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中國作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據悉,第八屆中國作家富豪榜是依據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期間,中國作家(含港澳臺)在內地主要作品的版稅總收入進行排行的,相關數據以圖書版稅為基礎。與2012年不同的是,2013年的作家富豪榜席位由30位增加到60位。而在這批榜單中,越來越多年輕的偶像派作家進入了榜單,如韓寒、郭敬明、南派三叔等,這些作家大多成名于網絡時代,有著龐大的粉絲群。與此同時,一些并非專業作家的名人明星也進入了作家富豪榜之列,如易中天、柴靜、樂嘉、馮小剛。不過,在本次公布的榜單中,純文學作家上榜人數極少,賈平凹、實、蘇童等人勉強排在榜單最后幾位。
2013中國作家富豪榜一,輿論嘩然。有人認為,文學的外延在拓展,但文學的審美能力卻在下降。也有人認為,這個榜單評價標準單一,漏洞百出,是過度關注財富才出現的“怪胎”,是出版商和暢銷書作家們打著文學的幌子行娛樂八卦之事。
多維解讀
作家成為富豪是時代之惠
今天文化產業的發達,讓作家、文人們不僅可以成名,也可以得利。作家固然不應該以逐利為本,但富裕和墮落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人們痛恨某些權貴,只是因為其財富是不義之財,而作家以筆耕耘,謀取正當財富,不存在侮辱文學的問題。“人窮而辭工”與“憤怒出詩人”一樣,說的是逆境可激發作家空前的創作激情,但這更多是電光石火、瞬間燦爛,并不長久。實際上,有一定生活保障的環境更有利于作家保持穩定的創作狀態,能源源不斷地拿出新作品、好作品。如此,作家才能擺脫小眾群體,社會也才會擁有更好的文化氛圍。作家成為富豪,是時展之惠。它告訴我們,在一個發達健康的社會中,任何正當職業都有謀生的可能,文化從業者也可以站在財富榜的前列。富豪榜與文學無關
2013中國作家富豪榜排行的依據是一年內出版作品的版稅高低,一些好作家今年不出書就上不了榜。所以與其說是作家富豪榜,不如說是年度暢銷書排行榜。而且它只是商業標準,而不是文學標準,和作家寫作所產生的文學影響關系不大。榜單上名人多于大家,這背后的實質性問題是,國民并非追隨作品閱讀,而是追隨名人閱讀,這是一種盲目和不成熟的表現。不少人認為,純文學式微已成世界性的趨勢,沒必要再看重它。這個說法顯然是荒謬的,就像由于大氣污染、環境惡化是目前的趨勢,因此人類就不需要純凈的空氣和美好的家園了一樣荒謬。相反,只要人類還存續,只要人類還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線,純文學就肯定大有作為。通俗文學善于贏得讀者,純文學卻可能細水長流,自然規律而已。
相關鏈接
駐校作家重燃校園文學火光
不是梗,是個人,娛樂圈碰瓷帶師,誰火找誰,不聽他的就宣布驅逐出娛樂圈。徹頭徹尾的小丑,號稱自己是作協會員的“知名娛樂博主”。
如果好奇可以直接在逼乎搜索劉信達,瓜一堆堆的還保熟。
這里就不貼了
(來源:文章屋網 )
上個世紀80年代,他以《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說獨步文壇;
花甲之年,他躍入了商海,靠“出賣荒涼”,成了中國作家中的首富,他稱自己成功的秘訣就是“以玩的心態做大事”;
70多歲的他喜歡飆車,養著50多條世界名犬,平時喜歡練練書法,遛遛狗;
他就是被當地百姓稱為“寧夏名片”的張賢亮,一位歷經滄桑而又安之若素的可敬老人。
廢墟上“玩”出了一座影城
1936年,張賢亮出生于江蘇南京,家里是當地的名門望族,這樣的出身給了他良好的教育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自古雄才多磨難。13歲那年,張賢亮的父親作為舊官僚被關押,張家從此衰落。兩年后,張賢亮被迫輟學。此后不久,他的父親病死獄中。18歲那年,為了生存,張賢亮帶著母親和妹妹流落到甘肅,在那里定居下來。
1957年,張賢亮因為在一家刊物發表《大風歌》被劃為,被關進了銀川市附近的一個勞改農場。從此,張賢亮開始了他長達22年的勞改生涯。
漫長得看不到邊際的苦日子并沒有磨滅張賢亮的樂觀心性,盡管每天都要進行18個小時的勞動改造,可他總是在調整著自己的心態,尤其是當他偶然接觸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后,一有時間就沉浸其中精心研讀,十多年間,他把《資本論》研讀了不下百遍。
后來,回憶起自己漫長的牢獄生涯,張賢亮深有感慨地說,“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讓我活了下來,我能經商成功,也完全得益于《資本論》。”
張賢亮出獄后,以飽滿的激情創作出了《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蜚聲文壇的作品,并當選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主席。1993年,全國興起了“下海經商”熱,張賢亮就想著給文聯創辦個經濟實體。他考察了很多項目,都被否定了。這時,多年前的一個經歷,給他帶來了靈感。
