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與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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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能源安全；能源-經濟-環境；能源多樣性；能源模型；文獻綜述

一、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能源資源約束日益加劇，調整結構、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能源安全問題日益凸顯（Vliet et al.，2012）。2014年底國務院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指出，能源發展戰略堅持“節約、清潔、安全”的戰略方針，加快構建清潔、高效、安全、可持續的現代能源體系。因此，著力優化能源結構，確保國家能源供應安全，成為中國制定能源政策時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本文首先對能源安全的概念和能源多樣性指標進行評述，然后回顧能源-經濟-環境（3E）系統的有關文獻，總結3E系統建模的主要方法。最后對目前有關能源安全量化評估中的一些問題和3E系統建模方面的不足之處進行總結，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

二、能源安全的概念與指標構建

能源安全是個難以完整定義的概念，其定義隨時間、地點與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Sovacool & Brown，2010；Ang et al.，2015）。早期文獻認為能源安全首先是能源供應的充足與穩定性。對能源進口國而言，能源安全意味著要降低對外部能源供給的依存度。近年來，能源安全已由最初的能源供給穩定的單一維度概念擴展成為涵蓋能源、經濟與環境等諸方面的多維度的概念。國際能源署（IEA，2007、2011）認為能源安全有長短期不同的內涵。短期能源安全是指能源系統可以對供需平衡的突然變化做出迅速反應；長期能源安全則是指兼顧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能源系統投資。亞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2007）出了四個維度的能源安全概念，即4A（Availability、Accessibility、Affordability、Acceptability）的能源安全框架（Hughes，2012；Sharifuddi，2013）。美國21世紀能源研究所（USCC）認為能源安全應當同時考慮能源供給的可靠性、地緣政治、經濟形勢、可靠性與環境等諸多方面。

有關能源安全的量化評估近十余年來陸續展開。Cherp& Jewell（2014）整理近年來相關研究提出的能源安全指標，用簡易型與復合型分類方式，結合4A能源安全框架，評估能源政策在國家、區域及全球等不同尺度上促進能源安全的政策成效。Yao & Chang（2014）使用4A安全框架，建構20個細類指標考察中國1980～2010年間各個五年計劃期間的能源安全變動，發現新世紀以來中國能源安全形勢有惡化趨勢。Zhang et al.（2013）從進口供應鏈的角度構建石油安全指標，評價中國石油進口的安全，整個指標體系包括四個方面：供應風險、經濟風險、運輸風險以及依存風險，發現自1993年以來中國石油進口風險一直處于上升趨勢，石油對外嚴重依存已成為能源安全的最大挑戰。Xia et al. （2011）運用能源多樣性以及油品自主率指標，分析中國大陸工業部門有關能源安全、效率與碳排放問題。國內，林玨（2014）從政治、經濟、技術、體制等多個維度，建構了12項指標，測度2000～2012年中國與加拿大的能源安全狀況。苗韌等（2013）提出了“中國能源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體系”，量化分析中國2000～2020年能源可持續發展的狀態與合理水平。蘇飛和張平宇（2008）由對外依存度、能源消耗彈性系數、能源儲量比等指標構建脆弱性評估模型，對中國區域能源的安全供給脆弱性進行評價。

多樣性為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多樣性有助于能源系統應對外在環境的改變與沖擊（Molyneaux et al.，2014）并降低單一來源供應中斷的脆弱性（Bhattacharyya，2010）。因此，一個高度依賴進口的能源系統若能有效分散能源來源和種類，未必處于高風險狀態。目前各國多將促進能源來源的多樣性作為能源安全戰略的重要原則和措施，如何降低化石能源進口來源的集中度成為能源進口國降低能源風險安全的重要政策方向（Lef vre，2010），然而決策者常常將能源安全等同于能源獨立性，因此多將政策重點放在如何促進資產能源的供給，而忽略增加進口能源來源的多樣性的重要性，也未建立起適當的市場機制引導投資者以多樣性的能源組合，來增強整體的能源安全。

多樣性指標被廣泛應用于各種領域的研究中，指標建構方式也較多，參見表1。其中在能源領域以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HHI）和Shannon-Weiner Index（SWI）兩種指標應用最為廣泛。HHI是評價市場集中度的指標，亦可以用于多樣性分析。在能源系統中，市場份額較大的能源種類或者能源供應個體，其對能源安全的影響較大。Blyth &Lefevre（2004）曾使用該指標結合能源供應國的政治風險排名指數，考察能源供應國對市場穩定性的影響；Gupta（2008）運用HHI進行油品供應風險的分析；Frondel et al.（2008）采用HHI和政治穩定度指標考察國內能源安全問題；Le &Paltseva（2009）則采用HHI研究歐盟進口能源供應的短期風險；Ge&Fan（2013）使用HHI指標的平方根評價中國能源進口來源的多樣性。HHI的缺點也比較明顯，例如，對數據要求較高，經濟含義不直觀等等。另一最常用的指標SWI由熱力學的概念“熵”（entropy）拓展而來。SWI運用于能源安全領域以及能源多樣性的文獻較多。Costantini et al. （2007）使用SWI指標進行不同情境下能源依賴度與脆弱度分析。Vliet et al.（2012）運用SWI多樣性指標及修正的SWI多樣性指標評估歐洲與亞洲主要國家的能源安全。SWI指標存在一些缺點，如Stirling（2010）認為該指標能較好的反映系統的變異性（variety）以及平衡性（balance），但難以反映差異性（disparity）。雖然HHI和SWI兩種指標在闡述多樣性的意義上尚有不足之處，但由于二者在數據取得方面較為容易，計算上相對透明和客觀，可以通過改進加以完善。

目前文獻中建構的能源多樣性指標缺點主要有二：一是將各類能源視作獨立能源，而未考慮不同種類能源之間存在的復雜的互補和替代關系。二是現有多樣性指標假設各類能源具有相同風險特性，無法解釋各類能源的不同風險表現。如在化石能源價格劇烈變動期間，再生能源的價格卻比較穩定。實際上，有文獻指出，再生能源具有的價格穩定性通常可以用來作為應對傳統能源市場價格變動的避險工具（林伯強和李江龍，2014）。只是目前有關能源安全的量化研究通常忽略再生能源對能源價格穩定所起的作用。

三、能源模型與政策模擬

20世紀70年代世界發生石油危機之前，沖擊分析（impact analysis）模型在國家能源政策的分析與評估上并未占據重要角色。20世紀90年代以來，能源問題日益與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問題密不可分，需要考慮能源與經濟、環境等問題的互動，于是出現了各種能源-經濟-環境（3E）規劃模型。魏一鳴等（2005）對其進行了總結分類。Jebaraj&Iniyan（2006）將能源模型分為能源計劃模型、能源供需模型、能源預測模型、再生能源模型、碳排放減量模型以及最優化模型等幾類。Suganthi& Samuel（2012）則將能源需求預測模型分為：時間序列、計量回歸、結構分解、灰色預測、投入產出、由上而下、模糊理論、整合性等12種類型。Hodge et al.（2011）則將能源模型依據應用領域分為：能源生產與消費模型、能源傳輸模型、能源經濟模型以及能源使用環境沖擊模型。

按照建模方法，能源模型可以分為Top-Down（自上而下）、Bottom-Up（自下而上）模型以及混合型等3種類型（魏一鳴等，2005）。Top-Down與Bottom-Up兩類模型各具特色，功能也有差異，參見下表2。

就研究方法而言，3E模型大致可分為：經濟計量模型、數理規劃模型、投入產出模型、系統動力學模型以及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等5大類型。

（一）經濟計量模型

該模型是1960～1980年代應用較為廣泛的模型，從小規模的部門計算到大規模的宏觀計量模型，在諸多領域均有著廣泛的應用。早期有AR模型、MV模型、ARMA模型、ARIMA模型、聯立方程模型等。近年來，隨著時間序列方法的發展，傾向于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Hamilton，1983；崔和瑞和王娣，2010；陸D，2011；李姝和田露露，2014等）、協整（CI）與誤差修正（ECM）模型（林伯強，2006）、SVAR模型（林伯強等，2014）進行研究。就3E議題而言，目前一般作為其他模型（如CGE模型）的輔助模型，推估一些必要的參數，或者僅作為對照基礎。不過，該模型也可以用來分析特定的技術性問題，如能源生產力、技術效率等。

（二）數理規劃模型

該模型分為單目標規劃法和多目標規劃法。單目標規劃化法用于3E系統，是以整個3E系統的成本最小化為規劃目標，通過動態線性規劃求解最優結果，如IEA于1976年開發的MARKAL模型；陳文穎等（2004a；2004b）在MARKAL模型的基礎上，建構的能源-經濟-環境耦合的MARKAL-MACRO模型，均屬于單目標規劃模型。多目標規劃法是在決策過程中同時考慮多個決策目標的數理規劃法。如Cai et al.（2009）、Oliveira &Antunes（2011）等。國內，魏一鳴等（2002）、宋杰鯤等（2013）分別以北京市和山東省統計數據為例，建構了3E多目標規劃模型。臺灣學者張四立（2010）建構了針對臺灣能源-經濟-環境（3E）系統的多目標規劃模型。

