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勞動經濟學經典案例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外招生;案例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08-0221-03
一、引言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逐步際化,教育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不斷縮小,越來越多的外籍和港澳臺籍學生進入中國大陸求學,而擴大來華留學生規模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之一。本文將這批學生稱為“外招生”。外招生與大陸學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在接受具有中國大陸發展和文化背景的知識時,常常存在不同程度困惑,有的學生甚至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難度。為了滿足這部分學生的學習需求,有必要精選一些與外招生知識背景相符合的案例作為教學素材,從而提高學生的解讀能力,提高教學質量。以暨南大學為例,其作為國務院僑辦主管的一所高等學校,每年均吸引大批外籍和港澳臺籍學生前來求學,其中香港和澳門籍學生占了外招生的主要部分。而港澳籍學生的背景也存在差異,一部分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居民,一部分是定居香港不久的具有大陸背景的學生。前者對香港的社會和文化比較了解,而后者則對大陸的實際情況比較了解。因此,學生的異質性很高,這對案例的選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本科教學中的《宏觀經濟學》為例,闡述在面向外招生的經濟學教學中,案例選擇的基本思路并舉例加以闡述。
二、面向港澳籍外招生教學案例的選擇思路
在很多高校中,具有大陸背景的外籍生或港澳臺籍生,和在境外土生土長的外籍生或港澳臺籍生共同構成外招生這一群體,他們的知識結構和背景差異性很大。于是,案例的選擇是否能滿足這些異質性程度高的外招生群體的學習需求變得十分重要。以暨南大學為例,該校的外招生主要來自于港澳地區,同樣的,這些外招生有的具有大陸背景,有的沒有。因此,精選具有港澳社會發展背景、又與中國大陸發展有關的學習案例,將能滿足這一群體中不同個體在基本學習需求上的差異性,有助于這部分外招生理解相關知識理論。
目前,很多國內高校在本科宏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中使用的教材是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所著的《宏觀經濟學》(以下簡稱“曼昆教材”)。該教材大部分采用的是美國本土或者具有跨國性質的案例,較少涉及中國案例。在引入這樣的教材后,有必要進行一些本土化改造。案例的選擇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而由于“一國兩制”的背景下,港澳籍學生與大陸學生的教育背景、知識結構甚至價值觀有一定的差異,因此,若能選擇一些既與大陸發展有關,又具有港澳背景的案例作為教學素材進行分析,相信將能很好地提高教學質量。筆者認為,這樣的案例選擇思路可以遵循以下兩點展開。
第一,以大陸與港澳兩地經濟、文化交往銜接的領域為切入點,就相關的事件、政策的發生和實施改造為案例進行分析。由于這樣的案例涉及兩地交往,因此具有兩地背景的不同學生均對相關事件有一定的了解,能提高學生的理解度。另外,由于兩地的交往涉及“一國兩制”下的相關安排,這些事件很難在西方經典教科書中找到解答。通過對這些經濟現象的剖析及與經典經濟理論的比較,可加深學生對經濟學基本理論、規律和行為的認識。第二,選擇港澳地區存在而大陸地區并不普遍的事件,將其改造成案例進行分析。西方教材中很多經濟學理論的闡述是基于西方經濟運作模式進行的,我國大陸地區雖然同屬市場經濟制度,但與西方仍然存在差別。在“一國兩制”下,港澳地區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其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較為接近歐美等地的模式,較容易在西方引進的教材中找到解釋。因此,以港澳地區發生的經濟事件為基礎改造成案例進行分析,可以加深學生對基本經濟學理論的理解。基于以上兩個原則,在下一部分,我們選擇“香港移民條件”、“香港‘優才’計劃”和“澳門政府‘現金分享計劃’”為例進行說明。
三、案例舉例
按照上部分所闡述的思路,我們選擇三個案例來簡要闡述一下分析要點,他們分別涉及可貸資金市場理論、國民收入分配理論和凱恩斯交叉理論。
1.案例:香港投資移民條件。在知識點“可貸資金市場”的學習中,香港投資移民條件中關于獲準投資資產類別的改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視角。在2010年以前,擬投資移民者獲準投資的香港資產包括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前者包括香港的商業、工業或住宅物業,包括土地和樓花;后者所指定的金融資產包括股票、債券、存款證、后償債項,以及合資格的集體投資計劃(即單位信托基金或互惠基金)。但自2010年起,香港投資移民門檻由650萬元港元增至1000萬港元。同時,房地產暫停列為計劃下的獲許投資資產類別。對于這一改變,可以通過可貸資金市場原理進行分析。
在可貸資金市場中,供給為儲蓄(S),需求為投資(I)。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外來的資金注入香港資本市場,將使得儲蓄增加,從而利率(i)下降。降低的資金借貸成本促進了投資,從而有利于經濟,這就是投資移民政策的主要目的。這種情況即圖1中的(a)。然而,若允許資本進入房地產市場,則可能出現圖1中(b)的情況。此時,雖然儲蓄增加到S2,但是也增加了對房地產的投資需求,鑒于房地產業在香港的重要地位,總投資也增加。若I1增加至I2,利率的下降幅度大大小于(a)所示的水平,而僅位于i3的水平。進一步,若投資增長至I3,利率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增加至i4。此時,可貸資金市場變得更為緊張,資金借貸困難,不利于生產的擴大。2010年的政策改變,其原因屬于(b)所示的情況。
該案例的背景事件是“投資移民”,而很多新定居于港澳的學生是隨著父母的投資移民進入香港的,因此,這些學生對該政策比較熟悉。同時,投資移民也引起香港本地居民的關注。因此,該案例能同時吸引兩類港澳生的關注,符合我們所述的案例選擇原則。另外,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以香港資本市場作為背景進行案例改造分析,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該案例分析,學生對可貸資金市場的理解進一步加深,同時,有助于學生區分經濟學理論中的“儲蓄”、“投資”和現實生活中老百姓所指的“儲蓄”和“投資”的區別。
2.案例:香港“優才計劃”。香港“優才計劃”旨在吸引香港境外優秀人才前往香港定居或獲得香港雇主的聘任,提升香港競爭力。但是在香港地區內,有不少聲音批評該計劃導致外地人員與本地人員“搶飯碗”,擠壓本地人員福利。
這一爭論可從國民收入分配理論中獲得解答。在完全競爭、廠商利潤最大化條件下,均衡時要素報酬等于其邊際產出。因此,實際工資,即實際勞動力報酬等于勞動邊際產出。在邊際產出遞減規律下,勞動力L越大,實際工資越低?!皳岋埻搿钡睦頁驮谟诖?。見圖2中的(a),當勞動力L1增長至L2,雖然產出可以從Y1增長至Y2,但是B點的斜率(邊際產出)小于A點,即勞動的實際工資下降。在這一案例中,需要教導學生了解“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含義,以及“沿著曲線的變動”和“曲線本身的變動”之間的區別。對于前者,意味著同質勞動力的投入,在不改變生產函數的條件下,勞動力的增加導致邊際產出下降。但是實際上,“優才計劃”的目的可用(b)來解釋。該計劃是想引入香港的稀缺人才,使生產函數F1改變為F2。并且在任何L的水平,勞動的邊際產出均上升。通俗而言,即人才的引進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得同樣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從而讓全體勞動力擁有者獲益。見(b),稀缺人才的引入使得產出曲線變動,由F1(K,L)變為F2(K,L)。那么在更多的勞動力水平L2上,產出更高。C點的邊際產出高于B點,也可能高于A點。
香港作為大陸和國際社會的橋梁,一直以來都吸引大陸人才進入香港。實際上,“優才計劃”實施以來,獲得其資格進入香港的大部分是大陸籍人士。因此,具有大陸背景的學生愿意關注此政策。同時,由于該政策也引致香港本地人員的擔憂,土生土長的香港籍學生也愿意關注此政策。符合我們所述的案例選擇原則。通過該案例,學生可以學習到以下知識點:內生變量引起的沿著曲線的變動,和外生變量引起的曲線本身的變動;勞動邊際產出遞減的適用條件等。
3.案例:澳門政府“現金分享計劃”。澳門特區政府自2008年起,每年均向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派發不同數額的現金,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該計劃受到許多市民的歡迎,但也引來批評。其中的一個質疑在于:“現金分享計劃”無助于澳門長期經濟發展,無法提高其競爭力。該政策的理論基礎即為典型的凱恩斯主義中的財政刺激政策分析。在凱恩斯交叉理論中,均衡時有:Y=C(Y-T)+I+G。但是,學生普遍誤認為“現金分享計劃”即為政府支出G的提高。其實,“現金分享”屬于轉移支付(Tr)的范疇,即Y=C(Y-T+Tr)+I+G,效果相當于減稅(T下降)。
對于該計劃的質疑,可以使用邊際消費傾向的改變來解釋。也就是說,Tr的增加或者說T的減少,也可能同時減少了邊際消費傾向:C'(?),使得乘數變小。如果對其進行拓展分析,可以進行“現金分享計劃”和消費券效應的比較分析。我們知道,有的地區為了刺激低迷的經濟,政府向居民派發消費券,例如旅游券等。當居民在進行此類消費時,消費券可以當現金使用。消費券效應與“現金分享計劃”不同,假定居民使用了消費券,并且其他條件不變,我們可以將此時的均衡改寫為Y=C(Y-T)+C+I+G。C即為居民使用消費券的支出,由此,消費券效應相當于政府購買的乘數效應。
澳門政府“現金分享計劃”實施已經多年,成為一個比較規律性的政策,類似的事件在大陸地區比較少見。因此,該案例能夠用于理解相關理論,彌補缺乏大陸背景案例的缺點,符合案例選擇原則。通過該案例分析,可以使得學生加深對乘數的理解,以及轉移支付、政府購買、稅收等不同概念之間的差異。
四、總結
隨著越來越多的外籍學生和港澳臺籍學生進入中國大陸留學,面向這些外招生教學中的案例選擇變得重要。本文以暨南大學港澳籍學生為例,說明這些外招生群體內部在對中國大陸的認識上存在較大的異質性。榱寺足這種異質性對學習的需求,案例的選擇應該以兩地交流頻繁的領域為切入點,或者選擇港澳地區市場經濟條件下較為普遍而大陸缺乏的有關事件或政策進行改造分析,從而提高異質性外招生群體對基本知識的理解。本文通過“香港移民條件”、“香港‘優才’計劃”和“澳門政府‘現金分享計劃’”為例對案例的選擇和分析要點進行了闡述。
參考文獻:
[1]Mankiw N. G.,Macroeconomics,9th edition,New York:Worth Publishers,2016.
