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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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一、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我國已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進一步發展和改革面臨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務的形勢，我們黨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方針，標志著改革開放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七大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堅持改革開放有機地融為一體，為新時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認識“新時期”，正確把握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我國發展與改革關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也為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些體制機制障礙既有體制轉軌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基礎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場取向”不夠這一原因，產生了復雜的表現形式。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趨突出，我國經濟在邁上新臺階后，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充分考慮上述問題對體制機制的要求，拓寬改革攻堅的層面，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二是改革開放推動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水平，成就偉大，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拉大趨勢，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減少的同時仍有相當數量，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市發展迅猛、農村相對發展滯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任務艱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顯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視民生領域的制度創新，重視各種利益關系的統籌兼顧和利益關系調整的制度建設。

三是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配套的諸多新課題，醫療、教育、文化、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運行體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務。

我國進入新時期所呈現出的新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基礎上的新矛盾，是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的歷史臺階后的新挑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在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經濟體制改革所依據的客觀情勢在總體上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作為30年改革所集中針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復存在，但改革的漸進性特征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協調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轉軌”任務最集中的改革進程中得到同步解決。因此，轉軌取得初步成功后，解決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協調性問題，就必然成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內容，成為新時期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方向。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建立科學發展觀體制保障為重要內容，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的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標志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本來就是改革開放實踐所呼喚的。黨的十七大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改革開放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機統一，實際上明確了新時期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基本方向，為我們解決進入新時期面臨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這兩個方面，統一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經歷從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轉折。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標志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性轉折。完善體制是繼續完成“市場取向”為基礎的“完善”，也包括更廣泛和深刻的新內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案玫亍睂崿F市場配置資源，已經成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決“更好”的問題，就是“完善”的問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決宏觀調控與市場基礎的互動問題，更好地解決城鄉、區域之間改革發展協調性問題，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動力與重視民生的配套性問題；更好地在體制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市場機制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還帶有很大的初興特點，市場機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通過“完善”體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發性和盲目性，更好解決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增長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更好解決經濟社會協調、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問題，更好地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問題。從根本上說，實現新時期又好又快發展，還是要靠改革開放為動力。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連續進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互動的關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場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場取向，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繼往開來的連續性。堅持改革開放方向，決不能離開市場配置資源這一貫通改革開放過程的體制性基礎。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要著力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實現協調統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和注重民生為重點的多方面制度創新。這些向縱深領域推進的改革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進行的，與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協調進行的。僅靠市場機制，固然不可能自發實現科學發展，還要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但離開了市場配置資

源的基礎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學發展。經過30年不懈努力，我國雖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一基礎性領域的改革并沒有完成，一些重要環節仍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決心來推進。已經實現市場機制的部位，進一步完善的任務也十分艱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各類微觀主體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打破市場封鎖等等。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必須與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協調，而不能離開這一取向。這就體現了新時期改革向深度廣度拓展的時代特征，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是承繼的、連續的，又是適應發展新時期向深度廣度的拓展。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拓展和強調的新內容很豐富，其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二是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以下對四個層面分別做一些簡要分析。

二、更加重視市場基礎上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

新時期深化改革要著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現以人為本的出發點，體現發展觀、市場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一問題，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得到解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動力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勢，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市場機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帶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駕馭其“自發作用”，將會對社會效益與公平正義價值產生沖擊，這在市場經濟形成初期和工業化加速期相交匯的階段，可能助推經濟、社會各種矛盾問題的產生積累。為此，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必須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基礎上，高度重視彌補市場缺陷的制度建設，重視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視公平，當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建設。最重要的是重視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設，重視公共服務行業社會效益的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協調。

圍繞“重民生”為重點深化改革，是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相交匯的改革，也是新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之義。民生領域的體制都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緊密關聯的，不可能離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要靠發展，但在特定條件下，發展并不一定能自動解決民生問題。從根本說，解決民生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實現公平正義，要靠繼續深化改革。在這方面的改革，不僅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發展作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就業制度創新、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醫療衛生改革、教育文化體制創新、安居工程建設、直到加強各方面的公共服務等方面，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是新時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要重視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觀，綜合處理好再次分配調節與初次分配制度的關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調節的主要領域，是以公平性調節為原則的，當然調節的深度以不損害效益機制為限，我國目前仍有進一步加大調節力度的余地。在我國現階段，完全依賴再次分配調節是難以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與完善，是伴隨整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艱巨任務，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全國城鄉范圍到位的保障調節。在這個歷史階段，分配體制的改革必須重視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實際上，群眾對分配意見的直接感受也主要來自于初次分配領域。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這一論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初次分配領域還是要確保效率優先，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進勞動效率的體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須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規范收入差距。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協調，要考慮分類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包括農民工最低工資制度。增加農民收入始終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關注點，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與農業、農民補貼，同時，適時研究農產品價格調控體制，穩定農資產品價格，合理調控農產品價格。

要高度重視就業制度創新。就業既是經濟層面的事，也是社會層面、人文層面的事，體現社會的價值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工程。從我國當前勞動力巨大壓力的實際考慮，如果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僅靠擴大社會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調節就難以支撐社會和諧與公平。在我國現階段，發展既應當是可持續的發展，也應當是有利于帶動就業的發展。就業問題既是長期壓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當前現實壓力，決不能因其長期性而忽視當前。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是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經濟社會轉型的特定問題，不能僅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指標，而應當有發展戰略選擇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要作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真正解決不利于中小企業、非公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這是帶動就業增長的主要領域。促進就業還要研究新思路。對產業工人、包括進城務工者，要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雙休日，加強勞動保護；對某些產業，包括內外資，可否根據產業特征給予勞動力數量的適當外在調控。該破產、該下崗、該裁員的當然還要進行，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應當扶持對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教育、轉業培訓。就內外需就業結構看，我國在就業壓力下，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支持了超常規的低價格出口的持續增長，維持了擴大農民工隊伍就業狀態，但這部分就業的過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為相當的國內需求，制約了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內需求增長，反過來也會制約內需性就業增長，這是需要與擴大內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新時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視不夠，突出體現在政府性資金直接投資項目數額偏大，而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確實要進一步提高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轉移支付和財政支持。另一種傾向是脫離現階段實際，對社會保障寄予脫離現階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現階段實現的口號，這同樣是有害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幾個核心問題是，一是盡可能擴大覆蓋面。特別要更加重視城市低收入和低就業家庭，更加關注農村社保體系的啟動建設。二是對養老醫療保障加大統籌體系建設。首先要提高統籌層次，養老統籌到省，醫療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遷移所必需的社保轉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轉移方面加強協調支持和監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財政投入。這里的投入并不能對應產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責

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

三、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從總體上擺脫貧困、解決溫飽，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面向未來，深化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從推進生存型發展的需要為主轉變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為主的新階段。其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必須在體制上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關鍵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推動了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但實現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很多矛盾。不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國在人口多、資源不足情況下，就不能順利地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進程。進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于解決自主創新、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等方面存在的體制問題。對此，我國已經啟動了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設，出臺了促進自主創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決涉及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體制機制問題。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導、市場驅動下發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的，大量體制性機制性問題需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我國發展階段的基礎特征決定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新時期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著力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兩個關鍵問題在新時期是一體互動的。一是在新的歷史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要著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內容，但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如果僅僅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采取一些權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導的老路，從長遠看反而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重點是要重視市場的約束機制建設。市場本身具有兩個方面的機制：激勵導向機制、約束限制機制。兩個機制都健全，才能構成完整的市場機制，才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們不能把市場機制僅理解為激勵機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場約束機制的建設，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宏觀調控要起作用，沒有市場約束機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還有什么宏觀調控?過去我們花費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不理想，問題在于體制、機制的角度研究不夠。要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管理與市場機制相適應。例如資源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未形成、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財稅體制不健全等重要問題，要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強市場主體自身的各項改革，強化市場主體內在約束機制。市場本身就有約束機制，但還要通過市場主體的內在約束機制的健全才可以實現。還要規范市場主體的外部約束，加強市場秩序與市場監管、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信息體系建設，正確發揮市場機制的約束作用。

政府“經濟調節”也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機制。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制約日趨突出等，這些問題確實不能夠完全由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自動解決，這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須健全符合需要的經濟調節制度。實際中，對部分高耗能行業投資過熱、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等方面的調控辦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這也是基于當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努力建立基于市場調節，又不放任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所謂帶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即直接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對某些重要環節按產業導向意圖設置制度性調節機制。一要探討建立資源產權制度。解決資源浪費無節制問題，稅費的辦法、處罰的辦法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礎還是要建立資源產權制度，使資源形成產權約束。我國的礦產資源、城市土地資源歸國家所有，這是我們能夠建立資源產權約束的制度基礎。二是要盡可能在市場基礎上設置經濟調節的制度性節點。減排要探討設立排污費用制度，排污必須列入企業成本，探討建立排污權交易；節能也可以設置相應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要建立有效的價格分攤制度等等；促進節約利用土地，僅靠計劃、項目、處罰也是不行的，關鍵是要規范土地市場，特別是對農村土地要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使用和流轉辦法。

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

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方面，工業化已經推動并形成強大的城鎮化趨勢，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經濟經濟結構體制沒有相應轉變，城鎮化又大大落后于工業化。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公布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56157萬，占總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進城務工農民，如果減去1.5億經常性進城務工農民，城鎮非農業人口比重變為30％。這一數據距離我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總產值已達到88.3％的工業化參照數據相差甚遠?？梢哉f，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經極大地開拓了城鎮化空間，但城鎮化的潛力并沒有順暢地釋放出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階段。二元經濟結構是―個生產力發展階段問題，也是―個體制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發展中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進入新時期以后，統籌城鄉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鄉關系已經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農民進城務工已形成巨大的規模，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城鄉關系已經到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夜，很多問題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放在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位置。

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必然要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而城鄉二元結構也只能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消除，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和延續，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發展階段的產物，它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通過某項體制變革來即刻改變。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步伐已經滯后，在部分地區的農村，已經與城市經濟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戶等重要體制上，已經制約了進一步發展。從人口構成看，如果只看三次產業產值，我國第一產業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而我國就業人口大部分仍是農業人口，城市的工業產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農民工創造的，但這部分工業對城鎮化作用較小。這種情況給我們帶來城鄉統籌發展的復雜局

