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學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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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制度理論；結構與變遷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書的內容圍繞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展開，“‘結構’涉及制度框架，‘變遷’涉及在一段時間里制度的設立、更改或破壞。”諾思認為，為了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足，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其中制度變遷理論是本書的研究重點。該理論包含三大理論基石：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

作者將國家定義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因而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 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決定了經濟的增長、停滯或衰退。諾思認為契約論、掠奪論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釋國家：國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根據有關經濟組織的分析，作者認為，經濟的實績取決于其組織結構；經濟的組織結構影響交易費用。這里所謂的經濟組織安排，就是通常所說的產權形式。不同的產權形式對經濟實績有著深刻的影響。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產權制度與市場、交易成本、組織密不可分。市場交換需要產權制度，否則交換不能進行；市場交換存在交易成本，市場交易必須有使交易成為可能的基礎，那就是一套復雜的法律結構及其實施，即需要一套產權制度。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關系緊密，產權的創建和實施又與國家相關。諾思指出，國家有著不完全一致的雙重目標：由于稀缺性和競爭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將替代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組織形式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對無效率的組織形式將存在下來。借助國家理論，諾思解釋了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不好的產權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諾思看來，國家在制定和變革制度方面是受到兩方面制約的：一是政治市場的競爭；二是交易費用。但是交易費用與收益的計算并不能解釋一切制度的穩定與變遷，“歷史上的變革和穩定性，需要有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來解釋同新古典理論關于個人主義合理算計相背離的那些情況”。國家作為產權的界定、保護和變革者，所提供的產權制度需要人們相應的意識形態才能得以維護，“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贏得新團體的忠誠，或隨著外部條件變化也得到老團體的忠誠。”國家可以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投資，使人們理解、支持制度變革，使制度變遷順利，降低變遷成本，抑制“搭便車”行為，使制度變遷的成本內存化，從而節約變遷成本。

上述背景條件構成了作者的理論基礎，經濟環境的變化（如資源條件的變化、 相對價格的變化等）構成了推動產權變動的力量，產權變動向著減少制度費用的方向發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在其自身動機的約束下確認并執行有效產權，意識形態上的變革有助于降低經濟組織成本，上述過程有效的解釋了制度變遷的機制。

本文將著重探討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本書所提出的制度理論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解釋力。

二、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

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有一個不變的“核心議題”，即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是要研究經濟的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蘇聯解體，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明顯增強，這一時期的全球化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首先，在經濟方面，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為代表的全球多邊經濟組織努力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各種區域經濟組織不斷產生，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第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僅在貿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環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錢等方面的國際問題也凸顯出來，這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問題是需要通過國際機制和全球治理來解決的。第三，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問題，國際體系經濟權力的分布也發生很大改變，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同時，參與全球化體系的主體從民族國家拓展到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

針對這樣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政治經濟學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很多學者已逐步走出國家與市場兩分法、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割裂的狹隘研究視角，在國家、市場維度之外納入“社會維度”，同時打通國際與國內層次。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由“國家——市場”轉變為：“國家——市場——社會”。在新添加的社會層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會集團，特別是私人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的作用。下圖能夠較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家、市場、社會三個層面，在國內層次中分別以國家、企業、國內利益集團為主體，在國際層次中分別以民族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同時，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交織，界線越來越模糊。

三、結論

根據以上的綜合分析，筆者認為諾思的制度理論對于解釋全球化時期（1990年至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具有可借鑒之處，具備一定解釋力。

第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的主要流派來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全世界的范圍內討論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的互動關系，并將國際關系的發展動力歸結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義流派強調世界市場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流派認為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貢獻更大；激進主義流派則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現有的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體系，試圖推進不滿足于現狀的力量，完成意識形態上的進步。諾思所強調的推動經濟史中結構變遷的因素——經濟組織的形式、國家對新興產權形式的界定、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流派關注的對象。

第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物質偏好，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在國家層面，從國家對產權結構界定的角度，諾思認為，國家既有動機建立適宜自己的產權結構以使得統治者獲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經濟組織中的交易費用以使得社會產出最大的動機。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要研究的是經濟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在市場層面，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民族國家在推動世界市場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市場對民族國家的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國公司等企業成為世界市場上日益活躍的角色，它們以世界市場為舞臺，又影響著世界市場的運行發展，對國家間關系也施加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在國際意識形態和國際體制的變化與調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國公司等企業的影子。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全球化時期，社會集團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對全球化發展的認同程度，影響到國家、市場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觀念的分裂，基于利益與認同的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全球化發展的一種反應。如何塑造社會的普遍認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維護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對國家能力的重要挑戰。諾斯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解釋了這些現象，并給出了解決方案：職業專門化引起意識形態差異，使得一直因種族（地理）差異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變得更嚴重了，國家利用暴力規定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揚，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和擴展，進而影響制度的選擇、安排和變遷。