（三）投入產出模型

該模型在3E議題方面應用較早，且用途廣泛，特別是在國際貿易中隱含碳、隱含能的測度和污染排放方面應用尤其廣泛。國外文獻有Wiedmann（2009）、Liu et al. （2010）、Kitzes（2013）、Su & Ang（2014）等。國內，中國投入產出學會課題組（2007）使用200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研究了主要能源部門與國民經濟的關聯。陳迎等（2008）首次使用投入產出分析法測算了2002～2006年中國進出口產品的隱含能源。席酉民（2009）編制了中國 2004 年能源投入產出延長表，建立了能源投入產出分布式規劃模型，用來測算單位GDP能耗的變動趨勢。張友國（2009）、彭水軍和劉安平（2010）等采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國際貿易對中國環境的影響。劉瑞翔和姜彩樓（2011）、謝建國和姜珊（2014）等采用投入產出模型測算了中國對外貿易隱含能和能源消耗。高建剛（2015）采用帶有非期望產出且具有不可分割冗余變量模型（SBM）測算了中國能源效率和排放效率發現兩種效率均存在東、中、西依次遞減的格局。

（四）系統動力學模型

系統動力學模型源自于1961年MIT教授Forrester對企業政策與工業組織隨時間變化的行為討論。此后，該方法在工程、醫學、管理等多種領域得到廣泛應用。3E議題方面，Wei & Hong（2009）運用系統動力學方法模擬不同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不同能源結構的碳減量收益。Feng et al. （2012）使用系統動力學模型仿真北京市2005-2030年能源結構和人口增長變動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響。國內，杜慧濱和顧培亮（2005）使用系統動力學方法了建立了3E系統演化模型。李瑋和楊鋼（2010）利用系統動力學方法研究山西省能源消費的可持續性。宋輝和魏曉平（2013）結合中國GDP增長目標、化石能源消耗進程安排、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等問題，使用該方法模擬再生能源2011-2045年的替代路徑。李文超等（2014）在分析人口、能源、資本和污染四個子系統的基礎上，建構了系統動力學模型用于中國3E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評價，發現同時改變技術創新和消費偏好有利于中國實現3E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肖仁俊等（2014）建立了新疆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學模型，研究2010-2020年新疆的3E發展目標。郭玲玲等（2015）運用系統動力學方法構建中國能源安全的系統動力學模型，預測能源生產和消耗等情形的動態變化。

（五）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

CGE模型的原理是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框架，其內涵著重分析經濟個體的互動與市場績效的相互關系。在CGE模型中，價格內生決定，這與投入產出模型不同；有較為嚴謹的理論框架，但缺乏統計檢驗使其與計量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不同。

該模型種類繁多，按照劃分不同依據，可以分為：1.靜態模型和動態模型；2.單區域模型和多區域模型；3.單國模型和多國模型。本文針對第三種分類進行介紹。就單國模型而言，國際上代表性的有：ORANI 、 World Bank-Type CGE 、GREEN、DICE、MERGER、WIAGEM、ENTICE、AIM、WITCH、MIT EPPA。國內，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發的多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國家信息中心開發的一般均衡模型（SICGE）、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院與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合作開發的CAS-CGE模型、清華大學開發的能源-經濟-環境混合評價模型（TH-3EM）、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開發的中國能源與環境政策分析模型（CEEPA）、王燦等（2005）開發的中國經濟-環境-能源動態CGE模型（TED-CGE）、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和湖南大學聯合開發的MCHUGE模型等。此外，多國模型有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EM（Global Trade and Environment Model））。關于單國模型與多國模型的互動與連結，參見下圖1。

CGE模型用途廣泛，在經濟政策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3E問題上的應用研究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探討能源和環境政策的社會經濟影響。這是數量最多的一類文獻。如節能減排效果和福利效應研究： Wang等（2009）、Dai et al.（2011）、劉小敏和付加鋒（2011）；能源稅、碳稅的實施效果研究：Bruvoll& Larsen（2004）、Wissema&Dellink（2007）、Matsumoto & Masui（2011）、賀菊煌等（2002）、魏濤遠等（2002）、王燦等（2005）、魏巍賢（2009）、何建武和李善同（2010）、朱永彬等（2010）、梁偉等（2014）、劉宇等（2015）；碳關稅的經濟效果、碳泄漏的跨境效應：Bruvoll&Faehn（2006）、沈可挺和李鋼（2009）、朱永彬和王錚（2010）、李繼峰和張亞雄（2012）、溫丹輝（2013）、叢曉男等（2014）等。第二類是：能源消費強度、能源價格與能源消費結構的研究。這類文獻數量也較多。如Bergman（1988）、林伯強和牟敦國（2008）、胡宗義和劉亦文（2010）、姚云飛等（2012）、郭正權等（2014）等。第三類是能源效率、回彈效應研究。相關文獻較少。典型的有Dimitropoulos（2007）、查冬蘭和周德群（2010）、胡秋陽（2014）。

四、研究評述和展望

目前，國內外有關能源安全和能源模型的相關研究文獻已不再局限于能源問題本身，而是將能源問題和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科技創新、人口發展、國際貿易甚至國際政治問題進行鏈接，從多維度考察能源安全問題；同時，學者們更加注重理論與實證相結合，越來越注重建構功能更具體、更強大的能源模型，并結合相關數據來研討實際問題。3E模型的不斷發展完善為整合多視角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工具。盡管如此，能源安全問題以及相關模型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化。

目前文獻中有許多指標用于評估國家、區域或全球等不同尺度的能源安全，內容包括能源系統的獨立性、依存度以及能源結構與供應來源的多樣性等，然而僅有少量研究對能源安全進行量化評估，且多數多樣性指標未能有效體現各類能源的風險特性以及不同種類能源風險的關聯性，而使指標的計算結果與實際的能源安全狀態偏差較大。因此，建構具有風險內涵的多維度能源安全指標，以便為政府完善能源安全決策提供建議將是未來能源安全亟需研究的重要問題。

在3E模型的建模方面，僅強調能源-經濟-環境的關聯，其中能源部分多是單向配合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要求而進行能源需求預測與供應系統規劃，而很少觸及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缺少能源安全問題的自主性探討。因此，在能源規劃模型中，探討能源安全約束下能源-經濟-環境（3E）之間的互動機制，建構考慮能源安全的3E模型即3E-S模型，將是未來能源模型研究應當聚焦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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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能源經濟 形勢 機遇 挑戰

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能源在其開發利用過程中，存在著諸如市場、價格、供求關系等各種各樣的經濟現象。能源經濟形勢的變化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只有對當前我國能源經濟形勢的現狀及其面臨的機遇、挑戰有一個具體、深入的了解，并據此制定出合理的解決方案才能有效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長遠發展。

一、當前我國能源經濟形勢

新時期以來，基于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量大增，這使我國能源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壓力，其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也日益突出。

（一）能源消耗量增長速度快，基數大

目前我國的能源消耗量已經占到全球總量的20%，且仍在持續增長。筆者調查發現，2013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為2852.4百萬噸油當量，比2012年增加4.7%，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費的22.4%，年均消費增加量甚至比一些國家的年消費總量還多。

（二）以傳統能源為主，對環境破壞大

目前我國的能源經濟發展主要以傳統能源為主，尤其是對石油、煤炭等資源的依賴性較強。一方面，傳統能源的大量使用給我國的自然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酸雨、霧霾等惡劣環境的出現便是傳統能源大量不合理使用的后果。另一方面，環境的破壞則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阻礙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三）能源利用率低，對外依賴程度高

受我國科技發展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國的能源利用率普遍低下。能源利用率低下勢必造成大量資源的消耗。而目前我國經濟賴以發展的傳統能源大多為不可再生資源，國內的儲藏量有限。伴隨著國內資源消耗量的劇增，勢必需要引進國外能源，轉向對外貿易。目前我國能源對外依賴度正呈現出迅速攀升的趨勢。

二、當前我國能源經濟面臨的發展機遇

（一）穩定的發展環境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社會的主題，在這一國際大背景下，我國能源經濟的發展獲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這也是我國能源經濟得以發展的必要前提。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為促進經濟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經濟發展政策、法規，同時，我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科技發展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一系列因素都為我國能源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優越的環境，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二）能源需求量大

有需求才有市場，有市場才能促進發展。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各行各業對能源的需求量與日俱增。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帶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調查發現，城鄉居民的能源消耗量差距很大，同一時期，農村居民的年人均能源消耗量僅為城市居民年人均能源消耗量的50%。伴隨著城市化水平的顯著提升，居民的能源消耗量也會不斷增加。需求量的激增，勢必會促進我國能源開采、技術提高等各方面的發展，這對我國能源經濟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三）能源經濟發展潛力大

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能源經濟的發展還面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為能源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在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穩定，能源消耗量巨大的前提下，能源經濟的發展擁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與發展潛力，只要有效解決目前我國能源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國的能源經濟發展將會突破發展的瓶頸，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四）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的使用與普及

