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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外失衡;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泡沫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3-0007-05
近年來,泡沫經濟已經取代經濟衰退成為經濟增長的夢魘。從1990年泡沫經濟崩潰至今的十幾年,日本經濟一直在不景氣中掙扎。2007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所引發的次貸危機直接導致了大批金融機構的虧損甚至破產。當前我國經濟也出現了以股票和房地產為載體的資產價格暴漲,盡管貨幣政策當局已經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顯,資產價格反倒出現了逆勢上揚的現象。本文研究我國當前資產價格飆升是否存在泡沫,以及其形成機制,進而提出調控建議。文章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我國當前資產價格飆升和泡沫泛起;第二部分研究當前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機制和根本原因;第三部分分析當前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可能影響和后果;最后一部分是調控建議和措施。
一、中國當前資產價格飆升和泡沫泛起
中國以股票和房地產為載體的資產價格持續飆升已經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重要現象。股票市場自2006年初以來更是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各種股價指數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上漲了將近5倍。關于當前資產價格暴漲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當前資產價格暴漲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另一種觀點認為當前資產價格暴漲說明經濟中存在著嚴重的泡沫。一般來說,資產價格泡沫是指資產價格嚴重偏離實體經濟,暴漲然后再暴跌的過程。Kunio Okina,Masaaki Shirakawa和Shigenori Shiratsuka(2001)在研究日本泡沫經濟中指出,泡沫經濟包括三個基本要素:資產價格的快速上升,經濟過熱以及貨幣和信貸的大規模增加。根據這一理論,如果中國當前資產價格暴漲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我們就可以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資產價格泡沫。
我國股票市場資產價格的飆升始于2006年初。2005年底以上證綜合指數衡量的股票價格僅為1161點,但自2006年初起股價指數一路飆升,至2007年9月,已經增至5552點,上漲了將近5倍,而以深圳成份指數衡量的股價指數上漲速度更為迅速,從2005年底到2007年9月上漲了將近7倍,資產價格上升速度遠遠高于日本1985-1990年泡沫經濟產生和膨脹時期日經指數的上漲速度(見表1)。從股票市場市盈率來看,2007年5月上交所A股平均市盈率為42.8,其中工業股為37.9,商業股為74.2,公用事業股為49.3,房地產類股票為70.4,綜合類股票為44.8(張俊偉,2007)。這遠遠要高于日本泡沫經濟發生和高漲時期的市盈率(見表1)。而我國房地產價格自2003年以來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其價格在政府調控中逆勢上揚,2007年11月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同比增長10.5%。
中國經濟一直著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來GDP增長速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07年初以來經濟過熱趨勢日益明顯,CPI持續攀升,2007年11月CPI同比增長6.9%,是11年來的最高水平,而同期美國和歐元區通貨膨脹率基本保持在2%-3%,日本CPI同比增長率基本維持在零或負值的水平。從2001年以來我國貨幣供給M2的增長率一直保持17%左右。商業銀行信貸水平幾乎和貨幣供給M2保持著同樣的增長水平。尤其是房地產貸款增速更甚,2000年以來我國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住宅貸款的年均增速分別為25.99%和59.19%,遠遠高于同期金融機構貸款13.06%年均增速,也遠遠高于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房地產貸款的增長速度(見表2)。
表1 和表2數據表明當前我國資產價格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GDP增長速度,以2006為例,GDP和M2增速分別為10.7%和15.67%,CPI同比增長1.5%,而股票價格指數在2006年一年內則上漲了212%,這說明當前資產價格增長速度已經超過經濟基本面的支撐,偏離了實體經濟的增長。通過與日本泡沫經濟時期資產價格上漲速度已以及宏觀經濟數據比較,本文認為我國當前資產價格上的漲速度已經超過日本泡沫經濟時期,這說明中國資產價格飆升中隱藏著嚴重的泡沫。
2007年以來我國實施了緊縮性貨幣政策,六次提高貸款利率,但資產價格仍然還在逆勢上揚,這進一步說明我國資產價格泡沫正處于非理性的迅速飆升和暴漲階段。
二、我國當前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機制
一般說來,泡沫經濟的形成要具備以下條件:第一,宏觀經運行良好,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經濟主體對于經濟發展有一種樂觀的預期。第二,經濟體有大量的過剩資金,這些資金可能源自國內也可能源自國外或者兼而有之,這是泡沫經濟膨脹的基礎。第三,引發泡沫經濟的條件,這可能包括經濟環境的變化,政府政策或者外資的涌入等(三木谷良一,1998)。
中國經濟多年的高速增長所營造的樂觀預期為泡沫經濟的泛起提供了溫床。而經濟內外失衡則成為泡沫經濟發生的根本原因,經濟內外失衡表現為內部超額儲蓄以及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這就使宏觀經濟充斥著過剩的流動性,在缺乏有效投資渠道以及較強投機心理的作用之下,過剩的資金使得泡沫經濟的形成具備了基本條件(見圖1)。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多年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強化則為泡沫經濟膨脹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直到2007年CPI大幅上升以后,我國貨幣政策當局才開始緊縮貨幣,受時滯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制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明顯,對當前泡沫抑制作用有限。這也說明僅僅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泡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研究泡沫形成的根本原因,采取各種措施從源頭抑制泡沫的膨脹(見圖1)。
圖1描述了當前我國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機制。具體說來,我國當前以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征的泡沫經濟泛起和膨脹是以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我國國民儲蓄持續走高
我國的國民儲蓄率從1990年開始就一直處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而且從2000年后急劇升高,到2005年已達到48%,將近占國民總產值的一半(見圖2)。高額儲蓄為泡沫經濟形成提供了大量的過剩資金,只要資產市場具有良好的預期,追逐高額利潤的巨額過剩資金就會進入資產市場。尤其是在實體經濟投資收益率遠遠低于資產市場投機收益率的情形下,巨額過剩資金更是大規模進入資產市場。
高額儲蓄的形成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經濟轉型期的制度缺失造成社會保障體制、醫療保障體制以及教育體制改革的不完善,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增強,居民只得進行預防性儲蓄降低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轉型經濟過程中對微觀主體的投資限制較多,以及有效投資渠道的缺乏,導致大量的資金只得進行儲蓄。
第二,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帶來外匯儲備的增加
根據宏觀經濟恒等式,與國內高額儲蓄相對應的是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貿易盈余帶來外匯儲備的增加,至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0633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遠遠高于“適當”規模。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之下,外匯儲備增加導致基礎貨幣增加,盡管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各種沖銷措施,但是對于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來說則是杯水車薪,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之下,貨幣供給成倍增加。根據中國經濟景氣月報的統計數據,2007年前三季度,我國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3.5%,其中,出口同比增長27.1%,進口同比增長19.1%。貿易順差比上年同期增長758億美元,同比增長68.97%。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472億美元,同比增長10.9%。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14336億美元,同比增長45.1%。只要順差在增加,外匯儲備就會增加,貨幣供給就會增加,流動性過剩的程度就會進一步加劇,這就為泡沫的泛起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基礎。
第三,國際資本凈流入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相互強化
貿易盈余的不斷擴大,導致美元等外幣資產的供給增加,這就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使得人民幣面臨著升值的壓力和預期。尤其是當前美中存款利差收窄將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這種背景之下,國際游資不斷流入中國,這些資金進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推動著中國股價和房價的上升。統計數據表明,房地產業利用外資已經占到全國利用外資比重的五分之一。這些進入房地產行業的外資利潤高達100%以上,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之下,更多的外資涌入中國,這對國內房價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勃和高波(2007)對國際資本流動和房地產價格的實證研究支持了這一推論。由于股票具有交易便利等投資特性,更是成為國際資本的投機對象。2007年1-9月,國際資本凈流入達到1243億美元,占同期貿易順差的66.82%(見圖3)。國際資本凈流入加大了對人民幣的需求,進而強化了人民升值的預期,形成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際資本凈流入的正向循環。
第四,長期低利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確立了“內需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政策,與此對應,中國人民銀行一直奉行低利率擴張性貨幣政策。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由于儲蓄收益較低,尤其是在當前CPI大幅上升之下,居民儲蓄存款利率實際為負,一旦國內資產市場有比較好的投資機會,大量高額儲蓄和國際游資就會進入股市和房地產等資產市場,甚至一些原本用于實體經濟投資的資金在資產高額回報率的吸引之下也進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為泡沫經濟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第五,銀行信貸擴張
