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臺灣的資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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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但是也有很多臺灣學者支持CSSTA，認為協議的簽署對臺灣的重要性遠優于大陸。林建甫認為CSSTA能推動兩岸金融合作，有利于促進產業的互補競爭和推動臺灣經濟轉型。黃智輝認為CSSTA可促進兩岸服務業相互投資及貿易，擴大ECFA效益，為兩岸帶來長期正面的經濟福祉。此外，臺灣農委會國際處認為陸資進入臺灣投資農產運銷及物流相關行業，將有助益臺灣農產品銷售，對提高農民的收益將有幫助。

本文將從CSSTA的條款內容進行剖析，從而說明CSSTA是推動兩岸深化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舉措。

一、CSSTA的主要內容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海峽兩岸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第四條所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2013年6月21日，兩岸兩會在中國大陸上海市舉行第九次高層會談并簽署該協議，也向外界公布了開放清單。

CSSTA包含文本和兩個附件。文本包括序言和4章24條；兩個附件為：服務貿易具體承諾表、關于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

根據CSSTA附件一“服務貿易具體承諾表”，雙方開放承諾共144條，涉及100多個服務行業，范圍涵蓋了商業、通訊、建筑、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游、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其中大陸方面開放承諾80條（非金融領域開放承諾65條，金融領域15條），是在大陸加入WTO承諾基礎上的進一步開放；臺灣方面開放承諾64條（非金融領域開放承諾55條，金融領域9條），是在臺灣開放陸資入島基礎上的進一步開放。

CSSTA與其他類似貿易協定相比--如大陸與香港簽訂的 CEPA，開放水平更高、涵蓋面更廣。

二、CSSTA的核心競爭力

筆者通過對CSSTA與CEPA的內容進行比較分析，發現CSSTA在承諾表內容、服務提供者規定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較CEPA都有重大優惠。下文將進行詳細比較分析。

1.開放承諾范圍更廣、程度更深

在非金融服務行業，大陸對香港開放承諾一般僅限于“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動的方式在內地提供本部門或分部門分類項下的服務”。然而對于臺灣，大陸在許多非金融服務行業都允許其在大陸設立合資、合作，或者是獨資企業。這些行業包括：建筑物清潔服務，攝影服務，印刷及其輔助服務，會議服務和展覽服務，筆譯和口譯服務，錄像、錄音的分銷服務，建筑和相關的工程服務，批發服務，零售服務，環境服務，醫院服務，文娛服務，體育和其他娛樂服務，航空運輸銷售服務，公路運輸服務，貨物運輸服務，商標服務等。

在金融服務行業，大陸對臺開放承諾也有重大突破。在銀行服務部門，CSSTA規定，“大陸的商業銀行從事代客境外理財業務時，可以投資符合條件的臺灣金融產品。符合條件的臺灣的銀行可以按照現行規定申請在大陸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臺灣的銀行在福建省設立的分行可以參照大陸關于申請設立支行的規定提出在福建省設立異地（不同于分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請。……在符合相關規定的前提下，支持兩岸銀行業進行相關股權投資合作。”在證券、期貨服務部門，CSSTA規定“允許符合外資參股證券公司境外股東資質條件的臺資證券公司與大陸具備設立子公司條件的證券公司，在大陸設立合資證券投資咨詢公司。……允許符合條件的臺資期貨中介機構按照大陸有關規定，在大陸申請設立合資期貨公司。”

從比較中不難發現，在上述非金融服務行業，CSSTA允許臺灣在大陸設立合資、合作甚至是獨資企業，享受國民待遇。這一舉措會顯著加深大陸市場的開放深度。臺灣的服務業發展水平是遠遠領先于大陸的，尤其在以版稅及許可證服務貿易為代表的高端服務貿易部門、醫療衛生等社會服務部門。憑借其強大的競爭力，不難在大陸做大做強。因此允許臺灣企業進入服務業，無疑是對臺灣非常利好的條款。在金融服務行業，從只允許香港銀行接收居民存款，到允許大陸的商業銀行投資臺灣金融產品，是一個質的轉變。若是實行該條款，臺灣可以較容易地獲得、利用大陸的大量資金，從而進行金融活動。此外，大陸向臺灣開放了證券、期貨等金融服務部門，無疑是向實現金融自由化邁出了一大步。

2.關于服務提供者的規定更寬松、審查更快捷

CSSTA關于服務貿易提供者的規定一共有六項。該規定將服務提供者分為“一方自然人”和“一方法人”。

對于“一方自然人”服務提供者的審查，僅要求提供兩岸任一方身份證明文件及其他必要資料。業務主管部門或其他委托機構認為符合規定，即可核發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而對于“一方法人”的審核，主要針對其從業資質是否有效。在規定的第二項中提到，一方法人服務提供者應滿足“在該方從事與擬在另一方提供服務的性質和范圍相同的商業經營持續三年以上”。此外，對于從事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證券期貨及其相關服務、保險及其相關服務的服務提供者，應滿足的持續經營時間為五年。在申請服務提供者證明書時，一方法人服務提供者需要提供：注冊登記證明副本，最近三年或五年的完稅證明副本和財務報表，擁有或租用經營場所的證明文件或其副本，其他證明提供服務性質和范圍的文件或其副本，以及其他必要文件、資料。經業務主管部門或其他委托機構認為符合規定后，即可核發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通過與CEPA的規定進行比較，CSSTA對服務提供者的規定更寬松，對服務提供者的審查要求更少。CSSTA較CEPA減少了以下規定：雇傭員工中兩地服務提供者所占比重；兩地服務提供者需要取得其負責人作出的法定聲明；服務提供者需要取得政府有關部門出具的證明書；服務提供者需提供其身份證明；并且以上資料要經內地認可的公證人核證。

綜上所述，CSSTA減少了服務提供者需準備的文件和資料，簡化了對服務提供者的審查流程，同時減少了業務主管部門或其他委托機構的審核工作。因此不僅減少了兩岸相關機構的行政工作量，提高了行政審核效率，還降低了臺灣服務提供者進入大陸市場的門檻，有效、直接地為其提供便利和優惠。此外，也有利于實現兩岸人才的有效交流、溝通，實現互助互補。最后，由于服務貿易的主要載體是服務提供者，因此實現服務提供者的便捷、迅速流通，是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徑。

3.可援用WTO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爭端

CEPA關于爭端解決機制的規定只有第十九條第三款第2、3項規定：由聯合指導委員會解釋《安排》的規定，解決《安排》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爭議。該條款對委員會職能及職責范圍規定模糊不清，并且也沒有規定“《安排》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爭議”的范圍。

ECFA 中關于爭端解決機制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第二款中。第十條規定：“一、雙方應不遲于本協議生效后六個月內就建立適當的爭端解決程序展開磋商，并盡速達成協議，以解決任何關于本協議解釋、實施和適用的爭端。二、在本條第一款所指的爭端解決協議生效前，應由雙方透過協商解決，或由本協議第十一條設立的‘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以適當方式加以解決。”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委員會可根據需要設立工作小組，處理特定領域中與本協議相關的事宜并接受委員會監督。”雖然對爭端解決機制的規定略顯籠統和抽象，但是相比于CEPA的規定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和進步。

