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介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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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大　學生；新媒介；網絡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　肖榮春，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傳播學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72；寧波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浙江寧波315211。白金龍，寧波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博士，浙江寧波315211

新媒介是相對傳統媒介而言，智能手機、社交網絡（SNS）、云計算、互聯網、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都可以算是新媒介。本文側重探討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介，如博客、微博、社交網絡（SNS）、網絡搜索引擎等。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fā)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guī)模達到5．13億，全年新增網民5580萬；互聯網普及率較上年底提升4個百分點，達到38．3％；中國手機網民規(guī)模達到3．56億，同比增長17．5％。一方面，微博快速崛起，目前有將近半數網民在使用，比例達到48．7％，成為用戶增長最快的互聯網應用模式。另一方面，傳統的交流溝通類應用則出現大幅下滑。由此可知，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介正不斷地滲入人們的生活，并且促進生活形態(tài)的改變。青年大學生是中國網民構成的重要群體之一，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介已成為他們學習、生活與娛樂必不可少的應用工具。那么，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介對青年大學生群體究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

大學生是新媒介的積極使用者，國外有文獻專門研究了大學生與中學生的多媒體使用與多任務行為，通過實證的手段測量了大學生多媒體使用的程度，并建議以后的研究應更加關注媒介情景對注意力和傳播效果的影響。有的研究者還比較了三個發(fā)展中國家的大學生的互聯網使用，發(fā)現大學生的互聯網使用與態(tài)度、培訓與學校支持系統呈正相關，并指出這種關系上，發(fā)展中國家的樣本研究結果與發(fā)達國家的樣本結果相一致。有的研究者則從種族、性別和數字鴻溝的角度研究美國大學生的互聯網使用。還有諸多研究則集中探討大學生網絡依賴和大學生網癮現象，指出大學生網絡使用成癮者有更低的自尊感和更強的社會剝奪感。隨著新媒介技術的發(fā)展，國外的研究者逐漸關注新媒介技術與大學生群體的互動關系，如有的研究者對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中大學生使用社交網絡與在線媒體進行選舉決定做了研究，也有研究者探討社交網絡對大學生獲取社會資本的作用。

國內也有相當多的研究者關注新媒介與大學生，如有研究關注新媒介環(huán)境與大學生的社會化，呼吁關注新媒介環(huán)境下的青少年社會化問題。也有研究者開始關注大學生的微博使用，并對大學生使用微博的動機進行了實證研究。有的研究者則從青少年的新媒介使用與滿足動機進行探討，認為由web2．0所催生的一系列社會化軟件呈現出參與式的嫌介景觀，改變了青少年的傳播行為，同時帶來一系列傳播行為失范和道德失衡。還有研究者集中探討了新媒介對于大學生的社會意義，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新媒介具有賦權現象，新媒介具有場景生產現象，新媒介對于大學生而言已成了一塊“移動的自留地”。

從國內外的文獻可以看出，新媒介與大學生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學生與網絡上，對當前大學生的新媒介使用缺乏系統的實證研究。把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介納入一個整體來考慮的系統、有說服力的研究并不多見。本文試圖把新媒介作為一個整體觀測維度，探討青年大學生對新媒介的接觸狀況，以及新媒介對青年大學生產生的影響，檢視新媒介對當代知識青年的生活形態(tài)所產生的社會意義。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來獲取研究資料。在寧波某高校的在校大學生中，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出樣本和發(fā)放問卷。問卷的發(fā)放與回收由受過系統調查培訓的調查員擔任。于2011年11月10日-11月20日在某高校的圖書館和食堂進行攔截式調查。主要目的是了解當前青年大學生的新媒介接觸情況和新媒介對當代大學生的影響。調查共發(fā)放500份問卷，最后回收有效問卷為481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6％。其中，男性211人（占43．9％），女性265人（占55．1％）；年齡在18歲-20歲之間有156人（占32．4％），21歲-23歲之間有312％人（64．9％）。24歲以上的有13人（占2．7％）；年級分布在大一為228人（占47．8％），大二為142人（占29．5％），大三為96人（占20．0％），大四為15人（3．1％）；文科類學生為214人（44．5％），理工科類專業(yè)學生為267人（占55．5％）。問卷回收后，課題組采用SPSSl9．0版軟件對調查結果進行了統計分析。

三、主要研究發(fā)現與分析

（一）新媒介接觸情況

在新媒介接觸方面，首先要了解大學生上網環(huán)境，因為上網環(huán)境直接影響其新媒介使用狀況。在本次調查中，用私人電腦上網有244人（50．7％），一半左右的被調查者選擇用私人電腦上網；162人（33．7％）選擇用手機上網；選擇在網吧上網的人只有35人（7-3％）；從以上情況看，絕大多數被調查的青年大學生用私人電腦和手機上網。近年來，私人電腦的大量普及、移動互聯網的發(fā)展和智能手機的應用為青年大學生的新媒介接觸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很多青年大學生使用電腦和手機與外部世界鏈接。

在接觸的新媒介中，接觸最多的是近年比較流行的微博，共有319人（占66．7％）選擇；其次是人人網、開心網等社交網站，選擇此選項的有312人（占65．3％）；博客為280人（占58．6％）。并且，在接觸以上媒體的時候，通過手機接觸的有338人（占70．7％）。從以上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微博和社交網站成為當今青年大學生接觸最多的新媒介類型，而手機上網則成為青年大學生接觸新媒介的重要通道。

新興的微博和社交網站等媒體日益豐富的內容和創(chuàng)新的交流方式深深吸引了青年網民，加上電腦和手機的普及使當今青年大學生的上網時間越來越長。此次被調查者中，一天上網時間1小時以內的有77人（占16．0％）；1—2小時的有1　15人（23。9％）；2-3小時的有99人（占20．6％）；3-4小時的有81人（占16．8％）；4-5小時的有36人（7．5％）；5小時以上的有72人（占15．0％）；從以上調查結果看，絕大多數被調查者一天上網時間為2個小時以上。網絡越來越成為當代青年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表1）。

在大學生上網目的調查中，發(fā)現最多的是看電視、看電影和聊天均為308人（占64．3％）；其次是看新聞233人（占48．6％）；再次是學習215人（占44．9％）；收集資料為145人（占30．3％）；買東西為126人（占26．3％）；看小視頻為11　1人（占23．2％）。

（二）新媒介對大學生學習的影響

在研究以網絡為基礎新媒介對大學生學習的影響方面，本次調查用5個層次平衡量表讓被調查者回答。在“上課時候會用手機上網嗎？”的提問中回答“經常”的占總數的32．8％，回答“偶爾”的占52．2％，“不會”和“完全不會”占總數的9．8％（表2）。由此可知，在被調查的大學生中，大多數人上課時候或多或少用手機上網，這給傳統的學校教育帶來很大的挑戰(zhàn)（表2）。

在“您會為了上網而逃課嗎？”的提問中“經常”占總數的2．1％；“偶爾”占總數的18．3％；“不會”占總數的46．4％；“完全不”占總數的25．6％（表3）。從調查結果看，72％的被調查者不會為了上網而逃課（表3）。

在“您覺得使用網絡對您的學習有何影響？”的提問中回答“非常有幫助”的占總數的18．5％；“有點幫助”的占57．6％；“沒有幫助”的占4．4％；“妨礙學習”的占1．2％。從以上調查結果看，76．1％的被調查者認為網絡對學習起積極作用。認為網絡對學習有不良影響的人非常少，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表4）。

（三）新媒介對大學生身心健康的影響

在“經常上網是否對您的身心健康有不良影響？”的提問中，回答“非常有影響”的占總數的5．9％；“有點影響”的18％；“沒有影響”的34％；“完全沒有影響”的占24．3％。從以上調查結果看，認為經常上網對自身身體有不良影響占總數的23．9％，而感覺不到不良影響的有58．3％，多數人認為上網對身體健康沒有什么影響，或者沒有感覺到有不良影響。

但是，對“經常為了上網而逃課”和“經常上網對身心健康帶來不良影響”之間進行相關分析后發(fā)現，經常逃課上網的人群中感覺到網絡對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r=170，P

（四）新媒介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

“網絡信息對您的思想（價值觀）有沒有影響？”的提問中回答“非常有影響”的有8．5％；“有點影響”的有61．3％；“沒有影響”的有8．1％；“完全沒有影響”的有3_3％。調查說明，網絡在不斷地對中國青年的思想、價值觀產生影響。而且，對“經常接觸的媒體”和“網絡對思想的影響”之間進行交叉分析后，發(fā)現微博、人人網、開心網等社交網站對大學生的思想、價值觀產生影響較大（表6）。

（五）新媒介對大學生社會行為的影響

隨著社交網站的普及，大多數大學生都有自己的網絡社交圈，通過網絡社交結識新的朋友、接受新的信息與知識、積極參與各種社會事務。在各種社交網站當中，人人網的注冊用戶最多，有358人（占35．4％）；其次是QQ校內網有302人（占30％）；再次是開心網有135人（占13．4％）；絕大多數大學生都在以上三大社交網站上有自己的社交空間。

“每天登錄一次或以上”社交網站的有180　h．（占37．4％）；“每周登錄一次或以上”的有124人（占25．8％）；“每月登錄一次或以上”的有102人（占21．2％）；從以上結果可知，大多數的大學生經常登錄社交網站與自己網絡社交圈的朋友進行交流，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促進了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行為。

在青年網絡行為方面，本研究設計里克特五個層次平衡量表的方式讓被訪者回答。“您參與過人肉搜索、惡搞表片、散布虛假恐怖信息、網上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嗎？”的提問中回答“經常參與”的有33人（占6．9％）；“偶爾參與”的有65人（占13．5％）；“說不清楚”的有33人（占6．9％）；“不參與”的有177人（占36．8％）；“完全不參與”的有169人（占35．1）；從調查結果看，不怎么參與人惡搞、肉搜索等網絡行為的人占總數的72％，絕大多數的學生不參與網絡攻擊行為（表7）。

（六）新媒介對大學生影響的定量分析

為了更加詳細了解網絡為基礎的新媒介對大學生行為的影響，本研究用5個層次的平衡量表設計8個提問進行因子分析。8個提問具體內容如下：“您覺得使用網絡對您學習有何影響？”回答從“1．非常有幫助”、“2．有點幫助”、“3．說不清楚”、“4．沒有幫助”到“5．完全沒有”；“您對微博、SNS等新媒介的理解程度？”回答從“1．非常理解”、“2．基本理解”、“3．說不清楚”、“4．不很理解”到“5．完全不理解”；“您有因為使用電腦而逃課嗎”回答從“1．經常”、“2．偶爾”、“3．說不清楚”、“4．不會”到“5．完全不會”；“上課時候您會用手機上網嗎？”回答從“1．經常”、“2．偶爾”、“3．說不清楚”、“4．不會”到“5：完全不會”；“您了解網絡上的‘新興詞匯’（火星文、河蟹等）嗎？”回答從“1。完全了解”、“2．不了解”、“3．說不清楚”、“4。有點了解”到“5．非常了解”；“您會通過網絡結交新的朋友嗎？”回答從“1．完全沒有”、“2．基本沒有”、“3．說不清楚”、“4．偶爾有”到“5．經常有”；“您對的通過網絡認識的朋友信任程度如何？”回答從“1．完全不信任”、“2．不怎么信任”、“3．說不清楚”、“4．有點信任”到“5．非常信任”；“您對網絡社交感興趣嗎？”回答從“1．完全不感興趣”、“2．不怎么感興趣”、“3．說不清楚”、“4．有點感興趣”到“5．非常感興趣”；“您登錄社交網站的頻率是多少？”回答從“1．完全不登陸”、“2．基本不登陸”、“3．說不清楚”、“4．偶爾登錄”到“5．經常登錄”。

