方法與途徑的活動。糧食安全戰略成本抑減不是一項為應付當前出現的財政支出能力不足問題而采取的應急措施,而是一個提高糧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環節降低成本的持續過程。筆者認為,在糧食安全價值鏈上抑減的成本項目是體制缺陷帶來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直接經營糧食儲備的體制成本。長期以來,政府與國有糧食購銷企業委托―制度的設計導致了較高的體制成本。隨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不管是在糧食收購環節、批發環節,還是糧食對外貿易,多元化的糧食經營主體已經形成,但是,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直接經營糧食儲備的做法并沒有改變。筆者認為,政府應該通過政策引導,使糧食儲備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逐步實施糧食儲備經營招標制度。逐步改變由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直接經營糧食儲備的辦法。由政府委托中標企業糧食儲備,不論國有糧食企業還是其他經濟成分的企業,都可以參與招標。政府作為委托方支付費用,倉儲企業因承攬儲備糧保管業務而獲得相應的儲備費用。
戰略成本抑減的另一個方面是過高的糧食儲備成本。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與國家儲備糧目標錯位有直接的關系。從國家糧食儲備運行的實際情況看,價格支持和穩定生產者收入日益成為專項儲備的主要目標,使糧食儲備的基本目標偏離保障糧食安全需要而出現錯位。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近年來,國際上出現了減少國家儲備規模的趨勢,各國不同程度地減少了政府儲備的規模,對國際市場和社會儲備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加。根據筆者的測算,中國目前的糧食儲備規模是合理儲備規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糧食儲備規模是降低糧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徑。
4.適度增加進口的戰略。在國內糧食生產處于比較劣勢的情況下,保持較高的糧食自給率意味著支付較高的糧食安全成本,相當于犧牲部分經濟安全來保障糧食安全。為了選擇成本較小的供給模式來實現糧食安全戰略,應該采取控制產量與適度增加進口并舉的戰略。
關鍵詞:糧食安全 需求 糧食生產 國際影響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11)-02-0097-02
糧食安全與社會的和諧、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持續發展息息相關。當前,我國糧食安全形勢總體良好,但在我國城鎮化、工業化不斷發展和人口增加的背景下,糧食需求增長、耕地減少。淡水資源緊張的趨勢不會改變,糧食增產的難度大,長期看保障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糧食安全正成為一個世人關注的議題。
糧食安全,顧名思義,就是能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買得到又買得起他們所需的基本食品,這個概念包括:1、確保生產足夠數量的糧食;2、最大限度地穩定糧食供應;3、確保所有需要糧食的人都能獲得糧食。正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糧食既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也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資料。
在討論國內糧食安全問題時,有必要看一下當前影響國際糧食安全的因素。2007年以來,國際糧食價格大幅波動,糧食安全保障問題曾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在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糧價仍在高位波動,影響國際糧食安全的風險因素仍未消除。
目前影響國際糧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糧食供給處于緊平衡。據FAO的數據顯示,全球糧食儲備在2008年只有4.05億噸,降至198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僅夠全球人食用8至12周。而從2010年的情況分析,美國農業部的報告認為,2010年世界谷物產量可達到22.16億噸,而在需求量可能達到21.76億噸的情況下,供大于需只有4000萬噸。
第二。糧食價格仍在高位波動。因需求增加和大宗資源產品價格上升,國際市場糧價最近幾年繼續攀升。雖然金融危機的爆發讓糧食價格發生“夭折”,但目前仍處于歷史高位。。聯合國糧農組織2011年1月表示,如果不對目前的食品價格上漲采取措施,全球有可能再次出現如2008年物價飛漲而導致食物騷亂。根據其2011年1月的月度報告,全球食品價格指數在2010年12月達到名義最高點,已經連續6個月上漲至名義214點,(比11月上漲4.3%)。該數據觀測始于己1990年,其采納食品樣品包括肉類,谷物,油脂和糖。該組織分析人士認為,世界的食品價格會面臨一個未曾經歷的長期的上漲,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達到或超過歷史高點。
第三,饑餓人口有增無減。據聯合國公布的最新數據,2009年全球每天忍受饑餓的人數達到10.2億人,扭轉了過去40年中饑餓人口持續減少的趨勢,而且這一數字預計今后將繼續增加。
第四,生物能源發展。為了減輕石油等能源價格上漲對本國經濟造成的壓力,不少國家走上了替代性生物清潔能源的道路。生物能源的發展在一些地區和國家造成工業用糧增加,推高了糧食價格。
除了人口、氣候等常態因素直接作用于糧食生產外。偶然性因素也會對糧食安全形成沖擊。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其對世界糧食生產的投入、市場交易乃至未來走向都已經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有可能具有長期性和深入性,表現在,第一,流動性緊縮抑制糧食生產的資金需求。各國應對金融危機,挽救經濟的同時會減弱對弱勢產業如農業的投入和關注。第二,糧食價格的波動會抑制生產者的積極性,在全球主要糧食生產國家,兇為價格的波動,糧食生產者的面臨的風險不確定,其生產積極性得不到保護,降低了投資的意愿,影響農業的長期發展。第三,投機資本進入糧食市場,放大市場的供需矛盾。金融危機影響和削弱了監管機構和監管法規,造成監管缺失或漏洞,投機資本有機可乘。
綜合以上因素,在國際糧食需求持續增長,價格波動,供給整體趨緊的情況下,我國利用國際市場調劑國內糧食短缺的空間受限,同時我國國內糧食生產也面臨一系列問題和挑戰。
目前國內糧食生產面臨以下挑戰
在中國,耕地僅占世界10%,人口卻占世界的22%,十幾億人的糧食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2001年發表的《中國糧食問題》白皮書,明確表示中國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糧食基本自給,這是政府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基本方針。目前國內糧食生產面臨以下挑戰:
一是氣候變化增加糧食生產不確定性。全球氣候變化引發的災害性極端天氣增多,日益嚴峻的氣候危機,正是糧食安全面臨的最大挑戰。溫度上升帶來的糧食減產、干旱洪澇等極端氣候、及病蟲害加劇等問題,正在影響到全球的農業生產。怎樣確保糧食安全,這也成了人類面臨的一大問題。中國農科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的研究顯示,近5年來,我國每年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損失達1000億斤左右,為糧食總產的10%。2009年和2010年頻現的旱災,洪澇及其他極端天氣都對糧食生產造成不利影響。
二是糧食供需區域性和結構性矛盾突出。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北移,南方銷區糧食產需缺口擴大,資源條件較差的西部及西南部分地區也存在缺口。國際市場糧食供求偏緊,彌補國內個別品種不足難度加大。隨著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對食品消費品供應質量提出了相應的升級需要。十一五末期,中國糧食生產年超過10000億斤。據國家發該改委測算,綜合考慮人口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經濟發展等因素,預測2020年,我國糧食需求總量11450億斤。按照糧食自給率95%以上測算,202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需要達到10800億斤以上。
面對挑戰,中國的應對之策
