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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
第一時間捐助行動
伊利
“5?12”地震時,伊利股份立即啟動了企業社會責任應急機制。按照這一機制,伊利在企業內部設立了“綠色通道”,重大事件發生時,不管是誰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直接聯系到董事長潘剛。地震后兩個小時之內,伊利從四川邛崍工廠緊急調配了兩噸伊利金典純牛奶送至成都市紅十字會。當天下午,伊利又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向災區捐助100萬元物資,并連夜從廣東佛山、四川邛崍等地分批運往四川。
盛大
地震發生后,盛大首先捐了400萬元。不久,一首名為《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的小詩在盛大內部員工中流傳。陳天橋看后不禁潸然淚下。在當晚的賑災小組例會上,陳天橋作出了再捐款600萬元的決定。并宣布,從2008年5月19日至5月21日,停止游戲運營三天。
國美
地震發生后,作為中國紅十字會名譽理事的黃光裕,在第一時間成立了賑災指揮部,全面了解國美、永樂在四川地區各門店員工的安全和生活情況,并迅速與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行動組一同派人前往受災地區參加救災工作。同時撥款200萬元,緊急安排國美重慶分公司購買賑災物資,安排國美自己的物流車從重慶連夜送往災區。第二天,又向災區群眾捐款500萬元現金,用于緊急醫療救助。5月18日,黃光裕的母親曾嬋貞代表黃光裕在賑災晚會上捐贈5000萬港元。
5月12日,汶川發生大地震,消息迅速傳遍全國,人們在震驚的同時,并不十分清楚災區受災的嚴重程度。但社會各界還是以最快的速度伸出了援助之手,個人和企業紛紛捐款捐物。作為地產老大的萬科也在第一時間捐款200萬元。隨著災區形勢的嚴峻,很多個人和企業紛紛追加捐款,萬科在遭到很多人的質疑后,給出了“200萬元是一個合適數額”的答復,結果遭到萬科股東的不滿。
5月13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每股社會貢獻值”概念。
6月5日,萬科召開了200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大會的唯一議題是《關于參與四川地震災區災后安置及恢復重建工作的議案》,萬科股東以高票通過1億元援建議案。于是,一場如何平衡社會責任與股東利益的大討論由此展開。本期,《新財經》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獨立財經撰稿人曹中銘參與了這一話題的討論。
在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
之間尋找平衡點
《新財經》:作為上市公司,維護股東利益是應該的。從您的角度,怎樣看待王石當初對于捐款的做法?
趙錫軍:企業是股東投資的,股東對其有經濟利益的訴求是很正常的。同時,企業也是按照法律建立起來的社會法人,是社會的一分子,也有履行社會責任的義務。目前企業碰到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如何在其經濟利益的訴求與履行社會責任之間尋找恰當的平衡點;二是將社會責任履行到何種程度最為恰當。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環境條件和不同的。社會氛圍對此的要求是不同的。企業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就不能很好地處理上述兩個問題,其行為就會因之而招來社會輿論的詬病,使企業的整體形象受損。
曹中銘:客觀地說,萬科公司幾乎在第一時間宣布捐款200萬元,其反應還是迅速的。萬科的問題主要出在王石的辯解上,捐多捐少都是獻出愛心的表現,但王石對于網上質疑的答復,與眾多企業或上市公司的慷慨解囊相比,確實形成了鮮明反差,也激起了網友更大的不滿。事實上,萬科最終同意出資不超過1億元進行純公益性的建設,也說明200萬元并不是“適當的數額”。
當然,出現如此戲劇性的結果,有王石本人對于此次地震所造成的后果認識上的不足,更多的則是萬科公司已無法承受外界的巨大壓力所致。而且,在當時的捐贈榜上,萬科公司的捐款多少也顯得有點“小家子氣”。
先捐再補捐并非萬科公司一家,如果是由于認識上的原因尚可理解。畢竟隨著對地震報道的不斷深入,地震的嚴重后果才逐漸被人們意識到。但如果僅僅是由于無法承受壓力而補捐,說明企業并沒有最大限度履行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新財經》:對于上市公司,遇到重大自然災害,捐款的數額及形式,應該由誰來定?
趙錫軍:原則上,任何捐贈行為都是自愿的,不應該存在強制性規定。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面臨的氛圍以及自己形象建設的需要來確定捐贈的具體數額與形式,同時,也要考慮到社會公眾的期望。
曹中銘:上市公司對于重大投資事項或捐款事項,其董事會一般都會授權董事長在一定的額度內可以行使相關職權,此授權當然也應獲得股東大會通過才能生效。王石所說的“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也有這方面因素。此前,王石作為董事長的額度只剩下200萬元,捐款200萬元已經觸及董事會授權權限。
但在特殊情況下,如此次汶川大地震,為了保證救災的及時與有效,無論是捐款的數額還是形式(如捐物),由董事會甚至董事長一個人決定即可,以體現“特事特辦”的原則。
《新財經》:您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如何看的?除了捐款這種形式,企業還應該在哪些方面、以哪種形式來承擔社會責任?
趙錫軍: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多方面的,應該說,除了對投資者提供經濟利益方面的回報之外,都可以列入社會責任的范疇:如對員工的責任、對社區的責任、對環境的責任、對消費者的責任、對其他社會公眾的責任,等等??梢允桥R時性的捐款或物資捐贈、設立長期的慈善基金、支持社區的某項公益事業,也可以是對員工、消費者的某些責任,等等。
曹中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其應該承擔的社會義務。一個沒有任何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即使能為股東創造不菲的利益,也不能稱之為好企業。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應該從對內與對外兩個方面來看。對內主要包括追求經濟效益、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提高產品質量、為職工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為股東負責等。對外則主要包括注重環保、服務好客戶、維護債權人利益、及時足額上繳稅收以及參與公益活動等。
用“每股社會貢獻值”
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新財經》:上海證券交易所日前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其中“每股社會貢獻值”概念的真正含義是什么?
趙錫軍:上海證券交易所提出的“每股社會貢獻值”的做法是一種進步,它強化了對上市公司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公眾評價,樹立了除市場評價之外的另一根標桿。有利于幫助上市公司解決其經濟利益的訴求與履行社會責任之間尋找恰當平衡點的問題。但是,它似乎更多地強調上市公司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所付出的經濟性貢獻,而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所作的貢獻應該是多元化的。
曹中銘:“每股社會貢獻值”,即上市公司在為股東創造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礎上,增加公司年內為國家創造的稅收、向員工支付的工資、向銀行等債權人給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對外捐贈額等為其他利益相關者創造的價值額,并扣除公司因環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會成本,計算形成的公司為社會創造的每股增值額?!懊抗缮鐣暙I值”其實是將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進行了“量化”,以數字的形式來表現,將更直觀,也有利于橫向與縱向之間進行比較。
《新財經》:用什么樣的指標來衡量“每股社會貢獻值”?
曹中銘:如果要衡量“每股社會貢獻值”,只有采用“量化”指標。但目前上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在某些方面本身無法用數字體現出來,所以,真正要衡量每家上市公司的“每股社會貢獻值”,顯然有點勉為其難。因此,即使按照上交所的口徑來衡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新財經》:“每股社會貢獻值”將在上市公司中起到什么作用?