20世紀90年代末期起，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的使用開始在我國拉開帷幕。截止到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使用天然氣的概率已超過90%，加之近年來汽車油改氣的推行，都為我國能源經濟的發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的使用有利于節省成本，節約資源，減少環境污染，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而言，利大于弊，是我國能源經濟發展的一個新方向。當前我國已把開發、利用天然氣作為調整能源結構、改善大氣環境的一項重大舉措。

三、當前我國能源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能源勘測技術有限，能源開采量不足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在前兩次工業革命時期未能跟上時展的潮流，導致我國的科技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雖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我國的科技水平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在一些領域甚至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我國總體科技發展水平依然落后于發達國家，表現在能源經濟方面，即是能源勘測技術水平低，導致能源開采量嚴重不足，嚴重阻礙了能源經濟的發展。如何提升能源勘測技術，提高能源開采量，適應當前能源需求量與日俱增的社會發展形勢，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我國能源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

（二）能源管理體制滯后

目前我國能源經濟發展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能源管理體制落后。管理的問題事關能源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管理體制的落后直接導致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這就要求相關部門改革、完善管理機制，對管理體系、能源價格等各方面進行適當調整，積極有效促進能源經濟的發展。但是，截止到目前，對于我國能源管理體制的研究，僅停留在對我國能源體制改革的回顧和定性評價方面，并未上升到對能源管理體制對能源使用效率的影響的高度。理論上的分析不徹底，能源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踐中便得不到科學理論的指導，這就容易造成管理體制落后，能源經濟無法突破發展的瓶頸。

（三）能源結構單一

新時期依賴科技的發展帶動了太陽能、核能等新能源的發展，但就我國目前能源經濟的形勢來看，能源結構單一仍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其中，煤炭占據了重要比例，上世紀末期“煤老板”的出現便是最好的例證。煤炭的大量使用，使我國大部分城市的大氣環境嚴重污染，影響人民的正常生活。此外，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能源需求量的不斷增長，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也給環境帶了巨大壓力。能源結構單一已嚴重阻礙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建立多元化的能源結構迫在眉睫。但就目前我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水平而言，能源結構的調整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四、結束語

能源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者極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能源的發展能推動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當能源發展到一定程度而未得到有效提高或轉型時，能源也會限制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雖然目前我國能源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面臨諸多的挑戰，但是，畢竟發展是第一位的，只要逐一解決能源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突破發展瓶頸，我國的能源經濟定會實現迅速發展。

參考文獻

第3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能源消費 經濟增長 關系

一、引言

2014年11月12日，中美兩能源消費巨頭再次發出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美國計劃于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范圍減排目標，并將努力減排28%；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C02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

該聯合聲明充分體現了兩國要向能源合理利用、低碳經濟轉型、全球2℃溫升目標作出長期努力的決心。能源不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是衡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國家文明發達程度的指標。尤其是化石能源的供給不足、能源結構偏差、能源效率低下、破壞生態修復系統、環境壓力增加等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能源消費促進了經濟的增長，經濟增長也推動著能源的大規模開發利用，同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面臨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和能源稀缺的矛盾問題。

隨著我國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合理利用能源，保證經濟的穩步發展，促進綠色GDP增長是當務之急。無論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都成為各國制定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正確認識并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對于緩解或是解決能源瓶頸和生態壓力問題，保持經濟的持續穩步增長具有顯著的重要意義。

一、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相關理論研究

關于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分析，國內外學者主要基于經濟可持續發展理論從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外商投資、家庭消費等方面進行分析，討論如何改變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現狀，以實現經濟平穩持續增長。

比如，在技術進步方面，李廉水等（2006）將技術進步分解為科技進步、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三個部分，發現技術效率是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科技進步的貢獻相對低些，但隨著時間推移，科技進步的作用逐漸增強，技術效率的作用慢慢減弱。何小鋼等（2012）延續了李廉水等（2006）的研究，發現到2012年為止，科技進步對能效提高的貢獻超過了技術效率。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王強等（2011）針對產業結構對能源效率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發現中國第三產業較第二產業發展對能源效率提高具有更大推動作用，根據發達國家發展經驗，中國第二產業發展對能源效率提高的抑制效應尚未顯現，經濟發展仍需粗放、耗能工業拉動，且中國能源消費過度集中于煤炭能源的結構特征會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McDermott，Rocha （2010）強調政府應充當科研機構與技術人才的溝通橋梁，企業在產業升級中擁有足夠的知識實現產業升級轉型，進而實現經濟發展中能源的合理利用。Kohpaiboon， Jongwanich（2013）強調了產業升級對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認為產業集群是產業升級發展的結果，而非技術升級的前提條件，政府應該為前沿產業發展創造機會。

從外商投資角度，Pavlinek，Domanski等（2009）認為外商在資本和技術上的雙方面投入為中歐汽車制造產業升級發揮了重要作用，FDI的引入要確保不以犧牲當地資源環境為代價，要確保實現資本和技術的雙效吸收。

從家庭消費理論出發，Schubert Johannes等（2013）研究發現德國近50%的碳排放是由于私人交通造成的，這與城市和農村的不同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職能分工有關，因此政府在制定降低碳排放政策時要考慮家庭結構的因素。

總體來說，國內外學者對于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分析主要是基于循環經濟理論，從促進兩者和諧發展的因素入手分析的，這些理論分析從不同側面對能源經濟問題進行了分析，對日后的研究起到了攜領啟發的作用。

二、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不同方法選擇

縱觀國內外學者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采用計量模型分析、灰色關聯度分析、脫鉤系數法以及投入產出模型分析等方法，閱讀相關文獻發現，對于研究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關系這一課題基于不同理論、方法的論述對應著該課題研究的不同角度，從研究效果上來說各有千秋。具體來看有以下評述。

（一）基于計量模型的研究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目的是要確定一個變量的滯后項是否包含在另一個變量的方程中，是檢驗經濟變量間因果關系常用的一種計量經濟學方法，其本質是用條件概率來定義因果關系。該檢驗方法為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夫格蘭杰（Clive W.J.Granger）所開創，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時間序列必須具有平穩性，否則可能會出現虛假回歸問題，因此在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之前首先應對各指標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

有許多學者建立計量模型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Granger因果檢驗，但是對于我國整體能源消費與GDP兩對時間序列的因果關系研究上有不同的結論產生，楊宜勇等（2009）.王鑒雪等（2011）、戴新穎（2014）利用協整理論和誤差修正模型ECM分析了我國能源消費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數據，發現中國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在長期內保持均衡狀態且兩者互為因果關系。然而，汪旭暉等（2007）、鄢瓊偉等（2011）、張寶山等（2012）、王秀麗（2014）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為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原因。馬宏偉等（2012）以1978年-2008年樣本區間數據為基礎，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和基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短期、長期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發現我國經濟增長、能源消費之間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經濟增長是能源消費的Granger原因。在短期內，以上學者普遍認為我國能源消費與GDP之間存在波動關系，不具有Granger因果關系。對于這種研究同一地區卻得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果的現象，很可能與學者選擇不同時間跨度、不同時間間隔的數據有關，當然模型變量的不同選擇同樣也會造成對實證分析結果造成影響，但是由于Granger因果檢驗務必要求所檢驗的序列平穩，對于協整序列不可直接進行該檢驗，因此也不排除模型中存在錯誤的可能。

（三）脫鉤系數法分析

脫鉤理論簡單來說就是原本具有依賴關系的兩種事物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再具有相依關系而實現獨立發展，即實現了脫鉤。基于這一理論對于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選擇和計算脫鉤系數，何時或者說發展到何種程度即視為真正實現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化等問題，就此，國內外也有不少學者基于不同時間范圍、針對不同地域進行了相關研究。

針對如何選擇和計算脫鉤系數，判斷脫鉤狀態或測度脫鉤程度，當前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OECD開發的脫鉤指數法以及Ta pio提出的彈性分析法，其中王遠等（2010）.郭巖等（2013）、何劍等（2014）運用脫鉤指數法計算了脫鉤系數，但是由于脫鉤指數法只能分辨出脫鉤與非脫鉤，無法準確判定脫鉤的程度和類別而使其應用受到一定的局限，因此多數學者對Ta pio模型更為青睞，比如武紅等（2011）、吳振信等（2013）、張小平等（2013）、蓋美等（2014）均使用Ta pio彈性分析法來計算脫鉤系數。

從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分析成果上來看，脫鉤指數越大，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相對于能源消費的效率越高，也就是實現了脫鉤，反之，則定義為復鉤，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依然存在依賴關系。王遠等（2010）發現1990-2005年間江蘇省能源消費與地區生產總值處于弱“脫鉤”狀態，進入2000年后，二者呈現出擴張性“復鉤”趨勢。武紅等（ 2011）利用河北省1980年-2009年數據分析得出，1980年-2009年，河北省能源消費總量與碳排放總量的變動趨勢近似，能源強度與碳排放強度的變動趨勢近似，1980年-2009年期間，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彈性指數類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彈性指數類型在同年份表現完全一致，且在大部分年份指向弱脫鉤狀態。吳振信等（2013）、張小平等（2013）、郭巖（2013）、蓋美等（2014）分別對北京市、甘肅省、青海省、遼寧省做了類似分析。

