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經濟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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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沿海灘涂；概念；法律屬性；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D9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12 — 0062 — 02

沿海灘涂作為巨大的土地后備資源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以江蘇省為例，江蘇擁有灘涂面積1031萬畝，占全國1/4以上，而且仍然以每年3萬-5萬畝的速度淤漲，而江蘇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僅為0.87畝，為此，《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規定，到2020年計劃匡圍灘涂270萬畝。隨著開發進度，因沿海灘涂、圍塘等的征收而引發的矛盾也頻頻出現。主要集中在征收補償問題上，將沿海灘涂定性為土地或者海域的補償金相差幾倍甚至幾十倍。因此學者、律師、群眾紛紛呼吁，國家應盡快明確灘涂、圍塘等的屬性，出臺相關法規，以維護灘涂、圍塘使用者的權益。

一、沿海灘涂的概念

（一）地質學上沿海灘涂的概念

沿海灘涂實際上是大陸和海洋的過渡地帶，在自然屬性上，一般將沿海灘涂分為三部分：（1）潮上帶，指平均大潮線以上的淤泥質沉積地帶，此地帶雖靠近海洋，但并未被海水淹沒；（2）潮間帶，指平均大潮線與平均低潮線之間，即潮間帶之間的泥質、砂質和巖灘等沉積地帶，該地帶會間歇性的被海水淹沒，屬于典型的灘涂，或者是狹義的灘涂；（3）潮下帶，指平均低潮線以下的淺水區泥砂質沉積地帶，該地帶是常年被海水淹沒的，只是海水較淺。雖然沿海灘涂在地理特點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但實際上它們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在生態功能上是不能分割的，而且在實際中也是常被作為一個整體來開發利用的。

（二）法律上沿海灘涂概念的沖突

目前法律上并沒有一個明確而獨立的概念。海洋和土地管理相關的法律都將其納入調整范圍，對其概念和范圍的規定也發生了沖突。

1.海洋類法律對沿海灘涂的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海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水、領海的水面、水體、海床和底土。本法所稱內水，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基線向陸地一側至海岸線的海域。”因此，海岸線便成了海域與陸地的分界線。海岸線是平均大潮時水陸分界的痕跡線。據此可見，沿海灘涂中的潮間帶和潮下帶是屬于海域的，但不包括靠近海岸部分的陸地。

《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5條規定：“濱海濕地，是指低潮時水深淺于 6 米的水域及其沿岸淹濕地帶，包括水深不超過6米的永久性水域、潮間帶（或洪泛地帶）和沿海低地等。”據此，沿海灘涂雖也屬海洋的一部分，但這里的濱海濕地與地質學上的沿海灘涂是同一個概念，包含三個部分。

這樣，在海洋有關的法律中沿海灘涂的外延已經發生了分歧。

2.土地相關法律的規定

我國《民法通則》第74條規定，集體所有的財產包括法律規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灘涂等。最新頒布的《物權法》第48條也規定除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外，灘涂屬于國家所有。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條規定，依法不屬于集體所有的灘涂及其他土地，屬于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可見，我國民法通則、物權法和土地管理法將灘涂作為土地的一種形態，而且這些法律中并沒有規定灘涂僅指海水線以上的部分。

由此可見，我國在立法上對沿海灘涂的概念是矛盾的，兩部分的法律既存在重疊，也有沖突。

（三）沖突的解決

很多學者提出了解決沖突的方案，典型的觀點是將潮上帶作為土地，而將潮間帶和潮下帶作為海域的一部分。這樣可以兼顧土地和海洋管理部門的權力，節省立法成本，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著很大的缺陷。

沿海灘涂不僅僅是一個法律概念，它更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如人為分割，會因為割裂其聯系，導致生態功能失調，產生嚴重的后果。所以我們在法律上應遵循沿海灘涂的自然屬性，將其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同時，根據可持續發展理念我們也要全面地考慮灘涂的生態功能，將沿海灘涂在法律上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因此本人認為，沿海灘涂在法律上的概念應與地質學上的概念一致，包含潮上帶、潮間帶和潮下帶三部分。

二、沿海灘涂的法律屬性

那么應將灘涂作為土地的一部分還是海域的一部分呢？該問題的實質是沿海灘涂在法律上的性質問題，即其法律屬性。確定沿海灘涂應作為海域還是土地，以此為出發點，才能確認灘涂使用權利的性質，也才可以為主管部門確立一個可以依據的法律標準。〔1〕

沿海灘涂是一個地質學上的概念，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屬性，雖然人們對沿海灘涂有了一定的利用，但也僅限于近海捕撈和航運，相對于浩渺無邊的海洋，人類的利用規模非常有限，人們可隨意使用，并不必擔心會與他人產生沖突，所以長期以來沿海灘涂并不是一項稀缺性資源，所以并不需要傳統民法定紛止爭、物盡其用的功能的規范。而按照傳統民法理論，物權的客體必須為特定物和獨立物，未經特定化因無從支配和公示而無法成為物權的客體，這也使沿海灘涂設定私權缺乏一定的可行性。〔2〕因此傳統民商法理論沒有過多的涉及有關沿海灘涂的法律規范。在我國，因沒有先例可循，對沿海灘涂的法律調整存在很大爭議，立法上也有很多沖突。

（一）土地權屬說

如果依據現行法律和國務院批準的土地分類，灘涂屬于土地范疇，則沿海灘涂存在國家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對灘涂的使用，按照物權法上土地的用途，分為兩種，一是在建設用地上設立的土地使用權，另一種是在農用地上設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3〕相應的沿海灘涂也應由土地管理部門進行行政管理，核發土地使用權證。

（二）海域權屬說

如按照海洋環境保護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規定，沿海灘涂有大部分屬于海域，則其只能歸國家所有，個人或者單位可以獲得海域使用權，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門進行管理，核發海域使用證。

（三）本人觀點

本人認為，如果想要節約立法成本，對現有法律不進行較大改變，則可將沿海灘涂作為海域的一部分。之所以持此觀點，有如下幾點理由。

1.沿海灘涂的功能更接近于海域

目前對沿海灘涂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海水養殖、鹽業、旅游、濕地生態保護等方面，這與海域的功能基本一致。雖然，沿海灘涂也可以通過填海造陸、圍墾等變為建設用地或者農業用地，但由于成本和技術問題，范圍還是相當有限的，而且本人認為，通過填海造陸和圍墾，已經將原來的沿海灘涂在地理性質上變為真正的土地，也就不再是沿海灘涂，應該通過征收等形式予以變更。所以與海洋相連接的沿海灘涂在法律屬性上應與海域一致。

2.將沿海灘涂視作海域是大勢所趨

從歷史上來看，我國法律將沿海灘涂作為土地加以規定不過是權宜之計，沒有修訂應該是沒有意識到灘涂性質問題，而非有意為之。后來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已經為修訂土地管理利用類法律法規準備了銜接制度。

在海域使用管理法頒布之前，根據民法通則、物權法、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灘涂屬于土地的一種，可以歸集體所有，所以大量的沿海灘涂已經以集體的名義發包出去。針對這一情況，《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2條規定，“本法實施前，已經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的養殖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區劃的，經當地縣級人民政府核準，可以將海域使用權確定給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用于養殖生產。”在我國集體經濟組織主體虛位的背景下，將灘涂可以被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修改為沿海灘涂僅為國家所有，可以授權給集體經濟組織使用，再由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給其成員用于養殖生產。〔3〕可見，海域使用管理法將灘涂作為海域的一部分，我國應該逐漸有計劃的修訂土地管理類法律法規，使其與海洋類法律之間協調一致起來。

3.符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例

在羅馬法中，規定海岸延伸到冬季最所達到的極限，依據自然法而為眾所共有的物。這種傳統的對海洋和土地的劃分，在當代也沒有多少變化。在日本，認為海面以下的地域不是土地。而韓國對沿海灘涂的重視度更高，其將海岸帶承認為一個獨立的部分，既不歸屬于陸地也不歸屬于海域。認為海岸帶是近岸帶海域12海里和沿岸陸域1公里的范圍。〔5〕 我國國土面積廣闊，對沿海灘涂的利用度還不是很高，所以還沒有像韓國那樣獨立立法的必要，但本人認為國際上通常的做法都是將沿海灘涂作為海域的，我國也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將沿海灘涂視作海域。

4.迎合了國家海洋戰略的需要

國家的海洋能力（即海權）是指國家分配海洋戰略資源的效率，這些資源被有目的整合在一起，以達到國家在海洋或者濱海地區的一種預想的最終狀態。海權的獲得是通過海洋的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的不斷融合而實現的，它使國家能夠利用其海洋基礎資源并利用其外部的機會，建立有利于國家發展并且提高國家國際地位的持久性的海洋競爭優勢。國家的海洋能力有賴于資源的有效利用，并與組織結構密切相關。海權只有在不斷地戰略實施中才能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價值。〔6〕將沿海灘涂作為海域的一部分，實現海洋的完整性，顯然會提高國家對海洋的利用能力，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將沿海灘涂劃入海洋類法律體系下調整是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和戰略意義的。

5.有利于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相對于土地的開發利用程度，人們對海洋的探索和開發還是相對有限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雖然我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斷加強，但由于認識的有限和經濟利益的強烈刺激，我國對土地的開發利用還存在著盲目過度性和粗放性。而沿海灘涂具有著保護物種與生物多樣性、凈化環境、調節氣候、穩定岸線、維系區域生態平衡的功能，其生態系統卻比較脆弱，一旦開發利用不當或者過度，都會帶來嚴重的甚至是不可逆轉的不利后果。而對于海域的利用，目前還主要集中在養護、養殖、鹽田等影響較小的方式上，相對而言破壞和污染的力度較小，且我國對海洋的開發利用較晚，相較于土地開發的粗放和保守，在開發和管理理念上，更為先進和科學。因此如果沿用海洋類法律制度對沿海灘涂進行調整、管理和利用，對于沿海灘涂的可持續發展更加有利。

綜上，本人認為沿海灘涂應是包含濱海陸地、潮間帶和淺海的整體，而且在目前法律制度下，將其法律性質視為海域更為合理。但隨著對沿海灘涂認識的加深和開發利用，我國有必要在將來進行專門立法，屆時可將沿海灘涂作為一個獨立的部分進行專項管理。

〔參 考 文 獻〕

〔1〕馬得懿.法律視域下沿海經濟帶建設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06）：24.

〔2〕馬得懿.法律視域下沿海經濟帶建設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06）：15.

〔3〕梁慧星.中國物權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81.

〔4〕張洪波.淺析灘涂的性質〔J〕.科技信息，2007，（13）.