第三，“全球化在將來是會持續下去還是會重蹈歷史的覆轍”是目前全球化面臨的主要疑問之一，也是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正在研究的課題。伊肯伯里和格里科兩位學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轉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國窮國很可能封閉自己，為了保證國際體系的開放和穩定，需要國際經濟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種方式作用。米爾納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各國政府能否處理好推進全球化與保護民眾免受全球化沖擊之間的關系。

全球化時期，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現象：關貿總協定的簽訂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降低了由關稅和種種非關稅壁壘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貨幣互換安排降低了各國央行持有外國貨幣的成本；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性一體化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種種新現象。上述過程中，既有市場主體的推動作用，又涉及國家在新產權形式認定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國家租在這一過程中的提高。諾思的制度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內層面和歷史層面來談的，面對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學完全可以將這一思想延伸到國際制度層面，也就是說制度費用在世界范圍內的減少，可以成為推進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演變、全球產權結構轉變的因素。這同樣驗證了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理性一無政府狀態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協調”。

參考文獻：

[1] 【美】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厲以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 【英】約瑟夫·格里科，【美】約翰·伊肯伯里.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 海倫·米爾納（Helen.Milner）.全球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趨勢[J].國際政治研究，2006（2）.

第2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高職；思政課；問題分析；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1422（2015）06-0064-03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高職院校大學生的必修公共課之一，思政課在現實教學實施過程中的規律性、有效性、科學性一直是關注及研究的重點，如何實現突破與提升，始終是思政課教師需要面對的難題。我們從教學實踐出發，緊密聯系高職思政課的實際，認為要重視通過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切實把握問題的基本脈絡，以此來強化思政課的教學效果。

一、認識問題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必要前提

教育部2006年16號文件進一步指出高職院校要加強素質教育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也正是素質教育改革結果的一大體現。然而，如何把這門課程開設好，如何讓學生充分地意識到這門課程的重要性以及這門課程的價值所在，這需要教師緊緊把握住認識的根源，這也是組織實施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必要前提，即學生對課程價值及意義的認識問題。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采集學生問題

目前，高職院校面對的群體基本上是90后的青少年，這一代學生的成長與我們國家社會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青年大學生的思想教育顯得尤為重要，其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對青年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正確形成更是有著舉重輕重的作用。若要把思政課的理論知識牢牢烙印在學生的心里，就必須追本溯源，回歸到教學對象即學生本身。為此，思政課教師應該立足于實際情況采集學生相關的信息，經過分析進行處理，使課堂教學做到是“有備而來”。一般而言，思政課教師可以運用查閱相關資料、檔案了解學生的情況；運用直接觀察法，觀察學生的日常行為、學習態度，掌握他們問題所在；運用相互交流法與學生直接進行溝通，傾聽學生的心聲，并予以足夠的尊重和耐心；運用分類整理法，將每一個現實的學生現實的問題分門別類規整好，以便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運用問卷調查法，從總體上把握學生問題的趨勢。

（二）建立問題體系

基于思政課教學有效實施的需要，教師要想切實地提高教學效果就要事先建立問題體系，這樣將更有助于課堂上教師的“教授”與學生的“學習”，也有助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新的信息與新的突破。針對建立問題體系的需求，可以從時間維度和教育對象這兩方面來考慮。首先，從時間維度看，分為“結束性問題”“現實性問題”“發展性問題”。“結束性問題”通常指學生在已有結束的成長、學習過程中所表現的思想、行為等狀態；“現實性問題”通常表現在處于現實社會與校園環境之中，當代大學生思想行為方面呈現出來的思想、行為等狀態；“發展性問題”主要是指大學生在未來即將面對的成長過程中，以個人發展為主旋律的相關問題。其次，從教育對象視角來看，側重大學生現實、學習生活的“橫斷面”，突出表現在：學生的生活狀態如何、學習態度如何、與人相處如何、家庭關系如何、還有諸如如何看待社會不良現象、如何面對時尚潮流、如何有效利用網絡、如何確定未來人生目標等，這些都將是建立問題體系的依據。對思政課教學對象的問題有了基本認知之后，要落實的是如何有效建立問題體系。主要著重三點：第一，要充分利用采集的問題；第二，要將所發現的問題，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分類；第三，建立問題檔案，形成規范的問題庫，便于系統加以解決。

（三）了解教育對象問題現狀

思政課教師應根據已經建立的問題體系，按問題的類別了解學生問題的現狀。重點掌握問題的現狀：涉及哪些方面、嚴重程度如何、關鍵影響因素有哪些、存在形式以及學生問題的發展趨勢等。教師只有對學生存在問題的現狀做到心知肚明，區分主次，抓住重點，才能切實增強高職思政課教學的實效性。