曹中銘:上市公司作為公眾公司,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必然會受到關注。將“每股社會貢獻值”作為上市公司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應披露的內容,有助于促進上市公司更加注重經營管理,以回報股東與社會,亦有助于促進上市公司更加切實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
趙錫軍:“每股社會貢獻值”是評價上市公司除了經濟指標之外的另一套指標,更多強調了上市公司除了對股東以外,對國家、對員工等相關的責任。這也是對目前上市公司是否只強調對股東負責的一個判斷。完全的市場化評價以后增加的非市場化(經濟利益)方面的評價,有助于公眾更加全面了解上市公司的價值。
《新財經》:您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對企業、對社會、對公眾都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曹中銘:應該說,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社會基本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的產物。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在創造利潤、為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消費者、員工、社區、環境等多方面的責任。其作用不僅是積極的,更具有標桿性的意義。對于引導更多的企業來履行社會責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等方面均不可忽視。
趙錫軍:作為上市公司,不能忽視對其核心競爭力的評價。有了核心競爭力,才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能為股東、為公眾、為利益相關方提供更多的貢獻值,使上市公司的名譽度得到提升,進而帶來更多的客戶。
《新財經》: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或企業家,還是做一個為股東創造更多利潤的企業或企業家,您認為哪個更重要?
曹中銘:實際上兩者都重要,不應片面地強調其中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方面。作為企業來講,肯定要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首要目標,這是資本的逐利性所決定的,但這并不等于可以將社會責任拋在一邊。兩者應該是有機的和諧統一體,忽視其中哪一個方面,企業都是“跛腳”的,也不會得到社會的尊敬。
《新財經》:如何平衡社會責任和股東利益?
第一,區域責任競爭力是浦東新區發展的新動力。
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為新的歷史時期建設創新浦東、和諧浦東和國際浦東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標。1990年的時候,中央政府決定浦東改革開放,浦東那時候的生產總值才60億元人民幣。經過18年的努力,浦東經濟保持持續發展和增長。2007年底浦東的生產總值已經達到4750億元人民幣,浦東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聚集地之一。目前,浦東新區有257家全球500強的企業,102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126家外資研發中心,503家中外資金融機構,100多家國內大企業、大集團的總部性機構。這為浦東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奠定了基礎。
當前,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是浦東新區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目標和動力之一。浦東新區認為,區域責任競爭力的內涵是指區域內自然環境、人力資源、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而形成的綜合競爭能力。浦東新區增強區域責任競爭力主要是從三個方面加以引導的。在政策環境層面,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提供更好的政府服務,為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貢獻力量;在企業層面,推進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讓企業發展與區域發展相協調,提升企業的責任競爭力;在社會層面,營造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氛圍,幫助和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第二,浦東新區積極探索推進“四位一體”的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并取得初步成效。
浦東新區開發開放至今,奠定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良好基礎。“四位一體”就是政府引導、行業建立激勵機制、企業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社會加強各方面的監督。
2007年7月24日,浦東新區召開了建立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推進大會,20家大型中外跨國公司向全區企業浦東新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聯合宣言:“攜手構建和諧企業、自覺履行社會責任、共同營造和諧社會”。會議了三個重要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浦東新區企業社會責任導則》?!皩t”由新區經委、勞保局、環保局會同行業協會共同,共60項指標,具有較強的引導和示范性,主要分為兩大層面即法律層面約束性指標和道義層面倡導性指標,貫穿于四個方面:權益責任、環境責任、誠信責任、和諧責任。
第二個文件是《浦東新區推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若干意見》,這是以新區政府的名義正式對外的綜合配套改革的第一個規范性文件。文件指出,對新區社會責任達標企業在政府采購、申請科技發展基金、貸款擔保、技改貼息、檢驗檢疫便捷通道、報關、企業年檢、各類認定、補貼資助等便利措施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三個文件是《浦東新區建立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三年行動綱要》。綱要主要提出了三年目標:達到各類誠信標準的示范企業1000家、達到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企業超過200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企業300家。
關鍵詞:社會責任 披露質量 品牌價值 企業形象
一、引言
所謂的現代企業形象就是企業個性和信譽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反映,體現了社會對企業的承認和接受程度,是企業文化的綜合體現和外在反映,是對企業的可靠性,對企業的良性的綜合的認知和反映。鄭建峰(2008)認為企業形象與社會責任的關系有以下方面:企業形象是社會公眾的總體評價,是各種具體評價的總和。具體評價構成具體形象,總體評價組合成總體形象;公眾是企業形象的評定者,其評價作用于企業并影響企業形象;企業形象源自企業自身的表現,即公眾對企業的印象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基于企業的表現,企業反過來根據公眾的評價調節自身的表現。據此可以說,社會公眾是企業進行形象塑造的關鍵,其對企業的期望、要求就是企業形象的構成要素,實現了其愿望和滿足了要求,也就完成了企業形象的塑造?!叭≈谏鐣?,用之于社會”,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企業可以同時贏得聲譽和組織認同,在更和諧的社會氛圍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持續穩定的發展和壯大。品牌價值的增值過程就是企業社會責任擔當的同波共振,品牌是企業內部機制的外在表現,企業的社會表現是企業形象的外界傳播,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市場效應最終會通過品牌價值層次直接影響企業的形象價值,所以品牌價值的高低可以顯示企業社會形象的好壞?!笆冀K保持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有助于加強我們的市場地位,并最終創造出更多的價值”。1924年謝爾頓(Oliver Sheldon)首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滿足企業內外各種人類需求的責任聯系在一起,認為道德因素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要求。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是多方面的,Carroll(1979)基于利益相關者的角度,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自愿責任。Gray,R.H.,Kouhy,R。and Lavers,s.(1995)把企業社會責任分為環境問題、消費者問題、能源問題、社區問題、慈善和政治捐贈問題等十五大類問題。但是在會計披露信息范圍內,并不能對以上諸多問題面面俱到,進行全面的核算和揭示。在宣傳企業文化,樹立企業形象過程中,究竟企業著重披露哪個部分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可以得到更多的企業品牌價值增值,對于這個問題國內現有文獻還沒有進行系統的研究過。有的雖然發現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但缺少實證方面的經驗數據加以論證,本文就此展開討論,剖析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品牌價值之間的內在關系。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一直受到國內外理論界和實踐界的關注和重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起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但是處在社會責任研究前沿的國家卻美國,對社會責任概念的討論,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總部設在美國的社會責任國際(SocialAecountabiHtyInternational,簡稱SAI)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區別于商業責任,是指企業除了對股東負責,即創造財富之外,還必須對全體社會承擔責任,一般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護勞工權利、發展慈善事業、捐贈公益事業、保護弱勢群體等等。Mahapatra,s研究了一類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信息,發現年度報告中的污染支出信息企業盈利能力和系統風險之間存在相關關系。Lehma & Tinkerren把印象管理方法應用到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認為企業可以通過“回應、支持、甚至夸大主要的社會責任價值”來強化企業公眾印象。