另一方面，由于兩個協議都缺乏詳實具體的爭端解決機制，而區域貿易協定與WTO規則是兼容、互補的，則可以考慮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協議的適用性。首先，對于大陸和香港簽訂的CEPA，由于簽訂雙方屬于同一個主權國家，因此CEPA的法律本質只能屬于是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協定，所以CEPA不能適用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其次，對于大陸和臺灣簽訂的ECFA，雖然兩岸對于主權政治問題的爭議一直沒能解決，但ECFA是兩岸為了加深經濟合作、淡化政治矛盾而簽署的協議。大陸和臺灣屬于不同的關稅區，并且都是WTO的成員，因此理論上ECFA適用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ECFA和CEPA目前都缺乏具體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未來必定需要構建合理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在當前狀況下，ECFA適用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無疑能為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爭端提供解決依據。兩岸在執行服貿協議時，若產生爭端，則暫時可以依靠WTO爭端解決機制來協調矛盾，解決短期矛盾；并同時贏得充裕的時間來構建ECFA的爭端解決機制，從而解決長期矛盾，維護兩岸經貿的穩定、有序合作。

第2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對此，正在發行的海富通大中華精選QDII基金擬任基金經理楊銘表示，投資者可借道國內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的QDII，投資中國臺灣的優勢產業即高科技產業，便捷分享其成長碩果。

掘金島內優勢行業，專享中國臺灣高科碩果

在我國臺灣市場上，走俏的多是電子類、面板類、科技類股票。關于未來這類股票的投資潛力，楊銘表示：“明年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將維持一個比較高的位置，甚至還會加速。而中國臺灣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其對歐美市場經濟的改善最為敏感，所以，短期之內我們認為我國臺灣地區的科技股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對象。而且在全球流動性相對充裕的背景下，我國臺灣的科技類股票受益會更為明顯。”

楊銘明確指出中國臺灣一些科技行業企業具有指標性的投資地位，他進一步分析道：“未來晶圓代工整體產業需求將維持兩位數擴張，中國臺灣的龍頭企業依然有能力維持其行業中的穩定地位。此外，在終端電子產品方面，中國臺灣的主要品牌后續仍有持續制造驚喜及股價刺激的機會。”據Gartner資料顯示，2011年，臺積電和聯電的市場占有率將達到40%及10%以上；而具有十年高速成長的HTC，目前已位居全球智能手機前三甲。

在觸摸屏產業方面，楊銘同樣表示：“2011年，作為觸摸屏雙雄的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將成為成長主力。由于這兩大科技產品對觸摸屏都有著共同的硬件需求，受近年來市場需求推動，尤其是受Apple產品以及Android手機加入戰局的的推動，市場普及加速。預計2011年這兩大產品繼續保持最快的成長速度，也將是我們最需要持續關注的重要科技產品零組件。”

積極靈活配置，把握回調良機

楊銘認為在“十二五”計劃的推動下，未來5年將是中國企業在全球競爭的良好機遇。不過，大中華地區的企業相對于境外成熟市場的其他類型股票，比較容易受到經濟周期、產業政策調整、產品發展創新以及管理團隊穩定等因素的影響，具有較大的波動性。因此，對于個人投資者而言，專業人士建議投資者選擇較為穩妥且便利的投資通道，投資專業投資管理公司的QDII，發揮其專業投研能力，化解股市波動風險。

第3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關鍵詞：競爭執法機構 臺灣 公平交易委員會 借鑒

縱觀世界各國家及地區，競爭執法機構主要有兩種模式：司法模式與行政模式。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其競爭執法機構是司法部下的反托拉斯局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后者以歐盟為代表，其競爭執法機構是歐盟委員會①。臺灣地區的競爭執法機構是屬于行政模式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且是單一執法機構的一元模式。以下將就該機構成立的背景、職權與地位、組成部門進行簡要介紹。

一、 公平交易委員會成立背景

臺灣地區于1991年2月4日頒布"公平交易法"，1992年1月13日頒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同年1月27日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照前組織條例正是成立，2月1日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就任，2月4日"公平交易法"生效實施，自此公平交易委員成為臺灣地區的競爭執法機構。從1992年至今，臺灣地區已經歷經八屆公平交易委員會，現任主任委員是吳秀明博士。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職權與地位

公平交易委員會成立于1992年1月27日，隸屬于"行政院"，為臺灣地區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構，依法主管擬定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以及調查處理事業（經營者）各種妨礙競爭的行為，包括獨占（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結合（經營者集中）及聯合（壟斷協議）等限制競爭行為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依照"公平交易法"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職權包括：（1）關于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的擬定事項；（2）關于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3）關于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的調查事項；（4）對于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的調查、處分事項；（5）關于公平交易之其他事項。由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地區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職權是比較全面的，既包括立法層面的政策、法規的擬定，也包括執法層面的案件調查、審理、處分等具體操作事項，集"檢察官"與"法官"的職能與一身，是典型的行政模式。

"公平交易法"第28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理有關公平交易案件所為之處分，得以委員會名義行之。由此可以看出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獨立性與權威性。獨立性，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的干預，即使其隸屬于"行政院"，"行政院"亦無權干預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案件的調查、處理、裁決等事項，而且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成員必須超出黨派之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黨政活動的影響。權威性，其權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委員會的運作采合議制，由于"公平交易法"是一部法理頗高的財經法規，為能充分考量、融合各方意見，使相關案件的處理均能符合立法的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采合議制。（2）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會議的人員產生上，委員會議由七名委員組成，均為專任，任期四年，可以連任，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七位委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任命，從其人員產生程序的嚴格性可見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權威之高（3）委員會議委員的知識背景，由于競爭性問題一般都是較為復雜的案件，其往往涉及法律、經濟等專業性知識，所以其委員的任用要求應具備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如第八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吳秀明是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士，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其組成人員知識的專業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執法機構執法行為的權威性。綜上，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地區的競爭執法機構--公平交易委員會，具有高度的權威性與獨立性，這對有效實施"公平交易法"、維護臺灣地區的市場競爭秩序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加之其一元的行政執法模式，也有利于提高執法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的部門組成

公平交易委員會由委員會議及其下設的10個處、室組成，10個處、室中包括5個業務處和5個行政支援單位，以下分別介紹。

（一）委員會議

委員會議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最高的決策機關，由七名委員組成，均為專任，任期四年，可以連任。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七位委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任命 。

委員會的職權包括：1、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政策之審議。2、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之審議。3、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政計劃之審核。4、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公告案、許可案及處分案之審核。5、委員提案之審議。6、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最高決策機關，委員會議主要負責的是與公平交易相關的政策、法規、提案的審議，以及具體職能部門查處案件的公告、許可、處分等具體事項的審核。