在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中，De Freitas， Luciano Charlita等（2011）探討巴西從2004年到2009年經濟增長率和C02排放之間的脫鉤關系，2009年以后兩者間脫鉤顯著。Baranzini， Andrea等（2013）研究了瑞士從1950-2010年期間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1970年為界，能源消耗對經濟增長貢獻逐漸減弱，這意味著GDP增長與能源消耗之間可能趨向脫鉤，節能減排的政策不一定對瑞士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四）投入產出分析

投入產出分析的理論基礎是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通過編制投入產出表來實現的分析方法，投入表反映各種產品的生產投入情況，包括中間投入、最初投入等，支出表反映各種產品的使用去向情況，包括中間使用去向和最終使用去向。就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的研究來說，不少學者選取了經濟發展中的某種環境、某個行業、某一因素來研究其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基于此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經濟分析、政策模擬、經濟預測等。

比如郎春雷（ 2012）就基于技術創新這一因素作為經濟發展投入對能源消費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技術創新對于能源消費彈性的確具有反彈效應，但由于目前中國整體的技術創新水平還未達到限值的階段，因此加快技術創新水平是降低能源消費強度的重要手段。烏力吉圖（ 2012）則從能源消費部門人手，編制各年間能源投入產出表，分析了我國各產業部門能源消費的結構、變化、效率、完全能源強度等，量化分析了能源消費型部門的生產用能源轉變。陳琳（2013）從產業關聯的角度出發，采用結構分解分析法（SDA）給出了中國1997年、2002年、2005年、2007年能源消費碳排放的投入產出分析模型。吳開堯等（ 2014）使用價值型能源強度作為中國經濟產業能源制約程度指標，按照SEEA核算方法編制1997-2002-2007-2010年混合型能源投入產出可比價序列表。由以上文獻可以看出，使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好處在于可以針對某一要素進行該要素對兩者影響的特定分析，但是投入表產出表的編制方法很多，在選擇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這一點對研究結果的客觀真實性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同時，正由于投入產出方法的自主因素，利用這種模型進行針對某一變量變化途徑的情景分析是不錯的選擇，比如曹俊文等（2012）就基于該方法對中國能源消費碳排放進行了情景分析，模擬了在不同經濟增長方式情景下中國2020年能源消耗及碳排放情況，并由此對我國減排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四、研究評述與未來研究趨勢

為減緩全球溫室效應的加劇，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和諧發展的問題備受各國政界人士以及業界學者的關注，從可持續發展理論出發深入研究能源經濟問題，解決經濟快速增長下能源的供給不足、能源結構偏差、能源效率低下、破壞生態修復系統、環境壓力增加等問題，均是各界學者關注的重點。

第4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新能源 可持續 經濟發展

1.前言

長期以來，人類在生產和生活中一直使用石油煤炭化石資源，隨著能源需求的不斷增加，能源危機不時出現。在這背景下，節能減排，綠色發展是必然選擇，尋求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的要求也日漸迫切。比如太陽能、地熱能、風能、海洋能、生物能和核能等。

2.能源概述

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基本動力。自十八世紀因果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能源的需求日漸增長。在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當前，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已經引起了國家高度重視，各國也制定了相應的以能源供應安全為核心的能源政策。

3.能源的含義

能源是自然界中能為人類提供某種形式的物質能源。能源也稱為能量資源或能源資源，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提供了條件，是國家重要的物質基礎。

4.能源的分類

能源可以分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一只自然界中以天然形式存在并沒有經過加工或者轉換的能量資源，包括水資源、石油資源、天然氣資源等，他們成為全球能源的基礎。二次能源則指由

次能源直接或間接轉換成其他種類或形式的能量資源，包括電力、煤油、汽油。

5.清潔能源定義

清潔能源指的是對環境沒有壞的影響的能源，意思為環保，排放少，污染程度小。但是這個概念還是不夠準確，容易讓人產生對能源不同的看法，以為能源可以分為清潔與不清潔的能源，從而錯誤的理解清潔能源本身真正的意義。

清潔能源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對能源清潔、高效、系統化應用的技術。其中包含了三個意思：第清潔能源不是對能源的簡單分類，而是指能源所利用的技術；第二清潔能源不僅僅是要清潔性同時也要經濟性；第三清潔能源的清潔性指的是符合定的排放要求。

6.我國當前能源的特點

我國的能源有著諸多的特點，其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能源資源總量比較豐富，人均能源資源擁有量較低。中國擁有較為豐富的化石能源資源。其中，煤炭占主導地位。（2）能源資源賦存分布不均衡。中國能源資源分布廣泛但不均衡。煤炭資源主要賦存在華北、西北地區，水力資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區，石油、天然氣資源主要賦存在東、中、西部地區和海域。中國主要的能源消費地區集中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資源賦存與能源消費地域存在明顯差別。大規模、長距離的北煤南運、北油南運、西氣東輸、西電東送，是中國能源流向的顯著特征和能源運輸的基本格局。（3）能源資源開發難度較大。與世界相比，中國煤炭資源地質開采條件較差，大部分儲量需要井工開采，極少量可供露天開采。石油天然氣資源地質條件復雜，埋藏深，勘探開發技術要求較高。未開發的水力資源多集中在西南部的高山深谷，遠離負荷中心，開發難度和成本較大。非常規能源資源勘探程度低，經濟性較差，缺乏競爭力。

7.我國能源產業現狀：

（1）我國的能源產量大幅上升，但供需缺口仍然很大。我國能源產量已躍居世界第一，但與此對應的能源消費總量也已躍居世界第一，供需依舊緊張。（2）以煤為主的能源產業結構。煤炭是中國的主要能源，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相當長時期內難以改變。（3）能源產業體系基本形成，并呈現出基礎能源多元化發展趨勢。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初步形成了煤炭為主體、電力為中心、石油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全面發展的能源供應格局，基本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能源供應體系。能源綜合運輸體系發展較快，運輸能力顯著增強，建設了西煤東運鐵路專線及港口碼頭，形成了北油南運管網，建成了西氣東輸大干線，實現了西電東送和區域電網互聯。通過促進天然氣、煤層氣等清潔氣體能源的跨越式發展，促進能源體系由“以煤為基礎”的結構特征向“煤油氣并重”轉化。（4）能源產業既集中布局，又相對分散。我國能源產業布局基本有原料型和市場型兩大類，能源企業相對集中原料地和主要市場地，如能源城市大慶等極具代表性。形成我國能源產業相對分散的格局。（5）資源約束突出，能源效率偏低。中國優質能源資源相對不足，制約了供應能力的提高；能源資源分布不均，也增加了持續穩定供應的難度；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能源結構不合理、能源技術裝備水平低和管理水平相對落后，導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主要耗能產品能耗高于主要能源消費國家平均水平，進步加劇了能源供需矛盾。單純依靠增加能源供應，難以滿足持續增長的消費需求。（6）隨著中國經濟的較快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能源需求不斷增長，構建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面臨著重大挑戰，存在的問題不容樂觀。

8.如何利用好低碳新能源走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路

轉變發展理念，把發展新能源和構建和諧社會作為長遠的發展目標，自覺接受低碳經濟的觀念，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收獲GDP的增長。新能源的發展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既是各個省市的問題，也是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問題。

目前許多發展中國家新能源市場規模很小，發展空間受限，長期受財政補貼。其次基礎研發領域投入明顯不足，關鍵技術瓶頸始終未能有大的突破。第三，同質化嚴重，優質產能緊缺。第四，產業潛在的安全風險巨大，市場擴張超前于技術成熟。

我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做出承諾，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要實現這樣的減排目標需要對新能源消費市場做出調控。因此，我們要走“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經濟發展之路。抓住機遇，促進新能源經濟的消費，帶動新能源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清潔化水平。

第5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能源消費；經濟增長；能源價格；最優能源強度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能源價格以及我國能源消費彈性的不斷上升，降低經濟增長中過高的能耗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節能降耗逐漸蔚然成風。然而，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許多學者如John Asafu-Adjaye（2000）的實證研究表明，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1](615-625)這不僅意味著經濟增長引起了能源消費的增長，而且表明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費存在依賴性。因此，如果節能降耗超過一定界限，繼續控制能源消費將損害經濟增長。例如，當年美國之所以退出京都議定書,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限制能源消費必然損害美國的經濟增長。[2](17-21)因此，對中國來說，在當前經濟尚處于人均1500美元的低發展水平下，加快經濟增長無疑應該是第一任務，節能降耗必須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逐步推行。由此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將能源消費降低到什么程度？是否存在這樣的最優能源消費規模――這個最優能源消費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率最大化的實現，又能杜絕能源浪費？如果存在,最優能源消費規模是什么？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沒有給予充分的回答。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擬做一嘗試，首先通過一個內生增長模型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分析，以證實使經濟增長率最大化的能源強度的存在性。在此基礎上，我們估計了近年來我國最優能源強度，測算了實際能源強度與最優值的差距，并指出相應的政策含義。

