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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景觀生態學 城市建設
Abstract: landscape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landscape dynamic change and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landscape beautification pattern, optimize the structur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subje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ity'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landscape ecology as a good idea to provide the landscape city ecological improve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offers the basic concept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ity environment.
Keywords: Landscape EcologyCity Construction
中圖分類號:P901文獻標識碼: A
1.景觀生態學的概念及發展
1.1 景觀與景觀生態學的概念
景觀生態學 (landscape ecology)是以整個景觀為對象,通過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與價值流在地球表層的傳輸和交換,通過生物與非生物以及與人類之間的相互作用與轉化,運用生態系統原理和系統方法。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之間交叉學科,主體是生態學和地理學。
1.2景觀生態學的發展和應用景觀生態學的發展
景觀生態學是上世紀30年代末前蘇聯C.特羅爾所倡導的學術方向。這個倡議和往后的B. H.蘇卡喬夫提出的生物地理群落學說, 促進了生態學與地理學的結合, 使生態學和地理學的觀點日趨接近融合[1]。在生態學與地理學結合后, 一方面生態系統的概念擴大到與地理環境成分的有機結合和功能聯系, 另一方面解決綜合地理學的問題越來越多地采取生態學的觀點。景觀學移植到西方, 由西方國家的生態學家發展為景觀生態學[2,3]。
我國改革開放后, 部分自然地理學家和生態學家十分重視景觀生態學的應用研究, 如景貴和等進行的景觀生態分類和農業布局的地段設計研究[4],在景觀生態分類基礎上進行環境建設的景觀生態設計研究[5],鐘曉青等的廣西北海火車站廣場景觀生態工程分析研究[6]等, 實際上都是景觀生態學應用方向的研究。
2.景觀生態學在城市生態建設中的研究和應用
2.1城市生態景觀研究的基本內容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根據景觀生態學原理和方法,合理地規劃景觀空間結構,使廊道、嵌塊體及基質等景觀要素的數量及其空間分布合理,使信息流、物質流與能量流暢通,使景觀不僅符合生態學原理,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而適于人聚居。關于城市景觀生態研究基本內容, 主要應側重以下六個方面:
(1)城市空間結構包括城市布局與空間結構、城市建設用地與非建設用地、城市廊道、城市空間資源和城鄉交接帶的發展與演化。
(2)城市生態過程能源供應與消耗、水資源利用與循環、物質的輸入與輸出、城市人口的積聚與擴散、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維持是其主要研究內容。
(3)城市環境問題。
(4)城市生態建設包括綠化、美化、環境優化、清潔生產與文明消費。
(5)城市景觀風貌城市特征形象(CIS) 與景觀視覺識別(CVI) 、城市風貌與環境空間藝術、景觀文化與景觀美學。
(6)城市景觀規劃包括城市規模與環境容量、環境敏感區的保護、風景園林規劃設計、綠色空間體系的構建以及公共空間的景觀設計。
2.2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簡述
城市生態景觀主要依靠城市景觀生態規劃來實現。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根據景觀生態學原理和方法, 將景觀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 從景觀整體上協調人與環境、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生物與生物、生物與非生物及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 合理地規劃景觀空間結構, 使廊道、斑塊及基質等景觀要素的數量及其空間分布合理, 使信息流、物質流與能量流暢通,使景觀不僅符合生態學原理, 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而適于人聚居[7]。城市景觀是經濟實體、社會實體和自然實體的統一, 它兼有兩種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生態系統的屬性, 因此,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除收集和調查城市景觀的基礎資料, 對城市進行景觀生態分析與評價的基礎工作外, 其規劃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環境敏感區的保護、生態綠地空間規劃和城市外貌與建筑景觀規劃[8]。
2.2.1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目標與原則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總的目標是改善城市景觀結構, 加強城市景觀功能, 提高城市環境質量, 促進城市景觀的持續發展。具體有如下目標[9]:
(1)安全性: 保證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在重大災害如地震、火災中, 作為疏散居民的場所, 從而保證廣大市民免遭不幸, 這是社會目標。
(2)健康性: 有兩種含義, 一是維護城市景觀生態健康, 即維持城市景觀的生態平衡;二是保證市民在生理上及精神上的健康。這既是生態目標, 又是社會目標, 同時也是經濟目標。
(3)便利性: 經濟有效地確保城市生活、游憩的方便, 在居住區或居住小區范圍內, 游憩不用乘公車, 步行可方便地到達, 這是社會目標。
(4)舒適性: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要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個方面去創造一種能充分融技術和自然于一體、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人類活動的最優環境, 誘發人的創造精神以提高人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并創造一個舒適優美的人居環境。這既是社會目標, 又是生態目標。
3.景觀生態學對城市景觀建設的影響
景觀生態學原理不僅具體的指導城市生態景觀的建設,為城市的生態景觀建設提供理論指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城市景觀建設的總體指導思想發生重大改變[10]。
(1)景觀生態學的綜合、整體等系統論思想有助于城市景觀設計的全局、整體意識的建立。景觀設計的對象往往比較具體,尺度相對較小。景觀生態學整體而系統地分析環境問題的方法,運用到景觀設計中能使設計者高瞻遠矚,使其設計界域提升到營造區域環境的高度,增加環境的生命力。
(2)可持續的城市景觀不是盲目地堆砌自然元素,而是運用相關的系統知識,適度開發的同時,盡可能地保護和恢復自然的生態平衡。但環境設計師可以運用所掌握的生態知識,運用一定的方法來達到影響景觀生態功能的目的。如增設廊道、增加景觀連接度等來加強景觀中各要素在功能和生態過程上的聯系。
(3)景觀生態學原理提示人們要虛心向自然學習。自然不僅是可利用資源的寶庫,也是解決所有設計問題的最好典范[11]。向自然學習美的形式,學習萬物生長的規律。而最重要的,作為環境工作者,需要尊重自然,在設計中遵循自然的規律,做到生態設計,為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而努力。
4.結語與展望
當今世界的一切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無一不與城市化、工業化有關。如何合理運用景觀生態學在未來城市景觀中實現原始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結合,貫徹“適宜自然、保護自然”的宗旨, 從生態的角度進行人性化的城市景觀生態規劃,達到“天人合一”,將是未來城市景觀生態學的發展重點。同時,如何合理的利用城市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是需要我們繼續探討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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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堤防工程 防洪 生態 景觀
近年來,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新月異,人們在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越來越追求更加文明和諧的人與自然相處狀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極端惡劣天氣與各種自然災害頻頻發生,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越來越成為社會問題的焦點,人類意識到環境問題關乎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環境成為人類的共識。堤防工程是人類改造自然并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建設施,具有重要的防洪減排效能,是保證人類生存環境穩定的重要設施,在此基礎上實現堤防工程的生態化建設是現階段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逐漸成為未來堤防工程建設的重要設計思想。
1、堤防工程簡述
人類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界是一種友善共存的相依關系,人類社會謀求良好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在發展的同時保護好自然環境,如果破壞自然則即使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構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當今時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在當今時期,堤防工程是人類大規模興建的水利工程中的一類,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作用,堤防工程應從構建生態環境的的角度加以設計施工,進而實現水利工程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在1998年特大洪水發生以后,國家加強了對堤防工程的管理,通過研究并實施了相關規范用以指導堤防工程的設計與施工,其中《堤防工程施工規范》與《堤防工程設計規范》作為規范中較為突出的技術標準規范,其針對堤防工程的設計與施工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堤防工程是一種有效的擋水建筑物,主要興建在各類水域周邊。堤防工程由來已久,在近現代以前久已經是人類用以有效防范洪水侵襲的基建工程之一,至今仍在防洪排澇領域被廣泛的運用,其對河流治理與防范暴雨侵襲的功能性現如今仍無可替代,因此是一種被普遍興建的水利設施。
2、堤防工程進行生態化建設的要點
河流是大自然中常見的地貌特征,也是大自然生態系統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河流生態環境的優劣影響著流域內良好生態環境的實現,同時也影響著人類正常的生產生活,因此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下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實現河流生態健康發展是人類社會在當前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現如今堤防工程的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對于傳統防洪排澇的功能指標必須得到保障的同時,也要兼顧好生態環境的優化與改善。
在現階段,環境問題凸顯,河流湖泊等水域對于生態環境調節與改善的作用逐漸被人類所認識到,許多觸目驚心的河流污染實例對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嚴重破壞同時也警醒了人類,這些問題主要可歸類于以下兩點:一是堤防工程的興建改變了河流原有的生態環境構成,以往存在與流域兩側的植被、地貌被人工去除,而統一興建成標準化的堤防建筑物,進而導致河流呈現出規整的狀態,失去了生態的多樣性,并且也導致了河流的硬質化;二是自然河流出現非連續化,在修建堤防工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對河流造成非連續化破壞的后果。因此,對于上述問題,必須充分考慮環保因素,對所建堤防工程是否符合生態學的理論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論證,力求給出在實現功能性的同時兼顧好環保因素的方案。在另一方面,我們在設計與施工的過程中,相關人員應對保護生態環境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認識,對于構建堤防工程所導致的生態破壞可能了然于心,進而能夠在設計施工時采取規避措施,改善破壞環境的情況,這是當今河流生態化建設的中心任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3、現代化堤防工程簡述
水利工程行業在經過多年的發展與革新日趨完善,業內對水利設施興的建設提出了許多具有時代性的新要求,在水利工程施工之時安全問題一直是重中之重,而今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對水利設施的建設也要求更加符合環保性,實現生態化建設,使水利設施更好的融入當地自然環境,對于堤防工程在興建的過程中,防洪排澇功能和生態營造功能必須有機的進行融合,確保必要功能實現時,應多考慮在生態構建、景觀綠化上進行營造,能夠為人們提供一處自然、風景優美的公共場所,為城市生態景觀的打造添磚添瓦。