本研究使用SPSSl9．0進行因子分析，在分析中選擇以主成分法作為因子提取方法，以特征值λ>1為因子提取標準。從表8可知滿足條件的特征值有三個，可將指標集分為三個主因子。第一主因子在“您對網絡社交感興趣嗎”、“您對通過網絡認識的朋友信任程度如何？”、“您對通過網絡結交新朋友的行為持什么態(tài)度？”等三個提問上具有很大載荷，這三個提問的內容反映了參與網絡社交活動的多方面，所以將其定義為網絡社交行為因子；第二個主因子在“您覺得使用網絡對您學習有何影響？”、“對新媒介的理解程度如何？”、“你了解網絡上‘新興詞匯’嗎（火星文，河蟹等）？”等三個提問上具有很大的載荷，這三個提問內容反映網絡對大學生的學習知識與掌握新的流行信息的影響，所以將其定義為網絡信息功能因子；第三個主因子在“您有因為上網而逃課嗎？”、“上課時候您會用手機上網嗎？”等提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這兩個提問的內容反映大學生對網絡的依賴程度，以及網絡對大學生學習與生活產生的消極影響，所以將其定義為網絡負面影響因子（表8）。

在因子分析基礎上把三個主因子作為自變量，把網絡對大學生健康的影響、價值觀的影響、行為的影響三個變量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表9）。網絡對大學生身心健康方面的影響與三個主因子之間的回歸分析中，第三個主因子即“網絡負面影響”對大學生身心健康產生影響（β=0．193，P

在接觸網絡方面，男性與女性之間通常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本研究把男、女性別作為兩個獨立樣本在三個主因子之間進行T檢驗（表10）。從表10可知，網絡社交行為和網絡負面影響在男女之間有顯著的差異。在網絡社交行為方面，女性比男性有更加積極的評價，而男性的評價則比較消極。在網絡負面影響方面，女性比男性有更加顯著的表現。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考察了青年大學生對新媒介的使用狀況，探討了新媒介對大學生的具體影響。結果顯示，大學生是新媒介的積極使用者，對微博和社交媒體等新媒介的使用占有很高的比例，以網絡為基礎的新媒介成為青年大學生與外部世界鏈接的重要渠道。雖然調查顯示了大學生新媒介接觸的基本情況，但是大學生新媒介接觸行為背后的深層動因則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具體考察了新媒介對青年大學生學習、身心健康、價值觀與社會行為等方面的影響。在對“經常為了上網而逃課”和“經常上網對身心健康的不良影響”之間進行相關分析后發(fā)現，經常逃課上網的人群中感覺到網絡對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γ=170，P

本研究還對“經常接觸的媒體”和“思想的影響”之間進行交叉分析后，發(fā)現微博、人人網、開心網等社交網站對大學生的思想、價值觀產生影響較大。這種現象需引起學校以及社會關注，如何發(fā)揮新媒介在大學生健康成長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尤其值得探究。

本研究的結果還顯示，“每天登錄社交網站一次或以上”的有180人（占37．4％）；“每周一次或以上”的有124人（占25．8％）；“每月一次或以上”的有102人（占21．2％）。從以上結果可知，大多數的大學生經常登錄社交網站與自己網絡社交圈的朋友進行交流。新媒介的使用對大學生的社交行為具有積極的作用。這也進一步顯示，它鞏固和強化了在現實生活中的與熟人的強聯系，同時也維系和延伸了與網友的弱聯系，但并沒有顯著拓展他們的人際交往范圍。

本研究還以網絡社交行為、網絡信息功能、網絡負面影響為三個主因子作為自變量，把網絡對大學生健康的影響、價值觀的影響、行為的影響三個變量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網絡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與三個主因子之間的回歸分析中，三個主因子對大學生價值觀都有顯著影響。影響最大的是網絡信息功能因子（B=0．337，P

本研究把男、女性別作為兩個獨立樣本在三個主因子之間進行T檢驗，發(fā)現網絡社交行為和網絡負面影響在男女之間有顯著的差異。在網絡社交行為方面，女性比男性有更加積極的評價，而男性的評價則比較消極。這進一步說明，女性對網絡社交具有更高的信任度，其深層原因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第2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在E時代,這種對媒介的依賴突出地表現在對網絡的依賴上面。我國自1994年聯入互聯網,網民的數量迅猛增長。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報告,截至2009年12月,我國網民規(guī)模已達3.84億①。可以不夸張地說,網絡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們對以網絡為載體的新媒介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依賴關系。

在日本、美國,以及一些歐洲國家中,不少人花在網絡上的時間不但超過社交、其他娛樂休閑等各項活動的時間,有些人甚至還超過了其他各項活動的總和,許多人已經把工作和睡眠之外的時間全都交給了網絡,產生了深深的依賴。互聯網已經成為了如同睡覺、吃飯一樣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缺失。

一、理論研究

早在1976年,美國學者德弗勒(DeFleur)和鮑爾?基洛奇(Ball-Rokeach)就提出了“媒介依賴”(Media Dependency)理論。其基本思路是把媒介作為“受眾-媒介-社會”這一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受眾依賴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滿足他們的需求并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提出的“媒介依賴”理論成為此后媒介依賴研究的研究架構。鮑爾?基洛奇把媒介依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首先是理解依賴,它包括自我理解和對社會的理解。對自我的理解,如通過接觸媒介訊息認識和解釋自身的信仰、行為、個性等;對社會的理解指通過接觸媒介訊息獲悉和解釋今日、往昔和將來的事件和社會文化。

其次是定向依賴。包括自我定向和互動定向。自我定向,如通過接觸媒介訊息決定消費行為,決定閱讀什么書等;互動定向,如從媒介信息中獲得關于如何恰當處理個人關系、社會關系的提示等。

最后是娛樂依賴。包括自我娛樂和社交娛樂。自我娛樂,如單獨一個人通過聽收音機中的音樂節(jié)目放松消遣等;社交娛樂,如與家人或朋友一起觀看電影或欣賞音樂會等。

除了歐美的研究者以外,日本學者林雄二郎提出了“電視人”、“容器人”的概念。兩者均是建立在對現代人的一種社會病理現象――“媒介依存癥”的批評基礎上的,屬于媒介依賴現象。

林雄二郎還總結媒介依賴(媒介依存癥)的主要特點:①過度沉湎于媒介接觸中不能自拔;②價值和行為選擇一切必須從媒介中尋找依據;③滿足于與媒介中的虛擬社會互動而回避現實的社會互動;④孤獨、自閉的社會性格等②。

而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絡依賴也逐漸被提出。互聯網依賴的最基本含義是與互聯網相關的心理混亂。最初Goldberg給出了互聯網上癮這一定義來描述與互聯網有關的心理問題。1998年Griffiths假設,互聯網上癮源于互聯網使用的一個或多個方面,包括缺乏面對面的交流、互聯網的內容(如)以及在線的社交活動(如聊天室、MUD游戲、BBS和電腦游戲)等等。 1998年Kandell把互聯網上癮的定義擴展到了和網絡相關的所有活動。

后來,K.Young③給“與互聯網相關的心理混亂”提供了又一個定義:互聯網非正常使用。 根據此定義要求,如果滿足了以下八條標準中的五條,那么他就有互聯網上癮的問題。這八條標準 :①上網成為當務之急(Preoccupation with Internet);②需要更多的時間上網(Need for longer amounts of time online);③多次試圖減少互聯網的使用(Repeated attempts to reduce Internet use);④減少互聯網使用時情緒變壞(Withdrawal when reducing Internet use);⑤時間安排困難(Time management issues);⑥生活環(huán)境緊張;(Environmental distress [family, school, work, friends]);⑦對周圍的人隱瞞上網時間(Deception around time spent online);⑧通過上網調節(jié)自己的情緒(Mood modification through Internet use)。

Alex S. Hall 和Jeffrey Parsons④在2001年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互聯網行為依賴”。他們認為病態(tài)的互聯網使用會削弱一個正常人的認知、行為和感情功能。他們假設過多的互聯網使用是一種現實生活中的良性問題,這種行為是對生活其他方面不如意的一種補償,是可以通過人們的自我調節(jié)來改善的。在他們的定義中,互聯網依賴的人應該具有以下癥狀:不能完成學習、工作和家庭中的基本任務、使用互聯網時間越長得到的樂趣越少、無休止上網、性格敏感易怒、不上網時感到焦慮、嘗試減少互聯網使用但適得其反、不顧過度使用互聯網的危害而堅持大量上網。

二、產生網絡依賴的原因

現代社會已經從以報刊、廣播、電視等為主的傳統媒介時代進入到以數字、網絡和通信技術為支撐,以互聯網、手機等為代表的新媒介時代,受眾與媒介的關系正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在新媒介環(huán)境中,從休閑娛樂、游戲購物到大眾教育、政治選舉甚至宗教布道等,都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傳媒來實施。難怪許多網民宣稱離開網絡無法生存。

受眾對網絡的依賴,實際上也是媒介傳播基本功能的一種體現。媒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用大量真實可靠的信息,以消除受眾自身的不確定性。隨著信息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對自身和社會的疑問越來越多,人們所要了解的信息也越來越細、越來越深,為了解決這些疑惑就需要求助于外界。以網絡為代表的現代媒體由于信息的豐富多樣性和使用便捷性已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首選,它幫助人們用有限的精力、財力在數量繁雜的信息洪流中方便快捷地尋找出一條條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我們也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網絡依賴。鮑爾?基洛奇給出的三種依賴類型之一――定向依賴,即受眾根據媒介中所反映的社會規(guī)范行為,通過分析判斷,從而進行自知的比較,以達到與他人社會行為一致的目的的反應。這一過程實質上根源于受眾心理的從眾心理。社會心理學認為,每個個體都具有從眾的心理傾向,它是指個體的社會活動按照社會規(guī)范行事,其行為表現符合眾所認可之標準的心理現象。在信息社會,人們周圍所處環(huán)境的變化日新月異,這使得人們行為上的茫然和心理上的無歸屬感日益明顯。網絡作為能夠及時反映最新社會狀態(tài)的傳播媒介,也就愈加為人們所依賴;人們通過網絡,來考察自己所處社會中他人的社會行為,努力糾正自己的言行,補充自己的知識,以期達到與社會公認的標準一致。

但是,受眾對于網絡的依賴更具本質的解釋應該來自于網絡媒體的特征。它的以下特征與受眾的信息需求及其媒介接觸特征是一致的:

首先,網絡具有開放性。網絡傳播系統是一個高開放性的、全球化的系統,這是網絡傳播不同于傳統傳播系統的一大特點。從提供的信息服務而言,網絡的“開放性”指它“可以進行各種類型的信息服務,(這些信息)可以來自各種類型的提供者,可以給各種類型的用戶使用,可以經過各種類型的網絡服務機構,而且,這種連接是沒有障礙的”⑤。所以,相當數量的人群,把與全球相連的因特網作為自己的第一信息來源,網絡在一定程度上還削弱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控制力和傳統媒體的權威性,為自由交流提供了可能。

其次,網絡具有共享性。指凡是與網絡相連的用戶計算機均可以分享網絡上幾乎所有的信息資源。網絡系統基于客戶機/服務器模式而建立,采用的是開放系統模式,并通過高速、寬帶網絡連接成分布式系統,從而極大地拓展了人們對于信息資源的選擇、利用和共享的程度與范圍。比如,電驢用戶可以無所不能地下載到從電影、音樂、書籍到游戲、程序等等的各種資源;沒能上到世界名校,我們也可以通過網絡進入世界知名大學的網絡圖書館、互動課堂,下載學習資料等等。對于很多人來說,網絡是其他媒介無法替代的。

