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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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一、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我國已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進一步發展和改革面臨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務的形勢，我們黨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方針，標志著改革開放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七大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堅持改革開放有機地融為一體，為新時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認識“新時期”，正確把握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我國發展與改革關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也為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些體制機制障礙既有體制轉軌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基礎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場取向”不夠這一原因，產生了復雜的表現形式。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趨突出，我國經濟在邁上新臺階后，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充分考慮上述問題對體制機制的要求，拓寬改革攻堅的層面，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二是改革開放推動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水平，成就偉大，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拉大趨勢，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減少的同時仍有相當數量，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市發展迅猛、農村相對發展滯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任務艱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顯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視民生領域的制度創新，重視各種利益關系的統籌兼顧和利益關系調整的制度建設。
三是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配套的諸多新課題，醫療、教育、文化、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運行體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務。
我國進入新時期所呈現出的新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基礎上的新矛盾，是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的歷史臺階后的新挑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在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經濟體制改革所依據的客觀情勢在總體上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作為30年改革所集中針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復存在，但改革的漸進性特征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協調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轉軌”任務最集中的改革進程中得到同步解決。因此，轉軌取得初步成功后，解決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協調性問題，就必然成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內容，成為新時期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方向。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建立科學發展觀體制保障為重要內容，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的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標志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本來就是改革開放實踐所呼喚的。黨的十七大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改革開放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機統一，實際上明確了新時期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基本方向，為我們解決進入新時期面臨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這兩個方面，統一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經歷從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轉折。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標志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性轉折。完善體制是繼續完成“市場取向”為基礎的“完善”，也包括更廣泛和深刻的新內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實現市場配置資源，已經成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決“更好”的問題，就是“完善”的問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決宏觀調控與市場基礎的互動問題，更好地解決城鄉、區域之間改革發展協調性問題，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動力與重視民生的配套性問題；更好地在體制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市場機制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還帶有很大的初興特點，市場機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通過“完善”體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發性和盲目性，更好解決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增長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更好解決經濟社會協調、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問題，更好地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問題。從根本上說，實現新時期又好又快發展，還是要靠改革開放為動力。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連續進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互動的關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場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場取向，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繼往開來的連續性。堅持改革開放方向，決不能離開市場配置資源這一貫通改革開放過程的體制性基礎。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要著力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實現協調統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和注重民生為重點的多方面制度創新。這些向縱深領域推進的改革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進行的，與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協調進行的。僅靠市場機制，固然不可能自發實現科學發展，還要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但離開了市場配置資
源的基礎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學發展。經過30年不懈努力，我國雖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一基礎性領域的改革并沒有完成，一些重要環節仍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決心來推進。已經實現市場機制的部位，進一步完善的任務也十分艱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各類微觀主體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打破市場封鎖等等。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必須與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協調，而不能離開這一取向。這就體現了新時期改革向深度廣度拓展的時代特征，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是承繼的、連續的，又是適應發展新時期向深度廣度的拓展。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拓展和強調的新內容很豐富，其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二是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以下對四個層面分別做一些簡要分析。
二、更加重視市場基礎上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
新時期深化改革要著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現以人為本的出發點，體現發展觀、市場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一問題，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得到解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動力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勢，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市場機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帶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駕馭其“自發作用”，將會對社會效益與公平正義價值產生沖擊，這在市場經濟形成初期和工業化加速期相交匯的階段，可能助推經濟、社會各種矛盾問題的產生積累。為此，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必須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基礎上，高度重視彌補市場缺陷的制度建設，重視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視公平，當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建設。最重要的是重視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設，重視公共服務行業社會效益的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協調。
圍繞“重民生”為重點深化改革，是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相交匯的改革，也是新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之義。民生領域的體制都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緊密關聯的，不可能離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要靠發展，但在特定條件下，發展并不一定能自動解決民生問題。從根本說，解決民生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實現公平正義，要靠繼續深化改革。在這方面的改革，不僅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發展作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就業制度創新、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醫療衛生改革、教育文化體制創新、安居工程建設、直到加強各方面的公共服務等方面，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是新時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要重視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觀，綜合處理好再次分配調節與初次分配制度的關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調節的主要領域，是以公平性調節為原則的，當然調節的深度以不損害效益機制為限，我國目前仍有進一步加大調節力度的余地。在我國現階段，完全依賴再次分配調節是難以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與完善，是伴隨整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艱巨任務，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全國城鄉范圍到位的保障調節。在這個歷史階段，分配體制的改革必須重視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實際上，群眾對分配意見的直接感受也主要來自于初次分配領域。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這一論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初次分配領域還是要確保效率優先，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進勞動效率的體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須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規范收入差距。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協調，要考慮分類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包括農民工最低工資制度。增加農民收入始終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關注點，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與農業、農民補貼，同時，適時研究農產品價格調控體制，穩定農資產品價格，合理調控農產品價格。
要高度重視就業制度創新。就業既是經濟層面的事，也是社會層面、人文層面的事，體現社會的價值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工程。從我國當前勞動力巨大壓力的實際考慮，如果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僅靠擴大社會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調節就難以支撐社會和諧與公平。在我國現階段，發展既應當是可持續的發展，也應當是有利于帶動就業的發展。就業問題既是長期壓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當前現實壓力，決不能因其長期性而忽視當前。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是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經濟社會轉型的特定問題，不能僅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指標，而應當有發展戰略選擇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要作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真正解決不利于中小企業、非公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這是帶動就業增長的主要領域。促進就業還要研究新思路。對產業工人、包括進城務工者，要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雙休日，加強勞動保護；對某些產業，包括內外資，可否根據產業特征給予勞動力數量的適當外在調控。該破產、該下崗、該裁員的當然還要進行，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應當扶持對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教育、轉業培訓。就內外需就業結構看，我國在就業壓力下，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支持了超常規的低價格出口的持續增長，維持了擴大農民工隊伍就業狀態，但這部分就業的過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為相當的國內需求，制約了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內需求增長，反過來也會制約內需性就業增長，這是需要與擴大內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新時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視不夠，突出體現在政府性資金直接投資項目數額偏大，而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確實要進一步提高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轉移支付和財政支持。另一種傾向是脫離現階段實際，對社會保障寄予脫離現階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現階段實現的口號，這同樣是有害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幾個核心問題是，一是盡可能擴大覆蓋面。特別要更加重視城市低收入和低就業家庭，更加關注農村社保體系的啟動建設。二是對養老醫療保障加大統籌體系建設。首先要提高統籌層次，養老統籌到省，醫療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遷移所必需的社保轉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轉移方面加強協調支持和監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財政投入。這里的投入并不能對應產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責