[2]安然,張仕海.亞洲來華留學生教育需求調查分析[J].高教探索,2008,(3):103-108.
[3]丁笑炯.來華留學生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基于上海市四所高校的數據[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6):38-43.
(一)國外“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組織體系
1.薩繆爾森體系
凱恩斯認為席卷世界的經濟大蕭條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接下來30年中,凱恩斯的思想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薩繆爾森),于20世紀60年代建成了一個系統化、模型化的“凱恩斯學派”。各種“宏觀經濟學”教科書是學者對經典宏觀經濟理論的總結,教科書中比較經典的宏觀經濟理論內容差異不大,但在具體內容的組織安排上體現出編者的觀點和思路。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占據主導地位的凱恩斯學派的代表人物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占據當時教科書的主導地位,這和當時正處于頂峰時期的學派有直接關系??傂枨罄碚撌撬_繆爾森體系的核心。
2.曼昆理論體系
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一時期,西方世界普遍蔓延著滯漲現象。這種通貨膨脹和失業相伴的經濟現象是“凱恩斯主義”所不能解釋的,于是新的經濟現象激發了經濟學家的思想火花。弗雷德曼和他的“貨幣主義”是宏觀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一個新高峰。之后,以盧卡斯、穆斯、薩金特、巴羅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發動了“理性預期革命”。學派紛爭最后的結果是很多宏觀經濟學家對經濟理論的認識逐漸趨于一致,多數學者認可“古典理論用來分析宏觀經濟運行的長期規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在解釋宏觀經濟運行的短期行為方面具有獨到的優勢”的說法。聚焦到教科書理論體系上,薩繆爾森第15版《經濟學》被一些評論家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勢頭似成強弩之末”。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書都開始引起轟動,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在內容組織上很明確地將宏觀經濟理論分成兩部分內容———長期和短期分析,這基本是古典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不同時間范疇的應用,稱之為曼昆體系。
(二)國內“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組織體系
國內“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內容組織也經歷了從薩繆爾森到曼昆體系的轉變。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濟學課程引入國內,薩繆爾森體系也就最早地體現到國內教材中。“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編著大體按照短期到長期分析的理論演變脈絡,按如下順序安排宏觀經濟學內容:基本概念和理論鋪墊、宏觀經濟分析概述、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及政策效應分析、總需求與總供給模型、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以高鴻業的《西方經濟學》(下)為代表。隨著曼昆體系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其著作的中譯本在中國的流行勢頭逐漸超越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成為國內選用較多的原版經濟學教科書。同時曼昆的《經濟學原理》的理論體系也逐漸被更多的中國經濟學者接受,成為國內學者編著“宏觀經濟學”參考的對象,黃亞鈞的“宏觀經濟學”即為主要代表。
二、“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體系架構及在中國的教學實踐
(一)“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體系架構
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個部分。前者是以價格理論為核心,采用個量分析方法,分析單個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優化資源配置;后者是以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為核心,采用總量分析方法,分析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宏觀經濟學學科體系由一個總量指標、三大模型和四大問題構成??偭恐笜酥竾鴥壬a總值GDP;三大模型分別指簡單的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以及AD-AS模型,核心是IS-LM模型;四大問題分別是失業問題、通脹問題、經濟增長問題和經濟周期問題。整個體系框架包含五部分內容。第一部分首先對宏觀經濟學進行概括性描述。分析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彼此之間的相互聯系、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演進,以及該學科的知識體系;其次,闡述國民收入、核算理論,以及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中重要的IS恒等式,為引入三大模型分析國民收入的決定作了鋪墊。第二部分是封閉條件下的三大模型,重點闡述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觀點及總需求分析模型。一是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模型。該模型假定投資需求為外生變量,不受利率影響,只分析產品市場的均衡,也只涉及消費需求對國民收入決定的影響;二是IS-LM模型。與簡單模型不同,該模型假定投資需求為內生變量,是利率的減函數,引入投資變動分析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同時均衡,進而分析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三是AD-AS模型,為接近現實,放寬假定,引入AD-AS模型,分析總需求、總供給與價格水平之間的關系,其中有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也有非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第三部分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問題分析。通過引入BP曲線,建立IS-LM-BP模型,分析討論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國民收入決定問題。第四部分是宏觀經濟學問題分析。運用上述模型探討失業、通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四個主要宏觀經濟問題。第五部分探討了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動態和前沿問題,主要分析貨幣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等經濟學流派的理論觀點及政策主張。
(二)“宏觀經濟學”課程在中國的教學實踐
1.經典宏觀經濟理論在中國不完全適用
從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看,宏觀經濟理論從來都是與現實經濟環境緊密相連的。雖然不同學派針對不同的經濟環境得出不同的經濟理論,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都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環境的。市場經濟在發達國家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對中國說來僅僅幾十年的事情,幾乎是全新的概念。在我國的市場經濟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建立的過程中,通貨膨脹、失業會出現明顯的過渡階段的特征,成熟市場機制下的的失業、通貨膨脹理論有時難以準確解釋中國特有的失業、通貨膨脹現象,出現非完全的適用性。
(1)失業理論在中國的非完全適用
自然失業、周期性失業是基于發達國家成熟的勞動力市場和經濟運行歷程總結出來的失業理論。最早定義自然失業概念的弗里德曼主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周期性失業由凱恩斯提出,他認為經濟衰退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周期性失業的根本原因,主張以擴張需求為手段,通過看得見的手解決有效需求不足。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過剩的國家,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割體制仍然存在,且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夠通暢。因此,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二元經濟中的農村失業、轉制過程中國有企業的隱蔽失業轉化為公開的失業,一段時間內難以消除。因此,中國特有的失業背景是我們參考借鑒發達國家的失業理論必須要考慮的事情。
(2)通貨膨脹理論在中國的非完全適用
依據發達國家發展規律總結出來的通貨膨脹理論一般將通貨膨脹分為需求拉動型和成本推動型兩種。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通貨膨脹是微弱的,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嚴重,如果忽略中國經濟轉軌的背景直接套用發達國家的經驗標準,顯然不夠準確。中國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的通貨膨脹從生成機制上看更多的是和當時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背景有直接的關系。經濟轉軌中,市場貨幣化表現為長期的成本推進,從而造成了結構性物價上漲。經濟轉軌之前,中國的初級產品、基本服務實行福利化低定價,工業品高定價,生產要素的低回報。轉軌過程實際是上述價格向市場化合理價格的調整過程,表現為工業品價格小幅上漲,初級產品、基本服務價格價格回歸合理、價格上漲,實物性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推開基礎上的工資成本真實化。這樣的過程分解到各年度表現為成本推動,也必然會使各年度物價水平出現上漲。這也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必經過程。
2.對經典“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繼承和豐富
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速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需要從別人的實踐中獲取經驗,因此,對于經典的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國內教科書大都予以繼承。要完成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速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歷史使命也需要從現階段實踐中總結教訓。加入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很大程度上有這種意圖,同時也是宏觀經濟學現實性的一種體現。
(1)對經典“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繼承
總體看我國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組織體系可以分成薩繆爾森體系和曼昆體系,圍繞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失業、開放經濟等基本問題展開教學內容。主要包括簡單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IS-LM模型、AD-AS模型、失業理論、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但上述理論源自于對西方經典教材的借鑒,也就是以西方國家的國情為基礎的,其中的案例和資料、數據也以西方國家為主。
(2)“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豐富
經濟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宏觀經濟學”課程既要體現理論性又要體現實用性。這就要求教學內容要更加客觀。西方經典宏觀經濟模型和理論得出的假設前提當前在中國適用與否、中國特色宏觀經濟問題出現的現實背景一定要在教學內容中進行明確,這更加能夠體現“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實用性。如何以合適的方式引中國宏觀經濟問題進入教科書,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引入后,篇幅的大小也需要謹慎對待。目前看國內編者主要的引入方式有以下三種:第一,以案例或者閱讀材料的形式將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引入“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同時詳細論述該問題的市場條件。第二,在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后,在章節總結處,通過介紹理論在中國的不完全適用性引入并簡單交代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第三,單獨列出一個篇章,詳細講解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以第一和第二種方式引入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一般所占篇幅不大,論述不夠詳細,但重在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和西方經濟理論的直接對比,結論鮮明。第三種方式雖然論述全面,但初次接觸宏觀經濟學的學生容易產生中國經濟問題和宏觀經濟理論脫節的印象??傊魏畏绞揭霂в兄袊袌鰲l件基礎的宏觀經濟問題都有其優點,缺憾也無法避免。
三、“宏觀經濟學”教學方式的改革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的主體內容