3.1 規劃設計原則
3.1.1 堤防工程在進行規劃設計的過程中,首先要對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進行研究與取舍,確保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保護與生態構建的因素,進而形成一份堤防項目經濟、環境效益研究報告,給出相應的評估。
3.1.2堤防工程在進行方案設計時,應充分考察流域內生態構成情況,在設計時將全流域的生物群落安置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力求構建一個完整的生態環境系統,打造全流域生態鏈。
3.1.3 岸坡防護工程在設計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生態環保效應,把生態的構建與人的休閑需求有機結合,充分融入周邊的自然環境,在確保必要功能性之時,利用生態學與景觀學的相關原理創新護岸構建形式,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贏的綠色岸坡。
3.1.4 城市在進行水域修整的過程中,應重點利用原有江河湖泊的形態進行城市景觀創建,充分考慮多種生物的宜居性,在構建時材料的選擇盡量使用天然材料,減少避混凝土、砌石等人工材料的使用,利于各種生物進行棲息。使城市內水利工程設施不僅僅是實現原本功能性,更應當成為城市獨特景觀。
4、結論
當今對于堤防工程的要求不僅僅確保實現防洪指標,構建和諧的生態環境也尤為重要,而我國由于各方面的歷史原因,大部分的堤防工程尚未實現生態化。近年來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加,我國也不再片面的追求經濟上高速的發展,因此越來越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的構建,符合生態環保理念的現代化堤防工程應運而生。現代化堤防工程強調了自然生態的重要性,是未來堤防工程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會對人類的生態環境帶來新的改善。
參考文獻:
[1]李冬梅.論堤防工程與生態環境保護[J].科技與企業.2014(07)
關鍵詞:城市規劃;城市景觀; 生態規劃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引言:生態景觀城市的構建,有利于城市朝著更美好的方向前進,有利于加快和諧社會的發展,有利于推動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進程。因此,必須把握城市規劃和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總原則前提下,抓住其理論本質與其實際意義,從城市總體規劃到城市景觀生態規劃設計出發,才能更快、更合理地構建和諧的生態景觀城市。
1.城市景觀的簡述
1.1 城市景觀的含義
城市景觀是一種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相互作用的產物,是在自然要素的基礎上疊加了人類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因素,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自然、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綜合反映, 是城市居民世世代代經營和創造的產物,是指景觀功能在人類聚居環境中固有的和所創造的自然景觀美,它可使城市具有自然景觀藝術,使人們在城市生活中具有舒適感和愉。城市景觀深深扎根于景觀生態學,它的發展過程伴隨著景觀生態學的發展而發展。景觀生態規劃、景觀生態設計和景觀生態管理構成了景觀生態建設,屬于景觀生態學的應用研究。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根據景觀生態學原理和方法,合理地規劃景觀空間結構,使廊道、嵌塊體及基質等景觀要素的數量及其空間分布合理,使信息流、物質流與能量流暢通,使景觀不僅符合生態學原理,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而適于人居聚。而城市景觀生態設計則是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深入和細致,更多地從具體的工程或具體的生態技術配置景觀生態系統,著眼的范圍較小,往往是一個居住小區、休閑地的設計。
1.2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內容
城市景觀是經濟實體、社會實體和自然實體的統一,它兼有兩種生態系統。一種是以自然景觀要素為主體的自然生態系統,如空氣、水體、土壤、植物;另一種是以人為主體的人文生態系統。城市景觀規劃的理論基本立足點是滿足人們現實生活和精神審美的需要,體現、控制、引導城市物質建設風尚,促進城市景觀體系的良好形成。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確定規劃目標并收集資料:目標是工作的導向,在具體規劃工作展開之前必須首先確定工作的目標。通過實地考察調查城市現狀和收集影響城市景觀生態格局及過程的基礎資料。
(2)分析城市景觀生態,擬定總體方案:城市景觀生態規劃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環境敏感區的保護、生態綠地空間規劃和城市外貌與建筑景觀規劃。環境敏感區是對人類具有特殊價值或具有潛在天然災害的地區,屬于生態脆弱地區,在城市中首先保護環境敏感區。
(3)一個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要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創造優美的城市景觀,城市景觀生態規劃還要考慮城市外貌與建筑景觀的總體布局。
(4)城市綠地是城市景觀規劃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其包括各種點狀的庭院綠地;線狀的防護林、街道綠地;面狀的公園、廣場綠地;居住區中的各種綠地。
綠地作為城市景觀的一個元素,是城市中唯一接近于自然的生態系統,它對保障一個可持續的城市環境,維護居民的身心健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城市規劃和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具體實施
2.1保持生物多樣性
在規劃時必須重視城市物種多樣性的恢復,實際操作中在重點保護名、古樹木的同時,也應該對城市綠地、生態景觀加以保護。在嚴謹探討的前提下適度引進外來物種,從而為城市居民審美需求的滿足提供支持。需注意在實施中,對于具地方特色的植物應在合適場所進行大量種植,如天津市的城市綠化就是廣種月季,收到良好環境效益的同時,也利于城市品牌的構建。另外,在不同的公園游園或居住區綠地設計時,要把握不同植物的生態特征和物候特征,合理搭配,植物的搭配布置,往往可以反映出一個城市的文化素養。通過各種植物的搭配和組合,可以短時間營造出需要的氛圍,為城市的生態改善提供支持。
2.2保護景觀綠地
景觀綠地是生態規劃工作的重點。在規劃設計中對綠地的數量和分布都有詳細要求。通過不同大小、不同形狀的綠地組合,形成綠地景觀。這就要求,一方面增加綠地總體數量,使之充分發揮生態屏障的功能;另一方面要保證單位區域內的生態平衡分布不受破壞。
在進行綠地的分布規劃設計中,應重點考慮人口、公共設施服務半徑因素的限制。對一些環境質量有待提高的地區進行綠地設計,并通過人文因素的參與,形成有高度針對性的主題公園等,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便利。同時,要對交通空閑地塊有效利用,通過精心合理規劃保證交通島、立交橋等交通綠化,產生良好的環境生態效益。此外,城市綠地小公園等,都是在城市景觀生態規劃中構成綠地體系的重點內容,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應給予更多關注。
2.3因地制宜的合理規劃
因地制宜,對城市建設進行既經濟又有效的規劃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如對水資源的保護盡量采用自然型護岸方法,用蘆葦、蒲草等挺水性植物去除BOD和氮;用浮萍等浮水性植物吸收銅、鎘、鉻、硒等金屬,抑制藻類的生長;用藻類等沉水性植物吸收TNT、DNT等化合物。合理搭配河流中多種水生植物,使植物間優勢的互補,構成高效的復合人工生態系統,有效發揮其生態功能。這樣的做法既增強了城市的自然景觀,起到了美化功效,又維護了城市生態系統,并能有效發揮調節水量、滯洪補枯的功能,屬典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不過,城市生態建設和管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部門和公眾的參與和配合,在這方面還需要人們多做努力。
2.4弘揚綠色低碳理念
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 年上海世博會的勝利召開,綠色、低碳的理念深入人心。 因此,合理高效的利用能源,進行城市建設,是城市規劃改革的必要方向之一。
低碳城市,就是要按照一個低排放、低污染、低消耗、生態化的經濟增長方案,實現一種循環、節約、可持續的低碳城市發展之路。對低碳城市進行總體規劃,需要依照低碳的目標對相關領域進行細致分解,從城市布局結構、低碳產業結構、土地利用規劃、低碳交通模式、基礎設施建設到污染物處理、碳足跡、綠色建筑標準等多個方面都應制定相應的規劃戰略。具體實施起來,首先要建立低碳城市運作。通過經濟的低碳轉型,優化耗能結構,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其次,要優化用地布局,以此途徑吸引高端的產業及知識型人才入駐。對土地進行集約利用,完善相關指標,如規定單位面積土地的 GDP 產出與能源消耗比,規定單位面積土地的碳排放標準等。城市交通方面也要建全綠色交通體系,大力改造軌道交通與快速公共交通兩方面的建設,將低碳化作為城市交通發展的目標。
3.對城市景觀生態發展的前景展望
近些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景觀規劃已經越來越趨向成熟,逐漸體現出多樣性、多元化的態勢,對城市生態科學研究的加深,生態健康的觀念和可持續發展的意識逐漸深入人心,使城市景觀的建設有了一個更好的社會和學術背景,更多的既能順應自然環境規律又能表達人類實用與審美精神需求的景觀不斷問世。
同傳統的景觀形式相比,全球化發展的今天景觀所承載的信息量越來越多,未來景觀的信息化發展將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信息的高度發展為景觀的表現形式的提高創造了可能,其生態功能的完備與審美價值將得到進一步提高;在景觀系統中,以信息表現為主的各種標志系統和指示系統將以更加豐富、簡潔便利、高效的形式出現;信息化的提高,無疑使人與景觀環境的互動性增強,人的參與,景觀的影響,使時空感覺產生變化。
景觀發展的多元化來源與文化的多元,不同國度、不同民族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使文化景觀呈現迥異的面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景觀的發展不應是走向一種聲音,而是保留地域特色的差別,我們應以演進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不同文化構成的脈絡,地域文化傳統將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與景觀現實和未來相結合,從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和文化價值。
4.結束語
在我國當前階段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用地規模的不斷擴大,給我國的城市規劃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尤其是景觀生態規劃問題,更是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由此可見,創造符合城市實際情況的生態景觀,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數,已經成為現階段城市規劃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提升城市生態景觀水平,更是人民賦予城市規劃者的重要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任燕萍.淺議城市環境問題及對策[J].科技咨詢導報,2011,(12):71.
【關鍵詞】 生態監測 環境監測 體系
當前,隨著人們對環境問題及其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環境問題不再局限于排放污染物引起的健康問題,而且包括自然環境的保護、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問題,除了常見的各類污染因子外,由于人類經濟社會活動因素的影響,災害性天氣增加,森林植被銳減,水土流失嚴重,土壤沙漠化加劇,洪水泛濫,沙塵暴、泥石流頻發、酸沉降等,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更加惡化。這促使人們重新審視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用新的思路和方法了解和解決環境問題。因此,環境監測要從一般意義上的環境污染因子監測開始向生態監測過渡和拓寬,必須對環境生態的演化趨勢、特點及存在的問題進行有效的動態監測,這也是環境監測體系發展和完善的必然趨勢和要求。
1 生態監測的重要性
我省雖然生態環境質量名列全國前茅,但是生態環境仍較脆弱,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其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生態環境狀況仍面臨嚴峻形勢。表現在:江、河源頭的生態環境惡化呈加速趨勢,江河的徑流量減少,湖庫日趨萎縮;林地、礦產資源的亂砍濫伐、開發不當,致使植被遭到破壞,生態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加劇,地質災害時有發生,生物資源總量下降;近岸海域污染嚴重,海洋漁業資源衰退,海岸侵蝕問題突出;畜禽養殖污染、生活污染日益嚴重。工業污染――已經影響了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安全。
從環境監測發展歷程來看,目前環境監測是單純的理化指標和生物指標的監測,強調“局部剖析”,只對大氣、水、土壤等中的化學毒物或有害物理因子進行測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生態監測既不同于城市環境質量監測,也不同于工業污染源監測,其著眼于“整體綜合”,對人類活動造成的生態破壞和影響進行測定。側重于宏觀的、大區域的生態破壞問題,具有反映人類活動對我們所處的生態環境的全貌、有機綜合影響的優點。環境保護以減少或避免生態系統的破壞為終極目標,生態質量是環境質量的核心,而環境監測是為環境保護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可以說,開展生態監測可彌補傳統環境監測的不足。生態監測是環境監測的拓寬,是環境監測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生態監測是環境保護的前提,也是環境監測體系發展和完善的必然趨勢和要求。