糧食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本,糧食安全是一個涉及生產、消費、流通和貿易的復雜系統。糧食安全問題,實質上是一個供給問題。實現國家的糧食安全,首先還是要保證有足夠的糧食產量。高度重視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立穩定的商品糧生產基地,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糧食安全體系,確保糧食供求基本平衡,這既是政府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糧食安全的總的目標。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扭轉耕地減少的趨勢。國土資源部調查顯示,1997年至2009年,全國耕地減少和補充增減,相抵,凈減1.23億畝。未來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耕地保護會面臨嚴峻壓力,為了保證耕地不萎縮,必須實行最嚴格耕地保護制度。
第二。增加農田水利設施投資,增強農業抗風險抵御能力。水利部稱,我國每年農業缺水仍達300億立方米以上;大部分農田水利工程運行時間長,老化失修嚴重,目前,434個大型灌區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不足50%,高標準的早澇保收田比重偏低。在十二五期間,政府需要加大水利投資,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為糧食增產提供保障。
第三。提高地方政府抓糧積極性和農民種糧積極性。種糧的比較效益長期偏低,種糧不如種樹、不如種菜、不如種草、更不如種樓房,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地方政府抓糧積極性和農民種糧積極性。如何能夠提高糧食的價格,增加種糧農民的比較效益已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農業工作中心。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糧食主產省通過糧食生產能夠獲得較多財政收益,也很大緩解了主產省的財政負擔。但目前政策措施還不足以充分調動這兩個積極性,還有需要探討有更深層次、更長遠的保障措施。
一、當前我國糧食安全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實現了糧食供給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用世界不足7%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近21%的人口的吃飯問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但近年來,我國的耕地面積、糧食播種面積、總產量和人均占有量出現了連續下降的趨勢,影響糧食安全的隱患凸顯,我國糧食安全面臨新的形勢和挑戰。
1、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糧食總量需求增加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進入新世紀的前十年,我國仍處在人口增長高峰期,每年凈增1300―1600萬人,龐大的人口增長必然帶來巨大的糧食消費,導致社會糧食總量需求增加。據有關部門資料統計,2003年,我國糧食總的消費量為9725億斤,當年總產量為8614億斤,當年產需缺口1111億斤。此外,我國加速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也導致國內糧食需求特別是商品糧需求不斷增長。
2、耕地面積和糧食播種面積減少,糧食生產形勢日趨嚴峻
土地和水是影響糧食生產的最基本要素。據國家有關調查資料統計,至2003年,我國的耕地面積已經從1998年的19.45億畝減少到18.5億畝,5年間共減少9455萬畝,平均每年減少1891萬畝。2003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減少到14.91億畝,比1998年的17.07億畝減少2.16億畝,平均每年減少4340萬畝,相當于每年減少一個中等省份的糧食播種面積。比糧食安全公認的警戒線16億畝要少1.09億畝。2003年的糧食總產量與上年同比減產527億斤,比1998年的10246億斤減少1632億斤,平均每年減少326億斤。2003年全國人均糧食占有量為666.6斤,比1978年人均821斤少154.4斤。另外,由于在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環保工作滯后,導致國內環境惡化、水土流失、江河污染、土地沙化、酸雨侵蝕、水旱蟲自然災害頻發,造成我國糧食單產也呈下降趨勢。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和合理解決,必將對21世紀我國的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
3、國家糧食宏觀調控能力和手段有待進一步加強
宏觀調控是糧食市場化改革的客觀要求,也是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保證。但由于目前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不配套、不到位,糧食管理體制不順,糧食安全預警、應急機制不夠完善,使得政府對糧食流通管理和安全形勢的信息難以及時有效地掌握,國家糧食宏觀調控能力和手段有待進一步加強。比如“三老”(老人、老糧、老賬)問題久拖不決,關系全國300多萬國有糧食企業干部職工的切身利益,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糧食儲備與糧食加工環節不配套,應付緊急情況下糧食安全突發事件的體系不完善,能力不強,存在著明顯的安全隱患。加上一些交通不夠暢通、糧食調運成本較高的山區和貧困地區的糧食供應網點不健全,糧食購銷工作明顯滯后,容易引發這些地區的不穩定。可以說,我國的糧食流通和安全形勢正處在一個新舊體制交替的特殊過渡時期,國家防范糧食風險、確保糧食安全的責任不是減小了,而是增大了。
4、實施政策有偏差,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
一是對農業結構調整和發展糧食生產的關系處理不好。受前幾年糧價走低,種糧效益下降的影響,一些人片面地把調整農業結構與種植糧食對立起來,認為調整結構就是減少糧食播種面積、擴大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把不少高產穩產的良田轉產為養殖業或種植經濟作物,出現“家家戶戶都抓‘多’(多種經營),糧食生產走下坡”的現象。據有關部門統計,2000年以來,我國糧食種植面積就調減了5000萬畝左右。二是一些地方在實施退耕還林、還草、還湖政策過程中缺乏長遠性和前瞻性,導致良田得不到合理利用。有的省甚至在2000年就提出全面禁止開荒,年內退耕275萬畝,使得糧食播種面積出現較大幅度減少。三是農業稅賦過重,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長期以來,我國對農業“取多予少”,政府對農業間接補貼的多,直接補貼的少,我國又是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種糧農民稅賦重。四是糧價偏低。農民種糧與種其他經濟作物的效益差別較大,種糧積極性不高。比如部分農民以種果或種花為主的經濟作物的效益就比種糧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因此他們覺得種糧不劃算。
5、思想認識有偏差,糧食安全意識漸趨淡薄
目前,許多人對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存在模糊的認識:一是一些地方的領導對糧食供求形勢的判斷缺乏科學性、前瞻性。僅看到前些年糧食豐收后一度出現賣糧難的一面,沒有認真分析近期和以后的糧食形勢,片面認為我國糧食生產已過關,對糧食生產不過問,放任自流。二是簡單地認為有錢就有糧。有些人片面地認為,我國已加入世貿組織,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只要手中有錢,即使中國糧食生產能力不夠,也可以依賴國際市場進口。事實上,我國糧食安全面臨的挑戰,從2000年已有端倪,而到2003年進一步顯性化。2004年由于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加上人努力、天幫忙,糧食生產取得了好收成。但糧食增產還是屬于恢復性的,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要看到糧食增產基礎仍不牢固,種糧面積恢復難度很大,地域分布和品種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仍然突出,糧食產需關系仍然偏緊。這些問題,必須引起各級政府和有關領導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二、新世紀保證我國糧食安全應處理好五大關系