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
三、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從總體上擺脫貧困、解決溫飽，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面向未來，深化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從推進生存型發展的需要為主轉變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為主的新階段。其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必須在體制上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關鍵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推動了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但實現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很多矛盾。不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國在人口多、資源不足情況下，就不能順利地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進程。進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于解決自主創新、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等方面存在的體制問題。對此，我國已經啟動了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設，出臺了促進自主創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決涉及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體制機制問題。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導、市場驅動下發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的，大量體制性機制性問題需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我國發展階段的基礎特征決定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新時期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著力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兩個關鍵問題在新時期是一體互動的。一是在新的歷史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要著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內容，但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如果僅僅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采取一些權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導的老路，從長遠看反而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重點是要重視市場的約束機制建設。市場本身具有兩個方面的機制：激勵導向機制、約束限制機制。兩個機制都健全，才能構成完整的市場機制，才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們不能把市場機制僅理解為激勵機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場約束機制的建設，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宏觀調控要起作用，沒有市場約束機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還有什么宏觀調控?過去我們花費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不理想，問題在于體制、機制的角度研究不夠。要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管理與市場機制相適應。例如資源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未形成、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財稅體制不健全等重要問題，要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強市場主體自身的各項改革，強化市場主體內在約束機制。市場本身就有約束機制，但還要通過市場主體的內在約束機制的健全才可以實現。還要規范市場主體的外部約束，加強市場秩序與市場監管、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信息體系建設，正確發揮市場機制的約束作用。
政府“經濟調節”也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機制。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制約日趨突出等，這些問題確實不能夠完全由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自動解決，這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須健全符合需要的經濟調節制度。實際中，對部分高耗能行業投資過熱、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等方面的調控辦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這也是基于當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努力建立基于市場調節，又不放任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所謂帶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即直接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對某些重要環節按產業導向意圖設置制度性調節機制。一要探討建立資源產權制度。解決資源浪費無節制問題，稅費的辦法、處罰的辦法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礎還是要建立資源產權制度，使資源形成產權約束。我國的礦產資源、城市土地資源歸國家所有，這是我們能夠建立資源產權約束的制度基礎。二是要盡可能在市場基礎上設置經濟調節的制度性節點。減排要探討設立排污費用制度，排污必須列入企業成本，探討建立排污權交易；節能也可以設置相應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要建立有效的價格分攤制度等等；促進節約利用土地，僅靠計劃、項目、處罰也是不行的，關鍵是要規范土地市場，特別是對農村土地要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使用和流轉辦法。
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
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方面，工業化已經推動并形成強大的城鎮化趨勢，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經濟經濟結構體制沒有相應轉變，城鎮化又大大落后于工業化。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公布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56157萬，占總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進城務工農民，如果減去1.5億經常性進城務工農民，城鎮非農業人口比重變為30％。這一數據距離我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總產值已達到88.3％的工業化參照數據相差甚遠。可以說，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經極大地開拓了城鎮化空間，但城鎮化的潛力并沒有順暢地釋放出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階段。二元經濟結構是―個生產力發展階段問題，也是―個體制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發展中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進入新時期以后，統籌城鄉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鄉關系已經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農民進城務工已形成巨大的規模，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城鄉關系已經到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夜，很多問題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放在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位置。
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必然要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而城鄉二元結構也只能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消除，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和延續，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發展階段的產物，它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通過某項體制變革來即刻改變。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步伐已經滯后，在部分地區的農村，已經與城市經濟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戶等重要體制上，已經制約了進一步發展。從人口構成看，如果只看三次產業產值，我國第一產業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而我國就業人口大部分仍是農業人口，城市的工業產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農民工創造的，但這部分工業對城鎮化作用較小。這種情況給我們帶來城鄉統籌發展的復雜局
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鄉二元分治的體制會抵消我們提高農民收入的種種愿望和努力，阻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現金收入之比逐年擴大，1985年為1.8倍，2007年擴大到3.32倍。近年我國一直著力于提高農民收入，但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未能改變。這些說明，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進程必須逐步展開。既要反對不顧生產發展條件，把改變二元結構和城鄉關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到了經濟發展和體制創新互動的階段。有的體制已經具備了先行先試、局部展開的要求和條件。只有深化改革，適時出臺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措施，城鄉協調、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才能步入良性軌道。
要穩定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包括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發展要融入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也必須得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農村集體經濟適應城鄉一體化、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探索適應市場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當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涉及面很廣，必須在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前提下進行探索，把握好穩定和改革的關系。
農村生產方式也已經蘊含深刻變革。有條件的地方正在促進適度土地規模化經營。沒有適度的土地規模經營，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不可能解放已經離土的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決我國城鎮化進程滯后的很多矛盾。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從“有條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條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邊城鄉結合部。在推進土地規模經營過程中，需要解決農民的權利保障、農民離土的權利置換、并逐步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這就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重要基礎。
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大背景下，農村土地制度已經難以孤立運行于農村經濟社會形態了，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問題之一，已到了非重視制度創新不可的時候。包括農民承包土地流轉、農戶宅基地確權與農民進城后的流轉問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流轉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確實要保護耕地總量、保護農民利益，同時也要在逐步破解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相銜接方面積極探索，促進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要實現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化身份的制度建設。基本內容是建立城鄉能夠對接的身份轉化制度。只有讓進城務工農民逐步轉為真正意義的市民，與原有土地關系脫鉤，才能實質性地緩解農村人地緊張關系、提高耕種效益，改善在鄉農民生產條件，實現城鄉共贏。轉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實施。農民工問題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將長期存在，但身份轉化的工作也應當逐步推進。
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城市化、城鎮化管理機制。目前部門之間協調性較差，多元目標之間缺少統籌。例如空間布局問題，應當統籌我國主導各類空間布局的規劃和法律體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規劃生產力布局的主體功能區設計為主導，加入城鎮化布局的考慮，統籌協調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規劃、城鄉建設規劃之間的關系。新農村建設也要在農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注重與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統籌考慮，與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統籌協調。
五、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會自律、基層自治機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位置。這一任務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觸及，但并未提高到戰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務的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新形勢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必要把自律協調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創新放到重要戰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這既是社會體制，也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從經濟體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的機制，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就必然會過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終也就難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公民，在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運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機制及時解決化解的矛盾，各種利益群體產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時的利益協調機制，在法制的基礎上由社會自身調節矛盾利益。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一定階段后，發展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就是必然的選擇。