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鄉二元分治的體制會抵消我們提高農民收入的種種愿望和努力，阻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現金收入之比逐年擴大，1985年為1.8倍，2007年擴大到3.32倍。近年我國一直著力于提高農民收入，但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未能改變。這些說明，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進程必須逐步展開。既要反對不顧生產發展條件，把改變二元結構和城鄉關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到了經濟發展和體制創新互動的階段。有的體制已經具備了先行先試、局部展開的要求和條件。只有深化改革，適時出臺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措施，城鄉協調、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才能步入良性軌道。

要穩定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包括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發展要融入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也必須得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農村集體經濟適應城鄉一體化、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探索適應市場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當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涉及面很廣，必須在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前提下進行探索，把握好穩定和改革的關系。

農村生產方式也已經蘊含深刻變革。有條件的地方正在促進適度土地規?；洜I。沒有適度的土地規模經營，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不可能解放已經離土的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決我國城鎮化進程滯后的很多矛盾。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從“有條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條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邊城鄉結合部。在推進土地規模經營過程中，需要解決農民的權利保障、農民離土的權利置換、并逐步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這就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重要基礎。

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大背景下，農村土地制度已經難以孤立運行于農村經濟社會形態了，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問題之一，已到了非重視制度創新不可的時候。包括農民承包土地流轉、農戶宅基地確權與農民進城后的流轉問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流轉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確實要保護耕地總量、保護農民利益，同時也要在逐步破解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相銜接方面積極探索，促進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要實現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化身份的制度建設?；緝热菔墙⒊青l能夠對接的身份轉化制度。只有讓進城務工農民逐步轉為真正意義的市民，與原有土地關系脫鉤，才能實質性地緩解農村人地緊張關系、提高耕種效益，改善在鄉農民生產條件，實現城鄉共贏。轉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實施。農民工問題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將長期存在，但身份轉化的工作也應當逐步推進。

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城市化、城鎮化管理機制。目前部門之間協調性較差，多元目標之間缺少統籌。例如空間布局問題，應當統籌我國主導各類空間布局的規劃和法律體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規劃生產力布局的主體功能區設計為主導，加入城鎮化布局的考慮，統籌協調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規劃、城鄉建設規劃之間的關系。新農村建設也要在農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注重與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統籌考慮，與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統籌協調。

五、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會自律、基層自治機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位置。這一任務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觸及，但并未提高到戰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務的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新形勢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必要把自律協調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創新放到重要戰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這既是社會體制，也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從經濟體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的機制，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就必然會過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終也就難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公民，在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運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機制及時解決化解的矛盾，各種利益群體產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時的利益協調機制，在法制的基礎上由社會自身調節矛盾利益?？梢哉f，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一定階段后，發展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就是必然的選擇。

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基礎。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轉軌，進一步完善這個體制，當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觀調控的配套等等，但這并不夠，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社會自律協調機制的形成?？梢哉f，沒有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就不能順暢實現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使很多本應在市場基礎上由社會自律協調解決的問題維系于政府的干預，也必然不能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一重要改革領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體制更具有基礎性的改革。不要以為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只存在于社會領域，它的基礎實際上在經濟領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比如現在推出的政府行政體制改革要實現“四個分開”，“四個分開”顯然是必要的，但實際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組織的關系上缺少更為基礎的前提，就是把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擺上更前置的位置。從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角度來說，政府要把應該由社會中介組織協調解決的事項移交給中介組織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還在于市場中介組織的建設是否已經具備條件，需要實現政事分開的中介組織目前是什么性質?？梢哉f，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沒有改革到位，行政體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第2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城鄉市場 一體化 公共政策

中圖分類號：F713.3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6－0266－02

“城市”和“鄉村”作為非均質的地域空間，是人類生存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的群落分布形式。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經濟、社會等條件制約，城市與農村在物質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區域功能以及民眾生話習俗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這兩大系統不是孤立存在的。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互為需求、互相補充，在互利互惠中互動互促、共同發展。

一、城鄉市場一體化發展的意義

（一）城鄉市場一體化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

農村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方面，只有把巨大的農村市場融入統一的國內市場，實現城鄉市場一體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真正建立。因此，城鄉發展首先必須改變二元經濟管理體制，實現城鄉市場經濟的一體化。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城鄉市場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三農”問題的實質就是農村體制改革滯后、市場機制缺失造成的城鄉關系錯位和利益失衡的表現和結果。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村的市場化改革，提高農業的市場化程度，構建城鄉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彌補農村市場機制的缺失和斷裂，消除城鄉之間的體制壁壘和市場分隔，為農村經濟發展創造公平的市場條件和有利的環境，防止農村資源和農業要素的流失，讓農民分享到城市化的利益。

（三）城鄉市場一體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礎和關鍵

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逐步改變長期以來城鄉體制分立、管理分治、發展分隔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形成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城鄉之間資源、要素市場化交流和集約配置的體制和機制，實現城市與農村不同區域各個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城市發展帶動和促進鄉村發展，以工業發展帶動和促進農業發展，推動城市和鄉村的協調共進。因此，統籌城鄉發展其關鍵的環節是要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構建連接工農、溝通城鄉的統一融合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生產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優化配置城鄉資源。

二、城鄉市場發展失衡的原因

（一）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通過長期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我國國民經濟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局面。一方面是自給自足程度高的農業生產部門，另一方面是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工業生產部門。改革后，城市在產業分工的基礎上形成了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即現代市場經濟，而農村由于生產方式落后、分工程度低、市場需求有限，市場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產業條件。由此，在國民經濟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形成了城鄉二元市場結構局面。

（二）管理分治下形成重城市市場建設，輕農村市場設施建設

基于農副產品流通體制城鄉工業消費品流通體制上存在的行政分割局面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由于城市人口集中，市場規模大，從自身利益出發壟斷市場，設置壁壘保護自身既得利益。因此長期以來市場設施建設主要集中在城市，不僅城市建立了各種農貿市場，還有各種商場、超市，以及銀行網點和其他生產要素市場。與城市相比較，農村市場設施建設比較滯緩，市場體系殘缺不全，缺乏聯系農村居民需求與供給的紐帶。

（三）農產品市場流通不暢

農產品銷售市場是農村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流通是否順暢，直接關系到農產品的實現問題，進而影響著農業生產的循環與農民生活的水準。

農產品賣不出去，特別是在農產品的集中生產地區，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通常情況下，某種農產品豐收后，隨之而來的常常是該種農產品的出售難。農民豐收的喜悅常常變成豐收后的憂愁；農產品賣不好，農產品銷售市場的風險大。首先，價格的大漲大落以及其他人為因素的作用，使農產品的銷售難上加難。其次，農產品出售后回款難。農民賣出了農產品，得到的卻是欠條，很難收回現款。再次，對農產品任意壓級、壓價，讓農民感到出售農產品較難，并因此影響其積極性。

（四）市場法規建設滯后，交易行為不規范

除了20世紀90年代初制定公布的《批發市場管理辦法》外，至今全國還沒有統一的農村市場管理的法律法規。政出多門、市場準入管理不到位、交易行為不規范等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由于缺乏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質量檢測制度和必要的檢測設備與手段，以及農產品質量認證和質量檢測體系不健全，農村市場中假冒偽劣商品危害程度遠遠高于城市，進一步制約了農村市場的發展。

三、城鄉市場一體化的實現途徑

（一）推進改革，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經濟管理體制

統籌城鄉發展，協調城鄉關系，首先，必須著力于深化體制改革，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消除限制資源、要素和產品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各種體制性政策。其次，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對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視同仁，使社會保障成為全民共享的制度。最后，要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為目標，加快農村財政與稅收體制改革，建立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和基本需求返還制度，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和城鄉居民非稅負擔統一，使城鄉的財政支出與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適應。

（二）加快城鄉流通現代化建設步伐

推動連鎖經營向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發展和延伸，大力發展連鎖經營。連鎖企業要從城市延伸到縣域重點鎮，力爭經過5年的努力，初步確定連鎖經營在城鄉商業和服務業中的主體地位。積極推進物流配送發展，允分利用和整合現有物流資源，加強城鄉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建設專業化、社會化的物流企業，擴大配送品種范圍，力爭建成提供大規模、多品種、高效率服務的城鄉物流配送體系；穩步推進電子商務發展，加快流通企業信息化建設，進一步提高流通基礎信息的規范化程度和集約化水平，大力開發利用流通企業信息資源。

（三）完善市場法規，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政府應從宏觀調控的層面，建立高效、綜合的農業管理體制，即把管理農產品流通市場以及農村各要素市場的有關部門加以協調和統一，形成一個跨部門的機構，負責解決農、工、商各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問題。盡快清除阻礙城鄉市場體化的各項制度障礙，以提高商品和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效率。

另外，要建立完備的經濟法規，健全市場規則。對農產品流通設施結構布局要有統一規劃，同時要加強市場法規的建設，使市場監管有法可依，以強化政府對市場的引導以及科學監管。科學的、嚴格的法律法規，對規范市場秩序和交易行為，保護生產者、經營者及消費者的利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培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要提高農民在市場中討價還價的能力，發展代表農民利益的合作經濟組織是必由之路。政府要發揮支持和引導作用，在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基礎上，要積極制定必要的扶持政策，如確立合作經濟組織的合法地位，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給予稅費優惠、財政及金融支持，對組織的領頭人加強培訓等，并切實把這些優惠政策落到實處。

（五）加強政府管理部門對農產品生產、流通過程的質量監管

責成質監農業部門加強對農產品的質量監管，制訂實施嚴格的農產品流通質量安全計劃，包括制定農產品流通質量安全標準、市場準入制度、檢測制度，制定農產品經營者市場準入制度，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體系，實行質量公示制度和信息反饋制度；其次，要推動農產品優質流通計劃。包括開通優質農產品信息網站，推動農產品流通的體系建設，鼓勵生產者與市場、商戶聯合，鼓勵商戶專營和從事優質配送服務等，進一步鼓勵生產者與商戶對優質農產品生產、流通的積極性，從而保證農產品質量的安全性。

收稿日期：2011-07-06

作者簡介：郭曉楊（1986-），女，黑龍江哈爾濱人，碩士研究生，從事公共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

參考文獻：

[1] 趙新娟，王淑娟.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對策研究[J].經濟縱橫，2008，（3）：68-70.

[2] 陸學藝.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J].社會科學研究，2009，（4）.

[3] 韓振普.縣域是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關鍵環節[J].理論學刊，2009，（5）：76-78.