（四）確定解決問題的目標

高職思政課教學要確定清楚解決問題的目標，教師要知道根據所講的教學內容是旨在解決學生身上的哪些問題，有哪些層次，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必須依托于講授、引導的內容。確定問題解決的目標通常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在認知上，大學生往往存在對事與物，乃至整個世界混沌的感覺，教師則應該積極幫助學生、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認識；二是在情感上，在教育對象具有了一定認識的前提下，應努力促使學生從不愿意向愿意、從不相信向相信、從不喜歡向喜歡、從不參與向參與的方向產生漸進性的轉變，歸結為個人心態反映程度的調整即是情感的轉變；三是在行為上，當大學生以消極的態度去思考、處理問題及事件時，思政課教師則要盡可能通過課堂教學轉化他們的思維模式，進而讓他們能夠以一個陽光、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與處理，并且應鼓勵他們積極付之行動，學會改變，學會參與，學會實踐，以堅定有力的行動來承擔與改變，挑戰自我，不斷進步。

二、分析問題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關鍵

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過程中，教師對學生群體各種問題的發現正是實施“問題意識”教學的起源，成功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亦是基于對教學對象各類問題的有效分析。

（一）認識“問題”的起源

從對學生問題的采集、了解到學生問題的現狀來分析，表明其問題不是從來就有的，更不是憑空而降的，它是切切實實跟每一位學生的現實緊密相關的，而且，每一位學生主體不同，問題的源頭和形式必定不同。這需要思政課教師應采取有針對性的方法來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

指出：“大家明白，不論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思政課的教學亦是如此。面對高職學生的教學，教師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立足于“每一個現實的個體”即每一個現實的學生，將他們作為教學的主體，充分地了解學生的個性與特點，進而來準備思想政治理論的實踐教學才更有針對性。因此，教師應該從“學生問題”的起源出發，從學生自身出發，要盡可能地了解學生主體曾經的成長環境、現在的生活狀態以及思想狀態，以便更好地引導學生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二）分析“問題”的構成

從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施來看，“學生問題”主要基于大學生成長、成才過程中涉及到的三大問題：歷史問題、現實問題和未來問題。

首先，從歷史問題的角度來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面對的是思想“半成熟”的大學生，他們的所想、所思以及最后的行為定向始終是來源于曾經的生長及學習環境。作為教師，更應該盡力著眼于學生家庭背景；著眼于學生在曾經的學校受到過哪些思想的影響；同時不可忽視學生在他們當地的地區又有著怎樣的一種社會生活氛圍。通過以上分析，教師應該把握多方信息，確定教學內容及目標“定位”，幫助學生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其次，從現實問題的角度來看，教師應該認識到自己授課的對象高職學生屬于一個特殊群體。作為一名合格的思政課教師，更要盡量走進學生的內心，盡可能地去了解他們的期待與愿望。再次，從未來問題的角度出發，思政課教師的責任遠遠不止在于幫助學生解決過去存在的問題、澄清認識所關注的現實，而在于從更深層次視覺來引導學生思考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從容地面對成功與失敗；如何做到始終如一地恪盡職守、愛崗敬業；如何能夠正確地處理個人與集團的關系，旨在幫助他們實現未來的更好發展。

（三）明確“問題”的環境

通過分析學生問題的構成，可以發現學生的成長環境對學生的影響重大。由此可以明確地得出，家庭熏陶、社會影響與學校教育都對學生具有深刻的影響，一定意義上可謂同等重要。

首先，家庭教育對人的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但是，在父母與子女的溝通中，往往表現出差強人意的地方，有些家長總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與子女溝通，無形之中加深小孩排斥的心理，甚至是害怕的心理。久而久之，孩子習慣性地偽裝自己，把自己封閉在一個自我的世界中，問題逐漸形成。

其次，社會環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的信息。高科技的電腦、手機似乎成了主宰、支配學生的工具，一些學生并沒有充分利用發達的技術產品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學業，反而沉迷于網絡游戲之中，或者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網上進行交友聊天。另外，社會上的不健康的思想無形之中侵蝕著他們，致使他們追求錯誤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最后，學校環境對學生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分別體現在校園文化上、教師的教學模式上和學生的群體的影響上。

（四）界定“問題”的狀態

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學生問題的狀態一般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要么自卑感強，要么過于自信，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強；第二，情緒波動大，難以控制；第三，意志力、自我約束力不強；第四，日常生活習慣不良；第五，對學習興趣度不高，學習能力低下。

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過程中來看，把握核心“問題”已無形之中成為大學生成長與發展的生命之樹，思想政治理論課開展得好與壞，直接影響著當代大學生今后步入社會的發展。高職院校乃至高校的畢業生從學校到社會的角色轉換，他們應該如何盡快地從容適應，以及他們面對當今復雜的國際形勢，又該如何理性、冷靜地看待問題，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教師認真思考、總結。