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基礎。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轉軌，進一步完善這個體制，當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觀調控的配套等等，但這并不夠，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社會自律協調機制的形成。可以說，沒有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就不能順暢實現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使很多本應在市場基礎上由社會自律協調解決的問題維系于政府的干預，也必然不能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一重要改革領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體制更具有基礎性的改革。不要以為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只存在于社會領域，它的基礎實際上在經濟領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比如現在推出的政府行政體制改革要實現“四個分開”，“四個分開”顯然是必要的，但實際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組織的關系上缺少更為基礎的前提，就是把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擺上更前置的位置。從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角度來說，政府要把應該由社會中介組織協調解決的事項移交給中介組織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還在于市場中介組織的建設是否已經具備條件，需要實現政事分開的中介組織目前是什么性質。可以說，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沒有改革到位，行政體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第2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關鍵詞：新市場競爭 企業經濟管理 創新模式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在新的市場競爭中，要想取得有利地位，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就要對經濟管理模式加強指導和創新。
一、新市場競爭背景下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發展現狀
在新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可以抓住機遇快速發展自己，然而企業的某些問題也逐漸突顯出來，思想觀念陳舊，企業領導者觀念陳舊，對于企業的發展有著本質上的影響，沒有與時俱進的先進理念，就不能在發展過程中，做出正確的決策，企業也就不能在競爭中發揮自身優勢，獲取想要的效益。企業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執行某些決定時就不能得到有利的保障，經濟管理的創新也就存在一定的風險，企業很難做到忽視這些風險，不利于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
二、新市場競爭背景下企業進行經濟管理創新的原因
創新的經濟管理對企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它是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同時，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符合當今時代經濟競爭的要求，是促進企業又快又好發展的重要因素。
對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進行創新，符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對于企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它使企業逐漸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然而原有的經濟管理是粗放的，管理效率低、資源浪費嚴重，企業在新的環境下競爭，往往是處于不利的地位的，這就要求企業對自身的經濟管理模式進行創新。
當今社會是一個知識競爭的時代，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要適應知識經濟的發展需求。要滿足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要求，就要加強企業在技術上的革新，加強人們對知識、信息的了解，運用科學的管理決策，提高企業的經濟管理效率，擴大企業的經濟收益。
三、新市場競爭背景下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的策略
（一）創新管理理念
對經濟管理模式進行創新，首先就要改變傳統的經濟管理理念，只有理念轉變了，管理措施才能更加到位，經濟管理的創新才能進行下去。理念創新，要自上而下完善創新的機制體制，使企業內部的各個部分都具有創新的意識和觀念，形成強大的創新動力，在制定企業發展的策略和措施時，要具有全局意識、危機意識，對企業未來發展的前景，以及即將面對的危機做好規劃，使經濟管理得到有效的落實。
（二）創新經濟管理制度
制度創新，有利于企業的經濟管理，可以保障各項工作的有序進行。對企業的經濟管理制度進行創新，為企業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定的保障和推動力量。進行制度創新的關鍵，首先要解決好人的管理問題，制定人性化的相關制度，以人為本，完善各項管理監督機制，加強人員的培養，使企業發展有充足的人才資源，為企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讓每個成員都對企業有一定的認同感，努力實現企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建立有效的機制體制，促進企業產品的有序開發。
（三）加強企業內部機制的調控，有效監督管理
企業要發展，要進行經濟管理的創新，主要的是對企業內部的不合理結構進行調整，建立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充分發揮企業的經濟管理職能。對企業內部進行調整，最主要的是對企業的成本預算、核算進行調整，它們對企業的未來發展規劃有重要的作用，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促使預算、核算結果準確科學，可以使決策者更加清晰的認識到企業目前的發展狀況，并作出科學的決策，同時還要完善企業的風險機制，每個企業在在做出科學的決策時，都要充分考慮到風險的存在，對于所進行的項目不過度期望效益，也不盲目投資，要制定好風險保障制度，避免因盲目投資，或因外界原因使企業承受風險，造成經濟出現一定的損失，危害企業的后續發展。
（四）加強技術進步，調整創新管理模式
企業要創新經濟管理模式，還需要一定的科學技術作為指導，科學技術的優化，有利于企業的信息化建設，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氛圍和空間，重視技術改進，對于經濟管理模式的改進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創新管理要從根本上做起，首要的就是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員工的技術素質，這樣在面對激烈的競爭時，才會及時、迅速的做出反應，進行調整，使企業經濟有序發展。
（五）注重人才素質的培養
企業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處于優勢，不僅是企業的產品有優勢，管理人員能夠做出科學決策，更重要的是企業內部的人才具有較高的素質。企業可以與高校進行合作，把高校培養出的高素質人才，納入到自己的企業，從而來推動企業不斷進行改革和創新。還可以對企業員工定期的進行培訓，培養他們的管理水平和實際操作能力，為企業的經濟管理創新獻計獻策。
四、結束語
創新是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新的競爭下，企業做好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對于企業的發展和進步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及時發現企業管理的問題，通過強化理念、制度上的創新，加強技術改進，培養人員的素質，使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能夠得到有效的革新和改善，使企業的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漢化.現代企業經濟管理體系的創新[J].中國城市經濟，2013（3）
第3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村集體土地制度 頂層設計 農地改革指導原則
中圖分類號：F3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1-042-02
一、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需要。中國經濟改革雖然起自農村，曾經為國企改革提供了啟示和方向，但由于還沒有在建立現代土地制度上著力，農村經濟迄今仍處在市場經濟的邊緣，也難以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并不是國家對農村經濟的重視程度不夠，從1982年至2007年，中央已發出9個1號文件來解決農村建設、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問題，國家對農村的資金投入逐年提高，可謂舉全黨全社會之力破解“三農”問題，然而，城鄉差距逐年拉大的態勢仍未扭轉。雖然出臺的政策很多，資金的投入也很多，但由于在農村沒有像對城市經濟那樣進行市場化改造，沒有進行農村基本資源――土地制度改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在農村無力發揮，國家解決城鄉發展的政策和措施收效甚微。農村經濟需要在農地制度改革完成之后才能適應市場經濟大環境，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才能有跨越式發展。
2.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自改革開放尤其是我國明確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經濟增長連續保持較快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高，目前我國經濟已經由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過渡到工業化較快發展階段，同時，城市化發展也隨之而來，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要素，其重要性與稀缺性日益顯現，發展與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受現行農地制度約束，農村土地市場化的資產屬性作用遠未充分發揮出來，農村土地資源要素的流動性和優化、集約利用均難以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進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3.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是房地產業發展要求。我國房地產業進入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為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到目前為止，現有房地產體制中的弊端和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的制約房地產業及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房地產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同樣，作為房地產體制改革前提與基礎的城市與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也勢在必行。
4.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不僅是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由于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要素，具有市場價值巨大等特點，必然會成為各種市場主體迫切希望獲取的寶貴資源。簡單而言，土地就是財富。但是，由于我國現有房地產體制起步較晚，缺點與漏洞在所難免，尚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革；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的行政體制及其他配套體制改革也還處在需要啟動和完善的狀況下，也還存在許多問題和弊端，還不能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配置資源，還存在以權力等介入各種資源配置的問題存在，因此導致各種市場主體對農地這個財富資源虎視眈眈，部分通過現有制度的不完善利用各種方式與手段形成了對土地尤其是農村土地資源的掠奪。據國土資源部通報資料顯示，僅2011年上半年，全國就發現違法用地行為3.0萬件，涉及土地面積27.8萬畝(其中耕地9.4萬畝)，同比分別上升8.0%、14.8%(0.3%)。其中，東部、中部地區發現違法用地面積分別為5.1萬畝、9.6萬畝，西部地區發現違法用地面積13.1萬畝。另據國土資源部數據顯示，自1996年國家提出要對耕地實行最嚴格的保護政策以來，我國耕地面積從19.5億畝縮減為2007年的18.26億畝，10年減少了1.24億畝。當前，離18億畝的紅色警戒線已是咫尺之遙，耕地減少的趨勢卻仍在繼續，由此形成的數千萬失地農民也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潛在隱憂。現有農地制度不改革帶來的社會風險主要有：在公有制下農地資源的大量不合理流失；農地征用拆遷導致社會矛盾對立沖突；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大；尤其嚴重的是大量農村土地的不合理征用與流失，必然使數量相當巨大的農民群體被動失地，相當部分可能會有赤貧化的危險，這將可能會是一個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
二、科學的頂層設計與明確的為民謀利的指導思想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思路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國之根本，是堅持公有制社會制度、確保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國的相關部門及眾多的專家學者均對此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討論與分析，在農村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規劃制度、土地保護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稅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眾多的建議和方案，有認為要進行土地私有化、也有認為應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在此基礎上又有許多不同的具體建議和方案。但是，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由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事項，相關部門對此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即使在個別地區對農地制度改革進行了試點，其態度也是非常謹慎的。筆者認為這就是一種采用科學發展觀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時不我待，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到現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迫切性越來越明晰，同時，這也是我國深化體制改革，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所繞不過去的一道坎。盡早明晰農村的思想、原則與思路是降低改革成本、保障改革效果的重要基礎；雖然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及國有企業改革等等，均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也付出了許多原本不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也走了許多本可以避免走的彎路。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在進行相關改革時頂層設計及指導思想和原則重視不夠，戰術性的手段、措施較多，戰略和宏觀指導原則思想研究不夠。而且還存在一定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
實際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社會發展密不可分的兩部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發展目的與目標一致時，社會就能高效穩健向前發展；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發展目標不一致甚至矛盾時，社會發展就會出現困難和障礙，增加社會發展成本和降低社會發展效率。對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因此，制定科學的頂層設計與明確的為民謀利的指導思想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關鍵核心。
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指導原則
結合我國的基本社會制度與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應明確以下指導原則。
1.堅持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堅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是保障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應堅持的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和原則。由于我國現在還是一個處于發展中的農業大國，還有8億多農村人口，而農村會涉及他們最基本的利益，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是正確保障農民利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在眾多農村措施和方案中進行科學取舍的根本指導原則。這也是由我國的基本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公有制所決定的。