目前圍繞“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方式改革,國內學者并沒有很大爭議,主要原因就在于講授式的教學很難解決理論的抽象性,在有限的課時限制下,想完成宏觀經濟理論同時結合中國宏觀經濟實踐,有一定難度。而多樣化的教學方式卻可以根據不同宏觀經濟理論的特點設計有針對性的教學方式,如講授宏觀經濟的測量時可以采用仿真式的授課方式,讓學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對理論的掌握也就更加準確。對于經濟增長理論的學習可以采用專題報告的方法學習,通過課前的資料準備和課堂上的分組報告使得復雜的理論更加條理化,不僅滿足學生了解中國宏觀經濟的現實愿望,也能降低抽象的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難度的愿望。同時,多樣化教學包含學生課前準備的階段,課時安排也會縮短。
(二)互動式教學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實踐
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的主要方向為教學方式,具體而言即改變教師一言堂知識灌輸的教學方法,通過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學習效率。研究式教學適合培養理論研究型的重點院校的學生;由于普通院校經濟管理類專業對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要求和互動式教學方法的“提高課堂教學效果,培養學生創新性思維能力”優點高度契合,因此互動式教學是普通本科院校經濟管理類學生比較適用的教學方式?;邮浇虒W的實現可以有很多方法如專題討論、專題報告、案例分析等。以下以自然失業理論為例對互動式教學課前準備和具體過程設計做一簡單陳述。
1.教科書選用
選擇一本合適的具有中國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和理論體系清晰完備的教科書是互動式教學的首要課前準備。本次互動式教學教科書選用賀金社編著的《經濟學:回歸亞當•斯密的幸福和諧框架》(下),2014年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該教科書內容的特點是借鑒曼昆宏觀經濟理論體系和理論框架,反映經濟思想的演進歷程,同時注重理論內容和中國國情的有機結合。
2.內容選取與教法的確定
其次,合適的教學內容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互動方式選擇對互動式教學的成敗也很關鍵。失業問題一直是宏觀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關注的焦點。也是當代大學生最為關注的宏觀經濟問題,大學生會由該問題直接聯想到自己畢業后的就業情況,因此對國內的就業環境和失業的具體情況有很強的了解動機,具備了學習失業理論的強大意愿。同時在經濟學的微觀部分已經學習了不同類型市場的資源配置的方式。在宏觀經濟部分學習了測度宏觀經濟健康運行的指標。該部分學習中學生已經有了如下的知識基礎:世界勞工組織對于失業的定義、失業率測量方法,我國的失業率測量手段,我國官方失業率統計數據的局限性。學生具備了學習失業理論的基礎知識。我國的具體國情是缺乏實際的失業率調查數據,較難運用案例分析的方式進行課堂互動。失業理論學習采用專題報告和討論具有可行性,但專題討論更加適合學生高度參與。自然失業理論為教科書的第十七章,根據教學大綱安排,本章內容課時設置4個學時。2個學時時間可以安排第一至第二節“失業的分類和職業搜尋”理論。
3.教學目標設計和教學內容
開展互動式教學前教師一定要做到對教學目標和內容了然于心,以免互動中偏離主題。本次失業理論的學習最后要達到以下效果:
(1)教學目標設計
通過自然失業理論的教學,使學生了解古典學派的失業理論。另外失業理論與現實聯系緊密,對教學內容應該適當展開,開闊學生的視野與思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通過討論自己尋找“中國目前失業總體狀況”這一問題的答案。
(2)教學內容
主要完成三部分教學內容:失業的分類,職業搜尋理論對自然失業的解釋,我國的失業現狀及治理。
4.互動式教學的任務驅動
基于教學目標和主要內容,教師和學生應該做到互動前心中有數,互動時言之有物。因此無論是授課教師還是學生都需要做足課前準備,查閱資料、預習理論內容,否則,互動討論或者轉化為教師的一言堂,或者浮于生活爭論,脫離理論學習。
(1)教師的任務驅動
教師將學生分成4組,然后分組抽簽,根據教學大綱設計自然失業的4個討論主題,分別為自然失業的分類及中國現階段的自然失業類型、職業搜尋理論以及中國就業市場與發達國家的差異、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的變動趨勢、發達國家的失業治理對策以及有中國特色的失業治理對策?;谟懻撝黝},制定3篇必須要查閱的經典參考文獻,組織學生查閱資料,引導各小組成員代表闡述本組觀點,其他組成員可以反駁、質疑該觀點,進而形成辯論、產生思想碰撞,最后主講教師進行歸納總結。
(2)學生的任務驅動
本次課要求學生對失業理論和中國的失業現狀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作為討論課要求學生對這些內容首先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根據教師的安排每組學生必須通過圖書館或網絡查閱以下3篇參考文獻:⑴袁志剛的《失業理論與中國的失業問題》;⑵張怡的《有關中國失業問題的思考》;⑶張少為、賈明德、劉艷的《改革30年中國失業統計的測算與評析》。然后根據本組抽中主題,小組成員進一步查閱及豐富參考資料。根據本組抽中的討論主題,合理安排宣講組員、辯論組員、質疑組員等身份,團結協作。
5.互動式教學在“宏觀經濟學”中的應用小結
第一,國內教科書呈現百家爭鳴狀態,很多高校都編著了自己適用的教科書,因此互動式教學教科書選取面很廣。教科書選取應該關注教科書的內容體系是否具有經典性、教科書中理論是否和現實有機結合。第二,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豐富,每一部分教學內容可能都有比較適用的互動式教學方法。每個教師可能都會針對自己的授課對象和授課內容做出選擇,選擇時應該充分考慮相對于授課對象教學內容的難易程度和對象的可參與程度。第三,互動式教學最忌形式主義,互動一旦脫離教學目標就沒有任何意義。因此,互動式教學的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設計要嚴謹,確保內容能夠互動,同時互動不脫離內容。第四,互動式教學中,教師始終是一個主導者,無論是生生互動還是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師要始終掌控互動不偏離主題;內容上,教師設計的程序合理、任務驅動準確是關鍵所在。好的程序設計不僅能使學生始終不偏離主題,而且能充分考慮授課時間。好的任務驅動應能夠在內容主題下實現充分互動,不至于無話可聊。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一)結論
第一,由上述“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豐富是以現實的經濟環境為基礎的,體現了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和現實性兼具的特點。越來越多的中國宏觀經濟問題被引入到教科書中,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教學方式的改革提供了基礎。第二,隨著越來越多的現代教學方式方法引入中國,“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方式改革也順應趨勢出現,這就要求“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不能僅是西方經典理論的總結,如果加入中國實際的教學內容則更加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加容易開展教學方式改革。教學方式改革又進一步加速了教科書的改革。第三,“宏觀經濟學”內容和教學方式改革共融共生、聯系緊密,拋卻其中一個談另一個問題很難說清,這也是本文將它們放在一起討論的最主要原因。在“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改革間互相促進的良性作用下,教學機制得以改善,最終達到契合經管類專業人才培養的要求。
(二)推進“宏觀經濟學”互動式教學改革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博弈論;本科;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2-0251-02
現代經濟學、管理學的最新發展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那就是博弈論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教學、科研以及在社會各個層面的應用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所以,許多高校的經濟與管理專業都與時俱進地將《博弈論》作為本科學生的一門必修課程。然而,由于《博弈論》發源于運籌學,對數學理論的要求較高。盡管博弈論中許多案例(例如“囚徒困境”、“性別大戰”等)具有較強的趣味性,但一旦從形象的案例講解轉入到抽象的理論推演,學生難免會遇到較大的學習困難。因此,如何使學生既掌握基本理論又能夠加以運用,就有必要對大學本科階段的《博弈論》課程從教學內容和方法上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博弈論課程的教學特點
1.教學過程通常淺入深出。談及博弈論,人們往往會想到“囚徒困境”、“田忌賽馬”等經典案例,這使得博弈論的內容顯得比較生動,也易于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因此,通常博弈論的教學會以簡單的案例分析為切入點,以激發學習者的興趣。但隨著講授內容從純策略的納什均衡分析,逐漸向合作博弈、演化博弈、重復博弈等較為復雜的博弈分析過渡時,往往會涉及到一些較為復雜的數學定理和推演方法。這使得博弈論的教學體現出淺入深出的特點。
2.需要較好的數理基礎。早期,博弈論又被稱為對策論,它是現代數學的一個新興分支,也是運籌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因此,經過科學抽象化的博弈理論,一般采用嚴謹的數學語言來進行表述。例如,對問題的描述是以集合的形式表達,對關系的刻畫是以函數形式表達,并通過嚴謹的數學證明得到最終的結果。這需要本科生在此前具有較好的高等數學、數理統計和運籌學基礎。
3.應用范圍廣泛。由于真實的社會中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使博弈理論可用于經濟、政治、外交乃至戰爭等廣泛的領域。博弈論可以將生活中的經濟現象進行數學的抽象,并通過嚴謹的數學推導,揭示該經濟現象的發展趨勢和可能產生的最終結果[2]。例如,演化博弈理論,有助于理解生物種群之間的進化行為;信號傳遞原理,有助于理解軍事中的策略互信行為;委托—理論,有助于理解勞動力市場的抉擇問題以及二手車市場的交易問題。
二、博弈論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案例支撐還不夠豐富。博弈論的教學必須以案例作為引導,這需要課程案例具有以下特征:(1)案例必須緊密聯系現實;(2)案例要能充分體現一方面的博弈思想;(3)案例需具備一定的參與性,使學生通過情景模擬的方式深刻地感受到博弈的法則。盡管在博弈論的教學中已經累積了一定量的案例,但仍顯得不夠豐富。特別是對于經管專業的本科生而言,需要把理論的學習融入對經濟活動實踐的研究和認識之中,以提高學生分析經濟現象以及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
2.數理推演比較枯燥。博弈論中的數理推演較為復雜。國外學者普遍認為,要理解博弈論的數學精髓,那么測度論、隨機過程、實變函數與泛函分析、數學分析、拓樸學等知識是非常必要的[3]。例如,在納什均衡存在性的證明,就需要用到Katutani不動點定理[4]。而現在許多高校經管專業本科生都是文理兼招,由此導致學生的數學功底不一。因此,教師講授難度較大,學生也不易理解。
3.實驗與實踐教學重視不夠。博弈論實踐性較強,需要運用實驗教學手段來使學生作為直接利益主體參與決策,并引導他們分析博弈結果背后的內在驅動機制,從而達到幫助學生理解知識和提升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目的。但是,許多學生受傳統“填鴨式教學”的影響,參與的積極度有限;同時,實驗教學的重要性也有待于進一步認識和深化。這使得實驗與實踐教學不充分,即使學生掌握了理論模型,也難以用于實踐,導致“學”與“用”脫離。
三、互動式教學的應用探討
從上述分析可見,將互動式教學引入博弈論課程具有鮮明的意義。第一,通過親身參與,有助于學生理解博弈基本思想;第二,有助于學生掌握理論模型,并促進學與用的結合;第三,有助于活躍課堂氣氛、提高教學效率。筆者在博弈論課程中,嘗試性地進行互動式教學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盡可能地為博弈論中的基本思想尋找可供學生參與的游戲。例如,運用“猜數字”游戲來呈現重復剔除劣勢策略的思想、運用“山地攻守戰”游戲來講述共同知識的含義、運用“模擬選舉”游戲來分析中間人選民定理。在實際教學中,筆者通常會按照既定游戲規則讓學生分組參與,并記錄下游戲過程和結果。而在對博弈結果進行歸納和分析時,還往往采用情景再現的方式,讓學生體會博弈中的奧妙,進而加深對理論的理解。
2.提升學生參與的積極性。這就需要任課教師深刻理解博弈的主要內容,恰當地設計游戲規則使得其趣味性更強;同時,需要賦予一定的游戲獎勵,來提高學生的參與熱情。①教育是一個興趣導入的過程,然后才成為科學獲知的一部分。要在一堂課里面始終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并不容易,這就需要教師合理掌控行課節奏,使趣味教學貫穿于課堂進行的始終,而不是頭重腳輕。通過合理的實踐教學安排,使學生感到博弈論的學習,是在“玩中學、樂中學”的氛圍中進行的。
3.注重思想傳授,淡化數學推演。互動式教學的目的,在于讓學生理解博弈論的重要思想,能夠運用該思想去分析一些現實問題。對于一些較為復雜的數學推演,只是簡單介紹其基本過程,② 而將其內涵的思想融入互動式教學,引導學生運用知識來解決現實問題。
【摘 要】學術界對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爭論不休,形成了三種主要觀點:一是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我國的勞動力還是相當充足的;二是中國只是進入劉易斯轉折區間,沒有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三是中國已經迎來了劉易斯拐點。本文通過文獻梳理歸納得出:中國迎來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無限供給時代進入到有限供給時代,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有限供給;老齡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劉易斯拐點的內容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了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他在論文中提出了關于劉易斯經典模型的主要觀點:在廣大的二元經濟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農業和工業部門;在農業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使得“勞動力無限供給是存在的” [1];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的差距巨大,現代工業部門只要支付一個略高于傳統部門的勞動工資,就可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即農業部門的工資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轉移出去,就會使勞動力工資大幅度上升,無論是傳統部門還是現代部門都將以市場工資雇傭工人,至此,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在1972年,劉易斯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對劉易斯拐點做了進一步補充。他將劉易斯拐點修成為兩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和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第一拐點指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勞動力短缺;然后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進一步發展,為吸引勞動力提高工資,直到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工資相當,這就是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闡述了二元經濟模型中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模型。