2 生態監測的含義
2.1生態監測的定義
生態監測是指運用可比的方法,在時間和空間上對特定區域范圍內生態系統或生態系統組合體的類型、結構和功能及其組合要素等進行系統地測定和觀察的過程,監測的結果則用于評價和預測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為合理利用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和自然保護提供決策依據。
2.2生態監測的類型
根據對象可分為:城市生態監測、農村生態監測、森林生態監測、草原生態監測及荒漠生態監測等。這類劃分突出了生態監測對象的價值尺度,旨在通過生態監測獲得關于各生態系統生態價值的現狀資料、受干擾(特別指人類活動的干擾)程度、承受影響的能力、發展趨勢等。
根據空間尺度可分為: 宏觀生態監測 (研究對象的地域等級至少應在區域生態范圍之內,最大可擴展到全球。宏觀生態監測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圖和專業數據為基礎,采用遙感技術和生態圖技術,建立地理信息系統,同時也采取區域生態調查和生態統計的手段)、 微觀生態監測(研究對象的地域等級最大可包括由幾個生態系統組成的景觀生態區,最小也應代表單一的生態類型。微觀生態監測以大量的生態監測站為工作基礎,以物理、化學或生物學的方法對生態系統各個組分提取屬性信息)。
2.3生態監測的特點
生態監測具有以下明顯的特點:綜合性(多學科的交叉,涉及到農、林、牧、副、漁、工等行業)、 長期性(長期監測可能導致一些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發現)、 復雜性(要區分自然因素,如洪水、干旱和水災等;以及人為干擾,如污染物質的排放、資源的開發利用等)、分散性(監測站點的選取往往相隔較遠)。
3 生態監測的內容
生態監測的內容,根據實際需要,具體應開展以下方面工作:(1)對區域范圍內珍貴的生態類型包括珍稀物種以及因人們活動所引起的重要生態問題的發生面積及數量在時間以及空間上動態變化的監測;(2)對資源開發活動所引起的生態系統的組成、結構和功能變化的監測;(3)環境污染物對生態系統的組成、結構和功能的影響及其在生物鏈中傳遞的監測;(4)對破壞的生態系統在治理過程中的生態平衡恢復過程的監測;(5)珍稀瀕危動植物種的分布及其棲息地的監測;(6)水土流失的面積及其時空分布和環境影響的監測;(7)人們活動對陸地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影響監測;(8)水環境污染對水體生態系統包括湖庫、河流和海洋等結構和功能的影響監測;(9)主要環境污染物包括農藥、化肥、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在土壤―植物―水體系統中的遷移和轉化的監測;(10)優化治理模式的生態平衡監測;(11)各個生態系統中微量氣體的釋放通量與吸收的監測。
4 開展生態監測的建議
4.1 發揮環境監測體系優勢
環境監測的理論具有廣泛的內容,環境監測的實踐豐富了環境監測體系,要發揮環境監測體系優勢,使其成為開展生態監測工作的基礎保證。
4.2 重視借鑒國外經驗
發達國家對于生態監測已經開展較長時間,而我們才剛起步,基礎差、底子薄,對生態系統規律認識還不夠,生態監測經驗不足,特別需要吸取和借鑒其已有的成功經驗,如一些操作性強的指標、方法和技術路線等。
4.3 合理選擇監測指標
我們現有的監測能力、技術與設備水平有限,因此必須從實際出發,結合本地的特點,從由于經濟發展過快對生態環境形成壓力和影響生態系統變化的因子中,選取易監測、針對性強、能說明問題、對特定環境敏感和屬于污染的因子開展監測,以此表征主要的生態環境問題,待今后條件具備時,逐步加以補充、擴展。
4.4 充分利用先進技術
當前許多現代化的技術和手段,還沒有在環境監測體系中發揮作用,如三S技術已經趨于成熟并廣泛得到應用,要使其和生態監測密切結合,并以最少費用獲得必要的生態環境信息,在環境監測體系中發揮效用。
5 結語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開展生態監測是環境監測體系發展和完善的必然趨勢和要求,這一復雜的系統工程,對環境監測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必將更深層次地為環境管理和決策部門服務,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營造良性循環、天地人和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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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社會公平
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源于自然并且最終將回歸自然,因為是自然提供了生命以給養,反之,自然制約著生命的發展。人類在享受大自然帶來的豐富資源的同時同樣受到環境的制約。縱觀人類的發展史,可以發現,人類整個的發展歷程正是不斷調整與自然關系的歷史。然自20世紀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調整似乎進入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模式:在經歷人類對自然的無休止改造甚至侵犯之后,人類社會頻繁遭遇來自大自然的警告和反擊:自然災害、資源短缺等。人類生活受這些磨難影響的同時也開始了自身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在這樣的影響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觀由此產生。
1 可持續發展概念來源簡述
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全球性環境危機。伴隨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等問題使人們逐步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開始了對自身行為進行反思同時不斷地在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和發展模式: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如何保證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的改善。于是可持續發展觀應運產生。直到1980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表達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內涵,指出“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是自然的、生態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確保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從此可持續發展為世人所共知。
2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內涵
自可持續發展觀念為世人所認可以來,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含義,可以說是言人人殊。其中被學界和實踐界所公認的當屬于第15屆環境署理事會于1989年通過的《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及1992年“地球宣言”(又稱《里約宣言》)中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界定:以滿足目前的需求,同時它需要保護后代需求不受損害,不存在侵犯國家。而從環境倫理學的角度出發進行思考可持續發展基本含義有兩個方面:
2.1 人與環境互利共生、和諧相處
人類與自然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人類是自然界的產物,受自然環境的制約,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人類的生存發展是與自然界密不可犯的。人們應該注意在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同時,盡量地減少因人類進步而對環境造成的過度破壞,確保自然界能夠為人類的發展提供合適的生存環境,最終達到人類與自然界能夠和諧共處。
2.2 公平發展、利益均等
人類社會自產生以來,人們對公平的追求就沒有停止過。公平是公正精神、公平原則等倫理規范顯現。公平的利用自然資源、公平的分配物質財富、公平的承擔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良性發展的責任和義務,最終達到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共同繁榮是可持續發展一直不斷追求的目標。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原則不僅在當展有所體現,在未來的發展中也必須時刻被體現。可持續發展強調的不僅僅是機會均等,利益均等也是可持續發展所一直強調的內容。在滿足當代人發展需要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到后代人的發展需求。絕不能以損害后代人的需求和發展來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一定要保證世代的蓬勃發展。代際公平與代內公平是公平原則的具體的體現。
總而言之,可持續發展所不斷追求的最終目標是自然與人能共和平相處、相互促進,共同進步。使公平與效率、當代人與后代人都能兼顧,在這基礎之上來大力發展。環境的保護與治理一直以來是可持續發展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因此,要實現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協調發展必須依靠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也是唯一的依靠。
3 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倫理原則
3.1 人類實現利益的過程中體現“代際公平”
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內容是不斷完善人類社會生存多依賴的環境和發展。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根本利益能夠達到公平原則是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這一理解是:以時間順序劃分人類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人類生存意義上理解的。人類的生命被看作整體生命,這是對個體局部生命意義的擴展。
實現同代與代際利益的公平分配不僅是評價人生價值與人生意義的標準,同時它也是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人類整體生存原則被放在了優先的地位,然而個體生存原則應該與整體生存原則相互協調。
在滿足當代人的物質需求時是確保一定不損害后人的生存權為前提。當代人應該承擔自身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使人類從原有的單純的追求物質利益與個人享樂的觀念中脫離出來,進而選擇一種更為合理的人類生存方式。自然――人――社會動態協調與和諧發展,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都能得到最大的滿足。這是人類追求的一種理想的生活模式。
3.2 在人類實現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代內公平”
如果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來滿足人類需求時,都強調分配公平、利益共享,同時,在獲取自然資源利益時都認為需要付出合理的成本或代價,那么,保護環境資源就當然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既然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要求是不斷的縮小發展中國家、地區利益與發達國家間的利益差距,如果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地區提供的不管是資金或技術上的幫助都被算是施舍或是恩賜時,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幫助只能算是對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必要支持。即是發展中國家、地區與發達國家對他們所共同居住的同一個地球的保護而做出的合作與互助行為。
這些原則是人類對可持續發展的渴望也是聯合國的平等精神與公平精神的體現。西方發達國家并沒有正確的看待貧富差距問額,只是簡單的將這種差距看作是一種自然現象,在發達國家眼中,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之所以貧困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所處的地理環境惡劣枯竭。這種荒繆的說法是西方人為了維護自己的一種辯解。
4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對策
4.1 加強人類生態道德的培養
道德不僅在人與人關系中存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也存在道德,這種道德叫生態道德。生態道德是人類行為規范在自然方面的延伸與擴展。它是人與自然界交往過程中所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并不是只有人類才享有道德權和道德待遇,生物和自然界享有著同樣的待遇。這種道德待遇是人類公正行為的延伸,也要求人類對待生物與自然界應是以公正的態度,像對待沒有行使主體能力的主體一樣,保證其正當權利的實現。
幸運的是,人類生態學的不斷發展為加強人類生態道德意識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作為對人類與自然關系不斷深入理解的成果,人類生態學的不斷發展與進步為人類生態道德的培養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即“最合理的方法論”取代了“最大化的方法”,并提出要用動態的、整體的、連貫的觀點不斷認識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達到社會生命與自然生命的共生這一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最高境界。
4.2 提高人類整體素質