總書記指出,糧食問題是關系經濟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的松懈。要嚴格耕地保護制度,保護和加強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能力;依靠科學技術,挖掘糧食生產潛力;完善政策措施,充分調動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積極性,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總理也強調指出,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繼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加強對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支持,切實保護耕地,加大投入力度,加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同志和同志的這些指示,對處理好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糧食連年減產的形勢下,為確保國家對糧食的宏觀調控和糧食安全,政府在當前和今后,必須樹立科學的糧食發展觀,統籌糧食安全與經濟發展,統籌糧食生產者、消費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兼顧各方面利益,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統一起來,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具體來說,就是要切實處理好以下五個方面的關系:
1、政府與種糧農民的關系
政府與種糧農民的關系,是政府做好糧食宏觀調控,確保糧食安全的重要環節。為此,必須突出和體現以下原則:一是堅持引導原則。即堅持和突出利益引導。政府的利益引導,包括政策投入和資金投入。比如通過采取減免農業稅、特產稅和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政策措施,調動農民積極性,增加種糧農民的收入。同時,要加強對種糧農民的教育和引導,處理好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激發廣大種糧農民的愛國熱情,多種糧食,多作貢獻。二是堅持保護的原則。即多角度、多方面保護糧農的利益、保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要堅決貫徹執行《農業法》和《土地法》,從各地的實際出發,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確保基本農田保護區落實到村組、農戶和地塊。要通過增加投入來保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各級政府要依法安排并落實對農業和農村的預算支出,嚴格執行預算,確保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要引導信貸資金向農業傾斜,不斷增加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從而促進農民增收。要通過價格調節來保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對重點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控制農資價格的過多上漲。三是堅持服務的原則。即樹立服務意識,搞好綜合協調工作。各級政府在引導農業種糧時,必須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從產、購、銷各個環節,搞好種糧農民與不同部門和各種利益、各種關系的協調,切實從信息、提供良種、調控農資價格等各個方面,做好系統的跟蹤服務,融洽政府與種糧農民的關系,在糧食生產上達成共識。四是必須堅持統籌兼顧的原則。始終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針對我國糧食供需偏緊的新情況,我們應與時俱進,以科學發展觀來統籌考慮我國糧食安全的對策與措施。一是在切實保護并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同時,繼續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逐步減輕人口壓力。二是堅持“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當進口調劑余缺”方針,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確保國內糧食總量平衡。三是建立和完善糧食安全預警系統應急機制,以相對完善的機制來確保糧食市場和價格的基本穩定,確保糧食安全。
2、政府與糧食企業的關系
政府與糧食企業的關系是一種亟需重建的重要關系,直接關系到當前和今后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國家的糧食安全。我們要重塑市場經濟條件下政企全新的市場聯系和工作關系。政府要用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手段,規范和引導各類糧食企業的市場行為,確保糧食流通規范、有序,確保糧食宏觀調控和糧食安全。同時要鼓勵多種所有制市場主體從事糧食經營活動,促進公平競爭。既要依法加強對非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的監管,引導他們合法經營,又要為他們提供服務,維護其正當權益。對國有與非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要一視同仁,在市場準入、稅賦、信用、委托代儲等方面一樣對待,促進糧食企業的不斷發展。糧食企業在糧食收購和銷售的經營活動中,要認真執行《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規定的糧食企業最低庫存義務和最高庫存義務,承擔社會責任,確保糧食安全。
3、糧食供給與需求的關系
糧食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是政府糧食宏觀調控的目標,也是國家糧食安全的反映。要做好當前和今后我國糧食供求平衡工作,政府應按照科學發展觀,統籌糧食供求各要素,切實把握好以下幾點:一是保證糧食生產與消費平衡,確保我國市場糧食的供求平衡。實踐證明,在我國糧食供給與糧食消費平衡時,我國的糧食市場就穩定,反之,則會出現糧價波動和市場緊張。我國擁有13億人口,糧食產量和消費量占世界總量的21%左右,正常年份糧食貿易量占世界貿易總量的15%―20%。我國糧食自給率下降1個百分點,就需要進口50億公斤,占世界糧食貿易總量的2.5%。而目前世界糧食貿易額年均只有2000億公斤左右,其中稻谷貿易量為350億公斤。如果某個國家或地區發生自然災害,則糧食供求形勢就更加嚴峻。假如發生局部戰爭或國與國之間的糧食封鎖,情況就更為復雜。這些都決定了中國糧食供給必須堅持自力更生,自己實現糧食供求基本平衡,才能確保糧食安全。二是采取多種形式,確保我國糧食市場總供給。糧食的市場供給主要來自生產和儲備及進口。當前和今后,我國應采取多種形式,確保糧食的市場總供給。一要增加和穩定糧食生產,確保每年糧食生產與糧食消費平衡。二要藏糧于地,處理好用地和養地的關系,保護好土地,運用各種辦法提高耕地質量,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確保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三要藏糧于庫,國家儲備足夠應急保障的糧食實物,采取國家儲備、地方儲備與委托符合條件的糧食經營者儲備等辦法儲備糧食,確保儲得夠,調得動,用得上。四要藏糧于民,儲備必要的糧食實物,保護和調動廣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鼓勵農民不僅在實物上“藏糧于民”,而且在精神上“藏糧于民”,確保在糧改新形勢下實現真正的糧食安全。三是加強輿論引導,穩定居民消費心理。一方面,要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和板報等宣傳媒介,大張旗鼓地宣傳國家糧食政策,使國家關于糧食工作的各項政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充分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加強輿論引導,不炒作、不隨意糧食消費方面的信息,從正面引導廣大消費者正常消費,穩定居民消費心理,防止恐慌和搶購現象的出現,確保糧食安全,維護社會穩定。
4、農業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的關系
農業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的關系,是我國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組新矛盾。正確處理好農業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的關系,對我國的糧食宏觀調控和糧食安全,有著直接的影響。我國的農業結構調整,應在糧食安全目標有保證的情況下進行,并以糧食總量基本穩定、略有增長為前提。在當前和今后,各級政府在引導農業進行農業結構調整時,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積極鼓勵農民調整和優化糧食種植結構,把農業結構調整的重點轉到改善品種結構、提高質量上來。組織實施優質糧食產業工程,著力支持糧食主產區重點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基本農田,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使農民懂得只要精耕細作、增加科技含量、搞好加工轉化,種糧同樣能致富,逐步實現糧食生產的專業化、區域化和產業化。要把農業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統一起來,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探索農業結構調整的新路子。
