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主體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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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一、現行市場主體登記制度的主要弊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別建立了企業法人登記、公司登記、個人獨資企業登記、合伙企業登記、個體工商戶登記、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登記、農民專業合作社登記等不同的市場主體登記制度，這些登記制度在促進市場主體的發展、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目前市場主體登記制度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
(一)市場主體類型界限不清
我國是現代企業制度與傳統企業制度并存，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等按企業責任形式和組織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法律、法規已經基本建立，但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聯營企業、私營企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等按所有制形式的傳統企業制度的法律、法規依然存在，因此造成了市場主體類型的界限不清。主要表現在：私營企業與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公司企業的界限不清；境內外商投資企業(尤其是投資公司)再投資設立的企業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的企業界限不清；中外合作的非法人企業與外資合伙企業界限不清；個體工商戶與個人獨資企業的界限不清。我國個體工商戶的存在，既模糊個人獨資企業與攤販的概念，又模糊了個人從事創收活動與商事主體的概念，還模糊了農牧漁業企業與農村承包經營戶的概念。
(二)登記對象難以界定
工商部門登記的對象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營利性組織，另一類是從事經營活動的個人。由于法律、法規未對經營活動的概念作出明確界定，因此在登記工作實踐中存在對“經營活動”的多種理解。對營利性組織而言，有的認為只要某組織通過從事某項活動獲取收入就是經營；有的認為投資者通過投資設立機構，從事某項活動，從中獲取了超過合理界限的回報才是經營。對營利性組織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對其是否需要登記的不同判斷，并且對營利性組織所屬的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機構是否需要登記，也存在不同理解。營利性組織的內設機構、下屬機構、分支機構、辦事機構等各自的概念和特征難以界定。對從事經營活動的個人而言，各種創收活動中，哪些屬于經營活動界限不清，對個人擺攤設點、開設門店、投資股票、基金、房產，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從事教學、咨詢、寫作、陪護、看護等各類創收活動，哪些應該登記，缺乏法律的界定。
(三)登記手續較為繁瑣
《行政許可法》實施后，我國的企業登記前置許可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增加的前置許可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1994年7月1日實施《公司法》后，工商部門已不再將國務院各部門制定的規章設定的前置許可作為工商登記的依據，而2004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實施，國務院保留了一批國務院各部門設定的前置許可，雖然國務院在這期間也清理取消了一部分審批事項，但增加的比取消的要多。二是《行政許可法》實施后，國家頒布的一些法律、法規又設定了一批前置許可。由于前置許可的不斷增加，使設立市場主體的手續依然繁瑣，加上有的申請人對市場主體的類型分不清楚，對經營范圍的規范用語不熟悉，使申請人不能便捷地填報申請材料。我國市場主體登記的審查制度還不是完全的形式審查，登記人員對申請材料的審查過多、過嚴，責任過大。目前通過電子數據交換提交申請，還需要以申請材料原件為審查依據，從而增加了登記的難度。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企業經營商業環境報告》，加拿大成立一家公司需要5天時間，1個程序，美國需要6天時間，6個程序，而在我國需要38天時間，14個程序。
二、新型市場主體登記制度的主要內容
在目前國家前置許可制度和企業登記審查制度沒有徹底改變之前，可以探索建立強制登記、自愿登記、申報備案、不予登記四位一體的登記制度。按照現行法律、法規規定，對經依法批準方可從事的經營行為實施強制登記；對網店等根據自身的經營條件選擇是否登記的行為，實行自愿登記；對社區服務機構所屬的門店、商品交易市場內的固定攤販、書報亭等，可以實行申報備案；對個人從事的投資或有償服務活動等不登記。
對營利性的組織的認定應注意把握三個方面：一是該組織是否以營利為目的；二是投資者是否獲取投資回報(民辦教育機構投資者可獲取合理回報但屬非營利性組織)；三是該組織是否實行營利性組織的稅收、價格制度。對個人從事經營活動的登記，主要應分清三種情況：一是起名稱字號并有固定經營門店的個體經營者，經工商登記方可從事經營；二是個體攤販包括在商品交易市場內有固定攤位的商販、在指定的區域或規定的時間設攤的商販、走街串巷流動的商販，可分別采取向工商部門申報備案或由城管部門監管的方式管理。三是以個人名義從事投資、講學、寫作、家教、陪(看)護等創收活動的，可不辦理工商登記。停止使用個體工商戶的概念，將第一種情況納入個人獨資企業管理，第二種情況按照攤販管理，第三種情況按照個人從事投資活動或有償服務活動管理。
當前要著重研究不予登記的范圍，即三種情況不應納入工商登記范圍。一是不符合“四性”特征的主體不需要登記。工商登記的對象應該具備營利性、對外性、法定性、組織性的“四性”特征，如民辦教育機構是非營利性的，不屬于工商登記范圍；企業的車間、食堂均不對外經營，不需要辦理工商登記；律師事務所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未納入工商登記的范圍，不具有辦理工商登記的法定性；個人不是通過投資設立機構而從事的投資活動或有償服務活動，均不具有組織性，因此可不納入工商登記的范圍。二是農(漁)民自產自銷不需要登記。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承包合同規定從事商品經營的，為農村承包經營戶。農(漁)民個人或家庭從事種植業、養殖業、銷售自產的農副產品，是法律賦予的基本權利，不需要辦理工商登記。如果農(漁)民通過設立企業或合作社從事種植業、養殖業、銷售自產的農副產品，其設立的組織需要辦理工商登記。三是單位和個人從事的投資活動或有償服務活動，不需要登記。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有償服務活動，應該按照財政、稅務、物價部門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個人從事投資或有償服務活動，不設立專門的機構，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可以不辦理工商登記。
三、建立新型市場主體登記制度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當前國家有關市場主體的法律法規已基本建立。
市場主體的基本制度決定了登記制度，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建立在現行的法律基礎上的，因此，在國家原有的法律、法規沒有修訂或廢止、新的《商事登記法》沒有出臺前，要根本改變現行的市場主體登記制度，是難以做到的。我們必須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逐步推進市場主體登記制度的改革，應先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調整登記理念
確立登記的外觀主義理念，將登記的作用定位在對外公示和數據利用上。要看到登記是支持市場主體發展、保障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重要措施。不登記也是支持市場主體的發展，鼓勵全民創業，尤其是對大學生和弱勢群體創業的初期，通過備案或不登記，來鼓勵他們創業，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二)調整相關法規
在《商事登記法》未出臺前，應著手對現行有關市場主體登記的法律、法規進行調整。首先，應修訂《民法通則》將個體工商戶的概念改為個體攤販的概念，制定個體攤販管理的法規，同時廢止《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其次，要廢止《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將個體工商戶中起名稱、有固定經營門店的，以及《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調整的對象，分別按照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公司登記。第三，調整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律，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三法合一”，制訂《外商投資企業促進法》，將規范三資企業組織和行為的內容與《公司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并軌。
(三)調整管理體制
建立新型的市場主體登記制度，一是要處理好工商機關與其他行政管理機關的關系，簡化登記手續，放寬登記事項，與其他行政管理機關的管理相銜接。二是要處理好工商機關與司法機關、監察和法制機關的關系，使各監督部門對工商登記審查責任形成共識，使工商登記由形式審查為主、實質性審查為輔，逐步過渡到完全的形式審查，對采取欺騙手段騙取登記的行為，由申請人承擔責任。要分清登記中行政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的區別，明確解決登記糾紛的渠道和途徑。三是要處理好工商機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探索工商機關與社會組織在對市場主體的管理中，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要注意發揮社會組織在調解登記糾紛、參與登記審查、加強市場主體監督方面的積極作用。
第2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關鍵詞：新型建材 常見問題