(二)國內文獻 回顧現有的研究成果發現,關于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研究,多是從規范的角度來分析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動機,評價西方社會責任會計體系框架和實踐經驗,并于我國社會責任觀念發展現狀進行對比,以期在借鑒的基礎上,健全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披露理論。如陽秋林(2005)提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模式應以傳統的三大會計報表為核心,即社會責任資產負債表、社會利潤表和社會現金流量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不總是和利潤減少相聯系,長遠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濟效益是均衡的。田虹(2008)發現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一些行為雖然不能直接帶來經濟效益,但會使企業樹立良好的形象、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而為企業獲取長期利潤準備了條件等,關于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實證的研究甚少。沈洪濤的研究發現,公司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與企業規模、盈利能力有關,與公司財務杠桿和再融資需求無關,同時上市地點和披露時間在內的披露環境也對公司社會責任披露有顯著影響。劉長翠、孔曉婷(2006)從樣本總體和分行業兩個角度,回歸分析樣本公司社會貢獻率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及資產負債率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社會貢獻率與前兩者之間有正相關關系,與后者存在負相關關系。宋獻中,龔明曉(2007)采用了內容分析的方法和信息質量特征的概念框架對社會責任信息質量進行整體分析,研究發現從總體上說上市公司會計報表中的社會責任信息對決策的價值有限。李正、向銳對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624家公司年報進行指數評分,發現我國企業對員工問題、產品質量提高、公益捐贈等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較多,而較少披露廢舊原料回收、環境問題、社區問題。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Brand一詞來源于古挪威語,意為打上烙印之意,以區分不同生產社的產品(包括勞務)。1960年美國市場營銷協會(AMA)將品牌定義為,品牌是一種名稱、名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者它們組合,其目的是識別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或勞務,并使之與競爭對手的產品和勞務區別開來。在信息社會中,品牌除了具有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外,品牌還具有特性價值。品牌的特性價值是指對市場的占有,對公眾思想心理的統治,品牌的價值不僅代表廣泛的知名度,還代表認識度、美譽度、忠誠度、信任度、追隨度、持久度等。品牌是企業創造價值與增值的資本要素,資本是船,品牌是帆,有了品牌之帆,資本之船才能一帆風順,由此可見,品牌能夠給企業帶來競爭上的優勢。由于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的原因,目前品牌價值的評估在財務方面尚有限制,不能直接通過企業公開披露的財務報告獲取,因此本文借助中國品牌高峰會(ChinaBrand Summit)的2007年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的數據。該數據是由世界品牌實驗室(World Brand Lab)評估所得。世界品牌實驗室是一家奉行“獨立公正”原則的權威品牌評審機構,在中國掀起了一場企業界樹立品牌意識的風暴。因此,本文選取2007年中國最具價值品牌的500強企業為樣本,剔除非上市
公司295家,財務指標不同于其他公司的金融企業7家、在香港和紐約上市的公司34家、臺灣公司1家、集團公司8家、已退市公司3家、B股上市公司2家,剩余樣本量為150家企業。除品牌價值數據來源于網頁資料外,其余數據均來自巨浪資訊網及CASAM數據庫,數據計算由EXCEL2003處理,回歸分析由SPSS16.0處理。
(二)品牌價值評估模型 品牌價值評估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管理工具,被運用于企業財務和戰略策劃等領域,品牌價值是一種不可辨認的無形資產,其評估的方法有很多。從品牌評估方法種類來看,大體分為四類:成本價格法、市場價值法、收入計算法和經濟適用法。世界品牌實驗室始終走在學術研究前沿,獨創了國際領先的“品牌附加值工具箱”(BVA Tools)與目前通行的“經濟適用法”(Economic Use Method)相吻合,是比較各種評估模型的特點,結合中國市場的經濟背景和競爭環境的一套客觀、實用的評估指標體系,它能夠有效體現企業的發展潛力和競爭能力。世界品牌實驗室的評估模型如(圖1)所示。
(三)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 具體指標設計見(表1)所示。財政部1995年頒布的企業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中引入“社會貢獻率”來考核企業對社會和國家做出的貢獻(社會貢獻率=企業社會責任貢獻總額/平均資產總額),該指標的含義是:企業使用一定數量的資產,為社會提供了多少貢獻。工資(包括獎金、津貼等收入)、勞保退休統籌及其他社會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凈額、應交增值稅、應交銷售稅金及附加、應交所得稅及其他稅收、凈利潤等均屬于企業社會責任貢獻總額的范圍。本文借鑒陳玉清、馬麗麗(2005)的研究成果,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企業對政府、職工、投資者、社會公眾四個部分。X1,X2,X3的數據均來自于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現金流量表,而X4中的環保支出、捐贈支出、贊助費三項數據來自于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會計報表附注項目說明,并假設這些費用發生在年度報告當期以現金支付。根據假設和變量定義,建立參數評估模型如下式:LnY=α+β1X1+β2X2+β3X3+β4X4+β5XROE06+β6SIZE+β7LA+β8MP。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樣本描述性統計見(表2)。
(二)相關性分析 對模型中的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3)。(表3)中易見Y與x4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X1、X2、X3的Person系數為負,且相關性并不顯著。初步分析企業品牌價值與企業社會責任具有相關性,但只表現在對社會公眾的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所有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從理論上講,假設模型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可以進行回歸檢驗。
(三)回歸分析 對假設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如(表4)、(表5)、(表6)所示。從(表4)可以看出,調整后的R2為0.222,擬合效果較好,顯示模型變量選擇較合理。回歸模型的各解釋變量的系數不能同時為零,F值為6.311,P值為0,表明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有較高的解釋能力,模型有顯著統計意義。根據(表5)分析得出,在企業社會責任變量與企業品牌價值的關系方面,企業對政府、職工、投資者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企業品牌價值之間的相關系數為負,表明對政府、職工、投資者三方的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多,品牌價值量約少,但效果并不顯著。企業對社會公眾承擔的社會責任與企業品牌價值之間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對社會公眾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的品牌價值,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多,品牌價值越大。在控制變量與企業品牌價值的關系方面,企業的規模、企業上一年度產品的盈利水平均與企業品牌價值顯著正相關,表明企業規模越大,上一年度盈利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品牌價值。
關鍵詞: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對比分析
中圖分類號:F270
進入21世紀,企業社會責任浪潮席卷全球,政府、社會都開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企業也因自身發展和社會壓力日益重視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正成為企業的必修課。企業在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為確保其供應商或合作伙伴也能按其要求履行社會責任,會委托相關機構進行評價;利益相關方和社會大眾則希望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客觀評價,了解其履行狀況;企業也愿意通過社會責任評價,來提升企業品牌形象、進行投資等。因此,各類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應運而生。那么,國內外現在主要都有哪些社會責任評價工具?他們又有哪些不同?本文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探索。
一、國外社會責任評價工具介紹
國外的社會責任評價工具主要包括:SA8000、AA1000、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等,涉及供應鏈管理、信息披露、投資等領域。
(一)SA8000
SA8OO0即“社會責任標準”,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的英文簡稱,是由總部位于美國紐約的社會責任國際(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SAI)制定和的,供第三方認證體系所用的、統一的、可供核查的標準。SA8000所規定的社會責任實施主體對象為企業,強調其各項規定具有普遍適用性,適用于所有企業,不受地域、產業類別和公司規模的限制。它制定了雇主在工作場所方面需符合的自愿性要求,包括童工、健康與安全、強迫性勞動、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利、懲戒性措施、歧視、報酬、工作時間、管理系統九項內容(見表1)。