每一個泡沫經濟背后都一定有大量的銀行借貸資金的支持,它是泡沫經濟形成的助推力。尤其是商業銀行的房地產信貸,是造成其房地產泡沫過度膨脹的重要原因。如果銀行持有大量的房地產,或者是以房地產為抵押品的資產,那么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將提高銀行資本的規模,從而改善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和盈利狀況。因此,銀行將進一步擴大對房地產業的信貸供給,而這又進一步提高了房地產價格。這一過程循環往復,使得房地產價格日益偏離實際均衡價格,統計數據表明,房地產類貸款占金融機構全部貸款的比重,從2000年的6.04%上升至2005年的15.5%,已經超過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房地產貸款占全部貸款12.1%的比率。這一方面為資產價格飆升提供了巨額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風險向商業銀行的集中。
上述各種因素都增加了國內資金的供給,提高了流動性過剩的程度,為泡沫經濟形成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在預期樂觀的情形下,過剩資金涌入資產市場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的泛起和膨脹,這就導致了投機資本的高額利潤,致使過剩資金進一步進入,在自我強化的預期之下,資產價格泡沫逐漸膨脹。
三、我國資產價格泡沫崩潰的可能影響
在緊縮的經濟政策之下,如果泡沫失去了資金的支持,其可能會迅速走向破滅。根據我國當前泡沫經濟形成機制,如果泡沫破滅,勢必會對中國金融穩定、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經濟長期發展帶來重創。
泡沫經濟時期,房地產貸款占商業銀行信貸較高比例,因此房地產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最大的受害者是銀行,而銀行又會將危機傳遞給整個社會。泡沫經濟崩潰可能帶來如下的惡性循環:泡沫經濟破滅―經濟不景氣―低利率―資本外流―需求低迷―銀行呆賬和壞賬增加―維持低利率―資金不回流―需求更低迷―銀行危機―經濟衰退。IMF(2000), Bordo和 Jeanne (2002), Borio 和 Lowe (2002)等的研究也表明資產價格泡沫會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造成惡劣影響。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帶來的金融危機及其后的長期經濟蕭條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而200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給美國帶來了次貸危機,其直接影響是導致大批金融機構的虧損甚至破產,而間接影響則致使美國和世界處于經濟衰退的邊緣。
從當前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房地產開發貸款、個人貸款看,2004到2006年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貸款占其貸款總余額比例不斷上升,個別銀行房地產貸款總額已經占到貸款總額的20%以上(見表3)。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我國房地產價格泡沫破滅,必將會帶來大規模的不良債權,泡沫破滅對金融機構所造成的危害可能要遠甚于日本。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從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為主向消費、投資和出口共同拉動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一轉變能否完成關鍵在于能否實現消費的可持續增長。近年來,我國消費率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尤其是居民消費率下降更多,2005年已經降至38.7%。我國消費率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遠遠低于印度水平(見表4)。據國家統計局2002年在河北、天津、山東、江蘇、廣東、四川、甘肅、遼寧等8個省市抽樣問卷調查結果,房地產已經成為居民家庭價值量最大的財產。如果當前我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我國居民就會面臨著資產大幅縮水,這會導致已經持續降低的消費水平進一步下降,使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尤難實現,并將影響中國經濟長期發展。
鑒于上述分析,我們必須采取措施調控資產價格暴漲,我國當前泡沫經濟膨脹的形成機制以及日本等國家泡沫經濟破滅的經驗教訓,本文提出如下的調控建議。
四、調控建議
(一)促進經濟內外均衡的實現,這是阻止泡沫經濟惡化的根本途徑
日本等國家和地區泡沫經濟的迅速破滅就是因為沒有采用有效措施從根本改善內外失衡,而是直接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將泡沫挑破。針對我國當前經濟特點,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點著手促進內外均衡的實現:
第一,完善制度建設,促進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
當前的重點是完善公共支出體系,進一步建設包括社會保障體制、醫療體制和教育體制等在內的制度,降低經濟主體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和預防性儲蓄,從而增加消費需求。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因此當前我國消費增加的渠道主要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進低收入者消費的提高,進而增加總體消費需求。只要總體消費需求增加了,儲蓄水平就會自然下降,外貿順差也會得到緩解。
第二,逐步解除進口管制,從增加進口角度緩解外貿順差的日益擴大
有人提出通過征收出口稅來控制產品出口以抑制順差擴大的建議,但是本文認為這種干預手段只適用于特殊產品出口管制,不具有普遍意義,而且不利用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較之于控制出口緩解順差的擴大,從增加進口的角度緩解順差的持續擴大是一個更好的渠道和方法。通過降低甚至取消進口稅,逐步解除進口管制實行自由進口(當然,少數特殊產品仍需進口管制!),一定會促進進口的增加,而進口的增加不僅會緩解順差持續擴大,而且如果進口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則有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國民經濟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深化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
由于當前經濟中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還存在諸多限制,導致居民有效投資渠道的缺乏,在預期良好的前提下,居民在銀行的存款逐漸轉向股市和房地產,尤其是在股票供給有限和金融產品缺乏的前提下,股價和房地產價格的暴漲是必然結果。因此,減少對微觀投資主體的投資限制,完善金融市場,尤其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為經濟主體提供多元的投資渠道和豐富的金融產品就變得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之上,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對居民的投資行為進行正確的引導,完全有可能將積累的財富引向實質生產部門,推動產業升級、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制定適當的匯率政策,發揮匯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
從當前來看,由于國際收支順差以及源自美國等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人民幣匯率政策面臨著困境。一方面,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可能會使得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下降,而且由于國際社會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偏低,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帶來順差的增加而不是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幣不升值,我國將會面臨更加強大的國際壓力,而且會使中國順差進一步擴大和升值預期進一步增強。鑒于各種因素的考慮,本文建議在無預期的前提下將人民幣一次升值5%,這也是出口企業能夠承受的一個升值水平,目的是達到抑制升值預期,減緩熱錢流入,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實現。匯率政策本身也具有時滯效應,甚至會產生 “倒J”曲線效應,因此對于升值以后國際收支順差沒有縮小要有心理準備。
在近于固定的匯率制度以及人民幣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國際收支順差必然帶來貨幣供給的大量增加,這就制約了當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從長遠來看,應該實行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改革強制結售匯制度,實現人民幣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協調。
(四)加強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協調,提高貨幣政策在熨平經濟波動中的有效性和靈活性
貨幣政策的過度擴張和突然緊縮都不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過度擴張可能為泡沫經濟形成埋下伏筆,而突然緊縮可能會挑破泡沫,產生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因此貨幣政策應該是穩健和圓潤的,從而提高其熨平經濟波動的效應。實際上,面對經濟泡沫,如果只是簡單地收縮銀根,必然會對正常的經濟活動造成破壞,“就好比城里有房子失火,消防隊不是像房子噴水,而是決堤淹城一樣”(三木谷良一,1998)。因此,在緊縮貨幣的同時,必須采取其他政策如產業政策、財政和稅收政策等配合,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五)加強監管,增強商業銀行風險意識和規避風險能力
在泡沫經濟跡象出現以后還需要大量的后續資金才能把泡沫越吹越大,這些資金可能來自于國內,也可能來自于海外,為了防范泡沫經濟的急劇膨脹,需要加強資金流向監管。對于金融監管當局來說,在資產價格迅速膨脹的危險時期,必須加強對商業銀行信貸的監管和調控。與此同時,商業銀行自身必須增強風險意識和風險規避能力,才能在泡沫破滅時將損失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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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ing Mechanism and its Regulation of China Asset Price Bubble und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equilibrium
Feng Cai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可以猜測,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
關鍵詞:比較優勢;金融危機;啟示
一、引言
2008年9月以來,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據IMF預測,發達國家2009年的平均增長率將接近零,進入經濟衰退期。為什么發達國家會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突然出現危機?美國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金融產業等虛擬經濟,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否說明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失敗?