第2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廣東海洋大學，廣東 湛江524088）

摘要：海洋生態系統在人類社會的不斷開發中面臨著資源枯竭、種群衰退、生態破壞嚴重等問題。傳統的海洋管理模式無法應對這些突發問題，亟需人類運用生態系統方法對其進行綜合性的管理。本文從生態系統的定義出發、立足于海洋生態系統的理論基礎，探索了海洋綜合管理的體系構建。旨在為海洋綜合管理提供新的理論，來實現海洋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生態系統；海洋綜合管理；內涵界定；體系構建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基金項目：廣東省宣傳文化人才專項資金項目：“基于海洋生態系統的我國海洋綜合管理研究”（編號 XCWHRCZXSK2013-26）階段成果。

作者簡介：吳杰（1988-），男，廣東海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13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管理與政策。Wujie124218@163.com

謝紅燕（1990-），女，祖籍安徽安慶，廣東海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14級行政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通訊作者：寧凌（1967- ），男，祖籍安徽安慶，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廣東海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廣東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海洋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方向：產業經濟與發展、海洋管理與政策。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9.020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在對海洋認識加深的同時，也不斷強化著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但由于缺乏科學的手段和合理的規劃，海洋生態系統破壞嚴重，海生生物逐漸滅絕，海洋危機不斷加深。據有關資料顯示：“約有一半以上的海洋生態系統正處在退化狀態，這一數據可占全球的60%”，如何拯救海洋生態系統？這是人類急需解決的問題。

1海洋生態系統的發展及概況

海洋生態系統（Marine Ecosystem）是海洋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相互作用所構成的自然系統[1]。要明確海洋生態系統的內涵，首先我們應從生態系統（Ecosystem）的由來入手。

1.1生態系統的產生及其發展

生態系統（Ecosystem）是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才產生的，其發展歷程（圖1）可分為4個階段：萌芽時期；產生時期；發展演化；學科分支。

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由英國生態學者阿瑟·喬治·斯坦利（Arthur George Tansley ）于1935年提出。他認為生物與其周圍的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依存關系，首次將“系統”這一概念引入生態學中，標志著生態學的產生。而在此之前，有記載顯示德國人K.A.默比烏斯于1877年和美國人S.A.福布斯于1887年曾分別用生物群落 (Biocoenosis)和小宇宙 (Microcosm)這兩個詞，描述了類似內容，可視為生態學的萌芽階段。

A．G.斯坦利的這一“生態系”理論后來經過充實和發展，逐漸成為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20世紀40年代后，生態系統由理論進入實驗階段。特別是1960年以后，基于數學、系統分析、計算機和控制論的生態系統研究，使生態系統研究逐漸由定性走向定量，并逐漸形成了生態系統的若干邊緣分支。海洋生態系統就是其中的一個分支。

1.2海洋生態系統的路徑及其表述

相比于其他領域生態方面的研究，海洋生態研究的起步要晚的多，于1970年后才開始。1972年美國、日本、加拿大學者基于慢性污染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所進行的“控制生態系統污染實驗” (簡稱CEPEX)揭開了海洋生態科學研究的序幕。而在世紀之交，由于海岸帶、河流入海口等地方的環境不斷惡化、資源持續衰退，從而引起了世界海洋國家的普遍關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簡稱UNCED，在借鑒陸地-“基于生態系統管理”(EBM)概念[2]的基礎上，提出了要從生態系統的整體出發，來管理海洋資源和開發海洋活動，從而實現沿岸和近海環境綜合管和持續發展。這標志著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管理概念的形成，為以后海洋生態系統的研究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隨后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類似于CEPEX的裝置，研究了包括海-氣界面相互關系，水-沉積物相互關系，生物海洋學等海洋分支系統，為劃分詳細的海洋生態學科打下了基礎。參考了大量國內外海洋生態文獻，并具體研究了海洋生態系統代表性概念之后，本文從以下三方面對海洋生態系統做表述：

（1）海洋生態系統在空間上包含近岸和大洋2大部分。近岸海洋生態系統泛指海、陸交匯與過渡地帶。學者王其翔, 唐學璽（2010）[3]對此做了詳細研究，并把海灣、河口、鹽沼區、紅樹林、上升流區、珊瑚礁等9大不同類別生態系統規劃為近岸生態系統。大洋生態系統指遠離大陸、受人類影響小、自然調控能力強的生態系統。

（2）海洋生態系統在內容上由生物、非生物環境構成。生物環境包含海洋動、植物以及水中微生物。非生物環境由有機物、無機物、海水鹽度、深度、光照、水團、潮汐等構成。崔木花，侯永軼(2008)認為這兩部分對于海洋生態系統同等重要[4]，無論缺少哪一方，都會喪失海洋生態系統的功能。

（3）海洋生態系統在類別上是一種動力學系統，具有高度的復雜性。既囊括了海生生物群體與非生物環境之間互助、互動、互相影響的龐大動力學系統：又涵蓋了包括生物、生物化學、地質、物理等在內的相互疊加過程及其非線性作用，具有高度的復雜性[5]。

2海洋綜合管理的發展路徑

海洋綜合管理是現代政府對特定海域進行的高層次形態管理，世界上實施海洋綜合管理最早的國家是美國。海洋綜合管理概念的發展在國際上也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序言喚醒了沿海國家的海洋意識，并引發了學者對海洋綜合管理理論的探討。其中代表性的有：A.溫內達赫爾（1980）論述了海洋綜合政策的重要性；J.M阿姆斯特朗和P.C賴納[6]對海洋綜合管理的范圍進行了明確界定，并將其納入了美國九大海洋管理種類之中；A.D.庫珀[7]（1992）通過將海洋管理與土地利用管理進行比較，得出了海洋綜合管理的難度更大，復雜性更強等特點，剖析了管理復雜性的原因，提出通過制定適宜的管理體系，從而獲得最大化的海洋整體利益；G.皮特[8]（1992）則認為任何單一的海洋管理體系都難以應對和管理海洋系統，我們必須制定出海洋管理的基本原則和框架，并通過國家間的協作，實現海洋的整體優化；B.塞亞·恩[9]（1993）則認為要通過建立一種動態平衡機制，來實現海洋綜合管理的長期發展。

中國在海洋綜合管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學者鹿守本[10]開創了我國海洋綜合管理的先河，并在其著作《海洋管理通論》中對海洋價值、海洋管理特點和海洋基本理論進行了系統的、全面的論述；學者陳東勝[11]（1998）認為應在海洋權益、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三者相協調的條件下進行海洋綜合管理：胡增祥等[12]（2001）則認為要制定適應本國國情的海洋綜合管理模式，并將海洋綜合管理的范圍延伸到了公海區域，認為其理應受到各國保護；學者呂建華[13]（2004）則直接提出構建我國海洋綜合管理的法律法規：譚柏平[14]（2008）則認為應該將海洋資源管理作為海洋綜合管理的核心內容，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海洋綜合管理方案：此外政府出臺的《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對海洋綜合管理內涵、海洋管理的預期目標也進行了明確闡述。

總體而言，國內外學者對于海洋綜合管理都進行了相關研究，但研究基本停留在問題的提出階段，缺乏定量化的數據研究，不能促進海洋綜合管理的深入化發展。

3海洋生態系統綜合化管理體系的構建

通過對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海洋綜合管理的系統分析之后，本文從海洋管理的范圍選取、目標確立、方法制定和實施原則4個方面來構建綜合化的海洋生態管理體系。（圖2）

圖注: 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是以實現生態資源可持續發展、生態系統循環發展、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共贏為三大基本目標，在空間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態系統，在內容上應涵蓋生物種群和非生物環境兩大部分，通過立法、行政、經濟三大管理方法，在遵循合理性、適應性、可持續性對策原則的條件下，來實現海洋生態系統的多層次目標發展。圖中的海洋非生物環境系統因其自身的循環、調節和再平衡功能，可在非人類干預下、通過自身功能來實現部分海洋綜合管理目標。圖2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內涵解析圖

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涉及空間、內容兩大管理范圍。（1）空間上：囊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態系統。如表1所示，近岸生態系統管理所涉及的范圍較廣，包含河口、海灣、鹽沼區等9大不同種類生態系統，需要針對9大種類系統的不同特征，制定相應的管理模式；大洋生態系統包括遠洋、極地兩類生態系統，需要根據生態環境進行細致化管理。（2）內容上：涵蓋生物種群和非生物環境2大部分。生物種群的管理需要對水中動、植物、微生物利用特制工具，對其進行專業化分類管理。非生物環境的管理需要涉及到有機物、無機物、潮間帶以及海水鹽度、深度等眾多問題。

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包含三大管理目標。（1）生態資源可持續發展目標。海洋生態管理應強化生態資源的持續化管理，通過縱向整合生物資源、橫向發展生物鏈條，達到生物資源的持續化發展；（2）生態系統循環發展目標，這是海洋綜合管理的難點。因為要實現近岸9大生態系統的合理循環，2大遠洋生態系統的科學發展和數以億計的種群發展，需要在綜合管理的過程中做到主次分明、統籌兼顧，從而實現整體海洋生態系統的循環發展；（3）生態與經濟價值共贏目標。海洋經濟與海洋生態的協調化發展是海洋綜合管理的最終落腳點。人類對海洋進行綜合管理的目的，就是在實現海洋發展的同時，來為人類提供各種價值，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價值。所以海洋綜合管理的終極目標是將人類經濟價值附加到海洋生態價值之中，在實現生態價值的同時，來獲得人類所需的經濟價值。

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的三大管理方法。（1）海洋立法：根本保障海洋綜合管理堅決執行的措施是構建海洋生態立法，形成一套生態管理的立法體系。這一體系的立法應該包括海洋資源管理立法、海洋環境檢測立法、海洋經濟發展立法以及海洋生態評估立法這四大方面；（2）行政管理：這是實現海洋綜合管理的必要手段。在海洋生態立法的基礎上，只有依靠國家的行政機構，依靠海洋執法人員的宣傳、貫徹和執行，才能實現海洋生態系統的科學性、合理性發展，才能促使我國的海洋綜合管理走向持續化、正軌化的道路；（3）經濟措施：有效的經濟措施可實現海洋綜合管理的全面發展。通過獎-懲結合來保證生物多樣性發展；通過高科技技術投入來實現海洋生態化發展。

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的對策實施應遵循三大原則。（1）合理性原則：在實施海洋綜合管理的對策過程中，首先應該把握對策的合理性原則，根據其海洋生態種群的特性合理地、適中地執行管理政策，以達到政策預期的最高值；（2）適應性原則：要根據生態系統的變化程度、受污染的嚴重程度來實施相應的對策，做到政策適應環境，對策解決問題等效果；（3）可持續性原則：在既不影響海洋自身長足發展的同時，來實施滿足人類需求的適當性海洋開發活動。

4結論和討論

通過上述分析，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具有如下特征：它是以實現生態資源可持續發展、生態系統可循環發展、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共贏為基本目標，在空間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態系統，在內容上應涵蓋生物種群和非生物環境2大部分，通過立法、行政、經濟三大方法管理，在遵循合理性、適應性、可持續性對策原則的條件下，達到多層海洋管理目標的協調發展。

要實現海洋生態系統的綜合化管理，需要國家、政府、人民的共同參與和推動，更需要高科技和先進技術的支撐，并通過建立海洋綜合管理的評估系統和評價體系來在實踐中不斷檢驗、修改和完善。本文只是對概念進行了界定，以后還需做大量定量分析，在生態系統綜合管理評估以及評估體系建立等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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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ke.baidu.com/view/381042.htm

[2] Crumbine R E. What is ecosystem management [J].Conservation Biology, 1994(8):27-38

[3] 王其翔, 唐學璽. 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的內涵與分類.海洋環境科學，2010,29(1): 131-138

[4] 崔木花,侯永軼. 海洋開發中的生態管理探析[J]. 特區經濟,2008(05):145-147

[5] 劉慧，蘇紀蘭．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管理理論與實踐[J]．地球科學進展，2014,29(2):275-284.