二、理論框架

我們假定一個封閉經濟，并且假設一個呈現出對資本和能源的不變規模報酬的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3](189-200)

其中Yt為產出；Kt為廣義資本存量，它既包括人力資本也包括物資資本；Et為能源投入；0＜α＜1；在上述生產函數中，生產只對Kt和Et兩種投入表現出規模報酬不變的特點，如果能源投入沒有相應的增長，經濟仍將面臨著對廣義資本Kt的積累的報酬遞減。我們還要注意到從能源投入Et的增加可以提高資本的邊際產出的意義上說，生產函數的這個形式意味著能源投入與資本投入是互補的。即是，能源作為生產過程中的必要投入，并不能被其他要素容易的替代。

能源強度τt=Et/Yt是能源投入與產出的比率，它意味著每生產一單位的產出需要多少單位的能源。定義用貨幣表示的能源支出為Rt=βtEt=βtτtYt,其中Rt為能源支出，βt為能源價格。

假定產出可被用于消費、廣義資本的積累以及能源支出。為了簡單，假定資本的折舊為零。因此資本積累方程為：

我們知道一個把家庭與企業截然分開的模型與一個其中家庭直接從事生產的理論框架是等價的。如果我們采用家庭同時也是產品生產者的規定，則漢密爾頓方程（當人口增長率為零時）為：

其中λ為拉格朗日乘子；ρ＞0為消費者的主觀時間偏好率。我們采用通常的效用函數形式，U(Ct)=(C1-θt-1)/(1-θ)，其中θ＞0為邊際效用彈性，它是跨期替代彈性的倒數。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消費增長率的熟悉形式：①

三、我國最優能源強度分析

根據理論分析，我們將考察近年來我國最優能源強度，并計算出實際能源強度對最優值的偏離。由于不能得到能源價格βt，所以無法通過τ=(1-α)/βt直接計算最優能源強度。但是我們可以借鑒Young-Seok Moon,Yang_Hoon Soon（1996）的思路，先計算一個基期最優能源強度τ基期，然后通過τt=(1-α)/(EPIt•β基期)=[(1-α)/β基期]/EPIt=τ*基期/EPIt就可以得到第t年的最優能源強度，其中EPIt為能源價格定基指數，本文用燃料類商品零售價格定基指數近似表示（見圖3）。

實際上，我們仍然無法通過(1-α)/β基期計算出基期最優能源強度τ基期。但從1978―2004年我國燃料類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曲線（見圖3）可以看到，燃料價格在1978―1987年間變動卻非常小。如果我們忽略這個微小的變動，假設1978―1987年燃料價格是不變的，那么這個粗略的假設就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能性：由于能源強度τt和經濟增長率γ的關系是倒U字型，所以可以通過γt=c+α1τt+α2τ2t+εt來估計這一既定的未知價格下的最優能源強度。雖然估計時可用的樣本容量很小，但我們還是可以得到1978―1987年間的最優能源強度為τ＝11.4204（萬噸標準煤/億元）。④將這個最優能源強度與1978―1987年間我國實際能源強度對照后發現，它應處于τ1984=11.5089（萬噸標準煤/億元）和τ1985=10.9689（萬噸標準煤/億元）之間，而1984年的實際能源強度更接近于這個最優值（見表1）。通過觀察1978-1987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可以發現，最大化經濟增長率的確出現在1984年（見圖4），因此這一估計結果還是可信的。我們用這一最優能源強度近似地表示τ1984=(1-α)/β1984，并將其作為基期來計算我國近年來的最優能源強度。

由于能源價格并不總是處于一個基本穩定的狀態，常常受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動，其中最主要的是國內政府以征稅和補貼等方式所進行的干預、能源輸出國家的市場支配力量、超級大國和國際大資本對國際能源價格的操縱和控制等。⑤因此，在眾多因素的影響下，我國燃料類商品零售價格在1988年開始迅速上升，尤其近幾年急劇上漲的趨勢更加明顯。而與能源價格上漲相對應，最優能源強度必將下降。下面我們將大體計算能源價格上漲后我國的最優能源強度以及實際能源強度與最優值的差距。我們首先計算出以1984年為基期的我國各年燃料類商品零售價格指數EPIt，然后通過τt=τ1984/EPIt就可以得到第t年的最優能源強度，其中1995―2004年的具體數值見表2。⑥

表2中數據表明，我國實際能源強度遠遠大于最優值，并且二者差距的演變軌跡為：大小大。從第（1）欄中實際能源強度數據可以看到，在2002年以前，由于經濟體制改革對能源X低效率的改進、產業、產品結構和能源品種結構的優化以及能源消費結構變化等原因，我國能耗下降很快，實際能源強度從20世紀80年代的10萬噸標準煤/億元以上降低到近幾年的4-6萬噸標準煤/億元，但是能源強度不斷降低的趨勢并沒有持續下去，在2001年達到歷年來的最低值4.6980萬噸標準煤/億元后，從2002年起重新開始上升。那么這是否意味著2001年的能源強度已經小于最優值，而其后的回升是向著最優值的回歸呢？答案是否定的。第（3）欄的最優能源強度數值顯示，2001年我國的實際能源強度仍然大于其最優值，并且之后實際能源強度不斷偏離相應價格下的最優值。到2004年，實際能源強度高于最優值已經達到了3萬噸標準煤/億元以上。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表3的數據給予了很好的解釋：近幾年各行業能源強度的普遍上升導致了總體能源強度不斷提高；而工業過高的能源強度對總體能源強度處于較高的水平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表明，在現階段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經濟增長仍然具有明顯的數量擴展特點，高度依賴于能源的供應和消費，工業化的高耗能特征依然沒有完全改變。因此，節能降耗任重而道遠。

四、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通過一個內生增長模型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以證實使經濟增長率最大化的最優能源強度的存在性。在此基礎上，我們估計了近年來我國最優能源強度，并測算了實際能源強度與最優值的差距。結果表明，近幾年我國實際能源強度高于最優值達3萬噸標準煤/億元左右，并且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因此，這一結論所帶來的政策含義可能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要迅速降低能源消耗。我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能源的消費,而能源的消費形勢必將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著極不和諧的狀況。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協調發展，必須采取必要措施使我國的能源強度降低。從定性分析來看,能源消費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生產技術水平所決定的,一般說來,這部分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短期內不會發生較大變化；另一部分是由管理水平、市場環境等因素決定的，這部分能源消費在短期內的可變性較大。因此，有必要采取相應的、行之有效的措施降低過高的能源消耗。具體來說,在短期內，應該采用市場與管理相結合的手段實現節能降耗：（1）通過價格調整來引導企業和個人對能源的使用。由于目前我國對能源價格的管制，導致能源價格偏低，使能源價格無法反映供需關系，也無法調節能源的使用，這對節能降耗是不利的。因此，要充分利用市場形成能源價格來調節能源的供求，以引導企業與個人的能源消費；（2）國家可以在短期間內通過節能以及稅收等政策措施進行嚴格管理，使能源浪費嚴重的現象得到有效控制。當然，從長期來看，節能降耗最終必須依靠技術進步。大量的實證研究都已證實了這一點。國家應調整現有的科研體制和科技政策，將政策重點傾斜在研究和采用有利于能源開發、利用的新技術,并通過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應用并推廣節能技術,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單位產值的能耗，以及開發節能產品和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實現能耗的降低。

其次，節能降耗必須以保持最優能源強度為前提。由于我國的能源強度遠遠高于發達國家或世界平均水平（如2002年我國比美國高出4.1倍、比英國高出6.2倍、比日本高出13.3倍、比澳大利亞高出4.7倍），所以在以往的文獻中，學者們常常將我國的能源強度與發達國家或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以強調我國節能降耗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我們認為，由于各國國情不盡相同，生產技術存在很大差異，因此至少在目前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節能降耗的標準尚不能按照發達國家或者世界平均水平來設計，而應立足中國國情，以既定技術水平下的最優能源強度為前提，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降低能源消耗。而在長期中，伴隨著生產技術不斷提高，能源強度將會不斷降低，我國的能耗最終會降低到發達國家或世界平均水平，但這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期望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我們應該全面而正確地理清、認真地處理好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使二者得以有效的協調、兼顧，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的數字指標轉移到盲目追求節能降耗的數字指標，從而顧此失彼，這對能源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極端重要，這也是中國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以及能源戰略和能源政策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注 釋：

①將Yt=AKαtE1-αt代入Et=τtYt得到Et=τ1/αtA1/αKt，然后將其代入Η/Κt，整理后就可得到。

②對（4）式求關于τt的導數并令γτt=0，然后經過簡單計算就可以得到。

③圖2僅僅是為了顯示能源價格變動后最優能源強度的變動情況，而最優能源強度變動后相對應的最大化經濟增長率是上升還是降低并不確定。

④根據函數有極大值的條件可知，γ關于τt的二階導數2γt/τ2t=2α2應該小于0，即α2＜0。其中最優能源強度規模由下式決定：α1+2α2τt=0，即τt=-α1/2α2。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最終估計結果為：γt=-1.7930(2.6035)+0.3586(2.8778)τt-0.0157(-2.9901)τ2t+[AR(2)=-0.1740(-2.6961)],R2=0.5331。所用真實GDP等于名義GDP除以GDP平減指數,其中GDP平減指數法借鑒馬樹才、孫長清（2005）的方法。

⑤從這個意義上講，理論分析中的封閉經濟是一個很不真實的假設。盡管這一假設很極端，但由于我們所關注的是能源價格上漲對最優能源強度的影響，而不是分析能源價格上漲的原因，所以封閉經濟的假設可以簡化理論分析，而不會對結論產生影響。

⑥在上文中我們假設用估計的最優能源強度近似表示由(1-α)/β1984計算得到的τ1984，但是如果二者完全不相等，那么由我國能源浪費嚴重的實際情況可以肯定，計算得到的最優值τ1984一定小于通過估計得到的最優值。因此可以推測，如果用計算得到的最優值τ1984作為基期，表2中1995―2004年的最優能源強度會更低，實際能源強度與最優值的差距會更大。

主要參考文獻：

[1]John Asafu-Adjay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price and economic growth: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J]. Energy Economics,2000(22).