（二）業務處

1綜合規劃處

綜合規劃處主要負責以下事項：（1）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施政規劃、管制考核、政策研究之研擬、協調及推動。（2）公平交易委員會執法人員培訓之規劃及執行。（3）公平交易政策之國際交流及合作。（3）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品之編輯、出版及管理。（4）公平交易法專業資料之搜集、建置、及查詢服務。（5）公平交易政策與法令宣導之規劃及推動。（6）其他有關公平交易綜合規劃事項。綜合規程處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的一個處，但是并不負責具體案件的查處，其主要負責的是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綜合規劃事項，主要包括：宏觀規劃、部門協調、國際交流、人員培訓、政策宣傳、圖書出版等事項。

2服務業競爭處

服務業競爭處主要負責下列事項關于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行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1）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業及個人服務業。（2）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3）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3）農、林、漁、牧業。服務競爭處主要負責的是涉及服務業及農林漁牧業的公平交易案件的調查處理事項。

3制造業競爭處

制造業競爭處主要負責下列事項關于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行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1）食品制造業、紡織業、化學制品制造業及塑料制品制造業。（2）金屬制品制造業、電子產品制造業、運輸工具制造業及其他制造業。（3）礦業、土石采取業、營造業及水電燃氣業。（3）其他相關或不能歸類之行業。

4公平競爭處

公平競爭處主要負責不公平行為案件的調查及處理，主要包括：1、事業仿冒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表征及廣告行為之調查處理。2、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及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示公平行為之調查處理。3、多次傳銷事業之報備、管理及不當多層次傳銷行為之調查處理。公平競爭處負責查處的行為，相當于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規范的行為，即不正當競爭行為。

5法律事務處

法律事務處主要負責以下事項：（1）公平交易法規之研擬及修訂。（2）公平交易法之咨詢。（3）公平交易法制問題之研究。（4）違反公平交易法罰金執行之處理。（5）公平交易法刑事違法案件之移送。（6）公平交易法行政救濟之處理。（7）國內外公平交易法規資料之搜集及研究。

由以上材料我們分析出，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核心，委員會議下的5個業務處，有3個處室是負責具體案件的調查處理：服務業競爭處、制造業競爭處、公平競爭處。而這三個處室按照其查處案件的性質又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查處限制競爭案件的處室：包括服務業競爭處、制造業競爭處，這兩個處室主要是按照案件涉及的行業性質劃分的；二是查處不公平競爭案件的處室：公平競爭處。除此之外，業務處還設置綜合規劃處和法律事務處兩個處室，兩者負責的事務上有一定的重合性，如在資料的搜集方面，當然二者的側重點有明顯不同，前者主要負責的是宏觀的規劃及推動，后者負責具體的操作。由此可以看出，該五個業務處是各有分工、相互協作，共同推動"公平交易法"的實施。

（三）行政支援單位

行政支援單位不負責具體案件的查處，其職責主要如下：

1資訊及經濟分析室：

負責公平交易委員會資訊與經濟分析整合服務策略規劃及發展，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與管理，與產業調查及經濟分析。

2秘書室：

負責議事、文書、印信、出納、庶務、公共關系及不屬于各處、室事項。

3人事室：

依法負責人事管理事項。

4政風室：

依法負責政風事項。

5主計室：

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該5個行政支援單位雖然不負責具體案件的查處，但是他們對于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有效運行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資訊及經濟分析室，因為競爭性案件往往涉及復雜的產業經濟問題，在案件的處理上經濟分析就起著一個決定性作用，經濟分析的結果對案件的最終處理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四）其他組成部門

1競爭政策及研究中心

該中心于1997年1月27日成立，其設立的構想源于1995年，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先生提示："公平會應盡快籌備建設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提供各界競爭政策專業資訊之咨詢服務，并全面開放于產業與學術界使用，幫助產業界規劃合乎公平法精神的營運策略，鼓勵學術界就特定問題深入研究，各相關部門并應給予必要之援助。"該中心力爭成為競爭政策及競爭法資料搜集與提供研究的專業中心，對外開放以充分發揮資源共享的實益。現已建立APEC競爭法與競爭政策資料庫。

2南區中心

公平交易委員會是臺灣地區公平交易法及競爭政策的主管機構，主要負責執行公平交易法相關業務。成立迄今，受理涉及公平交易法案件逐年大幅增加，且其中有將近40%案件分布在中南部地區，需就近及時處理，囿于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僅有臺北一處辦公地點之限制，僅能就現有資源，為民眾提供最大效益的服務。

鑒于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辦理各項公平交易法業務，如行政調查、法令宣導、便民服務等作為，不僅與北部地區民眾有關，對地處南部地區的事業與民眾同樣息息相關。為促進臺灣地區南北區域平衡發展，及時掌握地區性產業動態，就近、及時解決民眾問題，以落實行政單一窗口化作業、提升服務品質及執行公平交易效能，于是于1999年12月起派員進駐"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服務窗口。依據"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規定，屬該中心任務編組單位，分組名稱為"公平交易組"。

四、公平交易委員的人員組成

截至2014年6月30日實際職員總數為216人②。

對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職員做一下分析：

1、依學歷統計分析：

.研究所以上占48%

.學士學位占43%

.專科程度占7%

.高中（職）占2%

研究所以上占近一半。

2、依年齡統計分析

.29歲以下占 9%

.30至39歲占 22%

.40至49歲占 41%

.50歲以上占 28%

（平均年年齡43.1歲）

3.依專業背景統計分析

.法律 59人占 27.80%

.經濟 43人占 20.3%

.其它 110人占51.9%

（資訊、統計、公共行政...等）

從以上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有如下特點：1、高學歷，學士以上學歷占91%，其中研究所以上學歷占一半以上；2、年輕化，平均年齡43.1歲，且老中青分布均勻：50歲以上占28%，40至49歲占41%，39歲以下占31%，形成了以中青年為主導的老中青相結合的執法隊伍；3、專業化，法律、經濟專業占48.1%，近50%。高學歷、年輕化、專業化的隊伍建設，符合競爭執法的需要：因為"公平法是一部法理頗高的財經法律"，它的理論基礎不僅僅在法學，且與經濟學理論息息相關；公平交易案件往往也是較為復雜的，一是案件性質的復雜：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也是經濟問題，二是被調查對象的復雜，公平交易案件涉及的往往都是大型或超大型企業，政商關系錯綜復雜，尤其是限制競爭的案件。這些復雜性問題需要一支學歷高、專業化、年輕化的隊伍去攻堅克難，充分考量、融合各方意見，使案件的處理能夠符合立法的要求，符合法理基礎、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五、評價與借鑒

"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的法律只有被有效實施，才能實現其價值，否則即使不是一紙空文，其作用也將大打折扣。競爭法的有效實施依賴于科學設置的執法機構、需要合理安排的執法人員，如此，競爭法才能有效運行，才能實現其維護公平、自由的市場競爭秩序的價值。從理論上來說，臺灣地區在機構設置和人員安排③上符合競爭執法的需要。

1、機構設置

臺灣地區的競爭執法機構公平交易委員會，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競爭執法機構需要獨立性，是因為其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行政機構，而且一個具有準司法性質的行政機構，其依法行使職權，不受任何行政機構的干涉。雖然其隸屬于"行政院"，但是"行政院"亦無權干預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案件的調查處理。競爭執法機構需要權威性，是因為競爭法是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需要非常謹慎的實施，否則將對整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運行產生不良影響；另外競爭法案件的復雜性，其調查對象的特殊性都需要一個權威性機構。