從SA8000的實施結果來看,SA8000目前重點推廣領域是零售業、跨國公司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它把跨國公司作為重點,希望通過跨國公司的整個價值鏈向生產商、供應商、分包商擴散其影響,使之覆蓋面越來越廣,并能快速向全球傳播。從1998年開始,獲得SA8000的認證企業數以每年35%的速度遞增。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全球已有2000家企業通過認證,覆蓋64個國家的66個行業。其中,獲得SA8000認證的中國企業共159家,占總數的11.6%,覆蓋26個行業。
(二) AA1000
1995年,英國社會和倫理責任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thical Accountability)成立了一家非盈利性的機構—— Accountability,其宗旨是提高社會責任意識,實現可持續發展。它通過制定AA 1000系列標準,為各種組織提供有效的審計和社會責任管理工具及標準,認為組織的社會責任主要是為致力于可持續發展而在社會、倫理、環境和經濟方面綜合績效進行改善。AA1000系列標準是個完整的體系,包括系列標準原則、框架和兩套標準(見表2)。
從AA1000的實施狀況來看,AA1000不僅在歐洲、美國等得到實施,而且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巴西等也得到實施。此外,AA1000在中國的推廣主要面向三大部分企業:一是向歐洲出口產品的企業;二是部分中央企業;三是許多歐洲企業。
(三) 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是由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制定并的。GRI于2000年6月提出了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2002年9月了全球修訂和更新的版本,并陸續制定了技術準則和行業補充文件,2006年形成了《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G3版,現在最新版本是2013年5月份的G4版(見表3)。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作為一個自愿性標準,適用于各種類型、規模、行業和地域的組織。指南從經濟、環境和社會業績三大類指標考察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主要針對環境、人權、勞工方面,其中尤以環境指標最為成熟,最受認可(占指標總數的37%)。10多年間,有上千個組織發表自愿性聲明承認其可持續發展報告參考了《可持續發展指南》。GRI及其《指南》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
(四)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
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DJSI)頒布于1999年,是全球最重要的公司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之一。主要是從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個方面,以投資角度評價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見表4)。
入選道瓊斯指數的公司必須符合各項嚴格的評選標準。在深入分析企業在經濟、環境和社會等方面的綜合表現后,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每年一份系列評估,評估標準涵蓋了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品牌創建、緩解氣候變化、供應鏈標準、勞工活動等。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將所有企業分為19個大行業和57個細分行業,并設有行業特有的可持續性評估標準。
(五)多米尼社會責任投資(KLD)指數
KLD是一家具有相當規模并專為機構投資者提供企業社會責任調研分析、指數的公司。KLD指數是專門用來評價公司的社會責任狀況。KLD公司的分析師們用了8個與公司社會績效相關的變量去評價公司對其利益相關者的責任。這些變量由KLD公司的KLD指數確定和評估,它們代表公司對員工、顧客、環境、社區和整個社會的責任。這些變量分別是產品安全、社區關系、環境保護、婦女及少數民族問題、員工關系、核能、軍事削減和南非問題等。
KLD指數被認為是評價公司社會責任較好的方法,主要是因為它一方面反映了社會投資者的關注,上市公司是獨立于其他企業而由相關的社會標準進行評價,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評價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另一方面,它涵蓋了諸多行業里的公司(大約650家公司,其中包括被列入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公司),允許研究者跨越時間緯度對公司社會責任進行連續評價,可以較好地評估公司社會責任狀況的變化。
二、國內社會責任評價工具介紹
國內的社會責任評價工具基本上都是2006年之后才出現的,無論從應用時間還是影響度等方面,都還處于起步階段。
(一)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是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2009年開始研發推出的年度綜合指數。該指數從責任管理、市場責任、社會責任、環境責任等方面,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企業年報、企業官方網站為信息來源,進而評價中國100強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建設現狀和責任信息披露水平。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所依托的評級模型是根據“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和利益相關方理論(Stakeholders Theory)等經典的社會責任理論構建出的責任管理、經濟責任、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四位一體”模型。該模型認為,責任管理是每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原點,企業責任管理包括責任治理機制、責任推進工作、責任溝通機制和守法合規體系;經濟責任包括客戶責任、股東責任和合作伙伴責任等與企業業務活動和市場責任密切相關的責任;社會責任包括政府責任、員工責任和社區參與;環境責任包括責任管理、節約資源能源、降污減排等內容。
(二)巨潮-CBN-興業全球基金社會責任指數
“CBN-興業全球基金社會責任指數”是由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興業全球基金以及巨潮指數有限公司三方聯合推出的首個跨滬深兩市的社會責任指數。巨潮CBN興業全球基金社會責任指數從經濟、社會、環保、公益以及公司治理等社會責任指標來考察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篩選的前提首先是上市公司必須已經披露社會責任報告。該指數將在考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基礎上采用盡可能量化的選股思路,遵循國際通行的社會責任評價的選股標準,隨著未來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履行體系的日漸完善,選股的相關指標也會不斷跟進發展(見表5)。
(三)“金蜜蜂企業社會責任·中國榜”
“金蜜蜂企業社會責任·中國榜”是商務部 《WTO經濟導刊》雜志社為促進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于2007年推出的針對中國企業的自愿、非盈利性的社會責任評估、評選活動;每年以榜單的形式公布履行社會責任的優秀中國企業。該評選以調查評估問卷為評價的信息來源,選項的設置反映企業所需要負的法律責任、經濟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問卷分為4 部分,分別是企業社會責任戰略與治理、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信息披露、責任競爭力案例。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戰略與治理”主要關注企業戰略、治理和績效管理。
第二,“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主要通過考察企業與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環境、政府、社區、同行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反映企業與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法律責任、經濟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
第三,“信息披露”主要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情況,即除財務報告以外,是否編制了含有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的其他形式的報告, 以及利益相關方是否可以便捷地獲取報告。
第四,“責任競爭力案例”內容包括企業簡介、需要解決的問題、解決方案、成效和展望等,這里的案例既可以是企業社會責任綜合案例,也可以是多個企業社會責任單項案例。
(四)社會責任競爭力指數
為了用盡量客觀的量化數據呈現中國上市企業社會責任狀況,《商業價值》雜志社推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競爭力指數SRCI(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petitiveness Index)。該指數是對該企業在過去一年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與企業長期競爭力的綜合考量,由CSR認知、CSR能力和CSR影響力三個大方面及其包含的20余項細節指標而得出的綜合指數。其數值越大,企業在CSR競爭力表現方面愈佳。這三個大方面具體包括內容如下:
第一,CSR認知:包含報告評價、組織結構、業務結合度,體現企業對CSR認識準確性、重視程度及社會責任同業務關聯技巧。
第二,CSR能力:包含運營、就業、納稅、成本節約、項目成果,體現企業為社會創造價值、解決就業、為政府納稅、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及實行項目價值的能力。
第三,CSR影響力:包含產業鏈追隨者、項目可復制性,體現企業商業智慧帶來的社會責任方面領導能力。
該指數的評價對象為國內社會責任報告的上市公司,包括上海、深圳、香港及海外上市公司。評價數據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反映情況的量化結果。