前言：建筑工程的質量保證具有延續時間長，技術復雜等特點，為防止和減少施工事故的發生，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建筑施工質量問題應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工程施工質量保證是建筑施工質量的核心內容，決定了工程建設的成敗。是提高建筑企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核心問題，直接關系到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隨著國家有關工程建設的法律法規及建筑施工管理規范的不斷完善，相應的管理人員的素質要求在不斷的提高。本文結合作者的實際參與現場施工管理工作體會，對建筑施工管理中常見的質量問題和應對措施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提出具體的管理措施。
硬泡聚氨酯復合保溫板
硬泡聚氨酯復合保溫板是一種新型的高科技產品，是由無機防火卷材與聚氨酯發泡體在一定條件下與其它添加劑按比例混合經專用全自動生產線一次性加工成型的高效保溫材料，適用于建筑玻璃幕墻保溫系統、干掛石材保溫系統和外墻薄抹灰系統做法，尤其適用于城鄉既有建筑節能改造工程。其特點是：超低導熱系數，屬高效保溫材料；兩面復合無機防火卷材，強度高，粘結力強，且增加防火等級；與原始的現場噴涂發泡體相比，有較好的尺寸穩定性；選用厚度與模塑聚苯板相比可減少近一半，與擠塑聚苯板相比可減少近1/3；施工簡單、運輸成本低。
2、建筑施工中常見問題及其成因
2.1施工人員操作問題
在建筑工程是施工中，經常會出現由于個別操作人員不規范的操作而引起建筑質量問題的情況。建筑工程的安全生產的關鍵在于施工現場的安全施工，如果在施工現場，所有人員對安全制度和責任不聞不問，不能認真貫徹安全制度，落實安全責任制，對違反安全操作規程的行為不能按責任制加以處罰，這些都是會造成施工現場出現的安全問題的重大隱患。因此，完善參與施工人員的安全意識是提高建筑施工現場安全工作的關鍵，更是保證建筑工程質量的必要手段。施工現場的安全工作不僅關系到整個工程的進程，更是關系到了建筑施工工人甚至用戶生命的頭等大事。還有相當一部分的施工單位的責任落實不到位，不考慮建筑工程施工的不可重復性，不考慮施工現場的特殊情況和施工相關的人員變動，在不同的建筑施工現場沿用統一施工安全責任規范，或者對安全責任規范不做任何修改，沿用幾年前的安全責任規范。這不僅對上級部門對施工現場的業務指導造成困難，甚至可能出現脫離安全單位指導的情況。
2.2 建筑材料
由于建筑工程施工的工序復雜，內容多樣，而投入物料種類范圍廣，數量大，所以對物料因素實現有效控制的難度很大。因此，在施工質量控制的實際工作中，監理人員對工業化設備及批量產品的質量離散性估計不足，由于建筑工程施工內容的特點，所使用的材料具有地方性的特點，質量控制難度大，而且根據建筑施工的周期長，進度變動較多的情況，物料進場的隨意性強，難以實現對于物料進行全面實時有效的控制。而且，由于現場施工所需的物料設備產品的覆蓋面廣，數量龐大，采取全面的質量檢查十分困難的，而采取抽檢方法又會導致出現質量問題的遺漏的情況的發生。這也給相關的質量管理人員對進場物料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2.3 工序先后
由于建筑工程施工工作量大、內容順序性強的特點，導致工程內容一旦出現偏差，或者操作工序出現錯誤，而且沒有及時發現，糾正的難度以及造成的經濟損失和資源損失都是相當巨大的，不但會造成大面積返工，而且不久的措施難度及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糾正和補救相關措施的決策也較為困難。因此，在實際的建筑工程施工中，必須將解決施工工序導致的質量問題的關鍵放在事前控制上。
3、新型建筑材料的應用及特點
高壓聚乙烯（PEF)是采用先進的發泡技術生產線，采用最先進的科學配方，以高壓聚乙烯，阻燃劑、發泡劑、交聯劑等多種原料共混，經過密煉、開煉把聚烯烴通過化學架橋的高倍率發泡，而成為網狀高分子結構的均衡汽泡產品，這種新型建材的特點是 ：（1）防止結露：其材料為閉孔結構，它是靠閉孔內的氣體絕熱而非聚乙烯材料實現絕熱。其具有優異的抗水汽滲透能力。所形成內置的隔汽屏障，即是保溫層又是隔汽層，不需另設隔汽層，能有效地避免結露現象發生。（2）防火性能好：高壓聚乙烯PEF管不僅生產普通型而且也生產阻燃型、難燃型兩種能滿足不同消防要求的高檔絕熱材料。而且在現有的泡沫類保溫材料和國內同類產品中煙毒性為最小。（3）耐候性：于膠粘度高、穩定性好、紫外線人工照射300小時，表層毫無變化，使用壽命長。（4）耐腐蝕性：可耐多種化學藥品，浸泡后基本不變形，不龜裂，因而可廣泛用于化工管道、貯罐的保溫。（5）耐低溫性：在-100℃至-196℃條件下材料不起變化，非常適合冷凍、空調行業作為保溫材料使用。（6）無毒性：不具有任何有毒物質。在高溫分解時，也不會產生有害氣體。（7）緩沖性：其抗撞擊性、緩沖性為其它保溫材料最佳。此外，高壓聚乙烯PEF管還具有美觀、多種顏色供選擇；易加工，易與其它材料復合；柔軟光潔，手感好；質輕如棉等其他優點。PEF隔熱保溫材料可用于：冷庫、冷藏車船和各種制冷設備的隔熱保溫；建筑物的壁、頂、內部保溫的隔熱系統；各種栽培室等暖房的防凍保溫；低溫移動管道和容器的防凍保溫；溫水游泳池等的保溫隔層；土木建筑、鐵路支持緩沖用途；高速公路、海堤、江堤的伸縮接縫材料；大小船舶的緩沖防擦材料；精密機器、儀器的防震緩沖包裝材料；隔音內襯材料；廣告宣傳及展覽櫥窗用材料等。
第3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關鍵詞:新股發行;新股發行抑價;發行制度;新股發行制度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2.4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9)11-0054-04
一、我國IPO抑價的現狀分析
IPO抑價是指新股發行價明顯低于新股上市首日收盤價的一種現象。Ibbotson[1](1975)研究發現,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在第一個月內的平均超常收益率達到11.4%,被學術界稱作“新股之謎”。股票發行市場是整個股票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著發行效率和效果等諸多方面。而我國IPO抑價長期居高不下,這與我國本身特殊的制度背景、政府對新股發行的干涉、機構投資者不夠成熟等方面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肖曙光和蔣順才[2](2006)從制度的角度,運用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了我國高IPO抑價的原因所在,并得出結論:IPO抑價率受相關制度的影響較大,與制度因素密切相關。無論是審批制還是核準制,均較國外帶有更濃的行政和不規范色彩,導致我國股市制度運行成本高、運行效率低、交易費用高,因而IPO抑價率要遠高于國外。
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使我國股票市場受到較大波動,新股發行市場處于停滯狀態,直接融資功能嚴重萎縮。此時,市場參與各方的目光都集中到IPO制度改革及其重啟上來。隨著2009年5月22日《新股發行指導(征求意見稿)》的出臺,桂林三金隨后成為本次IPO重啟的首家公司,這標志著我國新股發行全面啟動,股票發行市場開始蘇醒。此次改革主要有以下4個方面的措施:完善詢價和申購的報價約束機制;優化網上發行機制;對網上單個申購賬戶設定上限;加強新股認購風險提示。新股發行市場的制度改革方向也開始傾向于保護中小投資者,詢價報價制度也處于改良狀態,避免機構投資者通過詢價投機,借助雄厚資金,占據大量的新股申購份額,從而獲得大量的新股發行,形成無風險收益的現象。機構投資者的這種行為是導致我國IPO抑價水平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股票市場歷經數次改革,由最初的審批制,到現在的核準制下的保薦制,IPO抑價程度呈現逐步平穩的態勢。秉承堅持市場化方向,促進新股定價進一步市場化,注重培育市場約束機制,推動發行人、投資人、承承商等市場主體歸位盡責,重視中小投資人的參與意愿的原則,力圖使股票市場發揮更好的融通資金與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
二、股票發行市場參與主體分析
(一)政府機構方面
我國證券市場始建于上世紀90年代,那時我國經濟體制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建立股票市場的目的是為保護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和國有成份不流失,維護國家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的地位。為了保護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絕對控股地位,政府限制了國有股流通,于是,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分割為流通股票和非流通股票,出現了股權分置的問題。股權分置對中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不利影響日益突出。2004年2月《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的簽發,標志著股權分置問題的改革正式提上議程。截止2006年5月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我國IPO抑價程度確實有所降低。劉煜輝和熊鵬[3](2005)研究發現,股權分置與我國政府對新股發行的特殊的制度安排是造成我國IPO抑價過高的原因所在。趙威和王春峰[4](2006)研究發現,股權分置與政府對股市的管制造成了股票市場供需失衡,這成為我國新股發行制度高抑價的本質原因所在。
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價格由市場中供給與需求共同決定,新股發行價格也不例外,由供求雙方決定。而我國新股發行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實行的是嚴格的審批制度,用行政方式決定新股發行,監管當局通過股票的發行規模與發行企業的數量控制新股發行,證券部門先下達本次發行股票數量的總規模,再由各地方部門篩選可上市的公司,最后交由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審批。這層層嚴格的審批篩選使上市的新股成為稀缺資源,稀缺性的產生使新股定價也不符合供求自發決定價格的關系,投資者會選擇爭先恐后的申購新股,目的是獲得二級市場上可觀的超額收益。同時,政府單方面管制也給一級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尋租空間,因此產生更高的IPO抑價。李險峰[5](1997)研究發現,我國對新股發行實行審批制是導致高IPO抑價率出現的根本原因。隨著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的出臺,審批制退出了新股發行舞臺。2001年3月起實施了核準制下的通道制,IPO抑價程度有所降低,它改變了過去各地方部門預選上市公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主承銷商承擔起股票發行的風險,但這沒有改變政府的核心主導地位。肖曙光和蔣順才(2006)的研究表明,我國A股IPO抑價率與制度的變遷呈負相關,這說明我國新股發行制度的變化對IPO抑價的確有所影響,且隨著新股發行制度的變遷,IPO抑價程度也呈下降趨勢。
政府一方面是國有企業的控股人,若能獲得較高的發行收入,就可為國有企業帶來可觀的利潤收入,這可以補貼本企業職工和企業管理層的生活及企業成長壯大所需注入的資金。另一方面,政府作為證券監管當局的管理者,應盡力緩解IPO抑價過高的現狀,使我國新股發行市場高效發展。新股發行制度的改革還在繼續,從去年的IPO停滯,到2009年6月的IPO重啟,從新股改革措施中可以看出,我國新股發行市場將持續向市場化方向邁進,交由市場去自發調節股票價格,未來將向注冊制發展。