二、比較優勢與美國經濟成就
(一)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經濟
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出現了二次大戰后罕見的持續性的高速度增長。1990-1998年,美國GDP增長了26.7%,機械工業增加了107%,電子電力裝備產業產值增加了224%,商業服務、通訊、流通和交通產業產值的增幅也均在42-68%。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失業率穩步下降;物價增幅保持在較低水平,通脹壓力得以消除;出口貿易增長勢頭強勁;聯邦財政赤字逐年減少,大大緩和了美國長期財政赤字的壓力。
(二)比較優勢與美國經濟成就
如果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能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那么這個經濟的生產成本就低,競爭能力就強。得以保持低通脹高速度的增長,正是其利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高水平的勞動生產率等比較優勢,在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網絡化、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下,成功實現資源稟賦的升級、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從而創造了牢固的物質基礎的結果。
三、比較優勢與金融危機的關系
以次貸危機為導火線的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是美國實行金融等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失敗,比較優勢與金融危機沒有必然的聯系。
首先,泡沫經濟的產生是任何經濟快速增長時都可能發生的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社會總需求的增長,一種要素的供給彈性越小,其價格提高得越快。特別是房地產、股票市場,在經濟增長十分迅速的情況下,人們會預期供給彈性較小的土地、股票價格會不斷上漲,從而會把大量資金投入到這些行業,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的上漲,導致了泡沫的自我實現,預期的自我加強。
其次,比較優勢戰略并不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相反,如果一個經濟始終如一地堅持發揮其自身的資源比較優勢,經濟高速增長的可持續性加強,從而可以延緩泡沫經濟破滅的時間。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是眾多因素造成的必然結果,不是實施比較優勢的結果。
再次,從泡沫經濟轉化為金融危機的傳到機制來看,如果能加強金融體系監管,控制大量資產流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使得資產價格嚴重虛高,那么即使泡沫經濟也不會引起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金融監管體制上的不完善導致的。
最后,遵循比較優勢戰略也具有防范金融危機的作用。如果產業的競爭能力強獲利能力高,即使向銀行借款來發展,也不至于形成大量的呆賬、壞賬。在堅持比較優勢的條件下,產業的資金密集程度與資源稟賦結構是相適應的,必要的資金大多來自國內儲蓄,即可降低對外的依賴程度,因此也就不會出現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
四、啟示
認清本國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打牢一國的經濟基礎。在發展比較優勢產業的條件下,產品具有了國際競爭力,一方面,可以取回投資在該產業的資金,促進了利潤的增長和社會財富的積累,可以防范經濟泡沫的磨滅和金融危機的爆發。另一方面,要素相對稀缺性發生變化,要素稟賦結構得到升級,繼而引起新的比較優勢的生成,實現了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綜合國力的增強。
發展虛擬經濟必須與實體經濟相結合。虛擬經濟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增加資本盈利能力,活躍交易市場,實現資源在全世界范圍的合理配置與利用。但虛擬經濟的發展始終與投機活動共存,相對實體經濟其具有高流動、高風險、高收益等特點,很容易吸引大批資金進行投機活動,引發金融危機。大力發展生產業,既可實現產業升級,又可有效防止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變質為泡沫經濟。
建立一個靈活、有效、完善的金融市場。靈活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存在,可以保證資本被配置到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和產業中,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比較優勢,降低了資金鏈的中斷風險,可以減小經濟泡沫的破滅和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建立房地產金融預警和監控體系,提高抗風險能力。建立房地產、股票等金融預警和監控體系迫在眉睫,監管部門的職責就是要提高風險識別能力,預測、防范、規避和化解風險,提高風險的可靠性,為銀行體系的安全,房地產市場和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提供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
五、結論
比較優勢是一國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有效戰略。美國此次金融風暴是美國經濟長期積累的各種因素共同釀成的,是美國沒有正確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是缺乏完善有效的金融監管,是美國舉債式的消費模式,是美國錯誤的宏觀調控政策、是美國金融家們的無限貪婪等共同制造的這場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金融風暴。因此,把金融危機的產生歸咎于比較優勢的實施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
參考文獻:
1、林毅夫.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08.