[2]韓智勇, 魏一鳴, 焦建玲, 范 英，張九天．中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協整性與因果關系分析[J]．系統工程，2004（12）．

[3]Young-Seok Moon,Yang_Hoon Soon.Productiv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and its empirical application[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1996(18).

[4]張明慧，李永峰．論我國能源與經濟增長關系[J]．工業技術經濟，2004（4）．

Optimal Energy Intensity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Ding JianxunAbstract: Using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t proves that the optimal energy intensity that maximizes economic growth rate exists and the optimal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price chang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Based on that, we estimates China's optimal energy intensity and calculates the gap of the actual energy intensity and optimal energy intens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a's actual energy intensity is about thirty thousand tons of SCE/hundred million Yuan. In conclusion, we bring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keeping the optimal energy intensity.

第6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1.1我國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及能源消費的基本趨勢

1978-2000年間,我國經濟總量持續增長,按照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GDP增長了6.3倍。尤其在1993年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后,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0%以上,第二產業(根據國家統計年鑒[10]計算,包括工業和建筑業)GDP增長率一度接近20%。雖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GDP增長有所減緩,但仍然保持了7%以上的年增長率,其中第二產業GDP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反映了按照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的1980-200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及各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趨勢。

在產業結構上,第一產業除了改革初期在經濟中的比重有所上升外,其后基本是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在80年代從48.5%一直下降到1990年的41.6%,此后保持了增長的趨勢,但在1996年之后在50%左右穩定了下來;第三產業(根據國家統計年鑒計算,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信、批發和零售貿易及餐飲業)比重在1992年之前持續增加,然后由于第二產業比重的上升而出現了波動。與此同時,能源消費總量在1996年之前持續穩定增加,平均年增長率為5.36%,到1996年達到最高點138948萬噸標準煤,1997-1999年連續下降,年增長率為-2.16%。從分行業能源消費趨勢(圖3)可以看出,能源消費的下降主要發生在第二產業和生活消費,其他行業和部門的能源消費趨勢都基本保持了穩定。

1.2我國能源強度的變化趨勢

經濟總量和能源消費的趨勢決定了我國能源強度的趨勢和波動,從圖4可以看出,我國能源強度下降的趨勢在1988年后有所減緩,這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尤其是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下降引起的;此后在1993年和1996年均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1993年的加速下降是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引起的,而1996年后的加速下降則主要是由于關停小煤礦引起的能源消費量下降所引起的,盡管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略有降低,但能源消費量的下降主導了能源強度的變化。能源消費量下降的趨勢在1999年之后逐漸消失,因此,能源強度的下降速度也隨之減緩。圖4同時顯示出第二和第三產業的能源強度受上述三次經濟和能源消費量波動的影響很小,基本保持了穩定的小幅下降,顯示出了能源強度變化外在性的特征。

我們認為,能源強度的變化雖然在計算公式上是由經濟總量和能源消費量所決定的,但在本質上,它是節能技術進步、管理水平提高以及體制創新的結果。因此相對經濟總量和能源消費量而言,能源強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外生變量。也就是說,不是經濟總量和能源消費量決定了能源強度,而是經濟總量和能源強度決定了能源消費量,能源強度實際上是隨著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提高而逐漸下降。盡管如此,短期的能源供給下降或者需求上升引起的能源價格上升,也會造成能源消費者減少能源消費或者進行能源替代,進而促使能源強度的下降。

從能源強度的下降幅度來看,20年間,能源強度從1980年的14.34下降到了2000年的4.87,平均每年下降0.52,其中僅僅在1997-1999年間,能源強度就下降了26.64%,盡管這種能源效率的提高速度引起了眾多的爭議,但我們從能源強度下降幅度的數據中(圖5)可以看出:20年間的能源強度變化幅度除了1990年之外,基本在-0.2-0.8之間波動,而且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因此,我們認為不能僅僅因為1997-1999年經濟保持增長的同時出現了能源消費量大幅下降,就認為中國能源或經濟統計數據存在問題。從能源強度下降的幅度來看,這種能源效率的提高速度在以前的年份就曾經發生過。在中國1997年后大量關閉小煤礦,控制能源供給,促使能源消費者加強能源節約和能源替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能源利用效率再次出現較快上升是完全可能的。盡管如此,中國在20年間能源強度持續下降的現象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所沒有過的,因此,對能源強度下降背后影響能源效率提高的因素進行分析和解釋仍然非常必要。這對于中國未來的能源經濟發展,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有著現實的借鑒意義。

二、基于結構份額與效率份額的能源強度分析方法

本文所說能源強度是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數量,即e=EY,其中:E表示能源消費量(萬噸標準煤),Y表示國內生產總值(億元人民幣)將E和Y分別按照三次產業進行分解,即E=∑iEi,Y=∑iYi,i=1、2、3由此將e進行分解,得到:e=∑iEi∑iYi=∑iei·Yi∑iYi=∑iei·yi,i=1、2、3其中:ei表示第i次產業的能源強度yi表示第i次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e=∑iei·yi,可以看出總體能源強度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各產業的能源強度,反映了各產業能源利用效率的高低;另一個因素是產業結構,反映了各產業在國民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通過數據的關聯性分析,我們發現許多因素都與能源強度下降之間存在相關性,比如市場化程度、國際貿易量、固定資產投資量等等。

但實際上這些因素都是通過影響產業結構或各產業能源強度的變化進而間接的影響整體能源強度的變化,因此,對能源強度的分析,首先應該著眼于對產業結構以及產業能源效率變化對能源強度影響的分析。令en(n=0、1、2…N)表示第n期的能源強度,e0表示基期的能源強度則有en=∑ieni·yni,e0=∑ie0i·y0i,(i=1、2、3;n=1、2…N)為了分析結構變化和效率變化對能源強度的影響份額,將en進行分解:en=∑ieni·yni=∑ie0i·y0i+∑ie0i·(yni-y0i)+∑i(eni-e0i)·yni由此,能源強度的變化可以分解為:e=en-e0=∑ieni·yni-∑ie0i·y0i=∑ie0i·(yni-y0i)+∑i(eni-e0i)·yni,(i=1、2、3;n=1、2…N)其中:e0i·(yni-y0i)表示由于第i產業在總產出中所占比重變化導致能源強度的變化量,∑ie0i·(yni-y0i)表示由于整體經濟結構變化導致能源強度的變化量,則能源強度變化中的結構份額為:∑ie0i·(yni-y0i)∑ieni·yni-∑ie0i·y0i,(i=1、2、3;n=1、2…N)①(eni-e0i)·yni表示由于第i產業能源利用效率變化而導致能源強度的變化量,∑i(eni-e0i)·yni表示由于全部產業能源利用效率變化而導致能源強度的變化量,則能源強度變化中的效率份額為:∑i(eni-e0i)·yni∑ieni·yni-∑ie0i·y0i,(i=1、2、3;n=1、2…N)②為計算當年能源強度變化中的結構份額和效率份額,取第n-1期為基期,則當年能源強度變化中的結構份額為:∑ien-1i·(yni-yn-1i)∑ieni·yni-∑ien-1i·yn-1i,(i=1、2、3;n=1、2…N)③當年能源強度變化中的效率份額為:∑i(eni-en-1i)·yni∑ieni·yni-∑ien-1i·yn-1i,(i=1、2、3;n=1、2…N)④能源強度變化中的結構份額①和效率份額②分別表示了從基期以來能源強度變化總量中,經濟結構變化和能源效率提高分別提供的貢獻率;當期的結構份額③和效率份額④則分別表示了結構變化和效率提高的影響在當年能源強度變化幅度中所占的比重。當結構份額和效率份額為正值時,說明其推動力與能源強度的變化是同向的;如果是負值,則表示其影響方向和能源強度的變化方向是相反的。