最后,網絡還有自主選擇性。作為新媒介代表的互聯網特征之一是使用方式的選擇極其豐富,實時與非實時,異步與非異步,實時同步與非實時異步,一切按你所需自主選擇進行。選擇性的自由決定了受眾的自由,網絡在這個層面給予受眾無限的便利,讓受眾欲罷不能。

三、加強媒介素養(yǎng)教育

一般而言,大多數人在接觸網絡時帶有明確的目的性,他們可以主動地、積極地使用網絡滿足自己的某種需求,清楚自己要在網絡上獲得什么。同時他們在接觸網絡時也帶有一定的功利性,他們關注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信息,同時利用網絡使自身得到完善和發(fā)展,在這種意義上說,很多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媒介素養(yǎng)能力。

但是,一般人所擁有的媒介素養(yǎng)能力,大多是在接觸網絡的經驗中獲得的,是通過個人的實際操作與自我領悟獲得的,所以個體媒介素養(yǎng)能力也高低不同,而且在總體上呈現出較低的狀態(tài)。雖然他們可以使用網絡滿足自己的需求,快速地搜索信息,但是他們卻無法對信息的價值做精確的評判,也無法對信息的準確性加以肯定,所以他們并不能十分有效地利用網絡。

媒介素養(yǎng)能力的不健全,就導致難免出現種種狀況,比如說我們上文中提到的網絡依賴狀態(tài)。網絡依賴會讓人不自覺地通過不斷增加上網時間獲取滿足感,一旦終止使用互聯網就會煩躁不安,久而久之,必然會產生負面影響。如青少年的網癮,不僅可能影響學習,嚴重的還有導致性格孤僻、怪異,甚至影響到個人的社會化進程。因此,缺少了媒介素養(yǎng)能力,就不能辨清信息的真?zhèn)?很容易被網絡上各種形形的資訊所迷惑,浪費時間、精力和財力。

技術的進步使我們無法抹殺網絡的存在,而網絡的存在也確實為人們提供了許多便利,所以我們不應去破壞它,逃避它,而是學會怎樣健康地使用網絡,學會正確看待網絡資源的方法。

歐美等國家開展媒介教育實踐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而我國引進媒介素養(yǎng)的理念只有十年的時間,并且沒有開展正式的媒介教育課程,更沒有把媒介素養(yǎng)教程納入全國義務教學課程中。而由于技術的進步,現在的學生從小就接觸網絡,為了使人們在網絡面前健康地生存成長,媒介素養(yǎng)教育應當從“小”做起,逐步建立起正確的網絡使用觀念,達到網絡和受眾的和諧共生。

此外,在依靠外界教育力量讓受眾對新媒介進行理性認識的基礎上,個體進行理性思考和自我約束也是非常重要的處理好新媒介時代個體與媒介依賴關系的重要方法。認真審視自己的現實生活,找出使用網絡的主要動機,認清自身的需要和應解決的真正問題,培養(yǎng)直面人生的態(tài)度,并且主動調整自己的行為,讓網絡成為提供生活便利的工具。

正如海德格爾所認為的那樣:人的本質是沉思的思想者,借助于沉思的幫助,人可以“從統治著的主體中解放處理,解放到存在的深厚與寬廣中,回到內在的世界”。在不斷動態(tài)發(fā)展的新媒介環(huán)境下,我們始終應該記住這一點:網絡僅僅是為人類所用的工具,恰當對待工具,才能使之發(fā)揮最大的功效。

注釋

① 數據引用自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cn/

②林雄二郎: 《信息化社會:硬件社會向軟件社會的轉變》

③ Young, K.,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④ Internet addiction: college student case study using best practices i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第3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研究背景

據工業(yè)和信息化部統計顯示，截至2013年1月，我國移動用戶數已超過11.22億，其中智能手機用戶達到3.3億。手機已經成為當今人們溝通與交流的重要工具和平臺，對于大學生來說更是如此。除了進行傳統的通話和短信等交流外，手機應用程序APP也成為日益流行的社交新陣地，“SoLoMo”的概念由此而產生。“SoLoMo”是三個關鍵詞Social（社交）、Local（本地化）和Mobile（移動）的整合，它被一致認為是互聯網未來發(fā)展趨勢，智能手機快速發(fā)展加快了“SoLoMo”在移動互聯網的發(fā)展步伐。手機社交APP近年來受到市場的普遍關注和重視，大學生作為SNS網站等網絡社交服務的主要對象，也是使用這些APP的主力軍。

目前，對大學生手機使用情況的研究大多分為三類：一是對大學生的手機使用的整體情況進行的宏觀調查。例如，沈野瑩通過對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分析了大學生對新媒體的接觸現狀，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接觸頻次及習慣的異同；二是對大學生使用手機的某項功能的調查；三是對大學生使用手機引起的心理問題進行分析。比如黃時華、余丹考察了廣州市大學生手機使用和依賴的現狀及其與自我接納和社會支持間的相關關系。但是，針對近年興起的手機社交APP的使用情況，還缺乏相關的調查研究。

目前，社交類的手機APP越來越多，但基本沒有對其進行準確的定義和界定。根據文獻資料，本文將手機社交APP界定為“具有社交功能的手機應用程序”，具體體現為五類：一是即時通信類，如QQ 、飛信等；二是SNS類，以人人、QQ 空間為代表；三是微博類，以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為代表；四是LBS類，如街旁和切客；五是興趣類，以啪啪、唱吧等為代表。

研究問題的路徑

人們對一項手機應用的關注，往往會有以下四個維度的活動過程：首先是接觸，即發(fā)現并下載嘗試某項應用程序，這是對應用程序的認識過程；其次是使用；再次是信任，也就是對一項手機應用，開始使用并且信任它，共享傳播有價值的信息；最后則是依賴或者放棄。這四個方面的過程可能是平行的，也可能會發(fā)生一定的交叉。

就本文而言，重點是要考察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大學生的個人特征對手機社交APP的使用是否會產生影響；二是大學生目前使用手機社交APP的時長、行為等；三是考察接觸使用中的哪些因素與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的信任和依賴相關。

接觸、使用、信任、依賴等維度的操作性定義包括：接觸維度包括樣本下載手機社交應用的來源、安裝情況、使用頻率情況等；使用維度包括樣本每天手機社交應用的使用時間、使用目的、朋友的數量、轉發(fā)的態(tài)度等；信任維度包括對手機社交應用上的信息的看法、轉發(fā)的看法等；依賴維度包括對手機社交應用的安全性考慮、依賴程度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樣本的性別、專業(yè)類別、手機系統等。

本文以上海理工大學的在校學生為調查對象，實行隨機抽樣調查方法。按照上述的操作性定義，問卷也依據四個維度分為了四個部分，并在開始部分詢問了被調查者的人口統計學變量。

調查數據分析

樣本分析。本次調查共發(fā)放紙質調查問卷300份，收回299份，回收率99.7%，其中有效問卷297份，有效率99%。在調查對象中，男生140人，占47.1%，女生157人，占52.9%。在年級分布、專業(yè)情況、生活費情況和手機系統等方面進行了調查統計。針對手機基本情況的調查顯示出如下結果：目前，大多數大學生的手機系統為智能手機系統，其中ios平臺有16.8%的對象應用，Android系統使用人數最多，占到52.5%；在調查對象中，每月手機流量為0～50M的有44.8%，51～100M的占到29.3%，101～150M的占到13.8%；而每月的手機費用在50元以下和51～100元的分別占到了43.1%和45.5%。

調查數據分析。首先是接觸。不同性別、專業(yè)的大學生手機系統安裝的社交APP不同。

接觸與安裝是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的首要階段。調查結果顯示，即時通訊類應用如QQ、SNS，人人網和微博類應用，特別是新浪微博是目前大學生安裝數量和使用頻率最高的手機社交APP。這些應用大多數是電腦上受眾面較廣，經常應用的軟件和網站在移動設備上的移植，兩者呈現一定的關聯性。這些社交應用成功的原因，一是在PC端的網站有高用戶黏度；二是因為它們在無線領域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從而吸引用戶在手機上也會使用相關的應用。

利用卡方檢驗和Fisher精確檢驗，分別分析了性別、專業(yè)、手機系統與手機社交APP的安裝關系。結果顯示，在新浪微博（Sig.=0.001）、阿里旺旺（Sig.=0.002）、街旁（Sig.=0.006）、唱吧（Sig.=0.012）、啪啪（Sig.=0.000）的安裝上，男女生有顯著差異，女生比男生更愛安裝這5個社交應用，這與男女生之間平時在生活中的興趣愛好有一定關系，阿里旺旺對應購物，街旁對應簽到，唱吧對應唱歌，啪啪對應拍照，相對于男生，女生更喜歡這些娛樂活動。

不同專業(yè)的大學生，在新浪微博（Sig.=0.000）、街旁（Sig.=0.000）、阿里旺旺（Sig.=0.026）、微信（Sig.=0.024）、唱吧（Sig.=0.000）和啪啪（Sig.=0.000）的安裝上有顯著差異，文科生在街旁、唱吧和啪啪的安裝方面比例明顯高于工科和理科學生，而工科學生則比文科生更傾向安裝微信，工科和文科學生相比理科學生更愛安裝阿里旺旺。

在分析不同的手機系統對手機社交應用的安裝使用時，可以將有顯著差異的應用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智能手機系統安裝使用的明顯比非智能手機多，這類應用有：人人（Sig.=0.000），微信（Sig.=0.000），飛信（Sig.=0.002）。第二類是在ios平臺和Android平臺上安裝的多，這類應用有：新浪微博（Sig.=0.000），阿里旺旺（Sig.=0.000）。第三類應用是集中安裝在ios和Android平臺上，如陌陌和唱吧。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應用的現象也與手機社交應用支持的平臺有關，隨著現在手機應用情況的改變，有些應用只會推出蘋果系統和安卓系統的客戶端應用，比如陌陌就是典型代表，這也是造成差異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使用。性別、專業(yè)、手機系統及朋友數量因素影響顯著。使用是手機社交應用的第二階段。在每天使用手機社交APP的時間上，大多數大學生還是集中在3小時以下（81.8%）。根據卡方分析，大學生每天在手機社交APP上花費的時間與性別變量顯著相關（Sig.=0.001），女生每天使用手機社交應用的時間較長。

在應用上，朋友數量的多少也對大學生使用手機社交應用的時間產生影響。Spearman相關系數為0.259，即朋友數量越多，大學生每天使用這些應用的時間也會相對越長。

而在朋友邀請在手機社交應用的態(tài)度問題上，多數學生會采取根據內容看情況的態(tài)度（49.8%）。根據相關系數計算，該問題與在社交應用上朋友數量的多少沒有顯著相關性。

第三是信任。從人際交往走向信息獲取，手機本身是一個人際傳播的途徑，它在與大眾傳播結合后，會使信息傳播過程變得復雜。手機社交APP正是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結合的突出代表，如微博、微信等應用除了在個人之間進行交互溝通的基本功能之外，正逐步成為一種自媒體和傳統媒體融入的綜合平臺。調查結果表明這種傾向越來越明顯。