(二)投資者方面
股票市場的投資者可以分為兩類,即機構投資者和散戶投資者。機構投資者是指具有一定規模和專業水平的證券投資機構,通常是那些具有專業能力和雄厚資金的知情投資者。他們能在一級市場獲取足夠的新股發行份額,從而獲取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之間的超額收益。散戶投資者是指股票市場上那些投入資金量較小,不具備專業技能和專業知識的中小投資者們。這些投資者往往是指獲得信息不充分的未知情投資者。Rock[6](1986)利用信息不對稱理論分析了投資者之間的信息差異是導致IPO抑價的原因。知情投資者與未知情投資者掌握著不同質量和數量的關于發行公司的信息,前者較后者擁有發行公司眾多發展前景和目前經營狀況的信息。綜合來看,知情投資者由于擁有多于未知情投資者的各種關于公司未來發展前景的信息,更能準確預測發行公司的發展前景,其會主動退出劣質股票的申購。而處于信息劣勢的未知情投資者會面臨“贏者詛咒”的風險,投入高價錢購入實際價值并非很高的股票,這會挫傷他們的投資熱情,使其傾向于退出新股發行市場。股票市場需要這些未知情投資者的參加,為了促進這些投資者踴躍加入新股發行申購,發行公司與承銷商在定價時會考慮低定價發行,使一、二級市場之間形成價格差異,以此來彌補未知情投資者信息缺失的成本。
我國機構投資者較西方國家還不夠成熟,市場專業化與行業集中度也不夠高。對于一切預期潛力較大的新股,有些機構投資者會通過各種途徑競相購買,這種供不應求的態勢導致了二級市場上股票價格飛升,IPO抑價程度很高。在我國,機構投資者在初次詢價中不需要真正購買新股,只需要報出自己心里的底線報價,一些機構投資者之間往往存在隱形的共謀與合作的關系,這些投資者難免會有故意抬高或壓低報價的動機,“幫助”自己合作的投資者而排擠其他投資者,但在真正申購時卻不予繳款認購。《新股發行指導(征求意見稿)》要求完善詢價和申購的報價約束機制,形成進一步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詢價對象應真實報價,詢價報價與申購報價應具有邏輯一致性,主承銷商應采取措施杜絕高報不買和低報高買。
《新股發行指導(征求意見稿)》還對網上申購與網下申購進行了改革。對每一只股票發行,任一股票配售對象只能選擇網下或網上一種方式進行新股申購,所有參與該只股票網下報價、申購、配售的股票配售對象均不再參與網上申購。這項改革有助于避免大型機構投資者利用資金優勢無節制的申購新股。《征求意見稿》還將新股申購的份額按資金量進行申購的方式調整為每個單一網上申購賬戶合理設置申購上限的方式。申購的上限原則上不超過本次網上發行股數的千分之一,設置申購上限后,中小投資者也可以根據新股發行的實際情況和自身的資金實力申購新股。可以看出,新股改革措施重在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相信未來我國的IPO抑價程度將會得到有效控制,新股發行市場將會更加高效的融資。
(三)發行公司方面
發行公司發行新股的惟一目的是最大限度的籌集資金。通過上市不僅可以使本公司的資金流通起來,為發展公司規模和經營范圍籌集資金,還可以營造良好的社會聲譽,提高企業知名度,增強社會各界對本企業產品或服務的信賴。Allen和Faulhaber[7](1989)利用信號顯示理論分析了優質公司低定價發行新股以區別于劣質公司的現象。他們指出,低價發行是優質企業將自身與劣質企業區別開來而自愿支付的信號成本。在我國,由于證券市場的政策因素使股票市場總是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投資者對具有發展潛力的公司的股票發行價格總是預期走高,這其實也是優質發行公司為了自身能區別于劣質發行公司而給予投資者的引導信號,是為了告知投資者我們可以在發行新股時多付出成本而低價發行新股,我們有足夠的資金實力贏得經營效益。劣質公司也存在低定價發行的動機,前提條件是這種做法能使其獲得的收益大于成本,反之,劣質公司不會效仿優質公司低價發行新股。投資者在掌握發行公司的這種信息后,就會踴躍申購這些傳達了優勢信號公司的股票。另外,在SEO(增資配股)時,優質公司此時就彌補了新股發行定價過低而造成的損失。劣質公司SEO的可能性極小,如果效仿優質企業低價發行新股將付出較大成本,因此不具備同優質公司競爭的實力。
為了能夠順利通過考核成功上市,我國的很多發行公司都進行了資產重組或是剝離,粉飾公司業績,承銷商對其進行包裝,即上市公司在新股發行時就存在定價高于公司實際價值的隱患。為保證新股順利發行,降低發行風險,發行公司往往不再提高新股發行價格,于是,IPO高抑價現象在這一環節埋下了隱患。
在我國的一些公司中,“一股獨大”的現象比較特殊。在發行新股時,不僅是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其實也是發行公司自身擴大股東范圍的舉動。股東手中擁有股票的數量代表著這個股東在公司中的權力大小。作為大股東,自然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低定價發行新股有助于廣泛吸收股票市場中的投資者,增加申購倍率,避免新股被少數大的機構或組織申購。通過這種方式維護自身的權利和地位,這是發行公司自身內部管理對IPO抑價所帶來的影響。
(四)投資銀行方面
投資銀行是證券市場上的中介機構,發行公司通過投資銀行發行股票,投資者通過投資銀行購買股票,可見,投資銀行是聯系發行公司與投資者的橋梁。Baron[8](1982)從發行公司與投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角度分析了IPO抑價產生的原因。他的研究表明,投資銀行作為聯系股票市場中投資者與發行公司的中介機構,對市場中投資者的潛在投資需求和投資喜好更為了解,而這些都是發行公司所欠缺的信息,這時投資銀行已經較發行公司處于信息優勢地位了。投資銀行作為人的身份出現在證券市場中,委托公司監督投資銀行的成本過大或者無法直接觀察到投資銀行的努力程度,這時就可能產生投資銀行道德風險的問題。投資銀行為了順利發行新股,建立起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通常會選擇低定價發行新股,廣大投資者會因市場傳遞的信息,根據自身具備的專業知識和對投資風險的認識,認為即將上市的公司是否具有發展潛力,而決定是否申購新股,這會導致在新股發行的承銷環節出現IPO抑價的現象。
《新股發行指導(征求意見稿)》中規定,發行人與主承銷商應公布新股投資風險特別公告,充分地向廣大投資者公示一級市場存在的風險因素,提醒投資者關注投資該家公司的可行性。這種措施的出臺將對有效降低投資者與發行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起到一定幫助。投資者能進一步了解發行公司的狀況和投資風險,投資銀行利用原本中介人的地位所具有的信息優勢的可能性就在降低。這一制度的改革,將在合理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基礎上,對控制IPO抑價起到積極作用。
三、我國新股發行市場的未來展望
截至目前,我國已擁有上市公司上千家,歷經近20年發展,許多大盤股已成功進入我國股票市場,股票市場在優化資本結構,合理配置資金,正確引導資金流向等方面發揮著日益突出的積極作用。
第一,我國新股發行市場將朝著市場化方向繼續邁進。一直以來,我國都是由證監會審批新股,加之審批過程中嚴格的合規性和實質性審查,使新股發行對國家行政管制畏手畏腳,無形中使新股成為眾多投資者眼中的稀缺資源,新股價格也非市場自身供求關系調節的股市價格,這造成股票市場價格定制的扭曲。我國股市這些特殊的遺留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改革,以便抹去新股發行定價中一直存在的“政策市”的定價策略。新股發行應轉為市場自發調節,以便從本質上解決新股發行高抑價的問題。
第二,合理改善詢價機制,詢價制由初步詢價與累計投標詢價制“兩步走”跨向“一步走”。報價機構不僅在初步詢價只是報出自己心里底線的股票價格,還應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詢價制應過渡為一種類似于拍賣的行為,將初次詢價與累計投標詢價有機的合為一體。初次報價時,不僅要報出投資者自己的心里報價,也應付出相應的申購資金,或確定申購該報價下的新股。合理避免機構投資者之間互相“幫忙”,避免由此擠占中小投資者的申購份額。
第三,機構投資者的專業化和市場集中度有待于提高。網下與網上申購參與對象分開,任何一個股票的發行與配售只能選擇一種方式進行,并且對網上申購的單個賬戶設定申購上限,一旦超出限額,申購將無法進行。這一措施的提出,主要是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避免機構投資者因占有雄厚的資金與專業的知識水平無限制申購新股。
第四,發行公司與證券承銷商向廣大投資者出示風險提示公告。這樣,投資者在申購新股之前,就能了解到發行公司的風險狀況。投資者需要根據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對風險的喜好水平判斷是否申購新股等問題。在向市場化逐漸邁進的過程中,過去一、二級市場之間巨大的無風險超額收益不會繼續存在,交由市場自發調節的供需價格來決定新股發行價格,新股發行價甚至有可能跌破發行定價的風險也是存在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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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關鍵詞]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經濟績效；盯住匯率制度
[中圖分類號]F8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8)01－0040－03
一、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回顧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真正發展，開始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過程之中。由于世界經濟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黃金的開采速度，傳統的金本位制度在1914年前后逐漸破產，其后受到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經濟危機造成的大蕭條的影響，各國一度向金本位制度復歸的短暫努力最終宣告失敗，取而代之的則是國際貨幣體系長達數十年的無序狀態，各國竟相采取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手段以謀取利益，造成國際間貨幣危機頻發，各國間糾紛不斷。而這個時期匯率的頻繁波動也為投機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市場上投機之風日漸猖獗，而投機的盛行又進一步加速了匯率的波動，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對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二戰后，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44個國家的300多名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城簽署協議，共同建立起以美元盯住黃金為核心的國際貨幣新體系。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行過程之中誕生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早期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優勢與缺陷的比較上。