2.所有的農地改革必須堅持被改革農民利益至上、全面保障農民利益的原則。我國是農業大國，這是一個在較長時期內都客觀存在的事實，農村以及農民的穩定發展是國之根本，農村發展是國家發展的基礎和動力。另一方面，農民歷來都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其合法權益極易被侵害和掠奪，而農地改革涉及整個農民群體，如果不堅持這一原則，改革后的許多農民極易向赤貧化發展。國企改革中，由于經驗等不足，傷害過工人的利益；農村改革，不能再傷害到農民了。農民群體的不穩定會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3.所有的農地改革必須堅持依靠農民、發動農民的原則。農民是農地改革的關鍵主體之一，依靠農民、發動農民是農地改革能否順利進行，能否提高改革效率、實現改革效果與目標的關鍵，只有依靠農民、發動農民才能解決農地改革中碰到的各種具體問題和困難，發揮農民積極性有利于提高農地集約利用，更快更好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只有堅持依靠農民、發動農民的原則，才能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支持和擁護，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為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打下良好的社會環境，為中華民族騰飛打下堅實基礎。
4.在農地改革中必須堅持明確中央及地方政府科學的責權利關系，合理調配全局與局部利益關系的原則。由于在現有房地產體制下，地方政府是土地財政的最大受益者。一旦進行農地改革，地方政府可能成為利益損失最大者，為了確保地方政府短期利益，由此極易導致地方政府利用其公共權力影響甚至扭曲和改變農地改革的目標。這比國企改革更復雜，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利益更大，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只從自身利益出發，必然會給農地改革造成極大阻礙和制約，而其負面效應必將遠大于國企改革，這是農地制度改革的另一個最壞結果。
參考文獻：
1.陳伯君，鐘懷宇.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產權改革的風險分析.光明網
2.潘家華，李景國.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4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關鍵詞：國際視角 發展中國家 城鎮化 工業化 可持續發展
國際視角下中國特色城鎮化
（一）城鎮化的內涵
城市化或城鎮化（urbanization）是指第二、第三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產業、就業結構的非農化重組，是現代化過程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表現形式（蔡秀玲，2011）。
美國學者弗里德曼（J.Friedman）將城市化區分為城市化 I 和城市化II，前者包括人口和非農業活動在規模不同的城市環境的地域集中過程，非城市景觀轉化為城市景觀的地域推進過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農村的地域擴散過程（康就升，1990）。因此，城市化既包括物質上的、實體的變化，也包括精神上的農民市民化。
在我國，城鎮化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改革開放前的城鎮化曲折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階段（1979-2002年），改革開放后的科學發展階段（2003年至今）。
（二）國際城鎮化差異
在城鎮化道路的選擇上，西方國家偏重于個人自由行為和市場機制在城市化發展中的作用，認為不當的政府政策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出現各種問題的根源，一些學者甚至排斥和反對政府干預。而我國則側重于對城市化的涵義、模式、發展階段、動機機制、政策選擇等內容的探討，并圍繞著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著重描述城市化各方面的特征和類型，其中又以對城市規模和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關系的研究最為豐富（見表1）。
成德寧（2004）在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初始條件、農業基礎、工業基礎、人口環境和城市規模體系的基礎上指出，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礎上起步的，是在本國工業增長、農業不斷進步的基礎上推進的，基本上是一種自發的、漸進的演變過程，且目前已經形成結構合理、功能協調的城市體系和城鄉一體化格局；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是由于自主的工業化遲遲未能啟動，農業發展停滯，農村經濟蕭條，大批農村人口被迫“推向”城市，在非正規部門就業或失業，加上城市基礎設施短缺，導致大量貧民窟滋生、環境惡劣，“城市病”嚴重，出現“過度城市化”，城市也因此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包袱和障礙。主要引發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有：
第一，工業化與城鎮化失調，即國家城鎮化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水平的“過度城鎮化”。這種缺乏經濟基礎的城鎮化帶來的是貧困與兩極分化等嚴重的城市問題。
第二，城市人口空間布局過度集中，即城市人口過度的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城市或少數區域，造成特大城市畸形發展，貧困、基礎設施損耗過大、“貧民窟”、犯罪與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對城市的社會環境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阻礙了城市人口及經濟的協調發展，這一般與發展中國家向大城市傾斜的政策有關。
第三，城鄉與收入分配關系嚴重失衡。發展中國家片面強調城鎮化與工業發展，實施向城市和工業傾斜的政策，忽視了農業和農村的進步，此外，城市和工業的發展攫取了大量農村資源，加劇了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也帶來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
第四，市場失靈與政策失當并存。發展中國家往往市場機制不完善，存在法治欠缺、市場規則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使得市場主體在交易活動的各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造成了交易成本高、效率低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城市經濟的發展。此外，發展中國家雖然不少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常常表現的力不從心、事與愿違，政策上的失誤嚴重制約了城市化的發展。
（三）城鎮化的“中國特色”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鎮化道路中，雖然存在部分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但改革開放后，其“中國特色”，使之在城鎮化進程中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
中國城鎮化的主要特色有：中國政府將城鎮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各方位政策的支持最大限度地確保了城鎮化的進度和正確性；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強調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性作用；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發展新型的城鄉關系；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以鄉鎮企業的發展帶動小城鎮的崛起，緩解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低成本使工業化發展極快，有30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走可持續發展、集約式的城鎮化道路，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中國城鎮化的成就及存在問題
（一）改革開放后中國城鎮化的成就
1.中國城鎮化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且基本與國家工業化水平相適應，基本沒有出現“過度城市化”。2006年，中國的人均GNI為1740美元，城市化水平為40.4%，而同一時期，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人均GNI在5000美元之下時，城市化水平已達到50%-70%之間，而拉美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甚至已達到或超越了發達國家。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6.6%，工業化率為46.3%，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基本協調，并不存在嚴重的偏離（見表1）。
2.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城市化水平提高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大中城市人口增長的同時，小城鎮和小城市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吸納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了特大城市畸形問題。因此，在中國并未出現城市人口空間布局過度集中的問題。
3.我國城鎮化體系日益完善，城鎮布局日益合理，城鎮現代化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我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體系已逐步形成了城鎮集群，此外“大分散、小集中”的城鎮空間合理布局也正在形成，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層次也日益顯現。城鎮建設成效明顯，基礎設施日益完善，現代化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
4.城鄉體制改革逐步展開，城鄉關系開始走向協調。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深入，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城鎮用工制度、教育制度以及農村土地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等城鄉經濟體制改革逐步開展，推進了農民的市民化和城市居民觀念的改變。同時，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阻礙城鄉聯系發展的“二元體制”逐漸被打破，推動了城鄉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城鄉關系日益協調。
5.中國長期實行限制人口自由遷移的政策和嚴格的城市管理， 使得人口可控，中國的城市中并沒有形成像拉美國家那樣大量的貧民窟，減少了由此可能引發的城市貧困、犯罪及嚴重的環境破壞問題。
6.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使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正在逐步縮減。21世紀前十年從西部大開發到中部崛起，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補齊國民經濟區域均衡的“短板”，促進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協調發展。
（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
雖然中國城鎮化已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但不可忽視的是，城鎮化依然帶來了一些問題，只有逐步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一是城鎮空間分布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匹配，城鎮規模結構不合理，體制機制不健全，阻礙了城鎮化的健康發展。二是農民市民化問題解決困難，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后，不利于有效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三是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城鎮用地粗放低效。土地低密度開發，城市無序蔓延，“半城市化”問題嚴重，城市化質量不高。四是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工業發展和城市人口增多，城市服務管理水平不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環境破環和工業污染以及收入差距及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上升。
國內外城鎮化經驗探討
中國的城鎮化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在我國，由于農村人口眾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小城鎮與城市一樣，在城鎮化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對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過程的特點，以及眾多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本文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城市化的內外因素均有不同，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經驗，必須從各國的國情出發。
首先，對于農業人口眾多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城鎮在國家城市化實現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斷提升城鎮居民生活品質。減輕大城市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壓力，避免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畸形發展的問題。中國在城鎮人口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城鎮數量也得到快速增長，從1949年到2009年，中國城市數量從136座增加到654座，增長了 380.9%。此外，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也為中國加速城市化進程創造了必要的制度空間，大城市與城鎮得到了較為協調的發展。
其次，城鄉都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城市化必須促進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像不少發展中國家為了促進本國城市化，從農村攫取過多資源，嚴重限制了本國農業的發展，造成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其根本上不利于國家經濟的發展。
再次，城鎮化需要國家政策的引導和市場機制的調節，中國改革開放前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顯然造成了中國城鎮化的畸形，而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自由放任也形成了嚴重的“城市病”。實踐證明，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能夠更好地實現城鎮化（見表1）。
最后，城鎮化必須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優化城市空間結構，有效預防和治理“城市病”。強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產業功能、服務功能和居住功能，提升城市社會管理水平。目前，眾多發展中國家甚至許多發達國家，之所以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眾多社會問題，很大原因來自于忽視長遠發展，只注重短期效益，使得城市發展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結論
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率50%-70%的區間是城鎮化減速時期，中國目前城鎮化率已超過50%，因此未來中國城鎮化將由加速向減速轉變，這種轉變將對中國城鎮化趨勢、城鎮發展和城鎮體系結構產生重要影響。中國應當根據國情，在新的城鎮化階段借鑒以往經驗，采取科學發展戰略，實現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蔡秀玲.中國城鎮化歷程、成就與發展趨勢.經濟研究參考，2011（63）
2.康就升.中國城市化道路研究概述[J].學術界動態，1990（6）
3.何志揚.城市化道路國際比較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4.劉勇.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歷程、問題和趨勢.經濟與管理研究，2011（3）
第5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銀行商業化改革與農戶資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間的矛盾在堅持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進程中，銀行的商業化體制改革要求銀行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來判斷其經營行為，從金融部門看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從中國農村發展的需求看則應該另外評價。因為，商業化的正規金融機構是不可能適應農戶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業經營而提出的資金信用需求的，商業銀行和小農經濟這兩方面的對接有問題。我認為，農戶經營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點，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也確實要求其追逐利潤，規避風險。所以，銀行和農戶任何一方都沒有對錯之分。
目前的問題是，農村資金的短缺使之成為極度稀缺要素，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問題不是農戶資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農業資金投入，而是市場化取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農業。