傳統的教學中，強調的是以教師為中心，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這樣一種教學模式往往會導致學生處于消極的學習狀態，久而久之，使得他們失去學習興趣，甚至喪失思考問題的能力。現在大力倡導在教學過程中應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這樣學生蘊藏的知識才會得到釋放，能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解決問題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現實要求

思政課需要具備創造力的教師，要更加注重教學內容、方法的設計，借以有針對性地解決教學環節中若干“問題”。

（一）主題講授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大多數人看來是一門比較枯燥、乏味，理論性很強的課程。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門課程是緊緊圍繞當今時代正在發生的社會現實，運用基本理論解決實際問題。在這樣的一個傳授過程中，就需要教師做到“真心、真信、真懂、真教”，明確教學主題，掌握教學“事理”，靈活地運用教學方法。例如，選用案例教學法，通過形象生動的案例讓學生由外及內，促成內心認同，接受教學內容及要求。哈貝馬斯指出：“認同歸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識、彼此信任、兩相符合的主觀際相互依存。認同以對可領會性、真實性、真誠性、正確性這些相應的有效性要求的認可為基礎”。所以，在主題講授的過程中，要針對當代大學生的問題焦點多列舉事例，依據事實，講授道理，進而引導學生，做到循序漸進。

（二）互動答疑以“誠”待人

與傳統教學相比，現代教學更加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更加注重學生的參與度。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施中，討論式教學法將可以更好地啟迪學生的思想。然而，這樣一個雙向互動的教學模式對教師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即必須以最真誠的態度面對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本身就是一門與時俱進的課程，應當與當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生態是緊密相連的。作為教師，對于知識的掌握必須是相當寬廣而豐富的。但是，在如今正值信息化的網絡時代，學生接受知識、資訊的渠道十分廣泛，極大地擴展了學生的視野與思維。不可避免地出現學生對教師提出的問題超出了教師的掌握范圍之內，此時，教師誠懇的態度顯得尤為重要，要體現出真誠、真實、真心，絕不是強加于人，而是共同探討。

（三）課堂歸納以“悟”導人

如果在思想政治理論的課堂上，教師只是一味地照本宣科，抽象地闡述概念，三尺講臺之下將會是死氣沉沉、學生昏昏欲睡。如果教師能夠結合知識點恰當地創設情境模式，在情境之下實施啟發式教學，讓學生在教師有意識的問題建構中搭建起知識的模型，使其身臨其境有所感悟，對教學內容及問題有所認知與領悟，以“悟”導人。但是，這種教學過程對教師的要求極高，教師要充分把握思想政治課程的要點，也要細致入微的觀察、分析每一位學生的特性，把握住問題的核心，有效準確歸納教學關鍵點，設計出一個個有目的教學單元，以此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情感，進而促進培養學生健康成長。

（四）項目實踐以“行”化人

當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是偏理論性的，即使教師在授課的過程中設計多種教學方法，盡量與學生進行互動，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正所謂“如果所溝通的知識不能組織到學生已有的經驗當中去，這種知識就變成純粹言語，即純粹感覺刺激，沒有什么意義”。由此，思想政治課教學還應該設計實踐教學的環節，豐富理論課堂。讓實踐豐富與支撐理論知識，力求學生動之以“行”，以“行”化人，達到體驗學習的目的，讓實踐豐富學生對感知世界的認識。

參考文獻：

[1].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1.

第3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楊朱哲學；為我貴己；輕物重生；美學；審美心理

楊朱是戰國初期的衛國人，是一個小土地私有者，其著眼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提出了四條倫理準則，即為我、貴己、輕物、重生。“為我”、“貴己”都是指凡事都以自我的生命為中心，不做有損于自我生命的事；“輕物”是指看輕功名利祿等身外之物，節制自己的欲望，不被統治者所誘惑；節制欲望，被統治者所惑，又是為了避免統治者的刑戮、傷害，保全和愛惜自我的生命，這又是“重生”。

楊朱的上述倫理思想既是戰國亂世保命之道、沒落士大夫之精神依托，又體現著戰國時代的中國人的個體意識覺醒。然而，楊朱的思想一誕生就曾遭到孟子的譴責，孟子說：“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被世人尊稱為“亞圣”的孟子用“禽獸”二字把楊墨兩人貶低出人類，楊朱思想的倍受爭議由此可見一斑。孟子的抨擊是從維護儒家學說的立場出發的，自然會有門戶之見，但他對楊朱思想的把握并不是空穴來風，其中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主要表現在，“輕物”、“重生”易流于“巧取豪奪”，重感官享受易倒向主義，“一毛不拔”有無君之嫌。