固定匯率支持者指出，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變動頻繁，嚴重影響了國際間貿易與投資的發展，而固定匯率制度則節省了貨幣兌換的交易費用，避免了匯率波動對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利影響，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事實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確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固定匯率制度在這場論戰中的階段性勝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初，人們相信，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建立的有管理的盯住匯率制度將會帶來固定匯率的眾多優點，同時，在危機時允許一國脫離平價水平應對危機的約定也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必要的應急手段。然而，隨著各國國際收支失衡問題的出現以及一系列貨幣危機的爆發，浮動匯率制度的呼聲漸漸增強。浮動匯率的支持者更加強調浮動匯率制度所能帶來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他們認為浮動匯率制度能夠更為有效地應對實際沖擊對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
Mundell(1963)和Fleming(1962)在總結不同學者關于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制度優劣爭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成為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理論依據。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的理論，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根據一國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所遇到的沖擊類型的不同加以區別。當一國面對的重要貿易條件或進出口需求的變動所帶來的實際沖擊時，浮動匯率制度則要優于固定匯率制度。隨后，這一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受到了創立者的質疑。蒙代爾指出，由于面對實際沖擊的原因而選擇浮動匯率制度的說法與實際情況存在很大差別。具體來講，對于一些幅員比較遼闊的國家(美國)來說，其國內不同地區所面對的實際沖擊的類型也可能不同，根據上述選擇理論，則這些地區之間的貨幣匯率應該是浮動的，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這些地區共同使用一種貨幣。在此基礎上，蒙代爾進一步提出著名的“最優通貨區理論”，指出對于一些生產要素高度流動的國家來講，存在一種使用共同單一貨幣的最優選擇。蒙代爾對匯率選擇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則是其“三元悖論”，即一國只能在獨立的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穩定的匯率政策三者之間選擇其二，不可兼得。“三元悖論”能夠很好地對國際貨幣制度演進進行理論解釋，同時也為未來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墨西哥(1994～1995)、東亞(1997)、俄羅斯(1998)、厄瓜多爾(1999)、土耳其(2000～2001)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繼發生了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在對這些國家危機的研究之中，匯率制度的選擇理論再次成為學者們爭論的焦點，由此產生了針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根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財政貨幣金融體系不健全、貨幣替代現象較為明顯、政府政策公信力水平較低的特點，Eichengreen與Cairo先后提出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原罪說”與“害怕浮動論”。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指出，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和不完全性，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由于本國的貨幣不能用于國際借貸，因此，在本國企業出現財務困難時無法在國際資金市場上借取以本幣計值的貸款；另一種是在國內本國的金融部門不愿意發放長期貸款。這導致了企業在融資時陷入了兩難困境：如果從國外借貸，會存在貨幣錯配問題；如果從國內借貸，則會存在用短期貸款來做長期用途的期限錯配問題，Eichengreen和Hausmann將這種現象稱為“原罪”(Original Sin)。在存在原罪的情況下，無論是匯率變動還是利率變動都會使企業的成本上升，企業經營出現困難，并對經濟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往往采取固定匯率制度，保持匯率的穩定。同時，原罪論還指出，無論采取浮動匯率制度還是固定匯率制度，都會有問題。因為多數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不管在何種匯率制度下，“原罪”狀況及造成的種種不利后果都會存在。為此，原罪論者建議，有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應實行完全的美元化。Reinhart(2000)指出，雖然從IMF官方統計數字來看，各國的匯率制度選擇似乎正趨向兩極化，然而這僅僅是這些國家官方所宣布的承諾。真正的匯率制度選擇趨勢還要從各國的具體實踐中進行分析。在對39個國家1970年1月到1999年4月的匯率、利率、外匯儲備額度等月度數據進行分析后，Reinhart得出結論，對于那些對外宣稱允許匯率自由浮動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言，其在實踐中并未履行其承諾。對于這種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人為進行干預匯率的現象，Calvo與Reinhart將其命名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害怕浮動現象。害怕浮動的原因主要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不愿意本國貨幣升值，因為貨幣升值會損害其國際競爭力，會損害這些國家所做出的貿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同時也不愿意本國貨幣貶值，因為貨幣貶值不僅會傷害進口而且會增加持有外幣貸款企業的債務負擔。害怕浮動論者也建議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采用美元化。
Obstfeld和Rogoff(1995)所提出的“中間制度消失論”，可能是關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匯率制度選擇
理論中最受關注也最受爭議的理論。在名為“固定匯率制度的幻景”(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s)的文章中，Obstfeld與Rogoff指出，雖然盯住匯率制度在當前形勢下從技術上仍然可以維持，但考慮到政府經濟目標的多重性，維持盯住匯率制度的成本相當高昂，因此，未來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方向，將是中間制度消失論。到目前為止，這一理論發展得還不夠完善，甚至可以說是還沒有令人完全信服的理論根據，因此，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
三、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
理論界就匯率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已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Borodo和Jonung(1996)研究發現，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浮動匯率制度以及1973年之后的混合匯率制度時期相比，古典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通貨膨脹率有一個明顯的收斂趨勢。Ghosh等人(1997，1998，2000)的研究表明，實行盯住匯率制的國家，通貨膨脹率較低，其波動幅度也較小；而且實行貨幣局制度的國家，其通貨膨脹表現要優于實行“軟”盯住匯率制的國家。但真實經濟變量與匯率制度之間并不存在系統相關性。Nugent(1973)的研究表明，金本位制度下的真實人均經濟增長率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低，而且經濟增長率的波動也很大。而Bordo和Jonung(1996)的研究發現，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是所有匯率制度下最高的。
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通過對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1974～1999)154個國家的匯率制度和宏觀經濟變量的詳細研究，他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長期盯住匯率制的國家比浮動匯率制的國家有更低的通貨膨脹率。但實行盯住匯率制的國家卻有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和較高的產出波動性，其經濟增長率比實行浮動匯率制國家平均要低1％。可見，匯率的選擇應隨國別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正如Jeffery Frankel(1999)所言，沒有一種單一匯率制度適合所有的國家，也沒有一種單一匯率制度能在任何時期滿足一個國家發展的需要。
四、資本流入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匯率制度的挑戰