第3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發展電子商務,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現代流通方式,促進商品和各種要素在全國范圍自由流動和充分競爭”,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的重要任務。在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市場發育相對不完善的內陸城市發展現代物流產業,需要政府、企業及行業組織相互聯動,其中政府在整合物流資源、培育物流市場、創新運行機制、催生物流產業方面的管理和舉措至關重要。

    一、發展現代物流產業,是內陸城市加快發展的內在需要

    現代物流是指原材料、產品從起點至終點及相關信息有效流動的全過程。它將運輸、倉儲、裝卸、加工整理、配送、信息等方面有機結合,形成完整的供應鏈,為用戶提供多功能一體化的綜合服務。這種有效流動和有機結合,是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支撐,以整合集成各種物流資源為手段,以降低物流總成本為目標,以流通和消費為對象的服務過程。因此,基于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物流與基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傳統物流有質的差異性。傳統物流在其運作范圍上是微觀的,資源是分割的,成本高,效率低?，F代物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主導作用,強調資源的整合能力,應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改造傳統的運輸、倉儲、裝卸、搬運、包裝等行業,提高行業發展的科技內涵,實現整個行業的產業創新。現代物流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已被發達國家和地區近代經濟快速發展的實踐所證明。據有關資料介紹,美國物流產業規模已達1萬億美元,為高新技術產業的2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日本物流產業規模為35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每增長2.6個百分點就帶動經濟總量增長1%。目前全球物流市場總額已達3萬億美元。巨大的物流市場規模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前提和交易保障,推動著社會生產方式、流通方式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F代物流產業符合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現代化程度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在我國,19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特別是城市經濟迅速發展,以沿海大城市群為中心的四大區域性物流圈格局已基本形成,即以北京、天津、沈陽、大連、青島等城市為中心的環渤海物流圈,以廈門、福州等城市為中心的環臺灣海峽物流圈,以滬、寧、杭、甬等城市為中心的長三角物流圈,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三角物流圈?，F代物流業對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方便、及時、低成本、高效率的現代物流條件,成為這些地區投資硬環境和地區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目前,全國有20個省市的30多個城市已經和正在制定現代物流業發展規劃及配套的扶持政策。作為內陸城市一般都具有發展現代物流業的基礎條件,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湖北襄樊、安徽蚌埠、河南焦作等城市,都是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和交通樞紐城市。這些內陸城市要招商引資、增強城市功能、發揮區域經濟“增長極”作用、縮小同沿海發達地區發展的差距,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發展現代物流產業已成為越來越緊迫的內在需要。

    二、內陸城市發展現代物流業的兩大突出障礙

    現代物流是現代生產、流通、消費新理念的產物,對新一輪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物流產業涵蓋各種行業、各種服務類型及各類所有制企業,物流領域涉及國民經濟十幾個部門,物流活動跨越各個行政區域,整個物流過程融合不同領域的物流資源,這就決定了現代物流是一個復合型產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內陸城市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由微觀經濟管理轉換為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后,應該把已超出一般產業層面意義、被廣泛看作一個地區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的現代物流業,當作國民經濟中的新興產業和經濟新增長點高度重視,全力打造。然而,由于體制和觀念問題,致使內陸城市發展現代物流業的步伐嚴重滯后于沿海發達城市。1.從體制上來看內陸城市國有企業仍占城市企業較大的比重,經濟體制改革任重道遠。不少生產企業仍既經營生產、銷售業務,又擁有自己的車隊、倉庫。生產企業運輸、倉儲成本,平均占到制成品總成本的30%~40%。企業既要抓生產、銷售,又要關注倉儲、運輸,難以把全部精力和資源都集中在主業上同對手競爭。同時,企業為了保穩定、保職工就業,仍習慣于“小而全”、“大而全”的運作方式,對產品原材料和銷售外包的物流需求積極性不高。在社會運力的管理上,鐵路、公路、水運、航空等分屬不同的管理部門,各自為政,行業壁壘還十分嚴重,還未形成有機的區域綜合運輸網絡體系。傳統的企業生產組織結構和條塊分割的行業壁壘,形成了內陸城市現代物流業一大障礙。2.從觀念上來看管理觀念落后是內陸城市現代物流業發展的又一障礙。內陸城市經濟發展落后于沿海發達城市是不爭的事實。過去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差距是思想不解放,現在發展現代物流業的差距仍然是觀念的落后。目前,許多內陸城市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補企業市場化改革的課上。要求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競爭行業中退出,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無可厚非。但對于發展現代物流業,片面地認為那是企業的事,政府可以不干預,任其自由發展。因而缺乏積極引導、規劃和扶持,致使有些內陸城市對發展現代物流業無研究、無規劃、無部署,現代物流業發展是“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區域中心城市在現代物流業這個被譽為21世紀最有希望的朝陽產業之一的重大發展機遇面前徘徊。因此,內陸城市要大開放、大發展,趕上沿海經濟發展步伐,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必須盡快消除體制和觀念上的障礙,在發展現代物流業上強力作為。

    三、內陸城市發展現代物流業的政府管理及政策發展

    現代物流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從宏觀上整合資源,優化結構,政策支持,在管理體制、運作機制上實現創新。

    1.要在全社會普及現代物流知識

    首先要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增強物流意識,樹立供應鏈觀念,把發展現代物流當作爭奪地區競爭制高點、促進大開放、大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列入議事日程。當前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滯后和全社會的物流意識落后是制約內陸城市現代物流發展的關鍵問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3~5年內逐步放開制造業的分銷權,逐步取消大部分產品的外商分銷服務限制,取消外商在所有服務行業的現有市場準入和活動限制及外商從事電子商務的限制,這使我國工業面臨巨大的全方位的競爭壓力。即使在內陸城市,國際競爭也就在家門口。在當今地區間競爭愈演愈烈,各地在招商引資中所能給予的優惠政策已接近底線的情況下,誰擁有現代物流條件誰就可能贏得競爭的主動。因此,內陸城市政府要切實動員社會各方面形成共識,在經濟工作指導上形成部署,認真組織,積極引導現代物流產業的發展,形成統籌安排、合力推進的良好局面。

    2.重點推進兩大平臺建設

    內陸城市發展現代物流業,雖然要統籌考慮現代物流基礎設施的發展要求,制定科學合理的物流發展規劃,重點推進物流園區信息網絡和基礎設施兩大平臺建設。要充分考慮城市所處經濟區域及其產業特點,合理確定城市和周邊地區、城市間的物流設施發展規劃,依據區位優勢和產業分布特點,按照流向、規模和市場份額,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現代物流業發展規劃。在投資建設上,要以現代物流園區為重點推進物流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建設。要運用現代物流理念和電子信息技術,改造現有物流設施,并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和物流一體化的要求,重組現代物流資源,提高經營效率。物流之道,網絡為本。政府應首先促進現代信息管理技術在物流企業和廣大工商企業內部物流管理中的應用,全面提高企業的信息管理水平,在此基礎上鼓勵和幫助企業實現信息資源的共享和連通,利用互聯網技術,推進物流園區物流信息平臺的建設。同時,要對同一經濟區域內各自獨立的企業和物流資源進行整合,形成戰略聯盟,形成物流資源的有機結合和規?；洜I,逐步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供應鏈為核心、服務不同層次企業和消費者的大型物流企業集團。

    3.要引導工商企業優化企業物流管理

第4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論文摘要：作為支撐政府——市場——社會三足鼎立的一支重要力量，非營利組織承擔著政府改革后轉移出的部分社會經濟職能，在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非營利組織發展與政治體制改革相輔相成，其生存和發展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為其提供發展的空間；而非營利組織的健康發揮將有效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職能的正確定位。因此，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需要行政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徹底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為非營利組織提供更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促進其功能的更好發揮。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政府治理環境的變化，在“世界結社革命”的浪潮中，我國的非營利組織也紛紛通過不同的途徑和方式建立和發展起來，承擔著政府改革后轉移出的部分社會經濟職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但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非營利組織面臨著更多的發展難題。由于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確，政府職能轉變不徹底，非營利組織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極其有限。因此，從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視角出發，探討和分析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問題，對非營利組織自身的發展以及政府角色的正確定位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

一、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問題表現

非營利組織又稱第三部門，是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以服務于社會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為社會提供公益的組織。依據美國學者薩拉蒙的定義，非營利組織具有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以及非政治性。［1］它是在西方福利國家面臨危機的背景下，隨著西方各國的政府治理運動而迅速崛起，并成為支撐政府—市場—社會三足鼎立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國非營利組織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興起和發展起來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

（一）我國非營利組織興起和發展的背景

我國非營利組織是伴隨著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開展而興起和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和政府體制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小政府，大社會”的新結構逐步形成，政府逐漸由微觀管理向宏觀管理轉變，由行政管理轉向提供服務，權力下放，部分職能實現轉移。

同時，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原有的社會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出現了多元的利益主體和多元化的利益的需求。如的實行，出現了分散經營的農民，他們需要新的組織形式來改變其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維護其自身的權益。而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導致單位影響力的逐漸弱化，一方面，游離于單位制以外的利益主體需要新的組織形式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一個中介性組織來溝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體?？陀^上為非營利組織的產生提供了生存發展的可能性條件。

實踐上，世界范圍非營利組織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政府——市場——非營利組織三方互動的社會控制和管理機制，又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模式。

(二)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現狀和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我國非營利組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紛紛通過不同的途徑和方式建立和發展起來，并有了一定的規模。截至2005年底，全國共登記社會團體已達171150個，民辦非企業單位達到了147637個，基金會975個［2］，以及數以萬計未登記的民間草根組織。近年來，這些組織的活動由扶貧、婦女、環保等領域逐步擴展到流動人口、愛滋病、法律援助、殘障兒童、犯罪子女的教養等領域，在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反映公眾利益訴求、提供和滿足社會多元化需求、舒緩就業壓力和推進公益事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就整體而言，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仍然十分脆弱，面臨著諸多現實的問題和不足，其應有的功能遠未得到充分發揮。

1、發展不平衡

表現在數量和地區分布上，從絕對數量和組織規模上看，我國非營利組織不僅少于發達國家，而且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也較大。如中國每萬人擁有非營利組織數量僅2.1個，美國的這個數字是每萬人擁有200個以上。這些年雖然一些地方開始重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和培育工作，但相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而言，非營利組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結構上，都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另外，我國目前現有的非營利組織分布不也平衡，大多分布在東部沿海一帶和大中城市中，而廣大的內地和鄉鎮仍是社會組織的稀疏地帶，非營利組織力量比較弱小。