5、糧食行政管理與執法管理的關系
糧食問題歷來受到各國政府的廣泛重視,1974年以來,聯合國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的概念先后作出過三次表述。從本質上講,糧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滿足糧食需求以及抵御可能出現的各種不測事件的能力,其決定性因素是糧食生產及消費的能力和水平,同時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及外貿狀況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糧食安全的基本內涵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物質保障能力和水平。包括糧食生產自給能力、進口能力和儲備能力等,進一步講,還應當包括能夠滿足不同層次消費需求的糧食品種結構和安全營養等方面的保障能力。二是消費能力和水平。包括糧食的有效需求總量以及與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的收入水平相適應的消費結構和消費偏好等。三是保障糧食供給的途徑和機制。包括糧食流通體制和供應機制,以及與人們的收入水平相適應的價格政策等。實踐證明,合理有效的糧食購銷體制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這一點在以往對糧食安全問題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視。
二、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及其發展趨勢
(一)影響糧食生產的主要因素及發展趨勢
1、耕地資源
耕地是決定糧食供給的基礎。我國屬于人地關系緊張的國家,同時又是城市化水平較低的國家之一。隨著人口增長,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逐步推進,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將繼續面臨較大的耕地占用壓力,耕地減少是難以避免的。但需要強調的是,保護耕地問題已進一步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明確提出,“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要“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并規定對占用耕地實行補償制度,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占用耕地的數量與質量相當的耕地,實現耕地的動態平衡。這些法律規定無疑會對遏制耕地減少的勢頭發揮重要作用,再考慮到復種指數的變化等因素,我國糧食的播種面積可以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
2、水資源
水是農業的命脈,我國農業用水量占整個用水總量的60%以上。全國水資源總量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資源年際年內變化也很大,大部分集中在雨季,且地區分布很不平衡。今后水的供需矛盾將更加尖銳,并成為影響糧食生產的重要制約因素。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國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很低,且浪費比較嚴重。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地表水的開發利用率僅為總水量的15.9%,灌溉水有效利用率不足40%,平均每生產1斤糧食耗水1噸,是先進國家的4倍。因此,在水資源的開發和節約用水方面都有很大的潛力。正在實施的“南水北調”工程和各種節水措施的逐步推廣,已經為此開辟了廣闊前景,也預示著我國完全有可能把水資源因素對糧食生產的制約控制在一個較低的程度。
3、氣候資源
氣候資源綜合影響著糧食作物的生長、發育、產量及產品質量,對糧食生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氣候條件總體來說比較好,絕大部分地區氣候溫和,光熱充足,適于種植多種糧食作物。但氣候條件中也有不利因素,如降水的地區分布極不平衡,年際降水變化大,旱澇等災害性天氣頻繁等。近幾年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減產損失每年都在300億公斤左右,這說明我國至今尚未擺脫“靠天吃飯”的局面。如果能夠提高實際光能利用率,進一步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大幅減少損失,就可以有效地增加糧食的供給量。因此,從氣候資源來看,我國的糧食生產還存在著相當大的發展潛力。
4、科技進步因素
實踐證明,科學技術是推動糧食生產和農業發展的強大動力。目前,科技進步在我國糧食單產增長中的貢獻率為41%,而發達國家一般在60%―80%。我國的化肥、農藥利用率以及微生物農業、精準農業、基因工程等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均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進步的增產潛力很大。袁隆平培育的超級稻和一些專家的研究都表明,我國的糧食單產還有約1倍的增長潛力。如果加大投入,開展技術攻關,改良品種,我國有可能在糧食播種面積基本不變或略有減少的情況下,實現糧食總量翻番。
5、其他社會經濟因素
糧食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的統一,因此,糧食生產除受以上自然、技術因素影響外,還受到生產管理體制、流通體制、價格政策、市場需求等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20世紀80年代實行的以農村為主的農業生產經營體制變革,1995、1996年國家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定購價格,以及2003年底2004年上半年國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成為糧食增產的強大動力。在糧食出現階段性供大于求的時期,市場糧價下滑,糧食產量大幅下降。可以看出,社會經濟因素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是雙向的,也是可以加以引導和調控的。今后,隨著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的全面推進,糧食價格將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市場需求已成為影響我國糧食生產增長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我國糧食生產潛力是巨大的,只要措施得當,我們就完全有能力保證糧食的供給,并把自給率保持在確保糧食安全所需要的較高水平上。
(二)影響糧食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及其發展趨勢
1、人口增長
糧食作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彈性較小,人口增加將推動糧食消費量剛性增長,因此人口因素是糧食安全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國內一般認為,到203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峰值16億人,而一些人口學家則認為屆時我國人口的峰值可能只有15.5億人。這樣,我國的人口增長將在2.5億人以上,由此帶來的糧食消費增長量也是巨大的。按人均消費400公斤推算,由于人口的增加,屆時糧食消費量將比現在凈增1億噸以上。
2、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經驗表明,食物消費結構的變化與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在2000年的基礎上再翻兩番,人們的收入水平和城鎮化水平都將大幅度提高,糧食消費總量和消費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對口糧的直接消費比重會逐步下降,間接糧食消費(由糧食轉化的動物性食品消費)比重會逐步提高,人均糧食消費量將會有所增加,特別是飼料糧的消費會有較快增長。
3、未來糧食消費增長趨勢