可持續發展的言下之意還需要人類懂得怎樣合理的利用自然資源。但由于人類的無知或是貪婪,以至于盲目的對自然資源進行開采利用,導致自然資源受到了嚴重的迫害。要想化解人類人與自然間的矛盾,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還是要不斷提高人類的素質,實現理性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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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生態價值評估條件價值評估法公共圖書館支付意愿
〔分類號〕F224.13G203
An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Ecology Value Based on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Taking the Urban Public Library as An Example
Zhao Yuxiang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Abstract〕This paper briefly expatiates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ecology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evalu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 as a useful tool in th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e paper discusses its basic theory an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analyzes its feasibility when applied to one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urban public library.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our stage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value which based on CVM and some problems. And finally the paper evokes the researchers to use the CVM in the practical work.
〔Keywords〕information ecologyvalue evaluation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public librarywillingness to pay
信息生態學從上個世紀60年軔至今只有短短的40多年。然而,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如何創建一個和諧的信息生態環境已經成為人類自身發展進程中一項重要的任務。本文借用資源經濟學中較為常用的條件價值評估法這一評價工具,對信息生態的價值評估進行初步討論。
1信息生態價值評估的現實意義
1980年,美國學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信息圈”的概念,初步描述了信息生態的雛形[1]。1989年德國學者拉菲爾?卡普羅在《信息生態學進展》一文中,較為正式地提出了“信息生態”的概念,并對信息污染、信息平衡、數字鴻溝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初步闡述[2]。之后的十多年間,信息生態學的研究體系逐步完善。目前對信息生態最為廣泛的定義是:“一個由人、行為、價值和技術在一定環境下所構成的系統”[3]。信息生態從信息、人、信息環境三者之間協調發展的理念出發,研究其相互作用與聯系。
信息生態平衡指人――信息――環境之間的均衡狀態,是信息輸入與輸出的一種動態平衡。正常情況下,信息生態具有自適應性和自我恢復能力。然而由于社會固有的不平衡性,信息生態失衡也越發凸現。其中,信息超載、信息污染、信息安全、數字鴻溝等癥結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質量。因此,在開展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案,構建和諧信息生態環境的前期,有必要將信息生態這一概念進行細分,對其中意義較大的部分逐一進行價值評估,為后期具體實施提供一定的借鑒。然而,關于如何有效地細分信息生態環境這個概念,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法規政策和可行的操作細則。筆者認為從信息生態環境的定義、特征以及功能出發,城市公共圖書館可以作為信息生態環境這一大集合中的有效子集。因此,后文主要從公共圖書館的角度探討條件價值評估法的具體應用。
2條件價值評估法的理論基礎及應用可行性分析
2.1條件價值評估法的理論基礎
環境資源的總價值由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構成,非使用價值在很多情況下占據較大的比重。對非使用價值的評估主要有揭示偏好和陳述偏好兩類方法,揭示偏好法利用個人在實際市場和模擬市場的行為來推導環境物品或服務的價值;陳述偏好法在假想市場的情況下,試圖通過調查技術直接引導出被調查者對環境價值的認識[4]。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以下簡稱CVM)是典型的陳述偏好技術,也稱意愿價值評估法、調查評價法等,它通過構建假想市場,讓個人對環境物品和服務定價。常用的方法是詢問個人為使用和保護某種給定的環境物品或服務所愿意支付的最大貨幣數量(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為失去某種給定的環境物品或服務而愿意接受補償的最小貨幣數量(willingness to accept compensation,WTA),從而得到公共物品的非使用價值。
CVM 的經濟學原理是[5]:個人對市場中的各種商品(包括服務)以及環境舒適性具有消費偏好。消費者的效用函數U受到可進行市場交換的商品x、個人無法支配的公共物品q、個人偏好s及隨機誤差ε的影響。消費者在其可支配收入y和商品價格pi的約束下,力圖獲得最大效用,即Max U(x,q)的值,約束條件為:Σpi xi ≤y。假定p,y不變,某種公共物品或服務q從q0到q1,相應地,個人效用函數從U0=V(p, q0,y)到U1=V(p,q1,y)。假設這種變化是正向改進,即q1>q0,則V(p,q1,y-C)=V(p,q0,y),補償系數C是q0變化到q1而同時為了保持效用不變所要推導的個人愿意支付的貨幣數量,即CVM試圖引導被調查者得出個人的WTP或WTA,由于物品或服務的公共特性,總WTP/WTA值由個人的WTP/WTA加總獲得。
1947年,Ciriacy-Wantrup提出可以采用直接訪問的方式來了解人們對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和需求情況,這是CVM技術的雛形。1963年,Robert K. Davis首次應用CVM研究美國緬因州一處林地的休憩、狩獵的娛樂價值[6]。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Kenneth Arrow和Robert Solow等對CVM進行了深入審視和評判,肯定CVM是一種有效的自然資源價值評估方法,并推薦了標準的評估框架[7]。近40年來,CVM的研究案例不斷增加,相關調查和統計方法日趨完善。上世紀90年代中期,該理念被引入我國,其應用領域主要包括水質、空氣質量、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但研究的深度和所涉及到的具體技巧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2.2條件價值評估法在信息生態價值評估中應用的可行性分析
CVM的理論基礎源于公共物品理論,即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資源。只要一項公共物品得到供給,那么再多一個人使用該公共物品的邊際成本為0,且沒有人會被排除在享用范圍之外。然而,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幾乎不存在。盡管如此,本文所討論的信息生態環境之一――城市公共圖書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可以看做公共物品。首先,公共圖書館的邊際使用成本雖然不可能為0,但其折舊速度較之其他一些物品還是很慢的;其次,雖然公共圖書館的資源在某個時點上無法剔除排他性,然而從長遠角度看,每個讀者還是具有平等的使用機會。至于公共圖書館精神,更能充分體現其公共物品的價值。這種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其中使用價值通過利用圖書館的資源而獲得,這一部分相對便于統計;而非使用價值是指圖書館在知識的傳播、縮小信息鴻溝、保證每一個讀者的平等享受等方面的作用,這類價值由于不存在實際的交易“市場”,很難用傳統的市場價格機制等方法進行度量。David Throsby從文化經濟的角度對該價值進行了闡述[8]:“價值雖然最終可用量化的商品或貨幣來表示,但它并不等同于財政學的價值或市場價值,它包括被討論的文化物品或服務的任何直接使用價值和非市場價值”。結合CVM的經濟學原理和已有的應用案例,在信息生態評估中使用CVM具有可觀的前景。
CVM在公共圖書館的應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美國St. Louis公共圖書館采用消費者剩余、CVM和消耗時間三種方法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得出該館的成本效益比率為
1:4[9]。2004年大英圖書館采用CVM隨機調查了2 000余人,包括大量的普通公眾及圖書館服務的直接受益者,在調查過程中使用了一些選擇性假設條件:如果圖書館不存在了,他們愿意支付多少錢來獲得相應的圖書館服務;相應地,他們愿意得到多少補償以放棄圖書館的權利。實驗結果表明,2003年大英圖書館產生的價值是3.63億英鎊,公共基金的投入是8 300萬英鎊,產出是公共基金投入的4.4倍[10]。同年,美國佛羅里達州政府聯合州圖書館和檔案館采用CVM研究納稅人對投資佛羅里達公共圖書館的回報,結果表明成本―收益比率是1:6.54[11]。2005年挪威研究委員會采用CVM進行了廣泛細致的調查,隨機抽樣訪問了挪威434個市的999位居民,研究他們對所在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價值的評價[12]。我國目前還沒有利用CVM評估信息生態環境的先例,因此這些實驗對我國開展CVM評估信息生態環境都是頗具指導意義的。
3基于條件價值評估法的公共圖書館價值評估設計
基于CVM的公共圖書館價值評估體系主要包括4個階段:問卷設計階段、預調查和正式調查階段、結果分析階段、有效性與可靠性檢驗階段。如圖1所示。
3.1 問卷設計階段
問卷設計是4個階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一份設計良好的問卷對后面調查、分析和檢驗的順利與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問卷首先應清晰地給出調查背景,向被調查者介紹圖書館提供的資源、服務、設施、現狀以及圖書館作為一個公益機構在傳播知識中發揮的作用等。這一部分看似無用,其實對被訪者是一種心理暗示,它能夠部分喚起他們對圖書館的感性認識,盡快進入角色。通常問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被調查者對該公共圖書館的整體印象和評價;第二部分調查對圖書館非使用價值的支付意愿或接受補償意愿,即為了圖書館和它的服務繼續存在,被訪者每年愿意付出的最大貨幣量,或為放棄圖書館而愿意得到的最小補償;第三部分調查被訪者的基本情況,如讀者的性別、年齡、家庭所在地、受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在問卷設計過程中,主要有如下一些問題值得注意。
3.1.1設計問卷的差異化由于接受調查的被訪者可能是該公共圖書館的讀者,也可能并沒有使用過該館,因此在問卷設計中,應該體現出差異化。對讀者而言,問題的涉及面可以更廣更細;對非讀者群而言,問題應該傾向于非使用價值以及一些主觀感受。考慮到不同的調查方式,問卷的設計也應有所區別。對于互動性較強的調查方式,如面對面調查,問卷的附加說明部分可以略微簡單;對于在線調查或電子郵件調查等異步調查方式,問卷的陳述性說明應當盡量詳細。
3.1.2WTP與WTA的選擇問題理論上,這兩種測度方法所得的結果應當相同或相近,但實踐結果表明WTA的值常常大于WTP。學者對此給出了不同的解釋,筆者比較認同心理學角度的觀點,即人對失去某物的估價要高于得到某物的好處[13]。因此選擇WTP作為評價指標可能更為客觀。
3.1.3支付意愿的引導技術現有的WTP引導技術可分為連續型和離散型條件價值評估兩種。前者包括重復投標博弈、開放式問題格式和支付卡格式,后者主要是二分式選擇格式[14]。筆者認為在公共圖書館的價值評估中可以綜合使用這些引導技術,如先用開放式問題格式讓被調查者自由說出自己的最大WTP,然后再用錨定型支付卡向被訪者提供一些背景資料,在調查中同時詢問他們對其他一些類似信息生態(博物館、劇院等)的支付意愿,以便為正在進行的公共圖書館調查提供一些約束性數據,將各投標值平均或按一定比例作為后面兩分式問卷的起始值,用以消除起點偏差。最后采用二分式問卷格式,要求被調查者就給定的最大WTP回答“是”或“否”。這樣多方位獲得的公共圖書館支付意愿將更為全面客觀。同時,應選擇適當的意愿支付工具,如稅收、公用事業費、門票費、捐款等以及支付的時限(一次性支付、按月支付或按年支付)。
3.2預調查和正式調查階段
常用的調查方式主要有面對面調查、電話調查、網站在線調查和電子郵件/信函調查等。其中較為推崇的是面對面調查,雖然費用最高,但其在說明假想市場、陳述公共圖書館的資源和服務、回答被調查者的疑問等互動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同時也可以輔助其他幾種方式共同提高調查的覆蓋率,獲得更多的數據。
在正式調查前,通常會進行預調查,目的是為了試探性地發現一些沒有考慮周全的問題和狀況,以便在正式調查過程中加以改進。因此,預調查所選擇的調查樣本、調查范圍、調查流程都應具備較高的代表性和實戰性。
正式調查的過程中,需確定CVM調查樣本數量。由于隨機抽樣調查具有不確定性,在一定范圍內增加樣本的數量可以減小這種不確定性,但是增加實驗次數勢必會提高研究成本,所獲得的信息在滿足一定樣本數量的前提下呈邊際遞減趨勢。因此,理論上CVM所需樣本有一個最優量。依據Scheaffer的抽樣公式,其抽樣3總數為:
式中n為抽樣樣本大小,N為抽樣母體(人數),g為抽樣誤差(取5%左右),方法為隨機抽樣方式。以上海常住人口1 700萬為例,大概需要有效樣本400個。
3.3數據統計分析階段