二、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評價
有人劉易斯理論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認為劉易斯模型的一個最大缺陷是假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變的,忽視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2]周平認為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沒有必要創建復雜的數學函數模型,即使用類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這樣的分析工具也會有效地說明問題。[3]
但是也有人認為二元經濟模型有比較大的理論價值。張志強認為它確立了二元結構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的源泉問題。[4]陳躍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闡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5]
后來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對劉易斯模型進行發展。Ranis和Fei在劉易斯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拉尼斯—費模型,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農業地位與作用的重要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在批評“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達羅模型,提出單純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橋根森模型”則突出農業剩余及技術進步的意義。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思維方式。中國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后,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中國特色,研究中國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二元經濟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其理論還是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三、中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
1、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
孫自鐸指出,我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至少在 1.5億~2億之間,認為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還是很富足的。[6]簡新華、張建偉認為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狀在短期內都不會改變。[7]任燕飛認為我國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并沒有被完全吸收而是還有約2億的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8] 劉元春、孫立認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不等于勞動力短缺,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反映的只是人口結構轉變的數量關系,與勞動力短缺沒有必然關系。[9]劉偉認為勞動力不僅來源于出生人口還來自資本主義部門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勞動力還沒有完全被現代部門吸收,就不能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或即將到來。[10]上述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觀點。
2、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還沒到達劉易斯第二拐點,而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真正的劉易斯拐點還沒到來
王德文指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即越過 “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尚未到達 “劉易斯第二轉折點”。[11]李月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角度出發,與臺灣的研究對比得出我國東部地區正在向 “劉易斯轉折點”趨近而中西部等經濟發展落后地區離劉易斯拐點尚遠。[12]持這部分觀點的人是以我國全面到達劉易斯拐點作為判斷我國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依據,這里的全面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跨度。
3、我國確實迎來了劉易斯拐點
從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角度看我國“民工荒”初顯“劉易斯拐點”端倪。2004年開始我國出現了農民工短缺。根據社會保障部對珠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主要勞動力輸入地區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幾個勞動力輸出大省進行了重點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我國局部出現嚴重的“民工荒”現象。[13]2008年后我國農村勞動力使城鎮轉移活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顯端倪。[14]
從農村勞動力剩余角度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預示著我國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到來。蔡昉連續撰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認為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已經不符合事實。他要打破“中國農村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民工荒’只是暫時現象的神話”,要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拋棄過去“假設估計,采取直接觀察做出判斷”的做法。他認為2004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為49695萬人,從中要剔除三個部分:一是農業上1.8億必要勞動力;二是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經轉移出去的2億勞動力;三是40歲以上難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6000萬,那么農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萬農村勞動力。[15]以上數據顯示,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儲備幾近枯竭”,[16]我國的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逼近。
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預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劉易斯拐點來臨將使得一個國家勞動力供需市場發生新的變化,促使宏觀經濟出現兩個基本特征:勞動力市場上普通勞動力傭工工資將普遍上漲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明顯。農民工在城鎮的務工收入雖然長期以來低位徘徊、增幅極小,但2004年以來農民工的工資漲幅明顯。[17]根據張曉波等人基于對甘肅省農忙和農閑時期的工資的發展演化模式的長期調研發現,“無論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實際工資水平總是不斷地攀升。貧困地區實際工資在加速上漲,甚至農閑時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18]隨著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種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城鎮轉移的體制機制正逐步健全與完善,城鄉一體化勞動就業市場己基本形成。” [19]從這也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跡象尤為明顯。
人口老齡化加劇與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征兆。蔡昉認為人口年齡轉變的最富生產性的階段會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相反,如果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將進入緩慢階段。[20]根據相關資料表明,中國“正在變老”,“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根據我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上升2.95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我國人口增長已經由“高、低、高”過渡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三低”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下,我國人口總數的增長速度放緩,老齡人口比重增加,少兒人口比重縮小。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內步入嚴重老齡化國家行列。另外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預計到2030年結束?!盵21]這表明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提前發生了轉變,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而“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間有著某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這使得勞動力有限供給成為現實。
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見上表)
四、結論
第一,我國已經迎來劉易斯第一拐點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點,這就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伴隨而來的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會逐漸出現負增長,老齡化日益嚴重,給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第二,對于劉易斯拐點對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學者能證明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制造業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是鮮有人從制度方面考察了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的非經濟影響。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凸顯了我國人老齡化趨勢嚴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齡化危機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建設與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劉易斯拐點給我們的非經濟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學者研究采取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并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分析與得出結論;也有側重于通過國內外的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對比與借鑒,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提出自己的觀點和預測。
第四,很多學者主要是通過文獻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與案例分析來研究與分析,多數學者更加側重文獻法與案例分析法,而對比較分析法采用的相對較少,而個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獻中有出現。
第五,通過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中國進入到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正面臨著一個轉型環境,探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政策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參考文獻】
[1](美)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產業低端化對“民工荒”的影響[D].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3]周平,二元經濟理論與人口流動問題分析[J].經濟問題,2008(10).