激勵人們行為的主觀因素是人的動機。調查針對動機，研究了大學生使用手機社交APP的目的（多選），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新聞信息獲取（28.4%），了解朋友動態(tài)（26.6%）和即時進行聊天（24.7%）。可見，社交APP的媒體化成為了當今發(fā)展的趨勢，大學生在手機社交APP上除了傳統的朋友溝通交流活動之外，通過分享功能和人際傳播，新聞信息獲取成為手機社交APP的新興功能，并且這種功能越來越重要。而在傳統認知中社交應用的人際溝通功能卻顯示出了不同的樣式，雖然遠距離溝通工具拓展了人際交往的范圍，使人際關系分為核心層（常交往的家人、同學、同事、朋友）、中間層（有時見面的和靠溝通工具交流的人）和外層（靠網絡等工具認識交往的陌生人）。但大學生使用手機社交應用進行交往圈子拓展的只有（8.9%），大多數大學生還是在手機社交應用上與線下的老朋友進行交流。

手機傳播與其他傳播方式相比，最大的區(qū)別是具有主動性和交互性，作為其他媒介普通受眾的群體在手機傳播中很容易就能轉化為主動的傳播者。這樣的特點也就導致了很多手機社交應用在傳播信息時的篩選性不強，同時因為手機的人際交互特點，使很多受眾對其中傳播的信息產生過度的信任。因此本次調查采用了五級量表來調查大學生對手機社交應用上傳播信息的態(tài)度，設置了三個維度，即在手機社交APP上或者分享的信息的真實性、有用性和及時性。

數據分析表明，文科生、女生更易認可這些信息的及時性，而真實性和有用性與人口統計學變量無顯著相關關系。信息真實性與及時性之間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08，Sig.=0.000），信息真實性和有用性之間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371，Sig.=0.000），信息有用性和及時性之間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361，Sig.=0.000）。這說明對信息的認知有一致性，若認為這些信息真實，則會認為信息有用和及時，反之亦然。

針對在手機社交APP上是否會轉發(fā)信息，或者推薦應用程序給其他人的問題，39.8%的大學生認為他們會在手機社交APP上轉發(fā)信息，而有32.6%的大學生會推薦應用程序給其他人。

因此，若手機社交APP的信息真實、及時或有用，用戶則會轉發(fā)這些信息或者推薦應用程序給其他人，對社交APP的認知和信任可以促成使用者的推薦和傳播分享。

第四是依賴。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的使用處于理性狀態(tài)。

美國學者洛基奇與德福勒早在1976年指出，受眾有工具性依賴和內容性依賴兩種情況。為了探尋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的依賴程度，本次調查設置了四個問題：應用手機社交APP后是否增加了與朋友的親密程度，是否減少了現實中的朋友交流，是否增加了現實交往的焦慮和障礙，是否減少了其他媒介的使用。

調查結果顯示，過半數的大學生認為手機社交APP增加了與朋友的親密程度（69.4%），有24.9%的調查對象認為他們在現實交往中出現了焦慮和障礙現象，而有40.4%的調查對象因為手機社交APP而減少了其他媒介的使用，同時有46.8%的調查對象已將手機作為最主要的信息獲取渠道。這表明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持正面意見，認為它能增進朋友之間的交流。同時，因為目前手機社交APP的媒體化趨向，以及手機的易接觸度，使得大多數接觸使用手機社交APP的大學生減少了對其他媒介的使用。

根據分析，選項“因為手機社交應用而減少現實中朋友交流”與“增加現實交往障礙”之間，“減少其他媒介”與“增加現實交往障礙”之間均顯著相關，說明有些大學生確實因為手機社交APP的應用增加了現實社會交往的焦慮和障礙，減少了其他媒介的使用。但是，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沒有明顯的依賴傾向，手機社交APP的依賴者和非依賴者約各占一半，近半數的大學生已將手機社交APP作為主要的信息獲取渠道。

結論

在安裝一款手機社交APP時，不同性別、專業(yè)和手機系統安裝的社交APP會有顯著的區(qū)別。大學生頻繁使用的手機社交APP大多仍然是他們電腦上的程序移植，比如SNS類的人人網、新浪微博、即時通訊類的QQ、飛信等。

手機社交APP正在逐漸從溝通的工具變成具有媒體化傾向的工具。大學生主要的使用動機是獲取新聞信息，了解朋友動態(tài)和進行即時溝通，而且主要與熟悉的人進行交流。應用這些程序拓展社交圈子的大學生很少。文科生、女生更易認可這些平臺上傳播信息的及時性。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傳播信息的認知具有一致性：若認為這些信息真實，則會認為信息有用和及時，反則亦然。如果對手機社交APP的信息持肯定態(tài)度，大學生就會轉發(fā)這些信息。

大多數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持正面意見，認為它能增進朋友之間的交流，同時因為這些應用的功能性變化，使他們減少了對其他媒介的使用。有些大學生因使用手機社交APP而增加了現實交往的焦慮和障礙，這個現象值得關注。大學生對手機社交APP沒有明顯的依賴傾向，對手機社交APP的依賴者和非依賴者約各占一半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近半數的大學生已將手機社交APP作為主要的信息獲取渠道。

第4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社區(qū)媒體；社交工具；轉型

科技發(fā)展促使媒體形態(tài)不斷發(fā)生變化，媒體呈現出多樣性，網絡媒體在實現個性化傳播服務的同時，也使分眾傳播成為可能。網絡加劇了信息的增長，面對每天呈指數級增長的信息，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極為分散。因此，受眾對于信息的選擇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種對于信息的選擇，直接導致了人們日常接觸媒介行為模式的改變，令傳統媒體開始從以往的大眾傳播模式向分眾傳播模式轉型。傳統媒體不再嘗試獲取絕大多數人的注意力，轉而追求獲取特定部分人的注意力。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社區(qū)媒體無疑適合當下媒體的發(fā)展要求。

一、社區(qū)媒體發(fā)展面臨新機遇

（一）社區(qū)媒體發(fā)展現狀

學界對社區(qū)媒體的概念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的定義。百度百科將其定義為：根植于各中高檔社區(qū)內、形成網絡化布局的新型媒體。相較于國外，國內對于社區(qū)媒體的研究較晚，起步于2004年，且研究對象較為集中于社區(qū)報刊。總的來說，我國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尚處于起步階段。

作為我國最早的社區(qū)報，2001年深圳《南山日報》創(chuàng)刊，開啟了社區(qū)媒體的首次實踐。在早期創(chuàng)辦的社區(qū)媒體中，以《巷報》、《華夏時報》為代表的第一批社區(qū)報，均以失敗告終。除了社區(qū)報刊之外，其它形式的社區(qū)媒體嘗試也在各地相繼出現，并取得一定成果。比如：北京各大新興社區(qū)依靠互聯網搭建的社區(qū)網站，江西贛州章貢區(qū)聯合社區(qū)居委會建立的社區(qū)廣播站，杭州蕭山區(qū)由蕭山日報社與蕭山廣電局聯合創(chuàng)建的蕭山網等。

我國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目前雖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嚴格來說尚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成熟的社區(qū)媒體。現階段，我國城鎮(zhèn)化進程加快，小范圍社區(qū)正成為城市構成的基本單元之一；廣大受眾，是獨立主體的同時又是社區(qū)的一員，社區(qū)媒體發(fā)展迎來了契機，但面臨前景廣闊的市場需求，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卻后繼乏力。現有各種形式的社區(qū)媒體，受經營成本、媒介形式、傳播主體構成等因素限制，多集中于經濟發(fā)達的城市社區(qū)，且數量有限，傳播范圍難以有效覆蓋廣大城市社區(qū)。我國社區(qū)媒體迫切需要快速平穩(wěn)的發(fā)展，以適應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

（二）社區(qū)媒體發(fā)展迎來新機遇――社交工具

當下，全民社交時代已經到來，這股浪潮在社交工具的使用人數、媒體數量和市場占有率上均有所體現。社交工具在我國的社會交往過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內社交工具主要包括：社交網站、微博、微信、博客、論壇、播客等。如今，作為互聯網上基于用戶關系的內容生產和交換平臺，社交工具被越來越多的應用到諸如組織、企業(yè)和政府機構的傳播活動中。

隨著社交工具相關產品功能和軟件應用的完善，其傳播形式也更加多樣化，越來越多的媒體人、企業(yè)、組織機構通過社交工具發(fā)聲，傳播分享信息。此時的社交工具更多的被當作是信息交流的多功能平臺，而非單獨作為社交工具存在，這為社交工具在傳播方面對社區(qū)媒體提供建設性的幫助帶來了可能。

對于社區(qū)媒體而言，基于用戶參與性的社交工具，賦予用戶自主生產內容的能力，而這些貼近用戶日常生活的內容，也是社區(qū)媒體所需要的，這無疑減輕了一部分社區(qū)媒體內容生產上的負擔。另外，用戶參與社區(qū)媒體內容的制作，也是凝聚本社區(qū)范圍內受眾，形成身份認同感，讓社區(qū)居民接受社區(qū)媒體的良好途徑。再者，較以往傳統媒介形式，社交平臺的傳播渠道較傳統媒體更加快捷，傳播形式多樣，且社交工具作為進行社會互動的媒體，通過無處不在的交流工具和網絡，對社會交往方式進行了革新，擁有更加高效的傳受互動效果。這些都是當前形式的社區(qū)媒體所缺乏并需要的。

二、社區(qū)媒體發(fā)展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zhàn)

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取得一定的成績，證明了社區(qū)媒體發(fā)展的前景與可行性。但就目前而言，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依舊面臨著許多問題與挑戰(zhàn)。

（一）受傳統傳播思維局限

對于社區(qū)媒體的開發(fā)和利用，仍舊局限于以往傳統媒體思維，難以擺脫大眾傳播的思維定式。以《巷報》為例，定位為社區(qū)報，但是其發(fā)行區(qū)域卻囊括整個東北三省，其本質依舊還是都市報，不過是為了規(guī)避競爭，才選擇了面向社區(qū)的發(fā)行策略。但是作為一份社區(qū)報紙，它不再有 社區(qū)報精準化、區(qū)域化、針對性強的傳播特征。社區(qū)媒體注重傳播分眾化、傳播到達率高、內容貼近本社區(qū)小范圍受眾。盡管目前還沒有一個成型的社區(qū)媒體傳播模式，但是一味的參照模仿傳統媒體傳播模式，對于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是一種阻礙。

（二）運營依賴相關實體

社區(qū)媒體的運營無法徹底擺脫相關實體的支持。社區(qū)媒體的運營有別于大眾媒體。目前并未出現類似西方國家的傳統家族式經營的社區(qū)媒體，更多的是由社區(qū)組織、機構、大眾媒體支持或者共同創(chuàng)建的。這導致了社區(qū)媒體的傳播主體不清晰，而傳播主體的思路和理念直接影響媒體運營。現階段，我國社區(qū)的發(fā)展，無論是從社區(qū)文化、社區(qū)居民的社區(qū)意識等軟條件，還是從社區(qū)經濟發(fā)展、社區(qū)媒體消費的硬需求來講，都不太適合獨立的社區(qū)媒體存在。這也是為什么我國目前的社區(qū)媒體，大都集中在經濟較發(fā)達地區(qū)的原因。謀求與其它相關實體的合作固然是社區(qū)媒體當下發(fā)展的途徑之一，但是也要避免在傳播信息方面受其掣肘，甚至成為其附庸。