主要是對調查問卷中的三個部分分別進行統計。首先是樣本的社會經濟基本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可以簡單地以餅狀圖、柱狀圖等形式展示。其次統計被調查者對該公共圖書館的整體印象和評價,由于這一部分是非結構化問卷,回答五花八門,因此統計者要人為地設計幾個檔次(很好、較好、一般、較差、差),瀏覽之后進行判斷歸檔,同時選出一些有意義的想法單獨列出,為后面的分析提供幫助。最后是對最大支付意愿的統計,采用SPSS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處理。對于開放式的問卷,可以直接采用非參數估計獲得樣本的平均最大WTP。對于支付卡格式的調查數據,可以采用參數方法和非參數方法同時計算,總支付意愿用平均支付意愿與相關群體總人數的乘積來估算。如:
其中AWPi為平均最大WTP,ni為被調查總數中支付意愿為AWPi的人數,N為被調查者總數,M為被調查城市的常住人口數。對于二分式的問卷格式,根據被訪者回答“是”或“否”的數量,可以用Probit或Logit模型進行統計估值。
由于CVM的理論構建在假想市場的基礎上,因此對統計結論的偏差分析也是不可或缺的。常見的偏差主要有如下幾項。
3.3.1假想偏差它依賴于人們的看法而不是他們的市場行為,這是導致CVM存在不確定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設計問卷的時候就應該充分考慮假想偏差,問卷應當生動具體地展示出公共圖書館的功能、作用以及各種服務的優越性和便利性。通過預調查的方式進行一定的實戰模擬可以找出可能存在的問題。
3.3.2策略性偏差被調查者由于某些原因,在投標時故意說高或說低自己的真實支付意愿。因此在具體分析的時候,應該剔除邊緣投標(超過收入5%-10%的投標)以得到核心投標值。
3.3.3支付方式偏差不恰當的收取支付方式會使被調查者過高或過低地估計WTP值。筆者隨機詢問了30個人對于公共圖書館價值的意愿支付方式,其中21個人都明確表示不希望通過水電費、物業費、稅收等形式支付,而更贊成從公園、電影院的門票中支付一定數量的金額;在支付時限上,有25人不贊成按月收取這種形式,而更傾向于一年一次或索性通過年度的募捐形式進行支付。因此如何縮小支付方式的偏差,在問卷設計以及調查過程中都是值得特別關注的。
3.3.4抵制性偏差即被調查者由于反對假想市場或支付方式而采取不合作態度所引發的偏差。這一點可以直觀體現在一些被訪者給出WTP為0的回答上。針對這一問題,首先應當在面對面調查中加強互動,弄清楚他們不愿意為公共圖書館價值進行支付的具體原因,以便盡量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同時在數據分析時部分剔除抵制性投標樣本(不超過總樣本的15%)。
3.4有效性與可靠性檢驗階段
有效性與可靠性是針對各種可能偏差的系統檢驗方法。有效性是指各種工具或方法能夠實現預期的目的,包括預測有效性、收斂有效性、內容有效性和理論有效性4個指標[15]。預測有效性是將CVM調查結果與實際情況相對比;收斂有效性指對同一研究對象,采用不同的方法獲得的結果的一致性程度,比如可以將CVM調查所得的公眾關于公共圖書館的意愿支付與其他方法獲得的結果進行對比;內容有效性指關于CVM調查本身的客觀性和中立性,這主要體現在問卷設計中;理論有效性指CVM的調查結果與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致性,對一些悖論的研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CVM的可靠性檢驗主要衡量方法的可重復性和穩定性。比如采用同樣的調查手段,對被調查者在首次試驗一定時間后再進行調查,并檢驗前后兩次結果的一致性,以此衡量公眾的偏好有無變化;或在同一時間、同一條件下,采用相同的CVM問卷調查兩個不同樣本并比較結果。
在這一階段,還可以進行支付意愿的敏感性檢驗。通常,支付意愿與收入、文化程度、熟悉程度有較顯著的關系:文化程度越高,熟悉程度越大,支付的WTP值也越高。在二分式的問卷格式中,根據Logistic回歸模型,將支付意愿為“是”的回答賦值為1,為“否”的回答賦值為0,變量選定x公共圖書館被調查者的收入I,文化程度W,年齡V和熟悉程度權值Y,得到:
經回歸分析計算出各因素的影響系數b1,b2,b3,b4,即支付意愿的敏感程度,為公共圖書館今后的目標定位和改進方向提供一定的決策依據。
4結語
目前國內學界對信息生態的研究正逐步升溫,如何創建一個和諧的信息生態環境也是眾多研究領域所共同努力的目標。通過對信息生態價值的評估能夠改善人們的實踐行動,其中一些學者正在積極構建信息生態評價指標體系,以傳統的量化方式展開工作。但由于信息生態環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價體系往往是行不通的。筆者認為權威部門應該首先給出對信息生態的合理分類和界定,然后在各個子集中開展價值評估工作。條件價值評估法的引入,無疑為信息生態環境非使用價值的度量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然而CVM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內至今還沒有應用該法進行信息生態評估的先例。本文對CVM在公共圖書館價值評估中的應用也只是給出了理論上的框架描述,在今后的實踐過程中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化和完善。因此,筆者呼吁相關部門和研究人員對此予以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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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GIS 景觀規劃 數學模型
中圖分類號:P90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引言
GIS技術自90年代開始進入規劃行業,在公共設施規劃、交通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地籍管理、自然環境資源評估、城市規劃管理等諸多領域已得到廣泛應用。景觀規劃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與城市的建設有著密切聯系,其規劃設計的科學合理,直接影響了城市與自然明日的面貌。因此,景觀設計要求科學化和規范化,就需要進行數據定量分析,強調規劃成果有據可依。然而,當前的規劃設計方法還主要是靠經驗分析,不僅速度慢、效率低,而且主觀隨意性大。
因此,提高規劃設計的科學合理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前期的量化分析的能力,而其實現主要依賴于充分的數據、合理的數學模型和高效的技術手段。GIS技術憑借其強大的空間數據存儲、處理、分析的功能,成為輔助規劃理性分析的有效手段。使規劃設計從定性向定性、定量乃至定位的科學進步成為可能。
1.GIS在規劃分析中應用的現狀
GIS技術自從80年代迅速發展以來曾被人們相當看好,然而從這20年的發展看,GIS除對規劃管理產生巨大推動之外并沒有與規劃的核心領域結合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主要在于基礎數據資源采集的瓶頸,使得起先對GIS技術的應用興趣逐漸被數據的可得性所取代,制約了GIS技術的應用,即使獲得的數據也往往是非數字化的,由非數字化格式轉為數字化格式,也使GIS技術的效率降低。其次,景觀規劃有效的計量模型的缺乏。早在半個世紀前,計量革命曾經一度火熱,然而遇到了挫折,縱然計算機技術有了長足進步,但與50年前的熱度相比,在當今景觀規劃的定量分析卻相當的平淡。
2.GIS的新認識
由于GIS長期以來以技術手段介入景觀規劃,使得人們很容易將其理解為一種信息處理技術,而非以一門學科來對待。GIS一般解釋為GISystens,即地理信息系統,是一項以計算機為基礎的輸入、存儲、查詢、分析、表達地理信息的綜合性技術。把事物的空間位置,以及有關的文字屬性信息存入數據庫中,建立起相互聯系,提供查詢、分析工具,并以專題地圖的方式表達出來,是GIS技術的核心(宋小冬,1991)。簡單的說,GIS就是一種將地圖和相關的數據表關聯起來解決問題的計算機系統。
而GIS還可解釋為GIScience,即地理信息科學,是一門介于信息科學,空間科學和地球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它的發展,同計算機技術,遙感技術,信息工程及現代地理學息息相關。其考慮的是地理空間問題產生的原因、結果以及兩者間的關系問題。
由此可見,GIS不僅僅是一種解決其他學科問題的技術手段,就其自身也有完善的理論體系和方法模式。正是在這種理論和方法模式的支持下,才有了技術的不斷發展。
3.基于GIS的規劃分析方法
景觀規劃的問題是復雜多樣的,傳統經驗式的規劃分析方法顯然已無法在綜合考慮相關數據相互影響的基礎上作出科學的分析和決策,在認識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上也存在嚴重不足,既影響了規劃設計的科學性,也不能很好適應現代城市迅速發展的需要。而GIS憑借其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能有效的解決規劃分析中的量化問題,因此,需要建立一種基于GIS的規劃分析新思路。
基于GIS的規劃分析方法其核心包括三個方面:問題產生的原因、問題導致的結果以及原因和結果間的相互關系(規律)。GIS技術在景觀規劃分析中的應用,就是在解決原因、結果和兩者關系的問題。一般的分析過程有三種模式:一是.知道結果和關系尋找可能的原因;二是知道原因和關系,推導可能的結果;三.知道原因結果,尋找之間數學模型關系。
3.1以規劃問題為導向
在景觀規劃分析中比較常用的是第一種分析過程的建構模式。通常規劃分析結果是已知的,即有明確問題導向,比如道路最佳的選線,環境資源評價,公共設施的服務效率。只是這種規劃層面的問題是比較定性的,需要通過數據和技術分析使結果定量化。
3.2影響因素分析為基礎
原因往往是不確定的,隨著問題的復雜程度和研究需要解決的側重點而不同,這些影響因子的選擇都需要有專業人員豐富的經驗判斷,來確定影響問題的因子和其影響程度。數據是GIS的生命之源,一般來說數據的多少和科學與否將會導致結果的真實性。但是由于目前城市信息的不共享和規劃設計任務時間、經費和人力有限等問題,使得數據的采集成為瓶頸,也制約了GIS技術在規劃分析中的推廣。然而景觀規劃和物理、化學等學科有一重大的差異在于城市問題的衡量是不能絕對量化的,其規劃結果也是不能用數據說明好壞的。因此在規劃分析中有時相對的數值更為實用,比如好、很好、非常好。或者借助DELPHI法,進行人為的經驗打分,對每個影響因素進行量化。這樣就可以減少實地的數據采集工作,提高GIS技術的應用可能,同時量化分析的結果也能有效的輔助于后期的規劃決策。
3.3數學模型為整合手段
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系或規律,主要以數學模型的形式表現,是GIS技術在規劃分析中應用的核心。目前許多的規劃都只是利用GIS技術對規劃現狀和成果的不同信息的分層管理或比較,并沒有對其之間規律進行探討。因而,使得GIS技術在景觀規劃的前期分析中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是停留在數據庫管理的層面。較之影響因素的選擇,模型的選擇余地甚小,找到一個適宜的模型并非易事。
因此,在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中,首先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概念模型,即對問題有一個簡單的關系定位,比如距離越遠修路的成本越高;其次,根據概念模型尋找適合的數學模型,比如選擇直線距離模型還是歐幾里德距離模型。筆者認為樹立概念模型的意識是十分必要的,往往問題產生之初是模糊的,一個簡單的概念是為尋找科學的數學模型指明方向,也是為不同學科專業人員和GIS技術人員進行討論的一個可以共同理解的平臺。由于景觀規劃本身的數學模型不甚豐富,比較有效的方法是學習“拿來主義”。主要是利用GIS軟件自身集成的空間分析工具。其次,借助于其他學科的業已成熟的的研究模型,尤其是借鑒一些基礎學科的經典模型,既保證模型的科學性又提高了規劃應用的效率。
4.案例分析
本案例的研究屬于生態控制規劃,前期的政策分析等研究在此簡述,主要探討該項目中GIS規劃分析方法的建構與應用。本次規劃有明確的問題導向即合理細化生態控制的粗線條,尋找可開發建設的用地,利用GIS技術提高規劃的量化分析,以達到保護范圍的合理劃定和用地的精明開發。基于數據簡化和因子打分法來確定主要的生態影響因素和程度。運用景觀安全格局模型和引力模型發現影響因素間的相互關系,最后借助GIS技術的空間分析功能達到分析成果的空間可視化,有效輔助規劃決策。
【關鍵字】城市河道 生態化治理 設計方法
1.生態型河道建設的必然性
1.1 生態型河道應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生態型河道是親水型的,在體現以人為本的同時,更加注重和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這樣可以避免水利工程建設中的盲目性和投資的隨意性,特別是避免水利工程園林化的傾向。
1.2 體現生物多樣性和本地化。事實上,水利工程的建設本身是對自然原生態的一種破壞,只是在整體上權衡利弊得失時這種破壞利大于弊而值得干。生態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動態平衡的。因此,建設生態型河道時必須極大地關注恢復或重建陸域和水體的生物多樣性形態,盡可能地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硬質工程。
1.3 生態型河道的整治應該是漸進式的。無論生物多樣性的重建,還是自我凈化、自我修復能力的恢復,在河道整治中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如果不注重生態而快速地實施環境水利工程,往往會導致自然環境的不和諧。
2.建設生態型河道的問題分析
2.1 河道綜合整治涉及的問題
①在指導思想上要確立綜合治理的觀念。包括河道本身的疏浚,實現通暢;在安全基礎上的陸域部分的綠化;水體的治污、調活、凈化;污染源的截流、納管和集中處理。最終實現標本兼治,使清水長流,永續利用。②治理的過程中要注意反對形式主義,防止片面強調景觀而導致水利工程園林化。即使是十分必要的景觀建設,也要在設計中盡可能減少小品,減少污染物,減少硬質工程。要十分強調規劃控制,在河道工程范圍內的綠化和景觀建設,也不一定都要一步到位,可以在主體工程完成之后,留出綠地和大片空間,以后通過非水利的途徑再去營造景觀。③要處理好點與面、段與線的關系,可以一次確定目標,分階段組織實施。四是建設程序規范化問題。當前特別要注重貫徹項目法人制、招投標制、監理制,實行政府采購,對工程決算的審價和對建設的審計。項目建成投入運行后,要經過考驗,實行建設效益后評估。對上述這些問題都要綜合考慮,以扎實推進生態型河道的建設。
2.2 管理中的問題
①管理體制和機制問題。按照統一管理與分級負責的原則,落實分級負責的責任制;在管理過程中,探索管養分離的新機制,制定市場準入的規劃和管養定額標準,逐步實行養護的社會化、市場化。②落實管理的經費。任何管理都需要人和物的投入,管理也必須要有成本。管理的投入要根據工程的性質和管理責任權限,由公共財政投入和社會性投入配套組成。③提高管理的技術含量和科學調度水平。④加強管理隊伍建設,提高管理人員的素質和管理水平。
3.3 投入問題
①公共財政投入。它只能用于社會性、公益性、基礎設施性的建設。因此,生態型河道建設的投入,不可能指望全部由公共財政投入來解決,只能是根據工程性質和分級負擔原則,實行綜合性配套性多元性投入。按照補、扶持性、引導性的原則,予以適當投入,以推進生態型河道建設。②社會配套投入。這種投入是帶有公益性意義的,是自愿的。③受益者投入。按照誰受益誰投入的原則,由受益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開發商、農業企業或者其他受益的企業和個人按照受益比例分攤投入。
3.加強生態型河道設計的對策研究
3.1 河道線型設計