那還是1961年的冬天,張賢亮當時戴著分子的帽子,從寧夏賀蘭縣的一個農場釋放出來,轉入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當工人。工友告訴他說附近有個集市在鎮北堡,缺什么東西可以到那里去買。
一天,張賢亮一路打聽著到鎮北堡買鹽。等找到地方時,他被眼前的荒涼與悲壯深深震撼了:只見一片荒灘上聳立著兩個古堡的廢墟,在清晨陽光的照耀下,像是從地底下生長出來的,它的周圍沒有任何建筑物,連一棵樹也沒有。
張賢亮進入古堡,卻發現里面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的,這里已自發形成了一個小集鎮,有人帶來蔬菜煙葉,有人帶來羊只和糧食,他們用手中的貨物和別人交換著自己用得著的東西。這里原來采取的是一種不用貨幣的原始商業形式。
張賢亮就這樣被兩座古堡感動著,他從這里感受到一股不屈不撓的、發自黃土地深處的頑強生命力。古堡雖然坍塌而氣勢猶存,城墻上斑駁的累累傷痕表現出它隱含的斗爭性格,有著一種悲壯的精神內涵。
張賢亮以他作家的獨特審美眼光,料想,如果在這里建一座影城,以大西北獨特的自然風光來吸引各地的影視制作單位和游客,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建影城需要投入資金,但寧夏文聯惟一的固定資產就是文聯大樓,而大樓作為國有資產不能作申請貸款的抵押。銀行工作人員給他出主意說:“張主席,把您的外匯存款存到行里來就可以作抵押了”。
當時,張賢亮的作品有20多種外文譯本,每種譯本都給他一定的的版權補貼,他存在銀行里的外文版稅就有78萬元,這在當時的中國作家里算是很富有的。于是,張賢亮把它拿出來,做了貨款抵押。
可就在張賢亮作貸款抵押后的第二年,中央就下文件要求企業經營與行政管理脫鉤,于是,影視城的責權只能由張賢亮來承擔了。就這樣,張賢亮別無選擇地走上了經商之路。現實沒有給他留任何余地,如果他不把企業辦成功,那他抵押在銀行的錢就會沒了。
于是,張賢亮以極大的熱情建起了寧夏西部影城,他以作家獨特的審美視角,化腐朽為神奇,把廢墟裝點成了藝術的瑰寶。在他看來,鎮北堡里到處都是寶,除了充滿荒漠氣息的自然風光外,上世紀80年代許多影片攝制組在這里留下來的場景都是很好的資源。他把這一切裝點出來,甚至加以創造和發揮。
“實際上,影城是我‘玩’出來的。”張賢亮對許多采訪他的記者說。“因為這個項目是我的興趣所在,所以,對我來說,工作就是娛樂,我的娛樂也可以是工作,這也符合《資本論》中馬克思所提倡的把謀生的需要變成享樂,也就是‘勞動娛樂化’。”
把影城“玩”到了峰巔
張賢亮的西部影城,到處是坑坑洼洼的黃土,四周是斷壁殘垣,堡子里擺放著各種木制囚車、布滿木樁的練武場、簡易茶館、泥巴屋、馬廄等一些不值錢的“破爛”,這些“破爛”,看似一文不值,但張賢亮這個聰明的大玩家給這些“破爛”都賦予了一種文化內涵――這里的每一個景點都是人們熟悉的故事,這里的每一個道具都使人們產生對影星的聯想。如《紅高粱》里的“月亮門”,其實“月亮門”根本不是城墻上的什么“門”,完全是藝術家想象的產物,僅僅用幾塊土坯砌成的圓形拱門而已。但在電影《紅高粱》里,張藝謀在這個場景中制作出了震撼人心的景象,使得游客在這里流連忘返,于是,這個“土坯門”就不再是現實中的幾塊土坯,而是《紅高粱》里的“月亮門”。
張賢亮和前來的攝影組都簽有合同,甲方給乙方免費提供場地,乙方要給甲方免費留下景物和道具。另外,甲方為劇組提供水、電、群眾演員、道具原材料等,只收成本價,這項舉措在全國的影視基地都是沒有的。因此,海內外來此拍攝電影的劇組越來越多,有些場景不需要重新制作,只需要根據現有的實物稍加改動,就成了一部新電影的場景。
在這里,拍攝的劇組留下來的任何一點點東西,包括場景、道具、演員行頭、明星軼事等,都能成為資源,并迅速轉化為資本。每一段爛木頭,每一根爛稻草都是大量文化和藝術的載體。這個水瓶是姜文用過的,就跟普通人用過的不一樣;這個東西是鞏俐用過的,游客就會對它產生興趣。
在西部影城,張賢亮把他愛“玩”的心性發揮到了極致。他把劇組拍攝后的道具全都留了下來,然后變著法兒發揮自己的想象。張藝謀在鎮北堡拍《紅高粱》時,曾在那里搭建了一個酒作坊,張賢亮把它進行了進一步加工,不僅按原樣復制了這個酒作坊,而且把整套制酒工藝也搬了過來。游客不僅可以親見電影的拍攝場面,更能親歷釀酒繁復而又有趣的程序。為了復制影片《黃河謠》中的古戲臺,張賢亮專程趕到山西,找到了一個殘存的古戲臺,花費大量人力、財力把這個戲臺原封不動地遷到了影城。
張賢亮稱自己是一個大玩家,即使在平時散步的時候,他也在琢磨一些好玩的點子。比如安裝在塑料身體里的喇叭,刻在石頭上的明星簽名,“來時是游客,走時是明星”的MTV制作,還有被命名為“輕松一處”的廁所,這些充滿情趣,引人注目的創意,都是張賢亮休閑時的想出來的杰作。