關鍵詞:房地產;泡沫;金融危機
Abstract: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the backbone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is not only the countr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t can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is the most likely cause foam one of the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the real estate market continues to heat up, some cities house prices rise rapidly, for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ubble have more debate over whether there, so, what is the real estate bubble? It is how to form? How should we perfect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various kinds of market mechanism,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ntrolling foam,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o maintain a healthy development? For the problems here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Keywords: real estate; Bubble; Financial crisis
中圖分類號:F29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房地產泡沫的實質
經濟學上對泡沫的定義,普遍被接受的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的觀點,他認為泡沫就是“一種資產或一系列資產價格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急劇上漲,初始的價格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者。這些人一般是以買賣資產牟利的投機者,其實對資產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興趣。隨著價格的上漲,常常是預期的逆轉和價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導致金融危機。” 根據他的觀點,房地產泡沫可理解為房地產價格在一個連續的過程中的持續上漲,這種價格的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并不斷吸引新的買者隨著價格的不斷上漲與投機資本的持續增加,房地產的價格遠遠高于與之對應的實體價格,由此導致房地產泡沫。泡沫過度膨脹的后果是預期的逆轉、高空置率和價格的暴跌,即泡沫破裂,它的本質是不可持續性。
二、房地產泡沫的危害
1 造成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失衡,房地產泡沫的存在意味著投資于房地產有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在泡沫經濟期間,大量的資金向房地產行業集聚,投機活動猖獗。。
2 導致金融危機。房地產業與銀行的關系密切,主要是由房地產業投入大、價值高的特點決定的。有資料表明,目前房地產開發企業項目投入資金中約20%~30%是銀行貸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對項目墊付約占總投入30%~40%的資金,這部分資金也多是向銀行貸款。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購房者申請了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這幾項累加,房地產項目中來自于銀行的資金高達61%。因此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就成為最大的買單者。應該注意到:銀行與一般企業不同,安全性對其來說特別重要。一般生產性企業的倒閉只是事關自身和股東,對其他主體的影響較小。而銀行的倒閉不僅僅是這家銀行自身的事情,而且往往會引起連鎖反應,使其他銀行也面臨擠兌風險。
三、房地產泡沫的成因
房地產作為泡沫經濟的載體,本身并不是虛擬資產,但是,與虛擬經濟膨脹的原因相同,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同樣是由于出于投機目的的虛假需求的膨脹,所不同的是,由于房地產價值量大,這種投機需求的實現必須借助銀行等金融系統的支持。一般來說,房地產泡沫的成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土地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是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基礎。房地產與人們和企業事業單位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居者有其屋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福利要求,人們對居住條件的要求也是沒有窮盡的,而與企事業發展相關的生產條件和辦公條件的改善也直接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從而使人們對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歷來就存在著很樂觀的預期。當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時期,國家的投資重點集中在基礎建設和房屋建設中,這樣就使的土地資源的供給十分有限,由此造成許多非房地產企業和私人投資者大量投資于房地產,以期獲得價格上漲的好處,房地產交易十分火爆。加上人們對經濟前景看好,再用房地產抵押向銀行貸款,炒作房地產,使其價格狂漲。
其次,投機需求膨脹是房地產泡沫產生的直接誘因。對房地產出于投機目的的需求,與土地的稀缺性有關,即人們買樓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轉手倒賣。這種行為一旦成為你追我趕的群體行為,就很難抑制,房地產泡沫隨著產生。
再有,金融機構過度放貸是房地產泡沫產生的直接助燃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的異常升漲,肯定與資金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于價值量大的特點,房地產泡沫能否出現,一個最根本的條件是市場上有沒有大量的資金存在。因此,資金支持是房地產泡沫生成的必要條件,沒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配合,就不會有房地產泡沫的產生。由于房地產是不動產,容易查封、保管和變賣,使銀行部門認為這種貸款風險很小,在利潤的驅動下銀行也非常愿意向房地產投資者發放以房地產作抵押的貸款。此外,銀行部門還會過于樂觀地估計抵押物的價值,從而加強了借款人投資于房地產的融資能力,進一步地加劇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和產業的擴張。
四、防止房地產泡沫產生的措施
1 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監控和管理。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的改變,往往會引起其他因素的連鎖反應,包括國家稅收、勞動就業、居民收入、金融環境、企業利潤等等。政府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全方位的監控,制定合適的政策,是防止房地產泡沫的首要措施。房地產兼有資產和消費品兩重性,正因為如此,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十分活躍,容易產生房地產泡沫時,就必須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管理。首先,要加強對房地產建設的投資管理,根據收入的水平來確定投資規模,使房地產的產與銷基本適應,不至于過多積壓;其次,要加強房地產二級市場的管理,防止過分炒高樓市,使房地產泡沫劇增;最后,調整房地產開發結構,大力發展安居型房地產,同時應加強市場統計和預測工作,從而使房地產行業成為不含泡沫的實實在在的主導產業。
關鍵詞:金融危機;虛擬經濟;實體經濟;泡沫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 (2010)19-0007-02
進入21世紀以來,當前虛擬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之勢,但是虛擬資產的迅速擴張導致虛擬經濟規模遠遠超過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而朝著獨立自主的方向運動。
1虛擬經濟的定義和特征
1.1虛擬經濟的定義
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相對應的一個經濟范疇,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就虛擬經濟的概念以及其涵蓋的范疇,不僅國內外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國內學術界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觀點。我們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資本化定價為基礎,由心理和觀念支撐的價格系統,它的運行特征是具有內在的波動性。