2、缺乏自治

我國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是在政府部門的主導下，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政府性和行政色彩濃厚，表現為政社不分，缺乏獨立性。這些組織，不僅主要的資源來源于黨政機關，且在觀念上、組織上、職能上、活動方式上、管理體制上等各個方面，都嚴重依賴于政府，甚至依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由于缺乏自治性，大部分非營利組織不能完全獨立地行使自己的職責，不能更好地履行組織的義務，無法獨立地實現組織目標，也沒有能力自主地選擇和開辟自己的發展空間，存在著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傾向。

3、資源匱乏

資源匱乏是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據調查，我國41.4%以上的非營利組織資金嚴重不足，致使正常的活動無法開展，其中有不少組織處在名存實亡的“休眠狀態”。還有一些組織為了維持生存和發展，在通過各種渠道開展與其自身業務不相干的違背非營利組織宗旨的一些商業經營活動，甚至是一些違法活動。此外，非營利組織人才資源也極為匱乏。由于資金的緊張，絕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在引進人才時，只能強調志愿精神而不能提供足夠的報酬，因此很難吸引專業人才的加入。即使當初選擇了非營利組織，但少有守得住清貧的，最后還是選擇了離開。

4、社會公信度不足

社會公信度指的是社會公眾對非營利組織的認可及信任程度。非營利組織從事的是充滿愛心、善行和誠信的事業，是應該最具有公信度的組織，社會公信度在其發展中具有關鍵性作用。非營利組織社會公信度的欠缺，表現為政府、企業對非營利組織的態度是謹慎的，社會對非營利組織同樣是抱懷疑態度的，從而導致我國非營利組織資金籌措的困難和志愿的嚴重不足。據調查，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經費來源還是以政府的財政補貼為主，社會捐贈很是有限。非營利組織從事的是公益性事業，活動的開展除了專業人員之外，還需要相當多的志愿者參與。而實際上，由于公信度欠缺的問題，部分人甚至認為非營利組織所做的一些工作似在作秀，所以我國非營利組織在開展活動時，很難吸納眾多的志愿者加入。

（三）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問題的原因分析

我國非營利組織在發揮作用的同時，又面臨著發展不平衡、缺乏自治、資源匱乏等問題。具體分析，原因很復雜，單從政府角度分析，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社會自治力低，政府缺乏對非營利組織積極主動的支持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基本上屬于一個全能政府的社會，“政治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地，無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和領域?！保?］社會是沒有自己的合法空間的，公共權力的觸角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那些本來應該首先具備社會自治組織特征的團體也被體制化和國家化?；径?，中國迄今為止并未有過真正獨立的公民社會的歷史，社會力量缺乏自治的傳統和能力。政府的實際權力滲透到各類非營利組織中，導致我國非營利組織發育先天的被動性、不公平性和有限性，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加上受強權政治的傳統影響，政府對非營利組織一直持謹慎的態度，缺乏足夠的信任。表現在登記注冊的苛刻條件和嚴格的雙重管理體制，以及相關法律制度的滯后與不完善，更多的非營利組織面臨著合法性危機，得不到政府的財政支持和優惠政策；由于政府的不信任，政府也很少購買非營利組織的服務。

2、政府職能的轉變不徹底，限制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空間

由于公民社會發育的不成熟，社會自治力低，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興起和發展更多的是外力推動的結果，政府所進行的職能轉變也并不徹底。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發展，尤其隨著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取得了明顯進展，在社會經濟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整體來講，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并不徹底，依然帶有計劃經濟體制下全能型政府的烙印，存在著許多“錯位”、“越位”和“缺位”的現象。表現在經濟領域中：管了許多政府不該管的事情，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突出反映在一些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在社會領域：該管好的事情卻沒有甚至根本就沒有去管，如社會醫療保障問題、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的維護以及教育等問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制造“工程”與“業績”而忽視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問題，以及社會利益的公平分配等問題。這些政府職能問題的存在，進一步限制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局限了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空間。這既是進一步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也是促進非營利組織發展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轉貼于

二、非營利組織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的關系

政府職能即公共行政職能，是指政府在國家和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應起的作用。換句話說，就是指政府在國家和社會中行使行政權力的范圍、程度和方式。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政府職能的轉變之間互為因果，相輔相成。

（一）政府職能的轉變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可能的發展空間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其發展與世界各國的政府治理運動密不可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各國為了解決所面臨的財政危機、信任危機和管理危機，先后掀起了政治體制改革。主張司法企業，引進競爭機制；強調政府的有限性，主張政府權力應該逐漸變小、變弱；強調政府職能由管理轉向服務；在角色上逐漸從監管者轉變為守夜人。這些思想和理念都體現在世界各國的改革實踐中，從而為非營利組織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空間；而非營利組織借助其自身的優勢，又成為彌補市場和政府缺陷的有效途徑。就我國而言，非營利組織也是在經濟改革和政府改革的背景下興起與發展起來的，非營利組織生存和發展的理由是在承擔著政府職能轉變后轉移出來的部分職能。因此，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政府職能的是否徹底轉變。就我國的非營利組織來講，在發展中存在職能定位不到位，管理職責不清的問題，主要是由于政府部門在簡政放權的機構改革中，本應轉移給非營利組織的職能沒有很好的轉移，造成非營利組織在履行自己的職能時不能到位，而受到政府行政行為的制約。

（二）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有利于促進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

從非營利組織的產生及其功能的發揮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將有效彌補政府的缺陷，有利于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也由于社會事務的廣泛性和復雜性，政府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全部事務納入管理范圍，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大量社會事務將由非營利組織來管理。所以非營利組織首先承擔了政府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而轉移出來的一部分經濟、社會職能，如培育和規范市場、推動企業經營體制的轉換、通過其整合作用形成自律性的社會秩序等。同時，許多新的公共事務的出現，部分不宜由政府承擔的事務也由非營利組織承擔起來，這就大大減輕了政府轉變職能的壓力，同時使政府更放心地將部分社會管理職能轉移出來，交給非營利組織去承擔，進一步有效地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

三、非營利組織發展視角下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思路

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要求政府進行職能的轉變，以有效發揮其功能作用，而政府職能的轉變需要通過合理的途徑和方法。針對我國的國情，政府職能要實現徹底的轉變，需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

（一）轉變觀念，統一思想。

首先，作為政府，應轉變觀念，充分認識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的戰略意義，采取積極措施支持和扶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把主動調整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以治理公共事務，使之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的任務。其次，公務人員思想觀念要轉變，正確認識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第一，要繼續克服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樹立市場經濟體制觀念，樹立通過主動利用多元利益主體來更好地為社會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的觀念。第二，不斷克服官本位思想影響，樹立以服務為中心的思想觀念。政府公務人員必須重新找準自己的位置，變管理為服務，改變機關作風，提高辦事效率和服務水平。第三，克服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樹立法制觀念。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一切經濟政策、經濟法規都要公開、透明，與國際接軌。

（二）繼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明確界定部門職能。

各行政職能部門在轉變思想，統一認識的基礎上，明確政府職能轉變在非營利組織發展中的重要性。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明確權責分工。通過機構改革，改變機構重疊、人員臃腫、人浮于事的狀況，重新定位各部門職能。在此基礎上，精簡機構、精編人員、裁汰冗員，從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加快事業單位改革，根據不同性質和類型，進行改制，減少財政供養范圍和比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保障。

各級政府機構都應認真研究自己應承擔的職能，清理現有職能，凡市場機制起作用的領域政府盡量不要介入，更不能替代，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與此同時，凡是政府職能范圍內的事務，政府應把它管理好，以彌補市場的缺陷，讓人民滿意。充分調整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同時也要注重調整政府和社會的關系，為非營利組織提供更廣泛的發展空間，以此來更好的彌補市場缺陷和政府缺陷，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三）積極扶持和培育非營利組織，向非營利組織轉移部分社會管理職能。

非營利組織作為當今社會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代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維護社會公平與公正；溝通政府與社會，提供利益表達渠道；促進民主法制建設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等，彌補了政府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不足。針對目前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問題與不足，政府應該通過制度建設，規范并監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完善法律法規，給予非營利組織積極的財政支持，以促進其更大限度的發展，更好地承擔政府改革后轉移出的社會管理職能。建立公共服務體系，通過簽約外包等方式將部分公共服務項目交由非營利組織去提供，政府以公共財政購買其服務。

（四）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實現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的轉變。

在政府轉型的新時期，政府壟斷一切，宏觀、微觀一把抓的弊病充分暴露。今后，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手段，以更靈活多樣、更講究效益的方式進行宏觀調控。凡是企業和個人能夠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領域，政府盡力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即使在“市場失靈”領域，也要考慮是否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發揮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在不僅需要而且能夠做好時，政府才進行干預。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過程的進行，很多原由政府承擔的職能將逐步分化出來，從而為社會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提供廣闊的空間。非營利組織通過參與公共事務治理，在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和滿足社會多元需要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政府職能的順利轉變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條件。隨著公共治理邊界的開放，政府職能要有選擇地退出，真正實現由管制到服務的轉變；非營利組織則不斷介入相關領域，通過與政府契約性、制度性合作，在良性互動中實現有效治理。

注釋：

①薩拉蒙: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視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②民政部：2005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EB/OC］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統計。

③鄒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參考文獻：

［1］薩拉蒙: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視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2］民政部：2005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EB/OC］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統計。

［3］鄒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4］申毅:《非營利組織興起的經濟分析》，《貴州工業大學學報》，2003年3期。

［5］戴維、米勒等主編，鄧正來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2002年版，第125—126頁。

［6］謝泗新、張金成、蹤家峰：《西方非營利組織管理理論及借鑒意義》，《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7］賀新宇:《非營利組織發展與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開發研究》，2002年第6期。

［8］紀丕霞、趙永厚、李世澎：《中國語境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難題分析》，萊陽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第5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河南省；城鄉一體化；因子分析

本文為2011年度河南省教育廳自然科學研究項目（編號：2011C630022）部分成果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城市和鄉村在區域分工中的功能演變，人力、技術、資本和資源等要素相互融合，優化配置，使產業間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縮小城鄉在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非均衡發展及思想意識差距。通過以城帶鄉，以鄉促城，最終實現城鄉之間的全面和諧發展。具體到河南，作為人口和農業大省，城鄉一體化更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就是要在適宜的經濟格局上，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齊全的城鎮、鄉村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使農村的文化、衛生、教育等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事業接近城市水平；建立有利于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公平合理的社會管理體制，徹底改變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因此，正確認識和評價河南城鄉一體發展水平，對于制定適合的發展戰略，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構建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指標體系設計和數據選取