（三）內容重服務輕新聞

社區(qū)媒體并不等同于社區(qū)服務類信息平臺。社區(qū)媒體是作為媒體存在的，報道新聞是其本職工作，其存在意義是參與社區(qū)文化的推動和建設。誠然，強調服務性是社區(qū)媒體有別于一般大眾媒體的一個鮮明特點，也是社區(qū)媒體的優(yōu)勢所在。但是社區(qū)媒體不能只是單純的強調“社區(qū)”的概念，而脫離媒體的范疇。社區(qū)媒體過于偏重生活服務類信息，而忽視新聞報道，如此只會過猶不及，最終變相發(fā)展為類似社區(qū)性機構組織的生活服務類平臺。

現今社區(qū)媒體的整體數量并不多，但隨著我國城鎮(zhèn)化進程的加快，社區(qū)日益成為大眾生活交流的重要場所，社區(qū)媒體對社區(qū)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顯。社區(qū)媒體的成長，還遠不能滿足越來越龐大的市場需求。

三、 “新機遇”下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

社交工具正日益深入作用并影響人們的生活。受眾日常傳播交流依賴社交工具，受眾表達自我的方式受到社交工具影響，受眾的思維方式也因社交工具而產生轉變。如何利用它，來助推社區(qū)媒體的發(fā)展呢？

（一）借社區(qū)媒體平臺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

社區(qū)媒體發(fā)展還處于起步階段，對于社區(qū)媒體的概念，受眾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社區(qū)媒體的存在。即使有部分受眾知道社區(qū)媒體的存在，也會因為媒介接觸習慣、認同感不高、思維方式等原因，選擇其它媒體而非社區(qū)媒體。對此，時下最受廣大受眾青睞的社交工具，就成為了社區(qū)媒體宣傳自己的最好平臺。利用擁有廣大用戶群體的社交平臺來宣傳自身，讓廣大受眾熟悉并了解社區(qū)媒體，無疑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式。此外微博上的政務微博、微信平臺的公眾號、百度貼吧中的各類貼吧等都證實了借社交平臺宣傳自身，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可行性。

（二）格局網絡化，降低經營成本

社區(qū)媒體被視作是將社區(qū)內各類信息集中匯總后再進行的網絡化傳播載體。這里的網絡化不是指互聯網，而是形成網狀的分布格局。我國的社區(qū)發(fā)展多以小區(qū)、街道、片區(qū)劃分。社區(qū)媒體分眾化傳播，傳播內容希望精確投放，到達率高。但并不意味著，每一個社區(qū)都要有屬于自己的社區(qū)媒體。對此，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一對多傳播且覆蓋范圍較廣的媒介形式，雖可以被用作社區(qū)媒體載體，但是其投入過大，受傳雙方互動受限，且不利于分眾化傳播，因此并不適合被當作社區(qū)媒體形式的首選。

基于網絡和移動客戶端的社交工具，目前無疑適合社區(qū)媒體當下的發(fā)展的現狀。直接使用社交平臺，進行內容的制作和傳播，在降低了設備投入以及維護成本的同時，又可以吸引本社區(qū)居民加入社區(qū)媒體，參與內容生產。利用社交平臺現有的受眾群體，快速擴展社區(qū)媒體的受眾覆蓋范圍，再逐步分化出本社區(qū)用戶或者受眾群體，形成最基本的社區(qū)網絡結點。

（三）參與制助推傳受一體化

吸引本社區(qū)居民參與、使內容社區(qū)化、更加具有親民性、消除心理隔閡是社區(qū)媒體建設的重中之重。有別于其它媒體，社交工具對社區(qū)媒體最大的助推就是其高效快捷的互動性。社區(qū)媒體可以借助社交平臺，吸引本社區(qū)內居民參與內容的生產和社區(qū)媒體的建設。本社區(qū)的居民，無疑是最為了解本社區(qū)對于各種信息的需求，這有助于社區(qū)媒體內容社區(qū)化，貼近受眾。此外，傳受雙方共建的社區(qū)媒體，無疑會給受眾帶來一種身份認同感，可以消除社區(qū)媒體與受眾在接受心理方面的隔閡。

通過對于社交工具對社區(qū)媒體建設的助推作用的分析，我國社區(qū)媒體在今后的發(fā)展中，應該多加注意對以社交工具為首的新媒體的借鑒與運用，以推動社區(qū)媒體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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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一、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 Site)的定義與發(fā)展

作為最早的研究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 Site)的學者，Boyd和Ellison曾對社交網絡作了如下定義：社交網絡是“以網絡為基礎的服務，這種服務可以讓個人(1)在一個相互聯結的系統里建立一個公開的或者半公開的網頁，(2)列舉出來與他們相互鏈接的其他用戶，(3)瀏覽并且進入他們系統內相鏈接的用戶的資料。”[1]根據這個定義，Boyd和Ellison認為第一個社交網絡是1997年誕生的SixDegrees.com.雖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可以連接用戶和促進溝通的網站，比如約會網站或者社區(qū)網站，以及ICQ或QQ的好友列表功能，但是這些網站或者聊天工具并不能使用戶瀏覽其他用戶的資料和社會關系。其他的一些網站例如校友網站或者班級網站雖然可以幫助人們保持和以往同學們的聯系，但是用戶無法創(chuàng)建自己個性化的資料和好友列表。SixDegrees.com是第一個綜合了以上各項功能的網站。

在1997年和2003年之間有很多其他的社交網絡出現，比如LiveJournal，AsianAvenue，Friendster等。但這些網站多是曇花一現，雖在短期內有不少用戶，但都沒有得到大規(guī)模的普及。2006年至2008年間，MySpace是全球訪問量最多的社交網絡。2006年六月，MySpace超越谷歌成為美國訪問量最大的網站。[2]和之前的社交網絡相比，MySpace具有一些獨特的功能，比如用戶可以將朋友加入鏈接，并且用戶無需使用專門的計算機語言就可以創(chuàng)建自己個性化的網頁。這些功能使得MySpace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在用戶政策方面，MySpace也一改以往社交網絡的政策，允許未成年人加入。[3]

創(chuàng)建于2004年的Facebook則成為MySpace最大的競爭者。Facebook由哈佛大學學生Mark Zuckberg及他的室友創(chuàng)立。最初Facebook的用戶僅限哈佛大學的學生，后來擴大到波士頓地區(qū)的其他大學，常青藤聯盟學校以及斯坦福大學。隨著Facebook受歡迎的程度日益增長，2006年Facebook最終向所有年齡超過13歲的用戶開放，并很快吸引了大約12萬用戶。2013年3月，Facebook的活躍用戶達到11100000人。[4]Facebook和MySpace的主要區(qū)別之一是MySpace給用戶提供更多個性化的選擇，其用戶可以用HTML或者CSS對個人界面做更多設計。而Facebook則是使用plain text，因此其界面則更加標準化和單一化。

另外，Facebook要求用戶注冊的時候需要登記真實有效的個人信息，比如姓名、郵件地址、畢業(yè)學校等，而MySpace則無此要求。較之MySpace，Facebook有更多項功能可以促進用戶互動，比如用戶可以在彼此的“墻”(wall)上留言，可以上載視頻和照片并將朋友“圈”(tag)出來，也可以在視頻和照片下留言。另外，Facebook還可以允許用戶在線聊天(online chatting)，互發(fā)短消息(personal message)，成立或者加入群體(group)，企業(yè)、組織或者個人還可以創(chuàng)建自己的頁面(page)作推廣營銷的用途。

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關于社會資本的定義，專家學者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Bourdieu與其同事把它定義為在特定的社會階層或群體的成員。[5]社會網絡分析家，如Lin認為社會資本是嵌入在一個人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并且這種資源可以幫助人們聯絡或者動員其他社會資源。[6]另外一些理論專家則形容社會資本為社會生活的基本要素，比如人際間的信任，社會規(guī)范，社會關系，公民合作，社會參與或政治參與等。

關于大眾媒介的使用和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學術界的研究已經歷史悠久。社會資本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石。社會理論家認為積極的公民社會和大眾媒介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大眾媒介還是人們政治知識的重要來源和交流的場所。[7]但是Putnam卻認為大眾媒介的發(fā)展嚴重破壞了社會資本。[8]Putnam將美國民主社會的墮落和社會資本的破壞歸結于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城市生活向郊區(qū)的擴大化。Putnam認為，要保持良好和健康的社會資本，人們必須經常參與社區(qū)活動或者志愿者活動，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討論。

而現代社會中城市越來越向郊區(qū)擴張，越來越多的人們只是在城市里工作上班卻居住在郊區(qū)。這種現象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們花費大量時間在交通上面，并且由于人們住得越來越分散，面對面交流的時間和機會越來越少，因而破壞了社會資本。Putnam認為另外一個導致社會資本喪失的原因是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的發(fā)展。根據他的理論，人們的時間是一個零和游戲，而現代人把空余休閑時間主要用來看電視，所以和家人、鄰居、朋友交流的時間越來越少，參與社區(qū)活動或者民主活動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這也導致了社會資本的下降。

Putnam的論述主要側重于電視的影響。互聯網的到來曾經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民主社會的開端，但是關于互聯網的使用和社會資本的關系，研究結果也很矛盾，學者們也是眾說紛紜。在這個方面，學者們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陣營。第一大陣營將互聯網的使用從人們上網的時間角度來測量，并且支持Putnam的結論。他們發(fā)現，人們?yōu)g覽互聯網的時間越長，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度越低。[9]他們認為網絡的使用和收看電視一樣，會侵蝕與朋友和家人交流的時間，從而造成非常有限的面對面的互動。[10]Nie和Erbring發(fā)現在網絡上花費的時間與參與社交活動和出席戶外活動的可能性成負相關。

另一陣營則側重于互聯網使用行為的具體內容和功能，并發(fā)現不同的互聯網功能對社會資本有不同的效果。比如，Shah，Kwak和Holbert確定了四種類型的互聯網的使用：網絡購物，財務管理，社交娛樂，信息交流。[11]他們發(fā)現，前兩種類型的使用與公民的政治參與負相關，而后兩類則對公民參與發(fā)揮著積極的影響。

三、社交網絡的使用與社會資本

由于可以搜尋和鏈接朋友和陌生人，通過留言、評論及在線聊天促進人際互動，分享用戶上載的圖片及視頻，社交網絡對于保持和擴大朋友圈有著良好的作用，也從而促進了社會資本的發(fā)展。迄今為止，研究已發(fā)現，社交網絡的使用者比非使用者有著更多的社會資本。比如，在挪威追蹤了2000名15-75歲的互聯網用戶[12]。他在兩年內的三次調查顯示，使用社交網絡的人在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面對面的互動，線下的朋友數量以及彌合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方面都要高于不使用社交網絡的人。Lampe，Vitak，和Ellison對美國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學的614名非教學員工進行了問卷調查。

他們發(fā)現年長的人以及現實生活中有更高的粘合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人使用社交網絡的可能性比較低。同時，社交網絡非用戶選擇不使用社交網絡的原因主要在于對于隱私問題，社交網絡帶來的角色變化，以及個人時間的有限性的顧慮。但是，通過對比社交網絡用戶和非用戶，三位研究者發(fā)現很少使用社交網絡的用戶在社會資本方面基本和非用戶持平，而常常使用社交網絡的人在彌合社會資本和粘結社會資本方面都高于另外兩組的人。

不僅如此，即使在社交網絡用戶的范圍里，較多使用社交網絡的用戶也比較少使用的用戶擁有更高水平的社會資本。美國密西根大學的Ellison曾就此發(fā)表多篇論文和著述。比如Ellison，Steinfield和Lampe[13]曾通過對將近300名新入學的大學生的問卷調查發(fā)現，社交網絡比如Facebook的使用強度不僅可以增進大學生的彌合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比如結識新朋友，獲得了解新學校的幫助等)和粘結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比如在作重要決定時可以獲得建議，有值得信任的人等)，并且可以幫助他們維持和過往的高中同學的聯系。Ellison等將其定義為社會資本的第三個維度，維持社會資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