張藝謀還成功策劃包裝了“中華民族的乳汁”的項鏈墜,所謂乳汁則是一滴黃河水,可這滴黃河水卻成了世界上最昂貴的黃河水。因為只有2毫升的黃河水,市場售價就要10元。2毫升也就一滴水珠這樣大,黃河自古以來哺育著中華兒女,所以被稱為母親河,黃河水就應該是母親的乳汁了。而當黃河水被賦予這樣的文化內涵時,它就不再是一滴不起眼的水滴了,而被賦予了更大的價值,這就是文化包裝的力量。
張賢亮一直認為:“真正的藝術是玩出來的,玩出藝術來的人叫藝術家,為了掙錢而做藝術的叫匠人。如果一個人為了成名、取利而去搞藝術,就很難有一種輕松的心態,也很難追求到樂趣。”
飆車、養狗、寫作
――再“玩”30年
年逾古稀的張賢亮不求名利,憑著一股子熱情,一腦子想法,興致勃勃地經營著自己的影視城。而生活中的他有著很多愛好,他把這些愛好當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影城”是玩出來的,寫作也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開車對于張賢亮來說,就更好玩了。
張賢亮六十五歲學會開車,不久,便成了飆車一族,車開不到100碼不過癮,而且開著車還要放著音樂,這時的張賢亮就感到自己特別年輕。
當張賢亮開動他的座駕寶馬車時,他就找到了一種興奮點,渾身的感覺都被調動起來了。他曾用劍術中的“人劍合一”來形容自己開車所達到的人車合一境界。他說:“我雖然年逾古稀,但只要一上車,我的眼睛、頭腦、手腳馬上就調動起來了。”
自從張賢亮買了車,每次去北京開會他都是自己駕車去的,很多人見他這個年齡了還駕車走這么遠,都覺得不可思議。但他卻自我感覺非常好。
張賢亮的生活里少不了車,也不能缺少狗,在張賢亮的家里,來訪者看到更多的是一個老人和他的狗,這似乎就是當年在這里拍攝的一部電影的名字。
早些年,張賢亮養了多年的一條狗死掉了,很是傷感。此后幾年,他一直不愿意再養狗。有一天,張賢亮在網上看到了一條酷似他先前那條小狗的圖片,對于狗的喜愛之情又陡然間被喚醒。很快,他又擁有了一只愛犬,此后,他索性當起了“養狗專業戶”,身邊的狗家族漸漸龐大起來。
每逢客人來訪,養狗是張賢亮最感興趣的話題,他還興致勃勃地帶客人去參觀他的狗園。他的狗園里幾乎都是名犬,大大小小有50多條。其中有威風八面的藏獒,有4條阿拉斯加雪橇犬,還有愛爾蘭牧羊犬、松獅犬……為了養好這些個性十足的名犬,張賢亮專門開懇了幾十畝土地,用來種植高粱、玉米等農作物,每年這些作物的產量能有數十萬斤,也正好是這些名犬們的“綠色食品”。
(連載,上接第7 期)除了我上篇提到的生存競爭和華人自身表現出來的弱點以外,我想,早期華人之所以被渲染成那種形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有意丑化華人形象的人,不了解并且拒絕了解另一種和他們不同的文化。
比如,他們提到華人的時候,有一種提法,說華人是很難被同化的。第一次看到這種說法,我十分驚訝。在中國文化里長大的我,很難理解難以同化怎么能成為被人指責的理由。我曾經就這個問題請教過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學者。她告訴我:我們美國和中國不一樣。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絕大多數人都是從世界各地來的。來到這塊土地上,在我們看來,你就應該盡快地融入美國,成為這個國家的一部分。由此我理解了當時的美國人為什么這樣指責華人。但是,如果在中國,你拒絕或者始終不肯被中國人同化,這永遠不會成為你被排斥或者被瞧不起的理由的。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們在中國生活,只要你們自己愿意,你們可以永遠保持你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和你們從美國帶來的習俗。你的鄰居可能會好奇,會問你:你為什么不喜歡吃米飯和水餃,為什么要把菜和肉分開做而不是像我們一樣放在一起炒?然后,回到自己家里,他說不定會關上門模仿你。但是,他不會指責你沒道理,他不會說“這家人家,真不象話,他居然不按照我的樣子生活。”我想,在這一點上,由于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文化,中美兩個國家是有著非常大的不同的。
同理,我們對當時美國人對華人的指責,許多都可以用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和隔閡來解釋。比如讓美國人非常看不慣,嘲笑為豬尾巴的男人的長辮子。在現代的中國人和當時的中國人看來,那同樣是其丑無比。但你們知道,中國人當初為了拒絕留這種發式曾經用生命的犧牲進行過長期的反抗,那是一個少數民族滿族統治中國時強制推行的。當時,清政府曾經提出,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意思是,如果你想保留原來漢族人的發式,那么你就不要再留下腦袋了,如果你還想保留你這顆腦袋,那么就要按那種發式,把前面的頭發剃光,后面的留成長辮子。當時來美謀生的中國人無一例外是想回到中國和家人團聚的,但如果他們剃掉了他們的長辮子,那么他們可能在回到國內的時候丟掉自己的腦袋。
我這樣說,是不是更符合常理和人性呢?