[4]張志強,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修正[J].發展研究,2008(6).
[5]陳躍,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悖論的解釋[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6]孫自鐸,.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了嗎? ——兼論經濟增長人口紅利說[J].經濟學家,2008,(1).
[7]簡新華,張建偉.從“民工潮”到“民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陳華,劉易斯拐點“遠未到來”——訪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經濟管理系副主任燕曉飛[J].中國制衣,2009(2).
[9]劉元春、孫立,“人口紅利說”: 四大誤區[J].當代社科視野,2009(3).
[10]劉偉,劉易斯拐點的再認識[J].理論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國劉易斯轉折點標志與含義[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劉易斯轉折點的跨越與挑戰——對臺灣20世紀60、70年代經濟政策的分析及借鑒[J].財經問題研究,2008年9月第9期(總第298期) .
[13]勞動保障部課題組,關于農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J].中國勞動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展和改革的挑戰[J] .中國社會科學,2007(3).
[15]蔡昉,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J].中國人口科學,2007(2).
[16]蒯鵬州,中國人力資源強國建設應關注人口變化因素[J].經濟研究參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劉易斯拐點”突現:我國勞動力資源面臨重大轉型[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張曉波,楊進,王生林.中國經濟到了劉易斯轉折點了嗎?——來自貧困地區的證據[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9).
[19]同[17]
[關鍵詞]問題意識;發展經濟學;案例教學;李約瑟難題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7)05-0098-02
問題是學習與創新的起點和生長點,問題意識是促進創造性活動的內在驅動力。[1]大學生的問題意識直接關系到大學生的創新性發展與成長,是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中的重要內容。但當前本科教學中存在一個普遍問題――學生不愿意也提不出有價值的問題,其正在喪失極為重要的思考能力。[2]
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學可以說是國內經濟學專業學生的必修課。但發展經濟學教學大多仍沿用傳統教學方式,單純以教材知識講授為目的,教學內容從固定教材出發,缺乏將教材內容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相聯系的研究,特別是缺乏對我國當前正在發生的經濟社會發展案例教學的研究?;诖?,本文嘗試對李約瑟難題這一案例教學進行探究,并結合發展經濟學相關教學內容予以拓展,為實現大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提供有益素材。
一、李約瑟難題及其“問題”價值
在充分考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基礎上,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為什么人類的近現代科學首先產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產生于擁有偉大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中國?為什么與系統的實驗和自然假說的數學化相聯系的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興起?這被學術界稱之為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或Needham
Problem)。
眾多學者試圖對李約瑟難題做出解答,比如比較典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說、官僚體制說和系統結構論等。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典型的啟發式問題,它能夠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對李約瑟難題不斷地分析、論證與探索的過程,也就是各種思想和觀點的交流與碰撞過程,這顯然是其研究意義所在。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步意識到科技發展不僅僅是自身的不斷演進,而且還受到社會結構、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各種因素的復雜影響。所以,李約瑟難題的研究應該將科技的發展置于更復雜的系統環境下,這樣才能夠加深人們對科技發展乃至經濟社會發展根本的認識。
二、李約瑟難題的探究與發展經濟學教學設計
在教學的實踐過程中,教師根據專題教學目標,結合發展中國家某一方面或某幾個需要解決的與教學目標相符的現實經濟社會發展案例,引導學生開展探究學習活動,可以有效培養大學生的問題意識。雖然國內《發展經濟學》教材版本較多,但一般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基本概念與一般原理,二是發展要素分析,三是結構轉換與城鄉發展,四是制度因素與政府作用分析。就上述內容來看,李約瑟難題這一案例具有廣泛適用性,比如它可以放在第一部分作為開篇導論,讓學生對發展經濟學的主題,以及學科內容和學科特點有一個宏觀的了解;對于第二部分的發展要素分析,李約瑟難題可以作為案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資源、人口和技術等發展要素之間的復雜聯系;對于第三部分的結構分析,可以讓學生深入了解經典的二元經濟理論模型和主流經濟學的兩部門模型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對于第四部分的制度分析,李約瑟難題的制度決定論回答可以很好地佐證相關原理和結論,比如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一)資源、人口與技術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發展要素分析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3],又稱人地比例假說,是從資源、人口和技術之間內在聯系的視角來解讀李約瑟難題的。其認為中國古代技術發展沒有引領現代技術革命,是因為我國人地比例失調,充裕的勞動力對勞動替代型技術的需求相對較少。與此同時,人均剩余的減少也導致了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說利用土地、人口、技術之間的內在經濟關聯解釋了工業革命之后中國和西歐的經濟發展分岔,但是,上述假說是以技術不變或進步極端緩慢為前提的。如果出現持續的技術進步,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的情況則很難出現。事實上,如果用中國的疆域變化來代替中國耕地面積的數據,那么高水平均衡陷阱只能解釋明清后半期的經濟發展困境,卻不能解釋兩朝中期以前的情形。[4]此外,這種假說從本質上看是一種資源和技術決定論,忽視了李約瑟難題的制度重要性以及人口與技術、資源之間的復雜性和相互交織的特征。
(二)結構決定論與結構分析
結構決定論強調中國和歐洲不同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系統在理解李約瑟難題中的重要性。一般是將中國和歐洲分別看做兩個相互作用的系統,從各自系統的結構、內部組成部分的相互關系及其相互的比較中來解說李約瑟難題。[5]政治組織結構是眾多研究的重點。從政治組織結構出發所做的討論可以歸結為大一統體制說和官僚體制說。大一統體制說認為傳統中國古代帝國的意識形態的統一,阻礙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成長。官僚體制說認為中國特殊的官僚體制有利于維護小農經濟中的農業生產發展,但卻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從而阻礙了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成長。相對而言,西方世界的貴族式莊園制卻有利于商人階層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興起。從一定意義上來看,上述對李約瑟難題的解讀也屬于制度功能視角,這將在下面的制度決定論中再予以進一步闡釋。
(三)制度決定論與制度分析
制度決定論認為,相對于西方世界,李約瑟難題的出現主要源于a權保護制度的缺失。由于技術產權保護不到位,激勵了尋租創租,這顯然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廣義制度來看,中國的皇權專制制度深刻影響著其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在結構決定論中提到的官僚體制說認為,傳統中國的官僚體制沒能產生出適合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激勵機制。具體來看,中國的科舉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勵機制,使得有天賦、充滿好奇心的天才,無心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等,從而導致科學革命無法產生,而科學革命的缺失也直接導致了傳統中國無緣現代工業革命的興起。[6]
(四)各種答案的述評
上述分析問題的方法可被稱為“因素分析法”。[4]比如,上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論、結構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等都有一定的單因素分析色彩,而事實上,大多數的觀點都應該重新審視問題本身的性質,即李約瑟難題所代表的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或社會問題,而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經濟、歷史、社會、政治等相互交織,個人與集體、組織相互作用,社會和社會相互影響,資源環境、人口和技術相互關聯的宏大問題。而學者們要理解這類問題,就必須給予其所具有的非線性、動態性和整體性以充分的認識,否則難免就會陷入各說各話的邏輯陷阱當中。這顯然不僅不利于學者們對李約瑟難題的繼續研討,反而會影響甚至誤導學者們對問題本質的探討。
鑒于李約瑟難題這一開放式和啟發式的問題,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可以繼續延伸相關問題。比如韋伯疑問――較早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為何沒有發生工業革命,錢學森之問――中國的大學為什么培養不出創新人才,大國之謎――如何才能成為大國,等等。這些教學案例可以通過研討式教學、情景式教學和多媒體教學等教學方法,展現獲取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思維過程,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小結
大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當然是一個系統工程。本文從發展經濟學案例教學進行了教學內容設計的嘗試,為當代大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提供了有益的素材,這有利于提高大學生的創新和綜合素質能力。除了教學內容的安排之外,一個平等、寬松、求真的教學氛圍也是至關重要的,教和學都需要目標統一,教師需要為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揮創造機會;學生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為論點進行尋證而整理、研讀、分析案例資料,并在這個過程中,自主發現疑難問題進而積極尋找解決方法及證據。這些題可能是先由教師提出的,但學生內生的疑問才是根本。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僅可以增強學生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知識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學生在分析問題的過程中培養觀察、自學、表達的能力,實現問題意識的培養。
[ 參 考 文 獻 ]
[1] 孫霞.高校何以培養創新人才――大學生問題意識的視角[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89-93.