隨著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未來二、三十年內,我國糧食消費需求總量會大幅度增加,但各方面對未來糧食需求量預測卻存在著較大差距。世界銀行預測,2020年中國的糧食需求量約為6.97億噸;而國內一些學者曾預測我國2020年的糧食需求量為6.4億噸。國務院新聞辦1996年10月發表的《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預測,2000年我國人口增長到13億人時,按人均占有385公斤計算,糧食總需求量為5億噸;2030年我國人口增長到16億人峰值時,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計算,糧食需求總量將達到6.4億噸。而前兩種預測結果明顯高于白皮書所做出的預測,主要原因是對人均占有量的估算值較高造成的。從目前的實際消費情況看,我國2000年的糧食消費總量為4.75―4.8億噸,人均376公斤左右,比白皮書中對2000年人均占有量的預測值低9公斤左右,這說明白皮書中對我國未來糧食需求的預測并不保守,且最接近于實際。因此,可以把白皮書中的預測值作為我國未來糧食需求的上限。
(三)糧食流通發展趨勢及對糧食安全的影響
糧食流通作為聯系生產和消費的橋梁和紐帶,對糧食生產和消費的發展變化具有引導、促進或抑制作用。隨著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的推進,我國的糧食流通正面臨著新的發展形勢,其發展變化趨勢將對糧食安全帶來直接影響。
1、購銷市場化對糧食流通的影響
糧食購銷市場化意味著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放開糧食經營,糧食收購主體將實現多元化,糧食價格也將由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首先,由于沒有了收購保護價和糧食購銷企業敞開收購的政策,農民賣糧必須直接面對市場,糧食生產的市場風險將大大增加,這無疑會增大糧食生產的波動性。其次,流通主體多元化和多渠道激烈競爭,可能會使市場糧價波動的頻率加快,而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走向市場后,也使政府對糧食流通的控制力減弱。最后,現有的保護價糧食庫存逐步銷售處理后,企業的糧食商品周轉庫存會大大降低,這將進一步削弱政府對糧食市場的控制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兩三年內糧食供求出現緊張,影響到國家糧食安全,國家能夠動用的手段只剩下國家糧食儲備和進出口。因此,要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必須對今后的糧食儲備政策和規模及早進行研究,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2、城市化對糧食流通的影響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不到40%,如果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上升到55%左右,城鎮和農村人口的比例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城鎮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吃商品糧的人口和比重大幅度上升,一方面帶來糧食消費量的增長,另一方面,買糧群體的迅速擴大,也可能成為市場糧價波動的推動因素,從而對國家的糧食安全造成影響。同時,糧食流通量會成倍增加,大量的商品糧集中進入流通領域,對流通渠道和流通設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糧食流通不能及早適應這些變化,就可能帶來一系列問題,影響糧食市場的穩定,進而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
(四)糧食進出口發展趨勢及對糧食安全的影響
糧食進出口能否影響我國糧食安全以及影響程度大小,主要取決于國內糧食供求能否保持基本平衡,以及我國的糧食生產是否具有競爭力。目前很多人認為我國的糧食生產成本高于國外,實際上這里面存在著一種誤解。因為國外糧食的低價格是以巨額補貼為支撐的,而我國糧食生產不僅沒有補貼,還要支付農業稅和各種負擔費用。如果美國、歐盟取消補貼,價格就會高于我國;如果我國取消了農業稅費負擔,國產糧食價格優勢就更大了。
但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國的糧食產不足需,必須依賴進口解決,那么問題就會變得比較復雜。因為目前世界糧食貿易量大體保持在2億噸左右這個平衡點上,如果我國大量集中進口,受世界糧食增產潛力的限制,將會引起國際市場糧價大幅度上漲。這樣,一方面將使我國的糧食安全受制于國際市場,不利于國家的經濟安全;另一方面糧價上漲也會增加所有進口國的經濟負擔,結果必然是害人又害己。如果我們能夠主動地把糧食進口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并且有足夠的糧食儲備以應不測,那就不會對國家的糧食安全帶來大的影響。在此前提下,是否進口糧食,主要應看比較效益如何。如果能用進口糧食騰出的土地生產勞動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品供應出口,那么選擇進口就是明智之舉。對于糧食進口問題應當采取既謹慎又積極的態度,因為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就意味著高風險;而把外貿依存度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并能主動把握時機,適時適量組織進口,可能意味著雙贏。
三、關于糧食安全的對策選擇
糧食安全受自然技術和社會經濟等多方面因素制約,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糧食供需將是偏緊的趨勢,糧食安全面臨著巨大壓力。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經濟社會發展“五個統籌”的要求,為今后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指明了方向。面臨國內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我們必須與時俱進,統籌當前和長遠,生產、流通和消費,國內和國際,來考慮保證糧食安全的對策和措施。
(一)必須把嚴格保護耕地,保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控制人口增長,作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一項長期戰略目標
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人口大國,必須始終把保護耕地作為保證糧食安全的首要政策目標。要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求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最嚴格的土地保護政策,特別是要切實搞好基本農田的保護。要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中、低產田的改造,大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率,繼續抓好“種子工程”,努力提高科技對糧食生產的貢獻率,進一步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切實保護并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同時,要繼續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逐步減輕人口壓力。要把這些措施作為從長遠上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治本之策,堅定不移地抓緊抓好,抓出成效。
(二)要把提高糧食生產效益和市場競爭力,增加糧食供給,作為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
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后,市場將在農業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因素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明顯增強。要保持糧食生產的穩定和發展,必須尊重市場法則,使種糧有利可圖。要加大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產區的投入力度,認真落實好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的政策,要逐步降低、取消農業稅,降低糧食生產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同時,要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改善流通設施,為農民賣糧提供便利,保證貨暢其流。
(三)繼續完善糧食儲備政策,充分發揮好儲備糧在調節供求、穩定市場等方面的作用
各級糧食儲備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根據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城市化發展等新情況,重新研究確定各級糧食儲備的合理規模。要按照《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的要求,加強和改善中央儲備糧管理工作,確保在國家需要時調得動,用得上。要督促各地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抓緊充實地方糧食儲備,增強地方政府對糧食市場調控的責任和能力,為應對可能出現的市場波動打好物質基礎。