農戶的資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額化、周期長、風險高、不易監督的特點(文秘站:)，銀行如對其貸款，利潤就比較低。而任何銀行它所追求的利潤只能來源于相對有規模效益的貸款。因此，這就導致了資金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不對稱。不對稱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銀行沒有辦法了解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戶也不可能拿出詳盡的貸款報告給銀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銀行申請貸款。此外，農戶沒有資產抵押條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銀行也難以收回這種隱含農民社會保障的抵押品。實際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連高利貸者也難以收回農戶借款時的抵押品。
從近幾年對農戶的整體調查情況來看，農戶的存款增長幅度大于其貸款增長幅度，因此有大量資金從農村流出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表面形式就是農業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吸納農村的資金有所增加，銀行給農戶的貸款卻是減少的。農民的信用需求能夠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滿足的只占到24，連四分之一都不到，這就證明了我們剛才的假設：市場化導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是其退出農村信用領域，銀行的資金供給與農戶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額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監督不易的資金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體制不對稱，其嚴重結果是導致農村資金要素匱乏。
作為龍頭要素和最具組織作用的要素——資金，它如果退出農業，就會導致任何力圖加大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實，增加農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在整個國家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同時，農業經濟無法實現市場經濟。這怎么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調控的是什么？它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作用之下調控那些遞減的要素，使那些邊際收益可能遞增的要素替代那些邊際收益遞減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呢？很明顯，是勞動力要素，而資金要素是過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現象：在農村搞高利貸是最賺錢的。資金要素的邊際效益是上漲的，但由于銀行資金供給與農戶資金需求之間的矛盾，資金沒法通過國家金融部門進入農村，因此農村成為資金要素過度稀缺的一個領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轉比例低。因此，盡管勞動力要素的邊際效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它也當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們說，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控資源，在農業生產領域很難發揮作用，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農業結構更有可能會出問題。當我們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思路上的時候，農業、農村經濟所遇到的困難與這種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間似乎就出現了不相一致。
中國的農村經濟問題不能靠外資來解決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資不斷增加來維持的。
那么，農業經濟的發展能不能靠外資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外資是不會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規模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農業經濟的。因此可以說，既不能按照城市經濟發展的思路來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不能靠外部市場來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問題。
簡單地強調用市場化的路子來調整農業結構可能走不通，因為單純開展“農業”的結構調整已經走到頭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導致農業主產品的成本在“天花板”價格(國際價格)之上，此后小農經濟條件下惟一能夠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內在機制，是農民在家庭經營內部自己把勞動力的收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業的一切政策設計，包括政府對農民直接進行補貼，其效果都不可能明顯。
農村政策研究應該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從以往的經驗看，一方面我們認識到，市場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被借鑒的，那時候的城市仍然在維持計劃經濟；并且由于政府對農村采取休養生息的讓步政策，放開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因此，農村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被設計好、被推行下去的，實際上是在農民作為利益主體的條件下，自發地與農村傳統制度結合，才發揮了市場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來農村發展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則與城市改革從原來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部門壟斷體制以及在國家大規模對外開放進程中部門壟斷與國際資本結合有關。這顯然已經導致農村經濟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改變。以往的教訓表明，再單純地強調農業的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農村經濟的復雜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農業，必須從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放開某些壟斷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參與進來。
農村經濟發展對策的深入討論第一，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
首先要看到，我國的小農經濟中，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其投入產出比下降為負值其實是個必然的過程。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東亞模式——是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東亞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因為純粹的農業生產沒有規模效益，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又由于交易費用太高而不可能補到每個單一的農民頭上，因此，只能靠農業外
部規模來補充農業內部收益下降的損失，政府只能是放開與農業相關的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進入。與農業相關的這些領域包括：農村信用、保險、生產資料購銷、農產品的加工，以及農副產品的批發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外部經營領域都能形成規模、產生利潤，而惟獨種植業產生不了利潤。外部合作經營所產生的收益必須通過合作社內部收益分配補貼到種植業上去，否則東亞小農經濟從事的農業就很難持續下去。
其次是政府對農業的投入要針對那些有組織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給農戶。這還是由于政府與單個農戶的交易成本過高。近年來提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稅費改革等政策都是以為政府可以與九億農民進行直接交易，其實五十年的經驗教訓證明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對農村的投入和補貼不是用于部門或者部門下設的企業，而是直接用于農村基層合作經濟組織。比如，政府對合作社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計股(政府股權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證政府投入的資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權收益只能通過合作社內部分配用于農業生產補貼和農村公益事業開支。
不過，即使我們采納了東亞的合作經濟模式，也僅僅意味著我們其實將小農經濟條件下必然不斷推高的農業生產成本消化在其他涉農行業領域返還的利潤之中，而這并沒有解決農業規模不足的根本問題(美國勞動力人均土地面積為八百多畝，中國僅為四畝多，相差二百倍)，中國的農業依然無法與國際上的規模農業去抗爭。
第三，現在必須盡快啟動城市化，否則就很難解決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也難以帶動國民經濟整個一盤棋的發展。
這已經是被政策理論界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談了十五年的老話題。按說已經沒有再討論的必要，當務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問題。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放眼全球”，如果考慮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我所做過的關于加快農村城市化的一切分析，就變得幾乎沒有意義。因為進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一九九八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定義的將來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垂直分工體系中，中國所能夠扮演的，只能是以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生產最低價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話，其結果可能要求我們只能像當年搞工業化資本積累那樣維持城鄉二元結構，才能保證勞動力的低成本，否則追求高增長的中國經濟就走不下去了。
第6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關鍵詞 社會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中圖分類號 F30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國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當前經濟社會正向市場經濟體制、現代化工業社會、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開放多元的文化、主動加入經濟全球化的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是中央政府為指導各地方政府開展土地利用規劃工作的方針、依據、戰略等方法論的集合。此背景下將“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與治理的涵義一樣，可以通用）理論引入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探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涵義，分析我國社會轉型特定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與存在問題，提出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1 “治理”視域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職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論的內涵
“治理”英文單詞為Governance，也可稱為“公共治理”，原義為“控制”、“統治”或“操縱”，國外多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1990年以來，“治理”成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報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經營管理相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總和，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我國學者對“Governance”翻譯不盡相同，如“管治”、“治理”、“協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義：指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治理”強調的是合作，認為政府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會也同樣是合法權力的來源［1］。現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認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2］。
從以上對“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個共同內涵：第一，認為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的權力主體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等，強調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對公共資源與事務的網絡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是多元的，最終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第三，主張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是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以補充市場機制失靈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兩方面的不足，最終達到“雙贏”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國家沒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稱謂，與之功能和作用大體相似的有“土地規劃”、“國土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可稱之為“土地利用規劃”，是國家（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基本手段。從1960年后Dvidoff的“倡導性規劃理論（Advocacy Planning）”至現今在規劃領域中提及的“公眾參與”，都是針對土地利用規劃的復雜性、政策性和社會性而采取的一種Governance思維。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來愈成為國外規劃過程中明確的理念得以確立，并成為主動的過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規劃編制與實施的實踐，對土地利用利用總體規劃逐步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概念：即對一定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超前的計劃和安排，是依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與合理組織土地利用的綜合性的技術經濟措施，其特征表現為政策性、整體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動態性。
實質上，國內、國外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是一個土地利用的決策，也是一定時期內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標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國土地利用規劃權力制度化進程雖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規劃己逐漸成為各國政府控制和參與區域社會經濟活動（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規劃過程己成為政府行政的一個組成部分。基于這一認識，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更是技術支撐的國家（公共權力）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具有對未來土地利用的導向性，有限理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特征［3］。
根據治理理論內涵與土地利用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指政府、各種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利用與管理土地資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體選擇，通過這種選擇來確定稀缺土地資源（在中國尤其是耕地資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實現公共目標的戰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功效、主要表現、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不僅是描繪未來變化的圖景，更重要的是通過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動綱領和政策的制訂，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引導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發展方向、行動步驟，促進社會經濟在客觀規律和規劃的綜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并為各種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動安排合適的用地數量與用地范圍，使土地利用符合未來發展和戰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通過協調和調節土地使用關系，包括不同利害關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觀點和經濟利益等的綜合協調，從而建立社會經濟和環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關系以及共同行動的行為準則（政策制度），為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提供空間支持［5］，避免區域內土地權益者產生相互的干擾和由此而帶來的利益的抵觸和損耗。