同時，這三位研究者發(fā)現社交網絡的使用對社會資本的這種影響對于自我認同(self-esteem)和對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低的人更加強烈，從而揭示了社交網絡的使用和個人心理對社會資本的交互影響。之后這三位研究者又針對這一議題對社交網絡用戶作了跟蹤調查和深度訪談，并發(fā)現從長期的角度，Facebook的使用與彌合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有正相關，但和粘結社會資本(bondingsocial capital)沒有關聯。[14]Vitak，Ellison和Steinfield進一步發(fā)現，雖然Facebook的使用頻率和粘結社會資本不相關，但是Facebook的具體功能和特征，比如有家庭成員使用Facebook卻對增強可靠的聯盟感(reliable alliance)有正面影響。[15]

四、手機通訊，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與社會資本

二十世紀的下半葉見證了手機通訊的飛速發(fā)展。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統計，截止到2011年底，全球共有60億人使用手機，相當于全世界人口的87%。[16]手機通訊的發(fā)展將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17]Weiser和Brown曾將計算的發(fā)展分為三個浪潮。[18]第一個浪潮是固定的大型計算機(mainframe computer)。由于體積龐大，這種計算機曾經可以占滿整棟建筑物，并且需要特殊的空調和冷卻系統。因此，這種計算機是不能移動的。[19]計算的第二個浪潮是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比如臺式計算機和筆記本電腦。臺式計算機仍然只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使用，仍然沒有移動性(mobility)。筆記本電腦雖然具有了一定的移動性，但是由于其重量、體積、有限的電池壽命以及連接無線網絡的局限性，仍然不能被認為是無處不在的計算機。

普適計算則是計算中的第三次浪潮。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是一種先進的計算概念，學者們認為在普適計算的情況下，計算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它的發(fā)生可以使用任何設備，在任何位置，并以任何格式。在這種情況下，用戶和計算機的互動可以多種形式存在，包括膝上型計算機、平板計算機、終端和電話存在。用來支持普適計算的底層技術包括互聯網、先進的操作系統、移動代碼、傳感器、微處理器、新的I/O和用戶界面、網絡、用于位置和定位的新材料等。近來也有學者將普適計算稱為無處不在的計算(Pervasive computing)或者環(huán)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在普適計算的環(huán)境中，計算機不再是人們?yōu)橥瓿扇蝿斩褂玫墓ぞ撸呛腿藗兊纳钊跒橐惑w，無處不在。[20]因此普適計算的目的就是使計算機“消失”，從而成為人們身體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21]

相比較臺式計算機和筆記本電腦，手機體積小，重量輕，電池持續(xù)時間長，用戶可以將其隨身放在口袋里，隨時隨地察看。因此手機的出現真正實現了普適計算。黑莓，蘋果手機，Android，和iPad等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普及的科技，使得“將個人電腦攜帶在口袋里”的概念和夢想在全球得以實現。[22]有學者預測說，在不久的將來，手機將成為信息樞紐站。[23]

由于手機具有這種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特點，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沉浸到手機的通話和使用當中，因此有些學者擔心這種移動技術會阻礙大眾在公眾空間和陌生人的對話和交談。[24]而交談(dialogue)則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元素。迄今為止，有一些研究發(fā)現頻繁的電話通訊可能會導致人們與外界社會隔絕，并降低公民參與，從而對此項觀點提供了一些支持。[25]

然而最新的研究則表明根據不同的手機使用行為，手機的使用可以提供有關公共事務的信息，增進公民參與，促進公民社會的發(fā)展。[26]比如，Campbell和Kwak在全美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隨機抽樣調查，他們的研究表明，用手機進行娛樂和打發(fā)時間會降低社會資本，但用手機協調組織活動和手機通話將增進和陌生人的交談，聯絡遠距離的朋友，增加加入社會組織的可能性，并提高民主和公民參與活動。[27]他們在韓國的研究進一步印證了上述結果，并且發(fā)現這種效果對于40歲左右年齡群的手機用戶最為強烈。[28]Boase通過對2200名美國公民抽樣調查，發(fā)現使用手機、固定電話和網絡比較多的人，其社會關系網絡更大更多元化。[29]其他研究還表明，使用手機，尤其是短信，與社區(qū)成員的組織身份，生活滿意度，以及幫助別人的意愿都是正相關的。

五、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盡管到目前為止已有很多關于社交網絡，手機使用和社會資本之間關系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還有以下幾方面的不足，并留待未來的學者去探討和摸索：

第一，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局限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雖然也有少數實證研究是在歐洲國家或者其他國家開展的，但總體上數量還比較少。其他國家和地區(qū)，比如亞洲和非洲國家和地區(qū)，有很大的研究空白。近年來社交網絡和手機在亞洲國家和地區(qū)飛速發(fā)展，而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與歐美不同的文化、社會和政治環(huán)境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潛在的研究方向和潛力，值得未來的學者去研究和發(fā)現。

第二，過往的研究大多是使用大學生樣本。雖然大學生是使用社交網絡和手機的重要人群，并且在搜集數據方面有很大的方便性，但是最新的調查研究表明，除了大學生之外，其他人群比如青少年(adolescents)和中年人使用社交網絡的比例也大大提高。比如最近的一項美國調查研究顯示12-17歲的人有近73%的報告使用社交網絡，而78%的青少年擁有手機。因此大學生樣本難免帶有很大的偏差。由于其年齡、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特殊性，很難將其研究結果推廣到普通大眾。未來的研究應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其他年齡和社會階層。

第三，目前的研究多著眼于某一種具體的科技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多種技術設備，并同時使用多種技術(multitasking)(比如很多人在手機上訪問自己的社交網絡帳戶或者推特或者打游戲)[30]，技術融合也為了解新媒體的使用和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途徑。未來的研究應當考慮多種技術的同時使用，并探討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完)刊于《新聞春秋》2014年02期---------------微推薦回復前面數字看全文，需訂閱用戶

8.喻國明：傳播學超經濟學成熱門學科9.哈佛尼曼實驗室解讀2014年美國傳媒報告10.大數據對電視業(yè)的四大顛覆11.新聞傳播專業(yè)2014年社科基金獲批名單12.黃升民:廣告重回巫師時代?13.傳媒經濟之父羅伯特·皮卡特提出媒體面對技術變革，要從價值創(chuàng)造等三方面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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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場域理論；社交網絡

一、引言

社交網絡源自英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翻譯，中文直譯為社會化網絡服務。維基百科中對社交網絡進行了如下定義，社會化網絡服務或社交網絡是由許多節(jié)點構成的一種社會結構，節(jié)點通常是指個人或組織，社交網絡代表各種社會關系，經由這些社會關系，把從偶然相識的泛泛之交到緊密結合的家庭關系的各種人們或組織串連起來。

麥克盧漢認為任何一種新興媒介都對人類事務的尺度、進度和標準產生影響，從而強有力地改變了人類感覺的比例和感知的圖式。社交網絡正在逐漸改變著人們的交往方式和社會文化形態(tài)，它實現了人際關系的網絡化，把孤立的個人用網絡社區(qū)組合起來，形成一個獨特的區(qū)域生活共同體。以大眾媒介為載體，實現傳統觀念中的人際傳播功能，這使得社交網絡上的區(qū)域生活成為獨特的場域，既是媒介場域又是社會場域。

二、我國社交網絡受眾的界定

2003年3月，SNS網站在美國悄然興起。短短的五個月內就風靡整個北美地區(qū)。據統計，在硅谷工作的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使用SNS來拓展自己的交際圈。SNS包括7個核心要素：身份、狀態(tài)、關系、交流、小組、名譽、分享。

由于國情和政策等因素，國外的社交網絡難以進入國內市場，因此國內的社交網站在借鑒國外經驗和優(yōu)點的基礎上，迅速發(fā)展，并吸引了一大批用戶的青睞。目前，在國內典型的社交網站主要有人人網、開心網和豆瓣網，但在本篇中，筆者認為國內的微博在功能上完全符合以上SNS社交網絡的7個要素，甚至很多社交網站與微博都進行功能上的借鑒，例如人人網的狀態(tài)功和@功能借鑒于微博，而微博的分享鏈接功能和組群功能借鑒與社交網站，兩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可放到同一個體系下進行研究，因此本篇所界定的社交網絡受眾是指國內人人網等典型社交網站的用戶以及微博用戶。

三、社交網絡場域的特點

場域理論是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理論之一，是關于人類行為的一種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紀中葉的物理學概念。總體而言是指人的每一個行動均被行動所發(fā)生的場域所影響，而場域并非單指物理環(huán)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此相連的許多因素。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了以場域、慣習、資本三個彼此關聯的概念為基礎的社會實踐觀來研究社會文化活動，構建了社會學研究的場域理論范式。布迪厄從關系的視角將各個相對自主的活動領域建構為一個個的“場域”，即“在各種不同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

1.媒介場與社會場的融合

布迪厄與羅德尼兩位學者曾從場域的視角出發(fā)，對媒介組織的傳播活動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比如布迪厄對電視場、新聞場的研究，羅德尼對法國新聞場的深入研究等。在布迪厄看來，大眾傳媒并不是法蘭克福學派眼中社會的傀儡，而是一個由社會各種力量組成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由各種傳媒組織所構成。

然而與傳統媒介不同的是，web2.0時展起來的社交網絡并非單純的媒介機構，因此很難將其定位為單一的媒介場域，場域中個體的所擁有的資本也遠遠多于傳統的話語資本。社交網絡的受眾既是場域內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以及分解者，在場域內承擔多種角色。受眾身份、地位、文化背景等擁有了絕對的多樣性，可以說社交網絡是社會的一部分縮影，社會生活和社會大眾也以一定的方式投射到了社交網絡上。

社交網絡已不是純粹的媒介場，而是媒介場與社會場的融合，在其范圍內可使多種場域同時存在。個體通過關注、、評論或轉發(fā)的形式參與各種場域，并受實際社會場域的干擾和影響。

2.受眾的多元“心物場”

格式塔心理學研究代表人考夫卡提出了“心物場”的概念。考夫卡認為，世界是心物的，經驗世界與物理世界二者是不同的。觀察者知覺現實的觀念稱作心理場，而被知覺的現實則稱作物理場。心物場在認識世界時包含兩極，自我和環(huán)境。其中環(huán)境又分為地理環(huán)境與行為環(huán)境，地理是現實中的環(huán)境，而行為環(huán)境則是意想中的環(huán)境。人的行為直接產生于行為環(huán)境。

社交網絡是一個相對自由和開放的空間，受眾呈多極網絡化得接觸和交際，表面上看起來雜亂無序，但每一條關系網絡中都包含受眾自身的冀望。地理環(huán)境是同樣的社交網絡空間，而個體的行為環(huán)境卻大有差異。從使用社交網絡的目的的調查中，即可發(fā)現受眾認為社交網絡擁有的功能大為不同，聯系朋友、關注時事、湊個熱鬧、參與社會公共事件、擴大社交圈、學習新知識等等，同時冀望于從社交網絡中收獲的成果也不盡相同。

除了受眾行為環(huán)境的橫向差異外，個體本身的行為環(huán)境也存在縱向差異。例如，在個例調查中發(fā)現，某同學一則人人狀態(tài)是希望引起好友的關心，而轉發(fā)一則消息則希望宣揚自己的世界觀或價值觀。由此可見，在社交網絡空間中，受眾的“心物”場存在多元性。