[6] J.M.阿姆斯特朗,P.C.賴納著.美國海洋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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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論[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11] 陳東勝.海洋綜合管理基本概念、要素和特點[J].廣東科技,1998(12)：5-7

[12] 胡增祥，馬英杰 ,解新英.對我國海洋綜合管理政策與法律框架的思考[J].青島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4)：56-59

第3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引言

生命起源于水，海洋就像生命的搖籃，更是旅游者的樂園，21世紀被稱為是海洋的世紀，我國經濟想要實現快速成長，離不開海洋經濟的助推作用。海洋文化旅游是海洋經濟的前奏，而靈魂是文化，離開了文化，旅游活動的開展變得寸步難行，注重海洋文化的建設，不僅有利于海洋文化旅游的發展，也在無形中培育著國民的海洋意識。

一、文獻檢索與國內外研究現狀綜述

（一）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

曲金良教授對海洋文化做了如下表述：（1999）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關的文化，就是緣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類對海洋本身的認識、利用和因由海洋而創造出來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生活內涵。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同時也是人類文化的起源。對于海洋文化旅游來說，海洋文化是海洋旅游的重要載體，沒有文化的承載，旅游活動將變得商業利益化，沒有個性。張金忠等認為（2012），海洋文化包含五重內涵，分別是海洋民俗節慶文化、近代海洋戰爭歷史文化、海濱自然景觀文化、海洋主題公園文化、涉海工業文化。鄭巖在研究大連海洋文化時，將海洋文化分為（2013）：海洋地質文化、海洋生態文化、海洋經濟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飲食文化、海洋科教文化、海洋軍事文化、海洋演藝文化、海洋體育文化。王東京認為海洋文化包括六個方面（2009），分別是：海洋民俗文化、海洋藝術、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歷史遺存、海洋科技知識、海洋飲食文化。

學者陳揚樂、王琳基于對旅游和海洋空間區域范圍的界定，將海洋旅游概念表述為（2009）旅游者離開自己慣常的環境前去海洋旅游區域進行的旅游，這里的海洋旅游區域不僅包括所有的海洋水體部分，還包括陸上以海洋氣候、海洋文化為主的地區。學者胡念望則認為（2014）除了海洋旅游之外，與其相關的還有濱海旅游、海島旅游、海岸帶旅游等相近的概念，這主要是針對范圍大小的不同，而在旅游的形式和群上，人們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區分。現在學者們都較為認同的是董玉明先生對海洋旅游的界定，他認為（2003）海洋旅游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以海洋為依托，以滿足人們精神和物質需求為目的而進行的海洋游覽、娛樂和度假等活動所產生的現象和關系的總和。

外國學者Meriwether在研究海洋旅游時提出了（1991）平衡節約資源和沿海和海洋旅游的經濟發展的四個途徑，強調了海洋旅游的環境保護。Olivier Dehoorne 在研究海南海洋旅游資源和海洋文化的特點時，則從（2014）自然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和人文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兩個方面來列舉海南的海洋文化旅游資源。

（二）文化旅游中存在的問題

鞏慧琴、鮑富元認為（2014）隨著近年來大眾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游客的大量涌入，導致對旅游資源持續利用的忽視，在獲取了經濟利益的同時給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造成海水污染、沙灘泥質化、生態系統失衡等問題。學者胡衛偉，王湖濱在研究舟山海洋文化旅游與開發策略時，發現（2006）目前舟山市的旅游業尚未形成明確的文化旅游開發指導思想和整體戰略規劃意識。莊大昌在研究南京文化旅游深度開發策略時，提出（2006）南京文化旅游存在資源開發的空間差異明顯和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深度與力度不平衡等問題。謝新＃鄭立文在研究寧德市海洋文化旅游開發時，歸納了寧德市海洋文化旅游存在的問題有（2013）文化特色不夠明顯、資源優勢缺乏整合、閩臺優勢發揮不足、接待設施滯后薄弱等。劉勇發現制約山東海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因素有（2012）：管理體制不暢、缺乏大局觀和聯合意識、開發同質化和淺層次嚴重、市場開發力度不足、旅游基礎配套設施短缺等。

（三）海洋文化旅游的未來發展趨勢

薛忠義、朱顏認為要在不久的未來實現海洋強國中國夢的內涵，其中包括（2014）生態海洋：通過行政、法律、經濟等多種手段，逐步形成有力促進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式和消費模式；和諧海洋：秉持合作共贏的海洋外交方針。以“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平友好、合作共贏”為方針，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海洋外交發展之路，使海洋成為沿海國家的合作之海、友誼之海。魏萍萍、孫靜認為（2012）海洋與內陸旅游有很多共同點與互補性， 利于旅游產業的一體化進程。并且提出了區域旅游一體化是當今世界旅游業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促進地區旅游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柳禮奎在闡述區域發展時認為應當（2015）充分發揮區域優勢，充分利用一體化的政策利好拓展涉海旅游。

二、結語

第4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國家海洋公園；概念；特征；建設意義

中圖分類號：K928.4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16

2011年5月19日，國家海洋局了首批國家級海洋公園名單，共7處，分別是：廣東海陵島國家級海洋公園、廣東特呈島國家級海洋公園、廣西欽州茅尾海國家級海洋公園、福建廈門國家級海洋公園、江蘇連云港海洲灣國家級海洋公園、山東劉公島國家級海洋公園、山東日照國家級海洋公園。然而，有關國家海洋公園的系統研究在我國尚不多見，明確國家海洋公園的概念、特征以及建設意義等問題更是迫在眉睫。

1 國家海洋公園解析

1.1 國家公園的概念及特征

在研究國家海洋公園的概念與特征之前應首先明確“國家公園”這一概念。

1.1.1國家公園的概念

國家公園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公園，各國政府和學者對其形式和內容有著不同的理解，表1列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義：

表1 國家公園分類體系

和國外相比，我國尚未對國家公園進行明確定義，類似于“國家公園”這一概念在我國有這樣幾種類型區域，包括：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以及生態示范區等。國家公園的概念與上述幾種類型區域的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盡管各國管理當局和學者對國家公園的定義各不相同，但其中具有許多共同點，鑒于此，筆者將國家公園定義為：國家公園是建立在對區域自然生態和歷史文化資源進行嚴格保護的基礎之上，由國家通過立法劃出的具有明確地理邊界和一定面積的陸地、水域空間，滿足人類的科學研究、科普教育以及游憩娛樂等需要。國家公園通過一定范圍的適度開發實現整體地有效保護，既排除與保護目標相矛盾的開發利用方式，以生態系統、自然資源保護以及適宜的旅游開發為基本策略，達到保護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目的，又為國民提供了游憩、教育、科研等機會與空間，是一種能夠科學協調生態系統保護與資源利用之間關系的保護與管理模式。

1.1.2 國家公園的特征

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定義，一個國家公園應具有以下特點：

（1）它有一個或多個生態系統，通常沒有或很少受到人類占據或開發的影響，這里的物種具有科學的、教育的或游憩的特定作用，或者存在高度美學價值的景觀；

（2）國家采用一定的措施，在整個范圍內阻止或禁止人類的占有或開發等活動，尊重區域內的生態系統、地質地貌及具有美學價值的對象，以此保證國家公園的建設；

（3）該區域的旅游觀光活動必須以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為目的，并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

根據各種類型保護區的性質差異和管理目的不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國際上各地區設立的各種保護區歸納為6大類[11]，見表2。

表2 IUCN規定的保護地分類體系

1.2 國家海洋公園的概念

國家公園是各國目前進行生態環境保護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國家海洋公園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類型[12]。國家海洋公園通過建立以海洋區域內的生物多樣性和海洋景觀保護為主，兼顧海洋科考、環境教育以及休憩娛樂的發展模式，使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等目標共同得到較好的滿足，因而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成為國際上海洋環境保護區設立和發展的主要模式。

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家海洋公園發展中，由于不同的地理區位、自然環境以及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各國國家海洋公園的類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名稱也不盡相同，如：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國家海洋公園（National Marine Park）、國家海岸公園（National Coast Park）、國家海濱公園（National Seashore）、國家海洋保護區（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等（見表3）。

表3 國家海洋公園的名稱比較

資料來源:根據參考文獻[13]，略改動。

多數的海洋保護區以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為主要目的，并不適宜開展大規模的休閑游憩等活動。然而，也有相當數量的海洋保護區能夠在確保生態系統保護的前提下，面向公眾開展一定規模的休閑游憩活動，這些保護區成為了國家海洋公園的主體，例如：美國的國家海岸公園，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國家海洋公園等[13]。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僅對于國家海洋公園的稱謂不一，而且在概念界定上也沒有一個較為一致的標準。例如，澳大利亞政府認為[14]：海洋公園是一個多用途園區，旨在保護海洋生物的多樣性，兼顧各種娛樂和商業活動，為此實行了分區計劃，在海洋公園內劃分避難區、環境保護區、一般用途區和特殊用途區，并分別為這些不同的區域設定了具體的目標和特殊條款。我國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環境保護處處長陳剛則認為[15]：國家海洋公園具備兩個性質，從資源上看是一種允許面向公眾開展生態旅游的地方；從自然資源的保護上看，國家海洋公園也是保護區的一種類型。

在歸納不同國家和地區關于國家海洋公園的概念和內涵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國家海洋公園可定義為：由中央政府指定并受法律嚴格保護的，具有一個或多個保持自然狀態或適度開發的生態系統和一定面積的地理區域（主要包括：海濱、海灣、海島及其周邊海域等）；該區域旨在保護海洋生態系統、海洋礦產蘊藏地以及海洋景觀和歷史文化遺產等，供國民游憩娛樂、科學研究和環境教育的特定海陸空間。

第5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1新形勢下傳統海洋經濟布局理論研究的局限

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但海洋產業不斷優化升級，海洋經濟結構日趨合理，海洋經濟正在向質量效益型轉變[8]。現有海洋經濟布局理論在海洋經濟發展新背景下，面臨著新的改變，其局限性也隨著凸顯。

1.1研究對象的改變目前，海洋經濟布局的研究對象已逐漸由港口經濟、臨海經濟進一步向深遠海方向延伸和轉變。回顧傳統的經濟布局理論，幾乎全部集中于陸域經濟布局。雖然部分陸域經濟布局理論經優化調整后可用于指導海洋經濟布局，但是其運行機制與表現形式并不完全相同[9]。與陸地相比，海洋具有多種特殊屬性及特征，且其屬性及特征隨時間推移不斷發生著變化。從空間屬性上來說，陸域經濟布局的基礎為陸地，經濟活動多集中于地表，地下也有少許分布。而海洋經濟活動在空間上具有明顯的圈層性和立體性。從圈層性來看，核心圈層為海洋，連接圈層為海岸帶，外圈層為沿海地區；從立體性來看，涵蓋海上、海面、海水水體、海床和底土。從資源屬性來說，海洋具有豐富的空間資源、生物資源、海水資源、礦產資源、可再生能源等多種資源，是復合型的資源系統[10]。從環境條件來說，海洋經濟布局往往要考慮更多環境因素，包括水文、氣候、生物和初級生產力等，海洋環境承載能力限制著海洋經濟活動的強度及規模，復雜而獨特的環境增加了海洋經濟布局的難度。從生態關系來說，海洋生物種群總量龐大且海洋生物間攝食關系更為復雜，加之海洋生態環境的立體性、流動性和兼容性等特征，海洋生態系統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更為繁雜。綜上，海洋與陸地相比具有顯著的特殊性，使陸域經濟布局理論應用于海洋時會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1.2核心議題的改變不同時代的經濟布局理論的核心議題是有差異的。在社會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發生變化時，經濟布局理論研究的重心隨之轉移，核心議題隨之改變[11]。例如，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封建時代，農業生產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經濟布局理論以杜能1826年提出的農業區位理論為開端，之后的經濟布局理論多為對其的發展和完善。農業區位理論服務于當時經濟布局理論的核心議題———獲取最大化的利潤收入。18世紀60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促進了各類經濟學理論的形成與快速發展，也推動了經濟布局理論的新發展。以第一次工業革命后大工廠的出現為開端，人們開始了對于工業經濟布局的關注，韋伯于1909年提出了工業區位理論。期間商業貿易也在迅猛發展，費特爾（FrankFette）r于1924年發表的《市場區域的經濟規律》被認為是商業區位論的代表作之一。經濟布局理論繼續發展與完善，至20世紀中葉經濟布局理論體系已初步形成，形成了成本學派、市場學派、成本—市場學派、社會學派、行為學派等側重點不同的經濟布局理論派系[3]。總的來說，上述經濟布局理論皆以經濟效益作為其最關注的核心議題。數次技術革命使經濟高速騰飛，而經濟布局理論的發展則顯得比較滯緩。科學技術的發展增強了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能力，信息傳遞方式、交通方式等的轉變突破了原有經濟布局理論所受到的限制，同時人們對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自然環境的脆弱性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人類有了可持續發展的新訴求。經濟理論發展到現在，要以人為本，更加關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即經濟空間布局理論的核心議題應當由過度追求經濟效率向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進行轉變。在海洋經濟布局理論研究方面中，也存在一些亟待研究的新問題。例如，如何正確認識人海關系及其時空演進過程、驅動因素、協調發展模式；如何通過多種手段全面調整人海相互作用的機制、促進人海關系和諧發展[12]等。綜上，現有海洋經濟布局理論是由傳統經濟理論延伸發展而來，在核心議題上并沒有及時轉變，在對海洋進行指導時具有一定局限性。