臺灣地區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不僅僅對具體案件進行處理，而且在競爭法學的研究上亦做出不懈努力，提供了一個共享、開放、豐富的競爭法研究平臺--競爭政策及研究中心。競爭中心通過有系統且持續性的運作，完整地搜集與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相關的圖書、期刊及文件資料，成為公平交易法的專業資料中心，借以吸引學術界及產業界利用館藏資料進行研究，促進臺灣地區"公平交易法"的發展。該中心同時加強國際交流，現已經建立APEC競爭法與競爭政策資料庫。

2、人員配置

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人員配置上最大特點即是專業性，這是符合公平交易執法的要求的。公平交易案件的查處需要法律專業和經濟專業人士的通力合作，如此，案件的處理才能符合立法目的、法理基礎、經濟規律。

3、思考與借鑒

反觀我國大陸地區競爭執法機構的設置，三龍治水的局面④必須調整，我們亟需建立一個獨立、權威、專業的競爭執法機構。

注釋：

①王曉曄：《關于我國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幾個問題》，載《東岳論叢》，2007年1月。

②該部分數據來源于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官網，http：//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7 ，最后訪問時間2014年7月16日。

③人員安排實際上是機構設置的一個方面，但是鑒于競爭執法的專業性，我將人員安排作為一個獨立問題。

第4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關鍵詞：個人信息；個人信息自決權；人格權

中圖分類號：D9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11―0127―03

一、臺灣地區《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概況

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務部于1985年底成立資訊法律問題研究小組，開始研究制定個人信息的保護法，最終在1995年8月制定公布《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是當時臺灣保護個人信息的基本規范。2010年4月27日，我國臺灣地區出臺了《個人資料保護法》取代之前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來對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實行全方位的保護。此外，在理論方面，臺灣地區長期以來也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障進行了理論實踐，個人信息保護權利經歷了從僅為私法上權利發展到不僅是私法上的權利同時還是公民的憲法權利的過程。

二、臺灣地區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特點

（一）采取統一立法模式

臺灣地區對于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模式是采用統一立法的方式。這種方式的優點之一在于，使法律適用上有了統一明確的法律依據，致使在司法實踐中遇到關于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案例時不至于摸不著頭腦，再加上其他部門法中的相關具體規定，使法律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更加全面。

（二）擴大個人信息范圍

1.擴大“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

我國臺灣地區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經過2010年的修改后，頒行了《個人資料保護法》，其中將“個人信息”定義為――“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征、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該個人之數據”。相較于之前的法規，新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將“個人信息”所涵蓋的范圍擴大了。

2.增設“敏感信息”的保護范圍

我國臺灣地區的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借鑒歐盟各國的經驗，增列了“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這5種個人信息為敏感信息，并規定除非行為符合法定情形，否則不得對其5種敏感信息進行搜集、處理或利用。依據法律具體規定，上述法定情形主要包括：一是法律中有明文規定的情形；二是該搜集、處理或利用的行為須為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為之的，且有適當的安全維護措施；三是搜集、處理或利用的敏感信息為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四是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于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的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經一定程序所搜集、處理或利用的敏感信息。

但是，對于我國臺灣地區的此立法規定可以提出兩個問題：

（1）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將敏感性信息僅列出5種，是否說明其他未列入其中的個人信息即不屬于受法律保護的敏感信息。專門將一些個人信息列入敏感信息之中，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使法律有了明確規定，對于某些個人信息的使用增強保護，但是，這也恰恰為個人信息的保護增加了困難。一些未被明確列出的個人信息在現實中也是極可能遭受侵害的，而因無法律明確規定，則會大大增加法律模糊，為這些個人信息的保護提供阻力。

（2）上述的4種法定情形均未包括以“當事人的同意”為前提，而依據個人信息自決權的概念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制定目的，任何有關個人信息的處理、使用及利用等行為必須以當事人的同意為前提。這實際上可以說是對個人信息自決權地位的輕視，而這恰恰也是個人信息保護最致命的弱點。

（三）確定個人信息自決權

臺灣地區的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立法制度方面，雖然專門制定了《個人資料保護法》，但并沒有明確規定“個人信息權”為一項獨立的權利。而理論方面，臺灣地區的學者對此做了許多研究。

個人信息權即為公民保障個人信息所依法享有的權利，依民事權利體系而言，它既具有財產權的性質，也屬于人格權的范疇。而在學界，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個人信息權更多地體現著人格權的屬性。主要原因在于，個人信息權嚴格來說既不是物權，也不是債權，而物權與債權屬于財產權體系的兩大支柱，因而個人信息權很難被歸于財產權的范疇之中。也有人提出，個人信息權可以說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但是“無形”本身就代表著不確定性，個人信息權應是確定的。此外，每個人的財產狀況是不同的，若將個人信息權歸于財產權體系中，則必定會采取區別對待，忽略平等權，而法律對于每個公民的個人信息應平等對待，公民的人格權即應平等對待。因此，大部分學者稱之為“信息自決權”。

“信息自決權”這一概念起源于德國，在德國法中，信息自決權是指“個人依照法律控制自己的個人信息并決定是否被收集和利用的權利”。

我國臺灣地區在法律上將個人信息稱為“個人資料”，臺灣學者李震山認為，“資訊自決權，系指每個人基本上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將其個人資料交付與供利用”。并進一步解釋其涵義價值為，“惟有每個人能充分掌握自己的資料，從資料收集、儲存、利用、傳遞、閱覽、更正、銷毀的各個進程中，都允許個人以自我決定權為理由全程參與，除非此舉危及重大公益，該項權利方得以法律或本與法律限制之，若非如此，人無自我、無人格、無尊嚴，所見之處皆是群我、他律為中心，將是一個不可想象的不安且無內心世界的社會”。

（四）注重事后救濟機制

法律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有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種機制。事前解決機制是在社會事件發生之前所采取的預防措施，事中解決機制是在社會事件進行過程中起監督作用的法律規定，事后解決機制則是指在問題發生之后而采取的例如訴訟、調解等處置問題的解決辦法。

我國臺灣地區沒有設立專門的個人信息管理機構，而是制定了其他更為靈活有效的事后解決制度替代專門的獨立管理機構以保護公民個人信息。這主要是由我國臺灣地區的社會發展現狀決定的，具體原因在于：地區的非公共部門較多，相對于公共部門的相關立法，對于非公共部門的法律規定并不是面面俱到，更多的是保障其法定的自由活動，而若設置了專門的個人信息管理機構，就會給許多領域設置管理權限，從而大幅度地限制了非公共部門的自由活動，這實與我國臺灣地區的現代行政改革和放松管制的潮流相悖。因此，我國臺灣地區設立了多層次的事后救濟機制來代替。所謂“多層次”，是指當公民的個人信息受到非法侵害時，當事人可以采取多種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正如ADR機制，當事人可以就此進行和解或調解、申請調解或仲裁、提訟等多層次的事后糾紛解決機制，以進行權利救濟。