不過，總體而言，楊朱倫理思想的正面意義還是遠大于負面價值，特別是在當今時代，楊朱倫理思想中的正面、積極的因素還能夠為今人所借鑒。比如，“為我、貴己”思想對當今建設和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具有借鑒意義，“輕物、重生”思想有助于矯正市場經濟下的極端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同時也為當今青年群體浮躁、輕生的生活態度敲響警鐘。

楊朱的 “輕物”、“重生”思想有助于矯正市場經濟下的極端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同時也為當今青年群體浮躁、輕生的生活態度敲響警鐘。由于當今杜會青年群體中的許多人都缺乏理想信仰、價值信念和精神寄巧，將物質利益或者虛幻的愛情視作追求的目標，因此，當他們對物質的追求、對愛情的渴望不能夠實現時，他們就往往缺乏一種支撐自我堅定地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氣，于是，我們看到，這些年來，大學生群體、甚至中學生群體中都不斷出現自殺事件。楊朱的重生思想告訴我們，個體的生命才是最為寶貴的，“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比焉”（《呂氏春秋?重己》），感情可以從頭來過，物質可以慢慢尋求，可是生命只有一次，這僅有的一次生命沒有了，人就失去了享受其它一切的可能；即便永遠得不到想要的愛情和物質，那也不必過于介懷，因為相較于自我的生命，其它的一切都是虛幻的、外在的、可有可無的，只要保養好自我的生命，維持基本的生理需要、身體健康，人就已經可以自得其樂了。所以，較易地舍棄生命，是極為不明智的。楊朱的送種倫理思想為當今青年群體浮躁、輕生的生活態度敲響了警鐘，依筆者之愚見，適當地普及楊朱的這種倫理思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中學生群體、大學生群體中的自殺現象，使楊朱的倫理思想造福于人類。

在筆者看來，楊朱哲學之于當代最為積極正面的美學價值意義在于為當今“美學重構”提供了開闊的視野和未來的方向。正如德國的美學學者沃爾夫岡?韋爾施在《重構美學》一書中指出，在當代審美泛濫的情況下，美學應當在消解后予以重新建構。美學應當超越傳統的與藝術結盟的狹隘特征而重申它的哲學本質。美學的對象不再僅僅是一種“美的精神”，或者后現代藝術，而且還是一種對現實的新的認知。這認知在本源上發端于一種審美意識。而審美所指并不僅僅限于“美”，它已經更多的指向虛擬性和可變性。

韋爾施的重構美學的設想與實踐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美學喧嘩與躁動的格局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體現。中國的美學研究正處于審美活動論的當代轉型之中。在眾多的美學研究的當代轉型之中，從審美心理的一般描述到身體意識的充分自覺的轉型，已漸成研究的熱點之一。

而著眼于細節而言，楊朱哲學在當今生活細微之處也有著非同凡響的指導意義。身體對于美學的意義，首要的便表現為審美感官意義上的身體。身體是審美感官的寄托地。感官的快樂與節制是身體在審美活動中的一個悖論。身體的抑制還是張揚，綜觀中國古代的思想史只有楊朱思想主張張揚身體的享受。

儒家主張“文質彬彬”，走向禮儀，表現為身體儀式。身體儀式外在于人的天性，結果往往是壓制人性。墨家主張“非樂”，克制身體享受的欲望，直接主張壓制身體感官的快樂。法家與墨家都是走功利主義路線，大同小異。只有楊朱學派“貴己”，比較鮮明地提出“全性保真”的主張。全性保真的主張中，性一方面指生命，另一方面指人性和個性。楊朱“全性保真”，承認身體欲望的合理性，主張適度張揚，但也反對過度。在相對于我國的思想環境而言，是主張揚身體欲望的唯一學派。也正是這種對身體欲望張揚的因素，被魏晉士人發揮到極端而演變成了《列子?楊朱篇》中的“主義”思想。

楊朱“貴己”理論中的“全性保真”也含有一些養生之道，為后世的養生主張提供了理論先導。楊朱的適度張揚身體欲望和由此而來的主義傾向以及養生學主張都與當代美學研究中的向身體轉型密切相關。仔細地挖掘研究楊朱思想中的相關成分必將促進當代美學轉型的良性發展。楊朱思想也必將在這一美學轉型中散發出新的光彩。

參考文獻：

[1]巧子（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M]葉蓓卿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2]李季林.楊朱?思想研究[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黃海德.論楊朱思想及其與先秦諸子的關系[J].中華文化論壇.1994.（2）.