再比如,很長時間以來,華人社會一直被指責為道德敗壞,說他們抽鴉片、賭博、妓。許許多多中國婦女試圖進入美國和她們的丈夫團聚的時候,被移民官們以可能是的理由關押在天使島上,拒之門外。初次讀到這些資料的時候,我為我的先人們臉紅,我知道,當時的美國人指責的那些現象,吸鴉片、賭博、妓是真實地存在于華人社會的。但是,在仔細研究了更多的資料后,每次提到這個問題,我都禁不住內心的難過。我們知道,一個正常的人活在世上,除了要有通過勞動得到維持生命的足夠的食品以外,他還有其他的需要。比如,他應該有正常的性生活,應該得到家庭和親人的愛,應該能看到生活的希望。我在想象100 多年前的那些華工。他們全部都是男性,為了謀生,飄洋過海,遠離親人,通過付出比別人艱苦得多的勞動,得到比別人少得多的工資。他們都是些精壯青年,在他們這個年齡,他們應該在勞動之余,守著妻子兒女,得到勞動之后的享受。可是那些可憐的華工們有什么?而且,他們面前的生活是這樣的令人絕望,有的人終生回不到家鄉,娶不上老婆,有的人僥幸積攢多年錢回一趟中國,匆匆娶個老婆又趕回來,繼續從事這無窮無盡,沒有任何歡樂可言的勞動。工作之余,他們強壯的身體總覺得某些方面是欠缺的。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只有賭博、鴉片和妓,才能讓他們在片刻間忘卻人生的苦痛。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想說,與其指責當年的華工道德敗壞,不如說是當年給他們提供的生存環境缺乏人道更有道理。我這樣說,是不是更符合常理和人性呢?
用“是”與“非”、“對”與“錯”品論人間
在回首當年美國工人和在美的中國華工的這些是是非非的時候,我總是懷著一種寬諒之心。我理解我的先人,也理解當時那些討厭和排斥華人的美國普通民眾。但是,有些事情,我們可以用生存利益之爭來寬諒,但另外一些事情,我們則認為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是大非,無論什么時候說起來,都要說一句“是”,或者“非”,“對”,或者“錯”的。
比如,當時的中國政府,以一種陳腐落后的觀念,把自己出海謀生的人民,當成是對國家的背叛,拒絕給予必要的保護,這是永遠也無法原諒的。事實上,正是當時政府的軟弱和對海外華人的拋棄,才使他們成了棄兒,任人欺侮。再比如,由美國國會正式通過的排華法案,無論到什么時候,我們也必須說一聲“不”!因為,它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以種族的原因對另一個民族的排斥和迫害,它與美國的立國立法精神和人類進步精神是根本相悖的。
同時,在閱讀歷史資料的時候,我經常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讀到一些存留下來很少,但卻因此顯得更加珍貴的文字。透過它們,我了解到,100 多年來,在美國,有許多富有同情心、正義感和善良的美國人,在與華工的長期共處中,了解了這些沉默寡言、看上去逆來順受的中國人,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文化。在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經常想,普通的善良,無論在什么時代,什么條件下,什么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它是我們人類精神永遠值得珍惜的火種。
緬懷克拉克、唐納丁娜? 卡梅倫羅斯福
也許我們首先應該懷念的就是當年鐵路工程師克拉克先生。盡管我得到的他的文字材料還很少,但在這些有限的文字中,我知道,當初,當他的上司要求他使用華工的時候,他曾經一口拒絕。他覺得華工身材矮小、懶惰,素質低下,他無法領導他們。但在長期的共同勞動中,他了解了華工,改變了對華工的印象。當后來排華浪潮興起的時候,他表現出人的人性中最高貴和優秀的一面,勇敢地走上法庭,為華工做證,盡自己的力量保護華工。這次到美國來,我非常希望能得到他的更多、更詳盡的材料,我希望,將來在我的作品中,能塑造出這位偉大的、正義的、富有愛心的美國人的形象。
我想,在美華人,中國人還應該永遠地記住另外一個偉大的女性的名字,她的名字叫唐納丁娜? 卡梅倫,是當時舊金山一個慈善機構的負責人。她曾經致力于保護和拯救在美國淪為和家庭奴隸的不幸的中國婦女,從1895 年到1938 年期間,經她手救出的中國婦女不計其數。曾經有一次,為了救出一個中國婦女,她前后奔走于法庭30 多次,終于使她得救。因此之故,在當時的舊金山華人社會里,華人,特別是女性,充滿尊敬和愛意地稱她為“姆媽”。同樣作為一個女性,我像幾十年前我那些不幸的姐妹一樣,對這位美國女性充滿了感激之情。我想,也許她那顆心臟,才真正能稱得上叫做“人類之心”。
此外,我們還不能忘記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羅斯福。他的一生,和中國、和華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當州長以前,作為一個成功的律師,他曾經過華人社團的法律事務,為華人仗義執言,當選州長之后,他曾經親自過問華人遇到的不公,后來,正是在他當總統期間,經他的提議,美國最終撤消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所有的排華法案。
我想,我們看一個民族在精神上所達到的高度,要看這個民族最優秀的成員。在我看來,當年那些掀起排華浪潮的普通美國人,我們理解他們,但無疑,他們不是美利堅民族最優秀的分子。而正是這些充滿了理解、正義和人類之愛的人,贏得了我們后人長久的尊敬和懷念。今天,我來到了美麗、富足、代表著世界文明高度的美國,在我看來,眼前的一切都是這樣的美好。但是,對從100 多年前開始的這段歷史有所了解以后,我更深地認識到,所有的進步,都是從落后而來,所有的文明,都有過不那么文明的階段。今天來看100 多年前我的先人們在這塊土地上所經歷的一切,我為他們對美國歷史發展做出的貢獻自豪,也為他們曾經遭遇的不幸而感慨。在我看來,在他們和當時的美國人之間發生的一切,有許多,是這兩種文化的隔閡和不溝通所造成的。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來做這項工作的一個重要意義之所在。