(四)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靈活運用進出口手段,為調節國內糧食市場服務
我們必須堅持“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當進口調劑余缺”的方針,根據國內糧食供需和市場變化情況,根據國內品種調劑需要,及時采取不同的進出口政策,靈活運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實現國內糧食總量平衡服務。同時,要鼓勵產銷區之間按照優勢互補、互利互惠、自愿合作的原則,建立長期穩定的購銷協作關系,促進糧食有序流通。
(五)加強市場分析預測工作,建立和完善糧食安全預警系統及應急機制,保持糧食市場基本穩定
目前我國對糧食市場的分析預測工作相對薄弱,糧食流通管理部門作為聯系生產和流通的橋梁和紐帶,應當發揮自身優勢,加強對糧食市場的分析預測工作。要定期分析和糧食供求及市場價格信息,引導生產和流通。要建立和完善糧食安全預警系統,確定調控預警指標,實施先兆預警。要建立全國性和區域性糧食應急機制,制定應急預案,確保糧食市場和價格基本穩定。
虛擬水的特征
虛擬水是由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TonyAllan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新概念,是指生產商品和服務所需要的水資源數量。目前虛擬水是國際上與水資源相關領域專家和管理者談論的熱門話題。
虛擬水的特征主要有三點:第一,非真實性。顧名思義,虛擬水不是真實意義上的水,而是虛構的水,是以“虛擬”的形式包含在產品中的“看不見”的水,因此虛擬水也被稱為“嵌入水”和“外生水”。“嵌入水”指特定的產品以不同的形式包含有一定數量的水,如生產1噸糧食需要用1000升水來灌溉,1公斤牛肉需要消耗1.3萬升水,這就是在產品背后看不見的虛擬水。“外生水”暗指進口虛擬水的國家或地區使用了非本國或本地區的水這一事實。第二,社會交易性。虛擬水是通過商品交易即貿易來實現的,沒有商品交易或服務就不存在虛擬水,并且強調社會整體交易,非個體交易,商品交易或服務越多,虛擬水就越多。第三,便捷性。由于實體水貿易運輸距離長遠、成本高昂,這種貿易通常是不現實的,而虛擬水以“無形”的形式寄存在其他的商品中,相對于實體水資源而言,其便于運輸的特點使貿易變成了一種可以緩解水資源短缺的有用工具。
虛擬水貿易的正反影響
虛擬水貿易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般是缺水國家或地區)通過貿易的方式從另一個國家或地區(一般是水資源豐沛的國家或地區)購買水密集型農產品或高耗水工業產品,目的是獲得水和糧食的安全,以確保國家安全。虛擬水貿易并非新生事物,它是商品交易的產物,是虛擬水存在的特征屬性,其歷史同糧食貿易一樣悠久。同時,虛擬水數量也隨貿易的增長一直在穩定地增長。
虛擬水貿易主要表現在農產品貿易上——尤其是糧食貿易。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農產品貿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以虛擬水的形式在進口或出口水資源。以往,人們在進行商品交易和服務時,沒有意識到商品背后存在的虛擬水及其重要性。隨著人口的增長,干旱半干旱國家或地區的水資源越來越匱乏,導致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水危機,且水安全問題造成糧食安全并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因此,為了解決水安全問題,現在一些缺水國家已清楚認識到水資源壓力問題和以農產品貿易形式存在的虛擬水之間的聯系,并在有意識地進行這類進口貿易。
通過貿易建立起水資源豐沛地區糧食的供給與改善缺水地區水資源匱乏狀況之間的聯系,使得缺水國家或地區避免去尋找水源,而是進行大量的、虛擬水含量高的糧食貿易。因此,虛擬水貿易可以緩解進口國或地區自身的水資源壓力,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提供一種替代水資源供給的經濟有效的途徑。通過適當而公平的貿易協議進行虛擬水貿易,對于促進干旱國家或地區節水提高全球或區域的糧食安全,改善生態環境都具有積極意義。
無形的虛擬水貿易也可以使政府和水問題專家避免陷入無休止的水資源安全性的爭論中。但是,虛擬水貿易也存在負面的影響,能出現忽視局部水平衡狀況的趨勢,出口虛擬水的國家和地區,會因為這一貿易對其自身環境產生影響(如過度開發當地的水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對進口虛擬水的國家和地區,如果不能提供其他一些可選擇的作物給農民種植或者提供其他的就業方式,虛擬水貿易會剝奪這些農民和他們家庭的生計。
因此,如果將虛擬水貿易作為一項政策,則需要研究虛擬水貿易對于當地自然、社會、經濟、環境、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并應分析虛擬水對于地緣政治重要性的影響。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虛擬水
自虛擬水概念提出以來,虛擬水理論已經在水資源短缺的國家和地區得到了一定的應用。約旦和以色列等一些干旱國家已經有意識地制定了規劃政策以減少高水分產品的出口,特別是農作物的出口。實際上這些國家已將虛擬水視為非常重要的、增加的水資源,他們以虛擬水形式進口的水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其出口的虛擬水量。據有關專家估算,中東地區每年靠糧食貿易購買的虛擬水數量相當于整個尼羅河的年徑流量。因此,通過增加虛擬水,可以平衡區域水資源,緩解缺水國家和地區水資源短缺,保障當地水資源安全。
水資源是基礎性的自然資源和戰略性的經濟資源。全球性的人口、資源、環境和生態等危機的出現,導致人們的國家安全觀念有了質的變化,水資源安全問題不僅僅是資源安全問題,已成為關系到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重大戰略安全問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安全,是影響國家安全的關鍵組成部分。如以色列及阿拉伯鄰國的約旦河水之爭,美國和加拿大的哥倫比亞河爭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爭端以及跨越歐洲八國的多瑙河爭端等水資源國際分配的水事矛盾,已是尖銳的國家安全問題。
糧食作為人類的生活必需品攜帶有大量的虛擬水,是當前世界貿易中數量最大的商品。由于糧食的生產離不開水,因此水安全問題還可以通過糧食安全影響到國家安全。干旱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出口高效益低耗水產品、進口本地沒有足夠水資源生產的糧食產品,以貿易的形式最終解決水資源短缺和糧食安全問題。對參與虛擬水貿易的國家或地區來說,通過貿易能增強這些國家和地區糧食安全的相互依賴性,減輕國家或地區之間因為水或糧食問題所引起的直接沖突,創造持久的合作關系,維護國家安全。
虛擬水對傳統觀念的改變
虛擬水的理念改變了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虛擬水的提出,突破了以往的傳統觀念和因襲思維方式,它要求水利工作者從原有的以水為中心的觀念轉變為在水之外尋找解決水資源分配和水資源管理的途徑,運用“大水利”的系統理念和方法找尋與水問題相關的各種各樣的影響因素。在水問題發生的范圍之外找尋解決區域內部水問題的措施,可以更好地協調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
虛擬水理論拓寬了水資源研究的領域。傳統的水資源,一般研究真實水資源的自身特征、運動規律及相關關系,對“看不見”的虛擬水毫無了解。虛擬水理論給水資源和水安全研究提供了創新領域,如傳統水資源研究與糧食安全研究是分離的,虛擬水理論使兩者有了切入點,給從事水資源學研究的人員提供更加廣闊的研究空間。
(一)明天誰來種地
美國學者布朗曾兩次提出“誰來養活中國”。這個問題曾經一度引發決策層的高度警覺,也曾經深深刺痛了我們的自尊心。但是,現在我們可以挺直腰桿回答,中國人自己來養活自己。誰讓我們有這樣的底氣呢?千千萬萬的中國普通農民。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目前,大量分散的小規模農戶仍然是養活中國的主要力量。然而,由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傳統農業經營戶不斷衰退。中國現在進城務工人員超過2.4億,城市化進程,每天都以吞并20個行政村的速度使農村逐步“萎縮”。如此下去,若干年以后,農村是否會從地理概念、風俗習慣、傳統文化等方面逐漸消失?中國的自耕農群體是否也會伴之而逐漸破產或消失?目前,農村勞動力供給不僅面臨著只剩下婦女、老人、兒童組成的“389961部隊”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缺乏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問題。我們不只出現了“民工荒”,還出現了“農民荒”。我們不禁要問一句:“十年之后,誰來種地?誰來養活中國?”