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一般指發展中國家中那些與國際金融市場有密切聯系的國家。簡言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是指國際資本流動較為開放的發展中國家。可以看出，因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危機而激發的對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爭論的再次興起，同國際資本流動的日益發展密切相關。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大量引進技術階段，技術的“后發優勢”使這些國家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于非貿易部門大幅度提高，且明顯超過了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根據Balassa-Samuelson效應，當一國相對勞動生產率提高幅度高于另一國時，該國的實際匯率將上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必然帶來本幣實際匯率的上升。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采取盯住匯率制度，因此在實際匯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投資者必然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產生升值的預期。在升值預期的推動下，國外私人資本持續流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增加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升值的壓力。為維持盯住匯率制度，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央銀行不斷干預匯市，使基礎貨幣不斷增加，貨幣供應量日趨擴大，最終導致了通貨膨脹的發生。如果通過提高利率來控制通貨膨脹，則又會增加投機資金無風險套利的機會，吸引更多的私人資本流入，使央行維持盯住匯率的難度更大。
當資本流入持續增加時，央行保持物價穩定的目標與維持匯率穩定的目標之間的矛盾可能會激化。隨著經濟過熱信號的出現，以及投資者越來越意識到這兩個目標之間的沖突，外匯市場的情緒可能會發生逆轉，引發突發性的資本外逃。一般來說，在大規模資本流入的情況下公開市場操作的“對沖”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采用了其他一些補充措施：提高商業銀行存款的準備金額；要求公共部門存款從商業銀行轉存中央銀行，以減少銀行儲備；采取審慎監管措施，如對銀行外匯頭寸敞口施加限制；鼓勵資本流出。當然這些政策的持久性也是有限的，和公開市場操作一樣，他們也會產生財務損失。上述這些工具和政策只能暫時緩解貨幣的升值壓力和通脹壓力，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允許匯率逐步升值以化解貨幣升值壓力，是保持經濟長期穩定的一個比較安全的辦法。而且通過調整匯率制度來回應資本流動，政策制定者就可以讓市場參與者更清楚地認識到，他們面臨的是雙向趨勢一匯率升值后可能就是貶值，這樣會增加市場主體的匯率風險意識，阻止一些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動，從而減少大幅調整的需要。
第5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央行日前透露，正在研究進一步完善中國支付清算體系、建設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等相關議題，將在支付系統中增加跨境支付清算功能。央行方面還表示，在與商業銀行等市場主體進行深入的技術論證后，將在近日組織有關方面在現代化支付系統的基礎上研究開發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隨著中國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快速發展，市場主體對于獲得更加便利的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強烈。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央行將為境外接受和使用人民幣的市場主體提供相應的清算便利。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央行對跨境支付關注的背后，是第三方支付企業對整個跨境支付市場的覬覦。快錢支付就在早些時候宣布采用在線反欺詐管理解決方案，以期提升跨境支付業務的安全性。支付寶、銀聯等業者也都已在這一市場布局多時。一方面是國內支付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另一方面是中國對外貿易規模日新月異，跨境支付已成為第三方支付企業下一片藍海。但還處于發展初期的跨境支付面臨著政策不完善、監管缺失等諸多問題，這都需要國內第三方支付企業謹慎面對。
墻外開花
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中國擁有龐大的全球電子支付市場和快速增長的跨境交易規模，由此帶動了跨境第三方支付、物流、外海倉庫租賃等相關行業的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國內支付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各類收單業務的利潤空間也一再壓縮，在此背景下，第三方支付企業順理成章地將目光投向跨境支付業務。
作為線上支付的“老大哥”，支付寶在跨境業務上的布局極早。早在2007年8月，支付寶就與中行等銀行合作，推出跨境支付服務。隨后，從2009年開始，支付寶先后和維薩（VISA）和萬事達卡（Master）進行合作，這兩大全球發卡機構在港、澳、臺地區的持卡用戶都可通過支付寶在境內的淘寶網進行購物，從而完成雙向的跨境支付服務。目前，支付寶的跨境支付服務已覆蓋34個國家地區，支持包括英鎊、美元、瑞士法郎、歐元等在內的十多種海外貨幣結算。
具有官方背景的銀聯的跨境支付之旅起步更早。它們在2004年銀聯卡開通香港、澳門地區服務就實現了其國際業務的“破冰”。到目前為止，銀聯卡可在中國境外125個國家和地區實現跨境支付。而無論是依托國內龐大的持卡用戶群，還是在國外不斷延伸的受理網絡，銀聯卡都具有先天的優勢，其業務增長空間讓人期待。
后起之秀財付通在去年9月牽手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雙方共同開發的網絡支付服務能夠方便用戶經由美國運通前往跨境在線購物平臺globaleshop，暢游美、英兩國熱門購物網站。
快錢則從去年年底開始高調推出適合外貿電商用戶的一攬子跨境支付方案，通過與西聯匯款的合作，實現自動化的匯款支付處理，幫助外貿電商消除繁瑣的結匯流程與規避風險。目前，快錢能夠支持維薩、萬事達、美國運通及JCB等國際卡支付，在全球范圍內覆蓋4大國際卡組織的近15億張信用卡。
新興市場
第三方支付企業在跨境支付上深耕細作的背后，是整個國內第三方市場趨于白熱化的競爭。
自央行陸續發放三批支付牌照之后，行業中的正規軍規模已達到101家。獲得通行證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大多經歷過披荊斬棘的草創年代，如今每一家都不乏存活的根基。但與此同時，第三方支付企業業務的準入門檻低，業務模式容易復制等問題，也成為行業性的難題。在此背景下，各第三方支付企業強勢介入新領域必然會進一步加劇彼此之間的競爭，從而導致利潤率低下。盡管目前第三方支付企業還是通過收取手續費的模式來盈利，但手續費率逐年走低已是不爭的趨勢。
有數據顯示：1999年時每筆網上支付，支付公司從中收取的手續費是3%，2003年至2004年間手續費就大幅下滑至1.3%-1.6%，隨后銀行網關手續費繼續大幅下滑至千分之五左右。在業內人士看來，第三方支付企業在很長時間一直在賠本賺吆喝，擺在支付企業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盈利模式欠缺。在此問題暫時無解的情形下，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無疑是整個行業的當務之急。支付寶公司副總裁樊治銘表示，第三方支付尋找新的盈利模式必須要產品創新，如拓展增值服務等。
隨著我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的快速發展，外貿電商的巨大市場空間迅速吸引了第三方支付企業的眼球。對網購消費者而言，國外部分商品的價格便宜，部分高端產品與國內相比，款式上也存在著差異，為了能買到國內沒有的款式商品，網上購買成為不二的選擇，而跨境支付就成為了完成交易的主要渠道。伴隨著人們跨境購買消費習慣的日漸養成，跨境支付的未來增長前景相當可觀，拓展跨境支付業務因此被業內人士稱之為國內第三方支付企業的必然選擇。
“跨境支付正是國內第三方支付企業在同質化競爭之下出現的新興市場。”易觀國際分析師張萌對跨境支付的前景表達了良好的預期：“第三方支付市場的潛在規模要比現在1萬億的規模大很多。”
蹣跚起步
盡管業內對第三方支付企業涉足跨境支付的前景看好，但仍處于蹣跚起步狀態的跨境支付難以在短時間內為國內第三方支付企業帶來巨大的市場利潤。
以支付寶為例，由于支付寶的主要客戶群依然聚焦在以淘寶為核心的C2C業務中，其跨境業務并未呈現出實質性的增長。
與并不景氣的業務量增長形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各第三方支付企業在跨境業務形式上的探索已初顯崢嶸。但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是，監管層面對于支付企業的跨境業務仍未有更細致的法規出臺，這使得各家支付企業都格外謹慎。
按照國家對外匯管理的規定，第三方支付平臺在處理客戶境外支付申請時，必須通過與合作銀行的系統對接，將消費者的購匯信息錄入國家的個人結售匯系統。這也使得支付企業在開展跨境支付時多少顯得小心翼翼，以確保嚴格按照監管要求進行。
第6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在9月中旬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對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認識分歧成為一個焦點。
以美國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為代表的宏觀面改革主導論提出，如果某個經濟體逆市場力量而行，強行操縱匯率，會造成資產價格膨脹和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其基本含義是，中國必須實行更為激進和徹底的匯率體制改革；或者說，當務之急是宏觀面的定價制度的改革和開放。
在世界金融界逐漸有“人民幣先生”之稱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則抱持“漸進式”改革思路，則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微觀面改革主導論；其基本出發點并非反對宏觀意義上的匯率體制改革，而是認為包括匯率在內的價格機制必須在有效的金融市場、健康的市場主體和充分的市場工具背景下才可能發生作用。因此，“漸進式”改革的出發點是某種環環相扣的一攬子改革，且這種一攬子安排必須遵循一定的順序進行。
總結起來，宏觀面改革主導論與微觀面改革主導論的分歧，實際上體現的是兩種改革開放方法論的對立――前者假定市場無所不在且自然具有效率，因而改革建議是激進的；而后者認為定價機制必須在市場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背景下才可能發揮作用，否則必然出現某種價格扭曲或價格信號不發生作用的情形：如周小川所言，高息攬儲意味著價格對銀行決策不構成影響。而市場機制的建立本身是一個漸進過程，因此，微觀面改革主導論的實際意義，在于必須更加關注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改革，在微觀改革基礎上，并行不悖地推進宏觀面的匯率體制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