我來做這項工作,首先的目的,是為了我的民族的發展,我想讓我的同胞們知道,在歷史上,我們的祖先曾經怎樣艱辛地到世界各地謀生和發展,通過這部作品,使我的同胞對美國、美國歷史和美國文化有所了解。同時,當然,我也希望,通過我們的作品,增進美國人對另一種文明的了解和溝通。一種存留了5000 年的文明不可能沒它的道理的,它可能和你們習慣的、適應的文明不一樣,但是,它肯定有它的優勢所在。
堅持鍛煉是楊絳老人長壽的一大要訣。楊絳習慣早上散步’做體操,慢慢做各種動作。她時常徘徊樹下,低吟淺詠,呼吸新鮮空氣。步入高齡,她將以前堅持的戶外散步改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彎腰還能手碰到地面,腿腳也很靈活。
良好的生活習慣。她嚴格控制飲食,少吃油膩,喜歡買了大棒骨敲碎煮湯,再將湯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家的早餐多是牛奶紅茶、雞蛋、面包配黃油或果醬。豆漿也是他們家經常吃的東西。“每天給他們親手做豆漿,要打得非常非常細。我還會做杏仁醬,那個杏仁醬好吃著呢,我自己做豆漿,我還發明花生可以擱在里頭,核桃也可以做……”楊絳如是說。
簡單的生活,平和的心態。楊絳認為,一切快樂的享受都是屬于精神的,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于物質的大勝利。這便是她的人生哲學與養生哲學。在朋友眼里,楊絳異常儉樸,為人低調,從不張揚。她的寓所,沒有進行過任何裝修——水泥地面,非常過時的柜子、桌子,一切都是老舊的樣式。對此,楊絳始終安之若素。室內沒有昂貴的擺設。搶眼的只是濃濃的書卷氣。楊絳對名利沒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愛交際應酬,她就想安安靜靜地寫作。平平淡淡地度日。她曾說,“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有人贊她是著名作家,她說:“沒有這份野心”;有人說她的作品暢銷,她說:“那只是太陽曬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暫間”。這種淡泊名利的生活態度,使她永遠保持著平和、寧靜的心態,知足常樂,自然對健康有利。
【關鍵詞】援非工作 中國國家形象 塑造策略
中國援非工作的歷史回顧及現狀
中國援非工作的歷史回顧。中國的援非工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非洲國家正在為完成民族獨立而奮斗。中國出于深切同情和需要相互支持的國內外環境,伸出了援助之手。20世紀60年代總理所提出的中國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發展關系的“五項原則”和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標志著中國對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從此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援非工作的重點是幫助非洲國家開展民族解放運動,幫助非洲培訓爭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戰士”以及適量的經濟援助。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流,經濟建設成為中國國家工作的中心,中國對非援助政策也做出了適當調整。到20世紀末,逐步完成了從強調到弱化意識形態、從單一到多元交流領域及從注重經濟援助到強調互利雙贏的三重轉變。
步入21世紀,中國援非工作出現了新的形式與成效:減免非洲國家債務成為新的重要的援非形式;通過開發生產性項目和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資合作項目,援非工作的效益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了提升;向非盟駐蘇丹維和部隊捐贈,為非洲相關國家提供維和的支持與援助,與當地居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中國援非工作的現狀。從以往中國援非工作所獲得的成就和經驗來看,現階段中國援非政策的基本內容是:堅持幫助受援國提高自主發展能力;堅持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堅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堅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堅持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援非工作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從中國援非工作的援助方式上看,主要有八種方式:成套項目、一般物資、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援外醫療隊、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債務減免。從中國援非工作的領域來看,援助項目主要分布在農業、工業、經濟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重點幫助受援國提高工農業生產能力,增強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改善基礎教育和醫療狀況。近年來,應對氣候變化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的一個新領域。