第三，基本特征。為充分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其編制實施過程中是公共權力和社會的互動過程，此過程中，政府的公共權力居主導地位，通過協商和談判，與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共同構建土地資源配置的協同綱領，并為社會和業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權利者）的經濟活動提供高效服務。
2 轉型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述評
2.1 “第一輪”（1986-200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第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86-2000年）是在黨的以后，依據《土地管理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要求編寫的。1993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了《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先后編制完成了19個省級規劃，9個經國務院批準實施，全國的縣級規劃也大部分完成。《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基本方針是“切實保護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設用地”。基本上體現了當時處在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下的服務型土地利用規劃特點。初步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和鄉的五級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和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劃方法。這一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具有較強的計劃指令性質，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規劃治理職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不相適應。我國土地利用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規劃研究能與科學的規劃理論相聯系的十分鮮見，規劃編制缺少技術指導和規范。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體，嚴重缺少社會公眾和部門組織的參與（因為假設公眾利益是一致的，下級政府只須提供信息、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性規劃指標），致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依然帶有較為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公共治理職能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嚴格保護耕地的單一職能。注重土地自然資源利用規劃，強調保護耕地，從而導致許多人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看成是保護耕地規劃，這種觀念束縛了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內涵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規劃缺乏有效的建設用地調控機制和農用地非農化的約束機制，限制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和作用發揮。
第三，缺乏相關法規條例使規劃沒有得到良好實施。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社會地位和市場經濟下的法律約束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盡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據，但是沒有制定規劃實施具體法規條例，致使規劃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其公共治理職能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導致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建設占用耕地現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等經濟過熱現象出現時，耕地減少速度達到高峰。
2.2 “第二輪”（1997-201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1997年，國務院了11號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根據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護為重點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年）在全國蓬勃開展起來，1999年l月實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了詳細規定，同年3月，國土資源部頒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辦法》。到2000年底，全國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級規劃并開始正式實施。
第二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職能是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以耕地保護為主的目標，并以一套高度集權的、復雜的行政審批制度保證這套指標的實施。這輪規劃對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轉型、經濟發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熱衷以及規劃本體和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規劃的公共治理職能實現效果也有諸多不足之處。例如，指標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變相修改規劃，使其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了挑戰。原因如下：
第一，規劃治公共理職能制定主體單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治理職能制定主體是政府（包括公務員）和國家職能部門，公眾參與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發揮。這種自上而下、缺少足夠“回應性”（Responsiveness）的單向規劃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無法做到實體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發展和管理人員業務素質的提高，從而影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科學性。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目標不夠全面。在規劃治理目標上過分強調對農用地，特別是耕地和基本農田的保護，以“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確保耕地總量不減少”為目標。各類用地指標層層分解下達，各級政府都按指標制定規劃，致使對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的建設用地需求保障不夠，對生態環境變化影響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規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實現規劃治理職能過程中存在上下級政府間的博弈。土地歸國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權由國務院（行政機構）通過各級政府層層（科層制）方式來實現，導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主要是從中央及地方兩個層面進行。例如，中央通過國家級規劃對一定時期土地利用進行規范，規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為；土地制度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的利與弊也是在規劃的調控與反調控間產生的，這就涉及到了兩個主體間的博弈［6］，發生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及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種規劃綜合運用的協調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城市（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專項規劃之間如何協調沒有成熟的理論和經驗可循。發展規劃側重于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城市（鄉）規劃側重于城市（鄉）空間布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側重各類用地平衡，要求后兩個規劃協調一致，存在較大難度。專項規劃間的協調，實質是部門利益的協調；專項規劃與地方規劃的協調，實質是條塊利益的協調。部門條塊利益的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中的難點［7］。
3社會轉型期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影響3.1 社會經濟發展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內在要求第一，規劃治理內容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轉變。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顯著增強，宏觀調控體系日趨完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國將建立起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治理內容將相應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轉變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應控制和實現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規劃治理職能的市場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國加入WTO，意味著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與全球統一的、網絡化的市場體系，以保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要求我國各地區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逐步運用價格規律的獨立性，從開放的國際市場中選擇土地開發的機遇，將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積極融入到國際經濟競爭進程中去，以市場為基礎引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場經濟下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的弱化。市場經濟促進了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我國社會轉型期土地利用系統的各種要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間存在形式，對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尺度產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效應表現為不平行的空間拓展［9］，致使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日益弱化。同時，市場機制中，供求信息橫向傳播和市場橫向調節資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過規劃縱向集中和下達的，土地面臨著兩種不同質的配置方式運轉，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發展對土地規劃治理職能有特殊要求。轉型期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戶籍對人口遷移限制作用力的減弱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并向農村地區延伸。在這一過程中，城鄉空間結構將不斷整合，土地利用也會隨之而調整和改變。這樣一種與土地利用有關的“二元”結構變化，對規劃治理職能有著特殊的需求：即應有利于“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這種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會轉型期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條件分析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政府管理內在矛盾的運動與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加入WTO促進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正是市場化條件下政府和市民社會加強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的新理念。因此，這一時期有以下條件有利于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第一，市場化經濟奠定社會基礎。經濟體制改革后，各級政府職能逐步轉變，經營性用地由原來的政府行政與計劃管理模式向市場機制與政府服務監管模式轉變，國家把本應屬于社會的權力重新歸還給社會；同時，市場經濟的運行使社會利益主體和要求趨于多元化，促進了相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公眾平等權利的實現，使其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過程中發揮所應具有的決策和參與作用，表達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會自我管理、服務的意識和社會中介組織體系，為實現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了社會基礎。
第二，民主化進程奠定政治基礎。伴隨經濟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對原有的政府集權政治結構進行調整，大大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政府行政觀念與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轉變，表現為政府權力的稀釋與下放，非政府組織、民間精英對土地利用決策和行政過程的直接參與［11］。現階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逐步建立公眾參與制度，創建了電子網絡信息流動渠道與信息反饋機制，集中民智以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規劃過程，有利于國土行政部門職能行使的最優化，為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政治基礎。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動力源泉。加入WTO意味著我國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參與國際競爭。轉型時期，我國國土行政管理部門、土地相關的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土地權益者能夠根據WTO規則和市場分工，通過溝通交流、合作與伙伴關系，與世界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方式的接軌，并參與全球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增強了國家制度供給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創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為中國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提供了外部條件，同時也是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動力源泉和壓力所在。
4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規劃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單一的行政管理和技術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為本的公共治理，成為國家公共治理的一種重要手段。根據上述分析，為了更好地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4.1 科學確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公共治理目標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目標的確定應充分考慮本區域社會概況、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等各種因素，在科學的制度和規則安排下，允許并鼓勵非政府行為主體以多種方式和途徑，與政府分享政治權威和公共權力，共同決定規劃的目標與戰略方向；政府應從土地“經營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轉變，并將這種理念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配置全部土地資源的公共規劃，不是保護耕地與城鄉經營性用地供給的專項規劃，它要滿足社會發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發展觀來確定規劃公共治理目標，從而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良好治理職能。