顯然，在宏觀面改革主導論與微觀面改革主導論的分歧對立中，我們看到，一種是“在周圍部隊沒有跟上的情況下孤軍突進”（周小川語），另一種是穩扎穩打、全盤改革的思路。當然，持宏觀改革主導論的人士會認為孤軍深入會加速其他層次的配套改革，但引致金融危機的風險更大；而微觀面改革無疑對任何新興市場都是必需的。兩者相較，后者更切合實際。
從前面的專訪看，周小川對金融改革的認識在于三點：
第一，以匯率改革和利率改革為內容的宏觀面金融改革開放，應該以微觀面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體制改革為前提，同時弱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由此，改革的順序是從完善市場主體和提高市場效率到逐步放開關鍵性的價格管制，否則將導致轉型風險和轉型預期目標無法充分實現的問題；
第二，改革的時機把握十分關鍵，需要結合國內國際宏觀運行形勢，找到相對最佳的時點；
第7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關鍵詞]非壽險業發展；市場格局；競爭手段；保險監管
2006年，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非壽險業發展的經濟環境、制度環境和體制環境更加完善，我國非壽險業在開放和競爭中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業務發展迅速，市場格局多元化趨勢明顯
(一)非壽險業務快速增長
2006年各產險公司共實現保費收入1580.35億元，同比增長23.36%，其中中資公司保費收入1561.21億元，同比增長23.48%；外資公司保費收入19.14億元，同比增長13.93%。大型產險公司發展明顯提速，其中人保財險同比增速為8.13%，太保產險同比增長25.51%，平安產險同比增長33.04%。同時，新興中小產險公司保費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市場推動力依然強勁。其中，中華聯合、大地產險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同比增幅分別為44.81%、65.87%。
2006年非壽險業務發展迅速的原因有：第一，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2006年我國GDP增長率達10.7%，連續四年實現兩位數增長，為非壽險發展提供了豐富保源和良好外部環境。第二，政府支持力度加大。2006年《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頒布和保險工作座談會的召開，為保險業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政策環境；同時，有23個省級政府召開保險工作會議，提高了保險的知名度，給非壽險業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第三，交強險的帶動作用。自2006年7月1日交強險業務開展以來，尤其是進入10月份之后，交強險業務發展迅速，對業務發展的帶動作用明顯。2006年，各產險公司交強險保費收入估計超過200億元，占車險總保費收入的18%以上。第四，市場主體的增加。近年來許多中小公司發展迅速，一些公司出現了超常規增長。2006年，新成立公司的不斷增加、中小公司的持續機構擴張，帶動保費收入繼續迅速增長。
(二)市場多元化格局趨勢明顯
近年來，我國非壽險市場集中度呈下降趨勢。我們分別用我國非壽險市場前三家產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之和(ER3)和前四家產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之和(CR4)來衡量我國非壽險市場集中度。表1列示了2001年—2006年我國非壽險市場集中度狀況。2006年，我國非壽險市場前三家產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之和為67.25%，比2004年下降12.62個百分點；前四家產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之和為76.78%，比2004年下降8.92個百分點。五年來，我國非壽險市場前四家產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之和下降了19.52個百分點。
我國非壽險市場集中度較大幅度下降，主要源于對內對外開放背景下新興市場主體迅速增加(包括新產險公司的增加和原有產險公司分支機構的增加)，以及由此帶來的保費收入的迅速增長。2006年，我國共有36家產險公司，其中中資產險公司23家，外資產險公司13家，2006年我國新開業產險公司共有2家，分別是華農產險和蘇黎世保險。而在2000年底，我國只有15家產險公司，五年間產險公司數量增長了一倍多。
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產險公司競爭手段多元化
2006年，由于非壽險市場主體持續增加，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競爭手段多元化特征日趨明顯。表現在：
(一)價格競爭依然盛行
一是平均費率繼續下滑。2006年非壽險市場平均費率為1.656%o，同比下降5.3%，其中，企財險下降11.18%，家財險下降8.69%，貨運險下降17.25%，責任險下降14.72%；二是風險金額大幅攀升。2006年非壽險市場風險金額合計95.37萬億元，同比增長30.1%，高于保費增長速度6.74個百分點。三是應收保費持續增長。2006年，各產險公司應收保費合計98.53億元，同比增長23%，非壽險業務應收保費率高達6.23%。
(二)產品競爭日趨活躍
由于非壽險市場競爭日趨加劇，產品創新已成為我國產險公司競爭的重要手段。各產險公司不但把產品創新作為業務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還把它看成塑造企業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徑。2006年，各產險公司積極開展產品創新，在加大老產品改造的基礎上，開發出一大批適合市場需求的新產品。無論是傳統的車險、財產險領域，還是新興的意外險、責任險、農險、體育保險等領域，產品創新均很活躍。例如，平安產險推出專門針對出境游客、出國留學人員和海外高管人員的系列海外意外險產品，太平保險推出了“登山及戶外運動專項保險”，人保財險先后推出“金牛第三資保障型家庭財產保險”和“金娃投資保障型意外保險”等。
(三)服務競爭如火如荼
一是服務競爭全面深入。比如，人保財險95518呼叫中心除提供受理報案、客戶咨詢、預約投保、救援、客戶回訪等傳統服務外，還相繼推出了手機短信服務、客戶賠案處理查詢、車輛保養優惠、大客戶俱樂部、人員傷亡緊急救援、專線電話直銷等創新服務，為此榮獲“2006中國最佳呼叫中心”大獎。二是服務競爭與產品創新相結合。陽光產險和環球醫療合作開發，推出環球救援保險計劃，使緊急救援服務成為保險服務之一，將一般的事后理賠服務向前延伸到事故發生時的立即救援，提高了保險產品本身的吸引力，提升了保險服務的能力與水平。三是服務突出以人為本。理賠服務尤其是車險理賠已經成為客戶關注的焦點，2006年10月，深圳市產險公司聯合交管部門推出道路交通事故快速處理、保險快速理賠活動。各產險公司聯合建立“保險快速理賠聯合服務中心”，負責對交通事故車輛在三個工作日內完成定損、理賠等工作，深受廣大客戶歡迎。
(四)品牌競爭漸行漸近
品牌是消費者識別企業和產品的重要標志，2006年產險公司的品牌競爭更加深入，主要體現在：通過廣告宣傳提升品牌價值，如人保財險、平安產險、太平洋產險等均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大眾媒體投放大量廣告，彰顯品牌形象；啟動各具特色的主題活動參與品牌競爭，如人保財險的金牌服務工程、平安產險的客戶服務節、太保產險的“保險服務質量月”活動等；成功策劃事件營銷，以擴大品牌宣傳，如人保財險為中國亞運代表團贊助提供8億元綜合保險。
三、規范非壽險市場秩序，強化市場主體監管
2006年，以嚴格規范市場秩序為中心，保監會加強對市場主體(保險企業)和保險中介的監管力度，取得明顯成效。
(一)嚴格規范市場秩序
規范經營是解決保險業誠信、效益問題的基礎。目前我國保險市場不規范問題比較突出，假數據、假賠案、假退費等弄虛作假行為，以及高手續費、高返還、低費率等非理性競爭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僅損害了保險公司的信譽、影響了經營效益和發展速度，而且破壞了保險資源、增大了市場風險。2006年，保監會把“規范市場秩序，實現效益的明顯好轉”確定為非壽險業監管的中心任務，重點加強了對車險市場秩序的監管和整頓。針對車險同質化產品價格差異過大的問題，保監會借助交強險的實施，推出行業統一的交強險和商業險條款，并將通過修改價格浮動因子，進一步規范車險打折空間，減少跑冒滴漏的途徑。在交強險的監管上，主要落實三個環節，即手續費不得超過4%，價格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打折，確保服務質量，不得拖賠、惜賠。在商業車險的監管上，著重四個方面的監管，即違規批單退費、應收保費、手續費和理賠管理。
(二)強化市場主體監管
一是開展大型行業性專項檢查。2006年4月，保監會開始啟動即將歷時三年的大型行業性專項檢查。成立產險、壽險、中介、資金、統計共五個現場檢查組，以內控有效性和經營合規性為重點，針對重點公司、重點地區、重點業務開展全國交叉專項現場檢查。這是保監會成立以來最大規模并且按照統一計劃實施的現場檢查。二是規范保險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任職資格，加大其違規處罰力度。對于嚴重違規的機構和高管人員，加大處罰力度，直至責令關閉或清除出隊伍。在2006年全國專項現場檢查活動中，共對200家機構、60名高管人員實施343項行政處罰。三是擴大資金運用渠道，全面加強資金運用風險管理。2006年，通過保險機構可以投資銀行股權、間接投資基礎設施等一系列規定，積極拓展保險公司的投資渠道。同時，要求保險機構建立健全保險資金風險管理體系，防范保險資金管理運營風險。為此，要求保險機構改革體制、健全機制、構建風險管理架構，加強內控、細化流程、規范風險管理行為，改進技術、完善系統、增強風險管理能力，明確職責、強化管理、嚴格責任追究機制。四是加強監管保險機構所屬境內非保險實體和境外機構的財務狀況。2006年保監會建立三項監管制度：保險公司的長期股權投資管理制度向中國保監會備案制度；保險公司長期股權投資有關的重大財務決策、事項向中國保監會報告制度；保險公司所屬境內非保險類經濟實體和境外保險機構財務報告的定期報告、外部審計和監管審核制度。保險公司長期股權投資日常監管機制的建立，對提高監管效能、保障被保險人利益、促進保險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強中介市場監管
一是提高保險營銷隊伍素質，規范營銷員展業行為。抓好保險營銷員持證上崗監管工作，落實保險營銷員崗前培訓和繼續教育制度，推進營銷員分級分類考試體系建設，提高保險營銷隊伍素質和服務水平。推進保險營銷員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對保險營銷員實行全程動態監管；研究制定保險營銷員掛牌展業、計分管理辦法，規范保險營銷員展業行為。二是規范發展保險兼業市場。按照分類監管的原則，深化對保險兼業的監管，鼓勵內控健全、管理規范的兼業機構發展，在市場上形成較為明顯的導向效應。引導保險公司與兼業之間的深層次合作，落實銀保合作有關保險中介的政策措施，穩定銀行郵政渠道，實現保險兼業功能和效率的最大發揮。三是加大處罰力度。2006年1至9月份，保監會共對保險中介機構實施了27家次行政處罰，占保監會實施全部行政處罰的33%。