1.3理性人假設的改變理性人假設是傳統經濟理論最基本的前提假設之一，然而近年來學界圍繞理性人假設的討論越來越多，諸多知名專家學者都提出了新的觀點。一些學者認為，現實中的經濟活動參與者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即所謂“理性人”在現實中一般是掌握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人。事實上，普雷德（A.Pred）曾就所謂“理性人”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提出了行為矩陣理論，用來作為解釋決策者和經濟布局關系的一般描述模式。這類觀點不僅在沖擊傳統經濟學理論，也在沖擊傳統的海洋經濟理論。其次，并非所有海洋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都把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隨著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相當一部分經濟人開始把環境成本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考量指標。經濟活動參與者逐漸傾向于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為了發展經濟不計一切生態環境所要付出的代價。再次，經濟活動參與者的社會責任感正在逐漸增強。在政府規制、宣傳教導和社會約束下，個人思想水平普遍提高，經濟活動參與者將規范自己的經濟行為，降低自身對社會造成的負外部性。綜上，一旦傳統海洋經濟布局理論的基本假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適用性，或者說其指導作用必然會大打折扣。可以看到，現有海洋經濟布局理論的局限性逐漸凸顯。基于這三點，可歸納出現有海洋經濟布局理論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海洋經濟相關領域缺乏科學適用的海洋空間布局理論指導；現有海洋經濟布局理論尚未對核心議題、基本假設等做出及時調整，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后。應該看到，當前海洋經濟發展確實需要一套科學系統、與時俱進的新海洋空間布局理論方法來指導。

2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框架

由上可知，現有海洋經濟布局理論局限性日益凸顯，構建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不僅必要，而且迫切。應盡快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海洋空間布局的概念、原則與方式，發展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

2.1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概念的界定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是在繼承發展傳統海洋經濟布局相關理論的基礎上，以海洋空間資源環境屬性為核心切入點，充分吸收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海洋經濟學、生態學等多學科精髓，從平面布局、立體挖掘、數量規模、時間次序、生態系統五個角度出發，優化海洋空間布局，提高海洋資源配置效率，推進海洋經濟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實現人海可持續發展的一套系統海洋空間布局思想和方法。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與傳統海洋經濟布局相關理論的關系，可以概括為繼承發展與集成創新的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研究方向看，傳統的海洋經濟布局理論主要關注產業布局和區域布局，以實現海洋經濟效益最優化；而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則依托海洋空間資源環境屬性，結合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特征，通過平面布局、立體挖掘、數量規模、時間次序、生態系統等角度進行空間調整和優化，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整體效益最優化，以達到人海和諧的發展目標。（2）從學科基礎看，傳統海洋經濟布局理論多是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等傳統陸域經濟理論向海洋的延伸；而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是在繼承發展傳統海洋經濟布局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充分集成海洋學、生態學、工程學和生態系統理論等多學科精髓，形成系統的海洋空間優化布局和資源優化配置理論方法體系。（3）從實際應用看，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將突破傳統海洋經濟布局理論側重于海洋產業宏觀指導的局限性，將在項目用海布局、區域性圍填海布局、海洋功能區劃等具體操作層面上發揮理論指導作用。該理論將直接用于我國海洋管理實踐，能為我國海域綜合管理、區域海洋經濟發展等國家戰略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

2.2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的基本原則發展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應該遵循以下幾點基本原則。（1）堅持統籌兼顧。進行海洋空間布局要堅持從大局出發，全面統籌兼顧近海空間布局與遠海空間布局、淺海空間布局與深海空間布局；統籌兼顧國際、國內形勢，應對國際環境變化，滿足國家戰略需求；統籌兼顧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合理確定海洋經濟活動強度及規模，使海洋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相協調。（2）堅持創新引領。在海洋經濟新常態下，海洋科學技術對于海洋空間布局的作用空前增強。海洋科學技術對于正確認知海洋、開發利用海洋、統籌兼顧海洋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復雜關系具有重要作用。在進行海洋空間布局時，要通過科學技術手段對相關海域進行全面了解，科學評估布局方案，充分發揮海洋科技創新引領作用。（3）堅持人海和諧。人類在通過開展海洋經濟活動滿足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要遵循海洋生態規律，盡可能保全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人類要發揮自身的智慧和能動性，調整自身的需求和行為，按照自然規律對海洋自然界進化進行合理引導，減少對海洋自然界進化的危害，加速人類所需海洋可再生資源遲緩的自發進化過程，實現人海和諧共處、協同進化[13]。

2.3海洋空間新布局的基本方式基于以上分析，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擬通過平面布局、立體挖掘、數量規模、時序安排[14]和基于生態系統布局等方式對海洋空間進行配置。（1）從平面角度開展優化布局。即借鑒現有的海洋經濟布局理論，從整體上把握海洋區域布局，綜合考慮海洋經濟活動及其產生的經濟、社會等影響，從平面視角進行合理優化布局。從大尺度來講，平面布局優化是指基于經濟、社會、環境等多影響因素的考量，通過用海結構調整、布局整理和海域儲備，合理確定或改進海域開發利用活動的海域平面分布情況；從小尺度來看，平面布局優化是指用海主體著力優化海域使用的平面布局安排與用海平面設計。（2）從立體的角度進行空間尺度的挖掘。某些海洋經濟活動可以同時進行并且互不影響，甚至不同的海洋經濟活動之間能夠產生正效應，如相近立體層次之間存在產業鏈上下游的關系，則此相近層次間物質循環、能量傳遞與信息交流將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在平面平行布局的基礎上，通過三維多層的空間挖掘技術，向海上、海面、海水水體、海床和底土進行立體兼容的海洋經濟布局，根據不同海洋經濟活動的特征形成立體化利用格局，可以對海洋空間進行更加充分地利用，發揮其獨特的空間價值。（3）從數量規模的角度進行數量與強度的優化。這里的數量規模包括區域海洋經濟活動的數量以及具體海洋經濟活動的強度。一方面，海洋與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存在著承載極限，當海洋經濟活動的數量規模超過一定限度的時候將會使海洋原有的生態和資源稟賦遭到破壞。另一方面，由于經濟活動具有集聚效應和輻射效應，其布局階段數量規模不同往往會導致未來效益不同。因此海洋空間新布局理論應以數量規模作為重要研究方向，綜合考慮數量和規模引起的各種效應，并通過具體模型對海洋經濟活動的數量規模進行合理約束，提高海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4）從時間次序的角度對開發活動進行時間順序的優化。時間次序包括不同海洋經濟活動開展的先后次序，以及海洋經濟活動進行的時長與頻度。各項海洋經濟活動都會不同程度對鄰近海域產生影響，并進一步影響在該海洋區域進行的海洋經濟活動，因此必須合理安排各項海洋經濟活動的時間次序，科學調整海洋經濟活動進行的時長與頻度，從而實現海洋經濟發展的整體最優目標。（5）從生態系統的角度進行海洋空間布局的整體優化，這里的生態不僅表示生物學上生物與其周圍生物與非生物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概念，也表示各細分系統之間相互融合、嵌套等復雜關系。海洋作為一個復雜而獨特的生態系統，其內部生態關系及作用機制復雜，有必要正確認識這些復雜的生態關系和作用機制，加強對于海洋生態系統規律與海洋生態關系的認知研究，科學合理規劃海洋經濟活動，在滿足海洋經濟發展的同時最大化生態效益，實現雙向促進。

3結語

第6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公海是內海、領海、專屬經濟區以外的海域，公海對包括沿海國內陸國所有國家開放，公海是全人類共同的財產，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主張對于公海享有專屬的管轄權。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里確認了公海自由的制度，公海自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公海自由包含航行自由、飛越自由、捕魚自由等六項自由，對于充分利用公海提供了前提，但是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公海上出現的海盜問題，海洋環境污染問題等，由于各國沒有單獨管轄的權利，也缺乏約束的機制，導致了很多的問題。因此，研究公海出現的問題，制定完善的公海管理制度很有必要。

【關鍵詞】

公海；公海自由；管轄權；公海管理制度

1 公海概述

1.1對于公海的認識和劃分

人類對于海洋的認識，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分別是：15世紀以前，人類的航海技術比較低下，對于海洋的認識和利用基本是漁業和鹽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由于航海和遠洋事業的大發展，海洋成為了重要的交通通道，海洋承擔起了重要的運輸職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陸地上幾乎沒有可以自由”瓜分和掠奪”的場所，人類開始認識到海洋的經濟價值，海洋逐漸成為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15世紀以前，人們認為公海包括的是整個海洋。那個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發展緩慢，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不發達，特別是航海技術落后，人類對于海洋的認識是不全面和粗淺的，全球性的遠洋航行不發達。在這一時期，對于海洋的開發和利用有限，并沒有真正確立公海的范圍。16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階段，歐洲在16世紀開始進入到資本主義時期，對于海外市場的需求不斷增強，這就為遠洋航行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隨著各國航海業的不斷發展，對于海洋的分割和搶占開始出現，這個時候出現了領海的概念，但是由于沒有統一的做法，領海的范圍沒有一致的范圍。在領海之外的范圍即是公海。這個時期，由于海上爭霸現象的出現，法學家格勞秀斯發表了《海上自由論》一書，認為海洋不能成為任何國家的財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公海的范圍相對明確了，范圍也縮小了。在領海之外還劃分了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在專屬經濟區以外的區域是公海。

1.2公海的概念

1982年生效的《聯合國海洋公約》界定的公海的概念，是用否定的列舉方式，排除了領海、專屬經濟區和群島水域，除了這些領域之外的海洋部分即為公海。公海不同于以上的這些區域，它不具有專屬性，它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開放，包括沿海國和內陸國，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在公海自由的活動而不受其他國家的干涉，包括航行自由、飛越自由、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自由等等。

2 公海管轄權

公海上的管轄權不同于國家的管轄權，國家管轄權基于國家的具有專屬性，國家管轄權依據不同的標準具體包括屬地管轄權、屬人管轄權、保護性管轄權和普遍管轄權，其中屬人和屬地管轄是最主要的管轄管，另外兩種管轄權起到輔助的作用。公海因為沒有專屬性，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對公海進行利用，所有每個國家都不能對公海行使屬地管轄權，其他三類的管轄權在公海的范圍內行使是沒有問題的。

2.1國家普遍管轄權在公海的行使

在公海上行使普遍管轄權主要是針對在海上發生的被國際上各國普遍承認的國際罪行和行為，主要包括海盜罪、非法廣播、販運奴隸罪和犯罪。因為這些罪，侵害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對整個國際社會都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販賣奴隸罪，這是對人的基本人權的侵犯。各個國家在公海上都可以對這些行為實施管轄權。