（五）增設團體訴訟救濟，強化行業協會監管

1.增設團體訴訟救濟

在臺灣地區，其更加強調的是民間社會團體的參與力量，鼓勵民間團體訴訟，給予了團體公益訴訟更多保障。在個人信息非法侵害的事件中，一般而言利益受損的民眾有很多，因而，為鼓勵更多民眾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更多地利用公益團體機制，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定法條以鼓勵民間團體訴訟。

2.強化行業協會監管

臺灣地區沒有設立單獨的個人信息管理機構，注重各企業行業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自由發展。但任何自由都需要適當的監督，因此在臺灣地區設立了“個人資料保護協會”以監管公民個人信息，屬于社團法人，沒有法定權利。該協會主要是用以促進信息服務行業的自律以及個人信息的合理使用，接受個人或團體相關信息受到不當侵犯的案件申訴，監督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實際實施與執行等。

三、我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制的借鑒

（一）構建合理的法律制度，采取統一立法模式

由上述看來，臺灣地區的統一立法模式對于大陸地區的法制建設是具有借鑒意義的。自古以來，我國大陸地區就崇尚以簡制勝，因此，對于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實踐而言，適用于制定一部個人信息保護法，其中包括總體適用的基本原則及相關內容、分別對公共部門和非公共部門進行具體的規定等。此外，允許地方及相關部門制定符合具體實際情況的行政規章，但是不能與個人信息保護法相沖突，以此實現普遍與特殊相結合。近期，我國大陸地區也將《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制定提上了議案。

（二）合理規范保護客體范圍，擴大個人信息范圍

1.“個人信息”

我國臺灣地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對于“個人信息”的規定范圍都是十分廣泛的，基本是適用“概括+列舉”的方式。且我國臺灣地區將“個人信息”的主體界定為“自然人”，自然人是相對于法人的一個概念，是基于自然出生而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個人。筆者認為，用“自然人”這一概念是更為貼切的。雖然我國臺灣地區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的“個人信息自決權”限于有生命的自然人，因為權利的存在是以人格權為基礎的，但是“自然人”的信息是指所有人的信息，包括活著的和未活著的。自然人死亡后，權利人格主體不復存在，會發生權利主體的自然移轉，這樣已故自然人的個人信息會轉由繼承人享有自決權。雖然已故自然人不會享有個人信息自決權，但是其個人信息仍是予以保護的，所以，我國大陸地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適用“自然人”這一概念的客體范圍更為恰當。

2.敏感信息

我國臺灣地區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增設了“敏感信息”，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僅將“敏感信息”限定為5種實則是為個人信息的保護提供了阻力，其余未列入的信息的保護缺少必要的保障。此外，在法條中也未明確規定任何有關個人信息的處理、使用及利用等行為必須以“當事人的同意”為前提。基于此，我國大陸地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中需要對“敏感信息”做出法律規定，筆者建議將“敏感信息”界定為與信息所有人存有心理或生理等方面的重大利害關系的個人信息，包括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此外，對于此類敏感信息的使用所應符合的法定條件需以“當事人的同意”為首要前提，從而立足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基本原則。

（三）確立個人信息自決權

我國臺灣地區雖然在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和理論實踐方法是較為先進的，但是不足之處在于沒有明確將個人信息保護權作為人格權體系中的一項獨立的權利。

筆者認為，所謂個人信息自決權，是指在不影響公共利益的范圍之內，公民個人對于個人信息的控制、儲存、獲取、選擇與利用。即由公民個人決定自己的信息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法被獲取、儲存與利用，以及各方面的范圍界限是多少的權利，是對公民個人信息在網絡信息浪潮中權利的保障，它屬于隱私權的一個方面，是公民個人法律人格的體現。權利作為一種法律層面的視角，是發現保障體系漏洞進而完善個人信息法學保護理論的最成熟和最有力的佐證，因而將個人信息自決權設立為一項單獨人格權利是十分有必要的。

（四）制定有效的事后救濟機制

我國臺灣地區沒有設立獨立的管理機構，而是實行有效、靈活的事后解決機制來替代，這是符合臺灣地區的具體社會發展情況的。

依據我國大陸地區具體國情，幅員遼闊、地區及部門行業眾多、歷史積累等原因，大陸地區的行業自律原則并不是特別發達，適宜設立一個專門的管理機構，否則會出現管理混亂、管理重復或相互推諉的現象。而值得大陸地區借鑒的是臺灣地區制定的有效的事后救濟機制。當發生侵權事件時，當事人可以先進行調解或仲裁，甚至可以對此提出訴訟，且尤其強調民間團體訴訟，其實在社會中最容易忽視的就是群眾的力量。而此法完善了司法救濟，對于公民的合法權益實行更加實在、有效的保障。

（五）強化監管機構職能

臺灣地區也重視行業監管，任何一個機構都不可能完全公正、公平，而是只能達到相對的，是需要監管機構來監督的。筆者建議，在中央和省地區可以直接將個人信息管理機構的監管并入現有的監察部門，無需另設，防止機構龐雜，以此來實現有效的行業監管。

[參考文獻]

[1]李飛.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變遷、問題及其啟示意義[J].廈門大學法律評論，2012（09）.

第5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隨著大陸經濟發展與開發重心的轉移，臺商對大陸投資區域格局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對珠三角地區投資趨緩；長三角的投資的主體地位已經確立；投資逐步向環渤海經濟區、成渝地區傾斜。研究臺商在大陸投資的區域演變歷程，對各地采用正確適當的政策措施吸引臺資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關鍵詞】

臺商投資；演變歷程；結論

一、臺商投資大陸的總體情況

據臺灣“投審會”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12月，臺商赴大陸投資件數為39572件，累計金額已高達1116.97億美元。臺商在大陸投資的區域分布，受到中央政策及地緣因素的影響，呈現明顯的區域特征。1991—2009年，90%以上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2000年達到最高值97.65%；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吸引臺資較少，比重不足一成，與東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2010年是臺商投資大陸各區域的一個分水嶺，臺商對東部地區投資比例呈下降趨勢，2011年僅為78.89%，較2010年同比下降7.75%。西部地區在吸引臺資方面出現新的亮點，2009年臺商投資西部地區比重為2.39%，2011年一舉達到12.26%，兩年增長近10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吸引臺商投資呈快速增長態勢。

二、臺商投資大陸的區域演變歷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商投資大陸的區域變化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8～1991年），初步發展階段：福建、廣東地區。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在福建、廣東率先展開，以及在地緣上與臺灣相近的區位優勢，廣東、福建地區優先承接了臺商的第一波投資熱潮。1987年11月，臺灣當局有限度的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且開放了外匯管制。1988年國務院通過《國務院關于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該規定鼓勵臺灣的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大陸進行投資，為臺灣對大陸進行直接投資提供了制度保障。據統計，1991年，臺商對大陸投資累計總額達到13.9億美元，其中，福建累計吸引臺資5.35億美元，占38.5%，廣東累計吸引臺資4.35億美元，占31.29%，這兩省的臺資數額就占這個時期臺商投資大陸總額的近70%。