三、國內外對比分析
通過對國內外現有主要的社會責任評價工具的介紹之后,可以發現在評價對象、評價標準或內容等方面都有相同之處,但仍存在不少差別。
(一)制定主體、評價對象及范圍
國內外社會責任評價工具制定主體、評價對象及范圍的差別(見表6)主要表現為:
一是制定主體方面,國外評級標準制定主體多為非政府組織(NGO),而國內多為研究機構或商業雜志。這與國外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團體發達不無關系。在我國有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很少,無論是組織規模、組織資金籌集能力,還是組織管理規范性、專業性等都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國的社會責任評價基本都是一些有研究實力的科研機構,或者一些有強大輿論宣傳平臺的商業雜志來做。
二是評價對象及范圍方面,包含組織、企業、上市公司。AA1000和《可持續發展報告》雖然表明使用對象是組織,但實際上企業才是主要用戶。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多米尼社會責任投資指數、巨潮-CBN-興業全球基金社會責任指數主要為企業社會責任投資服務,主要用戶是上市公司。
(二)評價信息來源
國內外社會責任評級工具信息來源方面的不同(見表7),主要如下:
1.國外評價信息來源
在評價信息來源方面,國外評價工具的信息來源顯然更為客觀、準確。像多米尼社會責任投資指數、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都是通過大規模的調查來收集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包括從企業內部獲得和從其外部獲得。尤其是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還會對這些信息進行外部審計,以盡可能確保信息真實性。即使像SA8000、AA1000這樣的認證認可或審計審驗標準,雖然是由申請方提供信息,但評價方會有一套嚴格的程序進行信息校驗。
2.國內評價信息來源
我國的評價基本上都以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年報、企業官方網站作為評價的信息來源,即使有調查,也是針對企業的。這樣得到的信息:一是信息來源少,主要來自企業內部,缺乏外部信息,信息量少;二是正面信息多、負面信息少;三是報告等企業官方資料已經是企業根據自身偏好進行過篩選,不夠中立、客觀,無法全部作為評價依據,即使作為評價依據,在評價中也不宜占很大的比重;四是缺乏對信息質量的監管和驗證。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社會責任評價,其客觀性、準確性就會打折。
(三)評價內容
國內外社會責任評價工具內容及評價內容切入角度的差別主要如下:
1.所涉及的評價內容
在全球范圍內,對社會責任的共識越來越高,各種社會責任評價工具所涉及的內容越來越統一。從分類上來看,基本上都涵蓋了經濟、環境、社會三方面的評價指標。其中最特殊的是SA8000,指標中只涉及了與人權有關的內容,沒有提及環境等其他方面的社會責任。
2.內容評價角度
在評價內容切入角度上,有些直接以經濟、社會、環境來進行指標分類,或在此基礎上增加公司/企業治理、倫理等分類,如《可持續發函報告指南》、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AA1000、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巨潮-CBN-興業全球基金社會責任指數;多米尼社會責任投資指數是從利益相關方的角度切入,評價企業對員工、顧客、環境、社區和整個社會的責任;金蜜蜂企業社會責任·中國榜是從責任層次入手,將社會責任內容按照其約束力、難易、必需與否等分為法律責任、經濟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社會責任競爭力指數則從意識、行為、績效角度分析社會責任評價內容歸納為CSR認知、CSR能力和CSR影響力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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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因“一家獨大”而長期飽受詬病的中國移動在社會上首份企業責任報告,似乎欲借此為自身“正名”。在這份報告中,中移動宣稱,6年來公司累計上繳利稅1670多億元,創造直接和間接就業崗位230多萬個;2003~2005年中國移動每年對GDP的貢獻率達1.1%以上,對國民經濟總需求的拉動保持在2.2%以上。中移動的這份報告也是國內電信企業的首份企業責任報告。
中移動敢于企業責任報告,這或多或少彰顯了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然而,自以為企業責任意識很強的中移動,也許忘記了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強弱其實是要由社會來評價的,絕不是靠自己“報告”出來的。
企業作為社會這個“生物體”中的一個“細胞”,不僅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內部責任,還應履行和實現應負的社會責任,即在以贏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履行回報社會、支持公益、救助貧困、參與環境保護等多種社會責任。這種社會責任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但這個社會責任又并非外部強加于企業的,而應該是“內生”于企業的“經濟目標”之中的。中移動近年來的高速發展、高額利潤是其內部經濟目標實現得好的表現,當然從客觀上講,也發揮了拉動GDP、帶動就業、驅動稅收增長等社會效應。
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純競爭型企業,如果它能夠利稅齊升,且履行了必要的社會責任的話,相信社會會認為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不弱。但是如果換成一個帶有壟斷性質的企業來說,縱然它的利稅再高、安排就業再多、拉動GDP再大,老百姓也不會就那么簡單地認為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就強。不是老百姓在拿兩把尺子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而是壟斷企業的利潤來得太容易,甚至帶有“壓榨”的性質。正是如此,在壟斷企業把利稅之高作為炫耀自己的企業責任意識是何等的“佼佼者”之時,實際上在無形之中加重了社會對這個企業的反感。這次中移動拿出自己在支持農村通信建設、慈善和環境保護等公益活動中的社會責任來作表現,本來也不是什么壞事,而不明智的地方在于,硬是要把老百姓嗤之以鼻的高利潤等作為頭等功來向社會報告,能不激起老百姓的反感才怪!
企業作為企業公民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這是世界知名企業的發展動向,也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近年來,在世界企業社會責任浪潮的沖擊下,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漸覺醒,包括中移動在內的半壟斷或純壟斷企業也在自覺地履行社會責任。不過,這些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到底是強還是弱、是大還是小,社會自有成型的評判標準,老百姓心中也有一桿稈。如果哪個企業硬要說自己的社會責任是多么的強,社會是不會輕易地接受的,除非它能拿出令人信服的實踐。
作為中國最早開展、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責任報告高端專業交流平臺,本屆研討會延續了一貫的專業化、國際化特色,展現了全球社會責任報告的前沿動態與最新發展趨勢,探索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國際化路徑,交流將社會責任管理融入報告、以報告促管理的方法,探討社會責任報告傳播與價值提升的思路。《金蜜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研究2013》、“金蜜蜂2013優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亦在此間同期。
與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相對應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在實現全球資源要素優化配置、促進貿易公平自由流動的過程中的作用進一步躍升。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來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以開放促改革。這需要從更高層次上理解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作用和價值,把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和探索提升到引領新一輪經濟貿易全球化的高度,凝聚產業合力,形成企業共識,為我國開放型經濟體系建設和全球可持續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六項重點之一,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決定,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我們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把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放到全面深化推動國企改革,放到建立和完善國企現代企業制度的角度和高度,來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進而帶動更多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中移動的這份報告也是國內電信企業的首份企業責任報告。中移動敢于企業責任報告,這或多或少地彰顯了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然而,自以為企業責任意識很強的中移動也許忘記了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強弱其實是要社會來評價的,絕不是靠自己報告出來的。
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純競爭型企業,如果它能夠利稅齊升,且履行了必要的社會責任的話,相信社會會認為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不弱。但是如果換成了一個帶有壟斷性質的企業來說,縱然它的利稅再高、安排就業再多、拉動GDP再大,老百姓也不會就那么簡單地認為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就強。不是老百姓在拿兩把尺子衡量企業社會責任,而是壟斷企業的利潤來得太容易,甚至帶有“壓榨”的性質。正是如此,在壟斷企業把利稅之高作為炫耀自己企業責任是何等的“佼佼者”之時,實際上在無形之中加重了社會對這個企業的反感――而非好感。這次中移動拿出自己在支持農村通信建設、慈善和環境保護等公益活動中的社會責任表現,本來也不是什么壞事,而不明智的地方在于,硬是要把老百姓嗤之以鼻的高利潤等作為頭等功來向社會報告,能不激起老百姓的反感才怪!