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現代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發展,中國農業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中國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新型經營主體正在不斷影響和改造著傳統農業。在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減少的背景下,種養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龍頭企業等主體正在迅速壯大,很多農產品生產已經形成了“公司+基地”、“公司+基地+農戶”、“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等產業化經營模式,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此外,培育農村專業生產經營大戶,已成為提升農業生產力、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增加農產品有效供給、帶領廣大農民致富的當務之急。但是,目前的體制機制還未理順、政策扶持亟待到位、土地流轉不夠暢通等一系列問題阻礙了專業大戶的進一步發展。只有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夠加以解決。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村經濟體制逐漸由計劃向市場轉變,同時也催生了公共服務職能的轉變、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以及農業產業化經營。總體而言,公共服務機構不斷調整完善,向兼顧公益與經營供給,協調專業與綜合有機結合的方向發展;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維護農民的經營利益,提高農戶在市場經營中的地位。但條塊分割、農村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等問題依然存在,極大地壓縮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活動領域;龍頭企業雖然可以有效為農戶提供資金、技術、信息等服務,但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與帶動農戶的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世界農業發展進程中,各國都依存于本國社會經濟條件,形成了獨特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新大陸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已經形成了規模化農場生產經營模式。在美國,一系列政策使得土地經營者權益得到保障,又通過技術進步降低了經營風險,從而進一步降低了大型農場規模化經營的各種成本。而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雖然其農業生產經營凸顯了很強的組織性和高效性,但是在食品供給與國家安全上仍具有很大的弊端和風險。日本政府雖然制定了完善的法規,但是經濟政策調整經常失誤,加之土地資源和勞動力的快速流失,使得日本農業的發展偏離了預想的農戶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反而進一步削弱了農戶的經營和生產能力。歐盟國家例如法國、英國的情況居于前兩者之間。法國因自由貿易主義政策付出沉重代價后開始反思以往的經濟政策,轉而高度關注農業問題,并采取措施對農業及農民予以大力保護。1992年歐洲共同農業政策實施后,農民獲得了按生產經營規模發放的直接補貼,農民獲得的直接補貼已經占其收入的25%以上。20世紀末,法國政府又加強了對農業環境的保護,推進其農業補貼政策進入新的改革階段。
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不同區域經濟發展、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差異很大,農業發展也因此呈現出多層次和不平衡性。基于這種情況,《全國現代農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將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指導方針,按區域劃分為重點推進、率先實現和穩步發展三大類。重點推進區域具有地勢比較平坦、水土資源比較豐富、生產技術比較成熟等特點,從而為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化提供了良好基礎。針對該區域的特點,現代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發展的主導思路是發揮種養大戶對傳統承包經營戶的帶動作用,健全農業科技培訓體系和信息服務網絡,加快對專業大戶的培育進程。同時,推進農村土地有序流轉,提高農業產業化、集約化經營水平。但考慮到農業安全問題,不鼓勵大型資本直接租種農民土地。率先實現區域是中國集約化農業、規模化農業和多功能農業發展較好的地區,而該區域的現代農業經營與建設主體發展速度快、創新模式多,農業生產或服務企業也逐步呈現出集團化、產業化、集群化的發展趨勢。適應這一發展趨勢,需要加強農業產業鏈上下游主體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同時鼓勵物流企業、商、配送中心、批發商等經營主體加入進來,構成現代農業基地和園區。穩步發展區域主要指草原生態經濟區。由于該區域突出生態保障功能,政府對農業環保措施的補貼政策,對農民采取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的鼓勵政策顯得尤為重要。此外,公共服務機構、專業合作社、相關協會等農業組織對生態環境保護的組織和實施工作也會增強農業環保效果。這些組織可以利用專業優勢,為農民提供生產技術咨詢和服務,推廣可持續農業研究新成果,并且宣傳環保型農業的內容和意義。還可以借鑒國外經驗,提供經營管理荒地、診斷土壤問題、銷售有機肥料、開辟綠色觀光、宣傳農業環保等創新型服務。
(二)未來糧食生產的潛力何在
首先,要不斷加強耕地保護措施。根據測算,東南沿海省份工業產值每增加1萬億元,它們的糧食播種面積就減少87.1萬公頃。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分析預測了中國在未來的可耕地改變為非農業用地方面的主要趨勢,并根據這一趨勢測算了未來耕地數量和可能達到的糧食生產潛力。通過研究,我們認為農業結構調整、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將是未來耕地總面積數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為了保障糧食生產,就必須維持優質的農用耕地,必須通過經濟激勵機制和行政措施,提高非農土地利用的集約程度。研究顯示,加強耕地保護措施,包括土地整理、土地復墾和土地開發,將對保證可耕地數量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起到顯著作用。
其次,要逐步實現節水農業。水利對糧食生產貢獻率在40%以上,足夠的水資源量是糧食安全的硬指標。目前來看,中國水資源存在著區域性、季節性的不平衡,而且淡水資源污染嚴重,只有走農業節水之路才能保障糧食安全。近20年來,全世界的噴灌和微灌面積平均每年以超過30%的速度增長,總面積已達到2400多萬公頃,美國54%的灌溉面積采用噴灌和微灌技術,以色列則全部采用微灌和噴灌,其中微灌占一半以上,歐洲國家的噴灌和微灌面積占灌溉面積的比例都達到了80%以上。中國節水灌溉近年來發展也很快,其中噴、微灌面積年凈增300萬畝以上,噴微灌面積之和達到6600萬畝,增速居世界第一。但是,噴微灌面積占總有效灌溉面積的比例仍然很小,僅占不到10%。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灌溉技術相對落后,另一方面也說明,農業用水具有很大的節水潛力,提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緩解農業用水的短缺狀況。