四、2007年我國非壽險市場發展展望
(一)快速成長將是市場發展的主要特征
近年來，我國非壽險市場發展很快，2001至2006年業務增速大體保持在13%—15%之間，2004年高達26%。在市場費率年均下滑20%的情況下，近年來業務仍能達到15%左右的增速，充分說明潛在的市場發展空間很大。2007年，非壽險業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原因一是在全力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社會風險等風險問題已經引起政府和民眾的高度重視，這必然引致更多的保險需求，如健康險、責任險、農業保險等險種的需求將明顯增大。二是國務院23號文件的頒布實施，給保險業帶來了更大的發展契機。三是2007年GDP增長率預計將不低于8%，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將繼續成為保險需求增長的決定因素。預計2007年，我國非壽險市場將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勢頭，增長率將達到15%以上。
(二)非壽險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
2007年，非壽險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其原因包括：一是市場主體持續增加。預計2007年，新的產險公司將持續較快增加，新興公司的分支機構也將繼續大量增加，這必將使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二是外資公司將扮演重要角色。在放寬經營區域和業務類型后，外資公司將不斷在大中城市布局設點，在企財險、貨運險、責任險等領域與中資公司展開競爭。三是非壽險市場的一些新的因素，如綜合經營的發展，產壽險交叉銷售(特別是中國人壽產險公司的成立)等，將推動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非壽險市場競爭激烈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才爭奪進一步升級。專業人才稀缺與保險市場快速發展的矛盾是困擾非壽險市場發展的重要問題。隨著市場主體的快速增加，這一矛盾將長期存在，人才爭奪戰將進一步升級，特別是對管理人才、業務人才和技術人才的爭奪將更加激烈。二是業務競爭進一步升級。傳統業務競爭將更加激烈，新興業務發展將倍受青睞。
(三)加快調整將是市場主體發展的重要特點
當前，來自政策層面和市場層面關于加大調整力度、化解行業風險的呼聲越來越高，非壽險市場主體的調整、分化將進一步提速。一是競爭格局將進一步調整和分化。排名前三家公司，總體市場份額從三年前的89.4%下降到目前的67.25%。隨著新增主體快速成長和外資公司高速擴張，市場集中度將可能進一步下降。二是市場主體將更加理性，隨著新會計準則的出臺，監管力度進一步加大，利潤空間進一步擠壓，理性回歸將是市場主體的唯一選擇。非壽險市場將逐漸呈現綜合性、專業性、政策性等不同性質的主體和諧競爭、共同發展的格局。三是競爭策略將進一步調整和分化。一些上市公司、外資公司和某些中小公司將秉承效益第一原則，強調合規競爭和理性競爭；更加重視品牌和服務的作用；更加重視市場細分和專業化經營，堅持市場導向和客戶導向，不斷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和發展后勁。同時，一些中小型中資公司仍將通過增設機構、降低費率、提高手續費等途徑，擴張規模，搶占份額。
第8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關鍵詞：
外貿企業；經濟轉型升級
中圖分類號：
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4-0065-01
1 外貿企業經濟轉型升級勢在必行的原因及發展背景
目前世界經濟形勢依然錯綜復雜，國際市場需求增長乏力，我國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有增無減，2013年出口形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首先，從外部條件來看，全球經濟復蘇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國際市場需求增長難以出現較大幅度回升。其次，從國內條件來看，雖然存在工業增長回升、政策環境趨于寬松的有利因素，但是企業也將面臨較多困難。綜合來看，目前我國外貿增速回升的趨勢并不穩定。我國的出口增長持續低位運行，表面上看主要是受到外部市場需求增速放緩因素的直接影響，其背后折射的是傳統外貿增長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續性。高度依賴于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要素大量投入的貿易競爭力，越來越多地受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供給條件的制約，面臨來自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強大競爭壓力。
受眾多綜合因素影響，我國外貿企業的發展面臨的壓力與挑戰越來越大。其中人民幣匯率上升、金融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勞動力成本提高、企業生產的原材料成本提高，這些都構成了外貿企業發展的危機。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下滑，為轉變這種不利的局面外貿企業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是一項必須的舉措。
2 外貿企業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
外貿企業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管理是指運用戰略管理思想對整個企業進行管理；狹義的戰略管理是指對企業戰略的制訂、實施和控制進行管理，狹義的戰略管理即一般戰略管理過程，包括戰略制訂、戰略實施和戰略控制三個基本階段。戰略制訂的管理工作主要是如何組織力量按必要的程序和方法把戰略制訂出來；戰略實施的管理工作主要是如何通過組織系統把戰略貫徹下去，并變為全體職工的行動；戰略控制的管理工作主要是如何評估戰略實施中的結果，從而促使職工正確地貫徹既定戰略，或者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修改戰略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來的嚴峻形勢下，各地也出現了一批依靠轉型升級實現外貿出口與經濟效益“雙增長”的企業。這些企業的成功經驗，除了政府提供的優惠貸款和貸款擔保、優先安排自主品牌商品參加展會、放寬企業“走出去”鼓勵性政策適用范圍、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措施外，企業自身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2.1 開拓市場發展領域，將目標向國內市場、新興市場轉移
一直以來，我國外貿企業對歐美市場依賴程度較深，受歐債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影響這兩大市場主體經濟出現委頓，嚴重制約了我國外貿企業的出口貿易。面對此種局面，我國外貿企業必須積極開拓市場發展領域，將目標向國內市場、新興市場轉移。俄羅斯、東南亞小國、拉美國家、非洲、中東等是新興的市場，我國外貿企業要抓住契機，為我國外貿企業的發展積極拓寬發展路徑。但是新興市場存在市場機制尚不夠成熟、法制法律不完善、信用度低等問題，使得外貿企業發展承受的經營風險增大，為此外貿企業必須做好防范。相對于世界市場的萎靡，我國國內市場則充滿生機，加之我國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擴大內需，這些都為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此我國外貿出口企業要靈活調整發展目標，將外貿出口目標轉移到國內銷售。
2.2 向產業鏈兩端延伸，增強企業競爭實力
要想實現外貿企業戰略轉型，向產業鏈兩端延伸，是增強企業競爭實力的有效策略。外貿企業要努力向產業鏈上游發展，想方設法在企業產品的研發、設計等程序上獲勝，改變以往以制造環節為基礎的局面。外貿企業要加大技術投入，提高產品加工的工藝水準，從減少企業產品成本與原材料成本兩方面著手。樹立品牌意識，改變對零件加工、貼牌加工依賴的局面。同時要注重向產業鏈的下游發展，努力實現產品的價值含量。立足于市場，采取市場營銷、市場調研等途徑，挖掘新的市場消費群體與原材料供給基地，提高產品生產在成本方面的主動性地位，將產品價格的市場控制權牢牢握住。
2.3 從轉變產品標準入手，努力獲取國際標準的制定權
歐美國家對中國貿易企業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利用苛刻的產品標準限制中國產品出口是歐美慣用的貿易壁壘手段。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化僵局，我國外貿企業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準則的制定。制定產品標準對于產品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獲取產品標準的制定權就意味著在市場競爭中獲取了主動權。為此，我國要努力維持好自身已經取得的國際標準制定權，充分利用好已經取得的權利，為我國外貿企業的發展創設條件。對于我國尚未進入的某些國際標準領域，我國要創設參與的條件，提高參與的主動性，適時將我國成熟的國家標準向國際市場推進。
2.4 開闊經營思路，開發國內市場
面對國外市場的不景氣，我國外貿企業要把經營目標向國內市場轉移，這種轉移不單純地局限于地理位置的轉移，更多的側重點要放在經營模方式上。如果不在經營方式上進行轉變，仍然以外貿營銷原理為基礎就很難與國內市場相適應。外貿企業要想成功實現轉內銷必須要立足于國內市場，要以本國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為企業發展的參考依據，唯有如此才會切實吸引國內消費者，實現經營效益的增長。
2.5 加強人力資源建設，吸納高素質人才
外貿企業將戰略目標向國內轉移，相關的技術、人才等都要做及時調整，如果還是依照原來的模式勢必會與國內市場發展的實情相脫節。外貿企業在外銷時主要依據訂單來生產，因此相關的顧客服務人工作者、銷售工作者相對較少，企業轉內銷必須對這一點高度重視，要加強相關的人力資源建設，針對企業發展的薄弱環節與不足，依據一定的步驟妥善吸納高素質人才，為外貿企業的發展奠定人才基礎。
2.6 制定明確的戰略轉型計劃，謀定而后動
企業要實現戰略轉型，首先必須制定明確戰略轉型計劃，計劃中應詳細地說明企業轉型的途徑、目標以及所要花費的成本，要保證企業所走的每一步都有著明確的方向。
2.7 注重控制轉型過程中的風險，特別是控制財務風險
企業在轉型過程當中，無論是開發新的市場還是拓寬產業鏈，都需要注入大量的資金，這就對企業的流動資金數量，融資的渠道以及資金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因此企業要不斷強化對財務風險的控制，在研發新產品、引入新技術以及產業鏈的整合方面加強對資金的監管，進一步減少企業在轉型過程中的成本投入。
參考文獻
[1]趙晉平.加快外貿企業轉型升級[J].中日韓經貿合作青島特刊，2013，（3）.