4.2 規劃編制實施中樹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理念
我國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結構要求適應市場供求變化進行調整，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會影響國家和個人的土地利用決策行為。因此，要求規劃決策者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高度，考慮規劃地區的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分析規劃實施狀況，以利確定規劃地區適宜的土地利用發展戰略和土地利用調整的原則。應在遵循“供給制約、引導需求”指導思想的基礎上，跳出規劃地區本身，從區域經濟的比較優勢、從市場的角度等考慮經濟發展與土地調配的協調問題。避免主要用地指標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區規劃指標明顯偏離實際的問題［12］；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情況動態評價的基礎上，根據國內、國際（WTO規則）兩個市場對規劃公共治理職能進行結構調整和不斷優化。
4.3 構建與經濟體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規劃內容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對地區發展實行調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轉型期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與完善，規劃內容和職能應從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構建和完善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內容與治理職能方面，要在服從于經濟發展為主導走向的同時，更要滿足自然條件適宜、經濟有效、社會接受、環境可持續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方向。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統籌協調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保障發展、保護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各類用地矛盾，從致力于“物”的物質建設規劃轉向更注重于“人”的社會全面發展規劃，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4.4 規劃編制中發揮公民社會的網絡治理作用
所謂公民社會介入，首先是各種社會力量和公民個人以多種形式直接舉辦與土地相關的社會中介組織或資助公益事業；其次，從法理上講，每個社會集體或公民都對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權，以適當方式參與土地公共治理與監管應是其本分［13］；最后，市場經濟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則要特別強調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規劃編制中，公民社會網絡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門、社會中介組織、私營部門和公眾等多元共同行動主體通過彼此合作，共同編制與協商規劃方案的互動過程，在協商過程中充分反映和協調他們的利益，從而，因地制宜、富有靈活性和創造性地制定適合本地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貫徹執行。
4.5 規劃實施中加強市場對土地資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為一種引導地區發展的規劃形式之一，其實施過程實質上是要通過規劃的宏觀引導和調控保證市場運作的長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預下（糾正市場失靈）讓市場機制對土地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得到自覺發揮。這就要求在規劃的實施中，變革簡單的行政實施方式，借鑒西方國家市場機制對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變政府作為建設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經營者的角色，提高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競爭性；改革征地制度，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一級市場談判，確保農民主體地位和不同主體之間是平等、自愿和協商的利益關系。從而降低城市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農民有一個合理補償與安置，例如，將征地與開發通過資本運作聯結起來，走政府、失地農民和企業共贏的新型土地開發之路，保證農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帶來的收益。
4.6 完善規劃法律法規，加強對微觀主體規制
依法建立規劃體系并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特點，土地利用規劃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進。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為了強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地位，應盡早出臺《土地利用規劃法》或《土地利用規劃條例》，進一步肯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重要性。同時，在多方主體參與、踐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過程中，即放松進入規制的同時，更要加強對這些微觀主體的質量規制和約束規制。需要對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公眾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作用、職能等做出法律條文上的規定，約束和監督規劃審批與土地利用主體的行為。最后，“違法必究”是實現土地利用規劃目標的重要保障，加大執法力度嚴格依法行政。
4.7 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是指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及空間規劃之間的協調。可以將主體功能區規劃作為協調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關系的主要載體。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關系較為明確，而且編制的部門是一致的，協調難度較小；主體功能區規劃與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于有共同的空間載體，協調難度相對較小。因此，通過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連接，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城鄉規劃及空間規劃的協調更加科學，也更加具有實際意義。一方面，它使國家空間規劃體系變得更加密實；另一方面它也是針對我國現行規劃相互割裂的現實狀況的一種嘗試性統籌與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預“空間規劃體系割裂”窘境的重要舉措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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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第7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ccelerating,the demand of construction land for city is increasing rapidl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struction land need and land supply is increasingly sharp,local“sites”appear frequently,souring house prices and so on,social problems which are related closely with land cause thoughts on supplying mode of urban land which is trigger compensation for the use of urban land with bidding,auction and listing tranfer-based mode. Urban land lease system is effective compensation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ffective mechanism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use of land.
關鍵詞: 城鎮化建設;土地租賃;分析思考
Key words: urbanization;land lease;analytical thinking
中圖分類號:TU98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0-0255-02
0引言
目前,我國土地有償使用制度雖然實施時間不長,但在城市土地出讓機制方面卻取得了長足發展,結束了城市土地原來的無償、無限期、無流動的單一行政劃撥土地使用制度時代,形成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渡, 實現了城鎮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土地市場化改革,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建設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國城市土地出讓制起步較晚,制度實施環境各有不同,尚未形成完整和健全的有償使用體系,相關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需要土地租賃機制的這種方式來延伸土地有償使用的范圍,進一步完善單一“招、拍、掛”出讓制為主的土地有償使用機制,提高有償使用的覆蓋面,促進城市土地集約節約利用,土地租賃制度是出讓制的有效補充和有機組成。
1城鎮化建設中城市土地租賃機制發展
城鎮化建設的發展過程是人口就業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化過程,是城鄉空間社區結構的變遷過程,城鎮化建設使得城鎮人口和城市數量的增加、城鎮規模的擴大,同時也帶動了城鎮經濟社會現代化和集約化程度的提高。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30%,步入快速城市化階段,[1]根據預測,2010年城鎮人口可達6.4億,城市化率超過46%,設城市數有可能增加到1000個;2030年城市化水平預計約70%。城鎮化的快速過程不僅包括人口非農化,而且也是一個土地非農化、農地城市流轉的過程。因此,探討富有彈性的城市土地政策和有效的土地使用調控機制,以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顯得尤為重要。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要素逐步被引入農業、制造業、住房和其他領域,然而土地作為最重要的一種生產要素,土地制度的改革并沒有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1988年我國才開始正式建立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國家為此修訂了憲法和土地管理法,準許土地使用權的依法轉讓,1990年國務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1999年7月關于印發《規范國有土地租賃若干意見》的通知。2001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國有土地資產管理的通知》,明確規定經營性用地一律實行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和掛牌出讓。2006年7月來自國土資源部的《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范》征求意見稿,其中出現了“勾地”這一概念,并且少數城市試行類似香港“勾地制度”的土地出讓政策,至此除了“招、拍、掛”外,勾地制度也將成為土地出讓的一種方式,但是有關專家則認為“勾地”只是現行土地出讓制度完善的一種努力和嘗試。現行的城市土地有償使用機制主要還是通過出讓土地使用權得以實現,土地出讓制度的建立在推進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培育土地市場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建設基礎設施所需的資金,為中國近年來城市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2]而土地租賃制度是一種古老的土地有償使用制度,通行于世界各國。從古至今,都是國家土地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我國,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土地租賃及其相關法律制度已在現實生活中消失了幾十年,現適應改革開放及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需要,又重新起步。城市土地租賃制度是出讓制的有效補充和有機組成,社會各界有關學者對城市土地租賃也有不同的研究。國內經濟界、法學界專家側重于從法權制度角度研究城市土地租賃,對城市土地租賃的概念、適用范圍、權利性質、租金標準和期限確定、權利流轉等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深入的探討;也有學者從(經濟)制度建設的角度對城市土地租賃問題進行了探討。其中,有學者結合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來探討土地租賃制的建設;有學者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經驗來探討;也有一些學者對城市土地年租制持保留態度,對不同社會形態下的土地租賃關系進行了初步考察分析研究。在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們對城市土地租賃制度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些地區在實踐中,制度更加完善、規則更加透明,操作較為規范,市場較為發育,管理更為專業化,效果也更明顯。盡管在獲得開發收益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學者們和政策制定者對這種土地批租方法對物業價格的影響卻有不同的認識。
2城市土地租賃制度對城鎮化建設的影響
近幾年,城鎮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城市對建設用地的需求量增加迅猛,建設用地需求與建設用地供應的矛盾日益尖銳,各地“地王”頻現、房價猛漲和土地腐敗案件頻發等與土地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引發了一些人對城鎮土地管理制度規則的新思考。如何使城鎮居民能夠買得起房,降低城市化門檻;有利于保護耕地和節約用地,有利于實現全面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科學發展。[3]城市土地根據現行規定,協議、招標、拍賣及掛牌等四種市場化土地出讓方式,通常要根據不同情況進行選擇。原則上經營性用地都要招拍掛,公益性用地采取協議出讓方式,產業用地要逐步實現招拍掛。在實行土地有償使用過程中,由于出讓制度的局限性,使一些按照國家法律法規應屬于有償使用范圍的用地,仍然保留劃撥使用,土地有償使用難以實現全覆蓋。雖然內地近期城市土地出讓制度出現了重大變革,除了“招、拍、掛”外,新增了“勾地”出讓方式,還是不能有效解決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土地的彈性矛盾。土地租賃制有著與出讓制不同的操作方式與特點,能彌補出讓制的不足。土地出讓屬于長期買賣,而短期買賣才是我們所說的土地租賃,是雙方依次約定行使權力履行義務的經營行為。土地管理部門依據城市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及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制定城市土地儲備計劃;通過土地征用、回收、購買等方式完成土地儲備計劃,對儲備的土地進行平整開發使土地“熟化”,根據城市經濟發展對土地需求或土地供應計劃,以有計劃出讓、轉讓、租賃等方式將土地投入市場,以促進土地市場的健康高效運行。
通過多年的實踐和探索,城市土地出讓使用制度已經建立,尤其是實施土地儲備制度以來,經營性土地普遍采用招標、拍賣與掛牌出讓方式出讓,出讓制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和提升。與此同時,對于城市零星分散土地和城市大量原有行政劃撥用地等形式的土地使用方式的轉變為有償使用形式存在一定的難度,顯然不宜采用同樣形式的出讓制。土地租賃制作為土地出讓制的必要補充則在土地用途轉變、行政劃撥用地等方面具有靈活性和可操作性,對土地市場的全面培育將產生一定的影響,它有助于盤活存量土地,通過挖潛改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有助于進一步明確產權關系,規范土地市場。采用土地出讓制度,由政府向土地使用者一次性收取若干年限的土地出讓金,無疑可以為政府在短期內籌措到大量資金,用以進行城市建設和改造。然而一次納如此高額度的出讓金,對大部分用地者尤其是當前國營企業來說無疑是一道“門檻”,這種現實方式導致了兩種情況產生,一是政府與土地使用者之間討價還價,最終以政府讓利削減地價為結果,有些城市的企業干脆將地價減低后再空掛起來,僅是出讓形式而已;二是部分用地者面對巨額出讓金別無正常渠道選擇,于是采取回避、繞行的方法,以非正常的方法在隱形市場上獲取土地。產生這種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土地出讓制度本身,而在于現有的土地市場體制及形式的不健全。[4]土地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以及各種社會經濟活動對土地產生的不同需求,決定了一個完整和有效的土地市場體系必然包括土地交易市場、土地租賃市場和土地金融市場等。當前土地出讓制度難以滿足土地使用者的多種需求,這是我們土地資源市場配置與流動相對不合理且處于低水平,同時相對經濟改革仍處于滯后狀態的重要原因。自我國實行土地使用制度變遷以來,通過建立國有土地出讓制度,使政府一段時間內獲得了大量土地收益,但是,當土地使用權出讓后,政府對土地利用的調控能力相對減弱,由于土地市場體系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國有土地資產流失數量十分巨大并趨于蔓延態勢。土地租賃機制建立可以緩解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與流動問題,可以理順規范土地市場和防止土地資產流失,將本屬于政府的土地收益通過租金的形式獲得,[5]政府可以確定土地租賃期限,定期調整土地租金,及時調整土地利用方向和方式,隨著土地租賃制的建立完善與推廣,地租收益完全有可能逐步超過土地出讓收益,成為城市建設資金的穩定來源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經濟保證,實現優化土地利用結構的目標。在城市土地有償使用以出讓為主要方式的情況下,土地租賃制是土地出讓制的有效補充和重要組成部分。