城鄉一體化涉及經濟社會、人類生活、生態空間等相互影響的各個方面，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包括城鄉發展的諸多方面，包括經濟、社會、人口、空間和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考慮到研究條件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根據科學、全面和目的性原則，以能夠反映城鄉一體化的真實水平，又能體現城鄉一體化動態進程，結合河南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1990年到2009年的數據，就河南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進行研究。為保證指標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可比性，優先選擇信息量大、特征敏感型的9個比值形式的結構性指標：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比（X1）、城市就業人口與農村就業人口比（X2）、人口城鎮化率（X3）、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比（X4）、城鄉人均收入差異度（X5）、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X6）、城鄉消費品零售額差異度（X7）、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X8）、二元對比系數（X9）。

二、河南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因子分析

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16.0對上述指標進行KMO檢驗和巴特利球形檢驗發現，KMO值為0.725，巴特利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小于0.5，拒絕原假設，認為適宜于因子分析。

為了消除因數據類型不同而帶來的分析誤差，使數據無量綱化，利用軟件SPSS16.0將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利用降維因子分析法得到因子特征值及其貢獻率。本文選擇前三個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為初始因子，其特征值分別為4.843、2.064和1.291，累積方差貢獻率為91.101%，說明前三個因子基本包括了全部指標絕大部分的信息，能夠較全面地反映所有指標。因此，提取前三個因子就能較好地解釋全部變量信息。

將因子載荷矩陣除以系數i為第i個特征值，i＝1，2，3），得到各公因子的線型表達式的主成分系數和原始指標的標準化值，如表1所示。（表1）

根據分析，可以計算每個觀測量的各因子得分數F1、F2和F3：

F1=0.404ZX1-0.335ZX2+0.393ZX3-0.173ZX4+0.364ZX5+0.369ZX6+0.340ZX7-0.148ZX8+0.368ZX8

F2=0.236ZX1+0.366ZX2+0.191ZX3+0.520ZX4+0.265ZX5-0.247ZX6+0.433ZX7+0.408ZX8-0.135ZX8

F3=-0.167ZX1+0.227ZX2-0.331ZX3-0.251ZX4+0.283ZX5+0.349ZX6-0.116ZX7+0.636ZX8+0.358ZX8

根據各主成分系數（利用SPSS16.0處理后主成分得分矩陣）及他們的方差貢獻率構建綜合得分函數：

F＝W1F1＋W2F2＋W3F3

W1、W2、W3分別表示第一至第三主成分的權重，等于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除以方差累積貢獻率。計算出權重的數值分別為：0.591、0.299、0.158。把各個主成分權重和得分代入綜合評價函數得出河南各年的城鄉一體化綜合得分，如表2所示。（表2）

三、河南省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基本判斷

（一）河南省城鄉一體化水平發展演變。根據河南省各年統計數據得出1990～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二元對比系數，與上文中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城鄉一體水平共同繪制圖1?？梢钥闯?，河南城市化水平一直呈平穩上升趨勢，自1995年后，城市化速度加快，并在2004年城市化水平指標達到28.9%以上，河南省開始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換，城鄉一體化進程加速。城鄉二元對比系數和城鄉一體化水平系數波動較大，說明河南省二元經濟結構演變和城鄉一體化進程波動較大。結合三個指標的數據演變和河南省經濟社會的實際發展情況，本課題將河南省1990～2009年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圖1）

1、第一階段，從1990年至1993年。二元對比系數從0.237降到0.168，二元經濟結構大幅度惡化，但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上升態勢略微加速，河南城鄉一體化水平處于一個快速上升階段，得分從-2.340升到0.173。在此階段，由于國家對“三農”的優惠政策對于農業和農民的促進作用較小，農村經濟體制沒有大的變動，農村經濟發展進入徘徊階段，城市不能有效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緩，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大幅下降。而各地工業迅速發展，在國家宏觀政策先抑后揚的作用下，工業化率急劇上升。河南二元對比系數大幅上升在大幅變動中惡化，二元經濟結構明顯。但在這一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工業的迅速發展，河南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業化、城市化得到初期的發展，城市聚集和輻射作用大大促進了城鄉一體化水平。

2、第二階段，從1994年到1998年。城市化進程加劇，二元經濟結構強度緩解，城鄉一體化形勢先急劇惡化后又有所好轉。隨著國家深化改革糧食購銷體制，極大地促進了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城鄉二元對比系數從0.181升到0.231。但糧食的連年豐產，使其價格也迅速下降，“谷賤傷農”。盡管隨后幾年內，糧食價格有所回升，但是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使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利益并未獲得根本性的增加，城鄉一體化水平也降到1996年的-1.753。1996年以后進入城市經濟的新一輪高速擴張期，農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98年河南非農業人口比重已經達到17.6%，平均每年上升0.64個百分點。城市化與工業化呈現出良性互動態勢，也使河南的城鄉一體水平在波動中先下降后上升，但總體水平較低。

3、第三個階段，從1999年到2009年。城市化水平穩中有升，二元經濟結構呈波動惡化的趨勢，二元經濟結構加劇轉換，二元對比系數從0.19降到2003年的0.14，又升到2009年0.191，表明河南一直處于二元經濟結構顯著時期。但在這期間，河南省城鄉一體化水平大幅提高，由1999年的-0.965上升到2009年1.833。由于國家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要求統籌城鄉發展，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對城鄉關系和發展的重新定位，極大地促進了農業收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戶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就業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農業就業比重迅速下降，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有所上升。河南這一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加快，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標志著河南省進入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階段。

（二）河南省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基本判斷。首先，按上述分析，河南從1999年以來，城鄉一體化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進入了城鄉一體化的平穩發展階段，但處于一體化發展的較早期階段。河南是農業大省，農業從業人口眾多，2009年底達到2，765萬人，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很強，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較小。“十一五”期間，河南省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產業承接能力不強，城鄉基礎建設和規劃統籌程度不高，各種資源在城鄉市場間不能合理有效地流動，農村勞動力大多處于自發流動狀態。雖然，在1995年河南提出了“加快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步伐”后，河南城鄉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新勢頭。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城-鎮-鄉網絡結構不合理、輻射帶動功能弱，資源利用率不高、各自為政發展、區域發展乏力等問題，還沒有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良性互動和協調運行；其次，河南城鎮化發展一直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1990年城鎮化率15.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8個百分點，2002～2009年城鎮人口增速加快，年均增速為6.44%，高于全國年均增長2.98%的速度，城鎮化率達到37.7%。9年間，城鎮化率年均增速為1.66%，與全國的平均水平的差距縮小為8.89個百分點。與中部其他省份相比，2009的城鎮化率與安徽省相差4.4個百分點，與湖北省相差高達8.3個百分點；最后，河南省二元經濟結特征顯著。2.99的城鄉人均收入差異度和0.191的二元對比系數都表明河南省現代產業部門和傳統產業部門二元特征對立明顯，經濟結構整體上仍是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進入1，000美元～3，000美元時，一個國家或地區會進入經濟社會矛盾凸顯期，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人均GDP3，000美元標志著達到中等國家的收入水平和初步實現現代化，河南省2009年人均GDP為3，012美元，正處于二元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能否順利轉型跨越對于河南經濟社會的長期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作者單位：河南財政稅務高等?？茖W校）

主要參考文獻：

[1]陳鴻彬，王兢，陳娟.河南中心城市帶動能力評價及提高對策[J].經濟地理，2010.4.

[2]徐明華，白小虎.浙江省城鄉一體化發展現狀的評估結果及其政策含義[J].浙江社會科學，2005.2.

第6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物流體系；現代物流；物流網絡

一、城市物流體系建設的必要性

（一）現代物流業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現代物流業具有很強的產業關聯度和帶動效應，它不僅涉及水路、公路、鐵路、航空、管道五大運輸方式經營企業，還涉及交通、運輸、倉儲；包裝、通信等設備的制造和經營業；不僅涉及農業、工業、貨代、倉儲、包裝、電子商務、郵政、通信、銀行、保險、消費者等生產經營和物流服務企業以及用戶，還涉及政府、稅收、海關、檢驗檢疫等管理部門。因此，現代物流業幾乎涵蓋了一產、二產、三產的所有領域和部門，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都具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是國民經濟的綜合性和支柱性產業之一，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發展現代物流業，將推動第三產業發展

現代物流作為一個新興產業，正好屬于需要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成為第三產業的重要支柱。因此，發展現代物流業不僅可以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及地位。而且，發展現代物流業可以帶動相關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房地產業、信息業的發展。這樣既增加了第三產業的絕對數量，還提高了第三產業中高附加值行業的比重，從而優化區域產業結構，繁榮區域經濟。此外，發展現代物流業也是創造再就業的有效途徑。隨著現代物流業的發展，勞動就業將出現新的格局。

（三）發展現代物流業，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現代物流在我國剛剛起步，潛在需求巨大，相對傳統的物流業，它屬于產業的優化升級?，F代經濟發展對高質量、高效率物流服務的需求，將使傳統物流業獲得新的業務拓展領域，變單純的倉儲貨運為現代物流，提高附加值，走出新路。

二、錦州發展物流的制約要素

（一）在物流觀念上，企業長期以來“重生產、輕物流”

對生產領域的各個環節和企業內部管理比較重視，但對生產領域以外的采購、運輸、倉儲、、包裝、加工、配送等環節顧及甚少，使得錦州企業物流費用平均占商品價格的50—60%，高于國內其他發達地區3-5倍，物流過程占用的時間幾乎占整個生產過程的90%。由于現代物流業在我市尚屬孕育階段的新生事物，受傳統物流業思維的束縛，無論是主管部門還是企業從業人員仍缺乏對現代化物流觀念的了解。

（二）在物流體制上，我市現代物流業組織化程度較低、制度不完善

在相當多的部門管理中存在著政企不分、條塊分割以及融資、產權、人才使用、市場準入或退出等制度束縛，空運、鐵路、公路等專業化物流系統分割運營、各自為政，一定程度上肢解了物流資源社會化配置的綜合效益，影響政府的管理和企業經營順利實現，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