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到底是強還是弱、是大還是小,社會自有成型的評判標準,老百姓心中也有一桿秤。中移動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我們雖不能一口咬定它就怎么不行,但可以肯定的是應該不是很好――兩個權威的企業社會責任榜單可以作證:一個是國外的,2006年11月,美國《財富》雜志公布了“2006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排名,在此榜單上未能見到連續6年入選美國《財富》雜志全球企業500強排行榜的中移動;另一個是國內的,去年底,由中央電視臺、《中國企業家》雜志社共同發起并主辦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調查”評出了20家“最具社會責任企業”,也沒有發現對GDP貢獻率達1.1%的這個電信企業。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存在問題;動因;現狀分析;對策
中圖分類號:F27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5)06-0029-02
1 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為企業股東創造利潤和承擔責任的同時,還要對企業的相關利益者承擔相應的責任,其中,相關利益者包括企業的員工、消費者、社會、社區以及環境等。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不再僅僅關注“為企業股東創造利潤”,還要在生產和銷售過程中關注員工的價值,關注對社會、環境和消費者的貢獻。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以及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企業逐漸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是在競爭中獲取勝利,在市場中站穩腳的重要前提。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1.1 第一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
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隨著國際交易市場的發展,向中國引進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主要表現為國外的采購商對中國企業提出保證企業工人待遇和工作條件的要求,隨之建立了中國在國際采購中必須履行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準則,同時中國企業也必須相應地接受跨國公司對其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狀況的審核。
1.2 第二時期:21世紀初到2006年
21世紀初到2006年,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開始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并進入了迅速發展的時期,國內相關的學術機構開始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立項研究,政府部門也開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發展情況。
1.3 第三時期:2006年至今
2006年至今,政府部門頒發相關的法律法規,從政策上支持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明確指出公司在從事經營活動應該承擔社會責任。
與此同時,政府定期舉辦企業社會責任案例評選以鼓勵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中國企業也日漸識到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在市場上生存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的重要前提。
2 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
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1 對企業自身來說
企業主動創造機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把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自身的競爭戰略統一地結合起來,有利于提高企業以及品牌的形象與聲譽,有助于企業的相關利益者提升對企業的良好形象,進而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吸引并留住更多企業所需的優秀人才等。
2.2 對整個社會來說
企業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有利于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促進經濟的發展,解決就業問題,緩解貧富差距以及消除不安定的社會隱患。
3 中國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濟建設得到空前的飛躍,但與此同時,為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大量社會問題也逐漸被披露出來并得到廣泛重視。如毒害嬰幼兒的三鹿奶粉事件,黑磚窯事情,國產牙膏“二甘醇”風波等事件,無一不反映了中國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淡薄,片面追求高額利潤已造成了嚴重損害消費者以及員工的合法利益,破壞生態環境等重大社會問題。中國現階段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3.1 企業侵犯消費者權益
近年來所曝光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以及“地溝油”等事件,在維護消費者權益的領域上敲起了警鐘。
有些企業為追求高額利潤,漠視消費者的健康與生命安全,通過使用劣質的原材料,偷工減料等方法來降低成本,從而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3.2 企業漠視企業員工的合法勞動權益
當前社會勞動爭議事件仍然屢見不鮮,有的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非法拖延員工工作時間、無故拖欠和苛扣員工工資,甚至妄顧員工的工作生產環境安全導致生產安全事故不斷出現。
3.3 企業破壞生態環境
盡管政府已經加大環境保護和治理力度,但仍然沒有獲得令人欣慰的成果。有些企業的環境保護意識淡薄,為求經濟利益不惜破壞生態環境,對環境造成了污染,破壞了生態平衡,對人民的生命健康也造成了威脅,與“可持續發展理念”背道而馳。
3.4 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意識淡薄
企業參加慈善事業是企業獲取利潤后對社會的一種經濟回報,同時也是提升企業形象的一個關鍵渠道。然而據統計,截止到2010年,在我國1 000萬家企業中,大多企業沒有對慈善機構進行過捐獻。由此可見,中國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意識仍然淡薄。
4 中國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
中國企業在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時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4.1 企業缺乏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中國企業缺乏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導致企業難以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準則和規范。而很多企業的管理者和經營者對于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淡薄,他們認為只要依法經營,依法納稅便等同于承擔責任,忽視了企業與企業相關利益者之間的不成文責任契約關系。
更有甚者,有些企業只著力于追求高額利潤,不惜損害消費者和員工的合法利益,破壞環境,忽視了社會責任與長期利潤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
4.2 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不完善
中國關于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缺失是出現上述問題的一大原因。
法律法規是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有力保障,盡管中國公司法中有提及“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但由于這一提議僅僅停留在道德層面,沒有落實于法律層面,僅通過道德層面要求企業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約束力不足。構建健全的法律體系,通過法律強制力來有效杜絕危害社會利益的行為才是明智之舉。
4.3 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
中國勞動力市場一直出于供大于求的失衡狀況,導致中國社會上一直存在“弱勞動,強資本”的不公平勞資關系,盡管有些企業工資低廉,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時間嚴重超時,礙于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企業仍然能夠輕易聘用到員工,但一旦出現勞資糾紛,員工卻無處申訴,其合法權益難以保障。
4.4 缺乏強有力的信息披露手段
中國的市場體系尚未得到健全的發展,市場對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的約束力不足,缺乏行之有效的社會監督、行業協會監督,尤其是缺乏強有力的信息披露手段,導致很多企業損害社會利益的行為不為人知,因而對其經濟運營沒有直接的沖擊。
5 促使企業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
要鼓勵企業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首先要清楚知道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如圖1所示,Mark S.Schwartz在2003年提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可以歸納為經濟,道德和制度。
由圖1可知,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可分為七個具體動因,分別是:純經濟、經濟/道德、經濟/道德/制度、經濟/制度、純道德、道德/制度以及純制度,其中同時滿足經濟/道德/制度的動因是最理想的狀態,因其可以滿足社會各方面的要求。然而事實上,如果沒有利益驅動的前提下,將難以推動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對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擔憂,主要還是出于對成本的考慮,只有當企業看到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收獲高于付出,甚至可以增強企業競爭力,幫助企業得到更大的發展,才能促使企業自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總的來說,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在于經濟、道德和制度,其中經濟動因是最根本的內在動因。