對于在公海上實施的這種管轄權，是通過登臨權來實現的，登臨權又稱臨檢權，它是指一個國家的軍艦、飛機或者其他的政府船舶和飛機，在公海上實施的行為，前提是認為被檢查的船舶從事了以上行為或者船舶懸掛的國旗不符合規定，如果經證明沒有違法事實，對于被臨檢的船舶的損失負擔賠償責任。所以，各國都謹慎行使登臨權，首先是尊重各國的船旗國國內的管轄權，其次是避免為自己招致不必要的麻煩。由此可以看出，普遍管轄權作為補充手段，來保護海上安全。

2.2屬人管轄權在公海的行使

在公海上行使屬人管轄權主要是針對在公海上行使的船舶及飛行器，船舶和飛行器的國籍國享有屬人管轄權，國籍國如何確定很關鍵，以船舶為例，船舶以其在領域內登記并且取得該國的國籍作為船旗國，該國對于船舶和船上的人、物，以及在船上所發生的行為和事件享有管轄權。在公海上，以船上懸掛的國旗為判斷依據，原則上船上只允許懸掛一面國旗，并且航行的過程中不得更換國旗。另外對于懸掛兩面或者多面國旗的船舶，視為無國籍船舶，任何國家的軍艦或者以政府的執法船舶都可以登臨檢查。船旗國對于本國的船舶享有專屬的管轄權，說明在船舶內部，尊重船旗國國內法，這也明確了公海上發生行為的具體權利和義務的劃分，也保障了海上的安全和海難救助的實施。

2.3保護性管轄在公海的行使

保護性管轄權的行使，主要是針對公海上的污染事故，從而由沿海國主張行使的一種管轄權。由于世界人口的不斷增加，航海事業的不斷發展，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流入到海洋的污染物越來越多，雖然海洋是天然的凈化器，但是自身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近些年來，海洋污染非常嚴重，不斷引起人們的關注。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主要有石油及其產品、熱污染和固體廢棄物、放射性物質、生活垃圾等等。這些污染事故頻頻發生，對于沿海國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對于這些污染，由利益受到損失的沿海國管轄是比較公平的，原來一直由船旗國管轄，船旗國管轄不免會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從而推卸責任，不但不利于維護受害國的利益，而且也不利于防止和治理海洋污染海洋生物的延續和發展。

3 公海管轄權面臨的問題及解決

3.1公海管轄權面臨的主要問題

如前所述，公海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開放的，是人類共同的財產，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主張對于公海的專屬管轄權，這體現了公海的法律性質。可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目前對于公海的管轄權的行使還存在很多的問題。

第一，公海管轄權制度對于海洋大國有利，而對與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沒什么實際的影響。對于公海上實施的普遍管轄權，對于船舶的技術要求的非常高，否則不可能實現這一權利。顯然，很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海洋技術并沒有那么發達，根本無法實現這一權利，對于海洋大國則有更多的優勢。

第二，保護性管轄的實施對于受害國不利。原來一直是主張有船旗國來行使對于海洋污染事故的保護性管轄，經過沿海國等受害國的強烈的要求，1982《海洋法公約》規定了實施保護性管轄的主體是船旗國和受害國相結合的原則，但是權利很不平衡，公約里的很多條款都對船旗國有利。

3.2公海上管轄權面臨問題的解決建議

目前存在的公海管轄權制度，只對部分的海洋大國有利，對于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益處。這樣的制度不利于保護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也不利于保護人類的共同利益，無法很好的治理海洋環境污染和海洋生物的保護。我覺得應該完善目前的海洋法律制度，制定更加合理的規則，本著從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另外，建立專門專業的負責公海事物的管理機構，更有系統的管理公海上發生的事宜。

【參考文獻】

[1]1982年《海洋法公約》

第7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1大學生海洋意識培養的相關理論基礎

11海洋意識的相關理論概念

截至目前，學術界尚未對“海洋意識”有較為公認的理論概念。然而，不管從何種角度界定海洋意識，從本質上說，海洋意識是特定歷史時期人海關系觀念的綜合表現，是公民個體和各類社會組織在長期的涉海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戰略價值和自然規律的認識。

12大學生海洋意識的內涵及培養的重要性

2016年11月4日，國家海洋局對外公開《2016年國民海洋意識發展指數（MAI）研究報告》。評估結果顯示，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海洋意識發展指數平均得分僅為6002，勉勉強強過了及格線。國家海洋局將以“國民海洋意識發展指數”為衡量指標，評估海洋意識宣傳教育和文化建設的工作成效，并針對國民海洋意識提升工作提出6點建議。其中，強調要增強基礎，繼續完善海洋意識學校教育；要深化研究，持續掌握國民海洋意識發展態勢。

大學生樹立的海洋意識不能再局限于傳統的海防意識或海權意識，而是涵蓋社會生活及日常生活諸多領域的海洋意識。至少應該涉及海洋強國戰略意識、海洋國土和海洋權益意識、海洋安全和國防意識、海洋管理和海洋法制意識、海洋資源開發和海洋經濟意識、海洋生態環保意識、海洋科技和海洋文化意識等范疇。

2高校涉海二級學院原生傳媒機構成立的必要性

2015年7月廣海水院憑借“基于南海現代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水產學科”項目入選廣東省高水平大學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為了進一步弘揚廣海水院的辦學理念、總結教學科研及學生工作經驗，發掘教學科研及學生工作特色，及時向全院同學精準傳播水產界的最新發展動態，加深校友和母院的聯系，在學院黨委的領導下，學院將原團委學生會宣傳部和院刊部進行資源整合升級，于2016年4月14日創建了水產傳媒中心，力爭建成為立足廣海水院，服務院黨團學，傳播水產前沿，加深校友聯絡的綜合性融媒體服務中心。本中心下設輿情監控組、網站管理組、微博微信組、音像制作組、文字編輯組、海報LED組六個小組以及通訊員人才庫。

作為水產傳媒中心的創始人、指導老師，筆者對海洋和水產的情愫由來已久。畢竟，筆者曾任職于中國漁政廣東總隊湛江支隊東海大隊，曾常隨執法船出海巡視和執法，對近海漁業和水產養殖業有較深了解。后來，到韓國國立交通大學留學讀研，尤其是在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實習期間，親眼目睹了韓國在完善海洋航運業、海洋港口等基礎建設以及制定海洋環保方案的前提下，深入將海洋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作為其海洋發展戰略的基本內容，在發掘公海深海域海洋資源、培育海洋生物工業、研發海洋能源等方面早已發展到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得益彰的高級階段；日本更是將這些從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分層次普及，國民的海洋意識遙遙領先于我國。因此，筆者深感機遇與挑戰并存。

3高校涉海二級學院原生傳媒機構的建設成效

以水產傳媒中心（以下簡稱為“水傳”）為例，創立一年以來，在大學生海洋意識宣傳報道教育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從下設部門職能角度來看：第一，在輿情監控建設方面，水傳動態掌握和分析學生輿情、水產界發展動態，提供分析報告；第二，在網站管理方面，水傳除了抓好傳統的學院官網建設，在全校評比中名列前茅，還牢固樹立融媒體傳播海洋意識的理念，積極探索推進“易班”建設，一方面是學生和老師易班注冊率、實名認證率、班級群覆蓋率自始便領先于校內其他學院的同類宣傳機構；另一方面是公告、熱門話題、資料庫文件、調查問卷和輕應用在數量和質量上都穩步提升，關注度持續走高；尤其是引導學生積極使用易班平臺中的“優課”功能，推薦海洋意識相關的熱門課程和精品課程給學生；第三，在微博微信建設方面，目前水傳同時負責運營著?W院團委學生會和中心的兩個公眾號和兩個微博。根據學校公布的評比結果，無論從總推文數、閱讀數、分享數、點贊數的數據來看，還是從推文分類（如講座、學術報告類，宣講會、競賽類，交流會類，大事件通知類）綜合指數來看，中心都領先于兄弟學院；第四，在音像制作方面，中心在各類常規較大活動中均已達到音像制作配套宣傳。目前，水傳正在探索最新的VR虛擬現實技術運用于廣海水院的特色賽事：生態魚缸大賽；第五，在文字編輯方面，水傳與廣州市青年作家協會建立合作關系，由該協會提供更多的傳媒技能及平臺支持。目前，組委會的合作媒體之一，水傳培養出的學生采編團隊已成功對接中國國際水產博覽會和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較為出色完成任務；第六，在海報LED及人才庫建設方面也潛移默化地表現海洋意識和水產意識元素。

從大數據統計來看，在這365天期間，水傳的各個平臺總共推送了457篇資訊，日均125篇。其中，體現海洋意識的資訊為248篇，占比過半。

在周年慶之際，水傳根據建設成效推出系列報道《水產的名義》（共10篇），并凝練出“水傳精神”和“水傳訓誡（又稱水傳三力）”，以凝聚共識，迸發精神動力。

4大學生海洋意識教育宣傳工作的建設瓶頸及努力方向

有學者研究主張：海洋新聞話語權就是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媒介關于海洋意義詮釋的一場爭奪之戰。當前最基本和最關鍵的問題是關于對“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這樣一對二元對立概念的結構。[5]作為海洋大學涉農涉海二級學院原生的傳媒機構，水傳責無旁貸。但激情與喧囂的背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不足之處。

41海洋意識傳播主體、客體及資訊來源的局限性

作為國內高校首個旗幟鮮明提出“水產傳媒”概念的原生宣傳機構組織，水產傳媒中心在成立之初便將傳播主體定位為具有水產學科知識背景的學生和老師。此舉始于我們堅信只有更多的有海洋和水產學科背景的人士站出來，堅持發出專業的、理性的和權威的聲音，正面地傳播海洋意識和水產意識才能取得更高的普通民眾關注度，而更高的普通民眾關注度又反作用于海洋傳媒和水產傳媒，鞭策我們更加科學地、客觀地傳播海洋意識和水產意識，進而形成良性循環，乃至倒逼傳統主流媒體加大海洋領域的報道篇幅，加快平衡我國大陸文明（數千年黃土農業文明和近百年現代大陸工業文明）與海洋藍色文明的嚴重不對稱。

然而現實來看，有別于文學院和信息學院學生的專業性或就業的剛性需求，涉農涉海學院融媒體運營團隊中的學生可能是出于興趣愛好、好奇心或者責任心而參與學院的宣傳工作，傳播海洋意識短期內來看僅僅是擔當的體現；教師隊伍的主要工作則在教學及科研，尤其我們水產學院是研究型和應用型見長的學院，在教學大綱沒有明確將傳播海洋意識作為考核指標的前提下，他們依舊潛心于科研而無暇顧及宣傳，甚至某些年邁的習慣于默默無聞嚴謹治學的老教授在某些情境下對新媒體傳播還持反感態度。因此，這種磨合并非短期內能輕易完成的。

羽翼未豐的水傳傳播客體目前還主要局限在在校青年大學生和教職員工，即大部分影響力僅在大學校園內，校外影響力也主要在校友群體。

資訊來源雖然主要提倡原創，但是水傳畢竟是校園公益非營利性組織，難以和市場上的傳媒公司、出版社等在稿酬方面相提并論。對教師水產科研成果的宣傳，出于知識產權保護考慮，也只能是等其在傳統權威機構獲獎或公開發表后再申請授權轉載。

42海洋報道詮釋框架努力方向

目前，廣海水院現設水產養殖系、海洋生物系和海洋漁業與科學技術系，有水產養殖、海洋漁業科學與技術、生物科學和水生動物醫學4個本科專業；水產養殖、海洋生物、漁業資源和捕撈學4個學術型碩士授權點及1個農業碩士（漁業領域）專業學位點；水產學為一級學科博士授權點。圍繞學科優勢，水傳今后將從經濟發展、文化娛樂、科技進步、漁業農業、災難事故、交流合作6個方面來完善海洋意識宣傳報道教育體系。