然而,伴隨著中國援非工作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中國”、“新殖民主義論”等一些對于中國的援非工作的指責也從未間斷過,這些聲音有來自西方國家的,也有來自受援助國國內的,這些言論對中國的國家形象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增加了中國塑造國家形象的成本。
援非工作在中國國家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一是在非洲政治精英中營造“友善中國、朋友中國”的良好氛圍。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很多非洲國家受到饑餓、戰亂的困擾,依靠其自身力量很難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這給非洲政治精英帶來很大壓力,外來的援助對他們而言顯得尤為重要。然而,西方政府和社會對非洲提供的援助或多或少都帶有附加條件,其中很大一部分蘊含著非洲政治精英難以達到的政治訴求。相比之下,中國援非工作歷來尊重非洲國家,支持他們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援建項目從來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這就緩解了非洲政治精英的壓力,以實際行動向他們展示了中方無私支援非洲大陸的堅定立場,在非洲政治精英層面營造了“友善中國、朋友中國”的良好氛圍。
二是加強中非民間交往,贏得非洲國家普通民眾的支持。近年來中國援非工作越來越注重提高受援國人民生活質量,努力擴大援助受益面,幫助受援國人民消除貧困。通過設立農業示范中心、農村學校、援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藥品等民生項目的援助,中國援非工作人員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和人格魅力讓非洲普通民眾直觀地感受中國親非洲的國家形象,提升了中國在非洲公民社會中的國家形象和政治威望,為加強中非民間友誼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在非洲民間層面,中國援非工作無疑加強了中國對非洲人民的吸引力與感召力,減少了以往因交往不足而產生的偏見、隔閡和誤解,是中國在非洲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總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前中國援非工作中國家形象塑造存在的問題
一是在對非援助工作中沒有很好地應對文化差異。相對于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強勢,中華文化在非洲處于弱勢,加之近些年來中國援非工作中經濟援助是主流,文化交流與溝通只占據了很小的比例,很多非洲民眾對中國政府所倡導的“和平發展”、“和諧世界”并不了解和接受,反而是受某些西方媒體所宣揚的“新殖民主義論”、“中國”等影響較大,文化方面的差異增加了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的阻力。援非工作人員在非洲人民中形成了“勤勞”、“不注意自身形象”、“擾亂市場”、“不團結”、“沒”、“什么都吃”等形象,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些的確是國人的特點或陋習,但是有些卻是非洲人對中國人的誤解。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于非洲普通民眾對中國文化的不了解。
二是援非工作的領域、主體有待調整。經濟是中國援非的主陣地,文化、社會、醫療、體育等方面的援助很少,不利于非洲國家和民眾從多個角度感受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獲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國政府、人民的無私援助和人文關懷。中國政府是中國對非援助的主體,承辦和包攬了幾乎全部對非援建工作,但是中國的民間力量并沒有充分參與進來。相對于政府力量,民間組織和行為更能夠“稀釋”對非官方援助的政治性,也更容易為非洲人民所接受。一國公民對他國的善意表達,有時候比為表達政治意愿而進行發展援助的政府有更強的感染力。在公民社會日益發展壯大的今天,民間組織和力量在中國對非援助工作中應該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三是西方某些媒體對中國援非工作進行詆毀、指責。近年來,中非雙方越走越近,雙方關系持續穩定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間合作與交流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西方國家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和現存的不平等的國際秩序。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在非洲利益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考慮,對中國在非洲的援助工作給予了特別關注。部分西方媒體肆意放大中國援非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的甚至詆毀中國在非洲開展的援助工作是“掠奪資源戰”、“新殖民主義”等等。這些言論干擾了中非友好關系的建設,讓部分非洲官員和民眾對中國在非洲大陸的援助工作產生了憂慮甚至抵觸情緒,損害了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和利益。