第4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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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第5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外交學；教材；就業；課程設置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8-0254-02

從性質上來講，外交學、國際政治學是一門研究性的學科，這也使眾多人將注意力集中在國際問題“研究”之上。然而，由于外交學、國際政治學科的蓬勃發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或類似名稱的專業，相應的也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外交學、國際政治專業本科生。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性質使他們處于被忽視的地位，而他們卻面臨著很大的困境。

一、教材匱乏

作為一門從西方引入的新興學科，中國國際政治學者固然已經翻譯或自己編寫了一批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的教材，但這遠遠不能滿足這兩個專業本科學生的需要，主要存在這樣幾個問題。

一是中國學者自己撰寫或編寫的教材大多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尤為突出的是由于作者態度不嚴謹或水平不夠（這兩者通常難以分開）而使教材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錯誤或不準確、不清楚之處。舉一個例子，就國內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教材和學生常讀的著作而言，夸張一點說，除了秦亞青教授的《權力·制度·文化》之外，其他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問題。教材是面向學生的、具有一定權威性的著作，對學科建設和知識傳播有著極大的影響，如果在教材中出現錯誤或紕漏，其影響毫無疑問是極壞的。

二是中國學者翻譯的國外經典教材和著作，很多存在翻譯不準確甚至錯誤之處。當前中國國際政治學科教材匱乏，引進國外經典教材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在翻譯國外經典教材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翻譯的質量。影響學術著作和教材質量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著述者的學術水平，另一個是學術態度。如果說國內國際政治方面著作的質量問題是由中國學者的學術水平和態度所致的話，那么國外經典著作和教材中譯本里的問題則大部分是由中國學者所強加的，是在翻譯為中文過程中“次生”的。舉一個例子，筆者最近使用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一書，是著名學者羅伯特·杰克遜和喬格？索倫森所著的國際關系學經典入門教材（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2003年版）[1]，這本書被譽為“全世界最好的國際關系學入門教材”之一，比較適合做入門教材。然而譯著中卻存在著中文表達問題、非通用譯法、排版問題、筆誤以及原著本身問題等40處錯誤，其中只有三處屬于原著本身的問題，其余都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次生”的[2]，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名著的中譯本中并不鮮見。分析這些錯誤可知，只要譯者本著為原著者更為讀者負責的態度，多一點認真的態度，類似的錯誤肯定會大大減少。

三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不分層次。由于教材不分層次，就造成一個問題，對本科初學者來說有些太難，但又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目前我國本科專業使用的教材、推薦給學生閱讀的書目，很多都是研究生使用的。就拿《外交學概論》課程來講，本科教學中使用最多的是魯毅、黃金祺等教授所著的、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學概論》一書。而據筆者了解，外交學院外交學專業研究生也使用的此書，類似情況在很多專業并不鮮見。

教材的好壞，是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不可或缺的因素，教材選用不當必然影響學生的學習質量。

二、就業困難

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本科生的就業難已是不爭的事實，甚至相關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的就業也不容樂觀。這當然不只是這些專業的問題，也有就業結構問題，文科大部分專業就業都有一定的困難。然而這不等于說我們不需要去思考問題的原因與出路。

由于國際政治學科的研究性質，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業難看起來就成為必然的了，因為研究性崗位畢竟太少、只能有少數人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然而數量眾多的國際政治、外交學本科生甚至是碩士研究生難道就只是為學術研究培養點、又必定被大量被淘汰嗎？事情顯然不是這樣的。據筆者了解，我校歷屆國際政治、外交學專業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中都存在

大量這樣的現象：不喜歡自己的專業。因為他們大多都是報考語言類專業未必錄取而調劑過來的，這種現象長期存在，造成一種厭學的氛圍，十分不利用教學，更不利用學生的成長，當然推而廣之也不利于學科人才的培養和學科的發展。據統計，在某些院校的就業比例大概只有10%-20%。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學科性質，還有就業的大環問題。但我們的探討不能停滯于此，只要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學界人士共同關注這一難題、共同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情況完全可以發生變化。

欲求藥方，需先找病因。我們國際政治、外交學等相關專業的學生大部分都具備優良的素質，雖不能說學貫中西，他們大都比較了解國情和世界形勢，具有一定的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知識基礎，外語基礎較好，并且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具有更強烈的愛國熱情和開放、合作意識。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們難以就業呢？筆者以為，問題在社會不了解、不接受他們，沒有給他們提供機會。國際政治、外交學專業的學生比較適合從事涉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但從外交部等國家機關到出版社等事業單位到外企，他們在招聘工作人員時，依然把目光聚焦在外語類人才身上，而較少把優先權甚至是平等的競爭權利提供給外交學和國際政治等相關專業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無疑更合適，因為他們既能用外語進行交流，又掌握了大量社科知識。原因何在？顯然，專業品牌還沒有形成，社會對這類專業還缺乏了解。我們沒有盡最大努力讓外界了解我們、接受我們。外交學、國際政治學界同仁應共同努力，向社會各界介紹外交學、國際政治學專業、介紹我們的學生，使大家了解到我們學科和學生的價值。若干年后，也許外交學、國際政治學專業就會成為熱門專業。