第一，經濟發展方面。在建設海洋強國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頂層設計下，在學校所在地湛江市正在建設環北部灣中心城市的區域格局中，水產傳媒中心將繼續把握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被譽為“中國海洋第一展”）和中國國際水產博覽會兩大展會永久落戶湛江市的天時地利，加快培養更多的具備水產學科背景的學生記者，鍛煉其自身傳媒技能，積極參與海博會和水博會深度報道，而不止步于初期的獵奇狀態。

第二，文化娛樂方面。無數的事實證明，硬邦邦地將政治性很強的海洋政治灌輸給“95后”大學生往往收效甚微。水傳將繼續以融媒體視角，充分利用各種新媒體平臺宣傳生動有趣的海洋文化，如休閑漁業、濱海旅游等，促進海洋意識更貼近日常生活、更引領休閑時尚。

第三，科技進步方面。一是要繼續加深與學院科研人員的交流，增進互信，努力早日實現通過水傳的平臺同步學院科研的最新成果；二是結合近年來學院考研率和錄取率呈爆發式增長的良好勢頭，創新宣傳表彰考研先進學子的方式，樹立典型，讓水產優秀學子用現身說法來感染身邊同學，精準傳播海洋藍色意識。

第四，漁業農業方面。海洋漁業農業是海洋資源開發利用中最具歷史年份、最具功能基礎的領域。如何與時俱進地將其報道詮釋得合乎新生代審美而不拘泥于強調養魚養蝦而腳丫腥臭、皮膚黝黑的艱苦卓絕，值得新一代水產傳媒人深思。水傳將嘗試研發海鮮水產選購App，讓指尖與舌尖同樣流行起來。

第8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中圖分類號D60；X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來，隨著海洋開發進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態破壞事件涌現。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連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島滸苔事件，都一度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節能減排的任務與日劇增，這將加快我國沿海核電站等大型節能工程的建設；海外貿易的增加，由于船舶減壓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來物種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對于陸地而言，海洋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畢竟是陌生的，這就使得人們往往難以把握海洋環境風險的真正狀況，從而使得民眾的風險感知經常發生錯位：要么對某些海洋環境風險的危害性感知不夠（如大多數人對海洋洋流紊亂的危害性認知不足），要么對某些海洋環境風險過度反應，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島核電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規模搶鹽事件）。而海洋環境風險感知的錯位，將給海洋環境保護以及風險防治帶來挑戰。誠如貝克所言：風險的感知和風險不是不同的東西，而就是相同的東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眾的海洋環境風險感知，分析其形成機理，將有利于我們科學有序的進行海洋環境風險防治，從而實現沿海區域的生態保護與社會穩定。

1文獻回顧與評述

伴隨著工業化引發的大量環境問題，“環境風險”逐漸成為風險研究的一個重點。與風險的研究相契合，環境風險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風險”理念，對不同的環境風險防治方案進行權衡比較[2-3]。這一研究思路主要從“客觀”的角度進行研究，即認為環境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倡導對環境風險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意識到“風險”不僅僅是客觀的，還具有主觀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維達夫斯基（Wildavsky，）等人為代表的風險文化理論[4]，以及斯洛維奇（Slovic）的風險心理測量理論等[5]，開始從“主觀”角度研究風險，即更強調“風險的感知”。在此基礎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構建了“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更為深入地揭示了環境風險、風險感知以及社會風險之間的關聯[6]。Wen Xue等人運用文化風險理論，細致分析不同群體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環境風險意識差異[7]。這一對環境風險的研究視角，也為我國一些研究者所接納，開始從風險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環境引發的社會風險問題。例如黃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國一些大型環境事件的引發，是不同利益相關者風險感知的差異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應對行為[8]。胡象明等人也認為從風險感知的視角構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風險產生的內在機理和演進邏輯[9]。

王剛：海洋環境風險的特性及形成機理：基于扎根理論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領域，有部分生態學、海洋學等理工學科的學者以“海洋生態風險”為主題，研究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海洋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但是未對其社會效應展開研究。在海洋社會科學領域，大部分研究者從“應急管理”的角度，對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政府應對展開了研究。王琪針對海洋危機、海洋突發事件的政府協調不暢，提出完善對策[10]。崔鳳在研究海洋開發與環境風險時，概括了海洋環境風險的四個特點：隱蔽性、影響的廣泛性、治理難度大、后果難以評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關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環境抗爭的研究。陳濤從社會影響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討了基層政府在面對環境抗爭中的一些行動策略[12]。并指出海洋環境風險與污染問題源自粗放型海洋開發模式。唐國建針對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漁民環境抗爭展開了研究，從而對現實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議[13]。

文獻表明，在海洋社會科學領域，當前的研究重點集中在“應急管理”及“環境抗爭”的研究上，有關風險以及環境風險的研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而也沒有有效吸納有關風險以及環境風險的研究成果。這使得其研究側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處理上，而缺乏對前提風險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專家難以有效地評估社會民眾的風險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傳統研究方法將使得最終的結論與現實狀況大相徑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識到采用傳統的數據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調查問卷的數據搜集方式而采用網絡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進了有關風險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數據的分析還是傳統的，因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將采用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方法進行研究，以彌補傳統數據搜集與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論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創立，其目的是為了“填平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尷尬壕溝”[15]，是質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目前，扎根理論在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以及性別研究等各個社會科學領域中有著廣泛的使用。扎根理論是一種不需要先驗性的假設和結論的研究方法，并且將演繹與歸納、定性與定量有機結合。當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論時，對其有著不同側重。Glaser更強調理論或者歸納結論的涌現，Strauss側重系統的方法和有效的檢驗，Charmaz則強調研究者在理論建構中的角色和效果，從而被稱之為建構主義扎根理論（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鑒于海洋環境風險屬于全新的概念范疇，目前理論界還缺乏相應的成熟研究，也沒有成熟的測量量表和理論假設，因而采用扎根理論進行研究最為適合。

扎根理論的基本研究邏輯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數據，經由數據間的不斷比較，對數據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與分析，從數據資料中提煉出概念和范疇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理論。扎根理論的主要步驟主要包括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持續比較（Constant Comparison）、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理論備忘錄（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論編碼（Theoretical Coding）。具體流程圖如圖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開放式編碼亦稱之為實質性編碼（Substantive Coding），是數據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對資料進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從而發現核心觀點。持續比較在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化，從而能夠幫助發現范疇（Categories）。選擇性編碼的目的是形成理論，提煉核心范疇。理論備忘錄是對于新涌現概念的感覺、思想、觀點的記錄，其又可細分為程序備忘錄和概念備忘錄。排序是在經過理論飽和檢驗之后，幫助研究者進一步構建理論命題。理論編碼，亦稱之為理論建構（Theoretical Building）或實質代碼（substantive codes），是從范疇中挖掘核心范疇（主范疇），系統建立核心范疇與其他范疇之間、以及核心范疇之間的聯結關系，從而形成假設以解釋理論。理論編碼是扎根理論的最后提煉與升華，體現了扎根理論資料搜集與分析的最終指向。

2.2資料搜集與整理

扎根理論研究的成敗，其基礎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夠全面、真實的資料和數據。鑒于問卷調查很難獲得直接全面的資料，而且在數據處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們采用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搜集。訪談法操作靈活，優秀的訪談者改變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研究局限[17]，從而可以獲得更為真實和深入的資料。此次參與訪談的研究人員共22位，使用統一的標準訪談提綱（表1），針對44位對象進行深度訪談，形成了44份訪談記錄。通過比較和篩選，剔除了語焉不詳、簡單敷衍的14份訪談記錄，最終選擇了30份內容翔實、資料可信的訪談記錄。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環境風險的特性，此次訪談，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特意選擇了一定比例的內陸區域人員參與訪談，獲得了內陸人員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從而更好地獲知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廣度和主觀性。

扎根理論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疇（categories）和理論命題（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過開放式編碼獲得，范疇通過選擇性編碼提煉，最終，由理論編碼收獲理論命題。鑒于三個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開放式編碼、選擇性編碼以及理論編碼。而在此省略持續比較、理論備忘錄和排序。

3.1開放式編碼

在訪談結束后，課題組最終通過挑選，確立了30份訪談對象，形成了30份訪談記錄。我們隨機挑選了其中的25份訪談記錄，對其進行編碼。為了更好地提煉訪談記錄的內容，以及保證編碼的順序，課題組對訪談記錄進行個逐級詳盡的順序編碼，采用了“逐行編碼”的方式。其編碼的順序為“訪談記錄序號――回答問題序號――回答問容的句序號”。例如編碼為“25-2-1”，表示該樣本編號為第25份訪談記錄，第2個回答問題的第1句回答。經過編號，最終獲得了756個編碼序列。在對這756個編號序號整理的基礎上，概括了出了49個概念。49個概念出現的次數并不相同，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概念是“海上溢油”、“陸域污染”、“圍海造地”、“有害工程項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態破壞1海洋外來物種入侵5；海洋物種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態系統崩潰5；海洋過度捕撈7；21海洋環境污染1陸域排污11；海洋傾廢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滸苔泛濫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質災害1洋流系統紊亂6；海嘯3；海底火山爆發1；41海洋資源損害1沿海灘涂侵蝕3；圍海造地10；濱海濕地退化4；海岸線侵蝕4；海洋資源破壞251海洋（環境）

屬性1海洋具有流動性6；海洋的變化性6；海洋生態的高度復雜性4；海洋的一體化8；海洋的跨區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環境的潛伏性和積累性3；海洋環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與

經濟增長1沿海經濟發達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業眾多5；沿海港口與航道增長771海洋環境信息1海洋環境信息負面報道2；海洋環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設施1非法核電站6；不當油儲站4；有害工程項目791海洋環境

社會意識1海洋環境保護意識淡薄4； 海洋社會組織缺少3； 海洋環境保護教育5101海洋環境管理1海洋環境管理職能交叉3；海洋環境保護責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環境執法5；海洋環境保護法規5；海洋環境保護資金4；海洋環境監管3111海洋環境

保護技能1海洋環境保護技術6；海洋環境保護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數字，表示在編碼中出現的次數。

3.2選擇性編碼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選擇性編碼亦被稱之為軸心編碼（axial coding）。開放式編碼使資料和數據分裂為不同等級和不同類型的代碼，而選擇性編碼則將之再次恢復為連貫整體，將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構成分析的范疇。課題組根據Strauss和Corbin的三個分析維度（條件；行動/互動；結果）[19]，以發現49個概念之間的因果聯系和邏輯推理。經過歸類，將開放式編碼的49個概念進行整合和梳理，將之歸納成為11個范疇（表2）。

3.3理論編碼

理論編碼是扎根理論從資料升華為理論的關鍵，是實現理論飛躍的“質變”步驟，體現了研究者的理論歸納能力和創造力。在理論編碼過程中，我們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疇之間的邏輯脈絡，建立主范疇與范疇之間的聯系，從而構建扎根理論的理論框架。課題組將提煉的11個范疇進行進一步的提煉和總結，將之形成三個主范疇：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表3）。進一步的理論檢驗發現，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呈現依次遞進、不斷放大的關系：自然因素是基礎，其發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會因素。在社會環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響下，三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環境風險形成（圖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態破壞111海洋環境污染121海洋地質災害131海洋資源損害141海洋（環境）屬性151沿海人口與經濟增長16心理因素1海洋環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設施18社會因素1海洋環境社會意識191海洋環境管理1101海洋環境保護技能111

3.4理論飽和度檢驗

理論飽和度檢驗可以確定何時可以停止資料的采樣。我們將30份訪談記錄中剩余的5份訪談記錄進行編碼和概念的提煉，沒有涌現出新的概念，也沒有發現新的邏輯脈絡和關系，這說明上述編碼的25份訪談記錄已經完全容納了相關的概念和范疇。通過理論飽和度檢驗，確定本文所構建的理論是飽和的。