關于援非工作中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策略的思考
注重文化項目的建設,加強中非文化交流與溝通。面對詆毀與指責,中國更需要從文化傳播的視角來分析和回擊“中國”,塑造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家形象。赴非工作人員是加強中非文化交流與溝通的最好載體,是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使者和代表。對于參與援非工作的人員,在其赴非洲前應開展相關培訓,向其宣揚“和平發展”、“中非友好”的理念,同時增進其對非洲文化及當地風土人情的熟悉度;這些人員進入非洲后,結合“中非文化主題年”等大型文化活動,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娛交流活動,消除隔閡和偏見,增進其和非洲普通民眾間的文化的交流與借鑒。同時,對參與援非工作企業在非洲的相關活動,有關部門也要加強監督和指導。
加強對非“民生”項目援建,推進援建主體多元化。中國的援非工作應該以廣大非洲人民切身的福祉為起點,為提高非洲人民生活質量、消除疾病、貧困和痛苦服務,將工作重心向民生方面傾斜。具體而言,就是增加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等領域開展對非援助,搞好惠及非洲國家民生的項目,幫助其取得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使中方對非援助的輻射面更加廣泛,推動中非關系取得新進展。在對非援助的主體方面,中方應該在國內出臺相關的行政和財政機制、政策,支持赴非民間組織的發展壯大,讓民間組織響應政府號召成長為中國援非工作的重要力量,樹立開放友善的中國國家形象。在新時期開展全方位的對非援助工作,其重點就在于中國政府要動員廣大民眾和整個社會力量參與到對非外交中去,形成一種“大外交”格局,從而把中非友好交流與合作貫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我在里面安靜的入睡;
家鄉,猶如一個美麗芬芳的花園,
令我如醉如癡;
家鄉,仿佛一座知識厚實的寶庫,
豐富了我的閱歷,
使我知書達理。
順溪古屋包蘊的厚重,
提線木偶演繹的傳奇故事,
溫州南拳揮舞的剛勁有力,
敷設出平陽文化的豐富底蘊。
這里是蘇步青的故鄉,
數學古城;
這里是革命者的根據地,
紅星閃耀著燦燦光輝。
而今的平陽文化風生水起,
向世界遞出漂亮的文化名片。
身為平陽鰲江人,
我驕傲,
屬于我的機會來了
轉會毫無征兆。
六月底,一天下午,廣東宏遠隊的總經理劉宏疆來到王征的房間,開門見山:由于球隊內部的需要,經過商議,決定把王征交易到浙江廣廈隊。
王征先是有點意外,然后,是隱隱興奮。在此之前,他有耳聞,宏遠下賽季會上調5個年輕球員到一隊。轉會,意味著告別過去,也意味著新的開始。
廣東,是王征的起點。
2004年底,廣東青年隊、擅長發掘籃球苗子的王懷玉教練,將王征領進了宏遠青年隊的大門,從此,王征正式踏上了職業生涯的道路。之后,王征和蘇偉、董瀚麟一批人,在國內青年隊里一馬當先,先后在全國青年聯賽、全國俱樂部青年聯賽中奪冠,幾年的青年隊生涯讓王征始終有種一覽眾山小的感覺。2007年7月,王征在結束了中國U19國青隊的比賽任務之后,和隊友徐泳被臨時招進尤納斯率領的國家隊。王征在還未踏進CBA的大門之前,就備受關注。王懷玉教練更是給予他極高的評價,稱他有朝一日,必將超越巴特爾和唐正東。
2007-08賽季,是王征在CBA的第一個賽季,接觸之后才發現,差距如此遙遠。由于身體條件尚未達到球隊的需要,王征在打了四場比賽之后,就沒有再出現在廣東隊的12人大名單中。開始跟著二沙島一位專業體能師練習體能,每天訓練兩次,全部都是力量和身體素質的訓練,三個月過去之后,王征的力量進步很大,體重也從110公斤增加到120公斤了。“后來有網友把練之前的照片發給我看,我笑了半天,那小胳膊小腿兒的,能對抗就奇怪了。”王征笑著說。
接下來,王征開始了在廣東不溫不火的職業生涯。2011- 12賽季,他出場39場,只有6場首發,場均上場時間只有13.1分鐘,得到5分和2.8個籃板。而在青年隊,他可是個內線“大殺器”。
“廣東隊的進攻點主要在外線,我們幾個主要就是搶好籃板和做好協防,機會出來的時候,能打進就行。”王征說,“在得知將被交易的消息之后,我就在心里想,或許,屬于我的機會來了。”
原來廣東隊的隊友都發來短信,言語中全部都是滿滿的祝福。蘇偉的感覺更特別一些,他說:“我倆一起從廣東青年隊到一隊,最初還住在一個宿舍,這些年來,因為是同一個位置的,所以一直在競爭,但是私下里的感情更像是兄弟。我現在最擔心的,他這一走誰來給我做伴郎?”聽到這話,王征一笑,“如果有時間,一定回去給他當伴郎,除了我再沒人合適。”
7月1日,剛抵達杭州,在車上,王征發了條微博:“上有天堂……”他帶著幾件行李,從生活了七八年的廣東來到杭州,開啟新生活。“如果你問我,離開了廣東隊有什么感受,我想首先就是不舍,但是更多的,是對未來的希望。”
角色
由我來主宰比賽
在杭州東郊,美麗的黃鶴山麓,優雅的天鵝湖畔,坐落著一排浪漫典雅的法蘭西建筑,穿過長長的走廊,四壁全部都是溫馨的薰衣草墻紙,盡頭處,就是浙江廣廈隊員們的房間。
王征的房間就是其中的一個,很大很寬敞的單間,房間里涼爽舒適,窗外是郁郁蔥蔥的草坪。房間里擺滿了特大號的鞋子,加長加寬的床看起來很舒適。這里距離杭州市中心有20公里,異常安靜,像是個世外桃源,從7月1日來到這里,已經過去快兩個月了,王征從沒因為換了新環境失眠過。
“來到這里,身心都很放松,你也看到了,這里的環境這么好,而且,之前跟博哥(王博)他們就很熟,我來了之后,他們出去吃飯都帶上我,就為了讓我盡快適應環境。”王征說。