[2] 秦春華,林莉.學生評價與本科教學面臨的挑戰[J].中國大學教學,2015(12):57-59.
[3] 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鄄nomic interpretation[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4] 趙.李約瑟之謎:經濟學家應接受舊解還是新解?[J].經濟學(季刊),2009(4):1615-1646.
[關鍵詞]資本論;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貧富差距
[作者簡介]宋青勵(1993―),女,東華理工大學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蔡東偉(1979―),男,哲學博士,東華理工大學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資本論》的出現,對西歐乃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本書基于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事實,詳細闡述了資本主義自身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發展過程中呈現的規律。盡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多次對其進行攻擊和責難,但始終無法駁倒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更無法實現對其的超越與替代。所以,《資本論》一書的問世,對政治經濟學領域而言不只創造了經濟學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學的存在論上有了突破。
一、《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
在1857-1858年寫的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最后一個筆記本(第七筆記本)的封面上,親筆寫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續)》的題名。這表明,馬克思一開始時是打算用“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命名的他的經濟學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隨后馬克思開始著手第2分冊的寫作。但隨著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對第2分冊作了一些調整,力圖以“資本論”這個單獨的標題出版,接著的副標題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也就是后來獨立出版的《資本論》。從這個角度而言,不論是作為正標題還是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無疑代表了馬克思對他的“鴻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們怎樣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第一,從理論維度來看,這是將政治經濟學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門真正有益于人類需求的科學。馬克思認為,如果政治經濟學只是資產階級經濟時期的科學,則它沒有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社會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當作了社會生產及發展的最終形式,所以只有在社會斗爭的潛伏時期或在極個別情況下,它才能夠被稱作科學。而《剩余價值學說史》無疑就是這一任務的根本實現。第二,從現實維度來看,這是科學解剖資本主義生理機制的客觀需要。要想科學解剖資本主義的生理機制,就必須采取“政治經濟學批判”,層層剝離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見的、僅僅是表面的運動歸結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從這個角度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必然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現實本身的批判。第三,從政治立場來看,這是建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要求。《資本論》作為無產階級的科學指導理論,必然意味著要對“副本”和“原本”的雙重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雙重批判。從最終旨趣來看,這是徹底終結政治經濟學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標是要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從根基上徹底終結一切政治經濟學。
二、《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當代價值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全球財富的分配狀況如何?貧富差距是進一步擴大了還是縮小了?財富是否越來越聚集到少數人的手中?對于這些問題,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價》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緹格里茨認為,“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現象非常嚴重,并且還在不斷加劇。這影響到了美國的社會結構,使得其經濟的可持續性也受到制約。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層民眾則承受著與美國夢不相稱的貧苦。直到2007年,美國社會結構中0.1%的上層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層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的財富超過國家財富的1/3。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迪調查了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財富收入數據,更為深入的說明了不僅是歐美國家內部的貧富懸殊漸漸拉大,全世界的貧富差距也逐漸在拉大。當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卻占有了世界總財富的20%,社會頂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總財富的50%,而最富的10%約擁有總額的80%-90%。[1]這表明,不僅在歐美國家內部,而且就全球范圍而言,占世界人口較少數的富人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斂集財富。
為什么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呢?皮凱迪認為,其根源在于資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勞動收入的增長效率,這也是資本主義內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資本的收益率為什么會高于收入的增長率呢?皮凱迪并沒有做出詳細的進一步解釋,因此這只是從物質分配角度給出的表面解釋,并沒有從根本上揭示這N不平等加劇的內在根源。馬克思認為,“生產的方式不同,完全決定了分配的結構。就分配對象而言,能進行分配的只是勞動成果。就勞動的形式而言,人員不同的生產的方式直接關系到分配產品的結構。從此來看,收入增長率遠低于資本收益率的本質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產結構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斷與馬克思存在一致之處,在他看來,財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劇,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本身。從這個角度而言,《資本論》依然能夠為我們理解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紀時,盧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導致一切不平等產生的源頭。但盧梭并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私有制,“一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盵2]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它通過裸的暴力,剝奪了直接生產者的資料,為資本主義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馬克思將這種剝奪稱為資本的“原始積累”。
因此,從起源來看,資本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對他人勞動的掠奪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盵3]這也決定了,資本絕非指具體某物而是指以壓迫剝削他人為基礎的生產關系,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構成的經濟基礎。馬克思說:“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其實質是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里,資本決定了生產過程。換句話說,此種生產方式的基礎在于資本本身以及雇傭勞動關系,而這種勞動關系又是占主導地位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生產方式。”所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決不是為了滿足大眾的生活需要,而是為了實現剩余價值的最大化攫取。
為了最大限度獲取利益,資本必定會通過各種手段在世界范圍內尋求財富,國家政權也將被與資本捆綁在一起,變成保護資本主義利益的聯盟。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斷言,在資本累積持續進行的情況下,全球的財富也將逐步從社會底層流向上層,從不發達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最后聚集到少數人的口袋。馬克思在書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斷的財富持續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無產階級,通過自身的勞動進行生產,所獲取的僅僅是不斷積累的無知、壓迫、貧窮、粗野、勞動折磨預計道德的墮落”,”這才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本質以及絕對規律。”
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財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懸殊,分配過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質在于資本和資本主義內部所存在的生產關系。即使這一結論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為對象所提出的,但用它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和分配問題仍然能給我們許多啟示。皮凱迪和斯迪格理茨對于資本主義的研究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們的理論并不能從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為全面的調查數據和案例進一步證實了馬克思判斷的正確性。大衛?哈維以馬克思的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剝奪性積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國主義”的運行邏輯,為我們理解貧富差距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
三、結語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現象,主流經濟學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他們不得不從《資本論》中尋求理論資源,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資本論》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資本論》更是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無法忽視的經典之作。顯然,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體現了馬克思學說的科學性,而且也體現了它的階級性,是二者的辯證統一,它對后來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經濟學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關鍵詞】經濟增長 自然資源 資源詛咒
一、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研究現狀
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起促進或延緩作用?一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對經濟的長期發展是福還是禍?初看起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事。經濟增長是靠消耗自然資源為前提的,自然資源為經濟增長提供物質資料來源。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激烈爭論,有些資源豐富的國家享受到了“資源祝?!?,避開了“資源詛咒”,比如挪威、博茨瓦納、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有些資源豐富國家反而陷入了資源陷阱,給人們帶來了難以擺脫的詛咒。以石油儲量為驕傲的尼日利亞和委內瑞拉,卻面臨著經濟崩潰的嚴重危機。
二、研究現狀
1993 年,Auty 在研究產礦國經濟發展問題時第一次提出“資源的詛咒”這個概念,大量的實證研究就都支持了“資源的詛咒”這一假說,就目前國際經濟學界對資源詛咒的解釋分為以下幾類:
(一)貿易條件論
1950 年代的結構主義學者主要從貿易條件惡化,即自然資源的相對價格趨于下降(Prebisch,1950)和自然資源開采產業缺乏與其它產業的關聯性(Hirschman,1958)兩個角度來解釋,但這兩個觀點都缺乏相關的實證分析的證明(Fosu,1996)。[1]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主要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而工業國主要生產和出口工業制成品,因此,初級產品對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的下降,表明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貿易條件的惡化。由于資源豐富型地區往往形成以資源為的畸形產業結構,因此其出口的大部分往往是農礦等初級產品,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出口的初級產品與進口的工業制成品之間的價格差距卻呈現出遞增的趨勢,造成資源豐富型地區經濟價值的大量外逸。特別是大部分農礦產品都是缺乏收入需求彈性的。也就是說發達地區的收入增加后并不表現為對這些初級產品的需求的迅速增加。貿易條件的惡化給資源豐富型地區希望通過出口初級產品積累資本的期望制造了困難,這是其經濟地位下降的直接原因。另外,價格的波動也給資源豐富型地區的宏觀經濟政策制造了難題,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
(二)荷蘭病模型