在通過理論飽和度檢驗時，課題組還還對本次訪談的穩定性進行了檢驗。在第一次訪談結束后，間隔一個月后，課題組對其中的5位訪談對象進行了二次訪談。比照第一次訪談內容，訪談對象對其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沒有明顯的變化，從而可以獲知本次訪談對象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是穩定的。

4研究結論和主要認識

4.1海洋環境風險的主范疇關系，符合風險的社會放大分析框架，從而可以明細其形成機理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是卡斯帕森夫婦及斯洛維奇等人提出的一種重要的風險分析框架[6]，其在后來的研究中不斷進行完善，形成了一個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將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環境/生態災害與社會風險連接在一起。實際上，當我們使用“風險”一詞時，就意味著加入了社會及心理認知范疇的因素。正如盧曼（Luhmann）所言：風險被歸因于作出的決定，而危險則被歸因于外部的因素[21]。簡而言之，單純涉及自然的外部災害，可以將之稱之為“危險”而非“風險”（盡管這種區分不是絕對的，也沒有獲得一致的認可）。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險事件（風險事件）經過信息流的的傳播后，公眾認知及一些標識呈現出來，在危險達到“污名化”的狀態后，風險漣漪形成，從而達到風險的社會放大。或者說從自然意義上的危險過渡到了社會意義上的風險。因此，一個風險事件的實際風險（危險）與民眾對風險的感知這兩者之間并不一定存在顯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完全符合了這一風險分析過程。課題組在借鑒風險的社會放大分析框架后，發現自然因素、心理因素與社會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自然因素”作為“海洋環境危險事件”，是海洋環境風險形成的源點，也是風險形成的基礎。研究也發現，在海洋環境風險中，海洋危險事件是一個種類繁多、性質多樣的集合體。例如在所提煉的49個概念中，有32個概念是自然因素。換言之，從概念的數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據了概念數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現頻率最高的三個概念“海上溢油”、“陸域污染”、“圍海造地”也都無一例外的屬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險事件的龐雜，無疑預示著海洋環境風險具有多觸發性和易發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環境危險事件形成后，會被相關的群體轉化成信息流，并通過有效途徑傳播出去。在這一過程中，“心理因素”作為風險信號，成為連接危險事件與社會風險之間的橋梁，從而完成了從自然意義的危險向社會意義的風險的轉化。風險信號遵循“信息流―信息溝通―意象形成”的信息傳播過程，這個過程如果沒有引起政府等相關管理部門的重視和注意的話，就會被單向地傳遞給相關的公眾和群體，從而形成海洋危險事件的“標簽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訪談中，“非法核電站”、“有害工程項目” 等概念已經形成，它取代“核電站”（或“沿海核電站”）、“工程項目”（或“沿海工程項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著標簽和污名化的表達語詞：“非法”和“有害”。這預示著在風險信號形成過程中，“去污名化”對于海洋環境風險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當風險信號形成后，就會被“社會因素”接納后，從而形成風險的社會放大。誠然，這種社會風險并非是單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為風險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維奇很早就發現，民眾與專家之間在對待風險上是存在差異的[5]。因此，當公眾眼中的風險遠遠超過專家所評估的程度時，我們稱之為風險的強化或者放大；當公眾的認知/行為顯示風險遠小于專家判斷提示的程度時，我們稱之為風險的弱化[23]。海洋環境風險信號的社會放大/弱化基于兩個方面的社會因素：一是公眾認知，即風險信號是否契合公眾所具有的海洋環境保護意識和其文化價值觀，一個具有很強的環保意識和文化的公眾很容易接納這一風險信號，反之亦然；二是社會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門是否獲得了公眾的信任。信任在風險的社會放大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約翰遜（Johnson）的研究發現，風險的信任是多維的[24]。信任包括 “誠實”維度和“稱職”維度雙重維度，前者指風險管控者在風險信息方面對事實的忠誠度，而后者則指風險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風險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中，前者體現為受訪者對海洋環境管理相關方面的關注，后者體現為對海洋環境保護技能方面的關注。

在海洋危險事件、風險信號、公眾認知&社會管理三個階段的風險形成后，風險漣漪形成。風險漣漪的核心是直接相關的當地居民。其他的組織，例如企業、社團、政府等都會裹挾其中，從而使得海洋環境風險形成。我們在借鑒卡斯帕森的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基礎上，形成了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及放大過程圖（圖3）。這一形成機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環境危險事件是如何經過社會放大，從而具有了社會風險特性的“海洋環境風險”。

圖3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及放大過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內涵及特性的認知，是兩個方面的綜合：“有關海洋環境的風險”，以及“因由海洋環境引發的社會風險”大部分訪談對象在訪談中，明顯地表現出對海洋環境風險最終指向的多元化認知。他們并沒有很好地區分海洋環境風險的最終指向是什么，即風險的標的是“針對海洋環境及海洋生態系統的風險”，抑或是“因由海洋環境污染或者生態破壞而引發的社會風險”。質言之，前者的風險本質是一種自然風險，后者則是一種社會風險。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盧曼的觀點，前者是一種“危險”，而后者才是一種“風險”。大部分的訪談者的訪談內容，其提煉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會因素，盡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據絕大部分。這說明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是兩個方面的綜合：“有關海洋環境的風險”，以及“因由海洋環境引發的社會風險”。

普通民眾對海洋環境風險存在多元認知并不難理解，它也從側面說明了風險認知及其防治的艱難。誠然，這種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多元認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們對環境風險的認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當前對于環境風險的認知就存在四個維度：經濟維度、安全維度、社會（心理）維度、生態維度。經濟維度是經濟學、管理學科的認知模式，更多地將環境風險拘于自然狀態，從客觀的角度去認知風險，秉承成本-收益的風險防治策略；安全維度則是法學的認知模式，秉承預防原則去防治風險；社會維度，或者稱之為心理維度，則是心理學、社會學的認知模式，它們從主觀角度去認知風險，將環境風險定位為因由環境事件引發的社會風險；而生態風險則是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其“生態風險”（ecological risk）是更為常用的一個術語，它強調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和損害[25-26]。在海洋環境風險認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環境科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因而更多地從生態維度去認識，“海洋生態風險”也是一個更為普遍地概念。而當更多地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介入海洋環境風險研究時，對其認知就發生了拓展和轉移。

我們在扎根理論的研究中，獲知了普通民眾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與專家保持了一致。這種對海洋環境風險內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認知模式，使得海洋環境風險的防治者們需要保持一種更多寬廣的防治視野。

4.3對海洋環境風險的防治，需要有效區分民眾對沿海自然項目的風險感知與民眾對沿海自然項目管理狀況的風險感知鑒于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內涵及特性認知，有著雙重的認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環境風險，需要做出有效地區分，例如需要有效區分民眾對沿海大型項目的風險感知與民眾對沿海大型項目管理狀況的風險感知。前者體現在民眾對項目本身的風險關注，而后者則體現在民眾對項目管理者及管理狀況的風險關注。我們在深度訪談中發現，很多民眾對沿海核電的反對，并非單純是針對核電，而是針對核電的管理狀況。當課題組針對一些明確表現出對沿海核電焦慮的民眾表示核電已經成為發達國家重要的能源構成時，很多民眾表示“發達國家的管理嚴密，可以消除風險，而咱們中國還不行”，表現出對管理狀況的風險認知。因此，合理區分這兩種風險認知，從而針對其不同的風險認知，進行有針對性的風險應對策略，將更為有效地防治海洋環境風險。

誠然，要有效降低民眾對沿海項目管理狀況的風險感知，最為核心地是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說，構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環境風險，并防止其向社會風險轉化的根本途徑。雷恩與萊文按復雜性與抽象度將信任分為五個層次：對信息的信任、對傳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對機構的信任、基于機構表現對機構的信任、信任的社會政治氣候[27]。海洋環境管理的優化及海洋環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的感知和恐懼。這是因為低層次信任的持續流失最終導致高層次的不信任，同樣高層次信任也對低層次信任的維護有調節作用。隨著復雜技術時代的到來，個人的風險控制被機構的風險管理所取代，公眾更加依賴機構可信度來判斷風險；信任能夠補償負面的風險感知，不信任則導致公眾抵制風險，以至于增加風險感知。

4.4海洋環境風險具有“鏡像”效應等其獨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運作邏輯一般的環境風險，因其傳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數量可控，因而其影響范圍大致固定，其風險源屬地與風險的影響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環境風險另當別論）。但是海洋環境風險的風險源屬地與風險的影響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經常發生錯位，從而導致“鏡像”效應的出現。所謂“鏡像”效應，即是指風險源屬地與受影響地之間產生了錯位，甚至導致風險源屬地的社會風險減輕，受影響地的社會風險放大。“鏡像”效應的實質是造成跨區域的風險感知。由于海洋的一體化和流動性，使得海洋環境風險的風險感知經常是跨區域的，風險策源點與風險影響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訪談對象的職業、地域等并不影響其對海洋環境風險概念的認知和建構。實際上，不僅僅本課題組在扎根理論的運用中發現了這一運作邏輯，現實的案例事件對此有所印證。例如廈門的PX項目搬遷至漳浦縣古雷鎮，但是卻在一海之隔的東山縣銅陵鎮引發環境風險恐慌，造成跨區域的海洋環境風險[28]。海洋環境風險的“鏡像”效應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環境風險，在某些狀況下有著其獨特的運作邏輯。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在海洋環境風險“鏡像”效應的產生方面，都發揮著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體現為所在區域的區位及危險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發現，如果某區域位于風險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發生“鏡像”效應；心理因素體現為受影響地對風險信號的心理認同程度。如果受影響地居民對核電持一種天然的排斥和恐懼心理，更易發生“鏡像”效應；社會因素則體現為所在區域社會生產、生活、管理狀況與海洋的關切程度。研究發現，沿海區域如果存在較多的海洋養殖，或者海鮮類食品在居民日常飲食中占據較大的比重時，更容易引發對其他沿海區域的環境風險感知，從而產生“鏡像”效應。

海洋環境風險具有的“鏡像”效應，使得海洋環境風險的“漣漪”效應更易發生，也更難以掌控其漣漪的范圍和深度。從這個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種可能引起“鏡像”效應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風險范疇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環境風險的基礎。

5結語

本文采用扎根理論對海洋環境風險這一全新的概念進行了研究。提煉了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有關聯的49個概念，并凝練出11個范疇，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三個主范疇。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開創了海洋環境風險研究的一個新的嘗試，試圖不帶預設和先見地去界定海洋環境風險的概念，并發現其形成機理及特性。這一研究對深入探討海洋環境風險以及海洋環境治理等都有著借鑒意義。

但是不可否認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扎根理論力圖不帶偏見地和價值觀地去發現理論，但是沒有哪個研究者是中立的，因為語言在被觀察現實的基礎上傳遞著形式和意義。語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觀點和價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扎根理論的重點不在于證明理論，而在于建構理論。課題組在訪談中，由于訪談記錄人員數量較多，其訪談的自然語言可能對訪談對象有一定的引導和誘導，從而使得理論帶有一定“建構”的成分。在扎根理論的框架使用上，本課題組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分析，也沒有從Glaser的“理論代碼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論框架角度去進行深層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論代碼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員是被稱之為“6C”的六個維度：原因（cause）、語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結果（consequences）、協變性（covariances）和條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題和篇幅，本文沒有對這6個方面展開研究和探討。

當然，本文也研究也沒有對一些相關因素展開嚴謹地相關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沒有對社會發展層次的不同群體進行比較，如通過扎根理論對經濟發達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與經濟欠發達的海南、遼寧的省份進行比較，從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層次、社會因素對海洋環境風險形成的影響；沒有對形成的因素進行量化處理，沒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在海洋環境風險形成中發揮何種比重的作用；本課題對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的劃分也可能存在絕對化，其中一些范疇可能同時涵蓋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多重屬性；也沒有更細致地提煉其他特征在海洋環境風險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沒有對不同地域、不同學歷、不同職業等對海洋環境風險的感知差異進行系統分析。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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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海洋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隆起帶；沿海經濟；河北省