（三）在物流需求上，生產制造和流通加工企業因為傳統物流企業規模小、經營管理水平低

粗放經營、難以規范化等原因而不能完全滿足其需求，長期以來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的生產模式和經營觀念使貨運市場呈現貨源封閉狀態，很多新設備、新設施不能充分利用。導致各種物流功能、要素之間不能有效銜接和協調發展，從而導致在物流效率上，物流設施分建、重復運輸、浪費嚴重。普遍開花的自辦物流降低了資源利用應有的集中度，僅物流設施分建引起的浪費就無法估量。而物流設施簡陋和管理水平落后，必然引發在途時間長、途中損耗大、運輸費用高、便利程度差等問題。

（四）資金短缺、信息化程度低

由于現代物流業務的服務范圍一般來說是全國性的，這就要求企業必須擁有一個遍布全國的網絡體系，才能順利完成每一筆業務的收取、存儲、分揀、運輸和傳遞工作，而運轉這樣一個體系所需要的設備、資金的投入是巨大的。計算機信息管理水平嚴重滯后，物流信息網絡尚未建立?，F代物流管理人才缺乏，人員整體素質與現代物流服務的要求尚有較大差距。

錦州的現代物流業目前還停留在傳統物流單一運作方式上，專業化、社會化程度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社會商品生產、流通、消費方式的改變，傳統的物流企業已經不能滿足新經濟形勢下社會經濟對綜合物流服務的要求，生存和發展都面臨著挑戰，發展現代物流業是大勢所趨。

參考文獻：

[1]黃中鼎.現代物流管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9

[2]喻麗輝，王麗梅.現代物流基礎.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4

第7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是按照兩個改革戰略向前推進的，一是在傳統的計劃體制部門中逐步地引入市場機制，使其逐漸地轉化為市場引導型的經濟部門，這一戰略的主要表現是在轉變國有企業運行機制方面作出的種種努力和嘗試。二是在傳統計劃體制之外發展新型的市場主導部門，改變過去的部門和企業的單一所有制結構，以創造更加充分的競爭環境。雖然這兩種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是相輔相成的，構成了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綱，1993)，但是從改革戰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國十幾年來經濟改革的實際經驗所顯示的那樣，我們不能不承認后一種改革戰略是更為成功的②。新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快速發展既是產業和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過程，同時也是生產要素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因而，在現有的經濟制度條件下，對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資源是如何從傳統的政府控制部門流向新興的市場主導部門的過程和機制進行研究和描述，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和一般意義上的漸進式經濟改革過程都是有意義的。本文選擇勞動力的流動機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的一個范例進行分析和研究，是為了使得研究的主題相對集中，具有分析的邊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時又不乏有一般意義。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把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農村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經濟中的二元體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從中試圖發現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結構變遷和經濟體制變遷之間的關系。

二、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的制度性特征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與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是中國勞動力就業的二元結構。在經濟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國勞動力75％的農村勞動力被限制就業于農村這塊土地上；僅占全國勞動力25％的城市勞動力在城市中享有就業優先權。這種優先權是以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就業來實現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放松和勞動力流動經驗的積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這種流動并非意味著城市勞動力統一市場的形成。雖然農村勞動力流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但是并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認同，各級城市政府對外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或者采取“總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劃地為牢”的政策。因而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機會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限制僅僅是一種城市政府行為，并非是企業行為。對于企業來說，農村勞動力除了具有供給價格低這一絕對優勢之外，還具有品質和行為上的一些相對優勢。因而企業對農村勞動力有著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應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較少受到限制的，新興的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和企業才有可能為農村勞動力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城市經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體制部門。一種是政府控制部門，一種是市場主導部門。這兩種部門在勞動力就業和工資制定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制度性差異。政府控制部門所吸收的就業者主要來自城市勞動力，在招收農村勞動力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就業者一般都享有長期的，甚至終身的就業保障。部門內部的工資受到統一的控制，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小，個人人力資本的報酬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職工的一般工資水平具有剛性的特點。與此相反，市場主導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不采取歧視的做法，按照市場法則招收和使用勞動力。對就業職工不實行終身雇傭制，企業和職工都可以根據雇傭合同保留著解雇和辭職的自由和權力。企業有充分的制定工資的自利，根據職工的勞動生產率和貢獻的大小實行有差別的工資水平。

與任何現代經濟社會一樣，中國城市經濟也存在著勞動力的異質性的現實。造成勞動力異質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勞動力之間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勞動力就業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業后技術培訓和工作經驗積累都是產生這種差異的直接來源。中國傳統的勞動管理體制對勞動力異質性的重視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一般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部編制”與“工人編制”的嚴格劃分，“人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分離都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

三、基本理論模型

1．模型的假定條件

以上討論的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決定的制度因素是我們理論模型建立的背景條件，同時也是我們模型所依據的假定條件的經驗前提。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抽象出以下四個假定條件。它們不僅是我們理論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說又是中國勞動力就業制度的特征表現。(1)城市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政府控制部門，該部門的特點是政府實行統一控制的較為平均的工資率，并且不考慮或者低估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另一個部門是市場主導部門，該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2)城市經濟中存在著兩部分異質勞動力。一部分是專業技術人員，這部分人員基本上受到過專業教育和訓練。擁有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另一部分是非專業技術人員，是指無需專業訓練，或經過簡單訓練就可以從事生產活動的工作人員。在短期內，后者對前者不產生替代效應，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由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性，勞動力市場仍被“分割”為兩個分市場。兩部分人員的市場工資率完全是由兩個分市場的勞動力的供求決定的。(3)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率明顯高于其在農村就業的工資率，其差異足以誘使他們無限地流向城市勞動力市場。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假定農村勞動力流動在我們的模型中僅僅被看作為一個外生變量。(4)農村勞動力基本上都是非專業技術型。他們流入城市后，主要進入市場主導部門。而政府控制部門對他們的進入采取了嚴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們的流入只對市場主導部門的工資率產生影響，不會直接影響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

2．市場主導部門模型

首先討論的是計劃體制部門和市場體制部門之間不存在勞動力流動情況下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價格的決定。在以上假定條件下，首先我們可以用圖1中的勞動力價格決定模型描繪出城市經濟中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中的價格決定機制。橫軸為勞動力數量，縱軸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率)。D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曲線，同時也表現為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LMPp；S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供給曲線；均衡點Ep決定了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率為wp，就業量為Lp。同樣，Dn和Sn分別為非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它們所決定的工資率和就業量分別為wn和Ln。專業技術人員和非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工資率差異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兩部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供求的相對變動情況。對于非專業技術型的勞動力分市場來說，由于存在著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的問題，其結果是使得Sn曲線向右移動，工資率wn也就相應地存在著不斷下降的趨勢。因此，在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和非專業技術人員對專業技術人員的替代率為零的假定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上的工資率差異是在不斷擴大的。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上面提到的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壓低了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這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兩種異質勞動之間的互補性，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就業的增加會擴大市場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

當兩種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率分別為wp和wn時，我們可以計算出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private returns)為wp-wn，收益率為(wp-wn)/wn。根據上述判斷，我們不難推論出這樣一點，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進入，城市經濟中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不斷上升的。這一論點也是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門模型

計劃部門的工資制度的特點是，(1)在工資制定時基本上不考慮或很少考慮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因此一般實行無差別的工資率；(2)工資率的決定并不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或工資線，它應該是一條水平直線，即圖2中的直線Dg。由于這條需求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n分別相交于p點和n點，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就業量分別為Lp和Ln，而決定的工資率是相同的，為wg，這樣一種情況更符合于傳統體制下的工資制度。在該種體制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率被壓得很低。改革以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是其重視程度遠遠低于市場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的決定機制并沒有截然分開，仍處在一個統一的“計劃”機制管理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畫出另一條稍為傾斜的直線Dg’①。它與兩條供給曲線的交點分別為P’和n’，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工資率分別為wg1和wg2，就業量為Lp’和Ln’。由需求曲線Dg’決定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4．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共存的模型

進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工資率放在一個模型中進行考察。模型可以用圖3來表示。為了避免復雜化，我們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統一的工資率。由圖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門的需求曲線Dg或工資率wg是處在兩種市場工資率wp和wn之間。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這種情況是必然的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因為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既不可能在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n水平之下。當wg＞wn，意味著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遠高于他們的邊際生產率，其差額是政府控制部門難以負擔的。同時，根據我們上面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市場的分析，工資率wn是不斷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是剛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初始工資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會使得wg＞wn。

第二個相關的問題是政府控制部門的統一工資率究竟應該處在wp和wn之間的哪一點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取決于對政府控制部門行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門會將統一工資率wg確定在這一點上，使得其從專業技術人員那里獲取的人力資本的收益能夠補償其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支付的高出市場價格的那部分支付額。換句話來說，統一工資率是根據所有勞動力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制定的，而與勞動力內部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無關。

四、進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討論中，我們隱含的另一個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門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受其工資率影響的。也就是說同一勞動力不論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還是市場主導部門就業，其實際勞動生產率是相同的。顯然，這一假定是與經濟現實有差距的，也是與勞動力的理不符的。因而我們這里將討論這一假定放松后工資率的決定情況。首先討論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情況。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對其工資率的反應是敏感的，特別是對其工資率與市場工資率的差額要作出反應，那么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可以看作為是這一差額的函數。用上圖來說，LMPp =f(dw)，其中dw =wp -wg。從勞動力的理的假定出發，f(dw)應該是一個遞減函數。計劃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壓低程度越高，他們的實際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幅度就會越大。這種解釋也是與“效率工資假說”相一致的①。它是“效率工資假說”的一個反論。在圖4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會使得整個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LMPp下移。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下移的曲線LMPp’。這條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也有一個交點EP’。該點所決定的工資率為wp’。該工資率是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時貢獻的勞動生產率的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額dw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勞動邊際生產率的價格差異，即圖4中的wp’-wg，二是同一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差異，即wp-wp’。用公式表示為dw=wp-wg=(wp-wp’)+(wp’-wg)。

這里我們有必要對dw的兩部分差額進行分別討論。勞動生產率的價格差額(wp’-wg)，對于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構成了一種價格上的損失。但是對于全社會來說并非是一種損失，因為這個差額被政府部門拿去后，用于支付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高估的工資，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再分配過程。然而，對于勞動生產率差額(wp-wp’)來說卻有不同意義。政府部門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也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實際上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部分差額白白損失掉了②。我們把它稱之為制度效率損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損失率等于xp=(wp-wp’)/wp (1)