剛到隊,主教練王非就把王征叫到房間聊天,來到廣廈隊之后,王征的角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從一個球隊的絕對防守者變為一個主動進攻者。
剛開始不適應,總想往外跑,后來王非強調很多次要多打內線,才慢慢改過來。“比如我去給大鵬掩護,如果投不進可能責任是在大鵬。但是來到這里,也許是由我來主宰比賽,自己的這種感覺跟以前不同。”
來到廣廈隊之后,王征準備了一個本子,每天訓練結束之后,都會記錄當天的訓練內容,然后把教練講的戰術再畫幾遍,為了加深印象。
“王導教會我很多東西,以前沒接觸過的東西,戰術差不多有十幾套吧,還有專門為我布置的戰術,這讓我感到非常興奮,每一次隊里打對抗的時候,我都全力以赴,我在想,如果教練隊友們為了我布置和執行一套戰術,最后我投不進,誰都對不起。”王征說,這樣的感覺,只在青年隊的時候有過。
到了廣廈隊之后,訓練模式跟從前完全不同。廣廈隊這個夏天一直都在進行系統訓練。為了幫助王征提升體能,到隊之后的兩周時間里,廣廈隊的訓練完全以力量和體能訓練為主。每天上午兩個小時的器械訓練,下午兩個小時的跑、跳和戰術磨合,量很大,最初的幾天王征還有些不適應。“剛開始幾天還有點不適應,出現肌肉反應。慢慢習慣了就好了,來這里就是有份動力,促使我去努力,我就覺得,來到廣廈對我來說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除了體能,廣廈隊也在幫助王征適應新戰術。這個夏天,除了王征之外,廣廈隊還找了前佛山隊的何奔和廣東青年隊的張涵鈞,他們到隊時間早,對于王非的戰術也掌握了。為了讓王征盡快適應廣廈戰術,教練組要求隊里七個年輕球員每天提前半個小時到場地,幫助王征適應新的戰術。
性格
“軟”也是一種風格
很多球迷都這樣評價王征:在廣東隊的幾年里,不溫不火,性格內向,打球偏軟。甚至,他那輛獨特的漆成粉紅色的奧迪車,也被拿來當做他性格溫和的佐證。在CBA的這些年里,王征也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簽。但是,內心里,王征并不希望做這樣的人。
最初,王征的領路人,也同是河北老鄉王懷玉曾經預測,王征將來會超越唐正東,甚至巴特爾,這樣的預言,也讓人們對王征幾年的職業生涯充滿了期待。但是,在廣東隊效力的五年時間里,王征似乎沒有過于驚人的數據和表現。
王征是怎么想的呢?“我們同齡的球員,也沒有特別出類拔萃的球員,但王導對我的期望也是我的目標。如果我對自己沒有渴望,我就不會這么拼,依我的身體條件,去哪個隊里混混就可以了,但是,我想打好。而且,我還年輕。”
“有很多球迷說我打球太軟,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風格。現在也有人說唐正東打球‘面’,但還有人記得大唐剛出道時候的樣子嗎?有人說他‘面’嗎?現在大唐都是因為傷病的緣故。”
王征對于“軟”和“硬”的看法是辯證的。戰術上,就要求他有更多的身體對抗。“我覺得有些身體對抗是要刻意避免的,轉身的時候,不一定非要直接產生對抗,那樣很容易受傷。有時候,利用好腳步打一個巧勁兒,可能結果會更好。”
這是王征對中鋒的理解,剛出道時,王征很喜歡鄧肯,但是,從2008年之后,王征開始喜歡加索爾,“也有很多球迷說加索爾很面,叫他‘加嫂’,但我覺得這就是屬于他的風格,籃球的最終目的就是把球投進筐里。”
風格、流派的多樣性是當今中國畫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在20世紀經受了風風雨雨的中國畫,在保護傳統和拓展創新的爭論中獲得了鍛煉和向前推進的動力。社會“改革開放”的大潮,使人們用新的思維方式看待保護傳統與創新的關系。有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淵源的中國畫,面對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必然有自己的多種回應方式,概括說來是在維護傳統中尋找創新途徑和在運用引進外來營養、以西補中的方法。應該說這兩者不是相互對立和水火不相容的,它們都在面向現實、面向自然的大趨勢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形成中國畫的新格局。毋容置疑,當今中國畫壇仍有以強調以筆墨為中心的復歸傳統派,也有主張融合西法來豐富中國畫表現語言的另一派,在后一派中,還有引進西畫古典造型與借鑒現代語言的不同主張。這些不同觀念的爭論與不同藝術實踐的探索,大大擴展了人們的視野和增加了當代中國畫的容量。當然,評價一個時代藝術標準的不是它的包容度,而是它的藝術水平和質量,但是藝術的包容度也很重要,這是衡量社會民主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沒有我們社會的改革開放和民主化的進程,我們的中國畫藝術不可能如此觀念多元、風格多樣,形式如此絢麗多姿。
參展手卷作品的題材有現實和古代人物畫,有山水和花鳥;藝術手法有寫意、工筆和兼工兼寫。在參展的作者中,有的受過中西融合的教育,有的是從臨摹傳統走向中國畫創作的,兩種不同類型的作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力求在作品中運用筆墨語言的黑白、虛實、濃淡、輕重等對立因素的辯證統一所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中和”精神,這是中國畫特有的魅力,也是中國畫的民族特色。而這種民族特色在每位藝術家那里通過個性的發揮,使作品呈現出異彩紛呈的面貌。
對于中國畫的民族特色和個性風格一般沒有疑義,而涉及到中國畫是否具有時代性這一點,有人產生了疑問。最近有人撰文對石濤“筆墨當隨時代”的說法表示質疑,認為繪畫創作沒有時代性。
包括繪畫在內的一切文藝創作必然帶有它產生時代的特征,刻有時代的烙印,這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但以筆墨為主要表現語言的中國畫是否有其特殊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