荷蘭由于 20 世紀 70 年代北海石油的發現,荷蘭石油、天然氣開采工業迅速膨脹,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使經濟增長落入“陷阱”,經濟卻出現了不景氣的歷史。資源產業在繁榮時期的膨脹往往以其他行業發展為代價,由于這一經歷,人們隨后把“因富得禍”這類經濟現象稱為“荷蘭病”(The Dutch Disease)。荷蘭病的經典模型是由 Corden 和 Neary(1982)給出的。[2]該模型推定,由于自然資源產業的繁榮,在一些能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產業部門的要素,如資本、勞動力會轉移到資源產業中去。一個正式的機制可以表述為:資源產業的繁榮導致匯率高估,影響制造業部門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導致本國制造業的萎縮,而制造業往往正的外部性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特性,是一國或地區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Matsuyama,1992;Sachs and Warner 1999;Torvik 2001)。一旦制造業衰落,就長期而言資源豐富型地區實際上大勢已去,因為制造業承擔著技術創新、組織變革和培養企業家的使命,而自然資源開采部門則缺乏類似效應。
(三)人力資本不足論
也有學者認為資源產業繁榮使大量資本流向該產業,對人力資本投入造成了擠出效應(Gylfason,2001),[2]而在新增長理論的視野中,人力資本恰好是經濟長期增長的真正動力。大多數自然資源豐裕的地區有意或是無意地忽視教育的公共支出,對教育的投入和經費開支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這就造成了學生的入學率與自然資源的開發呈反向關系,影響了經濟質的提高和長久發展(Gylfason,Herbertsson and Zoega,1999)。[3]自然資源逐漸擠出了人力資本,從而拖慢了經濟增長的步伐。然而,對知識技能的投資具有正的外部性,那些缺少自然資源只能選擇以知識技能為基礎的工業品生產的地區,充分利用了這種外部性,這里有更多的“干中學”機會,從而有更快的人力資本積累。
(四)制度解釋
一些經濟學家推斷,資源可能會對一個國家的制度產生“詛咒”,通^詛咒制度間接影響了經濟增長。制度的作用是重要的,缺少個好的制度,一定會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提高。在經濟增長中的自然資源效應,制度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在制度解釋上,大體有經濟政策、尋租模型、制度質量這三個子類。有的學者(Auty,1995)從經濟政策角度出發,認為很多資源豐富國家或地區接受了 Prebisch 的貿易條件惡化說,實行“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并不適宜的經濟政策導致經濟發展的滯后。[4]尋租模型假定資源租金比較容易獲得且比較多,一方面容易導致行賄、公共政策扭曲;另一方面誘使大量有能力的人在尋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減少了生產性的投入,在提高他們自身收益的同時導致社會生產效率的下降(Torvik,2001)。[5]資源的稟賦對制度的發展路徑和制度質量起著重要的影響,而制度的發展路徑和制度質量不同會影響長期經濟績效(Sokoloff 和 Engerman,2003)。[7]Tevinse(2003)指出,“就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來說,我們需要的并不是一個漂亮的宏觀經濟模型,而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對策。”[7]Sala-i-Martin(2003)對尼日利亞的案例研究顯示,石油的確產生了一種“詛咒”――通過詛咒該國的制度質量從而間接對經濟增長績效帶來負效應。制度、政策和發展戰略更值得關注。這是被一些研究者所忽略的“黑箱”中最重要的要素,特別是發展戰略,它決定了資源收益的使用方向、運作方式與成效。錯誤的發展戰略必然會產生與它相匹配的扭曲的制度、體制與政策,也會產生一個因此收益的勢力集團,他們的勢力越大,改革面臨的阻力也就越大。這是最難擺脫的“詛咒”與“厄運”。
但是,也有學者持不同的意見用自然資源出口密集度(資源出口值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來度量資源充裕度的方法提出了異議,利用人均能源、礦產的儲量數據,發現資源充裕度與經濟增長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呈正相關。因此,自然資源的豐裕與經濟低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相P性,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非直接也非簡單明了。于是,不同的經濟增長因素對資源詛咒的影響逐漸成為了研究的重點。
參考文獻:
[1]Prebisch.Toward a New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ment [R].In Proceedings of United Conference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 NewYork,1964.
[2]Corden,Neary.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a Small Open Eonomy [J].Economic Journal 1982,(12):825-848.
[3]Gylfason. 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45).
[4]Gylfason,Herbertsson,Zoega.A mixed Blessing: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J]. Macroeconomic Dynamics,1999,(3).
[5]Ragnar Torvik.Natural resources, rent seeking and welfar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7 (2002) :455C470.
[6]Sala-i-Martin Xavier and Arvind Subramanian.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IMF Working Paper.2003.
首先,這部著作的歷史意義和當代現實意義是什么呢?
恩格斯曾說:“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賴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到,這個人就是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點,把現代社會關系的全部領域看得一覽無遺”。
在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中葉,歐洲思想界中空想社會主義、西方古典經濟學等爭相斗艷,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如何向前發展的問題,一時間沸沸騰騰,成為當時思想界最為重大和值得關注的問題。然而,雖然各個學派思潮涌動,這個問題并未得到很好地解決,唯獨馬克思的《資本論》科學的闡述了資本主義做為階級社會最發達階段會向無產階級社會過渡這一規律?!顿Y本論》創建了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其研究世界的方法源于德國哲學、早期社會主義理論和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像黑格爾一樣,相信能夠用一個辯證法公式概括人類的進化歷程。他認為,所有哲學家所做的一切都在致力于解釋世界,但他同時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改變世界。他在黑格爾辯證法的基礎之上,顛覆了傳統的“形而上學”,建立了一個現實中得以實踐的最大的思想體系。這部著作一度被稱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圣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各地的工人階級它讓工人們明白了剝削制度的本質,指導了工人運動。
《資本論》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當今世界的形勢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但它的基本理論仍然是今天的人們寶貴的精神財富。馬克思的思想已經獲得全人類的意義,他不僅為19世紀的人類所擁有,為20世紀的人類所重視,而且,作為人類的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在以后人類各個世紀中,它都將被繼承、被發揚光大。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資本論》在德國暢銷,充分說明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對全球的借鑒意義。我們運用資本論的經濟觀點的時候,我們要結合當前社會實際。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其次,《資本論》的特色是什么?
該書最大特色就在于把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有機地結合起來,融為一體的論述方法。《資本論》是以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為指導,通過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同時也使唯物史觀得到了科學的驗證和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其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和方法,將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將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從而證明了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同時《資本論》也沒有簡單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般過程歸結為它們的共同基礎—物質生產過程,而是從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引出了全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內容和形式。
馬克思使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運動的辯證分析,豐富和發展了辯證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系統全面地闡述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產生、發展和克服的過程,從而透徹詳盡地闡明了唯物辯證法關于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的學說,闡明了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在《資本論》中是對唯物辯證法的豐富和發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資本論》的方法不亞于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發現。
再次,如何理解《資本論》的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是指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判地吸收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價值論的合理內容,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原創含義,可高度概括如下:一是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它是不同商品進行交換的比例的基礎,它反映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二是創造價值的唯一要素是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其他任何生產要素都不是價值的源泉,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抽象勞動,即無差別的人類腦力體力的耗費,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但它不是價值的源泉;三是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活勞動,即正在進行的生產過程中耗費的抽象勞動,物化勞動作為過去勞動的凝結物,在新的商品生產過程中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能創造價值,商品價值中不包含任何一個自然物質的原子。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徹底的一元價值論。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涌現出來,社會勞動出現了許多新特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有了新的實踐土壤。但是,按照勞動價值論的原創含義,服務性勞動、科學研究勞動、生產精神產品的勞動、經營管理勞動,由于都不直接創造物質產品,都不創造價值。這一含義,與現實經濟活動存在著巨大的矛盾,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遇到了一系列挑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是立足于商品經濟社會的,勞動價值論是對商品經濟現實關系的一種理論反映。沒有商品經濟社會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勞動價值論。我們應該看到,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是長期的、有階段性的,這一發展過程必然決定著勞動價值論要隨著歷史發展不斷地向前推進。所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科學體系,創新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對商品經濟現實關系的一種確切反映,是科學體系發展的必然途徑。
在今天,《資本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有何指導意義,我們應該如何運用?
在世界經濟政治形勢深刻變化、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仍在顯現的今天,《資本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所作的預見和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我們應當結合新形勢,深化《資本論》研究,與時俱進的應用經濟學理論?!顿Y本論》雖然沒有專門論述社會主義經濟的篇章,但是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趨勢和與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對比時,對未來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和論述,提出了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實行按勞分配,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等重要思想。馬克思的這些思想闡明了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指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和方向,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成為了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指南。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已被后來的社會主義實踐所證實,他們關于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等科學理論,已經通過革命與建設實踐而變為現實。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制度,既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堅持,又是結合我國實際的發展,是一脈相承中的創新。《資本論》提供的是認識世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現成的教條,《資本論》的理論也需要在實踐中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生產力進步并不一定導致大規模失業
據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網站近日報道,有這樣一則未經證實的軼事:小亨特?福特領著美國聯合汽車工會(UAW)的主席沃爾特?魯瑟參觀一家新的自動化汽車制造廠,福特汽車公司的這位老板嘲笑沃爾特說:“沃爾特,你如何讓這些機器人給你的公會交會費呢?”沃爾特不以為然地回敬道:“亨利,你怎么讓它們購買你的汽車呢?”