第二階段（1992～2001年），全面發展階段：由珠三角向長三角地區推進。

臺商投資區域由集中在閩粵迅速北上長三角地區。以上海浦東新區為中心，蘇州、昆山、寧波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迅速成為臺商投資的熱點地區。據臺灣“投審會”統計，1992～2001年，在核準對大陸的投資案件中，廣東為8420件，投資總額68.55億美元，居第一位；江蘇為2891件，投資總額為45.12億美元，居第二位；上海為3007件，投資總額27.75億美元，居第三位；福建為3077件，投資總額為17.34億美元，退居第四位。

這一階段，以廣州、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由于毗陵港澳的區位優勢，加之臺商在該地區產業配套的需求，在整個九十年代，廣東省都是臺商投資的重點區域。以上海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在投資總件數和投資總額上緊跟廣東地區，呈快速發展態勢。而福建作為最早對臺灣開放地區，投資比重呈大幅下降趨勢，尤其是在2000年，臺商對福建的投資卻下降到最低水平，比重僅為3.82%。

第三階段（2002～2009年），快速擴張階段：長三角地位確立，臺商投資呈現北移趨勢。

據臺灣“投審會”統計，自2002～2009年，長三角投資總額為375.31億美元；珠三角投資總額為124.94億美元；環渤海經濟區投資總額為31.41億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在這一輪的投資熱潮中，由于大上海輻射能力進一步增強，長三角地區經濟整合加快，臺商對長三角投資的主體地位已經確立。臺商投資大陸的熱潮還呈北移的趨勢，1992年，臺商當年增加投資環渤海經濟區總額僅為0.3億美元，2009年，這一數值達到5.4億美元，同比增長1700%。

第四階段（2010年至今），新一輪增長階段：臺資西進，成渝成為新的投資熱點。

進入2010年以來，臺資企業所在的東部省份相繼面臨缺電、缺水、缺工、漲薪等方面的壓力，而西部地區擁有成本低、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等優勢，因此，西部成為臺商產業轉移的理想承接地。2010年9月，國務院《國務院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指出，為引導產業轉移，國家在財稅、金融、投資、土地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成都、重慶作為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在資源、技術、人才等方面具有突出優勢，因此成渝也成為臺資產業轉移的理想之地。

三、結論

臺商赴大陸投資，主要劃分為四個階段，最初在東部沿海進行布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入，臺商投資逐步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擴展。擴展原因前期主要受國家政策影響，后期主要是臺商根據生產成本及市場考慮，投資區域分布向中西部地區延伸。

參考文獻：

[1]段小梅.臺商投資大陸的區域特征及未來走向[J].亞太經濟，2006（3）

[2]段小梅.臺商投資大陸的新趨勢及前景展望[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4（1）

[3]段小梅.臺商投資大陸規模結構演變分析[J].改革與戰略，2006（3）

第6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自從1995年海外收藏家楊永德先生把他收藏的164件齊白石作品拿到大陸舉辦拍賣專場以來，從海外回流的中國藝術品的數量就在逐年增加。當然，也有藝術精品如一些官窯瓷器又流向海外。如2001年秋季，臺灣收藏家把雍正青花釉里紅玉壺春瓶、雍正粉彩過枝桃蝠紋大盤、乾隆緙絲姜晟書八征耄念之寶拿到北京翰海公司拍賣會拍賣，卻又被來自臺灣的收藏家分別以880萬元、605萬元、363萬元買回去了。但2002年閻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米芾的《研山銘》等一批高價位文物精品出現在國內拍壇，最終留在了國內。中貿圣佳公司推出的《研山銘》被國家收購，則被視為一個標志，說明海外文物回流的時代的已經到來。2002年因此被業內稱為"海外回流年"。

每年在北京古玩城舉辦的"北京中國古玩藝術博覽會"，是我國民間古玩舉辦各類交易活動的一個縮影。在今年9月26日北京古玩城舉辦的古玩藝博會上，首次出現海外文物商人有規模設攤經營，進行海內外文物交流的現象。此次博覽會上，以我國臺灣的商戶最多。由于受到條件限制，臺灣商戶主要以經營玉器、瓷器類古玩為主，字畫相對少些。所以有人說：由于有大量經營玉器和瓷器的臺灣參加，所以今年的古玩博覽會幾乎成了海內外文物交流的"玉器瓷器專場"。

在人氣旺盛的博覽會期間，在北京古玩城一層大廳走一圈，你就會感到海外商戶帶來的無論是瓷器還是玉器大都是明清時期的，較少有高古時期的。博覽會結束后的統計也證明了這一點。從英國倫敦趕來的Laurence Paul女士告訴記者，她對此次展賣的結果十分滿意，所以明年一定再來。

國內藏家為何青睞明清時期的玉器？集友公司陳明枝先生為此做了分析。他說，由于國內的文物收藏市場剛剛開始，很多收藏家、經營者受經濟、文化等各種條件限制，對器物的年代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如瓷器，由于青花的斷代已比較清晰，所以國內的青花價格持續走高；不過，由于國內目前對五彩、斗彩等彩色瓷器的斷代還比較模糊，所以造成很多藏家對這些瓷器不敢問津。因此，國內這類瓷器的價格與國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至于玉器，同存在因斷代不清使得明清玉器的價格普遍偏高。

陳先生還解釋，在臺灣，古玩經營者收藏家每個禮拜都會有聚會。大家一起研究祖國內地的出土文物報告，交流收藏心得。但在內地就缺少這樣的活動，缺少理論研究，這就使內地藏家在購買藝術品時缺少理性指導。收藏者如果對藏品缺少研究，就只能用外在東西來判斷器物的年代和價值。例如，內地兩件官窯瓷器，流傳有序有背景資料佐證的一件，其價格就比另一件"師出無名"的瓷器高出數十倍。再比如，目前國內玉器經營者通常認為有皮子的白玉更珍貴，這也是由于對玉本身缺乏研究導致的。其實，對玉器的選擇最終還是要落在看其是否溫潤這一本質區別上，其它外在條件終究是次要的。

臺灣十方古文物公司蔡淙霖先生，因為每年都要來內地四五次，對大陸藏家的需求掌握得比較清楚。因此這次博覽會他帶來的明清時期玉器，成交率高達50%。在談到臺灣文物收藏市場與大陸相比有什么不同時，蔡先生表示：一些高檔的高古玉器在臺灣依然還是很有市場的。相比之下，在國內收藏市場中，中低價位的玉器卻比較受歡迎。他發現，祖國內地買家不僅把玉器看成是收藏品，更喜歡佩帶、把玩，因此內地3千-1萬元的玉器比較受歡迎。在瓷器方面，由于官窯瓷器的價位偏高，國內市場出現的數量也少，所以買家很難見到實物，不熟悉甚至不不認識自然也就不敢買了。他認為，目前內地買家對民窯瓷器比較感興趣。

第7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臺灣地區眼科名醫蔡瑞芳近期宣布，停做激光近視矯正手術。作為臺灣激光射近視矯正手術的引進者，蔡瑞芳的“封刀說”，在臺灣眼科醫界投下重磅炸彈。隨即臺灣醫學會強調，激光手術是種相當安全的手術，風險不到1%。同時，網友高度關注此事，微博“臺灣知名眼科醫生宣布停做激光近視手術”以超過2萬次的轉發，居新浪微博熱門轉發第二位。據悉，中國每年約有150萬近視人群接受激光手術。