3.公共領域的實現

“公共領域”一詞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軍人尤爾根·哈貝馬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被概念化。它指的是一種介于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利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并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說，就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

社交網絡每個個體都有一定方式結合為關系群體，如關注與被關注、加入小組或站群，數目可觀的使用者為建立公共領域提供了群體背景。社交網絡自身的傳播特性也符合公共領域功能的實現，每個受眾都可成為信息的者，社會事件可由媒體第一時間改為當事人或見證者第一時間，使得公共事件進入大眾視線的時效性大為提高。即時轉發(fā)功能保證了公共事件的傳播范圍，而時時評論和互動功能則提供了討論公共事件的話語平臺。這些都推進了社交網絡成為公共領域并發(fā)揮其功能，例如2010年在微博上發(fā)起的“打擊拐賣兒童事件”，2012年工業(yè)明膠煉制酸奶事件曝光等，都是社交網絡受眾第一時間成為探討公共事件的主要公眾，使社交網絡發(fā)揮了公共領域功能。

四、結語

社交網絡通過其特殊的環(huán)境和特點，為受眾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場域，受眾在其中獲取各種資源，以滿足自身心理生理和被尊重的需求，其場域特性及受眾行為值得學界進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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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2011年江蘇省創(chuàng)新工程項目——場域理論視域下的社交網絡受眾行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

作者簡介：

第7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媒體；傳播力；話語權

傳統的媒體定義是具有廣播、印刷等多種形式且制造、傳輸大量內容的傳播組織。但更豐富的定義，則涵蓋了流行文化（電影、電視劇、音樂、動漫）和新興媒體（互聯網、社交網站、移動媒體）的內容。要找到提高媒體傳播力的途徑就需要找到影響其傳播力的關鍵要素。

沃爾特?李普曼曾提出一個被多數媒介研究者接受的觀點：媒體的力量主要依賴于（1）一定時間、一定問題上媒介的可靠性；（2）受眾感受到證據的矛盾程度；（3）某些時候個人認同媒介價值的程度和大眾對引導的需要。一般來說，當媒介可信度越高，證據矛盾程度越低，個人認同媒介的價值觀并且在受眾亟需引導時，媒介經常顯示其力量。因此，這里的關鍵詞是可信度、認同感和需求。也就是說，媒體能夠鞏固并發(fā)揮自身影響力的根本是它對公信力的重視以及對價值觀傳播的熱衷。而這些歸根到底其目的就是為了贏得公眾，贏得話語權。

為了贏得更多的社會認同、更多的公眾青睞、更多的社會影響力，媒體需要在贏得信任感、增加吸引力、強化依賴感和提高服務性等方面下工夫，而這也正是贏取話語權的四個最核心的要素。（1）信任感。媒體要對大眾和社會發(fā)揮持久的和根深蒂固的影響，就需要讓受眾將其視作獲得信息的正確途徑。而這就要求媒體提升自身的可信度。可信度既包括媒體的公信力也包括權威性。贏得公信力的根本是受眾的信任――對媒體在提供信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方面的信任，這也是媒體自律的原因所在。權威性代表媒體對自己所談論東西的信心。權威性既包括發(fā)出權威的聲音，讓更多有威望的各行各業(yè)的專家提出自己的觀點，也包括不斷地塑造信譽，讓媒體形成良好的形象。信任感的取得既需要時間的考驗，也需要媒體的自律。（2）吸引力。吸引力與認同感相關聯。認同是吸引力的關鍵部分。一個人如果對某種團體或者某種言論樂于接受，那么他就會喜歡這種團體并容易接受其影響。認同感是媒體對讀者產生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也是媒體贏得話語權的關鍵所在。（3）依賴感。對媒體來說，受眾對媒體的需要非常重要。媒體的這種被需要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消息來源上，另一方面是對一些問題的解讀上。也就是說，受眾由于自身在知識、視野方面的局限性，以及時間、精力的有限性，所以他需要通過媒體來獲得關于外界的新的消息和對于某些問題的答案，這就產生了受眾對媒體的依賴感。比如，人們習慣在每天早上閱讀報紙，收看電視，或是打開電腦瀏覽網頁。社交網絡更是強化了人們獲取信息和進行人際互動的習慣，有些人甚至成為了“微信控”、“微博控”，只要有時間就刷屏看微信和微博，這些習慣是人們對媒體產生了依賴感。（4）服務性。媒體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它的公信力。這種公信力表現在他不僅報道主流社會，也反映亞群體的真實生活或呼聲。比如越來越多的媒體將視角聚焦于百姓生活，關注百姓的生存環(huán)境、食品安全，關注人們的就業(yè)壓力、上學困難等問題，與此同時媒體會開放公眾互動平臺，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某一話題的討論中來，關注大眾的心聲，為大眾服務。

媒體和受眾的關系從某種角度來說是消費與需要的關系。大眾通過消費（消費時間或是金錢）獲得信息、取得情感依賴并建立與外界的聯系，而媒體通過報道準確的、有公信力的信息促進大眾對某一方面的消費。因此，媒體想要獲得較為持久的話語權就需要保持自身的信譽，提高自身的可信度，盡可能地從社會效益出發(fā)而不是從經濟效益出發(fā)，盡可能地維持自律。只有當媒體對受眾忠誠度的渴求超過了一切短期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媒體才能不斷做大、做強并保持強勢。

參考文獻

[1] 戴維?帕雷茲.美國政治中的媒體內容與影響[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 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第8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家庭關系；媒介情境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2-0162-03

近年來，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傳播方式變革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社會結構的重構，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而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必然相應地在結構、功能等方面發(fā)生變化。筆者成長于信息時代，見證了互聯網的影響力逐漸覆蓋當代中國家庭的歷史進程，這之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家庭關系變化。作為最早的社會關系之一，家庭關系其實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關系的變遷。研究網絡對家庭關系的影響，為人們考察媒介與社會行為的復雜聯系提供了一個具體而獨特的范例。

然而，多數學者在研究網絡對家庭關系的影響時，缺乏系統的理論框架，很難全面把握網絡傳播的特點，從而深入挖掘互聯網究竟如何改變著現代家庭。本文從美國傳播學家約書亞?梅羅維茨的媒介情境論出發(fā)，分析互聯網這一“媒介之媒介”對社會情境的重新定義及由此引發(fā)的對人的角色扮演、社會行為以至社會化過程的影響，進而試圖揭示其給現代家庭關系帶來的多方向、多層次的復雜變化。

一、互聯網時代的媒介情境

1.何為媒介情境論

梅羅維茨是媒介環(huán)境學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為了更好地觀察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他創(chuàng)造性地結合了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和戈夫曼的擬劇論，填埋了兩者之間的鴻溝，形成新的研究思路，這就是媒介情境論。

馬歇爾?麥克盧漢指出媒介并不單純是傳播信息的渠道，同時也是一種環(huán)境。他極其準確地預見到了電子媒介的興起所帶來的巨大社會變革。然而，麥克盧漢等媒介理論家雖然聲稱媒介對社會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卻并沒有真正想把對媒介特征的分析與具體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聯系起來，沒有解釋媒介本身如何重塑人的行為。

梅羅維茨在批判性地接受了麥克盧漢等人的媒介理論后，注意到了埃爾文?戈夫曼的擬劇論。擬劇論，顧名思義便是將社會比擬為戲劇，用戲劇中的表演所涉及的理論與符號來分析日常生活中人的行為的一種符號互動理論。在戈夫曼看來，每一個社會場景都有具體的規(guī)則和角色。當人們進入一個場景后，根據自己對情境定義的理解決定自己扮演什么角色、采取怎樣的行為。戈夫曼將個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為歸為兩類，塑造個人公眾形象的前區(qū)行為和缺乏束縛的后區(qū)行為。

梅羅維茨敏銳地把握到兩種看法所具有的共同元素，將自身觀點融入其中提出了媒介情境論。他認為，新媒介（他主要指的是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媒介）的出現改變了信息傳播模式，造成了社會場景的普遍融合與重組，調整了前區(qū)與后區(qū)的界限，新的情境定義要求人們采取新的行為模式，社會交往關系的變更也由此產生[1]。

2.互聯網對社會場景的重構

梅羅維茨的研究處于互聯網興起的初期，因此他主要關注的是電視等電子媒介與社會行為的關聯，未能涉及如今風起云涌的互聯網浪潮。故筆者在此對其理論作一延伸，分析互聯網時代媒介情境的特點，以構筑“媒介――情境――行為”關系鏈中間之關鍵一環(huán)。

（1）社會場景的共享與分隔

如同電視、廣播等電子媒介一樣，互聯網將不同性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宗教的人們統統包容進一個宏大的信息世界中，塑造著人們的共同經歷。某種程度上，信息的同質化融合了社會場景，縮小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然而，互聯網同時融合了電子媒介與印刷媒介的信息傳播模式。閱讀一本書需要相應的知識與技能基礎，在互聯網上傳播信息同樣有不同的能力要求。雖然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使得人們不需要掌握計算機復雜的編碼方式就能夠比較輕易地獲取一些基本知識內容，但這依然建立在一定文化基礎上。除了在信息交換上設置的門檻，網絡傳播另一特殊之處在于其更多地用來滿足個人需求，趨于個性化的信息傳播將形成更多孤立的社會場景。在這個意義上，網絡傳播可看作擴大的印刷傳播與削弱的大眾傳播的交融。場景的共享與分隔在打破原先社會角色模式的同時也形成了新的屏障。

（2）前、后區(qū)行為的模糊與明確

戈夫曼在社會交往分析中區(qū)分了兩類信息形式：“表情”和“傳播”，這與哲學家蘇珊?朗格描述的表象符號與抽象符號類似。抽象符號不需代表現實形式，表象符號則與所指有直接聯系。互聯網傳遞的信息形式往往既包含具抽象特征的數字信息，又包含具表象特征的模擬信息。網絡上傳播的視頻、聲音與圖像，實際上傳遞給我們大量關于傳播者個人的信息，覆蓋全球的信息網使原先的后區(qū)行為被投射到公共場域，公開與私下的界線模糊了。與此同時，主要呈現為語言的數字信息仍然是網絡傳播中的重要形式。抽象的編碼過程往往會“過濾”更多的現實，延伸的后區(qū)空間給予人們更多機會展示前區(qū)的理想形象。社交網絡上曬個人生活的普遍現象既是后區(qū)行為向前區(qū)行為的轉化，又將行為與訊息分離開來，制造出“前前區(qū)”和“深后區(qū)”[2]。

（3）社會場景與物質地點的分離

在電子媒介時代之前，社會場景與物質地點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具體地點常代表一種特定的情境，社會期望與行為規(guī)則隨著物理空間的改變而有所調整。而電子媒介的產生，尤其是互聯網的應用顛覆了這一現象。家、學校、賓館，盡管仍象征著一定的社會行為與交往關系，卻并不成為規(guī)則的決定性因素了。新媒體創(chuàng)造出大量新形式的社會關系，這種交往可跨越空間限制，于是傳統物質地點的情境定義被改變了。而兩個人身體在一起，卻不意味著他們處于同一社會場景中，這在口語傳播、印刷傳播時代是相當罕見的。心理學家霍頓和沃爾將新媒介引發(fā)的新型關系稱為“準社會關系”，具體到互聯網時代，便呈現出多元化、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點。

二、互聯網對家庭人際關系的總體影響

互聯網通過對社會情境的重構影響人們的角色扮演，改變個體社會化的進程，調節(jié)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對家庭關系自然也具有深刻影響。相比一般社會關系，家庭關系感彩濃厚，因此考察網絡對家庭情感關系的影響就顯得格外重要。