三、培養方向和課程設置問題

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的研究性質直接決定了本專業的研究型方向，致使我們的本科培養方案很像是碩士研究生培養方案的下移。經常有學生抱怨所學課程無用，除非他們畢業后考取涉外部門或繼續讀研究生，而這樣的學生只能是少數。基于大部分本科生畢業后要走向社會、實現就業這一點，我們必須調整這種研究型的培養方向。由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必然是系統性的，將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個人很難找到一個全面、滿意的藥方，因此我們只能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思路。

我們的培養方案必須做出調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調整課程設置。大學不能太功利，大學的第一功能是培養學生的基本素質。但是學生一旦畢業，生存就成了擺在他們面前的第一需要，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學生必須掌握一些應用性的知識。所以筆者認為，在保留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的基礎課程之外，我們不妨開設一些世界經濟、國際法方面的選修課，以及高等數學課程，同時使學生熟練掌握一門外語。除此之外，我們必須加大實踐教學的比例。我們的學生之所以就業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適應市場的需要。他們幾乎不了解社會，更不要說有用人單位所需要的實踐經驗。關于這一點，教育部前不久已經正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應屆本科畢業生的實踐教學時間原則上不少于一年[3]。如果真能實現這一點，學生在畢業時就不僅掌握了豐富的知識，還具備了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這會大大改變他們的就業前景。

但是教育部這一要求能否落到實處，或者說我們加大實踐教學比例的愿望能否真正實現，則要看改革力度。如果我們能夠把壓力變成動力，加大課程改革力度，使課程與社會接軌，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外交學、國際政治學專業就會取得成功。

筆者提出的這些問題在一些頂尖的高校或許并不明顯，但是在其他絕大部分院校，這些現象已經長期存在并越來越嚴重。學生是學校的根本，幫助學生是教師的職責。筆者再次呼吁學界同仁共同努力，使社會各界了解到我們學科和學生的價值，使我們的學科蓬勃發展，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學有所用！

參考文獻：

〔1〕羅伯特·杰克遜，喬格·索倫森.國際關系學理論與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第6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英文名稱：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主管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鄭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3-0751

國內刊號：41-1006/C

郵發代號：36-118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社科雙效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第7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1、博弈問題的本質特征是：假設博弈參與人始終是理性的。

2、博弈的基本特點則是需盡可能考慮到博弈對方的決策選擇以及對自身的影響，并從中選擇出對自身最有利的方案決策，從而達到收益和效用最大化。

3、博弈論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勵結構間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爭或競爭性質現象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博弈論考慮游戲中的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并研究它們的優化策略。生物學家使用博弈理論來理解和預測進化論的某些結果。博弈論已經成為經濟學的標準分析工具之一。在生物學、經濟學、國際關系、計算機科學、政治學、軍事戰略和其他很多學科都有廣泛的應用。

（來源：文章屋網 ）

第8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本文圍繞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角度、選題、素材、寫作套路和后期修改這五個方面提出小論文寫作的指導策略，用“多”“亮”“實”“順”“美”等美妙的“音符”，譜寫政治小論文的華美樂章！

一、提供撰寫角度，突顯一個“多”

同一個主題，同一份素材，進行廣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現立意。

1. 政治學科角度

小論文的撰寫要始終緊扣教材知識，思想政治學科的教材知識是寫好政治小論文的理論基礎。通過課堂教學，學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生活與哲學》《文化生活》等相關知識，由此構成一個學科體系。在學科理論觀點的指引下選擇小論文撰寫角度，有助于學生對教材知識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嚴謹性、科學性和說服力。

例如，筆者指導學生撰寫的《天藍了 水清了——記馬渚鎮沿山村生態村建設》《朗霞裘服的“春天”來了》和《光耀杭州灣 照亮全世界——來自梁弄鎮燈具產業的報告》三篇文章曾獲余姚市高中學生政治小論文評比一等獎。三篇論文的共同點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調動了《經濟生活》中的相關知識，如科學發展觀中涉及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市場經濟中涉及的宏觀調控等知識，對素材的解讀回歸于課本，避免了空洞說理，因此得到了評委的一致好評。