1.2虛擬經濟的特征
與實體經濟相比,虛擬經濟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
1.2.1虛擬性從本質上說,虛擬經濟具有虛擬性。虛擬經濟中交易的商品是以股票債券為代表的有價證券,這些虛擬資產本身沒有價值,這是與實物資產有本質區別的。實物資產本身有生產成本,在市場經濟中,大體上按平均成本定價,遵循價值規律。虛擬資產只是一種所有權證書,以未來預期收益為基礎定價的,因而相對實體經濟中一般商品實實在在的價值而言,虛擬資產的價值是虛擬的。
1.2.2高流動性虛擬經濟是虛擬資本的持有與交易活動只是價值符號的轉移,相對于實體經濟而言,其流動性很高。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股票、有價證券等虛擬資本無紙化、電子化,其交易過程在瞬間即刻完成。
1.2.3不穩定性虛擬經濟自身具有的虛擬性,使得各種虛擬資本在市場買賣過程中,更多地取決于虛擬資本持有者和參與交易者對未來虛擬資本所代表的權益的主觀預期,而這種主觀預期又取決于宏觀經濟環境、行業前景、政治及周邊環境等許多非經濟因素,增加了虛擬經濟的不穩定性。
1.2.4高風險性由于影響虛擬資本價格的因素眾多,這些因素自身變化頻繁,不遵循一定之規,非專業人士受專業知識、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資金、時間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虛擬資本投資成為一項風險較高的投資領域,尤其是隨著各種風險投資基金等的介入,加劇了虛擬經濟的高風險性。
2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內在協調機制,外部沖擊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狀態的恢復與變化機制。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如果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達到協調發展狀態,那么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內部的協調發展可以通過投資者的投資組合選擇與消費者的消費選擇來實現。如果實體經濟內部發展失衡,則必然會出現結構性供求失衡,在消費者選擇的作用下,供不應求產品價格上升、投資收益率提高,供過于求產品價格下降、投資收益率降低。在利益機制作用下,生產者將增加供不應求產品的投資,擴大供應,同時減少對供過于求產品的投資,縮小供應,直至供求恢復均衡為止。如果虛擬經濟內部發展失衡,則將導致虛擬經濟產品的供求失衡,各類資產風險與收益的均衡狀態被打破,投資者將改變投資組合,增加對風險低、收益率高的虛擬經濟產品的投資,減少對風險高、收益率低的虛擬經濟產品的投資,并引致兩類產品的價格發生反向變動。在經濟規律的作用下,社會將增加價格上升產品的供給,直到各種虛擬經濟產品的供求達到新的均衡為止。
3 金融危機下我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虛擬經濟提高整體經濟效率的重要一點在于充分發揮市場自發調節作用,強化政府的宏觀管理職能。政府人為構造金融結構和金融市場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會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這種發展是外生而表層的,因而獲得的增長通常是短期的“量”的增長,缺乏深厚的持續增長的基礎,使金融發展的效率降低。2008國際金融風暴根源,看起來似乎是美國的次貸狂風引發的一場國際性經濟衰退,實質上展露了許多所謂國際化概念對它國經濟隱形入侵的霸道及國際性迷茫跟風,并彰顯了世界金融秩序理應重構和到了國際金融世界急需賦予由世界經濟強國齊抓共管責權的必要時刻。比如在2008年,全球虛擬經濟的規模已達到實體經濟的5倍,世界上每天流動的資金中只有2%真正用在國際貿易上,其他的都是在金融市場中進行以錢生錢的活動。隨著電子商務和電子貨幣的發展,虛擬經濟的規模還將進一步膨脹。但虛擬經濟的發展在給世界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又由于其虛擬性和高風險性,致使世界金融業發展出現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沒有一些經營虛擬經濟的相關銀行、保險公司紛紛倒閉,國內2009年民間投資市場約日趨沒落,這樣也直接導致了實體經濟發展的下降。比如2008年的“十一黃金周”,銷售下跌兩至三成。根據北京市的調查,深圳市銷售額5000萬元以上的1256家企業中,資金鏈趨緊的256家,倒閉重組的一家。對于存在的行業危機,企業必須重視和采取措施規避。同時在積極發展虛擬經濟的同時,還要不斷提高金融風險意識,積極預防虛擬經濟膨脹演變為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的產生表面源于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金融沖擊是其導火線,但實體經濟的內在失衡才是導致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不對稱發展,會為泡沫的到來埋下伏筆。
3.1完善監管體系
從實踐來看,發展虛擬經濟,規避金融風險,首先必須完善虛擬經濟的監管體系。由于虛擬經濟自產生之日起就蘊涵著內在的不穩定性,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金融網絡化電子化手段加強,使得金融交易市場呈現出較強的多變性,特別當金融擴張超過了經濟貿易的增長速度時,以資金融通和投機牟利為目的的資本運動使經濟中的泡沫成分增加,若沒有完善的監管體系,必然影響實體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應加強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的監督,建立公眾監督、輿論監督機制。同時要規范證券市場的操作,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管理,監控金融衍生工具的虛擬和投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有步驟、分階段地推進虛擬經濟各層次的發展,審慎有序地開放金融市場。
3.2發展金融衍生市場
發展金融衍生市場也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金融市場的客觀要求。由于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日益頻繁,這種融資方式要求開辟衍生市場為資本流動和避險增值提供場所和機制,并拓寬國際資本融資渠道。金融衍生市場的創立對于完善資本市場和規避國際金融風險具有重要意義。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實際是虛擬經濟深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既需要經濟制度的支撐,又需要金融市場的完善。在金融深化進程中,一方面要把發展基礎性市場和金融衍生市場統籌考慮,既把衍生市場作為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又將其視為改革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要把開放金融市場和發展衍生市場統籌考慮,使它既是開放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成為開放經濟風險的預警器。
總之,虛擬經濟的發展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所以我們必須正視它可能帶來的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發揮它靈活機動的特點,促進資源跨時間和空間的有效配置,規避它過分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帶來的危機,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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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經濟;我國國民經濟;關鍵性作用
當前,房地產行業是推動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行業,房地產行業與其他行業聯系較為密切,可以拉動我國的內需,提高我國的消費水平,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有效的發展。但是,現在我國的房地產行業還存在較大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發展還需要進行合理控制,只有這樣才可以滿足不斷擴大的民眾需求。本文探討了房地產行業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影響的作用,提出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的相關措施。
1.房地產行業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作用
1.1房地產行業是我國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總體的變化情況,通過房地產行業就可以較為準確地反映出來。因為,房地產行業敏感度較高并且與其他行業關聯度較高。在此之外,房地產行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有效地拉動就業,擴大內需,促進其他行業的不斷發展。這樣的帶動作用主要體現在:第一,房地產經濟的不斷發展可以促進我國內需的擴大。第二,房地產經濟發展可以有效吸納其他相關行業的資金,由此帶動有關行業的發展,進而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的發展,實現我國整體的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的轉型。第三,房地產行業直接影響我國國民的生活質量以及消費水平,決定著我國居民的幸福感指數。因此,從上述表現來看,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行業發揮著其他行業無法代替的作用。