三、結果分析與討論

3.1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及效率提高對能源強度的影響份額

依照上述計算方法,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年鑒數據[11],我們對中國大陸1980-2000年間三次產業結構變化以及表示了計算的結果。圖6中的兩個陰影響部分分別表示了各年當期能源強度變化幅度中的結構份額和效率份額。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出,除去1989年前后出現的經濟波動之外,其他各年的能源強度變化中,效率份額都是能源強度下降的主要因素。在1993年之后,結構份額大都成為負值,也就是說,經濟結構的變化實際上反而促使了能源強度的上升,我國能源強度的下降完全來自效率份額,即各產業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00年的20年間,結構份額累計為-1.76%,而效率份額累計達到了101.7%,即1980-2000年期間,我國能源效率的提高全部是由各產業能源效率提高所推動的。

3.2三次產業效率份額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我國能源強度下降基本上完全來自各產業能源效率提高,因此有必要對各產業的效率份額進行分析。按照效率份額的計算方法,(eni-en-1)i·yni∑ieni·yni-∑ien-1i·yn-1i(i=1、2、3;n=1、2…N)表示了在能源強度下降中第i產業的效率份額。由此可以計算出三次產業各自的效率份額。圖7是三次產業各自效率份額的計算結果。從圖7中可以清楚的看出:1985年以后(除去1989年前后的波動),第二產業的效率份額基本都在100%以上,因此,可以進一步把我國能源強度下降的動力歸結到工業能源效率的提高。1991年之后的10年間,第二產業的效率份額平均達到了124%,第二產業的效率提高不僅抵消了其他產業能源消費波動以及產業結構變化導致能源強度上升的影響,而且推動了能源強度持續快速的下降。

第7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能源消費 經濟增長 陜西 協整

最早研究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是美國學者Kraft J.和Kraft A.，他們用Sim方法對美國1947―1974年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隨后，許多學者用不同時間段和不同的檢驗方法做過實證研究。本文運用協整理論來研究陜西省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研究方法

協整分析法首先對經濟時間序列做平穩性分析。我們稱平穩序列為0階單整序列，表示為I（0），如果序列經過d次差分后具有平穩性，則稱該序列為d階單整序列，表示為I（d）。

如果確定了兩個變量的單整階數是相同的，下一步的任務是檢驗二者之間是否存有協整或者說長期均衡的關系。本文采用EG兩步法來檢驗，檢驗的主要步驟如下：

第一步，若k個序列y1t和y2t，y3t，…，ykt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建立回歸方程：y1t ＝β2y2t＋β3y3t＋…＋βiyit＋ut，模型估計的殘差為：?t＝y1t－β2y2t－β3y3t－…－βiyit

第二步，檢驗殘差序列?t是否平穩，也就是判斷序列?t是否含有單位根。通常用 ADF檢驗來判斷殘差序列是否是平穩的；

第三步，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即確定回歸方程中的k個變量（y1t，y2t，y3t，…，yk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協整表明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還沒有指明這種因果關系的方向，格蘭杰因果關系的定義是：X稱為Y的“格蘭杰原因”當且僅當利用X的過去值比不用它時能夠更好地來預測Y。簡言之，如果標量X能夠有效地幫助預測Y，那么X就稱為Y的“格蘭杰原因”。

根據格蘭杰定理，如果兩個非平穩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變量必有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存在。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其基本思想如下：

第一步，求模型：yt＝k1xt＋ut（t＝1，2，…，T）的OLS估計，又稱協整回歸，得到k1及殘差序列：?t＝yt－k1xt（t＝1，2，…，T）；

第二步，用?t-1替換yt－k1xt，對Δyt＝β0＋α?t-1＋β2Δxt＋εt用OLS方法估計其參數。

二、數據選取及實證分析

本文數據取自1978―2008年陜西省統計年鑒，樣本包括1978―2008年的能源消費量和GDP，能源消費量的單位是萬噸標準煤，GDP的單位是億元人民幣。

1978―2008年陜西省能源消費與GDP具有加速增長的特征，類似于指數增長趨勢，因此在建模前考慮對原始序列取對數。取對數之后的序列呈線性增長的趨勢。

（一）穩定性檢驗

因為LnGDP和LnEC都具有非零均值和上升趨勢，所以在對序列LGDP和LEC做單位根檢驗時應包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由于LnGDP和LnEC的一階差分序列已經消除時間趨勢，所以檢驗時不包含時間趨勢項。滯后期的選擇根據AIC準則來確定, 最大滯后量取7，回歸與檢驗的計算過程通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 6完成。結果見表1差分滯后項個數的選擇以DW值接近2為標準。

結果表明，LnGDP和LnEC的ADF檢驗值均大于臨界值，所以接受單位根假設，因此它們都是不平穩的單位根過程，但其一階差分是平穩的。以上檢驗結果說明這兩個序列具有相同的協整階數――均為I(1)過程。

（二）協整檢驗

首先建立LnE和LnGDP之間的回歸方程，由OLS估計我們得到下面的方程（方程下面小括號內t為統計量，n為觀測次數，R2為相關系數的平方）。

LnEC＝5.518094＋0.35832×LnGDPt＋Ut （1）

（45.95163） （19.73894）

n＝31 R2＝0.930726

方程右側LnGDPt系數的符號同我們的預期一致，并且系數也是顯著的。

再使用ADF檢驗來確定殘差是否含有單位根，從殘差的散點圖來看，殘差圍繞0波動，因此對殘差的單位根檢驗時，我們設定回歸式中不含截矩項和時間趨勢（見表2）。

檢驗結果表明，ADF檢驗值小于臨界值，回歸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因而LEC和LGDP存在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存在LnEC和LnGDP的平穩線性組合，即能源消費總量和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以上確定了LnEC和LnGDP均為I（1）過程而且存在協整關系，下面對LnEC和LnGDP之間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EVIEWS6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所示，我們發現零假設能源消費不是經濟增長（GDP）的“格蘭杰原因”發生的概率為0.0757，如此小概率的事件拒絕了零假設，因此，能源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零假設能源消費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發生的概率為0.4679，因此可以看出該零假設應該被接受，也即經濟增長不是能源消費的“格蘭杰原因”。

（四）誤差修正模型

即使兩個變量之間有長期均衡關系，但在短期內也會出現失衡（例如受突發事件的影響）。此時，我們可以用誤差修正模型來對這種短期失衡加以糾正（方程下面小括號內t為統計量，n為觀測次數，R2為相關系數的平方）。

建立的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DLnECt＝0.430006DLnGDPt－0.075920Ut-1 （2）

（5.919111） （-0.839900）

n＝30

R2＝0.157625

Ut＝LnECt－0.358325×LnGDPt－5.518094 （3）

在誤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項反映了短期波動的影響。能源消費的短期波動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短期GDP波動的影響；一部分是偏離長期均衡的影響，誤差調整項Ut-1的系數大小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從系數估計值來看，短期內，陜西省GDP每增加1%，能源消費量增加0.430006%，而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075920的調整力度把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

三、結論

第一，陜西省能源消費和GDP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也就是說盡管在短期內,我國能源消費與GDP之間存在波動關系，但是從長期來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通過誤差修正模型進而發現，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當能源消費短期偏離均衡狀態時，誤差修正項將能源消費向長期均衡狀態收斂。

第二，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知，能源消費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格蘭杰原因，我國能源消費的增加直接導致GDP的增加。但是，GDP并不是能源消費的格蘭杰原因?！?/p>

參考文獻：

①Kraft,J., Kraft,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J].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1978（3）：401―403

②張曉峒. 計量經濟學基礎[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

③楊朝峰，陳偉忠．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的實證研究[J]．石油大學學報，2005（1）

第8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脫鉤理論　經濟發展　能源　環境　資源

一、脫鉤理論

近年來，脫鉤理論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中。脫鉤理論認為，當一國或者一個地區經濟發展不以環境惡化為代價，即其資源利用和對環境的壓力不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加，則稱脫鉤關系；反之則稱耦合關系。脫鉤理論中有完全脫鉤和相對脫鉤兩種狀態。完全脫鉤是指經濟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的正指標保持穩定或者增長；相對脫鉤是指經濟發展指標與環境破環指標都有變化，只是環境破壞的指標變化比率低于經濟發展的指標變化比率。一般來說，絕對脫鉤狀態相對較少，其發生的前提條件是資源的生產效率超過經濟的增長率（De Bruyn 2002）。

OECD在《衡量經濟增長對環境影響脫鉤關系的指標》報告中研究了環境壓力與經濟增長的脫鉤指標，發現OECD各成員國已經普遍處在經濟增長與環境破壞的脫鉤狀態，更有部分國家已經實現了經濟增長的完全脫鉤。

UNEP在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影響的關系時，也采用了脫鉤理論。在UNEP體系中，脫鉤理論分為資源脫鉤和影響脫鉤兩種模式。其中資源脫鉤指的是減少單位經濟增長所消耗的資源量，其實現途徑是通過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在不降低經濟增長率的前提下，實現資源、能源使用量的減少。影響脫鉤指的是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其對環境的影響。