河道線型設計即河道總體平面的設計。由于城市用地的緊缺,河道濱水地帶不斷被侵占,水面越來越少,河寬越修越窄,但是為了泄洪的需要,要保證過水斷面,只好將河道取直、河床挖深,這樣對駁坎的強度要求就逐步地提高,建設費用逐漸加大,而生態功能逐漸衰退,河道基本成為了泄洪渠道,這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相悖。從工程角度,自然曲折的河道線型能夠緩解洪峰,消減流水能量,控制流速,所以也減少了對下游護岸的沖刷,對沿線護岸起到保護的作用。退地還河、濱水地帶的恢復,使得設計人員在河道斷面設計上留有選擇的余地,也不需要采用高強度的結構形式對河濱建筑進行保護。順應河勢,因河制宜,無疑在工程經濟性方面也是有利的。
3.2 河道斷面設計
河道斷面的選擇除了要考慮河道的主導功能、土地利用情況之外,還應結合河岸生態景觀,體現親水性,盡量為水陸生態系統的連續性創造條件。在河道治理的過程中,應避免斷面的單一化。不同的過水斷面能使水流速度產生變化,增加曝氣作用,從而加大水體中的含氧量。多樣化的河道斷面有利于產生多樣化的生態景觀,進而形成多樣化的生物群落。
3.3河道護岸形式
傳統的河道護岸在材質方面大多采用混凝土及漿砌塊石等硬質材料,整個護岸形成一個封閉的體系,猶如給河道穿上了一層盔甲,只考慮了河道的安全性,卻忽視了對河流環境和生態系統及其動植物及微生物生存環境的影響。不僅阻礙了水生態循環系統,連動植物、微生物的整體生物鏈都被阻斷。地下水與河水也不能及時的溝通,水循環過程被隔斷,河道變成了只進不出的封閉水體。從而有悖于城市的生態化建設。
在建設生態河道的過程中,河道護岸是否符合生態的要求,是否能夠提供動植物生長繁殖的場所,是否具有自我修復能力,是設計者應該著重考慮的事情。生態護岸應該是通過使用植物或植物與土工材料的結合,具備一定的結構強度,能減輕坡面及坡腳的不穩定性和侵蝕,同時能夠實現多種生物的共生與繁殖、具有自我修復能力、具有凈化功能、可自由呼吸的水工結構。
3.4 植物配置設計
植物根系可固著土壤,提高土壤持水性,植物根莖的生長對土壤具有改良作用,增加了土壤的有機質含量,改善了土壤的結構與性能,增加抗侵蝕能力和抗沖刷能力,起到固土護岸的作用,又能提高河岸土壤肥力,改善生態環境。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植物不斷生長,這些作用將會不斷加強。
在植物種類的選擇上,要盡量選擇適宜本地區氣候環境的物種,同時不造成外來物種入侵,植物生長后構成的景觀層要分明。水際邊緣地帶要選擇抗逆性好、管理粗放、植物根系發達、固土能力強的植物,比如沙柳,蘆葦等。格爾木地處高原,自然環境惡劣,生態植被生命力脆弱,使用本地的抗寒抗旱植物,能使這些植物適應本地氣候,達到生態之和的目的。
4.總結語
綜上所述,生態河道的設計需要各方面因素的配合,設計者要拓寬思路,結合生態學、工程學、水利學的知識,相互補充,才能形成一套有效的設計方法。生態型河道是符合防洪除澇安全要求的除害興利工程。作為工程,安全始終是第一位的。生態型河道建設并不是要求我們刻意地追求某種形式,形成一個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概地排斥硬質工程,而是要求我們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開展河道整治,在確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力求形成河道形態的簡潔樸素、自然通暢、水質改善、水體調活的局面。
參考文獻:
[1]葉碎高,王帥,張錦娟.河道植物措施與生物多樣性研究進展與展望.水利與建筑工程學報,2008,6(2)
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提出基于美學學科適應當代社會與藝術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美學學科自身突破傳統認識論束縛的需要。它遵循現象學方法,從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認識論模式跨越到“主體間性“的現代哲學一美學軌道。同時,在審美對象、藝術的本質、美學理想、藝術想象與藝術闡釋等方面均有嶄新內容。它的進一步發展應堅持唯物實踐觀、特別是馬克思的實踐存在論的指導,并吸收中國傳統的存在論美學與藝術資源。
當代美學學科建設應在綜合比較方法的指導下,以當代存在論美學為基點,對各種美學見解加以綜合吸收,在此基礎上創建以實踐觀為指導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當代存在論美學觀,實現由認識論到存在論的過渡。其實,新時期以來,我國許多理論家已不約而同的將美學與文藝學的關注點集中于人的現實生存狀況 ① 。因此,我對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研究實際上是在許多學者研究工作基礎上的一種“接著說”。只是因為認識論美學的影響至為深遠,所以希望我的這種“接著說”能引起更多同行專家的共鳴,當然也希望能得到批評。
一
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提出決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或標新立異,而有其經濟社會、藝術和學科發展的必然根據。眾所周知,西方存在主義哲學—美學思潮濫觴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盛于“二戰”之后,20世紀 60年代以來即融匯于各種人本主義哲學—美學思潮之中。它的發展是同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系列矛盾的尖銳化相伴隨的。諸如富裕與貧窮、發展與生存、當代與后代、科技與人文、物質與精神、人與環境等等都是一系列難解的二律背反。這些二律背反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又遞次地表現為人的“異化”,戰爭的嚴重破壞與環境的惡化等等嚴重問題,越來越嚴重地威脅到人的現實生存狀況,引起全人類的高度關注。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國憑借制度自身的優勢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對于各種矛盾問題具有更多的調節能力和空間。但事實證明,現代化之中的許多二律背反常常是過程性的,甚至是難以避免的,只是有程度與解決的快慢之分。例如,市場化與傳統道德,城市化與精神疾患的蔓延,工業化與環境的破壞,科技發展與工具理性的膨脹等等。盡管不是無解的矛盾,但也的確是難以避免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極大地威脅到人的現實生存狀況,使人的現實生存狀況面臨美化與非美化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說,現代化一方面促進了生活富裕、精神文明、社會繁榮,人們處于一種從未有過的美化的現實生存狀況。同時,生活節奏的加快、競爭的激烈、貧富懸殊、環境的污染、戰爭與恐怖活動的威脅等等又使人們處于一種壓抑、焦慮不安、乃至被種種現代病困擾的非美的現實生存狀況。這種生存狀況的改變當然主要依靠制度的改善和法律的完備,但也對美學和文學藝術提出必然的要求。因為,審美是一種不借助外力而發自內心的情感力量,是人的自覺自愿的內在要求,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所以改善當代日益嚴重的人類現實生存狀況非美化的現實需要,成為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產生的現實土壤。這種現實需要必將改變審美僅僅局限于自我愉悅的范圍,拓展到社會人生,成為一種審美地對待社會、自然與人自身的審美的世界觀。這也就是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不同于傳統美學觀的深刻內涵之所在。與時代的步伐相伴,現代藝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藝術已不是傳統的感性與理性對立融合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藝術,而是愈來愈走向感性與理性的脫節,形象與情節愈趨減弱,形式與色彩愈趨變易與夸張,理性愈加隱沒,從而走向意識的流淌。這就是當代的抽象派繪畫、象征派詩歌、荒誕派戲劇、魔幻現實主義與意識流小說等等。這類作品已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對人的現實存在意義的探尋和追問。畢加索創作了“二戰”中的著名壁畫“格爾尼卡”,結合立體主義、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手法,通過跨越時空、變形夸張、聚焦渲染,充分表現了人類的痛苦受難,控訴了獸性的膨脹和法西斯戰爭,同傳統的美學原則與藝術手法已相去甚遠。即使是我國當代作家運用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作品,也在實際上偏離傳統美學原則,滲透著濃郁的當代色彩。我國 作家萬方所著中篇小說《空鏡子》 ② 寫的是傳統的婚戀故事,但卻滲透著濃郁的荒誕氣氛,一種人在命運中的期待、無奈和惆悵。小說幾乎沒有傳統的開端、和結尾,只是讓生活流伴隨著意識流不經意地朝前流淌,但卻蘊含著對愛情與婚姻的意義與價值的追尋。作品提供給我們的并沒有典型形象,而只有意義的追問。由此可見,面對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現代藝術,傳統美學實在是脫離的太遠了。而當代存在論美學卻能夠對其進行藝術的闡釋和理論的支撐。誠如南非作家、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丁·戈迪默所說:“我認為,我們是被迫走向個人的領域。寫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狀況,從本體論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以及個人的角度來研究。” ③
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產生也是美學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西方美學根源于古希臘美學,是一種理性主義的認識論美學。這種美學以“和諧”為其美學理想,以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與統一為其主線,而以黑格爾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為其最高形態。所謂“理念的感性顯現”即是感性和理性的直接統一、完全融合,是一種達到極至的古典形態的最高的美。但此后,這種古典形態的認識論美學即逐步宣告解體,而代之以否定理性、思辨與和諧的現代美學,存在論美學即是西方現代美學的主要流派之一。這種由認識論到存在論的美學轉向,實際上始于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對美的知性特征的挑戰,在他的美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中包含著美的“無功利性”、“純粹性”與“合目的性”問題,成為存在論美學的先聲。19世紀末、20世紀初克爾凱戈爾與尼采首先提出“存在先于本質”、“生命意志本體”等存在主義命題,薩特從理論與創作的結合上建立了存在主義的美學體系,而海德格爾則將這一理論進一步向前推進。目前,當代存在主義已經作為一種哲學一美學精神和方法滲透于各種極為盛行的美學流派之中。包括存在論美學在內的西方當代美學在理論與思想上都有其十分明顯的局限性,但它所包含的生產力、科技與社會發展的先進內涵卻值得我們借鑒。從美學由傳統到現代轉換的角度,我們應該跟上世界的步伐。眾所周知,我國近代以來,以王國維、為開端,美學研究受到西方傳統的認識論美學的深刻影響。早期基本上偏重于介紹。20世紀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典型論美學與實踐論美學總體上仍然屬于西方傳統的認識論美學。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之后逐步發展的實踐論美學,對我國獨具特色的美學理論的發展無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它并沒有完全接受實踐觀的現代哲學內涵而總體上仍然沿襲傳統認識論體系,堅持主客二分的理論結構和客觀性訴求等,已經愈來愈顯示出理論的陳舊以及同現實的嚴重脫離。實踐論美學力主美的本質的客觀論。這是一種傳統的以主客二分為基礎的本質主義的命題,屬于科學認識的范圍,而不屬于美學的范圍。因為,只有科學才通過實驗的手段,探尋對象客觀存在的本質屬性。而美卻屬于情感的范圍,沒有主體就沒有客體,沒有審美也就沒有美。早在二百多年前,康德就在《判斷力批判》中指出:“沒有關于美的科學,只有關于美的評判;也沒有美的科學,只有美的藝術。因為關于美的科學,在它里面就須科學地,這就是通過證明來指出,某一物是否可以被認為美。那么,對于美的判斷將不是鑒賞判斷,如果它隸屬于科學的話。至于一個科學,若作為科學而被認為是美的話,它將是一個怪物” ④ 。如果我們真的至今仍然相信美的本質的客觀性,那也只能猶如康德所說是將科學的證明混同于美學而令人感到奇怪。因此,美的本質的客觀性或者是客觀的美實際上是一個并 不存在的偽命題。實踐論美學還堅持審美的反映論。這仍然是西方認識論美學的翻版。眾所周知,古希臘關于藝術本質的最重要的理論就是“摹仿說”,柏拉圖在《文藝對話集》“理想國卷十”中提出了著名的“摹仿的摹仿”的理論,即現實是對理式的摹仿,而藝術則是對現實的摹仿。他在講到藝術家的摹仿時提出了著名的“鏡子說”,即藝術家對現實的摹仿猶如鏡子一般是在外形上的映現。審美的反映論實際上就是西方古典美學“摹仿說”的發展,是將審美歸結為認識的典型理論形態。其實,康德已經將真善美作了認真的區分,并為審美確定了不同于認識的獨特的情感領域。我們從切身的藝術欣賞實踐中也能深切地體會到審美同認識的嚴格區別。我們欣賞梅蘭芳先生的代表作《貴妃醉酒》,并不主要是獲得有關楊貴妃的某種知識,而是對梅派唱腔和優美舞姿的欣賞,在欣賞中不知不覺地進入一種賞心悅目、怡然自得的審美的生存狀態,乃至于百看不厭。實踐論美學在藝術理論上是倡導“藝術典型論”的。應該說,藝術典型論也是西方古典美學的重要內容。古希臘時期亞理斯多德提出“按照人應當有的樣子來描寫” ⑤ 就包含著藝術創作應通過個別反映必然的藝術典型的內容。而古羅馬和新古典主義時期則由于形而上學的作祟,導致了藝術創作的“類型說”,這實際上是一種倒退。德國古典美學則將成功的藝術創作稱作“審美理想”,是理念與形式的“自由的統一的整體” ⑥ 。這是對古典的藝術創造的最貼切的概括。但到俄國的別林斯基與高爾基則對藝術創作又作了形而上學的表述,提出影響極大的“藝術典型”理論。高爾基說:“但是假如一個作家能從二十個到五十個,以至從幾百個小店鋪老板、官吏、工人中每個人的身上,把他們最有代表性的階級特點、習慣、嗜好、姿勢、信仰和談吐等等抽取出來,再把它們綜合在一個小店鋪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這個作家就能用這種手法創造出典型來,——而這才是藝術。” ⑦ 應該說,高爾基所提出的“藝術典型論”是較為僵化的,是在德國古典美學之上的一種倒退。作為反映感性與理性、現實與必然、個別與一般統一的“審美理想”或“藝術典型”的理論,總體上反映了古典形態的藝術創作的基本特點,但卻不適合現代藝術。因為現代藝術不是形象與意義的統一,而是兩者的錯位,它所追尋的目標不是形象(存在者)的反映,而是對于隱藏在存在者之后的存在的顯現,存在意義的追問。在我們前已提到的畢加索的著名壁畫《格爾尼卡》中我們又如何能找到藝術典型的影子呢?