1.共處一室的感情疏遠

很多學者均指出，網絡加強了社會隔離，信息傳播的個人化導致心理和精神上的孤寂，制造出孤獨的圍城。這種泛泛的說法確有道理，可惜并不能給我們的思維帶來更多啟示。探討網絡如何疏遠家庭人際關系，還需要從場景的變化出發(fā)。

互聯網進入家庭，直接塑造了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原因之一是信息系統的隔離所造成的場景分化。從最初的臺式機到筆記本電腦，再到平板電腦，外在形式的變化凸顯出網絡傳播個性化的特質。家庭成員在閑暇時傾向于利用網絡搜尋自己感興趣的信息，沉浸于互聯網為他們創(chuàng)造出的一個個分離的社會場景，即便身處共有的家庭空間中，也不去嘗試融入同一情境。甚至，原先將家庭成員聚在一起共同度過的電視時光也在不斷減少。看電視這種公共家庭活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家庭的一種儀式，儀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體驗的瞬間，激發(fā)、增強或重塑個體成員的集體意識和認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3]（涂爾干）。而掌握網絡技術的人利用網絡娛樂休閑使得電視僅僅成為長輩和幼童消遣放松的工具，個人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間逐漸產生分隔，從而導致家庭成員溝通機會的減少，情感聯系不再那么緊密。

社會場景與物質地點的分離同樣淡化了家庭人際關系。互聯網將信息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人們通過“準社會交往”建立新關系，結識“媒介朋友”。在社交網絡上投入的精力與情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家庭中面對面關系的親密感，在“家里”與在“其他地方”的人之間的區(qū)別慢慢弱化。在家里，人們通過互聯網可以辦公，可以學習，可以娛樂，家庭內部空間受到壓縮，人際交往的必要進一步減少，家庭的內聚力遭到削弱。

2.跨越萬里的親密聯系

互聯網制造了人與人的隔離，在某些情況下卻能加強人與人的聯系。現代社會，遷移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常態(tài)。將遷移放在家庭語境中審視，則成員遷移的社會行為勢必構成家人間的分居狀態(tài)，造成分居式家庭[4]。當前夫妻異地、親子分居等情境頗為常見，在口語傳播、印刷傳播社會中人們很難在這種情形下維系強有力的家庭情感聯系，而互聯網所提供的信息渠道滿足了人們對尋求家人支持、進行通訊聯系的需求。物質地點分離，家人仍可借助社交網絡、在線聊天工具等取得聯系，網絡將他們拉進同一個社會場景中，增加了共同經歷的時間。

在網絡溝通中，除了通過文字形式的編碼傳遞信息外，現在人們更多傾向于音頻、視頻等。這樣的模式減少了編碼過程中的阻隔，更加真實地表現出個人的情感與狀態(tài)，就如同在家庭私密空間中成員之間的交往一樣，具有明顯的后區(qū)行為特點。因此，這種交往更加類似于面對面交往模式，提高了家庭成員溝通的質量。互聯網模糊了前、后區(qū)行為的界線，賦予了遠距離家庭交往更親密、個人化、富有表現力的特征。無論是負笈游學的孩子，亦或是在外打工的丈夫，網絡都可以給他們提供在交往中增進情感聯系、維系家庭關系的可能。

最后，信息系統的共享增加了家人間的認同感與對家庭的歸屬感。家庭成員之間常常會分享網絡上的有趣內容，或是有著相似的瀏覽網頁、使用微博、關注微信的習慣，信息的同化構成加深情感聯系的重要基礎之一。互聯網將大量公共場景融合起來，無論是夫妻還是親子，都能夠在同樣的關注點下獲取相同的信息，這些信息往往在第一時間與家人分享而不是其他人。共同但特別的經歷使他們感受到相互聯系的紐帶，增強了共同身份的感覺。

三、互聯網對兩類基本家庭關系的重構

中國當代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小型化已成趨勢。核心家庭是指由夫妻二人及其未婚孩子兩代人組成的家庭，傳統的大家庭形式基本成為歷史。本文選取兩類具有典型性的基本家庭關系――性別層面的夫妻關系和代際層面的親子關系，試圖勾勒家庭關系變遷的大致輪廓。

1.夫妻關系平等化

傳統家庭的重心是父子關系，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化，夫妻關系逐漸成為家庭的基礎，其他血緣關系則由夫妻關系派生而來。夫妻關系這一家庭要素的能動變化與媒介的演變也是分不開的，其中互聯網的影響殊為重要。

傳統社會中，男性與女性的性別區(qū)分從最早的社會化階段就開始得到灌輸，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行為規(guī)范，玩不同的玩具，受到不同的教育，這些不斷強化著他們的性別觀念。“男主外，女主內”，女人就應當扮演母親與家庭主婦的角色，承擔家務勞動、養(yǎng)育孩子以及維系家庭人際關系的職責。男人的世界與女人的世界被人為切割開來，家庭權力集中在父親手中，女性在夫妻關系中只能處于附屬地位。

互聯網和電視一樣，將外部世界帶入家庭中，打破了“家”這一地點與原先情境定義的聯系，家庭空間這一社會場景得到重新詮釋。網絡將女性從家庭場景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即便身體在家中，也能與其他情境相聯系。在這個過程中，男性世界的大量后區(qū)行為被暴露，對于性別角色的傳統定義因而遭到顛覆，男性神秘感的減少讓女性開始要求關系平等化。對于男性來說，網絡很難讓他們像從前那樣保持權威，自身和異性后區(qū)行為的公開化要求他們調整舊角色。因而，夫妻雙方的行為混合了傳統兩性角色的行為風格，兩者的角色差異不再那么明顯。另一方面，互聯網打破了男性對信息的壟斷，隨著教育普及，女性能夠利用計算機等獲取與男性相同的信息，夫妻之間那條“知溝”不再不可跨越。隨著資源的重新分配，家庭內部權力關系經歷了再調整的過程，無論在經濟上，家庭決策上，還是家務分工上，夫妻關系均趨向平等。

2.親子關系平等化

現代核心家庭中，父母對子女似乎失去了絕對權威的地位，子女對父母的依賴性大大減弱，家長制語境下父母為先的觀念受到巨大挑戰(zhàn)。事實上，在親子關系趨向平等的背后，是兒童和成人社會角色的變化，而角色差異縮小則部分地與媒介變化有關。

童年這一社會結構，“是文藝復興的偉大發(fā)明之一，也許是最具人性的一個發(fā)明”[5]（尼爾?波茲曼）。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使得未成年人必須通過閱讀學習才能進入成人世界，在這種背景下，西方文明重新創(chuàng)造了學校進行分年級的教育，從而使童年的概念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與成年相分隔的階段。家庭在兒童社會化中的地位隨之提高，家長的責任有所擴大，他必須保證兒童接受學校教育，還需要提供家庭教育，這導致親子關系的再定位。

印刷媒介的產生改變了社會化過程的結構，這同樣適用于數字媒介興起的浪潮。共有的信息環(huán)境向兒童展示了成人世界的“秘密”，父母的前、后區(qū)行為一覽無余，其權威自然遭到極大削弱。且兒童還能夠借助網絡超越物質地點的限制，繞過學校和家庭按照年齡傳遞信息的模式，二者在社會化進程中的重要性必然因此降低。家庭和學校生活已不再是兒童僅有的生活經歷，年齡與兒童之間人為建立的聯系受到了沖擊。

另一方面，父母的角色也發(fā)生了變化。家長們感到自己被“曝光”了，他們知道子女不愿意接受自己在前臺的表演，于是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區(qū)”行為。甚至在公共場合，成人也開始表現出孩子氣的行為。事實上，網絡游戲已成為成人與兒童共享的“玩具”。隨網絡而來的還有信息的飛速更替，這迫使成人關注教育、學習、職業(yè)選擇等原先與兒童有關的問題，傳統的社會化與年齡的關系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明顯。

成人與兒童角色的融合帶來二者關系的巨大變化。研究兒童的卡耐基委員會主席肯尼斯?凱尼斯頓曾指出，“父母和兒童之間更多的平等感覺顯然已經形成。如今的家中有更多的民主，父母也會向自己的孩子承認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不再有自發(fā)的‘父母總是知道得最多’的態(tài)度”。孩子開始直呼父母的名字，自主選擇愛情與婚姻，隨性地提出自己的需求；父母則減少了家庭教育中對孩子的種種控制。在文化傳承關系上，孩子在掌握網絡技術上的優(yōu)勢導致“前喻文化”取代“后喻式繼承”，孩子幫助父母更新觀念、了解新知識，“文化反哺”現象日趨普遍。

四、結 語

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結構變遷對家庭關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同樣不能忽略網絡傳播本身對家庭角色和關系的重新定位。媒介環(huán)境不斷變化，其對社會場景的塑造也是一個持續(xù)的過程，改變著米德所說的“一般化他人”，從而調整個人在社會互動中的角色與行為，建構新型的社會關系。然而，人雖然受到互聯網媒介環(huán)境的結構性影響，卻并不意味著只能消極被動地接受。面對家庭關系的復雜變化，我們需要從情感出發(fā)積極發(fā)揮自身的行動潛能以追求和諧美滿的家庭人際關系。

參考文獻：

[1] 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2] 朱雪.社交網絡媒介情景重構及對受眾的影響[J].青年記者，2013（20）.

[3] 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9篇：社交媒介的定義范文

在品牌與時尚之間，在商業(yè)和大眾之間，在傳統與創(chuàng)新之間，正大品牌對新時尚生活的理解和運用，開辟了一條獨特創(chuàng)新的整合網絡營銷之路。

立足于打造新時尚生活品牌的正大，始終在尋求變革和創(chuàng)新。2010年，正大品牌以搖擺鞋的全面上市實現了品牌差異化的打造，央視密集投放則為品牌贏得了足夠的曝光率，品牌知名度迅速提升。2011年，正大重新定義新時尚生活，邀請當紅韓國巨星張根碩出任品牌代言，拍攝了全新廣告大片，同時正大宣布成為浙江衛(wèi)視王牌綜藝節(jié)目《我愛記歌詞》的特約合作品牌，這標志著正大品牌將作為新時尚生活引領者全面開啟2011品牌年計劃。

網絡營銷初體驗

2011年，正大品牌將品牌形象進行全新調整，將目標消費者定位為大學生、職場新人更年輕時尚的一族。這批人追求新鮮事物，個性張揚，有自己的主張。網絡占據著這批人大部分的生活時間，無論是工作，還是日常生活。他們以網絡為中心，接受新觀點，分享個人生活和思想。

如何找到一種語言和途徑與這些年輕人對話，并避免變得過分商業(yè)，在2011品牌年計劃中，正大選擇了互聯網——這種更為年輕、富有生命力的媒介來進行品牌宣傳。并熱烈地擁抱了社交媒體，使其變成與目標消費者進行密切對話的渠道。可以看到正大品牌在新浪和騰訊都設立了官方微博，尤其是在上半年度品牌主打活動“正大×張根碩有請”演唱會期間，微博平臺作為傳播互動核心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正大品牌并不只是將社交媒體局限定位于淺層的品牌營銷工具，而是花了大量的心思去挖掘社交媒體如何與公司的核心受眾產生真正意義上的互動與支持，由此社交媒體帶給品牌的回報則遠遠超過運營的投入，甚至波及到更深的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在正大品牌的騰訊微博和新浪微博，幾乎每一條微博都有極高的轉發(fā)量與評論。粉絲積極參與到品牌的話題討論與建設中，這種深層次的溝通，對品牌來說則是正面且穩(wěn)定的發(fā)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