既然“效率工資假說”可以用來解釋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來解釋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高于市場工資率的工資率就會激勵他們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他們提高勞動生產率后產生的效益能夠補償由專業技術型勞動力降低勞動生產率帶來的損失，那么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損失可能是不存在的。應該說這種情形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是可能出現的。但是對于我們這里討論的兩部門模型來說它是不可能出現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力進入實行控制，存在著制度上的進入障礙。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涌入不會沖擊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供給，更不存在對原有勞動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門實行的“鐵飯碗”就業制度。這對于就業于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意味著市場工資率不會成為他們現在就業的機會成本，他們現有的工資率也不會成為其將來失業的機會成本①，因為他們失業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論模型的經濟含義與結論

根據以上對幾個模型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經濟含義和結論。 (1)由于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與兩個勞動力分市場的工資率之間形成兩個落差，這會引起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流動，從而進一步引起兩部門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是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受到市場主導部門較高的人力資本收益的吸引，會紛紛從政府控制部門向市場主導部門轉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則不會流向市場主導部門，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市場主導部門中的工資率低于他們已有的工資率。更可能的情況是市場主導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卻有著想進入政府控制部門的強烈動機。

(2)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市場工資率的另一個結果是他們在受到流動制度障礙時會降低自身的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損失。由于這部分損失起因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因而它的規模和程度是會受到勞動力流動限制條件強弱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流動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產生的制度效率損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會直接造成勞動力配置上的偏差。從圖4中不難看出，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市場工資率，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會相應地從wpEp降低為0Lp’。這意味著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就業量低于其在市場規則下的應有水平。相反，對于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他們的工資率高于市場工資率使得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從wnEn上升到OLn’，這一點表明就業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門在市場規則下的需求量。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不當。

(4)由于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勞動生產率，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高于其勞動生產率，這會激勵政府控制部門去努力發展使用較大比例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獲取較多的財政收入和發展資金。同時忽視那些使用較多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樣一種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消極效應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門一方面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有著很強的需求動力，另一方面對這部分勞動力進行低效率使用。這不能不說是政府控制部門的一大難題。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忽視，加上市場主導部門中同類產業的競爭，會使得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企業的境況每況愈下，這可以說是政府控制部門面臨的又一大難題。

(5)模型隱含的收入分配的含義是，在現行收入分配政策不變的情況下，與經濟體制轉軌相伴隨的勞動力轉移過程會加速城鎮職工的工資差距擴大的過程。應該指出的是，這一過程是以人力資本收益率的上升為主導因素的。因此，它是對傳統的工資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種修正。

六、相關體制和政策選擇的模擬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會壓低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也就意味著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門與市場主導部門之間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差異。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門的專業技術勞動力不斷地外流。這不僅降低了該部門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也導致了該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下降。由于這兩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平均工資率會分離開來，也就是說在前者不斷下降的同時，后者卻會由于其剛性而保持不變或上升。這在圖4中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和平均工資線不再是一條直線wgDg，而是如圖5所示的那樣，分離為兩條直線wgwg’和DgDg’。

政府控制部門中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分離給該部門帶來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種分離或者會導致該部門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或者表現為部分企業的虧損。在后一種情況下，政府為了維持虧損企業的正常運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補貼。不論是利潤率的下降，還是補貼虧損企業，都會給政府部門帶來財政上的壓力。有了壓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動力。因而，我們接下來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門可能做出的幾種相關的政策選擇。 (1)政府部門采取控制實際工資的辦法，使得工資率的增長不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辦法。這種辦法適用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但是對于我們所考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情況，政府部門是難以下調實際工資的。另外，這種辦法并不能阻止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2)政府部門采取凍結名義工資的措施。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凍結名義工資也就意味著壓低實際工資。在上圖它表現為wgwg’和DgDg’兩條直線的不斷接近。這樣做可以減少對虧損企業的補貼，以緩解財政上的壓力。但是它也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即非專業技術勞動力會對實際工資的下降作出消極的反應，從而會引起政府控制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樣不能解決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3)政府部門對虧損企業采取積極破產的辦法，以提高整個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政府的財政補貼。這樣一來，破產企業的職工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市場主導部門。應該看到，在工資決定機制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這樣一個過程將是長期的。

(4)按照市場工資率的水平，政府部門采取微調的辦法使得專業技術勞動力和非專業技術勞動力各自的工資率不斷地接近于其平均勞動生產率。這在上圖中表現為工資線wgwg’逐步地傾斜，wg端逐漸上移和wg’端逐漸下移，直至與Ep和En兩點相交。這樣做的結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門中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激勵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自愿流出。同時政府控制部門可以逐步放松對外來勞動力進入的控制，這樣至少在城市經濟中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第8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對策

一、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態勢

1. 中部地區空間結構“離心”與“向心”并存發展

一方面，六省的共性和落后使得它們把發展的目光聚焦到沿海發達地區，獲取先進技術和經驗，輕視區內省際間的經濟聯系，在中部崛起戰略方面就出現了“離心”趨向；另一方面，六省的共性和優勢，使得它們在經濟發展中具有優化組合和發揮優勢的愿望，并已經和正在形成戰略合力，推進中部地區崛起，從而在中部地區的崛起方面出現了“向心”趨向。中部地區經濟呈現區內與區外兩個協調發展的互動。

2. 城市經濟圈形成和發展帶動城市化加速

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四大城市群作已經成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點，中部地區城市經濟圈建設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從中部地區的發展現狀和發展條件來看，中部四大城市群已經成為吸納產業和人口的強聚集體，太原城市群和環鄱陽湖城市群正在發育和完善，城市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進一步集聚經濟、人口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3. 產業結構趨于優化升級

中部地區正在加強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建設，加強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建設，加快發展新興產業，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三次產業結構2003年為16.89∶46.75∶36.36，2004年為17.82∶47.67∶34.51，2005年為16.67：46.77：36.56，2006年為15.3：48.5：36.2。雖然產業比例有波動現象，但總體上，第一產業呈逐漸減少，第三產業呈逐漸增加的趨勢。而且，為了實現產業升級，區域內產業正在走向開放，正在區域市場競爭的基礎上進行廣泛的經濟合作，以獲取區域內產業發展的規模經濟，在產業分工的基礎上提高經濟效率和增長潛力。

4. “三個基地、一個樞紐”建設正在全面啟動

中部地區正在按照國家的戰略要求和六省的建設規劃，積極推進建立全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從中著手解決本地區現代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問題；正積極推進建立全國能源原材料基地，發揮中部地區資源優勢，拉長產業鏈條，為全國經濟發展提供動力；正積極推進建立現代裝備制造業及高新技術產業基地，調動改造和發揮中部地區老工業基地和發展高附加值產業的積極性，著力挖掘中部地區發展潛力，增強其崛起的后勁；正積極推進建立重要的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建設中部地區實現崛起的載體，構造中部地區與區外及國外聯系、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的動脈網絡，實現全國乃至世界生產要素、信息流、資金流匯集中部地區，助推中部崛起。

5. 中部地區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軌道

隨著“促進中部崛起”戰略的穩步推進，中部地區經濟社會正逐漸步入又好又快發展的軌道。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區域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例如，湖南全省2007年“回流型”企業達到3.3萬多個，吸納了近120萬農村勞動力，“勞務湘軍”回鄉創業已成氣候。（2）試驗探索造就新的經濟發展引擎。2007年末，國務院正式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作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探索在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大的趨勢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模式，為中部經濟崛起打造新的引擎。（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見實效。中部地區六省著力促進經濟發展由投資拉動為主向投資與消費、出口拉動并重轉變，由工業推動為主向三次產業協調推動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1.戰略觀念淡薄

由于傳統發展觀念影響，加之地處內陸相對封閉和良好的農耕資源條件，中部地區固步自封、因循守舊、小富即安、害怕風險等陳舊觀念比較濃厚，戰略整體意識淡薄，致使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體制改革和合作機制發育滯后，戰略合力形成緩慢，區域協調發展效益不甚理想。

2.發展環境嚴峻

中部地區現在處于東西南北四面快速發展的夾擊之中，雖然國家把中部崛起已經提到國家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的總體戰略高度上，并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但是，這些政策尚未完全到位，政策效應也沒有充分顯現。中部六省市場經濟發展不如東部，要素分配弱于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中部地區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不利于改變 “中部塌陷”狀況。

3.“三農”問題突出

中部六省除山西外均是農業大省和糧食主產區，支撐經濟發展的縣域經濟普遍存在著“糧食大縣，經濟小縣”的特征。2006年中部人口占全國人口的近30%，農業人口比重占62%。過多的農業人口和大量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導致中部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導致中部地方縣(市)財政脆弱，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投資能力缺乏，整體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導致中部地區農村現代化、農業產業化的進程遲緩。

4.城市化滯后

中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既明顯滯后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也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村人口及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較慢，中部地區缺乏具有很強綜合實力、輻射能力的經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龍頭城市與邊緣城市之間對接能力不協調，阻礙都市圈內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各都市圈內部產業同化嚴重，城市間缺乏合理分工與合作關系，整體協作較差，重復建設比較嚴重。

5.產業結構不太合理

中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仍顯緩慢。2006年中部地區三次產業結構為15.3：48.5：36.2，而2006年全國的三次產業結構為11.7：48.9：39.3，同期比較，中部地區一產在四大區域中所占比重最高，比全國高近4個百分點，二產業比全國低0.4個百分點，三產業更是比全國低3.3個百分點。

中部地區較低層次的產業結構使其二元結構矛盾比東部及全國平均水平更加突出，農民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無論絕對量還是相對比例中部都是全國最大的，農民收入中，家庭經營土地的收入大約在60% ~80%之間，農民收入增長難度很大。所有這些均直接導致了中部區域資源集聚能力較弱、產業集聚化程度不高、區域間產業關聯度較低，從而弱化了中部產業的競爭力。

6.工業企業效益不佳

中部地區大中型企業數量少，效益低，人均產值小。2006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大中型企業總產值分別占全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總產值的65.6%、13.5%、12.2%、8.7%。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比較，大中型工業企業總體數量少，大中型工業企業效益低，以占全國15.6%的大中型企業卻只創造了13.5%的總產值。2006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大中型企業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萬人)分別占全國的59.4%、18.1%、14.0%、8.6%，這意味著中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大中型企業人均產值小，特別是缺少一批在國內外影響大、對行業發展起骨干帶動作用的大型工業企業或企業群。這不僅制約了中部地區大中型企業效益的提高，而且在當前國內外企業激烈競爭形勢下，這種狀況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和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客觀要求。