這場機辯是否真實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它指出了任何形式的生產力進步都需要相應的消費力增加來支撐。老亨利?福特篤信此道,他對無休止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的決心從未動搖,而且,他堅持給工人付雙倍工資,以便工人們能買得起他的汽車。
對于福特公司來說,這一做法還帶來了意外之喜,通過提供前所未有的高工資(1914年為日薪5美元),全球最好的工具制造者和機械師全被福特網羅于麾下。這些人帶來的技術進一步有效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并使福特汽車讓更多人能買得起。隨著福特公司推出其天才型的產品――福特T型汽車,福特公司躍升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其生產的汽車也“飛入尋常百姓家”。
經濟學家們將這作為經典案例,闡明以自動化和創新為形式的技術進步如何促進生產率的提高,這會導致價格下降、需求上升、就業增加、經濟發展。自從19世紀初,這一想法就被經濟學家們視為圭皋,然而,那時也發生了一些排斥機器的事件:因為擔心機器會讓自己失業,英國諾丁漢的紡織工人在英國無產階級的傳奇英雄尼德?路德的鼓舞下,砸毀了當時剛剛買入的自動紡織機。
當然,的確有人因為機器化而丟了飯碗。但是,如果“路德謬誤(其已在發展經濟學中變得非常著名)”成立,那么,到現在為止,由于生產率的復合效應,我們都已經失業。盡管技術進步可能導致技術落伍的工人變得過剩,慘遭淘汰,但是,過去兩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所謂生產力進步必然導致大規模失業這一論調純屬無稽之談。
經濟增速不足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
但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技術進步的步伐越來越快――現在所有的證據都表明這一切正在發生,那么,為什么企業的利潤已反彈到歷史新高后,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呢?自2008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正式結束后至今的兩年半期間,美國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9%的高位,只比三年前經濟最低迷時期的失業率下降了1%。
在美國,2011年10月份新增的8萬個就業崗位并不足以追平失業人口增長的數值,更不用說讓2007年到2009年間失業的1230萬名勞動力重返工作崗位。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與工商管理教授勞拉?泰森在克林頓在任時期曾擔任美國總統顧問,是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她表示,即使新增就業崗位的數量能在現有基礎上增加兩倍,接近2005年的月均20.8萬個工作崗位的水平,仍然需要十年才能彌補最近的衰退造成的巨大就業缺口。
對美國目前面臨困境的一般解釋為:以本季度2.5%(歷史平均為3.3%)的年經濟增長率來看,經濟增速不足以快到能讓所有的失業者重返工作崗位。泰森等經濟學家表示,對公司來說,消費需求顯然還未達到能刺激它們重新招人的水平。顯然,太多正在節儉度日的美國人需要不斷支付賬單并為每日的生活精打細算,而不是一擲千金,瘋狂購買他們雖然心儀但并非必需的商品。
技術進步太快讓很多工作變得過時
此番言論雖然言之鑿鑿,但卻沒有考慮經濟學家們不愿提及的一個關鍵轉變,而技術學家們卻就此研究了數年。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除了萎靡不振的經濟環境,美國當前的就業困境還源于一個突然但不可逆轉并永遠存在的轉變,起因并非由于技術進步太少,而是技術進步太多太快所導致。證據不可否認:計算機自動化、網絡和包括機器學習、語言翻譯以及語音和模式識別軟件在內的人工智能正在開始讓很多崗位變得過時。
這和自從工業革命后就存在的工作崗位周而復始的此消彼長并不相同,當時,機器開始逐漸取代人、馬所提供的強勞動力;而今天,自動化的影響不僅限于例行性的日常工作,也包括很多需要認知并需要創意的工作?!耙c”似乎已經到來,從此,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動化可能取代大量中等收入的“白領”腦力勞動者。
這將帶來巨大的、富有顛覆性的差異。人工智能軟件不僅比機械自動化軟件更容易安裝和運行,還有一個更強的刺激因素在于:腦力勞動者的使用成本比其在車間、生產流水線、柜臺和田間工作的藍領們要高得多。
從很多方面來看,當前白領階級面臨的困境和一個世紀前的農業工人一樣。在1900年,幾乎有一半的成年人在田間工作。但隨著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自動采摘機和其他機械設備的出現,現在,農業只容納了稍高于2%的勞動人口。
然而,那個時候,失業的農業工人還能夠洗掉泥土,走進工廠工作,賺取更高的薪資,那么,這些白領工人還可以去什么地方呢?媒體理論學家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表示:“沒什么大不了的?!钡蠈嵳f,雖然人們希望技術行業、創新行業和更好的教育質量能提供就業機會,但正如大眾所知,很少有新的工作崗位為現在這些即將失業的白領而設。
律師也可能下崗
人們通常基于兩點來駁斥“路德謬論”:一是機器是人們用來提高生產效率的工具;二是大多數工人能變成機器操作者。但是,如果這些假設不再適用――當機器聰明到可以自動工作時又會怎樣?換句話,當資本變成勞動力時,“路德謬論”似乎也就不那么荒謬了。
這也是社會批評學家杰里米?瑞弗金出版于1995年的書籍《工作的終結》中的主旨。雖然,此前也有類似的書籍持有這一觀點,但瑞弗金預言,社會正在步入一個新階段,屆時,參與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的勞動者的需求量將日益減少。他寫道:“在未來幾年,更復雜的軟件技術將會使整個人類文明更接近于一個幾乎不需要人力的世界?!?/p>
這一轉變現在已然開始。而且,并不僅僅只有白領工人和中層領導正在被自動化所淘汰,隨著數據分析、商業智能以及制造決定的軟件能工作得更好、成本更低,在這場就業浩劫面前,即使專業人士也難以幸免,模式識別技術正在將大量薪資很高的技術工人擠出就業市場。
在美國,一名放射科醫生在經歷了13年的教育培訓和實習后,每年能掙30萬美元,他們將首當其沖。不僅因為腫瘤切片和X光片掃描這類工作正以1/10的成本外包給印度的實驗室,真正的威脅在于,最新的模式識別軟件能以1/100的成本完成大部分工作。
律師也不例外,智能算法能搜尋法律案件,對案子進行評估并得出結論。機器已經證明,它們能勝任司法分析工作,其成本與人力相比不值一提,而且,它們通常能比人類做得更徹底。
2009年,硅谷一家軟件企業的老板馬丁?福特“茅塞頓開”,他注意到,由新技術創造出來的新崗位,包括網頁代碼程序員、手機銷售、風力渦輪機械師等,只占就業市場的小部分。雖然新技術的確可以創造出工作崗位,但是歷史已經證明,新技術也能讓工作崗位立馬消失。他說:“比如,現在正被外包或被自動化的IT職位,大部分都是上世紀90年代技術大爆發期間由技術制造出來的新崗位?!?/p>
福特指出,技術和創新推動生產率以指數形式增長,而人類的消費需求則呈線性函數增加。在他看來,在生產力增長還處在指數函數緩慢升高部分時,路德主義的確很荒謬;然而,技術突飛猛進兩個世紀之后,生產率的增速已經到達拐點并正沿著指數曲線的垂直部分迅速上升,證據之一是生產力的增速遠遠超出了消費的增速。
另外一個證據是,新技術創造新工作的速率趕不上國民經濟其他領域的減員速度,這就使得很多崗位過時。福特指出,在美國經濟中大約有40%的工作崗位將或多或少地會被計算機軟件來取代。未來十年內,其中的很多崗位可能會消失。福特表示:“機器為了頂替人類,技術需要突破的門檻比我們想象的要低很多?!?/p>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約爾松和安德魯?麥卡菲最近的新書《與機器賽跑》中的觀點也與福特的分析一致。也就是說,本次經濟大蕭條后流失的工作崗位可能“杳如黃鶴”,一去不復返了。他們也同意,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將是中等收入的知識工人,包括零售業、法律業和信息產業的從業者。但是,他們的觀點代表的是象牙塔內而非很多白手起家的硅谷創業者的想法。他們所提議的改革,從原則上來講,需要得到政客和既得利益群體的大力支持。
與機器和諧共處
與福特不同的是,布林約爾松和麥卡菲對智能技術給工作市場造成的影響非常樂觀,就像他們說的那樣,那些受技術影響最大的人應學會同機器工作,而不是排斥機器。他們認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技術進步給腦力勞動者帶來更多的將是機會而不是威脅。
他們以亞馬遜和易趣網站為例,這兩個網站已經鼓勵60多萬人通過為全世界各地的顧客設想出各種產品來養家糊口。同樣,蘋果公司的蘋果商店和谷歌公司的安卓網上商店也為那些希望用手機為人們提品的人提供了機會。這樣的活動可能不會創造出新一輪的造富浪潮,但是,它們可以讓很多人購買食物、支付賬單甚至大學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