6 促使中國企業主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對策
如上文所述,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在于經濟、道德和制度,而經濟動因則是其最根本的內在動因,基于這個動因理論以及上文所總結的中國企業在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中所存在的問題,以及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為了促進中國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本文提出了以下幾個對策。
6.1 經濟動因――健全社會公開監督機制
如上文所述,經濟動因是促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最根本動因,中國企業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所出現問題的一大原因在于企業沒有意識到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對其經濟有推動作用,以及企業在為追求眼前利益所作出損害社會利益的行為后沒有受到直接影響其經營的經濟沖擊。
因此,為促使企業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建立健全的評估機構,對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情況進行評估。與此同時,必須加強行之有效的信息披露機制,通過信息披露機制定期向社會傳達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狀況,包括企業的財務狀況,企業內部員工維權狀況,商品質量狀況,消費者投訴情況,環境污染情況,參與慈善事業情況等,引入社會輿論壓力進行監督,充分發揮媒體以及公眾的輿論監督作用。通過信息披露制度,宣傳那些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行為,提高其知名度和企業形象,從而提高其競爭力,推動其經濟發展;而那些為求短期利益妄顧環境、消費者權利和員工權利的企業,通過曝光其行為,使其受到輿論壓力與社會制裁,降低其企業形象,讓其蒙受經濟沖擊甚至退出市場,從而促進企業增強其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良好意識。
6.2 道德動因――增強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
道德動因也是促進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之一,要向企業負責人傳遞自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可以為企業自身發展贏得更廣闊的空間且有利于企業的良性健康發展的觀點。企業認真落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在企業內外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完善內外部治理結構,使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加入到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中來,積極主動地采取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企業真正對社會利益服務,維護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健康發展。
6.3 制度動因――健全相關的法律制度,加大懲罰力度
促進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后一個動因是制度動因,法律法規是企業切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有利保障。應基于國際標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法律法規,制定和完善符合行業特點的相關的法律法規,積極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環境,引導和規范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正確發展方向,對于拒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通過懲罰性的措施來強制其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只有健全的法律體系,制定嚴格的執法措施,才能更好地引導和鼓勵企業自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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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 利益相關者; 審計風險; 審計收費
【中圖分類】 F239.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2-0119-06
一、引言
隨著“安然”、“世通公司”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國內外學者開始對審計收費進行關注,并對影響審計收費的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其中Simunic是最早建立收費模型研究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學者,他提出企業的資產規模、控股子公司個數、資產負債率等十種因素對審計費用的影響較為顯著[ 1 ]。我國倡導堅持以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路線,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因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對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同時《公司法》也明確提出“企業應當履行社會責任并倡導積極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審計作為公司治理的一項工具,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關注無形中加大了注冊會計師的潛在風險。因此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理論,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對審計收費的影響,以及責任報告的鑒證是否能強化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與審計收費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有助于政府、公眾、消費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了解企業責任的履行情況。企業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上是具有選擇權的,當然企業履行責任信息的披露實際上也是社會責任表現的一種[ 2 ]。從外界媒體獲取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信息,相對于從企業內部獲取信息就顯得不易控[ 3-4 ],并且這些從外部獲取的信息更有助于評價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 5 ]。同時履行社會責任較好的企業能夠有效減少企業經營中所面臨的風險[ 6 ],并能夠降低注冊會計師在審計中發生訴訟風險和聲譽風險的概率,進而影響后續審計過程中注冊會計師所投入的資源和所承受的審計風險[ 7 ],最終會影響審計收費[ 8-9 ]。但是企業實施責任活動的動機也有可能是為了從事一些投機舞弊而謀取私利,以致企業經營風險變大,加大審計風險,影響審計資源的投入[ 10 ]。
因此,加強注冊會計師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關注就顯得非常有意義,以評估企業經營中是否存在問題與風險,進而實施有效的審計程序降低審計風險并制定合理的審計收費標準,保證審計質量。
假設1: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能夠顯著地影響審計收費。
雖然企業對社會責任履行信息進行披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其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11 ],并降低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訴訟風險和法律制裁[ 12 ],而且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越高,注冊會計師對企業風險評估的水平越低,因而會降低審計收費[ 13-14 ]。但是也有些學者經研究發現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報告中有84.6%的履行信息存在隱匿負面消息的情況[ 15 ]。張健[ 16 ]研究發現注冊會計師會對強制要求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企業關注度更高,并對責任信息披露評級得分高的企業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這說明注冊會計師對強制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企業并沒有降低風險的評估,反而認為這樣的企業會增加審計風險,因為被強制要求披露的企業可能沒有真正實現社會責任的履行,所謂“言行一致”正是說明企業應該加強社會責任履行的意識,同時張健認為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在未來發展中是需要極度重視的。另外,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會對投資者的決策產生影響,能夠增加投資者對企業經營有效的信任以致加大投資的可能性[ 17 ],而且還能增加公眾對企業合法經營的認知[ 18 ]。
因此,本文認為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經專業機構鑒證能夠增加企業責任履行的真實性,而且能夠增加注冊會計師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信任度。所以注冊會計師會對經過鑒證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降低審計收費。
假設2:企業提供社會責任鑒證能增加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可信度,進而降低審計收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注冊會計師對被審計單位財務報告進行審計時,識別和評估的是企業被審計當年財務狀況是否存在重大錯報風險,且在制定審計收費時考慮的是被審計單位當年的風險狀況。因此本文在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對審計收費的影響中只考慮2014年一個年度的數據,據以分析社會責任履行不好的企業是否隱含經營風險,進而有效應對風險以制定收費補償。
本文以2014年在深圳、上海證交所掛牌交易并社會責任報告的A股企業為樣本,篩除金融業與ST上市企業以及部分未完整的數據,得到653家企業的完整數據。其中,聘請專業機構對社會責任信息進行鑒證的企業有14家。2014年的數據取自CSMAR數據庫及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企業履行對相關者的社會責任評價信息數據通過CSMAR數據庫中的財務指標值手工計算得出,并利用SPSS21.0軟件驗證假設。在做實證檢驗前本文對變量值采取了標準化處理,以免數據的量綱影響回歸結果的準確性。