三、實現中部地區崛起的對策

第一，強化中部戰略意識，確立區域協調發展理念。中部六省尚未形成完整的經濟區域根本原因在于六省局限于各自的局部利益，沒有深刻理解“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重大意義，區域戰略意識淡薄。實施中部地區崛起戰略，首先要把各省發展的思路統一到中部地區崛起戰略上來，從轉變觀念、重新規劃、創新制度和機制上解決問題，確立區域協調理念，為形成戰略合力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二，堅持以人為本，實現科學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中部六省人民是“中部崛起”的主體。以人為本，就是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城市與鄉村、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是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是國民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必要保障。在中部地區崛起的過程中，必須改變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把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第三，著力調整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大力調整農業結構，改變重糧為主的發展局面，根據勞動力資源優勢和農產品供給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及其加工業，走特色農業現代化的道路。提高工業發展質量，特別是科技含量，走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調整輕重工業結構，改變重工業比較重，輕工業比較輕的格局。突出和培育現代服務業的主導產業地位,優先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充分發揮現代服務業所具有的高端、高效、高輻射力的作用，轉變先發展工業和實現工業人后再發展服務業的傳統理念及思路。大力培育優勢產業群帶。大力調整所有制經濟結構，改變國有經濟偏重，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第四，大力發展科技教育，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優先發展教育是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基礎，也是提高科技水平和培養人才的基礎。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要堅持立足現有基礎，從區情省情出發，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自力更生，增強自我發展能力。中部地區六省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關鍵，是在于盡快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一是要根據構建“三個基地、一個樞紐”的要求，著力建立科技創新的平臺，集中精力研究其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和原創技術；二是要把企業建成科技創新的主體；三是要加快培養一批科技創新型領軍人物；四是要加大資金投入，確保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和原創技術的研發經費。

第五，深化體制改革，創新中部崛起戰略機制。中部地區崛起必須以深化體制改革為突破點，創新實施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體制和機制：其一，改革政府經濟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著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其二，加快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制改革的步伐，健全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其三，加快生產要素市場化進程，重點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建設，為傳統工業企業的改制改組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其四，關注民生，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平穩推進就業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其五，進一步完善所有制結構，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其六，加大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力度，促進中部與國內其他地區，尤其是國外市場的對接，實現兩個雙贏。

第六，加強宏觀調控，提高區域發展戰略管理水平。國家應該加強宏觀調控，為區域經濟合作創造寬松的市場環境。首先，要通過制定區域經濟政策，防止市場經濟的自發作用導致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通過必要的投資和政策傾斜，加強扶植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通過宏觀調控措施，達到各個經濟區域協調發展的目的。其次，要提高區域政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著力解決一些中部地區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實行區域政策與功能性政策有效結合是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和動力。諸如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問題，少數民族地區的特色產業發展問題，革命老區的基礎設施落后和自然環境改善等問題，都需要制定有針對性的特殊政策，以提高不同地區的發展后勁，彌補按區域確定一般政策的不足。

作者單位：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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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大道.2000中國區域發展報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45-149.

[3]王夢奎.中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社,2000：63-68.

第9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范文

1.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的基礎。第一，虛擬經濟發展需要實體經濟提供物質基礎。脫離實體經濟的支撐，虛擬經濟發展就是“海市蜃樓”。第二，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引擎。隨著實體經濟的飛速發展，不斷對虛擬經濟提出更高的要求，如要求利率市場化，金融市場國際化等，必然會推動虛擬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虛擬經濟發展好壞需要通過實體經濟的檢驗。虛擬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因此實體經濟發展的水平，直接體現了虛擬經濟發展的程度。若實體經濟發展出現問題，則說明虛擬經濟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不匹配。

2.虛擬經濟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首先，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強大后盾。實體經濟要發展，需要有資金支持，資金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向各類金融機構貸款;一種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籌集資金。無論實體經濟采取哪種方式融資，都與虛擬經濟產生聯系。其次，虛擬經濟發展影響實體經濟發展。虛擬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軌道，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實體經濟產生不同的影響。若虛擬經濟發展過慢，會制約實體經濟發展;若虛擬經濟發展過快，則會擠壓實體經濟發展空間。因此虛擬經濟要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第三，虛擬經濟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環境。實體經濟發展，不僅受制于自身狀況，而且還受外部環境影響。其中一項重要的環境就是外部宏觀經營環境，包括全社會的資金總量、籌措及循環狀況等，而這些都與虛擬經濟有直接或間接聯系。

二、黑龍江省實體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體制與結構性矛盾

體制主要表現在:一是市場化進程緩慢。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黑龍江省退出計劃體制最慢，融入市場競爭體制存在諸多障礙。例如黑龍江省非國有經濟發展較為滯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還處于初級階段，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遠遠落后于發達地區，相關法律政策還不完善。二是歷史遺留問題突出。黑龍江省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如哈爾濱電機廠、一重等，大多是蘇聯時期的援建項目，是在“一五”時期發展起來的。這些企業自誕生之日就背負著企業債務、辦社會和冗員三大歷史包袱，改制成本巨大，影響了企業重組。黑龍江省又是一個資源型城市眾多的省份，由于多年的超強度開采，導致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如大慶油田自2015年以后每年要調減150萬噸原油產量，國有林區已經無林可采，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這些都嚴重制約了替代產業和接續產業的發展。三是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機制轉換遠未到位。雖然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完成了產權制度改革，但尚未真正建立起以法人治理結構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企業缺少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導致企業發展速度緩慢，盈利水平不高。結構性矛盾表現在:一是支柱產業中地方占比小、收益低。在支柱產業中，除食品產業、能源中的煤炭和裝備制造業的部分配套產品外，其余原油和天然氣開發、石化和重型裝備制造均由國家直接掌握，地方所發揮的作用只能是協調和服務。中直企業每年向國家上繳的利稅達1620億元左右，接近全省GDP的30%，導致地方GDP虛高、收益較低。二是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少、規模小。黑龍江省主要工業產品有28種，其中高端產品僅有工業鍋爐、金屬切削機床、汽車和微型計算機4類，數量比較少;屬于原字號的產品包括原煤、原油、十種有色金屬和天然氣4類，但對全部工業銷售收入的貢獻度達到90%以上。三是產業鏈過短，如一條包括碳纖維原絲、碳纖維、碳纖維制品和碳纖維設備等完整的新材料產業鏈還未形成;在新能源太陽能產業中，多晶硅生產、組件生產、系統集成以及國內外銷售網絡產業鏈一體化還沒有打造出來。

(二)發展路徑依賴性強，技術創新水平低

黑龍江省發展的路徑依賴性較強。在發展觀念上，一直以來在謀思路、擺項目時，只是在油田、森工、動力、煤城、軍工等固有定格中形成思維定勢，很少能夠突破創新。在發展出路上就是依賴煤、木、糧、油四大自然資源。在發展動力上，過度依賴國有經濟發展。黑龍江省的技術創新能力還很弱，實體經濟發展慢，技術創新動力不足。黑龍江省只有1/3左右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建立了技術研發機構，研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比重為1.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4個百分點。多數企業缺乏關鍵核心技術，知名品牌較少，產品附加值較低，更新換代周期較長。個別企業里，建國前和建國初期的設備仍然在挑大梁。受體制、機制和環境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技術人才流失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制約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

(三)實體經濟遭遇虛擬經濟的嚴重擠壓

近年來，黑龍江省虛擬經濟中的典型代表房地產業異常繁榮，在暴利的吸引下，在寬松的融資手段的支持下，許多企業和個人涌入房地產投資，致使房價虛高，致虛擬經濟過熱，投機盛行，社會資本大量流向虛擬經濟。這將擠壓生產資金，導致黑龍江省從事生產經營和研發的企業和資金減少，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關心生產的程度下降，抽出大量資金從事資本投機，而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利潤率趕不上金融投機的利潤率，反過來更助長投機風氣。這不僅會增大黑龍江省虛擬經濟的泡沫，而且還會造成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斷裂，將會對黑龍江省經濟造成巨大破壞。

三、大力發展黑龍江省實體經濟的對策措施

(一)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一是創造有利的市場環境，打造一個真正講法治的“好的市場經濟”環境，同時也要營造一個好的輿論環境，引導企業正確認識財富的意義。二是進一步改善企業經營環境。近年來，針對企業經營壓力加大，特別是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國家已經出臺一系列稅費減免、信貸支持等政策措施。黑龍江省要緊緊抓住并充分利用這一契機，認真研究并準確把握政策導向，創造性地貫徹落實，有針對性地幫助企業解決經營難題。要打造更加重商、親商、富商的發展環境，積極聚合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各項有利因素，培育開放發展的新優勢，增強區域軟實力。三是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

(二)為實體經濟創造盈利空間

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關鍵一點就是要打開實體經濟盈利空間，要讓市場嗅到實體經濟中的好處。通過破除壟斷，保護實體經濟的生產積極性;收入分配更多向勞動者傾斜;著力營造民企與國企間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環境;最大程度地發揮企業家精神。此外民營(中小)企業稅負過重是比較突出的問題，因此要對生產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實施減稅、減費、減負等優惠政策，對中小企業“少取多予”。

(三)繼續深化黑龍江省經濟體制改革

繼續深化國企改革。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著力解決產權單一，活力不足的問題。指導國有企業繼續深化改革，引進戰略投資者，加快實現集團層面產權多元化。支持國有企業靠大聯強，加快資源整合，實現戰略轉型。以大項目建設為載體，推進黑龍江省國有企業與央企、民營大企業戰略合作，引導企業向優勢產業、優勢企業靠攏，增強活力，壯大實力。推進資源與環境體制改革。繼續深化土地及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制度改革。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經濟。繼續推進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加快環境設施建設，抓好循環經濟示范試點工作。強力推進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加快發展接續產業。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優化信貸結構，調整信貸投向，加大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發展前景較好的大項目的信貸投放力度，有重點地向符合產業政策的相關企業傾斜。進一步改革發展壯大地方金融主體，大力推動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和發展，繼續支持龍江銀行、省農村信用社實現跨越式發展，提高地方金融資源的規模和實力。

(四)加快提升產業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