一、沿海經濟隆起帶的含義

河北省第七次黨代會提出河北省要建設成為“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這是河北省到2020年內需要團結奮斗的戰略目標，在這一戰略目標的指引下，河北省要“打造沿海經濟隆起帶，構筑區域發展的新格局”。基于此，“沿海經濟隆起帶”是河北省實現“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的戰略舉措，對于這一戰略舉措的解讀，要從其字面的基本含義及戰略目標所要求的綜合含義的兩方面進行統籌理解。

(一)字面的基本含義

“隆起帶”的本義是指高于四周的、形態上為巨大突起的地帶。顯然，這是一個具有比較意義的概念，這一地帶的隆起程度，受制于四周范圍的多大和多高。結合修辭學與經濟學的相關知識，“沿海經濟隆起帶”有如下兩種解釋。

一為“沿海經濟的隆起帶”，以“沿海經濟”來修飾“隆起帶”。在這里，“沿海經濟”(coastal economy) 是指位于海岸帶的經濟活動，主要指依靠沿海才能發展起來的海洋經濟（ocean economy）、或發展的更好的其他產業經濟。海洋經濟主要指海洋捕撈業、海洋船舶工業和海洋交通運輸業等海洋產業，無沿海的地理位置就無這些產業的形成，而靠沿海才能發展的更好的產業經濟就比較廣泛，比如鋼鐵業，不靠沿海也能發展，但如果沿海，就能降低成本，從而發展的更好，如一些鋼鐵工業向海洋港口附近集中，既充分利用了水資源，又能依靠海運條件進口鐵礦和煤炭資源，產品出口也比較方便，日本鋼鐵工業一直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沿海型布局，絕大部分的鋼鐵企業分布在面向太平洋的帶狀工業區內，形成近1000公里的沿海鋼鐵工業帶。

二為“沿海的經濟隆起帶”，以“沿海”來修飾“經濟隆起帶”。在這里，“沿海”指的是沿海地區(areas of the coast)，是指有海岸線（大陸岸線和島嶼岸線）的地區。從世界范圍來看，世界上靠近海岸線200公里左右的范圍一般都是經濟比較發達和活躍的“隆起帶”，全球臨港經濟占世界經濟GDP總量的60%以上，世界上35個國際化大城市，31個是沿海港口城市，其中前10名又都集中在港口城市。在我國，沿海地區GDP占全國的比重由1990年的54%上升到2005年的65%以上，人均GDP比全國平均水平高45%。就河北省來講，沿海地區包括唐山、秦皇島和衡水三個地區，海岸帶總面積達10 364.2平方公里，其中陸域2 372.2平方公里，在487公里海岸線上不但分布著秦皇島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和黃驊等港口，而且還有13萬公頃未利用土地，其中大部分為鹽堿荒地，在不占用耕地的情況下可以建設沿海工業基地。因此，從經驗和遠景上看，河北省可以通過整合港群體系、高效利用鹽堿荒地等措施，積極推進曹妃甸工業區、滄州渤海新區和秦皇島臨港經濟區建設，發展沿海經濟，形成一個隆起帶，以此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源，從而帶動全省的發展。

總體上看，第一種解釋是從產業經濟的角度來理解“沿海經濟隆起帶”，第二種解釋是從生產力布局的角度來理解“沿海經濟隆起帶”。從產業經濟的角度看，今后河北省要大力發展沿海經濟，使其成為河北省更好更快發展的又一重要支撐點，從生產力布局的角度看，就是使沿海地區成為河北省經濟增長的又一增長極。

(二)戰略目標所要求的綜合含義

今后十五年河北省的戰略目標是把河北省建設成為“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這一宏偉戰略目標是一個具有“革命性因素”的重大戰略轉向，是河北省在新起點上的更高追求，改變了河北省長期以來的內陸心態和在戰略定位上“認識不清”和“目標不高”等的弊端，強調要用世界市場和世界資源來積極推進河北省現代化的進程。有了“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這一戰略目標，其他戰略措施、戰略步驟等都要圍繞這一目標來展開，“沿海經濟隆起帶”作為支撐這一戰略目標實現的戰略措施，自然有戰略目標對其的綜合要求。從“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的戰略目標出發，“沿海經濟隆起帶”是一個綜合的、系統的概念，主要是指通過發展港口、集聚產業、優化城鎮布局、緊密聯接經濟腹地來實現沿海經濟產業帶和沿海地區的隆起。這些沿海地區或沿海經濟，不但要實現自身的隆起，而且要帶動腹地的更好更快發展，單純自身的隆起是“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對其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以沿海經濟為龍頭，以沿海地區為增長極，促進河北省成為沿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強省，如果沿海經濟隆起帶成為脫離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飛地”或“發展島”，那么從全局的角度看，這一區域發展戰略措施就沒有完成區域發展戰略目標賦予其的職責。

另外，從日本等發達沿海經濟與腹地經濟的關系看，腹地經濟是沿海經濟的持續動力，要想真正打造沿海經濟隆起帶，就必須切實實現腹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今后應遵循“隆起沿海、依托腹地、海陸聯動”的發展思路，把沿海經濟的優勢與腹地經濟在產業、資金、科技、人才和機制等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做到海陸統籌，相互促進，實現沿海和腹地的協調發展、持續發展。

二、建設沿海經濟隆起帶的必要性

(一)打破內陸思維方式，河北省區域經濟發展規劃需要有一更積極的思路作指導

自20世紀初德國首先編制區域規劃之后，美國、日本、法國等國家也都陸續編制了各種類型的區域規劃，對優化本國空間結構、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和解決區域不平衡問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一國或地區如果不客觀對待自身稟賦條件和發展階段、不善于挖掘自身的優勢或者挖掘自身優勢的方向不對，就必然形不成清晰的發展思路，其制定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就有可能不是最優的，也達不到決策層所要求的目標。

長期以來，作為東部區位的、與其他東部省份有較大差距的河北省，在制定發展規劃時常常有內陸思維方式，習慣于在制定區域發展規劃時將自身的定位放在中部地區，傾向于和中部比，在執行中更熱衷于向中央爭取一些中西部的政策待遇，以京津為中心、服務京津的做法在經濟發展的戰術層面是合理的，但在經濟發展的戰略層面卻使河北的 主動性有所降低。建設沿海經濟隆起帶為河北省編制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指明了方向，從而使規劃方案更加合理和規劃實施更加主動。

(二)擺脫資源和市場的約束，河北省工業化需要有港口來支持其更好更快發展

從世界大多數國家工業化進程來看，有了沿海經濟帶并不必然能夠完成工業化，但大力發展港口經濟、充分利用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卻是大多數國家完成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對河北省來講，目前處于重化工業迅速發展的工業化中期階段，需要大量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盡管可以通過發展循環經濟、積極擴大國內市場來緩解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和市場的壓力，但擴大資源供給和拓展市場的范圍也是在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從長三角產業升級與轉移途徑的經驗看，大進大出是支持重化工業快速發展和升級的必要條件，只有建設沿海經濟隆起帶，才能加速將河北省已有的重化工業與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市場和資源進行有效融合，才能為河北省完成工業化和進一步開放開發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也才能為河北省穩定我國原材料工業大省的地位開辟新的空間。

三、建設沿海經濟隆起帶的意義

(一)有利于推動河北省海洋經濟的健康發展，促進全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海洋已成為全球發展的新熱點和全球競爭的新舞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海洋經濟GDP平均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長，據報道，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沿海國家普遍抓緊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和空間，如美國出臺《美國海洋行動計劃》，加拿大制定了《加拿大海洋戰略》，韓國了《韓國21世紀海洋》國家戰略。

與海洋經濟的這種高成長性和重要性相比，河北省海洋經濟呈現出總量小、行業弱、城市產值低、增長速度緩的弱勢特征。

1.從海洋經濟的總量看，在我國11個沿海省份中，河北省的主要海洋產業總產值和主要海洋產業增加值僅比海南和廣西高，在全國倒數第三，從經濟發展實力看，海南與廣西和河北省不具備可比性，因此，在具有可比性的省份中，河北省實際上是位居最末。2005年河北省的主要海洋產業總值為367億元、增加值為164．3億元，僅分別相當于鄰省山東的15%，與廣東的差距就更大。

2.從行業看，山東省的海洋漁業和海洋鹽業的產值在全國位居首位，上海的海洋交通運輸業和海洋船舶工業的產值在全國排第一；廣東的海洋油氣業和海水綜合利用中高居全國首位； 浙江省的海洋工程建筑業和海濱砂礦業的產值名列全國第一；江蘇省的海洋生物醫藥業產值在全國位列第一。通過這些比較可以看出，河北省海洋產業的各行業在全國都不占優勢，當務之急是在摸清這些行業家底的基礎上，在建設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的戰略目標下，制定科學的海洋產業發展規劃，避免盲目的全面開花，而應根據各行業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整合資源、找準突破口，實現海洋產業的持續發展。

3.從沿海城市的平均產值看，兩個省轄市天津和上海已過千億元，不具有可比性，河北為93．08億元，在全國位居第9，比廣西和海南高，其他省份的城市均超過150億，山東為277億元，遼寧155億元。

4.從增長速度看，通過比較我國沿海主要港口的貨物吞吐量發現，河北省的增長速度也比較慢，河北省秦皇島從1990到2005年增長了1倍，但全國平均增長了5倍，隔海相望的遼寧營口更是增長了30倍，天津增長了10倍。

河北省通過發展沿海經濟隆起帶，促進海洋產業的持續發展，不斷把海洋潛在的資源優勢和港口優勢轉變為產品優勢、產業優勢和發展優勢，實現海洋小省向海洋大省、強省的轉變。做大做強的海洋產業通過增量加速發展的方式，對河北省產業結構長期以來“調而不動”的被動局面將有較大的沖擊，有利于河北省通過新的產業增長來優化產業結構。

(二)有利于河北省沿海城市樹立良好的城市形象，促使其在京津冀都市圈中崛起

21世紀是城市的時代，城市在國家間、地區間競爭中扮演主角的機會越來越多、地位越來越重要。城市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這個城市就應有良好的城市形象，一個好的城市形象能夠幫助城市爭取到更有利的競爭優勢，獲取更豐富的資源，捕捉更多的發展機會，并且能夠挖掘和吸引經濟增長要素，大幅度提升城市競爭力。更重要的是，一個好的城市形象必然凝結著城市市民的認同感、歸屬感、榮譽感和自豪感，并且能為城市的利益相關者提供更多的價值回報，從而實現城市的崛起和可持續發展。

有關網絡資料的簡要描述表明，河北省沿海城市的形象有待美化和提升，如唐山的城市形象是“煉鋼和煉鋼爐最多的城市”。樹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對河北省沿海城市提高競爭力至關重要，“打造沿海經濟隆起帶”這一戰略措施的提出，為這些城市的形象設計指明了更有追求的目標。

對于河北省在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唐山、秦皇島、滄州三個沿海城市來說，搭乘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重新定位來獲得自身發展條件的機遇恐怕在數十年內不會再現，如果能夠抓住機遇并乘勢而上，則三個城市的發展將會邁上一個嶄新的發展平臺。因此，河北省沿海城市應樹立良好形象，適應區域發展新形勢和產業競爭新格局的需要，在“京津冀”都市圈中找準自身的定位，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進一步推動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積極但有選擇地承接京津的產業轉移，加快形成分工合理、重點突出、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的區域產業結構，目的是借助都市“圈”的發展實現城市自身“點”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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