3結束語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它的發展變化受到計劃、財政、稅收、金融、住房等體制的制約和影響,并且反作用于后者。城市土地租賃制度的發展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到城市經濟應對經濟全球化、經濟體制轉軌和快速城市化的能力。在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時期,系統地研究城市土地租賃制度問題,理論上可以豐富制度分析的個案,實踐上可以為全面建立規范的城市土地租賃制度提出可供選擇的發展思路。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大耕地占用成本,促使用地者形成內在約束機制,為保護耕地、節約集約用地奠定了長期有效的制度基礎,城市土地租賃制度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土地使用制度的一項創新形式,土地租賃制地擴展了有償使用的范圍,是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變革的重要體現,為我國土地產權制度的健全建立,土地市場的健康持續發育和完善,土地資源的優化和合理配置創造了條件,土地租賃制必然由其自身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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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關鍵詞：中小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分析
中國社科院的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出：房地產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產業，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條件環境，也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載體條件和重要投資環境。可見房地產業與城市競爭力關系的密切性，分析房地產業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也是當下的一個熱點和焦點話題。
一、中小城市房地產
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城市數量增長了4.1倍，城市面積擴展了4倍。中國城市數量近700座，城市化率達到了36.9%。城市的擴張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產行業，中小城市房地產落后局面，蘊藏著難以預知的商機和利潤。
（一）房地產公司到中小城市發展的原因
大的房地產公司在大城市尋找新開發區域很難，國家對土地政策的調整，使得大城市的土地變成了稀缺產品；中小城市確實需要一些大城市的開發公司給他們帶去新的住宅理念和小區物業管理的模式，大的房地產公司在中小城市具有不可競爭的優勢；大的房地產公司為了更好的開疆拓地，有意識的將品牌向全國性拓展。
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產的發展，由于大城市房地產發展的空間越來越窄，房地產界將目光開始向不發達、可開發潛力大的中小城市轉移。中小城市多樣性、復雜性大，發展規劃難度大，想要到中小城市發展的房地產商要充分考慮異地發展的困難和風險。
（二）中小城市發展房地產的問題
大房地產商在中小城市進行一些新設計的項目投資，為中小城市的房地產起到示范作用，這是一個方向。不僅對地方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而且能幫助中小城市走出落后的局面，改變中小城市民眾的居住環境。但是，目前中國的中小城市房地產發展基本不理想，住宅小區的規模都很小，合理規劃和正規物業管理的小區概念沒有形成。中小城市目前房地產的滯后導致了城市無特色和極大的資源浪費。中小城市不僅需要好的房產項目來支撐城市形象，改變居住環境，最關鍵的就是政府的合理規劃。
二、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段經濟總量的增長率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高有時低，這樣經濟總量在時間序列上總會呈現波浪式上升或下降的波動現象。這種具有不同表現特征的經濟波動便會構成所謂的經濟周期。這種呈周期性的經濟波動現象會直接影響到各種產業經濟的發展，會使其出現同樣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房地產業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就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周期波動現象。但與其他產業經濟不同的是，房地產周期波動現象受著一定的外部宏觀政策和內部行業經濟的影響，給其波動賦予了一定歷史意義和經濟意義。
城市房地產規模與城市競爭力的各個表現指標都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房地產業規模大的城市，其競爭力也較強，房地產市場發展速度與城市競爭力的相關性是不確定的。房地產業的高速增長會導致城市經濟較快地增長。但是，若房地產業發展速度過快，超過了有效需求，就會降低經濟運行效率，而城市經濟的低效率，也會影響房地產業的發展速度。從房地產周期的成因看，我國兩次房地產周期波動均有國家重大經濟政策或房地產制度改革背景，因此，我國的房地產周期其實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房地產周期具有顯著差異。
我國房地產業既處于產業恢復期，又處于宏觀經濟高速成長期。在多數時段，波動并不是因為供求關系變化形成，而是由于在需求拉動之下，房地產市場不穩定，引起宏觀經濟失調，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措施的結果。
三、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產經濟周期
我國重點城市房地產市場基本實現市場化，但離完全市場化還有很大差距。東南沿海城市房地產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中西部市場化程度相對較弱。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江浙、廣東等地區的城市的房地產業市場化水平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
轉（一）加快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促進良性發展
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的具體衡量指標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等指標表現相對較好。從各指標縱向來看，11項指數得分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這幾個指標我國35個大中城市的得分較高，也就是70%的市場化程度以上。在公有制經濟、市場健全度、訴訟保障方面，35個大中城市整體表現中規中矩，大多數城市得分達到了6分，基本上達到了市場化的要求；在市場秩序、政府服務、價格管制、審批管制整體表現相對較差。指數顯示雖然體現出一定的進步，但與國際上的先進城市相比仍然較為落后，這意味著這幾個方面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二）掌握規模、找準定位發展，促進良性發展
投資中小城市房地產無論是對地方經濟和民眾的居住理念都有好處，但是不建議大規模的建設。單位分房、私建房占據了中小城市居民住房市場的主流，另一方面房地產公司的進入中小城市多為異地投資。異地投資的風險大，但是利潤的誘惑吸引著房地產商們蜂擁而至。
入駐中小城市一定要找準定位，房地產公司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著管理，一只眼睛盯著市場，一只眼睛盯著政策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的土地政策。我國目前土地政策已經落入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惡性循環。宏觀調控的三個不準——2004年12月份前不準批地、不準立新項目等等，都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眼下我國的土地政策急需改革，要從稅制上、機制上解決土地管理問題，特別是大的房地產商到異地投資，常常受土地政策的影響。
（三）抑制炒房和空置現象，促進良性發展
大規模開發的背后，中小城市出現炒房和空置兩種現象。現在的炒資已經對中小城市滲透過深。炒房和空置率的出現，其結果必然會是炒房的血本無歸，空置的繼續空置，最終賤賣。雖然在有規模的一二線城市里面，投資房屋其實是不錯的一種贏利模式，且回報豐厚而穩固，但是在小城市尤其是經濟極不發達的小城市里面就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欠發達中小城市，眼下幾乎全部依靠內需來拉動消費增長和經濟發展，沒有非常大的外資流動和吸納能力。
從欠發達中小城市的房地產開發規模、空置率和房價漲幅情況來看，持續近兩年的房地產調控在這些城市里顯然沒有起到任何效應，絕大多數城市依然我行我素。宏觀調控政策對此無濟于事，無法進行行之有效的約束，這個后果將會是災難性的。
隨著我國稅制的改革，一些房地產商壓在手里的空房實施繳稅制度。這樣可能會抑制房屋空置不受限制、無償空置等的現象。
（四）建立完善的房地產市場體系，促進良性發展
這里所說的房地產市場，不僅僅指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場，而是指住房消費的三級市場。包括一級市場（也叫增量房市場，即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場），二級市場（也叫存量房市場，即可上市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市場），三級市場（即住房租賃市場）。房地產一、二、三級市場，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一級市場的房價是二級市場房價的參考及制定標準，二級市場房屋的供應量將直接影響到一級市場的供求關系，三級市場的繁榮也將影響一、二級市場的供求關系。
總之，在中小城市發展房地產，有很多的經濟問題需要解決和落實，科學定位、規劃、投資的建設發展思路，是打破房地產市場任何不正常經濟周期的關鍵。還要注意的是，房地產市場要與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相結合，房地產市場要與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招商引資規模相結合，房地產市場要與市場需求相結合。這樣才能促進中小城市的經濟全面發展，促進我國城市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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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
【關鍵詞】分稅制 街道辦事處 財政
街道辦事處是區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依法對轄區內的城區管理、社區服務等履行行政職能。隨著改革開放方針的貫徹，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擴大城市基層政權-街道辦事處的職能問題提到了日程。建立街道財政就是擴大街道職能的一個重要方面。近幾年來，我國大中城市的城區地方財政收入不斷攀升，街道財力配置也水漲船高，滿足了街道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的資金需求，保證了街道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為了探索完善中心城區街道財政管理，本文在總結其成效和分析存在問題的基礎上，著重提出若干改進建議和措施。
一、街道財政的由來
街道辦事處是區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不是一級政權機構，因此，按照“一級政權，建立一級財政”的理論，建立街道財政似乎缺乏充足的理論根據。應該承認，這種理論有其合理的內容，但無法指導已經變化了的實際，甚至已成為影響街道財政產生和發展的障礙。隨著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迅速變化，城市管理的一部分事權逐漸向街道下放和轉移，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事實上，在一些城市，城區管理職權的下放力度正在日益增大。事權范圍的擴大，必然要求取得相應的財權。財權將伴隨著事權的轉移而相應下放，這就意味著街道將掌握著日益擴大的財力資源。不僅如此，街道已經成為一個有著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它正以嶄新的姿態直接參與經濟建設，通過創辦街道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合作企業以及采用種種靈活的政策手段吸引越來越多的經濟實體等方式，壯大財源，獲得更多可直接支配的財力。還通過向轄區居民提供多種多樣的有償服務項目，直接參與社區服務。街道經濟行為的獨立自主性表明，街道已不再是一個受命于區政府的純被動的辦事機構，而已經成為一個有著獨立責權利的經濟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建立街道財政已具備了客觀物質經濟條件，不是任何單位或個人的純主觀愿望。
二、街道財政體系存在的問題
1、體制不夠完善
從一些先行改革的街道財政運行情況中可以發現，一是體制不夠科學合理，財政管理體制依然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統收統支”，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和新財稅體制改革的要求，而且不利于調動街道財源和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二是舊的體制影響制約著新辦法的實施，部分市縣的街道財政實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節余留用、超支不補、自求平衡”等新辦法，但受舊體制的影響，井未真正付諸實施，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街道財政建設和經濟發展。
2、難以擺平的責、權、利矛盾
城市街道辦事處職能擴大，機構增加， 責任日益加重，但其作為派出機構的性質并未改變，這就從根本上造成了街道辦事處的地位與職能、責任與權力、事權與財權、條條與塊塊、人事權與工作實際之間的嚴重脫節和分離，使辦事處的綜合管理和服務功能受到極大的限制。
3、資產嚴重不實
有些街道固定資產長期不盤點、不對賬；不按規定履行報批手續，隨意處置；固定資產使用權轉移不辦理交接手續，尤其是小汽車、電腦等固定資產物隨人走，形成賬賬、賬實不符。同時一些街道還存在賬外資產和賬外債權，其對房產、土地使用權等其他資產未進行有效的監管，原為鄉鎮的街道辦事處在這方面的問題尤為突出。有的在資產轉讓時，只按收到金額記錄，而資產的整個轉讓過程沒有完整地記載，容易形成賬外債權；有些單位把投資作為支出，掩蓋了單位債權的存在。
4、街道財源不足
現在多數街道沒有經濟實力雄厚的企業，又缺少拳頭產品。企業經濟效益較差，致使街道財政沒有穩定的收入，無法積累發展基金。對街道經濟發展不能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三、建立健全城市街道財政體系的措施
1、正確處理城區財政與街道財政管理的關系
從立法的意義分析，城區財政是城市的基層財政，城市財政管理的基層還是街道。近年來，隨著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的開展，一些城市進行了建立街道財政的試點。為了保證其健康發展，必須正確處理城區財政與街道財政管理的關系。街道辦事處不是一級國家政權，不能建立一級財政。但是為了適應城區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集市貿易蓬勃興起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的新形勢，增強街道綜合管理、綜合服務的能力，調動街道生財、聚財、用財的積極性，可以實行街道一級財政管理，明確相應的責權利關系，實行一定程度的收支掛鉤，它是區級財政職能向下一層次的延伸，但仍屬區級財力的內部分配問題。同時，區級財政應加強對街道預算內資金、預算外資金，自籌資金的管理和監督，要求建制建賬，編報預、決算，防止財政性資金的體外循環，維護財經紀律，打好城區財政建設的基礎。
2、強化街道部門的預算管理方式
財政預算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部門預算是財政預算的前提和基礎。近幾年來，財政部門加強預算管理體制改革，在政府各個部門中推行部門預算，街道預算管理也在不斷完善。但是，由于街道具有管理體制、管理方式、管理基礎等諸多迥異于其他預算單位的因素，在實行部門預算時，要完全達到標準化部門預算編制和執行要求，需要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建議以試編部門預算為起點，逐步完善預算管理。第一，街道部門預算主要內容。街道部門預算由經常經費、項目經費、專項經費三部分組成。第二，統一街道會計核算。由于歷史原因，各街道會計核算方法存在差別，各個街道核算方式也有不同，尤其在專項經費和專項業務費核算上，差別較大，街道會計報告之間缺乏可比性，對日常管理帶來困難。因此，要統一街道會計核算明細科目，制作相應的會計補充報表，建立預算執行反饋機制。第三，嚴格部門預算編審程序。首先由街道編制預算建議數，經財政部門審核并綜合平衡財力后下達預算控制數，街道根據預算控制數重新編制街道預算控制數，最后財政部門根據區人大批準的預算草案批復部門預算。
3、強化國有資產收入管理
2007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行政事業單位資產清查工作，進一步加強了街道的資產管理。各街道要鞏固資產清查工作的成績，根據財產清查按實物盤點同核實賬務相結合、清理資產同核查負債與凈資產相結合的原則，定期對本單位的固定資產、流動資產、負債以及單位收入和支出情況進行全面的清查，建立資產管理與預算管理相結合的運行機制，特別是要加強資產購建的預算管理，對超標準配備或存量較多的資產，堅持不列入當年預算，而盡量采用科室之間調劑或共享的方式予以解決，避免資產閑置現象。
4、大力發展街道企業
街道財政部門要充分發揮政策導向和資金扶持作用，大力支持街道企業發展。一是加大資金投入力度 。從全局的角度出發，街道企業和區屬企業一樣對待，只要有好的項目，區政府也進行投人，為街道辦事處組織收入和壯大經濟實力注入活力。同時，積極為效益好、還款信譽高的街道企業籌措資金，保證企業生產和銷售暢通。二是充分發揮政策導向作用，為街道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根據實際情況適時調整財政體制，適度的政策為街道企業的迅速發展起重要的導向和扶持作用。同時，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積極支持街道企業改組、改制和資產重組，優化資本結構。
現實表明，我國城市街道財政工作正處在探索階段，不僅需要實際工作者的大膽嘗試，也需要理論界的深入調查和研究，更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和推動，對街道財政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積極投入地探索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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