二、我國綠色經濟發展概況分析

（一）分析思路

本文擬采用脫鉤理論分別分析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環境污染、資源之間相互的影響關系。首先，通過數據采集分別得到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變量、環境污染變量和資源消耗變量之間的發展趨勢。其次，由公式■分別得到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變量、環境污染變量和資源消耗變量的脫鉤系數。最后，通過脫鉤系數的值及其發展趨勢，簡要得到我國綠色經濟發展的概況。當DIt≥1時，有資源消費或者污染物排放的增長速度不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呈現出耦合關系。在完全耦合階段，脫鉤系數越高，表示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依賴越高，對環境的破壞越大。當0＜DIt＜1時，則有資源消費或者污染物排放的增長速度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構成了相對脫鉤關系,代表相對高效的資源使用效率，或者相對低的環境破壞程度。當DIt≤0時，則有資源消費或者污染物排放的增幅小于0，構成了絕對脫鉤關系，代表經濟增長的同時，資源消費或污染物的排放隨之減少。

（二）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耗的脫鉤分析

在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耗的脫鉤分析中，采用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年能源消費總量作為能源消耗的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9—2011）》。

1999—2010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迅速，由1999年的89677.1億元人民幣增長為2010年的401202億元人民幣，增幅高達3.5倍；能源消耗總量也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其增長的速度緩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增幅為135%。

由公式■，得到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與能源總消耗的脫鉤系數，見圖1。

由圖1可見，2000—2010年間，除2003年外，我國GDP與能源消耗脫鉤系數取值范圍在0至1之間，其發展趨勢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0—2003年，這一階段我國GDP與能耗總量的脫鉤系數逐年上升。2000—2003年間，我國GDP與能耗總量的脫鉤系數從0.33上升到1.19，2003年DI＞1，GDP與能耗形成了耦合關系。2003—2008年，我國GDP與能耗總量的脫鉤系數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從2003年的1.19下降到2008年的0.21。2008年后，我國GDP與能耗總量的脫鉤系數呈現震蕩趨勢，但均低于1。

縱觀10年間的GDP與能耗總量的脫鉤系數，可以認為兩者之間構成相對脫鉤關系，表明在2000—2010年間，我國能源使用效率有一定提高，我國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與能耗總量脫鉤系數大于1，與當年沿海地帶新建擴建鋼鐵項目有較大關系。

（三）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的脫鉤分析

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的脫鉤分析中，經濟發展指標仍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環境指標分別采用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其中化學需氧量（COD），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采用一定的強氧化劑處理水樣時，所消耗的氧化劑量。COD是指標水體有機污染的一項重要指標,能夠反應出水體的污染程度。化學需氧量越大，說明水體受有機物的污染越嚴重。二氧化硫是檢測空氣質量的重要指標。在大氣中，二氧化硫會氧化而成硫酸霧或硫酸鹽氣溶膠，是環境酸化的重要前驅物。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在0.5ppm以上對人體已有潛在影響；在1—3ppm時多數人開始感到刺激；在400—500ppm時人會出現潰瘍和肺水腫直至窒息死亡。二氧化硫與大氣中的煙塵有協同作用。當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為0.21ppm，煙塵濃度大于0.3mg/1L，可使呼吸道疾病發病率增高，慢性病患者的病情迅速惡化。

第9篇：能源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能源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

一、中國能源特點及利用現狀

(一)中國能源特點

1.人均能源擁有量低，儲備量低

我國能源探明及可開采總量比較豐富，但由于人口眾多，人均能源資源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表1）。

表1 中、美與世界能源儲備比較（1994年）

引自：霍雅勤. 中國能源現狀及可持續利用對策.

2.一次能源資源構成不均衡

我國能源以煤炭為主，其次是石油、天然氣、水電和核能（表2）。從表2可以得出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中的比例約為76%，居世界首位，但是煤炭資源在滿足我國能源需求的同時，也對我國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 [ ]。

表2 中國一次能源資源結構

3.能源資源分布不均衡

我國能源資源分布不均衡（表3）。煤炭資源的64％集中在華北地區，水電資源約70％集中在西南地區，而能源消費則集中在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因此，“北煤南運”、“西煤東運”、“西電東輸”的產銷格局將長期存在，造成過大的輸送建設及能源輸送損失 [ ]。

表3我國能源資源的地區分布及構成

引自：付融冰,張慧明. 中國能源的現狀.

(二)利用現狀

1.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以煤為主

中國能源供應主要依賴于煤炭，目前煤炭消費占全部能源消費總量的76％。同時，煤炭質量普遍低下，我國商品煤的平均硫分約為1.01%，平均灰分為23.85%[ ]。大量消費煤炭，特別是大量以終端直接燃燒方式消費煤炭，是造成大氣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

2.能源利用效率低

目前，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費大量物質資源實現的，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高于國際先進水平。初步統計，我國能源利用總效率約為 32％，比發達國家低 10 ％以上，資源產出效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相當于美國的 28.6％，歐盟的 11.6%，日本的 10% 。

3.能源價格未能反映其經濟成本和能源資源的稀缺性

目前我國的能源價格并未完全反映其經濟成本和能源資源的稀缺性。目前，盡管我國的人均能源較為貧乏，但能源價格卻接近于人均能源豐富的國家。這種局面與我國能源生產成本較低有一定關系。我國的能源價格由過去的完全計劃調控過渡到現今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的雙軌制。政府對能源價格的控制程度通常與該能源種類的相對緊缺性有關。

二、中國能源、經濟與環境問題

(一)能源、經濟與環境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是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之間的協調發展。其核心是發展，目標是社會發展，基礎是經濟發展，必要條件是環境保護。而資源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能源是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與環境、經濟等要素密切相關[ ]（表4）。

表4 經濟增長、能源消費、污染物排放

引自：李長明.經濟增長、能源與生態環境.

數據來源：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等編《中國能源年評1996》、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各年版

1.能源與經濟

能源是經濟文明必需的生產要素和投人因子，經濟發展是以能源為基礎的。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能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對能源有依賴性，即經濟增長離不開能源；另一方面，能源的發展要以經濟增長為前提，因為經濟增長可以促進能源的大規模開發與合理利用。但能源作為經濟動力因素的同時也是一種障礙[ ]。能源的逐漸枯竭及能源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都將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

2. 能源與環境

能源在開發利用過程中對自然界產生一定的破壞作用，同時其廢棄物對環境也造成一定的污染。污染物以氣休、液體、固體形態存在，氣體污染物是大氣污染的根源，液體和固體污染物則是江河土地污染的元兇。能源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影響有兩種：一是地區性的影響。如大氣污染(包括煙塵，SO2，NO，CO等有害物質)、水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對地區造成的影響，其中大氣污染的影響最為嚴重；二是全球性的影響。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和酸沉降，都和能源大氣污染有關[ ]。

3.環境與經濟

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根據環境的定義，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等，既是環境要素，也是資源，是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同時，環境又是人們生活、工作的場所，環境質量的好壞對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勞動者的身心健康有直接的影響，所以說保護或破壞環境，就是保護或破壞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 ]。環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條件，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它既可以直接地促進經濟的發展，也可以成為經濟的發展的阻力。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成為危害人們健康、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國當前能源利用對環境污染及經濟發展的影響

1.能源利用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伴隨能源消耗產生的最為主要的問題就是環境污染，這些污染主要集中在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占用土地、熱污染等。我國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能源消費國，而且以產生嚴重的SO2污染的煤炭為主，是第一大煤炭消費國[ ]（表5，表6）。

表5 中國SO2排放量及其預測

引自：Kazuyya Fujime.中國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能源安全.

數據來源：IEEJ.能源數據和模型中心

表6中國CO2排放量及對世界CO2排放量的貢獻及趨勢

引自：Kazuyya Fujime.中國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能源安全.

數據來源：美國和加拿大的數據見IEA的《世界能源展望》，中國和印度的占比數據見IEEJ的《2020亞洲能源展望》，中國人口和中國CO2排放量見IEA的《經合組織和非經合組織國家能源平衡：1988－1999》，2010和2020年的數據為IEEJ的預測.

2.能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一，能源“短缺”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能源消耗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在我國，生產力發展比較落后，能源生產粗放，單位GDP增長的能耗遠遠大于發達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要求有源源不斷的能源供給。結合我國能源國情，我國能源開采量及布局嚴重制約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能源開采量的增加速率遠遠不能滿足發展對能源的需求，因此，近幾年，曾幾次出現嚴重的能源供給不足現象，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另一方面，從能源布局來看，發達地區能源嚴重匱乏，其經濟發展所需能源大部分來自西北、西南和華北地區，在能源的輸送過程中，增加了能源消耗和成本，也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第二，能源消耗造成的環境污染間接導致經濟損失

根據不同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不同時期中國大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比較嚴重（表7）。這些估算是不完全的，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很難給出一個準確的結果。但是，根據這些估算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大氣污染損失已經占到GDP的3％～7％[ ]。

表7中國大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

引自：周鳳起.發展環境友好能源，保護環境和公眾健康.

小結

能源是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然而，自然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斷開發新能源，開發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將對緩解能源短缺起到重要作用；同時，能源、環境與經濟有著復雜的關系：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并存、能源短缺制約經濟發展、環境污染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這種現象在我國尤為突出。因此，處理好能源利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關系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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