第三,要加快中低產田改造。農業綜合開發20多年的實踐表明,大規模改造中低產田,建設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既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也走出了財政支持農業生產、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的一條新路子。數據顯示,2010年底,中國耕地總數不足18.26億畝,當然現在也有一些新的數字。但是,不管耕地數量多大,我們都應當看到,平均而言,耕地中有78.5%的中低產田,其中,中產田面積占37.3%,低產田面積占41.2%。針對不同土壤的障礙因素進行中低產田改造,是提高土地生產力、挖掘糧食生產潛力的重要途徑。中低產田改造的基本原則是統一規劃、綜合治理、先易后難、分期實施、以點帶面、分類指導,搞好技術開發,注意遠近期結合,并與區域開發、生產基本建設等緊密銜接。中低產田改造不單純是提高當年產量,而是著眼于根本性的土壤改良,提高耕地特別是要進行提高綜合生產能力的基本建設。
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確保糧食安全的政策建議
今年年初,國務院印發了《全國現代農業發展規劃》,其中,堅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第一個基本原則,尤其是,規劃里面強調“加快構建供給穩定、儲備充足、調控有力、運轉高效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一)糧食安全戰略需要對頂層設計進行改革
糧食安全戰略的總體規劃與設計方面,我想有必要升華對糧食安全的認識和界定。聯合國糧農組織對Food Security的定義是食物安全,也就是確保人們能夠有規律地獲得充足、高質量的食物,過上積極、健康的生活。這個定義,顯然把全部食物都包括在內了。因此,食物安全戰略實際上是三個層次的概念:第一,保障糧食的有效供給;第二,保障所有食物的有效供給;第三,保障食物的質量安全。第一個層次,是傳統意義上的糧食安全戰略,只是局限于糧食生產能否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食物所需。第二個層次,仍然與糧食相關,一是肉蛋奶等畜產品,以糧食做飼料,我們要保障這些農產品的有效供給;二是瓜果蔬菜等產品,是與糧食爭地的產品,我們仍然要保障這些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在《規劃》里面,國家對糧油糖、肉蛋奶、瓜果菜和水產品都做出了相應的規劃。第三個層次,是食物的質量安全。當前威脅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食物安全事件頻繁發生,從根本上影響了食物安全的內涵。《規劃》專門把“增強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能力”列為重點任務之一。
糧食安全戰略的運行機制與組織方面,要圍繞重點建設任務,以最急需、最關鍵、最薄弱的環節和領域為重點,組織實施一批重大工程,全面夯實現代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這包括,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建設工程、棉油糖生產基地建設工程、新一輪“菜籃子”建設工程、現代種業工程、漁政漁港建設工程、動植物保護工程、農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測能力建設工程、鄉鎮農業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工程、農業機械化推進工程、農業信息化建設工程、農村沼氣工程、草原保護與建設工程、新型農村人才培養工程等十四個重點工程。
糧食安全戰略的具體措施與執行方面,要進一步明確糧食公共物品屬性和社會屬性,把糧食安全作為各級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必須從中國國情和農業發展實際出發,突出重點、加大投入、多措并舉。一是建立農業投入穩定增長機制。這需要,繼續加大投入力度,改善農村金融服務,引導社會力量投入農業。二是加大農業支持保護力度。這需要,堅持和完善農業補貼政策,建立完善農業生產獎補制度,平衡主產區和主銷區利益關系,加大對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的支持力度,完善農產品市場調控機制等。三是提高農業對外開放水平。這需要,促進農業對外合作,促進農產品國際貿易,積極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等。四是深化農業農村改革。這需要,積極推動種業、農墾等方面改革,加強對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新形勢下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的指導和支持,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統籌城鄉勞動就業,統籌城鄉社會管理,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等。五是強化農業法制保障。這需要,完善以農業法為基礎的農業法律法規體系,研究起草農業投入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加快農業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深入開展農業普法宣傳教育。六是加強組織領導。這需要,堅持“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完善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要求的干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把糧食生產、農民增收、耕地保護作為考核地方特別是縣(市)領導班子績效的重要內容,全面落實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領導干部離任審計制度。
(二)適時改革農業管理體制是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確保糧食安全的制度保障
在宏觀管理的層面,必須提高行政效率。在美國,農業部是僅次于國防部的第二大內閣部門,幾乎所有農業行業的職能都在農業部并高效運轉,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美國農業的強大。中國現行農業管理體制是由農業部和各省(市)、地、縣的農業廳、局構成的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導致出現了多頭管理、“多龍不治水”、職能交叉以及管理效率不高等突出問題。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從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以實現相對集中的統一化管理。這首先需要探索建立決策、執行、監督既相互協調又適度分離的行政運行機制,實現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其次,國務院農業主管部門及相關的研究機構必須研究解決農業與農村發展中存在的重大問題,擬定相關法律法規草案和中長期發展規劃及政策,統籌配置行業資源,行業信息標準,維護行業市場秩序,開展行業執法監督檢查,提供行業相關信息服務。第三,要繼續完善農業相關法律法規,為現代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
在微觀經營的層面,必須培育農村社會化服務供給的主體。以前我們一直在談要在農村建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么多年來,我們形成了農村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分”得已經夠多了,下一步要解決“統”的問題。最關鍵的是,要解決農村社會化服務供給主體的問題。目前,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種糧大戶、村集體等紛紛成為“統”的主體。農村社會化服務主體做到極致的是日本,這個國家的農協在農村幾乎無所不能。日本不僅給農戶提供農業技術指導,還提供經營指導。比如,農協預計今年蘋果價格下降,就會告訴農戶把蘋果樹上的花打下來三分之一,就可以通過減少市場供給,提高蘋果的價格。我們要培育農村社會化服務主體,首先要打破制度上的限制,給予農村社會化服務主體合法地位。其次,要讓社會化服務主體能夠享受強農惠農政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不能鼓勵社會資本大面積、長時間地租用農村土地,尤其是警惕現在農地流轉的“非糧化”傾向,在這個過程中,要對村集體的行為進行監督,防止出現違背農民意愿的情況發生。
(三)加強農業科學技術研究是確保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與糧食安全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