心理解讀：

風險不到1%的說法是否具有說服力？你聽后會把自己歸于1%的冤大頭，還是99%的幸運兒？假如你正想通過手術摘掉難纏的眼鏡，關于這則消息鋪天蓋地的報道是否會影響你的決策？心理學告訴你，形成框架對人們所做的決策有相當大的影響。其中，框架是指對一個選擇的一個特定描述。

現在，讓我們先做一個實驗。要求你想象：自己需要在手術和放射治療肺癌兩者之間做選擇。

首先，來看一下這個問題的幸存率框架。

·幸存率框架

手術：在100個做過手術的人中，90個過了術后期還活著，68個在第一年的年底還活著，34個在第五年的年底還活著。

放射治療：在100個做過放射治療的人中，所有的人過了治療期還活著，77個在第一年的年底還活著，22個在第五年的年底還活著。

你選擇什么：手術還是放射治療？

· 死亡率框架

手術：在100個做過手術的人中，10個在手術期間或術后期死亡，32個到了第一年的年底死亡，66個到了第五年的年底死亡。

放射治療：在100個做過放射治療的人中，沒有一個在治療期間死亡，23個到了第一年的年底死亡，78個到了第五年的年底死亡。

你選擇什么：手術還是放射治療？

看完了死亡率框架，你是否想要改變你的偏好？實際上，兩種框架中的數據是相同的，差別在于每種治療結果的統計信息，是從幸存率還是死亡率的角度呈現。在前人實驗中，分別向兩組被試呈現幸存框架和死亡率框架（每組被試閱讀一種框架），結果是，接受幸存框架后，只有18%的被試選擇放射治療，但是在接受死亡率框架被試中，這個數字是44%。

第8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對一個國家來說，外商直接投資（FDI）常是衡量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在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做出的投資環境最優50地區評比中，臺灣地區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新加坡與瑞士。臺灣在國際投資環境評比得到第三名，卻吸引不到外人投資，為什么？臺灣《天下》雜志撰文稱，投資環境競爭力不等于對投資者的吸引力，評比只能算是一個參考指標，但還必須考慮其他條件，例如政府治理與企業獲利率。

根據聯合國資料，臺灣的FDI凈流入金額從2007年之后一路大幅下滑，去年只有2007年的三分之一。而在同一時間，香港增長20%，韓國也增長10%，韓國在BERI的評比中，卻落后臺灣十名以上。評比與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該如何解釋？美國商會執行長吳王小珍直言：“其實我從來沒聽過任何一個會員討論這些評比成績。”臺灣要吸引外資青睞的關鍵，其實不在評比排名。比起低風險，一個地區是否具有未來發展潛力，才是外來投資者最在意的關鍵。

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指出，臺灣是高度成熟的經濟體，外匯儲存排名全球第四，兩岸關系近年也緩和，自然營運風險低。但是以最近崛起的東南亞為例，雖然營運風險比臺灣高，但營運成本低、有人口紅利、國內市場大，這都是臺灣缺乏的優勢。臺灣的優勢，在于過去二三十年蓬勃的中小企業累積出許多技術。臺灣要吸引外資，最大的機會不在于低成本勞動力、土地或更為寬松的法規，而在于創造出更高附加價值的潛力。

許多在臺灣經營服務業成績不錯的外商，也在臺灣企業的協助下，走向更大的市場，例如全家便利商店與摩斯漢堡進軍大陸。對在臺灣的外商來說，看到機會的同時，也有艱巨挑戰。挑戰之一，就是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因為區域經貿網絡布局腳步比臺灣快，對外資具有強大吸引力。挑戰之二，是吸引國際私募基金的能力不足。根據美國商會最新年度白皮書指出，臺灣吸引私募基金的規模，在亞洲17國倒數第二。

提高消費稅幫不了日本經濟

上一次有日本政治人物提高消費稅是1997年，當時的首相橋本龍太朗希望能藉此拯救日本政府財政。然而增稅大幅削弱了日本經濟，不久之后橋本也下臺了。

《經濟學人》撰文稱，安倍晉三將于明年4月將消費稅由5%增至8%，預計18個月之后會再升至10%。這項決定也讓人想起了過往的記憶。日本國債已超過GDP的200%，自1990年初不動產泡沫破裂之后，日本政府的支出便快速上升，稅收則呈現停滯。在此背景之下，適度調升消費稅看來十分合理。事實上，如果日本想穩定財政，消費稅可能得增至20%才行，即達到歐洲的水準。

安倍表示6月時承諾過的全面性改革會再次啟動，這一次必須包含農地整合、增加基本醫療服務競爭力、放寬雇傭及解雇規范等提案。推動這些重要改革的難度，可能比調漲消費稅高許多，日本是否真的重振，最終亦取決于這些改革，而非消費稅。

電子煙拉響煙草公司警報

多數富有國家的吸煙人數正逐漸減少，但電子煙使用者卻在上升，據統計歐洲約有700萬人使用電子煙。電子煙會將含有尼古丁的溶劑霧化，但沒有燃燒煙草所產生的毒物。《經濟學人》撰文稱，各地衛生當局都難以處理電子煙攝取尼古丁的新方式。越來越多研究顯示，電子煙比一般香煙安全許多，幫助戒煙的效果至少與尼古丁貼片和口香糖相當。但是，電子煙亦含有上癮成分，品質和標示的差別也相當大。作為應對方式，煙草公司開始買進電子煙企業的股份，或是開發自己的產品。除此之外，它們也在開發其他類型的產品，例如，世界上最大的煙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國際就打算在2017年推出加熱而非燃燒煙草的產品。煙草巨頭們的打算是，不管消費者和監管機構的動向如何，它們都必須有新產品可以銷售。

美國五分之一勞動者高學歷低就業

第9篇：關于臺灣的資料范文

3月18日，魏德圣攜新書《和自己的名字賽跑――賽德克?巴萊導演手記》來到廈門市圖書館，出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以及《書香兩岸》雜志聯合主辦的讀者及影迷見面會，與到場的上百位粉絲親切對談，交流電影內外的方方面面。雖然由于大霧天氣，從臺北到廈門的航班誤點了整整三個小時，但是當魏導在晚上7：10風塵仆仆地出現在現場的時候，在場影迷和讀者依然爆發出了熱烈的掌聲。而魏導的一連三句“對不起”并謔稱“下次我自己買飛機”的玩笑話，也拉近了臺上臺下的距離。

有一種廈門情結

問：您是第一次到廈門來嗎？

魏：沒有，其實我第一次來大陸就是來廈門。我2003年拍的5分鐘的賽德克?巴萊試拍片，就是因為在廈門拍了一出臺灣的連續劇，賺到了錢，才去拍5分鐘的試拍片。那部電視劇總共20集，我拍了前面十集，其中90%就是在廈門拍的。我對廈門的印象很親切，語言都通，連罵臟話都一模一樣（笑）。