上面,我們對實踐論美學所包含的美的本質的客觀論、審美反映論與藝術典型論作了大體的分析,說明這一理論已難以適應時代的要求,也難以反映當代審美的現實,完全需要在此基礎上加以突破,實現由認識論到存在論的轉換。但突破不是拋棄,而是在充分肯定實踐美學歷史地位的前提下,保留其有價值的內容,力創新說。
二
當代存在論美學觀最重要的理論內涵是以胡塞爾所開創的現象學方法作為其哲學與方法論指導,從而使其從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模式跨越到“主體間性”的現代哲學—美學軌道。這種跨越或轉換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愈來愈顯示在人們面前,并且已經和將要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胡塞爾所開創的當代現象學與其說是一種哲學理論,還不如說是一種哲學方法。誠如當代存在論美學的奠基者海德格爾所說,“‘現象學’這個詞本來意味著一個方法概念”,“‘現象學’這個名稱表達出一條原理; 這條原理可以表述為:‘走向事情本身!——這句座右銘反對一切飄浮無據的虛構與偶發之見,反對采納貌似經過證明的概念,反對任何偽問題——雖然它們往往一代復一代地大事鋪張其為‘問題’” ⑧ 。這就是說,通過將一切實體(包括客體對象與主體觀念)加以“懸擱”的途徑,回到認識活動中最原初的意向性,使現象在意向性過程中顯現其本質,從而達到“本質直觀”。這也就是所謂“現象學的還原”。而在這個“走向事情本身”或是“現象學的還原”的過程中,主觀的意向性具有巨大的構成作用。因此,“構成的主觀性”成為胡塞爾現象學的首要主題。從這種現象學的“走向事情本身”的哲學方法中,我們在看到其哲學突破的同時,也看到了明顯的唯我論色彩,并因此受到當時理論界的尖銳批評。對此,胡塞爾本人亦有明顯的覺察,并于1931年出版的《笛卡爾的沉思》中提出“主體間性”(又譯交互主體性)理論加以彌補。他在本書的第五沉思中說道:“當我這個沉思著的自我通過現象學的懸擱而把自己還原為我自己的絕對經驗的自我時,我是否會成為一個獨存的我(Solusipse)?而當我以現象學的名義進行一種前后一貫的自我解釋時,我是否仍然是這個獨存的我?因而,一門宣稱要解決客觀存在問題而又要作為哲學表現出來的現象學,是否已經烙上了先驗唯我論的痕跡” ⑨ 。對于自己的發問,他接著作了解答。他說:“所以,無論如何,在我之內,在我的先驗地還原了的純粹的意識生活領域之內,我所經驗到的這個世界連同他人在內,按照經驗的意義,可以說,并不是我個人綜合的產物,而只是一個外在于我的世界,一個交互主體性的世界,是為每個人在此存在著的世界,是每個人都能理解其客觀對象(objek-ten)的世界。” ⑩ 他還進一步對這種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作了解釋。他說:“我自己并不愿意把這個自我看作一個獨存的我,而且,即使在對構造的各種作用獲得了一個最初理解之后,我仍然始終會把一切構造性的持存都看作為只是這個惟一自我的本己內容。”11 也就是說,他認為在意向性活動中,自我與自我構造的一切現象也都是與我同格的(即惟一自我的本己內容),因而意向性活動中的一切關系都成為“主體間”的關系。這里仍然滲透著濃郁的先驗唯我論的色彩,但哲學上的突破已顯而易見。由以上簡述可知,現象學方法在哲學與美學領域的確具有劃時代的突破意義。突破了古希臘以來到近代以實證科學為代表的主客對立的認識論知識體系,開始實現由機械論到整體論、由認識論到存在論、由人類中心主義到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與美學的革命。現象學方法所特有的通過“懸擱”進行“現象學還原”的方法與美學作為“感性學”的學科性質以及審美過程中主體必須同對象保持距離的非功利“靜觀”態度特別契合。胡塞爾指出,“現象學的直觀與‘純粹’藝術中的美學直觀是相近的”12 。而且,在海德格爾改造了的“存在論現象學”之中,現象的顯現過程、真理的敞開過程、主體的闡釋過程與審美存在的形成過程都是一致的。伽達默爾也曾認為,解釋學在內容上尤其適用于美學。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存在論現象學哲學觀也就是存在論現象學美學觀。由于存在論現象學哲學觀在當代哲學世界觀轉折中處于前沿的位置,因此,當代存在論美學觀具有了當代主導性世界觀的地位。它標示著人們以一種“懸擱”功利的“主體間性”的態度去獲得審美的生存方式。這就是當代人類應有的一種最根本的生存態度。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說,人們應“以審美的眼光看待生活,而不僅僅在詩情畫意中享受審美”13 。眾所周知,原始時代主導性的世界觀是巫術世界觀,農耕時代主導性的世界觀是宗教世界 觀,工業時代主導性的世界觀是工具理性世界觀,而當代作為信息時代主導性的世界觀則是以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為代表的審美的世界觀。這種審美的世界觀要求人們以“懸擱”功利的“主體間性”的態度對待自然、社會與人自身,使之進入一種和諧協調、普遍共生的審美生存狀態。這對于解決當今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系列二律背反,促使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加以發展,使之成為“存在論現象學”。他說:“存在論只有作為現象學才是可能的。現象學的現象概念指這樣的顯現者:存在者的存在和這種存在的意義變化和衍化物。”14 在這里,海德格爾把胡塞爾先驗現象學中由先驗主體構造的意識現象代之以存在并使現象學成為對于存在的意義的追尋,從而建立了自己的“存在論現象學”。海德格爾的“走向事情本身”即是回到“存在”,其“懸擱”的則是存在者。而人只是存在者中之一種,海氏把他叫做“此在”,其不同之處是“對存在的領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規定”15 。也就是說人(此在)這種存在者有能力領悟自己的存在,可以說具有一種自我的認識能力,而其他的樹木花草、巖石、建筑等存在者則不具有這種能力。這就是說,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出發點即是作為此在的存在。回到人的存在,就是回到了原初,回到了人的真正起點,也就回到了美學的真正起點。這完全不同于傳統美學的從某種美學定義出發,或是從人與現實的審美關系出發等等。事實上,審美恰恰是人性的表現,是人原初的追求,人與動物的最初區別。杜夫海納將審美稱作“它處于根源部位上,處于人類在與萬物混雜中感受到自己與世界的親密相關系的這一點上”16 。我國古代的《樂記》也將能否欣賞音樂、分辨音律作為人與禽獸的區別,所謂“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由此可見,所謂審美即是人同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性的表現。而最初的審美活動實際上就是一種人性的教化、文明的養成。因此,審美恰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一種特有的生存狀態。從人的生存狀態的角度審視審美,研究審美,就是對審美本性的一種恢復,也是對美學學科本來面貌的一種恢復。當代存在論美學觀對此在的存在意義的追問,即其審美本性的探尋,實際上是一種具有嶄新意義的人道主義,是一種區別于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人在世界(關系)中審美地存在的人道主義精神。正如海德格爾所說,這是“一種可能的人類學及其存在論基礎”17 。
關于審美對象,傳統美學總是把它界定為一種客觀的實體,或是自然物,或是藝術作品等等,而且特別強調了審美對象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美的客觀性。但是以現象學為方法的當代存在論美學觀卻完全否定了審美對象作為物質或精神的實體性,而是把審美對象作為意向性過程中的一種意識現象(存在),通過現象學還原,在主觀構成性中顯現。胡塞爾在1913年所作《純粹現象學通論》中通過對杜勒銅板畫《騎士、死和魔鬼》的分析,闡述自己對審美對象的理解。他認為審美對象既不是存在的,又不是非存在的。這就是說,審美對象不是物質實體對象,須借助主體的知覺和想像顯現,因此“不是存在的”。同時,審美對象又不是純粹理念的精神實體,要以感覺材料為基礎,通過意識活動賦予其意義,因此,“又不是非存在的”。對于胡塞爾的闡述,杜夫海納說了一句更為明確的話:“美的對象就是在感性的高峰實現感性與意義的完全一致,并因此引起感性與理解力的自由協調的對象”18 。也就是說,審美對象是意向性活動中憑借主體的感性能力對存在意義的充分揭示,從而達到兩者的“完全一致”。在這里,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主體的感性能力、審 美的知覺,無論對象本身的情況如何,只要主體的感性能力、審美的知覺沒有對其感知,那就不能構成審美對象。杜夫海納指出:“藝術作品則不然,它只激起知覺。如果作品有效果,那么刺激就強烈。這是否說沒有‘現象的存在’呢?是否說博物館的最后一位參觀者走出之后大門一關,畫就不再存在了呢?不是。它的存在并沒有被感知。這對任何對象都是如此。我們只能說:那時它再也不作為審美對象而存在,只作為東西而存在。如果人們愿意的話,也可以說它作為作品,就是說僅僅作為可能的審美對象而存在。”19 這一段話說的是非常精彩的。它告訴我們審美對象只有在審美的過程中,面對具有審美知覺能力的人,并正在進行審美知覺活動時才能成立。它是一種關系中的存在,沒有了審美活動不可能有審美對象,但并不否認它作為作品——一種可能的審美對象而存在。馬克思不是也講過“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嗎20 ?那么,既然審美對象的成立主要由主體的審美意向活動中的審美知覺決定,那么審美還有沒有普遍有效性或共通性呢?對于這一問題,康德是通過“主觀共通感”加以解決的。當代現象學方法在一開始走的也是這條道路。也就是說,主觀判斷的普遍性決定了審美的客觀性和普遍有效性。闡釋學美學家伽達默爾則從審美與藝術所具有的“交往理解”與“同戲”等人類學共同特點來闡釋藝術作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必將具有共通性的道理。這實際上已經是“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理論的一種深化,應該說更符合當代存在論美學的理論本性。
關于藝術的本質,傳統美學有藝術是現實的摹仿和反映等等表述。但當代存在論美學放棄這種傳統觀點,從存在論現象學的獨特視角,將藝術界定為真理(存在)由遮蔽走向解蔽和澄明。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藝術的本質就應該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21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藝術作品中,存有者的真理已被自行設置于其中了。這里說的‘設置’(setaen)是指被置放到顯要位置上。一個存在者,一雙農鞋,在作品中走進了它的存有的光亮里。存有者之存在進入其顯現的恒定中了。”22 在這里“存在者的存在自行置入作品”與“存在者之存在進入其顯現的恒定中”含義相同。所謂“真理”并不是通常所說的對事物認識的正確性,而是指把存在者的存在從隱蔽狀態中顯現出來,揭示出來,加以敞開。這是一種現象學的方法,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真理”就是“存在”。所謂“自行置入”也不是放進去,而是存在自動顯現自己。這樣,可以將海德格爾的這句話簡要地理解為:藝術就是在作品中加以顯現的存在者的存在。海氏以梵高的著名油畫《農鞋》為例,說明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農具,它的藝術的本質屬性與描繪的惟妙惟肖無關,而與作品對存在者存在的顯現有關。這個存在就是真理,也就是藝術的本質。海德格爾進一步指出:“作品建立一個世界并創造大地,同時就完成了這種爭執。作品之作品存有就在于世界與大地的爭執的實現過程中”23 。在這里,世界是同大地相對的。“大地”原指地球、自然現象、物質媒介等,具有封閉性,而“世界”則指人的生存世界,具有開放性,兩者對立斗爭就是真理的顯現過程。而大地與世界的內在矛盾構成了藝術發展的內在矛盾,不同于古典美學中感性與理性的矛盾,而是存在顯現過程中的矛盾,是封閉與敞開、隱蔽與顯現的矛盾。實際上是通過比喻的詩性語言反映了存在的兩種狀態,在這兩種狀態的斗爭中,存在得以顯現,藝術得以具有重大的人生價值。但這一“大地與世界爭執”的理論仍是強調世界對大地的統帥, 未能完全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只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海德格爾提出“天地人神四方游戲說”才真正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束縛,使其美學思想成為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典范表述。他于1959年6月6日在慕尼黑庫維利斯首府劇院舉辦的荷爾德林協會所作的演講中指出:“于是就是四種聲音的鳴響:天空、大地、人、神。在這四種聲音中命運把整個無限的關系聚集起來。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的自以為持立和運行的。在這個意義上,就沒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若沒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不是存在。它們無限地相互保持,成為他們之所是,根據無限的關系而成為這個整體本身”,“因此,大地和天空以及它們的關聯,歸屬于四方的更為豐富的關系。”24 真理(存在)就在這天地人神之相互依存的整體中顯現出來,實現人類的審美的存在。可以說,“天地人神四方游戲說”實際上是對“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理論的進一步具體化和深化,將“主體間性”理論同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相結合。因而這一理論在當代美學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基于“天地人神四方游戲說”達到真理的敞開這一藝術的本質,海德格爾建立了自己的當代存在論美學理想,那就是人類應該“詩意地棲居”。他引用詩人荷爾德林的詩句:“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并說:“一切勞作和活動,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終只是并且永遠就是一種棲居的結果。這種棲居都是詩意的。”25 海氏認為,人的存在的根基從根本上說就應該是“詩意的”,而所謂“詩意的”就是盡可能地去神思(尋找到)神祗(存在)的現在和一切存在物的親近處,所謂“詩意的”就是天命與人的現實狀況的統一,天人合一。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詩意的生活成為人類追求的目標,“詩是支撐著歷史的根基”26 。詩,也就是藝術,成為海德格爾尋求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徑。他的藝術的理想、美的理想,也就是人類理想的存在、審美的生存,成為其社會人生的理想。“人類應該詩意地棲居于這片大地”是哲人海德格爾苦苦追尋的目標,也是他的美學目標。
在傳統美學之中藝術想象是藝術審美活動的重要形式,是由現實美到藝術美的必要途徑。但當代存在論美學觀卻從人的存在的全新維度來理解藝術想象,將藝術想象看作是人的審美的存在的最重要方式。薩特是將想象與自由聯系在一起研究的,認為人要擺脫虛無荒謬的現實世界,獲得絕對自由,唯有通過藝術。他說:藝術是“由一個自由來重新把握的世界”27 。其原因在于藝術能喚起人們的想象。他說:“現實的東西絕不是美的,美是一種只適合于想象的東西的價值,而且這種價值在其基本結構上又是指對世界的否定。”28 而想象則是一種意向性的活動,盡管想象要憑借對象的形象的浮現,但主觀的構成性卻在想象中起到巨大的作用。現象學方法認為,藝術想象中的這種主觀構成性是完全憑借于感性的、是一種感性的組織、感性的統一原則。杜夫海納指出:“審美對象的第一種意義,也是音樂對象和文學對象或繪畫對象的共同意義,根本不是那種求助于推理并把理智當作理想對象——它是一種邏輯算法的意義——來使用的意義。它是一種完全內在于感性的意義,因此,應該在感性水平上去體驗。然而,它也能很好地完成意義的這種統一與闡明的職能。”29 在藝術想象中通過感性去闡明意識經驗或存在的意義,這就是一種“歸納性的感性”。正是因為在現象學方法中藝術想象自始至終是不脫離感性而不求助于理智的,所以可以說現象學恢復了美學作為“感性學”(Aestheti-cae)的本來面目。薩特還認為,藝術想象通過創作與欣賞的結合來完成,“作品只有 被閱讀時才是存在的”30 。藝術家在藝術想象中否定現實世界的表面現象,同時也重新把握其深層的存在的意義,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獲得了美的感受。薩特認為,“美不是由素材的形式決定的,而應該由存在的濃密度決定的”31 。薩特把想象歸結為人的一種獲得自由的存在方式以及現象學突出想象感性的組織作用值得我們深思,但由此導致對現實的完全否定則是不正確的。