1.2房地產行業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成熟
房地產經濟與我國的市場經濟聯系非常密切,處于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狀態。房地產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經濟的成熟,同時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也在推動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目前,我國對于房地產行業的相關調查顯示,我國的房地產經濟的不斷發展已經成為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力量。房地產經濟的發展,促進建筑行業、冶金行業、電器行業、鋼鐵行業快速發展,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指明一條新的發展之路。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房地產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也造成巨大的風險。因為房地產經濟一旦出現大的變動就會造成國民經濟的波動,并且房地產經濟一旦出現不合理的增長的現象,就會造成泡沫經濟,影響國民經濟穩定。因此,我們必須對國民經濟發展進行合理的控制,利用相關經濟、法律、行政手段來防止房地產行業帶來的風險,這樣才可以更好地實現房地產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保障房地產行業與市場經濟相會之間有序,平穩的發展。
1.3房地產經濟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推動就業
房地產經濟的作用十分廣泛。首先,房地產經濟可以增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推動我國現在生產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我國公民的經濟收入。目前,我國現在就業狀況較差,嚴重阻礙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房地產經濟可以有效增加我國現在就業人口,促進我國現在民眾充分就業,同時房地產經濟也可以帶動其他行業的房展,從而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解決現在我國就業難的狀況。此外,由于我國現在房地產行業獨特的作用,還帶動許多學科的學習熱情,比如建筑工程和金融。因此,房地產行業可以進一步促進改善人民生活,推動中國社會居民的充分就業。
2.今后房地產經濟發展的措施
2.1合理控制房價
目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泡沫經濟導致現在房地產經濟出現崩盤。但是,現在政府要通過利用現在政府的合理宏觀的政策,將房價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保證我國的房地產經濟不會出現泡沫型增長,造成國民經濟的負面增長。尤其中央政府政策調控部門要充分認識到房地產行業發展可能帶來的風險并且運用政府宏觀調控手段進行合理的化解風險。此外,我們還要建立健全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督機制,不斷加強管理。同時要建立合理評估制度,更好地規范房地產行業的行為,促進房地產行業更好地發展。
2.2建立房地產動態監測系統
房地產行業的動態監測系統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結合房地產行業自身發展特點,做好預算。其次,還要考慮與房地產相關聯的產業,制定相關的動態監測系統。最后,我們要建立完善的動態監測的系統,要重點研究房地產行業開發投資、土地交易的關鍵性的環節,防止出現錢權交易的行為。此外,我們還要關注房產交易的活動,保證房地產行業的發展。
2.3其他相關政策
首先,我們必須優化房地產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實現更好地發展。其次,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通過法律手段規范現在房地產行業的投資行為以及生產和消費的方式,保證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最后,我國要調整房產結構,建設保障性住房以及廉租房,同時要提高經濟適用房的比例,促進我國房地產產業的發展。結語房地產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持續發展重要的作用,促進我們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改善現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國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因此,我們也要認識到房地產行業發生較大的波動的時候會使我們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較大波動。我國要針對房地產經濟進行控制,對房價進行控制,對我國現在的房價市場進行動態監測,進一步優化房地產產業結構,完善相關法律制度進行完善,規范現在房地產行業。更好地促進我國現在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實現更好地發展,促進我國國民經濟不斷地發展。
作者:白紅力 單位:承德興隆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參考文獻:
今年宏觀調控措施呈現手段多、頻率加快和力度加大的特點。近年來調控措施出臺不少,但究竟有多少屬于真正的宏觀調控措施,值得討論。在貨幣政策方面,在去年已經加大力度的基礎上,力度再次加大,手段更加靈活。迄今為止,已經五次加息,八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還有第三方發行票據。財政政策方面,一是降低利息稅稅率,從20%調到5%,再是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三是發行特別國債。收入政策方面,普遍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提高工人工資水平以及提高低保標準等等。
展望2008年,影響年經濟增長的因素有三個,一是美國的次級債風波,如果繼續蔓延的話,可能影響到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間接影響到我國出口。第二個影響因素就是受政府換屆影響,各級政府投資需求有可能出現幾個強勁的反彈,這方面應當引起有關方面足夠的重視,各級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對于鐵路、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看來都有明顯加大,包括地方建設投資需求。受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的影響,消費需求會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三大因素綜合考慮,促進效應有可能大于緊縮的負面效應,中國經濟增長從偏快到過熱的可能性還會進一步加劇。
關于價格上漲的問題,回顧歷次宏觀調控,可以看出每一次經濟過熱的時候都可以找到豬肉價格上漲、糧食價格上漲的影子。我看到80年代中期田原寫的關于物價的報告,當時講的也是豬肉、糧食價格的問題。這些問題在過去歷史過熱時期都出現過。我個人認為歸根到底還是總量的問題,發出去貨幣必然導致物價上漲,只不過這次增加新的因素。我個人認為2008年物價走勢依然是不樂觀的,現在許多價格、尤其是資源價格在人為控制下,因為今年有十七大一些因素,把價格控制住了,實際上價格改革也是暫時停滯不前的。
資產價格普遍上漲,經濟泡沫化的風險日益加大。除了股票、房地產以外,包括收藏品市場的價格都在普遍上漲,比如集郵價格和文物收藏品的價格今年都在暴漲。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產品、精神產品的生產、銷售及為其提供相關服務的經濟活動,不僅包括農業、能源、交通運輸、郵電、建筑等物質生產活動,也包括了商業、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虛擬經濟是指相對獨立于實體經濟之外的虛擬資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動。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虛擬經濟盡管可能對實體經濟的運行產生重要的影響,但一般不直接參與實際的生產過程,如同投資者購買和持有房產一樣,投資者目的并不在于居住,而是獲取租金收入和預期未來房地產價格上漲而獲利。
泡沫經濟是指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引致的股票和房地產等長期資產價格迅速的膨脹,是虛擬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實體經濟增長速度所形成的整個經濟虛假繁榮的現象。虛擬經濟的發展必須與實體經濟發展相適應,虛擬經濟的超前發展并不能帶動實體經濟的超速發展,反而會引起泡沫經濟,而泡沫經濟的破裂又會引致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造成巨大破壞。
泡沫經濟形成過程為一種或一系列資產在一個連續過程中陡然漲價,價格上漲的預期吸引了大量新的買主,這些新買主一般只是想通過投機獲取價差、牟取利潤,而對所買賣的資產的實際使用價值或盈利能力不感興趣;由于新買主的不斷介入,價格節節攀升,形成泡沫經濟現象:一旦價格上漲的預期發生逆轉,價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發金融危機并導致整個經濟衰退。歷史上著名的泡沫經濟案例有1636年發生的荷蘭郁金香泡沫、1791~1920年發生的密西西比泡沫、在倫敦發生的南海泡沫等。近年來發生的典型的泡沫經濟案例有拉美地區的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日本金融危機等。