(二)變量定義
1.社會責任履行程度
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會通過社會責任報告的形式向外界披露,但是最終能夠影響投資者的信息是財務報表中的財務信息,因此,借鑒先前理論將企業對債權人、供應商、政府、消費者、員工、股東、社區承擔的責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計算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程度,其中得分越高,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越好。另外,如果企業本年度提供了社會責任報告鑒證,則取值1,否則為0。
2.審計收費
Simunic(1980)等一般都采用境內審計費用衡量,為剔除不同規模企業審計費用相差較大的缺點,本文采用國外學者方法,用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衡量審計收費。
3.控制變量
Simunic(1980)、Chen et al.(2012)等的研究發現,會計師事務所任期、股本結構是否變化、財務風險、獨立董事比例會影響審計收費,因此,本文將這些變量作為影響審計費用的控制變量。研究變量的說明見表1。
(三)模型設計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和假設,本文構建模型來檢驗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與審計收費之間的關系,模型如下:
LNFEE=?琢0+∑?琢iFactori+ ?琢7CFA + ?琢8TENURE+?琢9GB+
?琢10DOM+?1 (1)
LNFEE=?琢0 + ?琢1CSR1 + ?琢2CFA + ?琢3TENURE + ?琢4GB +
?琢5DOM+?濁2 (2)
LNFEE=?茁0 + ?茁1CSR + ?茁2AS + ?茁3CSR*AS + ?茁4CFA +
?茁5TENURE+?茁6GB+?茁7DOM+?著1 (3)
模型說明:模型(1)、模型(2)是就假設1從企業對股東、債權人、社區等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情況和企業整體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兩個角度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對審計收費的影響;模型(3)是要證明企業提供經鑒證的責任報告是否能增加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對審計收費的負向影響。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2014年A股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履行程度平均為0.0000001,其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均值與標準差之間偏離較大,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較低,比較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現狀;股權結構是否變化平均為0.51,財務風險平均為0.05,審計任期平均為7.31,獨立董事比例平均為0.38,經第三方鑒證平均為0.02,審計收費平均為14.01。從社會責任信息指標看,財務指標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均值與標準差之間偏離較大,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指標之間有明顯差距,而且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均值為0.02,表明在披露社會責任的上市公司中僅有約2%的企業經過第三方鑒證,其比例比較低。
(二)因子分析與相關性分析
1.因子分析
本文將社會責任分為7個部分,從債權人、供應商、政府、消費者、員工、股東、社區方面的責任計算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綜合得分,由于影響審計定價的風險源自被審計單位,所以從財務信息與非財務信息中的指標來綜合反映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程度。
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對11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首先進行KMO測試和Bartlett's球形檢驗,結果顯示KMO值為0.681,Bartlett's球形檢驗的概率p值為0.000,表明原變量比較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其次實施降維度處理,選用方差最大法作為載荷矩陣的正交旋轉方法,得出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見表3);最后對各因子重新命名并依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計算因子得分和綜合得分。
累計方差解釋率為90.373%,表明多維指標的降維效果比較好,分別命名為債權人、供應商、政府消費者、員工、股東、社區責任因子。這6個責任因子分別將企業對債權人、供應商、政府、消費者、股東、社區責任的履行程度評價出來,且從總方差解釋分析中可知債權人責任因子解釋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能力最強,比例占38.448%,而股東因子解釋率最低。由于環保與可持續發展信息在財務報表中不能體現,所以僅列示這6個因子,這6個因子是影響審計收費的重要因素。
以下是根據因子得分系數表計算出的單因子得分和綜合得分表達式:
Factor1=0.28j1+0.316j2+0.334j3- 0.245j4-0.112j5-
0.015j6-0.084j7+0.045j8-0.049j9-0.025j10+0.009j11
Factor2 = 0.017j1 - 0.019j2 - 0.127j3 + 0.102j4 +
0.571j5-0.002j6+0.045j7+0.031j8+0.5j9+0.004j11
Factor3=0.063j1 + 0.123j2 + 0.1j3 + 0.105j4 + 0.049j5
+0.067j6-0.511j7+0.614j8-0.075j9-0.117j10+0.023j11
Factor4=-0.07j1-0.067j2-0.042j3-0.113j4-0.085j5-
0.007j6-0.143j7-0.265j8+0.1j9+0.93j10-0.008j11
Factor5=0.029j1+0.037j2+0.018j3+0.119j4+0.006j5+
1.004j6-0.062j7+0.037j8-0.015j9-0.006j10+0.002j11
Factor6=-0.016j1+0.01j2+0.017j3-0.007j4+0.007j5+
0.002j6-0.019j7+0.013j8-0.001j9-0.007j10+1.001j11
社會責任綜合得分:
CSR=34.954/90.373*Factor1 + 16.904/90.373*Factor2+
12.771/90.373*Factor3 + 9.230/90.373*Factor4 + 9.042/
90.373*Factor5+7.471/90.373*Factor6
2.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測試,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都呈現顯著相關,而且在多重共線性檢驗上,Tolerance的值均在0.5以上,VIF的值均小于3,因此模型中的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不會影響回歸分析的結果,也不會造成模型估計失真。
(三)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并對提出的假設進行驗證,本文對企業承擔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責任報告的鑒證與審計收費之間的關系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貧w結果見表4。
模型(1)結果顯示,債權人責任因子同審計收費呈顯著負相關,供應商、員工、社^責任因子同審計收費呈不顯著關系,政府、消費者、股東責任因子同審計收費呈顯著正相關。說明公司對政府、消費者、股東及債權人責任的履行情況是影響審計收費的關鍵因素,因此注冊會計師應該關注這些責任的履行情況,以評估企業風險并制定合理的收費標準。
模型(2)結果顯示社會責任履行綜合得分在0.01的重要水平上為負,說明上市公司整體社會責任履行越好,注冊會計師收取的費用越低。原因是社會責任履行越好的企業,信息透明度較高且具有可信性,并且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也會降低,這樣在整個審計過程中有助于注冊會計師節約審計資源,并且降低承擔訴訟等事件風險的可能性。因此會計師事務所會降低審計收費的定價標準,假設1得到證實。
模型(3)結果顯示獨立第三方的鑒證雖然與審計收費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但沒有顯著影響社會責任與審計收費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假設2沒有得到證實。其模型控制了財務風險、股本是否發生變化、審計任期、獨立董事比例變量,結果顯示這些控制變量均與審計收費呈現顯著的相關性,能夠影響審計定價,與以往學者得出的結論一致。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避免社會責任評價指標測量誤差,筆者又將6個社會責任因子所采用的財務指標進行了替換,對模型進行回歸,社會責任綜合得分的系數在0.01的重要性水平顯著為負,報告鑒證與審計收費并不顯著。檢驗表明在替換了解釋和被解釋變量后,研究結論保持不變。
五、結論
以往學者的研究表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能夠增強企業的聲譽,降低企業的訴訟風險,進而影響審計定價。本文通過回歸實證檢驗了社會責任履行程度、獨立鑒證對審計收費的影響,經過研究發現:
第一,從公司履行各個利益群體責任情況來看,公司對債權人、股東、政府、消費者的責任能夠顯著影響審計收費,而且通過因子分析可知公司履行債權人責任情況成為影響公司社會責任整體評分的關鍵因素,其詮釋公司社會責任履行程度的貢獻度達到最大。因此注冊會計師應該關注上市公司對政府、消費者、股東及債權人責任的履行情況,識別與評估企業是否面臨重大的經營風險而加大注冊會計師承擔事件風險的概率。
第二,社會責任履行較好的上市公司,審計收費有所降低。這可能由于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表現比較好,增加了公司的信譽并降低其經營風險,以致降低了審計師的風險成本進而影響審計定價,所以注冊會計師應加強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并對評估出的不可控風險增加收費補償,從而更好地發揮審計監督職能。
第三,企業聘請專業機構對責任信息進行鑒證沒顯著增加其責任履行程度與審計收費之間的影響關系。這說明注冊會計師對鑒證報告仍持懷疑態度,并未百分之百相信鑒證是真實的,意味著上市公司提供責任報告鑒證還未達到增加其履行程度的效果。目前我國經鑒證機構鑒定的企業數量很少,2014年大約僅有2%,因此需要提倡上市公司實施社會責任報告鑒證,并鼓勵專業評級機構發展,不斷規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以提高信息透明度、可信性與有效性,提高市場效率并為注冊會計師行業創造良好的職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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