實際上從海德格爾開始就將闡釋學引入現象學,成為闡釋學現象學,作為當代存在論美學的重要理論資源之一。海德格爾認為,由于存在論現象學將“此在”即人的存在意義的追尋引入現象學,而解釋則是追尋人的存在意義的重要方法。所以,“此在的現象學就是詮譯學(Hermeneutik)”,“是一種歷史學性質的精神科學方法論”32 。也就是說,“此在”作為“此時此地存在著的人”,就顯示出了時間性和歷史性,它所具有的存在的意義就具有了歷史的生成性,只有在歷史的生成中才能理解一切意識經驗。作為海氏的學生伽達默爾發展了這種解釋學現象學,并將它同美學緊密結合,形成一種新的當代存在論美學形態——解釋學美學。伽氏認為,“解釋學在內容上尤其適用于美”33 。這就是說,解釋學同藝術文本在審美接受中存在及其歷史生成緊密相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美學偏重文本忽視接受、偏重作者忽視讀者的傾向,為方興未艾的接受美學開辟了廣闊的天地。伽氏還進一步把“理解”作為人的一種存在方式,提到了“本體論”的高度。他說:“理解并不是主體諸多行為方式中的一種,而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34 伽氏在其解釋學美學中提出了著名的“視界融合”和“效果歷史”的原則。所謂“視界融合”就是在理解過程中將過去和現在兩種視界交融在一起,達到一種包容雙方的新的視界。這一原則包含了歷時與共時、過去與現在、自我與他者等諸多豐富內容,但更多的是過去和現在的關系,即從現在出發,包容歷史,形成新的理解。所謂“效果歷史”即是認為,一切理解的對象都是歷史的存在,而歷史既不是純粹客觀的事件,也不是純粹主觀的意識,而是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理解二者相互作用的結果,這就是效果。顯然“效果歷史”也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但主要是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這不是一種傳統認識論的主客二元關系,而是一種現象學中的“主體間性”,是一種“自身與他者的統一物,是一種關系”。因為觀者與文本都是反映了“此在”的存在狀態,是一種你與我之間(主體之間)平等對話的關系。
轉貼于 三
當代存在論美學觀應該借鑒大量的古代與現代的理論資源。從古代來說,應該借鑒西方古典存在論哲學—美學資源。首先是借鑒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的資源,譬如哲學家阿那西曼德提出萬物循環規律與人的生存的關系,對當代存在論不無啟發。再就是借鑒康德以來的西方近代哲學家關于藝術與人的生存關系的思考。例如,康德關于美是無目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的理論,把作為彼岸世界的信仰領域引入審美,探討了審美與人的存在的關系。席勒有關美育與異化的探索,也涉及到人的存在領域。而尼采所倡導的酒神精神實際上也是崇尚一種生命力激揚的生存狀態。叔本華關于藝術是人生花朵的理論,也將藝術與人生相聯系。當代,福柯的“生存美學”理論也會給我們以深刻啟發。福柯面對前資本主義對身體的奴役和現代資本主義從內部即從精神上對身體的控制,包括監督、懲罰、規訓等,提出“自我呵護”的著名命題。他說,“呵護自我具有 道德上的優先權”。這就是說,他認為人的關注重點由關注自然到關注理性,再到關注非理性,當前應更加關注自身,使人與自身的關系具有本體論的優先權。為此,他提出,“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創造成藝術品。”由我們自身的藝術化發展到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變成一件藝術品”35 。這實際上是建立在對現代化負面影響反思超越的基礎上,要求建立一種從自我開始的藝術化(審美的)生存方式。
在這里,我要特別提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興盛的當代生態哲學與美學給當代存在論美學觀所提供的十分重要的借鑒作用。1985年,法國社會學家J-M·費里指出,“生態學以及有關的一切,預示著一種受美學理論支配的現代化新浪潮的出現”36 。這種新的美學新浪潮在西方當代表現為以文藝批評實踐形態出現的生態批評繁榮發展,而在我國則表現為20世紀90年代前后興起的生態文藝學與生態美學。生態美學是一種包括人與自然、社會以及自身的生態審美關系、符合生態規律的存在論美學。這種理論的產生有其社會與理論的背景。現代化過程中因工業化與農業化肥、農藥的濫用和過分獲取資源所造成的嚴重環境污染和資源的枯竭于20世紀70年代之后凸現了出來,使人的生存面臨更大的威脅。加之城市化加速和競爭的激烈所造成的精神疾患的迅速蔓延等等,都要求人類從自己長期生存發展的利益出發,必須確立一種人與自然、社會以及自身和諧協調發展的新的世界觀。而從理論的角度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產生了一種拋棄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新的生態生存論哲學觀。長期以來,我們在宇宙觀上都是抱著“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著名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的觀點。盡管這一觀點在當時實際上是一種感覺主義的真理觀,但后來許多人仍是將其作為“人類中心主義”的準則。歐洲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針對中世紀的“神本主義”提出“人本主義”,包含人比植物更高貴、更高級,人是自然的主人等“人類中心主義”觀點,進而引申出“控制自然”、“人定勝天”、“讓自然低頭”等等口號原則。這些“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觀點和原則都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看作敵對的、改造與被改造、役使與被役使的關系。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及在其指導下的實踐是造成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并直接威脅到人類生存的重要原因。正是面對這種嚴重的事實,許多有識之士在20世紀中期才提出了生態哲學及與之相關的生態美學。1973年,挪威著名哲學家阿倫·奈斯提出“深層生態學”,主要在生態問題上對“為什么”、“怎么樣”等問題進行“深層追問”,使生態學進入了深層的哲學智慧與人生價值的層面,成為完全嶄新的生態哲學與生態倫理學。阿倫·奈斯的“深層生態學”提出了著名的“生態自我”的觀點。這種“生態自我”是克服了狹義的“本我”的人與自然及他人的“普遍共生”37 ,由此形成極富價值的“生命平等對話”的“生態智慧”,正好與當代“人平等的在關系中存在”的“主體間性”理論相契合。與此相應,美國哲學家大衛·雷·格里芬提出“生態論的存在觀”38 這一哲學思想。這種“生態論存在觀”實際上就是當代存在論哲學的組成部分,以其為理論基礎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觀實際上也就是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組成部分,而且豐富了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內涵。從“存在”的內涵來說,將其擴大到“人—自然—社會”這樣一個系統整體之中。從“存在”的內部關系來說,將其界定為關系中的存在,是關系網絡中的一個交匯點,人與自然也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從觀照“存在”的視角方面也進一步拓寬,空間上看到人與地球的休戚 與共,時間上看到人的發展的歷史連續,從而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從審美價值內涵來說,一改低沉消極心理,立足建設更加美好的物質與精神家園。
四
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目前仍在探索與形成當中,而它作為當代西方哲學—美學理論形態之一,自身具有不可免的片面性,因而其局限是十分明顯的。首先,這一理論自身尚不完善。許多基本的理論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解決。包括同傳統存在論的關系問題、基本范疇問題、特別是如何將這一理論進一步落實到具體的審美實踐與藝術實踐等等均有待于進一步探索。加上,當代存在論本身存在許多自相矛盾,難以統一之處。而這一理論所具有的后現代解構特點與現象學方法的借用又不可免地導致對唯物主義實踐論的遠離,從而使其在哲學的根基上尚欠牢固。同時,這一理論是一種外來的理論形態。還有一個更為艱難的同中國實際結合加以本土化的問題。另外,有些重要的理論問題還有待于解決,包括人的存在與科技、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等等。因此,我們面對西方當代存在論哲學—美學理論不能生吞活剝地加以接受,而應以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以唯物實踐觀為指導的當代存在論美學觀。首先要奠定唯物實踐觀在當代存在論美學觀建設中的指導地位,發掘并堅持馬克思的實踐存在論觀點。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有生命個人的存在。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39 同時,他還十分明確地提出了物質生產在人類生存中的作用。他說:“所以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40 他十分強調存在的實踐性,“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41 。對于存在的社會性,他也作了充分的論述。他說:“個人是社會存在物。”42 而存在的社會性不僅表現于直接同別人的實際交往表現出來和深得確證的那種活動和享受,而且表現在科學之類的活動。由此可見,馬克思在此強調了存在的“實際交往性”,這已包含了“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的理論內涵。他還特別強調了人是一種“感性的存在物”。他說:“因此,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因為它感到自己是受動的,所以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43 但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并不是純感性的、完全的自然存在物,而是經過“人化的”,是“人的自然存在物”44 (著重號為引者所加)。通過以上簡要的論述可知,馬克思有關實踐存在論的理論是十分豐富的,我們應該予以很好地研究,將其同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相結合。當然,我們在這里強調唯物實踐觀、包括實踐存在論的指導作用,是從哲學前提的角度講的。也就是說,在當代存在論的研究中應該堅持唯物實踐觀的哲學前提,而不能重犯過去以哲學觀取代美學觀的錯誤。例如我們說社會實踐是人的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但決不是說“社會實踐”本身就是美。因此,這種以唯物實踐觀為指導的當代存在論美學觀同傳統的實踐美學還是有著根本區別的。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研究開辟了中西美學交流對話的廣闊天地。因為,我國古代哲學與美學理論從其理 論形態來說實際上就是一種存在論哲學與美學,主要圍繞天人關系與人生問題展開哲學與美學的探討。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海德格爾存在論哲學與美學思想的形成就受到中國道家思想的深刻影響。1930年,海德格爾就在學術研討中援引《莊子》一書中的觀點,1946年海氏即將老子的《道德經》作為一個課題研究,在他的書房里則掛有“天道”的條幅45 。而他1959年提出“天地人神四方游戲說”也肯定受到中國道家“天人合一”學說的影響。而且,在當代西方“生態論存在觀”哲學與美學思想的形成中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國古代、特別是道家的“生態智慧”。因此,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建立的確在美學研究領域為打破“歐洲中心主義”,建立中西美學的平等對話提供了極好的條件。而且,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建設也有賴于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存在觀的哲學與美學遺產。首先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盡管有從“天道”出發與“人道”出發的區分,但其所闡述的“道”卻沒有西方的主客二分,而是“天人之際”、交融統一,應該成為思考人在與世界宇宙、自然萬物關系中存在的出發點。而莊子的“心齋、坐忘”,所謂“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志,同于大道”46 ,應該說同“現象學”的“懸擱”與“現象還原”有相近的意思。中國傳統“意境說”中所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47 。王夫之的“現量說”所謂“‘現量’,現者有‘現在’義,有‘現成’”義,有‘顯現真實’義。‘現在’,不緣過去作影:‘現成’一觸即覺,不假思量計較;‘顯現真實’,乃被之體性本自如此,顯現無疑,不參虛妄”48 。這些表述已同“現象學”中現象顯現之義相近,值得互比參考。而滲透于中國古代藝術中的藝術精神,特別是古代詩畫,則更多是表現一種“景外之景,象外之象,言外之言”的人的生存意義。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傳統藝術中實在是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應該成為思考與建設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重要資源。
以上我寫出了自己對于建設當代存在論美學觀的思考與學習心得,片面之處在所難免,但我只是作為當前美學理論創新中多聲部合唱中的一種聲音,提出來以求教于美學界同仁。
注釋
①新時期以來,我國理論家對人的現實生存狀況非常關注,如錢中文說:“新理性精神將從大視野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首先來審視人的生存意義。”(《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第33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版)胡經之認為,“藝術,不僅是人對世界的一種反映方式,它也直接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文藝美學》第39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②《十月》2000年第1期。
③引自《新華文摘》2002年第8期第161頁。
④《判斷力批判》上卷第150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⑤《詩學》第9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⑥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87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
⑦《論文學》第16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2月版。
⑧ 14 15 17 32《存在與時間》,第35、45、16、22、47頁,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
⑨⑩ 11《笛卡爾式的沉思》,第122、125、204—205頁,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2《胡塞爾選集》第1203頁,三聯書店1997年版。 13《一個誘惑者的日記》第405頁,三聯書店1992版。
16 18 19 29《美學與哲學》第8、25、55、6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
20 41 42 43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96、122、169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1 22 23《林中路》第18、17、30頁,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7月版。
24 25《荷爾德林詩的闡釋》第210、106—107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12月版。
26《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第58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27轉引自朱立元主編《西方現代美學史》第54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28《想象心理學》第292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30 31轉引自今道友信《存在主義美學》第200頁、231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33 34《真理與方法》第242頁,第二版序言第37頁、39頁注(1),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英]路易絲·麥克尼《福柯》第172、164、165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36轉引自魯樞元《生態文藝學》第27頁,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7雷毅《深層生態學思想研究》第4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版。
38《后現代精神》第224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1月版。
39 4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3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5見李平《被逐出神學的人海德格爾》229-238頁“詩人哲學家的道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