泡沫經濟的本質是分離經濟,是指社會購買力或者社會財富過于追求資產的增值套利,而不愿意投資于實體經濟。這樣的結果會導致從事實體經濟生產的企業越來越少,導致新創造的真實財富越來越少,而追求財富增值的人越來越多。對于資產增值的過度追求會導致資產價格越來越高,那么,居民手中能夠用來消費的內需購買力就會越來越少,等到內需購買力不足以為實體經濟的資產提供足夠的市場時,經濟就會停滯不前。一方面是內需不斷下降,另一方面是資產價格不斷上漲,二者都會削弱實體經濟的增長動力。目前,中國經濟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這就像兩只大手,如果能處理好二者關系,形成握手,這就是在共同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推拉手;實體經濟的財富創造是“推手”,內需購買力是“拉手”。反之,如果走向分離經濟,會導致大量財富被吸收到炒作資產價格中,形成泡沫,當資產升值速度超過實體經濟盈利速度,社會資本就會從實體經濟中抽離流向虛擬經濟,“推手”就會倒懸,形成“回推手”;同時,大量財富炒作資產,會導致資產價格上升,大量社會財富被吸收到泡沫資產中,這就會進一步擠壓居民的有效購買力,壓縮消費內需,當社會消費內需增長速度低于實體經濟創造的價值的增加速度時,社會內需這只拉手也開始倒懸,形成“回拉手”,“回推手”和“回拉手”共同形成“回掐手”,則就會慢慢窒息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甚至成為絞死中國經濟的絞鉗。
近年來,“我國經濟“去實業化”現象開始急劇蔓延。以高速膨脹發展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已經出現泡沫化的特征,正在嚴重沖擊著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以房地產業為例,以房地產為主業的企業,在過去的10年左右,普遍獲得了超常規的擴張。截至2008年底,全國注冊的房地產企業達到21.4萬家,1986年不足2000家,2000年約為2.7萬家,企業數量和增速堪稱世界之最。一批地產商人以神奇的速度進入中國富豪榜,亦堪稱世界之最。
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中,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是這樣來定義“泡沫”的:“泡沫可以不太嚴格的定義為,一種資產或一系列資產價格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急劇上漲,初始的價格上漲使人們產成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者——這些人一般是以買賣資產牟利的投機者,其實對資產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興趣。隨著價格的上漲,常常是預期的逆轉和價格暴跌,由此通常導致金融危機。”
根據這個定義,再結合房地產市場的特點,房地產泡沫可以定義為由非真實需求所引起的房地產價格脫離市場基礎的持續上漲。對于這個定義,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房地產泡沫是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的現象;房地產泡沫是由需求拉動的價格持續上升;房地產作為一種物質產品是完全具有使用價值的,所以消費者為了生產生活而產生購買需求,這是真實需求;同時,對房地產的需求還有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真實需求是與市場交換基礎相一致的,不應納入“泡沫”的范疇;而投資和投機(非真實需求)則有可能使價格脫離市場基礎。顯然,房地產泡沫是泡沫的一種,是以房地產為載體的泡沫經濟。
在市場經濟中,房地產有三個基本功能:為消費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場所;為個人和企業提供投資或投機機會;為整個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資產。房地產市場具有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二重屬性,虛擬性是指房地產是一種虛擬資產,其特性介于普通商品和金融資產之間。具體表現在:
以房地產的權屬證書開出的匯票或發行的抵押證券實質上是一種虛擬資本。根據馬克思的解釋,房地產權屬證書“實際上都只是代表已積累的對于未來生產的索取權或權利證書”,它本身沒有價值,但可以通過循環運動產生利潤,獲取某種形式的剩余價值。諸如房地產抵押貸款以及抵押貸款的證券化(MBS)、房地產公司的上市融資、發行債券和股票等有價證券(REITs),依托金融系統的循環運動這些房地產金融工具不經過實體經濟的循環就可以取得盈利的經濟活動,就是一種虛擬經濟,這充分體現了房地產市場的虛擬性。
投資者并不直接參與生產和消費等實體經濟活動。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房地產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投資品,由于對土地需求不斷增加而土地存量不變,因此,從長期來看,房地產價格必呈上升趨勢。投資者為了資產保值增值而取得房地產所有權,其投資的目的在于盈利,投資者并沒有直接參與生產和消費等實體經濟活動。
資產產品的定價主要有兩種方式:產品成本定價和資產未來現金流的折現機制下的資本化定價。在很多市場,以成本為基礎的定價在理論和實踐研究中占據中心地位。然而,房地產的虛擬化特性使得房地產的價格已經遠遠脫離其成本價格。作為不動產的土地,其價格就是“地租的資本化”,它使土地資產成為一種具有虛擬資本屬性的資產。實際上,在現代房地產投資、融資實務中,根據房地產產生的現金流量進行估價的收益資本化方法仍是決定房地產投資的最主要估價方式。
房地產的資本化定價方式有兩層含義:首先,房地產能夠給人們帶來現金流收入并可以讓人們把這種直接的現金流折成現值;二是房地產業雖然在某一時期不一定有直接的收入流,但有良好的升值預期,未來可以產生收入流,人們同樣會把這種預期增長的現金流折現。
而房地產本身的特質——耐久性和不動產效應決定了房地產的資本化定價方式。房地產,尤其是地產的耐久性使其成為適于保值的投資對象,它作為一種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一般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者技術水平的提高而貶值,卻有可能由于需求相對于供給的增長而升值,這又使其成為具有增值預期的投資對象。房地產的不動產效應決定了需求對房地產價格具有更重要的影響,這增強了房地產的資本化定價在房地產價格生成中的地位。
資本化定價方式對于闡明虛擬經濟的概念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土地是最早采用資本化方式進行定價的資產。早在19 世紀人們就意識到,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相當于持有一筆收入固定的永久債券,土地的價格應當與該片土地未來產生的地租收入現值之和相等。
房地產之所以成為一種虛擬資產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投資對象,它主要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稀缺性。由于土地自然供給的剛性以及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土地供給的有限性,土地始終是稀缺的。房地產價值的虛擬化根源于土地的稀缺性,并且這種稀缺性得以延伸到下游的房地產。稀缺性則意味著價格存在上漲的可能。二是耐久性。耐久性是任何資產成為投資工具的必要前提。一般性的實物資產在使用過程中,其自身價值會逐漸轉移和磨損。但房地產不同,土地作為其重要的載體,如果得到科學利用可以實現永續利用,而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經濟持續時間通常也可以達數十年之久。三是需求的強勁性。人類的一切生產和生活活動都需要一定的物質空間作為載體,因此客觀上存在著對房地產的需求。房地產是一種缺乏供給彈性的資產,這意味著需求增加時,市場重新達到均衡時更多是依賴于價格的上漲,而不是數量的增加。
房地產泡沫產生的根源。一方面,在高投資回報預期下,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領域流向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價格飛漲,造成經濟虛假繁榮,經濟泡沫不斷增加。同時,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的金融自由化、資本市場管制放松以及先進通訊技術的應用使得資本流動更方便、更快捷,國際資本可以更容易地跨國界流向收益高的房地產市場,大大增加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另一方面,房地產和其他虛擬資產之間結構失衡,發展速度參差不齊,同樣可能由于大量貨幣資金積聚于房地產市場而造成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業與銀行貨幣發行、金融證券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房地產波動通過貨幣供給和信貸總量等傳導機制對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市場繁榮時,利率水平較低,貸款規模和信貸總量不斷增加,居民收入預期增加,購房者對房地產的需求增加,從而促進經濟加速增長;在加息過程中,人們對于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居民收入預期進一步增長。而一旦由于政策變動或投資者預期變化等原因引發信貸規模驟減時,購房成本增加,居民收入預期下降,便會抑制房地產需求,經濟增速便會下降。同時房價的下跌也促使居民觀望乃至拋售房產,進一步促進房價的下跌。人們對經濟預期普遍持悲觀態度時,如果投資者的資金鏈斷裂,就很容易引發金融危機。