問：這次是特別將廈門列入行程嗎？

魏：本來計劃里是沒有廈門的，但是我好想來廈門。特別是我覺得《海角七號》在廈門這邊看起來應該蠻有感覺，所以我特別想來這邊，我覺得跟臺灣相關的題材，在廈門這里的接受度會更好一點。

一部非拍不可的電影

問：據了解，早在您在拍5分鐘短片的時候，就有很多非議。但是您扛著這些非議，一直走到今天，所以您的性格中肯定有一種很硬的東西。

魏：其實人有時候在被否定之后，會產生憤怒，憤怒會產生力量，會讓你更加不服氣地想要證明一些東西。當你的憤怒變成想要讓別人后悔的信念的時候，那樣的力量會很大。所以有時候會覺得，如果大家突然都對我很好的時候，我會想，糟糕，我是不是快要失去那種力量了。

問：為什么在遇到各種困難的時候，還是堅持拍《賽德克?巴萊》？

魏：因為我覺得它會賺錢啊（笑）。我不覺得它會枯萎。第一個原因是，我真的喜歡這個故事，我覺得它拍出來絕對有它的價值性，不一定是金錢的回收。但我敢保證你們只要看過這部電影，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甚至老了以后，你都會記得，曾經在這個年代有這樣一部電影，里面有幾個畫面是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我覺得這樣非常值得。

另外，現在原住民的族群語言、生活美學逐漸在凋零當中，當有一天，假設50年后，這個族群的語言消失了，那通過這部電影，會讓這個語言重新恢復也不一定。我是比較浪漫地這么想。因為想要做這件事，非做不可，就會去計劃怎么得到更多回報。所以我們的宣傳、行銷等從一開始就都在計劃內。很多投資方都覺得我們太浪漫，但就是浪漫才會去想更多事情；不浪漫的話，你永遠在追著錢，錢卻永遠跑得比你快。

問：您覺得您是不是一個很固執的人？

魏：我一輩子想做的事情也沒有幾件，我并不是很厲害到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我能做、想做的事情，我不去做它而去做別的事情，那不是很對不起自己嗎？確切的說，人生一百年，趁著自己有體力的時候，多對得起自己一點，不要等到老了以后才懊悔。

盡可能真實完整地呈現歷史

問：您覺得，這部電影跟歷史的相似度有多少？

魏：其實這部電影基本上達到了百分百的完成度，就是當初想的和后來做出來的幾乎一模一樣。跟歷史相比的話，事件都是真實發生的，但是具體的內容方面，我們一直在跟原住民溝通。因為歷史都是由一個個片段組合起來的，而電影沒有辦法這樣子呈現。一定要回到歷史的角度去了解更多的東西，才能把細節呈現出來，所以沒有辦法保證一模一樣。

另外，有時候為了讓戲劇結構更順暢，我會人為地把有些事件的順序調換，這也有跟族人溝通過。還有，“霧社事件”中有300多位賽德克族的壯士，但電影中不可能有300多個主角，因此，有些事件，在歷史中不是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但為了便于電影呈現，我可能會把它們都安排在一個角色上來表現，所以一個人可能演十個角色，我需要把十個相同性格的人濃縮到一個角色上。這都需要得到族人的諒解。

問：您在編劇的時候，主要的史料來源是什么？您想通過這個歷史事件的呈現，留給觀眾對于這個事件一個怎樣的記憶？

魏：我一開始尋找資料的時候，臺灣原住民的研究還不是一種顯學，所以史料很少。我是從一些研究者那里問到一些資料，但多數都是關于事件的發展，只會看到矛盾，給我帶來很多疑惑。歷史總是帶給我們很多“為什么”。于是我就有挫折感，覺得我為什么還要寫這個劇本。幸運的是，后來在圖書館發現的資料越來越多，原住民的文學慢慢流行起來。我就覺得不應該只是看這段歷史而已，應該看更多東西，于是我花更多時間看1930年代臺灣的警察制度、社會制度，平地和山地的交往，以及整個國際政治的局勢，還有日本往南進發的動機。再往前推個十年二十年，那時候的日本在臺灣的制度是什么，以及之后“霧社事件”的影響。這樣了解之后，你才會對整個歷史事件更加寬容，從信仰的角度看，才能看到更多反省。當我們現在的文明價值觀等同于美國的時候，我們會慢慢忘記一個民族最單純的驕傲和元素是什么。所以希望通過這段歷史，讓我們反思很多東西。

問：《賽德克?巴萊》的國際版從原先的四個半小時刪減到了兩個半小時，您如何在內容上保持情節的完整性？

魏：真正開始有想法去剪國際版的時候，也是逼不得已。威尼斯影展不盡如人意的剪輯之后，我曾經不想剪輯國際版，就打算以完整版來發行。但是四個半小時沒有人要買，在臺灣以外要發行兩集真的有困難，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剪。一直到十月底，跟一些看過電影的觀眾交流之后，慢慢得到一些想法，覺得哪些地方可以刪減和轉換。武打戲濃縮了快一個小時，有些需要觀眾了解的文化方面的內容，我們就避免太深入，而只是交代一下他們的信仰、觀念、美學，其他太深入的內容就刪除掉。

電影帶來的不只是故事，更是思考

問：“霧社事件”是臺灣日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但對于我們這些臺灣以外的觀眾來說，是非常陌生的。原住民作為臺灣必不可少的一分子，也是近一二十年才漸漸被了解。另外電影中的對白也都是原住民的語言和日語，那您覺得臺島以外的觀眾要從這部電影中尋找文化共鳴，會不會有點困難？

魏：會有點難，但我覺得每一部電影的功能都不一樣。《海角七號》是希望大家能找到文化上的共鳴以及感情上的普世價值，而這一部電影是要讓觀眾思考的，思考很多關于不同文化價值觀之間的沖突。看完這部電影以后，很多觀眾會很矛盾，你找不到好人，也找不到壞人。當里面的人，不是絕對的好人或壞人，在彼此仇殺的時候，你慢慢會發現，有必要這樣嗎？這會讓我們去思考，我們經歷那么多不同時代所帶來的傷害，到現在我們到底有沒有學乖？這可以讓我們反思戰爭。

至于這部電影要表達的觀點，只要你去看了就知道。你們最后走出電影院的心情就是我的觀點，就是矛盾。當兩個價值觀遇到一起，就會起沖突，但是你無法去判定任何一方是對或者錯。我的電影就希望讓大家去了解更多的立場、更多的想法。其實“霧社事件”就是一次求死的戰爭，賽德克人就是追求死亡的價值。但我在結尾不經意地放入了自己的想法，雖然我拍攝的是一個求死的戰爭，可是到最后的說法還是，人終究還是要活著，活著才有說話的權利。所以電影最后是在傳遞一種族群要延續、生命要存在的價值觀。

期待電影的多樣性

問：經過《海角七號》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大熱之后，您覺得臺灣電影是否復興了？

魏：臺灣電影是有復興，但是其中也有擔憂。當整個復興都寄托在幾部票房好的題材上之后，投資就很有可能比較單一化。因為這種題材能夠賣得好，所以以后所有人就只投資這種題材，其他的就放棄，這樣就變成只拍某一種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