2. 時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提出，堅持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征相統一……緊密聯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與時俱進地充實和調整教學內容，體現當今世界和我國發展的時代特征，顯示科學理論的強大力量。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角度也應適應時代要求，密切聯系國際社會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現實問題。如筆者指導學生撰寫的《盜版的世界“學問”大》《綠色奧運 綠色希望》和《似曾相識燕歸來——小手機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論文，以盜版、北京奧運會和手機等當年的熱點問題為載體，不僅引發了學生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度思考，同時也激發了學生的寫作熱情。這就要求政治教師在課堂教學時要注重課本知識與時政熱點相結合，把新聞引入課堂，讓學生逐漸積累撰寫政治小論文的新鮮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要具有地方色彩，體現政治學科的獨特性，富有研究價值。筆者發現，近幾年獲得一等獎的小論文一般都有一股濃郁的家鄉味道。如本校學生所撰寫的《姚劇——姚江文明的瑰寶藝術》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驕傲》兩篇小論文，挖掘了余姚地方傳統文化——姚劇這個文化資源，從姚劇的起源和發展為主線進行闡述，使人們重新認識了本土文化的價值；《菜，榨出道理來》和《小楊梅 大道理》兩篇小論文，選擇聞名中外的榨菜和楊梅兩種余姚特產，從它們的起源、現狀和未來展望等角度進行撰寫，讓讀者深深體會到余姚本土產品的魅力；《光耀杭州灣 照亮全世界——來自梁弄鎮燈具產業的報告》《同樣的土地 不同的財富》《朗霞裘服的“春天”來了》《四明山經濟發展的“春天”——論四明山“農家樂”》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搖錢樹》等小論文，以余姚的梁弄燈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農家樂”和塑料為撰寫角度，告訴人們這些產業是如何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插上騰飛翅膀的。由于學生對自己的家鄉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寫政治小論文，得心應手、有話可說。這就要求我們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聯系學生生活實際，以本土資源為素材，倡導“生活化”教學，達到理論聯系實際、學用知行的辯證統一。

二、幫助學生選題，突出一個“亮”

幫助學生選好題目，是教師指導學生撰寫小論文的重要一環。小論文的題目是文章內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簡潔、最準確和最新穎的文字告訴讀者本篇文章將要闡述的問題，使人閱讀之后一目了然、過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識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課余閱讀報紙雜志和上網了解時事資訊的時間并不多，教師可結合政治學科實際、社會現實問題、地方人文特色和學生個人的興趣愛好等方面來為學生選題提供素材，力爭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題目是文章的“眼睛”，為文章選擇一個好題目，可以對整篇文章起到點睛的作用。政治小論文的“眼”，應該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為20字左右。若學生以提煉小論文的觀點作為標題，應該注意以下三點：第一，仔細研究背景材料，認真領會材料要說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聯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與教材知識的結合點；第三，將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論文的觀點，確定標題。例如，本校一位學生以余姚特產——楊梅為主題，立題為《小楊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對比鮮明，給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論文評比中獲了獎。

三、指導學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顯一個“實”

題目確定好之后，緊接著下一步，教師應指導學生搜集、整理相關材料。小論文雖小，材料也不可少，充分占有材料是寫好小論文的前提。教師在輔導中要注意提醒學生：題目不同，搜集資料的范圍、重點和途徑也不一樣。一般說來，可讓學生從以下兩個途徑搜集和占有材料。

第9篇：國際政治學理論范文

為現代多元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因此，及時地調整公共權力的結構與運行機制，從而滿足經濟增長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

治合法性危機，這應當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

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

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

，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

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

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

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

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

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

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

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

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

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

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

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

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

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

；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

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

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

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

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

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

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

，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

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

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

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

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

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

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

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

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

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

—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

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

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

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

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

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

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

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

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

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

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

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

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

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

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民，為解決他們社群中存在的問題采取行動。顯

然，新公共管理的這些觀念和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及復合政治都關心競爭、市場、消費者以及結果，公共部門圍繞這些主題的轉變就

是脫離統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

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

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

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

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

，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

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

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

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

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通過政府制度重構推動政治制度二次正當性創新，這可能是需要達成共識的第二個重要方面。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從歷史類型

來看可以說首先是一種否定性民主，它否定了舊的專制政治而建立了新的人民的統治，實際上這一民主的功能僅僅在于明確由誰統治

。而建設性的民主是以公民權利為邏輯起點，以公民福利和安全最大化為目的的，關注民主的化即自由民主，這也是政治制度二

次正當性創新的依據，因為從治理理論來看，政治制度只是公民福利和安全的一個變量。如果說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奠基是以暴力政

治為途徑，政府制度是作為統治工具而存在的話，那么通過滿足善治目標的政府制度的重構推動政治制度二次正當性創新，才能使這

一創新有較準確的方向感和現實感。

最后一個需要達成共識的是在公共理性基礎上，發展以公民文化為核心的政治文化。與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公共理

性基礎上的，它以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為底線，其主題是關懷基于基本正義問題的公共的善，而不是政治權威的價值偏好。自由、平等

、寬容、互惠互利，以及理性公民內心真實的同意是在公共理性指導下公民文化的一般內容。離開這一公共政治文化，治理的政治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