我們可以從房價上漲速度和房價收入比來分析我國目前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狀況。搜集北京2001~2012北京商品住宅價格數據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近幾年來,北京市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遠遠超出正常水平。2001~2005年,北京的房價只增長了23.95%。從2005年開始,北京的房價迅速上漲,到2007年,上漲到2001年的2倍,到2009年上漲到接近2001年的3倍,到2010年,就已經上漲到2001年的4倍,到2012年,就已經上漲到2001年的6.5倍了,這只是北京市的平均房價,其中核心區域上漲的倍數更加驚人,這都是房地產價格高漲并出現泡沫化的表現。
房地產成為遠遠超越實體經濟的暴利行業,其結果是,從中央到縣市,多數國內稍具規模的各類所有制企業幾乎都涉足到地產開發和經營。一些曾經備受大眾尊重的知名實業企業,如聯想、海爾、國美、雅戈爾、新希望等,也都涉足房地產開發,并賺取了高額利潤。曾經以實業為主體的浙商群體、以資源開發為主體的晉商群體以及許許多多的民營企業,紛紛投身房地產開發領域(見表2)。
超額貨幣發行導致房地產泡沫的機制分析
貨幣政策會對房地產市場產生很大的影響。下面就從三個方面來討論貨幣超額供給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
超額貨幣供給會促使貸款利率下降,從而造成房地產開放所使用的大批量的融資成本降低、利潤增加,促使他們增加房地產投資,增加對房地產的投資需求。
就像上面對家庭財富的影響一樣,超額供給帶來通貨膨脹預期,促使對房地產的投資保值需求增加,必然會促進房價的進一步上漲。隨著不斷上升的房地產價格,對投資的需求就會變的更大,消費者對于消費的欲望也會隨之更強,呈現出一種互相推動的關系。
投資房地產需要很多資金,如果資金不足就要貸款,企業就有可能以房產作為抵押來獲得貸款。房價的上升會減少銀行貸款損失的概率,增加對資本金的需求,同時也會提高銀行在借貸方面的能力,相應地,地產商也會增加投資。資金充足后,開發商就不會因為急于回款而降價銷售,利益最大化原則會推動開發商不斷想方設法推動房價上漲,不斷把泡沫吹大。
很多人將希望寄托在這些企業的轉型上,強調了創新的作用,但是很少有文章從貨幣發行的角度進行分析。我們認為,雖然導致中國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中國目前的貨幣發行政策。
近年來,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逐年上漲、人民幣升值、中小企業金融支持薄弱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制造企業利潤被一再壓縮。與此同時,是近十年來房價的不斷攀升和房地產市場的暴利誘惑。受資本逐利的驅動,自2003年起,許多以制造業為主體的企業開始逐步脫離傳統實業,轉向投資房地產、資源投機、金融借貸等領域。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市場環境變化的原因,有人民幣升值而導致出口競爭力越來越小的因素,但是問題根源出在貨幣本身的產生機制上。‘
我國經濟的增長,伴隨著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貨幣供給量與GDP的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占GDP的比例從80%已經上升到160%,二是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越來越低,相對應的消費率越來越低,也就意味著內需會越來越低。
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小,則意味著以貨幣工資為主要收入的工薪階層的財富在整個社會中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壓低了社會的消費率,內需難以啟動,這反過來又會讓實業的利潤更加難以增長。如果繼續對實業進行投資,這就意味著實業投資者在整個社會財富中所占比例的不斷下降,越來越被拋向貧困的邊緣,意味著辛辛苦苦經營數年后回頭一看,實體經濟的利潤被看似比較輕松的類似的溫州太太炒房團這類的房地產投資者遠遠甩在后面。
于是,出現了“假實業、真地產”的局面,很多企業維持一定規模的實業生產不再是為了那一點微薄利潤,而僅僅是為了通過做大實體經濟規模來獲取地皮和套取相應比例的銀行貸款,再把這些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房產業獲取利潤。實業企業淪為私營資本繞過金融限制而獲取銀行信貸資金的途徑,成了炒房團的融資渠道。這樣的環境下,多家實業公司共同發起的中瑞財團最后成為大號的炒房團,絕非偶然。
資源資本化,實際上就是資源向資本轉化的過程。作為靜態的、潛在的資本,資源必須進入市場,進行定價和貨幣符號表示,才能成為具有增值能力的資本。市場經濟的進程就是資源貨幣化定價的進程,時至今日,尚未貨幣化的資源已經日益稀少了。所以我們可以近似地將所有人、企業、單位持有的貨幣和存款等近似貨幣的資產總量視為社會的財富總存量。簡化而言,可以用作為參照指標來確定我們在整個社會中所占的經濟股份。為了保持我們手里的財富不被貶值,我們持有的財富的增值速度要趕上貨幣發行量的增長速度,就是要跑贏,否則我們手里的財富所代表的實際購買力就會有被稀釋的危險。
我們的從1996年以來,平均穩定在20%左右。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的貨幣工資收入以及現有資產的增值率如果低于20%(見表3),那么我們的財富或者說購買力就會隨著的超發而下降。這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的財富重新分配效應。
從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的增長率接近20%,對大多數私營實體企業特別是制造業而言,利潤率一般都低于10%,同時相對于代表的貨幣財富總量而言,GDP更接近于實業活動總量的統計數據,無論是名義GDP還是實際GDP增長速度都大幅落后于的增長速度,這說明實體經濟的增長率趕不上的增長率,實體經濟經營者的財富在整個社會財富中所占份額不斷縮水,也意味著的超額供應量大部分被房地產行業吸收。
這就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實業衰敗、房地產高漲的局面,透過迷霧看本質,貨幣發行的渠道和方式是背后的主要驅動力。
自從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們依靠出口拉動作為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在結匯售匯體制下,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外匯占款的增長,而外匯占款的增長則主要來源于外貿順差和由此吸引來的資本流入。因此,第一步是的發行越來越集中到外貿集中的地區,尤其是江浙滬一帶。這一階段還是以實業作為獲取貨幣的主要渠道的。但在這一機制下,一方面發行的不均衡導致東北重工業區和中西部與東部的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加劇內需不振;另一方面在產能的擴張碰觸到資源瓶頸時,特別是在人民幣升值進一步提高了出口難度的情況下,生產規模難以擴大,因外匯占款增長而增發的貨幣難以通過擴大實體經濟生產貸款的方式充分轉為,實體經濟資本需要尋找新的投資渠道,銀行也希望找到合適的放貸方式。隨著房地產市場化的啟動,用土地、房產抵押貸款相比實體經濟的生產貸款更為便利,因此銀行信貸和私營實業資本一拍即合,壟斷了土地資源的地方政府也為自己能從中分得利益而推波助瀾。
在銀行信貸資金的發放過程中,房地產行業無論寫字樓、居民公寓以及土地本身都可以憑借評估不斷升值并通過多種形式不斷地套取更多的銀行信貸,而實業的存貨卻面臨貶值且通常不能作為抵押物,生產設備投資更是不斷貶值折舊。于是,房地產貸款比實體企業貸款更容易增長,且貸款的增長受有效需求的限制更小,更多與房價的預期估值有關。于是,當2001年起房地產行業高漲并成為高利潤行業之后,的增長逐漸從外向型企業生產貸款的拉動,轉向房產、土地開發和抵押貸款增長的拉動。的增長帶來的存款通過房地產業膨脹開來并轉化為更高速度的增長。在現行統計體系下,房地產的價格增長大部分未被計入CPI,而房地產開發除建設的成本部分進入GDP循環外,持有房產期間增值的部分卻沒有計入GDP的增長。
于是就會出現了的增長率超過GDP增長率與CPI增長率之和的部分解釋,這就是為什么貨幣超發速度沒有引起明顯通貨膨脹的原因:這中間的巨大貨幣吸收黑洞,正是房地產價格在一次次擴張中所膨脹的部分。
當房產業成為吸收增長的主要渠道時,在新增長的貨幣財富中,擁有土地拍賣權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以及專業炒房團借助銀行的杠桿獲取了其中越來越大的份額。于是,這時的市場邏輯是:誰在的發行中獲取最大的比例,誰的實際財富就能增長,誰就能跑贏,誰就取得更大的實際利益。這種局面對從事實業生產的企業家而言,最正確、最理性的經濟選擇就是抽出投在實業的資金,轉而投入到更符合增長方向、利潤更高的領域,自然房地產行業成為首選。
整個實體經濟開始走向衰落,尚能保持接近增長速度的外向型經濟部分也僅僅是依靠匯率造成的國際價差在維持利潤,在國內資源日趨緊張和外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外向型經濟也岌岌可危。對大多數私營實體企業特別是制造業而言,利潤率一般都低于10%,而房地產開發卻一般有著30%以上的利潤,更有甚者,實業投資所產生的利潤回報率還不如股市一天的上漲、房價一月的上漲所得到的多,誰還去做實業投資?在這樣的環境下從實業投資轉向房地產擴張,無疑忠實地反映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原則,這是實體企業家必然的選擇。
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正是資本從實業中抽身并流向各地房地產業的結果,這意味著大批實業家轉型成為實業資本家,因為“及時轉型”追上了的擴張方向,實業資本家作為一個群體從中獲得了巨額財富。因此,實體企業轉型房地產開發導致的實業空心化和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是在整個貨幣發行系統的運行模式下企業家理性選擇所導致的必然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經實施了多年,促進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