第9篇：新興市場主體范文
電子商務作為壓縮“生產、銷售、服務”各環節的商業模式和手段，對相關商品拓展市場、提高銷量、促進產業升級起到了重要作用。現階段，貴州發展農村電商顯示出十分明顯的優勢，首先是我省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十二五”期間大幅提升，為黔貨出山奠定了堅實基礎；其次是我省堅持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并舉的發展道路，民族地區生活水平顯著改善，為提升黔貨的生態價值、經濟價值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是我省實施大扶貧、大數據兩大戰略行動，定位準、力度大，為農村電商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指引和政策保障。因此，發展農村電商并以此推動精準扶貧，完全有條件、有基礎。
“三農”領域是我省發展電商的主戰場和主渠道。當前形勢下，如何在短時間內構建起相對完善的農村電商生態圈，發揮好各級政府的資源調動、宣傳引導、環境營造、基層動員等能力尤其重要。筆者認為地方政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加快推動我省農村電商健康快速發展。
深耕細作產業這塊“土壤”
電子商務發展的根本在產業這塊“土壤”，應善于對“土壤”進行“深耕細作”“深翻施肥”。近年來，我省大力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著力培育新興產業，大數據、大健康、現代山地高效農業、文化旅游、新型建筑建材等五大新興產業發展迅猛，為經濟發展啟動了新引擎。
摸清產業底數。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互聯網條件下當地農產品的市場定位，橫向對比產業情況，優化農產品區域布局，精確瞄準消費群體，明確本地參與電商的主導產業，制定面向互聯網消費及符合物流特點的農村產品（包括：農產品、生態旅游、手工藝品及其他農村產品）生產營銷規劃。
提升農產品質量。互聯網條件下，優質產品還必須具備標準化程度高、產品供給量充足、單位生產效率高等特征。結合當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突出優勢特色產業，提高規模化種養殖水平，重點扶持龍頭企業和大型合作社，吸引關聯企業集群集聚實現生產協同配合，提高優勢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和質量競爭力。利用“互聯網+傳統農業”，強化農產品地理標志認證，提升農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推進實現農村電商快速增長。
扶持產業發展。堅持問題導向，針對當地產業發展的短板采取相應措施，及時解決產業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實踐證明，政府通過整合資源，多層面扶持培育農產品生產、加工、經營等企業，與之共同創造并分享價值，既滿足了各方的價值需求，又帶動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培育市場主體這粒“種子”
市場主體就像一粒“種子”，必須要賦予“種子”新基因，提高“種子”的發芽率，增強“種子”的抗病性。培育農村電商的市場主體是業態的關鍵，在整個商業生態圈中居于核心環節。我們應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瞄準傳統企業、種植大戶、創業青年、村民合作社等潛在經營主體，引導他們成為新的市場主體。政府在培育農村電商主體方面要突出重點：
強化“互聯網+”思維。把“互聯網+農業+農民”的思維根植于市場主體的基因中，培育或引進一批主動運用、敢于運用、善于運用電商的企業或個人，發揮好“互聯網+”的乘數效應，帶動農民增收致富。
解決農村電商發展實際困難和問題。電商作為一種新興的交易手段和商業運作模式，它的成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能否為其提供有效的政策、良好的服務和完善的配套設施，幫助企業解決在技術、法律運營等方面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打造農產品品牌。抓住農產品從“田間”到“網上”的中間環節這個關鍵，培育引進一批從事供應鏈管理，具有品牌打造、設計包裝、品控溯源等服務能力的電商服務企業，開發當地的特色資源，打造一批適合于電商銷售的特色農產品，樹立一批響亮的電商領域的知名品牌。
基礎設施是不可或缺的“空氣”
基礎設施就像“空氣”不可或缺。從信息基礎設施來看，近年來，我省啟動了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三年會戰，出臺了《“寬帶貴州”行動計劃》等文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加快，全省各地正朝著“出省寬、省內聯、覆蓋廣、資費低”的建設目標奮進。
加快推進信息、物流骨干網絡建設。大力實施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三年會戰，加快打造全國信息交換樞紐。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向鄉村延伸覆蓋。大力推進物流企業向鄉鎮和村組延伸，將網點延伸到鄉、村、組，對做得好的快遞企業給予一定補貼，推動快遞行業內競爭倒逼快遞企業降低資費。
加強各方資源的整合力度。加強交通運輸、商貿流通、農業、供銷、郵政等部門和單位的資源對接，加快完善縣鄉村物流體系，鼓勵多站合一、服務同網。充分發揮郵政企業覆蓋面廣、末端優勢明顯的特點，積極推動民營快遞公司與郵政企業資源共享，鼓勵統一配送，降低快遞成本。
強化基層服務網點建設。抓住新型小城鎮建設的契機，切實加強快遞物流基層小型集散站點建設，引導各家快遞公司進駐開展業務，破解物流節點問題。同時還應當研究吸引返鄉人員、鼓勵創業創新、設立公益性崗位解決鄉鎮物流集散站點服務人員問題，在業態進一步發展后，再予以必要的行業規范。
公共服務是必不可少的“水源”
公共服務是農村電商發展必不可少的“水源”，必須聚集“水分”資源、統籌好“水分”的供給。推進我省農村電商加快發展，政府應從強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入手，通過政策杠桿撬動資源配置，解決服務需求和服務供給不平衡的問題。
充分掌握電商主體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做到適度適時，既不能大水漫灌，讓新興市場主體離不了政策性支持，也不能集中扶持規模企業，而忽略新興企業成長。加強各級各部門縱橫向服務政策的銜接，有針對性地制定出臺一批接地氣、能解決企業實際困難且含金量高的公共服務政策措施。
統籌處理好長期需求和短期需求的辯證關系。就當前電商發展的實踐看，政府提供最有力的公共服務，主要集中在人員培訓、認證注冊、網費減免等方面。這些公共服務無疑能在短期內促進尚在起步階段的農村電商快速發展。但從發展戰略層面來看，推動當地電商服務體系建設，才是一個長期性、根本性的發展戰略。
加強公共服務的存儲及調控平臺建設。政府服務和企業需求要做到高效對接，特別是縣級電商服務中心不僅應當幫助企業解決政策咨詢、運營支持等方面的問題，也應當讓各類電商企業、服務企業、創業人員在中心聚集，產生集聚效應，更好地促進農村電商的發展。
政策是促進成長的“陽光”
良好的政策環境是促進農村電商健康成長的“陽光”。推進農村電商發展，政府扮演著重要角色，各級政府應當敢于擔當，切實在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上著力。
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包括營造公正的法律環境、公平的競爭環境、完善的市場環境等，充分保障和尊重農村電商的合法權益。加強電子商務領域信用建設，打擊不正當竟爭，通過維護地方企業的良好信譽保障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等方式營造良好發展環境。
注重引導金融工具的創新。各級地方政府不僅應充分利用好“電商信用貸”“引導基金”等金融工具，也應當利用好當地的金融資源，支持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研發適合農村特點的網上支付、手機支付、供應鏈貸款等金融產品，破解相關難題。
